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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中苏贸易额在1970年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但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中苏出现了短暂的改善关系的迹象。与此相适应,中苏贸易关系也开始有所恢复。1970年11月22日,中国政府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格里申率领的代表团缔结了一项新的贸易支付协定。1971年8月5日和1972年6月13日,两国又签订了两项更进一步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在这些协定下,两国的贸易额从1970年的0.47亿美元上升到1971年的1.67亿美元,1972年又增长到2.88亿美元。

  由于中苏政治关系起伏不定,导致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两国间的贸易额的极大波动。1974年,两国的贸易额又下降到2亿美元,1975年为1.58亿美元,1976年为2.10亿美元。1978年中苏贸易额又上升到5.16亿美元,达到6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的最高额。1979年两国贸易额为5.03亿美元。1980年减少到3.75亿美元。1981年又减少到2亿美元。与此同时,中日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是中苏贸易额的500倍,中美贸易额为550亿美元,是中苏贸易额的275倍。

  从1982年开始,随着中苏政治关系改善力度的加大,中苏贸易额开始连年增长。1982年两国间的贸易额为5.26亿瑞士法郎(约2亿美元),1983年达到14.07亿瑞士法郎(约5.3亿美元),1984年达到26.5亿瑞士法郎(约10亿美元),1985年又增加到46亿瑞士法郎(约17.3亿美元)。

  在中苏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的访问具有重要意义。阿尔希波夫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这一次,阿尔希波夫是应中国政府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姚依林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这也是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与中国政府副总理姚依林就发展两国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问题举行了会谈,并分别签署了三个协定:一是中苏两国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主要内容是规定两国在研究、交换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知识,设计、制造和改造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相互提供技术服务和培训技术人员等方面加强合作;二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主要内容是规定两国交换科学技术团组、学者和专家,交换科技情报和资料,共同研究和交换科技成果;三是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的协定,主要内容是规定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监督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方面的协定和协议的执行,促进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的稳步发展,共同研究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措施。这些协定的签订,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并同阿尔希波夫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在此期间,苏联主动提出愿以优惠价格向中国提供电力设备和其他工业品,并提供贷款协助中国改造50年代由苏联援建的156项企业,双方就此签署了《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和《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1986年3月,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签署了会议纪要和关于互相派遣工程技术人员条件的协定书。

  根据中苏长期贸易协定的规定,1986年至1990年,中国对苏联贸易额将达到350亿瑞士法郎(折合131.6亿美元)。中国对苏联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钨砂、砩石、大豆、玉米、花生仁、冻肉和肉制品、水果、棉花、厂丝、服装、针织品、茶叶、猪鬃、球鞋、暖水瓶、化工品和机械产品等。苏联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飞机、汽车、机车车辆、农业机械、有色金属、钢材、生铁、木材、水泥、尿素、化工品等。这是新中国同苏联两国政府间建立贸易关系后36年来签订的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在中国建设和改造工业项目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规定,中国从苏联引进的项目有大型发电设备、输电线路设备,露天煤矿的设计等7个新建设项目和冶金、煤炭、机械、化工等17个老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这一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断多年的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已开始恢复。关于这一协定的执行,截至1988年底,已有11个项目签订了合同,包括两条50万伏输电线路、哈尔滨亚麻厂、武钢3号高炉和鞍钢11号高炉改造、鞍钢干熄焦装置、抚顺铝厂镁车间改造、南岔木材水解厂、蓟县火电厂、洛阳轴承厂、佳木斯造纸厂。其他项目则已完成了考察工作。

  1988年12月1日至3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应邀访苏。中苏双方除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会谈外,还就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交换了意见。双方认为,两国经济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如开展边境贸易,为开发苏联远东地区组建合资企业,以及中国提供劳务等。1989年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后发表的《中苏联合公报》主张把两国经济贸易合作建立在长期的、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并积极而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贸易、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关系。1990年4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李鹏访问苏联时,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关于经济、科学技术长期合作发展纲要》。《纲要》确认,双方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继续有计划地发展两国经济、科技领域的相互关系,确定至2000年两国合作发展的途径及合作领域。在李鹏访苏期间,中苏两国贸易部门的官员经过会谈签署了两项合作文件,即《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国向苏联提供日用消费品的政府贷款的协定》以及《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国合作建设核电站和苏联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备忘录》。

  随着中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迅速扩大,两国地方之间和部门之间也开始建立起经济贸易联系,在充分酝酿和商讨的基础上,两国于1987年底就中苏地方之间直接建立经贸关系问题达成协议。随后,中苏两国副总理于1988年6月8日在北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中国的省、自治区、市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部、主管部门、联合公司、企业之间建立和发展经济贸易联系的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都可直接同苏联开展经济贸易活动,不仅可以进行易货贸易,而且可以开展“三来一补”生产合作、合资经营、提供劳务和承包工程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至1988年底,中国的辽宁省、沈阳市、大连市、上海市、山东省、重庆市等省市与苏联有关方面建立了经济贸易联系。

  关于两国部门间的经贸合作,中国的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与苏联的同行恢复了早在50年代就已有过的贸易往来。其他一些部门也对如何开展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探讨。这样,50年代末开始建立、60年代又中断的中苏边境贸易,到了80年代又逐步恢复,而且日益活跃和扩大。1982年4月16日,中苏两国外贸部门正式换文恢复边境贸易。随后,中国的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吉林省的边贸公司,相继与苏联的全苏远东贸易公司和全苏东方国外贸易公司恢复或建立了边境贸易联系,边贸发展迅速。1983年,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对苏边贸总额就达到2200万瑞士法郎的规模。到1987年,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和新疆四个省、自治区对苏贸易总额已有1.6亿瑞士法郎。1988年四个省、自治区的边贸签约额达9亿瑞士法郎。

  随着中苏两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入,两国边境贸易有两个方面的新发展。一是自1987年9月开始,中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同江和绥芬河同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下列宁斯阔耶和格罗迭科沃,内蒙古的满洲里同苏联的后贝加尔斯克,双方接壤的一些边境城镇之间的等值易货贸易关系。二是自1988年开始,两国通过边境贸易开展了来料加工、承包工程、提供劳务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边境贸易的恢复和扩大,既促进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满足了边境地区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丰富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又有利于增进两国边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两国间的进出口货运量急剧增加。自1987年以后,每年达到9万吨以上。为了完成进出口运输任务,除充分利用原有的铁路、公路和海运的运输能力外,中苏双方都积极采取新措施,以扩大货物运输量。第一项措施是修通从中国新疆通往苏联的铁路。50年代,中苏双方曾签署协议,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疆与苏联相邻地区的铁路修至边境站接轨。后来两国关系发生波折致使协议未执行,但两国在各自境内都开始了建路工作。苏方已将其境内的铁路修到边境,并修建了铁路边境站“友谊站”。中方也修建了北疆由乌鲁木齐至乌苏的铁路,但从乌苏至中苏边境阿拉山口段全长223公里的铁路尚未建成。8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两国都有把这条铁路建成接轨的愿望。1986年9月,两国副总理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此后双方主管部门经过四轮谈判,于1988年8月达成了关于苏联政府以供应实物形式向中国提供贷款建成此路的协议。同年12月28日,中国驻苏大使于洪亮和苏联外经部第一副部长卡恰诺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建设乌苏至阿拉山口铁路的政府贷款协定》。这个文件规定,苏方于1989年至1990年向中方提供木材、钢轨、柴油、钾肥、载重汽车、小轿车、电冰箱等约值1.3亿瑞士法郎的贷款;中方于1992年至2000年以等值的小麦、玉米、棉花、牛肉和轻纺产品偿还苏联贷款,贷款年利率为4%。这一文件的签订,既为扩大两国的交通创造了条件,又加深了两国的经济合作。第二项措施是加强中苏双方在河运和海运方面的联系和合作。1986年,两国增加了河运方式,双方开辟了中国同江、黑河港和苏联对应的下列宁斯阔耶、布拉戈维申斯克港为中苏河运进出口货物交接口岸。为适应日益增长的边境贸易运输的需要,双方于1987年又达成一项协议,开通河运方式下的冬季冰上运输。双方还商谈了扩大满洲里和绥芬河两口岸的汽车运输问题。在海运方面,两国从1986年开始,在中国上海和苏联敖德萨港口互设了两国船运公司代表处。

  总之,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和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关系的发展,为90年代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