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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政治和军事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1970年,中苏两国之间曾经出现短暂的改善关系的迹象,契机是两国互换大使。过去,由于两国关系的破裂,双方分别撤回大使,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1970年9月,苏联任命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为驻中国大使。中国则任命前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为驻苏联大使。同年10月1日,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之际又给中国政府发来祝词。同年11月7日,中国政府也在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给苏联政府发去祝词。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1971年3月31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他在讲话中指出:“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说:“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中苏关系内幕,1949—1984》,第169—170页。】

  然而,中苏之间短暂恢复关系的迹象很快就消失了。其原因从国际方面来看主要是从1971年开始中国与美国改善关系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极大不满,从国内方面来看主要是林彪集团的未遂政变在中国国内引起对苏联图谋的严重怀疑。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苏联方面再一次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苏联的宣传媒介暂时停止了所有的反华宣传。此外,苏联共产党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这是中苏两国几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中国的报刊也简短地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9月13日到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10月1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双方本着共同的愿望和睦邻的精神,从共同的利益和各自的利害关系考虑,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解绝不了的问题。”这一天,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国庆贺电也表达了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勃列日涅夫还直接给中共中央写信,说:“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绝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第215—216页。】

  然而,苏联关于改善关系的信号没有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1976年10月27日,勃列日涅夫祝贺华国锋任职的贺电被拒绝接受。同年11月2日,中国政府发表正式声明,中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政策不会改变。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告诉正在中国访问的法国记者:“如果苏联愿意停止争论,那么,苏联必须承认自1960年以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其路线……实际上,能与苏联和平共处吗?照我们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第216页。】中国政府副总理李先念在这年11月5日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他在发言中仍然说:“社会帝国主义在不断地诽谤和威胁我国的同时,也对同我们的关系不停地作出缓和的表示,以便混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原则区别。甚至到目前为止,苏联还蛮横地要求我们改变政策,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为此导致苏联驻华大使瓦西里·托尔斯季科夫在李先念发言的过程中愤怒地退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需要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环境,因而把缓和、改善中苏关系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提上历史日程。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也为中国着手这一工作奠定了基础。

  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年,中国方面就显示出缓和中苏关系的迹象。当时,中国政府在给苏联政府庆祝十月革命六十周年的贺电中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参加了纪念活动。这是自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到苏联大使馆参加如此盛大的纪念活动。

  针对中国的行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78年2月24日致信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倡议苏中两国应该发表联合声明,其内容包括:“在和平共处、坚决地坚持平等的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放弃诉诸武力的基础上,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信中还建议双方代表的会谈应尽早在北京或莫斯科举行,并且“在足够高的水平上,确定双方都可以共同接受的文本”。信的结论指出:“就我们来说,我们准备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中苏关系内幕,1949—1984》,第224—225页。】2月26日,华国锋总理在中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针对苏联的态度作了回答。他指出:中苏两国曾经是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是苏联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挑起的。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到今天的地步,也是他们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造成的。原则争论必须进行下去。同时,我们历来认为,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如果苏联领导集团真的愿意改善中苏国家关系,就应拿出实际行动来。

  1979年4月,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前一年,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原条约的目标已经过时,条约内容也早已名存实亡,中国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已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不延长该条约的年限。在向苏方通知这一决定时,中国同时提出了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的建议。双方就两国关系进行范围广泛的谈判,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声明谈到:“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联一方面指责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做法,另一方面却接受了关于举行谈判的建议。经过外交协商,双方确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

  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9月至12月在莫斯科举行。中国代表为外交部副部长王幼平,苏联代表为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在谈判中,中国提出了《关于改善中苏两国关系的建议》。建议首先希望苏联采取实际措施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包括将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从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从而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建议还主张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双方的需要与可能,扩大彼此间的贸易,恢复和发展相互间的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员的往来。苏联提出了《关于两国相互关系原则的宣言》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处理国家关系的一般准则。苏联是企图把谈判内容限制在空洞的原则和两国关系范围内,从而回避解决中国提出的实际问题。第一轮谈判毫无成果地结束后,中国原准备于1980年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发生后,中国认为这对中国西部边境构成新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举行谈判是不适宜的,建议谈判延期举行。谈判中止后,中苏关系一度又有所紧张。

  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塔什干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一方面攻击了中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公开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和就此举行谈判。讲话指出:“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到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到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中苏关系内幕》,第292—293页。】

  这一次,中国政府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反应强烈。邓小平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中国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勃列日涅夫讲话的第三天,即3月26日,中央决定由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以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外交十记》,第4页。】钱其琛后来回忆说,“这是外交部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而且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因为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而且,这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

  关于中国对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作反应的涵义,当时刚刚就任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分析说:“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上,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外交十记》,第5—6页。】

  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初步反应后,中国领导人进一步研究并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并由此提出了在三个条件的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的思想。【《外交十记》,第6页。】这三个条件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苏联要主动解决的“三大障碍”: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年8月,中国将上述思想传递给苏方。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经过双方努力,在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在相互接触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9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对中苏关系作专门论述。其中写道:“我们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如果苏联当局确有诚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中苏两国关系就有走向正常化的可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还删去了“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现代修正主义”一类的字眼。两国领导人的公开表态和双方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使持续恶化了20多年的中苏关系开始趋向缓和,也为两国的外交交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82年10月5日至21日,中苏政府特使第一轮磋商在北京举行。中方特使为副外长钱其琛,苏方特使为副外长伊利切夫。在第一轮磋商中,中国明确表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前提,是苏联必须消除三大障碍:即: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和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减少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大量驻军;苏军撤出阿富汗。钱其琛指出,“实现两国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外交十记》,第11页。】苏联对中国的意见表示异议,认为三大障碍都是涉及第三国的问题。苏联不能用损害第三国的利益来改善中苏关系。这一轮政治磋商进行了半个月,共举行了六次会议。钱其琛指出:“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他还总结说,“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他也指出:“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外交十记》,第14—16页。】

  在前八轮磋商中,双方都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但磋商的气氛却越来越好。正如主持这八轮中苏政治磋商的中方政府特使钱其琛所说:“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他还说:“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外交十记》,第18—20页。】而且,在几年的磋商期间,双方在其他一些科技、文化、经贸恢复交流的具体问题上达成了不少协议;同时,政治关系有所缓和,外交往来逐渐增加,甚至高层领导人之间利用一些场合也有了一定的接触。

  1982年11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黄华赴苏参加葬礼。这是自1964年11月周总理访苏后,中国第一次派出高级官员赴苏。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在招待会上对黄华表示了友好的态度。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与黄华进行了会晤。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万里副总理赴苏联参加葬礼。1984年9月,两国外长吴学谦和葛罗米柯利用出席联合国会议时机在纽约举行了2次共长达6小时的会晤。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李鹏副总理赴苏参加葬礼。李鹏在与苏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见面时,称他为同志,并祝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1985年3月和10月,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相互派出代表团进行访问。这是两国最高权力机构中断联系20多年后的第一次往来。

  为了促进三大障碍的消除,中国采取了灵活的态度。1985年4月,邓小平在答比利时记者问时表示,如果同时消除三个障碍在苏联方面有困难,可以先从解决其中的一个问题做起。如果苏联抱着明智态度,可先从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9月,邓小平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戈尔巴乔夫捎话,倡议举行中苏高级会晤。但要有条件,那就是苏联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1986年2月,邓小平对美国记者华莱士表示,如果苏联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步子,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中国领导人的积极态度有力地推动了苏联消除三大障碍的进程。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了关于苏联对亚太地区政策的讲话。讲话标志着苏联关于三大障碍问题立场的松动。讲话表示同意以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准备同中国讨论相应降低陆地军事力量水平的具体步骤;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中国对这个讲话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进一步敦促苏联在最关键问题上采取行动。

  关于减少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驻军问题。1987年1月,苏联宣布在未来的4—6月,苏联将从蒙古撤出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其他部分部队。1988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言中宣布苏联将在两年内从蒙古撤回75%的驻军。

  关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问题。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后,在联合国主持下,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及美苏举行谈判。1988年4月14日,四方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苏联从1988年5月15日开始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完成。

  关于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这是三大障碍中的重点和难点,也是苏联拖到最后才予以解决的问题。在1987年10月的中苏政府特使第11轮磋商中,苏联开始同意讨论柬埔寨问题。在1988年的第12轮磋商中,苏联建议就柬埔寨问题举行专门磋商。中国同意并建议举行副外长级工作会晤。1988年8月,两国副外长田曾佩与罗高寿在北京举行一次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工作会晤。9月28日,两国外长钱其琛与谢瓦尔德纳泽在纽约会晤,集中讨论了柬埔寨问题。

  1988年12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访苏和1989年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被钱其琛称为突破两国关系的“破冰之旅”【《外交十记》,第28—36页。】。而这两次访问的主要议题都是柬埔寨问题。钱其琛访苏期间,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的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谢瓦尔德纳泽访华期间,双方决定在已经达成的《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声明指出: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指出,双方注意到越南宣布的至迟于1989年9月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军的决定,并希望这一决定付诸实施。至此,柬埔寨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

  三大障碍的消除,为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为举行中苏高级会晤铺平了道路,也为中苏两党关系的恢复创造了条件。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中国。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并指出这次会晤的意义就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分别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会谈。5月18日,杨尚昆主席和戈尔巴乔夫签署了《中苏联合公报》。公报认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公报宣布,两国将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普遍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公报表示,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相互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不利用同对方接壤的第三国的领土、领水和领空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苏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苏新型国家关系的建立。这种新型关系就是既不同于50年代的同盟关系、也不同于70年代的对抗关系,而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合作关系。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后,中苏两国国内都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由于双方都严格恪守中苏联合公报的精神,中苏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两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得到了保持和发展。对于中国1989年6月发生的政治风波,苏联政府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们没有就中国的局势说三道四,强调这是中国的内政;也没有加入西方对中国采取的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的行动。中国对于1989年12月以后发生的苏东剧变,也采取了冷静的对策。1990年4月,李鹏总理在回答意大利记者问时说,“苏联是否实行多党制,这应当由苏联的党和苏联人民来做出选择。”1991年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这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在此期间,中苏两国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得到了保持和发展。两国之间外交往来频繁,军事合作顺利开展,边界问题获得了大部分解决。

  1990年4月23日至26日,李鹏总理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有关经贸、科技、军事方面交流合作的六个重要文件。1991年5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双方签署了《中苏联合公报》、《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此外,中国政府副总理田纪云、商业部长胡平、民政部长崔乃夫、卫生部长陈敏章、能源部长黄毅诚、林业部长高德占、监察部长尉健行、铁道部长李森茂、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等率团访问了苏联。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卢基扬诺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马斯柳科夫、商业部长捷列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科学院院长别洛乌索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委主席拉维奥罗夫、国家教委主任雅戈金、地质部长加博里良等率团访问了中国。通过这些互访,大大地促进了相互的了解和友谊,增强了相互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中苏政治关系的缓和,中苏开始着手解决边界问题。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关于承认以主航道中心线为边界河流的分界线的讲话为重开边界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在1986年10月中苏政府特使第九轮磋商中,中苏商定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恢复举行中苏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在第一轮谈判中,双方同意讨论中苏边界全线走向并从讨论中苏边界东段开始。1987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双方同意以目前有关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照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流以河流中心线划界的原则,合理地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经过5轮边界谈判,1991年5月,两国外长正式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

  中苏政治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军队之间也开始恢复往来。军事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互访。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解放军总参谋长迟浩田、副总参谋长徐信访问了苏联。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副部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阿尔希波夫、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库利科夫访问了中国。由两国外交和军事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进行的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到1991年底共进行了35轮,双方在确定裁减对象和采取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在谈判的基础上达成了《中苏两国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