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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关系的演变对同盟的影响

  与当时的其他同盟如当时的华约或者北约相比,中苏同盟由于缺乏沟通机制的严格约束,其发展更依赖于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一旦领导人之间产生分歧或者发生矛盾,在缺乏其他制约力量的条件下,同盟的维持将变得十分困难,破裂将只是时间问题。中苏同盟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使双方沟通出现困难。

  中苏同盟建立的过程,也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中苏两国领导人关系调整的一个过程。

  中方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的认同不是问题,因为斯大林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以能得到斯大林的接见为荣。而问题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的认同。从抗战胜利后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几次提出要去莫斯科访问,都被斯大林以各种理由拒绝。1949年斯大林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从各方面试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随后作为回应,中共方面派刘少奇在同年6月底出访莫斯科,并捎去了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见代表团。【[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同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刘少奇还在报告中向斯大林提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的请求,请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毛泽东在7月1日刘少奇莫斯科访问期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表明中共领导人和苏联站在一起的立场。斯大林则对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给予热情接待,并承诺向中共提供大量的援助。对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请求,斯大林表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可去莫斯科访问。【《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1—362页。】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到达莫斯科,开始对苏联长达三个多月的访问,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次莫斯科之行,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建立了两国两党前所未有的个人间的良好关系。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毛泽东表示“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时,斯大林马上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388页。】。据当时的中方翻译师哲观察,斯大林在与毛泽东交往中表现了几次破例:斯大林亲自到克里姆林宫会客厅门口迎接毛泽东,而斯大林一般不到门口迎接外宾;斯大林还把柯瓦廖夫有关中国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在斯大林七十大寿庆祝大会后观看文艺演出时,毛泽东和斯大林被安排在一个包厢;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常常只让师哲一个人翻译,而不像通常那样苏方一定要派出自己的翻译,以表示对中国同志的信任,而且在会谈中经常对中方同志讲,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和自己民族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领袖,人民之间要团结;斯大林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参加宴会,却在毛泽东的邀请下破例参加了中国为庆祝中苏结盟举行的招待会。【《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参见第388、391、394、409、414页。】虽然很难说通过这一次访问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误会已经完全消除,而且访问期间双方在某些方面也有不愉快的问题发生,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表示出来的尊重在当时来讲还是让毛泽东比较满意的。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中曾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有感觉,他认为斯大林对“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有些看不起,而对毛主席则完全不同,很尊敬”。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凡是关系到中苏两国两党间的事情,在苏联一方无论事情大小都是由斯大林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任何人都不能插手。一方面这表示了斯大林对中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斯大林怕下面办错事影响同中国的关系。【《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第417页。】当时曾担任苏方翻译后来又在苏联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尼·费德林也认为“斯大林同毛泽东相处总是平和安详,对客人殷勤周到,全神贯注于谈话的内容”,对毛泽东十分尊重。【尼·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事实上,中苏同盟关系也是随着主要领导人关系的破裂而破裂的。对于斯大林,中国领导人尽管有怨言,但基本上还是认同的,即便在苏联对斯大林提出批评的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都很高,用毛泽东的话说,斯大林是“三七开”,这与毛泽东后来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加怀疑的。

  然而赫鲁晓夫却没有这样幸运。如果说一开始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在1954年之前,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且将旅顺口海军基地和新疆的四个中苏合营公司交还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那么,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出台以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已经开始改变,认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当然,更使毛泽东耿耿于怀的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态度,因为毛泽东后来对刘少奇的称呼便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喻义不言自明。】。1956年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进了一步,他认为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是由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5—36页。】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开始赫鲁晓夫要撤军,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做法相比较,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又发生“右”的错误。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也是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看法改变的分界线。在会上,毛泽东已经开始认为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莫斯科会议虽然开得很成功。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讲到代表团在莫斯科开会的总的感受时说:宣言中间有关哲学一段是我们有意加进去的。因为我们跟他们接触、谈话,包括苏联党在内,包括赫鲁晓夫在内,感到他们的思想方法有点不那么对头,里面有不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所以我就讲辩证法。具体参见: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第151页。】而赫鲁晓夫向中国提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要求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搞大国沙文主义。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顺访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在许多方面发生争论,其后又在匈牙利党代会上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攻击。这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进一步改变。他在12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讨论国际形势时讲:“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此时毛泽东并不认为赫鲁晓夫是完全错误的,认为在国际上他还是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2—233页。】

  1960年发生美国U—2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判断又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第一次提出赫鲁晓夫“是一个半修正主义者(第一次)。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这些年中苏关系反反复复,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依赖的人”【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72页。】。而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带头围攻中苏同盟的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也发生了急剧改变,他开始认为,“现在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90页。】当越南胡志明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当面向胡志明表示,“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46页。】在1961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党内明确表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斗争。”【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65页。】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认同也开始出现问题。虽然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赫鲁晓夫同时也认为毛泽东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因为他感到毛泽东不会容忍其他共产党凌驾于中共之上向中共发号施令,感到对中共难以控制,将来“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59页、第665页,《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432页。】。而1957年在莫斯科的第二次会面就更增加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负面看法。毛泽东对核武器时代的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问题上与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存在明显分歧,而且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几次谈话中也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毛泽东在某些方面像斯大林。【《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9—398页。】而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与中国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为毛泽东所拒绝,尽管赫鲁晓夫亲自到中国解释也无济于事。而此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如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等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向苏联的挑战,赫鲁晓夫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在1960年初华沙条约政治协商会议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进行个人攻击。【阎明复发言:见《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中,用赫鲁晓夫的话说“否定了毛泽东的立场中的主要教义”。【《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75页。】当1962年赫鲁晓夫得知苏联军队印行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时,立即予以制止。在赫鲁晓夫下台后关于苏中关系的回忆中,赫鲁晓夫完全把中苏关系的恶化归罪于毛泽东,而且还尽量把“毛泽东”与“中国人民”分开。【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中有关中国的部分。】

  如果斯大林逝世之后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还相对比较融洽的话,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以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问题。如果说在斯大林在世时,就中苏两国而言,中方有求于苏方较多,而且毛泽东与斯大林相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相对较低,使苏联领导人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常常处于主导地位。这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也是平衡的。而斯大林逝世后,就国家关系方面讲,中国在许多方面虽然仍有求于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几年中中国从苏联得到的援助远比斯大林在世时得到的多),但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比毛泽东要低,而且在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在许多方面有求于毛泽东,苏联领导人在处理中苏关系时已经不再像斯大林在世时拥有那么多的主导权。例如: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和其他国家商量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并且对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对斯大林的评价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会有影响,因此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不是苏联一家说了算。【李越然发言:见《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6页。】但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特殊地位,赫鲁晓夫在地位稳固之后,也理所当然把自己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要求中国围绕苏联的内外政策服务,而恰恰这时苏联的内外方针与中国的内外政策出现了矛盾,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无法忍受的。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继续在奉行大国沙文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和斯大林作为本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思维方式和行事作风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的配合也相对比较默契,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思维上却存在着“代际”差异。如果说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倾向于“革命和斗争”为主的话,赫鲁晓夫已经开始转向“缓和与共处”。与斯大林和毛泽东有较高的修养不同,赫鲁晓夫的文化程度不高,而且是一个办事过分主动积极,好走极端的人,常常靠感情做事。【杰留辛发言:见《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2页。】多次担任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时翻译的李越然认为:“毛泽东是诗人,是哲学家。而赫鲁晓夫是精明而又粗俗的实干家。他们谈话总是不在一个水平面,差距明显。他们都做过努力却始终未能建立起私人友谊。”【权延赤:《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而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对核武器问题的讲话和毛泽东采取的炮击金门等一系列“激进”的做法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甚至赫鲁晓夫称呼中国领导人为“好斗的公鸡”【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