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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沟通机制的建立及其特点

  沟通机制对任何一个团体和组织的运行都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团体或组织的沟通机制健全并制度化之后,可以使其在运行过程中减少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防止主体间关系的大起大落,从而达到保持组织运行相对稳定的目的。纵观二战后保持时间比较长的同盟如:北约、华约、美日同盟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沟通机制,这也是确保组织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中苏同盟而言,由于其基础的脆弱性和同盟的主体构成不利于同盟的维持,其沟通机制在同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更为重要。

  同盟国之间的沟通,—般来说分以下几个层次:首先是领导人之间的交流;其次是政府或者政府所属部门之间的交流;再次是包括对外交决策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间的属于民间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

  中苏同盟的沟通,也是建立在这三个层次上。但中苏同盟沟通机制的建立,一开始就在当时中苏两国政治体制的影响之下。所以中苏同盟所建立的沟通机制,与当时其他类似组织的沟通机制相比,领导人所发挥的作用就更加显著。领导人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层次的交流所无法替代的,许多有关中苏关系的事宜都是由两国领导人亲自决定的,后两个层次仅仅是第一层次的延伸,对领导人层次的沟通交流几乎不构成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形虽然有利于同盟关系发展和深入的一面,但这也有它的致命弱点。因为中苏同盟的沟通机制过多依赖领导人的个人关系,领导人之间的认同对同盟发展命运攸关。中苏同盟与当时其他同盟组织相比,其在组织和制度建设上可以说乏善可陈,两国结盟内容虽然全面,其间各种条约和协定也签订了许多,但其沟通机制是建立在领导人良好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具有明显的非制度性的特点和浓厚的个人色彩。

  中苏同盟沟通机制的非制度性主要表现在中苏同盟的日常运行并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机构。中苏同盟没有建立起协调两国事务的常设组织机构对两国事务进行协调处理,即使在苏联外交中有重要地位的外交部,到斯大林逝世前也一直没有二级司局专门处理有关中国的事务。中国事务交由远东司兼管,毫无地位可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外交部开始设立中国司,但是在苏联的对华交往中,领导人依旧牢牢掌握着主导权,并且缺乏对领导人有效约束,领导人可以随意改变已经达成的协议。因此这就不能防止中苏两国关系发展顺利时双方关系突然逆转。正如一位苏联当事人所说的,“当时,相互之间的协议在一个接一个的顺利签署,成百个建设项目的协议在一个一个地付诸实施。文化方面的各种交流也很频繁。突然,像晴天的响雷一样,双方出现了分歧。”有关两国同盟关系的条约和协定虽然签署了许多而且也得到了执行,但两国自始至终都没有建立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以维持同盟的运转。而且一些已经签署的协定由于各种原因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执行。两国签署的许多协定,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例如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的事,是双方早已约定好的,但由于赫鲁晓夫的否决就没有执行。后来苏联从中国撤回专家就根本没有按协定办事。许多事情发生之后,甚至连主要当事人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例如中苏关系恶化后,对其负有重要责任的赫鲁晓夫本人有时也弄不清楚,“中苏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库里克发言:见《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27页。】。从中国方面讲,当时的领导人对组织和制度建设也缺乏经验。例如,当时中苏两国经济交往内容繁多,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援助涉及部门多,专业性也比较强,而且还涉及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的安排问题,但中国驻苏使馆商务参赞处开始只有一个人,后来才增加到四个人。【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00—601页。】

  中苏同盟沟通机制建设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作为中苏两国当时最重要的领导人——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都是独一无二的,对本国对内和对外事务都有绝对的发言权,没有两个人的同意,中苏同盟是无法形成的。因为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是建立在中苏两个共产党党际关系基础上,而两党关系又建立在两党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之上。在苏联方面来说,从1949年到斯大林逝世,与中国有关的外交事务,“可以说无论大事小事都通过斯大林来处理,任何别人都不能插手”【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6—7页。】。首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是情报人员出身,在其国内党内地位较低。斯大林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虽然大批斯大林,大批个人崇拜,但不客气地说赫鲁晓夫反对的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反对对他自己的崇拜。苏联政治生活中“人治”的色彩并没有被冲淡,赫鲁晓夫仍然牢牢主导着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其作用仍是他人所无法替代的。而在中国,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也基本由毛泽东直接做出决定,而不是经过外交部和中联部。【参见: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关系几乎决定了中苏同盟的发展命运。当赫鲁晓夫下台后,中方认为出现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机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而在庆典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贺龙敬酒时说出“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赶走毛泽东”的话,这表现出苏联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苏关系恶化,双方领导人应该负主要责任。

  苏联顾问在中苏两国沟通机制中本来应该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中国派遣各方面的顾问上,而且通过顾问的派遣可以增进双方对彼此的了解,消除双方的误解,但在中苏同盟发展过程中,顾问的作用是被动的,有时甚至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苏联突然撤走专家,更是“破坏了两国政界、工业界以及知识精英通过在一起工作建立起来的大量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本来大大有助于两国间的关系”【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

  领导人在中苏同盟沟通机制中的作用如此突出,与两国的决策机制有很大关系。首先从苏联来看,与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相比,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缺乏法治传统,基本上是一个“人治”的社会。1905年之前,俄罗斯实行的是一种绝对君主制度,沙皇具有绝对的权力。直到1917年,俄罗斯也没有建立起与当时西欧国家类似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沙皇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刘祖熙:《改革与革命——俄国现代化研究·序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而且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需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因此十月革命后形成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加上协约国对苏俄革命的武装干涉,使这种体制无形之中又得到了强化,导致决策过程中“民主”越来越少,而“集中”越来越多。就是比较讲“民主”的列宁,在其最后几年的病床上也还能对其他领导人的去留有绝对的影响。列宁之后的斯大林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掌握最高权力后,其地位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更是突出,没有任何人可以对斯大林的地位构成挑战。苏联对内对外的重大决策全在斯大林的掌握之中,在苏联国内党内形成了严重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随后的赫鲁晓夫虽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但并没有形成民主的决策机制。

  其次,从中国来看,无论是从中国的历史还是从革命斗争的现实看,都缺乏民主的传统。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实行着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只不过是“军阀”代替了“皇帝”,专制依旧。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由于他的巨大威望和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他在党内决策中具有至高的权力,曾经被授予最后决定之权,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中央的决定,其地位高居其他领导人之上。在毛泽东的决策发生错误时,其他人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

  中苏两国领导人的决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两国领导人的决策很大程度都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发挥的影响有限,这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决策有很大不同。在中苏两国,没有建立起相关的咨询机构。在许多关系中苏两国的重大问题上,领导人往往是力排众议,例如在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和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的问题上,苏联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当时主持外交工作领导的意见都不一致,但最后都只能按赫鲁晓夫的意见行事;而在中国,熟悉苏联和国际事务的王稼祥和张闻天都对如何发展中苏关系提出过相当正确的意见,但是都没有被采纳,有的还因此受到打击。由于中苏两国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完全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因此,中苏同盟的沟通机制只能建立在两国领导人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同样,毛泽东本人也是中苏同盟得以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周恩来在刘晓赴任驻苏大使以前与其谈话时专门提到,“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是费了一番努力的。毛主席为此在苏联耽得很久,主席表示一定要签,不签这个条约,他就不好走。”【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