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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主体的平行性及决定因素

如果一国与另一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实力差距,一国在安全、经济等方面严重依赖另一国,离开另一国很难独立生存,这样的同盟构成主体虽然有差异,同盟也一般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对中苏同盟而言,中苏两国在世界上是两个大国,在同盟中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这就是说在同盟中苏联虽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在安全经济等方面并不对苏联有特别的依赖,两者之间容易产生较强的离心力。中苏结盟之后中国依照苏联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双方的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是趋同的,缺乏互补性,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逐步降低,因此从整体上讲两者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平行关系。

  中苏两国在同盟中的平行关系,最突出地表现在两国领导人的认识上:首先,苏联把中国看成东方一个新兴的革命大国,对待中国的方式与对待东欧“卫星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1949年7月刘少奇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提及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时,曾主动表示中共将服从苏联的指挥,斯大林则明确指出,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两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有问题互相商量,有困难互相帮助,谈不到哪一个服从哪一个。【《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7—26页。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28,第11—15页,转自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斯大林还表示要中国在亚洲担负更多的责任。两国正式结盟后,苏联对待中国的方式也并不像对待东欧国家那样“粗暴”,尤其是在对待中国领导人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还是比较慎重的,很少对中国人发号施令,而是采取一种商量的口吻。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更为看重中国。赫鲁晓夫执政初期还主动消除了一些隔阂,双方的关系更加平等。在1957年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甚至提到社会主义阵营以“中苏两国为首”,将中苏两国并列,而且对毛泽东招待的规格也明显高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10页。】就是在引起中苏关系重大风波的长波电台和特混舰队问题上,当赫鲁晓夫得知毛泽东动怒后,还马上亲自到北京进行解释。因此,总的来讲,苏联是把中国看作一个大国,其对中国的态度还是比较平等的。

  其次,中国在与苏联交往过程中,是将自己当作一个与苏联平等的大国看待的。中国虽然早在建国前就明确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明确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像东欧国家那样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苏联,中国还是保持了独立自主。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发布的《中国政府和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中明确宣布:“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国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和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是以一个“大国领袖”的面貌出现的。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在1949年12月21日给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报中就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讲话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毛泽东是代表一个大国到莫斯科来的,旨在把一个大国人民的祝愿转达给另外一个大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像东欧一样使自己的国家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毛泽东也没有像东欧国家领导人那样对苏联表示顺从。【The Ambassador in the Soviet Union(Kirk)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909,Moscow,December,21,1949(received January 6,195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FRUS),1949,VOI.VIII,P642。】在谈到签署《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意义时,毛泽东还强调这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条约。【《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载《毛泽东外交文选》,131—132页。】在同盟发展过程中,对苏联提出的涉及中国主权的不合理要求,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特混舰队等,中国方面并不是一味顺从而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对苏联干涉东欧国家内政的做法中国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苏联领导人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要在十年内钢产量超过美国时,中国领导人立刻提出要在同一时期超过英国,回国后,更是进一步提出要“超英赶美”。

  中苏同盟主体间关系的平行性还表现于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建设上。在经济上,新中国从一五计划开始建立的是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工业体系。整个50年代中苏贸易额虽然逐年加大,最大时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但是中国从苏联的进口主要是机械设备,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经济几乎可以独立封闭运行,而不像东欧国家那样在工业布局上和苏联存在着较大的分工,在经济上也对苏联有较大的依赖性。在国防上,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建立自己的国防工业和国防体系,而不是单纯像东欧国家那样寻求苏联的保护。这一点在发展中国核武器方面尤其突出。虽然赫鲁晓夫一再表示苏联可以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核武器,但中国却坚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中国要求苏联向中国提供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却拒绝苏联要求和中国成立联合舰队的反建议。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后,赫鲁晓夫表示可以向中国派遣一个导弹连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帮助中国的防卫,中国方面明确给予拒绝。在军队建设上,中国也提出要建立“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1页。】。

  中苏关系的平行性还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在意识形态上,中国虽然从一开始就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但是中国共产党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中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并非完全一致。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中国和苏联就完全不同,苏联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中国走的却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以说,中国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并不表示两国的意识形态没有差异。另一方面,在苏联领导人更迭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也开始更新,而中国并没有完全跟着苏联“走”,而是开始讲“以苏为鉴”,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多。

  中苏同盟主体间的平行性是由两国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事实上,在中苏同盟中,中国和苏联几乎是两个相同重量级的国家,他们在行为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都不想受到对方过多的影响和牵制。中苏两国的平行性是由中国的幅员、人口以及革命历史等因素决定的。中国以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口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和独特的文明,使中国在世界上成为屈指可数的大国;由于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两国关系的平行性。而且从地缘上讲,苏联领土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而中国是一个亚洲国家,苏联要控制中国显然力不从心。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经济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但中苏两国的经济缺乏互补性,更多的表现是独立性。中苏两国虽然不在同一经济发展水平上,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出中国许多,中国的大型工业设备多数是从苏联进口的;但是,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工业体系和苏联一样,也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这种工业体系追求的是自给自足,而且对贸易的需求不是特别多,经济上对外依存度都很低。因此虽然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帮助很大,但是两国经济联系的中断并不会对任何一国经济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即使是作为受援助一方的中国也不例外。以至于后来中苏发生大论战,两国关系陷入僵化时,作为受援助一方的中国方面却认为“天不会塌下来”,“树木会照样长”,“河里的鱼照样游”,“论战一万年也无妨”【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卷,第914页。】。

  正是由于两国都有较强的独立性,中国与苏联所形成的关系也只能是平行关系,因此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离心力,而这对同盟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一般的联盟战略最主要的特点在于集团意识,对集团以外的力量具有排他性。集团意识的目的就是要把集团内各盟国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以维护共同的利益。为此,集团内的各国必须在集团利益和本国利益之间做出有利于集团利益的妥协,以保证集团的整体利益。而当同盟主体具有明显的利益差异甚至冲突的时候,同盟的维持就会产生较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