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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主体差异及其负面影响

  在世界上,只要是两个不同的国家,都一定存在差异,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是不同国家之间差异的大小是不同的。与世界历史上主要大国结成的同盟相比,很少有同盟的结盟主体间的差异像中苏同盟的结盟主体——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差异这样大,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同盟主体的差异首先表现在中国与苏联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民族、不同的文明体系。从人种上讲,中国人属于典型的黄色人种,而苏联人多属于白色人种。从国内民族构成上讲,在苏联,俄罗斯民族是苏联第一大民族,但其人口在苏联人口中并不占绝对多数,而且由于立国以来一直处于扩张之中,因此与境内其他民族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所以对内对外戒备心理都很强【从沙皇俄国开始的不断对外征服,使苏联境内各民族关系一向十分紧张。这种情况在苏联建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为了防止一些少数民族的“背叛”,曾对其中部分进行集中迁移,其中车臣人就是一例。】;相对而言,中国的汉族占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同民族之间虽然也有一定矛盾存在,但是从整体上讲民族关系相对比较融洽。在宗教信仰上,苏联是典型的基督教文明的一支——东正教文明,大多数人信教;而中国是儒家文明的代表,各种宗教如本土的道教、印度传来的佛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和各种流派的基督教等在中国均有所发展,但信仰宗教的人数在居民中只占极少数。从近代发展历程看,近代以来俄罗斯民族一直处于扩张之中,属于一个扩张性比较强的民族;而中国一直受到外部的侵略和欺负,使得新中国的领导人和普通群众的民族自尊心都特别强。历史上,由于地理的阻隔,两个文明缺乏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互相之间缺乏了解,在交往中产生误解也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如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中国靠我们很近,但又离我们很远”,因为中国人和俄国人少有“共同之处”。【《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页。】

  其次,同盟主体的差异表现在地缘上,两国地缘利益缺乏广泛的交汇点。苏联领土虽然横跨欧亚大陆,但苏联的人口和工业绝大多数集中在欧洲地区,因此苏联不属于常规意义上的“亚洲国家”,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国家。因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有限,在与美国利益争夺上在远东也基本上采取一种守势,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而将与美国争夺的重点放在了欧洲;而中国在地缘上是一个典型的亚洲国家,主要地缘利益集中在亚太地区,在亚洲以外的地区与其他国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并且由于美国扶植台湾的蒋介石集团,阻挠新中国解放台湾,还先后入侵中国的邻国朝鲜和越南,使中国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中国在对美政策上无法像苏联那样采取保守的政策,而是经常采取一种“进攻”的姿态。因此地缘利益的差异使双方在考虑问题时的出发点会出现明显的不同,从而导致两国的政策出现分歧。

  同盟主体的差异还表现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当时在世界格局中的不同地位。结盟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稳定发展阶段,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积累的问题相应也越来越多,在斯大林之后其缺陷已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其行动的影响往往超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它往往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行动予以配合,中国自然也无法置身于事外。与之相反,中国革命刚刚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才开始不久,计划经济才刚刚成形,矛盾和弱点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这个时候就要中国对认为是“经典的社会主义”进行“修正”,显然有点不合时宜。在当时世界格局中,苏联已经成为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而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国际地位在世界上得不到承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还受到来自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威胁。

  中苏两国要结为同盟,需要两国在许多方面取得高度认同,但是主体间的差异也使得认同很容易出现分歧。

  越南的胡志明在会见毛泽东的过程中曾专门提到,中苏发生争论的原因可能也与中国同志“对西方同志的性格不太了解,有时候采取的方法效果不大好”有关。【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第348页。】毛泽东也认为,苏联“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是引发双方矛盾的原因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4页。】

  后来常为学者在研究中苏关系时引用的两件事,就是因为双方的文化差异所引发的:一件是关于中国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的问题。这件事本来是由赫鲁晓夫在1954年访问北京时首先向中国提出的,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中苏双方签订了一个中国向苏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输出劳动力的协议。苏联外交部却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对苏联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一向有“土地要求”,而输入中国劳动力将会导致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人口构成发生变化并最终引发领土的归属问题,所以强烈反对这个协议。后来赫鲁晓夫本人也在回忆录里面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毛泽东却从一开始便认为苏联把中国当成一个“廉价劳动力来源”,在中国人看来是“很侮辱人的”,并且说“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M.C.贾丕才:《苏中关系的破裂与修复》,载《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编译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423页;[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3页;《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8—389页。】。另一件是关于毛泽东1957年访问莫斯科演说中提到“东风压倒西风”的问题。毛泽东用“东风压倒西风”来比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种比喻中国人当然认为十分恰当;而对于苏联来讲,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东风只能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的生长十分不利,还有可能让人想起成吉思汗所带来的“黄祸”,因此苏联领导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有人解读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要压倒苏联”,今天有的苏联学者依然认为这是中国要和苏联争夺“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标志。【[俄]尤·米·加列诺维奇:《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3页。】

  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也引发了双方对战略利益认同的分歧。中苏两国在对待东欧各国和越南的政策上就明显存在差异,苏联把东欧国家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干涉东欧国家的内政当作平常事,而中国则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律平等,尤其是在对赫鲁晓夫干涉波兰问题上表示强烈不满;在越南问题上,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对援助越南不太热心,而中国对越南的革命斗争则给予了一贯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