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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的两大基础

中苏两国结盟的内容虽然广泛,但在诸多因素中,能构成同盟基础的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对意识形态的认同,二是双方对战略利益的认同。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经济因素在当时对中苏同盟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或者说,两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只是国家关系变化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同盟形成的基础之一。从外交决策的过程看,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部分建立在价值观的基础上。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的一个来源是它的倾向性——即它的价值观和认知。倾向性是重要的对外政策进量(input),直接影响信息的传送,影响最基础的信息的输入。【 Making Foreign Policy:United State Soviet Union and China,Wadsworth Inc,1990,第49页。】价值观和认知通过影响当局信息的交流可以扭曲信息最初的涵义,而且也部分地决定着决策者怎样解释这些信息。从当时的世界形势看,中苏同盟形成和发展处于一个意识形态影响非常强的时代,意识形态对国家关系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冷战时期,当时的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在当时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各国间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点双方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在世界各种力量斗争中不仅寻求一种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们思想的争夺,所以意识形态不但与各种利益搀杂到一起,而且其本身也影响着对各种利益的解释。

  中苏同盟的形成首先在于两国对意识形态的认同。【Making Foreign Policy:United State Soviet Union and China,Wadsworth Inc,1990,第17页。】中国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不存在大的障碍。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而且对列宁主义表现了极大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本身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的,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以前,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属下的一个支部。中共自成立后许多决策都是在莫斯科的影响下形成的,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影响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密切关系,在中共七大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指出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就是各国共产党的“总司令”,而且此后多次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请求。【周文祺、褚良如编著:《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第424页;《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第285页。】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障碍在于苏联方面。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极大帮助,但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使中国革命经受了许多挫折。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也表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性,许多做法并不符合莫斯科的意愿,而且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在苏联学习过的中共领导人在中共党内受到批评等原因,这一切都使苏联人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一些负面看法。另外,中国革命走的是与十月革命一条不同的革命道路,加上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所以农民出身的党员也占到了中共党员的绝大多数,因此使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也有所怀疑。斯大林曾经认为“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怀疑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事件出现后,斯大林开始怀疑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担心中共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对中共一直抱有很强的戒心。【参见贾庆国:《未实现的和解:中美关系的隔阂与危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59页。】因此中国共产党将执行一种怎样的外交政策以及如何处理同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中苏结盟过程中,中国方面采取了主动的姿态。其标志是1949年毛泽东宣布实行“一边倒”政策。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从而划清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界限。

  苏联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动行动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将胜利之际开始在意识形态上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某种认同。1949年1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进行了肯定,指出“中国革命本身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并认为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亚洲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理论价值。【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全宗3,目录65,卷宗606,《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第295—297页。】1949年6月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认同,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而且指出中苏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增订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完成了意识形态的认同,中苏双方约定各自出版对方领导人的著作。1950年1月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刘少奇在北京“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并在第二天发表评论指出“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所有殖民地和不独立国家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榜样”,表示了苏联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高度认同,双方至此取得了在意识形态的认同。双方还各自出版了对方领导人著作,从1949年10月到1953年,中国出版列宁著作52种300多万册,斯大林著作56种900多万册。1953年9月中国还出版《斯大林全集》。同时,苏联也用多种文字出版了《毛泽东选集》。

  同盟的动力在于利益的一致。中苏同盟的形成还因为两国在战略利益上取得了高度的认同。在战略安全上,当时受到美国极大威胁的中国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换句话说,中国选择和苏联结盟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感到极度的失望。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指出的“不是因为中苏联合而造成了中美对抗,恰恰是中美对抗导致了中苏结盟”【巴扎诺夫:《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第249页。】。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偏见使新中国同苏联结盟成了唯一可行的选择。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十分险恶,由于美国顽固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必须时时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美国的武装干涉。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6页。】。而且在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和新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禁运政策和经济封锁,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领导面临寻求国际援助的艰巨任务,当时只有苏联能为中国提供这种援助。正如一位苏联学者认为的:“在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中共领导已将希望寄托在与苏联的合作和苏联的援助上,对中共来说华盛顿支持国民党统治已是百分之百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直接干涉和颠覆破坏活动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危险’……美国在思想上和军事上已做好进行直接武装对抗的准备。”【巴扎诺夫:《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二集,第250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美国有过一定的期望,南京解放后毛泽东还专门拍电报给邓小平、陈毅、刘伯承明确指示要对“美英外交人员加以保护”,“如果美英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可考虑和它们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3页。】。但是仅有的期望也很快破灭,美国国务院拒绝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访问北京的请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紧接着在新中国成立后宣布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要求新中国承认所谓的“国际义务”,即承认旧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明确表示拒绝承认新中国,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此外,美国还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国民党军队还用美国的飞机对上海等沿海大城市进行轰炸,这一切都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经受着巨大的考验。正如毛泽东在讲到与苏联结盟的意义时说:和苏联结盟“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出现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个好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0—291页。】

  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认同不是单方面的,而且,苏联在对抗美国的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支持。苏联在战后初期采取了相对比较缓和的外交政策,希望与美国以及欧洲盟国保持合作的局面,因此在希腊、法国、意大利等问题上做了许多让步。但由于美苏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其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冲突,随着冷战爆发,世界迅速分裂为两大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都深信对方的目的是消灭自己,认为对方很快会发动战争,所以都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两大阵营的对抗也由此开始。但这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战后,美国力量与苏联相比处于优势,在经济上,其工业产量占到世界的1/2以上,出口贸易占1/3,黄金储备占到3/4,凭借在战争中的借款美国还成为战后最大的债权国;在军事上,美国军事力量迅速膨胀,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在海外建立了484个军事基地,美国在1949年苏联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前还独家垄断着原子弹。而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位迅速上升,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但苏联也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苏联人口在战争过程中减少了十分之一,牺牲了2000万人,还有许多负伤致残,其本土作为二战的战场,社会经济也遭受严重损失,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6790亿卢布,因此战后苏联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的繁重任务,所以在战略上苏联处于守势。因此与中国结盟,苏联也是受益者,而且这也是苏联战后在远东的一个重要政策。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由于对中共的力量缺乏信任和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苏联选择了同国民党政权结盟。在谈判过程中,斯大林就指出中苏同盟除了针对日本外,还有一个针对第三国,即美国的问题。【薛光前编:《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11页。】但是随着美国越来越多地介入中国事务和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美苏对抗的加剧,苏联开始改变原来的政策,开始加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力度。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东北问题上,苏联一开始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并不支持,但随着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卷入和企图染指东北事务,苏联开始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逐步采取了默认、支持的政策,帮助中共军队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战略利益的认同和对苏联政策的配合,使苏联在远东有了一个可靠的盟友。“对苏联来说,条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保证了7500公里边界线的平安与友睦,保证苏联在与美国对峙中有一个牢固的同盟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盟,早在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时就已显示出了其军事战略意义。苏联在国际上采取的一切外交行动都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巴扎诺夫:《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近现代史》1989年第2期转自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