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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在军事上的严重对立

  中苏关系恶化以来,两国边境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1964年边界谈判中断后,苏联开始增兵中苏边境。1966年1月,苏联通过与蒙古签订友好互助条约,把苏联军事力量的驻扎地推进到距离中国首都只有几百公里的中蒙边境。边境地区的摩擦事件日益增多。边界谈判中断后到珍宝岛事件时,发生边界事件达4189起,比1960—1964年增加1.5倍。事件性质也明显严重。自1967年以来,在珍宝岛地区就多次发生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领土,中国边防战士被打伤、枪支弹药被抢走事件。1968年1月5日,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土里沁岛,野蛮干涉中国渔民生产活动,用装甲车轧死撞死4人,打伤撞伤9人。中国一再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但苏联始终置若罔闻。1969年2月,苏联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为了保卫中国的神圣领土,为了对付苏联的突然袭击,中国军队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中苏之间的边境武装冲突已不可避免。1969年3月,中苏两国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一事件使中苏分裂后形成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点;两国由政治上的对立扩大升级为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珍宝岛是位于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西侧的一个小岛。该岛北端原与中国陆地相连,由于江水冲刷,到1915年才形成小岛。岛距中国一侧的江岸60米,距苏联一侧的江岸300米。岛西侧的江汊从来没有成为航道。无论是根据珍宝岛原与中国陆地相连的历史,还是根据边境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作为国界的国际惯例,珍宝岛都应该属于中国。由于苏联认为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江岸是两国的边界,江中的岛屿都属于苏联,因而把珍宝岛(苏联称之为达曼斯基岛)说成是苏联领土。随着两国边界争端的发展,两国在珍宝岛地区的纠纷日益增多。

  1969年3月2日,苏联出动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以及4辆装甲车和汽车侵入珍宝岛。正在岛上巡逻的中国边防部队人员向苏军发出警告,要求他们退出。苏联军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首先向中方人员开枪,中国边防战士予以自卫反击,双方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苏军死亡34人,中国边防战士牺牲19人。3月15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地区爆发了更为严重的武装冲突。苏联出动大批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与中国边防部队进行近一天的激战,并向中国境内纵深达7公里处开炮。中国方面伤亡较重,但击毙苏军一名上校和一名中校,并缴获一辆苏军坦克。冲突发生后,举世震惊,中苏两国国内沸腾。两国政府相互发出了抗议照会。两国首都及其他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

  1969年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长篇声明,阐述其关于武装冲突事件及边界问题的立场。除了为苏联入侵活动辩护和重弹苏关于边界问题主张的老调外,苏联建议两国政府代表在最近期间恢复协商。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阐明事实真相和关于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于苏联举行谈判的建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欺骗人民。那种单方面规定谈判日期、地点的态度是极不严肃的。中国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同时,中国政府在声明中郑重宣告,如果苏联以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苏联一方面一再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制造新的边境冲突,把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苏联出动直升飞机2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2公里,无端包围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对他们发起突然袭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又一次制造了严重的边界流血事件。为了争取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严峻形势,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访问越南回国途中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会见中,周总理指出,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军队驻在国外,也不会侵略别人。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同时,周总理还恳切表示: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该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根据中国方面的提议,双方达成了下述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经过外交协商,1969年10月20日,中苏开始在北京恢复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先后是副外长乔冠华、韩念龙和余湛,苏联代表团团长先后是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和伊利切夫。中苏边界谈判延续了将近9年,到1978年7月谈判休会止,共进行了15轮。在谈判中,中苏都是坚持原已反复声明过的关于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苏方还推翻了两国总理机场会晤已达成的谅解,反对在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先签订维持边界现状的协议。由于苏联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这一客观事实,谈判未取得任何成果。

  在两国维持举行谈判的情况下,中苏外交关系形式上有所缓和。1970年,两国相继恢复了互派大使,从而结束了1966年底以来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的局面。边境地区的紧张形势也有所缓解,双方都有所克制,避免发生冲突或使冲突尽量不要升级。从1974年起,两国首都间的航班恢复运行。1977年12月,两国达成了边界河流协议,结束了苏联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汇合处封锁主航道10年的状况。尽管如此,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给两国关系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而长久的。中苏之间相互敌视和政治、军事的全面对抗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

  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对中国的行动感到震惊和恐惧,认为中国把中俄界约看作不平等条约意味着中国对苏联的领土要求;中国进行边境自卫反击预示着中国要用武力收回原属于他们的领土。苏联更担心中国的做法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那将使苏联西部边界发生大的变动,苏联绝不能容许这样的目的实现。为此,苏联一方面反复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中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否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把发生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一方;另一方面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积极准备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国防部领导人曾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扬言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打击。

  苏联在对中国进行核威胁、核讹诈的企图未能得逞后,开始在中苏边境地区大规模增加兵力,并提高装备水平。部队数量从60年代的十几个师增加到70年代的近50个师。其中多数是机械化部队。1969年8月,苏联宣布任命战略火箭部队第一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后来,苏联在远东地区部署了SS一20中程导弹及“逆火”式战略远程轰炸机。1969年11月,苏联在同中国新疆接壤的地区新设了中亚军区。从1969年至1979年,苏联每两年都要在中苏边境地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改善远东地区的运输能力,苏联不惜耗资上百亿美元,花费10年时间,修建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第二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大铁路。

  为了遏制和打击中国,苏联还积极策划组成一个在苏联控制下的反华包围圈,即所谓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一次讲话中正式提出这一主张后,苏联先后派出20多个代表团,到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活动游说,企图通过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合作的诱饵,吸引中国周边国家响应苏联的建议。由于许多亚洲国家的抵制以及美国的干预等等原因,苏联建立亚安体系的设想未能取得成功。但苏联通过和印度、越南签订友好合作条约,建立实质上的结盟关系,以及原有的苏蒙之间的特殊关系,从北、西、南三面形成了对中国的包围和威胁。

  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发生以及苏联随后发出要给中国以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咄咄逼人气势,使中国对苏联国家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苏联已从“修正主义”发展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领导集团是地地道道的“新沙皇”。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危险,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从而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针路线方面作了很大的调整。

  对内,中国以备战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提出: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可能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边疆各族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10月,在中苏边界谈判举行前夕,为预防苏联的突然袭击,在北京的相当一部分中央党政军领导人被紧急疏散到全国各地。从1969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都建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织人民群众普遍开展了修建地下防空工事的工作。

  中国的经济建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1970年,中央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强调要从备战出发,进一步加强大三线建设;决定在“四五”期间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战略后方;要求内地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工厂布点要继续实行“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会议还把全国划分为10个协作区,各区建设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作体系。

  由于受到苏联的直接威胁,中国已把苏联看作比美国更为重要的敌人,并把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反霸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积极扩张,也使美国感到苏联已成为其主要的强大的对手,因而想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共同与苏联抗衡。这就导致了中美长期对抗局面的结束和外交关系的改善。国际关系中呈现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格局。中美关系的改善带动了中国与日本、中国与西欧、东南亚、拉美国家关系的改善,出现了建国后第三次建交高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取代台湾当局获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开展的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有效地遏制住了苏联对中国的战争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