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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俄外交关系的形成

  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沙俄武装分子趁中国内乱(明清两朝政权更替),相继在中国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东北部的黑龙江地区进行了武装扩张行动,与这一地区的中国政府和边民发生了一系列武装冲突。在东北方面,先后有沙俄武装分子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等所率领的探险队深入中国的黑龙江地区,与中国地方政府和边民发生了一系列纷争。曾在19世纪为沙俄政府在中国东北地区担任“开疆扩土”任务的沙俄海军上将涅维尔斯科伊(1813—1876)指出,1643—1689年间,沙俄武装分子之所以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系列扩张行动,主要是“关于居住在那里的民族如何富有诱人传闻和发财的欲望激发了富有进取心的西伯利亚征服者们,……去为占领阿穆尔建立功勋”【[俄]根·伊·涅维尔斯科伊著、郝建恒、高文风译:《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9页。该书作者封面译为涅维尔科伊,扉页译为涅维尔斯科伊。根据俄文原文,应译为涅维尔斯科伊。】。在中国北部,沙俄方面主要是挑动和利中国蒙古地区不同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来实现自己蚕食中国领土和扩大与中国贸易的目的。这一时期,沙俄政府在以武力为主的方式向中国北部和东北部扩张的同时,继续辅之以必要的外交行动。

  1654年,沙俄政府第一次派出了携带国书的巴伊科夫使团来到北京。沙俄政府在国书中写道:“俄皇表示希望同博格德汗(中国清朝皇帝)建立牢固的友谊,和睦相处,互通信函,并且要求将派往他博格德汗处的贵族巴伊科夫放行回国,不加阻难。”【《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2—24页。】沙皇给使团的训令中要求秘密探明:清朝皇帝对俄国朝廷的态度,他是否打算派遣使者和商人携带货物前往俄国?中国人对他——巴伊科夫被派到他们那里是否满意?中国人对待使者和专使的礼遇如何?中国人信仰如何?中国的人力、财力、兵力有多雄厚?有多少城市?他们是否在与别人进行战争?原因何在?他们有哪些贵重首饰及宝石?是从何处和如何运去?俄国人同中国人之间通商能否持久?向进口货物征收多少税?粮食、辛香作料及蔬菜的收成怎样?最后还要探明由俄国边界到中国走哪条道路最近?由西伯利亚去中国沿途住有哪些领主?他们归顺于谁?等等。但是,俄使团这次出使北京也不成功。因为该使团对中俄两国在中国的北部和东北部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这一紧迫问题置若罔闻。这一时期,由于沙俄方面在中国北部和东北部武装扩张中占据上风和主动地位,所以在外交上就不愿尽快解决边境冲突问题,沙俄所关心的则是在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情况的基础上与当时在世界上最富庶的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中国的清朝政府则恰恰相反,解决边境问题上的纷扰则是国家安定的当务之急。

  在随后的20多年间,沙俄政府又几次派出外交使团和使节,他们的兴趣都是如何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愿解决两国的划界问题。如1660年前后,沙俄政府再次派出赴中国的外交使团,在使团所携带的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中“以相当长的篇幅陈述俄国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意愿”【[法]葛斯顿·加恩著:《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8页。】。1670年前后,沙俄又派出商务使团来华。1675年,沙俄再派更重要的外交使团来华。沙皇在训令中责成该使团: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即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劝诱中国派遣使臣,携带可以与俄国货物交换的宝石、金银以及其他物品前往俄国,或是经常派遣商人前来;并且向中国方面保证沙皇对于中国的纯属和平的意图【《早期中俄关系史》,第6—7页。】。尽管中国的康熙皇帝多次接见该使团,但他带来的国书却没有得到答复,他在北京的商务活动也受到了阻碍。其原因首先是沙俄使团以对待落后民族的傲慢心态来对待中国,其行为举止粗蛮无礼,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使团对于中国清朝政府极为关注的中俄边境冲突只字不提,也无意解决。

  俄国的历史文献明确指出:“俄国人把自己的领土扩展到蒙古地区之后,不仅干扰了中国属民的猎貂及其他狩猎活动,而且也引起其余达斡尔人很大的恐惧”;并指出,在沙俄政府多次派使者出访北京时,“中国人就向他们提出过问题:为什么在他们出使中国时,俄国的哥萨克却在阿穆尔河沿岸一带大肆掠夺中国的属民?这些使臣曾经回答说:这些哥萨克人是强盗,他们来打仗并没有奉大君主(即沙皇)的谕旨。这种答复确也麻痹了中国的大臣们。后来,当北京获悉俄国人在建造涅尔琴斯克堡(即尼布楚)和阿尔巴津堡(即雅克萨)时,中国朝廷仍然认为这都是那一伙哥萨克‘强盗’干的”。当中国派兵讨伐这些所谓的“强盗”时,才发现他们为俄国政府所派。“中国朝廷为制止俄国人对阿穆尔河附近一带的侵袭……采用了各种办法。最初是示以恩惠。”【《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1—32页。】但这些办法都没能奏效,后来不得已才进行武力反抗。【见《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3—53页有关内容。】

  17世纪80年代,清康熙皇帝亲临东北,直接部署抗击沙俄的武力扩张。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终于迫使沙俄政府坐下来,与中国清朝政府一起商谈在外交上解决东北的纷争问题。1689年,中俄双方外交代表团正式签订条约,即《尼布楚条约》这一重要条约。条约主要是解决中俄东段边境划界问题,同时也有允许两国人民“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得中俄东段边境稳定了170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才为沙俄的进一步扩张所打破。然而,《尼布楚条约》没有解决中国北部蒙古地区与沙俄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划界问题。条约签订后,沙俄政府又派出几次外交使团,他们的兴趣仍是如何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而不愿解决北部的划界问题。直到中国清朝政府平定沙俄支持下的噶尔丹叛乱,基本稳定了北部边疆,而且针对沙俄继续对中国北部和西北部领土的蚕食,于18世纪20年代中断了与沙俄的贸易关系后,才迫使沙俄政府再次坐下来,与中国清朝政府商谈中俄中段边境的划界问题以及如何规范和发展贸易关系等问题。其成果就是1727年双方签订的《布连斯奇界约》和1728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前一条约主要解决了中俄中段边境划界问题,从此使中俄中段边境稳定了一百多年;后一条约则是关于两国之间的政治、贸易、边界、宗教和文化关系的总条约。

  以上这些条约的签订使中俄两国达到了加强的效果。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认为,这些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涵盖其他条约内容的《恰克图条约》,使“订约双方都感到满意,这似乎可以由下列事实获得令人信服的明证:这个条约一直执行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没有什么更改,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条约也不是给予修改,而是加以补充。”他还进一步指出,这些条约,对于中国来说,它“首先寻求的,是摆脱它的一个对手,把这个对手置于它的国境和首都之外,而边界的划分以及远离北京的市场的建立,就足以使它感到满意”,换句话说,“中国安抚俄国是为了能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厄鲁特人”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内乱和威胁;对于俄国来说,主要是它向中国的“出口贸易得到了承认,并为它的官商取得了进入中国经商的权利”,“边界的划分又在人和领土上给俄国以巨大的利益”,“最后它又获得允准在北京建立一个永久性教会,而这个教会训练出来的译员以后就可以代替耶稣会教士的地位,使得俄国今后可以不再需要中间人而与中国保持直接的通信交往”【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5—26页,第214页。】。

  以上这些条约的签订,确立了中俄两国早期外交关系的基本框架和行为准则。第一,两国“通过谈判确立了按照双边条约而不是一国的传统体制处理两国界务、商务、司法等争端的准则,从而奠定了两国睦邻关系的基础”【胡礼忠等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第二,条约正式规定了两国“国家事务”的交往方式:“俄国发往中国之文书,由俄国枢密院或刑部及托波尔斯克省长盖章送至中国理藩院尚书。同样,中国理藩院尚书发往俄国之文书信件,亦应盖章后送交俄国枢密院或刑部及托波尔斯克省长。”第三,条约大体上确立了两国的司法管辖权:中国人由中国方面按照中国法律审理,俄国人由俄国方面按照俄国法律审理,条约要求“凡事秉公”,“倘有怀私推诿,各按国法治罪”。第四,两国商定,由“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将协助盖庙于俄馆”,作为俄国来华使臣、商人和教士的居留地,从而使俄国在中国拥有了一个没有使馆名义的使馆。【《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第23—24页。】第五,条约规定,“准两国间自由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超过二百人,每间三年去北京一次”,而且贸易“均不取税”,除此之外,还在两国边境选择适当地点建盖房屋作为贸易市场,以为两国私商服务。【《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90—391页。】总之,这几个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恰克图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新崛起的沙皇俄国和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外交关系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