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建军节
    •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史二志
    • 十九大学习
    • <
    • >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中苏两国之间是否重新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的问题很快就提上了日程。1949年11月份,当毛泽东决定于同年12月斯大林七十寿辰之际访问苏联时,就委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说毛泽东这次访问苏联的目的除了与斯大林进行私人友好接触外,“他将当面谈谈中苏条约的问题”。德国学者迪特·海因里希在考察了新近披露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俄罗斯档案时指出,“当时周没有提其他的话题,他以这种方式向斯大林发出信号,条约问题在毛的议事日程中是放在第一位的”【《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455—456页。】。不仅如此,周恩来在与罗申大使的会谈中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毛泽东这次赴苏联访问是否可以“制订出一个新的条约”【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全宗07,目录22,案卷220,第53—54页。《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456页。】。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认为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平等的条约,并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后将继续遵守这个条约。根据到目前为止披露的档案材料来看,斯大林当时没有同意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访问苏联,表明苏联方面并没有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重新签订条约的建议。而后,中国方面又通过多种途径向苏联方面暗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应当废除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都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回应。【《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457页。】

  由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热烈欢迎毛泽东赴苏访问,所以,毛泽东率领代表团于12月斯大林寿辰之际如期访问了苏联,并且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隆重接待。12月16日,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旧的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却表示苏联希望保留现行条约,他认为现行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条约的缔结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同意,对这个条约的修改可能会给美英等国留下借口,进而提出修改条约中关于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款问题。因此斯大林提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即在条约执行上可以进行改变,例如从旅顺口撤军等。【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0—11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43—144页;《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88页。】当毛泽东说明,“照顾雅尔塔协定合法性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只好表示,“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尽管如此,斯大林实际上是拒绝了中国修改现行条约的提议。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勉强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说: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并未考虑美英两国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因而表示:苏联“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毛泽东这时“明显地感到进退两难。因为他坚信他此行有必要带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振奋人心的平等条约回去”【《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89页。】。既然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签订新条约,现在,这一目的眼看要落空了。

  12月22日斯大林七十岁寿辰之后,毛泽东一直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这在国外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甚至认为毛泽东被软禁。为消除影响,中苏双方决定以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进行回击。在1950年1月2日由苏联塔斯社和中国新华社同时发表的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文本中,毛泽东提出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并提出“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1950年1月2日晚,主持这次苏联与中国谈判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拜访毛泽东,询问毛泽东对签订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了三种方案:(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的公报,仅说明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的内容;(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毛泽东历数了各个方案的利弊,认为选择第一种方案中苏关系将在新的条约基础上固定下来,在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国际上,可以更有效地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实行第二种方案可以将问题向后推迟许多年,以便到时机成熟时解决。莫洛托夫当即表示同意实行第一种方案,双方提出条约谈判的时间表并同意由周恩来到莫斯科谈判条约问题。【“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及签订条约”(1950年1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

  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和莫洛托夫访问毛泽东,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在中苏条约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毛泽东自己后来认为,这是“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他们分别在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是这一点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毛泽东在这里也主要是猜测。也许对,也许不对。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推测似乎缺乏说服力”【《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97页。】。中国学者杨奎松在研究了有关资料后认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很有可能斯大林在进行了多方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之后,认识到与毛泽东重订新约的副作用,未必会大过让毛泽东不快而归的危险。因此,他下决心全面结交这个亚洲的盟友”【《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98页。】。但这也是一种推测。在苏联方面,斯大林曾在改变态度的当时解释说:“现行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应当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原则。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经战败,情况发生了变化,现行条约已经过时。”斯大林的这种解释甚至苏联学者也认为其“论据不大有说服力”,并指出,“1945年条约有效期限不是对日战争期间,而是30年,即到1975年,且已载明可继续延期,因此,斯大林改变保持1945年条约和协定继续有效的立场,不是因为对日战争已经结束,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斯大林不便透露的原因”【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29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55页。】。什么原因?苏联方面至今没有说明。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则认为,斯大林突然改变态度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要回击西方关于中苏谈判破裂的谣言;第二个因素是要阻止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紧密接近,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印度和英国帮了中国的忙”;第三个因素则是斯大林在1950年1月初得知美国政府关于东亚的政策,即美国行政当局不准备保卫台湾,并要从中国的内战中撤离出来,因此,华盛顿也将容忍莫斯科与共产党结盟,这样,莫斯科与北京以新的条约代替1945年8月14日的条约也就不会对雅尔塔协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506—507页。】现在看来,这第三个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由于同意中苏之间签订新的友好同盟条约,1950年1月20日,由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1月22日晚,中苏双方举行了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参加的关于中苏条约谈判的原则性会谈。会谈一开始,斯大林就明确表示要对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修改,指出:“我们认为,这些条约需要修订,虽然以前我们认为可以保留。现行协定,包括条约在内,应当修改,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的原则。既然战争结束,日本已经战败,情况发生了变化,现行条约已经过时。”【《斯大林与中国》,第155页。】毛泽东表示赞成斯大林的观点,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应当借助条约和协定把已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固定下来。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反应。在友好同盟条约中应当把保障我们两国繁荣的内容固定下来,还应规定必须防止日本发动新的侵略。既然两国的繁荣对我们有利,那么就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阻挠这件事。我所说的两点是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存的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建立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问题是:第一,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第二,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由中方决定大连的问题;第三,确定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第四,进一步确认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第五,进一步确定苏联与中国东北的合作和苏联与中国新疆的合作。这是会谈的主要成果。这是对1945年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重大修改。这种修改使苏联放弃了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获取的巨大利益。

  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虽然对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在如何经营和管理的问题上有一定分歧。毛泽东在会谈中主张:“中方在中东铁路的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提出二项建议:一是建议“现有的中东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二是建议修改双方在中东铁路的投资比例,即“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斯大林则指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并说:“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莫洛托夫也说明:“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他还明确指出,周恩来的第二项建议“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由于苏方的反对,毛泽东不得不表示:“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于是,双方决定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

  从1月23日开始,中苏双方进入了条约具体问题的谈判。关于中苏共同经营和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问题,周恩来曾在1月26日提出一个一揽子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事实上否定了前此双方商定的关于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成议”,即:“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同时声明将这些权利和义务归还给中国;二、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应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日。俄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a,案宗20,卷宗248,第38—55页。沈志华,谢·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中国学者杨奎松分析道:“周恩来的方案让苏方颇感意外,斯大林最初批阅中方的草案时差不多把中方草案中的内容全都划掉了。但考虑到中方已决定不再延续旧的协定,苏方最终决定做出重大让步。”【《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04页。】随后,苏方所提方案实际上接受了周恩来所提方案的大部分内容,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中长铁路问题。

  除中长铁路外,中苏双方还就苏联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调运军队和军事物资的问题产生激烈争论。1月31日,双方在讨论苏方提出签订有关这一问题的议定书时,周恩来提出了中方的修改意见,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中方的这一提议引起苏方的极大不满。

  在经过研究后,主持与中方代表团谈判的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于2月1日向中方表示,苏方“完全不能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他指出: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反对沿我们的铁路调动中国部队,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这是很明显的,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苏方也阐述了否定中方建议的理由:“首先,这是因为还不清楚,新疆现在面临或者将有可能面临来自哪个方面的战争威胁,其次,众所周知,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步行一千公里才到乌鲁木齐的道路远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道路漫长,而且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但接着,苏方又说:“还有一点我们没有谈到,即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将忙于运送军队到远东,我们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到新疆来回运送中国军队。当然,我们不可能同意这样做。”这就是说,即使上述理由成立,苏方也不同意中方的建议。而后,苏方似乎是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对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很惊讶,因为周恩来本人曾确认:如果苏联将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国,那么中国政府就同意,苏联军队在事实上是可以沿中长铁路的任何线路调动的。现在,我们同意转交中长铁路了,结果,中国人竟然改变了主意,他们反对我们的军队沿中长铁路调动,甚至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也不行。”针对苏方前后矛盾说法,周恩来指出:“这完全不是反提案或搞平衡”;并指出,最初中国代表团在议定书中根本就没有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但现在苏方的草案中却规定了苏军可沿中长铁路调动,如果与此同时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中方看来,就不能列入这样的条款。因此,“中国代表团认为必须在该条中规定,中国军队可以沿满洲至新疆的苏联铁路调动”【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在这里,中方的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

  2月2日,在双方的继续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出“沿苏联铁路调运中国军队和物资的问题”。周恩来问,尽管在文件中没有规定这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大铁路从满洲向新疆调运中国军队。米高扬对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再一次表示惊讶;并指出,“正如他上次所表明的,中国关于经苏联领土调运中国军队的权利的建议之所以被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们要排除在实际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国之间的条约,沿我们的铁路调运中国军队的可能性”。最后,他几乎以要挟的口吻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话说到这种程度,迫切希望与苏联结成联盟的中国新政府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最后,只能同意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自由调动军队,但要以远东出现战争威胁作为苏军使用中长铁路调动军队和运送军事物资的条件。【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总之,经过艰苦的谈判,中苏双方终于在1950年2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包括前言和六个条款,有效期30年,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双方“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力量”;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略,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和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磋商;“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