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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的外交决策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苏联可能怀疑中共会走南斯拉夫共产党铁托道路的估计是有道理的。从1948年底开始担任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联络任务的科瓦廖夫曾说,当时斯大林十分关注中共在苏南冲突中站在哪一边。同时,斯大林还十分关注中共对苏联从国民党政府手中获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1949年初,斯大林曾几次致电科瓦廖夫,要他了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苏中长铁路条约的真实态度。由于苏联担心中国共产党会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道路,因而担心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后会使苏联失去既得在华权益,所以,在1948年和1949年的冬春之际,即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正在进行战略决战之际,苏联热切希望调停国共两党关系,并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打过长江去。苏联企图阻止中共军队打过长江去,后来又阻止中共进攻台湾等沿海岛屿的公开理由是可能引起美国出兵干涉。

  针对苏联的担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基础上,对苏联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工作。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公开宣布中共的坚定立场,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划江而治,目前绝不会中途停止对国民党的进攻,而是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主专政的共和国”。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毛泽东指出:“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1376页。】毛泽东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把美国的干涉考虑在内的,第二野战军集结于浙赣路,就是准备对付武装干涉的一种措施;并说,只要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将减少。

  1949年1月9日,苏联政府收到国民党政府请求调停内战的备忘录后,斯大林即致电毛泽东,征询中共的意见,实际上表示愿意调停国共内战。毛泽东当即复函斯大林,很明确地拒绝了苏联方面的调停愿望,说如果苏联参加调停,“那就会引发这样的结局,即美国、英国、法国会认为参与调停是应该的,而国民党则将抓住一个把柄污蔑我们为好战分子。可广大群众,因对国民党不满并希望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届时会非常失望……现在,我们认为应该义正词严地否定国民党的和谈骗局,因为眼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国际舆论也同样不利于南京政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季就能过江,直捣南京。我们似乎不需要再次采取什么迂回的政治手段。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弊多。”【《斯大林与中国》,第63页。】他在给斯大林的另一份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

  1月3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访问。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与他进行了长谈。毛泽东向米高扬着重说明了当前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客观条件,以打消苏联的对中共能否取胜的担心。在与米高扬的交往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非常谦诚地表示自己的经验很少,希望苏共中央能对中共的活动给予指示。针对苏联怀疑毛泽东的“铁托主义”倾向,毛泽东说“他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并未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他作为党的领袖,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任何创新,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他还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现在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各族人民的导师,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导师;说他自己的著作并没有什么伟大之处,不过是把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加以实践而已。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交往中多次强调说明:“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并且奉行亲苏的方针。”【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案卷:606,第1—17页。《斯大林与中国》,第72页。】总之一句话,毛泽东是以此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苏联进行密切合作的态度。

  3月下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西柏坡来到北京,又同科瓦廖夫以及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交谈。毛泽东再次向他们阐明了中共一定要渡江南下和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决心,并进一步说明,到现在为止,还未看出美军有同我们交锋的意图,也未看出他们有阻挡我们前进的征候或试探,因此,我们比较有把握地进行着战争,推行我们的政策,胜利终归会属于我们的。毛泽东在向苏联方面反复而又耐心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过程中,努力加强同斯大林和苏联的关系。3月10日,毛泽东致电苏联政府,就中苏边界问题发表意见。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致电斯大林,就新疆问题、外蒙古归属问题以及苏联向中国贷款等问题征求意见,并希望同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个人接触,并再次表示了要访问莫斯科的决心。在此前后,斯大林也几次致电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申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回答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些请求。对斯大林近期的一系列电报所表示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感到满意的。双方之间这一阶段的交往基本上也是融洽的。这种友好交往为中国共产党走向“一边倒”的最后一步创造了条件。

  就在苏联与中共关系好转时,美国也对与中共建立关系进行了试探。中国共产党不反对与美国进行接触。1949年5、6月份,中共南京市军管会外办主任黄华与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会谈。中共的态度是,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中共中央还指示黄华,对于司徒雷登想继续任中共新政府的大使以与中共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中共领导人还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陈铭枢向美方表示了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即希望美国从今后不再援助蒋介石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像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那样行事和制定政策。【罗斯福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任美国总统,抗战后期,在他的领导下,美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结成联盟;史迪威,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为罗斯福总统派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华莱士,抗日战争时期任美国副总统,主张中美合作。以上三人都主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毛泽东要陈铭枢转告司徒雷登,请司徒雷登读读他在6月20日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从中可以知道毛泽东的态度,即中共新政权愿意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30页。】然而,中共的所有努力都未能奏效。司徒雷登认为中共领导希望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或经济关系的想法是天真的。美国政府干脆否定司徒雷登拟议中北京之行,认为这一举动可能被认为是美国对中共表示友好,并将司徒雷登召回国内,从而断绝了与中共新政权的联系。美国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进一步促使中国共产党在外交上做出“一边倒”的决策。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所谓“一边倒”,“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走向“一边倒”政策的最后一步,即在外交上公开宣布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毛泽东宣布“一边倒”政策后不久,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依据毛泽东的口头指示,向华东局前线指挥员概要说明了“一边倒”政策确立的背景、意义和内容:从背景来看,中共与美国改善关系实际上已不可能,所以才有倒向苏联的政策;从意义来看,主动地倒向苏联比将来不得已而被动倒向苏联要好得多,对我更有利;从内容来看,中共倒向苏联并不是屈从于苏联或依赖苏联,其基本点仍是自力更生。【《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