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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俄关系的起源和双方的早期接触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俄罗斯则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早在公元前17世纪前,中国就在东亚的黄河流域逐步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到公元9世纪后,俄罗斯国家的前身——基辅罗斯才逐步形成。而且到13世纪时,基辅罗斯又被蒙古的铁蹄踏灭。整个俄罗斯地区从此成为蒙古人的殖民地。蒙古人统治期间,俄罗斯人虽然以莫斯科为中心形成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公国【公元1328年,莫斯科公国首领被蒙古统治者册封为“全俄罗斯大公”。】,但直到公元15世纪80年代,才脱离蒙古金帐汗国的羁绊获得独立。而且它只是一个地处东欧一隅,面积只有280万平方公里的封建小王国。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兼并俄罗斯地区各公国,建立起俄罗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1547年,号称“全俄罗斯大公”的莫斯科公国统治者伊凡四世宣布以“沙皇”作为自己的称号【意思是与以前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并列的“第三罗马帝国”。】,从此,莫斯科公国演变成沙皇俄国。由此算来,中俄两个国家的形成大约相差三千年之久。

  然而,新兴的俄罗斯国家形成伊始,就与中国发生了联系。这种联系是由当时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来实现的,所以说,这时,古老的中华帝国与新兴的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联系。由于蒙古人既占领了当时的中国,也占领了当时的俄罗斯,所以,“在蒙古人的铁蹄下,中国与俄国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架起了间接交往的桥梁”。由于这一“桥梁”的作用,一是“中俄双方的人员往来开始出现”。如在蒙古人西征队伍中,有汉人医生和歌女随从,汉人工匠建造的弩炮、飞箭和火炮,在攻破莫斯科等城池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批被蒙古人掳掠到东方的俄罗斯军士被安置在中国北方从事屯垦。当时,蒙古人建立的元政府还在北京设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鲁斯(即俄罗斯)军士”【吴克明著:《元史》卷三,《文宗本纪》。转引自《俄国东正教侵华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当时在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都有中国侨商居地。【[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二是“中俄之间的商务关系开始萌发”。当时在莫斯科,来自中国北方的商队频繁出现,他们携带中国的丝棉、金绵、茶叶和日用器皿等,换回当地居民手中的物品。三是“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产生”。许多罗斯封建主穿戴起东方式的服装。中国人饮茶的习惯由蒙古人带到了俄罗斯。中国的算盘也在14世纪时传到俄罗斯,直到20世纪初仍是那里的妇女用作计算的工具。此外,当时的俄罗斯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他们曾派人到中国学习医学,为西方人治疗天花等疾病,学习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方法,介绍到西方,并用活字印刷出第一部拉丁字母的《圣经》【胡礼忠等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尽管如此,这时的中俄双方仍没有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因为双方根本就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认同,在蒙古统治者看来,中国和俄罗斯不过是一个统治制度下的两块地域。

  上述中俄双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而中断。那时,取代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与蒙古人金帐汗国属下的莫斯科公国之间的关系处于隔绝的状态之中。直到两百年后的16世纪下半叶,沙俄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地区后,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才与“截然不同于西部和中部西伯利亚游牧民族的邻邦中国,面对面地相遇了”【[法]葛斯顿·加恩著,江载华译:《早期中俄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这时,新建立不久的沙皇俄国已经将中国作为一个他们力求与之建立联系的国家了。但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当时在莫斯科,人们对于俄国东部边界和明帝国之间的辽阔土地几乎一无所知。由于缺乏确切的知识,便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中国是在鄂毕河发源地附近的某个地方,通往中国的道路也推想为比它的实际要短”【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页。】。为此,沙俄政府极力通过其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政府探索与中国联系的途径。

  大约在17世纪初,沙皇俄国的武装分子在向东扩张的途中最早遇见了中国的蒙古族牧民,即当时属于中国的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游牧地。17世纪40年代沙俄武装分子抵达太平洋沿岸时又与中国所属的黑龙江流域诸民族发生了直接接触。沙皇俄国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与中国的接触方式“有武力的也有外交性质的”。总的来看,是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外交方式为辅。然而,无论是武力方式,还是外交方式,沙俄的主要目标都是为了吞并和占领中国北部地区的领土,在一定时期,也有重要的商业和贸易目标,中国的目标则仅仅是为了保住已有的领土不受侵犯,有时甚至不惜以割让领土为代价,以保住国内安宁和边境的稳定;无论是武力方式,还是外交方式,沙俄都处于攻势,中国则处于守势。

  17世纪初,沙俄帝国与中国的直接接触一开始就发动了强大的外交攻势,首先是对中国西北部地方政府的外交攻势。1607年1月,沙皇就命令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塔拉统领加加林派遣使团到中国的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两部,说服他们臣服沙皇,转入“俄国籍”。1609年,沙俄政府再次命令塔拉统领派出使团,引诱厄鲁特首领亲自到莫斯科去。【傅孙铭等著:《沙俄侵华史简编》(增订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与此同时,沙皇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托木斯克统领沃伦斯基则根据沙皇的谕旨派出一个伪装的贸易使团,去“访问”乌布苏湖游牧地的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中左旗珲台吉硕垒乌巴什(俄国人称为“阿勒坦汗”,即“黄金汗”),并希望通过他们去北京,以建立双方之间的联系。由于路遇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交战,该使团返回,仅了解到阿勒坦汗和北京的一些情况。

  也是在17世纪初,崛起于西方的海上强国英国对俄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希望通过俄罗斯新征服的西伯利亚探寻到中国去的道路。沙俄政府虽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但英国的压力却促使他们自己“派遣各种探险队去探索从西伯利亚城镇到中国去的道路,并了解中国有多富,有多大”【《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4—5页。】。

  根据莫斯科的旨意,1615年在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组成外交使团,其主要任务:一是与阿勒坦汗建立友好关系,并说服他们宣誓效忠俄国沙皇;二是开辟一条去中国首都北京的通商道路。该使团于1616年成行并抵达中国北部喀尔喀蒙古阿勒坦汗处(即科布多地区)。使团劝说这个蒙古王“臣服沙皇陛下”。阿勒坦汗—方面特别重视这个出现在北方的强大的邻国,并用很高的规格接待该使团,但他却认为:“没有宣誓效忠沙皇的必要,他只力求同强大的邻国建立友好关系。”【[苏]沙斯季娜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教师译:《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9—20页。】为此,他决定派代表去莫斯科,以了解这个北方新邻国俄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并探讨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和向俄罗斯人购买火器。在莫斯科,沙俄政府再次诱骗蒙古代表劝说阿勒坦汗“臣服沙皇陛下”,仍没有成功。

  随后,沙俄政府又通过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统领库拉金派出使团赴中国。该使团首先抵达阿勒坦汗处,并在阿勒坦汗的帮助下到达中国首都北京。该使团在北京停留一个月,收集了大量情报。他们虽然一直将阿勒坦汗视为与中国一样的独立国家(实际是中国的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蕃属地),但却了解到,阿勒坦汗同中国皇帝的关系颇为亲密,两者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都是相同的,而且他们正努力使喀尔喀蒙古的喀尔木克人改信他们的宗教,教喀尔木克人学他们的文字;目前,他们已使许多喀尔木克人改宗换教。他们在回国后给沙俄政府的报告中对中国的印象颇佳。他们不仅赞叹中国的建筑、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中国的文明举止,而且赞扬中国的外交行为,说“中国人不是勇武好斗的人,他们善于做生意,怯于征战”【《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一册,第108—109页。】。也许正是这种认识,导致了沙皇俄国后来屡派武装分子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由于沙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既无国书,又无贡品,而且在北京期间的行为不端,缺乏礼貌,所以没有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但中国皇帝却由此也了解到沙俄帝国的一些情况,并希望与俄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官方联系。中国明朝的万历皇帝托使团带给沙俄政府一封国书,其中写道:“有二人自罗斯来。中国万历皇帝语彼等俄罗斯人曰:尔等既为通商而来,则通商可也。归去后仍可再来。在此世上,尔为大国君主,朕亦为大国皇帝也。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相往来。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而今尔等即将归去,如再来,或大君主派人前来,应携带大君主之国书作答。尔等如携有国书前来,朕即命以上宾相待。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将遣使前往。基于吾人之礼教,朕不能亲自出访他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21页。】

  可以说,沙皇俄国与中国初次交往的结果是不成功的。由于中国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汗不仅屡次拒绝俄使团提出的要其“归顺沙皇陛下”的要求,而且“干预”沙俄政府在其所谓的“臣属”吉尔吉斯地区的纳贡,致使沙俄政府对中国政府初次进行的外交攻势归于失败:“莫斯科政府在了解到蒙古王无意效忠沙皇之后,亦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主张。”【《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25页。】

  沙俄使团与中国中央政府初次交往的唯一收获就是沙俄政府第一次探明了中国的确切位置,得知这个国家并不仅仅是发源于鄂毕河的上游,而且从俄国“去中国的路途既遥远又艰难”【《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26页。】。俄使团于1619年回国,俄国政府即向西伯利亚首府托博尔斯克发出公文,指出:“今后若无政府指示,均不得与阿勒坦汗、中国、蒙古有任何往来。因诸国遥远,商人亦需千里跋涉方可到达我国。阿勒坦(汗王)乃游牧汗国,国人剽悍好战。除该国向我国屡有需索外,我国日后亦无望有利可图。”1623年,莫斯科政府为重申中断与阿勒坦汗的交往,向西伯利亚的首府托博尔斯克和其他城镇又发出了新的指示:“不准蒙古及卡尔梅克使节前来莫斯科,蒙人乃游牧民族,剽悍好战,我国从蒙人处无利可图。”至此,沙俄就停止了南进的步伐,继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40年代到达太平洋西海岸的鄂霍次克海口,进入靠近此海口的中国黑龙江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