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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特点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有着独自鲜明的特征。

  (一)独立自主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独立自主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突出特点。它始终如一地强调: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中国的主权不许伤害,中国人民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对国际事务独立自主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这从根本上区别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它坚持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我们既珍视自己的主权,也尊重别国的主权,与国际社会中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针锋相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旗帜鲜明,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原则坚定与策略灵活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的鲜明特征。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毛泽东外交思想处处闪烁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熠熠光辉。爱国主义,表现在对外关系中,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平等合作。国际主义就是履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义务,支持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为此所做的一切努力和斗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奴役中国的“世界主义”和蹂躏国家主权原则的“大家庭论”,也不同于民族利己主义和本民族利益至上的“沙文主义”;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也本质区别于“大国领导”和“有限主权论”。毛泽东外交思想中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有一条明确思路: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息息相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对于世界走向进步和光明是有力的支持,而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同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各国人民的奋斗不能分开。从而得出正确结论:“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胡耀邦:《在中国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三)外交的落脚点是影响和争取人民

  周恩来在1951谈到新中国的外交阵线时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2页。】。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国际问题高度评价民族独立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指出亚非人社会主义力量和和平运动力量的汇合,“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19页。】要把战争疯子和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国都是和平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政府尊重各国人民对本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政府的选择。中国政府主张人民友好,用人民的力量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并在实践中创造了“民间外交”,“非官方外交”、“乒乓外交”的形式。毛泽东外交思想把人民包括在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中,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从古今中外的外交思想中借鉴和汲取营养

  这表现在,首先是吸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成功经验,例如坚持独立自主和争取国际合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看到敌对阵营的分化情形,分清敌友,区别对待;统一战线中发展进步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等等。这些思想、经验被引申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次,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汲取营养,丰富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例如:“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投桃报李”;“礼尚往来”;“退避三舍”;“后发制人”。“中国人办外事的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17%328页。】,还有,抛弃资产阶级的外交思想,借鉴其有益的成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能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所接受,既是因为它合时代潮流,世界发展趋势,也是因为它包括了这些国家能够认同的原则。这是外交活动对其指导思想提出的当然要求。毛泽东外交思想能够立足本国,面向世界;立足今天,连续历史的昨天和明天,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思想体系,使其充满了勃勃生机。

  四、新时期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关系日益明显的多极化趋势,洞察当代世界主题,科学总结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经验,对毛泽东外交思想作出重大发展。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中国共产党人根据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极为重要的新论断,使我国外交格局和对外关系的调整有了新的理论依据。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96页。】

  东西问题实际上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我们认为:和平可以赢得,战争可以避免。从1984年开始,邓小平多次指出: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一方面,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这是因为:美苏这两个有打大战资格的超级大国的对抗被对话代替,双方关系可能保持一种相对缓和的状态;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第三世界,特别是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缓和并不等于稳定,更不是说天下太平。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他人,甚至干涉别国内政的作法越来越露骨,南北经济差距继续扩大,这些导致世界动荡的各种因素并未消除。

  南北问题是经济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问题,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形成了发展经济的时代潮流。但是,在这一潮流中存在着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的严重问题。南北问题不解决,人类的发展将遇到困难,这将是一个全球性和长期性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南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

  需要指出,邓小平提到和平与发展时,是以战争势力不会自行消亡为前提的,强调只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的理论应当既要反映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理想,又要反映它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既要反映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潮流和趋势,又要反映当代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充满冲突、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的现实。

  (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8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战后最深刻和变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邓小平在1988年多次指出:现在看来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集团主义霸权主义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邓小平会见日本国际贸促会访华团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第一版。】

  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不管国与国也好,还是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也好,都应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国际新秩序的核心是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独立自主的,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侵犯或吞并他国领土,国际争端应当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反对以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事务应当由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协商解决,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大国垄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或推行强权政治;改革旧的国际关系,代之以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等价交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符合各国人民的愿望和根本利益,必将有利于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有利于各国谋求共同发展。

  (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同任何大国结盟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新时期有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不结盟。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同样,中国在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团结合作,信守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的同时,也不谋求同任何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结盟。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事务,独立自主地处理国际问题,根据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邓小平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44页。】

  中国判断国际事务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由此决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三是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谋求改善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关系。这样,我国的外交活动处于建国以来最活跃最主动最有利的时期,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四)实行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角度看,它也是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战略思考。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7页。】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闭关自守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建设事业,也应顺应世界之潮流,在对外开放中,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通过对外开放,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对打破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必将产生重要作用,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决策对外开放的基本依据。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开放。全方位是指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主要是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许多文章可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7、93、110页。】多层次是指在国内各地区开放中,分别实行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多种形式包括积极发展的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合理利用外资和文化交流,一句话,博采众长,补我之短。

  为了保证对外开放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坚持下列原则:第一,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没有这个前提,资本主义就要吃掉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87、93、110页。】第二,独立平等原则,中国需要实行对外开放,但在此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完整。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独立原则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地位,也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对外开放。第三,互利互惠原则。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目的在于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的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南南合作中,中国对一些经济非常困难的国家给予适当的援助,还是必要的。但是,应遵循利益原则,把工作重点从单纯援助转移到经济合作上来,这有利于双方之间进行经久不衰的合作。

  (五)正确处理兄弟党的关系

  邓小平说:“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7年),第278页。】这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总结经验教训,党的十二大阐述中国共产党同外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时指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

  各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必须由本国的党和人民去探索去解决。因为,各国的情况总是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是不行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别国经验的借鉴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要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有各国共产党才有这种资格和可能。中国的革命建设不能照抄别国模式,也不能要求别国的革命和建设采取中国的模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都只能使别国的革命事业受到挫折和失败。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结论。

  各国共产党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领导党”,“领导中心”。各国党的平待关系是以独立自主为基础的。没有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就没有各国党之间的平等关系。没有各国党的独立自主,也就无所谓国际主义。事实证明,那种把独立自主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立起来,借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剥夺其他党的独立自主权利,约束他们的行动,并使之服从于某个党的对外政策,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违背了国际主义的真谛,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摒弃。“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邓小平文选》(1975—1987年),第279页。】

  党与党之间要互相尊重。各国党无论大小,都有长处短处。由于处境不同地位不同以及其它因素,各国党对形势和任务,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这种意见分歧通过友好平等的协商、互相等待或共同留待实践去解决。即使一个党犯了明显的错误,别的党完全用友好的态度进行适当的内部的某些交换意见,当然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归根结底,也只有这个党自己总结教训,才能牢靠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对兄弟党的尊重,实际上也是一个尊重民族感情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正确处理兄弟党关系的论述,对增进各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