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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

  (1)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对如何建立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任何外国政府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但前提条件是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根据这一基本原则,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任何外交关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通通打扫清除一番,再请客人进来。周恩来阐明这一破旧立新的道理说:由于人民革命的胜利,帝国主义被赶跑了,但它们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特权和势力不会自行消失,有些国家探头探脑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不能像辛亥革命那样,为求得列强形式上的承认而把旧的对外关系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新中国只有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才能改变半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建立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2)反对强权政治,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内政治与外交事务。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中独立自主的经验引申到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强调中国的领土不容侵犯,中国的主权不许伤害,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外国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对于中美关系,中国政府紧紧抓住美国占我台湾侵我主权阻我统一的关键问题,反复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症结,对此我们不能含糊,决不妥协。正是这种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迫使美国政府从60年代末开始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朝着撤军、断交、废约方向发展,逐步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在中苏关系中,核心问题是主权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地位。50年代,中苏关系是结盟的,但新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独立自主的立场绝对不能改变。即使“一边倒”方针的提出,只是表明了新中国在外交上面对两大阵营所作的政治倾向性选择,并没有直接回答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阵营各国和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同苏联的关系问题,更不意味着跟着苏联亦步亦趋,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周恩来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以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分清敌我友,而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对立。【《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54页。】60年代初,苏联把两党在意识形成方面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并暴露出日趋严重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我党毅然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与其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建国以后,中美、中苏关系大幅度的变化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3)国家不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世界各国不论大小都应在不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享受独立和繁荣的权力。我们从来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在国际事务中都有同等的发言权。这就是说,独立自主是任何主权国家都应享有的普遍性权利,应当互相尊重,从普遍性出发,我们把支持援助被压迫民族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当作新中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对第三世界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干涉的斗争给予深切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积极评价西欧、日本的独立自主倾向。根据相互尊重的精神,我们既珍视自己的主权,也尊重别国的主权;既反对别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也反对和防止我们自己搞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不仅我们这一代不搞,还要教育子孙后代都不搞,中国强大了也不搞。如果各国都能这样做,新型的国际关系就有了可靠的基础。

  (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是新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

  (1)战争与和平是战后世界的主要矛盾。

  战后以来,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共产党人经过一再探索和分析,认为世界上尽管存在着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2、87、58、61、442页。】周恩来分析指出:由于世界范围内和平力量的发展,不仅和平与战争对立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和平运动与战争集团之间对立的程度也在加强。新中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只能把争取和平作为自己的主要外交任务。和平政策“不是我们的一般政策,而是基本政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2、87、58、61、442页。】。

  (2)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制止,但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和平不能乞求,要经过斗争才会把可能变成现实。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战争与和平力量的对比及其消长,在指出要警惕战争危险的同时,提出了世界大战可以被推迟甚至被制止的论点。毛泽东说,美国连朝鲜战争都打不赢,还能挑起世界大战?周恩来从同一事实作出“推迟了世界大战”的判断,并认为“如果新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2、87、58、61、442页。】。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有实现的可能。”【《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56页。】即使在六、七十年代,美苏争霸愈演愈烈,地区热点不断增加升温的形势下,对国际社会颇为关注的印支热点是否会发展为世界大战的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扩大战争,战争是会逐步扩大到中国的。对此我们已有精神准备和物质上的准备。”“但战争扩大不一定就是世界大战,仍然是局部战争”【《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2、87、58、61、442页。】。共产党人认为大战可以推迟和制止的依据,一是从根本上说,世界和平的力量要大于战争的力量;二是,有资格扩大战争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三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一场核大战不容易打。不用讳言,在和平与战争的天平上,党的领袖们曾加重了战争的砝码,也为战争扩大到中国承担更大的牺牲作好了准备;同时也毋容置疑,世界大战所以推迟和制止,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的认识是清醒的,坚定的。

  和平不能乞求,要经过斗争才会把可能变成现实。新中国主张:世界范围的事,尤其尤其是关系到人类命运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应由世界各国人民来决定,决不允许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来主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力量,不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都应团结起来,组成最广泛的反战和平统一战线。通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力主和平,反对战争,但并不畏惧战争。对一切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侵略战争,我们将坚决抵抗到底。

  (3)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把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想向世界作了全面介绍和阐述。

  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以国际格局的客观现实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础。从60年代初开始的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到70年代初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出现了苏联霸权主义,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都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

  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中间地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概念。它是指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欧亚非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也在其中。建国前后,毛泽东分析了战后世界格局的基本轮廓,即五种力量(全球性大国美国;社会主义强国苏联;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其它民主国家;亚非新兴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四类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是苏美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同新兴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思想为新中国外交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指导。进入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中间地带”概念又作了许多新的补充。“中间地带”分为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北美、大洋洲和日本;一种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一种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这两个中间地带与美苏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都反对美国或苏联的控制;他们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三个世界的划分与“中间地带”观点在具体敌友我组成的某些内容上虽然不同,但是,二者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认识世界格局的思路是一致的。

  三个世界的划分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战略思想。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它们为了争霸而形成的军事竞赛和战略对峙,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所以,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任务。第二世界的共同点,从经济上看都比较发达;从政治上看,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要看到它们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因素。它们日益发展的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面临着清除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重视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友好合作,在中国的国际政治实践中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三个世界的划分为当时的国际统一战线进行力量配置提供了正确的战略依据。遵循这个战略划分,中国在国际斗争新形势下取得了更多的主动。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相互关系。

  1953年12月3日,中印(度)两国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周恩来接见两国代表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外交文选》,第63页。】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在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的两个联合声明中,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有机联系互为作用的整体,缺一不可。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只有做到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反映了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也区别于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它同以大欺小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主义及其侵略扩张政策针锋相对,是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武器。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

  周恩来指出:“我们认为,这五项原则不应该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91页。】首先,中国同亚非新兴国家有共同经历和愿望,应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起示范作用。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意愿,但美国必须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其次,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应模范地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后,中国政府11月1日发表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向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4集。】这是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对列宁和平共处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3)“求同存异”为和平共处开辟了现实的途径。

  “求同存异”就是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和相互之间的个别争端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反映在对外交往中,就是我们既不放弃原则接受别人的观点,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在相互可能接受的范围内,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双边或多边关系中的问题。正是这种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处理国家关系的方针,促进我国同各种类型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

  与求同存异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中国坚持革命不能输出的原则,同时也反对反革命的输出。社会主义一定要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革命不能输出,各国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决不能由别国人民的意志来决定。有的国家打着支持革命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对有的国家实行军事占领,这是同马列主义革命不能输出原理背道而驰的,有的国家以保卫“自由世界”为名,去侵略颠覆控制干涉欺侮弱小国家,我们历来是反对的。

  (四)对外经济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

  (1)自力更生建设独立经济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辩证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13、81、151、116、179页。】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不搞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成的;更重要的是经济上不能自立,政治上就难自主。但是,自力更生不能叫闭关自守,真正的独立并不排斥国际合作。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西方国家的经济要广大市场,“东西方贸易就是出路”【《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13、81、151、116、179页。】

  (2)向外国学习。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不能自傲,还要防止自卑。“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首先,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否则就单调了。其次是有批判地学,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再次是不迷信,不盲目地学,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13、81、151、116、179页。】

  (3)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改革旧国际经济关系。其核心问题是互帮互利而不附带任何条件,以促进各国独立经济发展为目的,而不应该使任何一方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这种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合作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要求改变西方殖民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剥削状态”,“把殖民主义只为自己发展而把别人搞穷的原则埋葬掉。”【《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13、81、151、116、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