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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原则。它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且反映了内容的客观性。其理论形成是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的。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全世界的一切国家和民族,将一无例外地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使之由空想变为科学。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为无产阶级提供一般指导原则,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成不变的。恩格斯在1890年8月给德国社会主义活动家伯尼男爵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由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崭新的制度,不可能在创建之初就很完善。尤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国情及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差异,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道路、具体形式和具体方法不可能雷同,必须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必然呈现千姿百态,各具风彩,具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不可能有一种适应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固定不变的模式。

  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世界上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出现。社会主义的实践,已经证明它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更大的优越性。但是,纵观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从当今社会主义发展的状况来看,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逐步同它原有的经济、政治模式相矛盾。因而,社会主义在其前进的每个时期、每个阶段,都会有自己要解决的课题。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如何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在本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二)认清国情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基础和出发点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识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同样,认清中国的国情,就成为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最重要依据,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种具体实际就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按中国的具体实际办事。

  国情,是由社会国情和自然国情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性的概念。中国的国情,一般说来,大体包括现行的社会性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文化发展状况、人口状况、历史发展、阶级状况、民族状况以及国土自然资源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认识我国国情,必须深入地分析上述诸方面因素,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其不利的一面;既要历史地、辩证地反映国情的诸方面,更要正确地把握国情的基本方面。我国国情的基本方面主要有如下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我国的社会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在中国虽然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但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生的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结构还受传统的两种公有制框框的束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存在平均主义的现象;经济管理方面存着权力过分集中,统得过多,管得太死等毛病。在上层建筑中,社会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且封建主义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一起,国家制度和国家机构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等。因此,从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必须通过改革来逐步解决问题。

  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我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奠定了相当规模的物质基础。但是,新中国经济建设是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的,加上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至今经济技术还很落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我国有11亿多人口,农民占绝大多数。目前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来进行生产劳动。农业生产力水平低,既牵制着农业本身的发展,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很大的约束力,使我国的经济格局不平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与大量传统工业、小农生产并存。生产力的落后,决定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不发达。这些方面的情况,决定着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我国的科学文化发展状况。全国解放以来,我国的科学文化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和科学技术队伍的骨干力量。但从总的看来,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底子太薄,起点很低,文化教育事业还很落后。文化水平低,就影响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当今的中国,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很大的比例的状况同时存在。这样,对于我们文化科学技术落后的国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掌握科学技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

  第四,我国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状况。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的地位大大加强了,农民已经是集体的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但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长期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种斗争集中表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斗争的核心仍然是政权问题。这种斗争同国际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因此,必须加强我国的政权建设。

  我国基本国情在上述的这些特点中,最本质的是社会制度问题。它是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条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

  (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正反经验的总结

  我国从1953年开始就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曾号召过“学习苏联”,在开始执行社会主义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没有管理社会主义的经验,国家的经济技术落后,而苏联已经有了近20年的管理社会主义的经验,经济技术相对来说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苏联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模式对我们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愈来愈发现苏联这种模式严重脱离我国的实际,其问题和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如中央集权过多,统得过死,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财政收支失去平衡,物资短缺,市场紧张等。

  这表明我国一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还有不少盲目性,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能否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总结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已经成为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一件重要任务。

  早从1955年12月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抽出大量的时间,深入实际,从事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毛泽东于1956年2月开始,为期二个半月时间,认真听取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情况汇报,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状况进行了一次重要的调查和探索。中央政治局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在集体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于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讲话一开头就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721页。】毛泽东还强调: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机械地照搬别国的经济、别国的模式。这就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路这一根本思想。《论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年9月党的“八大”,根据党内的探索成果,形成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政策,部署了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随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设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新的成果。

  但遗憾的是,从1957以后,由于在“左”的指导思想上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理论到实践,出现了错误的发展趋向:

  在理论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结论有误解,逐步形成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空想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论。并以阶级斗争为纲论为主旋律,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二重奏。

  在实践上,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上有偏差,缺乏自觉遵循客观规律。这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方面:急于搞“穷过渡”,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急于改变劳动分配政策,实行供给制;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或取消商品交换。在政治思想方面,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从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其间虽有从1961年到1965年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局部调整,但最终没有冲出“左”倾思想的藩篱,反而在经济体制上进一步强化了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影响,在政治体制上强化了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体制被推向极端,使毛泽东和党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迷途。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面临着要冲破长期存在的“左”的束缚、拨乱反正的局面。但是,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政治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经济上又提出“新跃进”的口号,造成了新的失误。

  因此,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办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