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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理论表现

  毛泽东思想体系在萌芽阶段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党成立后,运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开始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四大,先后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等问题。在此前后,党的一些领导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集中了党内的正确意见,分析了当时中国民主革命与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的不同性质,初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最接近的朋友,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革命的朋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初尝试,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重要标志。

  第二,提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重要思想。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四大”,都提出了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性,认为: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关键。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对农民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他指出雇农是农村无产阶级,是乡村中甚感痛苦者,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农民中极艰苦者,他们是最革命的。自耕农的大部分是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是倾向革命的;富农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其政治态度是消极的。他从而提出,党在领导农民运动中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这样,就解决了党的“四大”尚未解决的无产阶级应当同农民中的哪些阶级和阶层结成巩固联盟的问题。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就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为后来我们党把革命的重点转入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第三,对革命军队和武装斗争有了初步正确的认识。从整体看,党在这个时期对建立和掌握军队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但在实际斗争中也直接掌握过一小部分军队,组织过一部分工农武装,参加过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和西征、推翻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北伐战争、领导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等,为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积累了有益的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农民武装、夺取农村政权的论述,以及在革命危急关头提出的工农武装“上山”,“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等,都为我党后来领导武装起义并转入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作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

  上述理论观点都是指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继续深入发展的正确方面,也是从大革命失败转变为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先导。它说明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破土而出并生机勃勃地萌发生长着。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和中期毛泽东思想体系逐步形成。其主要表现是:

  (一)政治思想方面:

  第一,进一步提出和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既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也反对王明的“毕其功于一役”。毛泽东在1928年为湘赣地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认真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经验教训和认真分析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48、77页。】因此,“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48、77页。】毛泽东还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在1927年革命失败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到了打击。【《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48、77页。】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得到丝毫的解放。因此,工农平民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还强调:“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7、48、77页。】他还指出,必须注意争取中小商人,注意保护民族工商业。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城市中心论”,创造了关于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理论,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毛泽东于1928年至1930年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了红色政权的理论。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所走的先占领中心城市、后占领广大农村的“城市中心道路”,而必须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然后占领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者密切结合的“工农武装割据”。

  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着重阐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和条件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村有较大的独立性,对城市的依赖较少。这就给无产阶级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实行武装斗争以物质条件;由于中国是一个被许多个帝国主义统治的半殖民地和地方的农业经济,就产生了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这就使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军阀之间的分裂和战争,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求得生存和发展。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在那些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曾经有过高潮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因为在这些地方,有过党的组织,党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组织过工会和农会,工农群众对地主买办阶级进行过斗争,受过民主革命的政治训练。因此,红色政权易于首先在这里发生并且能够长期存在。第三,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条件。由于引起中国革命的各种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尖锐化。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对中国革命特点和革命规律的科学总结,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主要标志。实践证明,它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而且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二)经济思想方面:

  毛泽东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起,就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尤其在中央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经济关系上认识中国的国情,开始提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并逐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之中。报告强调指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是打破敌人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重要手段。并明确规定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应由三种经济构成,这就是:

  第一,尽可能发展国营经济。这种经济包括国营工业、商业等。它们是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第二,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这种合作社包括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革命根据地经济的巨大力量;

  第三,提倡和奖励私人经济的发展。这种私人经济包括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3页。】。

  毛泽东还认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所有这些,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革命根据地正是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取得了经济建设的重大成果。

  (三)军事思想方面:

  第一,建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创造了人民战争体制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毛泽东从中国红军是在土地革命和农村游击战争的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的实际出发,规定了红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了红军除了打仗外还要担负群众工作、筹款等任务;规定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队内部外部的一整套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他还根据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特点,提出红军必须充分利用敌之劣点和我之优点,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为此,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并且提出要在长期的持久的战争中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战争发展的进程,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等等。这一切就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

  第二,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已被全党所接受,并在党中央和军队占据主导地位。遵义会议批判并且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上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制定的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军事路线,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后来在云南省扎西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这个《决议》充分地肯定和阐明了毛泽东在多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因此,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重大问题的会议。它是我们党成为成熟的党的重要标志。

  (四)党的建设思想方面:

  毛泽东从三湾改编起就非常重视党的建设问题。以后毛泽东先后撰写的《井冈山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中,特别强调从思想上、组织上建党,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毛泽东坚决反对以“本本主义”为特点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倾向,提出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他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他还强调在组织上要反对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确立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中,要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原则。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建党原则,实际上就是他后来在党的七大所概括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1093—1094页。】

  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比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大大前进了,已经形成了既符合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又具有中国特点的革命模式和革命路线,特别是中国革命道路的解决,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逐渐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