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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四十三岁

1月3日 毛泽东、朱德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次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由泾县云岭出发北移。六日,在茂林地区遭到预先埋伏的第三战区顾祝同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所部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血战七昼夜,除二干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叶挺被扣,随后,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7日 接到中共中央转来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途中被围的告急电,愤慨万分,立即向张冲提出严重抗议。

  1月上旬 分别向顾祝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斐提出抗议,严正声明:如不制止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新四军只有突围四出,散于民间,战于敌后”。

  △ 面告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费炳:必须提高警惕,为了防备万一,保存自己的革命力量,省工委的同志要暂时疏散隐蔽。

  1月10日 鉴于国民党已令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立即撤消,形势紧张,急电毛泽东,主张应即布置移动。十三日收到毛泽东致刘少奇、周恩来电: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袭击”。十八日,又收到毛泽东来电:请转告李克农立即撤消桂林办事处。

  1月11日 出席《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的庆祝晚会。会间,接到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急电,即在会上宣布皖南事变,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遥祝新四军冲破重围和黑暗。并激励大家说:“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都懂得怎样在光明和黑暗中奋斗。不但遇着光明不骄傲,主要是遇着黑暗不灰心丧气。只要大家坚持信念,不顾艰难向前奋斗,并且在黑暗中显示英勇卓绝的战斗精神,胜利是会到来的,黑暗是必然被击破的。”

  △ 指示新华日报社在次日的报上报道他的发言中透露新四军北移中受到包围袭击的消息。召开中共南方局紧急会议,研究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和斗争的方针,决定采取措施,并向中共中央作请示报告。

  1月11日(或12日) 要求张冲急报蒋介石,速令包围新四军的国民党部队立即撤围、让路。

  1月12日 和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李克农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白崇禧加紧反共,准备打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对文化界也极不满,恐不久将进行镇压,望转告。

  △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新四军在茂林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已六天,突不出去,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并向各方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危险。

  △ 发动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四出向国民党元老和抗战派、国共以外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阴谋。

  1月13日 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即刻准备好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袭击。周恩来接电后即在南方局机关传达贯彻,研究布置对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措施,并动员大家散发朱、彭、叶、项名义所发的通电。

  △ 面告刘为章:请蒋介石、何应钦令顾祝同解除对新四军的包围,并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否则被围部队势将被迫分散,江南局面仍不能解决;八路军将士得知新四军的遭遇,无不气愤填膺,只有迅速解除围攻,才能挽救危机于万一。刘答复说蒋已令侍从电告顾,只要新四军北渡,不应为难。周恩来提出北上必经苏南,皖北绝对走不通。刘答应再给顾一电,嘱其执行。

  △ 接刘为章电话,说蒋介石的答复是:十二日晚他已下了停打的命令;对新四军今后走苏北,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过江后不得打韩德勤,二是不得继续盘踞,要遵命到黄河以北去。蒋介石说刘为章今晚即向顾传达他的意见,请中共方面即电告前方。

  △ 接张冲电告:何应钦已与顾祝同通话,告以蒋已允新四军假道苏南渡江,令各军不要阻止,顾答应照办,但声明现已与新四军电台失去联络,要中共立即催新四军与之联络。次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建议令叶挺、项英、饶漱石立即据此同顾祝同恢复电台关系,要顾依蒋令解围让路。还建议告叶、项万勿再向顾打长他人之志、灭自己威风的电报,今后给蒋、何的电报,必须经延安转。

  1月14日 和叶剑英同苏联驻华使馆武官崔可夫商谈。崔可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到江北后如蒋继续逼你们北上,可提出鉴于皖南事变,江苏境内国民党军须全数离境作为安全北上的条件;江南视情况留一小部干部和武装,“埋在民间”。还说国民党如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周恩来将谈话情况电告毛泽东,并就崔可夫要求将我国内情况特别是国共关系随时通知事请示。毛泽东答复可以告知。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一面致函蒋介石,要他速令包围新四军的部队立即停止攻击,撤围,让路;一面电责顾祝同。

  1月15日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结束前些时间采取的温和态度,全党在政治上准备作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 接张冲电话:本日十一时半何应钦、刘为章同顾祝同通话,顾称自昨晚起前线战斗已停,也无叶挺、项英被擒事。周恩来要求对方保证叶、项的安全。

  △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当前各小党派想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我们决定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布置疏散和隐蔽;一面加强统战活动,主要目的在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作进一层的解释和活动,以继续揭穿蒋介石。

  1月中旬 指示新华日报社撰写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编印揭发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

  △ 为使国外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洞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外,并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

  △ 到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英国政府收到驻华大使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 董必武到重庆。

  1月17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并通缉项英副军长。政治局势更严重恶化。

  △ 为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军事委员会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事,当面质问张冲和提出严重抗议,并在打给何应钦的电话中谴责何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晚,指示新华日报社坚决拒绝刊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反动“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坚持照常出报。并在红岩嘴召集南方局工作人员会议,向大家讲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况,以及应该怎样正确地进行斗争等问题。指出: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还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之后,两党还继续维持合作抗日的关系。我们应从最坏的可能作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当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后,立即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报馆将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好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

  1月18日 清晨,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一千份猛增到五千份。

  △ 闻新华日报社营业部主任涂国林被捕,当即向张冲据理力争,迫使当局将人放回。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1月18日(或19日) 得知夏衍在桂林主编的《救亡日报》因拒登国民党中央社诬陷新四军的消息,当天报纸全部被扣,并获悉白崇禧下令逮捕夏衍,当即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知夏衍、范长江立即离开桂林去香港,同从重庆撤去的文化工作者合作,建立对外宣传据点。

  1月18日-20日 中共中央连日发出指示: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政治上全面揭露蒋的阴谋,惟仍取防御姿态;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准备撤消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非党干部迅速向南洋国外撤退,《新华日报》应缩小版面,每日出半张,对办事处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销毁文件、密码、电稿等。南方局进行了研究。鉴于局势的紧张复杂,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这个意见后来得到中共中央同意。

  1月19日 指示秘密散发由南方局军事组起草并经周恩来修改的传单:《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

  1月2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悉心整饬该军,坚持抗战到底。

  △ 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皖南事变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停止挑衅,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平毁西北的封锁线;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惩办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恢复叶挺自由,继续担任军长,交还全部人、枪;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等。

  △ 和叶剑英联名致函张冲,附由迪化返延人员伍德民、张明、苏醒民、刘武等三十二人名单一份,托张转交蒋介石下令发给由迪化经兰州、西安、延安转赴前方的通行护照一份,并令有关机关、部队准予通行,予以安全保障,以便早日转赴前方。

  1月24日 和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向,说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提出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还派出章伯钧等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

  1月25日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必须采取尖锐对立的步骤回答蒋介石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 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挽救时局危机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张冲转国民党中央。十二条办法是: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反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 潘友新就皖南事变向蒋介石提出质问。蒋谎称纯为“整饬军纪”。

  1月下旬 找张冲交涉释放叶挺。

  △ 蒋介石通过张冲找周恩来、叶剑英,希望恢复两党谈判,并以允许中共在江南部队集中展期北移,新四军归入八路军扩大其编制等为条件。周恩来等答复:不实行十二条,无谈判可能。二十七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你们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并同意南方局关于办事处人员逐步撤离的办法,留下少数人作最坏的打算。

  △ 乘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时机,日军七个师团大举进犯河南。

  1月底 为了防备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全面部署国统区的应变对策:布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和四川省地下党员撤退、转移;对坚持阵地的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勉励大家学习先烈们坚贞不屈的献身精神;妥善安排民主人士、进步作家、学者和青年转移;布置新华日报社立即精简机构,缩减报纸版面,除留下坚持工作者外,其余分别送延安或苏北,或安排去海外工作。在周恩来精心部署下,转移出去的同志都安全到达目的地,许多同志建立起新的据点,积极开展工作。

  △ 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 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朱家璧去云南滇军开展统战工作。周恩来面告朱:只能以进步的面貌出现,不能装落后,装落后,人家是不会相信的。朱到后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社会关系进入滇军第一旅,先后担任营长和副团长,开展对滇军部分官兵的统战工作和滇军的兵运工作。

  2月1日 接中共中央来电。电中说:李先念部队有绝大的战略意义。要南方局将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疏散的党与非党干部尽可能送到那里去。并派同志去川东、川北、川陕边、湘西、云南等五地秘密准备武装根据地,每处设一秘密电台,以备将来使用。南方局据此向所属组织及有关人员作了传达,要求贯彻执行,对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党与非党干部及联系的同情分子的撤退、疏散和隐蔽作了安排。

  △ 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名单一份托叶剑英①带回延安交陈云,并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一件,说明党与非党干部近千人,鉴于手头缺材料,名单只列了三百多人。八路军办事处一百五十多人,拟疏散到留六十人,新华日报馆二百一十六人,拟疏散到留四五十人,自今日起,日出报纸半张。次日,收到毛泽东来电:剑英本日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备注:

  ①随同叶剑英返回延安的还有蒋南翔、李涛、边章五。

  2月5日 对因不堪忍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困难举家自杀而获救的著名戏剧家洪深,着人予以资助。

  2月6日 看望冯玉祥,谈论时局。

  △ 闻《新华日报》发行受阻,亲往曾家岩宪兵队进行交涉,在严寒中坚持斗争两个多小时,宪兵队被迫退还扣留的报纸。周恩来将报纸当场散发给围观的群众。

  2月7日 中共中央判断: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中共态度有理而强硬,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同情中共,广大人民对蒋愤慨等,内战已可避免。

  2月8日 蒋介石接到罗斯福盼国共合作的来函。

  2月9日 将崔可夫对国共双方提出的意见电告毛泽东。崔可夫的意见是,对国民党:(一)斯大林不愿意听到国共两军冲突事;(二)要团结抗战;(三)武器不好不能取胜的观点不对,斯大林认为,目前华军作战主要目的不在攻守坚固据点,而在集结十倍于敌的力量,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以孤立敌据点,华军目前应积极行动,使敌分散。对中共:革命军队愈积极行动,愈能发展;要继续抗战,起模范作用,并加以宣传;苏联接济的军火,中共也可向国民党要求补给。

  2月10日 在玉皇观同黄炎培、周士观①、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量对国民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以中共七参政员名义将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能出席;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提出“十二条”。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同意,并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

  备注:

  ①周士观,民主人士。

  2月10日前后 在曾家岩接待邹韬奋夫妇。

  2月14日 会见七日抵渝的罗斯福代表居里。居里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政府改革,询及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新四军事变真相、中共目前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的内容。周恩来在回答居里所提问题后,提供若干材料揭露蒋,并说明蒋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熄火,日本南进。

  2月 居里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何进展。

  2月15日 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反映国民党当局政治压迫仍然日益加紧,提议以书面向国民参政会声明,如不答复“十二条”,中共参政员便不出席参政会。

  2月18日 接见张冲,责以近月来政治压迫事件频仍,如逮捕报贩、恐吓读者、扣压邮件、封闭报馆、撕毁广告等。

  △ 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的公函①送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公函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

  △ 将中共七参政员公函抄送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和国民参政员二十余人。

  备注:

  ①关于将中共七参政员的公函递送给国民参政会的日期,周恩来的电文中有两种说法,一说十八日,一说十九日。

  2月19日、20日 严词拒绝张冲关于暂行收回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和请蒋介石约周恩来谈话的主张,指出现在政治压迫严重,无理已极,实属忍无可忍,见蒋不会有结果。

  2月20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致参政会公函不撤回,将“十二条”交各党派委员会讨论。二十三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根本立场,致参政会公函不撤回,“但不拒绝谈判”。并应告张冲:致参政会公函是我党企图挽救破裂的行动,“十二条”转蒋后,国民党不理,故要求参政会解决;如国民党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自可暂时不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如无破裂决心,应即停止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2月20日 左右国共以外的各党派纷纷活动,表示希望中共出席参政会,要周恩来参加参政会主席团。

  2月21日 应约与冯玉祥晤面,将近二十天来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压迫十四件事和军事进攻三件事告知冯,冯应允报告蒋介石,事后得冯答复说蒋伪称不知。

  2月22日 就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梁漱溟、张君劢拟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下设立特别委员会一事向黄说明:(一)此委员会附属于参政会绝对不能接受;(二)此委员会必须成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既不属于参政会,也不属于政府,成为各党派的一种协议机关,此种机关既不妨碍各党独立,也要保持党派批评自由;(三)最好各党派出一人或二人,国民党不能太多,并不要军人,因此不要何应钦、白崇禧参加。会见后将情况电告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我们的目的只在以这个各党派协议机关来暴露国民党的阴谋和进行公开斗争。二十四日收到毛泽东复电:此事须慎重考虑,待中央讨论后将决定告你。

  2月25日 就出席参政会问题,会见张冲。张提出三个条件,力主中共撤回公函。周恩来表示不拒绝谈判,但不撤回公函,也不见蒋。并说明:在新四军问题后,政治压迫,军事进攻,我们确无让步可能。当天,周恩来向中共中央请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是国民党接受“十二条”,还是答应商议“十二条”?二十七日收到中共中央三点指示:除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决不出席参政会;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撤;彼方如有诚意,应延期两月开参政会,在两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派机关送周回延安开会。周恩来按此通知张冲。

  2月27日 应邀赴张君劢寓所,听取黄炎培等介绍他们就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向蒋介石陈述的情况和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建议。周恩来表示:只在“十二条”办法有满意解决的确实保证后,才能出席参政会;我方参加各党派委员会代表的人选须请示后定。

  △ 会见罗伯特·华伦·巴尼特①,向他揭露国民党军队袭击新四军等情况。

  备注:

  ①罗伯特·华伦·巴尼特,当时在陈纳德航空队任职。

  2月28日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加入;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未获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2月底 安排《群众》杂志主编戈宝权去香港工作。

  △ 黄炎培、张澜①、褚辅成②、梁漱溟等连日奔走,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周恩来提醒他们不要上当,免被各个击破。

  备注:

  ①张澜,以无党派人士被国民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②褚辅成,国民党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

  △ 同张冲谈判。根据中共中央二月二十八日指示,向张冲提出皖南事变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其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并表示:“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事后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说现在不出席参政会与谈判仍是对立着,无法解决。

  △ 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一切谈判均无保证,且未具体化,如出席,太便宜蒋。但僵局必须打开。一个办法是将停止军事进攻、政治压迫等十项要求于开参政会前当面交蒋介石,请蒋负责解决,其他在参政会开会时讨论,并约张冲来延安;另一办法是硬到底。同日收到中共中央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如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无结果无保证,绝对不能出席;可告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如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有结果有保证时可以出席;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也不宜出外活动,坚守此原则立场;即使选周为主席团也决不能出席。

  △ 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电,托收购多种报纸和书刊。

  3月2日 致函张冲,托张将董必武、邓颖超致国民参政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的公函转交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公函说,如果国民党接受“十二条”,并有明确保证,必武、颖超必可出席本届参政会。

  △ 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函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邹韬奋、罗隆基、张澜等十六人,说明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已将原定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改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只要实行这个“十二条”有了明确保证,董必武、邓颖超必能出席参政会。

  3月6日 致电毛泽东:居里要求中国与苏联疏远,但与中共维持关系,不要破裂到内战。居里来华的任务是调查经济状况,确定可否投资;调查政治是否民主和军事实力;要在中国建立空军恨据地;要求战后割让海南岛。国民党原则同意以贷款交换。

  3月8日 鉴于三月七日《新华日报》准备发表的《中共参政员未出席本届参政会真相》一文遭到扣压,决定采取抗审办法,不经送审出版一大张增刊,用大字将有关中共参政员不出席本届参政会的全部文献公开发表,使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群众能够了解。

  3月9日 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介石六日在会上的演说“是带防御性的”,今日《中央日报》的社论也称“即使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剿共事实亦不至发展”。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报及路上少捉人)”。拟“利用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由中央去一电,重申双十二条的必要,给他正面一攻,你以为如何?”十五日,周恩来电复:“我们意见,致电国民党八中全会无甚必要。因即便送到,他们也不会在会上宣读的,还不如用一篇文章或谈话回答蒋之六号讲演。”当日,毛泽东来电表示同意,由周处“写一回答六号讲演的东西,中央对八中全会不再发文件”。

  3月14日 应邀同蒋介石谈话。蒋询延安意见。周恩来提出新四军事件、二月份政治压迫、防地问题、扩军问题、饷弹未发等,要求见叶挺,并按中共十二条解决。次日将会见情况电告毛泽东,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毛泽东电复:先解决小问题,但大问题绝不放松。

  3月15日 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各小党派想在国共外成立一民主联盟,以求自保和发展,他们拟请第三党及救国会加入;我们力促其成,条件为真正中间,不要偏向国民党;我们现在决定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布置疏散和隐蔽,一面加强统战活动,主要是对外国朋友和小党派解释,以继续揭穿蒋介石。

  3月16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据李一氓电,得知张文彬尚在韶关,似电台也在附近,请令张速往方方处,电台也应设法隐蔽。

  3月19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南方局的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此会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以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成。本日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通过了组织章程,推定了常委和各方面负责人。黄炎培为主席,张澜、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为执行委员,不久由张澜继任主席。

  3月21日 针对蒋介石拉拢各党派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该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外,“有讨论一切政治问题之权”以及各党派必须平等。毛泽东复电请周恩来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是否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更妥当。

  3月22日 同董必武到张君劢寓所,听黄炎培谈三月二十日同蒋介石就组织党派委员会洽谈的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坚持党派委员会必须在国民参政会外。

  3月24日 和董必武到张澜寓所同黄炎培、张澜商谈时局。

  3月25日 和邓颖超赴宋美龄宴,蒋介石、贺耀祖、张冲同席。周恩来要求停止军事进攻和制止政治压迫。事后致电中共中央,说今天见面时蒋只是表面上的轻微缓和,实际上要看他是否真正做些缓和的事。

  3月27日 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叶挺经黄琪翔转来的信所谈皖南事变的情况。信中说,事变中新四军被俘人数不到四千,伤亡约二千,其余均突围。

  △ 和董必武在黄炎培寓所同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商谈国事。周恩来、董必武转达中共中央对组织各党派委员会的主张:名称为各党派委员会,不属于政府。

  3月30日 同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为因抨击国民党的财政金融政策被监禁的著名经济学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六十寿辰赠送对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3月 向抗敌演剧队负责人胡家瑞(何启君)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中共南方局对抗敌演剧队的指示:“保存团体,相机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学会交朋友,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提出:不演反共戏,不唱反共歌,不绘反共画,不写反共文章。嘱胡回去向演剧队地下党组织传达。

  △ 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联系,进行统战工作。

  △ 三次接待两年多前随国际援华医疗纵队来华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员达维德·杨固医生等。他们要求去解放区参加工作,周恩来建议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做救护医疗工作。杨固等向罗共中央请示后,愉快地返回原来的岗位。

  4月9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压迫边区的可能,请向蒋提出抗议。

  4月10日 何应钦在西安召集各高级将领会商对陕北的“防务”。

  4月12日 起草质问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公函,交张冲转送。张冲转告蒋的答复:绝无其事。次日,致电毛泽东:“仍应加强侦察,部署兵力”,并通过广播,“揭破其阴谋”。毛泽东十四日电复,“正积极布置防御”,至于“公开揭破”,“拟看一看”。

  4月13日 苏、日签订中立条约。

  4月15日-5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总结抗战四年来国统区党的工作,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是日益走向法西斯化、特务化。中共中央去年确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很正确,但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完成。组织问题需要我们来研究,不仅要对过去两年来的经验加以检讨,还要研究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仅要撤退已暴露的干部,还要建立新的支部,造就新的干部。党员要职业化,在职业中巩固,要多交朋友,研究学问,学习主义。并说,目前西南党的任务仍是使党真正成为秘密的巩固的党,要决心建立一些巩固的堡垒。

  4月17日 和董必武到黄炎培寓所,向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说明苏、日签约是苏联一贯的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中共的态度决不因此而变更。

  4月 面告张冲,如果仍不解决发饷问题,八路军将向全世界募捐。稍后,张冲转告周恩来,蒋介石将约见。周恩来遂致电毛泽东,问见蒋时提什么问题。二十六日,收到毛泽东复电:要他派机送你回延开会;表示中共愿与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给八路军发饷和合理解决新四军的问题。

  4月26日 致电毛泽东,根据日、苏签约后重庆反共宣传加强的情况,估计国民党反苏反共还会加紧,但反苏不至于表面化,反共不至于全面化。分析从利害上看蒋非求助于苏和求助于共不可,但表面上却装着不理会;从阶级思想上看,蒋非反苏反共不可,但表面上却又装着不刺激苏联和不愿国共分裂。预计这种矛盾状况不会历久不变,等到山穷水尽时,蒋还会令其部下借此大作反苏反共的思想宣传。局部的军事“剿共”不会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还会加紧。

  春 就部分进步文化人想去解放区的事,答复郭沫若:反共高潮一定会被击退,大家想到解放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国统区还需要有人开展工作。

  5月7日 致电廖承志:三个月来文化人到香港者甚多,建议你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态度,帮助文化人前进。

  △ 日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的重点是山西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队严重失利,国内舆论对国民党十分不满。

  5月9日 会见张冲。就蒋介石要华北八路军配合对进犯中条山的敌人作战的问题,按照五月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说明配合作战,“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一)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二)速发饷弹;(三)停止反共;(四)派机送周恩来回延安开会。

  5月10日 在张冲寓所同刘为章谈话。刘提出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对敌作战。周恩来说,配合打敌人,“即使在皖南事变以后也未停过”。最近敌人扫荡,我军也在苦战。如敌进攻中条山,“我必打无疑”。但给我方造的谣言必须揭穿。华北我作战业绩,妇孺皆知,而国民党反诬我不打敌人,还到处打人、捕人、杀人。刘无言以对,只要求转告延安给以回电。谈话后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当日接毛泽东复电:已由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5月11日 应邀同蒋介石谈话。对蒋要求华北八路军配合国军中条山作战的问题,告以中共中央已电八路军拟制配合作战计划。并要蒋介石通知卫立煌、阎锡山直接同八路军总部联络。蒋表示应允。谈话后将情况报中央。十四日,毛泽东来电称:“已迭电前方配合作战”,朱总已电卫立煌等表示团结对敌。“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他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

  △ 为了扩大宣传,有力地揭穿一切反共谣言,在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谈话情况的电文中,要求通知参谋部和八路军总部提供在前方作战的消息。

  5月12日 与《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鉴于反动分子加紧曲解马列主义,诬我停止抗日;而我方人员疏散,又遭封锁,稿件来源断绝。拟利用目前时机,开展对反共宣传的反攻。建议叶剑英每月提供分析战局的军事论文;建议王明、凯丰指定人写理论和国内外时局的稿件;请转告廖承志、陆诒①组织国际问题的稿件。

  备注:

  ①陆诒,时任新华日报社采访主任。

  5月13日 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十四日又致函张冲呈报蒋介石和刘为章。以后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

  5月15日 将崔可夫的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崔可夫提出以下建议:速将八路军配合作战的行动计划报蒋介石;打击日军后即广为宣传,并要蒋速发饷弹;等。

  5月中旬 先后会晤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和鲁斯夫妇。他们表示美国反对国共内战,主张抗日,赞成实现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不满意国民政府的武断和抗战无能。对中共的抗战态度和民主、经济、外交等政策表示关切。

  5月16日 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根据海明威等所谈,我们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建议在香港多选几个人,“配合这种活动,活动方针须与重庆合拍”。

  △ 向美国通讯社声明:外传所谓“八路军不抗日,打中央军”之说,全系日寇造谣中伤。

  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

  5月20日 致电毛泽东:据莫斯科电,美正就中日战争同日本商谈劝和条件。“在中国政府方面,随着困难增加而来的靠美和降日的空气,恐将会得到更大的反映,这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

  5月21日 撰写致《大公报》张季鸾、王芸生的信。本月,日军在中条山对国军发动攻势,国军望风披靡,丧失兵力五万多人。蒋介石为了掩饰失败,造谣诬蔑八路军不配合作战。《大公报》于本日发表社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复蒋的诬蔑。周恩来在信中列举大量事实,驳斥此社论中所述“十八集团军不配合作战”等全非事实,揭穿各种谣言,指出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即为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占,停止通车。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并要求将此信公诸读者。《大公报》在二十三日将此信全文发表后,轰动了重庆。毛泽东看到此信后,致电周恩来,认为“写得很好”。

  5月中下旬 致函蒋介石,驳斥“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质问蒋作此举是何居心。当蒋派刘为章解释说“只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无其他用意”时,周恩来立即将刚收到的八件战报交刘转蒋介石要中央社发表。

  5月25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一文发表。文章分析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在扩大和持久。自法国投降后帝国主义战争已分为两个集团,目前战事的重心在大西洋。纳粹德国的战略企图有两点,一是切断苏伊士,封锁地中海,使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带解体;一是封锁北大西洋,将英伦三岛困住,在三岛登陆。英国的战略企图也有两点,一是扩大战场,拖长时间,消耗和分散德国兵力;一是尽力拖住美国,争取美国参战。美国是想争取如何有利地进入参战。文章在分析伴着世界战争的发展、太平洋上的风云更加紧张后指出有两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始终影响着太平洋上的风云变化,一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坚持了四年,一是英美作战的重心尚在大西洋。文章还分析日寇正积极准备武力南进,加紧对中国的两面政策。强调我国的抗战不排斥运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

  △ 致电毛泽东,说从近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发的社论看,国民党怕我们另立一个中心。主张不忙答复,准备从正面作文章反驳。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来电关于答复国民党质问我党是否拥护蒋介石的问题,决定:同意周恩来意见。二十七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关于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的问题,可暂时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昨日政治局也是这个意见。

  5月28日 《解放日报》发表中共中央通知:日、美、华三国正酝酿远东慕尼黑阴谋;敌寇将继续重演又打又拉的老政策;国民党呼应敌寇谣言攻势的用意值得怀疑;新四军、八路军无日不在与敌搏斗,一切对共产党的诬蔑,目的在于使抗战失败。

  5月28日-31日 鉴于蒋介石正制造八路军“不抗日”的舆论,周恩来连电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二)朱德电卫立煌,询问是否未将前方战况报军委会,现在前方浴血抗战,后方血口喷人,势难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要卫立煌立即转电中央社解决,同时令八路军立送战报;(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发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毛泽东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并告:抓紧要害,已告彭德怀、左权办,多发战报,已告剑英办。

  5月31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时局中的暗流》。文章阐述帝国主义战争正走向扩大和持久;我国军民正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准备用自己的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时局中的主流。但目前战局中出现一股暗流:在西方英、德妥协共同反苏,在东方则是日、美少数人企图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争。文章指出日本对美的暂时和缓将是它发动武力南进的烟幕。为了南进,日寇对中国在军事上进攻的同时,特别加紧散布流言,挑拨关系和制造和平空气,这是日寇在侵华和南进中所运用的复杂、矛盾而又狡猾的两面政策。

  5月 和董必武等会见国民党元老朱蕴山,告以蒋介石在加紧进行反共投降活动,国内时局仍然严重,希望他为挽救危机推动抗日出力。朱蕴山随即离渝去桂林等地参加推动广西和西南各界人士团结抗日的工作。

  6月1日 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列举事实驳斥五月三十日中央社发表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讲话,指出这个讲话所说第十八集团军“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不符合事实。声明:“十八集团军有战报!有战果!十八集团军敢于接受敌人的挑战!”并告同胞“勿为敌人的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全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好击碎敌人的进攻和挑拨性的流言。

  6月初 同潘友新谈话,估计“东方慕尼黑”危险日益增加。潘友新表示同意。

  6月5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认为应同卫立煌搞好关系,说这是分化顽方、争取中间势力和发展进步势力政策的中心。建议前方总司令部经常向卫立煌报告战况,并作请示,认为如此卫立煌至少可向重庆转报八路军的战况,代我们请发饷、弹,也可证明我们确在配合作战。六月九日,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函,建议由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同卫立煌配合作战。

  6月8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题为《论敌寇两面政策》的代论。代论指出,敌人对我除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我们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回答敌寇的两面政策,即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敌人的军事进攻和扫荡,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敌人的政治诱降和分化,以团结抗战回答敌人的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进攻,以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回答敌人的抽身南进,以坚持独立自主抗战到底的立场,击破敌人的想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争的阴谋。

  6月上旬 在周恩来领导下做国际情报工作的阎宝航,获悉法西斯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立即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迅即电告斯大林。十六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德国将于二十一日发动战争。

  6月15日、22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发表。文章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和国家问题上的立场、主张和观点。什么是“民族至上”?在中国其含义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主要的民族敌人——日本作生死存亡的决斗;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这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含蓄地批评蒋介石在民族问题上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对英美存在幻想,对苏联边联合边仇视的对外政策;批评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不实行联合各民族、各阶级一致抗日,放纵汪精卫之流的妥协投降活动。在国家问题上,文章说,按马克思的学说,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在今天,殖民地以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在这些国家中,民族解放的利益,是各阶级共有的。“保卫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也就适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中国,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及被侵略的弱小国家是革命的,而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反革命的。我们共产党人拥护前者而反对后者。中国是被帝国主义战争蹂躏的弱小国家,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坚持抗战就是“保护祖国”。按照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国家观,把中国建成民权主义的国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也就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政权,即政治上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民族工商业,把敌伪财产和独占性质的大企业收归国有。文章反驳国民党的新闻机构攻击中共“另立中心”说。说那些是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承认三民主义、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以及国民党在全中国的领导地位,这些是四年来抗战中国的中心。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我们希望国民党人士也要了解,大家既拥护这个中心,自己便应更珍重这国家中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善意的批评。文章还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政治民主,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6月18日 和董必武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单位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五周年举行的晚会。

  6月22日 法西斯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26日 就苏德战争爆发后的世界政局致电毛泽东,认为苏联如获胜,英、美对日不让步,时局有可能好转。但根据目前日本国内在酝酿倒阁、日军正由津浦路北调的情况,如苏受东西夹击,国民党可能表面抗战,而实际对我方加紧压迫。建议对此予以极大的注意和警惕。

  6月27日 和董必武到左舜生家,同黄炎培、章伯钧、张申府、沈钧儒、周士观等讨论时局。

  6月28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代论《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文章指出苏德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战争进入了新时期,苏联已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前线,英美应与苏联建立共同的阵线,向着一个目标,为消灭法西斯统治以求得各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文章分析希特勒发动反苏战争的基础;批评国内对苏德战争的两种错误思想,一是幸灾乐祸,一是认为不管苏联胜败如何,都于我们有利;指出应警惕日寇一打一拉的两面措施,而尤其是拉。伟大的中华民族应运用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前线的地位,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日妥协的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

  6月 约见李亚群,要李去广西负责统战工作。在分析广西的形势后指出,广西统战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做李济深为首的桂系上层人物的工作,还要组织理论、文化、文艺、教育界的党员,去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民主活动,并保护、安置受到蒋介石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

  7月1日 致电廖承志,除告重庆文化人去港情况外,嘱廖支持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文化协会,多鼓励老舍。

  7月3日 致电毛泽东,估计美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为条件使日本不用武力南进的政策不易成功,“拖”的可能更大,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提出我们应学自然科学,学俄文和近代军事知识等,提高接受新武器的条件;大后方严密地下党组织;对海外的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对各界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电复:中央讨论了来电,关于军事准备,决定从学俄文、学自然科学及准备东北干部三点着手,海外去人问题待商。

  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四周年发表宣言,根据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形势,提出十条内政外交的基本方针:(一)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二)加紧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巩固抗日阵营。(三)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接济敌后各抗日部队的军饷弹药,积极反攻敌人。(四)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由政府予以援助,俾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使敌人无法抽调兵力西进、北进、南进。(五)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消弭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六)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七)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从政府机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分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八)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九)改革兵役动员制度,以利抗战。(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信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宣言再一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

  △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题为《七·七四周年》的社论发表。文章总结四年的抗战,说四年抗战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是永远征服不了的民族,是永不可侮的力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团结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大保障。文章指出抗战四年,我们遭遇了国际间空前的变化,世界是向着两个集团,两个阵线走的,世界的法西斯强盗终将失败,抗战的中国必胜。文章还指出要达到最后胜利,还须经历和克服许多困难:日寇虽然失道寡助,但也非一无帮手;战争方面,我们的民族中有人对抗战动摇,有人对国际调解有幻想,有人响应敌人的挑拨,放松对敌人的戒备;政治上人民的合法权利常受非法干涉;经济上困难还多。文章说,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进入抗战第五年的开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联合,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反对国内的分裂倾向和军事行动。

  7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通知,指出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和苏联保卫祖国的反德战争,是目前世界政治转变的枢纽,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的任务是全力拖住日本。如日苏爆发战争,应配合苏联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

  7月19日 针对中央社诬蔑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一事,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身份,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谈话。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登载。次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样、叶剑英:为对付蒋诬我军“擅自行动”,请电告前线总司令部将历次磨擦事件的具体情况详细电告,以便在报上披露或印传单,并请叶剑英搜集整理这类材料转廖承志在南洋诸报发表。

  7月20日 致电中共中央:对昨、今两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我已采取针锋相对办法对付,请各地党组织将各地党员、青年、进步分子被捕和被压迫的事实、地点、时间和人数、姓名、经过等具体情况广为搜集登记,详细电告延安,并将其中可发表者加以整编分电此间与沪、港,以便在各报纸披露,如不能通过,则印成传单小册子发表。

  △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团结起来打敌人》发表。代论着重指出:不论敌内阁如何改组,敌人行动如何改变,我们都要“迎头打击敌人的西进”,这是“万全之策”;等待胜利、盼敌北进或南进,是有害于自力更生,有害于争取胜利的心理的,不符合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主要成员的责任。

  7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了对付国民党反共磨擦的问题:同意周恩来来电提出的意见,用事实揭穿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对德战争吃紧时,压我撤退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

  7月22日 《新华日报》刊登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第二次谈话。谈话列举大量事实,对中央社连续三天发表的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的消息,严加驳斥。

  7月24日 致电廖承志:对梁漱溟等拟议中的民主同盟政纲可予赞助;蒋介石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来华后左舜生等认为民主运动有展开的可能,所以他们拟在港澳各党派参政员中酝酿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推进民主运动,对此可给予帮助;对重庆、昆明等地酝酿呼应香港要求民主事,可予以鼓励。

  7月27日 出席重庆文化界人士的聚餐会。在会上,赞扬日本作家绿川英子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儿女,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 到黄炎培寓所同黄谈国际形势。

  7月30日 鉴于国民党当局正挑动日本进攻苏联,企图坐收渔利,致电中共中央建议“采取强调团结抗日,拉英美援华,实行禁运以制裁日本的对策”。

  8月2日 出席新华日报社追悼该社成都分销处经理申同和①烈士的大会。在会上讲话,勉励大家学习申同和的艰苦作风和坚守岗位的精神。

  备注:

  ①申同和,中共党员,任职期间经常徒步往返于蓉渝两地。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日机空袭成都时牺牲。

  8月26日 由于七月间中共江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书记谢育才等被捕,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秘密工作如何免遭破坏提出意见: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不转关系,仍由原地原人联系;张文彬不应去粤北、桂林,因去那里极危险。另,认为南方的文化工作和对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重振的可能。建议搜集材料,抽出干部,布置隐蔽的活动,但必须同秘密党完全分开。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讨论了刘晓关于在上海成立救国会问题的来电,决定电询恩来意见。

  8月30日 致电刘晓并告康生,同意他们对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布置。指出为了多方保存力量,应把做文化、宣传工作的人同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分开;在教育界、宗教机关和救济团体中都应用统一战线工作方式在上层开展活动,以配合群众工作。

  △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战四周年,所写《抗战四年》一文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四年来抗战的主要经验教训,指出抗战四年中未能克服的主要困难和弱点,对抗战进入第五年提出各项要求:继续坚持长期抗战,直到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为止;坚决反对中途妥协和动摇的一切观念,反对等待胜利而不努力自力更生的苟安心理,反对专靠外援而不加强自己反攻力量的依赖心理;努力于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营的联合,同情和声援苏联,努力争取英美的援助,并加紧苏联与英美的联合,以打击世界法西斯集团;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提高军事技术和士气;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加强对敌后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的领导和帮助,承认他们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政策;要求抗战中的民主、人民的合法权利、各党派的公开存在、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秘密的捕杀,等等。周恩来说:这就是四年抗战的主要经验教训,这就是对于抗战进入第五年的希望。我们号召全国人民为这个希望而努力。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更愿为这个希望而奋斗不懈。

  夏 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会议进一步强调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隐蔽精干”政策以及新近发来的关于巩固大后方党组织、隐蔽撤退干部的有关指示,讨论部署所属各地党的工作。要求各级党从组织领导形式到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与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真正走向地下。还研究了缩小各级领导机关,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尽量深入社会,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办法。并决定划小川康党的工作区域,新成立川南、川北两工委。川东、川康两特委和川南、川北两工委直属南方局领导。对干部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川康特委负责人荣高棠(皖南事变后,特委书记程子健撤走,荣接任)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川康特委组织部长于江震调任川南工委书记,川康特委宣传部长郑伯克调任云南省工委书记,秘书长李维调任川北工委书记,川东特委的王致中调任川康特委书记。不久,于江震调回南方局组织部,川南工委撤销。

  △ 为扩大中共在国外的影响,委托王安娜把毛泽东最重要的文章译成英文;还向她提供资料,请她定期给保卫中国同盟写报告。

  △ 提议一部分中共党员同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后经王炳南、王昆仑、许宝驹等筹划酝酿,成立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族大众同盟,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①。这个组织成立之初,成员大都是国民党知名左派人物,以王昆仑、刘仲容、于振瀛、杜斌丞、许宝驹、屈武、谭惕吾等为代表,很多人与国民党上层要员关系密切。②也有些成员来自不同的民主党派,如金仲华、闵刚侯、曹孟君、孙晓邨、吴觉农、高崇民、阎宝航、潘菽等。③一九四四年向文化界扩充,阳翰笙、沈志远、侯外庐等都参加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核心成员经常碰头,交流情况,王炳南是参加其中的公开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参加它的核心会议的次数很多。

  备注:

  ①后来,为了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相区别,一九四九年六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被通称为“小民革”。

  ②如王昆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是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派人物;屈武是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亲属;赖亚力是冯玉祥秘书;刘仲容为国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高级参谋;刘仲华是李宗仁秘书;狄超白是李济深秘书;等。

  ③金仲华、闵刚侯、曹孟君、孙晓邨、吴觉农属救国会,高崇民、阎宝航属东北救亡总会,潘菽属第三党。

  9月2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作关于苏德战争形势和太平洋局势的报告。指出美国目前的政策是“哄日脱离轴心”,如不成,“则以谈判拖”,二者对我都不利。

  9月8日 同董必武、邓颖超电唁《大公报》张季鸾逝世。联名送挽联: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事,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南方局宣传部以周恩来兼部长,以许涤新为秘书。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以董必武兼南方局宣传部长。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同意恩来电。

  夏秋 赞同和重视阳翰笙关于利用戏剧反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计划。并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会议上提出:重庆这个城市中,人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冲破国民党的严禁和封锁。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观众又多是年轻人,影响比较大。会后经与徐冰、阳翰笙、陈白尘等研究,决定从话剧方面发起。这年秋至次年春,南方局领导下的抗战戏剧运动形成第一个高潮。

  9月10日—10月22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党开展整风的准备会议。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

  9月14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作关于日、美谈判情况的讲话,估计日、美妥协有可能,但先从局部做起,“全面妥协还有所待”。指出日本对南进北进都不会放弃。表明中国决不投降,强调自力更生,政治团结,对抗战决不动摇。

  9月18日 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九·一八”十年》发表。文章指出当前美国同日本谈判是“不智之举”,“有上日寇大当的危险”;阐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抗战方针;重申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总要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决不罢休!”

  9月25日 致电香港廖承志、福建方方并报中共中央:张文彬如到港,望告他留港,将南路中路东江曾生部队和琼崖工作加以整理后回南委,绝对不能去曲江和桂林。

  9月 致电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批评闽西的党没有很好向秘密工作方式转变,希望南委指导他们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坚持中共中央埋头苦干的方针。

  △ 电告廖承志:对下届参政会,国方以外各党派参政员(除在重庆的)都不出席,对此应予支持。我方仍以释放叶挺为出席的条件,请将意见转告各党派。

  △ 为在上海建立文化工作据点,电嘱廖承志提出适当人选。

  △ 指示抽调中共中央南方局罗清、蒋金涛编译出版英文小册子,内容主要是选译《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局势的讲话,解放区建设情况和外国朋友写的解放区见闻等,出版后向外国记者、外国使馆和各国友好人士散发。

  10月2日 就应否正式提出出席下一届参政会的条件和董必武应否出席蒋介石接惯例举行的宴会问题,同董必武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十月七日,中共中央电复:采取积极态度,要求国民党解决新四军问题,否则仍不出席,其他党派出席,不予阻止;董可应邀赴宴。

  10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传达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会议决定周恩来为西南学习组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10日 召开有董必武、孔原和邓颖超参加的谈话会,议论参政会问题和外交问题,商定对国民党九中全会现在应注意搜集材料。

  10月上旬 到郭沫若寓所,面告郭沫若和阳翰笙,要庆祝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和五十生辰,说明这次纪念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它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要阳翰笙代南方局起草给成都、昆明、桂林、延安和香港等地党组织的电报,并将电稿携回审改。

  10月11日 为领导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中共党员和干部的整风学习,作关于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

  10月17日 日本东条英机受命组阁,自兼首相、内相和陆相。

  10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并指出重庆高级学习组已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0月19日 《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代论《太平洋战争的新危机》。代论预言太平洋战争将要爆发。指出:日本改组内阁后,以武力建立“东亚共荣圈”的冒险方针是确定不移的。估计将有多方面作战的主张,这就是太平洋的新危机。同时指出“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号召全世界正义人士,一切反侵略反法西斯的国家,联合行动起来,“群起扑灭人类的公敌——东西法西斯蒂”。

  10月24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总结大后方工作的教训:大后方党的任务是建立秘密党,保存力量,不能搞武装斗争。会后致电毛泽东,认为对这些教训,需要作为大后方的工作路线问题,予以尖锐地提出,并加以确定。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 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张冲于八月十一日病逝。本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同意周恩来提议,对张冲追悼会捐送三万元,并委托周恩来、董必武代拟挽联。

  11月1日 收到毛泽东来电: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立即制止。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两次质问刘为章,刘答说纯系调防,并转达蒋介石的话:“担保不进攻。”周恩来责以来安边是挑衅,声明边区要自卫,并要求释放叶挺,发饷。

  △ 就英国要求同中共在琼崖合作的问题,致电毛泽东提出两点建议:(一)对英条件要高,英是拉我,我也应以同样办法对待;(二)在港设机关电台“以秘密为好”,因公开易受捣乱。毛复龟同意,嘱廖承志照办。

  11月初 见王世杰。王提出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下届参政会。周恩来答复:如释放叶挺,董必武、邓颖超即出席。

  11月7日 同董必武致电毛泽东,报告南方局准备整风学习的情况:已成立高级学习组,决定先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同时搜集党史资料,准备以后研究讨论,并将学习中共党史。十二月三十日收到毛泽东、王稼祥来电:学习中共党史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11月9日 国民党重庆市党部等机关团体为张冲举行追悼会,周恩来送了挽联。并为《新华日报》撰写《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文中说道:“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书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今岁一月事起,二月报事随之,三月为参政会期,四五月有中条山战役,此中风浪之险,环境之恶,为五年来所创见,先生劳神焦思,力维大局,备极憔悴。”“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然而,抗战还在坚持。团结更须加紧,“前线的血还在流,怎能分得出属于何党何派?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11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毛泽东电复周恩来,说明我方决不许可何文鼎部进驻安边;陈云起草复周恩来电,说明在大后方整个隐蔽政策下,按照闽西南特殊情况有取灵活政策之必要。

  11月上中旬 因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将在月内举行,就中共方面参政员出席参政会问题同王世杰谈话。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同蒋介石谈。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如何向蒋交涉为宜。十一日毛泽东电复:“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

  11月12日 会见蒋介石。蒋希望中共自动出席参政会。说过些时候可以给叶挺自由,但现在不能放。

  11月14日 致电毛泽东:如张群、王世杰“担保放叶”,我们可否出席国民参政会,或另取他法,或不理。毛泽东当即将中共七参政员因事请假致王世杰函电周恩来转递,并嘱:“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 为《新华日报》庆祝冯玉祥六十寿辰专页撰文《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文中说冯玉祥的成功处在于多年来坚持御侮,反对投降,呼吁团结,致力联苏,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赞扬冯玉祥为了民族国家的事业始终奋斗不懈的献身精神。说“国家今日,尚需先生宏济艰难,为民请命,为国效劳,以不负天下之望”。

  11月15日 接国民参政会开会通知后同董必武会见张群、王世杰。张、王反复说明由他们负责在参政会后努力设法释放叶挺,坚持要中共参政员出席。周恩来、董必武答应将意见转达延安,同时说明坚持请假的理由。

  11月16日 出席重庆各界人士纪念郭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的茶会。在会上致贺词,论述鲁迅和郭沫若不同的时代和经历,高度评价他们在文艺、学术等方面的成就。并在《新华日报》发表《我要说的话》。文中说:“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文中提出郭沫若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提出的三点,也是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三点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留渝剧人决定自本月二十日起演出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棠棣之花》。

  △ 和董必武联名致电毛泽东:张、王已担保在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我们决定以两人报到,董一人出席,以便督促其发饷。

  △ 收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来电:共产国际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11月17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董必武、邓颖超出席。

  11月 致电陈云、任弼时,告知在鄂中地区建立武装根据地的情况,建议通知李先念在江北多建些据点,并调一些部队转移至郝穴附近。

  冬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致电在香港工作的张友渔,指出日美有开战可能,要求他做好准备。

  △ 约文艺戏剧界朋友来曾家岩五十号聚餐,自己下厨做家乡菜。来作客的有阳翰笙、陈白尘、郑君里、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等百余人。

  12月5日 接刘为章来信。信中称何文鼎新二十六师仍驻原地未动,要求延安撤兵,恢复原来态势。周恩来将刘信电转毛泽东后,毛泽东嘱周恩来答复刘:何师阳示缓和,阴图南袭,只要何师不再南下,我军当即退回原防。

  12月7日 为《新华日报》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页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诗,壮丽的图画》两文。

  12月8日前后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后方工作方针的指示,确定:地方党以巩固组织、审查干部、创造新的工作方法为业务中心;大后方一般党员和非党干部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朋友为中心业务。

  12月上旬 同刘为章、贺耀祖①谈话,交换对阎锡山的看法。周恩来认为。如日美妥协或日攻西安,阎锡山有可能投敌。刘表示同意。安边问题,刘担保何文鼎师决不开动。周恩来要求释放叶挺,贺答应查明后办。

  备注:

  ①贺耀祖,时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

  12月8日 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我对英美政府应建立广泛和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

  12月9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言指出,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为了侵略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而发动的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在美国、英国及其他各国起而抵抗的一方面,则是为了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

  △ 国民政府对日、德、意三国宣战。

  △ 致电廖承志,指出菲律宾“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估计香港工作人员的退路只有广州湾、东江和马来亚。提出对这部分人,能留港或将来可去马来亚和上海的,尽量留下;能出琼崖、东江游击队则更好;不能留也不能南去或打游击的,转入内地。要求尽速争取与英参谋部谈判合作事宜。

  12月9日(或10日) 致函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表示将与他们国家并肩作战。

  12月12日 会见宗教界人士吴耀宗,向吴详细阐明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

  12月14日 所写《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肯定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和民族必定取得胜利,但还得经过若干过程,主要是因为民主国家尚存在若干弱点和困难,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力还没能全部动员,使用尽当,也还没有做到完全团结和信赖无间。指出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切弱点,而应联合友邦,奋起直追,解决这些困难,以担负太平洋上伟大艰苦的抗日任务。文章预计战争初期会有若干挫败,“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之”,才能最后致敌死命。文章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六个特点(长期性、不平衡性、全面性、一致性、阶段性、主从性),阐述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的关系。号召反侵略国家联成一体,休戚相关,共同战胜法西斯。

  12月15日 致函郭沫若,对郭所著历史剧本《棠棣之花》的某些字句提出意见,请郭考虑。

  12月17日 和董必武同张澜、黄炎培、张君劢、王造时①、左舜生、李璜等出席王世杰、张群在国民参政会秘书处举行的午餐会,并商谈参政会决议案四条实施办法。

  备注:

  ①王造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执行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2月19日 应张群、王世杰之邀,和董必武同黄炎培、左舜生、张澜、王造时、褚辅成等继续商谈参政会决议案四条实施办法。

  12月20日 就香港文化界人士如何安置,朋友是否已撤出以及对新、菲两岛有无联络办法等问题电询廖承志。

  12月中旬 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救亡室作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报告,传达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南方局随即派人到各省特委传达中央这个指示和南方局的部署。

  12月21日 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章伯钧、张澜在特园①商谈关于国民政府设国事协议机关的意见。

  备注:

  ①“特园”,指鲜特生公馆,抗战时期重庆民主人士常在这里聚会。

  12月下旬 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即刻派人告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告在柳州的左洪涛,要他们接待;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社,戈宝权等来重庆;对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留港的少数人必须符合秘密条件;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与港政府商定,如他们派军队护送人物及军火至海南岛,可送一批人去,并进行破坏日机场和仓库交通线;派人帮助孙、廖①两夫人和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备注:

  ①廖夫人,指何香凝。

  12月至1942年1月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工作。在会议最后发言指出:为了贯彻中央规定的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必须把西南的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为此,提出以下七个条件:(一)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得力的和联系群众的干部;(二)要在有群众集聚的单位和主要部门建立平行支部和保持党组织与个人的联系;(三)要使党的领导机关有独立领导的能力和自信;(四)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五)要熟悉各主要方面的情况;(六)要做到凡有群众的地方一定要进去工作;(七)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只要做到以上七条,西南党组织就能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时机一到立即可以起来战斗”。并提出今后党组织应彻底地实行平行组织;党员转地不转党,党员应巩固社会地位,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努力学习,广交友等。在发言的第四部分,还就彻底审查干部,支部工作,组织的改变,党的发展,宣传、学习和调查研究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继续巩固领导机关以及反奸细的斗争问题作了指示。

  本年冬 和董必武、邓颖超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接待到达重庆的司徒美堂,就各方面情况与之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