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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三十六岁

1月4日 和朱德从前方返回瑞金。

  1月6日 博古、李德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续失利,把黎川失守的责任归咎于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称肖为“退却逃跑主义”,下令逮捕肖劲光,并决定在党内、军内开展斗争,反对以肖劲光为代表的消极路线。本日,周恩来出席公审大会,并被中共中央局指定为公诉人。公审大会判决肖劲光五年徒刑,并开除党籍、军籍。①一个月后,肖劲光被释放,到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

  备注:

  ①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周恩来找肖劲光谈话,指出是搞错了,恢复肖的党籍、军籍。后曾多次检查这一错误。延安整风期间,又专门同肖劲光谈话,说:把你搞错了,这是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至今深为内疚。

  1月上旬 为援助十九路军在福建延平地区抵御入闽国民党军,布置杨尚昆率红三军团东出延平地区截击国民党军,并给该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随后,红三、红七军团即向沙县地域移动。但当红军赶到延平时,国民党军主力已过,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1月13日 起草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出的致福建人民政府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电文指出:“目前情势,福州既濒危急,人民政府已在危险之中”,提出为挽救危局的六项紧急建议,敦促福建人民政府应立即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允诺的人民民主权利,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布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

  1月15日-18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前,未让周恩来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通过的《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提出:“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在党内要“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被指定作闭幕词。

  1月21日 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1月21日-3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前,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未予理睬。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3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月7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十二日,在会上作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说: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2月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将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和先已成立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重新开始进攻。

  3月13日、18日 先后在中革军委会议和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的报告,分析国民党军在五次“围剿”中的战略战术特点,提出为粉碎国民党军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术,红军在学习阵地战、堡垒战的同时,应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使堡垒战、阵地战的胜利,能够配合着我们基本的运动战的胜利,来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4月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畴西、聂洪钧并转方志敏,指出:目前蒋敌主要进攻方向在北线是向广昌,依靠堡垒主义战术步步前进,封锁我们,紧缩苏区,并企图以持久战消耗我们,求得最后决战。指示闽浙赣军区应集中和扩大红十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同时“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发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创立新的苏区,并首先要不断破坏杭江水陆交通,以达到有力地调动敌人,增援浙江的目的。

  4月上旬 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进而攻占瑞金。

  4月中旬 为进行广昌战役,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与国民党军“决战”,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为此,中央决定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周恩来在瑞金留守中革军委。

  4月28日 广昌战役中,红军虽集中主力,苦战十数日,但由于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但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仍无法守住广昌。本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进行防御。

  4月30日 致电博古、朱德、李德:我们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员大。尤其广昌战役后,极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 撰写《红星》第四十期社论《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社论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了。需要我们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一切工作集中在战争的动员,一切动员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社论在列举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把“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

  4月 应中共鄂豫皖省委要中央派遣军事干部的要求,根据中央的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行前,同程子华谈活,分析鄂豫皖苏区的形势,部署工作,指出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鄂豫皖红军主力应当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苏区的压力。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可以长期坚持。后鄂豫皖省委根据这一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留下红二十八军坚持。

  5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其目前任务的命令》,将中央苏区各军区及下属分区重新划分为五个军区:江西、赣南、粤赣、福建和闽赣军区。要求各军区在国民党军的远近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钳制和吸引国民党军,协助红军基干兵团机动作战,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5月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央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6月10日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曾数次就打“阵地战”和“多路分兵”的作战方针问题同李德争论。周恩来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使红军保持优势和机动的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遭到拒绝后,仍尽力进行补救。本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答复对阻遏头坡东北国民党军前进部署的意见,说:“头坡以北,不利作战,惟可调三军团一个师,参加十三师突击,既可迟阻陈敌,更可诱惑吴敌前进,而一军团及三军团主力可仍留原地待机,至注意各方情况变动,以便进行新的机动。”

  6月14日 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对前方拟派红一师到河东攻击国民党军邹、孔两师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说:“天雨河水不能徒涉,预先移过东岸又最暴企图,且前临大水背靠封锁,地形极不利,我意请你们重新考虑,放弃这一战斗。”

  夏 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7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红七军团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后方。七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界前进。因时机已晚,兵力单薄,没有实现调动国民党军的任务。

  7月10日 为《红星》第五十三期撰写社论,题为《纪念“八一”我们要消灭敌人在苏区门内,要瓦解敌人在他们的背后!》

  7月上旬 国民党军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在以后的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给国民党军以重创,但红军伤亡亦很大,最后不得不撤出高虎垴、万年亭,退至驿前等地设防。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声明: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击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决定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积极支援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8月1日 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和授奖典礼大会,并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战斗任务的报告。

  8月7日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8月18日 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

  8月31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

  9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在决定留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仅就军事干部名单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 为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签署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的通知和《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

  △ 和朱德主持同陈济棠的停战谈判。

  9月1日 获知陈毅在战斗中负伤后,即令总卫生部赶送药品,并派医术好的医生前去治疗。本日,和朱德致电红六师师长彭雪枫并转李富春:同意陈毅同志回博生休养,但须看途中担架是否适宜,并待稍愈时即来瑞金休养。

  9月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信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

  9月21日 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政治委员。

  10月上旬 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去寻邬同陈济棠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叮嘱潘、何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这个谈判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有利的准备。

  △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雩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备注:

  ①陈济棠,时任国民党南路军司令。

  10月9日 接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来信后,当即和朱德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进行手术治疗。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10月10日 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雩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

  10月1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总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2日 和博古致电凯丰,二十二日致电刘少奇,令他们分别到红九军团、红八军团任中共中央代表。在此期间还派陈云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10月18日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命令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布防阻击,并令第六路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追击。

  10月21日 夜,中央红军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从大庾、崇义间西进。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4日 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0月30日 在大庾县密溪地区看到红三军团的部队绵延数里,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得超过编制规定的范围。

  11月2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广东省仁化县城口。红三军团监视钳制汝城国民党守军。五日晚到八日晨,红军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1日 红三军团第六师占领湖南省宜章城。

  11月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及在湘各部,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何键调集三十万大军,部署在湘江东岸。

  11月13日-15日 在宜章黄茅岭廖家湾,和博古、李德指挥红军从郴州良田至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

  11月17日 因红八军团损失较大,和朱德令红八、红九军团各由原来的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师,不设团,直辖五个营。

  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布《我野战军将进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渡过湘江之新战役》。文中指出: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并已完成阻我西渡的部署,红军中的“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征服湘江天险,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与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11月27日 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占领渡口,与国民党军激战,红军开始渡湘江。

  11月30日 到前线指挥军委纵队渡江,并关照毛泽东等人过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在广西灌阳新圩作战,掩护红八、红九军团向湘江前进。

  12月1日 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县大田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下午,除红三十四师、红六师一个团、红八军团部分兵力外,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周恩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在此期间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遂在湖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日 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各军团、师的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致红军西征以来,行动迟缓,被动挨打,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作战部队,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

  12月4日-6日 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国民党军进行坚壁清野和纵火。十日,周恩来在龙胜县龙坪指挥灭火。十一日,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注意宿营地失火及严防反革命纵火。

  12月上旬 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 中央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

  12月12日 在通道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十四日,军委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并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12月13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刘伯承、周昆、黄甦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12月14日 军委第一、二纵队在黎平洪州司合编为中央纵队。以后朱德任命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5日 红军攻克黎平,突破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

  12月16日 国民党军的黔军和何键、薛岳所率部队以及桂军分别固守清水江一线和向贵州铜仁、锦屏、天柱之线以及榕江等地逼近。

  12月17日 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因李德拒绝采纳而发生争执。

  12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后,周恩来将会议决议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

  12月19日 朱德、周恩来签署《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决议具体规定红军月底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施秉、黄平地区,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湘、黔、川之敌。

  12月20日 从黎平出发,经南加堡、革东、施秉,三十一日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为组织红军抢渡乌江,派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带队到江界河协助工兵连解决架设浮桥所需的器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