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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 三十五岁

1月2日 和朱德率军北上,向黄狮渡、嵩市一线进发。

  1月5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克黄狮渡。八日再克浒湾。两役共俘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支。红一方面军再次占领金溪、资溪、东乡和光泽等地。

  1月6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战况和下步行动部署,说:“迅速敏捷坚决主动与协同动作为全部红军争取四次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现我军改取战备姿势,集结于金溪、左坊营、后车、黄狮渡一带,派队逼近南城、浒湾、贵溪游击,并以卅一师前出东乡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在这几天努力筹款与进行赤化”。

  1月1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等:“你们应将作战重心转到信河南岸,以威胁抚州来吸引并钳制抚河敌军的左侧背,以便我方面军尽全力消灭抚河之敌,冲破两南崇宜之线”。要求他们与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打通建宁、泰宁、光泽、黎川、金溪、资溪、余江和贵溪等地,使闽浙赣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造成红军犄角之势,压迫赣江以东的国民党军。

  1月16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等,建议领导机关下达的各种文件,“不仅要严格批评与纠正各种错误与倾向(这是必要的),并也应将许多成绩表扬出来,鼓励一般下级干部前进”,“《红色中华》在这一点上太少注意了”,建议以后应注意改进。

  △ 项英、任弼时致电周恩来、朱德,就今后行动部署提出意见,说:在敌人目前布置情况下,我们依托的安全后方各方感受敌之威胁,应迅速机动转移战场,调动敌人作战为宜。提议“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次日,周恩来电复任弼时、项英,申述红军数天来集结金溪、浒湾一带的原因,是为运送伤兵与筹款,说:“前方这几天不急征资材,何能连续战斗?”“转移地域作战固好,但须估计退回黎川又将成为等待,进击南城附近敌人则须背水作战”,“这两天必须先将十军接过河来,是为先着”。

  1月17日 在日军攻陷山海关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名义发表的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项条件下与全国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三个条件是:(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1月21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分析目前战局,提议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即将开始的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迅速消灭赣江、抚河流域的主要敌人,全国各苏区红军必须配合作战和集中统一指挥,“请中央、中央局给全国红军以原则上方针上的指示,以便前方能以电信直接指挥各地红军”。

  1月23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急转临时中央,指出:在敌人即将大举进攻之际,“先发制人,集中一切力量消灭抚赣敌人主力,成为四次战役(争)生死关键,亦苏维埃中国胜负所系”。要求中央苏区各县须进一步加紧战前的动员工作,动员计划和军事后方的迁移、军事物资的存储,均须于一月底以前布置完毕。

  1月2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负责同志,提出改变原定作战计划,要求集中红一方面军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广昌,然后再进攻和取得南丰并巩固和保持他”。强调其中“占领南城和南丰,是以上新作战计划重要的一部分”。并且表示:“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上述指示。

  1月26日 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并速转临时中央,申述说:在目前敌情之下,我军本日北出金溪,调动敌人之主力决战,获大胜利,并接应十军渡河配合,并无错误,更无以为敌人退却而不进攻的右倾观念。三月来我们时时注意及此,并未疏忽,时时以求得消灭敌人主力,击破抚河之围为目的。

  1月27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说:“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并且再次申述说:“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

  1月30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再次陈述强攻南丰、南城的不利条件,说:“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主张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并且强调说:“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1月31日 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二月六日,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在南昌设置行营,统一指挥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1月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从上海抵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约在六月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随即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二月十五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决定说,在闽粤赣省委内“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为此,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即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2月2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蒋介石到南昌后国民党军固守城防,增调部队的新部署,提出:我军在抚河东调动敌人似已无望,因不北向深入,不攻敌之要害,蒋可以部署为重,暂置不理。如深入,蒋可以一支较强游击队断我归路,逼我南返。因此,决定红一方面军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2月3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陈述对重新划分作战地域决定的意见,提出:“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2月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指示,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指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指出“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2月7日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攻南丰的指令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提出红军准备作进攻南丰的部署。同时声明:“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如不便强袭,“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稍后,再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为着在连续的战斗中有更多的运动战好消灭敌人,同时在敌人进攻布置未完毕前仍可求得运动战,似不宜先在攻坚上损伤过大的战斗力,如损伤大而又不能攻入,则更挫士气。请求你们考虑。”

  △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以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且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到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要求中央局派代表来前方一行,以“明了前方作战与红军状况,我们亦有许多意见要当面陈述”。

  2月9日 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十二日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傍晚对南丰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

  2月12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党团积极分子会议,作《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四次“围剿”决战前面的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并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布置,作了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 对红军的强攻南丰,陈诚令驻守南丰的国民党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急令所属各纵队迅速增援,企图合围红军于南丰城下。

  2月13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战况和敌情变化,表示因南丰工事险要,红军强攻未克,伤亡较大,且国民党援军将到,“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当夜,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外,红军主力从南丰撤围,秘密向南丰、里塔圩以西地域转移。

  2月22日 为调动驻守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南进,和朱德命令留在南丰城外的红军继续佯攻南丰,令红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运动以吸引敌人,红军主力则秘密向西南运动,转移到宁都东韶、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

  2月26日 国民党军第一纵队为配合其主力寻歼红军于黎川地区,以右翼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从乐安分两路向宜黄南部的黄陂地区前进。

  △ 和朱德命令红军主力冒雨从东韶一带的集结地点秘密北进,在黄陂一线山区隐蔽接敌。

  2月27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在黄陂地区伏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经过两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俘师长李明、陈时骥。

  3月2日 和朱德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宁都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四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下步行动部署: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3月上旬 国民党军在黄陂战役后,调整部署,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将中路军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企图在广昌地区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 为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和朱德命令红十一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抑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3月20日 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将到东陂,第十一师将到草台冈、徐庄附近,要求各军团各军立即作好战斗准备,“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3月21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冈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十一师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将其大部歼灭。次日,又在东陂歼国民党军第九师一部。国民党军前纵队见此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黄陂、草台冈两役共俘虏万余名,缴枪万余支。至此,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3月25日-29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乘胜围攻乐安。因城防坚固,未克,遂令红军主力移向乐安西南,以期调动国民党军,继续在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

  4月1日 撰写《论敌人的要塞一(堡垒及炮台)与围攻乐安的教训》一文。文章总结了红军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党军在苏区边界上构筑要塞的企图“是要用野战军乘我军长久硬碰踌躇紧贴或留恋不舍(如攻赣教训)于某一要塞之下来消灭我们”。强调指出:“我军对敌人要塞用兵,应基于战略和政策必要上来决定,实行时又须依据当时情况来决定”,“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批评了“以为在要塞大空隙中不能作战,而主张专打要塞”和“以为打要塞是不可能的事,而主张不打要塞”的观点。

  4月6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赣、闽西省委:北面敌人惨败,“围剿”中粤闽敌将渐居重要,现除利用目前时机大踏步向北发展外,赣闽两省应即加紧南方战线的工作。强调目前应“主要布置运动防御”。

  4月10日 和王稼祥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各军政委、政治部主任,要求红军在待机出击中须努力争取所在地的赤化,强调指出:以赤色包围地方与以武力封锁城市,前者较后者尤能持久地围困敌人,便利红军由间隔中出击,使敌人失其支点的作用。

  4月11日 和朱德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东移,留一部于新淦、永丰间迷惑引诱国民党军,以调动其在运动战中相机各个消灭之。同日,和朱德签署红一方面军东移凤岗圩地区的命令。此后,因国民党军慑于红军威势,坚守不出而未获战果,成相持局面。

  4月14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对军事计划的指示以及对红一方面军最近行动的批评,说:“不要为着击破驻在乐安、宜黄、崇仁的敌人力量的抵抗而将方面军束缚在大的行动中,应企图在堡垒的外面向敌人的实力取得胜利。”

  4月下旬 询问代表中共临时中央来前线慰劳红军的博古,毛泽东是否已回瑞金(在此之前,一月问曾致电洛甫,要他劝毛泽东回瑞金),博古答毛泽东已回,在政府工作。

  5月1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就中共临时中央对目前红军行动的批评进行申述,说中央“恐我军在宜乐之间为敌吸住摆脱不开,现无此危险,因我处待机位置,敌进易打则打,不便打则可转移地区”,而要红军迅速转移至永丰东南,这“正合敌人要求,因敌人目前首在驱逐我军于永乐之南”,“我军现仍以集结主力于宜乐之间,引敌南进以便决战为目的”。

  5月8日 根据中共临时中央提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至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行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完全由中共临时中央直接掌握。

  5月 撰写《从实际战斗中来认识战术原则》和《火力与突击》两文。文中强调“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成为步兵战斗中很重要的元素”的两个思想,指出:“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两文收入八月出版的《红色战场汇刊》。

  △ 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再次设置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直接组织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6月上旬 出席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会议肯定了前一段苏区中央局的工作,决定扩大红军一百万。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在已经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形势下,强调红军中无罗明路线。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周恩来保留原来观点,博古在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会后,周恩来和朱德一同返回前方。

  6月11日 和朱德等签发扩大红军的训令。

  6月13日 中共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拟定的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的指示电。电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缺点在于把“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为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提出从红一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组成东方军团,进行分离作战。中共中央局强调要“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提出以红三军团为东方军基干,入闽作战;红一、红五军团依计划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并要求迅速答复。

  6月14日 电复中共中央局,就中共临时中央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的指示电中对红一方面军的批评进行申述,说:东黄陂战役后,除攻乐、宜外,方面军与敌战斗凡十二次,每次敌损失一团左右兵力,决不能说在北面战线没有设计削弱敌之主力。并针对命令入闽作战一事,说:须估计到对清流、归化、将乐、邵武等地的攻击必须时日,六七两月正是给养最困难的时候,清流泉上一带是贫瘠的地域,目前方面军已有断炊之虞,不知你们估计到否?

  6月16日 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等:“在围攻宜城,挺进龙骨渡上顿渡以东,逼近抚州十五里,敌人大震动的前线指挥中,加之以非挺进筹款便断炊的时候,限二十四小时答复,整个改变部署的意见,并先以中央局的决定告诉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妨碍和动摇我当前指挥的注意与决心的,提出诚恳请求宽限答复。”

  6月17日 和朱德电复中共中央局,表示原则接受夏季作战计划的方针,提出:暂时抽调一部分主力,但不能过分削弱主力,去领导东方军削弱和消灭敌人的羽翼,分散和各个击破敌人以增强我们自己,但须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须充分估计敌我力量对比与地形物质等等条件。同时强调指出:该计划中“许多具体规定须加考虑与修改,才能实现这一行动的总方针,否则预先可看到的将不能达到他所预想的要求”。

  6月18日 和朱德致电中共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夏季作战计划,提出具体作战部署,同时对计划提出不同意见,坚持“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指出东方军入闽作战是“酷暑远征”,“在选择敌人方面,攻清流、将乐又将陷于攻坚”,主张“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地区为合宜”,“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

  △ 电复博古、项英,对他们十七日两电指责前方贯彻沪电(即夏季作战计划)不力的批评进行申述,说:“正因有沪电,关系全盘利害及前途,故在同意他的总路线下,须仔细考虑他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否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要求,而不致将两月时光空空过去,甚至影响到许多不对(部队)的减员与减弱战斗力,这必须从敌情地形物质条件与我们的任务各方面加以估计。”并表示:如果我们待机是守株待兔,当是错误,但自东黄陂战斗后,每次转变阵势确是有机可待。

  6月23日 在接到中共中央局二十二日严厉斥责的两电后,电复中共中央局,表示:“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县)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愿(原)意也。”

  6月30日 中革军委决定以举行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个决定。

  7月1日 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发布命令,以红三军团(缺第六师)和红十九师组成东方军,计划东出福建清流、归化地域,然后北进将乐、邵武到赣东北,八月间在抚州地区与方面军总部会合,形成对赣军的夹击之势。同日,东方军由广昌地区东进,五日到福建宁化以西地区,开始入闽作战。

  7月10日 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周恩来,改变原定东方军作战部署,提出主要突击方向不应向着沙县,而应向着清、连。

  7月11日 和朱德连电中革军委,不同意改变原定作战部署,指出:在敌未动之先以红三军团主力过清流河猛进不妥,现红三军团每日搜山征发,只吃两餐稀饭,尤不利这样行动。同时指出:闽省不利游击,各河流急水深,运动大兵团不便,加以天热多病,红三军团沿途已留下五百多伤员,请你们决定部队行动时稍稍顾及此点。

  △ 致电博古、项英、刘伯承,再次申述不同意改变原定作战部署的意见,说:“实行上海计划第一阶段,目的在尽可能求得运动战中消灭卢部与增援之十九路军,但在战略实行上必须有步骤且须以极坚决的信心与一贯的路线赴之。”并恳请说:“除直接通知敌情与紧急危险时的处置外,项代主席请勿直接电令彭、滕、周、曾,使他们对上级整个部署无所适从,这在战斗中大忌。”

  7月16日 在接到中革军委命令东方军迅速消灭驻守四堡的国民党军的急电后,和朱德电复项英、博古、刘伯承:这使我们命令彭、滕发生困难,如此部署是否能适应变化,不能有很好把握,但已令彭、滕努力争取。并敦促后方火速解决东方军的粮食问题。

  7月20日 致电项英:我们争论并非企图不同,更非执行上海计划不忠实,你何以喋喋虑此?并且强调指出:在战术问题上须估计到当时当地敌情、地形与我兵力、给养条件等,我坚决执行已定步骤(每一步骤是有前后接应的)达到胜利。

  7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局连电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连续发来的对红一方面军改变其拟定的夏季作战计划的意见。共产国际表示:我们仍然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对于军事策略的建议,绝不能当作在军事行动中纯粹采取防卫路线的提议。必须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7月2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说:“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的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提出“保卫与扩大苏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等口号。

  8月1日 出席红一方面军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阅兵式和前方军事比赛大会,并作总结报告。本日,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一等红星奖章。

  8月5日 在红一方面军政治干部会议上作《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央区红军的紧急任务》的报告,要求中央区红军应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周围,以常胜的英勇精神,粉碎国民党军五次“围剿”。强调要建立各方面的正式战线与游击战线,创造众多的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8月7日 致电中共中央局并转项英等,对中革军委轻率改变东方军作战部署一事提出批评,说:在上海计划未实现前,我有不同意见,不断提出。既经决定,我坚决主张应依照一个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不要因暂时危险与变动转移已定路线,必要的修改不应与其基本原则相反,因为原则变动过多,这个计划便残缺不全,失去中心是军事大忌。同时表示:军委电令不变,仍绝对遵照执行。

  8月12日 东方军自入闽作战后,先后攻占归化、清流、泉上、连城、白砂等地。本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提议:东方军进入第二阶段之目的在求得继续消灭闽敌一二个师,于运动战中以破坏赣敌的东方侧翼并藉以分散闽敌兵力,最后集结强大的优势兵力出现邵武、光泽、资溪之间,寻求敌之五六两师突然袭击之。以便逼使赣敌移动与重新集中,造成中路军北向的有利条件。

  8月15日 根据中革军委八月十三日电令,和朱德致电彭德怀、滕代远、林彪、聂荣臻、董振堂、朱瑞,部署下步作战任务,令东方军经归化、夏茂地区,于八月底以主力攻占洋口、峡阳等地,消灭洋口、顺昌、将乐地带的国民党军;令由红一军团等组成的中央军担任钳制正面国民党军的任务,并破坏北线国民党军的碉堡封锁线,打击筑碉部队;令红五军团组成抚东支队。

  9月3日 鉴于驻守信江的国民党军第四、第二十一师南下,进犯中央苏区,且东方军一时无法攻克顺昌、将乐等坚城,和朱德连电中共中央局,报告已令东方军于四日结束战斗,“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并作了迟滞国民党军南下的布置。七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坚持要东方军消灭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基干兵团,完成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后再回师北上。

  9月4日、6日 和朱德并红军全体指战员两次致电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祝贺会议召开,表示坚决与全世界反帝战士一致行动,以“百战百胜的铁拳,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9月8日 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

  9月12日 接到中共中央局转来的共产国际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从上海发来的指示电。电中提议延长东方军在福建的作战时间,在闽浙边界的崇安、浦城、松溪一带创造一个广大的游击区域。本日,周恩来电复中共中央局并转上海,指出这样一来,“北上期必更延迟”,“五军团调一个师东去,在目前只打将、顺、邵敌人实无必要”。十三日,再电博古、项英并转上海,强调:实行沪电第一步关键在“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并提出了东方军回师路线与作战方案。同时表示:“沪电主要作战方针,我是同意的。当然在执行时还须随情况改变以扩张战果到最大限度。”

  9月14日 中革军委电复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顺昌、将乐未打下,将束缚我军不能集结优势兵力于决战方向,且保障我后方交通线周旋较难,故现应力求在决战前,打开顺昌或将乐。要求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

  9月22日 蒋光鼐、蔡廷锴于八月间秘密派遣代表吴明(陈公培)到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本日,周恩来致电项英、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到福建西芹地区同吴明面谈,进一步了解蒋光鼐、蔡廷锴派代表到红军驻地的真实意图。

  9月24日 鉴于东方军围攻将乐、顺昌一月仍未攻克,而北线敌情已日益紧张,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提出: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二十五日,再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提出:东方军必须最大限度集结兵力,以最大机动求得胜利地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以便能在运动中灭敌一部,赶早北上。二十七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地区,会合抚西红军,以全力与国民党军在抚河会战。

  9月25日 国民党军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机,以四个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方重镇——黎川,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二十八日,占领黎川。

  9月28日 获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连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抚东战局因我为将乐、顺昌坚城所系之误,将使赣敌得先筑据点以守,现我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建议“东方军与中央军会合”,“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并提出具体作战部署。

  10月2日 博古、李德为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了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命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牵制驻守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军。

  10月4日 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六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具体作战部署。同日,中革军委电复朱、周,强调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意图。

  10月10日 接彭德怀、滕代远报告攻击硝石受阻的电报后,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硝石东南为河所阻,恐亦不易强攻,东方军应以一部继续作有力佯攻,催促敌援主力,集结机动消灭援敌。”十一日,和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滕代远等并报中革军委:“我东方军各兵团在目前几天中须以最大的积极活动,尽力求得阻止和迟滞敌人集中(但不应强攻堡垒,不应向阵地战的敌人作正面攻击),以便东方军能用大的运动机动包围和迂回,争取在有利条件下首先侧击行进中敌之部队来扭转局势。”

  10月22日 根据李德制定的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红一方面军进攻国民党军重兵扼守的硝石未克后,本日又向资溪桥发起进攻,连攻四日未能占领。周恩来鉴于红军在上述战斗中连续因分兵受挫,建议中共中央局集合红军主力向资溪、光泽或黎川的外翼,觅取战斗寻机歼敌。此项建议未被采纳。

  10月26日 吴明于月初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双方经过谈判,本日,由潘健行(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

  11月4日 和朱德致电彭德怀、滕代远并报中革军委,提出红三十四师的作战部署,指出:“敌以分散的村落战与我持久,一大部不能解决战斗则不利过早暴我主力”,强调“一切行动都为引敌出击战,须以极度紧张极大机动,临之尤重本身侦察”。

  11月7日 根据李德拟定的中革军委作战计划,和朱德作出红一方面军的具体部署,命令红三、红七军团进攻浒湾、八角亭,想以此调动南城、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在运动中歼灭之。激战两日,未能夺取浒湾、八角亭,也未能调动国民党军。

  11月20日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 中革军委致信红军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检查未能迅速撤去将乐、顺昌之围,迟缓了开赴东北去的所必需期限,是“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同时批评说:方面军首长是动摇的,对军委的一般意旨没有了解,对敌人计划的估计,与中革军委的不同,一到执行命令的时候就越发明显起来。

  11月24日 致电中革军委,并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的敌情变化,指出蒋介石目前正推延进攻中央苏区,调集兵力东进由浙入闽,以资光为入闽辅助和侧击方向,镇压福建政府,敦促早为决定红三、红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向钟贤、嵩市、贵溪等方向前进的国民党军入闽部队。

  △ 和朱德致电刘畴西①、曾洪易、寻淮洲②等,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赣东北和闽北抓紧这一机会:(一)广泛发展上述地域的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二)集中红七军主力准备随时可以截击或尾敌之行动部队,意在消灭敌之实力,切忌正面迎击与强攻堡垒。

  备注:

  ①刘畴西,时任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

  ②寻淮洲,时任红七军团军团长。

  11月25日 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

  11月27日 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闽赣浙方面敌情变化,说:赣敌向闽北行动由浙边入浦城已不是主要路线,由金、资入光泽、邵武,将是主要道路。提议在资光间组成新独立团并令闽北独立团移在邵、光以北活动,令陈毅尽力迟阻敌之进扰。

  11月29日 和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下达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的命令,强调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然绝对不应正面强攻,要求林、聂依照实际定出更具体布置。

  12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批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因此“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12月11日 出席在建宁召开的闽赣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并作形势报告。

  12月12日 红三军团在黎川城东的团村与国民党军十二个团激战。由于按照博古、李德决定的作战方针,和红一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击溃仗,大部国民党军得以逃脱。十三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报告团村战斗情况,说: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提出目前“我突击兵团分割作战,在一般干部乃至战时将新战术应用,尚未了解与熟练条件下,常不能达到高级要求的胜利,且常付过大代价,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建议应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在东山、得胜关与入闽的国民党军主力决战。

  12月13日、14日 中革军委连电朱德、周恩来,不同意前方提议,并下达重新布置密令,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并在二十四小时内四次变更作战命令。

  12月16日 致电博古、项英,对中革军委下达给前方的命令屡次变更,造成部队指挥混乱一事提出批评,再次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否则亦请以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

  12月20日 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本日,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组织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方面军司令部即回瑞金。

  12月22日 和朱德致电红三、五、七、九军团:依据最近几个侧面袭击战斗的教训,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最好是用优势兵力找敌弱点,迅速扑灭其一部。

  12月28日 和朱德连电寻淮洲、乐少华①:入闽敌军右侧正对着闽中苏区,且后方延长,给闽中部队以活动和发展的机会。要求他们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并与十九路军士兵亲善,在反蒋反日的共同行动下进行政治工作。

  备注:

  ①乐少华,时任红七军团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