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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三十四岁

1月7日 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并在会上作了报告。会议通过《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肯定“过去反AB团反社党斗争的正确和绝对必要”,同时指出肃反工作中存在的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的错误,是在对反革命派斗争的方法的错误”。强调“中央局要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对于过去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的领导责任”,“今后肃反工作,要执行彻底转变”。

  1月9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要求红军要“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1月上旬 在中央苏区了解实际情况后,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中央苏区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电复: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为执行中央指示,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选择攻打处于苏区包围之中的赣州,以便将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联成一片,解除向北发展的后顾之忧。一月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

  1月28日 一二八事变发生。

  2月4日——3月7日 根据中革军委的部署,红军自一月下旬起向赣州开进。二月四日,担任主攻部队的红三军团开始围攻赣州。但因对国民党军兵力估计过低,且守军据坚城顽抗,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红军于三月七日从赣州撤围,陆续集结江口圩地区。

  2月7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并在会上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致词。

  2月9日 撰写《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一文。文章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指出各帝国主义国家正准备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中国已首先受到日帝国主义的屠杀和宰割,而“国民党政府更宣称‘赤祸甚于日涡’,‘对日必先剿共’”。强调在这种形势下,“党的中心紧急任务是要以‘拿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变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为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动员全中国群众”。苏区的党应积极领导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迅速地巩固地向外发展,开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配合全国的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争取一省几省革命的首先胜利。此文发表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实话》第一期上。

  2月1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文中分析了一二八事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苏区党应利用目前极端有利的时机,发动和领导群众的革命斗争,夺取中心城市,扩大和贯通各苏区打成整个一片,配合和领导全中国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提出在集中主要火力反对主要的右倾危险的同时,也不要放松那种“左”倾的反中农倾向,对帝国主义战争乐观,驱使群众硬打敌人工事甚坚的城市土围的山寨的盲动主义,以及立三路线的一切残余。

  2月20日 上海的《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自二月中旬以来,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措施进行反击。本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二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对此发出布告,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3月中旬 由瑞金赶赴江口圩,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今后红军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

  3月下旬 主持在瑞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将中路军改为东路军,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入闽作战,首先打击闽军和进入闽西的粤军,巩固闽西,筹措经费,尔后集中全力争夺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西路军则西渡赣江,进入上犹、崇义地区活动。

  3月30日 率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议东路军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告以漳州难守易攻。

  4月初 从瑞金赶赴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批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此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

  4月10日 红军东路军攻占龙岩。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通报战况和下步行动计划,说:龙岩胜利原因为团结兵力,击敌不备。我军入漳,必能诱动粤敌。

  4月14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是表现在: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的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不了解红军的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庸俗的保守主义”,强调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

  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动员对日作战的训令,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同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也发出《关于红五月运动中实行对日宣战的动员决议》,号召全国“民众自动武装起来,站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一致的对日作战,首先便是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及其统治”。

  4月20日 红军东路军攻占闽南重镇——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一千六百人,缴获两架飞机及大量军用物资。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漳州大捷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影响时局甚大。东路军下步行动方针为:发展闽南游击战争,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北上。

  5月11日 接到中共临时中央四月十四日给各苏区党部的指示信后,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进行讨论,决定同意和接受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本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号召“中央苏区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在红五月工作中立即实行彻底的转变”,“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决议提出:“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的错误,也应反对”。

  5月16日 出席苏区党团中央局、福建党团省委、长汀党团市委在长汀联合举行的招待会,招待漳州工人参观团,并代表苏区党团中央局致欢迎词。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致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批评自苏区党代会后的中央苏区的工作,说:苏区党代表大会“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在苏区工作的转变上有了进步的作用。但大会对于政治情势估计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5月30日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一文。文章说:“我们应当承认是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来源是由于中央局过去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量不足,因此,对于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与积极进攻的路线,便缺乏明确的认识。”提出要“坚决的不调和的进行在苏区发展路线上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的‘轻敌’‘盲动’等等错误,尤其要集中火力反对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一切动摇”。

  5月 国民党政府改设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调集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雩都窥进。

  6月初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军东路军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途中决定于八日在上杭县官庄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入赣粤军的作战计划。西路军也于六月上旬撤出上犹、崇义地区,转入桂东以东地区。

  6月5日 中共临时中央发布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命令:中央苏区红一、红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红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6月7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转出席红军东路军上杭军事会议的全体同志:望坚持积极进攻路线,以全力求得此次战役完全胜利,给粤敌以重大打击。会议决定红一、红五军团经广东梅县,回师赣南,计划月底到达赣南与红三军团会合,打击进犯赣南的粤军。

  6月9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兵“围剿”中央苏区。

  6月19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告以敌情变化和鄂豫皖红军最近取得的连续胜利,说:这一胜利“证明迅速行动与相互配合策应之万分重要”,指出对粤军作战“必须专赖果断之攻击,与实施迅速之追击,才得将敌完全歼灭,取得连续的胜利”。

  6月中旬 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仍辖红一、红三、红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6月21日 红一方面军发出准备进攻南雄国民党军的命令,以求调动入赣粤军回援南雄,在运动中歼灭之。红一、红五军团随即向乌径开进,红三军团在湘南桂东以东地区撤至大庾东北地区。

  △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必须最严厉的打击那些在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一‘围剿’前面,表示张皇失措,对此无疑地是对于革命力量没有信心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机会主义的动摇”,要求苏区党尽量扩大与巩固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击破国民党军的“围剿”计划,争取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

  6月25日 主持在瑞金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联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七月七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经济、财政、劳动的动员事宜。

  6月 主持在长汀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五月二十日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电。十七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中心任务》。决议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苏区中央局是犯了“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错误,提出“中央苏区党的任务,应领导红军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配合和响应全国工农革命斗争与各苏区红军的行动,采取更积极的进攻策略”,“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同时指出:“革命发展不平衡,在全中国目前还是存在的,如果以为国民党军阀已经无力进攻我们与新的‘围剿’不可能,这是极有害的‘左’倾词句。”

  7月上旬 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地区发起水口战役,经过激战,共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使入赣粤军退缩回大庾、南雄,中央苏区南部基本得到稳定。

  7月21日 水口战役后,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赶赴前方。后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本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项英,报告红一方面军与粤军作战后,在信丰、南雄一带休整训练筹款的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国民党军作战。

  △ 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的指示信。信中继续批评苏区中央局“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将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放到全部工作的议事日程上面”,责成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来严格与切实的检查各部门的工作与进行彻底的转变”。

  7月23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下一步行动方针:须迅速过河,并须以极迅速的行动打击宁敌。要估计到粤敌仍有增援可能,迟缓则将增加困难。

  7月25日 鉴于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截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

  7月27日 致电中共江西省委,告以红一方面军已向北开动,将经过小溪、雩都到兴国。要求省委在红军经过的沿途,做好慰劳红军的工作。

  7月29日 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详细报告池江、水口圩作战经过,说两战虽胜,但只是打成击溃战,教训在于:行动迟缓犹豫,分兵应敌,未以全力对付粤敌。在谈到下步行动方针时,再次强调“在赣州上游渡河成为不可能,如准备与敌人作战后再渡河,则敌又有凭河而守以稽延我军行动的可能”,“你们说河东决战可能极微,是不尽然的。只要行动迅速,必能给敌人各个击破”。鉴于中央局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信中再次陈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坚持由毛泽东任总政委,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恳请中央局再三考虑前方意见。

  7月30日 由雩都转赴兴国。

  7月31日 致电尚在途中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告以国民党军布置,说:南丰一线敌二十师有三团伸出白舍、罗坊,在宜黄、乐安为高树勋部。我意红十二军可经宁都、广昌,配合红二十二军。在白舍、罗坊敌力不强、后援较迟的条件下,先进攻白舍、罗坊消灭该敌。

  8月初 主持在兴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消灭驻守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斗争。并决定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会后,周恩来随军行动。

  8月8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8月上旬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兴国会议决定的红军行动计划,说:当南雄胜利后,因战略战术有错,未能乘胜渡河,中央局指示渡河困难,但未引起前方注意,未立即改道沿赣河东岸北上,在信丰龙南迟延十数天是一错误。

  8月13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乐安、宜黄一带敌情和红军北向行动的作战部署。十五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的向西近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的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

  8月17日 红一方面军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占宜黄,二十三日乘胜占领南丰,共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大部,俘五千多人。

  8月24日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军抵南城近郊,发现国民党军已集结十七个团的兵力,且城防工事坚固,强攻不利,当即决定放弃攻城计划,改令红军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二十七日,周恩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这一情况,说:南城内外险要,工事坚固,硬攻未易得手,下步行动计划为俟西来增援吴、陈各部进至相当地点,便给予迎头痛击,以消灭敌人主力。

  8月27日-9月15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二次全会。会议认为中国“已出现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在反帝斗争中应“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

  8月28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提出:我主力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应绕至乐、宜一带,从敌之左侧背,给以各个击破。

  8月底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电文分析红军攻占乐安、宜黄两城后的敌情动态,指出国民党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正积极筑路,做工事、炮垒。对此,必须以“坚决迅速秘密的行动,攻其要核,能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撤至宁都县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待机。

  9月3日 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提议:我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一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颇疲劳,应有两天以上的休息,并作大的行动。

  9月5日 连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敌情变化和红军所在位置,说:目前战役将在东韶、水口、洛口一带,我决集最大力量决战。

  △ 在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第七期发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与中国工农红军当前的任务》一文。文中提出红军当前的任务是坚决地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以胜利的进攻,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既要反对对此悲观恐惧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也要反对忽视敌人“围剿”而不去进行广大群众的战争动员的“左”倾错误。

  9月7日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致电周恩来:这次方面军北上,虽表示其行动迅速秘密的进步,但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黄以西打击陈、吴则是缺点。这将造成敌人更积极向苏区中心前进,使之受敌摧残,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影响。关于行动方针仍以首先袭取永丰,将敌向西调动,给以各个击破为最有利。

  9月8日 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袭取永丰的行动方针,说:敌之目的在驱逐我军,恢复据点,攻入苏区。我军五号始在东、洛集中完毕,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恢复,且敌军将先防我西进,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强调说: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必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宜南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

  9月上旬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前方获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在反“围剿”中分兵作战的计划后,电复湘鄂西分局,指出:分兵作战只有利于敌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面,各个击破敌人。并强调说: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9月14日 致信中共江西省委余泽鸿、聂照良,建议做地方工作时尤其是在赤白交界地区应注意政策,不要乱打土豪,造成赤白对立,并以实际行动的影响开展争取群众的工作。

  9月17日 在宁都小元地区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报告自兴国北上宜黄、乐安,在赣、抚河之间转战月余所见情况。信中指出:“西从固县,经招携肖田,东达甘竹——这一线以北,在永、乐、崇、宜、南、抚、丰、黎之间,有一块极大的地区,纵四五百,横七八百里,还完全没有赤化。”提请中央局和江西省委重视这一地区的工作,并且纠正红军主力在河东不能发展和地方离开红军不能发展以及忽视白区工作的错误观念。

  9月中旬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获知鄂豫皖红军在反“围剿”中作战失利,撤离苏区后,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的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9月23日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同时表示:“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当敌情变化“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9月24日 致信中共苏区中央局,再次申述前方确定的行动计划的理由,说:“据我们看来,这是目前情形中最好的办法。当然敌情不是不变的,敌情一有变迁,我们仍当迅速的找住敌人弱点,实行攻击其一方以便各个击破。”信中针对前方在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说:“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而“军事行动须当机立断”,“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否则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表示本应回后方一行,“将前方对于群众工作的心得贡献到中局”,但因王稼祥、毛泽东主张中央局来人到前方开会,故建议后方中央局同志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9月25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复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对下步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配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坚持原定作战计划,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近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等问题。

  9月26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复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坚持“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提出:如在轻敌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则不但将失去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稍缓即逝的时机,而且有反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的理由,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表示:目前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师,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队。此点,请中央局特别注意。并且坚持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所指,必须讨论解决。

  △ 朱德、毛泽东发布红一方面军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命令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做一时期争取群众、发展苏区以及加强本身训练的准备工作,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与消灭敌人的条件。

  9月29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三十日,苏区中央局再电周恩来:“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方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去深刻领会攻取宜黄受分散所造成之严重的错误教训。”强调对一切离开原则完成目前任务的分散赤化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

  9月30日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告中共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国民党军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

  △ 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复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并已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提议全苏区紧急动员起来,布置中央苏区与湘鄂赣、湘赣、赣东北的配合行动,并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决定军事行动计划。

  10月3日-8日 主持在宁都小源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接受临时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决定立即紧急动员起来,采取积极迅速的行动,在国民党军完成合围前,主力红军首先北向出击,选择敌人弱点各个击破,以粉碎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会议过程中,“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后方中央局成员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集中批评了毛泽东,并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也批评了后方同志对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指出了他们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毛泽东留在前方。为此提出在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但因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办法。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 会后,和朱德率军从广昌出发,赴前线指挥作战。临行前,到毛泽东处道别。

  10月9日-11日 分别出席红一方面军第一、三、五军团干部会并作报告。

  10月10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邓发、顾作霖:现主力红军已集结苏区边境,准备由东北出击敌人,消灭敌人一面,以便各个击破,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并求得与赣东北联系起来。

  10月12日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10月1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主力红军遵照中央电示及中央局决定的方针,决以广昌之东北为出击点,首先打击周志群部,进占黎川、建宁、泰宁三城,赤化宁化、建宁、广昌之间的一片地区,打通与赣东北的交通,附带地解决给养棉衣问题,并集结兵力,准备求得战争。

  △ 在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名义发布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此后,所起草的作战文电在报送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同时,也报送临时中央政府。

  10月17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批评江西省委违反宁都会议的决定,拖延把省委迁到宁都一事,指出:这仍是对目前敌人大举进攻的忽视与估量不足,“证明我提出以主要火力反对等待主义同时要反对松懈动员工作的右倾的绝对正确,绝对不是调和结论”,提议中央局必须与和平保守和松懈动员工作的错误作无情的斗争。

  10月18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连克黎川、建宁,十九日再克泰宁,二十二日又克邵武。

  10月21日 得知红四方面军在河口战役失利后,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提出:“四方面军本身目前应力求避免与敌人强大主力作战,应迅速行动,选择敌人弱点,突破一方,愈快愈好的脱离敌人包围线。”强调“要严防部队中右倾的情绪发生,对不顾一切的乱拼也要反对”。

  10月26日 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0月29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国民党军正将第四次“围剿”的重心从湖北移到江西,加速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号召全体红色战士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消灭敌人,争取比第三次反“围剿”更大的胜利。

  10月 蒋介石在结束对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以后,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中央苏区。

  11月8日 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克福建省光泽县。十七日,再克江西省资溪县。十九日,又克江西省金溪县。

  11月9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政府:敌已在找我主力作战,我军已严为戒备,如西南之敌再东进,我决集中黎川东部与之决战,将不待敌会师,击破一面。敌进如较缓,我军拟在黎川集中训练十天,缝好冬衣,增强士气,并补入新兵。

  11月12日 宁都会议后,有的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曾批评周恩来“在斗争上是调和的”。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本日,周恩来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分别致电临时中央,报告宁都会议的经过和争论情况。后方中央局成员在电报中说:“这次会议是开展了中局内部从未有过的两条战线斗争,打破过去迁就和平的状态”,“恩来同志在会议前与前方其他同志意见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在报告中更未提到积极进攻,以准备为中心的精神来解释中央指示电”,并且“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这不能说只是态度温和的问题”。“我们认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周恩来在电报中表示:“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临时中央接到这两份电报后,电复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局会议所取路线与一般的方针是正确的”,“泽东同志在会议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必须帮助泽东迅速彻底的改正自己的观点与吸引他参加积极的工作”;“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复电强调“为击破敌之‘围剿’,领导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

  11月13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报告对下步军事行动的考虑,说:“我如不能破坏敌之大举进攻布置及其各个击破企图,在政治上将铸成大错,贻战争以极不利之地位,故我方面军以出东北为最有利。”

  11月14日 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认为出击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计划,主力离根据地太远,有被截断归路的危险。二十二日,项英致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也对这一行动计划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不应久留这一地区,以回向光、邵,争取时间向东开展局面为宜。

  △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湘赣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并转中共湘赣省委,批评他们轻与国民党军作无目的的战斗遭致损失一事,要求“应力戒浮躁轻率”。指出:湘赣苏区与红军应积极地与敌人进行运动的战斗,集中力量给敌人弱点以重大打击;地方武装应依据着现有的根据地,采取强有力的出击防御,不断主动地到敌人侧翼后方去行动,尽可能地牵制、阻碍、麻痹和疲劳更多的敌军,在各方面组织战斗消灭敌人,以便利我主力军选择一点,给敌人以各个击破。

  11月24日 和朱德、王稼祥向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布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训令指出:红一方面军在一个多月的作战中,连占七城,赤化建宁、泰宁、黎川,扩大苏维埃领土数百里,破坏了敌人大举进攻的封锁和包围的布置与其各个击破我们的企图,现在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要求红军全体指战员“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抛弃一切动摇,来争取战争胜利”。

  11月26日 接到中共临时中央询问执行进攻路线的情况和苏区中央局领导是否团结一致的来电后,和朱德、王稼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以下列内容电复临时中央:“中区执行进攻路线确有成绩,首先是红军采取积极运动的路线”,并“已划分全苏区为三个作战地区,组织各个战线上基干红军与基干游击队,实行运动的战斗,并布置有力的防御”;“党内反倾向尤其反右倾斗争尚未发动到下层”,“最高领导是在为执行中央指示而斗争而团结一致,更无分歧的行动”。

  12月1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加强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密令,指出:无线电已成为苏区红军主要通讯工具,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目前,必须使电队之组织与工作更加健全起来,切勿以其为技术人员而加以丝毫的忽略。

  12月2日 和朱德发布关于加强部队军事政治教育的训令。训令指出:现在红军的政治动员很不深入,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要求必须加紧在战斗间隙,予以迫切的训练,重点学习《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教程》等,进行单个战士、步兵班、连的教练。

  12月12日 因部队给养发生困难,和朱德决定红一、红三军团向东出击福建邵武,以筹集资材。后因国民党军扼城固守不出,遂和朱德接受彭德怀提出的放弃攻邵武的建议,令红一、红三军团回师黎川,在附近地区继续筹款补充给养。

  12月16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对临时中央来电要求红军攻打南城的指示,提出不同意见。指出由于国民党军目前采用“固守坚固堡垒工事,集结兵力待机出动”的策略,“我乃须另变战略”,“集全力引动敌人,求于运动战中解决之,如直攻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

  12月20日 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敌人在大举进攻布置齐备前,对中区主要是厉行封锁防御与袭击我方面军。现在决乘敌人撤兵固守西南之际,立即集中黎川,同时组织一特务师专门担任筹款与袭击敌人后方任务。如此集训后,即再出动以找蒋系主力决战为破坏其大举布置的中心。

  12月21日 前后和朱德决定利用国民党军固守南城、南丰的机会,红一方面军进行战前整顿改编,着重精减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充实连队战斗兵员,同时进行战前军事训练。

  12月27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湘鄂赣军区等,指出在国民党军即将对苏区大举进攻面前,红十六军主力决不应分散使用,应以独立师组织挺进队、游击队,到敌人侧后方广泛的发展和繁殖游击战争,号召群众瓦解敌军,应发动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从各方与敌人进行小战斗,以便红十六军集结兵力,选择敌人弱点进攻,避免同过于强大的敌人决战。

  12月29日 在项英接连致电前方,批评前方没有计及节俭,称“若不深刻注意,对于争取整个战争胜利是有害的”之后,电复项英:“你始终认为前方未深刻注意财政问题,我不能同意。因既要不失时机的出击敌人,就必须集结备战,就不能从容分散筹款”。强调如果“只是认为未筹大款便是对于争取战争胜利有害,而不了解客观上困难,这将使主持战争的为难”。

  12月30日 国民党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命令。随后陆续调集约三十个师计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全面围攻,以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担任主攻任务,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

  12月31日 和朱德决定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红一方面军主力立即从黎川地区移师北上,到外线抚河流域寻机作战。本日,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府并转临时中央,报告抚河一带敌情动态和红军作战计划:我方面军决集全力,先迅速消灭金溪、黄狮渡之敌,占领金溪城,以得力部队游击贵溪、东乡、浒湾、南城各方,期吸引金溪西南方之敌,尤其十四、九十、十一等师与之决战,以消灭抚河之敌主力,破坏敌人大举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