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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三十二岁

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的决议。在谈到改组派利用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时说:小资产阶级应该分上层与下层。我们应注意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包括没有店员的小商人、贫农、零工、学生等。并认为学生是城市工人的同盟军,因为学生在中国不如欧洲,中国学生有许多是很贫苦的。我们要吸引学生参加革命;在策略上,不能将阶级斗争的方式运用到学生群众中去,我们只能以革命的纲领来争取学生的大多数。

  1月8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四川省委并转军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对四川军事工作路线作了若干布置,指出:工农革命斗争正在复兴的形势加重了党对军事工作的任务。目前四川的军事工作首先须着眼于全省的工作布置,同时要针对着各中心区域的特殊情形订出更具体的工作计划,强调根据革命形势的开展,应特别注意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并扩大红军。

  1月11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发出。决议说:“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革命新浪潮更加平衡的发展起来。现时虽不能预言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

  1月15日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机关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创刊号全文刊登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一目了然。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1月16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加紧组织群众向着同盟罢工,游击战争,地方暴动,以造成全省暴动的前提,这是目前福建党主要的任务,指示福建省委“应当在全闽扩大援助闽西苏维埃、援助朱毛红军的运动”,同时“要在周围各地很艰苦的发展党的工作,利用各地群众自己的斗争,扩大土地革命”。

  1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提议,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先在上海开准备会,然后到苏区开正式会,由周恩来起草通告。

  1月、2月 中共中央军事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江西军事工作。会议认为江西军事工作主客观都有优越的条件和形势,中心工作要放在土地革命和发动群众上,并对江西军事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2月1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分析了红四军攻梅县失败的原因,说:“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惟中下级干部缺乏一事,“中央已用了极大注意,而留在莫方的军事同志又急切无人归来,上海能去的人已搜罗殆尽”,但因“四军是所有红军的主干,中央必将以最大力量注意”。

  2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筹备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问题。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周恩来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六十八号——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告指出:“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扩大,的确要成为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虽然目前“革命的主观力量还不充实,尤其党的组织力量还不健全,我们还不能预言这一实行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到来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坚信六次大会所指示的一省或几省政权的前途,并不是很远的将来的事”。号召全国各级党组织公开宣传今年五一节将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以联系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统一中国革命的指导与行动。

  2月7日 出席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并作报告,对会议日期、代表名额分配、会议议程和决议草案等作了说明,指出:苏维埃区域发展的配合与深入,实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改良雇农生活等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2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改变目前中央组织机构问题。周恩来发言说:常委组织法存在“滥费、重复、迟缓”的现象,如果将常委缩小权限,成立组织局,采取集体指导的工作方式,更适合于秘密工作的条件,可以避免这些毛病。政治局则应集中政治的指导。在谈到军委的设置时说:中国党是处在夺取政权的前夜,有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存在,军委一定要健全,军事部与军委合而为一,直属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组织局,由向忠发、关向应、任弼时、罗登贤组成,并成立九人军委,周恩来、关向应、曾中生为常委。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周恩来参加组织局。

  2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蒋、冯、阎军阀大战即将爆发前的国内政治形势。在发言中说:目前党的任务,是在军阀战争继续,群众斗争日益发展的情形下,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夺取政权。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起草一通告。

  2月26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发出。通告指出:“目前全国危机是在日益深入,而革命新浪潮是在日益开展”,“全国群众斗争之走向平衡发展的道路”,“因此,我党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政治领导,加强主观力量以反抗和冲破反动统治的压迫与进攻,以促进和准备武装暴动的直接革命形势之来到,便是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总路线下,党应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确定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扩大红军,为目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准备暴动的中心策略。”并强调“党内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无情的肃清”。

  2月底 在听取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对河南东南部的工作汇报后,代表中共中央召集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等开会。在会上讲述目前政治形势,强调湖北、河南、安徽边界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宣布中央决定:统一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建立鄂豫皖边区特委,郭述申任特委书记;统一三省边区军事指挥,建立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委,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并在许继慎前往鄂豫皖苏区前,同他谈了话。

  3月2日 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发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向文艺界有关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周恩来将夏衍(沈端先)从闸北街道支部调出,在中央文委领导下于一九二九年冬开始筹组。本日,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第一届执行委员为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阳翰笙(华汉)、郑伯奇、洪灵飞。主席团由鲁迅、夏衍、钱杏邨组成。

  3月初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离开上海,途经欧洲前往莫斯科,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自六大以来的工作以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行前编写《中国红军的数目与区域》和《中国赤色工会数目》。表中标明红军人数、装备、分布等情况:共有红军六万二千七百余人,枪支三万八千九百多支,编为十三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湘、赣、桂、粤、闽八省一百二十七个县;并且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十省内的一百六十二个县为游击县。

  △ 行前,指示李卓然等在上海秘密组办兵运训练班,训练投诚或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学员结业后,派回国民党军队进行兵运工作。

  3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因周恩来离开国内,决定改由李立三参加组织局。

  4月27日 途经德国时,在德共《红旗报》以化名陈广(译音)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文。文章介绍中国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发展状况,指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涨。“农民游击战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号召工农群众为在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中国的革命工农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苏维埃政权。

  5月 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并处理中共代表团因解决中山大学派别斗争问题而与共产国际发生的分歧,以及留学生等其他事务工作。

  △ 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地区爆发大规模军阀战争。

  6月11日 自周恩来离沪赴苏后,成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李立三的“左”倾思想急剧发展,使中共中央在指导各地的工作中发生愈来愈大的偏差。本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提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号召红军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

  6月12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说: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并要求共产国际动员各国党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6月19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看到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认为不妥,提出周恩来、瞿秋白目前不在国内,中央政治局很弱,应停止发出这一决议。本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决定坚持发出这一决议。向忠发在做结论时批评周恩来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是“割据观念”,与中央的路线不同,决定发一电报,指出这一“错误观念”。

  6月20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六月十一日决议,指出:“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不可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决议呢?”并再次要求停发决议案。

  6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向忠发名义致书共产国际远东局,表示不能接受远东局提出的停止发出六月十一日决议的意见,认为“如果停止这一决议的发出,便是放弃对革命的领导”,“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如果认为现在还是准备夺取部分的政权,无疑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观念”。

  6月25日 中共中央致信周恩来,说明国内目前面临“革命巨潮——直接革命形势的大爆发日益逼进的形势”,告以在六月十一日决议等问题上,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说:“如果是怀疑准备武汉首先胜利的总路线,那末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务请你向国际力争。”信中说:“在你的报告中曾提出‘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意见,我们觉得这一名词可以解释成为割据观念,极不好的,应当改为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并要周恩来“即刻动身回来,万勿迟延”。

  7月5日 应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向联共代表大会祝贺。并在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革命“主要的革命内容还是消灭封建势力与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故中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同时这一民权革命,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联合农民才能彻底完成”,并且强调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争取群众、组织群众、聚集革命力量的重要性。在谈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在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中,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便有他特殊的产物——这便是中国工农革命的红军。”报告提出在党内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右倾,“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和闭关主义”。

  7月16日 出席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在会上作《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因为全国政治经济的不统一,还表现不平衡的特征。”“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提出“为转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而斗争,便成为目前党之争取动员与组织群众的总路线”。

  △ 中共中央以向忠发名义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报告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

  7月下旬前后 会见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显著发展情况。斯大林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7月23日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发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底新高涨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但“此刻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和政治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要在斗争本身过程中,准备和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的决战”。强调中国党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7月27日 红三军团乘虚攻占长沙,八月六日被迫退出。

  7月30日 共产国际电复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中共中央停止执行六月十一日决议。

  8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全国总形势和共产国际来电。李立三在发言中说:国际之所以不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是由于恩来同志没有报告清楚,恩来同志客观上应负政治上的责任。并进一步谈了部署全国武装暴动的设想,提出尽快成立中央总行委与成立南方局、北方局。向忠发在作结论时说:恩来对于这一问题,不仅应负政治上的责任,而且还包含着一右倾的危险。会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党、团、工会的各级机构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了中央总行委。

  8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继续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和全国工作布置。会议决定举行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调集红一、二、三、四、五、六、八等军分路向武汉推进,布置南方局在广州组织暴动。会议再次批评周恩来,提出:中央对恩来的斗争,必须是很坚决的,恩来同志回来,必有一次更激烈的论战和斗争,我们必须指出他在国际上应负的政治责任。政治问题解决后,恩来同志可去北方局负责。向忠发作结论说:恩来同志尤其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应在政治上负严重的责任。

  8月上旬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瞿秋白先后动身回国,纠正中共中央六月十一日决议的错误。行前,和瞿秋白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在中共中央没有新的决定或改变以前,我们正式通知你们,张国焘同志是这一时间的中共中央负责代表。

  8月19日 回到上海。即参加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针对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正常工作,成立中央总行委的问题,说:关于现在的组织方式必须向共产国际解释清楚。并提议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应加入总行委。会议决定扩大总行委和主席团,周恩来、瞿秋白等加入总行委和主席团。

  8月22日 在和向忠发、李立三两次谈话后,本日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并作报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说:中共中央与国际绝没有路线上的不同。国际对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形势没有丝毫的怀疑,只是在武汉暴动问题上,感觉中国党只顾到客观,不注意主观,担心党的主观力量的领导能否实现这一任务,所以来电反对暴动。报告着重强调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重要性,批评中央在近半年来对苏区、红军注意和领导得不够,说:我们过去一方面屡屡批评农民保守观念的错误,另方面反对单纯军事游击式的策略,中央还特别提出割据的错误,对于根据地确实注意得比较少,这是工作中的缺点。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地有力地发展。目前在中国赣西南、闽粤边等处最适合作苏维埃的根据地,不仅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而且有党的基础,有广大的群众,巩固这许多地方以便向着工业中心城市发展,与统治阶级形成两个政权的对抗。

  8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李立三在发言中说: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对过去所怀疑的主要问题完全了解了,承认国际指示“确与中央策略的决定有程度上的不同”。向忠发作结论说:应有一电报去国际。有几点要声明:过去是有误会。同时说明周恩来回后,政治局已讨论二次,一切问题已解决,坚决接受国际指示及补正过去的不足。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致共产国际电。

  8月2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以向忠发名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中央政治局对国际的指示完全同意,决定坚决执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同时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与国际的并无不同之处,表示等国际决议案到后,中央即作出接受国际指示的决议案送国际并发给下级党部讨论施行。

  8月2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在对全国主要中心城市加强主观力量的同时,要巩固统一苏维埃区域,应在几个赤色区域内统一党的领导,提议在赣西南苏区成立中央局,以指导红军及苏区的工作,并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军事工作。

  △ 瞿秋自由莫斯科回到上海。

  8月29日 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新近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其后曾两次进攻长沙,均未奏效。

  9月1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整个的形势是有利于革命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但实现这一胜利,以促成全国的革命高潮,是要有步骤的,是要依据于主观力量(这当然要联系到客观发展的可能)来作正确决定的。”在分析湘、鄂、赣、豫四省的政治形势后指出:“在今天武汉还不能暴动,还不是暴动的前夜”,强调必须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当我们估计敌人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过低的估量,不容许我们忘掉敌人的任何强点;当我们估计我们自己力量的时候,不容许我们有丝毫夸大的估量,不容许我们有架空而不切实的计划,尤其不容许我们忘掉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在这样条件下,估计各种可能,针对各种可能设计,这样,才能决定敌我的胜负。”

  9月4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武汉工作问题致长江局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生长中培植起来”。“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自然,在目前右倾还是党内主要的危险。”

  9月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发言说:行委应是暴动前夜的组织,而现在则是解决经常问题,这种状况长期下去是很困难的。在谈到李立三问题时说: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批评解决一切问题。会议决定早日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选举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组织问题的报告。

  9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电,“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的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并报告“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

  9月9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作苏区军事报告:苏区拟划分为六个军区和若干游击队。组织系统为: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会议决定召开苏区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先为临时中央政府。

  △ 就加强红军干部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信中指出:为加强红军和苏维埃根据地的工作,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党的干部也须照前信多派往下层去,多派往外县去,加强红色区域的领导。信中针对红一、红三军团攻长沙受挫一事,提出“是否可调转头来,击破赣边敌人,以聚集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阵线”。并且强调说:巩固的而不是猛进的向前发展,更成为目前的中心问题。十二日,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围,转至株洲、萍乡地区,寻机歼敌。

  9月16日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草案。起草人瞿秋白报告说:第一,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第二,中央在策略上有相当错误,主要是对工农斗争力量的估量、红军力量的配合,犯有冒险主义的危险。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宣读中央工作大纲,获会议通过。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时说:指出政治罢工是中心的战略,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唯一的战略。北方同志对于矿工工作,以为或是暴动或是惨败,中间没有其他的余地,而不注意日常斗争,应注意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罢工。会议酝酿三中全会的补选问题,决定补选毛泽东、顾顺章、李维汉、温裕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出席总行委主席团会议。在发言中总结组织南京、武汉等地暴动的教训,说:我们对于策略的决定与分析,有时离开了辩证观点,因此也可走到抓住一方面的可能而掩盖了全部的危险。过去对于速度与程度有过分的估量,策略上也有错误。我同意指出这一点,给全党以教育。

  9月24日-28日 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报告批评李立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论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指出:“在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分割状态中,因之中国经济发展还保存很多地方性,政治变动有先后,革命经验有多少,这些条件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强调“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报告认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报告还批评了李立三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在工作布置上的“左”倾冒险错误,强调加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报告也批评了不同意李立三“左”倾错误的何孟雄,但仍提出在党内反对当前主要倾向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的倾向。会上,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会议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纠正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

  9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提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组织的健全,加强红军的领导,是组织上的首要工作。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六届三中全会总结通告。

  9月3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回顾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过程和所分布的六大区域,指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生长红军,而要更进一步强固红军,集中红军的领导来担当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应反对只注意到发展而不注意巩固与加强的错误观念。报告提出游击队与游击战术,在目前绝对不能取消,但应有现代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针对会议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打下大城市要较发展广泛的农民战争的意义要大得多”的认识,在作结论时指出:这一般是对的,但如像上回拼命围攻长沙延期而不能下的时候,则发动全湖南的农民战争,不但比死攻长沙要意义大,而且即是进一步的扩大革命战争。会后,中央军委制定了改编红军的计划。

  9月 部署营救恽代英①,使恽代英得到减刑。

  备注:

  ①恽代英于一九三○年四月在上海被捕。

  9月、10月和聂荣臻等在上海为前往苏区的同志举办军事训练班,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讲述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到苏区后的任务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等。张爱萍、黄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中央苏区。

  △ 支持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后送往各苏区,成为红军遵行的第一个条令和条例。

  10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三人组成中央常委,并初步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项英先去。

  10月上旬 出席并领导在上海召开的中共江南省委(辖江苏、浙江、安徽)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左”倾冒险错误。

  10月1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三全扩大会的总结与精神》发出。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但“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有了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嗣经过国际指正之后,中央政治局坚决的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并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通告强调指出:目前“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苏维埃区域,发动更广大的群众,集中与巩固红军的发展,加强党在苏维埃区域的领导,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苏维埃的临时中央的政权”。

  10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关向应汇报红军二次进攻长沙的情况。周恩来在发言中说:一方面要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恐惧动摇意识,另方面亦应防止冒险倾向的产生。必须指出不可能再回到井冈山的时代,因为我们已有广大的政权,一切反动势力正联合起来组织反革命“围剿”,必不允许我们回复旧的时代。并向会议报告拟定的苏维埃工作计划,提出了巩固根据地的条件、办法、发展方向和红军的战略战术等问题。

  10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确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上当地二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会议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决定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彭德怀、贺龙、黄公略、周逸群、叶剑英、张云逸、邓中夏、曾中生、邓发、邓小平、黄甦、袁国平、刘伯承、周恩来、关向应、恽代英、李富春等二十五人组成苏区军委。

  10月18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鄂豫皖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分析了国内局势,提出了苏区的中心任务和策略,指出:目前还没有全国的客观革命形势——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全党具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加强红军,集中苏维埃区域的指导,巩固根据地的发展,组织苏维埃的中央政权。强调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对“冒险主义的杀尽一切富农,同样要纠正的,因为这必然会动摇中农甚至要危害到中农的利益”。

  10月2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九十二号——为发动全国的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运动,以纪念十月革命和广州暴动》发出。通告指出:国民党军阀最近在湘、鄂、赣三省调动了将近二十个师的兵力,准备实行他们的“围剿计划”,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最容易发生右倾的失败主义危险,“然无论如何,反动统治之进攻红军苏维埃区域,总是目前主要的危险”,当前最中心的任务,是调动全国劳动群众和红军,打破敌人的进攻。

  10月2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说:听说你们为攻长沙或南昌而争论以至发生分兵行动,“问题的中心并不在攻南昌还是攻长沙。照今天的形势来说,攻长沙或是攻南昌,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必须根据巩固地向外发展的原则来计划行动方针,坚持进攻以击破敌人的策略,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的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各苏区要进行适当的配合,使各地的行动都能牵制敌人的调动和援助,而收到我们自己相互策应之效。信中提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

  10月 为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和全国的交通网,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

  △ 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李立三在八月初的几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底趋势”,要求苏联积极准备战争,出兵援助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言“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的情况后,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立三路线”问题,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在时局底估计和策略任务底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而“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的‘左派’空谈遮盖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和用布尔塞维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底实质,说明立三路线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塞维克路线底周围”。

  11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同赣东北苏区来人接谈情况。会议决定由林育南任赣东北特委书记。十三日,中共中央致信赣东北特委:特委组织,中央指派一人前来,与邵式平、方志敏、邱泮林、唐在刚,并由当地得力工人同志与农民领袖同志各一人为常委。分工方面,邵式平可代理特委书记,周建屏为红十军军长,涂振农为政委,方志敏为政府主席。

  11月13日 陈绍禹①从新近由苏联回国的人员处得知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后,不仅拒绝本已接受的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组织分配,而且四处串连,以“反立三路线”为名,积极反对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本日,陈绍禹、秦邦宪(博古)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并且声称:“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在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中央要以布尔塞维克的勇敢和自我批评来承认差误”。十七日,陈、秦再次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处分。陈绍禹在此期间还写了名为《两条路线底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后经过增订,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意见书,在党内一部分人中散发,宣称:三中全会后维它(瞿秋白)同志继续立三路线的错误,已经没有可能再继续自己的领导。

  备注:

  ①陈绍禹,又名陈韶玉,化名王明。曾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任《红旗》编辑。一九三○年七月,因和秦邦宪等人一起与李立三教条式地争论过政治问题,受到党内处分。

  11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的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来信的批评,指出过去对于路线的动摇。我们虽曾说过立三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形成另一条路线,但我们的指出是没有这样的明显而深刻。同时强调说:党的总路线是与国际一致的,只是有“左”倾路线侵入中央的路线。关于国际来信的发表问题,我党应遵照国际指示,不允许扩大讨论,而使工作停滞。并且特别指出:已经知道国际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开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提议召集一次临时政治局会议专门研求和讨论过去的错误,同时指出陈绍禹他们的错误。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国际批评,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态度。

  1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在会上发言说:自我回国以后,只在各个“左”倾策略上加以纠正,到三中全会时则作了总的纠正,但对“左”倾斗争不够,留有调和倾向。三中全会是接受国际路线的指示,并依此定出总的方针。但过去对立三路线错误的揭发,取了调和态度,没有指出其理论的基础,没有指出因他的理论而产生各种问题上的错误。并强调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这样来回答攻击中央的人。

  11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红军和苏区问题时说:红军的战略与党的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的策略是要向敌人进攻,但在军事方面,有游击的进攻,有防御的进攻,有暂时的退守。若军事必如政治,只有硬碰是不对的。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定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这一决议发给各级党部,并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给已经赴苏的李立三,要他公开承认过去的错误,不容稍有怀疑。

  △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决议说: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

  11月下旬 陈绍禹等人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共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并且与罗章龙等联名致书共产国际,要求召开紧急会议,彻底改组中央。与此同时,党内一些受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或对立三路线不满的同志也纷纷起来,在党内形成一个反中央的风潮。

  11月 为曹瑛、吴泽霖、应修人等举办训练班,讲授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12月1日 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报告在分析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及实质后,指出:“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揭发伯山(李立三)路线,便说三中全会也没有正确的传达国际的路线,也没有纠正过去策略的错误”,“这决不是掩蔽不讨论,而正是因为过去揭发的不彻底,更必须要在日常工作中来认识并解释伯山路线的错误”。报告批评了陈绍禹、秦邦宪反对中央和拒绝组织分配的错误,指出陈绍禹在与李立三的争论中,有许多观点如“夺取武汉”、“革命转变”等问题“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强调目前“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之超组织的活动”。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党内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有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他们把这认为紧急任务,简直可以放弃一切中心任务。强调说: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害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不是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12月9日 连日来,为平息党内风潮,到处做说服解释工作,但由于陈绍禹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无法平息下来。本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针对党内发生的争论和派别纠纷,说: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再也经不起了,撤换指导机关是没有什么要紧的,问题是会发生许多派别,党会受大的损失。并坚持要陈绍禹到中央苏区去。会议决定同意召开紧急会议。

  △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决议说:“六月十一议决案前后——三中全会之前的最后一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

  12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撤销李立三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中共江苏省委和中央代表给何以“取消派暗探”、“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与处分,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蔷、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中旬 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上海,分别会见陈绍禹、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人,在谈话中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此后陈绍禹等人改变态度,一面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放弃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拥护召开四中全会。

  12月20日 在《军事通讯》第四期发表《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和结论,并在文后加了说明,指出:这一报告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精神之下做的。主要的是没有揭发过去立三路线的取消游击战争,集中农民武装,冒进攻坚等等错误主张。因此对了解过去错误有帮助。同时指出:其中对于一些问题的解释和发挥,仍然不失其正确,所以“就决定不加修改而在此公布”。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强调说:三中全会是合法的。党要立三退出政治局,即是表明要负政治责任,但这不能用到多方面去,因为这不是“大兴党狱”,而是要同志负起责任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现在不能说党中央不能负反立三路线的责任,如果口头上说得很“左”,而事实上又不进行积极的反立三路线,而使工作停顿下来,这是极不应当的。会议通过周恩来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结果起草的《中央紧急通告》,并决定改组江南省委,由刘少奇、夏曦、王克全、陈云、何孟雄等十三人为省委委员,刘少奇为书记。会议根据米夫的提议,决定在刘少奇回国前①,由陈绍禹代理省委书记。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发出。通告承认“三中全会的路线仍然成为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九日两个决议案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决定以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并提出“为要保障国际路线与反立三路线之绝不调和的彻底的执行,党内应实行改造”。

  备注:

  ①当时刘少奇在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执委。

  12月下旬 为了消除党内不同意见,数次参加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在会上根据紧急通告的精神,说服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央的意见。但王克全等人认为紧急通告仍是调和主义,称中央现在不能信任,坚持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开除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并立即停止瞿秋白、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职权。

  △ 在此期间,为了避免党内严重分歧继续下去而导致党的分裂,和瞿秋白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的错误承担责任后,又提议他俩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并且认为自己在处理立三路线的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团结各方面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在一起,来一致执行国际路线”。为此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委名单时,又提名何孟雄,但均为米夫拒绝。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去留问题上,米夫采取“留周拒瞿”的方针。对此,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