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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三十一岁

1月1日 所撰写的《各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形势》一文在《布尔塞维克》刊物上发表。文章分析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指出:“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未来的大战虽然必不可避免,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因此,共产党“不仅要看清了敌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将要到来,并且更应针对着这一加重革命危机的矛盾,执行争取群众,加紧群众斗争,团结的正确而更有效的策略,以准备并促进这一革命高潮来到时的伟大胜利”。

  1月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政治局下设立军委,同时为加强江苏工作,决定由中央兼江苏省委。这一决定引起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随即召集各区书记联会,报告中央与江苏省委纠纷经过,并向来沪汇报工作的部分省委负责人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

  1月11日前后 由天津返回上海。从李维汉处得知中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感到不妥,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求中央政治局重新讨论。

  1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苏问题。在发言中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一)必然减少中央对全国的政治指导;(二)并不是深入群众的好方法;(三)妨碍中央本身工作,使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主张解决江苏省委问题的办法是加强区委,改组省委。会议决定由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组成特别委员会,重新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江苏问题。在发言中认为江苏省委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是党内无产阶级基础薄弱的必然结果。强调指出:目前中央政治局负的责任十万分的重要,需要一个坚强一致的中央才能指导全党实现六大任务。如各地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与中央讨论问题,而仅从个人的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中央,实是一条死路,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七点办法。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原来的意见。会议决定中央不兼江苏省委,待江苏问题解决后,改组省委,由中央政治局派出部分同志参加省委,同时加强各区委的领导。

  1月16日-24日 和向忠发、项英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江苏省委会议,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十九日,江苏省委通过决议,承认错误。

  1月18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起草《中央关于党内宣传派别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最近江苏省委“扩大此种宣传以号召省委与中央对立”,这“在目前党的艰难困苦转变的时期于党有极大的危害。只有在六次全国大会的精神之下以无产阶级最高原则铁的纪律与党的一致才能战胜这一危害”。同时指出:“主要的是以教育的方法开始在全党内做改造的工作——这是目前党内急迫而又长期的中心任务。”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河南问题时提出:冯玉祥是代表中小地主与大地主对抗,接近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些方面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但不可以此忽略了根本。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鉴于江苏省委已接受中央的批评,承认了错误,决定改组江苏省委,由罗登贤、李维汉、彭湃、徐锡根、康生组成省委,罗登贤为书记。二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在报告中强调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在组织原则以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

  1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内政局和阶级关系问题时说:现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虽然得到暂时的妥协,但并不是实质的调和,他们内部的冲突必愈加紧。对于这一点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1月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蒙委信发出。信中对蒙委的活动范围、工作对象、民族政纲、对内蒙国民党左派的策略、蒙汉被压迫民族的联合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内蒙民族运动,应确定为蒙委主要工作之一”,要争取广大蒙汉群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推动民族运动的发展。

  2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四军为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于一月中旬撤出井冈山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关于红四军遭到强敌尾追的报告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作出分散红军,隐蔽大的目标,调朱德、毛泽东出来的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指示信。

  2月5日 起草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信中指示省委在领导抚顺铁厂工人的斗争中,应注意“与全国反日运动联结起来”,“要有计划地忍耐地去建立基础工作,千万不要因这一斗争的发展,便急切不顾一切地作孤注的一掷”。

  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组织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三人组成,周恩来为主席。会议通过周恩来修改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通告针对大多数党员不懂军事的状况,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提出“以实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做整个军事工作的核心,整个军事工作能否做得有力,完全要视党员军事化的程度以为断”。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的同时,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通告还提出了实行军事化的具体方法。

  2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分析国际国内局势,指出:目前党正处在困难的环境,但中国革命高潮仍是必不可免的要到来。中央依据六大确定的方针,决定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同时强调说:“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指示信要求朱德、毛泽东来中央,“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

  △ 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信中共中央,分析中国革命的形势、前途,提出中共在目前的基本任务,说在当前情形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党内存在着合法主义、消极、妥协、动摇的倾向,“如果中国共产党不用警觉的激烈的自我批评态度来批评这一切右倾的错误和动摇,来加以预防,则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

  2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顺直、满洲、广东等省委名单。其中顺直省委常委由韩连惠、陈潭秋、张金刃、陆沉、郝庆宇组成;满洲省委常委由王立功、刘少猷、韩西平组成;广东省委常委由黄钊、陈郁、贺昌、聂荣臻等组成。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的发言中不同意李立三提出的“地主阶级‘蜕化’到资产阶级来领导资本主义”这一提法,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独立发展的要求,但是无论对内对外都不可能实现,因为他是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不可能从与帝国主义的妥协中来发展资本主义,消灭封建势力,也不可能从与封建势力的妥协中来蜕化封建阶级。

  △ 和李立三到医院看望病危的苏兆征。下午苏兆征病逝。二十六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报告此事,说:苏兆征死在工作中,实足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艰难困苦工作环境中奋斗不息的精神,中央决定通告全党追悼,并经过全总、济总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尽力宣传。

  2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提出党应在工会群众之中来发展,除赤色工会外,可以在有群众有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内,以各种组织形式组织部分群众,当然这不是赤色工会,而是黄色工会里的左派组织,是中心分子的组织。

  3月 蒋桂战争爆发。

  3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分析当前党组织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说:目前党的组织上的中心口号是深入群众。如果组织上不深入群众,政治上的争取群众就无法做到。党员不要环绕在党的机关周围,而要分散到产业工人群众中去,党的机关主义必须打倒,头重足轻的办法必须改变。七日,在讨论组织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机关主义使下面的基础一天天削弱,上面工作反一天天加多,这样必然要使党走到崩溃的地步。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这是有关地方党部强健的问题,是组织上的一个中心问题。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政治问题的报告,指出:国内军阀战争主要是蒋桂的冲突,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束缚。资产阶级只能采取摇摆于几大帝国主义之间的政策,同时与封建阶级既存在矛盾也存在妥协,这是决定资产阶级不革命的根本点。工农革命斗争的发展又使资产阶级本身有很多的恐惧,因此更要维持封建制度,严厉施行白色恐怖,同时加紧改良主义的欺骗。因此我们的策略不应很乐观,应加紧夺取群众的工作。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所起草的政治通告内容。在谈到目前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时说:党的右倾来源不单是对资产阶级估量过高,还在于对工农革命斗争估量太悲观。这种动摇观念很容易从极左跑到极右,由反盲动主义又走到不动主义。如将自己看得不行,这不但是右倾而且是消极离开党了。这种分化一天天严重,要在政治上解释清楚。李立三提出:当前应特别注意右倾的危险。会议决定这一通告交李立三修改。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党的任务》。通告在分析国内形势后指出:军阀战争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全国仍然没有总暴动的局面,目前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在群众的一切日常斗争中加紧反军阀战争的宣传。通告提出既要反对盲动主义,又要反对不动主义,但“目前党的主要路线还在反对右倾思想”。

  3月17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目前还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强调在农村中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农村苏维埃的重要性,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的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企图立刻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关于游击战争的发展区域问题,原则上“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并向他们介绍了朱毛红军中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的经验,以备他们将来在部队建党时参考。

  3月25日 就白色恐怖下如何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工作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顺直省委并汪铭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必须改变目前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的状况。强调必须重视党的下层组织工作,杜绝只满足于建立空架子机关的现象。“各级党部的设立,必须其所管辖区域的下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并根据这一原则决定:目前山西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山西工作改归顺直省委兼管。

  3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二月八日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训令的精神是正确的,指出目前在政治上组织上表现了右倾的危险。自然我们不能轻视了敌人,这也是危险的,可以帮助盲动的情绪。我们不但要反盲动,而且要防止盲动走入右倾。会议决定:全体接受国际训令,由周恩来起草一决议案。

  3月31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问题给各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士兵运动必须根据目前党夺取群众的总路线,去做夺取广大士兵群众的工作。各级党部应尽量在各军队中找旧有线索,或选送自己的同志到军队中去当兵或任其他职务,设法组织发动兵变,领导他们走入农民斗争区域发动游击战争或投入红军。

  4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讨论向忠发起草的中央给朱德、毛泽东的指示信时发言说:朱、毛出来的问题,原则上是如此,但根据现在实际情形要写得活一些,红四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说的呆板了一些,不好困守到一个地方。会议决定该信由周恩来修改。

  4月7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致毛泽东、朱德指示信发出。信中分析军阀混战的国内政治局势,指出:“军阀战争客观上应当是助长革命发展的一个条件,但他本身并不是革命高潮”,“以为有军阀战争就一定表示着统治阶级将要很迅速的崩溃,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红军目前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并说:润之、玉阶两同志若一时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

  4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通告。五月十六日,周恩来又撰写成《目前中国党的组织问题》一文,进一步阐释这一通告。文章分析当时党内的思想、组织状况,在批评党内存在的和平发展、合法运动、公开主义等倾向后,指出:“党内左倾危险,也还易凭着党的组织弱点而存在,还需要党以极大努力消灭党与广大劳动群众脱离的现象,获得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并使之革命化,以战胜党内左倾的危险。然反对党内左倾危险绝不能掩盖了党内右倾危险的特别严重。”文章并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具体措施。

  4月24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顺直省委信。信中分析蒋桂战争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和各派军阀之间的相互矛盾,指出:深入反对军阀战争,扩大反帝运动,深入产业工人群众,建立产业支部,反对和平发展,这是顺直党目前主要而急迫的任务。并强调说:在已有了群众有了下层组织的黄色工会中,我们决不应采取站在黄色工会外面来笼统地反对黄色工会,以致使群众对立的办法。

  4月3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唐山煤矿工人罢工情况,说:北方党组织存在两个极端的倾向,一是关起门来讲赤色工会;一是与国民党合作。他们现在是反对整个工会,不能正确运用黄色工会的策略,结果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我们应影响这些未加入黄色工会的群众,建立赤色工会的基础,同时在举行罢工斗争时仍应与黄色工会的群众在一起。

  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山东省委信。信中针对山东党组织经过几次破坏后,少数地方出现畏缩不敢露面的倾向,指出:“这些明显的取消观念,省委必须以坚决的态度、艰难耐苦的工作精神与他们斗争。否则,山东党再经几次白色恐怖,便会退缩躲避到更加涣散的地步”,因此“反对党内右倾更成为山东党目前主要的任务之一”。同时又强调说:“现在反对这种右倾危险,决不应如福坦①所说山东省委曾有一站在左边以反对右倾的错误观念(即是宁可左点不要让他右了),而应站在正确路线上与各种偏向奋斗”。并指示山东省委抓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方面的工作。

  备注:

  ①即卢福坦,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5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修改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中央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指示足以成为中国党目前主要的工作方针,党目前“所特别遇到的困难便是党内右倾思想的发展。这一右倾的危险绝不仅是继续着党内机会主义的残余而复活,他更有现实环境之不可轻视的基础”。“当然这还不是说中国党内右倾危险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形成,已经有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但依着他有可能的发展前途来看,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右倾特别危险。”同时又说:“另一方面,党内左倾危险自六次大会后虽逐渐失去了他发生的基础,但假使以为‘左倾’的错误已经完全肃清,那便等于容许这左倾的残余在党内存在,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也同样要有危害。”

  5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江苏省委在上海组织群众举行纪念“五卅”运动四周年的示威游行,并成立有李立三、项英、周恩来参加的行动委员会。三十日,周恩来、李维汉亲临现场观察指挥。

  6月前后 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遣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以加强红军和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内局势时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形势,要指明斗争前途的开展是走向革命的高潮,但斗争是一步步地开展,一步步地走向革命的高潮,而不能怀过高的幻想,以为就是革命高潮的前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

  6月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农民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认为中国的富农“多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底代表人”,批评中国党“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要中共中央“极坚决地克服在富农问题中最有害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甚至在这类富农参加抗税运动或反军阀运动的时候,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形势估计悲观,分散红军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朱、毛如需改换工作,需派得力人来。周恩来认为,红四军前委批评中央对形势估计悲观“是不十分正确的,因为站在全国来分析不能如此”,同时表示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常委已决定召集一次军事会议,详细讨论各地红军问题,朱德、毛泽东处应派一得力人员来参加,并建议征调一部分军事人才派往红四军。在谈到农村武装割据问题时说:目前农运问题客观上是忽略的,中国游击区域割据的形势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固定方面。而目前城市工作表现出主观力量之弱,同时客观上亦有许多挫折,不能太乐观了。

  6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对派问题①。在发言中说:反对派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主要是找不满党的和被开除了的。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易于走到反对派的。强调一定要在拥护中央路线之下进行斗争。并提出了政治、宣传、组织上的解决办法。

  △ 中共中央致信贺龙并湘鄂西前委。信中指出:你们目前主要任务是用游击战争的方法发动群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深入土地革命。关于“游击战争的战术,你们应从每一次战争中吸取经验,以作以后战争的指南”。并介绍朱毛红军总结的包括“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

  备注:

  ①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自一九二八年秋被先后遣送回国后,即开始在中国建立托派组织。一九二九年五月,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接受托派的理论和主张,反对中共中央和六大路线,打出反对派的旗号。

  6月22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对陕西问题的决议案发出。决议案指出:虽然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因此不能过分估量目前革命斗争的复兴,然而新的革命高潮之不可避免的到来与革命高潮微弱的象征已经可以看见。陕西党目前总的路线,在于尽力扩大对群众的工作与斗争的领导,建立城市工作的基础,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部分的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大的斗争,到农民的游击战争,以至于建立地方的苏维埃政权。

  6月25日-30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二十九日,作组织问题的报告。会议总结六大后一年采的工作,指出中央依据六大路线“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全会重申今后党应该继续执行六大规定的“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规定了争取群众的十五项政治任务。

  7月3日-19日 共产国际执委召开第十次全会。会议通过《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的政治决议案,阐述“第三时期”的理论,提出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创立苏维埃,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并强调“右倾的危险现在是共产党内的主要危险”,要“加紧反右倾的斗争”。

  7月9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号——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议与精神》发出。通告在分析国际国内局势后指出:“依据目前的政治局势,益发加重了党之争取广大群众装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提出了加强反帝斗争、加强对农运的指导、扩大并深入土地革命、领导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和建立红军等项任务。

  7月12日 和向忠发一起同陈独秀谈话,交换对政治问题的意见。陈独秀批评中共中央三十四号通告①“是帮助蒋介石的宣言”,坚持中国目前无封建阶级,南京政府完全是资产阶级政府。周恩来当即同他争论,指出陈的中心问题是忽略农民这一根本问题。南京政府的性质是豪绅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并指出国内已有反对派组织的活动,征询其是否去莫斯科。陈表示今年不能去,要把自己在政治上的意见写一个东西。

  备注:

  ①一九二九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十四号通告,分析蒋桂战争的性质、形势、前途,提出了党的工作方针,指出:反对战争是目前中心工作,以为“蒋桂系的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

  7月14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致鄂东北特委信发出。信中批评鄂东北特委“在斗争口号及工作方法上,都完全充满了原始的农民意识的精神”,强调目前要特别注意“由农民意识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策略,由单纯的乡村转变到着重城市,由英雄土匪式的乱动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政党行动,由无原则的军事烧杀转变到发动群众斗争”。同时指出:“我们党不要以为农民太多,不如此我们将要失败,其实,若我们不能领导农民,若不能使农民运动在无产阶级的路线之下而发展,则结果一定失败。”

  7月15日 出席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一”国际反帝大示威行动委员会,派周恩来、项英参加行委,周参加行委主席团,不任书记,由省委推举一人为临时书记。

  7月17日 鉴于国民党军张学良部占领中东路,并查封苏联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等机构,中共中央就这一事件发出通告,指出: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7月底(或8月初)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六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报告军事会议的情况。

  夏 派贺诚、柯麟以医生身份,在上海威海卫路开办达生医院,掩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周恩来曾多次来此开会。

  △ 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及政工干部。九月,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遣在训练班结业的许光达、孙一中到洪湖苏区工作。在向苏区培训输送干部的同时,筹划组织了对处于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下的苏区的物资支援工作,指示有关省委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百货、布匹、药材、电器店铺,向苏区输送物资,并逐步建立了中共中央同各地红军、苏区的交通联络网。

  8月1日 所修改的中共中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发出。文中高度评价红军转战湘、鄂、粤、赣、闽数省,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工农政权,扩大苏维埃区域所进行的英勇斗争,指出:这不仅在革命的历史上有伟大的光荣,而且在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上亦有很大的意义。号召每一个红军战士不仅要做一个革命的武装战士,而且要做一个革命的宣传员和组织员,继续努力奋斗,完成肩负的使命。

  8月3日-5日 撰写《上海八一示威的意义与教训及今后的工作路线大纲》一文。文章肯定了上海八一示威活动,并总结了其中的教训,说:与不正确观念的斗争主要是右倾。在这次示威行动的前后,党中还表现有一些合法、调和、妥协、动摇、恐惧、失望的观念,党必须坚决地与之作不断的斗争。同时指出:“盲动主义的情绪,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这次行动中已逐渐减少,但还未能完全消灭,一些个人的脱离群众的英勇,个人的恐怖主义,还需要党严厉地予以纠正。”这篇文章在《红旗》第三十七、三十八两期连续刊出。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内部发生分歧一事①时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应和即将来中央的陈毅讨论后再作整个的回答。目前应去一封信,勉励他们,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已解决的问题不应再争论,同时要批评他们不应有的消极观念。并提议把刘安恭②调回中央。二十一日,周恩来根据会议决定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信发出。信中指出:你们的任务首先是发展游击区域,加强农民武装,扩大红军,深入土地革命。对于目前三省“会剿”,“你们必须发动更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这一战斗,来冲破这一狭小的局面向各方面游击骚动”,并且强调说:“凡你们经过之区,必须使红军不仅尽其作战的努力,还须成为广大的宣传队以发动群众联系,才能保障红色区域不至易被敌人包围和消灭”。

  △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发出。通告阐述中共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原则分歧后,指出:“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险的企图,是布尔塞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思想上与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

  备注:

  ①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党的领导、政治思想工作、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到闽西养病兼做地方工作。

  ②刘安恭,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

  8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农民问题的来信。在发言中说:国际来信的中心问题是富农,我以为六次大会的解释原则上并无错误,不过我们日常的指导多注意于富农的态度与策略的运用而发生了一些语病。今后在乡村中要加强对富农的斗争,但不要混乱了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在不违反这一主要内容之下来加紧这一斗争。会议决定起草一决议案接受国际训令。

  8月2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你们在目前敌人四面包围中,主要的任务“是在向敌人奋斗”,“首先是:游击区域的发展,农民武装的加强,红军的扩大,而土地革命的深入更是根本任务”。还说:“红军扩充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地方武装上”,“武装农民实是扩大红军的前提”;“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趋于党的一致”。最后说,润之、玉阶两同志应“一致地努力工作”。

  8月23日 就处理叛变分子问题,起草中共中央致山东临委信。信中指出:消灭叛徒,原是我党最后最不得已的办法,积极方面,我们还应从减少这种叛变与减少破获之可能性入手。强调说:严密党的组织乃是指深入群众与严整组织关系说。且只有在群众的工作建立后,党能掩护在群众中,则敌人方不易于发现我们,破获我们。

  8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等四人,因叛徒白鑫向国民党当局告密而被捕。当晚,周恩来主持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彭湃等同志和惩办叛徒的措施。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彭湃等人被捕事件。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兼中央军事部长,罗登贤调中央,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立三兼农委书记。

  8月28日 在上海市郊指挥特科人员准备武装劫持国民党军警押送彭湃等人的刑车,但因准备不周,错过时机,营救未获成功。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遇难。十一月十一日,特科人员处决叛徒白鑫。

  8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德、毛泽东之间争论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8月31日 起草《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文中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追述他们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们!起来!纪念着彭杨诸领袖之血的教训!起来,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坚决不断的斗争”。

  8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在目前阶段上的中心任务,是要领导和组织正在增长的斗争。同时,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党内各种对赤色工会的取消主义倾向,这种取消主义倾向是右倾危险和十足机会主义的表现。要求中共“不顾国民党的法律,并且违反着国民党的法律而努力使赤色工会擅自公开起来”。

  9月1日 就刘少奇、孟用潜被捕事件,起草中共中央致满洲省委信。信中指出刘少奇、孟用潜到满洲省委后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强调要克服脱离群众的盲动情绪,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孟二人。

  9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建议改变目前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方式,每周开一次会,变更开会时间,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开会时政治局委员不必全到,常委五人也要有一人保留在外。会议并讨论了陈独秀的问题,决定中央派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一起同他谈话,指出他一再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

  9月14日 为纪念彭湃等烈士,撰写《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文章指出革命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他们将“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号召革命人民“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此文在一九三○年八月三十日彭湃等遇难周年时发表在《红旗日报》上。

  9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湘、鄂、赣、豫四省的组织问题,决定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致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和鄂东北特委的指示信,宣布恢复湖北省委,改组江西省委常委。并决定在贺龙游击战争区域及其附近设立湘赣边特委;彭德怀红军归赣委指导;方志敏部队受赣东北特委指导;鄂东北与豫南的红军统一指挥机关,属鄂豫边特委指导。

  9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全总工作时,对共产国际八月关于工会工作的指示信中公开赤色工会的指示提出疑问,说:目前客观形势不容许我们安稳地公开活动。只有在黄色工会之下争取多数转变为赤色工会,而不可能互相对立公开存在争取群众。

  9月28日 在中共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并代表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会后,要陈毅根据会议和谈话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的指示信,此信经周恩来审定后,要陈毅带回,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本日,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发出。信中分析军阀混战的形势,提出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的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目前的行动问题等,作了具体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各自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及前委注意纠正。并要前委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

  10月5日 陈独秀曾于八月五日致信中共中央常委,谈对中国革命的意见,称中共中央“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对“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等等,并把该信私下传播。本日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理论作了系统的分析,指出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陷入取消主义的观点,完全背离了六大与中央关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同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裂党的小组织活动,是“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备注:

  ①一说为十月十五日。

  10月8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要求广东党尤其是广西党在反军阀战争中打破对于任何一派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驳斥改组派的改良理论,公开党的面目与之对抗,以争取和发动广大群众。同时要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扩大游击区域,建立红军乃至发动可能的游击战争。要求省委“决定一详细行动计划指示东江特委及海陆丰地方党部,并要与朱毛红军的游击及惠属的工作联系起来”。

  10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农村党的组织问题时说:目前军阀战争的爆发,客观上有利于农村斗争的发展,但是主观上阻碍了这一形势的发展。主张加强农村工作。

  10月26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就国民党改组派①和中共任务问题致信中共中央。信中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已是“革命高涨底初期”,“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此信给予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量和应取的策略以重大影响。

  备注:

  ①改组派,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派别之一。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主张改组国民党,标榜国民党一大、二大的改组精神,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从事联合各派军阀的倒蒋活动。一九三一年初,改组派在香港宣布解散。

  10月 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作《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模糊认识,分析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发展前途,强调进行思想理论战线斗争的重要性。指出: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

  △ 指导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将干部资料和工作记录用俄文字母编成密码式的文件档案,以便于保存和查阅。

  11月3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致江苏省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就学生运动的斗争策略问题指出:在“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条件之下,举行公开的向敌人示威的路线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群众的情绪与决心,决不可单凭主观来决定示威”,“如随随便便的单凭着主观,来决定示威的日子,以致不能有好的准备,不能有充分的发动,则结果真将成为玩弄示威”,“这一点要求你们特别注意”。

  11月13日 中共中央在听取福建省委书记黄钊的汇报后,致信福建省委。信中指出:福建自朱毛游击后,各地民众已相当的起来,闽西的红军游击战争可以长足的发展,要求省委扩大其组织,发展群众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尤应注意朱毛许多战争的经验与他们的行动规范。

  11月15日 自秋冬以来,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要否组织暴动的策略问题上,同李立三存在分歧和争论。李立三否认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而直接革命形势就是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主张目前就应采取行动,布置各地的武装暴动。周恩来则认为:新的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正走向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强调在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同时,必须反对“左”倾盲动。不同意布置一些地方轻率举行不顾主客观条件的武装暴动。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数次阐述这一观点外,并在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说明这一问题,强调在采取行动时应慎重。本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目前全党工作时,说:党的策略在下级党部运用还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提议在中心工作上应发一通告加以解释,各种工作须个别的指示。

  △ 中共中央发出由李立三起草、周恩来修改的《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11月17日 中共中央致信江西省委。信中指出:“你们正在布置响应一两省夺取政权的暴动,发动全国总暴动,这一估量是错误的,目前是走向革命高潮,不是已经到了革命高潮的时候。你们犯了严重的盲动的错误,须立刻停止你们的结论之执行,遵照中央通告及指示改正。”

  11月22日 所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信发出。信中说:国内已面临着群众革命斗争复兴的形势,目前党的主要任务是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并专门通报了各地红军迅速发展的情况。信中在谈到党内开展反对“机会主义一一反对派”的斗争时说:党内右倾危险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说左倾便不危险了,现在城市工作中尚遇有脱离群众的盲动情绪,农村工作中尚有不合条件的暴动计划,甚至还有超乎条件的全省暴动计划”,“这都是值得全党注意,须予以坚决之纠正与肃清的”。

  11月23日 中共中央在讨论农村游击战争问题后,由中央军事部制定出《目前扩大红军的计划大纲》。大纲指出:扩大红军与有计划的组织兵变成为目前在军事工作上的两大任务。大纲对六大区域的红军即朱毛红军(闽粤赣)、湘西鄂西红军(湘西贺龙红军、鄂西红军)、赣西南红军、彭黄红军、赣东北红军、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红军的扩红策略、发展方向、发展路线与策略、联络方法,作了具体布置。

  11月28日 毛泽东写报告给中共中央,说: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十二月下旬,红四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精神,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远东局为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所作出的决议。远东局决议批评中共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黄色工会和广西改组派问题上“右倾动摇”。会议不同意远东局这一指责,认为远东局在以往与中共中央的数次争论中,主张放松对中共党内最严重的右倾——取消派的斗争,要求取消游击战争等,才是“一贯的右倾路线”,并对远东局过多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问题提出批评。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远东局这一决议不以中央反右倾为前提来指出中央在某些问题上反映右倾的错误,而专门指出中央右倾,只对取消派轻描淡写说几句。这是站在调和派的立场来批评中央。在工作方式上,应该事先与中央商量,否则这一决议传到取消派手里是很不利的,徒增纠纷,妨害工作。会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同远东局讨论这一问题。

  12月10日 所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发出。信中指出:中国工农革命很显明的是继续发展而正在复兴,目前红四军“最大的任务就是尽所有的力量以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暴动”。提出红四军发展路线的几个方案:既可向广东韩江上游游击推向东江发展,也可与闽西、赣南的游击队及各种农民武装取密切联络与声援等,红四军前委可“依照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执行的程度”。

  12月上中旬 中共中央接到贺龙九月二十日的报告后,开会讨论湘西红军发展的计划和策略。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致湘西红军前委的指示信,要求扩大红军,推动游击区周围广大的农民斗争,发展地方暴动。并派陈昌等三人到湘西工作。临行前,周恩来同陈昌谈了话。

  12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分歧。会议认为,鉴于双方各执己见,这样争论下去,势必妨害工作,决定作一决议案将争论结束,并派一人带文件到共产国际解决这一问题。

  1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信中说:中共中央不同意远东局决议中关于中国问题部分,“因其完全抹杀中央一年来反右倾斗争,以广西非事实的问题扩大中央错误,减少陈独秀派错误,且对此斗争动摇,显然成为调和主义”,要求共产国际讨论解决这一问题。二十九日,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远东局,抗议其决议对中共的错误批评,要求改正这一决议中有关中国问题部分的根本精神。

  12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由李立三起草、周恩来修改的《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决议表示:完全同意第十次全体会的精神、路线与一切决议,全会指出的“‘政治罢工,成为直接的时代的坚决问题’,是异常正确的”。“在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之下,在城市在工人中组织同盟罢工,示威运动,发展到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扩大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尽量的扩大红军,组织兵变,是现在党领导各种革命斗争汇合起来成为推翻国民党军阀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之直接斗争的主要策略。”

  12月24日 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革命互济会全国代表大会。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指示信。在发言中表示:这封信总的精神是非常正确的,在政治分析、策略制定上将对中国党有极大的帮助。对革命形势的解释,我们过去认为高潮即是马上武装暴动,所以译成浪潮,以免同志误会,而国际认为浪潮即是高潮,要以直接革命的形势来说明。在目前的形势下,政治的总同盟罢工,是为武装暴动而组织的。会议决定接受这一指示信,由周恩来起草决议。

  本年 在上海主持筹办党的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审定讲课提纲并讲授“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等课程,向各地中共党组织和苏区输送党的干部和政工干部。参加过训练班的有唐宏经、王立功和金贯真、恽雨棠、吴亮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