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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 二十三岁

1月5日 因病延至本日赴伦敦,决定投考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并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在致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写道:“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并表示:“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1月25日 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事,并谈及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并谈及旅法勤工学生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呼吁“国内诸贤达教育家暨有力之士设法救济”。

  1月30日 自旅欧以来,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本日,致信表兄陈式周,探讨救国之道,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同时又说:“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2月1日 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2月中旬 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秋天,而英国生活费用昂贵,故从伦敦回到巴黎,住拉丁区,在巴黎近郊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不久,同天津的四名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文。同时进行社会考察,密切注视国际国内局势的动向,经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在巴黎期间,曾有一个短时间在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

  2月23日 致信陈式周,谈旅居英法的感受,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多多矣。”信中在谈到自己向国内筹划官费留学事时说:“使弟官费不能图成,则留英将成泡影。退身步留法亦属一策,然此时尚不敢骤定。”

  2月28日 由于华法教育会决定不再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北洋军阀政府也回电拒绝给予救济,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不满。本日,四百余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领导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法国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

  3月21日 在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后,撰写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二·二八”斗争始末,对处于饥寒困窘境中的勤工俭学生深表同情。

  3月-5月 采访大量国际新闻,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讯》等。

  春 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①

  备注:

  ①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八五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

  4月1日 英国百万煤矿工人发起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八十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从四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日,先后撰写《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讯,向国内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赞扬他们在“饥饿困窘”的条件下,“犹坚持反对不懈”,“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6月16日 撰写通讯《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详细报道希腊、土耳其战争经过,指出:列强之间的相互争夺是世界“祸乱之源”,而“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

  6月中旬 从法国报纸获知北洋军阀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后,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调查借款内幕。

  △ 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平和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等六团体,数次集会,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月30日 撰写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指出:“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事件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 和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参加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的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在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问题的讨论。

  6月-10月 继续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其中有《英帝国会议之内幕》、《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近两月间之西欧大事记》、《巴黎会议中之英法小冲突》、《欧洲之救济事业》、《英国经济现象之恐慌》、《问题中之英国经济救济》、《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等。

  7月23日-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嘉兴)召开。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曾接到国内开会的通知,但因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

  7月30日 法国《巴黎时报》于二十五日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草签后,旅法华人群情激愤,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本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文章发表在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的天津《益世报》上。

  8月13日 和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篆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不敢出席,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态度蛮横,遭到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这一《声明》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十六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向国内报道这一情况。

  8月24日 撰写通讯《西俄大旱之惨状》。文中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内政外交上的困难,深表关切与同情,详细报道了苏俄政府不遗余力进行救灾的种种措施,认为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可谓通权达变,以求改造后新俄之渐进的建设,与方革命后之急进步骤,大有分别矣”。

  9月3日 撰写通讯《复辟声中之德意志》。文中详述战后德国政治的演变,分析德国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原因,对此深感不安,认为“两年来之反动,视诸方革命后之急进变乱,真有退步现象”。尤其是德国一部分大学生倡导复辟,出现与工人格斗事件,“为学生界之奇耻”,“此风不单行见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有破裂之虞,门户之见,殊足为改造前途伏无穷隐忧也”。

  9月15日 中、法政府当局不满勤工俭学生发起拒款斗争的爱国行动,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本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在此之前,里昂中法大学也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

  9月17日-19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争回里大”。随即通知各地勤工俭学生派“先发队”到里昂去。讨论中,周恩来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并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9月21日 清晨,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继续与校方交涉。次日,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把“先发队”一百余名成员押到法国兵营中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进行营救。

  10月13日 在中法政府当局策划下,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一○四名代表被强行遣送回国。随后周恩来含愤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疾呼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0月 自英返法后,充分利用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1月12日 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开幕。二十二日通过美国代表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十一月五日,周恩来撰写通讯《大西洋上之太平洋会议观》(一),十一月八日续写(二)。文中评述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写道:“昔日之巴黎和会,一列强分赃之会议也。今日之华盛顿会议,一斗角勾心之会议也。”并指出:美、日、英“三国所争所引者,咸以吾国为对象,关系之深,问题之重,实以吾国为首”。其后,又连续撰写《法报论中国在华会之地位》、《华府会议中之英法战略》、《裁兵赔款问题与英法》、《四国协定与英法中日》等,加以揭露。

  年底(或次年初) 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事。议后决定分头进行筹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