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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六十五岁

1月1日 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招待在京七十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的宴会,并即席讲话,祝愿老人们活到一百岁。

  △ 回访班达拉奈克夫人并会谈。在谈到中国周围的情况时说:中国希望日本军国主义不再复活,摆脱美国控制,同亚非国家友好。希望中印友好、亚非团结和亚洲和平。亚非要团结,要坐下来谈,不要帝国主义插手。还说:希望阁下在德里和阿里·萨布里①以及加纳司法部长一起参加会谈后,请他们到中国来。

  备注:

  ①阿里·萨布里,时任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

  1月2日 会见应邀于本日到达北京的印度尼西亚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

  △ 在听取班达拉奈克夫人介绍亚非六国会议有关中印冲突的建议的有关原则后,说会议对中印冲突真相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并说:我坦率地告诉阁下,可能在发生中印冲突以后,我们让步太多了,引起对方无止境的要求。如果我们当初在冲突发生以后就站在原地不动,也许中立国家斡旋,会要求双方让步百分之五十对百分之五十。

  1月3日、4日 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苏班德里约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六国会议的建议举行三方会谈。在三日的会谈中指出:尽管六国会议的建议存在部分明确、部分不明确的问题,但是,科伦坡会议及其公报和建议仍起了积极和有益的作用,这表现在亚非六国会议是把自己放在调解和呼吁的地位、反对帝国主义插手亚非事务、反对使用武力取得任何领土等六个方面。但建议中只要求中国单方面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度不动,这不符合会议的精神。在四日的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中国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以促使中印直接谈判的声明继续有效,只要印度不采取行动来阻挠和破坏我们的主动停火和后撤。

  1月4日 张治中发出经周恩来修改的致陈诚函。函中说,今日台湾问题之首要关键,在于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使台湾归回祖国。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妥善处理。其要点:(一)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此信在周恩来修改后,曾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

  1月5日 陪同班达拉奈克夫人离京赴杭州参观访问。在北京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表示相信:锡兰、印尼等亚非六国一定能够进一步了解到,中国方面坚持通过中印直接谈判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是决不会改变的。对于亚非友好国家为推动中印直接谈判和促进中印和解而作的一切努力,中国方面将始终不渝地采取积极的、合作的态度。当日,抵达杭州。陪同毛泽东分别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和由陈毅陪同来杭的苏班德里约。

  1月6日 赴上海。在火车上继续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会谈。

  △ 拟定中国政府给锡兰总理的《备忘录》。主要内容为:鉴于亚非六国会议提出的六点具体建议,有些“具有积极意义”,有些“则有不明确和不一致的地方”,经过交换意见,“中国政府准备在对下述两点解释达成谅解的情况下,接受六国会议的建议作为双方官员会晤的初步基础:甲、中国边防部队将按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声明的既定计划,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二十公里;会议的建议关于印度军队保持现有军事驻地的规定,应该适用于中印边界全线,而不仅适用于西段。……乙、中国边防部队在按中国政府声明主动后撤到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时,将远离他们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这样,在东段的扯冬地区和朗久、中段的鸟热和西段印度曾经设立四十三个据点的地区,将没有中国边防部队驻扎。”“在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不再进入这些地方的情况下,中国方面愿意在和解道路上再迈进一步,不在这些地区设立民政检查站。”七日,为进一步说明中国对六国会议的建议的看法和态度,又写了给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补充澄清信。

  1月7日 陪同宋庆龄副主席会见班达拉奈克夫人。

  1月8日 在同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会谈中提出:我们希望同六国都谈一谈,我们无法与尼赫鲁直接谈,只能同六国谈,请你们转达、帮助。

  1月9日-21日 在杭州治疗痔疮。

  1月15日前 与毛泽东研究一九六三年计划、基本建设、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受毛泽东之托就上述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准备在大区书记到京时讨论。

  1月15日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二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一)一九六三年国家计划的确定;(二)关于工业工作的决定;(三)当前工作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主要是有关农产品收购和集市贸易的一些具体政策;(四)关于计划编制、商业企业经营、中小学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并附信致在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征求意见。信中说:通知中所提的问题,“有些可以在财办准备的农产品征购和集市贸易两个文件中解决,有些可以在工业文件和今年精简计划中解决,有些只为统一大家认识,不一定产生文件”。通知于二十二日发出。

  1月17日 接见并宴请以司法部长科菲·阿桑特·奥弗里-阿塔为首的加纳政府友好代表团成员。在宴会上说:中国政府非常赞赏加纳政府和其他亚非友好国家为促进中印和解所作的努力,并且真诚地希望这种努力能够成功。

  △ 与陈毅同阿塔会谈。阿塔说班达拉奈克夫人要他向周总理呼吁,希望中国正式接受科伦坡会议的方案。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科伦坡会议,可以把会议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初步基础,但必须有两点解释:(一)中国边防部队在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二)把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空出来,双方军政人员都不进去。

  1月19日 函复班达拉奈克夫人一月十四日来信:中国政府原则上接受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作为中印官员会晤讨论稳定停火和脱离接触并促进中印边界谈判的初步基础,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保留两点解释以有助于使科伦坡会议的建议贯彻对中印双方对等的原则和对中印边界各段一致的原则。

  △ 接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等人。在谈话中欢迎日共多派进步工人来中国参观,并表示,回北京后将同全国总工会商量此事。

  1月22日 到上海。和陈毅接见尼泊尔大臣会议副主席兼外交大臣图尔西·吉里和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尼方首席代表巴哈杜尔·卡特里等人。阐明中国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观点和关于科伦坡会议建议的立场等。

  1月23日 接见以平冢常次郎为团长的日本日中渔业协议会访华代表团。在谈话中说:我们对于日本执政党中那些愿意和中国友好、不愿意追随美国的人如平冢先生和河野、高碕、石桥、松村先生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就是对于那些追随美国、对中国不太友好的人,如果他们在某个时期,讲一些对中国友好的话,向同中国友好转化一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欢迎的。在谈到中日间渔业的民间协议时说:可以由日本代表团来签订,也可以由中国方面派代表团到日本去谈。像这种民间协议积累起来,两国的经济关系就会发展,民间协定多起来,也会成为推动日本政府中一部分向中日友好方向发展的力量。平冢表示:在中国访问的一星期,和各方人士的接触,特别是和周总理的谈话,使我对中国的认识完全改变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月24日(农历除夕) 出席上海市总工会举行的老工人、先进生产者春节聚餐会。在祝酒词中说: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一支最大的工人阶级的队伍,在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党和国家期待于先进的上海工人阶级的也就更多,希望你们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和英雄气概,在各条战线做出更大的成绩,并且以先进的技术帮助兄弟地区的农业和工业,共同前进。在聚餐会前,还和一部分老工人、先进生产者座谈,并与几位参加过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畅谈当年的革命斗争,说:老一代的工人应该把斗争历史经常讲给青年一代听。过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给工人阶级建立了信心。但那时政治上没经验,没有转到农村去。先烈的鲜血激励着我们,要让青年人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更好地前进。

  △ 接见上海文艺界人士。

  1月25日(正月初一) 看望宋庆龄并拜年。

  1月27日 参观上海仪表厂。

  △ 看望越剧演员袁雪芬。

  1月28日 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民主人士春节座谈会上讲话,说:从今年农村形势、市场情况来看,情况一天天好转。但是,在新的发展中有新的困难。历史的发展常常是这样,最困难的时候对革命来说,恰恰是走向新胜利的转折点。对在座的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各党各派的同志和朋友提出四句话:“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号召大家共同努力把国家搞得更好,“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为实现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要求大家为此目的要过好思想、政治、生活、家族和社会五个关。最后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个关键,希望上海成为全国带头的先进城市。

  △ 约电影演员张瑞芳、赵丹等人谈拍摄影片《红色宣传员》事。

  1月29日 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是:“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又指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应该做到:“一、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二、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三、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四、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订出很好的十年科学规划,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1月30日 看望上海市副市长荣毅仁。

  △ 与邓颖超出席上海妇女界春节联欢会。

  1月31日 到苏州参观游览,并看望陈云以及苏州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①。在观赏了周瘦鹃陈列在爱莲堂前的盆景后,对他说:周瘦老,你的园艺技巧全国闻名,要好好管理,精益求精,为广大群众服务,为国际友人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很大的荣誉啊!还说:你的散文也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并与邓颖超在周瘦鹃的签名册上题词:“一九六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访周瘦老于苏州爱莲堂。”

  △ 回到上海。在往返的火车上,召集话剧《第二个春天》的编剧、导演刘川、沈西蒙等人讨论修改剧本问题。对刘川说:你敢于大胆面对新生活,写总路线、大跃进中所遇到的困难,看了不泄气,这是一次很勇敢的尝试,选了一个艰巨的题材,应该肯定;当然,写出来难免粗糙,一次次磨炼就会好的,不要气馁,不要怕败笔。与编导人员细致、具体地研究了该剧的结构、冲突、基调以至剧中主要人物的塑造。在谈到如何写好党的领导时强调:不要把领导干部写成个完人,一出场就不同凡响。首先要表现他是个平常的人,但他又比别人不同一些,他把心放在党交给自己的事业上。

  备注:

  ①周瘦鹃,当时是江苏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2月1日 在华东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和华东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就经济、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国家、集体、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八条要求:先集体,后个体;先国家,后个人;先求己,后求人;先责己,后责人;先顾公,后顾私;先为公,后为私;我为全民,全民为我;我为世界,世界为我。认为只要把以上问题的先后次序摆恰当了,就能够正确解决经济、政治、思想的内在关系及国家、集体、个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总的精神是先公后私。对于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一般的说,应该要求他们做到先公后私。在有的时候,譬如在作战的时候,还要求他们公而忘私。作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先进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起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在做到先公后私方面,也应该起带头作用。

  2月2日 到无锡。在参观林园时叮嘱陪同前往的无锡市委负责人买门票。并亲自查点人数,为陪同人员购票。下午,返回上海。次日,回到北京。

  2月3日 出席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与佩雷拉谈话中说:现在尼赫鲁在印度议会里的讲话和印度的舆论都证实我们的看法,就是六国会议建议的具体部分是有利于印度的,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但是,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

  △ 在接见以交通部长苏卜希·卡哈勒为团长的叙利亚经济代表团时,说:我们遇到的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朋友都有团结的愿望,这是一个基本因素。阿拉伯人民的团结有着有利的条件,因为团结的愿望是一致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种愿望在阿拉伯各国人民的维护民族独立、建设国家的斗争中表达出来。

  2月6日、7日 约各大区负责人谈粮食问题,根据去年以来的经验和各大区的意见,对于今年粮食上调问题,确定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从征购中上调,一个是换购,以便使上调数达到七十三亿五千万斤。

  2月6日-9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会议讨论粮食、精简、工资、增产节约和在城市开展“五反”①运动的问题。八日,周恩来在会上就当年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工作作了主要发言,详细讲述了粮食的生产、征购、销售、上调、进口、库存等方面的情况,说明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提出:今年粮食产量计划数字是三千二百一十六亿斤,比去年增加一百九十五亿斤,并且力争总产超过三千二百亿斤。预计:粮食产量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三千九百亿斤,征购、销售、库存达到正常水平,要用五年时间来实现。在会上,还对中央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有关规定作了说明,并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五项措施。

  备注:

  ①指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2月8日 出席首都文化艺术工作者元宵节联欢会,在讲话中提出:文艺界各个方面如何更好地体现“双百”方针,为工农兵服务,到群众中去,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些仍是文艺界当前的重要课题。再次要求大家必须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学到老,改造到老,对自己的思想言谈要经常反省。对近日报纸所载雷锋等先进人物的事迹,说看了很感动。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善于捕捉时代精神,表现典型人物,歌颂新人新事。并指出: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

  2月9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精简和工资问题。

  △ 在接见叙利亚交通部长苏·卡哈勒时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新的反动的趋势,就是从外面来的颠覆。用颠覆手段搞起来的政变,不管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我们都不赞成,因为它是外来的。革命问题应由人民自己来解决。革命输出与反革命输出都是不对的。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我们主张和平共处,如不消除颠覆又怎么能叫和平共处呢?

  2月10日 前往昆明,迎接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在当日和次日与西哈努克亲王的会谈中说明中印边境冲突发生的经过、尼赫鲁政府制造紧张局势的目的和目前的形势。再次强调:科伦坡会议的建议仅是建议,不是仲裁或指令,双方都可以表示同意或不同意。我们原则上接受建议作为官员会晤的基础,但保留两点解释,不作先决条件。如果科伦坡会议再次开会,我们有一必不可免的要求,即中印双方必须派出最负责的代表列席会议,说明双方的立场和意见。

  2月12日 在陪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又陪刘少奇会见西哈努克。

  2月13日 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①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和精简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九六二年比一九六一年粮食增产了二百多亿斤,这是形势得以好转的中心问题;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工作取得的成绩,又使粮食销量得以减少。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必须继续巩固。报告强调,一九六三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收购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文件中所提的方针、政策来执行。报告在讲到精简和劳动工资问题时提出:这次精简的前提是,不要只看过去两年的成绩,还要看今后五年,甚至于十年,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报告在提出一九六三年的精简任务后,反复强调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企业是我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不论从哪个方面说,精简,控制城市人口,勤俭建国,计划生育,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

  备注:

  ①中共中央于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及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2月15日 就中国援助柬埔寨的经济建设等问题继续与西哈努克亲王会谈。提出:中国帮助柬埔寨搞工业,规模要适合目前的市场需要,不能太大;产品的品种、花色要符合柬埔寨人民的爱好。因此,双方在商谈项目时必须考虑到原料、国内市场和经济上的合算。

  △ 在接见几内亚即将离任的驻华大使桑吉亚纳时说:外交工作和国内工作都很重要。经济是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政治独立是不巩固的,还要受制于外国。这是许多亚非国家都面临的问题。请桑吉亚纳转告杜尔总统,要防止敌人的暗杀活动,提高警惕;尤其要依靠群众,依靠领导核心的团结,掌握军队。

  2月16日 冒雪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游览长城和十三陵水库等地。

  2月18日 在观看中国评剧院演出《夺印》一剧后提出:乐队伴奏人员多了,应从乐池搬到台上来,乐队演奏时压唱,很好的戏观众听不清楚。二十六日,再次观看此剧,批评乐队搞得太大,说不顾实际条件,用大乐队,是铺张浪费。提出:我们并不排斥西洋的东西,而且要把西洋的东西搞好,但我们必须把艺术大师的需要和广大听众的需要区别开来。号召音乐界从人民需要出发,进行认真的改革,以加强音乐的民族化。还说:我们今天的艺术不仅要影响劳动人民,帮助他们提高,特别要注意教育青年,我们不但要为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还要为后一代着想,这是我们应有的政治责任感。

  2月21日 在接见以阿耳贝托·莫拉为团长的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凡是依靠群众的党,都是好党。群众可以识别谁是反帝的,谁不是反帝的;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谁是假马列主义者;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的;谁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谁为人民服务,谁不为人民服务;谁是人民的勤务员,谁是官僚主义者。还说: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都应有自觉,不自觉就不配称为共产党员,尤其不能做执政党党员。中国有句古话:“不进则退。”因为你不进步,别人进步了,就是你倒退了,这是辩证关系。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和运动着,静止是没有的。

  △ 复信班达拉奈克夫人。在重申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和科伦坡六国会议建议的立场后,说上月底得知班达拉奈克夫人等在新德里对科伦坡会议建议作了与在北京时的解释出入较大的澄清,指出这两次澄清并不是科伦坡会议的一项法定文件。“尼赫鲁总理坚持在接受科伦坡建议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接受科伦坡建议的澄清的问题,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科伦坡建议不是指令或裁决”,而且“科伦坡建议是有严重缺陷的”。

  2月23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中苏之间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

  △ 参加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二十五日刘少奇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报告。

  △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六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条约》等文件。

  2月2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布置一九六三年的经济工作。

  2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当议论到湖南、河南农村搞“四清”太急时,周恩来说:已向主席反映,主席说要试点,不能急。关于贫下中农组织问题,也要再试点,然后再搞条例;城市的五反,要请彭真抓一抓;工业指标,有的东西全国太多了,不能再增长,而有的还不够,还要安排;明年的基建秩序必须把原来订货在先、生产在后、基建计划在最后的顺序倒过来,改为计划、生产、订货。

  △ 与廖承志商谈日本问题。

  2月26日 在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①和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说:十三年来,我们经历了两个革命阶段,首先完成了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与此同时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经历了三个时期: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虽然掌握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思想意识和作风上,并不很巩固,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影响,仅仅十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行的。报告指出:六十年代,我国科学技术基础很差,有的还是四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水平,因此,要实事求是,把科学技术规划放在适当位置上,在时间上、质量上实现科学技术大跃进。报告阐明今后主要的任务是: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包括在上半年内完成尚未完成的一百多万人的精减任务),继续搞科学规划,加强国防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在加强国防力量一段中报告概括了雷锋精神的实质:雷锋同志的高贵品质,可以总结成这样几句话:坚定的阶级立场,表现在爱憎分明上;充沛的革命精神,表现在学习和工作上;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表现在公而忘私上;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表现在奋不顾身上。提出:像雷锋同志这样,在和平时期,长期奋斗,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需要有更坚韧不拔的精神,是更值得提倡和学习的。并表示:我也从雷锋同志身上得到了教育。在谈到卫生工作问题时说: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曾经提倡过多次,但重视不够,常常放松。人口众多,应该肯定是好事,但长处中也埋藏着缺点。去年人口增长率达百分之三点一,这样的增长率,即使农业丰收,国家粮食问题也难过关。控制生育,我们要有计划。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要有计划发展,但就是对人口增长没有计划,这也是个缺陷。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列宁没订出办法,因为没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遇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我们希望人口增长率由百分之三压到百分之二,城市压到百分之一点五,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也要到十五年以后才能见效。

  备注:

  ①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二月八日到三月三十一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联合召开,有一千二百多位农业科学技术专家、党政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地科协和科研机关及高等院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制定了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2月27日 约有关人员谈调整工资问题。

  2月28日 在两次观看南京部队前线话剧团晋京演出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召集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在会上,对该剧的主题、导演处理、人物台词、演员表演以至音响和道具等提出三十多条意见。强调:人物应该跟着剧情的发展、矛盾的加深而发展、而被揭示出来。最近看了一个外国话剧,有人提出对那个反面人物要丑化一点,我不同意。如果演“活报”倒可以。因为那样就看不到伪装了。伪装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识破的。戏曲,可以脸谱化,一见便知,但也要听他唱,逐渐地来辨别和认识他。因此,阿飞的外型,不要太外在,要伪装才能骗住人。号召把作家动员起来,多写点现实的东西。

  3月1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就粮食、精简、集市贸易、节约等问题发表意见。邓小平发言说:以上问题,按总理意见,具体解决。

  △ 中国边防部队全部完成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的计划。

  3月2日、3日 和陈毅与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佐·阿·布托会谈。在会谈中说:历史证明,谁首先发动战争,谁就会失败,特别是如果使用核武器,就会使工业、劳动力、购买力、市场等受到破坏,因此现在核战争、全面的世界战争不会打起来。但局部战争会打。还说:我们必须看清世界的变化,努力使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友好相处。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落后,需要工业化,为此我们要取得和平环境,进行建设。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对布托表示愿意担任中美之间的桥梁一事,表示欢迎。二日,出席中巴政府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签字仪式。三日,陪同毛泽东接见布托。四日,中巴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希望巴印双方继续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克什米尔争端,希望中印双方通过直接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3月3日 同邓小平联名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粮食工作和农产品收购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规定》、《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的决定》、《关于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指示》。

  3月4日 与有关方面座谈计划生育问题。同日,约李先念等谈棉花问题。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和意共中央一月十一日来信的复信等问题。

  △ 出席《北京周报》社举行的庆祝创刊五周年酒会,并同该报工作人员和参加该报及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们交谈,倾听外国专家的意见。

  △ 《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刊登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学习雷锋同志专辑》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同时,发表周恩来的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不久,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学习,我同样要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

  3月6日 《解放军报》刊登周恩来第二次为学习雷锋活动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3月6日-10日 就印支局势等问题与来华访问的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和富马首相举行会谈。

  3月11日 观看煤矿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兵临城下》后,对剧本、表演及人物刻画等方面提出意见。认为:剧中人物要符合历史真实,写反面人物要写其本质,不要一出场就使人看出是个坏蛋。

  △ 听取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汇报工作,并研究解决天津港生产出现低谷的问题。

  3月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后,约有关人员研究中央国家机关精简编制的问题。

  △ 接见并宴请中央广播事业局播音员、编辑、翻译和技术人员,鼓励大家搞好播音工作,并询问老播音员的身体情况。

  3月13日 约物理学家周培源谈话。

  3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全国财贸工作会议关于大中城市集市贸易问题的讨论纪要》,还讨论了一、二月工业生产情况,决定对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一、二月份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提纲》中所提的各项具体问题,特别是南方九省木材生产情况不佳、铁路车辆失修、枕轨失效等严重问题,应即分别督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进一步精简中央一级机关编制人员的意见和措施。

  3月15日 在中南海怀仁堂作《关于中央精简工作的报告》,总结两年来精简工作的成绩,要求在精简工作的扫尾阶段,力争超额完成精简任务。根据北京典型调查和地方来信反映,指出:目前不少单位仍存在着定员偏宽、非生产人员多、生产人员脱离生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等状况。强调:劳动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很好抓精简。人多出智慧,出力量,起了好作用;但浪费劳动力,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提出:精简扫尾工作必须与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结合起来,必须与整顿经营管理结合起来,必须与控制城市人口、全面安排劳动力、明确教育方针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精简必须限期完成,以利今年八月起逐步调整工资,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新的发展基础。精简必须负责安排到底,决不能草草了事。

  △ 观看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杜鹃山》后,在座谈中肯定:近年来话剧舞台上出现了很多反映新人新事、反映革命故事的好戏,这是件好事。像《兵临城下》、《第二个春天》、《井冈山》、《霓虹灯下的哨兵》、《平型关》、《杜鹃山》等。提出:对革命故事题材的剧本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写革命故事的戏不能太神秘、太传奇。惊险、离奇了,反而不真实,使青年们不能真正受到教育。还说:在文艺界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也不管谁,自己搞自己的,导演搞导演的,灯光搞灯光的,布景搞布景的,服装搞服装的,这样不能出现好的东西。强调,话剧是综合艺术,必须搞协作。

  3月1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约有关方面谈中苏关系问题。

  △ 致电将于次日在加纳召开的非洲地方当局会议,祝愿会议对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做出积极贡献;祝非洲各国在发展市政建设,提高人民福利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3月17日 邀请即将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到家中做客,并赠送勉词:“友谊重于比赛,胜不骄,败不馁,生生不已,必胜必成。”

  △ 约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林枫谈教育问题。

  3月18日 听取有关物价问题的汇报。

  △ 与邓小平联名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紧木材生产的紧急通知》。通知说:木材生产是当前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薄弱环节之一,完成今年的木材生产计划,对保证今年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有重大的意义。

  3月19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有关设备制造、原子靶场、建立政治部和增设卫生防护等问题。

  △ 签署公安部提出的第四批特赦战犯康泽等人的名单,提交将于二十四日召开的国务院第一百二十八次全体会议讨论。

  △ 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把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提高到同收购价格相平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当前在农村的粮食销售价格低于收购价格的情况是不合理的,应当把前者提高到与后者相同的水平。

  3月21日 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听取刘西尧关于有关工作组对二机部工作检查情况的汇报后,对该部提出的力争一九六四年实现首次核试验的两年规划,指出:这一规划是全体职工同志努力的结果,有了规划就有了轨道,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智慧,一定能够搞出来。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提出:二机部的工作,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要求有平凡而伟大的风格,要有终身为这门事业的思想;高度的科学计划性,要求一环扣一环,采取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克服松、散、乱、慢的现象。“三高”的要求,很快被贯彻到二机部及其他国防尖端部门,成为中国尖端事业队伍建设的长期的指导方针。

  3月22日 与中央歌舞剧院的演员谈话,再次提出戏剧艺术的综合性问题,批评“分散主义、各搞一套”的做法。指出:我们搞一切事业,包括文艺事业在内,都要从大局着眼,从整体利益出发,不能只强调本单位的需要。还说:应该介绍一些西洋的东西,并要学到家,把这些东西一拿出去,人家就知道我们能掌握它,并且有很高的水平。但主要还是搞我们民族的东西,而且更应该搞好。

  3月23日 约聂荣臻、刘西尧谈二机部的工作。

  △ 与邓小平批发《中共中央关于讨论试行“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和对当前中小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指示》说: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对于中小学教育事业有决定性的意义。

  3月24日 召集夏衍、萨空了、马彦祥等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准备工作的汇报,逐一了解赴港演出的人员和节目情况。提出:京剧非改革不可,要体现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出:一定要保护京剧人才,要尊重他们,给他们一定的地位。还说:我曾经告诉电视台,凡播送戏曲表演,一定要介绍鼓师、琴师的名字。

  3月25日 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详细说明尼赫鲁就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在德里作的澄清与锡兰总理在北京作的有差别,并介绍目前中印边境的局势和出路。

  3月27日 约吴玉章①、张际春②、叶籁士③、周荣鑫谈话,讨论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精简和隶属问题。商定:文改会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归文教办公室管,编制由一百三十多人减为四十人左右;文改会党组仍直属中央,重大问题提请中央文教小组讨论,报中央批准;在中央文教小组中,仍由胡乔木管文改工作;文改会一般业务,可报文教办公室或国务院解决。

  备注:

  ①吴玉章,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②张际春,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③叶籁士,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3月28日 致信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人,提出:“简化汉字修订方案,月内当可定稿,待印出后再报请文教小组转书记处审批。”

  3月30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二十九次全体会议,对中央直属机关的精简工作作总动员。指出:中央直属机关现在共有五万一千人,要求减到四万六千人,是可以完成的。中央完成了,才好让地方完成。中央和地方,总要中央在先。完成精简任务的中心在于领导。重申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的十条办法。还说:有雷锋风格,共产主义风格,风气就改过来了,大家都要看全局,全国要一盘棋。在讲到国务院系统的简政问题时,要求各部门每三个月搞一次综合性的摘要报告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以便了解情况和提高办事效率。

  △ 晚,参观雷锋生平事迹展览会,听取讲解员详细介绍雷锋事迹。

  3月31日 就有关从外国进口影片的报告向中宣部和文化部提议:以后从外国进口片子,第一,要减少数量,留出拷贝洗印我们自己的片子;第二,要注意质量,不仅有修正主义倾向的不要,连低级趣味的也不要;第三,一切进口片子都要经过中宣部指定的专门小组(包括外办)审定后才许译制;第四,少数几部可作内部教育材料的典型片子可以购入译制,但不宜多;第五,在电影公司向国外订货初审时,也需要加强审查员的政治思想质量。

  △ 和邓小平批转国家科委、卫生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的《关于北京地区放射性防护情况和对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

  △ 接见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记者沙夫达·阿里古莱希,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时说:我们同所有邻国签订边界协定或边界条约时,都是根据“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和平谈判中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原则。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将来同我们友好解决边界问题的其他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允许搞扩张,我们非但现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还要教育后代不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和广大人民,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克服前进中的任何困难。

  4月1日 接宋庆龄搬入北京新居。此前提议,将位于北京后海北岸的清末王府花园改建为宋庆龄住宅。三月三十一日,亲自到该处检查宋庆龄新居的修建和布置情况。

  4月2日 受毛泽东委托,同邓小平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就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一事,答复说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不能赴苏联会谈,并表示:克服分歧须通过谈判。建议采取另外方式会谈。

  △ 与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负责人、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到家中做客,对他们创作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予以鼓励,并表示愿意为这出戏做宣传。

  4月3日 和陈毅致电老挝王国政府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对老挝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遇刺逝世表示哀悼。

  4月6日 接见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代表,嘱咐他们加强研究,交流技艺,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学习兄弟国家的长处,丰富和提高我国工艺美术品的艺术水平。

  4月7日 接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在谈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前途时认为,中印关系已经进一步复杂化了,它的改善并不取决于尼赫鲁一个人或亚非友好国家的良好愿望和从旁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部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4月8日 在听取有关文艺工作的汇报后,接见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团的演员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十九人,就戏曲改革问题交换了意见。说:戏剧改革要依靠行家。改革有几种方式:第一,找萨空了、老舍、马彦祥等这样的行家整理、修改一大批老剧本,去其糟粕,留其精华;第二,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第三,移植唱腔、武功;第四,创作新的剧本。强调:京剧还是首先解决历史戏,演当代的戏还要放在第二步。历史戏可以是古代史,也可以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要考虑教育意义。历史戏还是有教育意义的。当代戏不要提得太高,不然又要犯粗暴的错误了。在谈到以何种态度对待那些挑剔戏曲改革的人时说:我们要分析,一种人挑得对,我们接受,并且改正;一种是保守的,可以不接受;一种是咬文嚼字,故意挑剔,不去理他。对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我们应该继续开拓它的意义,推进这个方针的贯彻。

  △ 出席解放军总政治部举行的优秀剧目授奖大会,接见受奖的作家。并在联欢会上与大家齐唱革命歌曲。

  4月10日 听取有关人员汇报物价和物资问题。十二日,和邓小平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全国物价委员会〈关于一九六三年调整物价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根据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的状况,物价的调整,还不可能全面地进行,而只能在物价总水平基本不动的条件下,对物价中极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一些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这几年的经验证明,调整物价,关系到生产、分配、流通的各个方面,关系到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必须综合研究,瞻前顾后,全面安排,慎重进行。凡是看得不准和条件不成熟的,绝不能草率从事。”

  4月11日 检查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工作。

  △ 约有关人员谈精简工作。

  4月12日 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海的某部八连①前任指导员刘仁福,称赞八连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和平环境中养成了好的作风,使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实际。在谈话中希望有关领导机关帮助八连总结出一套具体经验,继续发扬下去,并便于其他连队和单位向他们学习,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把军队工作做得更好。

  备注:

  ①该连被群众称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四月二十五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正式将该连命名为“南京路上好八连”。

  4月1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次全体会议。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说:过去有三种价格,一是工业品出厂价格,一是农产品收购价格,一是市场销售价格,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要进行调整。但是,从目前农业、工业的恢复、调整情况来看,物价只能作个别调整,为今后的调整创造条件。会上,同意在国务院设立全国物价委员会和国家编制委员会,为常设机构。同时提醒大家:抓一抓国务院直属机构的精简工作,首先要把国务院六十二个部门的编制搞出来,以便进一步把各级党、政、群的编制和全国的编制搞出来,这样就有个基数,现在这个基数不清楚。还讲了四点意见:(一)各部门在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中,应当指定少数人(如政策研究室),对过去制定的各项法令和规章制度,认真进行检查,研究这些法令和规章制度的政策界限。(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布的法规,应当作一次清理,其中行之有效的要加以肯定,编辑成册。今后编辑法规,不能只编国家法令和政府文件,应当把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也编进去。(三)各部门的精简工作要切实做好,完成五千人的精减任务。(四)今后,国务院各部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时,有关的部长应当列席。

  △ 参加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的投票选举。

  4月15日 在国家经委政治工作座谈会上,联系国内建设作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提出:要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和保卫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我们还要把自己搞好,把生产搞得更好,而更重要的还是认识国内的阶级形势、阶级斗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还说:经济工作的决策,是考验领导者的认识的问题,必须能够预见,并敢于向中央反映,提出一个肯定的意见,在这一方面,领导工作缺乏预见,是最大一个弱点。并强调:不能关起门来建设,不管人家。关起门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不行的。

  4月17日 和彭真接见古巴全国保卫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塞·马塔,并参加首都各界声援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正义斗争的群众大会。

  4月18日 出席首都各界纪念万隆会议八周年大会。

  4月19日 在中宣部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和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联合报告会上作《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报告。报告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五点基本要求:(一)站稳革命立场,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二)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站在人民当中,看得更远、更广、更深、更大;(三)通过学习、实践、竞赛和斗争,来不断地改造自己;(四)在惊涛骇浪中考验自己;(五)长期奋斗,至死不已。报告指出:斗争中有的时候会胜利,有的时候会挫折失利,这就要有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要经得起各种考验,一时受委屈也不要紧。报告还提出积极参加革命的阶级斗争及加强和整顿文艺队伍问题。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时,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文艺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报告还论述了创作和表演上的阶级性与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化与大众性以及无产阶级文艺风格等问题。

  4月20日 为拍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第二个春天》、《红色宣传员》,请漠雁、沈西蒙、刘川、张颖、张骏祥、郑君里、夏衍、王苹等人座谈,讨论剧本的修改和确定导演、演员人选等问题。

  △ 致信尼赫鲁:为了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已经作了仁至义尽的努力。最近,中国政府又主动决定并且已经开始释放和遣返全部三千多名印度被俘人员。我相信,在究竟谁具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这一点上,一切尊重事实的人是会作出公正的判断的。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 致信班达拉奈克夫人,指出印度把自己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当作科伦坡与会国家的澄清的做法,是不诚实的,这既使班夫人“感到不安”,也使“我不能不感到惊奇和迷惑不解”。

  4月21日 接见来访的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在谈话中说:我们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是,不管中印边界问题怎么样,会议在哪儿开,我都愿意去,在德里开我也去。问题是印度干不干。亚非国家中,有些国家的双边关系可能一时有些不和睦,但重要的是亚非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以达到民族的完全独立。这是最高的共同利益。应该在这样的前提下,把两国之间的争端放在第二位。

  △ 在机场等候阿里·萨布里时,同阿驻华大使伊马姆谈话,对大使关于以色列人很危险的看法,说:对人民不能这样说,人民总是好的。在他们的知识界里,还出现了一些伟大人物,例如马克思、爱因斯坦。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受到外来的压迫,而另一部分又在压迫别人。

  4月22日、23日 与萨布里就国际形势、中印边界问题、中阿两国关系等问题进行会谈。在二十二日的会谈中说,阁下去新德里,如果发现印度方面愿意合作,不拿它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作为先决条件,双方可以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谈。希望你去说服尼赫鲁,使谈判能尽早开始。

  4月23日 由于国民党特务在柬埔寨搞爆炸活动,中国驻柬使馆建议不定期推迟刘少奇等人对柬的访问。本日,周恩来、彭真、杨尚昆、孔原致电正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陈毅,提出:“不定期地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建议按原计划访柬,提早访问日期,缩小或取消群众场面。二十五日,周恩来又决定派王幼平以外交部顾问名义,作为刘少奇访柬的随员,先期到金边,指导我使馆与柬方接洽安全保卫工作。

  4月24日 陪同萨布里前往上海参观访问。途中谈到中印关系时说,中印之间的问题总有一天会和平解决。希望阿联能在这方面对印度做些工作。还概述了中国人办外事所依据的“哲学思想”:(一)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二)决不开第一枪。(三)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四)“退避三舍”。并说:“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

  △ 在陪同萨布里参观上海市嘉定县马陆公社时,了解人民公社的组织编制、干部和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商业工作、生产等情况。在与公社干部的谈话中指出:干部要参加劳动,要加强小学里的农业知识教育,要培养地方干部,注意多种经营;对待产量的态度,一要谨慎,二要积极。

  4月26日 飞抵北京。

  △ 约范慕韩①、李强研究进口成套设备的谈判问题。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今、明年要少要点,以节约外汇。二十八日,范慕韩和李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分类拟出了《成套设备谈判方案》。周恩来阅后,同意削减、推迟一千四百万,并批示:“全部推掉已不可能,只能如此办。”

  备注:

  ①范慕韩,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4月28日 接见以共和国部长兼陆军司令艾哈迈德·亚尼为团长的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说亚非一些古老民族有共同遭遇,在共同斗争中要互相支援。请转告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博士,可以推动一下第二次亚非会议。

  4月30日 在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同亚非国家新的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的基础上,这样做,才能互相支持,共同奋斗,摆脱落后。我们特别支持你们为提高黑人的地位和非洲的地位的斗争。妇女要争取独立地位。劳动人民受反动压迫,而妇女是最受压迫的,在旧社会最受欺凌的。妇女解放要跟着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解放。

  △ 在接见瑞典驻华大使斐特里时说:现在世界上矛盾很多,使得外交工作很艰巨,主要的是要设法把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建立起来。要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共处也很困难。不过可以逐步地实现。

  5月1日 得悉我国第一艘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突然遇难沉没的消息后,立即指示海军派军舰前往出事地点营救。彻夜未眠。二日清晨,致信在杭州的毛泽东、彭真:据我船员报称“跃进号”因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建议:为慎重起见,“待情况弄清后,再发表正式声明”。随即决定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

  5月2日、3日、7日 四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跃进号”沉没事件。八日,向其他中央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

  5月4日 批准财政部关于三年内拨款六百万元,用于兴修广西边境的中小型农田水利、公路、桥梁、学校等,以发展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的报告。

  5月5日 在与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谈话时指出:表现知识分子的形象时,应该从内心充实起来,想想当时上海音乐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是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是有知识的,不是空喊。

  5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和中苏两党会谈问题。九日,接见契尔沃年科,告知苏方:中共中央决定派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两党会谈。并告:关于中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将在新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讨论。

  5月8日 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关于“跃进号”货轮遇难事件的声明和到现场进行潜水调查问题。会议同意调查小组在报告中提出关于沉船原因“极大的可能性是触礁”的判断。会议提出:为了作出最后判明,进一步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须到现场进行海中调查。

  △ 参观中南海电讯局总机。

  5月9日 再次致信毛泽东、彭真,报告对“跃进号”沉船事件的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信中提出:“‘跃进号’遇难事件,取得教训极大,首先暴露了交通部的严重官僚主义,次之海军系统也有一定责任。为了切实检查这次出海作业的准备工作,并进一步查明上海海运局和东海舰队上次关于商定‘跃进号’赴日航线和护航工作的具体情况,我拟约同瑞卿或者成武同志于五月十日赴沪一行。”

  5月10日-12日 为向毛泽东当面报告关于“跃进号”事件的处理问题,先到杭州。在杭州期间,两次约各大区书记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十日、十一日,出席毛泽东从二日开始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谈了对《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①修改稿的意见,为了缩小运动的打击面,建议将原稿中“团结百分之九十几”改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表示同意。

  备注:

  ①以后简称《前十条》,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对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5月12日 冒着浓雾飞往上海。在听取东海舰队和上海海难救助打捞局关于出海调查准备工作的汇报后提出:我们在调查“跃进号”沉没的原因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还对东海舰队的领导人说:“跃进号”沉没事件,已成为国际事件了。对于这样的大事,我当总理的要抓;你们这些当司令、当政治委员的,也要亲临第一线,不能只是交给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主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亲临第一线,还要善于抓住带有关键性的问题不放,一抓到底!并提出:对于重大问题,我们主要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出马,这要成为一条规矩。

  △ 到海军第六研究所看潜水员做加压试验,亲自守在加压仓前,随时询问潜水员的感觉情况。提醒有关领导:必须周密考虑潜水员的安全。

  5月13日 检阅将要出海的编队舰只。对出海力量的配备、通信联络、水下作业、后勤保障等作了周密的布置。同日,对东海舰队干部和出海船员讲话,阐述“跃进号”极大可能是触礁沉没的理由,并说:分析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实际,这就要由你们去现场进行调查,再作最后的判断。当晚,约有关领导谈海军、空军航空兵的协同问题。还提出:证明“跃进号”沉没的原因,不能用“大概”、“可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之后,五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又约有关人员谈此事。六月三日,新华社奉命声明:“经过周密的调查,已经证实‘跃进号’是因触礁而沉没的。”

  5月14日 经徐州返回北京。

  5月15日 在接见索马里新闻部长阿里·穆罕默德·希拉维时,提出:我们同友好国家的合作有几个原则:(一)我们的任何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和特权,坚持万隆会议的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二)给予亚非友好国家的帮助,只是为了创造促进他们发展民族自主经济的条件,而不是为了造成他们依赖外援的思想。(三)进行的合作,一定要根据我们的可能。行就行,说到做到,不行就告诉你们,不能失信。(四)亚非各国之间的合作是为了求得共同的发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我们造成的落后和贫穷。

  △ 就“五反”运动指示国务院各部门:各部部长、副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国务院各直属机构负责同志,都应当积极地投入到“五反”运动中去,好好地“洗一次澡”。

  5月18日 根据毛泽东提议,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会上介绍文件的产生和起草过程,说:精神产品没有可能一次就完全正确的,要经过反复的实践。整个的认识过程,就是要通过实践,集中起来,又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复考虑,这样的产品,这样的方针政策才能正确。一定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我们的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如此。既然一次认识不能全面,就会说错话,写错东西,或者写得不够完全。在对文件内容作说明时,着重介绍毛泽东关于认识和实践、精神和物质的辩证关系的思想。会议经过讨论,对文件作了一些修改。二十日,文件下发。

  5月19日 在接见以丹提·贝拉坎为首的巴西全国产业工人联合会代表团时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人民,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我们任务很重,也要集中人民的意愿,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摆脱经济落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5月21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水利工作。同日、次日、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约廖承志、李强谈维尼纶设备进口问题。

  △ 电贺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国家首脑会议①:“愿会议对促进非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加强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备注:

  ①该会议于二十五日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

  5月24日 同意王首道所提结合“跃进号”事件等连续发生的事故召开一次交通部门电话会议,以“狠抓安全生产”的意见。并在交通部提出的《电话会议计划》所述“会议内容,主要是号召直属企事业及地方交通系统,立即行动起来,坚决接受‘跃进号’的沉痛的经验教训”后批示:“什么叫作‘行动起来’,太抽象了。应该要求交通部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和地方交通系统,首先是电话会议所提到的各单位,将报告中要点、事故及其经验教训和紧急措施,向各单位全体职工进行传达,动员他们讨论,并提出改进意见,保证实施。一句话,就是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首长带头,大家动手,同心协力,保证安全。去掉官架子,建立新风气,这是交通部五反的中心环节。”

  5月25日 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的会议,听取陈毅作出访报告。

  5月26日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发表《关于完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的声明》。至此,中国方面已经把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冲突中被俘的印军人员以及死亡者的尸体和骨灰,全部交给了印度。声明说:中国方面在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空出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地区、主动交还大批缴获的印军军用物资之后,现在又主动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印军人员,进一步为中印两国直接谈判创造了良好气氛。声明敦促印度方面采取积极态度,以利于和平解决中印边境冲突。

  5月26日-29日 接待来访的金日成。就中共中央复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稿征求朝方的意见。

  5月28日 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交通各部领导干部开展“三反”①斗争的情况。同日,在《工业交通各部(局)“五反”运动情况简报》上批:“领导三反洗澡的重点应是政治、思想、工作作风,而不要在小事、细节上滑过去。”

  备注:

  ①指“五反”运动期间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开展的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斗争。

  5月29日、6月13日 分两次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五反”中的反对官僚主义问题,阐述“目前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重要问题”。要求大家提到思想的高度,提到哲学的方面来认识这个文件。说:如果我们对官僚主义不提起足够的注意,不论干部,不论群众,都会慢慢地蜕化下去。官僚主义最严重的就是革命的意志衰退。报告分析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列举二十种官僚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其严重危害。强调:“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并提出,要克服官僚主义的弊病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组织、经济这四项基本建设。报告又一次系统地讲了领导干部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的问题,提出:“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5月30日 接见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随军拍摄真实过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九位获奖摄影师。在谈到对纪录片的看法时说:纪录片一定要完全真实,如果有几个镜头与事实不符,会使人连其他材料也不相信。

  5月31日 审阅、修改李富春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报告,并批示分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各同志,征求意见。六月二十七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①作了删改。

  备注:

  ①毛泽东六月二十六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要求“杭州会议几段话暂时不要采用”。这几段话的主要内容是说不久前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会议提出的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其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还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此外还阐述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等观点。

  6月1日 接见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马立克·努尔汗和计划主任姆·姆·沙里姆,就中巴通航等问题进行会谈。同日,指示中国民航总局负责人:对中巴通航事应立即着手调查、研究、规划,尽快完成扩建广州、上海两机场跑道的工作。对有关通航的一些具体问题也作了安排。

  6月3日 与柬埔寨驻华大使西里克·马塔克商议进一步采取中医的内外结合、中西医内科结合等方法为柬埔寨王后治病的问题。

  6月5日 同意贺龙关于加强国家体委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并提出:要动员群众讨论和发表意见,使领导与群众见面,并且有领导地走群众路线。这样,才能既有党的领导,又有群众监督。

  △ 根据一份反映广西军区某干部严重泄密的材料,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加强文件保密工作的办法。同时指示总理办公室有关人员:对机密文件的送阅、登记、分发、存放、归档和退回工作,作一次检查,并定出更可靠而易于检查、清理的办法付之实施。

  △ 接见中国赴索马里经济技术考察组成员。

  △ 复信英国伯特兰·罗素勋爵,阐述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和中国政府在平等合作、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信中说:罗素的新著《非武装的胜利》“在有关中国西藏的地位、西藏的解放以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背景等问题上的陈述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你对于中国政府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解,也是很不全面的”。七月十二日,在接见经过印度、锡兰来华的罗素的秘书匈曼和普特尔时,不同意关于人类发展的悲观认识,指出:世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也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道路。在我们看来,人类历史会前进,人类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而且还会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我们认为,拥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破坏力,就会去找预防的办法。世界科学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一种新武器发明了,就会有另一种更新的东西来保证它不出乱子。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了核武器,知道了它的危害性,最后就可以达成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协议。七月二十日,再次接见匈曼和普特尔,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会谈,阐明中国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

  6月6日-23日 接待来访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6月7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对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改于第四季度召开的原因作了说明。

  △ 到医院看望病重的沈钧儒①。十一日,在沈钧儒去世后,前往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并于十四日参加公祭大会。

  备注:

  ①沈钧儒,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主席。

  6月10日 审阅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向香港供水问题的谈判报告》,批道:“交涉是成功的”,并对向香港供水的一些事项作出安排。所审批的中央《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于十五日发出,内称:我们已做好供水准备,并已发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

  6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此信十四日发出,题目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信中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阐明了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对中苏两党会谈内容的建议。

  6月13日 出席《人民中国》杂志社为庆祝该刊日文版创刊十周年、印度尼西亚文版创刊五周年举行的酒会。在会上对参加编辑《人民中国》杂志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专家表示感谢。

  6月15日 同意国家体委《关于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请示》报告,提出:人数尚可精减,经费要节约一些。

  6月16日 约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谈话,对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表示关切。

  △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精简工作和劳动力安排问题。

  △ 审改谭震林《关于场社合并的国营农场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增写“农场或公社与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关系”一段。

  6月17日 和陈毅陪同崔庸健前往东北地区访问,当日,抵达哈尔滨。

  6月18日 召集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成员谈话。在谈到如何估计农村形势时说:从去年的工作来看,有一条经验是:凡是底下讲困难多或者把形势估计得很困难的时候,就要下去调查研究、蹲点,找出先进的、有希望的东西,指出方向,鼓舞人心。当然去年减少指标,多进口些粮食,精简人口下放,一系列措施都起了很大作用。可是对形势要估计准,现在形势好转比预料的来得快。在谈到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时说:在抓当前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腾出手来把领导机关的反官僚主义斗争搞深;领导者的责任就是发动群众,总结群众的经验,纠正缺点。在讲到东北的农业潜力时说:第一步要做到自给,第二步要进一步支援全国,变成国家的粮仓。在谈到控制人口问题时说:这是百年大计,必须好好管。在谈到中共中央局的机构时说: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都大了,应该精简。我们国家大、人多,层次一多,就不容易接触实际,了解下情了。要提倡干部能上能下,有些干部也换个位置。挂个名义,不能做工作怎么行呢?!

  6月19日 陪同崔庸健参观大庆油田。在参观中详细询问了有关生产、生活和职工家属的情况。称赞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夫妇为“模范夫妇”,并向职工介绍陈毅的晚婚事迹,称陈毅为“晚婚模范”。要求职工和陪同参观的领导都要提倡和宣传晚婚与计划生育。

  6月20日 抵达长春。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

  6月21日 抵达沈阳。当晚按照朝鲜的民族传统设宴为崔庸健六十三寿辰祝寿,并说:让我们吃点高粱米,回忆共同度过的艰苦岁月,中朝人民有说不尽的战斗情谊。

  6月23日 欢送崔庸健返国。同日,飞抵北京。

  6月24日 到医院看望罗荣桓、李富春等。

  △ 接见本年六月一日驾机起义归来的原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

  6月26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专业调整会议的报告。批示中指出:当前对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作进一步的合理调整,目的在于稳定专业设置,集中人力、物力办好学校,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6月28日 接见击落美制P2V型蒋军飞机的空军部队少校王文礼、上尉张健。

  6月29日 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表示:锡兰总理关于促成中印两国总理去科伦坡非正式会谈的方式,是被中间人拖在一起或强迫会谈,也会不欢而散,造成另一次破裂。因为印度政府特别是尼赫鲁没有谈判需要,只有冷战需要。还说:中印之间目前实际情况并不紧张,所谓紧张是印度造成的。

  △ 约有关方面人员谈老挝问题。同日,接见老挝驻华大使坎京·苏万拉西,表示:我们作为老挝的近邻和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是很关心老挝的和平、中立、独立地位的。指出目前老挝局势严重的根源在美国和富米集团。富马在国内和国际方面都应保持中立,同各方面保持友好。

  6月30日 在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讲话,阐述国际反对修正主义情况和国内经济工作问题。在讲话中,建议工交部门要树立典型、推广“动员群众好、管理好、技术好、关系好、领导好”和“品种多、质量高、成本低、消耗定额少、劳动生产率高”这两种“五好”的经验。提出:工交各部都要搞出一套制度来,人治不行,第一还是法治。在制定制度时,先搞各部的个别性,然后搞共同性。将来一个厂也要有一套制度。还说:参加这次会议的经济专家太少了,说明我们对经济专家不注意。最后指出: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实现共产主义,就是因为我们相信群众,没有什么别的秘诀,也没有什么奥妙。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将于七月一日发表的有关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等问题。

  6月 在一份反映买卖文物字画问题的材料上批:“请议出一个制度,加以严格管理。”

  △ 在观看沈阳部队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雷锋》后指出:今后要多反映我们的革命历史和光荣传统,多歌颂新的英雄人物,《雷锋》这个戏在北京多演几场。

  7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和《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国家决算草案的报告》时,强调:我们应该向人大常委会作一个全局的如实反映情况的报告,要实事求是。并讲了国务院将向今、明两年召开的第二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提出报告的设想。在谈到今后工业发展时说:对落后和比较落后的化学、石油、交通运输、有色金属和钢铁冶炼、塑料等工业,要统一布局,好好搞一搞,追上去。

  7月2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四次全体会议,就国内外形势讲话。在讲到国内工作时说:这几年,生产、基建、生活、货币流通还不平稳,一个落后的中国,搞了十四年只能这样,有些错误、缺点是难免的,因为没有经验。最近的整顿和增产节约很有成绩,各部门应当在“五反”运动的前“三反”的基础上,搞出本部门的工作条例,然后由国务院集中起来,搞一个共同的条例。石油部近几年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成绩显著,可以先搞一个工作条例,包括经济核算、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关系、办事制度等。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两个报告。

  △ 接见参加全国经济工作座谈会的襄樊棉织厂、山西石圪节煤矿等五个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典型的代表,称赞他们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的精神。

  △ 在接见加纳驻华大使默塞尔时说:鉴于印度不愿意谈判和有些国家不赞成开会等情况,目前再开一次科伦坡六国首脑会议或外交会议没有必要,六国互相保持通信就可以了。如果六国外长一定要开会,我们也不反对。但有一条件,即中印双方一定要派负责人员列席会议,直接阐明各自的观点,不致于发生误会。又说:中印边界问题只能由中印双方自己解决,不可能有第三者参加。

  7月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九次会议。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二五”计划的前三年,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协调;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但在农业等方面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还必须用很大的力量来解决吃穿用问题,还必须用一段时间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

  7月4日 在听取各大区经委主任会议的汇报时提出:对生产了质次价高产品的企业,只要有进步,就不要打击生产积极性,要采取扶持的原则。要考虑全国经济不平衡,要考虑社会需要,不能把全国的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在讲到吸取前几年的建设经验时说:痛定思痛,不要激动,不要生气。我看决心以调整为主,再搞两年,当然有些发展,今后,凋整、发展都存在,五年内既有调整,又有发展。并说:中央各部都要抓业务,建国十三年了,业务还不通,这怎么行呢?现在要考虑进口些先进技术设备,如三五年,每年进口五千万美元,有七年的时间,三点五亿美元,我们就可以搞些新技术。

  △ 就湖南省委关于普遍下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请示批示:“一下子就普遍发到全省农村支部,也就是生产大队,可能在没有上级工作组参加的三类队中会出现一些混乱或打埋伏的现象。”建议仍按中央通知的规定分期分批地下达,不要普遍下发。次日,毛泽东批示:“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的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要发。”

  7月6日 对反映三机部所属上海江南造船厂在接修外国大型客轮的过程中“无法做到重合同守信用,形成对外被动”的报告批示:“这件事如此延搁,议而不决,国际修船领导小组成立而不办事,都是官僚主义之尤,请一并查办。”

  7月8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上作报告。在讲到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说: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它不能不反映到我们国内,这是客观存在,不以我们主观愿望为转移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能够善于分析、认识和掌握国内的阶级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引导这个斗争,使其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利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样,我们就会牺牲小,损失少,收效大。在农村中进行的“四清”和城市中进行的“五反”,不采取普遍铺开的办法,目的是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更加巩固,使我们的队伍改造得更加健康。我们要与人为善,实行集体教育和自我改造,克服错误缺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的业务部门要继续提倡干部蹲点、下放、交流、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反映下面的情况。在讲到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时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过去我们看得急了一些,这是由于没有经验,没有通过试验。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要循序渐进,同时也不能一马当先,其他不管,大家是平衡的有比例的前进。农、轻、重的这个次序到底还坚持多长时间,还要通过实践。在讲到文化革命和思想改造时说: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当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要有批判地接受和发扬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也要吸收一些外国的好的、优良的东西来滋养我们。文化革命必须从思想改造入手,因为思想改造是个基础。报告还专门提出了人口问题,说:我国人口的发展应该有计划,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不管,“应该产生我们社会主义对人口的正确观点”。指出马寅初先生对人口的看法是有可取之处的。并提出研究中国人口的十个问题:控制城乡人口的比例、实行晚婚节育、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合理安排劳动力、适当规定工资福利、勤俭办一切事业和面向农村等。指出:“我们要解决关键性的问题之一——人口问题,解决得好,那就更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会议通过李富春和李先念分别代表国务院提交的两个报告。

  7月9日 在接见参加各大区安置领导小组组长会议的代表时说:去年是全国人口大发展的一年,上海能够把人口增长率控制在百分之二点几,是难能可贵的。它的经验证明,有些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没有能控制住“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强调:要宣传节制生育,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抓这件事。

  △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市场问题。

  7月11日 与陈毅等出席首都各界群众庆祝《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大会。

  7月12日、13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基本建设、财政、市场与工商的关系等问题。

  7月15日、16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教育、地下核试验、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和工资待遇等问题。

  7月18日、1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彭真、康生电,鉴于中苏两党谈判毫无结果,同意中共代表团所提的早日回国的意见。提出:要争取发表共同公报,并注意写明“在中苏两党这次会谈中,双方相当扼要地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现在双方同意停会,并准备在适当时间再继续举行会谈”。二十日,中苏两党结束会谈。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团回到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机场迎接。二十二日,新华社发表了两党会谈公报。

  7月21日 致信罗素,并致印度、锡兰两国政府备忘录,说明两次与罗素的秘书会谈的情况。同日,在接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时说:罗素的秘书是要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再让步,我已告诉他中国做不到。希望大使回国后将情况报告总理。

  7月22日 向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作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问题的报告。说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基本训练和基本功夫:在德育方面,要建立阶级观点(为劳动人民服务,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劳动观点(参加生产劳动,向劳动人民学习生产知识,学习他们淳朴的思想感情、语言和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革命观点(学而知之,不断加强个人的改造,反复教育自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断革命,不断前进);集体观点(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服从集体利益,以先公后私的原则来安排生活)。在智育方面,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要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学习;要掌握语言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生产知识、自然科学、文艺等基本的东西。在体育方面,要锻炼体质、锻炼意志,懂得一些生理发育的自然规律,还要提倡晚婚和节育。最后,对毕业生还提出六项要求:一、服从分配,等待安排,过好“五关”;二、搞好劳动锻炼;三、安心做教员,为后代服务;四、安心到边疆去,甚至到海外去,四海为家;五、少数到科研部门的人要做好研究工作;六、不论到哪个岗位都要学好外语。

  7月23日 看望程潜。

  7月24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财政、基本建设问题。同日,听取各大区经委主任汇报财经工作。

  7月2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在会议讨论农业问题时说,毛主席不同意全面铺开搞社会主义教育,一定要在有工作队的地方才能搞组织阶级队伍,没有工作队搞,一个是夹生饭,一个是出毛病,河南经验已证明。还传达说,毛主席想法是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三年调整,包括学会管理,变成内行,然后来新的高潮,同政治配合,三年埋头,不急于发表什么数字,一九六九年开党代会。在谈到人员安置问题时提出,城市人口就业每年要安排二百五十万,城市本身平均每年只能安置一百万,剩下的一百五十万,一是插队,二是插场,三是搞新的开荒。北京一半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最大出路是搞农场和林业。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在国家计委下面,增设基本建设总局,以加强对基建工作的检查,保证质量,防止浪费的意见。

  △ 苏联、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将被剥夺进行一般核试验的权利。七月三十一日,中国政府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批驳少数国家垄断核武器的目的。八月二日,周恩来又写信给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转达中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大家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倡议,希望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积极响应。

  7月26日、27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刘西尧、刘杰汇报工作。

  7月27日 约有关人员谈粮食问题。

  7月28日 与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工业、全面禁止核试验等问题。

  △ 在接见卢旺达前国王基格里五世时说:和平共处是指独立国家之间,是有条件的,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中美之间也可以和平共处。但是美国违背了上述原则,不放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占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样就没有和平共处。

  7月29日-8月3日 先后四次主持有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邓子恢等人参加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党组汇报对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意见。针对有些人还要搞“大跃进”,提出:国民经济调整,从一九六一年开始要进行五年,调整的“八字”方针定了以后,不要马上改动。因此,在起草《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开头就要强调“还要继续调整两年”。在“各项经济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一段里,要写上存在的缺点。在第二部分关于计划控制数字的初步安排中,头一段应将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写在一起,再加上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的意思。在安排粮食产量指标时,不要搞高指标,指标平稳,争取超过,大家心情舒畅。计划数字算得太乐观了不好,容易给人家一个错觉。计划不能够随意更改,改了失信于民。对于科学试验和新产品的试制要实事求是,不要什么都搞,什么也搞不成。对于城市职工的生活水平很低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是稳定物价,再提高一点工资。今年国家实行了部分职工的升级计划,并拟在八年内逐步实现职工(除犯错误的以外)都提升一至二级。在安排财政支出时,要瞻前顾后,要突出重点,没有重点不好考虑问题。要把地质勘探、采掘、采伐、动力、原材料、加工等基础工业搞起来。否则,就要坐吃山空。如果不把基础工业摆在第一位,就不叫调整,也充实不了。

  7月31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反映: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全国职工减少一千八百八十七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二千六百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二千八百万人。这样,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报告》宣布,全国性的精减工作基本结束。

  8月1日、2日 听取各省参加财贸会议的省委书记汇报情况。

  8月4日—10日 接待应邀来访的索马里共和国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五日,在与舍马克的会谈中说:民族独立国家在经济独立前,在政治方面还需要长期奋斗才能保证完全独立和巩固独立。接受西方的援助必须慎重,接受援助时不能让它取得政治特权。至于对非洲兄弟国家的关系,要坚决通过谈判解决而不使用武力。会谈中又一次阐明五月十五日在接见索马里新闻部长时提到的中国援助亚非友好国家的四项原则。七日,陪同舍马克到上海访问。在飞沪途中,向舍马克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说:中国是第一个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我们认为只是机械地抄袭马列主义原理而不考虑本国实践,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相反,如果只讲具体实践不管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变成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也就是说,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就成了修正主义。应舍马克要求,还介绍了中国和苏联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指出国外关于“中国要打世界大战,中国人口多,死了一半也无所谓”的说法“全是胡说”。并说:我们革命四十年正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如果我们执行战争政策,那么,死的不是人民,而是我们被人民杀死。九日,飞回北京。途中对舍马克说:中国有六亿五千万人口,我们首先要搞好国内情况,这就等于搞好了四分之一的世界。十日,在与舍马克谈到停止核试验问题时提出: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三国条约使核大国享有发展核生产、增加核储存、进行地下核试验、使用核武器和找借口恢复大气层试验的一切权利。这个条约把无核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平等的。

  8月5日 得知两三天来由于石家庄至安阳一线猛降暴雨,使铁路中断、城市浸水、电线被打断、电话线被淹,井陉、峰峰两大矿有被淹的危险,立即将情况通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谭震林等人。同日,召集水利、煤炭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办法。决定:设法从安阳接电救峰峰矿,放弃井陉矿的一个老井,以保其他三个井。

  8月7日 和陈毅接见成功地进行断手再植手术的上海第六医院钱允庆、陈中伟等医务工作者,称赞他们在中国外科手术上进行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创造性工作。同日,约有关人员谈上海机场问题。

  △ 致电在日本广岛举行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表示中国永远站在坚决要求禁止核武器的日本人民一边。在此之前,还对将要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说:要使人家了解我们是真为和平,是真正地有效地为反对核战争而努力才反对三国条约。这是主题。并提出:在讲话中要坚持原则,要戳穿三国条约的骗局,要把建立太平洋沿岸无核武器区问题写在总决议案里。

  8月8日 在华东局介绍国内外形势时说:关于国内形势,去年十月特别是今年二月估计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经过了半年实践,证明这个论断是对的。现在的问题还很多:基础工业还没有全面恢复,还需要填平补齐;煤矿、铁路也都要补,还需要两三年;新的发展的投资受到限制等。提出,明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应放在:(一)扩大再生产,(二)水利工程,(三)华北平原治涝防碱。这三件事,投资就得增加,水利就是很大的数字,不搞这个就不能扩大再生产,老本就要吃光。还说,书记处会议曾讨论:吃穿用一定要解决,基础一定要平衡,尖端一定要赶上。现在的问题是,今年不能松,要自力更生,突破尖端,奋发图强,还要勤俭建国,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各省书记和财贸、文教等部门都要抓紧。为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先谈生产,后谈阶级斗争,否则不利于生产。

  △ 教育部电报传达周恩来关于应届毕业生工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简单化,要真正提高思想觉悟,不要对一些合理要求照顾志愿的毕业生,都一律认为是个人主义。在学生中应该树立“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精神,但是领导在处理毕业生工作分配问题时,还要注意“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精神,尽可能照顾个人的合理要求。

  8月11日 在接见哥伦比亚议员代表团时说:“我们希望全部、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可是,核大国说一时做不到。因此,我们希望拉丁美洲和非洲先成为无核区。”看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做,能首先使拉美、非洲人民免除核战争威胁,使帝国主义的核威胁缩小,从而有利于这些地区的和平建设与繁荣。如果拉美、非洲哪国政府提出这个倡议,中国政府将首先响应,并愿意承担义务。

  8月12日 和陈毅接见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美国想与中国进行贸易等往来,反映出它外交策略的两面:一方面想借此压苏让步,另一方面也在试探中国的态度。不管美苏有什么变化,即使是很小的变化,我们都要慎重考虑。

  △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技术设备进口问题。

  △ 和陈毅等出席首都各界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大会。

  8月13日 参加首都各界公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冀朝鼎大会。后来,在与外宾的谈话中对冀朝鼎早逝表示惋惜。

  8月13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支援农业问题,因撒胡椒面,漏洞很大,农业得不到直接好处。在薄一波讲到工商业亏损问题时插话说:计划亏损要与经营不当亏损分开,不要混在一起。会议决定成立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参加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

  8月15日、17日、18日、25日、29日 先后与越南劳动党南方局负责人阮梅菊举行五次会谈,就中苏关系、南越斗争等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谈中指出:马列主义是从实际斗争中产生的。前人的、马恩列斯的原则要学习、研究,更重要的是把这些原则结合群众的实际斗争,加以发展。这样,群众才能真正掌握马列主义原则。马列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

  8月16日 在文化部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就音乐舞蹈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讲话。说:我们不能希望十四年就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拿过来,融会贯通,成为一个东西。总得经过一个时期。艺术的东西还是要立足于我们国内,在我们的民族基础上发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厚今薄古,要成为我们文艺工作的座右铭,成为我们的方针。中国的艺术必定要以六万万五千万人为出发点,而在六万万五千万人里头,又要以工农兵为出发点,以他们的喜闻乐见为主要方面。在会上还就艺术作品、音乐歌舞的思想内容(阶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和艺术标准(好坏、高低、好恶、多少)以及创作表现形式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8月17日 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集中产棉县棉花生产会议上讲话,指出:棉花收购好了,才能加工好。要做到收购好,必须保证奖售政策兑现。在增产棉花的同时,有条件的地区还要增产其他农业纤维,如麻、丝、毛等。强调必须加强领导力量,抓紧搞好棉花生产。十九日,召集会议,研究国务院有关棉花问题的指示和组织棉花增产工作组问题。二十五日,国务院转发棉花生产会议关于《做好当前棉花增产几项重点工作的建议》和《提高明年棉花产量几项主要技术措施的建议》。

  8月18日 接见并宴请印度尼西亚足球队等几个体育代表团,在讲话中就即将召开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一事说:新兴力量在开始初生的时候,看起来总是比老的力量弱一点,小一点,这是很自然的。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一样,一个婴儿刚刚出世时总比老人又小又弱,但谁最有生命力呢?是婴儿,不是老人!谁最有前途呢?是婴儿,不是老人!同日,还观看了中日两国排球比赛。

  8月20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二十三日,在会上发言,同意邓小平提出的把“立足现实,瞻望前途”作为研究我国工业发展方针的出发点,并作了四点补充:第一,必须进一步总结十四年的建设经验。对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必须加以比较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建设的信心。第二,必须对现实有恰当的估计。对目前我国工业的基础要反复地调查研究,要摸清工业和农业的现实,必须研究几个基本数据,根据基本数据,做出必要的计算。第三,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用二十三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和苏联,可能快了些。“我看不要把走在世界前列作为重点,还是提四个现代化。是否可以提,用二十三年的时间或者是在二十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第四,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国大、物博、人多、任重。”发言还提出“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一)三面红旗特别是总路线,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纲领”;“(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三)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基建和生产”。“经过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三年过渡和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五年十年规划,基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不仅包括工业,而且包括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各个方面。工业国的提法不完全,提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比只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更完整。”还提出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构成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参考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找出我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8月23日 与邓颖超等观看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演出的话剧《年青的鹰》。次日,和李先念、乌兰夫、宋任穷与该团演员座谈,认为这个戏演得很成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在谈话中对台词、主题等提出意见:台词要让人听得清。剧中美国人和朝鲜军官不要说外语,说不像就滑稽了。作战应有人牺牲。一个戏要统一、和谐,不要脱离主题。

  8月26日 在接见比利时议员舍伊文时说:我们认为只能在独立的国家之间进行和平共处。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国家不能和平共处,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也不能和平共处,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反对把和平共处滥用到任何方面去。双方不是对等就不能和平共处。乞求和平共处只能招来侵略和欺辱。还说:两种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各自的发展中是可以在技术上相互学习的,你们比利时有些技术,我们是可以学的,也是值得学的。我们要找共同点,我们与比利时的共同点是在政治上可以和平共处,经济上进行贸易,技术上相互学习,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是可以进行贸易和技术交流的。

  △ 审阅交通部党组《关于检查华南港口远洋船舶安全情况的报告》,对远洋货轮、客轮的航线等问题提出应注意的有关事项。

  8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规划指标等问题的会议。

  8月29日 致电西哈努克亲王,对他八月二十一日来信支持中国政府关于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建议表示感谢,完全同意和支持西哈努克亲王在来信中所提出的关于召开亚洲国家首脑的“圆桌会议”的倡议。

  8月30日 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一期反映北京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分配中有些负责干部为子女“走后门”的简报上批示:“请荣鑫①同志加以彻查,如确有此事必须按原分配办事。凡‘走后门者’一律顶回。即使原分配与其要求相合,也要因其‘走后门’将他分配到外地去,不能留在北京。”

  备注:

  ①荣鑫,指周荣鑫,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9月1日 到宋庆龄处,商谈应邀访问锡兰事。

  9月1日、7日、11日、16日、17日、20日 连续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和棉花问题,听取有关粮棉问题的汇报,还就此问题与各大区负责人商谈。

  9月4日 在审看上海歌剧院演出的舞剧《小刀会》时指出:复古不行,崇洋更不行,首先要相信我们民族的,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说:借用外国的东西必须符合中国的历史背景,必须很好地溶化,不能只是把它们和中国的东西“焊接”在一起。

  9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工作会议的程序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明年的计划,水利经费、边防经费等项要增加,但要作好规划。粮食是目前最紧张的,各地报的数字还差四五百万吨,还需与大区负责人商量,但东北不能调,内蒙古只能调一些,各省一算,能调的粮不多,只好低标准,瓜菜代。进口不能多了。

  △ 出席国务院召开的八省生产救灾会议。此后半月内,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救灾问题。

  △ 接见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代表团全体成员,详细回答他们提出的“中国为什么反对三国条约”等问题。用事实说明苏、美、英三国条约是一个大骗局,它不是禁止核武器的第一步,而是很危险的一步。它只是把我们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们却可以更肆无忌惮地进行核讹诈。提出:“世界上有两个地方可能首先建立无核区,一个是非洲,一个是拉丁美洲。应该把这些地区变成不能使用、不能试验、不能制造、不能储存、不能扩散核武器的地区。”重申:“如果非洲提出这个建议,中国首先同意。”在谈到国家独立问题时说:发展民族独立经济要自力更生、互相帮助。非洲兄弟应该友好相处,非洲各国第一是反帝,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二是求得每个民族独立,第三是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

  9月6日-27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以及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农村工作等问题。六日,周恩来主持开幕会,并就与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一九六五年控制指标相关的问题作了说明。指出:中央赞同毛泽东主席关于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的主张,在这一阶段内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还要发展,打下底子,然后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三年过渡之后,我们打算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建立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在二十世纪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强调:我们要奋发图强、勤俭建国,特别是苏联撤退专家给我们造成困难以后,更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迎头赶上,掌握现代新技术,用这样一个精神来搞国民经济建设。最后,提出会外要讨论的九个问题:一九六四年的计划问题;救灾问题,要采取积极的办法,首先是搞生产,治水政策要采取积极的方针,更重要的是搞一个全面规划;还有棉花、粮食、木材、经济恢复、外贸、财政和城市工作问题。

  9月7日 在国务院召开的八省生产救灾会议上讲话,说:这次北方的水灾是六百年来没有过的。水灾的特点是地点集中,爆发突然。这次抢险救灾,证明我们的干部是经得住风险的。经过两年的调整工作,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全国是大丰收的底子。今年是丰收形势下的部分灾情。从全国看,粮棉是增产的,其他经济作物也是上升的,当然上升的速度慢些。从明年起,要大抓其他经济作物,配合粮食、棉花一起上去。有些灾区还可能有增产,还要加紧后期的田间管理,要抓生产,不可松劲。大家回去以后,要有个分工,一部分同志管救灾,一部分同志管生产、外贸等,这里受灾减产了,可以从其他地方努力弥补。救灾工作要同整个形势、前途联系起来,救灾不忘生产,不忘建国,有困难首先要发动群众,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首先要动员地方的财力、物力,解决自己的问题,然后不足部分中央给予适当补助。最后强调:你们一定要带着信心回去。

  △ 审阅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起草的《关于若干粮食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

  9月10日 原则同意《关于加强对苏联和东欧广播几项措施的报告》,对“增加编制”问题提出:应报编制委员会审核,技术人员与教育部商调,天线工程队可从今年军队退伍兵中选调。

  9月12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财政问题。

  9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文件(初稿)下发各地讨论。

  9月15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农业经费的分配问题和中国、巴基斯坦通航机场问题。

  9月16日 约有关人员谈对日贸易问题。

  9月16日-10月12日 主持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虽然当前城市形势很好,但存在“五反”运动没有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有好有差,工业调整还没有完成,粮、油、布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仍很不足,市政建设落后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城市人口出生率太高、人口过多,需要安置就学、就业的人逐年增加,如何管理城市还没有很好解决等问题。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进一步做好工业的调整工作,(二)努力做好商业工作,(三)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四)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五)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六)妥善安置城市需要就业的劳动力,(七)试办职业教育,(八)加强城市的管理工作。

  9月16日-10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中苏、中蒙边境边防工作会议,讨论加强边防工作的具体措施,制订《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边防工作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等文件。会议期间,周恩来听取了会议领导小组的汇报,并就边防工作的政策等提出了意见。

  9月18日 接见日本访华贸易代表团。次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实际上是官方的政府代表团,他们的兴趣还是在与中国的贸易上。

  9月18日、26日、27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含各大区书记)谈财政计划问题。商定:一九六四年财政收入预定为三百八十亿至三百八十五亿元,有的指标要减,有的指标要加;财政开支要控制,比今年减少,要注意节约,使之不影响基本建设。

  9月19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国内的几个重要问题”即粮食、棉花、救灾、计划问题讲话。在讲到国内形势时说:经过两年的调整,我们开始出现了全面好转的形势,我们要争取明年进一步全面好转。今年部分地区的严重灾情,再一次说明,我国农业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上一定要考虑这个因素,这样才能使我们经常处于主动的地位。同时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相当落后,相当贫穷,好转以后,要上去,还需要时间,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今后我们又要争取快,但是又要准备慢。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不能抄人家的,要跟中国的实际结合。在讲到粮食问题时说:鉴于国内出现的罕见的自然灾害,影响了粮食的收成,因此,我们的粮食调拨计划要稍微调整一下,调整的方针,集中地说就是:征购要比大家报的多一些,销售要比大家报的少一些,上调的数目六十八亿斤基本不变。这样,才能保证在进口少的情况下,粮食收支平衡。在讲到救灾问题时说:救灾的方针,第一是生产自救,第二是集体的努力,第三才是国家支援。这样三结合,才可以渡过灾荒。在讲到一九六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说:收支相抵,将出现十五亿元左右的缺口。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向官僚主义筹款筹粮,就是大整官僚主义。我们总的战略形势是好的,可是,我们面临的每一个战役,都要谨慎从事。

  △ 就邀请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日中贸易促进联盟代表团访华的具体问题,致信毛泽东、刘少奇、王稼祥。认为,尽管吉田政府只批准后者来访而拒绝发给前者护照,我们的方针“仍是争取两方面都能来访”。

  9月20日 在接见印尼外交部长助理苏佩妮夫人时说:对于联合国的决定,我们不单从形式上看,要从实质上看。如果决议对世界人民有利,即使未恢复我席位,我们也不反对;如果决议内容是坏的,小论我们在不在联合国之内,我们都反对。因此,中国政府现在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同修改宪章一事不应该再纠缠在一起。

  9月21日 飞抵广州,后到从化。二十五日晚,回到广州。其间就东南亚局势等问题与越南、老挝等国领导人会谈。

  △ 在参观华侨新村时,看望全国政协委员、粤剧演员红线女。

  9月26日 回到北京。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27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等问题讲话。提出:明年的基本建设要比今年多增加一点,要给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文教足够的投资,才能把建设搞好;我们搞建设,要靠我们自己,不能总是伸手要投资,有了投资一定要使用得合理,不能浪费;使用资金必须注意:(一)向官僚主义筹粮筹款,(二)改善经营管理,(三)挖各方面的潜力,(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总之,建设也要一切经过准备,一切经过试验。在讲到建立农业银行问题时说:我觉得要宣传一下农业的投资,农业的信贷。支持农业的款,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无论如何,宁可增加一点,也要把农业银行搞起来,把这些钱管起来。

  9月27日、28日 两次观看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散场后,与学校领导和部分创作人员座谈,表示不同意现在用芭蕾舞来表现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对芭蕾舞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掌握芭蕾艺术,在掌握的基础上突破以表现爱情的独舞、双人舞的框框。可以创作一些表现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给芭蕾舞以新的内容。要用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解决芭蕾舞的民族化问题。

  9月28日 参加由毛泽东召集的讨论新疆工作的会议。到会的还有朱德、陈毅、贺龙、罗瑞卿、刘澜涛、王恩茂等。毛泽东提出:新疆的工作首要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

  9月29日 接见率团前来中国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的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

  △ 在接见加纳农业部副部长奥坎塞时表示:前些日子你们国家发生了几次炸弹事件,我们很为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担心。强调一个国家建设起巩固的农业基础,发展粮食生产,对保证工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9月30日 在国庆十四周年招待会上讲话,说“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希望各国朋友对中国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 分别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和西哈努克私人顾问松山等外宾,对西哈努克支持中国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召开世界政府首脑会议的主张,表示感谢。

  9月 为了阐明同苏共有分歧的观点①,《人民日报》、《红旗》联名发表经中共中央讨论的评论文章。至翌年七月,共发表九篇。中苏两党展开了公开论战。

  备注:

  ①苏共中央曾于七月十四日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叙说对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10月1日 就北京市连续发生群众尤其是小孩辱骂苏联等外国人的事件,请彭真通知北京市委召集中央、北京市委各级、各单位党委开会,进行关于中苏人民友好、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的宣传教育,特别要讲反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绝不能反苏联人民。指出:“目前虽绝大多数是小孩子闹事,但可以看出社会上有一点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苗头,即使是一点点,我们也必须从教育上预为防止,以免坏人借此挑衅。这种教育似应一直传达到街道居民小组和机关宿舍。”同时,请陈毅通知外办为中央起草一个通知,电告全国各地进行同样教育。

  △ 就中联部报告中提出对国庆期间兄弟党发来贺电、贺信的处理按左、中、右各派区分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一般说,兄弟党来电来信祝贺我国庆的不会太多。既来祝贺,公开骂我者亦不会多,有之亦可能是含沙射影。人既贺我,分得如此清楚,反易授人以柄,不如一律发表,或者一律择要发表,其次序亦照来的先后排列,让读者自己判别,不要加以轩轾。”邓小平批示中联部:“即照总理意见办理。”

  △ 接见西哈努克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在介绍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时说:由于我们没有建设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有照抄苏联的经验。首先,也得到不少好处,把我们的工业发展打下了初步基础,训练了建设人才;但是,也搞了许多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生产规模太大,产品质量不好。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想自己摸索经验,提出总路线,的确创造了一些经验。但是,农业上遇到三年灾荒,工业上苏联撤走了专家,这两方面迫使我们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好处也正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很大的困难克服或基本克服了,摸索出自己的一套经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好处。好的、正面的经验是主要的,也有错的、不好的、反面的经验。自己能判明,哪些对,哪些不对,所以现在我国经济情况全面开始好转。现在我们经济建设的信心更加增强了。但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要完全建设好,要时间,同时也是不容易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0月2日 接见苏联国际象棋选手和作曲家。次日,对我国体育代表团表示:这几位苏联国际象棋手身分并不高,我见他们,有代表性,是表示对苏联人民要大大友好。还说: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太好的情绪,反对修正主义引起了反对外国人的情绪,这是不对的,是不健康的民族情绪的萌芽。

  10月3日 和贺龙、陈毅会见中国即将赴印尼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体育代表团,提出:运动员要进行多方面的锻炼,接触和体验狂风暴雨、和风细雨,幽静的、热闹的等等各种不同的环境,不要遇事就紧张,要沉着。还要有文艺修养、道德品质修养,掌握各种知识,单打一不行,要多样化。还提出:输赢没有什么关系,心胸要开阔,这次输了,下次再赢嘛!勉励大家要赛出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集体胜负为主、讲集体主义的风格,这一风格比资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风格更高。

  △ 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部长阿马尔·乌兹加尼,就援阿贷款等问题进行会谈。同日,批准方毅提出的《关于对阿尔及利亚提供贷款的请示》报告。

  △ 在出席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为招待巴基斯坦观礼团举行的宴会上说:目前主要是要揭露三国条约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欺骗性。当罗查表示“我们大家都公认万隆会议上是周总理起了领导的作用”,在关键时刻“指导了会议的发展”时,周恩来说:不能说我是领导,这是大家的功劳,一个人是不能把事情做成功的,要推动大家一起做。

  10月4日 在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马尔丁时强调:兄弟党之间有意见分歧,党的关系、特别是国家关系应该维持正常,两国人民来往更应该正常。

  10月6日 参观日本工业展览。

  10月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问题。

  10月9日 接见石桥湛山。在谈到中日和约问题时说:“美国搞了个单独对日‘媾和’,日本又搞了个日台‘条约’,这就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签订和约造成了最大的障碍。”现在我们实际上是采取间接的方式,也是积累、渐进的方式,以争取将来使日本政府废除日台条约,和我们正式缔结和约。在谈话中分析了日本一些人对台湾的三种感情,即过去的殖民主义的感情、军国主义的感情、经济来往的感情。指出:前两种感情是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是不正义的,是中国人民当然反对的,日本人民也绝不能接受;第三种感情倒容易理解,我们并不反对,因为全世界都要做买卖,我们不反对日本和台湾做买卖,但是做买卖,并不一定需要在政治上搞得那样密切。还指出:日本在野党和民间团体虽然起不了决定作用,但是它们支持中日友好,代表了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的愿望。相反,在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使新中国和台湾互相牵制,忽而和新中国好,忽而和台湾好,这种做法不会有好结果,对双方都不利。并表示:“我们欢迎石桥、松村、高碕等先生的那种单刀直入的态度,有问题应该全部谈出来,我们诚恳地交换意见。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是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的,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但是只要我们推进,采取积累方式,就可以解决。”

  10月12日 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召开的五个专业会议(计划会议、城市工作会议、财政会议、财贸会议和中苏、中蒙边境边防工作会议)的代表作报告。在讲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提出:为做好明后两年的调整工作,关键在于今后一年多我们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做到高瞻远瞩,进行实际调查研究,这才能够定出今后国民经济发展方向,定出今后十五年的长期规划。在谈到一九六三年的补充计划和一九六四年的年度计划时,说:由于我们订这个计划时北方的水灾和南方的旱灾都还没有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当时订计划觉得很宽,现在看起来计划就比较紧。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在执行计划时,必须做到:全面安排,综合平衡,抓住重点,稳步前进;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依靠群众,发掘潜力。要深入下层,参加劳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阶级斗争教育。在谈到制定十五年长期规划时说: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没有这一基本工作,我们订计划就得反复多次。这一次我们非要来一个彻底的改革不可,各委、办都要分期分批下去做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在农业方面,要抓好全国八百余个提供商品粮和经济作物的重点县的调查;在工业交通方面,要抓好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一百余个重点城市的调查,这样我们就能够研究出一个工业的重点、工业交通的布局和工业发展的方向。会前,多次听取有关这五个专业会议的情况汇报。

  10月13日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友好代表团和科技合作代表团时说:在列宁逝世后的三十年中,斯大林是有很大功劳的;但三十年中出现的缺点错误,斯大林也有很大责任。斯大林晚年以及苏联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不常到农村去,脱离实际。国家越大越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一疏忽就出问题。

  △ 接见印尼中央银行事务部长苏玛诺。在谈到对印尼的经济贸易援助问题时说:我认为你们经济困难只是暂时现象,问题在于(一)如何发展农业经济使粮食丰产,(二)如何把企业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三)如何掌握国家对外贸易。还说:经济工作是很复杂的,一下子还不能把私营经济的路子完全切断,切断了就没有线索了。重要的是国家如何管制他们。经济问题还是要用经济办法。法令规定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用经济办法给予私营工商业以出路,否则对发展国民经济不利。

  10月14日 在审阅《冶金工业部几年来援越、援阿工作初步总结》时批示:“关于援越钢铁厂及矿山、电站和厂外工程按国际价格,扣除我方浪费和返工部分,究竟需多少投资,望冶金部和对外经联总局共同计算出来告我。”

  10月16日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听取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代表汇报工作,并就“共大”的办学方针和发展问题进行座谈。

  10月17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水利问题。二十九日,又约林一山等人谈三门峡“低水头发电试验”问题。

  10月18日 约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部、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负责人谈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问题。指出:“高等教育要为突破尖端服务,不能削弱。”但是,每年“如按进入小学的学生计算,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能升到高等学校,绝大多数都要陆续就业”。因此,必须注意解决好一百八十万以上城市出生的人和绝大部分农村出生的人的安置就业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光有普通中小学教育而没有职业教育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努力办好职业教育。”强调:“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很重要,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和中小学教育,是互相关联着的。普教工作,要注意解决好劳动后备军的培养问题。”并要求:“要办好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就要有一个规划。可以先搞一个七年的,算一个大账,再下去深入调查研究。”指示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负责,教育部做具体工作。

  △ 晚,应邀出席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晚会,并参观反映《中国青年》杂志历史和现状的展览。在参观中说:杂志要“面向农村,面向城市”,要向青年灌输科学知识、生产知识、哲学知识、阶级斗争知识,还要讲国际形势;要有短的文艺作品,新的革命歌曲,还要搞些漫画;文章要短些,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10月19日 治疗牙病。

  △ 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

  10月20日 约齐燕铭、夏衍、林默涵等人就京剧团出国和音乐舞蹈发展等问题谈话。提出:今后出国剧团必须有自己的特点,不要太注意搞外汇,这不是你们的任务。中国艺术节目要求思想性、艺术性都好。出国要看真本事,出去是代表中国,如果有一次搞不好,就影响对外声誉。要“实过其名”,不要“名过其实”。京剧出国剧目不要局限在武打戏和恋爱戏上。这次要多搞新的,要表现新中国的气魄,要严格要求。在谈到音乐舞蹈的现代化和民族化问题时说:音乐舞蹈的内容应该现代化,形式应该民族化,而民族化又必须寄托在大众化上面。有些民族的东西还会被抛弃的,对民族的东西要批判地接受,要推陈出新。并强调:民族形式必须与现代的、人民的内容结合起来,形式与内容既矛盾又统一,既区别又结合。

  △ 在接见出席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①佛教徒会议的代表时说:从长远来看,“解决问题靠的是人心,是人心所向。你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手无寸铁,但你们在这次会议上一致地发表了《告世界佛教徒书》。这是一股道义上的力量,是会得到人心的”。在回答尼泊尔佛教代表团团长所提问题时说:“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并说:“我们不隐讳我们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做朋友。”在日本佛教会常务理事金刚秀一谈到十月十五日在扬州举行的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时,周恩来说:“鉴真是中国的一位高僧,曾六次东渡,很有毅力。中日友好就要像鉴真那样,具有排除万难,越过千山万水的毅力。一千二百年前的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做?”

  备注:

  ①指中国、柬埔寨、印尼、日本、朝鲜、老挝、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越南和越南南方。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在发言中说:明年是过渡的中间一年,因此在作计划时必须站得高些、远些,要顾到将来、全局,必须抓得紧,搞得好。并指出;计划订好后,要经常检查;各部门负责人要下去,各口派人下去蹲点,把长远计划摸一下,要研究基本资料。

  10月23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七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就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特点作了说明,要求国务院各部委都要认真贯彻执行这一计划。强调各部门要严格控制基建投资费用,认真审查基建项目,突出重点,留有余地。提出:应该提高高级科研人员、工程师中真正学术好、程度高和有贡献的人的工资,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责成国家科委搞个界限,会同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劳动部在近期提出具体方案。还强调:各部门一部分人下去调查,研究明年计划的实施,更主要的是研究今后经济发展的规划,农业、工业要有个切实的前途设想,还有些工业上的政策,这是长久之计,长远的打算。

  △ 接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代表、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就中法建交问题进行会谈。指出: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要解决总要有个合理的办法”。提出:“台湾问题解决以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强调若中法建交,法国不应在台湾保留外交人员或机构,如采取英国那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之后,中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建交谈判。

  10月24日 约有关人员谈进行农业调查等问题。

  △ 在国家体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在一九六四年攀登西沙-彭马峰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先进行一切准备,并商请总参从我驻西藏部队中调出运输力量集中训练。但一九六四年是否登山仍应在训练、准备工作完成后提出可靠保证,再报请中央批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训练、准备工作按国家体委的报告计划进行。中国登山队于一九六四年五月二日首次登上了西沙-彭马峰。

  备注:

  ①西沙-彭马峰,又称希夏邦马峰,位于中国西藏境内,是当时世界上尚未被人类征服的最后一个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

  10月25日 听取中共伊春市委负责人汇报伊春林区政企合一体制问题。在谈话中说:伊春林区要实行以经济为主、政企合一的体制,首先要解决思想问题。庞大的机构,碍手碍脚。在体制问题上妨碍社会进步的有三个原因:(一)我国人多,国大,各地发展不平衡,这是经常妨碍我们进步的社会原因;(二)长期的封建制度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影响,染上了封建、官僚、买办习气,这是历史原因;(三)不敢彻底改革,习惯改良、保守甚至倒退,这是思想原因。提出:行政组织的整齐划一,是最封建的,非打破不可!伊春领导班子要有个彻底革命思想,伊春这个事情就会解决。根据你们的特点搞,凡重复的机构统统取消,市长可兼局长,也可以不兼,政府就是组织生产的。最后要求伊春市委要因地制宜,不要千篇一律,并在十二月底以前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来。

  △ 就国家计委安排一九六四年文教计划中存在的问题,要程子华约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和有关各部、物资总局讨论文教事业的基本建设和事业费分配、控制等问题。

  △ 和陈毅同富尔会谈。提出:双方应该肯定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第二个中国等前提。在谈判中事先要达成默契,确定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办法。强调,中国对国际问题绝不拿原则做交易。

  △ 毛泽东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①批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阅后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三十一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这一文件,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后下发。

  备注:

  ①此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后,改名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于十一月十四日下发。

  10月27日 分别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粮食问题和从英国进口合成氨设备问题。

  10月28日-30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财政、外交和冶金问题。

  10月31日 与在上海的毛泽东通话,报告同富尔谈判中法建交等问题。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十一月一日飞沪面商。并准备在沪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 向富尔提出过渡性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的新方案。

  11月1日 和陈毅陪同富尔飞抵上海。

  △ 和陈毅同富尔会谈,进一步提出“新的直接建交方案”,要点是:(一)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换大使;(二)中国政府复照,欢迎法国政府来照,愿意立即建立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三)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并且立即建立使馆,互派大使。在会谈中,还就戴高乐和法国政府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一定的默契。当晚将方案报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于次日凌晨批:“很好,照此办理。”中方随即将“直接建交方案”内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书面稿交给富尔。后来,在双方代表进行具体建交谈判时,中方同意法方的要求,把确认双方建交的方式由原定的互换照会改为发表联合公报。

  11月1日-3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并商议中法建交方案。参加会议的还有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省委第一书记。

  11月2日 与富尔最后商定《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同日,和陈毅陪同毛泽东接见富尔。晚,将商改后印好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交富尔。

  11月4日 飞返北京。

  11月10日 接见在京的特赦战犯及其家属。在讲话中说: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立场,这是客观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人是可以改造的,不同的阶级、对立的人是可以改变的,真正改造过来了,就达到了“和平共处”,友好共处,这也是很自然的,并不是主观现象。在讲话中引用《礼记·大学》中一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求大家要不断革命。还说:今天新的解释是要天天反省,不断检查自己,总是有好处的。还引用《论语》“吾日三省吾身”一语,提醒大家要不断加强自我改造。说:我们虽不必每日三省,一省也是应该的。现在我们都是平等的,你们不要自卑,政治上要有前进心,要推诚相见。不要怀念过去。有句老话,“好汉不谈当年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要不断前进,才跟得上时代。号召大家一起来改造、学习,投入到把祖国建设好的事业中去。

  11月12日 与陈毅谈即将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

  1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过《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草稿)》和《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草稿)》,决定这两个《报告》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修改后,分别由李富春和李先念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报告。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做一次宣传运动,使这两个文件在全国家喻户晓。

  11月15日 会见程思远,听取程谈李宗仁的近况。程说李宗仁“怀念祖国,不愿老死异域;叶落归根,向历史作最后交代”。周恩来希望李宗仁摆脱美国、台湾方面的关系,注意防止第三势力的纠缠,不要介入中美关系,归国万事足,无累一身轻。对李宗仁到欧洲后的“出处”,设想了四种可能:一是重回美国,料理些事情;二是回来看看,住一个时期,然后再出去,我们保证他来去自由;三是留在欧洲;四是如果他决心回来,我们欢迎,但须从长计议,作些安排。总之,我们欣赏德邻先生①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不强加于人,由他自己决定。并说,祖国十四年来变化很大,李宗仁要有思想准备,回来后要与祖国人民一道过思想、政治、家族、社会、生活这“五关”。嘱咐程思远见到李宗仁时,要把谈话内容如实地转达李,客观介绍国内情况,并多听李的意见。

  备注:

  ①德邻,即李宗仁。

  11月15日、16日 出席刘少奇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会议讨论彭真对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作的说明。十五日,周恩来首先就当前形势和任务讲了话。在讲到中苏关系时说:现在的形势,就是联系还保持,所以是分而不裂;现在好像是破裂的边缘,还没有到最后破裂。但我们主张团结,反对分裂。在讲到国内形势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时说,社会主义经验的取得是不容易的,必须通过实践,加以总结,才能逐步地完备起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应该立足于国内,主要靠自力更生。”我们对跃进的认识从片面走向了全面,跃进不仅是数量,也要有质量。提出:以后的调整工作不光是恢复、关厂、下马等等,而是要进一步,再经过三年的工作,在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工业布局、城乡结合、劳动力安排、计划生育等方面,打下一个更好的全面跃进的基础。在这三年的过渡时期,还是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在这个期间,首先还是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解决基础工业的问题,然后照顾国防,突破尖端。一九六三年是一个开始全面好转的形势,明年我们还要争取进一步的好转。再次强调: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必须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坚持节约的精神。

  11月16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八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就李富春、李先念将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分别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在讲话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强调:人是具有主动性的,在实践中认识了规律,掌握了规律,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就能够运用自如了。这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 就即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议问题约廖承志等谈话。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三日,廖承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在华沙出席了会议,就禁止核武器和裁军,民族独立,发展经济、文化以及今后和平活动问题,提出了中方的决议草案。

  11月17日-12月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大会讨论、通过了李富春所作《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李先念所作《关于一九六三年国家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一九六四年国家预算初步安排的报告》等,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会前周恩来曾多次约人讨论这两个报告。

  11月17日-12月4日 出席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听取政协副主席陈叔通作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的任期延至一九六四年九月。

  11月18日 为河北省和天津市人民治理海河、战胜洪涝灾害题词:“向为战胜历史上少见的洪涝灾害而进行顽强斗争的各级干部、各界人民、部队官兵表示最大敬意!要为支援灾区、重建家园、争取明年丰收、彻底治理海河而继续奋斗!”本月,还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驯服海河,为民造福。”

  11月20日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奈斯蒂·纳赛时,说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把修正主义当教条来传播,另一种是不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不讲究斗争方法,千篇一律。强调:不管真理或歪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辨别。

  △ 在接见匈牙利驻华大使郝拉思·尤若夫时说:各国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靠自己,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双手,有脑子有智慧。社会主义国家的协作应该是加强各国的能力和独立性。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互助是结合起来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统一的。

  11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聂荣臻所作的《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会议指出,目前科学研究和生产脱节的问题,迫切地需要加以解决。

  △ 在接见阿富汗国务大臣阿布杜·卡尤姆时,询问、了解阿富汗对水库淤泥的处理办法。并说:我们共同的问题是,两国都砍伐掉很多森林,都是古老的文化地区,也是森林砍伐较多的地区。

  11月23日 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陈毅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工作问题的发言。在此之前,周恩来审改陈毅的发言稿时,删去了其中谈周恩来对外交工作的贡献的句段。

  11月27日 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进一步研究蒋介石军队可能袭扰大陆的新特点和我们的新对策。据此,总参系统立即作了研究和布置,并于三十日召开了党委办公会议,作出了反袭扰的补充规定。

  12月2日 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社会主义教育和过渡阶段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在讲国际形势中提出了我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①。在讲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时说: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不应该听到阶级斗争就谈虎色变。在说明如何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提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应该采取教育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去开斗争会。在“五反”运动中领导干部必须严格地检讨和批判官僚主义,应该定期地下去蹲点,以便接近群众,了解实际,学会以平等态度、以勤务员的身分对待人民。一般干部应该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并提出,各级干部要实行有步骤、有计划的交流,并且要积极地提拔青壮年的、有能力和政治上强的干部,提高他们的地位,使我们的政府工作增加新的血液,打破一些机关的沉闷和停滞不前的现象。在讲到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的三年过渡阶段的调整工作时说:我们需要进行全面的安排,要实行综合平衡,并且要瞻前顾后,创造出有利于今后长期规划的条件。我们提出这三年的过渡时期的任务,是积极的。今后的政府工作就要抓紧这个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地来分期进行。报告还提出今后两三个五年计划必须注意的农业规划和技术措施、工业交通的布局、外贸规划、教育规划、科学规划、城市劳动力的安排、物价等十六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备注:

  ①这八条原则,在周恩来随后出访非洲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时,对内容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见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条。

  12月3日 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时说:中印关系应该改善,不应再恶化下去,不要再打照会仗。

  12月5日 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三十九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宣布,在他出访阿联、阿尔及利亚等十几国期间,由邓小平副总理代理总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李富春副总理负责。

  △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七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刘杰关于两年规划执行情况和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以及赵尔陆关于对二机部、五机部、化工部、科学院等部门提出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根据周恩来所提意见,会议决定:鉴于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接近过关,关于试验工作的安排,地面试验放在第一位,并继续完成空投试验的准备工作,地下试验作为科研设计项目立即着手安排。

  △ 接受英国作家格林的电视采访。在阐述中国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态度时说:中国的态度历来是明确的。我们热爱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希望有一个有利于建设祖国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国愿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根据五项原则,实行和平共处。但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和平不能乞求,必须争取。只有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够维护世界和平。还阐明我国一贯执行的自力更生建设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还说:我们所说的自力更生,绝不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如果连自己有条件生产的东西也不去生产,那么,又拿什么东西去同别人进行交换呢?

  12月6日 飞抵广州。

  12月7日 就对台工作向有关人员提出:我们不会因自己的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从祖国统一大业考虑。

  12月7日、8日 乘海军南海舰队八四六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勉励大家做到思想好,身体好,技术精。并对战士们说:你们生活在舰上,很辛苦,也很光荣。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

  12月8日 就向香港增供淡水的石马河建设工程问题听取广东省水电厅厅长刘兆伦关于工程方案的汇报,并同陶铸、陈郁、程子华等谈话,指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不用港英当局插手。并指出: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要与政治谈判分开。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12月上旬 为淮海战役纪念塔题词:“淮海英雄永垂千古!”

  12月12日 在昆明。审改张际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与教育部研究后起草的《中小学教育和职业教育七年(一九六四至一九七○)规划要点(初步草案)》和附件。并给邓小平写信:“这是一项重要规划,虽然这个初步草案不太成熟,但限于今后七年预算中事业费和基建投资的增长比例不能太大,只能先提出这一初步数字供大家研究。”

  12月13日 离开昆明,应邀前往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摩洛哥王国访问。离昆明前,在机场接见了参加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回国的运动员,赞扬他们为国增光的精神,同时指出他们在比赛时暴露出来的缺点。

  12月14日 经仰光、卡拉奇,飞抵阿联首都开罗。在机场发表书面讲话说:这是我第一次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非洲大陆。表示向所有非洲新兴的独立国家和人民以及一切正在斗争中的非洲各国人民致敬。同日,陈毅在参加了肯尼亚独立庆典后,从内罗毕抵达开罗,陪同周恩来访问。

  12月15日 与纳赛尔总统会谈。同日,参观阿联军事学院、埃及博物馆等。

  12月16日 接见正在开罗养病的也门总统萨拉勒的代表。对萨拉勒发出的访问也门邀请表示感谢,并说明由于出访日程已定,以后将另找机会访问也门。同日,指示国内尽早派出驻也门大使,配备必要的懂军事和经济的人员;对也门最近提出的扩大贸易、增加商品的要求,可予以适当照顾。

  △ 参加阿联庆祝教育日大会。在会上发表讲话说:亚非人民必须努力发展民族文化和科学。只要亚非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我们不仅能够赶上西方国家,而且能够超过它们。纳赛尔总统在大会的讲话中说:周总理是亚洲的杰出领导人、中国革命的创造者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的象征。

  12月16日、17日 在与纳赛尔等会谈时,阐明我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的五点立场:(一)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这五点立场,被作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写进二十一日发表的中阿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

  12月17日 在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萨布里的陪同下,访问北方城市塞得港。默悼一九五六年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在参观烈士纪念馆时写道:“我和我的同事们愿意借着访问这个英雄的城市——塞得港的机会,向英雄的阿联人民致敬,向不朽的伟大的反帝烈士致敬。”并称赞阿联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城市的成就。在参观塞得港体育场时题词:“这是一个训练青年,增进青年体质的好的活动场所。”还参观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运河入口处、港口和造船厂。在塞得港市长埃马德丁·鲁什迪举行的欢迎集会上讲话,称赞阿联人民管理运河的成绩。并说:塞得港和苏伊士运河,是联结欧、亚、非三洲的枢纽,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往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苏伊士运河是用阿拉伯人民的血汗造成的。阿拉伯人民为了保卫苏伊士运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日下午,飞回开罗。

  12月18日 与纳赛尔继续会谈。提出通过两个途径发展中国与阿联两国经济贸易关系:(一)扩大贸易额,增加非传统货物的交换;(二)根据阿方需要和我方可能,我可向阿方提供五千万美元无息贷款,帮助阿方发展工业建设。

  △ 访问阿斯旺省,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建筑工地。在阿斯旺省长萨拉马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致答词时说:过去,尼罗河曾经孕育了你们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现在,尼罗河正在为你们发展民族经济的事业服务。我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尼罗河将会为勤劳智慧的阿联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称赞阿联人民向自然界索取财富,用辛勤劳动建设祖国的精神。

  12月19日 应纳赛尔请求,在会谈中阐述了中美关系等问题。说:美国霸占台湾是一个国际问题,因为是美国霸占了我国的领土;中国人民同蒋介石之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能混在一起。美国所以要说成是一个问题,目的在于把台湾分出去,制造“两个中国”。这是我们在联合国斗争的中心内容。

  △ 到开罗郊外参观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等。在观看完一位阿联运动员在金字塔上的表演后,赠送给他一支英雄牌金笔。

  12月20日 上午,与纳赛尔单独会谈。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纳赛尔建议中国再让一步。周恩来说,已经让了两步,不可能再作什么让步了。

  △ 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还将访问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以及南亚一些友好国家。在讲到访问非洲的目的时说:新中国建立已经十四年了,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万隆会议确立的两条原则:求同存异和亚非会议不要殖民主义者参加,“仍适用于第二次会议”。还说:“绝不能认为,由于中国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就说中国政府反对东西方谈判和缓局势。”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的提问时表示: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四十年前勤工俭学和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所在地法国进行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

  12月21日 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访问阿联情况和增加的“一些新的认识”,认为:“阿联人民向往中国,这对于阿联政府的对华政策起了影响。”

  △ 飞抵阿尔及尔,开始对阿尔及利亚进行访问。至二十六日,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进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表示:我们来访问的方针是学习。并向本·贝拉介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

  12月22日 和陈毅在阿尔及尔市府大厅接受市长巴拉马纳赠予的荣誉市民证书。在讲话中说:这是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人民伟大友谊的生动表现。

  12月24日 到阿尔及利亚烈士子弟之家,看望生活在那里的为民族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们的孩子。

  12月25日 访问奥兰,参观液化石油工厂等。晚,回到阿尔及尔。在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干部大会上讲话,赞扬民族解放军开始只有三千游击队就敢于同数十万殖民军作战,经过七年浴血奋战夺得全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指出了一条争取独立自由的正确道路。

  12月26日 在接见法国《观察家》记者克鲁德·高达时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

  12月27日 和陈毅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外交部:突尼斯有与我建交意向,“我们同团中同志作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

  △ 中国和阿尔及利亚联合公报发表,重申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

  12月27日-31日 访问摩洛哥。二十八日,与哈桑国王会谈。在解释中国经济建设所采取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时说:以农业为基础就是首先大力发展农业,以解决原料、城市劳动力、供应、开辟国内市场等问题,为发展工业打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是,把工业、农业以及各个方面现代化。这首先需要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来实现现代化的要求。这需要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自力更生不排除国际上互通有无,在现代世界上不能闭关自守。并说:不幸新中国成立后就面临美国等国的敌视、包围和封锁。尽管美国如此,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我们仍主张和平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总是要达成协议的。在访问期间,还拜会了巴赫尼尼首相。三十日,到卡萨布兰卡访问。三十一日,中国、摩洛哥联合公报发表。

  12月31日 下午,抵达地拉那,开始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