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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编辑说明

<标题>=编辑说明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是为研究红西路军历史提供完整、系统的资料,并为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革命史提供参考资料。

  (二)本书所载回忆录,绝大部分选自公开出版物,只有一少部分由各级党史工作部门提供。

  (三)本书所选回忆录,均按事件和问题分类排列,力求集中、系统地反映红西路军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

  (四)各篇回忆录基本上采用原书标题,只对其中一少部分标题做了改动,以求明确反映所述内容的性质;从专著中节录的回忆文章,本书编者加了标题。

  (五)大部分回忆录全文入选,只对个别长文做了缩减。

  (六)所选回忆录均保持原貌,对文中所述时间、地点、人物等与实际有出入的,本书编者做了一些考证性的脚注。

  (七)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各篇回忆录的内容,对作者生平写了简介,附于文末。

  (八)本书编辑体例和格式,主要参照了《星火燎原》、《艰苦的历程》等革命回忆录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渡黄河和西路军

<标题>=西渡黄河和西路军

<类型>=g4

<作者>=李先念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及后来成立西路军的问题,当时是怎样决定的,过去我也不那么清楚。前几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把过去毛主席的文稿和发的电报都汇编起来了。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做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5月东征回师后,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比如1936年6月底,当时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道孚,尚未到达会宁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同志的一份电报(即《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就提出了夺取宁夏或甘西,打通苏联的问题了。会宁会师前后还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后,有一天发了一份电报叫我去。我带着骑兵连急速赶到会宁。到会宁时,正好朱德同志、张国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还有李特和几位参谋都在场。他们给我看中央发来的电报,记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1936年10月5日发给张、朱《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地区过河之意见》和毛泽东、周恩来10月14日发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我看完电报,向前同志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连饭也没顾上吃,就迅速赶到靖远附近的黄河边上,组织部队搜集材料,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

  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个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随我们之后,九军、总部和五军团也渡过了黄河。由于敌情的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北进很快,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时就不过河。同时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的部队占领了黄河东岸和中卫一带,又派飞机轰炸渡口,这样就把我们渡河部队同在河东的红军主力隔断了。

  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后,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三十军先打一条山,扫除北进的障碍,同时派八十八师进占五佛寺,准备进攻中卫。在这里打了十多天,等待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一同进攻宁夏,并派一支部队夺取贺兰山中的一个绿洲——定远营,以便和外蒙、苏联接通,取得援助。由于敌军运动很快,河东部队没有找到战机粉碎敌人的进攻,战局起了变化,中央又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一方面军没有过黄河,我们过河的部队再回来也困难了。

  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相机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于是我们就向西前进。向西进时,西路军的肩上挑着两副重担,一副是要在河西走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副是要打通新疆,取得援助。从当时的战争格局来看,开始河东主力在同胡宗南部作战,后来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和建立陕甘宁根据地,需要西路军在甘西建立根据地,在军事上配合河东主力行动,使河东、河西从战略配合上连起来。另一方面,当时红军装备和给养很差,为取得苏联援助,打通新疆又十分必要。但我们一停下来,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几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西路军只有2万多人,而且经过长征和过河作战,已是十分疲惫之师,要挑这样重的两副担子,实在力不胜任。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在一条山打一下就急速西进,直插到凉州、肃州、甘州、玉门、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不用说多了,有几十门炮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就有可能打垮马家军和建立起甘西根据地。当时没有这样干,两副重担同时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失掉了战机。

  当时叫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那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也实在太差。那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很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争取群众很困难;马家骑兵机动性大,我们缺少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里经济落后,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在零下二三十度行军作战,吃穿很难解决;古浪一战又没有打好,九军损失很大。这样就越来越被动了。

  1937年1月,我们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马家的骑兵紧紧追击我们,拦截我们西进,迫使我们同敌人血战50多天,倪家营子突围后,只剩下2000多人。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英勇奋战了五个多月,先后共歼灭敌人好几万,为支持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在连续不断的恶战中,西路军自身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徐、陈离开部队;余部分三路打游击。占云同志带一个支队,主要是伤病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王树声同志带右支队;我带左支队。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

  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还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下去;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不过祁连山,剩下的2000多人就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几个同志商量,我们一致意见要过祁连山,于是就向部队作了动员。我们先赶到雪山下面的山坡上宿营,等到夜间12点左右起来,翻越积雪的山峰。因为这个时候,风平谷静,便于行动,越过积雪的山峰后再宿营。就是这样还有不少的同志牺牲在雪山上。翻过祁连山后,见到一个大喇嘛寺,寺里有点武装,但火力不强,一打就垮了。搞到了几百件衣服和不少吃的东西。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后,就沿着祁连山南麓向西走,后来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让我们走出祁连山,向新疆方向前进。这一带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也没有地图,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一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队。我们的想法是能救活一个,就救活一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粮食,就打野兽,烧熟了充饥。因为没有盐,很难往下咽。走二三十天后,遇到几个蒙古族牧民,问问路,进新疆怎么走?他们说再往西是大沙漠了,过不去了。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连山,经安西到了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峡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苏联派飞机送来了转盘枪、步枪、皮鞋等物资。我们只接收了一些轻武装,炮没有要,然后就向迪化(乌鲁木齐)出发了。

  我们到了迪化还有400多人。记得季米特洛夫还发一封信给我们,祝贺我们到迪化。这些人中,一部分送到苏联学习军事技术,一部分留在迪化,组织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这批经过严峻战火锻炼的同志,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军的骨干。当时,也曾动员我去苏联学习,我不愿意去,就没有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于1937年冬就离开迪化,返回延安。

  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李先念同志,湖北红安人,生于1909年,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后历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军事部长,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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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关于西路军的回忆

<标题>=关于西路军的回忆

<类型>=g4

<作者>=李卓然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二、四方面军终于与一方面军在会宁汇合了。我同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带四方面军之主力三十军、九军,与任弼时同志所率二方面军在会宁集结,准备北上赴陕北。这时,听说中央有一个岷州会议【岷州会议是西北局会议,不是中央会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七章第三节记载:“(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通过了北上会合的意见,并于当日发布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或洮州会议【洮州会议:1936年9月西北局在甘肃南部临潭县境内召开的一次会议。《陈昌浩革命生涯》一书记载:1936年9月27日,西北局在洮州城内的天主教堂里举行会议,重议四方面军行动方针,决定北上静、会地区,同一方面军会合。】,记不清了,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打算让四方面军的主力过黄河,配合中央红军打宁夏。这是一个很大的战略部署。宁夏的驻敌是马家军的骑兵,虽然不易打,但两边配合起来,还是可以的。我相信中央曾有过这样的计划,为此才成立了西路军【西路军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过黄河后,于1936年11月11日组成的。】。

  后来中央是否又撤销了攻打宁夏的计划,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电报和命令,不得而知。当时我所听到的只是陈昌浩同志传达的中央及中央军委的电令,命令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四军【中央军委关于西路军组成的电令没有提到红四军,红四军也未过黄河。】、五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合编)组成西路军过黄河,剩下的二方面军和部分一方面军的队伍经会宁去陕北。西路军过黄河的宗旨在于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那边得到援助,得到新式武器。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计划,我们那时正是缺乏武器,自然很高兴,士气很高。

  由三十军、九军、五军的主力及一些零散部队组成的西路军按照中央的电令,迅速过了黄河。我虽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兼政治部主任,但对中央攻打宁夏计划的内情一无所知,何况在当时那样风云变幻的、残酷的战争年代,根本无从估计也无法预料这次行动将会在我军历史上产生怎样的结局。

  我当时跟着三十军,与李先念同志在一起。这是一支很能战斗的军队,军长是程世才,李天焕是政治部主任。九军的政治委员陈海松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现在在中央军委任职的洪学智,当年是四军的军级或师级干部。但他们也都跟我一样,根本无法了解到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的情况,不知道中央内部的矛盾斗争,因此也就根本无法预料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事情是非常复杂的,现在或许讲不清楚,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段历史和真实情况必将明昭于天下。

  我们按照中央及军委的命令准时渡过黄河后,开始还打了几个胜仗。因为那时大家不怎么疲劳,给养、弹药也充足,士气又高。马步芳的骑兵还是很怕红军的,我们这些土地革命时期出来的战士,作战很勇敢。但到了后来,黄河的通路阻断了,增援部队上不来,撤又撤不回去,西路军等于是孤军深入,弹药、粮草、人员都无从补充,情况就不好了。

  马家军地上跑的是骑兵,天上追的是飞机,因此我们只能改在晚上行军,白天打仗。晚上走路,天气很冷,我的大胡子都结了冰,冻成冰条了。更糟糕的是冰天雪地,夜路难行,我们走几天的路程,敌人骑兵几个小时就追上了,搞得我们不能休息也不能做群众工作,有时甚至连做饭都来不及。敌人是吃好睡好,骑着马追我们、打我们,而我们则是日夜兼程、饥寒交迫。汉朝李陵答苏武书有这样一句:“步马之势,势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打胜仗可言呢?加之那些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与我们有隔阂,我们得不到任何给养,再勇敢,再是铁的队伍也不行,都会被拖垮的。

  由于连续作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经常是我们行军后刚停下来休息,筑工事,敌人就追上来了。马步芳的骑兵多,打起仗来是很野蛮的。我们的队伍里牺牲最大的是连长和指导员。我的警卫员经常补上去当连长、指导员,但补上去也很快就牺牲了。光靠精神、靠勇敢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人是铁,饭是钢,人总是人,疲劳了,受伤了,总不能再战斗了,孤军深入的一支部队,怎么能与马家军的骑兵相持很久呢?不到了那个具体的环境里是很难想像到当时的困难和艰险的。但我们的战士不愧是真正的勇士,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有时候打仗不但靠勇敢,还要有智谋。记得我们过黄河不久,快到永昌的时候,来到了一个地主的土围子里,总部200多人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再走。当时大部队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只有两个特务连的兵力留在总部。我们刚要起火做饭,马家军的骑兵就追上来了。敌人是骑兵,且兵力又远远超过我们,而我们总部里还有许多非战斗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智取,不能硬夺。于是我命令两个特务连守住围子门口,以土围子为据点和敌人巧打。敌人虽然多,但都是骑兵,使用的也是轻武器和手榴弹,没有重武器。他们把手榴弹扔进来,我们就很快地再给他扔回去,让那些手榴弹在外边爆炸。

  这样直打到天黑。趁着黑夜我们在围子边上挖了一个洞准备突围,但被马家军发现了,他们在外边死死守住洞口,我们冲不出去,又是一阵激战,如果再拖下去,我们弹药没了,就危险了。于是我就把两个特务连调到别处去另挖洞,只让我的两个警卫员邱正基和黄坤(现名胡子昆)用绳子打个套,悄悄地守在洞口。马家军在外边听见枪声停了,以为我们被打死了,于是很嚣张,大喊大叫着一个跟一个地从洞外冲进来,那两个警卫员就进来一个套住一个,拖到后边铡死。后来敌人发现不对劲,但这时我们的洞也挖好了,又得了许多武器,一个特务排冲出去,掩护大家突围了。

  1936年底,情况就更糟了。这里的地理环境十分不利于一支疲惫不堪的部队再与敌交战。河西走廊北面是沙漠,南边是冰雪覆盖、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当地居民回、汉杂居,长期受国民党部队欺压、马家军欺骗,不了解红军。这时马步芳和马步青又纠集了青海与河西的民团几万人,用几倍于我的兵力,想一口吃掉西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没有得到中央任何支援西路军西进的命令。广大指战员尽管衣衫褴褛,弹尽粮绝,仍然斗志昂扬,他们的意志来自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但是,我们这支几番出入草地,连续作战,从未得到休整的部队,那些坚强的士兵们,又怎么会想到我们即将面临的失败和考验是那么惨重与严酷。现在想来,我们自己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将十倍、百倍于敌人的攻击。

  进入河西走廊不久,西路军便连续失利,先是九军折兵古浪,原6000多人的队伍已不足3000人;然后又是五军被困高台,血战五天五夜,军长董振堂、军政治部主任等2000余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总部当时和五军相距几天的路程,无法接应。后来听一位逃出来的女战士讲,董振堂同志最后被火焚于一座破庙【董振堂同志是指挥作战时中敌弹后从城墙上摔下来牺牲的。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40页林炳才回忆录。】,他殉难时才42岁。我和董振堂在中央苏区时就认识了,他那时是红五军团军团长,我给他搭档政治委员。他为人正直,作战身先士卒,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们退进祁连山前和马家军的最后一仗是在梨园口一带打起来的。梨园口是一个靠近祁连山的山道口,刚进去还能遇见喇嘛庙,还有商店和人,走一两天的路程后才真正进入了荒无人烟的祁连山。部队退至梨园口,后边是冰雪覆盖、草木不生的祁连山脉,前面是凶残追击的马家军骑兵,我们只有在这里甩掉敌人,退入祁连山,才有生路,因此这是决一死战的一仗。我们的战士用机枪封住狭窄的山口,敌人来了就干,就连炊事员也拿起扁担和敌人拼。梨园口战役打得非常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经过激战,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附近转移到一座小山上,我记得这座山上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在这里我们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后来人们称这为“石窝会议”。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多人的队伍,打得不足千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石窝会议时,西路军尚有近3000人,参见该书第395页和397页。】。面对这样的惨败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在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陈昌浩同志讲了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存力量,要把干部分批化装护送过黄河,去找援西军。他和徐向前同志在部队里目标太大,因此,他们第一批离队过黄河,去找刘伯承的援西军,然后去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徐向前同志很沉闷,一直没讲话,似乎是不想走,但会议已经决定了,也没有办法。徐、陈二人化装后由战士护送过黄河,我们剩下的几个主要干部带领西路军残部转入祁连山。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情况,我自觉问心无愧,在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和战争年代,个人的力量无法决定战事的成败,但我们从没有向敌人和困难低过头,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打死就算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这些本来是要死的人却活了下来。比如长征开始我们过湘江的时候,天上的飞机很多,根本躲不过来,那就走吧,难道还能老蹲着不动吗?

  记得过云南境内的一条公路,我身边带着一台步话机,当时彭德怀同志正通过电话和我联系部队行军情况,突然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猝不及防,身边的几位同志全炸死了,步话机也炸坏了,可我却幸存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活到今天,已是超过预料了。长征的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不好,白天可以看见,到了晚上就看不清了,常拄着根棍子,我们开玩笑喊他“刘瞎子”。他当时是五军团的参谋长,晚上行军常和我走在一起。他对我说:“我就是滚吧,反正都是我们的队伍,滚到哪里就到哪里。”不管生死,是在拼命的。

  还有一次,记得是过黄河前,我们当时驻在一座破庙里,周恩来同志到了我这里,汪东兴是警卫局局长,也同来了。突然敌人来了两架飞机,我们都很担心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可他竟在庙里睡着了。我们的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只有在那种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人的。

  我之所以讲这些,只是想说在那个时代,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很多事情是无法被后人所知,所理解的。刘伯承同志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是很勇敢的。相信革命会胜利,但胜利是很困难的,胜利后我们在与不在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革命迟早要成功。我们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一家。家庭早就抛弃了。那时说为革命是真的,为人民也是真的。如果为了个人,我不会从国外跑回国内这生死存亡的战场上来的;为家庭?严父慈母妻室早已抛弃。只要别人去牺牲,而自己不去,革命能胜利吗?想起过去的历史,感情总不能平静,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啊!当初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中央红军是8万多人,打到最后所剩不足1万,很多同志早上还在一起,到中午就不在了。

  记得张琴秋同志在行军的路上生了孩子,警卫员告诉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马驮的一部分文件,能丢的丢掉,不能丢的就烧掉,去驮张琴秋同志。后来他们回来告诉我,她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得很漂亮。可那时正值西路军惨败,弹尽粮绝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丢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无情?这无情,正是为了有情于国家独立,为了更多的孩子们不致再被丢在雪地里。

  对于这些,我们有幸活着的人,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过去在祁连山上,能够找到一块没有雪的地方,能有一堆牛粪取暖,能在马鞍上睡一会儿就满足了,现在的年轻人哪里能想到我们曾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怎样的痛苦、磨难、牺牲,才争得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现在把国家交给他们,是啊,时代变了,不需要去打仗,不需要钻祁连山,不需要吃雪、吃皮带、烧牛粪、睡马鞍了,但我们仍需要那种坚强的意志,那种肯于牺牲自己的精神,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

  当然,我们之所以去牺牲、去战斗,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幸福的生活,不是相反。现在,要再让青年人去睡马鞍,是愚蠢的,但在力所不能及的条件下,去比物质享受,总是不大好的。我想广大的青年们懂得了我们的历史,道理会自通的。虽然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但外国人,西方发达国家却不敢轻视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是不怕死的,打进来容易,再出去可就难了。我们何必自己轻视自己呢?要努力,要奋斗,要无愧于死去的烈士。

  率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我们这些不投降也没死的千把人,就打游击,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摆脱了马步芳军队的追击,但又陷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天敌之中。祁连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40多天的行军,我们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只能吃皮带、吃雪,有时能找到些牛粪烧就是天大的运气了,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像其中的困难的。

  当时我的随身警卫员邱正基背着我们仅存的一部小电台,由于没有电池,无法和中央联系。进入祁连山之后,我认为应该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于是命令负责电台联络的几个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接通电路,修好电台。当时负责修电台的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们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中央指示我们向新疆星星峡方向前进,中央派人在那里接我们。接到中央的电令后,我们这支几遭惨败的红军部队,如同失散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顿时士气高涨。大家坚信,只要能活着到达星星峡,就有出路。于是我和工委的同志带着这支百折不摧的钢铁队伍,向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方向前进。

  大概是4月中旬左右,我们行至星星峡附近的安西城。当时我们部队已所剩无几,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汇合。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人的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部队带到星星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

  战斗一打响,我们才知道安西城并非只有200多人的民团,当天下午马步芳又调进两个骑兵团【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安西城敌军新增加兵力为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4页脚注。】,这一仗使我们又牺牲了200多名将士,这是西征的最后一仗。我们不能再硬拼了,我坚决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当我们边打边退到白墩子时,跟着我们工委突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部队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同志们个个悲愤难忍。我立即命令警卫员邱正基,立刻从原路返回,凡是遇到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叫他们沿着兰新公路的电线杆子向北撤,到星星峡集合。

  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还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会后决定在新疆成立新兵营,西路军的部分战士留下来学习一些军事技术,如炮兵、坦克兵等。这部分人后来都成了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技术人员。同时,陈云同志还选了一批优秀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刘鹤孔等同志。

  1937年底,我乘飞机到延安。先抵达甘肃的兰州,谢觉哉同志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之后到了西安。西安是林老在那里。我和谢老、林老、徐老长征前就认识,在革命队伍中他们被尊称为“三老”。长征时我经常和“三老”在一起,很是敬重他们。

  西路军在星星峡整编之后【西路军余部的整编,是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进行的。参见《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3页、第214页。】,我们这段悲壮的历史算结束了。在这段极其复杂,极端残酷的历史中,我只能说我自己问心无愧,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我也没有向敌人、困难低过头。个人的历史总带有偶然性、客观性和局限性,但革命的历史进程,绝不会因任何个人的成败、荣辱而停滞,她将永远向前。这就是结论。

  李延风整理,原载《悲壮的征程》,原标题为《我的回忆》。李卓然同志,湖南湘乡人,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历任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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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关于西路军的材料

<标题>=关于西路军的材料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西路军的组成

  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全军21500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第376页记载,渡河红军总数为21800余人。】。

  第五军:共4000人,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

  第九军:6500人,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所属第二十五师,下辖第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第二十七师,下辖第七十九团、八十团、八十一团;军直属队。

  第三十军:8000人,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所属第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参谋长熊得臣,政治部主任徐太先,下辖第二六三团(团长熊发庆、政委邹开盛)、第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政委黄英祥)、第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徐金书);第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委张文德,参谋长刘雄武,政治部主任裴寿月,下辖第二六四团(团长、政委未写——编者注)、第二六七团(团长张明伦)、第二六九团(团长徐胖子)。每团编一、二、三营和重机枪连,每营编三个连,每连编三个排,每排编三个班。军直属队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侦察连、通讯连、工兵连。

  总部直属队:3000人,分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特务团、妇女独立团、教导团(500人)、少年先锋团(600人)、骑兵师(辖第一、二团)。

  二、西路军的行动与战斗

  (一)过黄河

  在过黄河前,部队驻扎在会宁、甘沟一带,距离黄河边50里。我们前进的道路上,黄河两岸,敌人早已布置好防务对付我,黄河又是中国最大河流之一,拿我们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渡河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有技术器材及战术上的足够准备才成,否则是不易过河的。

  为了完成过河的任务,军中做到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师团营为单位,各有不同形式的动员工作,党的动员深入到每个小组,一直到党员中,政治动员深入到班排连一直到战士中。这一切都是为了过河的准备工作。

  我军过河前,处在紧张的情况中,两头是敌人,追击我之敌已快接近会宁了,前进道路上,黄河两岸敌人已布置防务,我们是在中间急忙中准备过河的。当时为了过河,其他工作都好办,类如政治动员及军事上各种准备等,其中有两件最麻烦的工作,给了我们不少困难。

  一是查明情况问题。河的两边都被敌人控制,我们要得到情况,必须深入到敌人内地去侦察,派干部带上有力的侦察员化装成便衣,利用各种各样的伪装形式,去敌人境内收集情况,查明敌人兵力、布置、渡河地点及地形等问题,他们都脚踏实地地干,一次不成二次侦察,还派了几批人分路分段侦察。收集情报回来,按其真实详细情形,印成图表及地形图,这个工作是费了不少的力气的。

  二是准备船只过河,也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在离黄河约50里的隐蔽地秘密造船,以防敌袭。大船每只可坐一个小班(八九人),计划要造40只。造船一切所需材料,都是自己临时找的,那时军中有个船工会,是长征带过来的,在当时造船及渡河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与便利。

  布置造船地点及人员的配备,是一极细致的工作,同时要严守秘密,假使不注意,过早暴露自己的企图,会妨碍行动,甚至会影响计划而失败。造船地点离黄河有几十里地,每只船都要经过上山下山,过许多山沟小路,抬到河边。原因是造船要秘密,所以造船地点要隐蔽在崎岖的山沟里,因之,运船到河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同时,在运船前,每只船都要绑好,秘密演习,注意伪装。敌人飞机时刻在空中侦察,如被敌人察觉,会影响我之行动,向河边抬船时,也必须在夜间进行。

  过河时间是在1936年10月25日【西路军渡河时间:据当时电报及有关史料记载,1936年10月23日晚偷渡未获成功,10月24日晚强渡成功。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322~326页。】。过河的前锋部队由前卫师(八十八师)的二六三团担任,前卫师的其他团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的是后卫师(八十九师),向通兰州及靖远的方向警戒,保护过河的师无顾虑的前进,并以足够的兵力掩护过河的部队。

  第一次过河是在靖远上游。各方面的情形事先都注意到了,只是河中间有沙滩,在侦察时未注意到,致船行几次,都未过去。这时天已快亮,恐被敌察觉,便收兵退回原地休息,隐蔽过河的企图,把船也随之抬回。当时曾有一只船行到靖远城边上去了,但未暴露我军过河的企图,敌人以为是老乡的船只,因此我之行动未被敌发觉。

  上级决心要过河。为了坚决完成任务,第二天继续侦察过河的渡口。经过一天的努力,侦察到虎豹口可以过河,将地形画成图表。敌人的河防布置情形也弄清楚了。河的这边天黑时秘密放上小兵力监视哨。当天下午黄昏时,我带前卫师的主要干部,特别是前卫师过河的团的连排干部,都去河边看地形,实地布置兵力,研究过河地点、前进步骤。

  二次过河,军队仍由原来的地区出动,时间是黄昏,夜间约10点钟到达虎豹口一带,前卫师布置过河,后卫师向兰州、靖远方向警戒,掩护过河部队的安全。军队出动时,将船抬上前进到河边。虽然军队抬着船走,但运动是非常迅速的。这段路有50里地,是很紧张的行军。我们初到河边,敌人据点不晓得。河南岸有许多村子,临时做政治工作,动员老乡不要出门。正值我军渡河时,有一家老乡的狗狂吠不已,为了不暴露我之行动,用钱将老乡的狗买下,将狗嘴堵住,这还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部队10点钟到达河边的渡口上,士气旺盛,战斗情绪特别高涨,又特别紧张,但却很肃静,这时敌未发觉。由于事先准备的好,部队一到河边,就把所有的船只推向河边水上,排列成队。前卫师的二六三团,照原先布置的步骤,每只船上坐好,机枪、步枪、手榴弹都准备好,待命出动;掩护部队将大炮、机枪在河南岸高地上配备好,后续部队已接上过河的部队,各方面都已布置好了。

  在11时左右发令过河,过河的部队及掩护部队都是精神十足,勇气百倍,像老虎似的凶猛动作。河里三四十只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至渡河时,红三十军造船16只。见该书第373页。】,齐向河的北岸推去。河宽约一里半,共用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即可抵达彼岸。当船驶至河心时,听到敌人叫口令,我方不理他,敌人打三节电筒向我方照射,我们过河部队仍然沉着前进,到离岸只有50米时,敌人就开枪射击,我们部队及时开枪还击,掩护战船前进,终于胜利的登岸了。

  我们部队一上岸,机枪、手榴弹齐发,压倒敌人,将敌人河防部队一个团固守的阵地突破了,随即占领十几个堡垒,作立脚点。这时我们河里几十只船,往返渡后续部队。后面的部队向前推进,已登岸的部队向前进展,一直到天亮时为止,已渡过两团兵力,到下午两点钟,我们前卫军大部分已过河了,占领了河北岸北湾一带的大块土地,以一部分兵力追击败退之敌,大部分兵力集中河北岸掩护后面九军、五军及总直属队过河。第二天敌人进行反攻,被我击退,敌十几架飞机来阻我过河,也无效。

  第二天前卫军(三十军)继续前进,在宋家川【根据白银市委党史办和靖远县委党史办调查,红军渡河后打第一仗的地点为吴家川,今属靖远县刘川乡。】一战,将马禄一个旅击退,缴获机枪数挺,步枪数百枝,电台两架,汽车一辆,马数十匹,俘虏200多人。第三、四天,敌人向内退,我大量地前进,一直进到景泰与一条山一带。前卫军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逵部;后卫军九军、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并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向西北警戒马步芳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

  第七天,我军出动一部到五佛寺,占领该地,当即与马鸿逵部接触战斗了。马禄被我用迂回战术围困在锁罕堡北的小围子内,当时对敌人讲统一战线,可敌人并未答应什么条件,就把敌人的一个旅放跑了,我看这是投降主义的统一战线。

  正当这个时候,马步青特别是马步芳的主力大量增援到一条山一带,和我军展开激烈的决战,我军就在一条山、锁罕堡一带和敌人打消耗仗。本来我们过黄河的目的,是要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打下宁夏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占领宁北的定远营,得到新式武器,变成机械化的部队。结果呢?我们一过黄河,敌人就派几个师团,早把定远营控制住了,前进地方已被敌人控制,后面敌人援军又赶到了,我们是处在不利的情况中。

  由于情况的变化和不利的环境,我们上级又企图回到陕北去,中央也同意这一行动,我们调两个团到五佛寺去抢渡口,就是为的这个目的。不知怎的,还是没回陕北去,在一条山一带打来打去的不走,与敌人打消耗战,结果打了半月之久,伤亡很大。随后,上级来了另一个计划,这边不成,提出继续向甘北【甘北:应为甘西,即甘肃省的河西走廊。】行动的方针,拿下甘北的凉、肃二州建立根据地,还是打通国际路线,取得新式武器,这个计划就成为断送西路军的起源了。

  (二)占领永昌、山丹

  因为第一个计划失败,进行第二步计划。到甘北的行动步骤是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队随右路军的后面跟进。我军前进时,敌人在两翼不断的堵击与侧击。

  右路军(三十军)在大靖与马步青部一战,给敌以打击,敌固守该城不出。我闪开敌人,继向土门前进,占领该地,将马步青工兵营四个连全部解决。为了讲统一战线,奉上级命令,除将子弹及愿当红军者留下外,其余人枪放还敌人,被放回去六七十人【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敌工兵团一个营投降者共350余人,经教育有200余人参加红军,其余人放回。见《血沃凉州》第8~9页。】。刚到凉州城时,正值我军去打凉州城,放回去的这些人,返回部队又与我们作战,不仅没有什么友好感,相反的倒增加了敌人的力量,我看这叫做无原则的统一战线。

  我军攻占土门后,继向凉州前进,经一天的行程,夜间攻城未下,以一部分兵力监视敌人,待我后续部队到来后,主力马上出发攻打永昌,永昌城不打自下。我军占领永昌后,又马上出发攻占了山丹城。随后,五军及总部直属队随右路军也到达这一带了。

  左路军(九军)前进到干柴洼,与马步芳两个旅激战一天,给敌重大打击,我也有伤亡。我军为了继续前进,将敌人丢在后面,进到古浪时,又与马步芳主力接战,打了一昼夜【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古浪战斗进行了三个昼夜。见《血沃凉州》第121页。】,战斗非常激烈。这次战斗,敌攻我守,敌人兵力估计在两个旅以上,兵种有步骑空互相配合作战。敌人在攻击中受到重大杀伤,估计伤亡在1600人以上。终因敌兵力雄厚及强有力的空军配合,以及地形对我不利,打到最后,我以反攻战斗将进攻之敌击退一步。我军处于劣势状态,转向永昌前进。

  战斗结束后,迅速的向永昌方向转移,在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接应下,安全地到达永昌一带集中了。这一仗,九军损失一半,元气大受损失。

  上级决心不再走,建立以永昌、山丹为中心的根据地。各种工作布置未成,敌人二马主力都集中到这一带,与我军决战,同时胡宗南的补充旅已到凉州一带,作二马的预备队。我军在永昌、山丹据守一个多月不动,且天天打仗,消耗自己的力量。这一个多月打的显著的大仗如下:

  一是凉州城西四十里堡之战。八十八师全部及八十九师一个团,与马步芳两个旅以上兵力激战一昼夜【据武威县委党史办调查,武威西四十里堡战斗进行了三个昼夜。见《血沃凉州》第85页。】,开始敌用数门大炮掩护猛攻,我守,打到最后,我军出击,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给敌人沉重打击,敌死伤在2400人以上。我出击时与敌人拼刺刀,完全是白刃战,我用刀砍死敌人70多名,我二六五团一个连被敌人全搞掉了。本来敌人企图消灭我们一部,因我军战斗力强过敌人,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最后把敌人打退了。

  二是永昌东南之八坝战斗。敌有两旅兵力,我还是八十八师主力与敌激战两天一夜,此次战斗打得很激烈,首先敌用数门大炮将我守之房舍围子打倒,然后用集密队形的步兵向我猛冲,一直冲到我最后守地,我用大量步兵反攻,杀得敌人落花流水,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敌死伤极大,计被我用刀砍死在我房舍围子附近的敌尸即达800多名,我亦有很多的伤亡。

  三是永昌城西水磨关之战。因我们据守这一带不动,敌人为打击我们,迂回到我们西面来进攻我军。此次战斗八十八师两个团与敌人一旅以上兵力激战一天一夜,后来我援军赶到,同时守备部队出击,又给敌人重大打击,敌死伤在600人以上,敌暂时向西退去,我方亦伤亡两三百人。本来这一仗不应该是敌人攻我们的,因为九军在水泉子的伏击战没有打,使敌人安全通过我们的伏击地带,插到我们后面,反而袭击我军了,所以八十八师两个团在水磨关之战是仓促的应战。

  四是敌人进攻我永昌城之战。我们兵力摆在永昌、山丹一带,成一线式的分散配置,敌找我弱点,集中力量猛攻永昌城,企图压迫我退出该城。我守城部队以八十八师为主力,敌人以两旅以上兵力猛攻两三天未成,我每次均将进攻敌人打退。在战术上,敌先用数门大炮猛轰,用猛烈火力掩护步兵前进,一次不成,再次进攻,接二连三地向我猛扑。我们首先以一部分兵力抵抗来犯之敌,大量发扬火力,先给敌重大杀伤,待敌人接近到一定的距离时,举行反攻,将敌人打退。在这次恶战中,敌伤亡在2000人以上,我方伤亡数百人。正当永昌战斗正酣之时,敌以一部兵力,数次袭击山丹,我五军于敌来袭时,每次均给以重大杀伤,遂巩固山丹,配合了永昌战斗。

  至于其他许多小仗,打了许多,不一一写了。我们在这一带打了无数次较激烈的战斗,但未能打退敌人进攻,同时目的也未达到,想建立根据地的希望又未成,打来打去还是无出路。

  这个时候,正是西安事变的前夕,但敌人却计划乘机集中力量搞西路军,除二马集中全部力量外,胡宗南几个补充旅【据史料记载:国民党中央军到河西支援二马部队的只有甘肃绥靖公署所属的一个补充旅,该旅由胡宗南部第一师二旅五团扩编而成,杨德亮(回族)任旅长。】已来增援二马,兰州飞机也出动助战,当时的情况是很紧张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西安事变的到来,也给了我全军以大的鼓励,全国的形势正走向好转,但西路军面前的问题未有解决。因此上级又确定西进到甘、肃二州方向去的计划,全军便向西出动了。

  当我据守水磨关时,在“双十二”事件的新形势到来之后,关于西路军行动问题,关于敌我力量优劣势之估计问题的分歧,则益形深刻化。“双十二”后,中央曾电示徐、陈东进,并探询情况,徐主东进,执行中央之战略意见,而陈昌浩则坚持西进,并漠视中央对永、山、甘一带是否可降落飞机等情况之了解。对敌我优劣势之估计,陈肯定我仍居优势,而敌占劣势;徐则认为所谓优势必须有人力物力之后备与供应,同时须有主动权,此二者在敌而不属于我,因此我占劣势,东进形势于我有利。但陈以军政委员会之主席的最后决定权,否认徐之正确见解。徐乃保留其意见。

  陈昌浩决定继续西进的方针后,但又不加以贯彻,故于祁连山以北之通道间徘徊犹豫,东西不决,招致西路军悲壮之惨败。

  (三)高台事件与倪家营子的决战,最后梨园口、康隆寺的失败

  西进的方向已决定,全军向西出动了。五军为前卫军,九军及总直属队为本队,三十军为后卫军,成梯队前进。这时敌人在我前进路上的前后左右阻止我军的行动,沿途有局部的战斗接触;又因受地形限制,左右两翼都是大雪山草地,人口稀少,不利于行动;加之我前进方向有20里的平川,沿途的村庄堡寨较多,敌人多半是骑兵,便利行动。由于这种种原因,我军为了防止敌人袭击,都是夜间行动为多。

  这一段的行程,正是冬季最寒冷之时,夜间行军常常是在零下三四十度,大家冻得手都不敢伸出来,有些人不愿骑马,怕冻得脚痛,在行动中徒步走的人也叫冷,嘴里出气一会儿,就在胡须上结成冰,一到天亮就可看到每个人嘴上都结着冰。而且每次一到达宿营地,不能马上得到休息,还要急忙做工事,挖枪眼,准备作战。虽然如此艰苦,但经过几天的行程,终于到达我们预定的方向了。

  前卫军(五军)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向高台、抚彝【抚彝:临泽县旧名,县城在今蓼泉镇。】前进,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便占领该两城,给守城敌军以重大打击,敌向西退去。五军除以小部追击退敌外,主力就住在高台城,并有一部分缴获。九军同时以一部兵力,受领相机袭入甘州之任务,但未果,又转过黑河到沙河南岸停止。后卫军(三十军)随后跟进,渡过黑河,到达九军的南翼倪家营子一带停止,与九军衔接上。各军一到指定的地区,就赶筑工事,准备作战。

  我们刚到倪家营子、沙河、高台一带,二马全部兵力又都集中到这一线,要与我军决战。敌人作战方针是找我主力军决战,战术上是采取各个击破我们的战法。当时主客观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决心不走,要建立根据地;兵力是过于分散的配置,通讯联络不便,战术上往往死守一地。物质上特别困难,我占小块,敌占大块。我军又疲劳,子弹也特别困难。而敌人当时的企图,是以一部分主力迅速围攻我五军,拿下高台城,而以另一部分主力对付九、三十两军,使我们一方面不能向高台增援,另一方面先作局部性的消耗战。待他拿下高台后,再集中所有的全部力量,来与我之两个军决战。由于我们自造弱点,算是中了敌人的计。

  我五军占领高台、抚彝二城后,大部分主力集中在高台一带,小部分兵力固守抚彝城,兵力配置城内城外各一部。如果要巩固城,是从城外来巩固城内的办法。不几天,敌人集中两旅以上主力及数千由青海调来战斗力强的民团(都有枪支)以及数门大炮,来围攻高台我五军。敌人的战法是:首先扫荡我城外的部队,逐渐缩小我防区,步步向内地推进。我每次将进攻之敌局部击退,先后血战六七天之久【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高台大战开始于1937年1月12日,止于1月20日,共进行9天。参见《红西路军史料》第3辑第34~35页。】,昼夜与敌奋战,而敌兵力继续增加。

  我因打了六七天,消耗很大,人力物力减少,已经打得弹尽兵疲,实行几次突围无效,中间又与我军(三十军)隔断,几次增援不上去,一时不能挽救危急的局势。最后敌人集中猛烈的炮火将城门打开,逐渐向内逼进,终于打进了城门;同时,五军占高台时争取过来的800多民团,未予很好改造,这时也掉转枪口打我们,形成里应外合。打到最后,我五军将士及伙马夫都上战场了,与敌人进行激烈的巷战,大部战死,小部被敌人俘去。宁都暴动主要领袖之一——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于此役英勇牺牲;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亦于此战中壮烈殉职。

  高台战斗是英勇牺牲之战,不是指战员不英勇,他们是尽了自己的责任的,主要是由于路线错误而产生的。他们的精神是不死的,连我们的敌人也承认这一点。由于高台五军主力的失败,五军守抚彝的一部兵力迅速突围出来,与我三十、九两军会合了。

  高台失败的教训,我看来有几点:(1)在战术指导上不应该为一城的得失而死战;(2)高台守军无电台联络,打了两天我们还不知道,未能早想办法援助之;(3)被争取过来的几百民团,未经过改造,即放心用人家,结果与敌人结成内应外合而失事了。高台事件发生后,对全军中影响很不好,当时作了解释,还没有什么。可是减少了作战力量,影响战斗力等也是事实。这是不能过于忽视的。

  高台事件发生,敌人更加疯狂起来,敌人各个击破我军的计划实现了一个。敌人接着实行第二个步骤,马上回师进攻我三十、九两军。我军的防务是以在倪家营子为中心的沙河西南一带,宽有三里,长有七里,位置是东北西南方向。三十军在倪家营子西南方向,九军在该地的东北方向,两军的阵地互相接合着,我方主力两个军共10个团,人数每团800人上下,另有总部直属队及五军剩下的小部分部队。

  敌人方面有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有数千民团(都有枪支),战斗力还可以,另有手枪团及宪兵团。敌是足数的编制,打少了可随时用民团来补充,子弹也充足。而我们打了无补充,子弹无来源,是无根据地的作战。我军的防务都布置在附近村庄的坚固土围子内,墙厚有三尺到五尺不等,一般来说,我们的防务还可以。

  高台战斗结束后,敌人马上集中优势兵力来围攻倪家营子,我军就开始应战了。我军地点是那样大,物质缺乏到极点,我们还坚持了一个月之久。在这一个多月中,除打大小仗无数次外,打了最恶的仗八九次之多。敌以主力对付我军主力(三十军),同时其余兵力也一样配合主攻方向一齐动作。

  敌人每次进攻,先用数门大炮,将我庄子土围墙打成缺口,然后以轻武器掩护大量的步兵向我阵地猛扑,而每次打到一定的距离时,我方举行反攻,将来犯之敌局部击退到原来防地去,在这多次战斗中,双方交锋时,步枪的作用不大,常常是双方拼手榴弹,到最后双方用大刀砍来砍去,战场上血流成河。同时每次在土围子外数米远时,我始与敌进行肉搏战。敌人拼到我围子里,我又将敌人从围子里杀出去,把敌人赶回原阵地内,双方形成对峙战。战斗的规律是以白天为多,从天亮打到天黑,下午我实行反攻,击退敌人进攻,战斗便告结束。有时候,我军夜间派小部队去扰乱敌人,使他惊慌不安,疲劳他。

  倪家营子战役中,敌伤亡一万名左右,其中被我用大刀、手榴弹杀伤的为多,都是一时难以治好的,因此敌人也是打得精疲力竭。我方呢?伤亡亦有几千人,人力物力弹药消耗都很大,又无补充;地区又是这样大,打到最后粮困水绝,村子不能住人,因大部分围墙都被打塌,无房舍可住;受伤的战士没有医药治,疲劳的战士也未休息过。这时双方打成对峙战,不分胜负。很清楚,我们再打下去就成问题了。我们这样战下去,敌人更高兴,因为敌是有补充、弹药多、有根据地的作战,而我们正相反,这样干下去我们是无结果的。

  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行动问题。走不走呢?不走是不成的,只有走才是办法。走向哪里走呢?当时确定向东进,再过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合去。问题确定后,开始向东出动了。我军行动多在夜间,沿途未打什么仗,两天后到达西洞堡一带。敌人又赶到与我军接触,敌先向我八十八师防地进攻,我军坚决抵抗,阻止了敌人的进攻。

  到第二天,敌又转向我八十八师的右翼猛攻,激战一天,到下午我军反攻大出击,将敌宪兵团全部消灭,缴获一部,这是西路军过河来第二个得东西多的一次战斗。本来这是个小胜利,可是当时领导者的狂热性又起来了,把这次小胜仗看成是大胜利,说敌人力量削弱了,以为这次胜利是决定胜负了,又否认东进的计划,依然转向西去,回到倪家营子一带。这个方针确定后,算是断送了西路军的命运了。

  上级又决定西进,全军回师向西行动开始了。行动部署是九军为前卫,总直属队随后跟进,三十军为后卫,一方面钳制敌人,另一方面掩护前卫军安全前进。前卫军及总直属队到龙首堡宿营,敌就开始围打,打了一天,我将来犯之敌阻止住,照预定方向进行突围,向倪家营子前进。我军刚出村又中敌人伏击,将队形打乱三次,总直属队伤亡较大,损失电台一架及小部分人员。我主力当时对敌人抗击,又重新组织部队,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这次战斗被打散人员事先知道去的方向,第二天就都到了。

  敌人得到我方电台及密码,马上发出假电报,叫后卫军(三十军)快前进,好中途伏击。我们接到电报后,看出不像我们上级的口气,发生怀疑,按兵不动,马上派人去侦察,果然发现敌人设下埋伏,将敌人的这一阴谋揭破。等到半夜里,在甘峻堡被敌袭击打散人员跑回三十军驻地报告后,就更加证明此事了。我后卫军当夜未动,待到第二天才出动,到第三天我后卫军到倪家营子,与前卫军(九军)及总直属队会合了。

  我军二次又回到倪家营子,各部分照上次住的次序住下布防。我刚到,敌人已回头追上来了,当天下午就有小的战斗接触,我一面作战,一面做工事及各种准备工作。敌人的部署也照上次的那样,以主力对付我主力(三十军)。二次回到该地,有八九天还是不断的战斗,而且比前次打得更加凶猛,除一般小战斗外,打的几次大仗如下:

  第一次战斗。敌人除后面预备队外,进攻部队有两旅以上,还配合有相当数目的有战斗力的民团。天亮时敌就开始猛攻,先用数门大炮轰击,将我守地围墙工事及障碍物摧毁,然后用大量步兵向我守军猛冲。待敌攻到我阵地附近,我方以大量预备队举行反攻,将敌击退。而敌第二梯队马上增援上来,再次的强攻。打到黄昏时,我方又行反攻,将整个来犯敌人打回原防地去了。这一仗,双方反复冲杀了三四次,打得非常凶恶。黄昏后,敌退回原防地,我守住原阵地,双方成对峙战。

  第二次战斗。敌人集中更大的兵力向我进攻,同样是天一亮就开始打起,打到天黑为止。敌还是老一套,先用炮轰击,随后出动数旅步兵猛攻。一次被打退,马上增援第二梯队上来,接着猛扑,反复肉搏几次,我将敌左右各路完全打退。我反攻数次,因敌占了我前面的土围子,有立脚点,打不动。失掉前面的一个小围子,被敌占去了,我向内紧缩一步。

  敌占我前面小围子,用大炮可射击我中心地区,对我威胁不小。这次战斗打到下午又成对峙战了。这个时候,我困难到极点,无饭吃,无水喝,周围打得快成废墟,也无房舍可住了。敌人兵力多,可调换使用,得到休息,我方则老是那几个人与敌死打,最感疲劳,战士们作战时也想睡觉,打得伙夫、马夫都上了战场。我军中有个妇女营(300多人),同样的到战场上去做工事,背树木做木城,此外还给前沿的战士们送饭、送水。

  第三次战斗。比任何一次都激烈。敌将所有的兵力集中向我左右及正面一齐猛攻,将我前面守备部队包围数层,一直冲到我防地内来与我后面的部队决战,最后我经过数次的反攻,将敌从我内线打出去,又与我前面的部队取上联络了。到下午,为要把来犯敌击退起见,我集中所有主力——三十军全部与九军的一部,实行大规模的反攻,肉搏四五次之多,将我防线附近的敌人打走。整个看来,敌人是不会全部退出的,我反攻当即停止,敌稍后收了一步,战斗又成对峙战了。这次战斗激烈到顶点,双方都是用大刀砍来砍去,交锋时完全用大刀手榴弹及刺刀硬拼,步枪只起掩护作用,在战场上杀声如雷,机枪炮声震裂耳鼓,真是震撼天地,闻之丧胆。

  我军二次返回倪家营子,又连续与敌人决战,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再战下去有灭亡之势,打得兵少粮缺又无子弹,水都没有喝的。这两次倪家营子决战是大不应该的,算是中了敌人之计。这两次决战是西路军失败的转折点,真是处在危急之中,情况严重到极点了。

  当时看到此地不成,遂向西北沙河方向转移,待了一天,看形势还不成,又向倪家营子西南转移到南流沟【南流沟应为南柳沟。据临泽县地名资料记载,此地有南柳沟、西柳沟、东柳沟,合称三道柳沟,因生长次生柳而名,今为新华乡属地。】,在此地又打了四五天。我军刚到,敌人就急忙追击上来,寻求我军决战。我住了几天,和敌人硬打了几天,天天与敌人杀来杀去,战斗之激烈及我们的困难,算是达到最高峰了。最后敌人猛扑,将我军住地一带统统包围住了。我在这样险急万分的条件下,还是与敌死拼,战士们打仗还是非常勇敢,终因敌占优势我处劣势,特别是我驻地无粮无水又无子弹,兵疲力竭到万分,致使我伤亡非常之大,部队都快打完了。

  我们已经是不仅处于被动,而且临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此地仍然不成,便星夜突围,转到梨园口去。我军经几天的恶战,兵力疲劳,饭吃不饱,没有水喝,又是连夜行军,到达梨园口,急忙布防,九军堵住我们左侧敌人的来路,三十军布置右侧,对付正面敌人。在我到不久,敌人又追击上来了,与我九军激战,我方顽抗数小时,抵抗不住敌人的进攻,我九军大部分在此地被敌人消灭,一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去,全体同志是英勇的,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也战死。

  此时,敌乘机向我防地突击,三十军派去两个团(每团二三百人),临时找阵地阻止住敌人。到天黑时,我军又向山里转移,经一夜的急行军,走了80里,到达康隆寺一带。当我军离目的地还有八里地远,此时天亮不久,敌人数旅骑兵又猛追击上来,我三十军后卫二六四团(200多人)被歼灭,二六三团也大部受损失。我沿途抵抗到康龙寺的前山,找高地抵抗,敌数次猛攻,我二六八团将敌击退,敌暂时停止进攻,我方固守。

  梨园口及康隆寺战斗。这两仗是西路军最后的大失败,时间大概是1937年3月上旬的时候。这时间,剩下的一部分干部和战士疲劳到极点,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境地了。失败到这样程度,算是革命以来第一次的惨败,相互间见面都在流泪,而敌人还在我们面前集结着兵力,不走,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当时天快黑了,我们连夜又出发,向山里行动,经一夜行军,天亮到石窝一带。

  我军才上山布置,敌两旅骑兵又追上来了,三十军以二六八团(300多人)转到我后面大山上巩固后路,以二六五团、二六七团各剩下的一部就地抵抗,掩护总直属及九军剩下的小部分上山。战斗三小时,抵抗不住敌人的进攻,我方伤亡200多人,小部分被敌人俘去,其余一面战斗一面后退上山,与后面掩护部队会合。敌人在山下未有追击,到下午4点钟我军都在山上集中了。

  到了这时,部队已溃不成军,大家相见落泪,而敌人还在我们的山下面,有继续消灭我们的危险。要出主意才成,否则的话,一个人也是救不到的。天黑之前,陈昌浩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分散活动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分散行动才是办法,如果再集中活动,有全部被敌人搞掉的可能。当时陈昌浩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1)现在是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点力量,待援西军过黄河后再去会合。

  (2)军队只剩这么多人,昌浩、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去。陈提出来后,向前同志反对离开部队,还要与部队一齐走,死也死在一起。当时各干部同意离开部队,减少目标。不过干部同意不是主要的,决定权在昌浩,最后昌浩决定他两个离开部队。

  (3)任务分配,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为左支队,由世才、先念、天焕带走,在左翼打游击;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及100多骑兵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走,在右翼大山上去打游击;总直属队剩下的大部分干部,与三十军一路去打游击。

  这个时候,真是惨痛到极点,大家都在落泪。会开完后,各自回去组织部队,准备天黑行动。有些伤病员不能跟着走,另组织小单位,派个排掩护,去打游击,各自逃生路。不多会儿天黑了,徐、陈离开部队,其他单位也各照自己的方向出发了。开始出动还走一条路,走不到三里地,就各自分开走了。

  三、西路军最后一部分到新疆

  (一)经过

  三十军在总的失败后,只剩下千把人及总直几个干部,组成一个支队,单独向祁连山方向打游击。这时,在惨痛情况下分开,上级与我们脱离时,只简单告诉我们的任务是——自找出路打游击。

  任务虽然简单,但在惨败后既无饭吃,又无向导,做起来却很困难。而且任务也不明确,究竟打到哪里?将来怎么办?还未得出明确的方向。另一方面,敌情仍很严重,敌人离我们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动,脱离敌人,就有被敌人最后消灭的可能。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们决定:第一步,先摆脱敌人。我们马上从石窝南下,钻进大山,经过极端艰苦的两三天急行军,到白大坂后,就将敌人远远的甩在后面了。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着。不幸的是,当晚从石窝出发时,有几个战士逃跑了,特别是几个高级干部私自脱离部队,影响了部队情绪与团结,增加了带队的困难,是很不应该的。当时我们曾为此事哭了一场。

  最不幸的是,当我们行军到柴沟河前,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及团长邹丰明、团政委黄英祥三同志,因伤重不能继续跟着部队走。当时的情况是,带上走会死在路上,不带上走敌人追来也活不成,李先念、李天焕和我亲自去看他们,又哭了两小时,但熊厚发同志却坚决不再走,并说:“我留这里,你们去打游击,只是要给我写一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最后,我们给他留下些药,派一个排掩护他打游击,就很悲惨的分别了。

  到白大坂后,部队已拖得精疲力竭,便住了两天,一方面休息整顿,恢复疲劳,并开些会议,进行解释工作;另一方面又怕住下不走,敌人会追击上来,便召开工委会(李卓然同志任书记)商讨今后行动问题。当时大家对摆脱敌人、保存力量、革命到底,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对部队向东打游击,还是向西打游击就发生了争论,有的主张向东打,有的主张向西打,最后工委会决定向西打游击,便趋于一致了。

  这时又发生了正确思想与不正确思想的斗争,就是李特提出,他要脱离部队回陕北或者到莫斯科去。当时李卓然、李先念、我和黄火青等同志,积极反对他的这种错误思想,我并且说:“目前正需要我们紧密团结,同生死共患难,你绝不能走,你要走,我报告中央说你开了小差。”恰好,当时我们电台还未与中央电台联络上,他给中央的电报也未发出,才作罢。在这次思想斗争中,卓然同志起了团结的作用。

  另外,曾日三、张琴秋、熊国炳、刘瑞龙、欧阳毅等五同志提出要单独行动,好减少目标,工委会竟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一连人掩护他们单独打游击。这在当时应团结一致行动下,是一个缺点。特别是以后我们由白大坂出发走了两天,到则苟【则苟:应为错沟,位于祁连山中,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水关乡。】时又遇上了分开的曾日三等同志,他们和我们联络,工委会同志又写信叫他们在我们行程半天后单独走,这样我们前走有牛羊肉吃,他们在后边走,既无吃的,又要顾虑后面敌情,影响了团结,是不对的。

  我们能完成西进直抵新疆,这些分散于祁连山之各股游击队,他们牵制与吸引敌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配合作用。我们能保存最后一支力量与相当数量的干部,这不能不估计到他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部队决定西进了,出发前,为了减少负担,轻装前进,只带一架电台,将另一架电台砸坏。同时,除每连配备较好的机枪两挺外,将多余的机枪统统毁掉。开始从白大坂出发,就循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脉迤逦前进。两边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们就在中间崎岖小路上行进。沟里的风很大,虽然那时已是春天,气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烟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军找不到向导,靠指北针走。

  吃饭找不到粮食、炊具,就用牛羊粪烧(烤)牛羊肉,刺刀做菜刀,瓷脸盆做锅,探条穿牛羊肉,既无盐吃,有时又无水吃。夜晚在山沟里露营,用枪托做枕头,大家冻得睡不着,有的竟至冻死。战士常不洗脸,浑身生满虱子,有的脸上死过七层皮。还有伤病员无药可上,大家脑子里时刻顾虑着敌人追袭上来。

  那时困苦真是达于极点,战士中有悲观情绪,我们就抓紧政治工作,加强部队团结,不断向战士做解释工作。行军时干部都不骑马,让伤病员骑,又找骆驼骑,有的一个骆驼骑五个人。一到休息时,我们就和战士们唱歌,因此上下团结得很亲密,每天清早出发时哨子一吹,大家便很快集合起来了。

  这样走了四五天,到达分水岭时,我们的电台和中央取得了联络。中央知道我们的行动情形,便打电报给我们,指示我们要保存力量,一致团结,并指示我们前进的方向:或去新疆,或去蒙古,由我们选择决定,不管去哪里,中央都派陈云同志去迎接我们。当时工委会讨论决定去新疆,马上电复中央。为防止敌人侦知我们行动消息,规定今后每周只通报一次,和中央取得联络,并规定了明确的行动方向。

  这时全体指战员非常高兴,情绪大大地提高了。虽然在以后行进的路上仍然饱尝和过去一样的艰苦,但在中央指示极大鼓舞下,艰苦奋斗,坚定了一致行动去新疆的整个信念,终于冲破一切困难而继续前进了。

  走了个把月,快到安西时,又碰上了安西有名的大风狂吹不已,飞沙走石,暗无天日,前后离两三米远即看不见人,只好前后拍掌联络,跟着脚印前进。

  这时,又发生打不打安西的争论,李特坚决主张打,并说:“安西只住着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安西住一天,部队可以补充一下。”结果工委会决定打了。当时出发到离安西七八里时,碰到一个刚由安西城出来的老乡,我们就向老乡探听城里敌情,据老乡讲:“城里原只驻扎敌人一个排,今天才到了两个旅。”李特不信,亲自叫来老乡问,老乡还是照实讲,李特即打骂老乡,老乡便改口说“敌军没有增加,还是一个排”。于是继续要打。战斗一开始,发现城内敌人很多,向我猛击,我看形势不对,便决定不打,迅速转移到王家围子。

  敌人跟着猛攻上来,我们即予还击,整整打了一天。我军原只剩下903人,这次战斗又伤亡了七八十人及一个团长,这是吃了主观主义的亏。当晚我们突围到白墩子,敌人骑兵又围攻上来,激战了一天,反复冲锋七八次,用运动防御战法,才阻止住敌人进攻。下午我们又继续前进,刚到红柳园子,已经精疲力竭,而敌人骑兵又追上来,我们与敌人顽强抵抗,到天黑时突围,进抵星星峡。

  从红柳围子到星星峡这一站,是戈壁、沙漠地带,不但找不到水吃,而且狂风骤起,尘土蔽日,对面看不见人。我们整整走了三天三夜,无饭吃也无水喝,大家渴得喉咙窒息,舌唇焦灼,当时有的主张杀马喝马血,有的竟要求向导撒尿喝。到了离星星峡不远时,即派参谋到前边侦察,有无水吃及电线杆子,那个参谋侦察到离星星峡七八里有一飞机场,机场附近有一大水池,大家便一拥而前,抢着喝水,每人喝了七八缸子。

  以后我们继续前进,到了星星峡,新疆部队派两个连在星星峡等着接我们。和他们取得联络后,即派两辆汽车接我们,并打着红旗欢迎我们,我们便坐上汽车开进星星峡住下。当时办事处主任招待我们很好,每天吃五顿饭,顿顿是猪肉大米,每顿吃五六碗,吃了三天还觉不着饱呢!

  我们到星星峡不久,又碰到新的困难,原来驻哈密的司令尧乐博斯与马步青、马步芳很好(都是回回),听说我们到了星星峡,他不知道盛世才和我们的关系,便派了60个骑兵、两辆小汽车及两辆大汽车,由他的两个人带着,到了苦水【苦水:地名,位于星星峡西北70公里处。】,当即通知我们,要进新疆需解除武装,否则武力解决。我们即与盛世才两个连商量抵抗,并回信说:“我们有13000人,现全国已和平,一致抗日,你来打我,就消灭你!”结果我们将他的四辆汽车扣住,将他的两个人杀了,那60个骑兵也跑回去了。不久盛世才来电说,尧已反水,省方已派出三个团及十几架飞机消灭他,要我们配合进攻。在两面夹击之下,尧乐博斯只带五十几人跑掉了。

  在星星峡住时,经过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的交涉,盛世才派飞机送东西给我们。部队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行军,到这时才得到休息整顿,战士们情绪很高,上下级团结也很亲密。到“五一”开纪念大会,我们部队和盛世才两个连都参加,我正讲话时,接到盛世才电报,派来三架飞机送子弹步枪等东西给我们,当场宣布后,全体战士鼓掌,马上带队到飞机场欢迎。

  接着陈云、滕代远等同志带来十辆汽车(运的物资),发给每人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筷子及一个碗,还带来哈密瓜给大家吃。当时一见到自己人,真是悲喜交集,不禁掉下眼泪来。陈云同志向大家解释:“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好力量,将来还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以后大家都坐上汽车开往迪化,沿途战士纪律良好,服从命令,高兴得很。另外,大家坐在汽车上,身上的虱子还蠕蠕而动,虽然极不相称,但却是一段有趣的插话。

  离迪化还有八里地时,苏联领事馆出城欢迎我们,会场设在一僻静的山沟里(为的是避免别人注意),摆着丰富的点心,彼此都很欢欣鼓舞。当晚即开进迪化,住在西关新建的纺织厂。第二天战士们看见苏联领事馆红旗飘扬,都拍手欢呼。陈云同志第二次讲话,指出我们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到达目的地,并报告国内形势很好。以后休息了个把月,又移住东关。为了统一战线关系,诡称是由东北开来的新兵营。但当地群众似已知道我们是红军,我们的纪律很好,很受群众欢迎。新兵营编了三个连学汽车,100多人学炮兵,学飞机、坦克,还有七八十人学文化,我们干部学战术理论,由苏联教官上课。新兵营由陈云同志领导。

  当时李特要求去苏联,我们几个人也要求去苏联学习,陈云同志再三解释说,就要参加抗战了,不要去了。接着季米特洛夫也写信给陈云同志转告我们,说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但不要去莫斯科,只负伤残废的同志可去。我们因不让去苏联就不高兴,而李特却用带挑拨性的词句说:“我们是失败的将军,苏联才不让我们去!”这样会影响战士干部不团结现象,今天想来,我们当时那样的态度也是不对的。

  以后毛主席来电报,叫我们主要干部先回延安,把部队交给邓发同志领导。

  (二)我们为什么能到新疆?

  (1)党中央首先是毛主席指示的正确。当我们在祁连山中彷徨前进时,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同在大海中看到灯塔,沙漠中获得路标一样,明确的确定了我们行动的方向,大大地鼓舞了我们前进的勇气。特别是派陈云同志迎接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照顾真是无微不至的。

  (2)我们是团结一致的。虽然在开始行动时有少数同志离开我们,但在整个行程中,我们是亲密团结的,干部战士间、战士们之间都是发扬了高度的阶级友爱,愈困难我们愈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特别是我们曾和个别同志妨害团结的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斗争。

  (3)我们发扬了红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我们从石窝出发到达星星峡,整整走了48天,经过了三个民族(蒙古族、黑番族【黑番族:旧时当地汉人对祁连山区藏族的称谓。】、黄番族【黄番族:旧时当地汉人对祁连山区裕固族的称谓。】)地区和人罕到的祁连山脉,以及从甘肃到新疆有名的穷八站,富八站,不穷到不富十八站,备尝了除苏联红军之外全世界空前未有的艰苦,才终于保存了力量,保存了干部,到达新疆。

  这是程世才同志1945年2月写的回忆材料,原载《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一书。这部材料形成时间较早,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作者程世才同志,湖北大悟人,生于1912年。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第三十军军长。后历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兼第十二支队司令员,辽南军区司令员,辽东军区副司令,东北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南满军区司令员,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卫戍区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为实现党的战略任务西渡黄河

<标题>=为实现党的战略任务西渡黄河

<类型>=g4

<作者>=康立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胜利会师,显示了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大团结,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宣告了蒋介石企图围剿、消灭红军于长征途中阴谋的彻底破产,从而造成了雄峙西北发展抗日的局面。党中央和毛主席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我党我军处境,制定了党的战略总任务,即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目的。

  要开创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援助,解决战略背靠问题。当时党中央毛主席指出:“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西渡黄河,夺取宁夏、甘西,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首要步骤。

  党中央和军委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组织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夺取宁夏。为了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中央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当时,给四方面军的任务: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阻拒南敌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准备同一方面军攻取宁夏。

  据此,四方面军总部的部署是:命令红三十军至靖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事宜;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南敌蒋介石嫡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的进攻;九军在会宁、靖远间做预备队机动,或随三十军渡河跟进,或反击南敌,并由朱德、张国焘二人将此部署转报军委。造船点选择在距靖远约40里在大芦子附近的一片山林里。

  10月26日,中央军委电令红九军渡河,指示“红三十军、红九军过河后,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并指出这是极为重要的一着。当时,敌机白天轮番轰炸扫射,封锁河面,给我军渡河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渡河主要选黄昏至日出前。到28日拂晓,红三十军、红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渡过黄河。

  为加强河西力量,打开战局,29日中央军委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萧克军长、周纯全政委率三十一军开进到黄河边。因彭德怀司令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改变命令,要三十一军返回。当天南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我监视敌人、看守渡口的五军,因无法向打拉池的红一方面军靠拢,奉朱德、张国焘两总命令,撤至河西的三角城看守船只,休整待命。

  此时,敌人控制了黄河东岸渡口,河西红军渡过天险黄河,突破敌人的河防后,不顾疲劳,先后击破敌骑五师三个旅的阻击。我九军、三十军与敌四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一个特务团,在一条山激战四天,毙敌骑五师参谋长马廷祥以下千余人,占领一条山,包围敌人一个多团,攻克重要渡口五佛寺,消灭宁夏马鸿逵一个团。河西红军取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作战,粉碎了蒋介石要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的企图。

  11月3日,中央军委电令河西红军进占永登、古浪一线,一条山、五佛寺地区留少部兵力扼守。5日,红军总部电示河西部队,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地开创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根据中央军委和总部指示精神,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集中主力西进,歼敌一部,占领上述地区为立足点,策应河东红军渡河作战为目的。

  由于河东敌人正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我红一方面军被敌压向东边,宁夏战役已不可能执行。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要点是将红一、二两个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向东转进,向山西发展;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向东转进,出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已渡河的河西红军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以直接打通苏联为任务,准备以一年时间完成之。

  11月10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为了统一领导,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包括: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11人,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全军共21800人,长短枪7000余枝。但作战部队只有16个团,13000余人。

  要创立河西根据地,直接打通苏联,任务很艰巨。因为要在敌人的心腹地区同数倍于我的马家三万多人的正规军和十几万民团武装作战。

  由于黄河沿岸渡口已落入敌人手中,我们与河东红军被分割开来,无法互相直接支援。中央军委征求西路军下一步行动意见:“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返回河东有何困难?”当时徐向前和陈昌浩不知道河东部队要向东转移,认为1936年12月打通新疆是可以的。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权衡了西进与东返的困难,认为东返不如西进,决心打通新疆,以解决背靠和补给问题,从战略上策应河东主力,并将上述意见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复电:同意向凉州前进,并告知新疆接济正准备中。同时中央书记处亦致电共产国际,说已令西路军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并通报了西路军西进路线,望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资。西路军接到中央指示,立即挥师西进,想趁天气不太冷、河西走廊敌军空虚之机,一鼓作气穿过去。

  这是康立泽同志《用血肉之躯开拓革命胜利之路》一文的一部分,原载《乌鲁木齐史志通讯》1987年第3期,转录自《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一书。康立泽,四川金川县人,生于1921年。1935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西路军第三十军工作,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回到延安。后历任军委二局股长,晋冀军区二局科长,四野二局一处政委,工程兵学校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第一军医大学、第七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政委,总后副政委,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虎豹口渡河西进

<标题>=虎豹口渡河西进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24日夜,红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西进。那时我是红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李先念同志是政治委员,李天焕同志是政治部主任。

  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面前是随着水波跳动的一排渡船,每条船由一个战士用绳子拉着,旁边集合着等待渡河的战士。身后的山坡上,是排列好了的机关枪和迫击炮,射手们都紧紧盯着对岸,那里正闪烁着敌人手电筒的亮光,夜风不时地送来他们相互喊叫的声音。站在我周围的是一群等待传达命令的战士和前卫师——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大家都屏息等待着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继续沉默着。我知道,虽然面对着敌人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但大家想到的决不是恐惧,而是如何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两个月以前,红四方面军已走出了草地,以后经过岷州,到达甘肃会宁县境驻扎。会宁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同志,忽然来到我们红三十军,传达了张国焘西渡黄河到宁夏建立根据地的命令,并提出“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这是中央的部署,所以部队经过动员,便士气高昂地顶着秋风,踏着落叶,浩浩荡荡地向黄河边开来了。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敌前登陆的军事训练。

  这天夜间,我们按照预定计划,在靖远上游15公里的地方渡河了。但是船到中流遇上了一片浅滩,过不去。我们三十军是一梯队,九军、五军、总直属队是二梯队。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全军同志今晚都在看着我们,这时,远远传来几声鸡啼,东方已泛起微明,我立即同李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并取得总部同意后,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辛苦了一夜的战士们,抬起被水浸湿了的船只,在天亮前赶了30里,返回了原驻地。

  第二天我们派人继续侦察过河渡口。经过一天的努力,侦察到虎豹口【虎豹口:又名河包口,位于靖远县城西南八公里处,是黄河的一个渡口。】可以渡河,并将敌人马步青部的河防部署情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当天下午,我带了八十八师团以上干部和二六三团(前卫团)的连、排干部,换上便衣,到河边看地形,我们隐蔽在河岸上,看到滚滚的黄河,从两山之间咆哮而来,浩荡直下,对岸的光秃山峦,重叠纠缠,起伏不尽。贴近河岸是一带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军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防守。敌人的工事不能不算严密,但它是挡不住我们红军的。

  八十八师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山谷较广的一个小树林旁边。薄暮,部队又一次告别了房东,悄悄地向虎豹口出发了。黄河南岸有许多村庄,为了保证群众的安全,政治工作人员劝他们不要出门送别。但在到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时,狗咬不已,为了不暴露我军行动,我们花钱将狗买下,把狗嘴堵住,并讲明红军渡河后,这只狗归还老乡。老乡说:“为了国家大事,一只狗算不了什么!”

  当晚10点钟左右,部队到达渡口。对岸的马家军不时地放着冷枪,大概是在为自己壮胆。当我的表针指向11点,我向周围的同志一挥手说:“渡河!”那些渴望着行动的战士们,立即将命令带回本班,霎时之间,虎豹口两侧轻舟齐发。我们坐在河边的指挥位置上,心情紧张得像弓上弦似的。二十分钟以后,对岸传来枪声,我命令火力掩护,顿时枪声、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先头部队投掷的手榴弹和掩护部队发的迫击炮弹,在对岸团团爆炸,战斗的火光,由河岸转向了小山。这时我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船只都陆续返了回来,河南岸的同志们高兴地跳起来了。有人喊,快攻打碉堡,有人急着登船过河去。掩护部队正以猛烈的火力掩护着船只往返。登上岸的部队,以勇猛的动作和步机枪、手榴弹的猛烈火力,迅速地将敌人河防军一个团固守的防线突破了,占领了几十个碉堡作立足点,守敌一个多连,除极少数逃命外,全部被歼灭。

  天亮时已渡过两个团的兵力。我从渡口回到指挥部,警卫员送来两碗羊肉汤面条,这时我才想起一天一夜没吃一点东西了。当我大口吞咽着又香又热的面条时,不禁想起了正在战斗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寒冷,马鬃上经常挂着白霜,风吹得皮肤像刀割似的,可是战士们还穿着单衣呢……想起这些,面条也难以下咽了,因为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我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地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忽然一声震天地的巨响把我惊醒,接着听到了飞机扫射声。参谋跑来报告说:有数架敌机在渡口上轰炸。我忙跑出去一看,还好,因为早已有防空布置,我们损失不大。敌机一跑,我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渡河。

  全军人马都渡过了黄河。红三十军仍是前卫军。第二天下午4时,八十九师在吴家川,以3小时的战斗,击退了马禄骑兵旅的阻拦,俘虏了200多敌人,缴获了800多枝步枪,10余挺机枪,70多匹战马。第三、四两天,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一条山一带。三十军还担任前卫军的任务,向西北警戒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马鸿逵部。九军和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部,向西南方向警戒马步芳可能从青海方向来的援兵。第七天,我率领八十八师两个团,在景泰县五佛寺,两小时就击退了敌人的骑兵团。

  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佛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当时我们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放弃进军宁夏的战略计划。事后得知,宁夏敌人兵力雄厚,定远营敌人派了好几个师控制着,恐怕打不进去,上级才改变了主意。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7只、小船10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做了些调查。

  不料第三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这时马步青、马步芳的主力已增援上来,三个旅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向一条山猛扑。守卫在一条山的八十九师两个团、八十八师一个团,在熊厚发、邵烈坤两位师长共同指挥下英勇抗击着,和敌人进行争夺战。

  军政治部和宣传队在一条山南面的一个小围子里陷入了重围。他们只有一个警卫排的战斗部队,其余的全是干部和勤杂人员,可是包围着他们的起码有1500个骑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首先将一个排布置在围子四周,然后将全体干部、宣传员、警卫员组织起来,共有几十只短枪,在天焕同志率领下行动。敌人从东南角冲了上来,天焕同志立即带着他们赶到东南角,守住枪眼,一枪不发等敌人冲到眼前,天焕同志一声喊“打!”几十枝短枪便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扔下了几十条死尸,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东南角刚打退,敌人又从西北角攻上来,那几十枝短枪就忙赶到西北角……就是这样,抢险堵口似的打了一天。

  黄昏,人也乏了,子弹也少了。但敌人铁桶似的围在外面。在暮色沉沉的远处,一队队的敌骑在穿梭似的奔跑,看来敌人正重新布置,似乎要在天黑以前来一次总攻。暮色渐浓,正当危急的时候,一条山南面忽然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一支红军队伍杀了过来。

  援军上来了,敌人四处奔逃,李天焕主任率全体同志打了出来,伙夫拿着扁担、宣传员拿着石头参加战斗。军政治部和援军会师了,指挥援军杀来的正是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这个年轻的指挥员经过连日血战,一身军装上已沾满了烟硝和尘土,满脸污垢,只有两只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还像过去一样精神。他一见到李天焕同志,就摇起他的手来说:“主任啊,这一天可把我急坏了。”李天焕同志说:“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在困扰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五马”指马麟、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他们都是西北回族军阀。】主力好几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民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部队暂时还有饭吃,但以后怎么办呢?天气已经冷了,全军还穿着过草地时发的一身单衣,冬装哪里来呢?……

  正当我对这些问题百思不解的时候,上级又来了命令:全军向甘北挺进,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于是,红三十军为右路军,九军为左路军,五军和总直属队跟进,全军向甘北进发了。

  这是程世才同志《烽火年代》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程世才时任红三十军军长,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虎豹口西渡

<标题>=虎豹口西渡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26日【应为10月24日,参见本书第17页脚注。】,夜幕刚降临不久,西风萧瑟,星星稀落。山坡上的灌木和野草,已经凋零和干枯,残枝败叶被秋风吹得漫山飞舞。岸边近处村庄的灯光全部熄灭,甚至连狗吠的声音也已经消失,整个东岸似乎一片寂静。只有浩莽的黄河水,愤怒地咆哮着,涌起一排排浊浪,一阵又一阵,不停地向着岸边陡壁的岩石上冲击着,拍打着,飞溅起几米高的水花,“哗啦啦”,“哗啦啦”,发出雷鸣般的巨响。……

  这时候,我红三十军奉上级命令,在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和代军长程世才同志(我们下面干部战士都称他军长)的带领下,正整装待发,要在这个深秋的夜晚,冲破黄河天堑和敌人的封锁,渡河西进!

  我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是渡河的前卫团。为了保证渡河成功,团首长决定,从全团九个连队和团部特务连里各抽出一个班,临时组成“渡河先锋连”。许多党员、团员都纷纷报名、写请战书,要求参加“渡河先锋连”。团首长最后挑选了一百多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打仗勇敢的英雄、模范,组成了“渡河先锋连”。“渡河先锋连”的连长由一营营长赵海丰担任。我原来在三营当教导员,也被团里临时抽调到“渡河先锋连”来当指导员。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望着急流滚滚的黄河和对岸敌人的灯光,深感任务的艰险以及肩上担子的重要和光荣!

  半个月前,我们红四方面军与一、二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境胜利会师,极大地鼓舞着战士们革命胜利的信心,党中央在致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贺电中也指出:“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并号召全军为开辟、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派各界各军,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我们“渡河先锋连”的指战员们都情绪高昂,大家想到的根本不是什么困难、艰险和恐惧,而是如何总结昨晚渡河没有成功的经验教训,想办法坚决完成今夜的渡河任务。

  昨天晚上,我们曾在靖远县城以西三十里的地方——红嘴子【红嘴子:村名,位于靖远县城西南四公里的黄河边,今属城郊乌兰乡。】强渡黄河。但是,由于白天我们观察河对岸地形时,河宽、有柳树挡住视线,没有看清整个地形。结果,我们船到中流,遇到了河中积沙形成的河漕、浅滩,船开不过去,好不容易把船运过去,行了一段,前面又遇到了深水。河漕挡住了去路,过不去,上不了对岸,怎么办?敌人又在不时地打枪,天色已将黎明,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是“渡河先锋连”,后面还有大部队。渡河的道路要由我们开辟,所有的同志都在看着我们。我们真想豁出去拼了!然而,这不是理智的做法。我军现在渡河的企图必须非常隐蔽。如果一旦暴露,将会使我军付出许多难以想像的代价和牺牲。

  渡河前,团首长给我们下达的命令是:见陆地就下船。就在我们下陆地走了一段路之后,却又遇到了河漕。如果把船从陆地上拖过来,渡我们过河漕,还得重新把船拖回去接大部队,大部队接来之后,还得把船抬来拖去,既不方便,又容易贻误战机。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渡口不理想,于是,立即派人过河回去,把情况向团首长做了汇报。

  不一会,团首长给我们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当我们刚刚撤回岸边,把伪装搞好的时候,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我们仔细一检查,发现少了六班一条船。这时候,如果六班这条船暴露目标,就会使大部队西渡黄河的计划毁于一旦,真把我们急坏了。幸好,没多久,六班这条船顺着河边从下游回来了。他们是沿着我们这边的河岸边回来的,所以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心上的石头这才算落了地,松了一口气。原来,六班这条船是在行进中,桨摇坏了。船在河中直打转转。于是,六班的同志就急中生智,用铁锹划着船,顺水而下。然后,他们再沿着岸边把船拉回来了。我们忘记了一夜的疲劳,与战士们一道,抬起水淋淋的船只,赶了十多里路,返回了驻地,并且很快又将船伪装好。

  这次渡河未成,不仅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使各级领导看清了红嘴子并不是一个好的渡口。于是,我们白天也顾不上休息,抓紧侦察过河渡口。经过大家的努力,上级发现红嘴子的上游——虎豹口可以渡河。

  这是一个现成的渡口,靠我们这边是一个陡岩,地势高。上船的地方有果园和村庄作掩护,必要时,也能组织火力掩护部队强攻。这天下午,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和团长熊发庆,又带领我们来这里看地形。我们隐蔽在河岸上,看着滚滚的黄河。在这里,虽然河口稍窄一些,只有200米左右,但是水流很急,从两山之间咆哮而过,浩荡直下,势不可挡。再看河对岸,虽然岸堤比我们这边缓一些,但是光秃秃的山峦,却重重叠叠,起伏不尽。贴近河岸边,是高低不平的起伏地。山上山下都有林立的碉堡,一看便知道敌军在这里有重兵设防。硬拼,是很难过去的,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夜间偷渡,出奇制胜。

  我和赵海丰同志吸取昨夜渡河失利的教训,对河岸那边的地形、敌情,尽量想摸清楚一些。我们通过严密侦察,发现虎豹口正对面的岸边上,有大小不同的四个碉堡。在滩头前面的陆地上,有两个碉堡,分上下两层,但上面是半截墙。再往后去一点,还不到河堤岸,又有一个碉堡,位于前面两个碉堡当中,使这三个碉堡基本上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上了堤岸,靠路的左边,有一个又高又大的碉堡,位于前三个的后方,可以随时支援前三个的火力。路的右边,有三四间小房子,也在堤顶上,基本与大碉堡在一条直堤上,后面的大小碉堡与房子之间,有一片梨树。并且隐约可见,这四个大、小碉堡,都是砖砌的。再往后去,就好像是一条街。我们经过反复分析估计,前面三个碉堡,可能各有一个班的兵力,后面那个大碉堡里,是敌人的一个连部。房子里可能住着随时准备支援前面部队的两个班,其余的敌人,大概住在街上。打完仗之后我们去察看,证明我们这个分析和估计是正确的。从对岸的设防来看,敌人对这个渡口的防守非常严密,是作为重点设防的。

  根据侦察到的这个地形和敌情,我和赵海丰召集班排长再开“诸葛亮”会,重新研究和布置我们渡河作战的方案。我们研究后的部署是:全连总共十二条船,一个班一条船,十个班十条船,连长赵海丰和我各带一条船。各班船上有十二个人,赵海丰和我的船上各七个人,每条船上还有两个民工掌舵。全连六挺机枪,分别放在一、四、五、九班以及赵海丰和我带的船上。我和赵海丰的船上,各有一个司号员、两个机枪手、三个通信员。上岸之后,赵海丰连长带领一排,指挥一、二班打滩头前面的两个碉堡,三班打掩护,兼作预备队,我带三排,打大碉堡与那三四间房子里的敌人;二排的任务是打滩头两个碉堡之间的中间碉堡和向街上发展。一排打完碉堡后,向左发展,负责左边警戒;三排打完碉堡和房子后,向右发展,负责右边警戒。当时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尽量偷袭,上岸之前不让敌人发觉,我们不打枪;一旦被敌人发现,我们就在我方岸上部队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火的支援掩护下,组织强攻,保证渡河成功。我们将这个作战方案报告上级,上级也完全同意。

  黄昏时分,我们又一次告别房东,抬着木船,沿着高低不平的起伏地,步行了十多里路,来到黄河东岸。进入黄河岸边之后,我们就在比较低凹的河漕里行走,一步一步地把渡船伸入河内,并用绳子拴住,牵在手里。这一天,虽然敌人派飞机对我们进行多次侦察、轰炸,但由于整个部队隐蔽得好,所以并没有什么伤亡,敌人也没有发现我们的渡河企图和行动。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不停地过去,战士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执行渡河的命令。我和赵海丰此刻也更加繁忙。我们利用还没有下达渡河命令的点滴时间,进一步深入到每条船边,与班、排长和战士们更加仔细地研究渡河和登陆后的每一个动作顺序,以及出现意外情况之后如何处理的办法等等,使作战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细致。因为战士们清楚地知道,前面不仅有黄河天险,而且敌情是非常严重的。

  根据上级的通报和我们侦察到的情况,知道除了我们看到对岸滩头上敌人和碉堡以外,实际上敌人的河防部队是敌马步青的骑兵第五师,该师下辖三个旅和直属炮兵团、工兵团、特务团,其中骑兵第一旅防守脑泉、尾泉一带,骑兵第二旅防守靖远县对岸的中泉子、中和堡、三角城一带,步兵旅防守五佛寺一带,并由该师参谋长为河防总指挥。因此,我们把渡河的准备工作多做一分、做好一分,我们渡河时损失就会减少一分,渡河胜利成功的把握就会多增加一分。

  为了进一步做好渡河准备,我们还运用军政委李先念亲自伐木造船的事教育大家。所以,每条船上,战士们讨论得都很热烈,分工也很具体。譬如谁划船?谁摇橹?谁打枪?谁联络?船舵坏了怎么办?离开了船队怎么办?被敌人发现怎么办?对岸有浅滩怎么办?对岸是陡壁怎么办?登陆之后如何向碉堡接近?怎样按各自的分工攻碉堡、打房子?班、排长负伤或者牺牲了怎么办?等等,战士们都一一做了细心研究,想出了解决的办法。

  打过仗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进攻前的一段沉寂,总会觉得时光走得太慢,往往一刻钟有一天那么长,也许还感觉到不止一天。但是,今天夜里,由于我们十分紧张,到每条船上去再次检查渡河准备,时间也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和赵海丰刚刚回到各自的船边,突然团长熊发庆向我们传来了口令:“渡河!”

  “渡河!”我几乎是在飞身跳上船的一刹那,对全连同志下达了渡河命令。战士们早就渴望着渡河行动了!霎时间,虎豹口一侧轻舟齐发。我们一个个奋力地划着桨,使得小船像离弦的箭一样,“嗖”、“嗖”、“嗖”地前进。这时候,大概是夜间11点钟。

  我们的船队是按这样的队形前进的:一排在前,三排紧跟,二排在后面。实际上,一行船之后,一、三排加上我和赵海丰的八条船,几乎是一字儿摆开,并排行进的。但是,一排长李国忠带的那条船,却是一路领先,总是航行在其他各条船的最前面。为什么李国忠带的那条船,总是航行在船队的最前面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李国忠是四川人,大个子,他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死。这次西渡黄河,临时成立“渡河先锋连”,他一再要求参加,反复说明他要西渡黄河,消灭国民党军阀的决心和自己参加“渡河先锋连”的有利条件。被批准参加之后,他热情地向全连介绍自己渡嘉陵江的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根据夜间偷渡黄河的特点,组织全排做好渡河和上岸歼灭敌人的各种准备。

  李国忠带的那条船,就像多级火箭一样,“嗖”、“嗖”、“嗖”,不断地飞速向前驶去。突然,一个大浪扑过来,把李国忠那条船冲回来一两丈远。我们船上司号员说了声:“不好!李排长的船被大浪冲回来了。”可是,等我看他那条船时,他已经与船上的战士一道操动双桨,奋力紧划,借着一个回浪的力量,又使船划到了船队的最前面。

  当我们的船行驶到河中心的时候,对岸的敌人大声喊着问:“干什么的?”同时,敌人亮起了一束电筒光,慢慢朝我们船上照来。这使得我们吃惊不小,紧张万分。大家一面做好战斗准备,一面用手中的铁锹、木板,拼命地划着。只听得李国忠排长以极其平静的声调,操着他那老家四川的地方话答道:“家里有病人,找医生的!”

  趁敌人没有立即问话的当儿,我们的船划得更快、更用力了。小船在风声、波涛声中飞速地前进,离彼岸的岩壁越来越近了。敌人又一道电筒光向我们照射过来。这一次,由于我们离敌人近了,所以光线也比上次强了,我们的心情也更紧张了。敌人用电筒光照了照李排长的小船,似乎不相信李国忠的答话,又大声问道:“真的是病人吗?”“是的,老总!不信,你们停会儿可以看看。”李国忠排长又答道。

  这时,这莽莽的黄河,并没有因为我们要完成重任而收敛起它的一点凶猛。相反,它在黑暗的夜色中,更加逞凶逞狂,忽而群峰壁立,把我们的小船掀起二三尺高;忽而水势急下,把我们的小船从峰尖上甩落到浪底里;忽而团团旋转,把我们的小船卷进成串的旋涡之中。我们虽然在黑夜里,船与船之间看不见,甚至同一条船上的人也互相看不清楚。然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使命,却将我们全连同志的心拴在一起,变成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力量,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奋力地与黄河上凶猛的急流浪涛拼搏,迅猛地操控着船朝着对岸前进。

  可是,不管我们如何协调一致,如何奋力划桨,也不管船是行得如何的快,我们心里总是觉得船儿行得太慢。我们真是恨不得一桨把船划到岸边,然后一步冲上岸去,全部消灭对岸的敌人。这也是我们“渡河先锋连”全体指战员共同的心愿和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不管如何奋力划船,如何与风浪进行搏斗,都不感到累,都不觉得怕。约莫过了二十多分钟,风声渐渐小了,浪涛也慢慢低了,我们已经在一边划船,一边做着靠岸登陆的准备工作。

  我们的登陆地点,选择在对岸的一个小树林旁边。可是,当李国忠带领一、二班战士下水上岸之前,却被敌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叫喊:“共匪来了!”“共匪来了!”并瞎打枪。听到敌人的喊叫声,我们的动作更快了。李国忠带领一班下水刚上岸,二班、三班和三排以及赵海丰和我带的八条船的人也相继下水上岸了。我们一上岸,就按照预先分配给各自的任务去执行了。

  李国忠带一班打左边的碉堡,赵海丰带二班打右边的碉堡。我上了滩头之后,一面指挥八、九班打堤头上左边那个大碉堡,指挥七班打路右边的房子;一面要通信兵向对岸打信号弹,报告我们已经登陆的消息。对岸掩护部队的机关枪、迫击炮以猛烈的火力,支援着我们登陆,河两岸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

  事先,上级首长和炮兵,都曾和我们研究过,如果偷袭成功,后面火力怎么掩护;如果偷袭不成,变成强攻,后面火力又是怎样掩护。现在,后面的火力正按照第一作战方案,支援我们打碉堡和路右边的房子。渐渐地火力向后延伸,向纵深发展,打堤岸的敌人和小山上的敌群。同时,我们上岸之后,也就很快安排每条船上负责撑船的同志,迅速将船划回对岸,去迎接大部队渡河。

  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李排长和赵连长分别带的一、二班,都遭到碉堡里面敌人的顽强抵抗。敌人的火力很强,我们的战士很难接近。不多一会,一班长就负伤了。李国忠排长看到一班长被敌人打伤,眼都气红了,牙也咬得格格响。他脑子一转,一个就地翻身,滚到右边一个沟坎里去,迅速爬起来猫着腰,沿着沟坎,转到左边碉堡的后面。然后,他猛一起身,同时向碉堡里投了一束手榴弹。只听得“咣”的一声,一阵火光冲天,敌人左边的碉堡被掀翻了,碉堡里面的敌人也同砖石、枪支、弹药,一齐飞上了天。

  一班炸掉左边碉堡,对二班和其他战友是极大的鼓舞,不一会儿,二班也在赵海丰连长的指挥下,用手榴弹炸了滩头右边的碉堡。此刻,我正带领八班、九班的同志,攻打中间的那个大碉堡。这个碉堡,不仅四周墙壁高,而且火力猛,里面有两挺机枪,向我们猛烈的射击。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估计的,于是,重新调整了力量:赵连长、李排长带领一排的同志,支援八班、九班,打堤岸之上路左边的这个大碉堡。我带十班的同志和一挺机枪,去支援七班,打路右边的那三四间房子。三排的同志,已经从旁边穿插到两个碉堡之间,他们兵分两路,五班、六班留下打堤岸下面正中间的那个碉堡,四班则进一步前进,准备向街上发展。

  现在,我们是一路在左,一路在右,一路居中,在堤岸的上上下下,与敌人同时作战了。但是,目前整个战斗的关键是打堤岸上面的大碉堡。能否尽快地拿下这个大碉堡,决定着我们上滩头之后能不能站住脚,掩护大部队渡河,继续向纵深发展,甚至决定着我们渡河会不会前功尽弃的问题。因此,我们全连作战的中心是打这个大碉堡。

  此刻,大碉堡里的敌人疯狂地、拼命地负隅顽抗。这显然是一个连队的指挥所,里面除两挺机关枪外,还有十几枝步枪。他们把机枪、步枪的子弹,打得如同飞蝗一样,组成严密的火力网,使得我们每向前靠拢一步,都得付出重大的代价。为了攻打大碉堡,一班长和几个战士,已经先后光荣牺牲了。敌人居高临下,又有碉堡作掩体,火力发挥得很好,我们则在堤岸的下面,没有地形地物可以利用,无法发挥火力,一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在这危急的关头,传来连长赵海丰的声音:“一排长,想办法上去把敌人的火力点干掉!”“是!”李国忠一面坚定地回答,一面沉着地向四周观察着。很明显,从正面冲上去,敌人火力猛,地形又开阔,是不行的,非得从两侧想主意。突然,他借着敌人机枪里喷射出来的火光,透过黑色的夜幕,发现左边不远的地方有两棵树,树旁边有一个半人高的沟坎。这是敌人还没有注意的地方。

  只见李国忠冒着敌人的弹雨,迅速地爬到树旁边,俯伏在沟坎的下面,对敌情、地形进行仔细观察,发现敌人不仅碉堡的工事坚固,而且射孔较多,形成了交叉火力网,不靠近用手榴弹把碉堡炸掉,战友们是无法前进的。他摸了一下身上的手榴弹,总共带了八枚,其中有四枚是事先捆在一起的。他稍微调整了一下身上手榴弹的背法,进一步做好炸碉堡的准备,便向前面左侧的火力点爬去。

  “嗒嗒,嗒嗒嗒”,李国忠前进不远,敌人就向他射击了,子弹在他身边横飞,打得泥土四溅,随时都有中弹的可能。他再次判断了一下四周的地形,机灵地往旁边的土坎一滚,避开敌人的火力,然后又趁着敌人射击的间隙,迅速地向前爬去。

  敌人的枪声越响越急,李国忠离敌人的碉堡也越来越近。子弹在头顶耳边呼啸擦过,他时而匍匐前进,时而侧身挪动,30米、25米、20米……在离碉堡十多米的地方,他迅速掏出一枚手榴弹,向碉堡投去。

  “轰!”的一声,敌人暂时停止了射击。就在这一瞬间,他乘着未散的硝烟,一跃而起,猛虎般冲到碉堡射孔前,神速地从背上取下捆着的四枚手榴弹,想往射孔里捅。可是,射孔太小,捅不进去,怎么办呢?李国忠排长思考了一下,当机立断。他紧贴着一个步枪射孔的翼侧,拧开一枚手榴弹盖,拉出了导火索,然后迅速从这个射孔里把手榴弹塞进去。又“轰”的一声,不仅使这个射孔里的步枪立即变成了哑巴,而且原先的小射孔也炸成了一个大窟窿。

  这时候,碉堡里面的敌人疯狂地射击。他猛一转身,往土坎下一滚,敌人的子弹全扑了个空。此刻,赵海丰已命令所有的机枪、步枪,朝敌碉堡射击,以掩护李国忠。隐蔽在土坎后面的李国忠,随即向敌人甩出一枚手榴弹,并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重新冲到碉堡射孔的左侧。他右手猛地一用劲,把捆在一块的四枚手榴弹贴着碉堡举了起来,左手拉燃了导火索,然后敏捷地向前跨了两步,把四枚手榴弹通过刚刚被炸开的窟窿,塞进碉堡。可是,敌人却将手榴弹从窟窿里往外推。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情况万分危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国忠猛地扑向碉堡,用他那厚厚的胸脯堵住了碉堡上的窟窿,堵住了敌人往外推着的“嗤嗤嗤”地冒着白烟的手榴弹。一秒,两秒,三秒……“轰!”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被炸开了花,敌人的机枪、步枪被炸飞了,碉堡里的敌人也被炸死了。

  前进的道路扫通了!可是,年仅20岁的李国忠排长,却为我红军西渡黄河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当时由于战事紧急,战斗频繁,我们没有来得及向上级为这位英雄的排长请功,部队就又执行了新的战斗任务。但是,他的英勇事迹却深深铭刻在我们每个同志的心里,鼓舞着我们前进!“冲啊!”“杀啊!”向李排长学习!”为李排长报仇!”一排同志高呼着口号,怒不可遏地扑向大碉堡里残存的敌人。

  接着,二排打下了堤下中间那个碉堡,我们也将右边房子里的敌人消灭了。大碉堡到右边的房子,中间有一条交通沟,而且房子四周没有什么射击工事,里面又住着预备队,所以比较好打一些。我们顺着交通沟刚冲上去,房子里的敌人已跑了一些。河防军守敌一个多连,除少数逃命和11个被我俘虏之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击毙了。

  我们打下了大碉堡和路右边的房子之后,迅速烧起三堆火,以此向上级指挥部和对岸的部队报信:我们已经上了堤岸,打下碉堡了!同时,号兵也吹起了嘹亮的军号,与后面的大部队进行联系。刹那间,正在渡河和对岸的部队沸腾起来了,他们欢呼胜利,欢呼我们渡河成功。

  不一会,对岸上,我们的重机枪就不打了。紧接着,一营的几个连也上岸了。我们团渡河的顺序是一营、三营、二营。我和赵海丰在打碉堡得手后,立即交换了意见,就带领部队沿渡口两侧向前面街道的纵深发展了。

  在这次渡河作战中,我们缴获了敌人三挺机枪、四十多枝步枪,但是,最重要的是缴获了敌人的两条船。这两条船,比我们的船大得多,每条船一次可以乘渡五六十人,在整个部队的渡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昨天晚上渡河时,天还是好好的,但是下半夜,特别是接近天亮,渐渐变得雾沉沉的。一阵西风吹过之后,身上突然觉得一股寒气,用手一摸,原来身上还只有一件单衣,而且已经是一天两夜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昨晚,精力高度集中到如何渡河上,所以不感到冷,不觉得饿。现在,渡河成功了,就觉得身上冷了,肚子饿了。这时候,我由自己想到了全连的干部战士,想到了政治指导员的责任,立即召集党员骨干开会,让大家分别动员全连同志,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乘胜追击敌人。没有多久,我们的正面已经发展到两里多路宽,纵深已到了街的西北面,离堤岸已三里多路了。这时候,我们由于渡河成功,完成了“先锋连”的光荣任务,心里是多么兴奋、多么的高兴啊!

  但是,东方刚刚泛起了鱼肚白,敌人就用了一个多营的兵力,向我们扑来了。这时候,团长熊发庆带领一营、三营和二六八团的一部分部队,进行了坚决有力的反击,很快就把扑来的敌人打垮了,歼灭了大部分。到天亮时,我红三十军已经渡过了两个团的兵力!我们临时组建的“渡河先锋连”就算完成了任务,我和赵海丰以及全连的同志,也按照团首长的命令,重新归原建制。

  在归建之前,团长熊发庆对我们全连同志讲了话。他说:“大家这次渡河很勇敢,执行命令坚决,仗打得很好!这次渡河,你们立了头功!大家回到原部队后,要继续努力,完成好各种战斗任务。因为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要你们去战斗。我们要为英勇牺牲的同志报仇,要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战斗任务!”

  接着,军、师首长也都陆续渡过河来了。我们已经渡过河的两个团,根本没有休息,二六八团一路向左边发展,二六三团一路向右边发展,乘胜继续前进,追击敌人!

  大约经过三天多时间,我红三十军、红五军、红九军和总直属队的一部分同志共两万多人,就全部渡过了黄河。没多久,红西路军的名字就正式叫开了。当时,我们在基层工作,许多情况不清楚,只知道徐向前为红西路军总指挥,陈昌浩为总政委,王树声为副总指挥,李特为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我们红三十军的代军长是程世才同志,政委是李先念同志,政治部主任是李天焕同志。

  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一军和总直属队的另一部分同志,因敌胡宗南部尾追甚急,在虎豹口渡河未成,接着又在水泉堡被敌军所阻,渡河亦未成。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总直属队部分同志渡河后,我们红三十军仍继续执行前卫任务。这支前卫军,像一把利剑,刺向敌人的腹心地带。第二天下午4时,我八十九师在宋家川【宋家川:应为吴家川,今为靖远县刘川乡属地。参见本书第18页脚注。】,以三个小时的战斗,击退了敌骑兵旅的阻拦,俘虏了200多敌人,缴获了800多枝步枪,10余挺机枪,70多匹战马。

  我红三十军当时执行前卫任务,主要是向西北警戒敌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敌马鸿逵部;红九军和五军作为前卫军的预备队,并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军的增援,向西南方向警戒敌马步芳部可能从青海方面来的援军。我们团和二六八团渡河后,随即向纵深发展,很快就控制了北部的北湾、山字塔一带,并继续向前发展进攻。后来,我们又在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的带领下,乘胜前进,追击敌人,一直追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

  录自周纯麟同志《血战河西走廊》一书。周纯麟,湖北麻城人,生于1913年。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后历任团长、副师长、师长,华东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司令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壮士西渡黄河去

<标题>=壮士西渡黄河去

<类型>=g4

<作者>=郑维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会宁会师不久,党中央决定发动宁夏战役,令红四方面军在靖远附近西渡黄河,北取中宁和定远营(阿拉善左旗),完成战役目的后,再经绥西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援,东进抗日。这是会师后我们执行的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尽管困难很多,但大家豪情似火,兴奋不已。

  我们师奉命担负渡河前卫,为主力开辟登陆场。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下,大家精心地做着各项准备。10月23日,接到方面军的渡河命令,我们确定二六三团为前卫团,二六五、二六八团为第二梯队,趁夜抢渡。因侦察不周,渡河点选择不当,船至河心,才发现这里是河心岛,主流还在那边。为不暴露渡河企图,只好返回。

  重新侦察后,24日夜半再渡。月淡、天黑、风紧、浪急,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顶寒风、战恶浪,在河包口偷渡成功。二六五、二六八团相继过河,猛打猛冲,打散了马步青的河防团,控制了登陆场。当时只有十五六只木船,又因白天敌机封锁河面,部队主要靠夜渡。飘摇的小船在咆哮的黄河中,往返一次就需要一个多小时,所以直到30日,三十军、九军、方面军指挥部和五军才陆续渡完。四军和三十一军还未渡河,胡宗南的重兵赶来,隔断了两岸红军。东岸未渡河红军奉命向打拉池、海原一线集中,执行新任务;西岸红军按计划北进一条山地区,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

  向一条山进击时,我师与八十九师在吴家川、尾泉并肩战斗,于10月27日击破马步青骑兵第五师马禄旅的阻击。尔后,八十九师向景泰前进,我们师接连打破祁明山旅和韩起禄旅一个团的阻击,攻占重要渡口五佛寺。同时,九军也占领锁罕堡(今兴泉)、打拉牌【打拉牌:应为大拉牌,地名,在今景泰县南部大安乡。拉牌:当地方言,是从崖面通往崖下的狭窄通道,也称岘道。这一带有大小拉牌各一个。】地区。至此,一条山大部村寨被我占领,为进攻宁夏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统治甘、青两省的土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兄弟,对红军西渡非常恐慌,既怕红军进击西宁端他的老巢,又怕蒋介石借“剿共”之名,派嫡系部队并吞他的地盘。因此,当我军渡河后,即派马元海为总指挥,率两个旅向一条山增援。11月2日,马元海从寺儿滩向我进攻,被击退后,3日又纠集三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向我进攻。我师在八十九师、二十七师支援下奋起迎击,经两天激战,毙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廷祥以下1000余人,制止了敌人的进攻。

  一条山是个地贫人稀的地区,很难筹集到粮食。水也是咸的,大部队实在难以久驻。方面军总部根据军委的意图,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拟首先消灭马步芳的野战部队,占领平番(今永登)、大靖、古浪、凉州(今武威)地区为立足点,伺机策应河东部队西渡。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央已有了放弃宁夏战役的意图。

  1936年11月11日,军委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西路军指挥部决定按计划发起平大古凉战役,部队开始了首次西进。我们三十军为右翼纵队,沿古长城南侧向大靖、凉州前进;九军为左翼纵队,向古浪进击;五军在三十军后跟进。这时的河西走廊,已是呵气成冰了,衣不御寒的我军,其苦不言自明。但是,满怀胜利豪情的勇士们,有压倒一切敌人和排除万难的英雄气概,他们顶着刺骨的寒风,迎着扑面的沙土,奋勇前进。

  这是郑维山同志《河西喋血》一文的一部分,录自《悲壮的征程》。郑维山,湖北麻城人,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红军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后历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六十三军军长,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0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渡黄河征途险

<标题>=西渡黄河征途险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规定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中央军委于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计划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夺取宁夏,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以便获得物质援助,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当时,敌情是比较严重的,蒋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已进至秦安地区,王均及关麟征的部队正向天水地区集结,毛炳文部正向陇西、武山地区集结。东北军驻防在海原、固原、平凉、兰州地区,该部虽然与我军有统战关系,但在蒋的逼迫下,也摆出了进攻红军的姿态。

  四方面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主力集结于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静宁一线,进行运动防御战,抗击蒋嫡系的进攻;同时,确定以三十军为渡河前卫军,开赴靖远附近,加紧进行渡河攻宁的准备工作;以四军、三十一军作后卫,掩护部队北撤。

  10月26日【应为10月24日。参见本书第17页脚注。】,三十军在靖远城西的虎豹口强渡黄河成功,我们九军当夜跟进渡河,四方面军直属队随后于28日渡河。10月30日,五军在三角城渡河。

  渡河第七天——11月1日,三十军攻占五佛寺,与马鸿逵部交锋,并将马步青第五师骑兵一旅围困在锁罕堡以北地区,由于轻信其假意接受“联合抗日”的要求而放跑了敌人。接着,马步青、马步芳两部的主力一齐赶到一条山,寻机与我军决战。部队在一条山地区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虽然击毙了马匪骑五师参谋长、前敌副总指挥马廷祥,歼敌6000余人,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

  11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令“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0日,正式批准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凉、肃地区,南连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北临一望无边的蒙古大沙漠,中间是号称“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带,既不利于大部队回旋作战和久驻,也不便于小部队的游击活动。不论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来看,还是从群众基础、敌情变化等方面来说,都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再加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朝令夕改,时而命令西进,时而命令东返,客观上给敌人提供了调齐兵力的有利时机,遂使敌我形势逐渐变化,我军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步步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录自方强同志所写《红军战士话当年》一书。方强,湖南平江人,生于1911年。1926年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秋收起义,先后任中央红军警卫营、团、师政治委员,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了西路军艰苦转战。后历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第四十四军军长,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学院院长、政治委员,国防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六机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渡黄河路漫漫

<标题>=西渡黄河路漫漫

<类型>=g4

<作者>=饶子健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10日,这对于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来说,简直是一个难忘的节日。这一天,党中央从陕北派聂荣臻同志率领一方面军的一支部队西进,专程来到甘肃会宁,迎接我们二、四方面军一道北上抗日【根据长征史料记载,聂荣臻同志未到会宁参加一、四方面军会师,而在兴隆镇(时属甘肃静宁县)迎接二方面军,到会宁同四方面军会师的一方面军领导干部是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陈赓同志。】,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当时,我们刚走出草地,一听到胜利会师的消息,整个部队都沸腾起来了,战士们欣喜若狂,斗志昂扬,大家互相转告着喜讯:“这下可见到光明啦,我们再有个四五天就能喝到延河水啦!一方面军的同志还带来很多羊毛、棉衣给我们御寒呢。”我所在的红五军三十九团的战士们,见到我后就急着问:“参谋长,我们何日动身?早一点走吧,到了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就不愁打不了胜仗了!”

  一年多来,笼罩在战士们脸上的悲云愁雾,此刻已荡然无存,扑面而来的是春天般的欢乐气息。在这喜悦的时刻,我的精神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回想起一年多来走过的曲折道路,不免思绪万端,多不容易啊,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然而日子不长,又传来命令,要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建立甘西根据地”,“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打通国际路线”。

  方面军指挥部以三十军为先锋,于10月25日【应为10月24日,参见本书第17页脚注。】在靖远虎豹口强渡黄河,在一条山击溃了马步青骑五师的河防部队,控制了渡口,节节向前推进。接着红五军、九军及总部一部分也渡过河去。这时,敌情突然起了变化,我红四军、三十一军及总部一部分正当准备过河之际,被尾追之敌胡宗南部所阻,未能渡过黄河。未能过河的部队反而因祸得福,立即转向东去,开往陕北,走向党中央、毛主席身边。

  我们西渡黄河之后,正值甘肃北部高原天寒地冻的隆冬季节,夜晚气候格外寒冷,究竟是零下多少度,没有温度计,谁也搞不清,头几乎冻成了一个冰疙瘩。这时候谁也不敢用手使劲去捂一下耳朵,因为一不当心,耳朵就会被手扳掉。寒冷袭击,风沙肆虐,呼吸格外困难,同志们就从棉裤腿上撕下一块布来,将耳朵至嘴巴包住。然而,不一会儿,嘴中哈出的气体,就在嘴巴下结成一根根冰柱。这时候,整个脸部和四肢都冻僵了,处于麻木状态,谁也感觉不出这嘴巴下新生出的沉甸甸的“银须”是一种负担!

  除了这奇特的寒冷,脚下的路就更成问题了。浩瀚的沙漠在狂风的翻动下,飞沙迷雾,扑打得人双眼难以睁开;松软的细沙,一脚踩下去足以陷进脚脖子。同志们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历经无数艰难困苦的红军战士已经苦惯了,在这冷酷无情的大自然面前,依旧毫不退缩,顽强地与寒冷、疲劳搏斗着,艰难地行进着。有的同志实在支撑不住倒下了,周围的同志还未及上前搭救,就被卷地而来的风沙淹没了,一瞬间就永别了战友,或许后续部队走在埋葬着他的沙土上面,是决然不知脚下刚刚掩埋着一个战友的身躯!

  11月初,过了黄河的四方面军改为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陈昌浩声称,“二马”(马步芳、马步青)系地方军阀,不堪一击,不久,西路军即可建立起河西根据地。

  西路军过河不久,就遇到了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胡宗南等部13个旅的步兵、骑兵和大批反动地主武装的围攻、堵截和追击。常常是我们紧走一夜,天明后马匪的骑兵不消两个小时就赶了上来。于是,不得不白天打仗,晚上突围转移;为了延缓马匪的追击速度,我们必须避开大路,在沙漠中行进。敌我对比,敌人无论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

  马步芳的部队大都是当地的回民或兵痞,少数民族的群众由于受上层反动人士的挑拨和欺骗,与汉族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因此,马匪又占有绝对有利的条件;而我西路军一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息,二没有弹药粮食补充,处于无援的困境。尽管如此,我英勇的红军将士们依然自强不息,英勇作战,仍能不断地取得一些胜利。然而,由于军事上没有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每次战斗只有伤亡消耗和损失,结果造成被敌人各个击破。

  这是饶子健同志所写《漫漫西征路》一文的第一部分,原载《峥嵘岁月》。标题为编者所加。饶子健,湖南浏阳人,生于1909年。192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五军团排长、连长、营长。时任西路军红五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不久任第三十七团团长,高台失败后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进入新疆后任“新兵营”总支队长。后返回延安,历任旅长,华东第九纵队副司令员,第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第三十军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六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冲破天险黄河浪

<标题>=冲破天险黄河浪

<类型>=g4

<作者>=王定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我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消息传到岷州(今岷县,当时我们正在围困岷州之敌鲁大昌部),部队上下一片欢腾,我们信心倍增,昼夜兼程,向会宁奔驰。

  我们红五军,由于长征减员,仅有四个团,我们四十三团此时不足千人。10月24日,我们从会宁出发,经三天的急行军,赶到靖远县以南10多里的虎豹口附近,在梨树林里集结待命。

  虎豹口,黄河渡口。黄河流经这里,被南岸的山岩扼住,咆哮着、挣扎着,浊浪排空,震耳欲聋,真是名副其实的天险,真像虎豹一样凶猛,折向东北滚滚而去。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团长郭锡山、政委万汉江从军部接受命令回来,告诉大家:红三十军主力已于前日晚突破敌黄河防线到河西去了,红九军的主力也过去了,这里剩下的人员,待夜间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为了打下中卫、宁夏(今银川),建立宁夏根据地,背靠陕北,与外蒙接通,“打通国际路线”,以取得苏联的援助,并强调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有了决定,红军将士向来是坚决执行的,士气自不必说,真是气冲霄汉。

  黄昏降临,一队一队的船只从虎豹口的岩石下划出来。我们紧接着红九军后卫部队上船西渡。红四军的先头部队也赶来了,他们预定接着我们渡河,我们正在办理移交船只的手续。9点来钟,在我们来路方向10多里外,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这一定是敌追兵赶来“欢送”我们。还没等到红四军先头部队登船,又接到命令,红四军不过了,他们沿着黄河的东岸北上。

  这样,渡过河西的有红三十军、红九军、五军和总部直属部队,共21000多人,集结在吴家川、五佛寺、一条山、喜集水地区,准备进攻宁夏。次日,我们从望远镜中看到黄河东岸成群的敌人队伍,搅得尘土飞扬,向我们红四军的方向追击,敌人的飞机不断地盘旋扫射。我们据有黄河之险,在此地休息整顿,还召开了“创造宁夏根据地”的誓师大会,我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讲了话,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打下宁夏,背靠陕北”。

  11月10日,又通知撤销攻宁计划,改为“西路军”,要求多带干粮、水,准备夺取甘、肃二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通知一下,部队便开始西进。

  这是王定烈同志《碧血染祁连》一文的开头部分,原载《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标题为编者所加。王定烈,四川宣汉人,生于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三十三军工作,时任西路军第五军四十三团团部文书,后历任团长、副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广州军区空军指挥所副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第十五航校校长,广州军区、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渡河前后

<标题>=渡河前后

<类型>=g4

<作者>=张达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红四方面军总部把强渡黄河的任务交给了三十军,三十军的全体指战员紧张的准备强渡黄河,完成先遣军的任务。当时,三十军的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是程世才同志(现在装甲兵),军政治委员是李先念同志(现国家主席),军政治部主任是李天焕同志(现在二炮),八十八师师长是熊厚发同志,八十九师师长是邵烈坤同志,二六七团团长是张明伦同志,我是二六七团二营五连的战士。红军指战员的士气非常高昂,侦察、战斗动员、战斗演练、筹集粮草、赶造船只、封锁消息、分发物资、补充被服和发动群众,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工作。

  上级派我们二六七团去攻打靖远县城。战士们抬着亲手制造的云梯,顺着小河前进,去攻打靖远县城。攻下更好,攻不下也可牵制敌人的力量,以防他们卡我们的后路。部队到达靖远县城南关附近,了解到敌人早有准备,胡宗南的一个团【据史料记载,驻守靖远县城的是邓宝珊新一军第十旅李贵清部的一个团。】在守城,他们在城南关一片民房中有一个排的兵力,城门已封。

  我们团分别以一营在城南门的右侧约200米处,通过护城河接近到城墙根,梯子搭上城墙后,被敌人发现了,打了起来。虽然我们几次搭梯子爬城墙,但因寡不敌众,没有成功。与此同时,二营先占城南关,然后攻打城南门。由于一营攻城暴露,二营再攻打南门时,敌人在城门楼上用火力封锁,我们几次冲击,也只是接近到城门附近,上不了城墙。打了约三个小时,无效,我团伤亡几十人。

  天将明,接到命令,撤退到离城五里多路的一线,监视敌人直到天黑,三十一军派部队来接防后,我二六七团当即顺黄河沿行走,晚上9点多钟到达“虎豹口”附近的村子外面休息,作为强渡黄河的预备队。休息时听说,昨天晚上过黄河未成,改在今天晚上再次强渡黄河!

  “虎豹口”在黄河边上,附近是一片长条型的河边平川台地,好似兰州黄河铁桥下边的地形一样,有近百户人家,有几百亩好地,有不少梨树。还有古老的高架水车,利用黄河水的冲力,日夜不停地将水引到平川台地上,供自流浇灌土地和人畜使用。我们在村外休息时,群众热情地给我们送饭、送水、送梨,我们都一一付钱。滚滚的黄河水从两山之间咆哮着直下,对岸是光山秃岭,重叠连绵,起伏不尽。贴近黄河边是一片小平川,山上山下都是碉堡,敌马禄的骑兵旅就在这里防守,以不同密度的工事、碉堡群连成一线。然而,它是挡不住我们红军的。

  10月26日晚【应为10月24日夜,参见本书第17页脚注。】,大约在11时,传来枪炮声,掩盖了奔腾的黄河水声,同志们都不睡觉了,纷纷议论说打得好。有的说前卫部队好像是已经打过河去了;有的说咱们团虽是预备队,也应当马上打过河去!预备队听别人打仗好不是滋味!

  枪炮声越来越远,直到后半夜3点左右,才听不到枪炮声,看来河防的敌人已被消灭,部队已经打到敌人的纵深去了。这一夜,我们团向渡口移动了两次,每次移动不过半里路,直到27日【应为10月25日。】上午9时许,才让我们团过河。我们过河时敌人用三架飞机扫射投弹,牺牲了几位同志,我们对低空飞行的敌机进行了射击。

  27日下午,八十九师二六四团和我们二六七团,在吴家川战斗三个多小时,击退了马禄骑兵旅的阻拦,俘敌200多名,缴获步枪800余枝,机枪10余挺,战马70多匹。敌人退却,我军一直追到景泰一条山一带。九军、五军和总直属部队(其中有女同志1000多人)也先后跟上来了。

  大约在过黄河后的第七八天,八十八师的二六八团和我们二六七团,从一条山顺着长城南面向东前进,多次从长城的烽火台中穿来穿去,一直打到五佛寺,击溃了马鸿逵的骑兵团。接着让我们团在五佛寺的黄河沿上,找再渡黄河的船只,经过一天努力,找到了20多只木船,但突然又通知不要船了,要部队立即返回一条山。

  原来,马步芳、马步青的三个主力旅已经增援上来,正向一条山我军猛扑,守卫在一条山的三十军几个团和直属部队,英勇地抗击着敌人,与敌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我们两个团赶到一条山,便立即参加战斗。我们激战了一整夜,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由于红九军指向古浪,敌人回师增援,一条山才解了围。

  这是张达明同志《回忆红西路军西征的情况》一文的一部分,转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本书收录时略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张达明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进入新疆后,学习无线电技术,1940年7月返回延安。此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国家物资局处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渡黄河的时候

<标题>=西渡黄河的时候

<类型>=g4

<作者>=王恩厚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夏天,我们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同红二方面军会合,第三次过草地,北上进入甘肃南部,冲破了敌鲁大昌、毛炳文部的阻击,10月10日胜利到达会宁,完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大会师的喜悦和兴奋,洗涤了我们长途行军的疲劳。接着,我们红三十军又奉命向靖远靠近,向黄河边的村落开进,传达中央军委关于进行宁夏战役、创建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新任务。我们着手伐木,制造船只,勘测渡口,做西渡黄河的准备。

  10月25日深夜【应为10月24日深夜,参见本书第17页脚注。】,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军长亲临虎豹口指挥所,指挥部队渡河。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亲自率领二六三前卫团实施偷渡。出发前,熊师长向我交代任务:“恩厚主任,同我一起随二六三团第二批过河,由你负责组织处理好战场烈士和伤员。”

  前卫团乘着夜暗,冲过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天险。部队一登岸,就向河防的敌人猛扑过去,很快敌人大部被歼,渡口被我军控制。一过黄河,我立即找到先期过河的二六三团卫生队长车可明同志,了解部队伤亡情况。他告诉我,伤亡不大,只有几个烈士和十多个伤员。我向他交代,迅速安葬烈士,给伤员妥善包扎,派专人负责护理,并动员些牲口、担架,随部队行动。然后我跟上熊师长指挥的突击部队,扩大滩头阵地,向敌人纵深猛插,分割歼灭敌人。激战了大半夜,渡口一线纵深十多里阵地被我军控制,同时,我三十军其他五个团也全部渡过了黄河。

  天刚蒙蒙亮,大批敌人突然向我二六三团阵地发起猛烈反击,尽管连续战斗十分疲劳,但部队仍然十分警觉,反应快速,团长熊发庆一面命令坚守阵地,一面放出两支迂回穿插部队,绕到敌人侧翼和背后打击敌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正在该团的师长熊厚发也禁不住抢过轻机枪,架在通讯员肩上,向冲上来的敌人扫射。我们终于打垮了敌人,捉了很多俘虏。

  三十军渡河后,红四方面军之五军、九军、总直、骑兵师和妇女先锋团共21800余人,相继渡过黄河,部队四战四捷,进占黄河西岸一条山、五佛寺地区,等候掩护红一方面军过河。从此,每日恶战不绝,众多的马匪军越聚越多,一次接一次地向我疯狂反扑。我军每天都有伤亡,记得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就是这时负伤的。

  激战20天后【西路军于1936年10月24日夜强渡黄河成功,11月9日西进,在靖远、景泰地区作战16天。】,我们部队又奉命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河西走廊处于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边上,人烟稀疏,少粮缺水。马匪剽悍凶恶,多是骑兵,机动性强;我们无根据地作战,几乎天天有战斗,日日有伤亡,部队衣被单薄,粮食困难,人员、弹药、医药器材有耗无补,这给伤病员的休养、治疗,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录自王恩厚同志所著《难忘的岁月》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王恩厚,湖北麻城人,生于1917年。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卫生部主任,随部西渡黄河,转战河西,失散后辗转返回延安。后历任医院所长、科长,军分区卫生部长,军区卫生部副部长,纵队卫生部长。解放后,曾任第一军医大学副校长、校长,吉林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著有多部医学专著和回忆录。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军西渡后的第一个胜仗

<标题>=红军西渡后的第一个胜仗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24日,我们从靖远上游西渡黄河。三十军是强渡黄河的先遣部队,一过河就和守卫在对岸的敌韩起禄骑兵旅接上了火,经过激战,击溃了敌人,控制了渡口。大部队过河后,向前推进,又击溃了敌马禄旅的阻挡。原计划红四方面军都要过黄河,但当红四军过了一个团时,胡宗南的部队插了过来【据调查,首先插过来封锁黄河渡口的国民党军队是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无法再行渡河,已过来的一个团又返回了河东。西渡黄河的部队当时号称四万人,其实只有27000【《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兵力为21800余人,见该书第15页。】多人。

  部队过河后,边打边进,将马步青的河防军三个旅打了个七零八落,我军迅速推进到景泰县的一条山。这时,不仅有甘肃的马步青部,还有青海的马步芳部,为增援黄河守敌,都赶来了。敌人集中了约五个旅。我军担任前卫主攻任务的是三十军,九军负责警戒兰州方面之敌。于是,我们两军在一条山地区与马匪部队展开激战。这一仗打得不错,消灭敌人一部分,击溃敌人一部分,余敌狼狈逃窜,这是我军西渡黄河打的第一个胜仗。当时部队情绪高昂,全体指战员们把这一仗的胜利看做是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献礼,是实现打通国际路线、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重大胜利。

  其实,部队过河后,党中央已有电令,命令三十军准备船只,要已过黄河的西路军仍返回河东,去陕北。当时大家不理解党中央的命令,反而莫名其妙,真假莫辨。正在集中船只准备渡河时,突然间又传来第二道命令,让我们九军、三十军继续西进。

  这是李新国同志《回忆红九军在河西走廊的艰苦历程》一文的开头部分,录自《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标题为编者所加。李新国,河南潢川人,生于1913年。1932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九军司令部一科(作战科)参谋,不久调任骑兵师作战科科长。后历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营长、教导大队长,警三旅团参谋长、副团长,榆林军分区参谋长,陕西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东海舰队作战处长,舰队防空司令员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转战一条山一带

<标题>=转战一条山一带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渡黄河,我们在靖远县的吴家川等地击败敌马家军的一个旅的阻拦之后,便在团长熊发庆的带领下乘胜前进,追击敌人到靠近宁南的一条山、五佛寺一带。

  一条山,名字虽叫“山”,实际上是一片起伏不大的丘陵地。打一条山,先头部队是我军八十八师的二六八团,他们这次担任了主攻任务。我们二六三团在一条山外围,肃清了几个村庄的敌军,余敌就向镇上收缩了。敌人在缩进镇子里去之前,把镇子外面几座屯庄里的房子都烧了。

  我们团到一条山的第二天,敌军总指挥马元海、副总指挥马廷祥就纠集了大批敌军,分三路向据守在一条山的我红三十军发起进攻。敌人在火力掩护下,向三十军猛扑上来,将一条山团团围住。

  当时,据守在一条山的三个红军团,虽然面临敌众我寡的情况,但是,在熊厚发和邵烈坤两位师长的共同指挥下,与敌人激战一昼夜,部队英勇顽强,打退敌人数次冲锋,终于击破了敌人的围困。在战斗中,敌军副总指挥马廷祥被我军击毙,这对马家军是一个重大打击。敌人死不甘心,又命令马元海组织力量,继续向红军进攻,并限时要击败红军,占领一条山。

  11月6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决定放弃一条山,首先消灭永登、大靖间的马步芳部,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并决定将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我三十军为右路军,向大靖进军,九军为左路军,向古浪进军,五军和直属队随右路军前进。总部的这个新的重大决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当时,我们三营只是在团长熊发庆的带领下,向五佛寺方向侦察道路,以便部队下一步继续前进。

  清晨,我们刚吃过早饭,团长熊发庆就率领部队出发了。大约走了20多里路,突然,远处尘土飞扬,是敌人的骑兵!敌军奔跑的马群越来越看得清楚了。“不好,我们与敌人的骑兵遭遇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心里一阵焦急,不免脱口而出。战士们由于没有与敌人的骑兵打过仗,缺乏经验,多少显得有点紧张、慌乱。

  我们当时全营正在一个大平川上,成一路纵队行走,情况非常危急。就在这紧要关头,只见团长熊发庆一边挥着手臂,一边亮起他那铜钟般的嗓门喊道:“不要慌!立即成六路纵队,向我靠拢!”并命令部队,等敌人骑兵接近时,前面卧射,中间跪着,后面站着,机枪在两侧,步枪在后排,一齐开火,向敌人骑兵猛烈射击。

  当我们全营刚刚形成战斗队形,敌人的骑兵旅就集团向我们冲过来了!“打!”随着熊发庆团长的一声令下,我们所有的机枪、步枪一起开火,各种枪声大作,顿使敌骑兵队形大乱,有的把敌人打死了,有的把敌人的马肚子打穿了,有的把敌人从马上打得掉下来。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猛烈射击,使敌人在我们面前死伤了一大片,敌骑兵的集团冲锋被我们打退了。

  这时,团长要求我们全营利用敌人被打退回去的短暂时间,用集团队形边打边撤。我们迅速撤到了后面的一个小山岗上。这个山岗虽然很小,但在平坦的戈壁滩上,是个非常重要的地形,它对观察敌人和组织火力都是很有利的。我们知道,虽然面前的危险没有解除,但是大家却对熊发庆团长的当机立断和果敢指挥很佩服。我们全营干部战士,对自己的团长又多了一份敬意。

  我们抢占了这个小山岗,占据了有利地形,就可以更好的发挥火力,向敌人猛烈地扫射了。敌人的骑兵,乘马反复地连续地向我们冲了三次,都被我们打下去了。狡猾的敌人见乘马冲锋连遭失败,就改变了花招,先乘马向后面撤退了三四里路,然后下马,凭借多于我三倍以上的兵力,徒步向我们攻击。

  敌人这一招是非常厉害的。如果我们现在撤离小山岗,敌人可以立即骑上马,扬扬鞭,一会儿就会追上我们。我们占领的这个小山岗后面是个大平原,七八里以外有一条河。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是不利的,面对这种险情,熊团长却智胜敌人一筹,他一面派通讯员骑马去一营,通知一营跑步占领后面的那条河,组织火力,截住敌人骑兵,接应三营撤退;一面组织我们三营,坚决把敌人打退。他说:敌人向我们乘马冲锋,我们就要成后三角战斗队形,七连在左,八连在右,九连在后,炊事、勤杂人员居中,尽可能地发扬火力,边打边撤。我们在小山岗上,面对黑压压的敌群,大家毫无惧色,干部战士一个个严阵以待。

  敌人的进攻开始了。200米,150米,120米,熊发庆团长嘴里小声地数着。是的,此时敌人离我们的距离越近越好。全营干部战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一边监视着敌人的行动,一边注视着团长的神态,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团长的命令。100米、90米,熊发庆团长仍铁青着脸紧盯着敌人。“打吧,团长!”有个干部焦急地催促说。“不!再近些,打得会更狠些!”熊发庆团长一面回答那位干部,一面仍在计着数,70米、60米、50米,“打!”

  随着团长的一声令下,早已按捺不住情绪的全营指战员,把仇恨全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武器上了。大家以密集的火力,向敌人猛烈地射击。敌人一下子就被打得晕头转向,掉过头去,直往后跑。后面几个军官模样的敌人,用枪逼着,想阻拦大部队的后退,但根本无济于事。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猛烈射击,至少打死打伤了100多个敌人。就在敌人慌乱地向后逃命的时候,全营又根据团长新的命令,迅速撤退。

  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趁此机会迅速撤退,以为我们一定要依托小山岗,死守到底。敌人等枪声停了许久,才再次组织冲锋,而且动作非常迟缓,特别是在向小山岗上爬的时候,更是一步三张望,生怕我们再给他们以猛烈的打击。直到他们磨磨蹭蹭的到了小山岗顶上,看到我们已撤离好远,才发现上了当。待他们重新跑回去骑上马,再次向我们冲来的时候,我们已经离河岸有一二里路了。

  这时候,一营也已经跑步到了河边,并在河岸上布置好了阵地和火力。这条河不大,只有十多米宽,但是两边的河岸很陡,而且水流不急并较浅,河上也只有一座木桥。敌人骑马冲锋是难以通过的。敌人要想重新进攻,只有下马徒步才行。一营以陡岸作屏障,全部设伏在河对岸,严阵以待了。

  当我们眼看着快撤退到河岸,离河边还有十多米远的时候,敌骑兵已经快接近我们了。这时候,一营集中了全部的火力,朝着敌人的骑兵猛烈地射击。敌骑兵在此遭受到如此的打击,进攻的势头一下子就失去了,而我们在一营的掩护下,除了团长和我上桥过河之外,全营其余的人员都一齐纷纷下河涉水,登上了对岸,撤退到安全的地带。敌人虽然想过河继续追击我们,但几次都被一营的同志打退了,并且死伤较多。最后,敌人只好灰溜溜地撇下被我们打死的死尸撤退了。

  录自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原标题为《熊发庆智勇打骑兵》,现标题为编者所改。收入本书时做了一些删减。作者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一条山、锁罕堡战斗

<标题>=一条山、锁罕堡战斗

<类型>=g4

<作者>=盛先传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三十军到达会宁后,部队没有停留,就日夜兼行,顺会宁的一条干沟向靖远推进。到达靖远后,在离黄河十里的一条沟口驻下来,并积极做木排、般只,准备抢渡黄河。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每天带着师团干部到黄河边观察地形和黄河水流,选择渡河地点。10月23日晚,八十八师的一个连用木排抢渡黄河,全连上了木排,进入黄河中心,被黄河水流卷走了,渡河没有成功。军领导观察了一夜,没有发现对岸打枪,什么动静也没有。

  10月24日,侦察人员侦察到“虎豹口”(也叫“河包口”)能渡河,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就在当晚组织抢渡,击退敌河防部队,抢渡成功,我们三十军陆续过了黄河。渡过黄河后,八十九师第二六七团在吴家川击溃马家军的一个团,缴获长枪100多枝、轻机枪1挺、100瓦的电台一部,然后继续追击,包围了一条山、锁罕堡的敌人。

  10月27日,九军、五军和总部全部渡过黄河。28日,正当四军和三十一军渡黄河时,敌胡宗南和毛炳文的部队从华家岭打过来,把四军和三十一军堵截了,渡口被敌人占领,四军和三十一军就掉头向东推进,在黑城岔、洪德城同红一方面军十五兵团汇合,接着就去了陕北。

  我们三十军包围了锁罕堡、一条山的敌人,九军和总部跟在我们后面,向景泰县的赵家水、大拉牌挺进,五军渡过黄河后,则驻守三角城一带。这时,总部按照原来“宁夏战役”的计划,准备占领宁夏西部的定远营,但没料到,敌人已经派重兵控制了定远营地区。因此,总部又提出经过武威、张掖、酒泉,然后到达新疆的计划。

  1936年11月初,马步芳的援兵到达寺儿滩、一条山一带,每天以两个旅以上的兵力向我们三十军阵地进攻,但都被我们打退了。驻守在锁罕堡、野狐水、大拉牌的九军,把马步青的一个骑兵旅600多人围困在锁罕堡北面的一个堡子里。我们总部与敌旅长马禄谈判,提出联合抗日,不打内战。经过谈判,马禄表示愿意不打内战,退出锁罕堡、一条山一带,还答应给我们一些粮食。协议达成之后,陈昌浩下令解除包围,把被围困的敌人放走。但敌人骗了我们,调集1000多人向九军驻守的阵地大拉牌进攻。我们九军二十七师的五个营同敌人激战一天,将敌击退,还俘虏了一部分敌人,缴了几门迫击炮、几挺轻机枪和一部分步枪。

  在一条山战斗中,我们三十军八十八师的师长熊厚发同志负了重伤。11月10日前后,我们部队向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武威)挺进。这样西路军就孤军陷入了河西走廊地区。

  这是盛先传同志回忆录《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的一部分,由天水地委党史办供稿。标题为编者所加。盛先传,安徽六安人,生于1918年。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战士、司号员、司号长,时任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1月回到延安。此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天水地区民政局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组建西路军西进

<标题>=组建西路军西进

<类型>=g4

<作者>=吕黎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马匪河防团在我大军进击下丢盔弃甲,狼狈逃窜。我过河部队立即按原定作战计划展开,九军向永登方向进攻,扩大我军左翼;三十军一马当先,向宁夏南部进击,准备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之枢纽地带,袭取宁夏战略要地定远营。

  一天,作战科正在紧张地研究敌情,部署行动,忽然我军侦察员领着两个蒙古族装束的中年人,来到总指挥部,说他俩想找红军,可能是蒙古派来的“联络员”。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一面报告首长,一面热情地招待他俩,急切地询问情况。可是,他俩说的是蒙族话,又不会写汉字,我们怎么也问不明白,就先招待他俩吃饭,急忙到下面找懂蒙语的同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略懂几句蒙语的同志,经反复询问,终于搞清他俩不是什么蒙古派来的“联络员”,而是从内蒙古经宁夏来到这儿的小商贩。他俩见我红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就主动来告诉我们: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的马鸿逵军队,正驱赶大批老百姓,在中卫、定远营一带修筑碉堡工事,防备红军北进。

  此时,蒋介石、朱绍良也判明了河西红军的主攻方向,立即频频电令甘、青、宁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要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河西红军北进蒙古,与苏联沟通。马家军蜂拥而来,在一条山、景泰、大拉牌、五佛寺一带,向我北进部队疯狂反扑。

  敌人是清一色的骑兵,能在当地的平川、丘陵地带迅速机动、辗转奔袭,尤其对我行进间的步兵,发动突然的集群冲锋,有很大的威胁。我军依托高地和土围子,狠狠反击围攻的马家军。三十军苦战一条山,一举击毙马家军的前敌总指挥——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廷祥,使马步芳、马步青大为震惊。但终因敌众我寡,我军又不熟悉步兵对付骑兵的战术,不能处于主动地位,先后伤亡近千人,终难长驱北进。

  此时,河东我军主力与南线进逼的蒋军激战正酣,短期内已不可能移兵北上,策应河西部队进取宁夏。总指挥部又获得情报,敌人已抽调好几个旅,星夜兼程,驰援宁夏通往蒙古的交通重镇定远营。总指挥部首长分析这些军情后认为,继续孤军北上难以奏效,决定部队暂停北进。

  张国焘见河西部队北进受阻,马上又提出“西进甘北”的主张。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一主张,并未表示完全同意,复电时仅同意过河部队进占永登、古浪之线,但留一部扼守一条山、五佛寺。而张国焘却立即电令我们不受一切牵制地西进,以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并强调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11月6日,我作战科根据这两个电令,拟定出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11月9日,部队开始西进。

  这时,中央又根据河东、河西的战局情况,判断“宁夏战役计划”暂无执行之可能,于11月8日发布了一个“作战新计划”,拟集中在河东的三个方面军主力,消灭敌之一部,以改变局势。同意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

  11月10日,党中央正式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西路军政委,徐向前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王树声为西路军副总指挥,李特为总指挥部参谋长,李卓然为政治部主任。至此,西路军正式组成。总指挥部召开干部会,宣布了上述电令和任命。

  西路军刚出发两天,总指挥部连续两次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原来,军委再次研究了河西走廊的地形、敌情、民情等条件,要我们对西进慎重考虑,如无把握就回头过河来。当时,陈昌浩同志认为西进是有把握的,所以仍按照张国焘自甘孜率兵北上就拟定的西进意图行事,给军委回了一个电报,大意是:我们有把握消灭马家军,现在不利于回河东。这样,西路军在西进的道路上终于越走越远。

  录自吕黎平同志的《星光照西陲》。吕黎平,江西兴国人,生于1917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农红军,曾任红军总部第一局参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局副科长,西路军总指挥部情报科长。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在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后历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队长、训练处长,空军第四航校校长,空军高级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踏上西征的道路

<标题>=踏上西征的道路

<类型>=g4

<作者>=黄火青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会宁会合后,王透【王透:原任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是黄火青的直属下级,1935年8月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随军留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而被捕。1936年10月释放,分配在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时,外出做群众工作,被敌人捕杀。】被释放出来。有一天夜里他跑来找我,向我要衬衣,我有两件衬衣,分给他一件,五块大洋给他三块,因为他抽烟。后来在甘州附近,西路军动员闲杂人员离开部队去做群众工作,他和廖月华走了。那是一个月夜,卜盛光送他们走的,走了十多里,在一个庙里住下。以后廖月华又跑回来,但王透从此再没有音信。回想起来,当他来找我那天夜里,我如果能去找找李卓然,让他把王透分配和我在一起,也就不会被他们借口赶出部队。再说,如果当陈赓要我跟他走时,我不要过多考虑,而是下决心把九军团的几个干部,如刘学孔【刘学孔:红四方面军《人物志》记载为刘鹤孔,原任红九军团政治部组织部科长,1936年10月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卜盛光、王透、姜启化和张令彬等都带走,回到陕北,就可以保存一批干部,他们都是会大有作为的。

  古浪激战时,姜启化【姜启化:原任红九军团第三师团政委,后任西路军政治部青年科长,古浪战斗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五师政委,与敌作战中牺牲。】担任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在战斗中负重伤,抬到永昌城外五里路的大喇嘛寺,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据说他在昏迷中不断叫我:“黄火青同志!黄主任!”直叫了一夜。当时我正在永昌城内,他的马夫打电话来,我急忙赶去,那时已是晚饭后了。他在庙里的神龛前面躺着,还在叫“黄火青同志!”我急忙答应说,我就是黄火青,但他已听不懂我的话,只是叫。

  原来在古浪战斗中,八十八师在接应九军撤退时,敌我力量悬殊,姜启化拿起步枪和敌人拼。他头上戴有风镜,敌人一看是个大干部,就向他开枪,一枪从他背后脖子里打进去,负了重伤。我在他身边呆了个把钟头才走,可惜的是没有把他的日记之类带走。由于没有药物治疗,这样一个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坚决反对张国焘反党活动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天夜里就停止了呼吸。至今,一提到姜启化,我即凄怆满怀。

  1936年10月底,中央决定出发打宁夏,要四方面军的三个主力军即第三十军、第九军和第五军,加上总部直属队一起西渡黄河。我那时的名义是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也随军渡河。由于胡宗南追击,四方面军还有两个军即三十一军和四军没来得及渡河。

  从靖远西渡黄河的时间在10月底,记得那时河边梨树上的梨子已经收摘下来,准备入窖了。渡河后,我这个军人工作部长整天跟着部队行军,不了解军事动向,既看不到电报文件,也没有工作可做,只知道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西路军指挥部,政治部也改称西路军政治部了。

  行军到景泰附近一个名叫一条山的小镇,我军包围了马禄的一个旅。敌人被困在土围子里,周围没有水,也没有援兵,只要再围上一两天,他非缴械投降不可,马匹可以用来武装我们的骑兵师。但指挥部指示要讲统一战线,无条件解围,敌军持枪带马,由我军欢送走了,转过身来照样打我们。以后又曾包围过马家军一个团(或营),他们以讲和为名,拖延时间,等待援军,援军一来,就给他们解了围。走到长城边上的西靖,消灭了马家军的一个手枪团【据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红西路军在古浪土门镇包围了马步青骑五师工兵团的一个营(共350余人),经红军宣传教育,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缴械投降,有160余人参加了红军,其余人被放回。】,有几百人,也是无条件的叫他们带枪回去,说是讲民族政策。有的士兵不愿回去,还吹着军号欢送他们。

  这是黄火青同志所著《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西路军的悲壮征程”一节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黄火青,湖北枣阳人,生于1901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从事兵运工作,曾任红十四军政治委员,第一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军人部部长。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教育长,中共冀热辽分局组织部长兼冀热辽军区副政治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辽宁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1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智取土门镇

<标题>=智取土门镇

<类型>=g4

<作者>=王明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过河后不久,我们妇女独立团和供给部、卫生部到达了甘肃省古浪县的土门镇。当时,我在妇女独立团当卫生员。妇女独立团是渡河之前成立的,由卫生部、供给部、政治部及各军抽调的女同志组成,有1000多人。团部通讯班、炊事班都是男同志,其他干部都是女同志。干部配有手枪,战士配有步枪。妇女独立团与五军同行,五军负有掩护责任。西路军战事一开始,条件就比较艰苦。我们卫生员只配备一瓶碘酒、一瓶急救水、一小包脱籽棉和盖口布、五卷绷带、一把剪刀、二把镊子。那年我才19岁,每天就背着这些东西跟随团部行军。

  土门镇位于古浪县北部,守敌一个营,全是骑兵。当晚夜色较暗,敌哨兵看不清我军的服装。五军先头部队走到距大门约50米处,敌哨兵喝问口令,五军内有几名甘肃籍战士,含含糊糊的答了口令,紧接着大声喊道:“老子们都是自己人,赶快开门!”敌军哨兵果然开了门,几名红军战士冲进去,将四名哨兵全部抓住,命令他们把我军带到营部。我军包围了敌营房,敌人还在睡梦中,没等他们弄清咋回事,便被缴了械。

  这个营的官兵大都是少数民族。五军军长董振堂当夜亲自向他们宣传了党的俘虏政策、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那位营长转变很快,当场宣布全营官兵投降。第二天,我们发还了收缴的全部武器和车子,保持原来的营连建制,允许随营阿訇带领官兵念经做礼拜。后来这个营改称西北回民司令部,归西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愿当红军的继续留在部队,愿回家的发给了足够的路费。

  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哈密》,由郑加成整理。王明超同志,四川平昌人,生于1917年。1932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妇女团卫生员。1937年4月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在兽医学校学习,1941年底毕业,分配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兽医院当兽医。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伊吾县兽医站工作。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九军古浪之战

<标题>=红九军古浪之战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1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寒凝大地,滴水成冰的季节。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冒着刺骨的寒风,步履艰难地在荒漠里行进着。

  一天,我们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刚刚赶到干柴洼,马步芳的骑兵旅就尾随而至,向我们发起了进攻。敌人在飞机掩护下,不惜采取“牦牛阵”的人海战术向我猛扑。我军英勇还击,阻止敌人前进。激战数日,敌军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我军乘机摆脱敌人,向古浪方向前进,于11月13日一举攻占古浪县城【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1936年11月13日夜,红九军一个团攻占古浪县城外的东升洼和边墙洼,14日晨攻占古浪县城。见《血沃凉州》第110页。】。

  当时,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教导团长张道庸(陶勇)。共六个团,6500人,枪2500枝,每枝枪平均子弹15发。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长朱盘显,副部长余世麟,地方工作部部长何柱成,统战部长黄士彦,保卫部部长陈宜贵,我是宣传部部长,并担任政治部的先遣工作团团长。我们随军部进驻古浪后,立即召开市民大会,宣布我党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号召全城开市营业,并在郊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解决部队的冬装问题。

  古浪既是凉州的门户,又是凉州和西宁、兰州之间的重镇,地当要冲,势在必争。但它坐落在两边靠山的小河边上,不仅地势低洼,而且由于早年经过地震,城墙大部分坍塌,易攻难守。根据这一情况,孙玉清军长和陈海松政委命令:二十五师在城西南方面布防;二十七师在城东北方面布防;城的四周,由直属部队负责,利用敌人原有的散兵壕加以修补;城内沿马车孔道两侧,构筑较坚固的工事,形成袋形阵地,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个星期,“二马”的部队就赶来了。敌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我守城部队发起猛攻。首先是敌机向城内实施狂轰滥炸,接着,枪炮齐鸣,杀声四起。敌人一窝蜂似的向我阵地扑来,我们的机枪射手一阵密集的扫射,敌人便连死带伤地滚下山坡。

  敌人接连两次进攻失败后,又重新调整兵力,发起第三次猛攻。这次的主攻方向,是城南山头我二十五师一个团坚守的阵地。敌人先用山炮轰击,接着便整营整团的挥动着马刀,在喊杀声中向我阵地冲击。我指战员沉着勇敢,集中全部火力向敌人射击,并用手榴弹和滚石向敌人砸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连哭带叫地互相践踏着向山下退去。

  不甘心失败的敌人,稍作调整后又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这次敌人改用迂回战术,首先截断我阵地与其他据点的联系。然后四面合围蜂拥而上,和我军展开了肉搏。我们的战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刺刀捅弯了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和敌人抱在一起扭打。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我阵地最后被敌人攻占,该团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疯狂的敌人立即用山炮轰开城墙的一角,步、骑兵乘势突入城内。敌骑兵挥舞着马刀,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左砍右杀;我们被打散的一些机关人员,猝不及防,大部惨死在敌人的马刀下。特别是供给部和卫生部的女同志,她们手无寸铁,全都被残暴的敌人堵在屋院里,用马刀砍死了。

  在激烈的巷战中,有一股敌人眼看就要逼近军指挥所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陈海松政委突然出现在大门口。他左手缠着绷带,右手高举着驳壳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坚决杀退敌人!”周围的同志听了政委的号召,顿时增添了杀敌的勇气。

  渐渐逼近的敌人,一看到这个场面,断定他不是一般人物。十几个家伙提着马刀,一起朝他猛扑过来。恰在这时,交通队(警卫连)一排长乔国军一个箭步跳到陈海松前面,面对敌人大声喝道:“来,来,来!听老子给你们点名!”他端着冲锋枪一阵猛扫,把扑上来的十几个敌人全撂倒了。而乔国军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陈海松政委悲愤交集,顺手操起乔国军手里的冲锋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率领交通队和机关的同志们齐向敌人反击过去。交通队是军部的一只铁拳头,队员个个都是经过挑选的具有战斗经验的优秀战士,每人一枝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一枝马枪和一把大砍刀,打起仗来活像一群小老虎。只见他们百十来枝驳壳枪,像一把无形的铁扫帚,左右开弓,一阵猛扫,敌人便横七竖八地倒下了一大片。其余的敌人争相逃命,纷纷溃退,闪出一条道来。这时,只见东北方向的敌人也开始混乱,原来是二十七师杀开一条血路前来接应。敌军腹背受击,阵脚大乱;我军内外夹攻,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出了古浪城。

  这一仗虽然毙伤敌人1600多名,但我们的伤亡也很惨重。九军几乎损失近半,伤亡2000余人,军长孙玉清负伤,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光荣牺牲。接替易汉文职务的原一方面军的干部姜启化,在激烈的巷战中也英勇牺牲。因此,军政委员会决定:连夜突围转移,向永昌地区的三十军靠拢。

  录自方强同志的《红军战士话当年》,作者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见本书第6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浴血战古浪

<标题>=浴血战古浪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1月上旬末,西路军分三个纵队向西进发。第一纵队为红三十军,从右翼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第二纵队为红九军,从左翼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干柴洼向古浪前进;红五军为第三纵队,经吴家川等地在三十军之后跟进;总指挥部直属队随九军行动。

  (河西走廊是高寒地区,11月份这儿已是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部队当时穿的是不御风寒的单衣单裤。在沙漠戈壁中行军,狂风卷起漫天的灰沙,迎面扑打在脸上,像被一团团蜂子蜇着,钻心的疼痛。满天的灰沙,使人睁不开眼睛。

  我们红九军向古浪前进,快接近干柴洼的时候,后卫部队发现敌骑兵在向我运动,军部命令部队立即赶到干柴洼,就地修筑工事,利用院墙,挖好枪眼,加强警戒,阻击敌人。11月10日早晨8点左右,部队刚吃完饭,敌人骑兵就接近我前沿阵地,与我警戒部队接触。很快地,敌后续部队也相继赶到,战斗正式打响了。

  敌以步、骑配合,向我发起猛烈的攻击,我军利用地形地物,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敌指挥官马元海又重新组织力量,空中利用飞机作掩护,地面集中火力支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前沿阵地被敌突破,敌大队人马向我军部驻地直压过来。情况十分严重。

  这时,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立即命令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交通队一齐上阵。就在这情况万分危急的关头,一科长刘培基同志,率领机关人员挥舞短枪、手榴弹,英勇抵抗,与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攻。在第三次反冲锋时,刘培基同志跳出院墙,带领部分参谋人员和通信员,冒着密集的枪弹反击敌人,不幸头部中弹,倒在地下昏迷不醒。我将他背下战场不久,他便停止呼吸,光荣牺牲了。

  刘培基同志是甘肃人,是个知识分子,很有才干。他是跟随董振堂军长参加江西宁都起义过来的,原在五军团工作,后来调到我们红九军二十七师当参谋长,第二次过草地时,调到军部当作战科长。他对参谋工作业务非常熟悉,工作热情,积极负责,对同志热情诚恳,关怀备至。我们做参谋工作,都是他言传身教带出来的。几十年来我一直怀念着他。

  一科长刘培基同志牺牲了,司令部二科长立即奋勇当先,主动承担指挥任务,继续组织反冲锋。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我二十五师的部队从敌人侧翼打过去。敌人见势不妙,狼狈逃窜,连死尸也顾不上拉,就败退下去了,这才给军部解了围。全线的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多,敌人用骑兵掩护步兵退却,战斗渐渐平息下来。

  于柴洼战斗之后,我军仍按计划向古浪方向前进。白天打仗夜晚接着行军,人人疲惫不堪。在朦胧的夜色里,大家以顽强的毅力向前推进。但敌人始终紧盯着我们,敌人的骑兵或在后尾跟踪而来,或在两翼与我并行。我警戒部队用望远镜都能辨别出敌人的白马队、黄马队、黑马队。

  敌人尾追不舍,显然是企图伺机与我军决战。为此,我军改成夜行日宿,并由一路纵队改为二路纵队,以缩短行军距离。机枪和各炮脱衣,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以防敌人骑兵袭击。我后尾部队在红梁山【应为横梁山,位于古浪县东部。】阻击尾追之敌后,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拂晓前到达了古浪城。原守城的民团不堪一击,弃城而逃,我军就顺利地占领古浪城。这时是1936年11月15日【红军攻占古浪县城的时间为11月14日。参见本书第92页脚注。】。

  古浪为“河西走廊”要冲,是一个不大的小城镇,坐落在两面夹山的川道里,地势较低,极不利于防守。城的东北面是一片开阔的沙石地段,十分平坦,便利骑兵活动;城南和西南方向是乌鞘岭,距城最近的南山,居高临下,俯瞰古浪城。根据这个地形,要守住古浪城,必须首先控制南山制高点。为此,军首长决定,派一个加强团在南山高地构筑工事,遇有情况坚决固守;二十五师师部驻在南门外村子里,其余两个团布置在两翼,强加警戒;二十七师驻守来路方向,并派出通往凉州方向的警戒。

  11月16日拂晓,敌人开始进攻古浪县城。敌人是用山炮向我阵地猛烈轰击,继以步骑配合,向古浪南山的我阵地发起疯狂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在强敌面前,我守卫团也不甘示弱,集中了所有的火力,连续地反复地与敌拼杀。只听炮声隆隆,手榴弹不断爆炸,枪声似炒豆一般,喊杀声响彻云霄,震撼整个山谷,烟雾和尘土笼罩住整个山冈,飞沙碎石中夹杂着弹片,像雨点般落下。守卫山头制高点的指战员,英勇无畏,顽强抵抗,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和大刀拼杀,手榴弹打完了就用石头砸。猛烈地反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使之遭到惨重的伤亡。南山战斗持续了约两个多小时,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敌人强攻南山未能得逞,便改变战术,从侧翼迂回,配合正面强攻,另有空中飞机轰炸扫射作掩护。敌人还以骑兵作穿插,切断我师、团之间的联系,直逼我二十五师指挥所;正面则以步兵猛攻南山阵地制高点;同时又威胁到军部。在东面,即我军来路方向的敌人,也以骑兵插到我二十七师背后,使我腹背受敌。

  由于敌人穿插分割,将我军的部署打乱了,致使我部队都各自为战。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我军指战员仍沉着应战,每个人心中都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英勇地与强敌拼杀。但是,坚守南山的一个团,孤军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其他部队又增援不上去,经几个小时的激战,几乎全团覆没。

  17日12时以后:敌人又开始进攻古浪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命令交通大队部分人员和机关干部,由司令部二科李科长和交通大队张教导员率领出击,从城内冲杀出去。正当他们和敌人展开猛烈冲杀的时候,忽然从侧面打来一梭子机枪子弹,二科长被打中了,晃倒在地。敌人的骑兵乘势扑上来,张教导员迅速指挥部队,将敌人压回去。尽管出击部队在城外持续地东奔西突,奋不顾身,英勇杀敌,终被敌骑切断归路,出击的大部分人员没能回来。

  我出击部队失利后,敌人越发疯狂了,紧接着又冲进城内,直向我军部压来。于是,我军指挥员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军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交通大队全体同志,挥舞短枪、手提式冲锋枪和手榴弹等,与敌拼杀了有一个多小时。

  18日,敌我双方继续战斗,我二十七师击溃了敌人的分割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从东北方向接应过来,对突入城内的敌人形成内外夹攻态势。敌人见势不妙,逃出城外。这时,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是敌人丢弃的尸体。战斗待续到下午4点多钟,由于敌人不敢打夜战,战斗才渐渐停息下来。

  古浪城一仗,打得十分残酷,红九军这在这次战斗中损失很大。战斗停止后,军部命令各师团重新调整组织,整顿部队的建制。军首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突围,继续西进,向永昌三十军靠拢。

  夜幕降临了,我军以朦胧的夜色作掩护,悄悄撤离古浪城。部队以二路纵队的序列,昼夜兼程,向永昌前进。这已是11月下旬的天气,寒风刺骨,风中还夹有雪花,扑打着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但我红军战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寒冷和饥饿,不顾创伤和病痛,在艰苦的风雪里前进。

  这是李新国同志回忆录《浴血奋战西征路》的一部分,录自《艰苦的历程》(下册),标题为编者所加。李新国生平见本书第7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古浪激战

<标题>=古浪激战

<类型>=g4

<作者>=陈宜贵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初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命率五军、九军和三十军从甘肃靖远的河包口突破黄河天险,向宁夏南部歼敌而进。开始,战局发展还比较顺利,在景泰、一条山、五佛寺一带连连取得胜利,对部队鼓舞很大。不久,过河部队改为西路军,转向甘西方向行动,上级指示要建立“永(昌)凉(州)革命根据地”。

  永昌、凉州、山丹一线正是“河西走廊”的蜂腰地带,这里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中间是一条只有几十里宽的狭长“弄堂”,既不便大部队回旋,也不便小部队游击,无论从地形、经济、民情、敌情各方面来看,当时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

  11月的河西走廊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同志们身穿单薄的衣衫,冒着砭骨的寒风,在荒漠里艰难地行走着。作为西路军左纵队的红九军,经过干柴洼激烈战斗,摆脱敌人的追击,于25日拂晓前赶到古浪【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红九军一个团于11月13夜占领古浪城外几个要点,14日晨发起攻城战斗,攻占了该县城。见《血沃凉州》第110~111页。】。古浪守敌兵力薄弱,只有三个团【据调查,当时驻守古浪县城的敌军为青海西宁东南川民团。该民团共有三个团,每团四个营,共1400余人,通称西宁十二大营。】,被我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

  古浪为凉州的门户,又是凉州和西宁、兰州间的一个重镇,地当要冲,势在必争。但古浪城坐落在两面临山的小川道上,地势低洼,再加上早年地震城墙坍塌,易攻不易守。鉴于这种情况,孙玉清军长和陈海松政委指令二十五师布置在城西南方面,并控制各处的制高点;二十七师布置在东北方面,阻击后面的敌人前进;古浪城由直属部队防守,利用敌人原设的一道散兵壕,临时加以修补,城内沿马车孔道的两侧,构成较坚固的工事,形成口袋形阵地。

  果然不出所料,古浪失守,引起敌人的极度惊慌。为了重新夺回古浪,除了马元海的追兵以外,马步芳又增援了大量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向古浪发起猛攻。一时间,枪炮声震耳欲聋,杀声四起,敌人的轰炸机狂轰滥炸,整个古浪城变成了一片火海。城外的部队坚守在阵地上,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但敌人仗着人多枪多,像黄蜂一样向山上涌来,我军集中火力,英勇奋战,连续打退敌人几次疯狂进攻。

  11月18日,战斗发展得更为激烈。敌人重新调整兵力以后,向我们发起第三次猛攻。这次敌人主攻的方向,是城南山头的制高点,那里守卫着二十五师的一个团。我们在城内的同志,紧张地用望远镜向山上观望着,惊心动魄的血战历历在目。

  敌人先是用山炮向山头轰击,使山头完全被一片烟雾和灰尘所笼罩。随后,成营成团的敌人,挥舞着明晃晃的马刀,端着长枪,冲呀杀呀地号叫着拥了上来。坚守山头的全团指战员沉着应战,集中所有火力射击,手榴弹和石头也劈头盖脸地向敌人砸去,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互相践踏着溃退了下去。

  失败并没有使敌人死心,稍事调整以后,敌人又发起了更凶猛的进攻。这次敌人采用的是迂回战术,先截断该团与二十五师的联系,然后从四面蜂拥而上,和我们的红军战士肉搏在一起。同志们个个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扭打。有的敌人甚至爬上了我们的碉堡,也许是未带手榴弹,只是用刺刀猛揭顶盖。碉堡内的红军战士沉着冷静,利用脚步声判断敌人的位置,然后用步枪对准射击,将碉堡顶盖上的敌人击毙。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山头阵地被敌人攻陷了,这个团的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城南的制高点失守以后,敌人越发疯狂。大约在中午12点左右,敌人用山炮轰开城墙一角,步骑兵乘机突入城内。敌人骑兵挥舞着马刀,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我们一些机关人员猝不及防,惨死在敌人的马刀之下。尤其是供给部和卫生部的一些女同志,因为她们手无寸铁,被凶狠残暴的敌人堵在屋子里,统统用马刀砍死,血浆流得满地都是,那血腥的惨景真是目不忍睹。

  我军在古浪城内和敌人进行着巷战。我手提一枝驳壳枪,率领保卫队的几十名队员,也和敌人拼杀在一起。敌士兵多数年岁较大,有的留着大胡子,个个惯于使刀劈砍。由于反动的封建迷信影响和盲目的民族仇恨,他们表现得异常凶猛野蛮。但我们的保卫队员毫不畏惧,挥舞着大刀,抡起枪托,勇敢地和敌人进行肉搏。激战中,我们保卫部的一位侦察科长,不幸被敌人一枪击中膝盖,将腿打断。我连忙把他背到墙角下,只见他面色灰白,黄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地从脸上滚下来。他向我一面摆手一面说:“陈部长,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杀退敌人要紧!”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让一个保卫队员把他藏在一个老乡家里。可惜我把他的名字忘了,只记得他是广东人,30多岁,是从一方面军派来的,他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不知后来结果如何,很可能被敌人杀害了。

  巷战在继续进行着,敌人越来越多,已经快拥到军指挥所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只见陈海松政委出现在门口,左手带伤,右手高举着驳壳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和敌人血战到底!坚决杀退敌人!”

  敌人看见陈海松政委在门口高喊口号,断定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十几个家伙提着马刀,朝他猛扑了过来。就在这时,交通队一排长乔国军同志一个箭步窜到陈政委面前,怒对敌人大喝一声:“来来来,看老子给你们点名!”随着他手中手提式冲锋枪的一阵剧烈摆动,把那十几个敌人横七竖八地全撂倒了。可是乔国军同志也被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他晃了晃身子,栽倒在地上牺牲了。

  陈海松政委悲愤地拣起乔排长的冲锋枪,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率领交通队和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向敌人反击过去。交通队是军部的一只铁拳,每逢关键时刻,首长才把他们撒出去。交通队的队员个个精明强干,都是挑选的最优秀的年轻战士,他们每人配备一枝德国造的二十响驳壳枪,外加一把大刀,打起仗来就像一群小老虎。只见他们手中的百十枝驳壳枪,像一把无形的铁扫帚,哗哗一扫,敌人便倒下一片。敌人这才知道碰上了硬骨头,连尸首也顾不上收,就慌忙向后溃逃。就在这时,只见东北面的敌人也开始混乱起来,原来二十七师一部击溃了敌人分割部队,杀开一条血路,从东北面接应过来。敌人受到两面夹击,阵脚一时大乱,就像斗败了的野狗,夹着尾巴狼狈地退出了古浪城。

  这一仗虽然消灭不少敌人,但我们伤亡也很大,整个九军几乎损失过半,参谋长陈伯稚同志也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九军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突围转移,向在永昌的三十军靠拢。

  天黑了,在夜幕的掩护下,九军悄然地离开了古浪城。

  原载《艰苦的历程》。作者陈宜贵同志,安徽霍邱人,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九军保卫局局长。后历任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一九一师政治委员,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我随九军战古浪

<标题>=我随九军战古浪

<类型>=g4

<作者>=张安泰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在古浪县干柴洼,马家军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领四个旅及地方民团,调动三架飞机,向我九军发起猛攻。我军坚守阵地,伺机勇猛反击,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进攻,出现了拉锯战的局面,战斗极为惨烈。当军部被围困的紧急关头,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身先士卒,率领司令部全体人员一齐上阵,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冲锋,保住了阵地。正在这时,被敌包围的我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经过一昼夜冲杀,越过一条冰河,迂回到敌人后边,打得敌人乱了阵脚,丢盔弃甲败逃。这一仗,我军虽杀伤敌100多人,夺得战马四五十匹,但红军伤亡有200多人。

  在横梁山,敌马元海率部企图与我九军决战。红军迅速占领制高点,进行埋伏。待敌进入伏击圈后,我军充分发挥山地战、隘路战、近战、夜战、奇袭的特长,机智勇敢地出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首尾不能相顾,丢下大批武器弹药,各自逃命,就连敌总指挥马元海也仅带了三五骑兵侥幸逃出。红军战士说:“这一仗是烧饼夹大肉,吃了个痛快。”毙伤敌军官30余人,兵士、民团四五百人。

  古浪战斗,是我军在河西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战。部队经过一路连续作战,已经非常疲劳,打下古浪城以后,战士们坐在路边的台阶上,许多人就睡着了。古浪城三面环山,北靠平川,地势非常险要,是内地通往河西、新疆的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再加早年地震,城墙多处倒塌,不易防守。九军虽然做了周密部署,在山头修了工事,但敌人惶恐万状,又调集了大量兵力和民团一万多人,胡宗南部增援一个补充旅,凉州马步青也派来了人马,蒋介石还派了三架飞机来助战,向我九军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敌人像黄蜂一样拥来,枪炮声震耳欲聋。敌机轮番狂轰滥炸,古浪城变成一片火海。

  我军坚守各个阵地,集中火力英勇奋战,连续几次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终因众寡悬殊,阵地不断丢失。敌人冲进城内,大街小巷几乎都成了战场。孙玉清军长和陈海松政委一面带领战士冲杀,一面命令交通队和机关干部勇猛出击。我们起先在县衙门前的树上架起机枪打,战士们子弹打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刺刀捅弯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扭打,石头、砖头、木棍,都成为与敌人搏斗的武器。我们供给部的女同志和伤病员,赤手空拳与敌人肉搏,许多人都战死在敌人的大刀下。古浪城里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我二十七师一部迂回敌后,击溃了敌人的分割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接应过来。突入城内的敌人受到内外夹击,阵脚大乱,像丧家犬一般,夹着尾巴退出了古浪城。

  经过四昼夜的激烈争夺战【据古浪县委党史办调查,古浪县城激战时间为11月16日—18日,共三个昼夜。参见《血沃凉州》第114页~122页。】,毙敌官兵2000余人,但我九军也损失过半,伤亡惨重。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突围转移,向永昌进发。

  这是张安泰同志回忆录《我随九军战河西》的一部分。张安泰,四川宣汉人,生于1918年。时任红九军军直特务连司号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蜂腰”上的长蛇阵

<标题>=“蜂腰”上的长蛇阵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渡河后,西路军与敌马步芳、马步青部在一条山、大拉牌等地激战十余日,接着,在打下凉、甘二州建立根据地的命令下,分三个梯队向“河西走廊”进发了。

  11月的西北高原已天寒地冻了,凛冽的寒风昼夜不停地呜咽着。英勇的红西路军,沿着河西走廊浩浩荡荡地前进,他们的衣衫虽然褴褛,有人还穿着单衣,但是个个都充满活力,八角帽上的五角星闪耀着光芒,他们给荒凉的西北高原带来了生气。

  为了避开敌人的袭扰,我军改为夜间行军。然而,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赛不过敌人的马。运动速度上的悬殊,已使我军处于被动地位。但我军仍然边打边进。三十军在大靖与马步青部交战,打得马部退守城内,不敢出来。我军闪开敌人,进占土门,解决了马步青工兵营。上级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为了实现国内和平、枪口一致对外的主张,对马家军表示诚意,命令我们将俘虏和枪支(子弹留下)全部放回。

  夜间,敌人在凉州城墙的每个垛口上点上一盏灯,长长的红色灯苗儿迎风颤动着。我军分兵一部监视敌人,主力指向永昌。12月3日【据当时西路军电报记载,红军攻占永昌县城的时间为11月18日。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27页。】,守城的敌军闻风逃窜,永昌城不战而下。接着,八十九师的两个团又乘胜攻占了山丹。随后五军和西路军总直属队也全部进抵了这一带。左翼九军前进到干柴洼和古浪地区后,与马步芳部队进行了数次激战,撤到了永昌。

  永昌、山丹位于河西走廊蜂腰部,两城相距200余里。祁连山蜿蜒于南,龙首山耸立于北,中间只有几十里宽的狭窄平川。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同志决定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将队伍由西到东分散地配置开,形成200余里的一条长蛇阵。

  我军的各种工作还未布置完,马步芳和马步青的主力已集中到这一带地区,摆出与我军决战的阵势,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进抵凉州一带,作为二马的预备队。恶战开始了,200多里的平川变成了战场,在许多村庄堡寨里进行着拼杀。小打不计其数,举其大者来说,四十里堡激战一昼夜【据武威县委党史办和武威地委党史办调查,红三十军在武威西四十里堡战斗三个昼夜。见《血沃凉州》第84页~85页、第166页~168页。】,敌人死伤2400人以上;永昌东南八坝之战打了两昼夜,敌人被砍死的尸体横躺竖卧在土围子内外,至少有800具以上;敌人迂回到永昌城西一带,插到我军后面,在水磨关激战一昼夜,又被我军杀伤600余名。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敌人抓住我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以两个主力旅攻取永昌。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三四架飞机前来助战,一面投弹,一面扔下了成捆的传单,炊事员们都抢着去拣,他们说:“敌人送来了最好的引火柴。”炸弹轰起冲天的烟柱,不少民房都着了火。战士们愤怒至极,组织了步枪对空射击,一架敌机正从西向东飞来,他们打出一排子弹,顿时敌机歪歪斜斜,冒着烟向下坠去。

  在永昌城酣战的时候,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数次进袭山丹,五军给敌人重大杀伤,巩固住阵地,配合了永昌城的战斗。

  就这样,在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相持了一个多月。虽然我们取得了数次胜利,杀伤了很多敌人,但是并没有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敌人有后方,人员、武器、弹药可以源源不断得到补充,而我军根据地建不成,没有补充,实力日渐削弱了。永昌城里各个庙宇、空房,住满了伤员;弹药越来越少,棉衣没装备齐全,给养更是困难。

  一天下午,我和李先念政委同到城墙上巡视,白塔山下还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四野萧条,除了部队,很少见到行人。我们在西城门上举目四望,南山、北山近在眼前,向北跨过龙首山的余脉,就是茫茫无垠的塞外沙漠,向南不远就是山高人稀的祁连山。我仿佛是第一次感到这个地区是如此狭小,这儿决非长久立足之地。而敌人抓住我军兵力分散的弱点,死死地缠着不放。严重的问题摆在我军面前。

  12月14日,像突然吹来了春风,同志们心花怒放了——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了。全军上下莫不欢欣鼓舞,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过了几天,西路军总部指示:准备东进,广大指战员更加兴奋,大家都希望到陕北去,与一、二方面军老大哥会合。步兵带好了东西,聚集在街上和广场上纵情歌唱,骑兵和运输部队都将鞍驮扎结停当,把牲口牵到外边等候出发的命令。但是,晚上9点钟,总部忽然又来了相反的通知:撤销东进命令,部队回原防地休息。

  这是为什么呢?西安事变,全国形势虽然有了好转,但是摆在红西路军面前的问题并未解决。敌人步步向前压缩,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集中全部兵力,胡宗南又补充了几个旅赶来增援,企图一举消灭我们。当时东北军与我友好,东进能保存力量,对我有利,不知上级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原载程世才同志所著《烽火年代》,转录自《悲壮的征程》。程世才同志时任红三十军军长,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鏖战凉州、永昌间

<标题>=鏖战凉州、永昌间

<类型>=g4

<作者>=郑维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绕过祁明山旅固守不出的大靖,突然包围了土门,一举歼灭马步青的一个工兵营,继续西进。这时听说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觉得近两万人的西路军,凭我们的战斗力,完成这个任务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加速前进,绕过凉州,占领永昌。正在这时,传来九军古浪作战失利的消息,熊师长奉命带二六八团东返接应,我带师主力至凉州西北的四十里堡。

  正当西路军集中在四十里堡至山丹休整待进的时候,传来了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的指示。这里地势狭长,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临近西宁,是敌必争之地。而且人烟稀少,旷野凄凉,地形平坦,利于敌骑兵运动。当地群众很不了解我党我军的政策,我们又没有宣传、组织群众的充裕时间。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利于我军久驻,更不用说建立根据地了。我们驻足此地不进不退,给了敌人集中兵力的必要时间。马步芳军蜂拥而至,胡宗南的补充旅也赶来助战。从此,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系列恶仗接踵而来,最激烈的是四十里堡鏖战。

  我师刚到四十里堡,就截获敌两辆运送物资的卡车,虽然解决不了大问题,但得到的食物解了些燃眉之急。11月22日,敌人以五个团向我师进攻,战斗一开始就非常激烈。

  四十里堡东西长、南北窄。为了防守巩固,我将擅长防守的二六三团固守围子,将二六五团置于外边准备反击。敌人很狡猾,进攻时将重火器放在后面掩护,敢死队手持大刀,在前面狂呼乱叫地冲锋,打倒一批又有一批冲上来,疯狂得很。激战到午后,约有上千敌人冲进了围子,二六三团处境相当危急。这时,又有一部敌人向二六三团包抄过来。看着敌人的疯狂劲,我火了,急令二六五团从围子两侧反击,包围了围子内的敌人。敌疯狂顽抗,我亲自带通信队冲了上去。通信队是经挑选的猛士,他们每人一把大刀、一枝驳壳枪,呼地冲进了敌群,好一场白刃拼杀,配合二六三团将冲入围子内的敌人歼灭。我们仅用大刀就砍死700多个敌人。在围子内外,我们与敌人反复冲杀了三天,最后在八十九师支援下将敌击溃。这一仗杀伤敌人2400余人,我们也伤亡了500多人,二六三团有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了。

  随后,我师奉命撤至永昌东南的八坝一带。这时,熊师长他们把九军余部护送到永昌城后也回来了。此间八坝仍有激战。12月初,敌人向永昌以西的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永昌同山丹我军的联系,以便各个击破。我师奉命迅速赶往水磨关,在先念、世才同志直接指挥下,我师与八十九师一起,狠打迂回的敌人。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打退了敌人,敌遗尸至少有600具。

  当时总部驻在永昌城内只有直属队设防。为加强永昌城防守力量,我师奉命进驻永昌城。敌人集中五个旅、四个民团来围攻,每日轮番攻击不止。我们凭城扼守,并不断反击。战斗激烈时,每日有三四架敌机临空助战。我们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与敌激战,我也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也算不准杀伤了多少敌人,只记得打下一架飞机,永昌城始终未被敌人突破。

  从四十里堡开始,20多天与敌拼杀,无日不战,无夜成眠,终日炮火硝烟,刀光剑影。近2万人的西路军这时已减少至15000余人,我们师也减员1000多人,战斗力削弱了,而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

  这是郑维山同志《河西喋血记》的一部分,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武威四十里堡鏖战

<标题>=武威四十里堡鏖战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三十军途经古浪、凉州,进行了几个小的战斗,于11月下旬到达武威以西的四十里堡。先头部队是第八十九师,他们刚到四十里堡,布防尚未就绪,敌祁明山旅即向他们进犯。他们奋起还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击溃了敌人的进攻。

  但是,敌总指挥马元海又纠集了一个骑兵旅、青海民团、炮兵团、手枪团,约有两个多旅兵力,一齐向四十里堡的红军阵地发起进攻。我们二六三团奉命增援,准备第二天担任反击的任务。我们团一营由营长赵海丰带领,负责守卫四十里堡西南两公里处的一个围子。部队一进入阵地,就遭到敌约一个旅兵力的攻击。在这次坚守四十里堡的战斗中,一连指导员凌玉成模范带头,身先士卒,积极在火线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的英勇事迹,使我几十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这次坚守四十里堡,我们团整个都在第一线作战,而凌玉成所在的一营又是离凉州最近的一个营,也是接敌最近的一个营。实际上,他们守卫的这个围子,是我们全军的第一道防线,所以说,任务是非常重的。

  一营守卫的这个围子,原来是一个地主的院落。这个围子里外有三道围墙,最外面的一道围墙比较低,南面有一个大门,北面有一个小门;中间一道围墙比较高,有一个朝东的门;最里面的一道围墙,内有一座大炮楼。在外围墙与中围墙之间,有一些低矮的砖瓦房子,大概是“雇工屋”、“马厩房”。外围墙的四周,都已掏好了很多枪眼,中间围墙上面,虽然也掏了一些枪眼,但不如外围墙的多。同时,由于我们部队头天下午才到这里的,原先的任务也是准备第二天反击。所以,只在围子外面构筑了一些简易工事,既没有设置什么障碍物,也没有做什么鹿砦。没想到,我们刚进入阵地,就被敌人包围了,任务也由反击变成了坚守。

  我们三营守在这个围子的西南角上,具体任务是守卫好外围的南大门,挡住敌灭从南面的进攻,保障南面的安全。早上7点多钟,敌人从四面同时向我们进攻,但重点是放在我们守卫的南大门。这时候,我们派了一个排带一挺机关枪,绕到一个坟包旁边,利用坟包作掩护,向敌人射击,同时集中全营的火力,封锁住南面的大门。敌人攻了几次之后,除了丢下百十具尸体以外,一无所获,败退了下去。但是,敌人失败之后,并没有放弃进攻,只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把进攻重点由原先的南大门转移到北面去了。

  在外围西北角上,负责守卫的是一营的一连和三连二排的同志们。敌人一开始进攻就十分凶猛,几乎有一个团的兵力。可是,一、三连的同志毫无惧色,把上了围墙的敌人很快就打了下去。敌人为了改变自己的颓势,就一面把轻、重机枪集中起来,向一、三连守卫的西北角围墙上沿猛烈射击,一面又利用我们围墙里射击的死角,悄悄地派人接近墙脚,并向围墙里面不断地投手榴弹。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接连轰、轰、轰几声巨响,西北角被敌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这一下,形势变得紧张了。

  凶恶的敌人像潮水一样,通过缺口以及小门,直往围子里涌。“打!”一连指导员凌玉成当机立断,几乎与连长同时下达了命令。这时候,一连所有火力一齐向敌开火,很快就把进了围子的敌人消灭了一大半。剩下的敌人想溜,凌玉成同志又抓紧战机,喊了一声“上”,把手一挥,就朝敌人冲去,用大刀猛砍敌人,有的把敌人鼻子削了,有的把敌人手臂砍了,有的把敌人头砍了,有的则把敌人拦腰斩断。

  刚把敌人打出去,北面小门的墙又被敌人推倒了一截。这时,凌指导员带着三连二班战士站在门里面,用大刀接连砍死七八个敌人,差一点小门都快被敌人死尸堵住了。正在这个时候,东北角又被敌人炸了一个缺口,敌人乘机直往里冲。凌玉成指导员看到这个情况,又立即转身跑到东北角上,带领一连二班的战士猛的冲向缺口。

  就在凌玉成带领战士拼杀的时候,敌人的机枪向缺口打来了一阵密集的子弹,连长和五个战士都不幸中弹牺牲。凌玉成看到连长他们倒了下去,怒不可遏,立即向战士们喊了一声“堵”,并迅速弯下腰,与另一个战士抬起一个个敌人的尸体,就往围墙缺口处堵。不一会,围墙的缺口,就用敌人的尸体堆了里外三层。

  围墙其他的地方,也基本上和这里差不多。由于一营营长赵海丰及时指挥炮楼上的火力支援,以及多次派出二连的同志到外围墙处,协同一连反击敌人,所以,敌人虽然打进了围子,但是又都被打了回去。直到中午12点钟,敌人仍然没有占领围墙。

  下午1点半钟左右,敌人增加了兵力,又发起了新的进攻。这次,敌人耍出了新的花招。他们除集中火力向刚才炸开的缺口猛烈射击外,还把部队分成几队,从几个地方上围墙。“轰、轰、轰”,外围墙又被敌人炸开了几处。上午被堵死的缺口,也同时被敌人推开了。这时候,敌人就像蝗虫一样拥进了围子。

  “打!狠狠地打!”凌玉成指导员把机枪端在手里,朝敌群中猛烈扫射,同时指挥全连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慌乱的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有的被打得抱头乱窜,纷纷往后退。但是,在后面督战的敌指挥官,却命令机枪手在后面猛烈射击,企图用密集的火力封住进了围子的敌人的退路,逼着他们继续往前冲。

  凌玉成同志眼看敌人越来越近,他便把机枪交给机枪手,举起大砍刀,对全连同志高喊着:“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冲啊!”“杀啊!冲啊!”一连和三连的战士在凌玉成指导员的带领下,与敌人拼开了刀子,进行肉搏战。

  凌玉成个子高大,身材魁梧。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军时,母亲曾嘱咐他,战场上要多杀敌人,为乡亲们报仇。所以,他入伍后,对刺杀、劈刀练得特别勤,他的刀功也特别好。现在,只见他那把雪亮的大砍刀,在手里上下翻飞,不一会,在他的四周,就已经倒下了十多具敌人的尸体。战士们也和他一样,眼睛都杀红了,见了敌人就砍,望见敌人就杀。他们拼杀了半个来小时,就消灭了百十个敌人。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比较大,五个排的兵力差不多都伤亡了。赵海丰营长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命令二连,用火力掩护一连撤退到中问围子里来。他还要求伤员先进来,要求凌指导员带领未受伤的同志在后面作掩护。凌玉成同志眼看敌人越杀越多,战士们的伤亡越来越重,就要大家听营长的命令,向中间围墙里撤,他自己则在最后面掩护。有三个敌人缠住一个战士拼杀,使这个战士难以撤退,他一个箭步上去,先从斜刺里一刀砍死一个家伙,又抡起砍刀,将右侧的一个敌人砍倒,左面的那个敌人吓慌了,动作稍一迟缓,也被那位战士砍死了。

  就在凌玉成快要撤进中间围墙的一刹那,他的左胳膊中了一颗子弹,鲜血直往外流。这时候,一个战士冲出围墙,把他“抢”了进去。他深情地对这个战士说:“我惟一的心愿,就是为劳苦大众多杀敌人,负伤了,也要与敌人拼到底,拼死一个敌人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

  与此同时,西面的敌人、北面和东面的敌人,有的想从大门进去,有的想翻墙进入中间围墙。这时候,赵海丰营长组织炮楼上和中间围墙的火力,向外围墙里的敌人猛烈开火,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连滚带爬地往围子外面跑。

  一连指导员凌玉成被战士“抢”进中间围墙之后,他一边让卫生员包扎伤口,一边组织部队协助二连守卫中间围墙。赵海丰营长交给他们连的具体任务是坚守住大门,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守住了大门,敌人就很难拥进中间围墙。此时,敌人攻击得也最厉害。凌玉成同志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连三个重伤号在内,全连只有14个人了,这个宁折不弯的硬汉子伤心地哭了。

  战友的牺牲,更加激起了凌玉成对敌人的刻骨仇恨,他擦干了眼泪,站立在大门中间,战士们一个个都向他靠拢。他压低了嗓子对大家说:“同志们!营首长要我们坚守住大门!我们都是穷苦出身,为了解放劳苦大众,我们要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坚守住大门!”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声调,激昂地说:“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现在的形势比较危急,也是考验我们的关键时刻,我们要用自己的英勇行动,去实践自己的诺言!”战士们从他的话语里获得了信心和力量。

  只见一个战士从怀里掏出一张小纸条,送到凌玉成同志的面前说:“指导员,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考验我吧!”接着,又有三四个战士向凌玉成同志送上了入党或入团申请书,还有几个战士向指导员作了口头保证。凌玉成同志也向战士们说:“我如果战死了,请你们把我抬回来,找一张席子,把我卷一卷,挖一个深一点的坑,把我埋起来,我就闭眼了,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现在,我惟一的想法,就是多杀敌人,守住大门!”

  这时候,一连虽然人比较少,但士气却非常高,他们在围墙里面,进一步做好了抗击敌人的准备工作。他们现在子弹已经不多了,主要的武器就是大刀、手榴弹和钢叉。在凌玉成同志带领战士加强防守的同时,凶恶的敌人在外面也纠集了新的力量,更加嚣张地组织新的攻势。敌人除在中间围墙的四周全面展开进攻以外,主力仍然放在凌玉成同志这个连坚守的东大门上。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占据着有利地形的敌人,不但人数多二三十倍,而且火力强,既有轻机枪,又有重机枪,同时手榴弹也十分充足。但是,凌玉成同志和他带领的勇士们却临危不惧,顽强地坚守,从中午到下午4点来钟,他们就在中间围墙内,反复用大刀与敌人搏斗,使得敌人在大门外又留下了百多具尸体。

  下午5点钟,气急败坏的敌人组织了一支四五十人的敢死队,以手榴弹开路,拼命地往一连坚守的大门里扔手榴弹。一声声巨响,连绵不断,炸得土石纷飞,天昏地暗。大门旁边不远的围墙上,终于被敌人炸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就使得敌人可以像潮水一样往里面拥了。

  这时候,一连的形势变得非常严重了!他们只有11个人了。“杀啊!”凌玉成边喊边抡起大砍刀,与冲进来的敌人拼杀起来。战士们一个个也都抡起砍刀,与敌人厮打拼杀在一起,刀光闪闪,杀声震天。一个班长看见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杀死了,怒火满腔,他一口气连劈了三个敌人。就在他抡起砍刀劈第四个敌人时,突然被敌人砍了一刀,可是,在他倒下的时候,手中的砍刀依然把那个敌人砍死了。有一个战士的大刀刀刃砍卷了口,就用刀背砸敌人,刀落地了,就用双拳和敌人拼搏,最后与敌人扭打在一起,临牺牲前还用双手卡死一个敌人。

  凌玉成同志手中的那口刀,向着敌群中不停地舞动翻飞,使得敌人挨着死,碰着亡,杀得敌人连连后退,不敢近前。后来,七八个敌人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但是,他左冲右突,前护后砍,毫无惧色,越战越勇,杀得浑身是血,到处是伤。突然,一颗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前胸。他身子颤抖了一下,仍然挥舞砍刀,继续拼杀。紧接着,又有一颗、两颗、三颗子弹打在他的身上,敌人也乘机向他围了过去。这时候,凌玉成同志从怀里取出最后的一颗手榴弹,拉响了导火索。平日凶狠残暴、张牙舞爪的敌人,看见手榴弹的导火索,在凌玉成手里“嗤、嗤”直冒火花,都吓得失魂落魄,直往后退。他们在正气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面前,显得是何等的卑鄙,何等的低下,何等的渺小!

  我们的英雄凌玉成哪里肯放过敌人,他伸开双臂,右手举起“嗤嗤”作响的手榴弹,一往无前的冲向敌群。有两个敌人想跑,他就用双臂使劲把他们往怀里一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我们的英雄指导员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时的凌玉成,还不满20岁,可是,他却已经将自己年轻的生命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他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钢铁誓言!赵海丰营长以及其他坚守在炮楼里的战友们,看到凌玉成同志壮烈牺牲的情景,都悲痛得眼泪夺眶而出,他们把激起的对敌人的无比仇恨,集中在手中的武器上,敌人又倒下了一大片。

  敌人继续向内围墙攻击。赵海丰营长在第三道围子里,组织全营所剩人员,与敌人拼杀,阻止敌人,坚守住炮楼。黄昏时分,也是敌人攻击一营的内围墙最紧张的时刻,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亲自带领四个团的兵力,向敌人进行了反击。我们三营是从南大门打进去的,没有用枪,用的是大刀和手榴弹,一路拼杀进去的。当我们三营与赵海丰他们会合的时候,赵营长悲喜交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一仗,我们里外夹攻,打死打伤敌人2000余人,光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就有700多人,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当然,我们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一营大部分同志都在这次战斗中光荣地牺牲了。打扫战场的时候,一连战士纷纷告诉我凌指导员英勇杀敌和壮烈牺牲的事迹,还说他临死之前希望自己在死后,只要一张席子卷一卷,别的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和赵海丰同志带着战士跑了几个地方,就是找不到席子,而且连一张破的席子也没有找到。当我们挖了一个深一点的坑,将凌玉成同志和其他烈士的遗体埋起来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我们深为自己未能满足战友生前这一点要求而万分的遗憾!

  录自周纯麟同志所著回忆录《血战河西走廊》。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减。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战斗在武威四十里堡

<标题>=战斗在武威四十里堡

<类型>=g4

<作者>=王恩厚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1月下旬【应为11月中旬。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员会调查,11月17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进占武威西四十里堡。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298页。】,我八十八师进占武威四十里堡。红九军古浪血战告急,八十八师派二六八团支援红九军,突围到永昌。敌人又立即紧紧围了上来,驻守在四十里堡的二六三团阵地首先遭到猛攻,该团坚守堡寨,奋力抗击。后来敌人的山炮轰开了一营堡寨的围墙,敌六七百步兵士蜂拥而进,与我争夺堡寨,向我后院猛攻,我守寨部队人人浴血奋战,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李先念、程世才、熊厚发、郑维山等军师首长来到前沿,观察了解地形、敌情,迅速做出部署,定下决心,要关门打狗,全歼突入堡寨之敌。于是,一面命令二六三团在正面顶住敌人的攻击,一面命令二六五团和二六八团分头插入敌后,切断敌后续队与突入堡寨的敌人联系,配合二六三团歼灭深入堡寨的敌人。

  在二六三团与敌人拼杀最激烈的时候,我带护士和担架队深入前沿,抢救包扎伤员,再将伤员送到四十里堡。我们临时的抢救所和攻入堡寨的敌人仅一墙之隔,顺着墙壁的缝隙,看到墙外聚集着几十个敌人,一个个凶神恶煞地舞刀弄枪,向我侧面院落攻击,我灵机一动,扒大缝隙,通讯员立即明白我的心思,连忙赶来帮助,不一会就挖开一个枪眼,敌人就在面前,不到30米远,顺着枪眼,我“叭”的开了一枪,一个身材高大的敌人栽倒在地上,不动了。我一口气打了几个弹匣,只见十多个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倒在院中。通信员连声叫好,我也很高兴,这下我们可够本了。

  就在这时,堡寨外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震天的喊杀声,我二六五团和二六八团发起了反击。经过激烈的白刃搏杀,我军全歼了突入堡寨的敌人,我二六五团卫生队长易良荣负伤。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带着伤员准备从四十里堡出发前往永昌。伤员很多,我们人手不够,正在发愁时,一辆隆隆行驶的汽车闪着惨白的灯光来到面前,我警卫连勇猛扑上前,一查问,原来是马匪一参谋给敌人送炮弹来了。我们缴获了敌人的汽车,既及时又省事地将伤员送进了永昌城。

  四十里堡战斗后,我八十八师变成后卫,掩护部队西进,又连续进行了水磨关、八坝和保卫永昌城等战斗,在永昌城还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

  录自王恩厚同志回忆录《难忘的岁月》,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卫生部主任,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路军在永昌

<标题>=西路军在永昌

<类型>=g4

<作者>=黄良诚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2月初,我军攻克永昌城【据当时西路军电文,红三十军占领永昌城的时间为11月18日。参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427页。】,五军、三十军之一部进至山丹一线,摆开一条东西100余里的长蛇阵,留永昌一带近月余,在城东四十里铺、二十里铺、油坊院、水磨关等村寨固守,同敌人展开拉锯式的激战,虽然杀伤敌人数千,我军也伤亡甚众。我军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连敌官兵从我军阵亡战士身上看到衣着单陋不齐,都感到惊奇:“红军连一件半新不旧的衣服鞋袜都穿不上,可打起仗来不怕死,那么勇敢,到底为了什么?”

  是啊!从一切旧军队的眼光看,是永远理解不了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这支人民的军队正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所以他们不怕苦,不怕死,这是他们高贵品德的集中表现。

  当永昌战斗正激烈之时,蒋介石自西安命令马步芳:“过河共军既已消灭过半,应乘此声威,督率所部,限半月之内,予以全歼。”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事隔几日,他自己和所带人马,在西安当了俘虏。这就是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及一批亲日反共大小头目扣留了,毛主席派周副主席到西安,晓以爱国大义,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我在12月13日抄收的“中央社”新闻中,得知西安事变的特大消息,立即报送领导机关,迅速传遍了永昌城的每个角落。顿时,人情沸腾,到处是一片欢呼,歌声四起,“打倒反动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到东北去,赶走日本鬼子”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在西安事变的震惊之下,敌人惶惶不安,军心动摇,不知所措,战事一度缓和,枪声、炮声稀落了几日。

  西路军总部机关当时住在永昌城,成为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外围战斗,我军步步失利,战火已烧至城郊。九军、三十军已苦战逾月,伤亡累累。驻山丹的五军告急,三十军之一部又西进支援五军去了。

  为了加强城防,机关人员亦纷纷上城日夜轮守。我电台人员的防守地段与妇女独立团某连相接。一天晚上12点,我值完了班,上城墙去看看我们的同志:同志们精神抖擞,轻步来回游动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静听着墙外每一声动静,严阵以待。城墙走廊,每隔十米左右存放着一堆堆手榴弹和大小不一的石块,以便随时打击进犯的敌人。

  这是黄良诚同志《忆长征》中的一段,转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2辑。标题为编者所加。黄良诚同志,福建上杭人,又名黄子坤,生于1917年。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后历任报务主任、电台台长,新四军侦察通讯大队大队长,西满军区通讯学校校长,国务院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2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三十军战斗在永昌

<标题>=红三十军战斗在永昌

<类型>=g4

<作者>=盛先传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1月20日前后,我们三十军八十九师攻打凉州城,没有攻下,就留下八十九师一部监视凉州城里的敌人,八十八师西进攻打永昌城【攻占永昌县城的是八十九师主力和骑兵师,参见红四方面军《战史》第381页。】,永昌城被占领,驻守的民团望风而逃了。在打永昌后,骑兵师也占领了山丹城,陈昌浩就把永昌、山丹作为根据地,提出要消灭“二马”(马步芳、马步青)。“二马”为对付红军,把全部兵力调来,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强,敌人的骑兵和步兵一齐向我们猛攻,被我们一次次地击退。

  永昌以东有个地方叫八坝,我们三十军与敌两个旅血战了两天两夜,才将敌人打退,阵前敌尸遍地。我们在八坝击退敌人后,敌一个旅插到永昌以西的水磨关,八十八师与敌战斗一天一夜,这个旅的敌人就败退了。敌人被击退后,又集中了两个旅的兵力,猛攻永昌城,又被八十八师击退了。

  我们西路军虽然在永昌消灭了好多敌人,也俘虏了好多敌人,但马步芳的部队非常狡猾,在临上战场时才给士兵发子弹,少的五发,多的十发,我们打了胜仗,俘虏了敌人,也缴获不了多少子弹,这样就给我们弹药供应上带来极大困难。因我们红军时期的武器弹药供应,全凭缴获敌人补充自己,而马步芳部队打仗,缴了敌人的枪可没子弹。马步芳的部队非常凶残顽固,拼命与我们拼杀,很少缴枪投降。另外,我们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建立起军民鱼水关系,粮食的供应上又给我们带来了极大困难。

  我们正在永昌奋战时,“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的部队,说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西安把蒋介石抓起来了。这时,中央发来电报,叫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总部命令部队东进,当我们部队东进至武威的西边时,三六三团的战士看见一个堡子的门开着,进去一看,发现堡子里面住的全是敌人,轻机枪架在地上,人都睡在炕上。因为没有上级命令,不敢打,就派人去师部请示打不打?师部说:“打!怎么不打。”师部的命令还未传达下去,敌人已经发觉了我们,把堡子门关了,并用机枪射击我们。敌人的机枪一响,所有的敌人都打开了,使我们失去了歼灭敌人的一次好机会。原来敌人已经从祁连山脚下一直拉到北面的沙漠边上,以武威为中心,构成了一条封锁线,蒋介石嫡系部队杨德亮补充旅也开到了武威。由于先头部队没冲破敌人的封锁线,我们过不去,只好倒回西进。

  西路军在大靖、古浪、凉州、永昌战斗一月之多,毙伤敌6000多人,我们伤亡也有4000人左右。此战后,我们就转入了不利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胜利,但总的来说,没有粉碎敌人的进攻,而且大伤了元气。

  这是盛先传同志回忆录《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的一部分,由天水地委党史办供稿。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夜袭水磨关

<标题>=夜袭水磨关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武威)四十里堡一仗,歼敌2000多人,大大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士气。我们虽然在12月冰天雪地的严寒条件下行军,但是情绪却很饱满,很快就前进到水磨关。

  水磨关,位于永昌县城西。说是关,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屯堡,坐落在一个河沟边上。老百姓常利用沟里的水推磨,因而得名水磨关。在甘肃,许多地方只要是有水的河沟,老百姓都利用水力来推磨。我们西路军的电台没有油发电,有时就利用水磨带动发电,以保证电讯畅通。水磨关里面,驻着敌人的一个骑兵团。这次,上级准备发挥“夜老虎”二六五团的威力,命令他们夜间悄悄摸进去,吃掉它,同时叫我们二六三团三营协助他们,一块摸进去。

  我们八十八师是红三十军的主力部队,它所属的三个团都是赫赫有名的:二六八团的拿手好戏是正面攻击,冲锋打得猛,敌人守得再顽强,它也准能把它打烂,大家称它为“首长手里的一把铁锤”;二六三团的擅长是守备战,上级把它放在哪里,哪里就像钉着一枚“钉子”,再顽强的敌人,也会在它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二六五团则善于夜战,不管敌人蹲在高山上,或者是躲在城楼里、围寨中,只要是黑天,它就有办法摸上去,把敌人打垮或者吃掉。红四方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策动的六路军,在川北数百里的战场上浴血苦战八个月,取得胜利之后,总部嘉奖战功卓著的部队时,奖给了二六五团一面写着“夜老虎”三个大字的锦旗。从此,“夜老虎”团的名声传遍了全军。

  这天午夜过后两点钟,我们就带领部队出发了。夜,漆黑漆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寂静寂静的,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

  我们为了便于行军时联络和在混战中辨认自己的战友,以免误伤,每个人的右臂上,都扎了一块白布。排与排之间,还有一个萤火虫似的亮点在联络。如果不知道内情的人,还认为是萤火虫在飞呢?其实,这是二六五团的一种创造,他们给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竹筒信号灯”。这是用一节一头切开的竹筒,中间插根粗香,燃着香头,竹筒的口向着后面。这样,在漆黑的夜晚行军,就不至于前后失掉联络了。我把二六五团的这个创造学过来,用在我们营,很受战士们的欢迎,效果也非常好。夜,虽然黑得看不见路面,但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没有一个掉队的。没多久,我们便来到了水磨关的东头。

  整个水磨关,起先也非常寂静,只是偶尔听到几匹军马的嘶叫声。马叫的声音,对我们接近敌人却是非常有利的。当我们摸到村头的时候,敌人还没有发觉。(大概是骄横的敌人倚仗着兵多,马多,武器好,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乘着黑夜来偷袭,因而连哨兵也派得很少。

  我们是分了几路进村的。我们营长带七连、九连走一路,我带八连是另一路。因为七连动作慢了一点,我们就走在前头了。三班长吕志明摸在最前面。敌人的一个哨兵发现了我们,刚想鸣枪报警,吕志明一个箭步上去,给了他一刀,这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哼一声,就一命呜呼了。

  我们摸进村之后,吕志明看到敌人毫无准备,便向我说:“教导员,你看,现在敌人还在睡梦中,我想,今天晚上对敌人可以先戏后打。”“这怎么讲?”我一听他的话,觉得话中有话,便急切地追问下去。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一定先与敌人死打硬拼,打消耗战,可以先把敌人挑动起来,让他们在慌乱中自己打自己,两败俱伤之后,我们最后再收拾他们!”三班长吕志明说得是那么自信。吕志明建议的这种打法,真是太好了!我感到部队有这样一个善于思考的战士,营里有这样一个善于参谋的班长而高兴。他的建议坚定了我执行作战方案的决心。我与他再悄悄地商量了一会,便分别带着七班的同志,分两路上了两间较高一点屋子的房顶。

  屯庄的北面约40多米远,有一个小围子,里面住着敌人的团指挥所。二六五团是从屯庄的西部进去的,他们的一个营着重是打敌人的团指挥所。我们是从东面顺着一条河沟接近屯庄的,因为夜袭水磨关,二六五团是主攻,我们营是配合,所以我们虽然进了庄子以后,也必须等到二六五团先打响,我们才能开火。这个房顶是平的,我们伏在房顶上仔细观察,敌人一点动静也没有。

  “哒、哒、哒”,西北方向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二六五团在村外打响了!我和吕志明同志随即朝住着敌人的屋子射出了一串子弹。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得村子里的敌人,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向四处逃窜。惊慌失措之中的敌人,果然乒乓、乒乓的对打起来,子弹像流星一样,来回呼、呼、呼地乱飞。敌人在混乱中自相残杀了。

  敌人拼命地自相对打了半个多小时,才发觉上了当,于是边打枪边往街上撤。这时候,街上乱得一塌糊涂,各种各样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刺刀相碰的撞击声,我们追击敌人的喊杀声,敌人的惨叫声,以及战马的嘶叫声、奔跑声,响成一片。街上的敌人溃不成军,有的被他们自己打死,有的被马踏死,更多的则成了我们的刀下之鬼。手榴弹更成了有用之物,有五六个敌人在慌乱中逃跑,吕志明眼疾手快,扔过去两颗手榴弹,就把这几个敌人报销了。

  我和吕志明进一步搜索,刚刚拐过一幢矮房子的时候,突然窗子里打出来一梭子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吕志明的胸膛,他抖动了一下身子,便倒下去了。这时,正巧八连连长赶来了,他急忙闪过身子,以墙壁为依托,通过窗户,向房子里投过去一颗手榴弹。但是,狡猾的敌人却将手榴弹从窗户里扔了回来,落在离吕志明两米多远的地方爆炸了。这“轰”的一声响,把吕志明从昏迷中震醒过来。

  吕志明从昏迷中醒来之后,他眼睛紧紧盯着敌人占据的这所房子的窗户,艰难地爬起来,拣起一块石头投进房内之后,又掏出一枚手榴弹,向窗口投去。这一招真灵,敌人以为先投进窗户的石头是手榴弹,正当他们恐慌地寻找这枚“手榴弹”的时候,真的手榴弹飞进了屋。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房子里的敌人全部上了西天,而吕志明同志也再次倒下了。

  我和八连连长消灭了敌人之后,便立即俯下身子,抱起吕志明同志。遗憾的是他已经停止了呼吸,牺牲了。可是,我们这位智勇双全的班长,手里还紧紧握着手榴弹,小拇指上还扣着弹环。在平时夜间训练中,八连是全营搞得最好的,而三班又是八连最拔尖的。所以,这次担任突击班的任务,就选了三班。对于他的牺牲,我的心里是悲痛万分的,他是个多好的同志啊!

  这一次夜袭,我们收获很大,把马家军一个骑兵团600多人全部消灭了。拂晓时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便满载胜利的喜悦,踏上了新的征途!

  录自周纯麟同志回忆录《血战河西走廊》,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减。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九军战斗在永昌

<标题>=红九军战斗在永昌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夜幕降临了,我红九军悄悄撤离古浪城,昼夜兼程赶往永昌,去与三十军会合。

  我军到达永昌时,红五军已进到山丹,西路军的部署已形成一条长蛇阵,从永昌到山丹绵延100多公里。这里是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南北宽仅40多公里。南靠险峻的祁连山,北邻龙首山,翻过龙首山就是长城外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西路军总部的意图是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这种设想完全不切合实际。因为这里地形狭长,南有祁连山的阻挡,北受龙首山及沙漠地带的限制,既无回旋的余地,又无群众基础,难以立足,特别是地形对我军步兵活动很不利。

  在我军离开古浪开往永昌的路上,敌人就一直跟踪追击我们,我们刚刚进驻永昌城,敌人也紧跟着到达永昌。我九军与三十军八十九师会合后,我军的兵力略有集中;但敌人同样也增加了兵力,这时已集中了近十个旅的人马,另有胡宗南的一个师【当时进入河西的中央军只有甘肃绥靖公署的补充旅,旅长为杨德亮。参见本书第23页脚注。】作预备队,不论在数量上和装备上,均占绝对优势。原先我军在城外还部署有警戒部队,因为不断遭到敌人袭击,消耗太大,后来也撤回城内了。我军与西进部队的联系,也被敌人切断了,我们孤军坚守着被敌人层层包围的永昌城。

  敌人的攻击一天比一天激烈,空中的飞机和地面的炮火不断地向永昌城里轰击,我驻城内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也遭受伤亡。尽管全体指战员粉碎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守住了阵地,并与敌人对峙了半个多月,但是,部队严重减员,城里所有的庙宇空房都住满了伤员,因为缺医少药,对伤员的救护工作也十分困难,许多伤员因无药医治而牺牲。尤为困难的是守城部队没有弹药,用刺刀和石头对付敌人的枪炮也不是长久之计。

  12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突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战士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这个不抗日专打内战的卖国贼没有好下场,非杀了他不可。”这时,军政治部的敌工干部到前沿阵地向敌人喊话:“不要打了,你们的主子蒋介石被活捉了,咱们都是中国人,不要再打内战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敌人的士气虽有动摇,但顽固的敌人边骂边向我打枪。就这样,双方对峙着,时打时停,但大的进攻战逐渐减少了。

  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又传来命令说,每人准备八天的干粮,要回师古浪,并有东北军于学忠部队迎接我军到兰州驻防。当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全军指战员立即欢腾起来,喜笑颜开。有的说:“这是抓住老蒋,他被迫承认我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结果。”还有人说:“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抗日挽救中华民族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正当全军整装待令,准备回师古浪城时,突然又从总部传来通知说,不走了,要部队回原驻地待命。

  当天夜里,就开始动员了,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消灭敌人,完成西进任务,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红军指战员们听到这个动员后,静悄悄地默不作声。大约在永昌停留了两三天,才接到行动的命令,各部队安排好重伤员,轻伤员凡是能走的,都随部队作好突围的战斗准备,向倪家营子西进。

  部队从永昌突围比较顺利,基本没有怎么打。连夜急行军,天亮到达梅家寺【梅家寺:今为村,在永昌县西部,属焦家庄乡。】。这里距三十军部队大约20余里,总部直属机关也随九军驻扎下来。我九军军部驻地与总部驻地相距大约三里路程,住在一个土围子里。我们刚住下,尾追的敌人也到了,对我们形成包围圈。总部为了解决九军领导问题,在此开了一天会,会后派副总指挥王树声同志兼九军军长,原军长孙玉清同志调三十军,没有宣布职务。总部本来预计第二天晚上继续向西开进,与三十军靠拢。由于这天晚上突围未成,到第三天晚上才突出敌人的重围,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会合,组成阵地抗击敌人。

  这是李新国同志《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标题为编者所加。李新国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遭遇记

<标题>=红西路军前进剧团与敌遭遇记

<类型>=g4

<作者>=王定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西路军前进剧团有干部战士八九十人,隶属总政治部宣传部领导,那时的宣传部长是刘瑞龙。剧团随总政治部到达永昌县城后,立即投入到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的工作。我们每天派出部分同志深入到街道、家庭做宣传解释工作,一部分到东街会馆戏台演出节目,向群众传播革命思想,扩大红军影响。经过数日的宣传发动,逐渐消除了老百姓的恐惧心理,外出躲避的大部分群众返回了家中,不少人还投入到支前工作的行列中。

  随着红军的西进,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军阀调集了青海、甘肃的正规军和地主民团,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对红军进行尾追堵截、分割包围,企图歼灭我西路军。我们剧团既是宣传队、工作队,又是战斗队,白天做宣传工作,晚上担负县城的警戒防务,工作异常紧张。红九军在古浪城与“二马”敌军作战失利,部队伤亡很大,在红三十军第二六八团接应下,撤出古浪,向驻在永昌的总部靠拢,驻防永昌城东二十里铺(现东寨城遗址)。我们剧团接受总部命令,到九军军部驻地慰问演出。

  12月5日清晨5点钟,我们全团人员和九军派来的几名保卫人员一起,从县城出发。12月的河西走廊,已是天寒地冻,我们冒着隆冬早晨的严寒,徒步行走,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到8点钟左右了。这时,因敌情变化,九军军部已经转移。我们正在犯难,忽然发现数里外的大道上,尘土飞扬,剧团负责人当即判定是敌人的骑兵赶来了,立即带领我们隐蔽。但这里地形辽阔平坦,村庄零落,无地形地物隐蔽。大家调头朝西跑,跑了不到一里地,有一个大土围子,就闯了进去。这个围子离县城约20里,在甘新公路南边,叫郭家下磨屯庄,我们进去以后,才发现庄内的老百姓早已外出躲避了。我们很快关闭了庄门,一部分人用杂物堵塞门洞,一部分人立即爬上房顶,占据门楼和庄墙,准备抗击敌人。我们进入庄院不久,敌马步芳一○○师的马步銮骑兵团(即黑马队),就向我们据守的围子涌来。敌人把剧团当作九军军部,四面围得水泄不通,剧团全部人员被围困在里面。

  全剧团虽然有几十人,但战斗力很弱。除团长、政委、指导员每人有一枝手枪,七八名保卫人员有步枪外,其余大多数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没有什么武器。敌人不停地用步枪、机枪朝庄里射击,还有迫击炮也向庄内打。相持到9点多钟,剧团负责人意识到形势十分紧迫,无论如何要派人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接应,就决定利用南边墙高,敌军包围不太严密的情况,吊下人去报信。当时找不到绳索,不知谁出了个主意,把大家的绑腿带子连接起来,七手八脚,很快拧搓成了一根绳子,从十多米高的围墙上掉下了一个男同志,他穿过围子南边的一块树林,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敌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攻不下围子,便用火力掩护,七八个敌人爬上了围子东面的一棵大杨树,居高临下,一齐朝庄内射击,正在屋顶上指挥战斗的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廖赤健同志(女),中弹牺牲。同志们满腔仇恨,奋起反击,把树上的敌人统统打了下去。在紧张的战斗中,剧团政委易云均、团长周武功、副团长汪贤臣、导演任弼煌等十多名干部、战士,都相继牺牲,还有不少战友负了伤。

  剧团主要负责同志的牺牲,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大家满腔怒火,坚持战斗,用手榴弹、石块、砖头、木棒打击敌人。就这样,大家一起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没有攀上围子。整整一天的时间里,同志们滴水没进口,粒米未粘牙,饥饿、严寒胁迫着每一个红军战士,活着的人都滚成一个个土人儿,只有两只眼睛在滚动。临近傍晚,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派来人传话,要我们设法突围撤退。但剩下的都是女娃子,干部和年龄大一点的都牺牲了,无法突围。在夜幕拉下的时候,毒辣的敌人用汽油、柴火烧开了庄门,蜂拥而入。我们剩下的五六十人,寡不敌众,全部被俘。自此,西路军的前进剧团便不复存在。

  敌人见我们都是些女娃娃,不是红九军军部,才知道上了当。这次遭遇战斗,虽然我们剧团全团覆没,但起到了牵制敌人,掩护九军军部转移的作用。

  我们刚刚被俘时,敌人恼羞成怒,嚷嚷着要刀砍我们,枪毙我们。我们说,你杀就杀吧!当红军、干革命就不怕流血,更不怕杀头!但我们并没有被杀,敌人把我们押解到指挥部的后院里管押起来。在管押期间,红军总部设法营救我们,给马元海送来信,要求释放我们,他们不干;又以在土门子我军俘虏的一个工兵营作交换,马元海也不干。三四天后,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凉州(武威)新城关押。在这些天里,还让我们这些“共产丫头”挖树坑、受苦役,备受欺凌。不久,又将部分解押青海西宁,送给马步芳,逼迫当“跳舞队”。过了两个来月,马步芳又把“跳舞队”的一部分人,分送给在张掖屠杀红军的刽子手韩起功(敌军旅长),因此,我也随到张掖。后来,几经周折,我受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于1937年下半年从张掖回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回到了党的怀抱。

  朱新斌整理,由永昌县委党史办供稿。王定国同志,女,四川营山人,生于1913年。1933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前进剧团股长。后历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工作人员,延安市妇联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指挥部的分歧

<标题>=指挥部的分歧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古浪战斗后,总部领导批评九军麻痹轻敌,死打硬拼,指挥不当,没有及早组织突围,将孙玉清军长和曾日三主任撤职调出,把陈海松政委撤职留任,戴罪立功,派原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到九军任参谋长。当时,九军还有4600多人,1000多枝枪,子弹每枪平均不足两排。

  九军与三十军在永昌地区会合后,中央又来电指示:以永昌、山丹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当时,西路军指挥部发生了分歧,焦点是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陈昌浩认为,经过几次战斗,敌人已被我们基本打垮,现在我处优势,敌处劣势;徐向前则认为,所谓优势,既要有人力、物力的后备供应,又必须牢牢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而这两者我军眼下都不具备,因此,应该承认我处劣势,敌占优势。对敌我形势的分析正确与否,对整个战局会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各项工作刚刚开始布置,“二马”的主力部队就赶来寻求决战。与此同时,胡宗南又派出他的补充旅,作为“二马”的预备队开到凉州。面对这一形势,西路军却据守永昌、山丹地区,不进不退,与敌人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实在难以制胜。

  九军与三十军在永昌东南的三十里铺、四十里铺及油坊院、水磨关等村庄固守,为一村一堡的得失,同敌人展开了持续地拉锯战,虽然打死打伤了数千敌人,但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当战斗处于最险恶的时刻,我们军直属机关的干部和各类勤杂人员也都投入了战斗。我和机关干部一起,也手持大刀和敌人展开了拼杀。在一次肉搏战中,我正要举刀向迎面扑来的敌人砍去,右臂突然被敌弹打穿。因为枪口距离太近,火力很猛,一下子竟把我打倒在地。混战中,幸亏陈海松政委得到报告,下死命令要交通队进行冲杀,才把我从火线上抢救出来。

  接着,敌军又以两个旅的主力,在炮火掩护下连续向我驻永昌的守军猛攻。我守城部队八十八师英勇反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把迫近城下的敌人击退。与此同时,我五军在山丹城也击退了进犯之敌。但是,在连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我军虽曾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却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歼灭战;不仅没有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反而极大地削弱了自己。我军只有损失,没有缴获,也得不到补充,部队已经处于西进无力,再战困难的境地。

  这时,恰值“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扣了起来。我军上下振奋,一片欢腾;敌人张皇失措,乱作一团。马家军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对我军的进攻。而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的“讨伐军”已进抵潼关,妄图乘机扑灭革命力量,实现其卖国计划。张学良、杨虎城则决心集中兵力,举行西安会战,粉碎亲日派的进攻。此时,党中央电令徐、陈立即率部回师东返,向抗日友军靠拢,以策应西安会战。西路军刚刚开始行动,“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12月底,西路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再次西进。

  录自方强同志回忆录《红军战士话当年》。作者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见本书第6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徐、陈首长争论目睹记

<标题>=徐、陈首长争论目睹记

<类型>=g4

<作者>=李培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徐向前元帅不仅对战争规律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卓越的指挥艺术。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由几百人的游击队开始,发展到鼎盛时期有十万之众,先后开辟创建了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都与徐帅正确的军事决策和指挥分不开。那时,敌强我弱是基本特征,红军经常遭遇强敌围攻,屡屡面临困境。有多少次,在决定命运的时刻,由于有了徐总指挥的深思熟虑、英明决策和果断指挥,使部队转危为安,最终夺取胜利。他战略眼光敏锐,看问题很深刻,思虑很深远。红军时期,我因较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对此有直接的感受。

  1936年10月,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打通“国际路线”,渡过黄河,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后又奉命组成西路军,从新疆方向打通“远方”。开始,战斗比较顺利,可是,古浪一仗,红九军遭到优势之敌的突袭,损失惨重。徐总指挥打算部队在驻地永昌、山丹等地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继续西进。

  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带建立根据地。在如何正确执行中央军委指示的时候,徐总指挥和政委陈昌浩有不同意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那时,我是陈政委身边的勤务员,他们在室内争论,我就在旁边做服务工作,亲眼目睹了那一幕。

  徐总认为,红九军在古浪遭到重大损失,我军力量削弱了,加上永、凉地区的地形、敌情、民情等方面的条件,都不利王建立根据地;可陈昌浩政委却表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成问题,能够完成任务。两人坐在室内的火盆边,开始是心平气和地边烤火边交谈。徐总指挥说:“昌浩同志,现在可要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样一家伙,与过去的形势可不同啦。我们究竟怎么个打法,在这一带能不能站住脚,都是问题。”可是,陈昌浩政委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红九军的损失完全是该军领导人的指挥失误造成的,而不是马家军有战斗力的表现。他漫不经心地说:“现在形势已经好了,马家军基本上被我们击溃,有什么可顾虑的!”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你的估计是毫无根据的。所谓‘基本击溃’要有个标志,就是我们转入进攻,敌人转入防御。但现在呢?是敌人在进攻我们,我们在防御敌人。敌人有根据地,有补充,有兵员,能支持长期作战,而我们则相反。你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两位领导人发生重大争论,我从来没有见过。过去我们亲眼见到他俩相互很尊重,从来没有红过脸。所以,今天完全没有精神准备,使我吓了一跳。至于谁是谁非,我虽然当时年龄不大,懂得的军事知识有限,但是,凭感觉,部队在永、凉地区是不能久驻的。当地什么都缺乏,没吃的,没穿的,人畜吃水都很困难,没有药品,伤员无法安置,也没有子弹。马家军很狡猾,一次出击不带多少子弹,打了就跑,即使是抓到俘虏,也缴不到多少子弹。而且,敌人大量增加兵力,采取人海战术围攻我们,我们处境很困难。在当时,我只了解这些,别的懂不了许多,更不能在首长谈话争论时插嘴。

  徐向前和陈昌浩争得面红耳赤,但又谁也说服不了谁。陈政委认为徐总指挥是右倾机会主义,徐总指挥认为他昏头胀脑,根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后来,随着西路军奉命在河西走廊时而东进,时而西进,犹豫徘徊。为了部队的命运,徐总指挥又多次与昌浩政委发生争论,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正确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徐总指挥认为不能照搬,要实事求是。

  记得西路军第一次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后,杀了一个“回马枪”,歼灭马家军的一个宪兵团。这时,陈昌浩又顾虑突围没有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竟然提出重返倪家营子。徐总指挥又一次与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陈政委说:我们能够建立根据地,这个敌人我们可以消灭。一向沉着冷静的徐总指挥听后,一下从炕上跃起跳下地来,大声说:“我的老子!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力量消灭敌人嘛!”总指挥的言辞、声调和神态,深深地震撼着我,我一下明白了,这只有在极度痛苦和愤懑的境况中才会有的。然后,徐总指挥又冷静下来,反复向昌浩政委分析敌情我情,说:我们只有几十个堡寨,被敌人重兵围攻,怎么建立根据地?打阵地战我们没资格,我们部队很英勇、很坚决,但毕竟各方面很有限。部队已经伤亡过半,精疲力竭。昌浩政委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强调说:“我们别无出路,别无出路!”最后,徐总指挥的意见被否定,但他保留自己的意见。

  作为首长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看到,为了西路军的前途和命运,徐总指挥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这是李培基同志所写《在徐帅身边的几件事》一文的一部分,录自《徐向前元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原标题为《为了西路军的前途命运,徐总指挥据理力争》,本书编者改为现题。李培基同志,四川巴中人,生于1921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返回延安。后历任军委二局报务员、参谋、研究员,机要训练大队大队长、科长,军委三局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兰州军区三局局长、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水磨关沿沟滩战斗旁观记

<标题>=水磨关沿沟滩战斗旁观记

<类型>=g4

<作者>=赵连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农历11月中旬,冬至节刚过,驻在永昌县水磨关的红军部队,阻击从山丹采永昌围攻县城的马家军黑马队,在南沿沟滩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这年我23岁,处于年轻人的冒失和对打仗的好奇心,就躲在沿沟坝楞坎下看打仗,旁观了这次战斗的全过程。

  那天早晨,从山丹来的马家军千余骑兵行进到红庙墩附近时,其先头探马受到红军截击,遂改变路线,迂回穿插到水磨关西、梅家寺东之间,从红军驻地空隙的地方,绕行到水磨关以南的沿沟滩、元山子一带。

  这时,大水磨驻守的红九军,发现了敌骑,立即调动驻在王家新庄、陈家铺院等处约三个营的红军,前往沿沟滩阻击敌军。敌骑发现红军追来,除留一部与红军接战外,其余潜伏于元山子山冈下。

  不大一会,红军与马家军接上了火,相互对打一阵后,狡猾的敌人佯装败退,引诱红军部队出来追击。敌军把红军引诱到开阔地带时,两股敌骑全部出动,黑压压一片,向红军部队猛扑过来,刀砍马踏,喊杀声震耳欲聋。红军指战员前赴后继,英勇迎击,在开阔地与敌骑搅在一起,展开厮杀拼搏,一直战斗到中午。红军指战员在无屏障隐蔽的情况下,步枪越来越发挥不了作用,开始撤退,而敌军施展骑兵优势,紧追不舍,三面包抄,直逼红军于沿沟庙、严家大庄一线。这时,敌军受到增援红军几挺机枪的猛烈扫射,才向后退。

  下午2时许,战斗结束。这次战斗,虽给马家军大量杀伤,但因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加之地形不利,自身受到二三百人的重大伤亡。

  朱新斌整理,永昌县委党史办供稿。赵连奎同志,永昌县焦家庄乡水磨关村农民,生于1913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五军战斗在山丹

<标题>=红五军战斗在山丹

<类型>=g4

<作者>=王定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1月中旬,上面通知撤销攻宁计划,改为西路军,要求多带干粮、水,准备夺取甘、肃两州,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

  通知一下,便开始西进,红九军为左路,攻占了古浪县城;红三十军为右路,经一条山、园墩滩、武威城北,指向永昌、山丹城。红三十军18且攻占了永昌县城,21日攻占山丹县城。我们红五军跟在总部直属队后面,沿着三十军开辟的路线,利用夜幕朝武威西北兼程前进。武威城门紧闭,城墙上灯光高悬,照得如同白昼,防我进攻。25日,红五军接替三十军防务,在山丹集结,三十军部队东开作战。

  当时,马步芳、马步青军以近十个旅之众分头与我军纠缠,数量上敌人是压倒优势。在机动性上,敌人多数是骑兵。“二马”是甘(肃)青(海)地区的地头蛇,这里是他们惨淡经营多年的老巢,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补充、供给及时,又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我军正相反,却深入“死地”,一场殊死的决斗势不可免。我们红五军占领山丹,红三十军、总部集中在永昌地区居中,九军在东南。这样,西路军两万余众在百余里长、数十里宽的狭窄平川里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像糖葫芦一串,敌人把我军分割一个圈一个圈,首尾不能相顾,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敌人骑兵是“六条腿”,我们是两条腿,他比我们跑得快,我们走一晚,他一两个小时就跟上了。总不等我们把工事筑完,敌人就围攻上来,终日酣战。天气越来越冷,有的伤病员冻掉了手指、脚趾和耳朵,条件越来越困难。全军没有棉衣,气温平均零下一二十度。战斗越来越残酷,伤病号一天天多起来,粮食也不多了,形势很不好。要走,就快走嘛!可陈昌浩(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却提出的口号是“消灭了敌人再走路”。敌人的骑兵每天围绕着山丹城转,在长城内外同我冲来突去,几乎都是一些消耗战。

  12月13日下午,董振堂军长来到团部,一跨进门就说:“今天我特意来向同志们传达一个好消息,昨天凌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把蒋介石捉住了。”一时群情振奋,议论纷纷,有的说:“蒋介石是我十年夙敌,我们多少同志死于他手,这次把他龟儿子捉住了,硬是要得,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可能实现了。可千万不能让他跑了。”有的说:“东北军、西北军也打我们,晓得他们之间有什么鬼呢?”董军长笑笑说:“我也说不准,党中央自会料理的,我们听毛主席、党中央的就没错,以后会有好消息的。”过几天又传来周恩来同志去西安,蒋介石同意抗日,已经把他放回南京去了等消息。

  几天后,西路军总部指示:“准备东进!”好不大快人心!我们都盼望到陕北与一、二方面军老大哥再会合。而且眼前残酷的现实,越来越暴露了西征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正当大家收拾好行装,摩拳擦掌准备东进,可命令老是不下来。而面前的敌人并不因“西安事变”有丝毫的收敛,他们步步压缩,集中兵力,继续进攻我们,形势更加残酷。

  不久,新命令下来了:“撤销东进命令,继续西进。”这命令好像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大家的心一下子凉透了。

  这是王定烈同志回忆录《碧血染祁连》的一部分,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三团文书,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回忆山丹战斗

<标题>=回忆山丹战斗

<类型>=g4

<作者>=谢良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1月21日,红五军和西路军的总医院、兵工厂、妇女团进驻甘肃山丹县【据《悲壮的征程》及山丹县委党史办调查报告等史料记载,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二六九团和骑兵师于11月21日攻占山丹县城,红五军及其他部队于11月23日25日分两批进入山丹县城。】。我们部队在山丹县住下后,立即派人做群众工作,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和抗日义勇军等组织。与此同时,部队还派人筹集部队的给养,主要是布匹和粮食。由于军阀的反动部队剥削和封锁,县里粮食和布匹很缺乏,无法解决部队的急需,但一些日常用品如牙刷、牙膏等生活用品还可以买到,特别是还能买到香烟,对抽烟人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

  那时,我团改为第十三师【指红五军第三十七团,该团改为第十三师师部,仍兼三十七团机关。】,我是师政委,李连祥同志是师长,下辖三个团【应为两个团,即第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部队驻扎后,根据军团指示,由我师去打破敌军马禄的步、骑兵各一旅【马禄为骑五师骑兵第一旅旅长。据史料记载,马禄旅未参加山丹战斗,在山丹围攻红五军的敌军是马彪和马朴指挥的两个骑兵旅和一批民团。】和两个民团的阻击。

  第一次战斗是在11月24日【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董振堂军长是11月25日抵达山丹县城的,此战当在25日以后进行。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1页。】,我师奉命向山丹县西北二十里堡的敌骑兵团夜袭。这次军部还加配了一个迫击炮连参加战斗。我们利用黑夜的掩护,迅速地接近敌军驻地,突然向敌军发射了几发炮弹,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人喊马叫,一片混乱。由于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情况,不敢向我们出击。因为我们从一个老乡那里得知二十里堡的敌军不是一个团,而是一个骑兵旅,也不敢进一步向他们发动进攻。一阵炮击和步、机枪的射击后,在下半夜便迅速撤出战斗,回到山丹县城。军长董振堂同志来欢迎我们,见部队士气高,走得又整齐,我们师领导干部在后卫营一起走,他很高兴。我向他汇报了部队的战斗情况,没有什么伤亡,教训敌人一顿就回来了。他说:“你们打了敌人一顿,教训一下也好,以后,再找机会去教训敌人。”

  第二次战斗是11月29日。这天,军首长命令我师到西十里堡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的进攻。我们根据十里堡的地形,选择了有土围子的地方,展开了阵势,我与师长李连祥、参谋长三人分别带领三个团行动。我带一个团守在中间的土围子;师长带一个团在左边的土围子;参谋长带一个团在右边的土围子。各团依土围子的地形,进一步构筑了作战工事。

  我们刚刚准备好,敌马禄的一个骑兵旅【此旅应为马朴骑兵旅或马彪骑兵旅。据调查,马禄旅未参加山丹战斗。】、韩起功的一个步兵旅,以优势兵力,向我师阵地发动了四次集团冲锋。我们依靠土围子的工事和战士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敌人每次进攻付出的代价都很大,而我们的伤亡却很少。

  下午大约三四点钟,在敌人发动第四次冲锋时,我正在指挥所紧张地指挥部队作战,突然感到左脚发凉,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受伤,仍然指挥部队反击敌人,警卫员发现我脚上有血,就说:“政委,你负伤了。”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血,并感到疼痛,才知道是被敌人的子弹打伤了脚。但我意识到在战斗紧张关头,指挥员一走就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战斗情绪,因此我对警卫员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声张,帮我包扎一下伤口就行了。”我一直坚持到把敌人进攻打退以后,部队回撤时,我才从指挥所撤下来。

  当天晚上,军首长命令我离开部队到卫生部去治疗。我住在一个老乡家,第二天发现邻房有伤员呼叫,一打听才知道是军参谋长李屏仁同志。他在经过永昌县时,在敌人夜袭中左脚负了伤,胯骨也被打碎了,伤势很重。我想去看他,但走不动,只好写条子向他表示慰问,望他安心养伤,并告诉他我的脚也负伤了。在治疗中,军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同志亲自给我动手术、上药,我很感谢他。

  第三次战斗是11月30日【据《悲壮的征程》记载,山丹县东门及暗门滩战斗时间为12月3日。见该书下册第303页。】,也就是我住进卫生部的第二天,敌马禄骑兵旅、韩起功步兵旅、马步芳的一个骑兵旅及马步青的山炮营,向我军驻地山丹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妄想一举把我们消灭掉。我们利用城墙和北边的万里长城作掩护,进行顽强抵抗,虽然敌人组织多次集团冲锋,都给我们打退了。战斗整整打了一天,敌人伤亡很大,我师的伤亡也不小。

  快天黑时敌人撤退了,我们的部队一高兴就组织反冲锋,追了四五里路。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休整,又吃不饱,加上经过长时间的战斗,部队很疲劳,而敌人的骑兵、步兵兵强马壮,他们突然回头向我们进行反冲锋,来势很猛,我们部队挡不住,被冲散了,伤亡了三四百人,只好撤下来。

  在这次战斗中,李连祥师长的头部、胸部都负了重伤,抬到军卫生部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我连面也没有见上,他就牺牲了。一个好同志、老战友的牺牲,使我的心情很难过,很悲痛。以后由饶子健同志担任十三师师长【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饶子健被任命为第三十七团团长,叶崇本被任命为第十三师师长。】。

  后来,我在军卫生部治疗中,因子弹未取出来,又没有药,伤口痛得很厉害,引起了高烧。当时西路军里没有消炎退烧药,地方上也买不到,我的体温愈来愈高,烧到四十度。医生想了一个土办法,在脸盆中放上冰块,把腿放在盆上,腿上也放些冰块,这样过了十几天,烧虽然退了,但我的腿却冻坏了。

  12月13日早晨,军长董振堂同志到卫生部来看我,一进门就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我一听高兴,竟忘记自己的腿负了伤,一下从床上跳下来,可摔倒在地上。12月28日董振堂同志又来看我时,又高兴地说:“好消息!好消息!蒋介石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日本鬼子要倒霉了,中华民族有希望了。”董振堂同志接着我的话说:“你说得对,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好好养病吧!”

  录自谢良同志所著《独脚将军传奇》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谢良,江西兴国人,生于1915年。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五军第十三师政治委员。后历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六高级步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石家庄高级步校政治委员,炮兵学院政治委员,军委炮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山丹破敌

<标题>=山丹破敌

<类型>=g4

<作者>=饶子健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初,经过两天的行军,红五军歼灭了山丹守敌,正要据守,不料第二天马步芳的两个骑兵旅就包围上来了。董振堂军长面对敌情,从容不迫,他沉思片刻,决定这样用兵:四十三团、四十五团和随营学校的同志守卫山丹城,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准备出击敌军。事后回想,这样使用兵力是十分合理的。战斗初期,尽管敌人锐气正旺,但由于敌人不了解我军实力,不敢轻易贸然进犯,而我方则可保存实力,伺机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守城战斗开始后,城四周人喊马嘶,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战斗的前奏曲。我们的红军战士再疲劳,一听到这种微妙的声音,就红了眼,坐不住。我每到一个连队检查战斗准备情况时,同志们就纷纷围上来,急不可耐地问:“参谋长,赶快要求军长让我们上阵吧,兄弟部队在那里打,我们在这里听枪声,这种‘清福’我们可享受不了!”我安慰大家说:“请同志们尽管放心,我们三十九团该在什么地方用,军长早有打算,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抓紧时间休息,抓紧时间准备!”战士们的情绪立即镇定下来了。

  守城部队依托城墙垛口,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到第三天下午,军部命令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古老的山丹城东门外不远处,便是雄伟的万里长城。下午4点钟,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云霄,城墙上负责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向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威势一时间被压下去了,我三十七团、三十九团的官兵三天来压抑在心中的怒气,一下子爆发出来,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从东门一拥而出,一路杀声震天。围城的敌人猝不及防,四散逃奔,我们乘胜追击,寸步不让。

  我团追击到长城后,在团长、政委指挥下,又冲出五六百米远,占领了一道沙梁。这时,团政委周畅昌同志站在沙梁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与身边的警卫员同时被敌人打倒了,我急忙扑上去,只见敌人的一颗子弹同时穿透了他俩的大腿。我让卫生员快速地将他俩包扎好,背下阵地。话刚交代完毕,就听到几个战士同时喊:“参谋长,你看!”我抬头一望,只见前面一片尘土飞扬,敌人的骑兵反扑过来了!“赶快组织火力,向敌人射击!”团长大声发布命令。糟糕,我们对敌骑兵作战缺乏经验,出击过远,给了敌人以反扑的机会!眼下我已处于孤立无援、无险可凭的困难境地!

  “同志们,敌人过来了,准备好和敌人决一死战!”我大声向同志们发出动员令。敌骑兵在我阵地上挥舞着大刀,左杀右砍,横冲直撞,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同志在率部队与敌人拼杀之际,不幸被敌一个骑兵砍中头部,当即光荣牺牲,该团很快被敌人冲散。眼下阵地上只剩下我三十九团,在这烟尘滚滚的沙漠里与敌人厮杀,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这时,站在山丹东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董振堂军长发现这一险情后,当即命令四十五团派两个营火速增援,掩护我团撤退。四十五团的同志们瞄准敌人骑兵射击,敌人与战马一个接一个的栽倒在地上,敌人一时偃旗息鼓,我很快带领部队撤到城门跟前。这样一来,才算扭转了局势。

  这一仗,我们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不是董军长指挥沉着、果断,我出击部队将会有全部覆没的危险。后来董军长和我们一道总结了经验教训:出击过远,主要是对敌人骑兵的作战速度没有考虑进去,如果追击到长城一线转为据守,就不会出现后来的被动局面。

  山丹第一次战斗结束不久,军部分配我到三十七团担任团长。我来到军部报到,只见董军长正捧着一张甘肃地图眉宇紧锁,久久凝思,我的到来,并没完全打断他的思索,他神色严峻,话语不多,简单交代了几句,说:“就这样吧!”伸出手来与我握别,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时下,敌人又铁筒似的紧紧包围着山丹城,而三十军、九军还在200多里外的永昌与马匪作战,战局危急,他的心情沉重呵!

  我五军在山丹与敌人拉锯式的战斗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伤员显著增加,药品极度缺乏,营养就更是侈谈,伤口难以愈合,使五军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

  根据西路军总部西进的命令,红五军在12月底的一天夜里,趁敌人骑兵退缩到周围的小寨子里,静悄悄地突出山丹东门,绕到北面,又走进了浩瀚的沙漠里。这次转移,一副副担架列成了长阵,抬担架的战士一个个也都精疲力竭,无力行走,深厚的战友之情,激励着大家咬紧牙关,奋力支撑,不使一个伤员留给敌人。

  这是饶子健同志《漫漫西征路》的一部分,原载《峥嵘岁月》一书,转录自《悲壮的征程》。饶子健时任红五军第三十九团参谋长,李连祥牺牲后调任第三十七团团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3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向河西中部挺进

<标题>=向河西中部挺进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夜,像一张巨大的帐幕笼罩着河西走廊;寒风,带着戈壁滩的沙砾、祁连山的雪屑,像头发怒的狮子,咆哮着,回旋着。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在这滴水成冰的寒夜里,为了西进,并防备敌人骑兵的突然袭击,红军不惧寒冷,又在夜间出发了。五军为前卫军,九军和总直属队为本队,我们三十军为后卫军。路上,大家冻得缩着脖子,不敢伸出手来。病号冻得不能坐担架,身体弱的同志冻倒了,收容队把他们集中起来,找个村庄生点火烤烤,找不到村庄时就在洼地背风的地方,拔点芨芨草,拾些枯枝燃火取暖。战士们烤罢火,身上稍暖了一点,就一声不响地追赶队伍去了。天亮后,许多同志的胡须上、眉毛上,都结了冰花。一到宿营地,大家忍着饥饿立即抢筑工事。我作为一个军的指挥员,为有这样的战士而感到自豪。

  我军就这样夜行晓宿。马匪骑兵虽然经常四处包围我们,但始终没有阻挡住我军的前进。几天后,各军都到达了预定的地点。

  五军猛攻高台、抚彝(今临泽),守敌向西退去,除以部分兵力追击外,主力就驻扎在高台城;九军以一部分兵力相机袭取甘州未果,又转过黑河,在沙河停止;我们三十军随后跟进,也过了黑河,在倪家营子一带停止,与九军接上。从高台到倪家营子约有100多里,恰恰又是一条长蛇阵。

  马步芳和马步青抓住我军分兵把口的弱点,集结全部主力,迅速赶来与我决战,企图将我军各个击破。我军却以硬对硬,坚守阵地,准备决战。战斗就这样展开了,双方对峙着。

  突然得来消息,和五军的联络被敌人切断了,高台、抚彝【抚彝:临泽县旧名,县城位于该县北部蓼泉镇。】都发生激烈的战斗。西路军总部几次派兵增援,都上不去。骑兵师在增援中同阻截的敌人奋战,师长和政委都壮烈牺牲了,增援未成。抚彝被围的五军部分同志连夜突围出来,他们带着战斗后的疲倦,带着复仇的怒火,到了倪家营子,独独没有董振堂军长(宁都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没有他率领守高台的3000多名英雄健儿。

  高台失利,像晴天一声霹雳,震动了全军将士们,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中。这天下午,我见到了从高台跑出来的五军负伤战士,他们穿着血渍污染的衣服,悲痛地诉说了在高台浴血苦战的经过:防守高台的五军部队,在董振堂军长的指挥下,同超过我军六七倍的敌人在高台城外激战了数日后,部队退入城内坚守。城墙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此崩彼塌,残破不堪,部队遭到严重的伤亡,但英勇的红五军指战员前仆后继,和敌人浴血苦战。敌人每次攀上城头,都被我军的大刀、刺刀砍戳下去。不少伤员扭住敌人滚下城墙,与敌同归于尽。

  敌人突进城后,五军指战员又与敌进行了巷战,子弹、手榴弹打完,就用刺刀、大刀、石头和敌搏斗,刀刃卷缺,石头打尽,便用拳打、口咬。许多同志就这样壮烈的牺牲了。两个战士说完后,抹掉眼泪,悲愤地说:“红五军从江西出发,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打了许多胜仗,想不到竟亡在马步芳手里,我们要求马上补到连队去,继续战斗,一定要为五军报仇,为董振堂军长报仇!”

  西路军三支拳头丧失了一只,各军不得不紧缩一步,都集中到倪家营子来。

  这是程世才同志《血战河西走廊》的一部分,录自《星火燎原》第3集。标题为编者所加。程世才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在西进道上

<标题>=在西进道上

<类型>=g4

<作者>=董元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西渡黄河时,我任王树声副总指挥的警卫员,跟随他西征河西走廊。古浪失败后,王副总指挥兼任红九军军长,率红九军西上抚彝,途中与敌军发生了多次战斗。

  激战西洞堡。西上途中,王副总指挥总结了红九军在古浪、永昌战斗失败的教训。他说:“在四川,我们打的是山地战,往往能以少胜多;这次我们之所以吃亏,是因为我们不习惯在平原作战,我看我们不但要发挥自己的长处,而且要学会打骑兵。”西上那阵,多是白天打仗,晚上行军。每到一处,首先是在墙上挖枪洞,准备战斗。到了西洞堡后,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那时,红九军的力量已经很薄弱,三十军的二六五团留给副总指挥使用。在西洞堡的一个庄子里,王副总指挥召开干部会议,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调要搞好回汉关系,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号召九军同志在西洞堡要打出个漂亮仗,灭灭敌人的威风,长长自己的志气。

  我们在西洞堡住了三天,这期间,王副总指挥认真研究了战术动作和兵力使用,并详细察看了地形。第四天傍晚,王副总指挥对九军司令部的干部说:“敌人今夜可能要攻击我们,立即通知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接着他按预先确定好的方案,部署了兵力,设下了埋伏。

  果然,夜间敌人出动了。敌人一来,先用大炮朝庄子里打。炮轰后,敌军便在机枪的掩护下,开始了进攻。这时,我军用部分兵力在正面抗击,牵制敌人;又以一部兵力引敌人进入我军埋伏圈。敌人钻进我军埋伏圈后,受到我军突然打击,死伤很多,队形大乱,互相践踏;而我军因每人臂上都套着一个白布袖套,容易分辨,便于协力战斗,勇敢杀敌。在战斗中,我军还用大刀砍马腿,打得敌人人仰马翻,焦头烂额,狼狈退逃。

  甘峻堡突围。西洞堡战斗后,九军部队又休息了一天,然后向抚彝转移。这时,总部直属队的几部电台到达甘峻堡,红九军奉命前去掩护。一天晚上,我们要离开甘峻堡,王副总指挥叫各团、各连把爱叫唤的马用绳子绑住马嘴,走路有响声的东西全部丢弃。但开进途中,我们还是被敌人发现,敌人打起了照明弹,并开始向我军进攻。部队难以突围,只好又返回甘峻堡。

  敌人扑向甘峻堡,把我们团团围住。包围圈越来越小,王副总指挥抓起一枝自动枪参加战斗,他沉着、机智地带领手枪队冲出了包围圈。我们很多人没有冲出去,就在堡子内跟敌人展开战斗。接近拂晓时,敌人的火力稍弱了点,我们余下的人组织起来突围,冲出了包围圈。但几部电台丢了,总部直属队的许多人被敌人俘虏。我们到了抚彝的沙河堡,同九军军部会合。我找到副总指挥,向他做了简单的汇报,他听后点了点头,就叫我们做饭吃。

  沙河堡脱险。我们在沙河堡住了近半月,因敌人集中力量猛攻高台,这里战斗暂时平息了一下。那阵,我军弹药已十分紧缺,王副总指挥根据当时的形势,下令部队派出人员到各村庄收买老百姓的一些铁器和能作武器的东西,用来制造手榴弹,准备打击敌人。就连老百姓用来打粮食用的石磙子,也被收买来了。王副总指挥又指挥我们在堡墙上放好石磙和砖块、石头。战斗前,副总指挥深入连队进行战斗动员,要各单位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高台战斗一结束,大批敌军掉转马头向沙河堡扑来了,战斗异常激烈。由于我军力量薄弱,弹药不足,敌人靠近了堡墙。这时,我们就用手榴弹炸,用石磙子砸。手榴弹和石磙、石头用完了,就用大刀拼杀。敌人在堡墙上搭起梯子,准备上来,大家就用手把梯子推倒。由于敌众我寡,又无弹药补给,尽管大家拼死抵抗,敌人还是攻进了堡子。九军军部在城楼上下不来,情况十分紧急。这时王副总指挥果断地说:“解下绑腿,吊下去,突围。”我们就将绑腿解下,连接起来,将王副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干部吊了下去。首长下去后,敌人已冲到了跟前,我们才纵身跳下堡墙,因为再吊已来不及了。由于堡墙很高,我的双臂被折断了。我们几个冲出包围圈,找到了军部,王副总指挥见我双臂受伤,忙叫看护兵给我包扎。

  原载《川陕苏区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董元国同志,四川巴中人,生于1918年。1933年参加当地游击队,不久编入红军。1936年10月红西路军西征时,任副总指挥王树声的警卫员,1937年3月在祁连山失散,辗转返回家乡。解放后曾在四川南江县公安局、缝纫厂工作。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关于甘峻堡战斗的回忆

<标题>=关于甘峻堡战斗的回忆

<类型>=g4

<作者>=李平余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下旬,我们西路军从永昌出发,向张掖以西进军。出发前,徐向前总指挥召开机关干部会议,给大家讲西进的问题,他说:五军火力强,从北路出发,进驻高台县;九军从南路走,进驻临泽;总部跟九军前进;三十军殿后,进驻倪家营子。我当时在总政治部宣传部当干事,参加了这次干部会,听了徐总指挥的讲话,很快就做好了西进的准备。

  西进途中,供给部的部队押有300匹骆驼组成的骆驼队,驮着弹药和物资西行,队伍拉得很长,但保卫力量太弱,结果途中被马家军截住,把东西全部抢去了。弹药丢了,我们部队作战遇到了很大困难。首长们给我们讲话说:“同志们,我们是党的军队,是铁的红军,没有弹药也要歼灭敌人,大家要树立胜利的信心!”

  我们转移到张掖南乡,总指挥部和政治部住在甘峻堡。这是一个坚固的寨子【寨子:即土围子,四面都有黄土围墙,河西群众一般称作“屯庄”或“堡子”。】,我们刚到,住处还没安排好,敌人的四个骑兵旅就追来了,驻扎在寨子四周,把我们包围起来,并且开始攻打我们。我们打了一天,敌人就是不退。首长给我们讲话说:“同志们,我们要坚决冲出去,和三十军会合。”但是,敌人太多了,我们又打了一天,还是冲不出去。第三天,指挥部组织兵力出击,激战一天,我们伤亡了很多人,仍然没有冲出去。这时,我们指挥部直接指挥的战斗部队只有600多人了,其他的全是机关干部、首长,还有勤杂人员,他们只有手枪,有的还没有枪。这天晚上,部队连夜进行整顿,调整了战斗组织,准备继续和敌人战斗。

  第四天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伤亡很大,战斗部队只剩下200来人了,形势非常危急。晚上,由徐向前总指挥主持,再次调整组织,将驻在寨子里的所有红军,不分机关干部、战斗部队、勤杂人员,统一编成战斗队,第一队400人,第二队300人,分别进行战斗准备,明确战斗任务,研究具体打法。第五天,敌人继续攻打寨子,红军一面坚守寨墙,一面烙干粮,准备吃的。下午4点多,徐向前集合队伍进行战斗动员,他说:“同志们,我们经过了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那样艰苦都过来了,现在不能叫敌人把我们整死。今天晚上是我们惩罚敌人的时候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勇敢战斗,坚决消灭敌人,为苏维埃战斗到底!”首长面对危急的形势,讲话仍然从容不迫,显得很沉着,也坚定了我们冲出去的信心。在各队讨论战斗方法时,大家纷纷表示一定要勇敢战斗,冲不出去不回来见首长。我被编在第一队,队长又指定我为前锋班班长,负责为大家开路。

  天渐渐黑下来,大家已经吃饱饭,带上干粮,准备了武器。天大黑了,队长先让我带12名战士从寨墙上溜下去,很快占领了预定的阵地。紧接着,全队同志打开寨门冲了出来。我们掩护着他们。首长们也冲出来了。这时,被敌人发现了,开始向我们射击,我们集中火力,射向敌人。第二队的同志们也冲出来了,最后出来的同志还在寨墙上设置了几个草人,又放了几堆火。敌人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寨子里还有没有红军,只是围着寨子乱放枪。我们成功地突围了,向着倪家营子飞快地前进。

  我们走了一段路,一部分敌人就追上来,向我们打枪,火力很猛。我们放了一部分同志阻击敌军,战斗中我的脚被打伤了。我挣扎着走了一里多路,眼看几十个马匪兵追上来,我滚到一个沙坑里,向敌人打了两梭子,打死了几个敌人,其余的都退回去了。我又挣扎着往前走,走了一天一夜,来到沙河堡,与九军的部队会合了。我在沙河养了几天伤,脚伤刚刚有些好转,上级又命令部队向南开,政治部只好派人把我安置在老乡尤正义的家里养伤。我在尤家生活了两年,后落户在临泽县平川乡。

  郝成铭根据李平余同志口述记录整理,该记录现存甘肃省档案馆,卷号为83-1-7卷。李平余,安徽金寨人,生于1909年。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参加西征,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干事。1937年元月在张掖甘峻堡战斗中负伤,流落临泽平川乡,失去党的关系。1949年10月重新入党,长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高台悲歌

<标题>=高台悲歌

<类型>=g4

<作者>=王定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下旬,我红五军为前卫军,冒着透骨钻心的寒风夜间行军,30日攻下临泽(原称抚彝),1937年元月1日,军部率三十九、四十五团攻占高台,歼敌1400人,然后组织守城防御。我们四十三团和三十七团坚守临泽,由川陕苏区搬来的总部炸弹厂、被服厂也驻扎在城里。我们五军的任务是坚守两城,等待九军和总部到来,我们再攻酒泉(肃州),出嘉峪关占领安西、敦煌,搞个背西面东的“根据地”。

  1月12日,敌人以四旅之众猛攻高台,一部围临泽,战斗空前激烈。第一天,两城间的联系就被切断。敌人的炮火很猛,轰塌了高台城墙,我无险可守,敌我从城外拼杀到城内,在街巷肉搏。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由于本队未跟上来,临泽的部队又不敢把主力增援上去(怕两头失陷),虽几次派部队增援,都因兵力单薄未能奏效。军部率两个团苦战到20日,高台城被敌攻破。

  我们守着临泽,前瞻高台,枪炮声不绝于耳;后顾本队,迟迟不来。我们有劲使不上,担心着战友们,犹如万箭穿心!后来才知道,本队夜行军到沙河堡附近中了敌人的伏击,耽误了靠拢时间。

  20日下午,高台的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晚上,零星突围出来的伤员传来噩耗:高台全军覆灭,近3000名将士包括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等同志,均壮烈牺牲。真是晴天霹雳,我们悲痛欲绝,想不到我红五军自1931年冬宁都起义以来,在中央苏区屡建战功,从江西出发,经历长征,打了那么多恶战,却败在马步芳之手!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由于上几着“棋”失算,我军西进的计划未能实现,就走进了死胡同,完全失掉战争的主动权,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敌人占领了高台,打掉了“龙头”,扼住我西去的咽喉,气焰更加嚣张,立即回马,大举进攻临泽。

  在此生死关头,一天下午,我十四师师长兼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借口去看阵地,投降了敌人。他的警卫员跑回来说:“不好了,不好了!”我问:“出了什么事?”警卫员说:“郭锡山跑了!”我问:“跑哪里去了?”警卫员说:“跑敌人那边啦。”我说:“你干吗不打死他?”在战争年代,警卫员是负有随即处决叛徒的责任的。警卫员边哭边说:“我们走到前边战壕,距敌人很近了,他说:‘把你的盒子枪给我,打个远目标。’我给了他枪,他顶上子弹对准我说:‘你跟不跟我走?’我问‘到哪里去?’他指着敌人的阵地:‘那边。’我不去,他就一个人跑了。我让放哨的战士开枪,他们开了几枪,没有打着。”他懊丧极了。

  郭锡山完全知道我守城部队的虚实,他的叛变,又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困难。但是,叛徒的可耻行为,激起了我们更加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敌军对我阵地昼夜不息的炮轰后,开始了攻城。我伤亡日渐增多,火力、兵力越来越困乏,工厂里的女战士也都投入了守城战斗。

  我们团在政委万汉江领导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又激战了两天,敌人始终不能得逞。一天黄昏,总部通信员越过重围送来命令:放弃临泽,突围向倪家营子靠拢。

  这是王定烈同志所写《碧血染祁连》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标题为编者所加。王定烈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三团团部文书,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回忆高台战斗

<标题>=回忆高台战斗

<类型>=g4

<作者>=吕仁礼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五军由山丹县出发绕道张掖县城,向临泽县前进。为了对付敌人的袭击,缩短行军距离,以三路纵队行军。敌人是前阻后追,我们则以追击战的战术动作边打边走,于1936年12月30日黄昏到达临泽县城,守城敌军稍作抵抗后就弃城逃跑。军政委黄超带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及其他直属单位固守临泽县城。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率领三十九团、四十五团、特务团、骑兵团连夜出发,于元月1日凌晨4点左右赶到高台城下,守敌向西撤退,除打死打伤的外,俘虏国民党县长及政府人员、民团壮丁1200余人,缴获了一些武器。部队进城后,立即组织警戒,构筑工事。高台城不大,城墙也低,上面窄,两个人并排运动都很困难。北城没有门,外面是开阔地,黑河从东向西流去。当时河水已结冰,人员马匹可以在上面走动。东关、西关外面有些店铺、民房、村庄。

  守城部队战斗任务分配:三十九团守西北角、西门至南门【高台县城只有东西二门,没有南门、北门。】;四十五团守东北角、东门至南门;骑兵团、特务团人少,各守北城一段。

  部队攻占高台县城后,机关人员立即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召集城区所有商界和有钱户开座谈会,交代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出钱出物,支援红军。当时部队大部分冬衣还没有解决,上级决定,不仅要解决自己的服装,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遂发动全城的妇女,组织缝纫商店,赶制棉衣。对小商店的布按价购买,对地主则是征粮、征款。在群众大会上,杨克明主任讲了话,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并当场枪毙了混入贫民救济委员会内的王天佑。同时开粮仓给穷人分了粮,到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马匪是人民的敌人”、“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等标语,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

  部队进城后不久,敌马禄、马彪、韩起功旅等部约二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切断了与临泽的联系,并开始向我三十九团防地发起进攻。西城外西北角距城墙六七百米的地方有一个大碉堡(原是敌人筑的),三十九团的一个加强排坚守在这里,连同东关外的一个大碉堡,形成全城的两个门户。敌人发起进攻后,全排战士坚守碉堡和附近工事,在守城部队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并向敌人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人1000余人,缴获敌人一部分武器弹药。争夺战持续了约一周时间,后因碉堡遭敌炮击起火,坚守碉堡的战士3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碉堡被敌人占领。

  接着,敌人又向我四十五团一个连坚守的东关外大碉堡进攻。这个碉堡距城墙较近,比城墙还高,可以控制全城。敌灭不惜一切代价,在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四五个昼夜轮番猛攻,敌伤亡难以计数。由于敌众我寡,碉堡终于被敌占领。东西两侧的大碉堡失守后,守城部队就更加困难了。董军长命令部队进一步加固工事,用木箱、木柜装上土,浇水冻结,把城墙加厚加高,把木棍、石头、砖头集中到城墙上,作为最后使用的武器。各部队所有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增援守城部队的战斗。

  东西两个碉堡失陷后,敌人调动兵力准备攻城。东关外敌占碉堡较高,火力可控制全城,白天我们部队在城里活动都很困难。守城各部队在支援外围部队的战斗中,弹药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又被黄超留在临泽,这样就同总部和兄弟部队完全失去了联络。在内无弹药外无援助的艰难时刻,董军长指示骑兵团在北城墙上挖一个大洞,准备突围,和临泽部队会合,待机破敌。

  北城外是一个开阔地,背靠黑河,距北山不远。此地敌人力量薄弱,突围出去,可以防止敌人各个击破。我当时是骑兵团团长,亲自带领一个连昼夜施工,三天就挖好一个宽约一米、高二米的洞,靠城外面留下了一层薄薄的土层,捅一个小洞就可以看到外面的动静,到突围时可以一脚踢开。地洞挖好后,放好警戒,等候命令。

  正在这危急的时刻,大约是1937年元月7日凌晨4点钟,军政委黄超派便衣通讯员给军长送来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奉总部命令,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军事要点,要董军长坚守高台。军长接信后,立即在军部驻地天主教堂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来信,并命令大家坚守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当时军长的思想是很沉重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本来极为严肃的面容变得更加严肃了。会后,我们各自向部队做了最后一次动员,要求死守高台,当时全体指战员的口号是:“人在高台在!与高台共存亡!”

  自18日夜里开始【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敌军大举攻击高台县城的战斗开始于元月12日,18日后攻击更为猛烈。】,敌人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从四周架梯子轮番攻城。我守城部队全体指战员在子弹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拼杀。开始,我们用各种火器杀伤敌人,子弹、手榴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大刀拼杀,最后就用棍棒、石块、砖头、枪托打,凡能自卫的武器都用来杀伤敌人,把爬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就这样,敌人猛攻了两个晚上,到第三天鸡叫时,防守西城的三十九团被敌突破,敌人沿城上城下向南发展。我军虽然组织了无数次反击,因缺少弹药,没有把敌人打下去。此外我们攻占高台时俘虏的1000余名民团壮丁,在组织上没有认真地审查,思想上没有很好地进行教育,就补入了连队,在敌重兵压迫下,动摇溃散,未能坚守。

  敌人沿西城向南乃至东城推进,城墙上和街道上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战。上午7时左右,军长把我从北城叫到东城楼上,他命令我:“要把东城门守住,坚决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我立即带两个连到了东门,执行坚守东城门楼的任务。不多时,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和军直机关几个人,坚守一座老财院子,同敌人拼搏,敌人把房子打着起火了,杨主任等英勇牺牲【据史料记载,杨克明同志牺牲在董振堂同志牺牲之前。】。战斗持续到11时左右,全城剩余部队全部撤到东门附近,与敌人短兵相接。我们凭借每栋房子和敌人肉搏,每个指战员都抱着与高台共存亡的坚定意志,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拼搏到12点左右,整个高台县城被敌人占领了。在危急时刻,总部曾命令骑兵师增援,但途中被敌包围,几乎全师覆灭。

  当时我的头部负了重伤,不省人事,被敌人俘虏。被敌俘虏的同志共有100多人,分别被敌人关押在两个小学里,后来又被敌人押送青海。

  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吕仁礼,安徽六安人,生于1916年。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营长,时任西路军红五军骑兵团长。后历任抗大区队长,山西决死纵队副团长、团长,第三军九师副师长,兰州军区炮兵第十五师师长。196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高台血战

<标题>=高台血战

<类型>=g4

<作者>=张力雄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元月1日,我们红五军攻占高台县城,并参加了历时八昼夜的高台血战。斗转星移,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年鏖战的情景,仍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深深怀念高台血战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30日【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红五军是12月27日撤离山丹西进的。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6页。】,我红五军奉总部命令,从甘肃省山丹县出发西进,顺利地攻占了临泽县城。随即军首长又决定,三十九团(800余人)、四十五团(900余人)、骑兵团(三个连,200余人)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共500余人),以最快的速度奔袭高台县城。据悉,当时盘踞在高台县城的国民党军共1000余人【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当时高台县城驻有民团和保安队1400余人,全部被红军俘获;马步芳部原驻有一个连,此前已逃走。见该书第389页。】。几十分钟战斗后,即占领高台县城,俘获敌官兵及国民党政府人员共500多人,其余残匪匆匆向西逃命。

  我军攻占高台后,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兵力分布是:三十九团守东关,四十五团守城南,骑兵团守北城,军指挥部驻天主堂。我四十五团还以部分兵力控制了西关及东南角的一个小庙。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到处是冰天雪地,高台县城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大雪山,气温低达零下30多度。城北是距古长城不远的浩瀚沙漠。我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物质条件很差,进城的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和单裤,尽管如此,我军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五军的干部和战斗骨干大部分来自中央苏区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严明纪律的部队。

  向高台进军之前,董振堂军长曾下了一道极为严肃的口头令:(1)进城后,在老百姓没有起床开门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民宅;(2)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3)不准杀害俘虏,不准搜俘虏腰包。部队占领高台县城的当天,夜宿街头,不入民宅。天亮后,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有的立即给红军烧水,有的拉着红军战士到家中取暖,有的马上生火做饭给我们吃。

  入城后,我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界开明绅士座谈会,广泛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高台县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下,受尽压迫和剥削,因此,积极拥护工农红军,许多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仅我们四十五团,几天内就扩充了520多名新战士。遗憾的是,我军进入高台县城时间短促,对城内的许多情况不够了解,对参军人员缺乏严格审核,因此混入了少数原国民党政府的潜伏人员与马步芳部奸细。在我军和敌人作战的关键时刻,这些坏蛋里应外合,调转枪口从背后插刀。这也是高台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扩军后,随之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我军连续作战,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从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弹药也十分有限。我四十五团所有步枪平均每枝仅有13发子弹,机枪每挺不到100发,炸药和手榴弹也不多,扩军后武器弹药更加奇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立即组织该城所有的铁匠、木匠,赶制大刀、铁捧以及木棒等武器;同时发动群众收集民间的大刀、锄头以及农民打麦用的木叉等;还用水桶装上水,结成冰砖后与敌人进行战斗。这些土造的武器在整个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军占领高台县城的第二天下午,尾随我军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像一群豺狼,赶到高台城外,将县城团团围住,而且不断增兵。据了解,敌军中有马彪、马禄各一个旅,还有甘州、肃州等地的地方民团。其主力屯于城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其余放在城东和城南,阴谋切断我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

  敌军趁我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匆匆布置后立即向我军发起进攻。敌由袭击到强攻,连续攻城不下30次,尤其在后阶段的八昼夜大血战中,战斗的激烈程度是我军长征以来罕见的。

  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坚守的又是一座孤城,战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且敌人源源不断的增兵,补充弹药;我军受敌重围,与总部和友军又联系不上。军部当时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被军政委黄超留在临泽了。我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就与总部和临泽的三十七团等部队失去联系。虽然军首长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几次派出得力干部化装出城去联系,但均未奏效。面对凶残的敌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坚守阵地。我们深信总部首长一定会派兵援助高台。事实上,总部已派出骑兵师几次来援,还牺牲了两位师级干部,但均没达到增援的目的。

  在多次激战和反复争夺中,因我军装备差,弹药少,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大,三十九团控制的东关小庙制高点失利,坚守该阵地的一个加强排30余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东西两城关被敌人纵火烧毁,原东西城关的固守部队不得不撤至城内坚守。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主要由战士坚守,夜间以干部为主。为了防止战士过于疲倦受敌人偷袭,从军长起,下至每一个守城战士,每天晚上都用接力办法,每隔五分钟就互相传递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以提高警惕防敌袭击。

  敌人多次攻城,均被我军击退,敌人伤亡惨重。城墙四周遍地可以看到敌人丢下的伤兵和死尸,日夜都能听到城墙下面敌人伤兵的哀嚎声。在激烈的八昼夜大血战中,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曾四五次爬上城墙,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我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大刀、棍棒、砖头等,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毙伤敌人共计2000余人。

  此刻,我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孤军奋战,加之混入我军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与城外敌人密谋,里应外合,使我军陷入绝境。1937年元月20日清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火炮和兵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攻击。三十九团在城西南的阵地被敌人打开了缺口,顿时敌人蜂拥而入。我军干部战士一个个置生死于度外,在大街小巷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高台城内的大街小巷血流成河,遍地都是双方伤亡的人员。战斗持续到下午3点左右。

  在这场恶战中,我军2000余名指战员除个别同志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1931年江西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董振堂军长以及和他一同起义的两名警卫员、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牺牲的还有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刘、彭两参谋长,三十九团政委、参谋长等。

  当时我任红四十五团政委,在敌人攻城激战中,我左腿负伤,警卫员和卫生员将我扶到团部卫生所,刚刚包扎好,敌人已从西南角破城而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被警卫员和卫生员扶到一老乡家,这家老乡把我隐蔽了起来。战斗结束几天后,他想尽办法掩护我出了高台县城。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倪家营找到了西路军总部,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

  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张力雄同志,福建上杭人,生于1913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委,时任西路军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后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某军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悲壮惨烈的一战

<标题>=悲壮惨烈的一战

<类型>=g4

<作者>=熊金波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30日,红五军攻克抚彝(今临泽)。随后,董振堂军长亲率第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特务团(四个连)、骑兵团,共3000余人,乘胜挥戈西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937年元旦拂晓,一举攻克黑河岸边的重镇高台县城,守敌保安队、民团共1400余人全部投降,部分接受了红军的改编。而这只是拉开了高台战斗的序幕。

  红五军打下高台,成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先导,固然是个很大的胜利,但也留下了孤军深入之弊。我当时随军驻在抚彝,高台战斗失利后,逃回来的同志讲述了战斗的惨烈情况,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几十年不能忘却。

  红军攻占高台城后,抓紧时间休整,同时宣传党的政策,恢复社会秩序,开展群众工作,开仓济贫。这些措施很快奏效,仅几天工夫,社会生活就趋于稳定,军民关系有所改善,部队也得到了一些补充,按上级指示,积极准备迎战敌人。

  红军攻克高台,对敌人震动很大,马步青、马步芳深感其老巢受到威胁,秉呈蒋介石的旨意,纠集其主力部队、保安团队、民团等,共计二万余众,欲夺回高台,堵截红军西行之路。敌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先以一部分兵力钳制我位于临泽、倪家营子的主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并配以飞机、大炮,从1937年1月12日开始,围攻高台县城。敌人气焰嚣张,围攻高台的兵力增至四个旅又三个团,另有民团一部,真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红五军的勇士们,在强大的压力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与数倍于己的凶恶敌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高台争夺战,血战了九天九夜,我军电话队一直担负着通信保障任务。我们队总共七八十人,分为两部分,队长带一部分随董军长去了高台,我带一部分留在抚彝。抚彝距高台40公里左右,夜间,能隐约听到高台战斗的枪炮声。那时,因条件限制,电话线架不通,是通信员用两条腿保持联络的。高台战斗从胜利到失败,消息不断传到抚彝,特别是最初几天的外围战,机灵的通信员进出高台城,进行联络。在战斗打响后的第四天,我还带几个通信员去过高台一次,目睹了城郊激战的情况。

  高台战斗分两个阶段,第一段是城郊争夺战;第二段是城防战斗。开始,我军依托连日来抢修的城郊工事,组织外围防御,拒敌于城门之外,以运动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城郊战斗愈演愈烈,敌人不断增兵,抢占城郊阵地。敌人轮番地组织进攻,我军英勇而灵活地进行反击。后来,敌人依仗兵多势众,四面进击;我军兵力渐少,只能扼守进城要道等重要阵地。有时是白天抗击,夜间出击,为了争夺和巩固一块阵地,要付出很大代价,有的阵地一日之内几次易手,可见争夺之激烈。外围争夺战,给敌人以很大杀伤,并策应了红九军攻打甘州,但我军损失也很大。

  董振堂军长见攻城敌军仍在增加,一时很难打破重围,为了保存实力,随即命令城外部队全部撤进城内,固守待援。部队撤入城内后,进入了更为激烈的城防战斗。董军长指挥部队堵死城门,又在北城墙下挖了几个暗洞,以备应急突围之用。各级领导干部积极进行战地动员,鼓舞士气,号召全体指战员坚定革命信心,战胜艰难险阻,与敌人血战到底,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带头发扬互助精神,带头冲锋杀敌。各级指挥员带领大家抢修城防工事,检查每个射孔。为了解决弹药不足的问题。组织近战,要求抵近射击,不放空枪,弹无虚发,枪枪见血,同时,组织部队把能搜集到的石头、砖头、棍棒等,都搬上城墙,作打击敌人之用。经紧急动员准备,指战员们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

  我军撤入城内后,敌人兵临城下,把高台城围个水泄不通。1月20日,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攻城。他们集中所有的炮火,猛烈轰击,致使城墙多处倒塌,出现缺口,敌军乘机组织突击,企图从缺口突入城内。敌兵在指挥官威逼下,像海潮一样,一浪接着一浪涌向缺口,形势十分险恶。

  我红军勇士一边抗击敌人的冲锋,一边冒着敌人的炮火堵塞缺口,部队伤亡很大。我英勇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敌人一次次冲上城头,一次次被打下城去,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刺刀、石头、棍棒与敌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整个城墙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敌我打成一团。不少伤员竭尽最后一点气力,抱住敌人滚下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战士牺牲时还死死地咬着敌人的耳朵,其壮烈情景难以言表!

  战斗到最后,进入了残酷的巷战。敌人的大炮再凶狂,也没有攻破红军的城防,敌人的冲锋再猛烈,始终未能攻上城头,更无法从红军的阵地上通过;而叛徒的出卖,却使敌人得逞。正当我红军战士拼死酣战于城头之际,令人痛心的事件发生了,被我收编的民团叛变了,他们偷偷地打开一侧城门,放敌人突入城内,使我守城红军腹背受敌。

  董军长发现敌人已进城,立即命令部队撤下城头,转入巷战,伺机突围,但此时,红军已减员大半,弹药将尽。各部队带着伤员,边打边向一起靠拢,与敌人逐屋逐巷的进行战斗。每争夺一座屋、一条巷,都要进行反复的冲杀。为了配合作战,战士们把连成一片的屋墙挖通,那里吃紧就向那里机动作战。有的重伤员怕连累部队,说什么也不肯撤走,以决死的战斗掩护战友转移。许多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甩光了,刺刀拼弯了,石头、砖头投尽了,就用拳头、牙齿同敌人搏斗。就这样,红军与敌人在城内苦战,直到1月20日夜。此时,红九军攻甘州未果,驰援高台的骑兵师在明水一带【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红军骑兵师同阻击敌军战斗的地方,在高台县东南部的小海子滩,其地在明水滩东北。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8页。】受阻,致使红五军处境更加困难。

  1月20日【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高台血战结束的时间为1月20日,因此,本回忆录所说21日应为20日,20日应为19日。】上午,敌人组织了最后的围攻。红军的枪声渐渐稀疏了,红五军终因弹尽粮绝而失利了,3000余英勇的红军,除个别逃出重围外,全军覆没。在此惨烈的战斗中,董振堂军长始终与红军战士们患难与共,战斗在一起。这时,他身边的战士已寥寥无几,他视死如归,最后壮烈牺牲。高台战斗中牺牲的领导都还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同志等。当我们得知董军长壮烈牺牲和全军覆没的噩耗时,无不万分悲痛。

  敌人夺回高台后,又以重兵围攻抚彝。当时该地驻有红五军一部和西路军总部的一些直属队,我带领的军部电话队的部分同志也在城内。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等领导同志机智果敢地指挥抚彝驻军,与敌人激战三个昼夜,于第三天夜里,趁夜暗突围成功,到倪家营子与主力会师,我随红五军的余部编入了红三十军。

  这是熊金波同志所写回忆录,标题为编者所改。熊金波,湖北新洲人,生于1915年。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时任红五军军部通讯队政治指导员。后历任师长,沈阳军区炮兵副参谋长、副司令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高台失败亲历记

<标题>=高台失败亲历记

<类型>=g4

<作者>=张宜友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下旬,红五军从山丹出发,30日进占临泽县城。之后,留军政委黄超带两个团(三十七团、四十三团)驻守临泽,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领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特务团的四个连、骑兵团的两个连,共3000余人,星夜向高台进军。当时军部有一部电台,董军长要带,黄超不同意,就留在了临泽。

  高台城内只有马家军一个排的兵力和1000多民团防守。1937年1月1日拂晓,红五军攻占了高台,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军长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都讲了话,宣传我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支援红军。群众给红军赶制棉衣、棉鞋,几天之内,红五军指战员就补充了部分军装、棉衣、棉鞋。

  1月10日,马家军两万多人,对红五军展开了强大的攻势。敌人先用大炮轰城,然后抬着云梯登城。敌人首先占据了东、西关碉堡。当时我任红五军军部交通队长,带交通队的两个排一直跟着董军长守城。我们每人一枝枪,一把马刀。坚守到第五天,董军长决定突围,他命令我通知骑兵团在北城墙挖洞。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洞不挖透,等突围时,一捅即破。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军长下命令了。就在这时,接到了军政委黄超从临泽送来的信,不让突围,要他死守高台。董军长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商量,最后决定按照黄超来信的要求,死守高台。

  我们立即组织铁匠制作战刀、长矛,木匠制作滚木。女同志和支援作战的乡亲们一起,从城下往城上抬石头,有的乡亲把自己家的箱柜拿出来送到城上,装上土,泼水结冰,加固城墙。1月19日马匪军攻上城头,被我们打退,城墙下留下了敌军的一堆堆尸体。

  1月20日,马匪再次攻城,先用重炮轰击城墙,接着在火力掩护下,架云梯登城。我们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还击敌人,用砖头、石块向城下的敌人砸去。敌人上来了,就拼命搏斗,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红军中的女同志、炊事员、卫生员和轻伤员,也登城作战,有的同志和登上城头的匪军扭打在一起,卡住匪军的脖子滚下城去,与敌人同归于尽。

  1月21日【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敌军攻破高台县城的时间为1月20日。详见《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第35页。】,敌人又一次发动大规模进攻,我红军以顽强的战斗精神奋力抗击,歼敌2000余人,终因力量悬殊,加之被我收编的民团中的坏分子,趁我紧张抗敌时打开城门,把敌人放进了城。军长董振堂率领我们在城墙上与敌人厮杀,准备突围,叫警卫班把女儿墙【女儿墙:城墙顶部的护墙。】推倒向下溜,但还没等下去,就牺牲了几个同志,军长也负伤了。军长负伤后,从城墙上摔下,壮烈牺牲。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腿,我负伤后也滚下城墙,被马匪抓住了。

  高台失守后,入城的马匪军见到红军就杀,并在城内逐户搜查红军伤病员,搜查到700多名。敌旅长马彪要残杀伤员,原高台县马县长不让杀,他说:“红军占领高台后没有杀我们,你们也不能杀,伤员由我处理。”就这样,我们几百个伤病员没有遭到马匪军的毒手。韩起功进城后,四处寻找董振堂。董军长原是江西宁都起义的将领,起义前和韩起功在冯玉祥部队共过事,他得知董振堂被杀,脑袋挂在城墙上,就去找马彪,马彪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后来,韩起功买了口棺材,把董军长的尸体收殓了。

  这是张宜友所写回忆录《从高台到西安》的前半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张宜友同志时任红五军司令部交通队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回顾高台战斗的经过

<标题>=回顾高台战斗的经过

<类型>=g4

<作者>=陈永禄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是当年红五军参加高台战斗的幸存者之一。1936年12月下旬的一天,皓月当空,寒风呼啸,我们红西路军五军在军长董振堂率领下,离开山丹县城,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临泽、高台一线挺进。12月30日中午到达临泽城。五军的前卫部队早一步到达临泽,为我们攻打高台准备了粮食草料和攻城战斗用的云梯等,并派出侦察员侦察高台的敌情,准备了送伤员的骡马、骆驼和大车等运输工具。部队在临泽休息时进行了战斗动员和各种物质补充。当天晚饭后,留下部分部队守临泽,其余部队、机关出发,向高台挺进。

  1937年元旦拂晓前,机关、部队到达高台城下。当时我在四十五团一营营部当通信员,我们一营担任攻城战斗的预备队。高台县城城堡不小,墙垛子上架有滚木,有无数的射击孔,东西城门楼完整,城墙均有射击孔。从战斗设施判断,城内守敌是有作战准备的。

  我们全营指战员迎着塞外寒风,警惕地监视着四方的动静,等待攻城部队发起攻击的枪声和上级的增援命令。几小时后传来的却是准备入城的通知。通知说,我军已攻占全城,守城敌军已向我缴械投诚。部队在临泽出发前,首长们在战斗动员时就说:高台驻有守敌保安队及民团千余人,敌人的战斗力较弱,装备很差。我军抵达城下时,敌人毫无察觉,我军趁其不备,一举攻入城内,迅速占领了全城,守敌知大势已去,只好缴械。

  我们第四十五团一营入城后,住在西门内离城门不远的一个商人家里。商人经营的是百货,来往于新疆。早饭后,军长董振堂带领营以上干部视察全城地形,分配第三十九团担任十字街以东的防守、警戒任务,第四十五团担任十字街以西的防守、警戒任务。东西城门有楼,我们一营分配担任西城门楼到西北角的防守任务。军部司政机关住东街南侧天主教堂中。

  五军攻占高台后,很快组建了县、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义勇军、少先队、儿童团和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并利用群众团体,宣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揭发马步芳的罪恶统治。当时群众情绪很活跃,在十字街周围和北街一带,按群众的检举揭发,红军镇压了几个坏人,并通过唱革命歌曲,演革命戏剧,号召青年参加红军,号召商人向部队卖布、卖棉花、卖皮毛等。我们到南郊农村购粮食,军供给部抓紧制作冬衣,筹备粮食和草料,准备在春节后继续西进,并为后续部队的到来作物质准备。同时走访了一些往返新疆经商的商人,调查西进沿途敌人的设防情况。

  高台军民正在高高兴兴地准备欢度春节时,我骑兵侦察连和出城购粮人员回来报告说:他们在县城东南方发现大队的敌人骑兵向高台城靠近。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召集营以上干部进行战斗动员,各连队也进行了战斗动员。干部检查了防御设施,立即进行抢修和加固工事。

  第二天拂晓,敌军就以重兵和大炮向我东关外据点发起攻击。三十九团一个连依托门楼上的工事,坚持战斗三昼夜,杀伤大批敌军,后放弃据点撤入城内。敌人攻占东关外据点以后,接着向西关外据点进行猛烈炮击,四十五团一排依托碉堡战斗三四个昼夜,杀伤了大量敌人。敌人攻不下碉堡,便在碉堡周围堆积大量柴草,连同西关民房一起放火烧毁。在敌人火烧碉堡中,全排红军战士在排长带领下,爬上堡顶,毁掉武器,集体跳下壮烈牺牲。

  在敌军攻占了我军东、西关外据点后,接着就从城东、南、西三面,昼夜进行攻击,经过数昼夜激战,敌我双方伤亡很大。这时风雪交加,我军衣着单薄,日夜连续战斗,疲劳不堪,无法替换休息补充。加之敌我数量相差悬殊,我军处境十分困难。1937年元月20日拂晓,敌军从城西南角突破了我军防线,与我军在城墙上和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我军依托房屋阻敌前进,野蛮的敌人便纵火烧民房。巷战到上午11时左右,西南大半个城熊熊的烈火烧到了街心,并向东街一带蔓延。敌军将我军压到城东南角,部队伤亡惨重。董军长在东城门楼上指挥战斗,目睹我军战斗情况,组织剩余的部队向城北长城方向突围,在突围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后,我到西街一条小巷内一群众家里躲避,这户人家只有夫妻二人,住有三间房子,中间是堂屋,东侧是卧室,西侧是伙房。大伯大娘年龄约四五十岁,大娘特别善良而机灵。我进去后,她要我睡在炕上,装作有病的样子,并嘱咐我敌兵来搜查时千万不要答话,装成是她的儿子。我完全遵照她的意见睡下装病,她又端来稀饭和馍馍要我吃。

  下午三四点左右,敌人三个士兵进来搜查,没有问出漏洞,就走出了门。但狡猾的敌兵班长走到院门前又返回来,要我站起来让他看看。当我站起时,他卷起我的裤腿,发现我小腿有打过绑腿的痕迹,肯定我是红军伤兵,要带我走,大娘阻拦,不准敌兵带我走,争辩说是她的儿子,不是红军伤兵。野蛮的敌兵就动手打大娘。大娘为了掩护我,遭受毒打,我心不忍,就跟随敌兵走了。

  红五军高台战斗失败,不仅部队损失惨重,高台群众在战斗中伤亡也不小,群众的财产损失更为惨重,特别是城东北角一带,民房成为废墟,战斗结束后又遭敌兵抢劫。我出城时,目睹沿途街巷惨景,使我无比激愤。我军烈士和遭敌惨杀的群众尸体到处可见,鲜血成河,血腥气扑鼻。

  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陈永禄同志,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五团一营通信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忆董振堂军长牺牲前后

<标题>=忆董振堂军长牺牲前后

<类型>=g4

<作者>=林炳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31日,董振堂军长率领我们第三十八团、第三十九团【参加攻占高台的红五军建制单位为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和军直特务团、骑兵团。参见本书王定烈、吕仁礼、张力雄等同志的回忆录。】加上军直部分干部战士,进军高台,于次日解放了高台县城,歼灭国民党马步芳部一个保安团【据史料记载,红军在高台城歼灭的是当地民团。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7页。】,俘敌1400多人。战斗结束后,对俘虏进行了政策教育,把愿意留下的补入我军。

  马步芳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乘我立足未稳,于1937年1月2日凌晨开始【敌军包围高台城的开始时间是1月9日,12日大战开始,18日后战斗更为猛烈。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8页。】,调集全部主力部队和地方民团,用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对高台发起猛攻,形势十分严重。

  面对敌人的包围,董军长果断地做出坚守高台的决定,立即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布置守城方案。会议最后决定把城东门、西门堵塞,修好防御工事;在北城墙下挖几个洞,准备在紧急情况下突围。同时,向部队作了守城动员。董军长还领着干部深入各点,检查每个防御工事、每一个射孔。

  不久,战斗打响了。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向城内倾泻,城里成为一片火海,许多工事被摧毁。敌人炮击之后,又用骑兵轮番攻城。就在这个时候,董军长亲自组织力量加强防守,战斗十分激烈,一天之内要拼杀几十个回合。在我英勇顽强抗击下,敌人在城外丢下了很多尸体。

  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我们部队伤亡也很大,有的连队只剩下三分之一,有的连队只剩下一半人,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在与外面失去联系,缺粮、缺弹药的情况下,董军长收拢了部队,号召大家要坚定信心,人在高台在,坚决与敌人血战到底。子弹不够,他组织部队收集砖头、石头、木棒作武器;把树木砍倒,锯成一截一截,搬到城墙上,准备对付敌人。后来,敌人以为我军没能力抵抗了,骑兵步兵一拥而上。这时,军长站在城墙上指挥,待敌人靠近城墙时,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没有武器的,就用砖头、木棒、木头往下砸,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到了晚上,敌人又从西北面扑来,连续攻城,整整打了一夜。由于新补入我军的俘虏叛变,与敌人里应外合,加上我军连续苦战了多天,部队伤亡惨重,形势急剧恶化。

  20日拂晓,敌人从西北面攻破了县城,我军突围的路被堵死,剩下的人员便从西往东打。我看见董军长带着二三十人从大街的西头往东边来,上了东门城楼。在城楼上,董军长组织指挥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由于东门原来已堵死,出不去,董军长又指挥部队沿着城墙往东北方向冲,又因敌人阻击,不得不退了回来。

  就在这危急关头,董军长在城门楼上,立即作了血战动员,他说:“共产党员们,干部们,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讲完后,便冲了出去。我们紧跟着董军长,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就在我们冲出大约400米的地方,敌人的一颗子弹飞来,董军长被打中,只见他身子一晃,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下。他的警卫员一见军长摔下,也从城墙外滑了下去;接着,寇惠民科长和我们几个,也跟着滑了下去。我们到了城墙下一看,董军长灰蓝色的衣服已染满鲜血,躺在离墙脚几米远的地方。警卫员和我扶着董军长的头,让他半躺着。孔建光把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子弹从他左胸穿过,鲜血直流。这时,军长已昏迷过去,我们摸他的鼻孔,还有点气,于是我们猛叫:“董军长!董军长!”听到我们的喊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们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你们赶快走吧!不走就冲不出去了!”他断断续续地讲完后,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我扶着他的头猛摇,他再也不能说话了。警卫员抱着军长的头痛哭,我们也难过地哭起来。我们围着军长的遗体,想把他抬走,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天已亮,敌人又冲过来了,我们不得不迎上去与敌人肉搏……

  冯流安整理,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林炳才,时任西路军红五军军部勤务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汕头军分区司令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4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

<标题>=三十七团增援高台记

<类型>=g4

<作者>=饶子健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红五军经过一天一夜强行军,于12月30日占领了临泽。第二天晚上,董军长又奉西路军总部命令,率三十九团、四十五团及两个骑兵连和军直属队一部分,经一夜急行军,赶到西面的高台,与那里的守敌展开了激战……

  留驻临泽的三十七团、四十三团,是由五军政委黄超负责的。黄超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是张为了控制红五军,将他作为亲信安插进来的。这人祖籍贵州,长得又瘦又黄,对张国焘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开口闭口离不开“张主席”。他目中无人,对下级如视草芥,一切全不放在眼里,其实他对于政治工作、军事指挥一窍不通。他对董振堂军长是极尽刁难,耍尽了手腕;军心判若水火,我们看得清楚,如果不是董军长度量如海,虚怀若谷,始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部队思想会更加混乱。这次董军长率部出发攻占高台,作为政委本当与军长同舟共济,共谋战计,但他却连一部电台都不让董军长带去。

  高台战斗打响后,由于失去联络,我们在临泽只听到高台方向隐隐约约传来枪声,不知道具体战况如何,又怎能不心急如焚!而黄超在临泽却洋洋自得,隔岸观火,稳坐钓鱼船,既不派兵前去侦察联络,也不派兵前去支援,这真是我军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直到高台战斗已进行了九天,,黄超才找我去,他用半死不活的语气说:“饶团长,怎么样!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高台。”我觉得时间已拖延至今,高台一定十分吃紧,而我只去一营兵力增援,实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见我有些犹豫,操着旧知识分子的腔调说:“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嘛!”我想仗义执言,要求增加增援部队,但想到黄超一向主观武断,粗暴蛮横,提也不顶用,只好忍气吞声,回到团里,挑选二营执行这一任务。

  约摸四更天的时候,我带领二营从临泽出发,向高台方向挺进。高台在临泽西北方向,相隔约五六十里,我们沿公路向西走了大约二三里的样子,高台方向连稀疏的枪声也听不到了。这种沉闷的寂静,像一种无形的压力,压迫着我们每个同志的心。根据先例,这预示着不祥的征兆。

  我边走边想,在情况没弄清之前,不能盲目开进,万一高台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这支不足300人的小部队到了那里,无疑是拿着鸡蛋碰石头。于是我跟二营张营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将部队先带到附近一个土围子里,待侦察清楚敌情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部队刚接近那座土围子,从西面过来一个背褡裢、骑毛驴的中年庄稼汉,他见了我们,忙停下毛驴,用诧异的目光直愣愣地端详着队伍。我走上前去问道:“老乡,高台那里还打不打仗了?”他愣了一会,很快从我们的服装上认出是红军队伍,忙摇着头说:“哎呀,你们千万别往前走了,高台已经被马回子的军队占领了,你们的人死得好惨哪!”

  这一可恶的消息对我们前来增援的部队来说,如五雷轰顶!军长他们怎么样了?30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难道都牺牲了不成?他们会不会突围转移了?这一个个急欲求知的问题,一股脑儿在我心中翻腾起来。我根据这些疑问,又问了几句,详细情况他也谈不出来,说:“反正没看到跑出一个红军,还有你们一个大军官的头被割下来了。”

  无需多言,情况已是万分的糟糕。我和张营长一合计,决定还是把部队先带进土围子,再派出小分队到前方侦察,如果情况属实,我们必须将部队带回临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住进土围子还不到三个小时,侦察员就很快回来报告了情况,高台确实在昨天被敌人占领,我三千将士几乎全部阵亡!这边情报刚刚得到,那边担任警戒的部队就急速报告: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开始向我包围!不一会儿,整个土围子四周的村寨,被敌人全部占领,并作了严密的布防。但是,由于敌人还没搞清我们究竟有多少部队在这里,不敢轻举妄动、贸然进犯,只是让小股敌人与我接火,试探实力。我们此刻只有针锋相对,狠狠击退敌人了。

  这时,在我西北方向一个距我较近的土围子里传来了敌人的喊话声,要我们“赶快缴枪投降”。我们也立即让几个嗓门洪亮的战士向敌人喊话:“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穷苦人出身,你们的父母在家给地主当牛马,你们却在这里给地主阶级卖命,你们流血,当官的发财,你们想一想,打仗到底为谁?”就这样,我们和敌人对峙了一天。据观察,敌人的兵力还在不断地聚集和增加。

  傍晚,我和几个营干部研究了一下,认为敌人很可能在明天拂晓向我发起总攻,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突围出去!感谢老天帮了大忙,入夜狂风顿起,飞沙漫天,正是我军突围的好时机。我们立即安排了三个战士继续向敌人喊话,以迷惑敌人,其余全部突围,突围路线选择在白天侦察好的东北方向。“白军士兵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留下的三个战士开始喊话了,愚蠢的敌人随即也跟着喊话:“共军弟兄们,快投降吧!”

  我简单向同志们交代了注意事项,切忌两条:不能有一丝光亮和一点声响,万一有情况,听指挥!一块随行的两匹战马也早已喂饱、饮足,以免途中饥饿嘶叫。开始行动了,真可谓“马勒口中人衔枚”,风照样刮,沙照样扑打,而我们的队伍迅速前进,没发出一点异样的动静。每个人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准备着随时可能爆发的血战!情况比我们预料的来得快,在我们突围出去不久,只听敌人枪炮齐鸣,但见那边火光冲天!很显然,原先我们驻的那座土围子已遭到了灭顶之灾!

  “留下喊话的那三个战士回来没有?”我怕他们三个在后面出事,忙问张营长。他说已经到了,在队伍后头呢!我这才如释重负,险哪!300人的生命差一点全部报销。敌人整整向那座空围子轰打了一夜,由于他们四面炮火一齐轰击,所以分辨不清围子里到底有多少火力。次日天明时分,方才知道中了我们的“空城计”。

  在临泽,战斗又整整进行了一天。我们三十七团、四十三团、军直属队及总部后勤机关人员,发扬了红五军能攻能守的顽强战斗作风,死死地坚守临泽城,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强攻。战斗进行了大半天,我来到二营坚守的城段,只见张营长正站在城墙旁边的一座房子顶上,探出头瞄准敌人射击,我立即要他注意安全,大声说:“张营长,当心,头不要抬得太高!”话音刚落,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当即倒了下来,我急忙上前抱住他,呼唤着:“老张,老张,你醒醒!你醒醒!”但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嘴角抽搐了两下,终于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马匪的枪法很准,有的战士用树枝将帽子顶起来越出城墙,欺骗敌人,一会儿,敌人的子弹就能将帽子击穿好几个窟窿。尽管如此,临泽城还是被我坚强的红五军守住了,这是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换来的胜利。是役,红五军蔡参谋长光荣牺牲。敌人第一天攻城失败后,怕我们晚上出城追击,便在傍晚撤出阵地。凶狠的敌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又在筹划新的强攻。

  后来,前往高台战斗的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同志突然来到了部队。原来,当高台被敌人攻破后,他在一位群众的掩护下,藏进他家的夹墙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后来这位热心的群众又拿出自家衣服给他换上,化装成西北老百姓的样子,并用牛车将他送出了城。如果没有这位群众的掩护,他的生命也难以幸免!

  张政委激昂悲愤地陈述了高台战斗失败的惨痛经过:战斗一开始很顺利,董军长率领部队一举拿下高台,歼灭了守敌保安团1400多人。高台的广大群众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一不奸,二不抢,还到群众家里问寒问暖,无不兴高采烈地欢迎红军!紧接着,董军长又将部队作了守城部署,四十五团据守城东南,三十九团据守城西南,骑兵团在城北墙待命。

  马匪得知红军攻占了高台,第三天就派来大批骑兵向高台城里的红军进攻。敌人首先占领了城西的村庄,以堵截我军西进的道路;随之,又占领了城南、城东方向的村庄。这是敌主力马彪、马朴等骑兵旅,他们与我以八至十倍的绝对优势兵力,将高台团团围困,天天进逼,连续强攻。在白天黑夜不停的血战中,我守城部队忠实地执行了董军长的命令,英勇战死,宁折不弯,以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击退了敌人数十次攻击,其中有几次敌人已爬上了城墙,又被我红军战士杀了下去。

  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突围无法实现,又值没有电台,与临泽中断联络,孤立无援,弹药消耗殆尽。到最后,同志们就用枪托、大刀、木棍猛击爬上城墙的敌人,甚至用砖头、泥块往城下砸,将滚开的水朝城下敌人头上泼!董军长在战斗最困难的时刻,边指挥边和战士们一起投入战斗,夜间战斗间隙,战士们连续几天几夜作战十分疲劳,他就让大家用一根小木棍依次传递,以免睡着贻误战机。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董振堂军长顽强不屈,喊着:“为了革命,为了胜利,继续战斗!”仅剩的机关干部、勤杂人员和少量部队,又和敌人苦战近十个小时。当部队全部阵亡后,董军长以崇高的革命气节,与两个警卫员一起跳下城墙,壮烈牺牲。董军长牺牲后,万恶的马匪惨无人道地割下他的首级,送往凉州,领了重赏。

  听完张政委的陈述,我们悲愤交集,痛哭失声。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我们敬爱的好军长,他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往事恍如昨日,军长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记得张国焘迫使红五军南下川康边界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部队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阴谋极为不满,抵触情绪越来越严重。为了顾全大局,解决部队里的思想问题,董军长亲自召集我们营以上干部,到他住的那幢藏民小屋子里,请朱总司令给大家作指示。

  当朱总司令讲到不让我们扩大矛盾,不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时,董军长当即站起来表示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好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决不感情用事。我们要虚心学习四方面军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最后,军长又要求我们将总司令的讲话精神,向部队传达,教育每个同志都要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考虑,凡是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用团结战斗的力量去战胜敌人!他还用征询的目光问大家:“能不能做到?”我们齐声回答:“能。”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总司令满意地笑了。

  在红五军被张国焘分化、“改造”之后,董军长深受黄超的排挤和冷落,但他坚持革命大义,忍辱负重,团结同志,完成了许多艰巨任务。而这一切,刹那间都成了深深埋藏在红五军指战员心中永久的纪念!

  敌人在第一次没攻下临泽,紧接着在第三天发起了强攻。这时,我们奉西路军总部的命令,于夜间突围,赶到了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与三十军合编,四十三团编入八十九师,我们三十七团编入八十八师,红五军就这样解体了。

  这是饶子健同志《漫漫西征路》的第三部分,录自《峥嵘岁月》。标题为编者所加。饶子健时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团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高台战斗目睹记

<标题>=高台战斗目睹记

<类型>=g4

<作者>=王兰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老家在高台县城青年街东巷子22号。红军到高台那时,我全家八口人,有父母和我们姐妹六个,靠父亲卖棉花过日子。我是老大,当时已20岁,在家做针线,帮父母料理家务。

  红军攻打高台以前,城内只有马家队伍的一个排和临时组织的民团守城,红军一来,马家队伍就跑了,县长也钻到老百姓家里藏起来,民团和政府人员全部投降。红军进城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在墙上写了很多标语,还办墙报、画报。他们对老百姓很和气,公买公卖,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红军当时穿得很破烂,青的、蓝的、红的、绿的都有,官、兵也分不清。一天,几个红军拿来一些布和棉花,让妇女们做棉衣,我亲手缝了三件棉袄,红军给了我两块半银元,两升大豆。

  红军的纪律非常严明。贫民委员会中有三个委员,一个叫王天佑,一个叫郇福周,一个叫万小贵,在没收土豪劣绅财产时乘机贪污,都受到了惩处。王天佑的舅舅陈瑞廷,是高台城里的资本家,给了他两三两金子、三石大米,被群众揭发出来,在大十字枪毙了;郇福周和万小贵也有贪污,都陪了杀场。

  不几天,马家队伍大批人马包围了高台城,整天枪炮声不断。红军发动群众用箱子、木头、石块等物堵垛口守城,还忙着准备干粮、炒面。腊月初八【即1937年1月20日。】麻亮子,炮声震天响,机关枪的子弹像一群群雀娃子满天飞,敌人用带轱辘的云梯攻上城墙。红军拼死守城,经过反复争夺,激烈巷战,终因没有后援,寡不敌众,遭到了惨重失败,2000多名红军战士死伤高台,五军军长董振堂等三名领导壮烈牺牲,几百名红军被杀害,一个红军被钉到树上开了膛,还有200多伤病员被俘后押到张掖活埋了,真是残忍极了。

  马家队攻占高台后,到处烧杀抢劫,搞得鸡犬不宁。打仗的那天夜里,我家房顶上子弹像冰雹一样落个不停。开始我们缩在炕角里,后来一颗炮弹落在院里,虽然没有炸,房子却着了火,我们只得往外跑。到门口,只见马家队伍正在各家门口放火烧房,我家的门也被烧着了,出不去,我们又跑回来,翻后墙从树上溜下去往外跑。当我们跑到城壕里时,天已大亮了,到处是死伤的红军。一个红军头上被砍了两刀,刚挣扎着坐起来,马家队就过来了,我们让他快躺下,把死人压到身上,才躲过了敌人的屠杀。

  我爹惦记着家,我们又跑回来救火,正碰上马家队挨门逐户抢劫。几个马家军从我家搜出一件给红军缝的衣裳,就把我爹打了一顿,还用马刀在肩上剁了几刀。转身看见我弟弟头发长得长一些,怀疑是红军娃子,要拉出去枪毙,我爹爬到地下鸡娃啄食般地磕头求饶:“老爷,这是我的娃子,不是红军啊!”我也跪下求情,证实是我的弟弟,最后,马家军狠狠踢了我爹几脚,将他身上的两块钱搜去,还把我家仅有的三升米也抢去了。

  面对马家军的烧杀抢劫,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红军才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因此,人人痛恨马家军,对红军更思念了。

  录自《酒泉文史资料》第2辑,王文焕整理。王兰英,女,1916年生于高台县城,1941年迁居酒泉,现住泉湖村一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高台战场见闻录

<标题>=高台战场见闻录

<类型>=g4

<作者>=胡占科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1月,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读书。腊月初七黄昏,驻酒泉的马家军第一○○师二九八旅旅部派人到学校,要学校领导连夜组织学生赴高台,担任伤病员的看护工作。

  学校决定让我们简师班的53名同学去高台,我们便集合整队,到了设在大衙门的旅部。晚上10时左右,旅长马步康出来对我们讲话,他说:“红军西来占领了高台,被我们包围了,我们从青海调来部队要夺回高台。现在伤员很多,需要救护,就请你们去高台看护,也可顺便看看我们的战绩,看看战地实况。你们不要怕,放心去,由我派人保护你们。”

  马步康讲完话,大家就将行李装上三辆卡车,打起一面红“十”字旗,由旅部一名副官带队,于当晚10点半出发。腊月初八【即1937年1月20日。】八点到达高台西关。西关外尸横遍地,堵住了城门和大路,车不能进,我们从8点一直等到12点。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百姓赶着牛车清理流血的尸首,马家军挥舞着柳条抽打他们,叫赶快往外拉运。老百姓一边抬着尸体,一边痛哭流涕,同学们看着,心中十分难过,个个都落了泪。

  12点以后,城门开了。我们进了城,看到火光冲天,听到枪声不断,马家军还在烧杀抢劫,毛驴上驮满了抢来老百姓的东西。街道上许多老人、娃娃、妇女在惊慌逃避,到处传来“救命呀!救命呀!”的呼喊。更使我们奇怪的是一些姑娘、媳妇,都用锅煤抹黑了脸,开始我们不解,后来才听说是怕马家军强奸侮辱,采取的自卫措施。

  我们被安排在城西北的建康小学,这里是临时设立的伤兵医院,安置停当后,马县长、黑鹰团长让副官带着我们到处参观“战绩”。先到清明庙,那里是发生过激战的地方,红军尸体遍野,特别是一些女红军,衣服都被扒光了,有的割去了奶头,惨不忍睹。接着到城墙上参观,东城楼已坍塌下来,还在着火,下面压死了很多人,外露出许多胳膊、腿和身体。据一名红军医务人员说:当时马家军用大炮轰开城角,红军100多人退守城楼,最后子弹打光了,马家军用汽油、柴草点着城楼,这100多名红军全部壮烈牺牲。

  在城墙上,我们发现一堆砸成两截的枪支,还有一些小号、小鼓。一位女红军告诉我们:马家军先用大炮、机枪攻城,然后架上云梯往城墙上爬。红军一面守城,一面吹号、打小鼓,向马家军高喊:“回族同胞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放下武器,联合对外,共同打日本!”当城被攻破时,红军战士们都说:“绝不能让敌人拿我们的枪,杀害我们的老百姓。”就用石头把枪砸断扔了。我们下城时,看到高大的城墙上,有许多用红土写的标语“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组织起来,建立苏维埃”等。

  我们又到马王庙参观,一块周围贴花的横幅上写着“纪念列宁逝世十三周年”的字样。庙里有许多红军重伤员,他们七八个人围成一圈坐着烤火,有鼻子削掉的,有耳朵砍掉的,有喉咙打穿的,有手脚炸掉的,有的脸被刀砍得血肉模糊,情状十分凄惨。

  最后,我们参观了县政府,有些房屋倒塌,残墙断壁间有一些被砍去头的红军尸体。有些办公室门上挂着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的木牌,室内还有油印机、铁笔和一些油印资料,字刻得很工整,其中有《红军组织原则》等。

  我们还看到,马家军在建康小学前的照壁旁边,给董振堂的头拍照,说是他们的战利品。西城门下有一条红军挖的地道,通向城外,听说部分红军从那里突围出了城。

  我们在医院里,一部分同学看护重伤员,一部分看护轻伤员。许多红军伤员也住在这里,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身上的补丁红一片、白一片,冻烂的脚上包着破毡片。有七八个女红军在后院住,一个叫张茶清的女红军,头部被刀砍得很深,我们把她的头发剪了,洗净上药包扎好,经过一个月时间的治疗,她的刀伤基本好了。她经常给我们唱红军歌曲、讲故事,还讲她的身世及经历。

  有些受伤的老百姓也来医院找我们看病、上药,他们悄悄对我们说:马家军说我们投了红军,要血洗高台城,把我们集中起来排成队,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刀砍伤了胳膊、腿。同学们利用时间给他们包扎、换药,马家军军官知道了前来干涉,教师、同学们就和他们争辩,质问他们:“你们来干什么?难道不想让老百姓过安稳日子!?”马家军军官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走了。

  一个月后,我们要返回酒泉上学了,临别时,有个红军医官给了我们一包药,让我们把一个十四岁的小红军领回酒泉。林长茂(学生负责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和大家商量,把那个小红军和张茶清等七八个女红军,藏在同学们中间,带到酒泉。这事让马旅长知道了,把林长茂和我叫去训了一顿,还吓唬我们说:“你们这些尕娃傻着呢!胆子这么大,就不怕红军把你们的头取掉?”马家军把这几个女红军安排到军服厂做活,以后送到了青海。那个小红军在我们家开的麻绳铺子里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想回家,我们给了他衣服、鞋袜、盘缠,跟着一个山丹赶车的向东走了。

  录自《酒泉文史资料》第2辑,王文焕整理。胡占科,酒泉城关人,生于1915年。解放后曾任酒泉地区师范学校教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苦战临泽

<标题>=苦战临泽

<类型>=g4

<作者>=秦基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由于脱离了党中央,脱离了根据地,困难重重。部队得不到补给,没有粮食吃,同志们就紧着裤带前进。在风沙中行军,本来就是走一步要退半步,够吃力了,加上肚子饿,身上冷,腿就像灌上了铅,就像有人在后面用一条无形的绳索牵着一样,迈不动腿,伸不出步子,忍饥耐寒辛辛苦苦走了一夜,天亮一计算,真泄气,才走了不过二十几里。

  更困难的是,我们整天被反动的马家军追击着、截击着、包围着。辛辛苦苦走了一夜,本想找个村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的骑兵,不用两个钟头,就走完了我们一夜的路程。我们不但不能休息,还要赶快设鹿砦、修地堡,阻击敌人。因为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子弹愈来愈少了,那时一颗子弹真比一两黄金还宝贵。

  敌人的骑兵,在我们前面撒欢地奔跑;敌人的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的在我们面前耍威风。对于一个革命战士,有什么比眼看着敌人在自己面前逞凶而更愤怒呢!我们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压在扳机上,直到敌人靠得不可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离我们略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又把食指松开,把子弹退出来,再装到子弹袋里,坚持着等待天黑突出重围,再继续行走。

  可是天一亮,敌人又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再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饿了紧一紧裤带,瞌睡了,边走边打盹。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走的是一条错误的路,只知道我们是红军战士,在红军战士面前,没有冲不破的困难,没有忍受不了的艰苦,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我们只知道革命一定能够胜利,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经过许多个艰苦的白天和黑夜,先头部队五军到达了甘肃西部的高台,我们总部一部分直属机关和掩护我们的九军一支部队,紧随在五军后面,也赶到了高台东南的临泽城。我们机关缺乏战斗力,驻在城里,掩护部队则分布在城西南二三里路的几个庄子里。我们刚驻下,便得到五军在高台被反动的马家军包围的消息。接着,我们和掩护我们的部队,也被突然赶来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种种迹象表明,敌人企图先拦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再把我们分割包围,最后达到各个击破我们的目的。指挥部命令我们坚决守住临泽城,等待三十军增援。

  驻守在临泽城的主要是总部后勤部门,这是我们全军的生命线。这里有驮着全军经费的辎重部队,有全军惟一能造手榴弹和子弹的一个小兵工厂,有医院,有供给部门。城内除了仅有的一个警卫连经历过一些战斗以外,其他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和几百个女同志及勤杂人员。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守住临泽城,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负责指挥这次守城的是后勤部郑义斋部长。当时我在总部四局工作。郑部长命令我负责组织城内机关、部队坚守城墙。他用坚定的口吻嘱咐我说:“我们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是,我们要时刻想着全军,全军不能没有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坚决战胜敌人。”经过研究,我们把所有的人,不分干部战士,不分男女,统一按战斗的需要编成班、排、连。男同志负责坚守城墙,女同志负责做饭、看护伤兵和捡石头当武器。警卫连两个排分别坚守几个容易被敌人突破的城门楼,一个排由我和警卫连长亲自掌握,作为机动部队。

  夜里,西北风像小刀子一样往人们身上扎。我带着警卫连那个机动排,沿城墙巡逻。临泽城不大,城墙还比较坚固、整齐,利于防守。城外是一片开阔地,不远处就是戈壁滩。敌人的骑兵在城外成群结队地游动着,骑兵后面便是步兵。他们在开阔地里搭起了不少帐篷,烧起堆堆篝火。他们唱着下流的小调,无耻地扯着大嗓门骂我们的女同志。

  “科长,让我扫这些王八蛋一顿吧。他娘的,太欺负人了。”走在我后面的机枪射手,从肩上取下机枪,端在手里,两眼瞪得大大的,乞求似的看着我。“叫警卫连的同志们掩护,我们去和他们拼一下,别看我们是女同志。”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瞪着两只愤怒的大眼睛向我要求着。“女同志守城,我们去!”干部们也愤怒了。

  面对疯狂的敌人,我的眼里也直冒火。可是我知道,我们仅有这挺轻机枪,子弹也不多,三十军什么时候能增援来不知道,今天才是被围的第一天。我们必须保存一定的力量,准备应付敌人的攻击。如果冲出城去,在那没有依托的开阔地里,只会遭到敌人杀伤。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向大家说:“我们当前的任务不是出击,而是坚守住临泽城,在坚守中大量杀伤敌人,争取时间,等主力三十军到来。”

  同志们没有再说话,但我已看出,每个人的心里都窝着一股火,眼睛里都在燃烧着仇恨。现在,大家只是把这股火,把仇恨埋藏在心底,默默地进行着战前各项准备工作。我们所到之处,只见城墙上下一片繁忙景象,整个临泽城好像正在沸腾。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攻击便开始了。他们先用山炮拼命地轰击城墙,烟雾和尘土笼罩着全域。几分钟后,敌人便把城墙的胸墙轰开了一个口子,接着便抬着梯子,挥舞着马刀,“冲呀!”“杀呀!”地喊叫着,成营成团地向城墙拥来。我们集中起所有的步枪、手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手榴弹、石头、砖头也紧跟着劈头盖脸地向敌人砸去。前面的敌人被打倒了,后面的敌人又抬起了梯子涌上来,但是立刻又被乱砖乱石砸回去。乱石、砖头和敌人的尸体几乎把城外附近的地皮盖满了。

  战斗继续了几个小时,我们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加,手榴弹、砖头、石块也在减少。但是,前面的同志倒下了,立刻就有人补上来,砖头、石块打光了,立刻就有女同志们抬上来。这时,驻在城外掩护我们的部队,打退了敌人向他们的进攻之后,又向攻城的敌人出击了。敌人的攻城部队经不住我们里外夹击,慌乱了,他们互相践踏着,拥挤着,溃退了。战斗的第一天,敌人的进攻失败了。

  夜里,我向郑部长汇报了一天的战斗情形,郑部长对当前的工作又作了指示。我们对伤亡较重的单位,进行了组织调整。之后,我便沿城墙巡视,不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同志们紧张地忙碌着。大家自动把烈士的遗体掩埋好,把打坏了的城墙重新修补起来,把成堆的砖头、乱石抬上城墙。夜已深了,同志们有的背靠背坐在城墙上休息,有的三个一堆,五个一簇,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敌人的狼狈相,低声细语地交谈着战斗经验。

  我走到一位班长身边,他正趴在地上,教昨天曾向我要求出击的那位女同志射击,当他教了一会儿从地上站起来时,我低声问道:“困不困?有点冷吧?”“冷啥!”他腼腆地笑了笑,不自主地搓了搓手,又揉了揉眼睛,说:“多少有点困。”“那就早一点休息吧。”他收敛起笑容,又转向我认真地说:“科长,你和首长可应该好好休息呀!我们全城的人,都靠你和首长来指挥啊!”

  “是啊,科长你放心去休息吧!有我们在这里,敌人休想进城。”那位胖胖的女同志也插嘴说。旁边一位矮矮的小战士,把枪在面前晃了晃说:“科长,你替我们转告郑部长和总指挥部的首长,敌人想攻进来,除非他们长上翅膀。”

  战士们在困难面前顽强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使我深深感到:有这样的好战士,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再凶恶的敌人,我们也能够战胜。我感到全身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同时,也愈发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鼓励了大家几句,又继续沿着城墙巡视,直到天明。就这样,我们白天与敌人苦战,夜间整理组织,修补工事,进行学习。这两天,守城的指战员,没有很好地吃过一顿饭,也没有平静地休息过一刻钟。敌人今天在这里进攻不动。明天又换一个地方继续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仍没见三十军赶来。我们的弹药也愈来愈少了,伤亡也在逐渐增加。

  第三天,敌人从几个方向同时向我们发动了更疯狂的攻击。敌人的骑兵、步兵在城外团团转,拼命地喊叫,炮兵拼命地轰击我们的城墙,我们所有的人,连负伤的同志都一齐拥上了城墙。整个临泽城,一会儿被炮弹的爆炸声淹没着,一会儿又被杀、喊打声淹没着。当我们刚把城西北角的敌人打退后,敌人又在城东北方向一个缺口架上了四五架梯子。我立刻带着机动排,急忙奔跑过去。这里,英雄的战士,抓着马尾手榴弹后面的绳子,抡节鞭一样,向爬在梯子上的敌人打去;另一个战士手握长矛,把一个正要爬上城墙的敌人戳翻下去。

  忽然,我见到那位胖胖的女同志,头上缠着绷带,把一块大石头用力举过头顶,一面骂着,一面狠狠地向一个刚把头伸进城墙的敌人砸去。我跑上去向外一看,只见四五架梯子都拥满了敌人,梯子底下敌人拥挤着,吵嚷着,梯子后面,敌人的督战队抡着马刀,在逼着士兵上梯子。就在这时,警卫连连长和一些战士推着敌人伸到城墙上的梯子头,喊了一声“掀”,四五架梯子同时被掀翻了。

  接着,敌人又把梯子推回城墙,红军战士们推下石块猛砸,“咔嚓”一声,梯子断成数节,爬在梯子上的敌人,像死狗一样的从半空中摔了下去。战士们抓紧时机,拿起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打,敌人被打得东倒西歪,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敌人混乱了,溃退了。

  敌人被打退后,我才发现自己负了伤。同志们把我抬到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包扎好。不一会,枪声便稀疏下来。郑部长派秘书来看我,向我说已把敌人打退了。那位刚才在城墙上用石头砸敌人的胖姑娘也来了,她满脸是汗水和灰尘,伤口的血透出了绷带,但她却仿佛根本没有负伤一样,还安慰我说:“科长,你放心休养吧,别看我们是女同志,有我们在,敌人就别想爬进城来。”枪声完全平静下来以后,警卫连连长也来了,他向我报告已把伤员安置好,守城部队也重新组织起来了,并坚决地说:“你安心养伤吧!只要我有一口气,只要我们警卫连有一个人在,就不让一个敌人爬进临泽城。”战士们对我的安慰和坚强的意志,使我进一步感到,越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团结得像一个人,这种团结,就是战胜一切的力量源泉。

  这时,突然接到一个令人悲痛和愤慨的消息:高台被敌人突破了,五军军长董振堂同志牺牲了。这个新的情况,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敌人立刻会集中力量围攻我们。正在这时,总指挥部命令我们转移,主动去与三十军会合。

  夜里,我们留下警卫连的两个班,继续在城内牵制敌人,把骡马的蹄子绑上布和棉花,没有负伤的同志搀扶着伤员,无声无息地离开苦战了几天的临泽城。在城外的沙漠里,遭敌伏兵袭击。我当时从受惊的骡子身上摔下来,感到情况严重,忘记了伤口疼痛,立刻爬起来带领部队与敌人拼杀。经过十几分钟的混战,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又经过一个白天的周旋和苦战,我们终于胜利地与三十军会合了。

  原载《星火燎原》第3集。作者秦基伟同志,湖北红安人,生于1914年。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路军总部侦察局科长。后历任副旅长、军分区司令员,太行军区参谋长、司令员,第十五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临泽防御战

<标题>=临泽防御战

<类型>=g4

<作者>=王明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2月下旬,我们总卫生部、总供给部和五军从山丹出发,12月30日下午进驻临泽县城。董振堂军长当夜带领两个团去打高台,元月1日占领县城。

  临泽县县长和大部分政府职员没有逃走。我们进城的第三天,县政府组织了一次群众大会,县长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拥护红军,号召群众帮助红军筹集粮草。五军的一位领导在会上宣布我军的纪律和党的政策。会后,这位县长帮助我军筹粮数万斤,还有一些猪、牛、羊和红枣等,我们都按当地市价付了银元或元宝。

  我们在临泽住了20多天,医治从前线撤下来的伤员。到了下旬,听说高台县城失守,董军长阵亡,大家都很震惊,估计敌人可能集中兵力来攻临泽,我们赶快做守城准备。

  我军的守城主力是五军的两个团,驻在城南,修了三道工事。实际上这两个团一共只有两个营的兵力,每人只有四五排子弹,两三枚手榴弹。驻在城内的有总卫生部和总供给部的两个警卫连,弹药比城外部队多一些。医护人员和后勤人员都有步枪,但子弹很少。我们将城郊农民打场用的石磙子和城内的石头、砖头抬上城墙,当作打击敌人的武器。医院里除留少数同志给伤员换药送饭外,其余医护人员全部参战。

  马家军对红军极为残忍,抓住男的破腹挖心,抓住女的先强奸,再割去乳房,最后乱刀砍死。因此我们个个对马家军恨得咬牙切齿,立誓血战到底。从1月23日开始【根据中共临泽县委党史办调查,敌军于1月12日开始对临泽县城进行牵制性攻击,1月21日开始大举进攻,1月23日晚红军突围转移,该城遂被敌军占领。参见《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第41~43页。】,在短短的几天内,敌人一连三次大举攻城,都被我军打退。临泽县城虽小,但城墙完整,城西和城北是大片农田,城北100米外,还有两个孤立的小村庄,城南有一条小街,五军的两个团驻守在那里。敌人在两天内调来三个骑兵旅和大量民团,住在县城周围五公里内外的村子里,形成包围圈。28日下午,敌人冲进城北的两个村庄,爬到民房上向我阵地射击;晚上10点钟左右,发起全面进攻。敌人在城南虚张声势,在城北发起主攻。

  总卫生部防守北城,当晚月光朦胧,攻城的敌人在机枪、步枪的掩护下,20多人抬着一副云梯,共有十几副云梯,一齐搭上城墙,黑压压的一大片敌兵,一个接一个地往上爬。我们的机枪、步枪、冲锋枪向敌人猛烈扫射,手榴弹往敌阵地扔。三个人抬起一个石磙子,顺着云梯砸下去。爬上来的敌人一露头,我们就用大刀砍、手枪打。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敌人扔下成堆的尸体退了回去,第一次攻城就这样被打退了。

  估计敌人将连续发起攻击,我军连炊事员、轻伤号也投入到第一线战斗,加强了城北的防守力量。我们连夜补修工事和炸坏的城墙垛口,把新找到的石磙子、石头、砖块背上城墙,把大刀、长矛磨得又快又尖,等着敌人来送死。

  第二次攻城是在拂晓。敌人先用钢炮将城墙上边轰开一道约五米长的缺口,然后仍像第一次一样,十几副云梯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一齐搭靠上来,匪兵们头顶着前面人的屁股往上爬。我军一部分战士抬起石磙子砸云梯,一部分战士用刀砍露出来的脑袋,一部分战士用枪打,向敌群扔手榴弹。爬上来的敌人越来越多,有20多个匪兵滚落到城墙内的食堂院子里,还在做饭的炊事员一拥而上,用菜刀、斧头将他们全部砍死。我们在城墙上,听到敌人的指挥官大喊大叫:“攻进城里去,每人抓一个作老婆!”这次战斗打了约三个小时,才将敌人击退。敌人扔下的尸体比上次更多。

  敌人第三次攻城是在一天天刚亮的时候,2000多匪兵分三路从城西、城南、城北发起攻击。愚笨的敌人攻城还用老办法,依仗人多势众,一起往上拥,我们还用老办法打。守城指挥部规定:50米以内才准开枪,40米以内才准扔手榴弹,以节省弹药。这次战斗是在白天,看得很清楚,容易发挥火力的杀伤作用。打了一上午,一个匪兵也没爬上来。敌人将伤兵和尸体搬走后,龟缩到附近的村庄里,再也不敢攻城了。敌人集结这么多的兵力,围攻一个临泽小县城,原以为这里是西路军的后勤机关,战斗力量薄弱,可以一举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没想到久攻不下,从此围而不打,企图困死我们。

  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哈密》,由郑加成整理。王明超同志时任西路军妇女团卫生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91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忆临泽保卫战

<标题>=忆临泽保卫战

<类型>=g4

<作者>=任道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底,西路军先头部队红五军越过张掖,占领了临泽【当时的临泽县城,即今蓼泉镇。】。这时总部为了让伤病员们有一个疗伤休养的安定环境,改善生活条件,命令供给部、卫生部和总医院也开到临泽县城驻扎。临泽旧名抚彝,县城虽然不大,但城墙完整,四四方方,开有东门和西门,里面住着百多户人家。虽然他们的生活都不太好,但经我们宣传及红军实际行动的感化,人民群众都热心地帮助我们,腾房子给我们,卖粮食给我们吃,慢慢地和红军亲热起来了。

  我们经过长途行军和频繁作战,已很疲惫,都想在这个小城里休整一下。但住下来时间不长,就听到马步芳匪帮派了两个团的兵力前来围攻我们,不但有骑兵、步兵,还有炮兵。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有点紧张,便三个一伙、五个一堆的议论:撤退吧,二百多伤员怎么办?抬着走吧,能跑过敌人的骑兵吗?守城吧,我们虽然有1200余人,但是除了供给部和卫生部两个警卫排共60来个警卫人员和少数干部以外,其余的都是伤病员、卫生员、缝纫员、洗衣员和炊事员,而且绝大部分是女同志。就说这两个警卫排吧,不但没有机枪,就连手榴弹和子弹也很少,虽然供给部有一架制造子弹和手榴弹的机器,但是火药已经不多了,铜铁也用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抗得了两团敌人的进攻呢!

  敌人越来越近,形势也越来越紧张。卫生部和供给部的首长在一起研究了抗击敌人的方案,接着召集全体人员开大会,进行战斗动员。卫生部徐立清政委把敌人要进攻的消息和抗击的办法告诉了大家,然后用坚定的语气说:“为了伤员们的安全,为了我们的生存,我们要坚决守住这座小城,不让一个敌人攻进来。”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精神,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坚决打退敌人。

  用不着更多的动员,大家就认识到只有保住这座小城,才是我们的出路,纷纷表示:就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要保卫伤员安全,守住小城,不但警卫人员摩拳擦掌,准备打好保卫县城这一仗,就连女同志,也纷纷表示决不害怕、决不退缩,要求上城和男同志一起作战。经过动员和讨论,红军指战员士气高涨,小城里面充满了昂扬的杀敌气氛。紧接着进行了战斗编组,除留少数人照顾伤员、制造弹药和做饭烧水以外,其余的人包括女同志,都编成班、排,划分了防守地段。我们两个警卫排担负机动任务,哪里紧急就到哪里打击敌人。

  任务分配后,大家积极进行战斗准备。我们警卫排全部上了城墙,分头构筑工事,掏挖枪眼;兵工厂的同志一面制造子弹和手榴弹;一面打造刀矛。女同志没有枪,只好自备武器,还把石头、砖头一筐一筐地往城墙上抬,准备用来打击敌人;有几个女同志还把老百姓的石磙子也抬到城墙上,用来砸敌人的梯子,累得脸也红、气也喘。看到她们这么卖力地干,我心里真佩服,赞扬她们“不简单”。

  到了夜晚,大部分男女红军仍坚守在城墙上。除了哨兵外,有的抱着武器打瞌睡,有的背靠背地坐着,抵御寒冷,首长们不时走来,检查放哨、值班情况,向有关人员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1月中旬的一天,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城外远处忽然传来了喧嚣声,不用告诉,同志们都知道是敌人来了。忽然,火光闪了几下,炮声就响了起来,紧接着哒哒的机枪声也响了。炮弹和枪弹落在城内城外和城墙上,东西城门落得最多。我们隐蔽在工事里,不管敌人打得多凶,不到跟前,我们是不会出来还击的。

  敌人打了约有十分钟,看着城上城下没有动静,便开始冲击了。大片的敌人向城下拥来,有的向城头上继续打枪,有的把云梯搭在城墙上,并开始往上爬。是时候了,红军指挥员口令一发,我们的手榴弹纷纷投下,在敌人群里开了花,步枪、手枪一齐打,砖头、石头也砸向爬梯子的敌人。经过一阵猛打,爬上梯子的敌人一个个仰天栽下去了;城下的敌人则不敢再往上爬;几个刚爬到城头的敌人,也被女同志用木棒和长矛连打带戳地赶下去了。这样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

  敌人连吃败仗,也得到了一些教训,企图用猛烈的炮火摧毁城墙,再从打开的缺口冲进来。他们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有几处城墙被打塌。接着敌人又打了一些烟幕弹,烟幕立刻笼罩在城墙上下,守城的红军看不清城外的情况,几股敌人便乘着烟幕冲来。烟雾对我们有影响,对敌人也有影响,他们看不清城头和缺口,也搞不清我们的情况,因而也不敢大胆往上爬、往里冲。不一会儿,烟雾散了,我们集中火力,向缺口处打,向烟雾里打,砖头石头也一个劲地往下砸,把冲进来、爬上来的敌人统统打退。敌人这样发动了三四次进攻,但是,没一个能爬上城头,也没一个能冲进缺口,而每次进攻,都会在城墙下面丢下许多尸体。

  打了这几仗,我们也受到相当的损失,伤亡了一些人,其中也有些女同志。最严重的是手榴弹和子弹都快用完了。而敌人呢,集结了更多的兵力,准备更加猛烈地进攻。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虽然十分严重,但我们的同志中没有一个退缩不前的,大家只有一个目标:守住城,打退敌人的进攻。留在城里的女同志请求再抽些人上城打仗,伤员们一听到枪、炮声,也要求上城打仗,尤其是看到有女同志牺牲,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硬是嚷着要参战,提出把女同志都换下来。最可贵的是城里的老乡们,虽然和我们相处不久,却把我们当成亲人,有的坚决要求上城,和红军并肩战斗。

  为了阻止敌人的再次猛攻,大家又紧张地进行战备工作,主要是抢修被打坏的城墙。同志们先把石块、砖头填在缺口上,再把水和泥倒在上面。这里12月的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一会儿就把泥水和砖石冻结在一起,我们又在上面加上一层砖石,再浇上一层泥水冻结。这样一层一层往上摞,天亮前终于把缺口堵上了。为了制造子弹和手榴弹,大家把弹壳和炮弹皮捡回来用;老乡们也自动的把家里的铜铁器物和废铜烂铁送到兵工厂。他们的这些行动,真是“雪里送炭”,真叫人感动。

  天刚刚亮,忙了一夜的同志们又冷又累,实在想休息一下,可是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大家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中。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法,采取轮番攻击、持续攻击的方法进攻红军。只听得炮声隆隆,又觉得天摇地动,震得耳朵里像堵了什么东西,烟雾笼罩在整个小城的上空。起先,炮弹打在冰墙上,只是留下几块白印,子弹一碰,也被滑走了;但是连续不断的轰击,冰块被打掉了,而且打坏的地方越来越多,我们同志的伤亡也逐渐增加。但是,守城的红军依然坚守在城墙上。

  敌人的炮轰停止了,红军同志们掸掉身的泥土,拿起武器,准备和敌人拼杀。这时候,城墙垮了很多处,缺口也比以前的大多了,但我们依然英勇战斗,奋不顾身的和敌人拼杀,连续三次把冲上来的敌人打了下去。敌人的军官着急了,大喊大叫地威逼士兵们往前冲。敌兵们在军官的威逼下,顺着云梯一个接一个地往城墙上爬,有几个家伙还从缺口处爬了上来,嘴里还叫着“投降!”“缴枪!”

  投降、缴枪!我们红军没有这个名词,同志们抢上去用枪托左挥右击,击杀敌人,有的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想把敌人从城墙上推下去,但被敌人拖住,一同滚了下去。女同志也不示弱,把砖头、石头使劲地往敌人的头上打,用木棒和长矛往敌人的喉咙上戳。我们几个男同志抢到女同志的前面,冲到敌人最密的地方,乱砍乱打,越打越猛,城墙上到处是刀光剑影,喊杀声响成一片。

  正在危急时刻,突然城外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和步枪声,城下的敌人纷纷败退,城上的敌人也慌慌张张的从梯子上往下溜,原来,我们的援兵来了,驻在刘家墩等处的红五军的同志们来援助我们了!我们看到了援兵,士气大增,对登上城头的敌人展开反击,很快就把他们消灭了,红五军也把城外的敌人打跑了。

  这时,首长们又指挥我们把伤员抬下去救治,把烈士的遗体抬下去掩埋。清点了一下,我们两个警卫排的人大部分都牺牲了,六十多个同志只剩下十来个;女同志牺牲了有200人,还有一些负了伤。我们的损失虽然不小,但我们顶住了两团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几百名匪徒,保卫了临泽县城的安全,争取到了千余人的生存条件。

  在抬送烈士和伤员的时候,我对这些英勇、顽强的同志们更加崇敬,特别是对那些女同志更是崇敬不已。她们都是南方人,为了革命事业,随军来到荒凉的大西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奋斗,怎不叫人敬佩?她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大些的也不过二十多一点,如果在家里,还要父母照顾,有时还免不了在爹妈跟前撒娇呢!但是,在这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她们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勇敢,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奋勇拼杀,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真使人感佩!

  我参加革命以来,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过很多次,而这一次战斗留给我的印象却是最深刻的!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年轻的面孔!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每每在战斗危急时,或在工作发生困难时,我一想临泽战斗,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来,我的勇气和力量就会倍增!临泽保卫战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郝成铭根据任道先同志1957年的笔记整理。任道先,四川阆中人,生于1922年。1933年参加红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参加西征,任西路军卫生部警卫排战士。西路军失败后,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在“新兵营”学习无线电专业。后返回延安,历任八路军总部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分队长,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电台队长,兰州市军管会委员兼邮电接管组组长,西北军区司令部总台台长,志愿军司令部通讯团长,总参通讯兵部十九院副院长,通讯兵部顾问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艰苦的岁月

<标题>=艰苦的岁月

<类型>=g4

<作者>=李文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0月,我们供给部随同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从靖远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准备经河西去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一踏上河西的土地,所见到处是荒滩,走上好长时间也不见一处村子。由于马匪长期的残酷统治和反动宣传,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加上我们的给养不足,便出现很多困难。

  首先是吃饭,当时迫于马匪的淫威,人们都把粮食藏起来,在水井里泡上死尸,我们找不到粮吃,喝不上水。有时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糜谷,找个石磨推成面,给战士们做些糊糊吃。有时饭刚做好,敌人就来了,有的战士就把饭倒在帽子里往怀里一揣,便同追来的敌人作战。那时,已是三九寒天,好多人还穿着单衣。

  12月,西路军到达临泽、高台一带。当时五军驻守高台,我们女子独立团驻守临泽。这时,西路军的武器弹药已经很少,人员伤亡也较大,我们一部分同志就发动群众,收集废铜烂铁,铸造手榴弹,支援守城部队;一部分同志救护伤病员,由于没有足够的药棉和纱布,我们就把衣服撕开,把里面的棉花抽出来,给伤员包扎伤口。

  一天下午,临泽城东北城墙被敌人的大炮炸开一个缺口,如不立即修补,临泽城将有被敌攻破的危险。上级将修墙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女子独立团。我们冒着炮火冲到城墙下,发现登城的梯子已被炸毁,便借着夜色的掩护,搭成人梯,爬上城墙。往下一看,城外的敌人已抬着梯子到了城墙下,正要往上爬,我们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那年冬天冷得出奇,树枝冻干后都掉了下来,树上搭窝过冬的老鸦也冻死了,有的地方地冻裂成手掌宽的口子。手握在冰冷的枪管上,会把皮撕下来。打退敌人后,我们立即用绳子把砖头、石块吊上城头堵缺口。由于天太冷,根本无法用水和泥,大家急得团团转。有位同志急中生智,想出了用水冻土筑墙的办法,拿水一试,果然能行,于是我们一边垒好砖头石块,一边往上泼水,用冰冻办法堵缺口。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前面,当场炸死了好几位同志。我们没有人怕死,冒着密集的炮火继续干,到天亮时,城墙修好了。炮弹落在这段城墙上,冰碴四溅,破坏力减轻了。

  敌人围攻临泽城已半月多了,我军伤亡较大,多次组织突围都未成功。情况日益艰险,女子独立团的同志们都把齐耳的短发剪光,准备同敌人血战到底。高台失陷后临泽城西门也被敌人攻开了,我们从东门杀开一条血路,冲出了重围。在过一座木桥时,我的一只脚夹在板缝里,鞋拔不出来,就光着脚跑了一夜。

  天亮时,发现我们两边都是马匪的骑兵,他们一面追赶,一面高喊:“弟兄们,冲啊!抓住女共产,一人给一个做老婆。”我们从临泽突围出来的同志,大部分在马匪的追杀中牺牲了,一部分被敌人抓走了,剩下的少数人都撤到了康隆寺山上,居高临下,继续抗击敌人。我们把山上的石头集中起来,等马匪爬到半山腰,将石头推下,石头借着地势,连蹦带跳地滚下去,一砸就是一大片。我们用石头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

  这是李文英同志口述的回忆材料,由武威地区妇联的同志整理,刊登在《甘肃妇运史资料》第8期。李文英,四川阆中人,生于1909年,1933年参加红军,曾在红西路军妇女团当战士,参加了永昌、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康隆寺等战斗。西路军失败后,落户武威市城关镇。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悲壮的一曲

<标题>=悲壮的一曲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12月下旬,西路军被迫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的风雪,继续跋涉,向甘州、高台西进。以五军为前卫,我们九军和总部直属队跟进,三十军为后卫军,成梯队缓慢前进着。这里皆是雪山草原沙漠,天气灰暗,人烟稀少,不利于我们行动。敌多骑兵,运动迅速,为避敌袭扰,我们多半是夜间行军、白天休息。

  1937年1月初,红五军攻取高台,歼敌千余。我们九军以少数部队突袭张掖未果之后,迅即渡黑河到沙河南待机。接着,三十军也随后过黑河,进至倪家营子一带,与九军衔接。各部到达目的地以后,依托土围子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在这战斗空隙之间,我们宣传部门人员深入部队,进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教育,在干部中进行党的建设、民族政策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策水平。

  就在我们立足未稳之时,敌马步芳、马步青调集近两万人马蜂拥追来,拉开决战架势,妄图各个击破,消灭西路军。在我部队疲劳不堪,弹药无法补充,群众条件又差的情况下,本应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求得补充。军政委员会未从实际出发,将部队分兵把口,坚守一地一城,以主力对主力,与敌决战。敌人抓住这一弱点,便以主力部队猛攻五军阵地——高台,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对我九军、三十军作牵制性攻击。

  敌人除集中两个主力旅兵力外,还从青海调来反动民团,在大炮轰击之后,向高台发起围攻,我五军指挥员英勇抗敌。大炮轰倒了城门,敌人冲入城区,这时的高台城枪声四起,火光冲天,霎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我军同敌人展开了巷战。经过七个昼夜的激战【根据高台县委党史办调查,高台大战进行了9天8夜。】,终因敌众我寡,得不到增援,孤军作战,数次突围又未成功,伤亡很大,力竭援绝而战败。五军二千多名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董振堂同志(宁都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也英勇牺牲了。

  此时,西路军只有两个军及五军余部,连总部直属队共约9000余人。我们九军和三十军分别驻在倪家营子西南地区和倪家营子西北地区,日夜修筑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高台失败后,敌人更加猖狂了。

  1月23日,“二马”又集中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手枪团、宪兵团以及数千名民团,约有两万余众,向我九军和三十军驻地开始进犯,以实现全歼我西路军的阴谋。我军凭借围墙抵抗,敌以猛烈的炮火打开缺口,然后用机枪掩护,步兵向我阵地冲锋,我军指战员把一个个手榴弹掷向冲在眼前的敌群,随后挥起战刀冲杀过去,打退了敌人。敌人再冲进围墙,又被我砍杀出去,就这样砍杀出去又冲进来,冲进来又砍杀出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苦战一月之久,毙伤敌人万余,我们也伤亡惨重,尸体遍地,血流成河。围墙、房屋大部倒塌,我军失去了依托,部队精疲力竭,人力、物力消耗极大,又无法补充,伤员甚多,医药无着,处境已到十分危急的关头,不宜再战。

  没有回旋余地,弹尽粮绝,人员得不到补充,而敌人,气焰愈益嚣张,我西路军面临岌岌可危的形势。在这极为艰难情况下,2月21日【根据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及其他有关史料记载,西路军东返时间为1月21日晚。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1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长期固守无望,为了避免最后全军覆没,终于决定回师东渡,向中央靠拢。为此,命令九军留下一个步兵团和妇女团一起,采取包围佯攻甘州,来牵制敌人,掩护主力部队东进。军政委陈海松要我同他随部队同行,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他曾告诉我,对这次任务要有充分思想准备,为保证主力部队渡过黄河,我们要堵住几十倍于我的敌人,将要承受敌人的围歼,可能全部牺牲。我在执行这项任务中,作了牺牲的准备。

  西路军主力部队从倪家营子等地突围东进,大约两天时间,抵达张掖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出敌不意地杀个回马枪,胜利地打了一个歼灭战,消灭了敌宪兵团,击溃手枪团,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对我东进很是有利。但军政委员会认为这是战争形势的“转折点”,而否定了东进计划,于是决定重返倪家营子地区,准备继续西进。

  部队返抵倪家营子后,仍错误地按前次布防,兵力分散,难以集中打歼灭战。这实际上重蹈老路,复陷敌网。2月下旬,敌复以重兵围攻,数万之敌从四面八方向我围攻。我军(实际只有三十军还有较强战斗力)以主力对主力,与敌展开一场十分激烈的殊死战斗。敌人每发动一次攻击,总以大炮摧毁我围墙工事,打开突破口,集中兵力进行强攻,而我处于被动挨打。当敌人进到阵地前,我军常以手榴弹、大刀、刺刀与敌拼杀,战至黄昏,我军主动出击,将敌击退。

  连续战斗多天,部队伤亡很大,连妇女团和伙、马夫也都上了战场。村落变成废墟,人民群众弃家避难。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兵少弹缺,两次倪家营子与敌决战,被动挨打,没有集中兵力歼敌,这就注定西路军要失败。

  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作者方强同志,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东返前后

<标题>=东返前后

<类型>=g4

<作者>=吕黎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为了粉碎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我军的企图,西路军领导同志决定将全军集中到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南北长十几里,东西宽三四里,中间星星点点地分布着三四十个大小不一的土围子。土围子之间隔着田野、沟渠。三十军驻守西南方向的围子,九军驻守东北方向,总指挥部率五军余部驻守在中间,全军尚有一万人左右。马匪复以四五万人兵力,团团围困倪家营子。

  此时,面对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社情,西路军欲建根据地不成;敌绝大多数是骑兵,我军想用步兵打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积胜改变敌我兵力对比,也不成。我军弹药奇缺,几乎全凭大刀、刺刀,与敌在断垣残壁之间肉搏、苦战,打对我军极为不利的阵地战、消耗战。

  时值隆冬,朔风怒号,气温降到了零下20来度。多数身着单衣的指战员,将能用的破布都缠在身上,有的将毡片、毯子中间挖个洞,套住头裹在身上。在坍塌的破房里,在露天的壕沟里,熬过一个个严寒的夜晚。坚持到2月中旬,虽毙伤敌军好几千名,但没有多少缴获,我军也伤亡好几千人。几乎所有能住人的房屋里,都挤满了呻吟着的重伤员。

  这期间,总指挥部多次致电军委,报告危急情况。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危急处境非常关注,一面利用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让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在西安与顾祝同等谈判中,一再坚持我党的严正要求,要国民党立即电令马步青、马步芳,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谋求从政治上给西路军解围;一面又大力筹措对西路军的军事、物质援助,积极争取从军事上解围,策应东返。

  2月21日【中共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及有关史料记载,西路军东返的时间为1月21日晚。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1页。】,在徐向前同志力主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经过集体讨论,取得陈昌浩同志的同意,决定回师陕北。

  东返的第三天,三十军抓住有利地形和时机,在西洞堡一带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全歼马步青新式装备的青海宪兵团,缴获800多枝马枪,400多枝短枪和许多战马、子弹与给养。

  徐向前同志认为,西洞堡战斗的胜利,对我军回师陕北创造了有利条件,应该继续东进。陈昌浩同志却认为:这一仗已使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有利于我的变化,敌人的锐气已被挫伤了,西进仍对我有利。于是,他的不在甘北建立根据地、不打胜仗不罢休的思想又占了上风,继续按照张国焘的战略意图西进。这样,全军部队再次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往西打”。

  敌人见我重返倪家营子,又纠集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团、民团等,以四五倍于我的兵力,向仅剩七八千人的西路军疯狂进攻。在马步芳“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强令驱使下,敌军欺我弹缺,以密集队形作波浪式冲锋。我指战员一天中要与敌人肉搏五六次,虽杀得敌军人仰马翻,但自身也伤亡惨重。

  我军此时不但粮弹耗尽,而且由于当地水源奇缺,群众储冰埋雪于深窖,作为终年食水,亦很快被我大部队汲光,全军连喝口水都很困难了!在这极端危急中,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以其坚定沉着、视死如归的气概,鼓舞了全军将士的战斗意志。

  我被派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工作的一年半中,深感到徐向前同志平时不爱多说话,一旦说出,就要身体力行、贯彻始终。他平易近人,机警敏锐,又博学善谋,指挥若定,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陈昌浩同志的长处也很突出,他作战英勇,果断敢为,富于进取心,但他在西征中,面对已发生了变化的实际情况,没有采取符合具体情势的对策,仍继续坚持已不可能实现的“打通远方”的使命,这就难以挽回在征战中已失去的主动权。而他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总政委,握有西路军去向的最后决定权,因而徐向前同志作为军事指挥员,虽然在西征中经常出色地组织阻击战、歼灭战,给马家军阀沉重打击,多次转危为安,但终难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第二次进入倪家营子后,西路军处于生死决战关头。徐向前同志亲自视察每一个据守要点,部署兵力,指导构筑工事。敌人发起冲锋,他就赶往炮火、枪声、喊杀声最激烈的地方指挥战斗。徐总指挥亲临弹雨横飞的前线战壕,使浴血奋战的指战员士气大振!

  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最后,总指挥部固守的土围子,离敌军前沿阵地只有三四百米远了。有一天,刚击退敌人对我总指挥部所驻围子的疯狂进攻,大伙正在擦汗,徐总指挥忽然叫我:“吕继熙(我当时的姓名),那帮乌龟都缩回去了。来,咱俩下盘棋!”“下棋?”我看了一眼正在枪眼口紧张地观察敌情的战士们,惊疑不解地望着徐总指挥。

  他微笑着指了指不远处窥头探脑的敌军,用深沉的山西口音说:“马彪这小子是属兔子的,来得快,溜得也快。刚才这阵子打得他折臂断腿,谅他一时半天不敢来,咱们下盘棋散散心吧!”

  我俩开始了弈斗。战士们紧张的心情平静了,密密层层地围在棋盘外圈,为各自的一方指点、助威。棋盘周围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徐总指挥真有这股闲情逸趣吗?不是,他是借寓下棋,用他那镇静自若、藐视敌人的言行,做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的思想政治工作。

  重返倪家营子以来,我军连续血战七昼夜,杀伤敌人好几千,但我军也折损过半,终难立足。此时,党中央正式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林育英(张浩)为政委,有四个军参加的援西军,3月初从陕西淳化紧急出动,西向黄河增援。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倪家营子再次开会讨论局势,被迫下决心转移。1937年3月5日晚,率全军突出了重围。在突围前三天,陈昌浩同志指示要加强对敌情的收集、研究工作,指令我立即到总指挥部三局任情报科长,郭天民局长找我谈话后,我遵命赴任。

  录自吕黎平同志所著《星光照西垂》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时任西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冲昏头脑的胜利

<标题>=冲昏头脑的胜利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军)东进到西洞堡一带后,三十军住在西洞堡村内。这个村子房舍很集中,西北面直到黑河边上【西洞堡在黑河以西,这里应为“东北面”。】,方圆几十里是平展的大石滩。村正北有一座小白塔,站在上面能望很远。追敌一个旅和宪兵团赶到,与我军接触,遭到坚决抵抗,伤亡了400多人。

  第二天,敌人以其宪兵团为一路攻我军右翼,另一路攻左翼。先念政委和我登上白塔,从望远镜里看到进攻的敌人少数占据着土坎和小沙土包,大部分暴露在开阔地上。我军占着土围子和其他有利地势,居高临下,打倒了很多敌人。

  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如果我们不反攻,一到黄昏,敌人的后续部队赶到,对我军就不利了。但是出击有无把握取胜,会不会打不着狐狸弄一身骚,需要研究。我和先念政委分析:我军虽然连续战斗疲劳了,战士们的体力削弱了,但东进后士气高涨,而且如果集中歼其一路,兵力可占优势。敌人装备虽好,但很骄傲,所处地形又不利,只要我们计划周密,必能取胜。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三十军全体指战员立即紧张地进行出击准备。我抓起电话机话筒来,向徐向前总指挥报告反击敌人的意见。话筒里不断传来一两个字的回音,我猜想他正在认真地考虑我们的意见,我说的不周到的地方,他就提出反问,并作指示,最后,他说:“我批准你们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出击!”他那么迅速地下达战斗命令,声音是那么坚决果断,给我们增强了勇气和信心。

  下午3时许,八十八师主力及八十九师一部已经集结在反击出发地上。号令一下,掩护部队火力齐发,冲击部队像决堤的洪水,一拥而出,直扑右翼的敌人。霎时间,就包围了敌人,战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杀声遍野,敌人想逃跑也不能了。敌人穿着黑色的羊皮袄,也有穿光板皮袄的,每人一枝短枪或一杆长枪,还有一把大刀。他们利用良好的装备和健壮的体力拼命地挣扎。一部分受马匪反动教育太深的青海撒拉族宪兵,直到大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脑袋,才肯交枪。我军战士体力弱,扭住敌人后,一两个人才能捉住一个。

  将落山的太阳露着笑脸,万道光芒织成玫瑰色的透明纱罩,把西方重叠的山峦打扮得异常漂亮,战斗胜利地结束了。800多个敌人作了异乡的怨鬼;800多枝马枪、400多枝短枪和许多战马、子弹成了我军的胜利品,战士们兴奋得满面红光,押着俘虏,说着、笑着、唱着走下战场来。这个说:“敌人老想消灭我们,今天算给了他们一大报复。”那个说:“我的大片刀又过了个好年。”不知是哪个会说俏皮话的同志用高嗓门嚷道:“不给敌人个厉害看看,他们哪里会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哈,哈,哈!”爽朗的大笑声传出去很远。

  敌人暂时不敢来进攻了。各连战士怀着胜利的愉快心情匆忙地编织着草鞋,每人要打一两双,准备继续东进,到陕北去和中央红军老大哥会合。但却一直不见出发的命令。我纳闷,为什么不趁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原来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原先也是让我参加的,但我去迟了,一进总部住的院子,就听见陈昌浩同志正在大声地讲话:“宪兵团是敌军的主力,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目前敌我力量已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我们要重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北。”这些话像一瓢冷水浇到我的身上,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我刚走到会议室门口,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们便纷纷离座往外走了。

  “世才同志,你来啦!坐下谈。”陈昌浩主席笑着说。我急忙上去和他握握手。我环顾室内,凳子乱七八糟的摆了一地。徐总指挥坐在墙角处低头不语,右手托着铜头瓷嘴的小旱烟锅,吧嗒吧嗒地吸着,竹竿烟管上还拴着那个沾着油泥的旧黑布烟包。陈昌浩主席继续对我说:“你们打得好,消灭了马步芳匪帮的主力撒拉宪兵团。我们要继续向西打。”不用再听,我就知道底下的话是什么。我有心要说几句,又一想,既然军政委员会已经做出决议,我再说还能有什么作用。等他讲完话,我就告辞了。

  在回去的路上,我骑着马,紧打了几鞭,那马就像离弦的箭,冲到了村外,转瞬间跑出三四里地。马跑得浑身是汗,嘴里喷着白沫,喘息着,慢下来,就由它信步走着。我望着空旷的田野,想起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心里不觉有些激动,脑子乱得像马鬃,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又飘起乱杂杂的雪花。我仰起头,让冰凉的雪花落在发烧的脸上。忽然从背后飞来一匹快马,等到近前,马上人喊道:“副军长,你怎么不叫我一声就回来了,让我好找!”原来是警卫员赶来了。

  全军回师西进,九军为前卫,总直属队随后跟进,三十军在后卫掩护,并钳制敌人。前卫军和总直属队出发后的第二天拂晓前,我们忽然接到了一份电报:“程军长、李政委:总直已抵甘峻堡一带,请速率部西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

  先念政委、天焕主任来看电报。我们三个人都很奇怪,为什么在行动以前,任务和行进的序列、时间都已分配好了,现在既无变动,打电报做什么?然而,这是用密码拍来的,也不容轻易置疑。电报从我手里传到政委手里,从政委手里传到主任手里,又传给我,循环了一圈。我迟疑地说:“通常总部来电,直呼名姓,从来不加职衔,这次为什么例外了呢?”

  李政委把电报接过去,端详了半晌,指着下款说:“这里也不对头!我们打电报不都是以代字表明日期吗?这儿却是直写的。电文的语气,也与以往的不一样!”天焕同志两眼注视着电报摇了摇头说“必须查明情况!”李政委结论似的说。于是马上派一队骑兵出发去侦察,结果发现了敌人在半路上设下的埋伏。

  半夜里,接连有好几个总直属队被打散的人员跑回三十军驻地,根据他们的报告:前卫军和总直属队头天出发到龙首堡宿营,敌人赶来围攻了一天,突围出来又中了埋伏,队形被打乱了三次,伤亡很大,损失了电台一部。我们肯定电报是敌人的阴谋,因此,当夜按兵不动,第二天出发,第三天就到达倪家营子,与九军和总直属队会合了。到总部一了解,那份电报果然是假的。

  这是程世才回忆录《悲壮的征程》的一部分,原载《烽火年代》,转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1辑。作者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5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东进壮歌

<标题>=东进壮歌

<类型>=g4

<作者>=张达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红西路军决定回师东进,准备过黄河与中央红军会师。临走的时候,有几百名伤员被安插在群众家里,给每人留下了不少银钱,并请群众帮助他们养伤。

  突围东进以后,由于我军行动多在夜间,沿途没有打什么仗,两天便到了西洞堡一带,三十军住在西洞堡村内。这里房舍比较集中,南面是肥沃的田野,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我军刚到这里驻扎下来,敌人的一个旅、一个宪兵团也追赶到了,即刻向我军发起了进攻,我军给予迎头痛击,消灭了400多个敌人,迫使敌人停下了脚步。

  第二天下午,多日不见的太阳从云端里露出脸来,照耀着积雪的祁连山顶。这时,敌人又发动了猖狂的进攻。敌人先以宪兵团攻击我军左翼,以另一个旅进攻我军右翼。我军驻地都有上围子,居高临下,地形有利。同时全体指战员摩拳擦掌,求战心切。敌人少数占据着土坎和小土包,大部分暴露在戈壁滩上,宪兵团则完全在我火力的压制之下。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战机,如果我军不及时反攻,延迟到黄昏,敌人就会逃走。下午3点钟左右,我军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以集结在反击出发地上的三十军主力冲击部队一拥而上,霎时间,将敌宪兵团包围在戈壁滩上,转眼已冲到敌人跟前,战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敌人想逃跑也不可能了,在戈壁滩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敌宪兵一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每一个人一枝步枪、一枝短枪和一把大刀(类似日本人的指挥刀),顽强抵抗。经过三小时的肉搏拼杀,800多个敌人做了刀下鬼。

  敌人暂时不敢前来进攻了。部队怀着愉快的心情,匆忙地准备着继续东进,到陕北去和中央红军会合。但一直不见出发的命令,为什么不趁胜利的机会,甩开敌人迅速东进呢?忽然传来命令说:“敌人的宪兵团装备好,战斗力强,被我们敲掉了,这一仗打得好,这意味着目前敌我力量起了变化,敌人的锐气挫伤了。西进对我们有利,我们要重新回到倪家营子去,占领甘西。”

  根据上级的命令,我们又回师西进,急行军一夜,天刚刚拂晓,我们又回到了倪家营子。马家军残酷蹂躏过的倪家营子,已遍体鳞伤,人烟灭绝,房屋倒塌,寒风飕飕,满目凄凉,到处是破砖烂瓦,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啼。部队离开倪家营子之前,曾留下一些不能行动的伤员,几乎全部被敌人杀害了,有的被剥得赤条条的,冻死在庄前的涝池里;有的在庄里被石头砸碎踝骨和脑袋;也有的被打死在门前和开阔地里,看样子许多同志都曾经过拼命挣扎和抵抗。只有一部分同志藏在死尸堆里、羊圈里、土炕底下,得以幸免。

  这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行为是马家军和当地的地主、民团头头干的。我军迅速将民团副团长李成基等三人从干涸的河沟里搜查出来,在龙王庙前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他们,偿还了烈士们的鲜血。由此联想到:如果我们有根据地,伤员是不会落到这样结果的。

  这是张达明同志《回忆红西路军西征的情况》一文的一部分,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5辑,收入本书时作了部分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团战士,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东进之战

<标题>=东进之战

<类型>=g4

<作者>=盛先传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敌军占领高台、临泽之后,又集中全力向沙河、倪家营子进攻。我们三十军固守在倪家营子,九军固守在沙河堡,已同敌军战斗十余日,弹药消耗很大。我身上的驳壳枪子弹只剩下八发,再不敢用了。我们的人员、粮食、弹药都补充不上,基本上处在弹尽粮绝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负责人陈昌浩下令撤出倪家营子东返。

  西路军遭到马家军的严重阻击,中央也发来电报指示,要西路军东返,再次渡黄河。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西路军执行了中央的这一指示,陈昌浩下令撤离倪家营子东进。我们刚刚进到张掖西南面的西洞堡,敌人的骑兵就从后面追来了,我们三十军就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打了两天,打败了敌人,把敌人的宪兵团全部消灭了,打死、俘虏1000多个敌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枝。这次战斗,后来被称为西洞堡战斗,在西路军,这是一次有名的胜仗。

  这次战斗胜利结束,部队顾不上休整,当天晚上又接到总部的命令,要部队继续东进。这次东进,九军是前卫部队,西路军总部和直属单位随在九军的后面,我们三十军为后卫部队。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到了龙首堡,又被敌人包围了。红军在这里战斗了一天,当天晚上又突围转移。在龙首堡,陈昌浩决定西返。为什么要西返?在倪家营子时,陈昌浩觉得部队再不能打下去了,想东进过黄河回延安,可三十军在西洞堡打了胜仗后,他觉得还能打胜敌人,所以通知部队又往西走。

  突围后,在龙首堡不远处又遭到敌人的伏击,击退敌人后,西路军主力部队前前后后又返回倪家营子。刚一到这里,就与追来的敌人骑兵展开了激战,我们把这次战斗称为第二次血战倪家营子。这时,西路军人员已损失过半,不到一万人了,已处在弹尽粮绝的境地。全体指战员忍饥受寒,用刺刀、大刀、石头、砖头、瓦块与敌人拼杀,浴血奋战多日,敌人从几处突破了我们的阵地,又向纵深猛攻。我们虽然集中了五六个团的兵力向敌猛烈反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滚打搏斗,仍未转败为胜。

  这是盛先传同志《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回忆录的一部分,由天水地委党史办提供,标题为编者所加。盛先传时任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洞堡战斗

<标题>=西洞堡战斗

<类型>=g4

<作者>=王明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月下旬,我们总卫生部和总供给部在三十军一个团和五军两个团的掩护下,从南门撤出临泽县城,转移到倪家营子,在那里住了20多天,2月21日到达了张掖的西洞堡【根据当时电报,西路军东返到达西洞堡的时间为1月23日。详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546页~547页。】。

  西洞堡是一个大村子,村北有一条干河滩,南边紧靠山地,几家住一个土围子,土围子之间有一定距离,若干个土围子组成村落。转移到这里来的有五军、九军、三十军的余部,其中三十军人数较多,还有回民支队司令部、总卫生部、总供给部。一到达目的地,指战员就修筑工事,准备战斗。

  部队面临的严重问题是缺少粮食和弹药。我们医院在临泽、倪家营子接收的伤员,全都转移到了这里,在附近筹买粮食。这里的农民十分穷困,炕上只有一张芦席或芨芨草席子,几个人合盖一条破被子,衣着破旧,吃的是黄米粥或小米粥,整天半饥不饱。医院派出100多名医护人员,到四五十里外的地方去买粮,只能买到一些小麦和谷子,有时只能背回一些洋芋,有时途中与敌人遭遇,不仅搞不到粮食,筹粮人员也受到伤亡。伤病员一天只能吃两顿稀粥,工作人员一天只能吃一顿稀粥。没有药物,只能用盐水洗伤口,有些外伤感染化脓,长时间不能愈合。有的人员全骨折或大面积创伤,伤口严重化脓,痛苦不堪。有的被破伤风杆菌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后来转移时,轻伤员跟着部队走了,重伤员只得就地安置,留下少数人员照顾。以后得知,这些同志有的被马家军搜去,用大刀活活砍死;有的被当地农民收养,当了儿子或媳妇。

  部队面临强敌,然而弹药奇缺,只能从被击毙或俘虏的敌人身上得到少量补充。早在临泽县城时,供给部就收集废铁,制造手榴弹,现造现用。到了西洞堡,废铁也找不到了,供给部就将一部分步枪打成铁矛,作为武器。

  马步芳在临泽县城和倪家营子等地没有达到全歼红军的目的,企图在西洞堡集中更多的兵力围歼我们,前后打了四仗:

  第一次,敌组织骑兵约有1600人进攻三十军两个团的土围子,从拂晓开始,先用炮轰击,打塌了东南围墙,在机枪、步枪的掩护下,蜂拥而上;我军用机枪、冲锋枪和步枪猛烈扫射。敌人仍向缺口处扑来,我军大刀队和矛子队一拥而上,向敌人猛扑、猛刺。前面的敌人倒下去了,后面的敌人又冲上来,又被我军消灭。后继敌人慌忙溃逃,我军追击一里左右,撤回阵地。敌伤亡600人,我军伤亡10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

  第二次,敌组织1000多人,在火力的掩护下又来进攻这个土围子。一部分敌人向土围子的大门进攻,一部分把云梯架在围子北边进攻。当敌人来到距围子100米处,我军多种火力猛烈扫射,将敌击退,敌伤亡400多人,我军伤亡50多人,缴获一批弹药。

  第三次,敌组织500多人夜袭我军,司令部下命令:敌人企图要在这里消灭我们,所有指战员、轻伤病员和后勤人员都要做好战斗准备。我医务人员手持钢枪、大刀和矛子,在院内待命。敌人向土围子进攻,两个团的指战员一拥而出,向敌人猛扑。敌人向西面卫生部、供给部的土围子进攻,两个部的男女指战员和轻伤病员向敌迎面冲去。敌人向后转身跑了,我们在后面追。敌我混在一起,我军指战员将敌人打倒在地。战斗持续约两个小时。

  第四次,敌组织骑兵600多人,向卫生部与供给部的土围子发起总进攻。敌人用小钢炮轰击,轻重机枪扫射。司令部命令我军指战员和轻伤病员全部参战,2000多名指战员表示,宁同敌人拼死,不愿让敌人抓去杀死。大家手持钢枪、大刀、矛子、手榴弹,在机枪、冲锋枪的掩护下,杀声震天,向冲来的敌人猛扑过去。20分钟后,敌我混战一团。由于我们占绝对优势,将敌人分割成几个小块。敌我激战两个小时左右,杀敌200多人,俘虏300多人,缴获500多枝枪,我伤亡50多人。

  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哈密》,由郑加成整理。王明超同志原任西路军妇女团卫生员,此时已并入总部医院工作,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91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东返又西进

<标题>=东返又西进

<类型>=g4

<作者>=王定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半夜,我们团从临泽突围,选择敌防御薄弱的东南方向(沙漠地带)突围出去,在戈壁沙漠行走十分吃力。敌人的炮弹、子弹打在沙子上,扬起一团团烟沙雾,眼都睁不开。我们边打边走,次日赶到倪家营子,我们四十三团只剩下200多人。除了手中的武器外,行李、骡马全部丢光了。

  我们赶到这里即合并给三十军,撤销了红五军番号【据有关史料记载,红五军当时尚未并入红三十军,到2月上旬才并入三十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有名的主力部队,其中有“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二六三团,有“夜老虎”二六五团,以及二六八团。四十三团与二六八团合并(原四十三团政委万汉江任二六八团政委),我被编入五连二排当战士,被布置在营子的西南地域参加防守。我们前脚走,敌人后脚跟,我们虽然集中了,敌人也集中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旅、宪兵团、手枪团和好几个民团武装,特别是有山炮配合,兵力、火力就占有绝对优势,从三面向我军展开了进攻。

  此时,好消息传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我们东进,回陕北去,只要我们打到兰州附近,就可能与主力红军会合!消息温暖了我们的心!我们噙着泪水,多么希望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2月21日【应为1月21日,详见本书第207页脚注。】,我军利用夜幕的掩护向东突围。两天之后到达西洞堡、龙首堡一带。这里村庄不多,比较集中,方圆几十里都是平展的戈壁滩,我军占领了围堡,居高临下,地形十分有利。

  首先赶来的追兵只是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宪兵团。我军猛烈抵抗,使敌伤亡数百人。第二天,敌人又发动进攻,军部指示:准备出击!大家摩拳擦掌,修理兵器,把草鞋紧了又紧,等待着命令。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我军待敌接近,突然像拉满弓的箭一齐射向敌人。刀光剑影,杀声遍野。穿着光板羊皮袄的敌人装备优良,身体健壮。特别是受反动教育、民族隔阂影响很深的宪兵团,拼死挣扎,直到大刀架在脖子上才肯缴械。我们体力虚弱,两三个人才能扭住一个敌人。战斗胜利结束,歼灭了宪兵团,击溃了骑兵旅,一千多敌人作了刀下之鬼,缴获长短枪千余枝,及马匹、战刀等物,但子弹极少(当时敌人每天只发给士兵十发子弹,打了再补充),这就使我们得不到及时补充。趁敌人大部队未赶到,我们又抓紧时间打草鞋、擦刀枪,准备继续东进。情绪十分高涨,仿佛明天就能回到陕北,见到中央和红军!

  然而鬼才晓得干啥子名堂,2月24日夜,部队又向西北出发了,沿途看见总部妇女独立团的同志,七八个人抬一个伤员。她们身体孱弱,走走憩憩,有的还流着眼泪,真令人心酸!

  第二天指导员才传达指示:西路军首长判断,这一仗消灭了敌人的“精锐”,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西进对我有利!再西进创造甘北根据地。话没说完,大家的心早凉了半截!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不利,东距红军主力甚远,西隔新疆不沾边,地瘠民少而贫,连“鬼都不下蛋”的地方,算个什么“根据地”呢?

  2月26日拂晓【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西路军从西洞堡重返倪家营子,出发时间为1月28日夜,到达时间为1月29日晨。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2页、下册第310页。】,再回到倪家营子,那惨不忍睹的景象使人赫然:没有人影、没有鸡犬,能烧的全部被烧光,我们留下的伤病员都被剥得赤条条的冻死在荒野,有的还被石头砸碎骨头和脑袋!敌人简直连禽兽都不如!我们的心都要碎了!我们连夜修筑工事。

  天刚亮,炮声又响,决战又开始了。敌人先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我寨墙、阵地,沙土、硝烟遮天蔽日。炮火一停,敌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黄蜂一般冲上来。我们弹药短缺,等敌人接近到二三十米时,从打塌的工事里、寨墙内跳出来,手榴弹雨点般飞向敌群,趁敌混乱时,猛虎一般冲过去,抡着战刀,奋力砍杀。我们虽然饥寒交迫,可是我们都是九死一生的人,为革命、为复仇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毫无惧色。直杀得敌人叫爹哭娘,抛下满地尸体,狼狈逃回。这样一次又一次,一天里不计其数。

  粮食和弹药、水的奇缺,比张牙舞爪的敌人对我们的威胁更大!那么多部队,占这弹丸之地,几个土豪地主的粮食早被吃光,农民们把几乎所有的粮食都卖给我们,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沟洼里的冰块敲光了,水井边排着“长龙”,一天能分配到够煮饭的水就谢天谢地了,谁还能讲究什么卫生呢?伤员猛增,连一块纱布也没有了。子弹打一发少一发,手榴弹扔一枚少一枚,丝毫得不到补充。局势如累卵之危!可是上级既不东进又不西进,采取这种单纯防御,扎起一副挨打的架势,苦苦撑着,不知道为了什么。

  红军战士以难以想像的钢铁意志,战斗了近一个月,我们没有一刻离开工事。消灭了一万多敌人,我们失去了好几千名战友!敌人的补充源源而来,我们的阵地却日渐缩小。濒于弹尽粮绝的边沿了,只好突围。团政委万汉江在突围前一天反击中英勇牺牲,我们万分悲痛。汉江同志是安徽霍山人,作战一贯身先士卒。他带队冲锋时有个特点,总是脱掉上衣。几年来六次负伤,这次是在同敌人拼大刀时壮烈牺牲的。真是感天动地泣鬼神啊!

  这是王定烈同志《碧血染祁连》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标题为编者所改。作者时任红五军第四十三团团部文书,其生平见本书第7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关于白城子战斗的回忆

<标题>=关于白城子战斗的回忆

<类型>=g4

<作者>=王怀文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初,红军西路军在血战河西走廊期间,曾与国民党马步芳部马步銮骑兵团在张掖龙渠乡白城子(张掖市城西南16公里处),发生过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红西路军在张掖西洞堡击溃敌骑兵,消灭敌宪兵团,取得了一次作战的胜利。这时,敌人发现西路军有东返的意图,便在东线部署重兵防堵。决战和东进都不利,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重返倪家营子。为了迷惑敌人,转移视线,以利大部队行动,西路军总部从我们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五团和三十军二六五团抽调300多人马,以骑兵为主,由七十五团的一名副团长带队,于1月24日后半夜,向东运动,说是到民乐县境接收党中央送来的子弹。与此同时,大部队向西行动,重返倪家营子。

  这支小部队过了黑河,于1月25日早上太阳刚出来时,到了白城子,准备在这儿稍事休息,再向东走。

  白城子离西洞堡30多里路,城堡坐北向南,有两道城门,城墙外有一道护墙和一道城壕。团部住在堡子里面,几个小分队住在城门外的几个庄子里。战士们有的喂马,有的烧水做饭。突然,住在城外的哨兵发现了敌人,立刻报告说:“马家兵来了!”通讯排长上房一看,敌人一个接一个地从马子渠河里爬了上来,立即派人到堡内向团部报告。不一会,敌人就爬上来黑压压一大片,约有1000多人。敌人很快占领了马子渠和洞子渠两条水渠,先头部队进到了城堡外西南面通讯排的驻地附近。排长命令全排隐蔽在街门前的土堆后,准备战斗。

  敌人发现了土堆后的红军,一个劲地向红军扔手榴弹。敌人扔过来,红军战士再扔过去。一阵拉锯战后,敌人架起小钢炮向红军轰击,轰塌了老乡的街门楼子,又点着了老乡房上堆积的麦草。在这危急时刻,副团长命令堡子里的红军用机枪掩护,让堡子外的红军撤到堡子里。当时,房上的火越烧越大,引着了周围的柴草,院内院外火光冲天,战马被火烧得不敢走,排长急了,在头马屁股上狠戳一刀,头马痛急了,就从火上跳了出来,接着后面的马也跟着冲了出来,进入城堡,与堡子里的红军会合。敌人紧追过来,围住了城堡。

  红军进入城堡后,紧闭城门,集中兵力向围城的敌人射击。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攻城,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我们战斗了三天,伤亡很大,有100多名红军战士英勇牺牲。第三天,天渐渐黑了,敌人攻不进城去,只好收兵到附近的一个屯庄里宿营。炮火停了,当地的老乡给红军送来了吃的,红军战士们做好了再战的准备。在此情况下,为了减少损失,团部决定突围。红军早已在城堡墙上挖好了洞,只在靠外面的地方保留一层薄皮。为了不惊动敌人,红军到老乡家里找了些毡片,包住马蹄子;每个人还削了一个三寸长的小木棍棍,含在嘴里,避免说话。到了深夜,我们迅速捅开洞口,突出城堡,马匹不够用,两人骑一匹,由老乡带路,向倪家营方向急驰。几十名伤员由于伤势严重,只好留在老乡家里隐藏起来。

  第二天天刚亮,敌人又来进攻,他们冲进堡子,把隐蔽在老乡家里的几十名红军伤员搜了出来,残酷地杀害了。敌人撤走后,老乡们看着城堡内外一摊摊鲜血和被敌人杀害的红军战士,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便自发组织起来,把红军的尸体用牛车拉到南滩上掩埋了。

  解放后,为了教育后代,祭奠烈士英灵,张掖市龙渠乡人民政府组织当地群众,从南淮上挖出烈士忠骨,在白城子西边修了一座烈士公墓,立了一块木碑,每年清明节都组织群众和学校师生为红军烈士扫墓。

  我听到烈士公墓修成的消息,高兴地说:“我要到那儿去看看,看看战友的坟墓,看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的一条腿在我战斗中失去了,没法走,就让儿子骑自行车,捎我到白城子烈士公墓,为牺牲的战友敬献了花环。

  安永香整理。王怀文同志,四川江油人,生于1919年。时任红九军第二十七师七十五团的通讯排班长,亲历了白城子战斗。后在梨园口战斗中受重伤致残,被张掖县龙王庙道士徐合德营救,得以存活。解放后,被张掖县人民政府安置在福利院生活,1996年逝世,享年78岁。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血战倪家营子

<标题>=血战倪家营子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河西走廊的气温已降到零下30多度,寒风带着戈壁滩的沙砾、祁连山的雪屑,像头发怒的狮子咆哮着。在这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们三十军和总部越过黑河,进抵倪家营子一带。红军到倪家营子不久,敌即以六个旅及大量反动民团共7.3万余人,蜂拥而来,将倪家营子团团包围,与我决战。

  倪家营子,南北长16里,东西宽3里,像个长方形的军棋盘,大小四五十个黄土围子,稀稀落落的点缀其中,像是竖立的棋子。一个围子内住一两家或三四户人家。有钱人家的围子厚三五尺,高的像城墙,筑有垛口和望楼,叫做“屯庄”;一般人家的围子薄些、矮些,没有望楼,叫“庄子”。庄与庄之间往往隔着田野、沟渠和树木。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习惯地把南半部叫上营子,北半部叫下营子。西路军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北面的两三个屯庄。兵力部署是:三十军在阵地的西南方向,九军在东北方向,两军阵地相接。这两个军共10个团(每团有800人左右),是主力。另有总直属队,住在下营子中部较坚固的土围子内。

  李先念和我(当时是三十军代军长)接受任务以后,立即召集师、团干部察看地形,具体部署战斗任务。我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虽然过黄河以来经过一条山、八坝、永昌等苦战,经受了高原风雪的吹打,饥饿劳碌的折磨,消瘦多了,但他还是显得那样精神。他穿件破旧的皮袄,外面套着单灰军装,腰扎一条褐红色皮带,军帽上佩带着鲜艳的红五角星。他一贯是这么整洁、利索,富有军人的英武姿态。八十八师是我军的主力师,长征路上,包座之战曾经大显过身手。考虑到西南面是敌人重点进攻的方向,我们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熊厚发同志非常高兴。这个师又以“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二六三团,担负正面及稍偏南的守备,并派出一个营守住突出阵地两里多地的王家屯庄;号称“夜老虎”的二六五团,以一部主力担任西北方向防务,团主力和二六八团为师的预备队。八十九师位于八十八师后面,以一部分兵力为军的预备队。

  任务分配完毕,各师、团进入新的阵地,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政治机关的干部下到连队去做鼓动工作,宣传队到街上贴布告、写标语,宣传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打马十大把握”,号召人民群众帮助红军。

  第二天拂晓,敌人以两个旅的兵力发动了一次进攻,主要方向是我八十八师阵地,特别是二六三团固守的王家屯庄。因为这个围子突出在我军前沿阵地之外,能够从正面和左、右两侧射击敌人,是一个很好的支撑点。如果敌人打不下这个支撑点,就不能展开大量兵力进攻倪家营子,因此敌人集中重兵,在其他方向敌人的配合下,猛攻这块阵地。敌兵先用猛烈炮火轰击,炮声一停,敌兵便在督战队的威逼下,猫着腰冲上来。我们的战士从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钻出来,冒着敌人轻、重机枪的弹雨,沉着地坚守在阵地上,瞄准射击,杀伤敌人。当敌人进到离我阵地二三十米的时候,一声号令,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向敌群,战士们猛虎扑食似的跳出工事,眼冒怒火,手挥战刀,杀向敌人。立时,阵地上刀枪铿锵,血浆飞溅,直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直到敌人抛下满地尸体,狼狈逃去,我军才回到原阵地。

  敌人不甘心失败,再次用炮轰击,再次冲锋,我军就再次把他们打回去。一天内,不知要这样重复多少次,直到天黑,敌人才肯罢休。

  我军善于夜战的“夜老虎”二六五团,不时利用夜幕的掩护,组织小股部队出击,袭扰敌人。有一次我们得知敌人把大批弹药运到雷家屯,“夜老虎”团组织一个排,巧妙地穿过敌人前沿阵地,摸进屯庄里,全歼守敌一个排,放起大火,使敌军24车军火爆炸了一夜。

  昼夜守卫着阵地,昼夜战斗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阵地上的战士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敌人攻上来,就狠狠地打,枪声一停,他们便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击敌人下一次的进攻。有时他们竟把帽子挂在竿子上,给敌人搞一个假目标,让敌人用猛烈的炮火打上半天,当敌人鬼鬼祟祟地扑上来时,勇士们便猛然冲出来,截断其退路,狠狠地敲掉他们。

  全军后方机关住在紧挨着前沿的屯庄里。他们紧张而又沉着地工作着,发动群众成立村苏维埃政府,平分了地主的财产和土地。春节时,剧团、宣传队给部队和老乡演戏。总部妇女独立团,她们白天守围子,抬伤兵,送饭,夜晚还给前沿阵地运送树木作鹿砦。有一天早晨,我从她们住的围子附近经过,看到一队妇女穿着单薄的衣裳,在广场里冒着凛冽的寒风,端着步枪,挥着系红布条的大刀在操练。她们的年纪大多在十六七岁,但却是老练的战士了。寒风吹不透她们火热的心,在战火中她们锻炼得十分坚强。

  狡猾的敌人屡次进攻未能得逞,便改变了战术。他们又发动了两次大的进攻,向我军两侧迂回,成包围形式,或猛攻一侧,曾两度攻入北营子村内。头一次被我军以二六五团主力和二六八团反击,将他们打出村外,恢复了原阵地。第二次,敌人沿着雨裂沟插到我军两侧,总部附近的围子都受到了攻击,徐向前同志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战斗。我军组织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八十九师的两个团,成梯队反击。经过反复冲杀,天黑时才将敌人赶出去。

  这样苦战了一个多月,毙伤敌人万余名,我军也伤亡好几千人。一天夜里,我和李天焕主任去看伤员,他们住在仅有的几间房舍里,因为没有煤、没有柴,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甚至连裹伤口的绷带布也没有。

  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都很重,但是他们不哭不叫,有的卧在麦秸上,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或互相把自己的脚伸在对方的屁股底下取暖。我们走过去,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惨然一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我们坐在一个重伤员身旁,他是连队的一个卫生员,日间战斗中为抢救伤员,胸部和腹部打了好几个洞,血都快流干了。小油灯照着他那黄表纸似的脸,鼻孔里的气息很微弱,显然,生命快要和这位战士永别了。我们望着他,想尽量多说几句安慰的话,他看见我们,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挣扎了一下,伸出冰冷的手抓住我,喘息着说:“首长啊!大道理我们都知道,我已经不行了,为革命,死算不了什么,可是你们哪!快……”他的声音渐渐微弱,嘴张了两张不动弹了。我握紧他的手好久不放开。他慢慢地苏醒过来,继续说:“什么也别说了,你们千万想方弄点布条,给同志们绑绑伤口。”说完,又昏迷过去了。多么高贵的品质啊!一个人当他临死前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念念不忘地想为他亲爱的战友裹伤。

  哪里去弄布条呢?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敌人的伤亡和消耗虽然成倍于我们,但能得到及时的补充,而我们却伤一个人少一个,打一发子弹少一发。

  眼前不是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无粮吃了。没收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穷苦人家的一点口粮虽然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可是那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

  水,也没有了,老塘的冰块都被打着吃了,后勤部门把仅有的几眼井掌握起来,排队分水,眼看井里的水也要淘干了。战士们下到四五丈深的井里去,用铁勺子一下下地淘井底的泥汤,半天搞不上一桶水来。我军处境极端困难,面对强敌,我军越来越弱,失去了主动权。我们军里的几个领导,都在为部队的处境而苦恼,心情很沉重。

  2月21日【据甘肃省委党史调查及其他史料记载:红西路军从倪家营子东返的时间为1月21日,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1页。】,我军由倪家营子突出重围回师东返。24日【据有关史料记载:红三十军在西洞堡第一次反击敌军的时间为1月26日,第二次反击战斗在1月27日进行。】进至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将追敌一个骑兵旅及宪兵团击溃,毙伤其400余人。次日,敌人又追来,我军将马步芳新式装备的青海省宪兵团全部歼灭,缴枪1200余枝及战马、子弹等大批物资。

  2月26日天刚拂晓,我们又回到倪家营子【据史料记载:西路军于1月28日晚西返倪家营子,29日晨回到该地。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2页、下册第310页。】。被敌人残酷蹂躏过的倪家营子,已遍体鳞伤,房屋倒塌,寒风飕飕,满目凄凉。到处是破砖烂瓦、鸡毛猪蹄;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啼。部队离开倪家营子之前,曾留下一些不能行动的伤员,安置在大地主李成基的屯庄里,由村苏维埃主席宋德和等照管。可是,现在伤员们有的被剥得赤条条地冻死在庄前的涝池里;有的在庄里被石头砸碎了脚踝骨和脑袋;也有死在门前和开阔地里的。看样子许多同志都曾经与敌拼搏过。只有一部分同志藏在死尸堆里、羊圈里、板坑底下得以幸免。

  这一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罪行是反动民团副团长、大地主李成基干的,他趁我军撤离的时候窜回家来大肆进行屠杀。我军即速返回倪家营子,他和他的三个帮凶没有来得及逃跑,藏在庄边的干涸河沟里,被我们抓获。当天,我们在龙王庙前开了公审大会,处决了这些坏蛋,为死难的烈士和群众报仇雪恨。

  2月27日天刚亮【应为1月29日。】敌人就来进攻了,他们以主力对付我主力,一天中反复冲杀三四次,到了黄昏,我军将敌人击退,形成对峙局面。

  西洞堡的胜利,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我军的被动局面。敌人的围攻,使我们无法继续西进,只得就地坚守。二次回到倪家营子,战斗比前次更加激烈和艰苦。敌人的兵力增多了,我军的兵力逐渐减少。敌人对我包围更加紧缩,进攻路数也加多了,梯队重叠,步步推进。而我军驻地房倒屋塌,吃住更加困难了。

  有一天,敌人以三个旅的兵力,集中攻击我八十八师阵地,前面的被打倒了,后面的又蜂拥上来。最后有一个旅的敌人冲进了下营子。当时我正在军部,忽听外面一阵大乱,有枪声、叫声,也有人们奔跑的脚步声。警卫员跑来用低沉的声音说:“副军长,敌人攻到军部驻的庄子来了!”我说:“沉住气,跟我来!”我拿起“快慢机”上了一梭子子弹,直奔大门外。刚一出门,就见五六个敌人沿着墙根迎面跑来,为首的一个只离我几步远,头上戴着蓬松的大羊皮帽子,一身黑制服,留着大胡子,提一口鬼头刀,后面的几个都端着枪,上着刺刀,一个个凶煞煞的。我一见他们,心头马上燃起复仇的烈火,举起枪来就大步奔向前去。这时,敌人为首的大胡子也举起刀来,穷凶极恶的目光直瞪瞪地逼视着我。

  我刚要开枪,忽然从侧后射出一发子弹,大胡子翻身栽倒。这是我的警卫员先开了一枪。与此同时,又上来一个端刺刀的敌人,直对我的胸膛刺来,从我背后又闪出一个战士,一把将刺刀攥住,又有几个战士上来用枪托敲碎了这个敌人的脑袋。我没看清救我的战士是谁,只见他两手被刀刃割得血淋淋的,拣起敌人丢在地上的武器又冲上去了。在患难中挺身而出,用鲜血卫护首长和战友的安全,拼着自己的生命营救上级和别人,只有共产党人,只有无产阶级弟兄,才会有这样超人的勇敢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品德。

  警卫连出来反击,更多的敌人又拥过来,两军混战着,短兵相接,杀声震地。七八十个被打死的敌人横躺竖卧在街道上,进攻暂时被阻止住了。必须组织更大的力量反击敌人,把他们赶出去。

  我跑过一道矮墙,来到二六五团团部,邹丰明团长来接受任务。这个肩膀宽阔,身体粗壮的小伙子,像以往历次打仗一样,不拿短枪,背一口大刀,提一条步枪,站在我的面前,瓮声瓮气地说:“副军长,你下命令吧,我们冲!”邹丰明平时不大爱讲话,但打起仗来却勇猛得很,总爱往前冲,简直像只猛虎。有什么样的干部就有什么样的兵,二六五团在他带领下成为“夜老虎”,他们从不退缩,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有这样的干部和战士在眼前,我心里感到非常踏实。

  我组织这个团和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一齐反攻,冲杀几次,将左右两路敌人全部打退。但正面的敌人占领了我军当面的一个土围子,有了立脚点。我们在没有炮火配合的情况下,屡攻不克,只好紧缩一步。敌人在新占领的土围子里,安置大炮,可以射击下营子中心地区,对我军威胁很大。但基本阵地仍在我们手中,形成了对峙局面。

  第二天空前的恶战又开始了。敌人集中所有兵力从下营子西面和左右猛攻,将我军守备部队包围数层,与我激战,切断了与前沿阵地的联系。我军几次反击,将敌人打退一步,前后方部队联系上了。但是敌人并没有全部退却,如果不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压下去,就有被分割的危险。

  下午,根据上级命令,我到总部去接受新的任务。总指挥部驻在缪家屯庄。在一个低矮的北屋里,并排放着两张桌子,徐向前同志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因为室内光线不好,他的鼻子几乎挨到了桌面;陈昌浩同志坐在桌子旁边。像往常一样,他们安详、镇定地工作着,激烈的枪炮声对他们似乎没有丝毫影响。

  徐总指挥慢慢地抬起头来,放下红蓝铅笔,理一理腰间又细又紧的小皮带,一双炯炯放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在这严峻的目光里含着多少珍贵的语言啊!下级总是熟悉老上级的脾气的。徐总指挥正直、质朴、谦虚,就是和我们作下级的讲话都是用商量的口吻。可是今天,他沉默了一下,扬起微微下垂的眉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扼要、透彻地说:“敌是优势,我是劣势,如果今天不把敌人打退,就有被消灭的危险。世才同志,我派你率领部队立即出击!九军的一个团附属你指挥。”这是命令,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钉在我的心里。

  离开总指挥部后,我沿着一条雨裂沟急速奔向前沿阵地。左右的敌人用火力封锁这条路,子弹从我的头顶嗖嗖地飞过,耳边充满了“叭咕叭咕”的声音,这是马步芳从日本帝国主义那里买来的新式武器——六五步枪。在全国人民抗战的声浪中,他不去打日本侵略者,却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打红军,令人切齿痛恨!

  回到前沿阵地,我抓紧时机组织出击战斗,命令二六八团和二六五团一部由左侧,八十九师的两个团由正面同时反攻,九军的一个团作为预备队(后来也用上去了)。各团的炊事员、饲养员都充当了战斗兵。就这样,每个团也不到一个足营的兵力。我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地与敌人战斗。

  下营子的敌人又排山倒海似的扑来了,我们用来隐蔽身体的断垣残壁只有二三尺高,敌人的枪弹打得这些矮墙上的土块四处飞溅。但战士们谁也不动弹,也不打枪,因为每人手里的子弹顶多也不过三两排了,当敌人“呜呀呀”地喊着冲上来,离我们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手榴弹才下冰雹似的一齐扔过去。我身旁有一个机枪射手,他看见敌人冲上来,也不顾隐蔽,伸出半截身子去转动着枪口连射,把敌人打退下去以后,他用袖子抹一下脸上的汗水,一歪身子就睡着了。连续的恶战,战士们疲劳到顶点了。

  冲锋号一响,战士们瞪圆充满血丝的眼睛就往前冲。原野上红旗翻滚,旗手倒下去了,后边的人又迅速上前把红旗高高举起来。机关枪开了锅似的嘟嘟叫,手榴弹的硝烟弥漫在天空。轻机关枪射手们把背带挎在脖子上,手端着机关枪,和步枪手们一起冲过去。谁都争先恐后,谁都想多杀死几个敌人。敌人欺侮我军人少,在督战队的手枪逼使下,举着黄旗和镶边的白旗迎头撞来,两军混战在一起。英勇的红军战士们把刺刀捅弯了,用大刀砍,大刀砍缺刃了,用石头砸,用牙咬。拿起什么来就用什么打。夺回一块阵地,敌人反冲过来又失掉了,我们就再次冲上去夺回来。当我军受挫的时候,身负重伤的同志爬在前边作掩护。有两个双腿炸断的战士,子弹打完了,便把步枪交给别人,他们宁死也不愿把武器丢给敌人。还有一个伤员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和冲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战斗到这个时候,是人人在指挥,人人在战斗。邹丰明团长提一口大刀,背后跟一群战士,左冲右杀,冲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倒下一片。正杀得痛快时,背后拥来一群敌人,开了枪,邹团长身子一摇晃,倒下了。敌人赶到他跟前,他一窜,又跳起来,抡起大刀砍杀起来,许多敌人的脑袋像落蒂的西瓜从肩头上滚落下去。

  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战火烧到哪里,哪里的敌人就人头落地。勇士们只有一个念头:战斗!一天中,同敌人反复争夺,肉搏四五次,夺到两杆黄旗,砍死敌人800多个,夺回了主要阵地。为了保存力量,我军停止了反击,又形成了短距离的对峙局面了。

  二次回到倪家营子,血战了九个昼夜,我军几乎弹尽粮绝,特别是没有水喝,把米袋里惟一的一点米倒出来,没有水煮,只好在锅里炒炒吃。我们没有轮换使用的兵力,战士们昼夜不眠,有人打着仗就睡着了。不添油的灯是会灭的,再顽强的生命力,得不到一点养息,也不能永远支持。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已到非突围不可的时候了。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连夜转移到沙河,敌人的追兵又紧跟在屁股后面,我军在沙河只住了一天,便又连夜出发了。

  那是3月初的一个夜晚,天上散布着一片片乌云,偶尔从云缝里露出来的几颗星星,用惨淡的光照着荒凉、黝黑的大地,使人觉得深不可测。我军踏着刺脚的石子和沙砾,向着西南方向急行。这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一阵阵北风,卷起戈壁滩上的沙砾,摇动着干枯的骆驼刺和沙蓬,带着咝咝的叫声,像刀一样,刮着人们的肌肤。红军战士穿着褴褛的服装,抗御着严寒。在戈壁滩上走了一夜,拂晓进抵50里以外的南柳沟。

  录自《艰苦的历程》,作者程世才同志,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重返倪家营子之后

<标题>=重返倪家营子之后

<类型>=g4

<作者>=李天焕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歼灭马匪的宪兵团,虽然是个不大的胜仗,但是却缴获到了不少的战利品。如果利用这一胜利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迅速东进,对于摆脱当前的困境是很有意义的,但又改变了东进计划,重返倪家营子。这种游来游去地与敌人拼消耗的政策,彻底地断送了西路军。

  我们重返倪家营子时,村庄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许多房舍被烧成灰烬,许多家庭被抢劫一空,我军留下的伤员几乎全部被杀害,群众哭诉着马匪带来的浩劫。我军刚到,敌人又追上来,当天下午就有小的战斗。我军各部队照从前的次序布防,敌人的部署也像上次一样,以主力对付我主力——红三十军。这一次,我军在倪家营子和敌人再次展开了硬拼,小战斗不计其数,大规模的战斗有三次。

  头两次,敌人使用的兵力都是三个多旅,而且照例是天刚亮打响,敌人连续发动三四次冲锋,到黄昏时我军将敌人击退,恢复对峙的局面。有一次,敌人以三个旅的兵力,猛攻我八十八师阵地,我军战士奋勇迎击,但打倒了前面的敌人,后面的又蜂拥上来,而且越聚越多,炮火也越打越猛。最后一个旅的敌人冲进了倪家营子,打到了我三十军军部的门口。

  这时,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正在吃饭,他一看敌人冲来,立即把饭碗一扔,拔出驳壳枪,率领通信队的战士们与敌人杀在一起,自始至终,他战斗在最前列,给了战士们很大的鼓舞。

  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在敌人进村以后,带领一群战士从一座小围子里冲出来,他的一口刀上下翻飞,他指向哪里,哪里的敌人就害怕得往回窜。正杀得激烈,忽然从侧面打来一枪,邹团长猛然一晃,倒在地下。敌人抡着马刀向他扑来,几个战士急忙跳过去,用鬼头刀架住马刀,抢救团长。这时,邹丰明突然从地下爬起来,旋风似的抡起大刀,当头一个马匪被斜肩带臂劈成了两截。

  我二六五团和八十九师两个团反复冲杀了几次,将左右两路敌人杀退,但正面的敌人,占领了一个有土围子的居民点,我军没有攻克。敌人占领着这个土围子,可以用炮火射击村子的中心地区,构成对我军很大的威胁。

  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比任何一次都激烈。敌人以全部兵力分三路进攻倪家营子西面,将我正面防守的部队包围了几层,两翼的敌人深入村内,与我后续部队发生了激战。敌人进攻得最疯狂的地方,甚至将白旗插到了我军占领的围墙上。我军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和二六五团一部、八十九师两个团、九军一个团,实行大规模反击,战士们和敌人肉搏四五次,砍杀了800多个敌人,才将我军防地附近的敌人打退了一步。但是要将敌人全部打退,已经不可能了。

  我军已困难到极点,没饭吃、没水喝,村子里许多房屋成了废墟。敌人兵多,可以轮换使用。我军老是那么几个部队和敌人死拼,伤亡一个少一个。同志们疲劳得头昏眼花,站不住脚,有的战士在枪声刚一停止时,就倚着战壕睡着了。伙夫、马夫都上了战场,妇女团的同志们,也到战场上筑工事,送饭、送水,有许多同志英勇地牺牲了。

  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度,天空整天堆积着铅块似的阴云,有时随着呼啸的寒风,飘下几片雪花。战士们穿的是夏季的衣服,有的弄一块长方形的毡片,中间挖个洞,套住头,对折到腰里,扎一根草绳,算是一件“马甲”。脚上大都没有鞋子,有的裹着破布,有的包着烂毡。如果在战斗中缴获到一件敌军的衣服,那便是最大的幸运了。

  村子里的粮食和弹药一天天在减少,然而最大困难还是水的缺乏。本来当地农民饮用的是“涝池水”,也就是说,喝夏天在水塘里积蓄下的雨水,但是突然住下近万红军,不久涝池便喝干了。全村只有一口深井,底下才有盆口大的一汪泥汤,我们的战士就轮流坐着辘辘下到井里,用铁勺向桶里舀,半天才能舀上来一桶,还带着一半泥。因此井台上一天到晚,拥挤着炊事员和勤务员,他们都是等着要水的。战士们在寒冷、饥渴和疲劳的不断侵袭下和敌人死拼,但是最受苦的还是伤员。

  我军在倪家营子的连续苦战中,消灭了10000多个敌人,但是红军也付出了几千人伤亡的代价。轻伤员历来不下火线。有一次我和李先念、程世才同志到前沿的一个小围子里去。当时,部队正进行一次短促出击,围子半边守枪眼的全部是轻伤员。重伤员越来越不容易安置了。村庄在敌人的炮火下,房舍在不断倒塌,健康的人可以在战壕里、破房圈子里熬过一个个寒冬的夜晚,可是已经大量失血的重伤员,怎么能支持得了呢?就是住进了房子,没有煤,没有柴,房里也是滴水成冰啊!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食盐也很少,有时甚至连裹伤口的布条也难以找到。因此,战士们说:宁愿被打死,不愿意负伤。

  各级首长,尤其是政治工作干部,对负伤的同志们非常关心,不断地进行慰问和鼓励。所有接触过伤员的人,没有不受到深深感动的。一天夜里,战斗沉寂下来,我和程世才代军长踏着清冷的月光,到村北部的龙王庙去看望伤员。

  龙王庙的正殿、配殿、火房和磨棚里,全住满了伤员,绝大多数是被刀砍伤和被手榴弹炸伤的,头部和上肢居多,伤势都很重。他们有的躺在干草上,有的背靠着背坐着,有的互相把脚伸到身子底下取暖。看到我们以后,他们用力地睁开眼睛,惨然一笑,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部队当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多么高贵的品质啊!当他们最后向生命告别的时候,没有考虑个人问题。连续的恶战,已使西路军快要到枯竭的时候了。我们没有根据地,人员、弹药没有任何补充,不光伤员没有医药,就是粮食也快要断绝了。虽然穷苦弟兄把斗二八升的粮食,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但是这又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呢?我和程代军长在归来的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两个人的心事是共同的。

  这是李天焕同志《气壮山河》的一部分,原载《红旗飘飘》选本第2集。标题为编者所加。李天焕,湖北红安人,生于1912年。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营政治委员,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秘书长,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此后,历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军区副政治委员,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治委员,军委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总参警备部长,公安部副部长兼公安部队第二政治委员,第二炮兵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血染倪家营子

<标题>=血染倪家营子

<类型>=g4

<作者>=郑维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敌军攻占高台后更加疯狂,迅即向临泽进攻。为突破敌人重兵围堵,我们奉命东进。1月27日,在西洞堡,我师和八十九师一起杀回马枪,一举击溃敌尾追我军的一个骑兵旅,全歼敌宪兵团,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得到了少许补充。打了这个歼灭战,我们都很兴奋,但因东返路途被敌人堵住,这里地形条件也不利,总部决定折返倪家营子一带。为防止被敌各个击破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再图发展,总部将尚存的一万余人,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实行战略防御。刚回到倪家营子,敌人就集中了六个旅和大量民团向我军压来。在这里,我们与敌军展开了极为惨烈的大血战。

  倪家营子在祁连山下的戈壁滩上,东西宽四五里,南北长十余里,有43个屯庄散布其中,地势南高北低,南半部称上营子,北半部称下营子。三十军扼守敌主攻方向西南,九军扼守东北,两军阵地相连,构成环形防御阵地。

  2月1日,敌人开始进攻,起手就非常激烈。敌人先用炮火和飞机狂轰滥炸,接着步兵、骑兵连续实施集团冲锋。当时我们没有炮兵,子弹奇缺,主要靠土手榴弹、石头、木棒,进行白刃格斗,杀伤敌人。

  王家屯庄在防御阵地突击部,由二六三团三营扼守。因为这里能从左右侧击敌人,是敌展开较大兵力冲击的重要障碍,所以敌拼命争夺。一开始敌人就集中兵力、火力向王家屯猛攻,那真是人叫马嘶,弹雨如潮。冲锋的敌人像潮水一样一拨刚被击退,另一拨又冲上来。扼守阵地的勇士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与敌殊死搏斗,一次次把冲上来的敌人顶回去,阵地上留下成堆的敌尸。

  三营教导员周纯麟同志,带九连固守王家屯最前沿的碉堡,与敌拼杀了一个昼夜。用大刀、钢叉、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冲锋。碉堡周围横七竖八地堆集着敌人的400多具尸体,而阵地仍牢牢在我手中,最后全连只剩下八个人。晚上,先念、世才、厚发和我去看望他们,周纯麟同志流着泪报告:“我没打好,牺牲的同志太多。”先念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敌人用炮没打垮你们,重兵没围垮你们,火没烧垮你们,你们像铁钉钉在阵地上。”我和熊师长商定用八连换下他们,从其他单位抽人补充九连。我说:“你们很顽强,为了再战,现在去休息,很快把连队补充起来。”

  连续血战20余天,我们究竟打退敌人多少次冲锋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曾在一天内我们往返冲杀过12次。还有一天,敌人两次攻进北营子。第一次,我二六五团和二六八团合力反击,将冲进来的敌人砍杀过半,恢复了阵地。再一次,敌人沿雨水冲裂的沟壑插到我们两侧,向总部驻地攻击。徐总站在房顶上亲自指挥反击,我们师和八十九师肩并肩同敌人反复拼杀,一直奋战到天黑,终于打退了敌人。

  敌人猛烈的炮火炸塌了大部分房屋。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我军,凭着坚强的意志,在冰天雪地里煎熬着。最苦的是伤病员,没有医药、没有绷带,从破旧的衣服上撕些布条御伤止血。没有粮食,没有御寒衣物,他们咬牙挺着,不叫不哭。春节来了,我们拉些敌人的死马煮一煮,每人分拳头大的一块马肉。战友们咬一口,好香啊,可是谁也舍不得吃,都送到伤病员手里。伤病员却说:“让能战斗的同志们吃吧,吃了好杀敌人。”有的重伤员直到停止呼吸,马肉还在手里。20多天血战,我杀伤敌军一万多人,自己也损失几千。这时连水也相当困难了。说实话,甭说敌军还在不断增兵,就是拖住我们,饥饿也会把我们拖垮。面对这种情形,总部决定突围。我们进到威狄堡【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西路军2月21日晚从倪家营子突围,2月22日晨到达威狄堡。参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10页。】一带,又遭到敌人的堵击。这时如果我军不顾一切地突向祁连山,尔后转头东返,或许还有转机。但是,因东返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同志顾虑重重,最后决定重返倪家营子。

  2月下旬,我们又回到倪家营子。这时的倪家营子,已是断壁残垣,千疮百孔,群众逃散,空空如也了。我们托群众照管的伤员也被敌残杀,到处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刚回来就又陷入重围。敌仗人多势众,梯队重叠,反复冲杀。

  我们把所有人员都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梭镖、大刀是最好的武器,还搜寻到许多石头、木棍作武器,凭着热血和意志与敌血战。屯自为战,人自为战,到处有杀声、到处在拼搏,人们的智慧和力量发挥到了极限。生存就是杀敌,拼杀就是生存。

  “夜老虎”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挥舞着大刀率部杀敌,敌人从背后开枪,他倒在血泊中,又蓦地跳起来,连砍了三个敌人后死去。我和他一起战斗近四年,从川北打到河西,他很机智勇猛,一次我俩同宿一房,谈论起胜利后的美好生活,他是那么乐观,而今他先我而去,我心如刀割,却没有时间哭他一场,擦把泪又投入了战斗。

  又是七天血战。在倪家营子实在无法坚持了,总部决定突围。我们转移到三道柳沟又被敌军包围,在这里又经过五昼夜血战。这时西路军只剩下几千人了,为避免全军覆没,总部下令突围进祁连山,令我师冲开缺口,打通突围道路,八十九师掩护总部,九军殿后。3月11日夜,我奉命带领二六五团奋力冲杀,撕开了敌人的包围圈,杀出一条血路。这时我发现二六三团还未从他们防守的围子里冲出来,又带一部分人杀回去接应。我们从敌人背后冲击,二六三团乘机突围。

  在一个断墙缺口处,我见到了臂膀负重伤的师长熊厚发同志。他的伤势很重,我正要去扶他,他说:“快指挥部队突围,不要管我。”我让警卫员搀扶他向外突,自己急忙去指挥部队。自从这里和熊师长分别,再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他突围后,不顾伤痛,带少数人在祁连山与敌搏斗,英勇牺牲了。从八十八师重建,我和他朝夕相处,患难相依,我钦佩他忠诚好学,英勇顽强,为培养我师优良战斗作风,呕心沥血。他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好兄长,真心疼啊。

  这是郑维山同志《河西喋血记》的一部分,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郑维山同志,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委,其生平见本书第6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倪家营子血战

<标题>=倪家营子血战

<类型>=g4

<作者>=赵正洪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红四方面军过了三次草地以后,在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会合,中央命令过黄河打通国际路线。过黄河的部队共三个军,即四方面军的九军和三十军,一方面军的五军。这三个军组成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强渡黄河后,遇到了国民党马家军的阻拦。所谓“马家军”,即马步芳、马步青等指挥的回民部队,他们驻扎在甘肃、青海一带,有正规军九个旅及一些直属团约三万余人,另有十几万地方民团。而我们西路军的三个军才不过两万多兵力。敌人多是骑兵,我们是步兵。刚过黄河,我们就同马家军打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我们打了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这下激怒了马家军,他们尾追不舍,企图报复。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我们的部队没有后勤保障和供应,困难很大,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一个少一个。敌人知道我们红军无后方,是以战养战,以缴获武器来作战,所以,他们打仗前,只给士兵发10~20发子弹,以防被我们缴获。一次战斗中,我们消灭敌人一个团,缴获800多枝枪,而子弹却很少。我们不仅要用缴获的子弹来消灭敌人,还要以敌人的俘虏来补充我们的兵员。但马家军的部队是回民士兵,我们俘虏了他们几百人,由于宗教和民族的关系,工作很难做,让他们当红军一个也不干。所以子弹、兵员都无法补充。

  我们两万多人同敌人杀来杀去,打来打去,慢慢进入河西走廊,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我当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一营营长。我们营过黄河时有360多人,每个连有110多人,营部有30多人,我们同敌人拼杀了五六个月,边走边打,一直打到倪家营子,全营只剩下100多人了。

  倪家营子南北长十六七里,东西宽三四十里,是个人口密集、粮食较多的大村子。全营子共有43个屯庄,地处平原,每个屯庄都有三四十米的高墙,便于防守。我们第一次进驻倪家营子是在1937年1月。西路军三个军声势浩大,走到哪里,敌人就围到哪里。第一次血战倪家营子时,我因打四十里堡负了伤,在西路军总部被“保存”起来。当时干部伤亡极大,尤其是团、营干部伤亡大,为了保证部队不失去强有力的指挥,西路军决定团、营干部(团长、营长、团政委、营政委)轮流指挥作战,即由一人在前线指挥作战,其余的留在后面,以减少伤亡。当时我和一些营团干部看到前方浴血苦战,积极要求上前线。为了安慰我们,徐向前总指挥给我们做工作,他说:“现在部队伤亡太大,特别是干部伤亡太大,因此总部决定团、营干部只留一个人指挥部队作战,其余人在总部休息,准备再战,以完成中央交给我们打通国际通道的任务!”

  1937年2月26【据《中国工农红军第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红西路军二次进驻倪家营子的时间为1937年1月29日。见该书第392页。】,我军再次进驻倪家营子,各部队和总部都日驻扎在营子的各个屯庄里。此时的倪家营子,由于马家军的破坏,只剩下断壁残垣,粮食非常缺乏。军部分配我营驻在营子西北方向一个叫邵家屯庄的村子,任务是坚守这个屯庄及周围的村庄。这个村子有百十户人家,位于倪家营子的突出部,是西路军布防的前哨之一。此时营干部只剩我一个人了,全营不到200人,几乎损失了一半。我们一进驻到村子,马上抢修工事,挖枪眼,堵围墙,忙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全营继续修工事。9点钟,敌人追上来把我们围住了,10点多钟,敌人就向我们打枪。我上炮楼一看,四周都是敌人。第二天夜里,我们听到村外敌营中稀里哗啦乱响,天一亮才发现敌人把老百姓的箱箱柜柜都搬出来,装上沙土筑成了工事。

  敌人的工事离我们只有几百米远,他们的山炮离我们也只有两三百米远。敌人知道我们的情况,欺负我们人少,既没炮,子弹也很少,所以把炮架到了我们跟前。敌人的山炮向我们直放平射,他们装炮弹、开炮,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这种情况在以往战斗中是少有的。他们四门炮一起打,把围墙打倒了一片。炮轰停止后,敌人的骑兵下了马,几百个敌人向我们猛冲过来,又喊又叫一拥而来。在敌人距我们三四十米远的时候,我们就跳出去同敌人拼杀起来。真是一场血战啊!完全是白刃战。打枪没有子弹,看到敌人也打不了。我们与敌人短兵相接,用大刀、长矛,你砍我,我砍你,你刺我,我刺你,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儿,抱着打,揪着打。就是这样打呀,杀呀,杀伤敌人两三百人。

  我们有个排长叫周福清,是河南人,个子高大。他当过冯玉祥的兵,大刀砍得很好,他杀了很多敌人,敌人见到他就跑不了。还有我们二连的副连长,非常勇敢顽强。俗话说:“一人舍命,十人难当。”我们的战斗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过了一会儿,敌人又开始打炮,把我们的围墙打开了几个缺口。敌炮一停,敌人又开始冲锋。我带领战士们一起冲了出去。我们跟敌人抱在一起厮打、拼杀起来,完是用刀砍,用枪扎,有的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有的把敌人耳朵咬掉了,有的抡起大刀把敌人的头砍掉了。

  我和敌人拼杀时,卡住了一个敌人的脖子,他也想卡我的脖子。我和敌人抱着,枪也用不上,刀也用不上,在地上滚在一起,滚来滚去,都不得手,最后是同志们救了我。开始是营部通讯员赶到我身边,他看我和敌人拼得很激烈,束手无策,不知怎么打才能救我。用枪打吧,怕打着我;用刀砍吧,怕砍到我。后来排长周长玉同志赶到了,他有经验,一看见敌人穿着皮靴,就一脚踩住敌人的皮靴,伸手就是一刀,扎在敌人腿上,敌人一声叫喊,松了手。我趁势起来,拾起一把大刀,砍死了这个敌人。我们和敌人冲来冲去,杀来杀去,一天杀了八九个回合。

  敌人打了一阵子撤回去了,但第二次又来了,第三次又来了。有一次敌人冲进我们围子几十个人,我们全力以赴拼杀,战斗很激烈。敌人向我们的炊事员冲过来,炊事员就用扁担打,用菜刀砍。最后没办法,就把一大锅战士一天没喝上的热稀饭往敌人脸上浇。冲进来的六七十个敌人,死伤的就有50多个。就这样,我们同敌人打了一天,从上午7点钟一直打到午后4点多钟。黄昏后,敌人停止进攻,退回去了。敌人有个特点,怕打夜战,到了黄昏就收兵。这时我们就得赶快抓紧时间整理队伍。这次敌人在我们邵家屯庄阵地前死伤好几百人,我们伤亡也很大。

  天黑了,一整天没有吃饭,二连煮的一锅稀饭也没了,再也找不到水来做饭。这个村子的水很缺,水井大多被敌人填了,经老百姓请求,才留了一口。敌人今天退了,明天还要上来的,所以我们得赶快修筑工事。我们一边修工事,一边派人去打扫战场,到敌人的尸体上去收集子弹,捡武器,但在几百个敌尸中才能收集到1000来发子弹,有的尸体上只能找到两三发,不像过去打国民党军队,抓一个俘虏,身上都有几十发子弹。马家军这支军队就这样刁。收了300多枝枪,根本无用,堆在一起放着。当时收到1000来发子弹,也是宝贝,拿到各连去分,一个人分几颗。

  围墙被敌人炮轰,破坏得很厉害,打了四个大缺口,怎么办?全营200多人,伤的那么多,牺牲了一部分同志,再修复围墙困难重重,我心急火燎。正在着急之中,营部司务长吴振东同志想了个办法。他说:“哎,营长,敌人炮轰开的缺口,用敌人的尸体来堵。”他这一说,提醒了我,看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大家一起动手,把敌人的尸体层层码在围墙缺口处。开始把敌尸横着码,不行,堆不住。后来就直着码,一个挨一个放着,还是不行,又倒了,干着干着就有经验了,横竖重叠码,一个缺口放五六十具尸体,一共抬来200多具尸体,把敌人打坏的几个缺口都堵上了。那时西北很冷,用土是堆不了的,这个办法很好,摆了一个晚上,把缺口都堵住了。

  第二天敌人又开始向我们发起攻势。这次不单是对我们营,而是对我们全线发起了进攻。因我们营伤亡很大,团部派通信员来通知,二营政委陈德仁带一个连来支援我们,有五六十人。当晚,陈德仁同志带领的部队赶到。第二天继续跟敌人打了一天,敌人的进攻不那么凶了,敌人冲了三次,都被我们打下去了。我们正面的敌人可能是一个旅,有两个团的兵力。敌人死伤在我们阵地前的,有四五百人。

  倪家营子血战,在我的记忆里是西路军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我营指战员抱着绝不后撤一步、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与敌人殊死搏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死拼。大家都明白,阵地一失守,敌人就会冲进来,后方的师部、军部、西路军总部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战斗!

  最后,“经七昼夜血战,待援无望,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沿祁连山向东转移”【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46页。】。突围时,我们商定,陈德仁同志的那个连走在后面。我们全营集中后,清点人数,只剩下28个人,牺牲88人,重伤60多人。突围出去后,只有26人没受伤,大部分是炊事员。集中起来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重伤员每人一枝枪,一个手榴弹,带在身上,敌人来了与敌人同归于尽。就这样与敌人拼杀了三天。后来中央决定,命令我们整个西路军突围。伤员真惨呀!有的被打瞎了眼睛,有的被啃掉了耳朵,胳膊、腿受伤的都缠着绷带。他们拄着棍子走,走又走不快,跑又跑不动,但也得向外突围呀!想起当时的情景,真让人落泪。

  剩余的人跟大部队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以后,为了摆脱敌人,又连翻几个山沟,于1937年3月13日晨,抵达离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我们用尽全力,刚跑到石窝,马家军四五个骑兵旅就追上来了,敌人来势凶猛,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几路向我们阵地猛扑过来,我们便与敌人拼杀。这时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一个团只有两三百人。特别是石窝战斗前两天,在梨园口、康隆寺打了几仗,指战员既无吃的,也无喝的,疲惫不堪。

  我营和全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头,决心拼死也要守住这个山头,这是全军的惟一退路。我们要保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我们在山头上看到兄弟部队与敌人厮杀拼命,打得激烈残酷,一个个被砍倒在地。当时我真想带全营几十名战士冲下去,与兄弟部队一道打击敌人。但守住山头也很重要,又无冲锋命令,只是干着急,把我的眼睛都急红了。

  这是赵正洪《走出祁连山》的第一部分,录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赵正洪同志,湖北黄梅人,生于1913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10月参加西路军西征,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营长,1937年4月进入新疆,曾任“新兵营”大队长。1940年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此后历任团政委、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安东、辽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军政委,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倪家营子苦战记

<标题>=倪家营子苦战记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的凛冽风雪,向甘州挺进。没多久,我们就到了甘州(今张掖)西南50余里的倪家营子地区【倪家营子位于张掖县西南30余公里、临泽县南15公里,属临泽县管辖。】。团领导命我带领九连防守在倪家营子前沿的一个碉堡。那是一天黄昏,西北风刮得很紧,天上下着雪,路上结了冰,我身上围着一条被单,头上戴着一顶八角帽,奉命带着九连走进了这座碉堡。

  这个碉堡有三丈多高,老远看,真像一座黑魆魆的宝塔。这原来是一个老百姓用泥土砌起来的土碉堡,墙壁很厚,墙脚有一丈多宽,共有三层。最上一层没有顶,只有半人多高带城垛的土墙,站在顶上,可以控制四面;第二层每面有一个很小的窗子,算是枪眼。炮楼的四周,围着一堵矮墙,矮墙外边是一道浅浅的壕沟,壕沟里没有一点水,沟底铺了一层薄雪。壕沟的外面,有两道枣树鹿砦。再外面,就是一片开阔地。向北200多米,有三四间老百姓的土房子。大概是因为打仗,这几家老乡早就逃走了。

  九连一进碉堡,就开始忙碌起来了。为了便于射击,连长带一部分人到碉堡周围扫清射界,一部分人到远处去背冰块,储存起来作为我们的生活用水。其余的人,有的修壕沟,有的挖单人掩体,有的在碉堡上掏枪眼,有的往碉堡顶上搬手榴弹,就这样,整整搞了一夜。

  第二天,东方刚泛鱼肚白,碉堡顶上的哨兵就向我报告:“敌人来了!”我和连长上去一看,见西北三里多路的几个庄子里,歇满了黑色的军马。下了马的敌人,分成三路,徒步向我们接近,看样子,大约有两个团的兵力、2000多人。进至离我们七八百米的地方,敌人就散开队形,一路向东,一路向西,中间还有一路,约有一个营的部队,向北面几家草屋的围墙里面运动。尔后,都伏下隐蔽起来。双方都没有打枪,只是你看着我,我盯着你。战斗前的一刻,沉寂而紧张。

  我从二层楼的枪眼里看出去,只见四五十个敌人,一个一个地从北面土墙里爬出来。敌人爬到枣树鹿砦跟前,突然都站了起来,丢出一排手榴弹,就扑过来拉枣树鹿砦。“打!”连长张如山叫了一声,楼上楼下的两挺机枪一起开火,外壕里和碉堡顶上,飞出雨点一般的手榴弹。我们一打,敌人纷纷倒下,只有几个腿快的逃了回去。

  第一次阻击的胜利,对战士们鼓舞很大。敌人攻击失败以后,好久没有动静。我焦急地注视着敌人的阵地,北面草屋的土墙后面,除了有砖石撞击的声音外没有其他情况。敌人到底在做什么呢?我们打了一梭子机枪子弹过去,仍然没有反应。可是不久,土墙打开两个洞,从洞里一下子伸出两个黑洞洞的炮口来,这对我们的威胁非常大。

  这时候,我们才清楚地意识到,昨天晚上没有推倒土屋和围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这等于给敌人留下了一个进攻我们的屏障和依托阵地。我恨不得上去把它砸烂,但是我们手里的轻武器,没法打倒它。正在着急,敌人开炮了。轰的一声,一下子就打中我们的碉堡顶。接着几炮,顶上的半堵墙被它削平,顶上的同志被打得掉了下来。敌人的炮弹削平楼顶以后,就继续轰击第二层,我们赶快把部队撤下来。敌人一炮接着一炮,渐渐地把北边的碉堡墙打穿,打开了一个大洞。这样,楼上除了四个角还能站四个人外,不能再放部队了。

  炮击的同时,敌人又向北面房子里增援。而后,一个连的敌人向我们冲上来,分梯次的向我们冲击。第一批被打退了,第二批上来,第二批退了,第三批上来,轮番的冲。这时,我们的武器主要是手榴弹,子弹已经很缺了,每个战士的身上除了有一枝步枪,还有一把大刀,只有十多发子弹和手榴弹。同时,由于碉堡有些地方没有枪眼,因此,步枪射击还有死角,如果让敌人接近碉堡,我们的射击就更困难了。所以,算手榴弹用处最大。我们虽然打得很猛,打死很多敌人,但用枣树设置的鹿砦障碍,终于被拉开了两丈多宽的缺口,敌人把缺旦扛开后,又都退了回去。

  意外的炮击,障碍被拉开,再加上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情况变得严重起来了。上午10点多钟,敌人发起第三次攻击。冲上来200多个敌人,都没有带枪,每个人一手拿着大刀,一手握着手榴弹。敌人想从缺口里冲进来,与我们短兵相接。我对外面围沟里的连长喊了一声:“上去反击!”于是,一场激烈的肉搏战斗开始了。

  四五十个敌人向缺口冲来,我们的机枪一压,敌人刚伏下,战士们就一跃而起,投出手榴弹,接着就挥舞着雪亮的大刀,向敌人冲去。阵地上,响起一片手榴弹的爆炸声、大刀的碰击声、战士的斥骂声和倒下去敌人的惨叫声。三排副高举着大刀,冲在最前面,砍倒几个敌人以后,他突然跌了下去,他的腿被砍伤了。他应该下来,可是不行,一个敌人冲了上来。英勇的三排副没有被吓倒,他毫不犹豫,扑上去抱住敌人的两只脚,要把敌人拖倒,敌人用刀砍他的背,他也不放。这时,后面跳上去一个战士,才把敌人打死。

  在这边,我们的一个班长正在和几个敌人恶战,这个班长左劈右砍,砍倒了向他围攻的敌人。突然,他的右手举不起来了,不知是被枪打的,还是被刀砍的,他的右手断了。只见他左手拿刀,上来的敌人被他当头一刀。正在这时,后面又上来一个敌人,他来不及还手,被砍倒了。他倒在那里了,我们以为他已经牺牲,可是,他当时没有死,待敌人第二次冲上来时,他拉响了身旁的一颗手榴弹,炸死了三四个敌人,这位班长也和敌人同归于尽了!

  我们就这样迎击了敌人的进攻。双方像浪潮一样地起伏进退,在这狭长的阵地上,反复拼杀!

  我们头天晚上进碉堡,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用步枪、大刀、手榴弹、梭镖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碉堡周围躺着四五百具敌人的尸体,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大,在碉堡里,连我只剩有九个人,其中还有四个轻伤员。我想起昨天晚上,我带来130多个生龙活虎的战士,可是现在只剩下这么几个人,不由得心里一酸,眼泪扑簌扑簌地落下来。但是,我也立即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危急而艰难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指挥员,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信心、勇气和力量。

  于是,我鼓励大家说:“同志们,这个碉堡是我们全团全师,乃至全军的前哨。为了保住这前哨阵地,我们已有120多人牺牲了。面对他们遗留下来的任务,我们应该怎么办?”“誓与碉堡共存亡!”大家齐声坚定地回答。这声音,震撼山谷,冲入云霄,激励我的斗志,鼓舞着战士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黄昏时分,外面又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先是在东西两面,后来枪声又逐渐向北面移动。我们在碉堡上面不了解情况,仍然坚守在那里。忽然,通信员惊喜地叫着:“教导员,下面有人叫你!”我那时的耳朵已被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得听不到声音,加上注意力集中到监视北面敌人的行动上,因此,直到通信员几次大声地喊叫,我才听清楚。

  当我从碉堡上走下来,一看是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及师、团首长站在我的面前。在这艰苦危急的时候,见到自己的首长、战友和援兵,我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和激动啊!李先念政委沉重地说:“周纯麟同志,集合部队吧!”我集合了部队,能从碉堡里走出来的,连我只有九个人。我望着身旁牺牲了的战友,心里一酸,眼泪又刷刷地流下来。李先念政委看我心里难过,便朝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低声地安慰和鼓励我说:“不要难过,你们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用炮打,没有打垮你们;敌人用重兵围,没有围垮你们;敌人用火烧,也没有烧垮你们。你带的这个九连真像铁钉一样,钉在自己的阵地上!”从此,“铁钉九连”便在我们部队传开了。我们的代军长程世才、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也勉励我们说:“你们打得好,打得顽强!现在你先带同志们下去休息,夜晚再把连队补充起来,这里由你们营长带八连来守!”说完,我便含着泪水,向李政委和程代军长敬了个礼,带着九连的八名同志离开了碉堡。

  几天后,我又带着七连来换我们营长和八连的同志,继续守卫这个碉堡。就这样,我和营长在这里,苦守了半个多月。

  这一次,我们虽然仍在原先的地方坚守。但是,战斗却比前次更加激烈和艰苦了。相比之下,敌人的兵力增多了,并增加了新的部队,而我军的兵力反而逐渐减少了。敌人对我包围更加紧缩,进攻路数也加多了,梯队重重,步步推进。而我军驻地房倒屋塌,吃住更加困难了。同时,天气也更加寒冷了。

  在一个大雪初晴的早晨,我刚带七连去换八连的防务时,敌人就开始进攻了。这次,敌人一面攻打我们守的碉堡,一面由督战队赶着大批部队涌到南面去,把我们和团部的后路切断了。

  开始,敌人是一个连一个连的攻,并且扯我们的鹿砦。我们先将一排手榴弹扔进敌群,然后用枪打。这天上午,敌人攻了六次,都被我们打下去了。下午,敌人改变战术,他们采取多梯次的连续进攻。前面第一梯队被我们打垮了,后面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又连续跟了上来,而人数也在逐渐地增多,起先是一个连、两个连,后来就是一个营一个营的上。到了下午三四点,我们的手榴弹打得差不多了,阵地和碉堡前面的鹿砦也被敌人扯掉了,派到团部去要弹药的同志也都没有回来。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不管怎么样,只要还有一口气,敌人就休想活着进碉堡。

  黄昏时分,我们的大部队发起了反击。但因为敌人人多,火力强,加上又做好了准备,所以,这次反击没有成功。这样,我们真成了无援的孤军,被敌人围困和包围在碉堡里了。但是,到晚上11点多钟,我们听到了团里从后方传来的号声。我们知道,这是团里命令我们出去,要我们突围、向团部靠拢的号令。听到号令,我立即召集干部开会,研究和布置抓紧时间突围的问题。因为稍拖延时间,我们就可能突围不出去了。

  由于夜深人静,利用了敌人的熟睡时机,又加上有夜色的掩护,所以我们的突围直到快进入干沟的时候,才被河岸上的敌人哨兵发现。敌人猛烈地向河沟方向射击,这时,我们有干沟作掩护,敌人不易打到,大家弯着腰,加快脚步,一路小跑,就突了出来,跑到了团部驻地。

  我们回到团部驻地的屯庄后,团里重新调整了部署。团部转到南面三里多路的另一个屯庄上,我营因伤亡较大,被换到后面去休息了,留下一营的三个连,二营的四连,团部重机枪排、担架排、通信班等将近400人,防守这个屯庄。在我们营临往后撤的时候,团长熊发庆对我说:“老周,你在这里打了许多仗,对敌人、对地形都摸熟了,你就留在这里协助一营领导同志,指挥明天的战斗吧!”我二话没有,就同意了团长的决定,带着我们营部的一个通信员和一个司号员,一道留了下来。

  一营营长赵海丰同志,我俩是老搭档。一营教导员王德胜同志,原先我在师部通信队当队长时,他是我们的一个排长,因此,我们三个人都一块工作过,彼此很熟悉。他们说:“你在前面辛苦了,今夜好好睡一睡。”怎么能睡呢?我们重任在肩,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好布置战斗。

  这个屯庄从东到西约有200多米长,从南到北约七八十丈宽,有一道用土筑起来的围墙。围子内约有一二十户人家,只有一座瓦房,别的都是平顶的土房子。围子的四只角上,各有一个突出去而又很高的炮楼。东西的围墙较宽,上面可以走人,其余两面的围墙比较薄,只有墙拐的炮楼上可以站人。西边有个小门,进了这个小门后,有一段五六十米的旷地,再过来又是一道高高低低的旧土墙。我们连夜将墙加高,并掏了一些枪眼,墙上留了一个可以走人的门,并做了挡门工事。大门在南面,大门外四五十米处,有两三间较矮的土房子,可是已打得只剩断墙残壁,成了一个个小堆子了。

  前两天,一营的同志在围墙上已掏了一层坐射枪眼,因南边地势高,只能打四五十米远。所以,我们又连夜赶掏了一层立射枪眼。为了防备敌人利用死角窜到墙根来,破坏围墙,我们在围墙四个角的外面,各修了一个大半月形的地堡,在围墙下面挖了一条暗道,通到围内。围外一道鹿砦是用枣刺树叠起来的,叠得密密层层。

  这时,赵海丰营长和王德胜教导员都再三催促我去休息一下,我就在营部住的房子里一个冷炕上,半倚半坐呼呼地睡起来了。战斗的生活,艰苦的岁月,使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敌人攻上来了,睁开眼睛就狠狠地打,枪声一住,就能在工事里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以饱满的精力迎接敌人下一次的攻击。只要敌情允许,躺下、倚着、坐着,甚至站着,都能闭上眼睛睡上一会,这便是战斗间隙当中最好的享受。

  突然,一阵猛烈爆炸的气浪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天才麻麻亮,四周的枪声就像放鞭炮似的响起来了,一发发炮弹,炸得房子上的土簌簌直掉。敌人开始进攻了!敌人快接近鹿砦时,一连连长张如山立即指挥轻重机枪手们一阵猛烈射击,打得敌人来回奔跑。爬到西围墙鹿砦跟前的敌人,也被我们的战士一阵手榴弹炸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

  一连连长张如山个子高大,身体结实。他打仗勇敢,执行命令坚决,是我们团有名的“猛虎连长”。有次他们连打突击,为大部队开路,他带领连队连续冲破敌人的三道防线,消灭了200多个敌人。还有一次,他掩护全团撤退,带领一个排,凭借一个小山岗,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

  在敌山炮一次短促的射击中,轰隆一声,北面围墙倒了一段,露出了一个十几米长的缺口,半月形工事也被破坏了。一连战士们立即上去抢救被压在土里的战友。两三百个敌人乘机冲了过来,跑得最快的十几个敌人已冲过第一道鹿砦。这时候,两个战士迅速地跳上了刚倒塌的缺口,不顾敌炮的轰击,架起轻机枪就打!接着又上去三个战士,直站在缺口上向敌人投手榴弹,缺口上面的战士一倒下来,下面的战士就跳上去。此时,我们炮楼上的机枪又交叉一扫,敌人被打回去了。

  在半月形的工事里和围墙的土堆里,一连战士扒出了三个牺牲的同志,救出了四个被压伤的同志。一连连长张如山脸部被砸伤,一双眼睛都睁不开了,别人要抬他下来,他坚决不肯。我们赶到那边时,他正在向排长交代:“……叫同志们……把缺口的土堆,改修成工事,清出两条出击的路,好拼大刀!”他嘴唇肿得厉害,讲话很困难,讲几个字就要换口气,吐口血水。他坐在战壕里,头半仰着,鼻子里塞满了紫血块,血水缓缓地流着。他的头虽然已包扎起来,但布上还是渗透出不少鲜血,两腮更是血肉模糊。衣服都扯破了,露出了酱紫色的肌肉。

  我们看他伤势不轻,就劝他说:“张如山同志!你下去吧,叫一排长代理你指挥。”他耳朵震闭了气,要靠着他耳朵大声讲才能听得见。“不!教导员,这个缺口就是我的指挥位置。我们不能让敌人从这个缺口进来。让一排、二排拿着大刀,和我一起死守住这个缺口。这里是我们一连的阵地,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能让敌人从我们的阵地上闯进来!”

  将近中午,在敌人连续几次冲锋之后,北面的鹿砦被敌人拉开了缺口,西面的鹿砦也被拉开了两大段。插到我们后方的敌人,已在后面开阔地上构筑工事。我们架在南门外的一挺重机枪不断地对敌人进行扰乱射击,大概敌人立足未稳,怕遭我两面夹击,对我南门未组织大的进攻。可是,我们和团部的联系已经被切断,电话不通,想从后面要点弹药也不行了。

  北风,也是个凶恶的敌人,它裹着雪后的奇寒硬朝我们身上钻!我们大部分穿的是破单衣,只好弄一块毡子,剪个小洞从头上套下来,用绳子在腰间一扎,就算是很好的棉衣。大家的手和脚都冻肿了,冻紫了,冻裂了,有的往外流着血,有的手伸出来就像树皮一样,有的又像紫萝卜。大家脸上像抹了一层很厚的墨漆一样,又是灰尘,又是沙垢,又没有水洗,真是成了黑炭人。有些同志的手脚已经溃烂了。很多同志没有鞋子穿,只得用破布、破毡子把脚包起来。

  最困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本来粮食就不多,加上我们第一次撤走后,敌人又抢劫一空,围子内又没有水井。雪被部队来来去去筑工事搅掉了,上面盖着一层沙土。全部精神都集中到怎样打退敌人进攻上面去了,倒也不觉得饿。叫人难忍的是渴,渴得喉咙里冒火,嘴唇干裂,舌头粗卡卡的好像长了刺,转动都困难。我们不但要和敌人做斗争,还要同寒冷、饥渴和疲劳做斗争!

  下午,敌人果然更疯狂,进攻的次数也更多了。西面的敌人虽然利用干河沟,容易接近鹿砦,但这一段只有七八十米宽,我们又在西围墙里用木头搭起跳板,站在上面可以观察敌人,又便于投手榴弹,敌人攻了几次,都被我们打垮了。北面的情况比较吃紧,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反复冲锋多次,几度突过了第二道鹿砦。

  张如山同志根据一排长观察的情况,沉着地指挥着部队,他组织火力把敌人后续部队截住了,用手榴弹把突进来的敌人队形打乱,并命令两个班实施反击。他自己爬出交通沟,靠着土墙,挺立在那里高声喊道:“同志们!杀出去!把这些家伙统统给我砍死,一个也不要留!”我们的战士一听到连长的命令,就立即冲出去,与敌人在鹿砦内外对杀起来。

  有一个战士因体弱无力,一刀砍在敌人的羊皮大衣上,没有砍得进去,反被敌人一刀把他的右胳膊砍断了,这个战士发疯了似的猛力冲上去,把敌人撞倒在鹿砦上,另一个战士赶上去,把这个敌人戳死了。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你支援着我砍杀敌人,我掩护着你向敌拼杀。他们硬是用大刀、用手、用牙齿和敌人厮杀、搏斗!敌人被勇猛顽强、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杀得丧魂落魄,抱头鼠窜!

  接着敌人进攻的重点又转向西围墙,用山炮、迫击炮向我轰击。在太阳刚要下去时,围子西北角的地堡被摧毁了。敌人占领了围子西北角,小门也被敌人扒开来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后续部队开始大规模反击了。我叫三连汪海山连长乘机带两个排出南门,沿着鹿砦绕到西面,从侧面打击敌人,重新占领了围子西北角的阵地。

  后续部队的反击,把敌人打退了,围子仍然在我们手里。我们估计,明天敌人一定会拼命来拔我们这颗钉子,因此,西围墙的防守必须加强,我们连夜加修工事,补鹿砦缺口,堵小门,重点放在加固好围子里面的西边旧土墙工事,作为第二道防线。同时,上级也命令我们要继续坚守这个围子,团部还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手榴弹和大刀。

  部队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连一滴水也没喝。为了歼灭敌人,守住阵地,大家在困难情况下还是紧张地抢修工事。

  此时,弄点水是不容易的,围子里没有水井,只有围子东北角外一二十米处有个水塘,塘水都冻成厚厚的冰块。敌人怕我们敲冰取水,早已用火力封锁了这个水塘,炊事班的同志为了让伤员喝上水,冒着生命危险摸到水塘去打冰,一连上去三个炊事员都牺牲了。我们随即组织射击压制敌人的火力,又派了两个同志去,就这样弄回来两块大冰块,算是解决了伤员的喝水。

  当我又一次来到一连阵地,见到张如山同志的时候,他除了双目已经失明以外,左胳膊和左腿上又各添了一处新的刀伤。他全身血迹斑斑,真是目不忍睹。我问他:“如山同志,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他忙说:“教导员,能让我和同志们一块与敌人拼杀,我就已经满足了!谈到要求,别的没有,只有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请给我挖个坑,把我埋进土里,免得野狗啃我的尸骨!”张如山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恳求。

  这算得什么要求呢?一个革命战士在战场上牺牲了,活着的同志把他掩埋起来,不是应该做的事情吗?我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安慰这样的好同志,便满口答应了他的这个惟一的、起码的要求。

  但是,在突围时,我虽然先让一名战士背着他,后来又让我的通信员背他走,但是突围之后,并没见到张如山同志。我找遍了全营,都没有找到他。最后一连的一个战士告诉我,他们的连长在背他的通信员牺牲后,也被敌人的一发子弹打中而牺牲了。几十年来,我一想到当时由于战事紧张和在敌人的强大包围中,没有能满足张如山同志提出的掩埋他遗体这个最起码的要求,就感到非常的遗憾和万分的痛心!

  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谈,还是再让我回到当时的战场——被敌人包围的倪家营子之中。这天晚上,我们忙乎了一宿没有休息,加修工事,挖交通壕,磨刀擦枪准备迎接和粉碎敌人第二天的进攻。

  录自周纯麟同志所著《血战河西走廊》一书,原标题为《猛虎连长张如山》,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减,并改了标题。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三营政治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6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夜老虎”奇袭雷家屯

<标题>=“夜老虎”奇袭雷家屯

<类型>=g4

<作者>=李天焕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夜老虎”这个光荣称号,是1933—1934年,红四方面军苦战八个月,粉碎了四川军阀刘湘策动百万大军六路围攻以后,总部嘉奖战功卓著的部队时,授予擅长夜战的二六五团的,他们获得了一面绣着“夜老虎”三个大字的奖旗。这个团的战士专门受过夜战训练,他们能毫无声息地接近敌人,能用人梯和绳索翻越悬崖峭壁。他们把点着的香放在竹筒里,作为联络信号,别人即使看见,也只以为是飞舞的萤火虫。他们用竹管作为口哨,即使在枪炮齐鸣的时候,也可以互相联络……他们在登龙坪战斗,老观场、陆米岩等处的许多次夜袭,都是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再配合正面部队攻打出来。陆米岩一仗消灭敌人两个营,登龙坪战斗活捉了敌人的旅长,因此“夜老虎”团威名远震。“夜老虎”团在倪家营子的夜战打得同样出色,奇袭雷家屯庄便是其中的一次。

  一天夜里,天阴得很浓,周围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二六五团团部里正紧张地准备着一次夜袭。二十几个战士穿着软底鞋和黑色的衣裳,浑身束扎得干净利落,在院子里低声地互相谈论着。一会儿,团长邹丰明从房子里出来,低声问道:“准备好了吗?”“好了!”战士们低声说。“跳跳我看看。”邹团长让战士们尽量在地下跳。全体战士的身上,除冯树义的大刀扎得不够紧和腰里的手榴弹有轻微的撞击以外,没有一点声响。他帮助冯树义拴扎停当,又检查战士们的武器、绳索、引火物等。一边检查一边嘱咐:“你们都是老战士,我们打了那么多次夜战,应该懂得这两条:胆大和心细。偷营劫寨,胆大很重要,但心细更重要,如果有一点疏忽,就能引起全盘的失败。”

  这时,政委黄英祥正在最后盘问一个俘虏:“你说的可都是实话?”“如果有一点差错,明天你砍我的脑袋。”

  黄政委也来到院子里,低声向战士们说:“几方面的情报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匪有20大车军火放在雷家屯庄,放了一个排在那里守卫。今天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给它连人带军火全部搞掉!同志们都是最有夜袭经验的,但是不能大意,雷家屯庄在敌军后方,完成任务要快,要肃静,不要恋战。炸掉这20车军火,就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削弱马匪的火力,就可以使许许多多的同志和老乡避免伤亡。任务是光荣的,祝同志们胜利!”

  二十几个战士提着马枪或花口冲锋枪,悄悄地离开驻地,消失在黑暗中了。他们爬过匪军的警戒线,绕过哨兵,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无声地插入敌军的心脏。

  雷家屯庄是一座地主的宅子,四四方方的围子二丈多高,四只角上有四个更楼,枪眼里还微微有点灯火。屯庄孤立在田野上,周围树木丛杂,距离其他的围子最近的也有百多米。我们的这只小小的“夜老虎”队,沿着一排干枯的芨芨草爬过去,接近了围子,先派出一个同志侦察了一下,见大门紧闭,并无哨兵,同志们喜出望外,于是在大门旁边,依傍着大门和围子形成的那个拐角,战士们搭起了人梯,像叠罗汉似的一层层垒上去。脚穿软底鞋,腰盘绳索的冯树义爬在最上面,他扒住女墙,一翻身上了围子,然后把绳索放下来,战士们抓着绳索,轻捷地攀登而上。

  围子里有前后两个院落,院子中、马厩里、敞棚下堆着一箱箱的弹药。战士们分成小组,同时行动,有的到围墙四角的更楼里摸哨,有的去收拾睡在房里的一排敌军,有的去点火,有的去锯大门,准备撤出战斗。由于“夜老虎”团训练有素,同志们做得真是干净利落,更楼里的哨兵正在抱着枪打瞌睡,还没睁开眼已被掐住脖子;睡在房里的一排匪兵,也在睡梦中被一排冲锋枪和手榴弹结果了性命;同一个时期,弹药堆、马厩、敞棚起火,大门也早已用手锯锯开。

  战士们看任务已经完成,每人顺手拣了点武器弹药,竹哨一吹,从大门里撤了出去。

  雷家屯庄发出了震天动地的爆炸声,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周围屯庄里的马匪摸不着头脑,慌乱地喊叫着,射击着。“夜老虎”队进入一片小树林,清查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这才取道戈壁滩,向下营子飞奔。

  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和政委黄英祥二位同志,从“夜老虎”队一出发,他们就跑到最前沿的一个屯庄里,站在房顶上,向雷家屯庄的方向瞭望。他们深信自己的战士,有完成这个任务的本领,但是他们也为同志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担心。大家在黑暗中沉默着。11时半,雷家屯庄方向响起了第一颗手榴弹,过了不大一会,便看到了冲天的火光,响起了弹药的爆炸声。“任务完成了!”邹丰明激动地说。“这确实是些‘老虎’!”黄英祥兴奋地称赞着自己的战士。

  在剧烈的爆炸声中,各据点里的敌人乱了一阵,便劈劈啪啪地打起枪来,并且不断地相互问着口令。邹丰明在黑暗中皱了皱眉头,不由得焦急起来,这一次爆炸动静太大,周围的敌人必然要加强警戒,“夜老虎”队要想偷偷地摸过敌人的阵地,看来是不行了。正在这时,忽然黄英祥说:“老邹,恐怕要去接他们一下。”“我也正这么想,我去接他们。”邹丰明这个平时文雅得像个白面书生的青年指挥员,这时当机立断,马上跳下了房子。

  夜仍然漆黑,而且风刮得大了些,树枝和白草【白草:古诗词中常作为西北荒漠的特有景物出现,河西人称作“芨芨草”。】都在沙沙作响。这时,敌军已警戒起来,原来睡觉的匪徒都进入阵地,而且不断有敌人的游骑在巡逻。夜袭的同志们每人背了两三枝枪,还尽量多地背了一些子弹,动作不可能像去的时候那样敏捷和肃静。因此,“夜老虎”队刚接近敌军第一线阵地,就被匪哨兵发觉了。“截住,截住!有共产!”匪兵们叫喊着打枪。

  同志们伏在一片掐了穗的糜子地里,低声地商量着。“怎么办?”队长问。“打,反正不能让他们抓活的!”战士们说。“坚决地打!这儿离咱们团的阵地也不远了,团首长会支援我们的!”队长命令就地抵抗。敌人摸不清有多少人,天又黑,只是疯狂地打机关枪。“夜老虎”队一边射击,一边吹起了竹哨,嘹亮清澈的哨音,穿过弹雨,飞到我军阵地上。

  邹丰明同志守候在战壕里,他手下有一个加强连。当他听到第一声哨音,便一跃而起,喊道:“同志们,冲啊!”一个加强连在几挺机枪掩护下,由邹团长率领冲向敌军阵地。“夜老虎”队一听邹团长率领部队前来迎接,顿时信心百倍,也全力向前冲击。第一线的敌人,腹背挨打,支持不住,向两旁溃退,中间让出一条路来。“夜老虎”队便迅速地穿过去了。

  这次奇袭,全歼敌一个排,炸毁20大车弹药,我无一伤亡。直到第二天中午,雷家屯庄还有断断续续的爆炸声传来。

  这是李天焕《气壮山河》的一部分,原载《红旗飘飘》选本第2集,由李月润整理。李天焕同志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4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骑兵师重建与出击永昌

<标题>=骑兵师重建与出击永昌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撤出永昌城继续西进时,总部给九军的任务是相机攻占甘州。红九军进至甘州外围,因敌军兵力雄厚,没有攻城,就转过黑河,进驻倪家营子、沙河堡一带。敌军强大的追击部队,先后在大马营、甘峻堡等地与我后卫部队发生战斗,进而以其大部分兵力围攻临泽和高台,以部分兵力围攻倪家营子,使我西路军被分割包围在三个孤立的据点里。甘州城在敌人手中,西路军东西两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

  倪家营子在张掖县南乡【倪家营子当时即属临泽县,其方位在张掖县西南面。】,是个很大的村子,大约有大小50余个围子,村子周围大都是荒凉的戈壁滩,往南走十多里路就是绵亘千里的祁连山脉。九军后卫部队住在倪家营子的东北方向,三十军的一部分住在倪家营子的西南方向,两军阵地相连接。部队驻扎下来之后,在围墙周围挖了枪眼,构筑了防御工事,在敌进攻的主要方向上还布置了鹿砦。

  我军部队虽然处境困难,但广大指战员无所畏惧,以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反击敌人的疯狂围攻。当时领导提出的口号是:“坚决打通国际路线,有敌无我,有我无敌,血战到底!”

  我军进驻倪家营子后,敌人很快就尾追过来,对我实行包围。先是小打,后来敌人在空中飞机掩护、地面炮火支援下,向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马匪用两旅以上的兵力向我连续发动了三次大的进攻,我防守部队的勇士们,在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刺刀迎击敌人。当敌人进到我阵地跟前时,就挥刀出击,将敌人杀退,坚守着阵地。敌人对倪家营子的进攻,屡次被我打得头破血流,于是敌人又改变进攻方向,接连向我军侧翼发动了几次进攻,但每次进攻都被我们杀得尸横遍野。敌人几乎每天都组织轮番进攻,从上午八九点钟起打到天黑;晚上,我军反击,恢复原来的阵地。敌人是寸土必争,我军是寸土不让。

  突然消息传来,五军在高台、临泽被敌人包围,孤军奋战,我骑兵师奉命增援五军,中途被敌人骑兵包围,除少数突围回来,绝大多数都英勇牺牲。上级命我九军二十五师组织增援,二十五师正在集结待命的时候,又传令说:不去了,五军已经失利,军长董振堂同志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也英勇牺牲了。

  五军在高台的覆灭,是我西路军西进以来受到的一次重大损失。这时,总部命令九军和三十军紧缩阵地,与敌人对峙。此时,我们两个军共有10个团,每个团400人至600人不等;而敌人已将其10个旅的兵力【据调查,敌军参加河西战役的正规部队为7个旅(每旅2个团)又7个独立团,另有民团30余个。】全部集中到倪家营子,对我进行重重包围。我军同敌人激战数十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敌人遭受七八千人的惨重伤亡。

  1937年2月,为了打破敌人的重兵围攻,总部决定,在倪家营子重建骑兵师,它是在原骑兵师的基础上组成的。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红四方面军创建骑兵师的历史。

  第一次组建骑兵师是在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于1936年5月在四川西北部甘孜组建的,归总部直接领导。为了加强部队战斗力和把部队的过硬作风带出来,组织上把红四军军长许世友同志抽调到骑兵师担任师长,师下设四个大连,每连四个大排,每排四个班,每班有十二三个人。师部设有作战、侦察、通讯、管理四个科。作战科的科长是刘庆南同志,原是许世友的作战参谋,是个英勇善战,能团结同志的好干部。8月,长征走出草地,许世友同志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师长由马良骏担任,一直跟四方面军行动,后又西渡黄河,进军河西走廊。援助高台五军时,全师覆没,只有极少数的人跑回来。

  自西路军渡河西征以来,主要是和马匪交锋,马匪部队主要是骑兵。为了有效牵制敌人,加强部队的机动性,在倪家营子一带战斗紧迫的情况下,总部决定重新组建骑兵师。编制情况是:师长杜义德,政委刘庆南,参谋长李彩云;司令部只设了作战科和管理科,我被任命为作战科长;政治部只配了一个政工干部,归政委直接领导;全师设两个团,共编七个连,共400余人。组成以后,归九军领导。

  骑兵师的干部战士除原骑兵师回来的以外,大都是从军直属队精减抽调来的,组建仓促,由参谋长李彩云同志亲自组织训练。李彩云是甘肃人,是参加江西宁都暴动的知识分子,原先是红五军团的训练科长,对部队的训练很有经验。马匹的来源,一部分是从直属队抽调来的,一部分是从二十五、二十七师中抽调来的,也有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马的质量很差,大约三分之一是母马。俗话说,骒马上不了阵,不能打仗。

  骑兵师组建起来之后,经过短期的骑术和战术训练,就投入战斗了。骑兵师第一次执行任务,大约是在1937年2月底3月初,从倪家营子东下,调动敌人。这时虽是初春,但仍很寒冷,与隆冬季节也不差上下。

  一天深夜,我们冲破敌人封锁,插入敌后,沿着祁连山边走了两天两夜,进到永昌县东南。在一个大河坝地区,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古浪方面来的敌人也来了,和当地民团加在一起,超过我们力量两倍以上,而我们打算把倪家营子的敌军主力牵引出来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抢占一个土围子,与敌人拼杀了两天一夜,因为弹尽粮绝,已有十余人伤亡,管理科长也牺牲了,无法再与敌人纠缠下去,于是决定夜间突围。

  途中有许多母马脱驹,跑不快,战士们不仅不能骑马,还要拉着马走,遭到严重伤亡。尽管如此,我们的战士仍然斗志昂扬,冲破敌人包围,沿着祁连山边儿转移。正当此时,接到了军部电报,命令骑兵师立即返回倪家营子。摆脱敌人后,走了40多里路,在深夜12点钟的时候,突然来了暴风雨,雷响得震耳,闪电照射在马身上,一片亮光,人都站不住,战士们只得抱住马腿。一个多小时之后,暴风雨停止了,我们靠着指南针看着地图走了一夜,天亮到达永固【永固:乡镇名,位于民乐县东南部,地近扁都口。】山口处,遇见敌人从西宁往前线送马的小马队,我们追击了一下,未能追上。

  大约又走了两三天,回到了倪家营子,见到九军代军长王树声同志,他说:“大家休息待命。”骑兵师在这次执行任务中,全体同志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精神,对马匹十分爱护,有的把自己的干粮省下来给马作饲料,千方百计地给马找水饮。在战斗十分激烈、异常残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同志掉队,充分表现了人民战士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彻底革命精神。

  这时,主力部队的处境已十分困难,三面受敌,整天都在与敌人拼杀,特别是三十军打得更为激烈。我们九军的战斗力已经十分差了。上级认为再坚持下去对我军就十分不利了,于是决定突围转移。这时全部西路军已不到3000人了。部队突围转移到南柳沟,敌人像恶狼一样对我军咬住不放,又激战了数日,才转到梨园口。

  这是李新国同志《回忆红九军在河西走廊的艰苦历程》一文的一部分,录自《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西路军骑兵师作战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在炮火下抢救伤员

<标题>=在炮火下抢救伤员

<类型>=g4

<作者>=王恩厚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九连,驻守在倪家营子前沿突出的一个堡垒里。敌人向倪家营子进攻的时候,九连驻守的碉堡首当其冲,战斗十分激烈。那天,我在营子的前沿看到了九连同志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情景。

  清晨,成百上千的马匪开始向碉堡进攻,敌人首先用山炮向碉堡轰击,然后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碉堡倾泻,并扒开我军设的路障,跳进我军碉堡外壕沟,敌人疯狂号叫着。可碉堡里却毫无动静,眼看敌人就要接近碉堡,突然,枪声骤起,红军的马尾手榴弹在敌群中隆隆爆炸,随着硝烟飘散,马匪留下一堆堆尸体。

  敌人并不死心,稍作调整,新的一轮猛攻又开始了,马匪兵这回学乖了,还未接近碉堡时,一人抱起一具同伴的死尸挡住飞来的子弹。马匪兵的确残忍剽悍,接近碉堡,将抱着的尸体一丢,不要命地直往碉堡门前拥去,但是迎接他们的又是轰隆隆的手榴弹。马匪兵被一片又一片地掀倒,后面的狼狈而逃。我们远远看到,心里感到既紧张又兴奋。

  到了下午,马匪进攻更加疯狂,我不禁提心吊胆起来。我们很少听到来自战友反击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只有那嘶哑的喊杀声和激烈的刀枪碰撞声,显示着我军雄壮的军威。一股持枪扬刀的敌人冲进了碉堡大门,突然我一战友的尸体被扔了出来,接着又是一个。敌人成群拥进,不一会儿,两层的碉堡外搭上了几架梯子,有好几个敌人已经站到碉堡顶上了,拼命地砸着堡顶,潮水般的敌人狂叫着拥向碉堡四周。

  局势太严峻了,大家的心提到嗓子里,熊发庆团长急得满脸通红,他要领人冲出去接应九连。然而这太冒险了,因为我们和九连的碉堡之间,有一里多路的开阔地,敌人密集的枪弹和随时准备出击的马队,早就封锁了这一段地区。很显然,援助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熊厚发师长看看天色,又看看表,他劝慰说:“放心吧,相信我们的战士,这支从鄂豫皖打出来的部队,打过多少恶仗硬仗。”我睁着眼睛直望着碉堡,但不见碉堡里面的动静。大家太担心同志们的安危和碉堡的存亡了,我努力克制着自己紧张的心情,压制自己的愤怒和仇恨,耐心地等待着。

  渐渐地,拥向碉堡的敌人明显地停滞了,接着,碉堡门前开始闪动着几个灰衣战士,那有力地挥动着的几把大刀、长矛,像一道坚固的长城,牢牢地堵住了企图继续冲入的马匪兵。又过了一会,大家盼望着的更加激动人心的情景终于出现了,门口、窗口中一具接一具地丢出了马匪兵的尸体,正在梯子上爬动的马匪兵,也相继惨叫着掉了下去。

  同志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悄悄地通知护士班和担架队做好准备,待命抢救伤员。天近黄昏,我们的反击开始了,李先念政委一定要亲自率部冲锋,并去看望坚守碉堡的勇士们。我们走进碉堡,那一幅幅金刚怒目、慷慨悲壮的搏斗场景,依然光彩照人,令人激荡心扉。有的战士死前双目凝视,手握拳头,作出击状;有的战士靠一条腿爬向窗口;有的战士手持钢刀,斜倚在窗边。130余位战友,雄姿勃发,手如钢拳,身如铁塔,神胜英豪,他们同还活着的八位战士,凝成不可战胜的堡垒。

  活着的八位战士,其中有四名伤员,每个伤员都手持钢叉,做好了搏击的准备,我们赶上去迅速地给他们上好药。在李政委的指示下,这八个人的连队集合起来,撤出碉堡,由新的连队进驻抗敌。我们含着眼泪,轻轻地把烈士们的遗体理顺,抬出碉堡,越过那一丛丛、一堆堆马匪的尸体。借着闪烁的星光,我们看到了马匪兵那一副副临死前的惊恐和狼狈狰狞的面容。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呀,它更加显示出我们红军战士的英勇和无畏、崇高和伟大!

  我永远铭记这一场铁血战斗。凶残的马匪兵整天连续进攻,丢下了500多具尸体,而我九连的碉堡却岿然不动。神圣呵,钢铁九连!

  倪家营子战斗继续进行,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部队损失过半,粮食、弹药、药品严重缺乏,就连水也很难找到,我们不足万人的队伍,处于敌人步骑七万之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二六三团驻守在营子的一个突出的土围子里,成为抗敌的前哨阵地。敌人向我军发起攻击,首先将力量集中在这个阵地上。猛攻持续了几天几夜,二六三团虽然数十次地将敌人击退,然而到后来,弹尽粮绝,敌人还是冲进围子,占领了围子的一角。接着众多的敌人乘势分成多路,向我突进,二六三团同师部的联系被切断。围子内尽管同志们白刃争斗,人人血战,但依然被敌人分割,处于危险境地。

  在这紧急情况下,郑维山政委率领二六五团支援接应,我同郑政委先隐蔽在一个土坎下。战斗一开始,郑政委命令司号长吹冲锋号。号声刚刚响起,子弹飞来,号长腹部连中数弹,我的军帽也被一颗子弹穿过。我们同二六五团的战友们冲上去,将敌人打了回去。敌人又反扑过来,我们又冲了上去,如此反复冲杀。我英雄的红军战士,个个奋勇,人人染血。黄昏时分,二六三团终于从围子里突围出来,对敌形成反包围。红军内外夹击,敌人终于顶不住,溃退了,我们和二六三团胜利会合。这一仗伤员又有所增加,其中绝大部分是枪伤、炸伤和白刃伤,我们的外用药一点也没有了。望着他们,我心情十分沉重,我连夜到西路军卫生部向苏井观部长和徐立清政委汇报。

  苏部长听了我的汇报,不停地在屋子里走动着,看来他的心情也很沉重,他叹息着:“是呵,困难啊,我们没有根据地呀!只有这倪家营子南北十几里、东西三四里的五十几个黄土围子,没有后方医院治疗休养前方的伤病员,没有医药器材补充,大家衣被单薄,粮草缺乏,村子外面不出几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随时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现在是处在非常时期,最艰难困苦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各级卫生部门没有好办法,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将阵地上的伤员抢救下来,包扎好,烈士就地埋好。转移时,轻伤员随队治疗,尽最大努力,争取多带点轻伤员,实在带不走的重伤员(包括重病号),留点药品,发点钱,及时分送到群众家里,请老乡帮助掩护,治疗休养。这当然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又汇报说,在师卫生部治疗的有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二六三团团长熊发庆、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等一批领导干部。苏部长接着指示说:“营以上干部伤病员要尽量坐担架、骑牲口,随军师团卫生部门行动、治疗,他们是部队的骨干,有了他们,我们这支部队的传统和作风就会传下去,他们是我军的希望。”

  我还汇报说,二六五团卫生队长易良荣两次负伤,二六八团卫生队长赵子恒牺牲,卫生人员伤亡很大,工作中人手不够,希望支援。苏部长极为重视,立即决定说:“马上派刘明来、陈营山、林春方等同志带工作组去你八十八师帮助工作,调谢流泉任二六五团卫生队长,赵正卿任二六八团卫生队长。”苏部长再三嘱咐说:“八十八师是主力师,一定要以最大的努力做好伤病号的救护治疗和安置工作,这对鼓舞士气、保持战斗力和指挥机关的安全很重要。”

  遵照苏部长的指示,我一回去,立即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动脑子想办法,没有医药器材,充分利用代用品,反复动员医护人员,以高度的热忱和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待伤病员,并组织精心治疗护理,转移前对带不走的重伤员都做到了妥善的安置。

  录自王恩厚所著《难忘的岁月》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卫生部主任,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倪家营子激战中的卫生队

<标题>=倪家营子激战中的卫生队

<类型>=g4

<作者>=谢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倪家营子激战时,我由红五军三十七团调到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任卫生队长。总指挥部和红五军的一小部分人,住在下营子中部坚固的土围子内。

  第二六五团号称“夜老虎”团,进入新的阵地后,立即开始紧张地构筑工事,准备战斗。团政治处人员到连队做宣传鼓动工作,我们团也经常派小股部队在夜间出击,袭扰敌人。行动前,把易于发出响声的水壶、碗筷尽量留下,束扎好行装;若是骑兵出击,还要把马蹄包上棉花,用绳子捆住马嘴,摸到敌人跟前,杀个痛快。

  “夜老虎”团还有一段来历,在川陕苏区时,敌人占优势,为了战胜敌人,红军往往采取夜战。夜战伤亡小,省子弹,缴获多。可是,夜战也有许多困难,如夜间战术动作、部队行动、通讯联络、混战中如何分辨敌我等等,都受到很大限制。为此,二六五团抽出一部分部队,专门训练夜战,练习夜行军、爬悬崖。经过训练,“夜老虎”团每战必胜。每次出发之前,个个换上轻便软底布鞋,带上全副装备,大跳特跳,发现谁的装束有响声,就要重新整理,收拾利落。行进时悄悄地行动,跌倒不叫,滚到沟里不嚷,不准抽烟和说话,选择最坏的天气,最难走的道路。每次夜行军之后,有的人摔伤腿,碰破脸,有的弄得像泥猴似的。那时,与四川军阀刘湘浴血苦战八个月之久,战斗胜利结束之后,总部嘉奖了战功卓著的团队,红二六五团荣获了“夜老虎”团的奖旗。从此,“夜老虎”团的名声传遍了全军。

  我们后方机关紧紧挨着前沿,妇女独立团白天守围子、抬伤员、送饭,夜晚还给前线阵地送弹药。他们的年纪大多在十六七岁,在战火中锻炼得十分坚强。在倪家营子苦战一个来月,死伤敌人万余名,我军也伤亡数千人。绝大部分伤员受的是刀伤和手榴弹伤,头伤和上肢伤居多,伤势都很重。但是他们不哭不叫,我们走到跟前,他们睁开半闭的眼睛,哑然一笑,毫无怨言,也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们知道目前的处境,体谅上级的困难。

  卫生队仅有的几间房间,没有煤,没有柴,也不比外面暖和多少。特别困难的是没有医药治疗,甚至连包伤口的绷带也没有。我团各营各连的卫生员,在日日夜夜的激烈战斗中,英勇地抢救伤员,有个卫生员自己受了重伤,他伸出冰冷的手抓住我们,嘴张了两下,就不动弹了。我们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任何补充,伤一个人少一个,打一发子弹少一发。

  不光伤员无医药,部队也没有粮吃了。地主的存粮早就吃光了,穷苦人家的一点口粮虽然一粒一粒地从瓦罐里倒出来,卖给自己的队伍,可是太少了,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水,也没有了,水塘的冰块都被打碎吃光了。后勤部门把仅有的几口水井掌握起来,排队分水。眼看井里的水也要掏干了,炊事员同志下到四五丈深的井里去,一勺一勺地淘井底的泥汤,半天搞不上一桶水。大家盼望着下雪,可总是不下。有一天真的飘落了一点雪花,但又刮起了大风,全部被吹跑了,希望又变成了失望。

  敌人的伤亡和消耗虽然也很大,但能得到及时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想到负伤的战士和部队的处境,心情就很沉重。

  这是谢华同志所写《在西路军卫生队的回忆片断》的一部分,原载总后勤部党史办《党史资料通讯》,标题为编者所加。谢华,又名谢流泉,原任红五军第三十七团卫生队长,时任第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卫生队长,后任西路军左支队卫生主任,随左支队进入新疆,后入军医学校学习。1940年1月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在徐、陈首长身边的一件事

<标题>=在徐、陈首长身边的一件事

<类型>=g4

<作者>=李培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在西路军总部工作期间,由于徐总指挥和其他首长的严格要求,当时虽然我只有15岁,年龄小,但平时工作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力争一丝不苟。首长们平时工作很忙,生活上凡是我能办的,我都给他们办,我总是等着他们睡下后我才睡,第二天起早给打上漱口水、洗脸水。那时,找水很困难,只能走很远到戈壁滩上捡冰块。他们的衣服我来洗,那时洗衣服没有肥皂,就多下点力气,洗干净,不长虱子就行。衣服、鞋袜破了,徐总指挥大多是自己补,但昌浩政委的都是我给补。他们的衣服都破破烂烂,补起来也很费力。我常想,首长们为了全军、为了胜利,那样辛苦操劳,我们多干点,累一点算不了什么。他们也知道我很天真活泼,很听活,也很喜爱我。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

  在一次战斗中,我军围歼了一支马家军的骑兵部队,缴获了一批好战马,战马都送到总部驻地旁边圈起来。徐总指挥决定以此新组建一支自己的骑兵部队。这天下午,警卫员小霍拉着我去观看这批战马,它们果然矫健、剽悍,我回头再看看自己的坐骑,骨瘦如柴,简直没法比较。这时,小霍悄悄对我说,这些马好,咱们偷偷地换一换吧。我本来就因为自己的战马又小又瘦,平常跟随首长行军很吃力,经他这么一说,也动心了,觉得是个好主意,两人一拍即合,立即换了战马,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严重地违反军纪的行为。

  这事很快让徐总指挥和陈政委知道了,我和小霍马上被叫到了他们面前,室内气氛十分严肃紧张。面对着两位首长的亲自盘问,我首先一五一十地把偷换马匹的事实说出来,陈政委指着我们的鼻子大发雷霆,差一点要动手打人,声言要以军法从事。这时,我们醒悟了,偷换骑兵马匹意味着什么?偷换军马绝对是杀头的罪,特别是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时候准备组建骑兵部队,这就更不可饶恕。我们害怕了,后悔了。徐总指挥面色严峻,一言不发,来来回回地踱步,平常我们怕徐总指挥,就怕他不讲话。陈政委还在批评,徐总很严肃,仍然不讲话。我紧张极了,心想完了,尿了一裤兜也不知道。

  徐总终于说活了:“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人还没长大,胆子可不小呀,竟敢私自调换马匹。你们不知道这些马是给骑兵师打敌人用的吗?在总部首长跟前工作,连纪律都不懂,还得了吗?”他既严肃又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每个人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都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像一盘散沙,是不能打胜仗的。在总部工作的同志,尤其不能搞特殊,任意违反军纪。你们自己看,这事怎么办吧!”我们答不出话来,吓得直打哆嗦。徐向前和陈昌浩交换了一下眼色,便对我们说:“到警卫营蹲禁闭去!用不着派人押送,你们自己去!”

  听了这句话,我们如释重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告别徐总指挥和陈政委,来到警卫营向营长作了报告:“我们犯了错误,总指挥叫我们来蹲禁闭。”在红四方面军中,蹲禁闭是很丢人的事,警卫长一听,乐得哈哈大笑。

  这件事对部队影响很大,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首长的警卫员偷换战马坐禁闭了。严肃红军纪律,对大家是个警醒,对我却是受益一辈子的教训。

  这是李培基同志《在徐帅身边的几件事》一文的一部分,录自《徐向前元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作者时任西路军总部首长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倪家营子战斗的片断回忆

<标题>=倪家营子战斗的片断回忆

<类型>=g4

<作者>=盛先传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河西这个地方老财住的房子大部分都像堡子,四周有高大的围墙,我们找到一个堡子住了下来,利用老财的堡子防御敌人。敌人是骑兵,行动快,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刚把工事修好,有时还没有修完,敌人的骑兵就追来了。我们的部队往往是夜晚行军,白天打仗,得不到休息,非常疲劳。最讨厌的是敌人的迫击炮,直往堡子里打炮,所以我们战斗的非常艰难。

  我们初到这里,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我们所到之处,老百姓都跑光了,根本搞不到粮食吃。为什么这些村庄里的老百姓都跑光了呢?其原因:一是老百姓受敌人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产生了恐惧情绪;二是马家军的统治手段极为残酷,尤其是对汉人更严。我们虽然找不到粮食吃,但这里盛产红枣,老百姓种了很多枣树,这时红枣已经收摘了,我们就拿红枣当饭吃。有时也找到一些群众留下的谷子、糜子,我们就连壳吃,吃了根本不消化,吃的是糜子、谷子,便出来的还是糜子、谷子。我们部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怎么能打胜仗。

  因为没有群众,所以对敌人的情况也就摸不清楚。这时,敌马步芳被蒋任命为新二军的军长,他便调集了六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一个宪兵团、一个手枪团、十几个民团,共两万多人,赶到高台、临泽,进攻我们。敌人攻占高台、临泽之后,又集中全力向沙河、倪家营子进攻,我们三十军固守在这里,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与敌人反复拼杀,浴血奋战。这时,我们的弹药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身上的驳壳枪子弹只剩下八发了,再不敢用了。

  在倪家营子战斗中,我的右胳膊受了重伤。那天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而又残酷,指挥战斗的李先念同志总是身先士卒,沉着冷静,对战士的战斗情绪鼓舞很大。当时,我站在他的左边,警卫员张明喜站在他的右边,他把半截身子露到矮墙外面观察敌情,指挥战斗,我怕他有危险,就抬起右手按他的肩,就在这时,敌人的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右胳膊,我只觉得有人把胳膊向后拉了一下,军部作战参谋简佐国同志看见我的手上流血,就说“你负伤了”,我才感觉到疼。

  先念同志一听我负了伤,马上说:“快把他送到大夫那里去治。”特务连的同志把我送到战地大夫那里,大夫把我的衣袖撕开一看,伤势很重,子弹把我右胳膊肘的肌肉全打烂了,骨头都露在外面,大夫说,这可能是个炸子打的。上好药,我不能再上阵参战了,就把我送到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那里去了。此后,吃饭、居住、行军,就跟着师部走。

  红军在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奋战一月有余,打死敌人上万人,我们的部队也伤亡了几千人。我们的人员、粮食、弹药都补充不上,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再不能战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从倪家营子突围。

  这是盛先传同志《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回忆录的一部分,由天水地委党史办供稿,标题为编者所加。盛先传,时任红三十军首长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倪家营子突围记

<标题>=倪家营子突围记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被敌人的重兵包围在倪家营子之中。拂晓,敌人总攻开始了。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从东北、正北、西北、正西,分四路围攻上来,并用炮火扩大北围墙的缺口,把西北角地堡又打垮了。敌人欺我火力不强,在北面实施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集团冲锋。

  我第二六三团一营营长赵海丰同志正蹲在缺口附近(他的一条腿在四十里堡战斗中负伤,还未痊愈)。此时,二连连长向福先同志看情况危急,先指挥部队甩出一排手榴弹,接着就一跃而起,带着一个排冲向敌人,他们飕飕地舞起大刀,左冲右突,只见耀眼的刀光,杀得敌人纷纷倒退。我们在东北角炮楼上,用桌子架起重机枪,向密集的敌人扫射。敌人被我们打急了,就用几门山炮向我们轰击,把我们的炮楼打坏了,我们只能用轻机枪上去干。北面的缺口,我们用一个排、四挺轻机枪封住。敌人无可奈何,把进攻的重点又转移到西围墙上了。

  下午,情况更危急。南面的敌人占领了南门外的一个土堆子,用机枪封锁了大门。我们只好退到大门口工事里和敌人对峙着。西面的敌人已占领围子的西北角,又拆开西边的小门,随后占据了西南角和西北角围墙上的炮楼,并把两面刺眼的青天白日旗子插上了炮楼。我们很清楚当时的情况,敌人不好使用直接瞄准的火炮,又受到两面火力的夹击,大部队不易展开,因此,敌人从南大门发起攻击是有困难的;一连把住北面的缺口,敌人也一时攻不上来;我们这里的火力比较强,只要守住西边土墙的第二道防线,敌人要拔掉我们这颗铁钉,是不那么容易的。我们集中了一批大刀、钢叉、手榴弹,组织了几个战斗小组去支援二连,一连勇敢地承担起这决定全局胜负的重担!

  西边的土墙经过加修后,有一人多高,中间有一段比较矮些,并留了一个能够进出的路,这是准备反击敌人用的。同时,墙上都掏了枪眼,站在这里,正好向外投手榴弹,投得远的同志,可以把手榴弹投到西围墙墙根。敌人也可以投手榴弹过来,但是,敌人投到我们这边比较困难,因为敌人不能站起来投,如果敌人站起来,就会遭到我们的射击。敌人只有卧着投掷手榴弹,投的并不远,因此,对我们的威胁不很大。敌人要想进攻,只能提上大刀向我们冲。所以,我们只要组织好火力封锁住小门,及时使用大刀小组,敌人一冲上来就向敌人砍去,问题是不大的。就这样,我们和敌人杀来杀去,反复争夺不知多少次,每一回合都杀得相当激烈,方圆五六十米的地上,都被鲜血染红了,敌人的死尸横七竖八地躺在了这块土地上。

  一次,二连一排长带着五六个战士守卫着土墙,敌人一排手榴弹打过来,并没有起什么作用,敌人只好硬冲。一个敌人爬上墙头正要向下跳,一排长上去一钢叉,就把这个家伙戳了下去。这时,一排长左面已跳下来一个敌人,朝一排长劈来一刀!一排长转身一让,敌人的刀从他后脑擦下去,把后脑骨砍破,并把背后的衣服也砍破了。他带着伤,回手一钢叉,就把这个敌人撂倒了。一个刚上土墙的敌人,用枪托把他腿打伤了,第三个跳下来的敌人正举刀向他砍来,他跃起身子一钢叉,从敌人右胁攮进去,他自己也昏倒了。接着,其他几个战士一拥而上,把陆续跳下来的几个敌人全消灭掉了。

  日薄西山,“青天白日”旗在西围墙炮楼上索索发抖!土墙仍在我们手里,染满烈士鲜血的红旗,在我们头顶上威武地迎风招展!敌人已摸到我们黄昏反击的规律,早有准备,因此,我们后续部队虽组织了强大的反击,还是未能打退敌人。

  晚上八九点钟,军部住的围子里吹起了调我们突围的号声。据下午观察,敌人为防我们突围,在南大门外的土堆子附近,放了一个营,并用四挺重机枪交叉封锁住南大门,在东南的干河沟里又放了一个手枪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形势是相当严重的,一着不慎,就会全部覆没。于是,在怎样突围的问题上,我们做了认真的研究。

  在研究突围的方案时,营的干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同时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赵海丰营长提出来的,他想让部队从东北角的地堡里钻出去,然后向东冲至干河沟,再向南杀开一条血路,回到团部驻地;一个方案是我提出来的,我想让部队从南大门突出去,冲过七八十米距离的开阔地,直下东河沟,然后向南突围,直到军部驻地。起先,我们两种意见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我们俩各摆自己突围方向的利弊,看看利在哪里,弊在何处,哪种方案利更多些,弊更少一些,如何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我和赵海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又一道与其他的营干部慎重地分析两个方案的利弊。通过反复研究,一致决定:从南大门冲出去!

  突围的方向定下来之后,我们又进一步研究了突围部署和兵力的运用。当时的部署是这样的:三连伤亡较小,从南大门猛冲出去之后,就把封锁南大门左右两边的敌人打垮!走在前面的同志每人一把大刀、两颗手榴弹,组成突击队。四连一出大门就向河沟冲击,替后面的部队打出一条通路。二连接上,后面是重机枪排和全营的炊事员。一连在后面,要防止我们突到半中间时,敌人从大门外东西两面夹击,要担负好掩护任务。三连出大门打垮了两边的敌人之后,就随着一二连后面下河沟。我们要求各连在突围时,要出得猛,出得快,打得狠,不怕伤亡,不恋战,敌人在大门外两面夹击时,要坚决顶住。同时,各连在里面集结部队时,一定要肃静,不要惊慌;出大门时,既要猛又要有秩序。

  突围的方案确定后,各连干部回去悄悄地集结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我们营里几个干部也做了明确的分工:营长赵海丰带三连在最前面,王德胜教导员在中间带四连、二连跟进;我的任务是突围开始的时候,在大门口指挥部队按顺序撤离,确保部队突围成功。

  分工结束后,我和一营王德胜教导员一齐去检查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四连,王教导员嘱咐突击排的同志说:“要猛冲、猛打、猛扑、猛杀!不杀出一条血路是不行的,要有敢在刀山火海上通过的决心!否则,敌人是不会让出河沟给我们走的。部队能不能全部突出去,就看你们前面的了!”大刀组的组长说:“首长!请放心,刚才大家都表示了态度,管叫敌人头落地、尸满沟,让部队从敌人死尸上通过!我们就是全部拼光,也要让部队突出去!突围成功后,我们的大刀、钢叉请首长检查,保证刀刀见血!”

  我回到营部,看见一个炊事班长在试着背铁锅,就说:“班长,突围这么紧张,还背这个笨家伙干什么?保证人员突围出去就好了。”但这个炊事班长不同意,他恳求说:“教导员,这锅是我们惟一的炊具。没有锅,部队就是出去了,没有做饭的锅,又怎么办呀!”

  夜里11点多钟,我们开始突围了!三连一班刚出去,就被敌人发现了。敌人重机枪猛烈地扫射过来,部队稍停顿了一下,营长赵海丰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不能停留,冲啊!”这时突击排甩了一排手榴弹,一班就从几个方面向敌人重机枪阵地猛扑过去。不一会儿,敌人的机枪就不响了。后来才知道,一班有一个战士猛冲过去,用手榴弹把敌人的重机枪炸掉了,但这个同志也牺牲了。敌人机枪一停,三连便一拥而上,迅速消灭了大门外两边的敌人,一下子就把敌人的阵地搅乱了,少数敌人向围子两头逃跑了。

  敌人摸不清我们向哪一个方向突围,其他几挺重机枪便漫无目的地乱打起来。军部为了接应我们突围,也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敌人更乱了。

  趁着敌人慌乱之际,我迅速在大门口指挥四连、二连按顺序往外冲。四连出了大门口,从土堆旁一下子就插进干河沟。沟里是敌人的手枪团,这时候,许多敌人还裹着羊皮大衣在睡大觉,四连组织的大刀队猛炸、猛砍,一路冲了过去!敌人一时晕头转向,有的还在梦中,就上了西天。一些没有死的敌人慌忙朝岸上逃跑,干河沟两岸的敌人以为红军冲上来了,就用机枪乱扫,把他们自己的人打得哇哇乱叫。这是杀出来的一条血路啊!天亮时,我们到了团部,仔细一看,每个人的衣服上、裤子上、鞋子上全是血。

  这时,身负重伤的一连指导员和担架排的同志,仍然留在围子里。敌人冲进围子,在一连指导员组织指挥下,他们进行了激烈抵抗,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枪声响成一片……直到现在,我对一连指导员和担架排的一些同志没有能够撤出来,心里都感到非常可惜,非常难过。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红军战士,为了吸引住敌人,为了全营同志突围,牺牲了自己,完成了掩护任务,而他们却全部壮烈牺牲了!

  我们突围到了军部之后,就随着军部,又向南行进,踏上更加艰险的旅程!

  录自周纯麟同志《血战河西走廊》一书,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周纯麟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三道柳沟喋血记

<标题>=三道柳沟喋血记

<类型>=g4

<作者>=李天焕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在倪家营子血战一个多月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总部决定转移到西北方向的沙河。住了一天,形势仍不利,又连夜向西南方向的三道柳沟转移。

  3月初的一个夜晚【根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红西路军由沙河转移到三道柳沟的时间为3月1日凌晨。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11页。】,天上微露几颗寒星,我们迎着刺骨的北风,踏着冰封的田野,连夜走到了50多里以外的三道柳沟。这是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村子。南面是祁连山,其余三面是沙漠和戈壁。有三道小河从村子里穿过去,把村子隔成几节,东面一节叫东柳沟,西面一节叫西柳沟,中间一节叫南柳沟。红三十军的防区是南柳沟的几座小围子。

  敌军像一群饿狼紧跟在我军背后。尽管战士们已疲劳到了极点,但是谁也没有休息,一到达驻地,水也没来得及喝一口,就忙着挖枪眼、筑工事、砍鹿砦,准备迎击敌人。启明星刚刚消失,戈壁滩上的骆驼刺、紫果子刺和芨芨草还顶着满头的白霜,灰沉沉的地平线上便忽然扬起了尘土,仿佛是浓烈的烟雾,由远到近,滚滚而来。接着,透过弥漫的飞尘,便看到了马匪骑兵的身影。

  马匪骑兵接近南柳沟以后,下了马,将沿途抢来的羊子和砍来的牛腿集中在一起,然后徒步向我军冲锋。机关枪风暴似的从戈壁滩上扫来,马匪喊着杀声,首先冲击八十八师阵地。师长熊厚发扎一根宽皮带,上面插一把盒子枪。他的警卫员握着一口寒光闪闪的雁翎刀,站在他的背后。他像往常一样,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敌人在机枪火力掩护下,越冲越近。当那些穿着光板羊皮袄的匪徒们,冲到轻火器的有效射程以内的时候,熊师长喊声:“打!”我军的机枪、步枪便一齐开火,前面的匪徒纷纷栽倒,后面的匪徒一看风向不对,便掉转头溃退下去。

  敌军越聚越多,站在高处可以看到,戈壁滩上的敌人稠密得像蚂蚁,无数的黄旗、白旗,在烟雾里飘摆。马匪企图用浩大的阵势,首先在精神上将红军压垮。经过无数次血和火的考验的红军战士,都沉着地坚守着阵地,毫无惧色。中午一过,敌人开始了炮轰,炮弹不断带着咝咝的啸叫声,落在村子里,炸得到处是烟火。轰了一阵,便以更加密集的队形,举着旗子,喊叫着冲上来,方向仍是我八十八师阵地。

  熊厚发师长在前沿阵地上,指挥部队沉着地射击,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但是敌人像海潮似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看看接近了村边,熊厚发师长命令打手榴弹。一阵手榴弹像雨点一样甩向敌人,硝烟弥漫了战场,破片四下飞迸,敌人的队形乱成一团。熊师长从警卫员手中接过雁翎刀一举,喊道:“同志们,冲啊!”他第一个跳出堑壕。战士们紧跟着师长,冲进敌人的战列,展开肉搏。一时刀光闪烁,杀声盈野,我军战士以一当十,奋不顾身,厮杀了几十分钟,才将敌人杀退。

  夜间,马匪在三道柳沟周围用箱柜构筑工事,并且点起了篝火。篝火一层层地环绕着,一直延伸到天边,和星星连接在一起。包围着我们的马匪军至少有五个旅!

  次日,敌人又开始了攻击。当时整个西路军只有三十军受的损失比较小些,而八十八师又是三十军的主力,因此熊厚发师长整整一天是在指挥部队拼杀。这一天,敌人虽遭受了大量杀伤,没有攻进村来,但是围墙已被打得成了锯齿,而且将我军切成了两截。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和代军长程世才同志被分割在两簇围子里,只有一条埋在地下的电话线没有被破坏,还可以联络。形势是更加不利了。

  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守着砟子河东岸的两座小围子,这是一个必须固守的要点。傍晚,敌人向他们轰了一阵大炮以后,便以三四个旅的兵力冲向八十八师阵地,而二六八团便首当其冲。这时,二六八团的小围子的围墙已倒塌了很长的一段,兵力消耗也很大,如果这两座小圈子被敌人占领,红军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在苍茫的暮色中,敌人沿着砟子河,借着河床的隐蔽,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二六八团的围子外边,几十米的地方有一座独立家屋,我军在那里放了一个班。敌人攻上来以后,这个班的同志经过英勇的抗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占领了独立家屋,手榴弹便直接投到了围子里面。这时二六八团的全体官兵,都紧握着大刀,准备作最后的一拼。

  正在万分危急的关头,熊厚发带着几个警卫员到了二六八团的阵地上。战士们一看师长来了,都兴奋万分,因为首长始终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而且首长在这里就会有办法;同时,大家也都暗暗地为师长的安全担心。“首长,到后面去吧,这里太危险。”二六八团团长抖掉满身的泥土,恳求首长。“不危险,我也就不来了。”熊厚发靠在围墙的缺口上,不动声色地观察敌情。子弹在他面前打起一排排尘土。他看了一会,坚决地说:“把那个独立家屋夺回来!”

  熊厚发命令二六八团集中几挺轻机枪,秘密地摆在一个缺口的两旁,又挑选十几名精壮的战士,配备了较多的子弹,隐蔽在缺口附近。这时,大量的敌人正沿着砟子河向独立家屋运动,企图集中足够的兵力,向围子的缺口猛扑。熊厚发看战机已到,命令开火,几挺机枪猛烈射击,前进的敌人被压在河沟里。缺口上的战士甩了一排手榴弹,便举着战刀,冲向独立家屋。屋里的几十个敌人虽然拼命顽抗,但战士们迅速地逼近枪眼,塞进了几颗手榴弹,敌人便全部被消灭了。

  拿下独立家屋之后,我军对砟子河形成了交叉火力的封锁,敌人的进攻被迫停止下来。匪徒们将附近老乡的箱子、柜子搬来,装上沙土,垒起一座座掩体,与我军守卫的围子对峙着。熊厚发同志登上围墙,观察敌情。围墙角上有二座残破的更楼,两个枪眼对着敌人。他走进去,抓起一挺机枪就向敌人扫射,敌人的机枪也疯狂地向更楼还击。打了一阵,他刚撂下机枪,一个战士便被打倒了。更楼的土坯被打得纷纷脱落。忽然,一颗子弹从枪眼里打进来,熊师长猛然一侧身子,一股鲜血窜得老远,他的左臂被打折了。

  军首长催促他赶快下围子,包扎起来休息,但他一手抓着鲜血淋漓的衣袖,咬牙切齿地瞪着敌人说:“不要紧,手打断了我还有嘴和腿,一样指挥作战!”经过再三督促,他下去了,但是他没有休息。

  夜间,战斗仍在进行,四面响着密集的枪声。围子里到处是伤员,到处是未熄灭的烟火。熊厚发的左臂吊在脖子上,右手提着他那枝驳壳枪,在围子中转来转去。他走到那里,就叮嘱那里的战士:“好好打,别让军首长到这里来,太危险。”他这种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高度阶级友爱的精神,给了战士们很大的鼓舞。许多伤员又拿起武器,爬上了战斗岗位。许多身负重任的战士,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为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都没有呻吟一声。

  熊厚发同志是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人,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平时作风正派,军容整齐,战时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从八十八师在四川建立,他升任师长,这个师就一直是红三十军的主力,在与封建军阀田颂尧、刘存厚、刘湘等的战斗中,屡战屡胜,创造了光辉的战绩,这是和熊师长机智灵活的指挥分不开的。

  八十八师三个团各有鲜明的特点:二六八团攻击精神强,历次战斗攻无不克,因此在四川曾获得四方面军总部授予的绣着“攻如猛虎”四个大字的奖旗一面;二六三团善守,总部授予的奖旗上绣的是“守如泰山”,并擅长河川战斗;二六五团是有名的“夜老虎”,长于夜战。这也是和熊师长的领导分不开的。厚发同志尊重领导,谦虚谨慎,爱护战士,与下级同甘苦。总之,在他的身上具备了许多共产党员的美德。这位身经百战、深受指战员爱戴的革命战士负伤以后,又一次表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气魄,给同志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夜渐渐深了。敌人以四个团包围着二六八团的小围子,如果延迟到天明,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决定突围。12点,李先念政委指挥二六五团奋勇出击接应,程世才代军长带领二六八团突围。经过一场惨烈的拼杀,三十军才又会合在一起了。

  经过连续恶战,部队又伤亡过半,西路军面临着最后的生死关头,总部决定星夜突出三道柳沟,退入祁连山。

  这是李天焕同志所著《气壮山河》的一部分,录自《红旗飘飘》选本第2集,由李月润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李天焕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4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血战南柳沟

<标题>=血战南柳沟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连夜转移到沙河,马家军的追兵又紧跟在屁股后面,我军在沙河只住了一天,便又连夜出发了。那是3月初的一个夜晚【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西路军从沙河堡开始向三道柳沟转移的时间应为2月28日夜晚,到达三道柳的时间为3月1日凌晨,见《悲壮的征程》下册311页。】,我军踏着刺脚的石子和沙砾,向着西南方向趱行。这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一阵阵北风,利刃似的刮着人们的肌肤。红军战士们穿着褴褛的衣服,在戈壁滩上走了一夜,拂晓进抵50里外的三道柳沟。

  三道柳沟是一个东西十多里长的村子,南面依傍着祁连山,东、北面是戈壁,西面是沙漠,南北平行的三条河沟,将村子切成几段,砌着黄土围墙的民房,疏疏落落地散布在河沟之间。根据总部命令,九军扼守东柳沟,总部和直属队驻村中央,我们红三十军防守在南柳沟。

  经过连日苦战和行军的红军战士们,真是疲倦得连眼皮都支不起来了,谁不想就地睡上一觉,可是追兵就紧跟在我们身后啊!我们一到驻地,水也没有来得及喝一口,就立即动手挖枪眼,砍鹿砦,构筑工事,准备厮杀。

  天刚蒙蒙亮,村西北的沙漠上忽然卷起了滚滚烟尘,马家军的大批骑兵、步兵,一窝蜂似的向八十八师阵地扑来。敌人的机枪风暴似的扫射,西面的围墙被打得冒起一股股尘土,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弹片和冰冻的土块,雨点似的飞进指挥所里。敌人的企图很明显,是想乘我们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举把我们冲垮。当时我正在八十八师,于是命令师长熊厚发同志坚决固守,并待机出击,打垮敌人。厚发同志坚决执行固守的命令,亲自到阵地上指挥作战。

  马家军在优势火力掩护下,以密集的队形,冲到我军阵地前。伏在阵地内的红军战士们,立即从尘土中爬起来,跳出工事,以大刀、枪刺、梭镖,同马家军展开肉搏。从黎明到傍晚,经过反复争夺的八十八师前沿阵地,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每个倒下去的同志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入夜,我看战机已到,即指挥八十八师、八十九师两个师(实际上只有3000人)实行反击,将进攻的马家军打退,并恢复了原来的阵地。

  夜间,敌人用沙包、箱柜在我军周围筑起工事,并且生起了一堆堆的篝火,当我去视察阵地的时候,站在围墙上纵顾四野,看到我们是被包围在几道火环中间。作为一个军的指挥员,我完全明白面临的形势如何严重。

  次日,马家军集中了三四个旅的兵力,继续进攻我八十八师阵地,我军坚守一天。傍晚,敌人在我军一次反击受挫以后,更加疯狂起来,他们沿着干涸的砟子河,借着堤坝的隐蔽,向我展开了猛烈攻击。当时红二六八团守卫在砟子河东岸赵家庄子的两座小围子里,首当其冲,遭受的威胁最大。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和熊厚发同志一起赶到二六八团指挥。太阳下山了,小围子笼罩在一片刺鼻的硝烟中,围墙被子弹、炮弹打得锯齿似的,西面还被炮弹轰开子一个大缺口。沿着堤埂攻上来的敌人,已占领了村沿的一座独立房屋。我和厚发同志登上围墙,刚从缺口里观察了一下敌情,耳边便咝咝地飞过几颗子弹,墙头上被打起一股尘土,厚发同志摇晃了一下,一股鲜血嗤地冒到我的身上,厚发同志的左臂负伤了,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袖,看样子是打断了动脉血管。我扶着他说:“快下去包扎,我来指挥。”“不要紧,打断了手,有嘴和腿照样能指挥作战。”厚发同志按着伤口,紧紧地咬着牙,眼睛望着敌人,不肯离开。“不行,你要下去!”我只好命令道。

  熊厚发同志的胳膊虽然被打断了,但他并没有躺下,整个夜晚,他一手吊在脖子上,一手提着马刀,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到最危险的地方去鼓励同志们坚守阵地,并且嘱咐指挥员们“指挥好,消灭敌人”。他担心我的安全,还对他们说:“不要让副军长到危险地方来。”厚发同志的革命英雄主义行为,给了同志们很大的鼓舞,许多负了重伤的战士,都在继续抗击敌人,不下火线。

  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警卫员鲜开端同志,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鬼,从四川跟着我来到了河西。那天晚上他在我的身旁。我军守着两座围子,两座围子中间是一片30来米的开阔地,敌人为了切断我们的联系,用机枪火力紧紧封锁着它。但是为了取得协同一致的行动,必须立即将我的一个命令送到对面的围子里。我考虑了情况以后,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鲜开端。我说:“同志,任务很重啊,能完成吗?”

  “首长放心吧,任务完不成,不活着回来见您!”鲜开端说罢,向外甩了几颗马尾手榴弹,借着烟雾的掩护,飞也似的冲出了围子。敌人的机枪疯狂的吼叫着,树枝被打得纷纷折落在地,我站在一个墙角,焦急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步路。他刚跑出几步,便一头栽倒了,我连忙喊他:“鲜开端!鲜开端!”他慢慢地扭过头来。我问:“还能完成任务吗?”他把头点了几点,便从地上跳起来,像一头发怒了的小狮子,以更快的速度向对面的围子跑去。当他进入了对面的围子,我才松了气口气。在他匍匐过的那块地方,留下了蒲扇那么大的一片鲜血。我们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好同志,他们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了党和人民,在我们祖国每一寸土地上,都曾染过他们的鲜血!

  从暮色苍茫激战到满天星斗,虽然我们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冲击,守住了围子,但是情况却更加险恶了。敌人以四个团的兵力,将我们团团包围在小围子里面,将三十军分割开了,同时也切断了我们和总部的联系,幸而埋在地下的一道电话线还没有被破坏,我和带着二六五团守卫在另一座围子里的李先念政委还能通话。敌人在四外构筑工事,准备歼灭我们,我军不仅遭受到重大伤亡,而且粮食也吃完了。

  那天晚上,我军把所有的粮食收罗起来,仅够煮一顿米汤。但是米汤刚煮好,忽然一发炮弹打中了民房,房顶烧着了,浓烟烈火熊熊升起,如果不立即抢救,这家老乡就会在烈火中倾家荡产。这时,战士们一边抗击敌人,一边救火,战士们把刚刚烧好的米汤舀起来,浇到火上,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但许多战士却连一口米汤也没喝到,他们已经足足饿了一整天了。这时,李先念政委所率领的二六五团正在激战,一时不能派兵增援,但李政委在电话上告诉我,总部已命九军的两个团(只有千把人),从左右两面前来解围。面临着这种形势,我们只好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把希望寄托在援军解围上面。

  10时,从我军左侧约三里路的地方传来了枪声,战士们兴奋地传告着:“援军来了!”“好杀出去了!”但是敌人的兵力太大,解围未成。我心里想,不能再等待了。于是我走下围墙,到惟一通话的电话机跟前,抓起听筒与李先念政委商量。我向他谈了情况以后说:“先念同志,我们必须自己突围了,要不,明天孤军奋战,情况就更不妙了。”“既然这样,就突吧,我派一营,在突围的方向迎接你们!”听筒里传来了我最熟悉的李政委那沉着而又坚决的声音。

  “你们还派得出人吗?”我这样问他。我完全了解先念同志的处境,他所领的二六五团只剩了几百人,目前正抗击着数千敌人的进攻,如果再抽出人来迎接我们,确实存在着被敌人攻破围子、全军覆没的危险。“困难是困难,可是你们更困难啊!”先念同志以充满信心的语气说:“我们可以抽出一个营来出来,与你们会合。”先念同志这种为了营救被围的同志和部属,而不惜任何牺牲的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使我激动得几乎流下泪来。我和他约定了行动的时间,便立即下达了准备突围的命令。

  当手表上的指针重叠在12点上的时候,李政委的出击部队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这时我下令开火,早已集中在围子东面的十几挺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战士们把早已拔去锁针的马尾弹下冰雹似的摔向敌人,我拔出驳壳枪和两个手榴弹,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部队便潮水般的冲出围子,扑向敌人。

  围子东面有一些纵横交错的沟渠,敌人在沟渠边上构筑了工事。当他们发觉红军突围,便立即以密集的交叉火力进行阻击,黑暗中无数条火舌在喷吐,到处是闪耀的红光和迸溅的火星,火光中可以看到一面面招展的红旗和一个个红军战士们的身影,枪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呐喊声,像狂烈的风暴,震撼着夜空。

  我举着驳壳枪,率领二六八团和二六三团一个营,一阵风似的穿过火海,接近了敌人。马家军受不住这泰山压顶一般的打击,第一道防线开始动摇了,那些穿着羊皮大衣的敌军,仓皇地从残破的工事里爬出来,抱头鼠窜。红军战士的战刀哪容得他们脱逃,敌人狂叫着纷纷倒下去,有的被砍掉了脑袋,戴着大皮帽子的头像西瓜似地滚到了我们的脚下。我们跨过了马敌的第一道防线,接着又冲击第二道。我们遇上障碍就冲,碰到敌人就杀,每个人的战刀上都滴着血水,衣服上染着血污,许多同志负了伤,自己都不知道。

  经过一阵冲杀,缺口被打开了,大概在距离小围子半里多路的地方,我们和李先念政委指挥的出击部队会师了。当时我们真是悲喜交集啊!部队突出包围,又和全军靠在一起。然而,本来已经伤亡惨重的部队,这次又有几百名同志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我又重新握着先念、天焕等同志的手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原载程世才同志所著《烽火年代》一书,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抢占梨园口

<标题>=抢占梨园口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军重返倪家营子后,尚未站稳脚跟,敌军就赶来了。我三十军被迫与敌决战,敌人轮番进攻,我军拼死抵抗。激战五昼夜,村落变为废墟,人马精疲力竭。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军只好突围,向西南方向的山区转移。但是到达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三道流沟:据临泽县地名资料记载,应为三道柳沟。此处有南柳沟、西柳沟、东柳沟,合称三道柳沟。】时,再次被尾随而至的敌军包围。又经过五昼夜的激战,我军伤亡惨重,王3月11日晚星夜突围,向梨园口前进。

  漆黑的夜晚,凛冽的寒风呼啸着,卷起路边的积雪和沙砾,像无数条带刺的鞭子,无情地抽打在我们的身上和脸上。仅剩3000多人的西路军战士,尽管衣衫褴褛,步履维艰,但大家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还是拼命地坚持着前进,以争取时间,抢占梨园口,控制进入祁连山的要隘。

  3月12日凌晨,我们担任后卫的九军刚刚赶到距梨园口八九里的小村子——梨园营,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透过朦胧的晨雾,只见东北方向尘土飞扬,刀光闪闪,敌骑兵分两路向我军扑来,我二六四团迅速占领了东面的山头。眼看敌军就要对我形成包围,情况十分危急,陈海松政委立即决定:令保卫部长陈宜贵和其他几位部长一起,带领机关向梨园口撤退,他自己率领阻击部队留下来打掩护。

  陈宜贵要求和他一起留下来,他却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这么婆婆妈妈的!”同志们似乎都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最后的生离死别,不由地都流下了热泪。陈海松政委也难过地把头扭到一边,但很快就转过脸来,声音柔和地对大家说:“好啦,好啦,同志们!赶快走吧,再磨蹭一会儿就谁也突不出去了!”最后,大家迫不得已,只好含着眼泪告别了陈海松政委,向梨园口奔去。

  我们刚刚撤进梨园口,就有一股敌人尾随而至。同志们凭借着嶙峋的山石,边打边退,经过一个通宵的奔波,于拂晓时分来到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牛毛山下。大家正准备停下来歇歇腿脚,忽然背后又传来一阵枪声,从三道峡谷里同时窜出几支敌军的骑兵。我们立即抢占附近山头的制高点,阻止敌人前进。经过竟日激战,二六四团全团拼光,二六三团损失大半。全军连夜向深山转移。

  录自方强同志所著《红军战士话当年》一书。作者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7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九军梨园口最后一仗

<标题>=红九军梨园口最后一仗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由西向东进到梨园口,总部给九军的任务是:抢先占领梨园口西北端的一个小山峁,掩护三十军和总部转进。可是三十军刚到梨园口东侧,凶恶的敌人就追上来了。敌人骑兵切断了我们的退路,将九军所余的七八百人,团团围住。我三十军第八十九师派出一个营来增援,骑兵师300多人也向敌人发动攻击,想把敌人击退,让九军解围出来。由于敌军兵力超过我们数倍,包围了几层,内有步兵,外有骑兵,冲击没有奏效,救援无济于事。

  一场最后的殊死恶战开始了,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带领九军全体指战员,在山峁上奋起杀敌,英勇抗击,寸土不让。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复仇火焰,与敌人拼杀,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用大刀砍、石头砸,杀得敌人满山遍野都是尸体。我九军战士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决不投降,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在阵地上。这是高台之后,又一幕最悲壮的局面。

  拼杀到上午10时许,只剩下政委陈海松同志带领的十几个警卫员,坚守在山峁最高点。敌人发现他身边的战士一律都用的是盒子枪,断定他不是一般的干部,梦想抓活的。我们的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临危不惧,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敌人想抓活的,结果是丢下了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恼羞成怒的敌人,集中火力射击,陈政委和他的警卫员与阵地共存亡,喋血疆场,光荣牺牲。这一仗后,红九军力量基本上就丧失了。

  陈海松同志牺牲时才二十五岁,他是从鄂豫皖根据地锻炼出来的我军高级干部,平时好学善断,作战勇敢,不仅是个好政治干部,也是个好军事指挥员。他的牺牲,九军的同志无不感到万分沉痛与惋惜。

  这是李新国同志所写《回忆红九军在河西走廊的艰苦历程》的一部分,录自《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作者时任西路军骑兵师司令部作战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陈海松政委梨园口英勇献身

<标题>=陈海松政委梨园口英勇献身

<类型>=g4

<作者>=陈宜贵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经过古浪、高台、倪家营子等苦战,1937年3月向祁连山转进的西路军,已到了最后阶段了。在冰天雪地的河西走廊,已经不也3000人的西路军,疲惫不堪地行走在一条黄土大道上,他们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步履十分艰难,仿佛每个人都穿着一双铁鞋。但他们凭着顽强的意志,拼命地连夜赶路,用自己的两条腿和敌人的四条腿争时间,抢占梨园口。

  3月12日凌晨,担任西路军后卫的红九军,刚刚赶到距梨园口外,数不清的敌人骑兵已向我们追来。当时情况十分紧急,陈海松政委对我说:“陈宜贵同志,你和几位部长赶快带领机关向梨园口撤退,这里由我留下来掩护!”他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心里很明白,留下来就很难再活着出去。急忙说:“不,政委,还是我和你一起留下,你忘了,我是‘夜老虎’团的呀!”陈政委脸色骤然一变,把脚一跺,厉声喝道:“叫你撤你就撤,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火,知道在这种时候是拗不过他的。可是一想到这也许是最后的离别,心如刀绞,鼻子一酸,眼泪扑扑流下来。陈政委见我哭了,也难过得把头扭过去,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然后转过脸来,放软声音对我说:“好啦,赶快走吧!再晚谁也出不去了。能活着出去一个算一个,总比大家都留下来死强!”就这样,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敬爱的陈政委,领着机关的同志们撤进了梨园口。

  身后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和阵阵的枪声,我的心被撕裂一样,为陈政委和战友们的安危担忧。很快,一股突进来的敌人从后面扑来,我们只好凭借山石,边打边退。与敌人激战了一天以后,晚上开始向深山里转移。祁连山遍地冰雪,寒气袭人,夜间气温在零下四十度。好在我们已经被冻惯了,心中埋有仇恨的火种,反倒不觉得怎么冷了。

  走了一个通宵,来到一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大山,当地老乡告诉我们,这叫牛毛山。我们正想歇歇脚,忽然背后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只见峡谷里冲出了敌人的骑兵。原来敌人尾随了我们一夜。我们连忙抢占牛毛山制高点,又与敌人激战了一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晚上夺路向康龙寺转移。

  天蒙蒙亮,我和九军的一些同志正往上爬,听见山下响起枪声、马嘶声和敌人的叫骂声,只见一片黄马,一片灰马,一片青马和一片杂毛马,满山遍野而来。一些来不及上山的同志被敌人追逐着,惨死在马匪的枪弹和马刀之下,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也不幸牺牲。幸亏有三十军八十八师的掩护,才抢救出一部分同志,西路军所剩不多的人马都上了山。

  晚上七八点钟左右,总部首长把我们九军的干部召集在一起,悲痛地告诉大家:在梨园口战斗中,为了掩护总部撤退和三十军展开,九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和掩护的部队,全部壮烈牺牲了。这个噩耗像晴天霹雳,我只觉得头轰的一声,泪水顿时模糊了眼睛。同志们难过地低下了头,为红四方面军失去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军政委而感到痛惜!许多同志失声痛哭起来,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敬爱的政委陈海松同志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后来,我从九军一位在梨园口负伤,后又乘着黑夜跑回来的骑兵连长那里,打听到陈海松政委牺牲的详细过程:敌人包围上来以后,陈政委立即命令仅有的几百人,迅速占领一个土围子和西山头,抗击敌人,掩护总部撤退和三十军展开。土围子不大,只有三四十户人家,可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它包围得水泄不通。敌人向小土围子攻击了好几次,都没有打进去。战士们在陈政委的指挥下,沉着顽强地抗击着敌人。当时子弹非常缺乏,每个战士身上只有两三发。陈政委嘱咐大家要节省子弹,不能放空枪,要保证每一颗子弹都能打中一个敌人。打了很长时间,敌人还是没有攻进来。后来,敌人用山炮向土围子猛轰,终于打开了几处缺口。陈政委率领部队突出重围,集中在一个小山包上,继续抗击敌人。

  战士们怀着愤怒的复仇火焰,与敌人反复地拼杀。九军的战士们宁可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决不向敌人投降。战斗中,七十三团和八十一团的团长、政委相继牺牲。拼杀到上午10时左右,阵地上仅剩下陈政委和十几个交通队员。敌人想抓活的,结果只是留下一具又一具的尸体。敌人恼羞成怒,最后集中火力一齐向他射击,他身上多处中弹,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染红了沙土。

  交通队程指导员把陈政委抱在怀里,悲痛地呼唤着:“政委,你醒醒!政委,你醒醒呀!”陈政委睁开眼睛,吃力地说:“你们不要管我了,快突围去吧!”程指导员泪流满面,哽咽着说:“要死,我们和你死在一起!”就这样,陈海松政委和九军忠勇的将士们,以气撼山岳的英雄气概,血洒疆场。

  陈海松政委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的形象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他那优良的工作作风,宽阔的政治胸怀,高尚的思想品质,谦虚好学的上进精神和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成为我一生行动的楷模和动力。朱总司令对这位年轻的军政委很欣赏,他曾经在红军总部举办的一期师以上干部训练班上赞叹道:“好一个年轻的军政委,后生可畏,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可惜,未等他发挥更大作为的时候,就为国捐躯了。

  这是陈宜贵同志所写《年轻的军政委陈海松同志》一文的一部分,原载《艰苦的历程》。作者时任红九军政治保卫部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0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梨园口战斗中的陈海松政委

<标题>=梨园口战斗中的陈海松政委

<类型>=g4

<作者>=李良兴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12日,这天是我们红九军惨遭损失的日子,也是50年来我最怕回忆的伤痛的一幕。

  3月12日清晨,我们九军1000余人进入祁连山的关口——梨园口,我们的意图是紧紧守住梨园口,堵住敌人的追兵,好让总部和三十军展开。我们走了一整夜,饭也没吃一口,人困马乏,一到梨园口,陈海松政委立即率领我们军部一行人,上了一个山包。我们只走到半山腰,就望见不远处的路上,敌人的骑兵黑压压、杀气腾腾地盖了过来,陈政委大声喊:“快叫人们都上山!”

  敌骑兵的速度很快,我们九军的部队还没来得及上到左边的制高点,敌人就冲上来了。特别伤心的是,我们的子弹很奇缺。当时除我们军部人员还有挺轻机枪和每人三十发子弹外,战斗部队简直是完全处于束手待毙的状态中。敌人一上高地,机枪一吼叫,我军就死伤一片,其惨状真是目不忍睹,难以回首啊……

  陈政委和我们都在一个山包上,梨园口右边的山包已被我三十军一部控制。如果他决定往里撤逃生的话,我们警卫人员完全能掩护他撤走的。然而,陈海松同志没有这么做。他说:“要给三十军争取时间。”他决心抗击敌人,与敌誓死拼搏。

  在我们机枪手倒下的一刹那,陈海松同志猛地跃起,飞一样地前去抱起机枪。他过去曾当过机枪连指导员,枪法精熟,一下子就扫倒了一大片敌人,吸引了对面山头上敌人的注意力。敌人占领的山头比我们高一半,居高临下,集中了全部机枪对付我们这挺惟一的轻机枪,一阵猛烈扫射,陈海松同志倒下了。我手中的快慢机还有子弹,我正在点射着接近我们山包的敌人,几乎一弹一个,打得正带劲。陈政委倒下时,我还全然不知,是军部的一参谋抱着他,他还断断续续的嘱咐:“帮帮三十军,帮他们撤……撤退。”

  当我听到大家的哭声,弄清是陈政委中了弹,我急昏了头,杀敌射击也不管了,我拉起身边的警卫员“王大娘”,就往他身边奔去,我双腿往下一跪,背起陈政委血糊糊的身躯,就沿山腰的一条沟坎跑。我不顾一切地喊:“政委!政委!坚持住!我们会冲出去的!”跑了一段路,放下他的身躯,仔细一看,他血都流完了,已经辞世了。

  我们还处在敌人的追击中。小王说:把政委掩埋一下吧,我们就选了一个沟凹,把陈政委的遗体放了进去,用双手撮土,刚埋了一部分,我的右脸就被冲上来的敌人刺了一刀,顿时,我眼冒金星,身子猝然倒下。但我头脑很清醒,我不顾满脸的血污和伤口的剧烈疼痛,用跟许世友军长学过的一个“鹞子翻身”的武术动作,翻身一跃,拔出胸前的快慢机,“哒、哒、哒”一个横扫,把前后的三个敌人击毙在陈政委的遗体旁。在我们同陈政委的遗体告别时,射杀了三个敌人,这倒是对陈海松同志英灵的最好祭奠了!陈海松同志的牺牲,决非是三个敌尸能补偿的,但是,在恶战的阵地上,能以血还血,进行有效地报仇雪恨,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慰的事啊!

  陈海松政委离世时才25岁,他一没有过上吃饱穿暖的好日子,二没有结过婚。他曾对我们说:“我不把马匪、国民党坏蛋扫光,我就不结婚!要结,还不容易?我是军政委,人也没怪相,这独立团有的是好姑娘。可是,结了婚要生孩子,要是牺牲了,寡母孤子,不是害人吗!”这是多么高尚的人啊!

  这是李良兴《怀念陈海松政委》一文的一部分,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6辑。李良兴,湖北红安人,生于1920年。1932年12月随其叔父李先念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九军司令部机要参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北省水利厅厅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生死关头

<标题>=生死关头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经过连续恶战,部队伤亡极大,消耗过半,整个西路军面临着生死关头。在这种情况下,总部决定星夜突围,由梨园口进祁连山。

  东方泛白,稀疏的晓星在寒风中瑟缩,绵亘的祁连山露出了锯齿形的轮廓,梨园口像是用巨大的宝剑在山腰上劈开的一座大门,夹在对峙的几座山峰之间。我们要通过它,进入山区的心腹地带,摆脱敌人。疲弱不堪的战士们,以最快的速度行进着,脚下踏着扬起的干燥尘土。我们必须快走,用两条腿赶过马家军的骑兵,才能顺利地通过山口。但是,数量众多的敌人骑兵,随后就赶来了,担任后卫的九军把住山口,打了两个钟头,杀伤了很多敌人,终因众寡悬殊,被敌人突破了阵地。

  我军到达群山之间的小村子梨园堡的时候,敌人已从正面和左面的山头上向我们开始了攻击。敌追兵又从背后掩杀上来,来路和去路全被切断了。我三十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对付正面来的敌人。我们虽然还保持着军的番号,但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两三百人,而且很多同志是带伤作战的。

  这时,红九军将士正在梨园口顽强地抗击着敌人,一寸土地、一寸土地的争夺着,使马家军每占领一个阵地,都要付出血的代价。九军终于寡不敌众,激战几个小时后,便几乎全军覆没了,政委陈海松同志身先士卒,在疆场上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九军失利后,敌人集中力量向我军冲来,我急忙抽调了两个团(共500多人)临时选择阵地,将敌人阻击在河东岸。

  梨园口是不能久留的,总部决定夜晚向深山中转移,目的地是80里外的康隆寺。

  入夜,我们摆脱了敌人,向深山中进发。山,一步比一步险峻,那些高入云霄的山峰,披着冰雪的铠甲,寒气逼人,屹立在星光下面。气温已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北风吹来,森林像海涛似的呼啸着,积雪被风吹得漫天遍野地旋转着,像沙粒一样打在我们的脸上,钻入我们的衣领。我们全身冻得由疼痛而麻木了,似乎是出于天然的本能,两条腿还能走路。部队沉默地走着,驮着伤员的战马也一声不响,仿佛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所能听到的只有脚下的积雪被咔嚓咔嚓踩碎的声音和间或传来的一二声伤员的呻吟。悲愤的气氛像黑夜一样,笼罩着空阔的山野和每个战士的心。

  我把马让给了伤员,和战士们一起步行。我望望几乎已经溃不成军的部队,想起早已到达陕北的党中央,想起与自己一起成长起来现在已战死在疆场上的战友们,真是万箭穿心。卖国求荣、残害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马步芳军阀,使我们那么多阶级兄弟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这血海深仇,要用血来还!想到这里,愤怒早已烧干了我的眼泪。

  我们继续沉默地走着,整个夜晚只听到两个战士几句不完整的话:“我们就这样失败了吗?”一个声音孩子似的低沉地问。“失败?我们的人多得很!”一个喉音沙哑的战士回应着,他在黑影里又扬了一下手臂说:“革命一定要胜利!我们是共产党……”下面的话被一阵松涛声淹没了。

  这两句话使我长时间激动着。我们的战士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如果没有翻天覆地的气概,这时谁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我们走了一夜,到了马场滩天已大亮,距离康隆寺还有八公里地,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这里是一片略微倾斜的夏季牧场,满地是积雪覆盖着的衰草,连一点隐蔽物都没有。旁边是面对着海拔3000多米的牛毛山。牛毛山虽高,却是慢坡,敌人的骑兵可以直冲上来。我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仅剩下200多人)和二六三团(共两三百人)就地阻击,结果二六四团被敌歼灭,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英勇牺牲。我军且战且走,抢占了牛毛山,才站住脚跟。

  牛毛山上有一片森林,遮天蔽日的云杉和马尾松被积雪压得弯着腰,矮小的牛荆条、野蔷薇和芨芨草则深陷在积雪里。在这日光难以照到的密林里,使人感到阴森森的更加寒冷。战士们已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顿饭和睡觉了,虽然每个人的干粮袋里还有一点点胡麻渣和谷糠做的饼子,但是谁也舍不得动它,在这渺无人烟的祁连山里,谁知道要坚持到什么时候!有些实在饿得支持不住的同志,拿出干粮来嚼一口,接着就吞口积雪。

  马家军冲来了,他们的机枪向着山头狂扫,松杉的枝叶和籽实,与树上的积雪一起被击落下来,卧在树下的战士,身上都落了厚厚的一层。敌人虽然凶恶,我军虽然已极度疲劳,但是敌人的冲锋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中午,敌人集中更大的兵力,向山头发起了集团冲锋,马家军的骑兵、步兵举着“青天白日”旗拥挤着,喊叫着,冲上了山腰,眼看就要进入森林了。

  这时我命令二六八团坚决反击,把敌人凶焰打掉。当时真是“创病皆起”啊!上至军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都手持武器,射击敌人,负了轻伤的照旧和战友们并肩作战,负了重伤的只要两手还能动弹,就躺在地下给机枪射手压子弹,或是拔马尾弹的插销。二六八团仅有的300多人,猛虎似的向敌人扑去。马家军本来以为红军快被消灭了,可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我们压垮,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遇上了迎面杀来的钢刀——红二六八团。这迎头一击,打乱了敌军的阵势,敌骑兵拨转马头,向后飞跑,步兵也雪崩似的退下山去。同志们追击了一阵,将敌人的两面军旗也夺了过来。敌人的进攻暂时被迫停止了。

  晚上,我们继续向深山中转移。为了甩掉背后的敌人,我们一夜翻了十几座大山,到达了远距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

  太阳藏在灰沉沉的雾霭里,层层叠叠的雪山和云彩连接在一起。我们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爬上了一道山梁,总部和九军余部的一部分同志还在我军侧面的山谷里,没有登上高地,敌人的骑兵又追来了。这次敌人来了几个骑兵旅,一队黄马,一队灰马,一队青马,一队杂色马【马家军的骑兵一般分为黄马队、白马队、黑马队、枣骝马队。】,漫山遍野全是敌人。

  我命令二六八团迅速抢占后面的山峰,我给他们说:“这是我们全军的惟一退路,你们要坚决守住,就是死也死在上面,掩护总部上山,天黑会合。”二六八团一走,敌人的黄马队,便向我军的高地冲来,我带着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所剩下的一部分同志抵抗。我说:“打啊,同志们!谁都不准走,要走就是全军覆没啊!”全体指战员立即卧倒在冰冷的岩石上,向拥挤着的马群射击。敌人的子弹打在山石上,随着石片的剥落而进发出火星。

  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同志的左臂被打穿了,他一句话没说,就咬着牙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在胳膊上结了个疙瘩,用一只手举着匣子枪,向敌人射击。该团政委黄英祥同志卧在一块岩石背后,头上的伤口里流着鲜血,他的一枝快慢机从来没停止向敌人喷射子弹。敌人一次次被打退,又一次次冲来。

  一会儿我正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警卫班长忽然急促地报告说:“首长,首长,敌人冲上来了!”我扭头一看,从我们右侧的一片小树林里,冲出七八匹黄马。马家军匪兵都留着长长的黑胡子,一手持着马枪,一手举着明晃晃的大刀,一瞬间,几匹黄马已登上山顶。马匪兵们喊叫:“交枪!交枪!”距离我们只不过20来米远了。我立即拔出手枪喊道:“快打,消灭他们!”警卫员们早已准备好了十来枝二十响盒子枪,一齐向马群扫过去,马匪兵一个个随着枪声从马背上跌落下来,黄马也纷纷倒地。

  就在我们对付这一股偷袭的骑兵的时候,敌人的另一部分骑兵也追上我们的总部,一些机关干部和妇女同志且战且走,走得慢的便牺牲在敌人的马刀之下。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跑在我的右侧,马家军追上来时,他打光了手枪子弹而英勇牺牲。他的警卫员也英勇牺牲了。当我们消灭了偷袭的敌人,抬起头来的时候,几个敌人正在山下用马刀乱砍着郑义斋同志的尸体。

  一队骑灰马的匪兵饿狼似的在山沟里追逐着一批妇女同志。一股不可遏制的怒火立即涌上我的心头,我全身颤抖着,想立即带领队伍冲下山崖,去和敌人拼死决斗。但是队伍已快打光了;盲动只能造成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仇恨使我忘记了眼前的危险。

  我咬着牙,冒着雨点般的子弹,从这个团跑到那个团,指挥战士们作战。人员在不断地减少,敌人在不断地增加,情况是越来越危急了。当我到达二六五团的时候,全团只剩了不到200人,在我旁边的一挺轻机枪上,只剩下了一个射手,一个负了伤的战士躺着给他压子弹。射手年纪很轻,乱蓬蓬的头发,从缀着红星的单军帽沿下露出来的消瘦两颊上沾满污垢,嘴上长着细细的胡子,他那血红的两眼和紧闭着的嘴唇上流露着对敌人的轻蔑。我在他的身旁蹲下来看着他。这个轻易不肯开火的战士,可以说是弹无虚发,他的机枪一响,就立即可以看到山坡上有顽敌落马。这时,一支黄马队又向着这个火力点冲上来,敌人的机枪也交叉着向这里射击。这年轻的射手,换了一个梭子,从照门里紧紧盯着敌人。敌人越冲越近,我喊了一声:“打!”话音未落,一颗子弹打中了射手的前胸,他翻了一个身躺下不动了。

  不能迟疑了,我跑过去抓起了机枪,向敌人猛扫,滚热的机枪在抖动着。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复仇!复仇!”警卫员把一梭又一梭的子弹递给我,敌人随着枪声从马上跌落下来,乱七八糟地躺在了山坡上,有的掉转马头飞跑,有的仓皇地寻找着能隐蔽的岩石,最后像一群没头的苍蝇溃退了下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祁连山上,我打得浑身是汗。

  当枪声停下来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年轻的射手,不知什么时候已爬到我的身旁,用一只拳头支着下巴,目不转睛地望着敌人。他吃力地向我转过头来,似乎在辨认着,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似乎想说什么,但是他只低低地叫了一声首长,便一歪脑袋睡在了地上,不动了。

  我去摇动他的肩膀,鲜血继续从他胸前的伤口里流了出来,他已不能再张开眼睛。我用手去触摸他的皮肤,在衣服下面还留着微微的余温,但是呼吸已经停止了。这个年轻的战士,用他最后的生命力,支持他又一次亲眼看到了敌人的溃退。我们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战友,没有眼泪,没有啜泣,也没有叹息。我们知道,加倍英勇地消灭敌人,才是对我们这些战友们最好的祭礼。

  我们这样抵抗了三个小时,又伤亡了200多人,直到总部和九军剩下的一小部分同志上了山,我们才边打边撤,同总部及二六八团掩护部队会合在石窝山头上。

  这是程世才同志所写《悲壮的历程》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上册。作者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梨园口内外

<标题>=梨园口内外

<类型>=g4

<作者>=盛先传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退出倪家营子后,又在三道柳沟与追来的敌人血战了五天五夜。敌人用各个击破的战术,把我们分隔包围起来。他们先突破我们的一块防线,然后包围一块,进行攻打。我们先后组织主力进行了五六次反攻,但都遭到了挫折,被敌人阻击回来,不能扭转局面。1937年3月中旬,我们的部队在三道柳沟失利后,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围,总部决定当夜突围,向梨园口转移。三十军在突围时,我跟着军部后勤人员和伤病员一起走。

  我们从三道柳沟向梨园口、康隆寺走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到了康隆寺。康隆寺在一个半山坡上,是一个不太大的喇嘛寺院。因找不到水,我们把雪放到锅里融化烧水喝,水还没烧开,敌人的骑兵就从后面追上来了。敌人乘我们还没来得及构筑工事,就猛冲过来。当时,在前面的红九军仓促应战,用刺刀、大刀等,与敌人短兵相接,苦战了半天,部队遭受严重损失,总部和直属单位也遭到很大损失。

  此战后,红九军余部和总部直属单位的剩余人员,就向康隆寺附近撤退,敌人的两个骑兵旅又跟踪追来,我们三十军的二六四团和二六八团进行掩护,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后撤。这两个团撤到离康隆寺不远的山上,就与敌展开了激战。敌人连续向我们冲锋,都被二六八团打退了。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与敌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有许多同志跳起来,把敌人从马上拉下来,抱住敌人就向山崖下面滚,与敌同归于尽。这个团战斗到最后,基本上都壮烈牺牲了。

  为了摆脱敌人,我们连夜向一个叫石窝山的地方转移。天刚亮,我们三十军军部和后勤人员就到了石窝山背后一个山坳里,在靠山岗不远的一个平台上休息。这时,军首长命令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和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在左侧的山梁上防守。他们布防还没完毕,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了。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在山脊上居高临下,打击敌人的骑兵,激战半天后,撤到石窝山的山冈上,九军余部和总部直属机关的剩余人员,也都撤到了这个山冈上。我托着受伤的胳膊往山上爬,是最后一个爬上山冈的。这时天已快黑了,敌人怕吃亏,再没继续追上来。

  这是盛先传同志《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回忆录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进入梨园口以后

<标题>=进入梨园口以后

<类型>=g4

<作者>=王明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3月初的一天,医院领导传达命令:由于我军粮食和弹药极端缺乏,西路军领导决定进祁连山打游击。我军善于在山地作战,吃的困难比平原好解决,在山里等待时机,再反攻出来。医院领导还说:在河西走廊的历史上,不论是冯玉祥还是孙连仲的部队,都被马家兵打败了,以后进入祁连山,用大刀砍马腿战术,把马家兵打败了。

  梨园堡战斗。拂晓,西路军卫生部和供给部奉命向梨园口开进。天亮时,我们进入山口,中午到达梨园堡。这个村庄内住着十户农民,周围有残破的围墙。

  在这段山路上,马家军众多的骑兵冲进了红军的后卫部队,举刀乱砍,战斗十分激烈,我军伤亡较多,也有被俘的。在九军、三十军和骑兵师英勇顽强的掩护下,两部(卫生部、供给部)和五军余部继续往后撤。中午后,司令部发来命令,要我们跑步沿山沟向东南开进。部队到一座喇嘛寺【此喇嘛寺即康隆寺,位于祁连山中,今属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石窝乡。】附近,太阳快要下山了,当晚我们就露宿在喇嘛寺对面山坡上的树林边。

  康龙寺战斗。3月13日下午6点左右,我们卫生部、供给部和五军余部到达喇嘛寺以南。黄昏时分,后卫部队边打边退,也来到这里,修了简单的工事,防备敌人的进攻。不久,约有300个敌骑兵追到了喇嘛寺附近。这时,我们点起柴火,燃起漫天大火。我军全力阻击,打死打伤许多敌人。敌骑虽然被迫退到北山坡上,但还是不停地向我阵地开枪。晚上,供给部筹集到100多只羊,每班发一只,有的用脸盆煮羊肉,有的用树条穿上羊肉烤着吃,南山坡上到处是火堆。经过一天急行军,边走边激战,十分疲劳,许多人围着火堆睡着了。12点左右,一个男护士大声喊:“敌人来了!”原来敌人偷袭来了。我们一边射击,一边扔手榴弹,大声喊:“冲呀!”把偷袭的敌人打退后,我们两个部立即转移到山脊梁上过夜。

  石窝山战斗。3月14日拂晓,我们两个部和五军余部向石窝山山顶转移。这里全是无路的高山坡,战友们一个跟一个往上爬。太阳刚刚升起,2000多个敌骑就追上来,在山坡上与我军展开激战,并顺着各山梁往上攻。我掩护部队边掩护边往高山上撤退。由于连日激战,身体十分乏弱,山高无路,爬山速度较慢,敌我相距只有100米左右。我们从东边的山坡往上爬,听到步枪和机枪声,亲眼看到敌人和马被击中后滚下山坡的情景。担负掩护任务的部队,又在山头上堆放了许多石头,用来打击敌人。当敌人上到半山腰时,就把大石头滚下去,有的大石头能连砸几匹马,使敌人连人带马滚下山沟,有的敌兵马群被石头打得乱跑。天黑前,敌人开始往山下撤,我们陆续来到了石窝,共集结了约3000人。

  原载《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哈密》,由郑加成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王明超同志,当时在西路军卫生部医院工作,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91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从梨园口到石窝子

<标题>=从梨园口到石窝子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梨园口一仗之后,我九军包括骑兵师在内,仅剩约300人,战斗力很弱了,以后的全部战斗任务,就由三十军来承担。三十军也只有1000多人,部队沿着梨园口梨园河谷进山。此地山大沟深,而且是石山,路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是干涸的河床。越往里面走气温越低,地面覆盖着冰雪。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跟随着,英勇的三十军,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在阴森寒冷的山沟里艰苦战斗,阻击敌人的骑兵,掩护同志们转移。

  我们进山的第一站是康隆寺,这是个喇嘛庙,里面住有很多喇嘛。我们在这里购买了一些粮食,其中有小米、青稞麦、炒面等,当时分发给各单位让大家就地煮着吃,暖暖身体,并稍作休息。为了摆脱敌人的尾追,我们在康隆寺只作了短暂的停留,便连夜翻越一个大山,向石窝子前进。

  石窝子是一片青石山沟,石缝里长出稀少的小树和野草。在较大的一座山上有一片光石崖,崖下有一个石坑,堆积着一块块巨石,因此取名叫石窝子。到这儿天已亮了,正准备做饭吃,敌人的骑兵已追上来了。三十军边打边向山顶攀登,抢占制高点,阻击敌人前进。这一仗打得十分顽强,把敌人的骑兵堵截在山沟里,掩护总部和伤员全部登上山顶,三十军才边打边撤到石窝子山头上,与西路军剩下的红军会合。

  到了石窝子山头上,指战员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七零八落,约有2000多人,大家都面色黑瘦,神情疲倦。看着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处在如此景况之下,令人心酸。回想以往,这些同志个个生龙活虎,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现在,却与过去的面貌相反,神情沮丧。同志们见面后热泪盈眶,坐在地上沉默不语,心潮起伏,很不平静。

  回顾西路军的艰苦行程和严重失败,真是万箭穿心。原从江西宁都暴动,和一方面军艰苦转战的红五军团,曾经战绩卓著,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竟在西征中遭到惨重伤亡,军团长董振堂同志英勇牺牲。红九军也曾是四方面军能打能拼的主力部队,同样遭受失败,年轻有为的好政委陈海松同志光荣殉职。西路军初渡黄河共有两万健儿,现在只剩下2000多人!

  想到这些,令人实在悲痛。红军将士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在战斗中英勇顽强,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苦战到底。但西渡黄河以来,始终没有摆脱孤军深入,遭受敌军尾追的险恶处境。红军在死拼硬打中不断减员,许多优秀儿女血洒疆场,英勇牺牲。西路军的失败,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

  这是李新国同志《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的一部分,原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转录自《悲壮的征程》,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西路军骑兵师作战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碧血染祁连

<标题>=碧血染祁连

<类型>=g4

<作者>=王定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3月5日,我们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连夜转移到南柳沟、砟子河,我二六八团布置在赵家庄子。这里南依祁连山,山头白雪若隐若现;东西北都是戈壁、沙漠。马匪军紧追不舍。此时天气,依旧是滴水成冰。塞外的朔风飞沙走石,似针似刀,好像也成心和我们作对。我们衣着褴褛,踏着戈壁,蹚沙疾驰。

  天蒙蒙亮,沙漠卷起阵阵尘土,敌人骑兵、步兵在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又向我们八十八师阵地扑来。又厮杀六天,比第二次倪家营子决战还要激烈,还要残酷!我军又有成千人伤亡。真是“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哟!南柳沟留不住,只好向祁连山退却。3月11日,天一黑,九军和总部向群山走去。我三十军完成掩护任务之后跟进。我们沿一条干涸的小河床高一脚低一脚地摸黑前进。越走,两边的山峰越高。在半明半暗的月影下,山影互相交织着,我们就像在深巷里摸着走路。连续战斗的疲劳,使我们只希望能睡上一觉,吃上一顿饱饭。天奇冷,可是驱不走困倦。

  谁料到,天刚破晓才接近山口,左翼的枪炮声顿时大作。原来敌骑已从左翼迂回过来,企图切断我军去路,红九军奋起抗击敌人,掩护我们通过。这时,尾追的敌人也掩杀过来,我们在山口以南的山冈上变成全军的预备队。九军同绝对优势的敌人厮杀一整天,几乎全军覆灭,军政委陈海松同志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入夜,我们摆脱敌人,向深山前进,目的地是80里以外的康隆寺。敌人像摆不脱的影子,紧随我们。13日,在康隆寺附近又战斗了一天。战场是满目荒凉的荒草山冈,几经反复冲杀,才打退敌人。我们派人到山沟里挖回了几口袋冰块,用枯草烧开了,充饥解渴。

  天黑了,继续向深山前进,翻了几座大山,到了荒无人烟的石窝山的北麓,红军指战员人们以惊人的毅力,构筑工事,收集“石弹”,掩护兄弟部队向石窝山集结。

  3月14日这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敌以数旅之众,从石窝山西北、正北、东北,成半月形包围之势,向我军进攻,远远望去,敌骑黑压压一片。这是决定西路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了。约9点钟,敌人开始冲锋,一队队骑兵,一片白马、一片黄马、一片青马,恶狼般冲上来。当敌人冲到30米以内,我们才投掷手榴弹,放下礌石,打得他人仰马翻。地形对我十分有利,如果弹药充足些,那该有多好!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每枝步枪只有四五发子弹,手榴弹平均不到人手一枚,连石头也得到几十米之外收集了。

  10时许,敌占领了我团右翼前沿阵地,向我们侧射。这一突然袭击,使仅存十二三人的我连第二排,又有三个同志当场牺牲,我的左胸也中了一弹。七八个敌骑兵挥起马刀冲上来,仅距我十多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的一个战友奋起射击,将敌人打落马下。我的伤口不断地流着血,我把身上的挎包(里面装有几本书和川陕苏区的一些布币、几块现洋等)交给卫生员小李,让他替我交给党支部。我是支部青年委员,党组织的财产决不能丢失。小李把他最后一条绷带给我包扎上,回阵地继续战斗去了。

  我知道我随时有死的可能。几个月来,无日不在恶战,多少战友倒下了,我早就做好向马克思报到的准备。这次“挂花”,使我完全失去了战斗、行走能力,只得向指定的石窝山上爬去。

  录自《悲壮的征程》上册。作者王定烈同志,原在红五军第四十三团工作,此时已并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当战士,其生平见本书第7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石窝山上刀光剑影

<标题>=石窝山上刀光剑影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13且,我们抵达了离康隆寺40里的石窝一带。我们几乎使尽了全力,刚刚跑到石窝,马家军的四个骑兵旅就追上来了。敌人这次来势很猛,一个旅的敌人骑黄马,一个旅的敌人骑红马,一个旅的敌人骑青马,一个旅的敌人骑杂色马,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分几路向我们阵地前沿扑来。透过灰沉沉的雾霭看过去,只觉得漫山遍野全是敌人。

  石窝是由层层叠叠的山峦和深浅不一的沟壑接连在一起的,看上去,好像是一把圆形的椅子,左右两道大一点的山梁像椅子的两条腿。左边的山梁不陡,石头缝中长满了荆棘和野草,右边的山梁上有树木覆盖着。两道山梁会合的顶部,有一个很窄的垭口。只有通过这个垭口,才能到达山的南面。这是一个陡坡,乱石嶙峋,凸凹不平,越往上越难走。从下往上看,那山梁上的顶峰,就好像插在天上的云雾之中。

  当时,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我们一边打仗,一边构筑工事,利用每一座石壁、每一道石坎作掩护,抵抗敌人。走了一夜路,连水也没有喝一口,就接着打仗,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

  根据上级的布置,二六五团在左边的一条山梁上,二六七团和二六九团的剩余部队在右边的一条山梁上,我们二六三团在两条山梁之间的正面沟里,阻击敌人。二六八团迅速抢占了后面的山峰,一面守住全军的退路,一面掩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上山。

  上午8点多钟,雾霭还没有全部消失,一路敌人就向我们正面冲击,一路向右边二六七团守的山梁冲击,这两路敌人都是骑兵,另一路敌人是步兵,向着二六五团守的山梁攻击。所以,我们阻击一开始,就打得相当紧张、激烈。这时候,整个西路军的人数已经不多了,说是一个团,实际只剩下两三百人。可是,战斗一打响,干部战士都像猛虎下山一样,锐不可当,与敌人顽强的拼搏。

  敌人的黑马队向我们右边山梁子冲击,想切断我们整个部队的后路。这时,二六七团、二六九团就开始与敌人激烈地拼杀,打退了敌人的几次乘马冲锋。尔后,敌人就开始向西,主要攻击我们的正面。

  进攻我们的敌骑兵,骑的全是青马,拼命向我们正面冲击。敌人号叫着用鞭子猛烈地抽打着马匹往前冲。我们凭借着山梁、岩石作掩护,与敌人对峙着。这时候,我们不仅子弹少得可怜,而且连土造的手榴弹也很少了,真正起作用的武器只有钢叉、梭镖和大刀。但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山上到处是石头,我们就用石头向敌人砸,这对敌人的杀伤很大。有的把敌人手中的大刀和枪夺过来,又与敌人拼杀。所以,敌人向我们乘马冲锋的时候,我们都是只能等敌人冲到面前,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梭镖戳,用钢叉刺,用大刀砍,与敌人厮杀在一块。就这样,我们凭着勇敢和拼命精神,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就拿我们营长汪冯志来说吧,他起先用驳壳枪对准冲上来的敌人射击,随着枪声,一个个敌人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但是敌人依仗着人多马多,打死了一群,又上来一批。汪营长枪里的子弹打光了,他就率领战士们,抡起大刀与敌人拼。他刚刚与战士们砍死左侧一路的五个敌兵,右侧一路六个骑青马的敌人又冲了上来,汪营长又转过身子,抡起大刀,让过敌人第一匹马的马头,对准马的后腿猛砍一刀。只听得“咕咚”一声,这匹马就和上面的敌人一起摔倒在斜坡上了。汪营长一个箭步上前,对准摔倒在地的敌人猛砍一刀,这个敌人就成了刀下鬼。就这样,第二匹、第三匹马上的敌人也被汪营长和战士们砍死了。就在汪营长抡起大刀向第四匹马腿砍去的时候,突然马腿一腾空,他手上的刀“<img src="817000030001.gif"/>啷”一声,砍在旁边的石头上,迸得火花四溅,刀口也缺了一大块。他扔掉手中的砍刀,随即拣起一杆梭镖,对准马上的敌人就刺了过去。

  敌人也不是等着挨刺的。他们又冲出七八个骑兵,与原先的骑兵一道,将汪营长和几个战士团团围住。面对凶残的敌人,汪营长毫无惧色,率领战士们左冲右突,前戳后刺。他们又刺倒了四个敌人,我们也有两个战士牺牲了。汪营长也由于饥饿、疲劳和拼杀的时间太长,渐渐地气力不足了,手中的梭镖也渐渐地出手慢了。但是,他仍然使尽全身的气力支撑着,拼杀着。

  就在他又将梭镖戳进另一个敌人的时候,他背后的一个敌人向他砍了一刀,削去了他一块头皮,鲜血顿时涌了出来。这时候,汪营长虽然晃动了一下,但仍然抽回梭镖,掉转身与敌人拼起刺刀来。他和营部通信班杀死了十多个敌人后,通信班长抱住了一个敌人军官滚在一块,汪营长虽然腿上再一次被敌人砍了两刀,但他还是爬到通信班长跟前,用石头把敌军官砸死了。

  这时,我和九连的同志在另一道山梁上与敌人厮杀。我们虽然看到汪营长的险情,但我们被敌人截在这里,赶不过去。后来,我们终于一鼓作气,把冲上山梁的八个敌人全部砍倒,才跑过来接应汪营长。在我离汪营长还有十多米远的时候,突然敌人的两口马刀,同时向他的头部砍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九连连长一个箭步上前,用钢叉向上一挑,“<img src="817000030002.gif"/>啷啷”一阵刺耳的响声,敌人的两口马刀就飞上了天。我们乘势一拥而上,将冲上来的几个敌人全部消灭了。

  但是,当我把眼前最后一个敌人消灭了的时候,汪营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到了我的身旁,他吃力地向我抬起头来,似乎在辨认着。忽然他两眼放出了兴奋的光彩,嘴唇抖动着,似乎想说点什么。我急忙俯下身子,并就势坐在岩石后面,托起他的身子,将他的头枕在我的胳膊上。他躺在我的怀里,喘着粗气,头上的鲜血顺着我的胳膊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地上。他非常吃力地说:“教导员,我已经不行了,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我牺牲之后,请按照我们原先商定的办,多杀……敌人!”说完汪冯志同志就牺牲了。

  我和汪冯志同志在一起共事三年多,配合得非常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时有点矛盾,经过争论,很快就统一了。我和汪冯志同志多次出生入死,结成了生死之交。有一次,我们死里逃生之后,在一块谈到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革命胜利后的美好情景;也谈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应该随时为了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还谈到了牺牲之后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有一次,汪冯志同志对我说:“我牺牲之后,对党没有任何要求,只想请求给我一块白布,把我的双眼蒙住,免得我的眼睛被土堵住,看不见革命事业的胜利!”当时,我答应他的这个请求。我说:“我要是先死了,你也一样办这件事,好吗?”他立刻回答:“好!”现在,他牺牲了,我当然要按照我们的商定和他的请求去办。我想,一个人当他为革命流完最后一滴血之后,想到的只是要一块白布条遮住眼睛上的土,以便使自己死后依然能看到革命的胜利!这算是什么要求呢!可是现在,到哪里去弄白布呢?医护人员早已没有了,况且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只好从自己身上的内衣上撕下一块布来,珍重地蒙在了汪冯志同志的双眼上。

  我和九连的同志们,把汪冯志营长抬到一个石缝中间,噙着泪水,把他掩埋了。我们没有时间举行葬礼,这里没有花圈,没有悼词,只有战友的热泪。大家向汪冯志营长的坟地默默地鞠了个躬,我们都知道,只有英勇地消灭敌人,才是对汪冯志这些战友和同志们最好的祭礼。

  我们刚刚把汪冯志同志的遗体掩埋,敌人又乘马向我们冲来了。“为汪营长报仇,杀啊!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杀啊!”我和战士们用手中的大砍刀、梭镖,愤怒地向敌人杀去。经过一阵紧张激烈的战斗,又打退了敌人的一次进攻。但是,我们的伤亡也很大,七连、八连的伤亡更大一些,七连连长张玉明同志也牺牲了。

  敌人见正面攻不开,就乘马向右边的山梁,即二六七团的阵地方向冲去,企图占领后面的山头。团长熊发庆见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焦急,因为现在部队的战斗力,普遍都减弱了。于是,他立即命令我带九连迅速占领二六七团后面的那个山头,以备大部队转移撤退。我们团的一营、二营和七连、八连的所剩人员,仍在正面迎击敌人,与敌人拼搏着,并且边打边向后山撤退。

  我带九连一溜小跑,向山上爬去,还没有赶到二六七团后面的山头,这个山头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敌人占领这个山头后,又向我们九连和一营、二营的后方包抄过来。幸好,山坡上乱石嶙峋,敌人骑马走得不很快,也不能集团冲锋。我乘势带领九连奋力与敌人拼杀,争取杀退占领这个山头的敌人,以解一营、三营和大部队之危。可是,在我接连砍倒三个敌人之后,我的背上也被敌人砍了一刀。这一刀,把我身上的一件旧皮衣砍破了,就在敌人想给我补第二刀的时候,九连连长和通信员赶过来,用钢叉戳死了敌人,救了我的命。

  我们利用山梁、巨石作掩护,边打边向后面的石窝山头上撤退。由于敌人砍我的这一刀分量很重,因此我当时就走不动了。我是九连连长、通信员和几个战士轮换扶着撤退的。幸好,后面有我们的二六八团的同志守住了一个山垭口,阻止了敌人,我们才脱了险。

  我们团长熊发庆在我们撤退前,就负了伤,团部通信员想把他送到后方去。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走。他说:“现在哪有什么后方?到处都是前线,都是战场。”当他发现敌人要去占领后面的山头,切断我们大部队的撤退之路时,他立即命令我带九连去占领那个山头。可是,我到了山头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我们的团长和在正面坚守的一、二营的同志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们。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残酷,当时的情景真是壮烈极了。山坡上一片片的躺着我们的烈士,很多同志是在顽强拼杀中光荣牺牲的。有的干部战士几次负伤,有的腿被打断,有的手臂被砍掉,有的肚子被子弹打穿,有的头上被刀劈开了大口子,有的被削掉了脸皮。但大家都宁死不屈,与敌人拼到底。二六五团在左边山梁上打得最激烈,最后只有少数几个人爬上了岩峰,大多数同志都壮烈牺牲了。我们二六三团三营与敌人拼得也只剩下17个同志了!

  经过九死一生而剩下的指战员,全都穿得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薄衣单衫。大家怀抱大刀、钢叉、梭镖和枪支,背靠着背,在寒风呼啸的雪山上休息。而山下却云集着大批敌人,一队队敌骑兵在山下逡巡着、警戒着。在较远的小丘和树林背后,青烟一缕缕地冉冉升起,那是敌人在烧饭和烤火,他们大概想在吃饭以后,再向我们发起进攻。

  我到石窝山头的时候,有的同志告诉我,西路军总部首长和军、师的领导同志,正在山顶开会,研究决策。黄昏时分,上级传来命令,要求把所有带不走的武器全部砸掉,一杆枪、一把刀也不留给敌人,做好准备,分左、右两个支队撤退。

  天渐渐黑下来,黑暗吞噬了一切。这时候,左、右支队同时出发了。开始一起行动,走一条路,走了一程之后,便向左右两个方向分开了。我们左支队包括我们红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和总直属队剩下的领导干部,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代军长和李天焕主任带队;右路支队是红九军剩下的300多名步兵和100多骑兵编成,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领。我们在与右路支队分手的时候,心里很难受,人人心里有千言万语,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录自周纯麟同志所著《血战河西走廊》一书。因篇幅过长,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郑义斋同志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

<标题>=郑义斋同志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息

<类型>=g4

<作者>=杨文局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红四方面军的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同志,在随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最为艰难困苦的征途中,不幸壮烈牺牲。作为他的战友、妻子,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每当我紧张地工作之余,每当我带着儿孙重履烈士战斗过的地方,每当我和当年的老同志、老姐妹们相逢之时,总是要想起他、谈起他,他那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和蔼可亲,对敌人无比仇恨的形象,仿佛就在我们面前。

  西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在甘肃河西走廊艰苦转战四个多月。每到一地,义斋同志总是抓紧时机,带人下去收购粮食、布匹,组织随军工厂赶制衣服、鞋袜和弹药,供给前线。后来,战斗越加频繁,局势越加紧张。我们后勤人员既是保障人员,又是战斗人员,携带的机器设备、车辆辎重,有的被炸坏了,有的来不及转移而被迫埋掉、扔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副铸手榴弹的模子和旋口机。即是在这种情况下,义斋同志仍然竭力组织大家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临泽突围战,是西路军后勤人员所经历的一场罕见的恶仗。那是1937年1月21日,敌人以五个多团的兵力围攻临泽县城。城内红军除了一个警卫连之外,只有我们供给部、卫生部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大部分是女同志,战斗力很弱。在这危急关头,义斋同志一面动员全体人员参战,一面委托富有战斗经验的秦基伟同志担任守城前线指挥官,把城内的机关干部、医护人员、修械工人、炊事员统统组织起来,按战斗需要统一编成班、排、连组织,男同志负责守城,女同志负责送饭、救护伤员和运送弹药。义斋这时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哪儿吃紧就上哪儿去。敌人攻城了,他就冒着炮火上城墙指挥,阻击敌人;等到把敌人打垮了,他又下来督促赶快造手榴弹,还亲自帮着拉风箱。大家看到到处都有部长的身影,心里踏实多了,斗志更加旺盛了。这样苦战了三天三夜,我们终于在主力部队的策应下,冲出了敌人重围,转移到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附近。

  2月下旬,西路军遭受巨大损失后,被敌人重兵再度围困在倪家营子一带。在这里,红军与敌人血战,伤亡惨重,弹尽粮绝,被迫突围转移。一路上,屡遭敌人追击堵截。我军边打边撤,退入祁连山,部队兵员连伤病员在内已不足3000人。眼看着局势越来越严重,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西路军总部在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决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后,义斋把部里分开保管的黄金、银元收集起来,包成一包,叫我用针线缝牢实,准备随身带到总指挥部,给即将返回延安的领导同志作路费。然后,他又把廖静民秘书、李世品处长叫到跟前,一项一项地交代工作。并一再向同志们指出,困难是暂时的,红军一定能胜利,革命一定会成功,鼓励大家坚持战斗下去。

  这天晚上,我们后勤人员露宿在一片树林里,天阴森森的,地上积雪很厚。同志们靠着、偎着,坐在冰冷的地上,全身都冻得麻木了。警卫员曾少章扒开雪,拾些干柴点起一堆火,用仅剩的一个小铁壶熬了一壶小米稀粥,盛了一小茶缸,先递给义斋同志。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志,问:“大家都有了吗?烧好了都喝点,暖和暖和身子。”夜深了,又冷又饿的同志们,抗不住连日疲劳,一个个坐在雪地里睡着了,可是,我和义斋同志却怎么也难以入眠。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义斋见我伤心,极力安慰我说:“文局呀,共产党员应该坚强些,挺起来,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再干。”这时,我已有八个月身孕(这是第二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长征开始后送给老乡了),他叮嘱我:“如果我冲不出去,牺牲了,你不管生下是儿是女,都不要丢掉,一定想法把孩子拉扯成人,让他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这一夜,我们俩谈得很多,谁也没有合一下眼。

  天亮了,义斋同志率领十余名警卫战士,带上金银,离开我们,顺着山沟向总指挥部所在地出发了。谁知,没走多远,就遇上了敌人,他们被包围了。义斋同志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边打边往山坡上撤,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是,增援的敌人越围越多,就像一群恶狼,嗷嗷地叫着扑了上来,眼看着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为了不使经费落到敌人手里,义斋同志当机立断,命令战士小张驮上黄金突围,务必送到总指挥部,他自己却留下来指挥掩护。小张冲出去了,经费安全地送到了总部领导手里,而义斋同志却身中数弹,同留下的警卫战士一起,壮烈牺牲了。这天,是1937年3月13日,郑义斋同志当时还不满36岁。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千秋大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可以告慰郑义斋同志: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你曾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祖国正在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明天。生活在今天幸福之中的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革命先烈们的功绩,革命事业一定能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这是杨文局同志所写《好管家郑义斋同志》一文的一部分,原载《艰苦的历程》,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杨文局是郑义斋的妻子,四川达县人,生于1913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红军。历任达县县委委员、妇女部长,红军前线宣传队长,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营长、政委,红西路军供给部科长。西路军失败后流散河西。解放后曾任永昌县妇联主任,酒泉劳动局被服厂厂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8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仗

<标题>=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仗

<类型>=g4

<作者>=华全双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中旬,我红西路军被数十倍于我的敌人——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围困在甘肃省张掖县康隆寺一带。当时的祁连山寒流滚滚,白雪茫茫,狂风咆哮。在风雪严寒里,我红西路军总指挥部直属机关和妇女先锋团,协同红三十军拼死奋战,突破敌人包围,撤到一个小山上。脚跟还没站稳,敌人的几个骑兵旅又猛扑过来,把我们团团围住了。

  (一)

  形势危急万分!首长和作战处命令妇女先锋团接替主力部队阵地,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敌人,掩护总指挥部和主力突围。我们妇女先锋团当时还有1000多名同志,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我当时是团政治处主任,也才17岁。接受任务之后,我们几个主要干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团长王泉媛、参谋长彭玉茹带领一营,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兰带领三营,我带领二营,分头接替二六八团的阵地。为了迷惑敌人,使其不知道我们是妇女团,我们便改用二六八团的番号,命令全团同志都把头发剪掉,改成男装。

  二营的阵地在一座青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山腰上。我们黄昏进入阵地时,敌人的进攻还没有开始。当时,同志们身上还穿着过草地前发的单衣,脚上穿着草鞋,再加上好几天没吃上一顿正经饭,寒冷、饥饿,使大家变得面黄肌瘦,但战士们个个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大伙儿集在一起,一面往嘴里填着干涩的胡麻渣和雪团,一面说笑打闹,还有的搜集石头,摆在阵地上;有些年纪小的战士,抱着枪,蜷缩着身子,躺在雪地里睡着了。

  我们在阵地上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安排了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营长姜菊昆同志布置各连的兵力和火力配备,又宣布了团部规定的战斗纪律。散会以后,我就开始和四连二排的十几个战士一起,抢修加固营部的工事。这时天已黑了,雪也停了,可是西北风越刮越大,一不小心,就会被刮到山谷里去。飞起的沙石、冰碴,打得人睁不开眼睛,大地冻得像钢板,铁镐落下去,虎口震得流出黏糊糊的鲜血,寒风一吹,立刻凝结成殷红的冰珠。我们的战士不管这些,都在紧张地干着,修固工事直到夜深。

  我想看看四连的情况,便搁下铁镐,向四连阵地走去。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喊:“华主任!主任!”这声音虽小,我却知道是我那14岁的警卫员陈桂平。她追上我,嘟囔了好一阵,埋怨我不带上她,我只好认错。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着,寒风很快就把汗水湿透的单衣冻得硬邦邦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摸摸小陈那单薄的衣服,问了句:“冷得厉害吧!”小陈上牙打着下牙,说了句俏皮话:“我身上还直冒火呢!”我心里一阵发热,忙脱下自己的一件破单衣,硬叫她穿上了。

  四连阵地上,战士们正围着篝火休息取暖。一个身材魁梧的战士,两只大手不时地比划着,呱哩呱啦的说着话,我仔细一瞧,是四连的机枪班长黄青仙,就在她身旁悄悄地坐下来。黄青仙很风趣地说:“马步芳这个老狗追得咱们好苦,机枪也倒了霉,光跟咱们跑了,这回呀,可得让它饱餐一顿了!不过也别把它的肚皮撑破了。”我忙插话说:“明天你们就叫它敞开地吃吧,撑破它的肚皮!”黄青仙和同志们一看是我,都笑了。

  东方慢慢发白了,敌人在山下频繁地运动着。我和营长姜菊昆同志正观察敌人动静,团政委吴富莲同志带着警卫员小李子来了。我向她汇报了二营的情况,又和她到各连做了一番检查。吴政委很满意,她临走时告诉我和姜菊昆:“看来,激战马上就要开始。为了掩护总指挥部和主力转移,我们必须死死拖住敌人!”吴政委话音刚落,敌人阵地上无数个火光乱闪,紧跟着,冰雹似的炮弹就向我们的阵地泻来,整个大地都在颤抖、跳动。

  (二)

  敌人是狡猾的,乱打了一阵炮之后,即派小股兵力向我四连阵地爬来,想摸摸虚实。在敌人距我阵地几十米的时候,我们的手榴弹、子弹、石头猛向敌群飞去,敌人丢下十几具尸首,仓皇逃走了。敌人尝到了一点厉害,又拿出两个连的兵力,连续发动四五次冲锋,结果都被我们打得鬼哭狼嚎地滚下了山坡。敌人恼羞成怒,又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烈地轰击起来,接着,在炮火掩护下发起了全面攻击。这一回,敌人依仗着人多势众,竟然连腰都不弯,拉成散兵线,号叫着涌上来。一眼望去,满山遍野黑压压一片。

  黄青仙的机枪怒吼了!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敌人发了疯,一个营的兵力全部压向四连。我担心四连战士们冲出去白刃格斗,暴露出我们是妇女,立即命令营部预备队火力支援四连,敌人又一次被打下去了。

  下午,敌人又向我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正在营部给一个受伤的同志包扎伤口,五连的一个战士满头大汗地跑来向我报告说:“敌人的攻势很猛,快冲到我们的阵地了,我们连伤亡很大,高指导员牺牲了。”

  我心里不由一震,喊了声:“跟我走!”拔出手枪,飞奔五连阵地。这里战斗异常猛烈,敌人集中了六七挺机枪和许多掷弹筒,向我们的机枪阵地开火,企图压制我军火力。突然,一个战士端起机枪跳出工事,骂了声;“狗东西!让你们尝尝红军的厉害!”向冲上来的敌人猛烈扫射起来,我一眼认出,这是机枪手李明,是个从小受苦长大的长工的女儿。我急喊:“李明,快卧倒!”话刚出口,只见她身子一抖,胸前冒出一股鲜血,摇晃着倒了下去……机枪一停,敌人直扑上来,有些年纪小的战士惊慌失措,开始向后撤,连队有些慌乱了。

  “同志们!顶住!”五连连长大喊一声,一个箭步蹿到李明身旁,端起机枪又向敌人扫射起来,阵地稳住了。可是敌人已发现我们兵力不多,火力不猛,便用人海战术冲杀上来。敌人离我们阵地只有十多米了,再前进几步,两军就要短兵相接。肉搏战将对我们这些年小体弱的女战士极为不利,更麻烦的是必然暴露我们是女的。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平时说话都有些腼腆的赵素贞同志,挺身而起,一手紧握着两颗手榴弹,一手拉着手榴弹的导火线,跳进敌群。敌人吓呆了,竟连开枪都忘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烟尘弥漫,我们年青的女共产党员赵素贞同志,和敌人同归于尽了。李明和赵素贞同志的壮烈牺牲,激起同志们复仇的怒火,战斗得更顽强,更坚决了!我们的阵地几次丢失,又几次夺回,一直持续到黄昏。

  子夜将临,我们这里刚刚静下来,突然山下枪炮声大作,大约打了半个多小时,枪声渐渐移去。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谢天谢地,预定计划实现了,总指挥部和主力部队突围出去了!但是,立刻我的心又提了起来:为了使主力和总部彻底摆脱敌人,我们还必须坚持战斗,今后的一切担子,全落在我们妇女先锋团的肩上了。

  (三)

  天刚拂晓,在轰隆隆的炮声中,我和14岁的小警卫员陈桂平顺着怪石嶙峋的山腰,由营部向五连阵地跑去。

  突然,一颗炮弹从我们身旁掠过,我和小陈迅速卧倒。炮弹爆炸后,我爬起来刚要走,猛听小陈急促地喊了声“快卧倒”,但“倒”字还未出口,我就被一股力量撞倒在地下。霎时又是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我身旁爆炸,震得我眼冒金花,两耳嗡鸣。我觉得背上沉甸甸地压着个什么,急忙翻身爬起,原来是陈桂平,她一骨碌从我的背上滚下来,只见她脸色苍白,双眼紧闭,一声不吭,我定睛一看,一股鲜血从她背上流了出来,染红了她单薄的衣服,染红了岩石、枯草、雪地……

  我用石头掩盖了陈桂平同志的遗体,默默地站在她的“新坟”旁。好像小陈仍在我对面站着。她天真烂漫的微笑,像个百灵鸟一样闲不住的小嘴,不是唱歌,就是唧唧喳喳地说个不休,她活泼可爱的形象一下子呈现我的眼前,可是,可是如今……我真想痛哭一场!陈桂平同志,我的阶级姐妹,你安息吧,我们会给你报仇!我擦干眼泪,猛回身,跑到了五连的阵地上。

  激烈的战斗又进行了一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敌人向我们整个山头发起攻击。我趴在阵地上,用石头狠砸冲上来的敌人,忽然六连的一个战士跑来报告:“华主任,敌人冲进了我连阵地,跟我们肉搏上了!”我心里一惊,挥手叫了声:“一排,上刺刀,跟我走!”我们一口气跑到了六连的阵地上。

  这时,六连的姐妹们已和敌人厮杀成一团。敌人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我们三四个女战士才能对付住一个。有的战士和敌人扭打在一起,拼命地用手抓敌人的脸;有的用嘴咬住敌人的手臂、耳朵、鼻子。敌人被我们杀、咬、抓得血淋淋的,乱嚎乱叫。

  我刚到六连阵地,一个满脸长着毛茸茸大胡子的敌人,举着马刀朝我砍了过来,我一闪,扳动手枪,结束了他的狗命。我随手抄起他扔下的马刀,刚一转身,见六连长刘国英同志浑身杀得鲜血斑斑,头上扎着绷带,举着一把大刀,猛向一个敌人的脑袋瓜劈了下去。这时另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偷偷地接近了刘国英同志。我见势不好,蹿到这个敌人背后,举起马刀,狠狠地向这家伙的后脑勺砍去,敌人惨叫一声,倒在地下。可是这个敌人的刺刀已刺入刘国英同志的腰部。刘国英一手提着血淋淋的大刀,一手按着腰部的伤口,无声地笑了笑,对我说:“够本了,砍了四个!砍了四个!”她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便倒了下去。肉搏战一直进行到天黑,敌人终于被杀退了。

  (四)

  漆黑的夜幕笼罩了层层叠叠的群山,凛冽的寒风卷着大朵大朵的雪团,铺天盖地而来。战斗暂时停止了,我决定去看一下伤员同志。

  包扎所在山背后的一块洼地上。篝火旁,横躺坚卧着许多伤病员。矮个子的卫生队长小林轻轻走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十几个重伤员有生命危险,看来熬不过今夜了。药品、纱布快用完了。”

  我的眼睛又湿了,无力地坐在一块大青石上。孤军作战,药品无法补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重伤的姐妹相继离开人世。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陈桂平、赵素贞、李明、刘国英等同志视死如归的高大形象,便站起来,把这些英雄的事迹向伤员们讲述,振奋大家的革命精神!

  第二天黎明,敌人又向我二营的阵地发起攻击。由于昨天的肉搏战,敌人已经发现我们都是女兵,所以气焰更加嚣张,来势更猛,一面冲,一面叫骂着:“他妈的,受共产骗了,山上全是女的,根本不是红军的主力。”有的还喊叫着:“快往上冲呀!谁捉住女共党,就赏给谁做老婆呵!”

  敌人的叫骂,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我正注意正面敌人,姜营长急匆匆地跑来告诉我:有几股敌人迂回到我们营背后,把咱们和一、三营的联系切断了。这是个十分严重的情况,我不免有些紧张。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我马上说:“菊昆同志,现在情况很严重,只有缩短防线,集中兵力,争取坚持到晚上,才能与一、三营取得联系。你赶紧率领四、六连向山顶撤。”姜营长急促地应了一声,转身跑去。我见身旁站着个小战士,急忙说:“马上去营部,命令李排长带领一排火速去后山坡,要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扑上来的敌人,掩护后山腰的伤病员向山顶转移!”小战士飞跑上山,我立即命令五连后撤!

  敌人发现我们后撤,一窝蜂地向山上扑来,又有好些同志英勇牺牲了,四连机枪手黄青仙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子弹已经打完,就用机枪把子向冲上来的敌人砸去,突然,一块炮弹皮崩进了她的肚子,她一个跟头栽在地上。她挣扎着站起,发现自己的肠子流了出来,但她并不慌张,咬紧牙关,把肠子塞回肚里。正在这时,有两个端着刺力的敌人,迎面向她扑来,她大吼一声,迅速地从地上抱起一块大石头,举过头顶。敌人慌忙向她开枪,子弹打进了她的胸膛。她身子一晃,向前走了几步,栽倒在一块大青石旁。

  我们终于撤到了山顶。这时,我们全营连伤员只剩下100多人,干粮吃完了,子弹打完了,就连山上能拣起的石头,也几乎被我们用光了。

  我提着一把大刀,顺着工事摸到五连的前沿阵地。一个战士看见我,用手指指山下,气呼呼地说:“你看,这群畜生,多可恨呀!”我顺着她的手往山下看,只见十几个敌人,把俘去的几个姐妹,扒得浑身精光,赤裸裸地吊在几棵大树上,用马鞭子抽打她们,开心取乐。同志们看见敌人惨无人道的兽行,个个咬牙切齿。战士们马上向那几个敌人开火,打死了两个,其余的像丢了魂的兔子,没命地逃跑了。

  (五)

  昨天晚上,我们派人出去与团部联系,可是派出去的人都没有回来,估计是牺牲在半路上了。我们已处在绝地,怎么办?我和姜菊昆营长经过研究,决定再派几个得力的同志去联系,如果再联系不上,就拼死突围。最后选定由韩班长等五个同志去。我借着篝火的亮光,看着她们一张张严峻紧张的面孔,激动地说:“同志们,今天派你们去和吴政委、王团长联系,任务是很艰巨的,你们一定要在天明前赶回来!山上同志们的生命可都……”“首长,放心吧!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韩班长说完,便带领四个同志下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又派出了一部分同志,悄悄摸到山下,从敌人的尸首堆里拣回了一些枪支、弹药,补充自己。

  天亮前,我们终于盼来了去团部联络的同志,韩班长浑身是血,靠在一块石头上,断断续续地说:“一营、三营会合了,团长、政委叫咱们马上突围!”韩班长话没说完,便倒下去了。

  突围的命令迅速传到各连,同志们把枪支弹药集中起来,分配给打冲锋的同志。其余的同志们,有的拄着树棍,有的举着大刀,有的拿着石块,有的握着匕首。为了避免在行走时发出声响,同志们检查了每个人的装束。为了迷惑敌人,临出发前,我们又在山头上点起了好多堆篝火。

  突围开始,姜营长率领四、五连在前面冲锋开路,我领着六连的同志们背着伤病员,紧紧地跟在后面。当时的气氛是非常紧张的。同志们都屏住呼吸,轻放脚步,悄悄向山下摸去。在接近敌人时,不知哪个同志不小心,“扑通”跌了一跤,惊动了敌人的哨兵,我们刚要卧倒,敌人就向我们开了火。我们听得出,敌人枪声很乱,我们趁敌人还没摸清情况时冲出去。大家从地上飞跃而起,迅速向敌人投出手榴弹,随着爆炸声,猛扑下山去。

  敌人很快发觉我们是在突围,便集中火力封锁我们前进的道路。在一个小山包上,敌人的一挺重机枪嘎嘎地吼叫着,压得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整个部队被阻。连去几个同志想敲掉敌人机枪,都在半路牺牲了。再拖延下去,我们就有被全歼的危险。姜菊昆怒不可遏,向身边的战士要了两颗手榴弹,摸了上去。这时我已从后卫赶到前面,在火光的映照下,只见姜营长像只灵活的山猫,一蹿一跳,一躲一闪,时隐时现,很快接近敌人重机枪阵地。可是敌人发觉了她,向她猛烈扫射着,她向前滚了几滚就不动了。

  我和战士们心情沉重,都以为她也牺牲了,却不想她猛然又跃身蹿起,冲到敌人机枪阵地,迅速扔过去两颗手榴弹,“轰轰”两声,敌人的重机枪被炸上了天,只听姜菊昆喊道:“同志们,快往上冲啊!”姜菊昆同志为我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可是当通过一片小树林时,她突然被敌人的一颗手榴弹炸倒了。“菊昆,菊昆!”我急忙奔到她跟前,急促地呼唤她。姜菊昆抖动着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红布包,递给我。她好像还要说什么,但她没有说出来,这位优秀的红军女指挥员,就闭上了眼睛。

  我极度痛苦地打开红布包一看,里面是两块大洋,一卷轴黑线,上面还别着一根针……

  这是华全双同志《忆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战》一文的前半部分,由华宇笔录、整理,原载《解放军文艺》1980年某期。华全双,女,四川巴中人,生于1920年。1933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参谋长,川陕省委妇女部巡视员,懋功县委妇女部长,时任西路军妇女先锋团政治处主任。后历任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办事员,雁北军分区部队政治指导员,陕甘宁边区抗联主任,重工业部招待所政治指导员,第618厂干部科科长,国务院第五机械工业部科长、保卫处副处长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气壮山河(节录)

<标题>=气壮山河(节录)

<类型>=g4

<作者>=李天焕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天空里的几颗晓星放射着寒光。绵亘千里的祁连山,群峰插天,披冰戴雪,像一尊尊威严的巨人,披散着银白色的须发。当太阳爬上东边的山顶,晶莹的积雪被照得闪闪发光。越往南走山越高,天气也越来越冷,山风卷着积雪扑入峡谷,满山松柏发出波涛似的响声。在这零下40度的天气里,人们都喘不过气来。人们连冻带累,浑身快要失去了知觉。

  周国华埋骨马场滩

  山势更加险峻,路更加难走了。穿过一条山谷,前面是一条巨石累累的河床,再往前走,部队必须从一条山岩的裂缝中穿过去。这条裂缝不过几步宽,两旁怪石嶙峋,插天壁立,站在裂缝中仰望,只见一线星空。二六三团的战士们踏着巨大的石块,一步步走向裂缝的时候,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战士站在裂缝口上,搀扶着每一个通过的同志,并照例地嘱咐:“迈大步,下面是个石<img src="817000030003.gif"/>。”这个战士就是“虎豹口”强渡黄河时第一个划船归来的水手周国华,现在已升任排长。他背了两枝步枪,穿着一件绽露出棉花的棉背心,虽然面容已十分憔悴,但声音还是那么洪亮。

  过了裂缝是一段慢坡。风小了些,路也稍微好走了,有的战士就低声说起话来了。我听到了周国华和一个团的干部的一段对话:“老周,同志们的情绪怎么样?”“这还用问吗?我们全排不是党员就是团员,大家只有一个心眼:革命到底!说是油锅刀山也不怕。”周国华指指旁边一个战士:“他是西洞堡火线入党的,你问问他好了。”“怕死就不敢闹共产,我就是这样的看法。”旁边的战士插了一句。“我们西路军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全国还有那么多红军,有毛主席、朱总司令指挥。我们就是牺牲了,革命也一定会胜利。”周国华用洪亮的声音说。

  这些话,很久很久留在我的脑子里。现在支持着同志们和凶恶的敌人及恶劣的环境做殊死斗争的,不就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吗?翻过一架大山,又是一个慢山坡。山坡宽广,满是齐膝深的枯草。从这个慢坡一步步地上去,就是海拔3000多米的牛毛山。这个慢坡叫马场滩,夏季是裕固人的牧场。

  这时天已经亮了,草地上还有牧民帐篷的遗迹。我们正踏着枯草前进,忽然从背后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西北、正北、东北三道峡谷里同时冲出了几支马匪的骑兵,都打着“青天白日”旗子。原来敌人已经尾随了我们一夜。我军急忙派部队奔上牛毛山,抢占制高点。原来担任后卫的二六四团(只剩共200多人)和二六三团(只剩300人左右)就地抗击,掩护部队展开。马场滩一片慢坡,一点隐蔽物都没有,骑兵可以纵横奔驰,二六四团的同志们首先陷入了敌人的旋涡,他们虽左冲右杀,但敌人越聚越多,我军越战越少,终于全团覆没。二六三团的大部分同志也在敌人的冲击下英勇牺牲。其余的同志们且战且走,在这些同志中就有周国华同志率领的一个排。

  周国华同志端着一挺轻机枪,一边抗击敌人,一边向高处退却。这时,有些部队已上了牛毛山,控制了有利地形,但还有一些女同志、伤员、勤杂人员在半山坡里,如果让马匪骑兵冲上来,这些同志就要全部遇难。周国华退到一个要道口上,那里恰巧有一块大石头,他把机枪一架,向大家说道:“同志们!那么多同志还没上山,我们不能走!我们要掩护这些同志。”他的一个排这时还有八九个人,都停下脚步,在大石头两侧卧倒。

  敌人的一支黄马旅【马家军的骑兵按马的毛色分编,一般分为黄马队、白马队、黑马队,不称“旅”。】摇着马刀,呐喊着冲上来。他们只注意了慢坡上的女同志、伤员和勤杂人员,以为红军已经崩溃,所以气焰异常猖獗。“捉活的!”“捉活的!”匪徒们呼喊着就冲过来。周国华和同志们突然开火,敌黄马旅伤亡十数名后落荒而逃。接着,另一支白马旅又冲上来,敌人的子弹打得那块岩石火星乱迸,石片纷飞。但周国华伏在那里,沉着地瞄准射击,弹无虚发,一直打到机枪筒子都烧红了,子弹也差不多打光了的时候,才又把白马旅打退。

  这时,周国华回头看了看周围的同志们,才发现他们已经全部伤亡,原来给他压子弹的一个战士,也一歪头躺在草地上,一缕殷红的鲜血,从他的帽子里流出来。这时山坡上的同志已大都上山,周国华才端起机枪准备撤退,但还没来得及跨出一步,敌人的十几挺机枪便交叉着扫过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肺部,他也倒下去了。接着,炮弹成批地落下来,周国华两条腿又被炸伤,他在岩石上不能动了。

  敌人的黄马旅和白马旅发起了联合冲锋。我军二六八团(只剩300多人)从山头上反击下来,两军争夺的焦点正是周国华控制着的那块大石头。我军反击的同志看到,周国华斜倚在石头上,身前放着那挺机枪。但是敌人距离他更近,二六八团离他还有100米的时候,敌人已到了岩石跟前。周国华忽然直起腰来,抓起机枪,扔向我军方面,虽然只扔出了十几米,但这挺机枪没有落到敌人手里。当他扔机枪的时候,两个马匪已向他举起刀来,这时突然一声巨响,周国华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同两个匪徒同时倒于马下。周国华同志为党、为人民英勇牺牲了。二六八团的同志们怒火中烧,热血沸腾,高呼着“复仇”的口号,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烈的拼杀,敌军两支马队又被杀退,并且夺来了两面“青天白日”旗。

  二六八团收兵的时候,抬来了周国华同志的尸体。同志们在一棵高大苍翠的松树下面,掩埋了自己的伙伴。同志们没有眼泪,也没有叹息,只是在沉默中记住了这刻骨的阶级仇恨,并且牢牢地记住了这位党的优秀儿子所树立的榜样。

  牛毛山上是一片森林,松树、柏树遮蔽着天日。森林里有很深的积雪,红军战士们就在这冰雪里抗击敌人。在打退敌人一次冲锋之后,同志们从干粮袋里掏出用胡麻渣和着谷糠做的饼子,嚼两口,再吞下两口雪。也有些小鬼到雪地上拣来冻死的山鸡,就地拨些芨芨草烧起来,烧得半生不熟地送给伤员。但是这森林中的烟火,往往要引来敌人的炮火,许多大树被打断了,树上的积雪被震落下来,同志们都变成了雪人。

  这时已无所谓干部、战士之分,从军首长起到伙夫、马夫,全部手执武器,打击敌人。我们在这高高的牛毛山上,在阴森寒冷的森林里,战斗了一整天,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锋,直到又一次夜幕降落,才遵照总部的命令,向深山中转移。

  黄英祥血洒青山顶

  距牛毛山八里路是康龙寺。这是一个喇嘛庙,里面有几百名僧家和喇嘛,可以买到粮食。但是为了摆脱敌人,我们不能在这里停脚,否则只有全军覆没。因此我们连夜趱行,翻了十几座大山,来到了一座青石山下。这里长着矮小稀疏的灌木,石缝里有不多的一点雪花,山崖下有一个石坑,裕固人叫它“石窝”。

  天亮了不大一会儿,敌人就追上来了。这时,三十军剩下的1000多人,沿着一条山洪冲刷而成的小干沟,且战且走,向山顶攀登。敌人在背后猛烈地射击,政治部的两位部长牺牲在干沟旁边。我们登上山头一看,总部和九军的一些同志还在山谷里,正要上山,敌人的黄马旅、灰马旅、黑马旅,还有杂毛旅,已经满山遍野而来。我军就地拦击,掩护总部上山。敌人一看红军主力在这座山上,就疯狂冲来。这时,二六八团已受命去抢占背后的一座山包,以保障全军的退路,所以兵力更加单薄。二六五团还有两百来人,团长邹丰明已经负伤,即由政委黄英祥带领,设阵抵挡。

  黄政委才二十二三岁,白净面皮,作风文雅,从不狂言乱语,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学生,其实他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而且一身是胆,曾经率领部队,数次钻入敌人心脏,进行过胜利的奇袭。黄英祥指挥这二百来人,卧在一些散乱的岩石背后。敌人的青马旅首先向他们冲来,炮弹炸起的石块像雨点般落下,子弹打得岩石迸着火星。黄英祥举起二十响驳壳枪,向侧面山谷里一指,喊道:“同志们,总部的同志、女同志还没有上山,我们要坚决地打,顶住敌人,掩护他们上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宁死也不能后退一步!”

  战士们都听到了他这坚定的声音,都沉着地瞄准,没有十分把握不开枪,因此连续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灰马旅一看正面攻不动,便转向山谷,追逐那些掉在后面的女同志和伤员,许多同志便牺牲在匪徒们的马刀之下。

  敌人的黄马旅开始了规模更大的冲锋。黄英祥同志立即提出了“打退黄马旅的进攻,为郑部长报仇”的口号,黄马旅被纷纷打倒,许多敌人连人带马滚下山去。但敌军依仗人多,打退一层又上来一层,终于冲到了近前。二六五团的战士们打了一排手榴弹,跳起来迎了上去。敌人在马上,我军在马下,马刀对鬼头刀,在临近山顶的斜坡上拼杀在一起,呐喊声、马嘶声、刀枪撞击声,震天动地,硝烟和尘土使当空的太阳都变得昏暗无光了。

  就在我军跃起反击的一瞬间,一颗子弹打在黄英祥的头上,鲜血从额角上流下来,他倒下去了。敌人的五匹黄马利用这个机会,冲上了山顶。就在匪徒们向前飞跑的时候,忽然黄英祥从地下爬起来,倚着石头,向马匪军开了火,他一枪一个,连着打落了三个敌人。其余两个匪徒发觉背后有人射击,勒转马头,寻找目标。黄英祥又用最后的力气,将枪里的半梭子弹向他们发射出去,两个匪徒又应声落马。这时,黄英祥同志才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郑义斋捐躯石窝山下

  西路军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在部队向祁连山中转移时,在后面做收容工作。他是个大胖子,走不快,进入大河河谷不久,敌军的十几个骑兵便追上了他,他组织警卫人员阻击,几个警卫先后战死。他握着一支手枪,力战十几个敌人,并从马上打落了几个匪徒。匪徒们举着马刀围上来,他左旋右转,抗拒敌人,匪徒们到不了他的近前。但是,他终于寡不敌众,在他的手枪子弹打光之后,被敌人砍死了。

  郑义斋同志不仅是时刻关心战士们的衣食、深受指战员们爱戴的供给部门首长,而且他本身也是个英勇的革命战士。在高台血战的同时,供给部被敌包围抚彝(即临泽),他即指挥供给部直属机关,与十数倍的敌人苦战几昼夜,而后突出重围,与三十军会合。

  第二六五团的指战员们亲眼看到了郑部长的牺牲,都满腔悲愤,有的遏止不住激动的感情,跳起来就要冲下山去,和敌人拼命。但是,敌人的黄马旅已经接替了灰马旅,并且向我们冲锋了,假如这时一放任战士们的感情,势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敌人就有可能占领这个山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正在这时,团的领导干部及时调整了部署,使战士们又冷静下来。

  为了掩护总部上山,我们全军所有的同志都拿起了武器,军的负责同志也和战士们一起,并肩作战,当机枪射手负重伤的时候,部队首长便立即抓起机枪,扫射敌人。在零下三十度的山头上,有的同志打得浑身冒汗。我们抗击了三个小时,直到总部和九军剩下的一小部分同志上山,才边打边撤,同直属队和二六八团的掩护部队,上了石窝上。

  这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1937年3月13日。夕阳隐藏在铅灰色的云团中。积雪的群峰巍峨屹立,但是被映得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仿佛是鲜血。石窝山头上七零八落地坐着1000多名穿得破破烂烂、面色又黑又瘦的战士。瘦骨嶙峋的战马,都默默地啃着石缝中的枯草。山坡上是一片红军烈士的遗体,山底下是往返逡巡的马匪骑兵。

  面对着这样的情景,想起早已到达陕北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想起在中央直接指挥下的兄弟红军,想起西渡黄河时的二万多名红军健儿,今天惨败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万箭穿心!渡河以来,红军指战员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英勇顽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但是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离开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任何英雄好汉也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这天下午,总部在石窝山头召开会议,决定分散活动,保存实力,待刘伯承同志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把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同志和我带领,到左翼大山打游击;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领,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部剩下的十几个干部和三十军一起行动。

  这是李天焕所著《气壮山河》的一部分,转录自《红旗飘飘》选本第2集,由李月润整理。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李天焕同志时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4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石窝会议

<标题>=石窝会议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13日下午【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石窝会议的时间为3月14日下午。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12页。】,我们整个西路军集中到了石窝山头。这座山头光秃秃的,东面一带是悬崖峭壁,崖下堆积着嶙峋的乱石。当时的情景真是凄惨极了,山坡上一片片躺着我们的烈士,山头上伤员在呻吟,经过九死一生而留到现在的1000多名指战员【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此时西路军尚存近3000人。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25页。】,穿着破破烂烂凝结着血污的衣衫,在呼啸的寒风中,抱着枪,背靠着背,争取几分钟的时间睡上一觉。而山下就是云集的几万敌人,黄马旅在山下逡巡着、警戒着,准备随时向我们发起冲锋,在较远的小丘和树林背后,青烟一缕缕地升起,那是敌军在烧饭和烤火,他们想在吃饭以后,再向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必须立即决策,否则确实存在着全军覆没的危险。

  天快要黑了,我带着警卫员到西南方向约三公里的地方侦察地形回来,通讯员来通知说:陈昌浩主席要召开会议,于是我便骑上马去了。会议在山头上举行,到会的师以上干部见了面,都你看我,我看你。这些在战场上顽强得像钢铁一样的汉子,这时眼圈都慢慢红了,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陈昌浩同志也满眼泪花,这是这一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惨败啊!

  会议开始,昌浩同志抹了一下眼泪,讲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大致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战不过敌人,只有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待刘伯承率领的援西军过黄河以后,再去会合;第二,部队剩下的人不多了,他和徐向前总指挥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第三,将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我和李天焕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第九军剩下的300多步兵和100多骑兵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总直属队剩下的十几个干部与三十军一块行动。

  对于这些问题,大家都同意。徐向前同志表示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我们不能在部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要跟部队一起走,大家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起,将来听候中央的决定。”向前同志说这些话的时候,大家都心酸地低下了头。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深深的感染着大家。一个指挥员不离开部队是对的,指挥员应该始终和部队在一起,但是已经失败到了这种地步,陈、徐离开部队会减小目标,因此大家都同意他走。最后,昌浩同志作了结论:照计划行动。

  会议以后,我们将部队进行了整编,砸毁了所有带不走的武器,将一些不能跟着部队行动的伤员组成小单位,派部队掩护打游击。天边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北风一阵紧似一阵,满天星星都摇摇晃晃的仿佛要坠落下来。左、右支队同时出发了。

  在这分手的路上,心里真比油煎还要难受。人人心里都有千言万语,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并肩作战、同生共死的阶级弟兄,现在各奔东西了,将来冲开这漫天的黑暗,重新回到党中央怀抱的时候,还能有几人呢?我含着满眼热泪,一步一回头,看着向东南方向走去的右支队,这支小小的队伍,不久便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了。他们在祁连山打游击牵制敌人,配合了左支队的西进。

  原载程世才同志《烽火年代》,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程世才,时任红三十军代军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石窝会议前后

<标题>=石窝会议前后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3月13日清晨,我们经过一夜行军,刚刚到达石窝子,正在往山上攀登,山下忽然传来一片枪声、马嘶声和敌人的呼叫声。回头一看,只见敌人的骑兵分为一片黑马、一片黄马、一片青马、一片杂色马,漫山遍野,潮涌而来。我们的一些没来得及上上山的同志,被敌人的骑兵追赶着、砍杀着,纷纷倒下。激战中,我军的建制大部已被敌人打乱,伤亡200多人。幸亏我二六八团还有300多人的战斗力,在他们的奋力掩护下,我零星部队才得以夺路上山。整个部队已溃不成军。当晚,总部首长把全体干部召集在一起,沉痛地向大家宣布:在梨园口的战斗中,为了掩护总部撤退,九军政委陈海松和掩护部队全部壮烈牺牲。听到这个不幸的噩耗,同志们个个热泪盈眶,很多九军的同志痛哭失声。大家都为我军失去这位年轻有为的军政治委员而痛惜不已。

  14日夜里,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子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石窝会议”。会上决定:徐向前、陈昌浩两位领导离开部队,化装突围,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全体人员划分为左、中、右路三个支队,突围后分散打游击。

  左路支队以三十军为基础,共1500多人,由李先念(三十军政委)、程世才(三十军军长)、李卓然(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三十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三十军参谋长【据有关史料记载:郭天民原任西路军总部第一局局长,三十军参谋长黄鹄显被俘后,被任命为该军参谋长。】)、黄超(红五军政委),以及黄火青、曾传六、宋侃夫等同志领导,从祁连山向西游击,后到达新疆。

  中路支队是由总部直属队组成,由曾日三(九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原任红九军政治部主任,古浪战斗后调任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长。】)、张琴秋(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熊国炳(川康联邦政府主席【熊国炳原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任川康省自治政府副主席。红西路军西征时随军行动,任军政委员会委员。】)、刘瑞龙(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以及吴永康、毕占云等领导,按照石窝会议的决议,率领三个连到北川门、红瓦寺【北川门、红瓦寺:应为白泉门、红湾寺,均在祁连山中。红湾寺今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白泉门在其西南15公里处,今属该县雪泉乡。】等地打游击;后在突围战斗中被敌骑冲散,大部分同志下落不明,一部分同志历尽艰辛,回到了援西军。

  至于右路支队的遭遇,真是历尽坎坷,一言难尽。

  录自方强所著《红军战士话当年》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方强同志时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石窝分兵

<标题>=石窝分兵

<类型>=g4

<作者>=吕黎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后,急速沿河西走廊向敌军薄弱的西北方向转移。但人的两条腿终究跑不过马匪骑兵的四条腿。3月7日我军在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被敌包围。我军连续恶战五昼夜,未能摆脱敌军追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全军损兵三分之二以上,已无力在河西走廊寻地立足,被迫决定向南突围,退入祁连山区。

  3月12日,九军在梨园口掩护全军进祁连山,被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层层缠住,经过激烈的肉搏战,该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在同敌人拼杀中,流尽了最尽一滴血!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转移到一个陡峭的无名山上,此山有一片巨大的石窝,事后,西路军幸存者都称它为石窝山。

  敌人几个旅的骑兵又紧追而来,总指挥部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组织后方机关人员奋力抗击敌骑的冲击,最后,命令他的警卫员余天照撤退,自己留在后面掩护,同敌人格杀中壮烈牺牲。双方经历了五个小时鏖战。我军极其疲惫,仅凭大刀、刺刀格斗,终被敌军骑兵分割、冲散,伤亡极大。幸存人员攀上山顶,凭陡崖、暗夜,摆脱了敌骑尾追。至此,宣告了西路军西征的失败。

  下一步怎么办?陈昌浩同志当晚在山顶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我和三局的其他同志一起,在会议地点的近旁稍息。

  此时,山脚下的敌骑兵燃起了丛丛篝火,山腰躺满了我西路军烈士的遗体。环视周围,2000余名幸存者满身血污,默默地围坐在山顶暂息。这是我从江西出发长征,步履三万里中见到的最悲壮的情景。我禁不住悲愤满腔,似万箭穿心!渡黄河以来,西路军指战员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与敌奋战。其对革命之忠心耿耿,对敌人之英勇顽强,是极其感人的,应当永载史册。西路军总部机关当时还有一部完好的电台,但因为电池耗尽,没有汽油充电,已无法与党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

  在无法请示中央的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会议上决定:(1)陈昌浩、徐向前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失败情况;(2)剩下的部队分散在祁连山区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待形势好转后,再图大业;(3)由李卓然、王树声、李特、李先念等七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统一领导剩余部队的行动。

  往哪个方向打游击?石窝会议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提出,沿祁连山往东打游击,可以伺机打回陕北去;有的同志则认为,目前东面敌人重兵云集,正严密搜索我军,如向东,易遇敌锋芒,难于突破堵截回陕北,不如沿祁连山西行,摆脱敌人追击,寻地休养生息,再图他举。两种意见,一时未能统一。最后决定分兵两路。午夜,部队分开行动了。

  王树声、孙玉清同志带领五军、九军及总部妇女团1000多人。为右支队,往东行;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三十军及总部机关成员1000多人为左支队,往西走;陈昌浩、徐向前同志各带一名警卫员,也于当夜离开部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难路程。

  左支队往西走了两天后,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同志为队长,原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为政委,又带领200名愿意往东打游击的同志,离开左支队往东走(其中有张琴秋、刘瑞龙等同志),成为在祁连山活动的第三个支队。

  事后获悉,往东走的两支队伍,遭敌重兵围攻。右支队近一半战死在牛毛山,另一半被敌俘虏,只有王树声同志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化装回到了延安。

  灭绝人性的马家军阀,将被俘红军中老弱病残者,活埋于南滩荒郊。被俘的九军军长孙玉清、原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同志,宁死不屈,英勇就义。马家军对被俘的女红军战士肆意侮辱。还将年轻的红军捆绑起来,用于顶替青海省当年应征壮丁名额,押送给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途中,这部分指战员利用各种机会,纷纷逃回了陕北根据地。

  陈昌浩、徐向前同志如何脱险的呢?1939年夏,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路过迪化接见我们时说,徐向前同志机智地化装,经宁夏过黄河,历尽艰险,找到了我援西军总部。他很快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西路军西征情况,接着赴八路军一二九师任职。陈昌浩同志则化装到了白区,先回到他的老家汉口,一直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录自吕黎平所著《星光照西陲》一书。吕黎平同志时任西路军总部情报局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石窝突围

<标题>=石窝突围

<类型>=g4

<作者>=黄火青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九军、五军先后受到严重损失,西路军能打的就只剩下一个三十军,只好于1937年二三月间从梨园堡撤退到红湾寺,向祁连山深处前进。

  从梨园堡撤退时,只剩下两三千人,战斗人员很少,大都是后勤人员、妇女团和小孩子。部队分成两股,王树声一股,带了两个连,掩护妇女团、勤杂人员等非战斗人员1000多人,从红湾寺向东走;以三十军为主加上指挥部这一股向西走,我跟这一股。走了二三十里,有个孤立的大喇嘛寺,部队在寺里吃了顿饭,就顺着陡坡下去,过一条小河,到对面山下野地宿营。

  次晨一大早,吃了饭正准备向山上走,马家军骑兵追来,袭击左边三十军阵地。曾传六带着我们这批杂七杂八的人员和老弱病残的人,来到右边半山腰上,既没有机关枪,也没有长枪,只有手枪,和警卫员在一起,约有百八十人,大家搬石头筑工事迷惑敌人。

  这一仗打得很苦,直打到天将黑,山脚下有敌人,背后山坡上也来了敌骑,我们这些人被包围在中间。最后决定撤退,从半山腰走,小树丛林遮蔽着我们。从树丛中看出去,山下的骑兵正在我们前面行进,可惜我们都只带着手枪,没有长枪,打不了。

  部队后撤时,山上有段路很不好走,全是雨水从山上冲下来的石头堆积成的路。供给部长郑义斋,工人出身,原是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是个大胖子,走不动,一看形势不好,跑不出去,就把手里皮包交给警卫员,拔出手枪把自己打死了,警卫员也跟着自杀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地方工作部长吴永康。

  敌人冲上山口,对面山上徐向前叫他的警卫连还击,敌人只不过二三十个骑兵,一打就跑了。我们过去和他们会合。这一仗,三十军打得只剩下千把人,加上我们这些人,也不过一千四五百人左右了。

  当晚,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警卫人员护送下离开队伍,东返陕北,余下的人由六个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据西路军1937年3月14日给中央及军委的电报,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由八人组成,八人是: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其后,王树声率右支队向东活动,熊国炳同张荣率领另一个支队就地游击,其余六人率左支队向西活动。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2页。】领导。六个人是:书记李卓然,委员李特、黄超、曾传六、李先念和程世才。

  部队毫无目的地连夜往祁连山深处前进,战士们又冻又饿,走不动。天快亮时,他们烧火取暖,我说不行,怕敌人发现火光追击,让他们把火灭掉。有一个战士实在走不动,我只好用手推他一起走。那地方没人烟,一掉队就活不成了。我因为腾出手推他,扶他走,把我随身背的黑皮包丢了,发现后又不敢回去寻找。那皮包里装了重要东西,有在炉霍时精心搜集的张国焘反党的刊物“干部必读”十几本;有我过草地的日记本,其中记下每天出发和宿营地点,还有沿途地势、树木、生物以及早晚气候和温度等情况;此外,还有在红军中做地方工作的种种收据、封条;有赵博生送我的一本他亲笔题名的唯物辩证法,我自己绘制的行军路线图和麝香、熊胆、老虎肾、云南个旧的小刀等等。多年来,想起丢掉的那个黑皮包,就感到痛惜万分!

  录自黄火青所著《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黄火青同志时任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部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9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石窝分兵前后

<标题>=石窝分兵前后

<类型>=g4

<作者>=邱正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是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的警卫员,西渡黄河以来,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

  1937年3月14日拂晓时分,西路军总部机关跟随红九军200多人先行,三十军担任后卫,经过毛牛山,边打边撤,来到康龙寺。康龙寺是个大喇嘛庙,那里粮食很多,战士们20多天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粮食对我们来说,真是比珍珠还贵重。大伙儿正想在这儿喘口气,买些粮食烧饭,可是还没来得及动手,马家军的骑兵就追上来了。

  李先念、程世才同志率领三十军指战员在后边死死阻击,只是敌人太多,来势凶猛,在滚滚的黄尘下面,三四个旅的敌人骑兵,分成黄马队、青马队、灰马队,猖狂地扑了过来。领导机关猝不及防,慌忙向石窝山里撤退。三十军的两个团抢先占领了石窝前面的两个小山头,掩护领导机关上山。

  我紧紧护着李卓然主任,沿着一条沟壑向山上跑去。刚到山脚下,主任就跳下马,急向石窝顶上攀去。当他回过头来发现宣传部长、供给部长还没有上山,立即叫我去通知下面的部队,将不必要的东西全丢掉,赶快轻装,撤上石窝山顶。我翻身跨上主任的战马,沿着山沟飞冲下去。

  这时,来不及撤上山的红军战士,在山沟里同马家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拼杀、搏斗。敌人愈聚愈多,到处是马家军,他们疯狂追击我们的战士、伤员和妇女同志。突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骑在马上,用手枪对敌人连连还击,我拍马直冲过去,想通知他赶快上山,可是迟了,他打死了两个马家军的匪兵,枪膛里已经没有子弹了,三四个敌人举着鬼头刀直冲过来,只见他身躯一晃,从马上掉了下来。我压着满腔怒火,一边用盒子枪点射敌人,一边大声吼叫:“同志们,丢掉东西,赶快上山!”

  随着叫声,几个马匪兵飞快地向我扑来,我举枪一扣扳机,才发觉子弹已经打光了,只得急急勒转马头,沿着山沟奔跑。敌人举着鬼头刀紧追不放,倒霉的是我们的战马长期喂不饱,瘦骨嶙峋,怎么也跑不过马家军的牲口。敌骑愈逼愈近,看看只离20多步远了,我急得全身血液沸腾起来,怎么办?难道等着让敌人砍下马去?我抬头一看,旁边刚好有一堵矗立着的山岩,连忙将马缰绳拼命一勒,双脚倏地跳下马背,两手攀住岩石猛地跃了上去。只听得脚下“<img src="817000040001.gif"/>啷”一声,敌人的鬼头刀砍在石头上了。真险啊!要不是缩得快,双脚就会断送在敌人的刀下。这时,山上的同志们用石块砸下来,把那个砍石头的敌人砸得哇哇乱叫,后边的敌人才四散退去。

  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从石窝顶上望下去,山下边,马家军燃起的篝火像毒蛇的舌头,在沉沉夜色里闪动,远达数里。光秃秃的石窝顶上,聚集了仅存的1000多个同志,伤员们躺在冰冷坚硬的山石上,不时发出低微的呻吟声。现在,枪膛是空的,米袋是瘪的,肚子更是饿得难以忍受,只有每个人的脑子里被仇恨、悲愤填塞满了。大家默默地等着,等待下一步的行动。首长们,这些久经锻炼的老革命,看着眼前的景象,也禁不住热泪横流。我在主任背后,见首长们哭了,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感情,眼泪扑簌簌的直掉下来。谁会想到,这支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部队,会遭受到如此惨重的损失啊!

  当晚,各部队即根据石窝会议的决定,分头行动。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和代军长程世才、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首长,率领的以三十军千余人组成的一个支队,向南行动,李卓然主任和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大部分同志随行。根据会议的安排,要把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照顾他们。这是经过反复考虑,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分手前,李卓然、李先念等领导同志,逐一与这些留下的同志谈话,做工作。

  在石窝顶上分手前,部队搜集了仅存的一点点青稞麦,煮了几锅汤糊糊,大家喝了一顿,趁着深夜开始行动。这时,那些负伤的同志都含着泪向首长们提出一个要求:他们什么也不要,只要求能给一个组织关系的证明,只要不死,就一定要回到党的怀抱。由于情况紧急,无法一一书写,最后给大家规定了联络暗号,同志们才忍痛分开。

  开始行动后,李卓然主任交给我两样重要东西:一斤多黄金和三个密电码本子。他严肃而轻声地交代我:“这两样东西,特别是这三个本子就是你的生命,一定要保护好,你人在东西在!懂吗?”我知道这点黄金是部队惟一的钱财了,至于那三本密电码,我自然懂得它的重要性。我连忙坚定地回答:“报告主任,懂了,保证人在东西在!”

  茫茫的黑夜,寒星在高空神秘地眨着眼,四周黑黝黝的山峰仿佛是一尊尊可怕的巨兽蹲在那里。悲壮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石窝山顶。部队要分手了,每个同志都是热泪盈眶,同生共死的阶级兄弟,从长征到现在,无数的残酷战斗,无尽的艰难险阻,使我们凝结下这伟大的革命情谊。谁也不能预料,这一分手何时能够再见啊!同志们紧紧握住对方的双手,深沉地互相勉励道别,直到同志们完全消失在黑暗里,我们才迈开步伐,默默地向着那无际的黑夜,向着那渺无人烟的祁连山的深处前进。

  这是邱正基《风雪祁连山》的一部分,原载《星火燎原》丛书第2集,由许胤丰整理。邱正基同志时任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的警卫员,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40年回延安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悲歌一曲走祁连

<标题>=悲歌一曲走祁连

<类型>=g4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右路支队是九军的残部,约1000多人,由王树声(原西路军副总指挥兼九军军长)、李聚奎(原九军参谋长)、徐太先(原九军政治部主任)和朱良才负责,决定在祁连山、康隆寺一带打游击。这1000多人中,实际上有战斗力的只有三个多连的建制,共300多人,其余的都是轻重伤员。为了减少目标,便于战斗行动,当时支队领导决定:每个伤员发给五块银元,分散突围,自寻出路。

  部队行动的当天晚上,王树声让我担任交通队(警卫连)的政治指导员,意思是让我同他一起走;政治部主任徐太先,让我负责对伤员的说服处理工作。当我完成任务赶上部队时,部队已在山脚下停止前进。我首先遇到徐太先,他一见我就紧紧握住我的手,声音发颤地说:“军长带着30个骑兵走在前面,现在已经失掉联系了!”一听到这个意外的情况,我不由得为之一惊。这时,李聚奎走过来,着急地连连说:“这可怎么办呢?”一时间谁也拿不出一个好主意。我提议再派人到前边去联系一下看看。但是,接连三次派出去的人,一个也没有转回来。

  眼看着天快亮了,为了不致暴露目标,李聚奎命令仅有的三个不完整的连的兵力,分别隐蔽到各个山头的小松林里,可是到天亮检查部队时,发现又少了一个连队,总共只有200多人了。支队领导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我建议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我认为马上东渡黄河困难较大,最好是沿着三十军的去向跟进。正当研究方案未决之际,突然发现远处有敌兵追来。部队立即行动,朝着三十军行进的方向,向祁连山深处奔去。

  祁连山正值风雪严寒季节,没有人烟,没有村舍,没有草木,连飞鸟也很少看到。纵目望去,只见白茫茫的积雪和数不尽的悬崖峭壁。我红军战士穿着单薄的衣服,空着肚子,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踏着冰雪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

  跟进两天后,突然发现前边的道路上出现许多马蹄印,我们分析,很可能是敌人正在前边跟踪追击我三十军的部队。如果我们继续照此走下去,就等于跟着敌人的脚步跑,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支队决定停止前进,就地打游击。但是,经过一天多的行军后,我们却在一场意外的遭遇战中被敌骑冲散了。我和李聚奎、徐太先、朱良才以及警卫员七八个人摆脱敌人的追击后,决定化装下山,通过敌封锁线,向北越过走廊,到长城以北,沿沙漠地带向黄河方向前进。当晚,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由于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按照北斗星的方位朝北走,到天亮时,因互相失掉联系,各人又都走散了。

  第二天,我又在半路上遇到了徐太先,他当时又饥又渴,已经没有力气迈步了。我忙把身上仅剩的一点干粮分给他吃,又给他喝了水,我们才一起赶路。没走多远,又遇上了原三十军的参谋吴昌炽,我们三人一起,避开大道走小路,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录自方强同志所著《红军战士话当年》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原任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其生平见本书第6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路军右支队战斗在祁连山中

<标题>=西路军右支队战斗在祁连山中

<类型>=g4

<作者>=李新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石窝会议后)同志们怀着沉痛的心情相互告别。走到岔路口时,三十军和九军就默默地分开了。由于疲劳过度,我骑在马上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到天快亮时,才发现我们队伍的前后都没有连接上,只剩下王树声军长和杜义德师长及部分通讯员,共二十余人马。眼看着天快亮了,敌人就会追过来,军首长命令赶快上山。祁连山里面虽有积雪,但山的坡度不大,骑马能爬到山顶,上去后一面可寻找失散的部队,一面还可观察敌情。当我们登上山顶时,正好发现敌人已追上来了。我们赶快又翻过另一个山头,幸好敌人没有发现。这天总算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与失散的部队没能联络上。

  在王树声军长、杜义德师长带领下,我们20余人,在连绵不断的祁连山里翻山越岭,孤独地行进着。第三天上午9时许,敌人沿着马踏出的雪印,跟踪追上来了,王树声同志命令几个人阻击,以掩护其他同志脱离险境。我们脱险以后,担任掩护的同志再也没有回来。这时我们只剩下十几个人了。

  一天下午,大约三四点钟,我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刚停下来,突然从森林深处跑出二三十个女同志和几个男同志,我们吃了一惊,走近一看原来是妇女团的同志,也是在夜间行军失掉联络而走散的。她们见我们都骑着马,一再要求拉着我们的马尾跟着走,进山里去打游击。但根据情况分析,这里不能久停,只好让她们分散行动。我们刚走出六七里地,即听见后面有枪声,估计可能是妇女团的同志被敌人发现,结果如何就不清楚了。

  我们摆脱了敌人,继续沿着山区向西走。有一天刚到一个三岔路口,又被敌人搜山的骑兵发现了。我们边打边跑,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来,在一处休息时,发现有烧过不久的柴火灰,用手摸着还有余热,旁边还有零碎纸屑并有钢笔字样,附近还有马粪等物。根据宿营地践踏的脚印看,这不是少数几个人,我们断定这是三十军的宿营地,于是赶紧往西追去。走了约十余里,遇上了原九军军长孙玉清同志和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他们一共有七人。孙、熊两同志都负了伤,当时谈了三十军行动的情况和方向,我们估计不可能追上了。从此,我们会合在一起行动。

  孙玉清同志骑匹枣红马,熊厚发同志骑着个大灰骡子。这时已是我军进山后大约半月或20天了,敌人的搜山追击稍有放松,我们活动比以前也自由些了。连着几天的晴朗天气,使山坡阳面的积雪有些融化,人也觉得暖和一些了。但我们仍是无目的地走着,艰难地在祁连山区游动。每天的宿营地大多是大森林中的松树下,偶尔找到深沟里的土洞或牧羊人住过的草棚子,就很幸运了。

  如果在山里遇上牧羊人的帐篷或有人的住处,便买点青稞、炒面或小米作口粮。一到宿营地便架起柴火,用铝锅融化冰雪烧水做饭,不过为了赶路,大都是用山沟里的冰雪冷水搅拌炒面充饥。

  有一天,我们走到一条深沟里,发现有八九个土石洞子,据了解,这是从前淘金的老百姓凿下避风的洞子。当时已是下午3点左右了,我们决定就在此地宿营。因为这里的地形比较好,由沟口通往后山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敌人要进沟,必须先从山口进来,很容易被我们发现。我们把孙玉清、熊厚发等伤病员安排住在后沟,我们则住在离后沟约二里路的前沟,以便警戒。不料敌人从山口左侧的一条小路翻越上来,直接到达后沟。

  我们刚卸下马鞍子,就听到后沟有枪声,赶快又备鞍上马,追到后沟一看,发现敌人的骑兵不到十人,还有驮马,他们正在上山追击孙玉清同志等伤员。我们当即开枪射击,打死一个敌人和一匹驮马。敌人见势不妙,便翻山逃跑了,我们缴获了驮马上的白面和小米等物。后来询问牧羊人,才知道这是给追击我军的敌人运送粮食的,并了解到敌人把我们的同志抓去送往青海了。从此,我们和孙玉清同志又分散了。王树声同志分析了形势,决定改变计划,往东面走,选择适当的山口出山,再往北走,以摆脱敌人的注意力。

  大家经过研究,认为带上马匹翻山越岭很不方便,再说牲口目标也大,又没有饲料,为了减轻负担,便于隐蔽,决定不要马了。轻装以后,我们八个人便沿着崎岖的小道东行。有一天,在太阳西斜天将要黑时,我们走到了一个距山口十多里地的山沟里,发现有间草房子里住着一个牧羊人,他曾给我军带过路,很同情红军。他详细谈了山外敌人把守山口子的情况及敌人活动的规律。随即又给我们煮了黄米饭吃,饭后还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在悬崖峭壁的石岩上,有两个大石洞,离地约有三四丈高,要用吊绳才能爬上去,不知底细的人是找不到的,非常隐蔽安全,晚上他就将我们安置在这里。天快亮之前,他将羊群赶到路上走了一趟。将我们踏下的脚印让羊群踩掉,使敌人搜查时找不到痕迹,于是我们放心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上午12点,突然从我们头顶的山上连响了三声枪,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怀疑是老乡向敌人告了密,把我们出卖了,但三声枪响后再没动静。过了约一个多小时,这位老乡从绳子上溜下来告诉我们说,敌人搜山来到他的棚子里,问有无红军的散兵,没有发现可疑的迹象,就到山口外面去了。他劝我们继续往东走,说这里的山口是出不去的,说完便让我们去吃饭。以后,王树声就用他自带的金叶子付了饭钱,并感谢他对我们的帮助。

  经过一夜的行军,第二天上午到达一个大山脚下,这里荒无人烟,积雪覆盖着整个大地。时间虽是四五月间春暖花开的季节,但在这高山丛林中,到处都是冰封雪冻,寒气刺骨。为了恢复体力好翻越雪山,我们就地找了一积雪稍浅一点的阳坡地住下来。这里的干枝、烂柴遍地皆是,很快就烧起了一堆大火,煮了些稀饭吃。饭后大家席地而卧,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又煮了一顿稀米汤,喝完后开始翻越大雪山。我们选择了大山的鞍部翻越,沿途都是半人多厚的积雪,行走十分艰难。经过一天的奋斗,只走到山腰,大家便走不动了,只得用手将地上的积雪扒开,用干柴垫在地下作为宿营地。

  我们从山上下来,便在峭壁石岩中穿行。不久又被一条河流挡住去路,水深流急,徒步过不去。平时老百姓所用的铁绳吊桥,对岸的绳头已被敌人解开,胡乱地搭在石柱子上,没有固定好。我们先由一个同志从绳索上吊过去,侥幸成功了,大家非常高兴,过河的人立即将绳头重新固定好,其余的人就陆续过了河。

  我们走到距渡口约二里的地方,有一块平坦的场地,扎有帐篷和草棚,这是少数民族的营地,看来在我们到达前,老百姓都跑出隐蔽在附近了。我们没有进到老百姓的棚子里,很快离开了这里,沿另一条山沟继续向东赶路。

  越过祁连山的最后一个山岔,到达通往出山的后沟。越往前走河道越宽,地势越平缓,前面不远就是出口了。为防意外,我们在距出口约十里的地方,稍作休息。这天是1937年端午节的前一天。到了开始出山的时候,负伤的同志走不动,只好留在山里,留了两个同志照顾他们。天黑时出发的只有八个人了。

  这是李新国同志《在西路军中的艰苦历程》一文的一部分,原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转录自《悲壮的征程》,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原任西路军骑兵师作战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7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右支队牛毛山战斗

<标题>=右支队牛毛山战斗

<类型>=g4

<作者>=黄良诚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13日清晨,遍体鳞伤的已经不足3000人的西路军,退到祁连山的康隆寺,敌人骑兵尾追而来,我军毫无设防,满山遍野数以万计的敌人骑兵向我军冲击。我军全体人员不分男女,背山依林,且战且退,拼死抵抗,杀死杀伤敌千余人,我亦死伤惨重。傍晚时分,最后所剩千余人的西路军,退至名叫“石窝”的峡谷山峰。至此,整个西路军的行动宣告惨痛失败。

  我们在这人烟绝迹的祁连山,砸毁了不能带走的武器和电台。西路军共有七部电台,除留一部轻便的十五瓦的机子,随左支队和中央保持联系外,其余的全部被砸毁了。真是满目凄凉,四面楚歌,我们确实到了弹尽粮绝、悬崖绝壁的悲惨境地。

  黑夜降临了,巍巍峨峨的祁连山渐渐被黑暗吞噬下去。寒风怒吼着,漫天大雪从高峰上、从峡谷中猛扑过来,像沙粒一般抽打着人们的肌肤,寒透骨髓。就是那坚硬屹立的山峰,也好像受不住这冰封雪飘的奇寒,然而红军战士们却像一个个钢铁巨人,顶天立地,他们身穿破烂不堪的衣服,在这海拔3000多米的祁连山上,经受着革命的严峻考验。

  遍体鳞伤的红军战士面临生死关头。一个个抱着枪、背靠背,蜷曲着蹲在雪地里,等候着上级的决定。人们都在想着一个念头: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早已到达陕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四军、三十一军留在陕北,在党中央直接指挥下有多幸福啊!然而我们却在祁连山上遭受着磨难。但是,我们决不能就这样算完了,我们要誓死冲出重围,回到党中央的怀抱!

  傍晚,高级干部的石窝会议结束了,会议决定:为了保存这批革命的种子,将最后剩下的部队分编成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以三十军剩下的千把人和总部机关的几十个干部组成,由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同志带领,向西打游击;右支队以五、九军剩下的300人和总部、妇女独立团剩下的女同志、伤员、干部等组成,由王树声、朱良才等同志带领,向康隆寺敌后打游击,担任扰乱敌人、牵制敌人的任务。我当时被编在右支队,右支队除了女同志和伤病员以外,有枪能够参加战斗的只有200人左右。

  晚上9点多钟,左、右支队同时出发了,走了一程便向左、右分路了。在分路的岔口上,依依难舍的心情,潮水似的搅动每个人的心弦,大家一步一回头,从此以后,天南地北,路途千条,谁能知道,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何时何日再能相见啊!但是我们深信,总会有那么一天,祖国大地百花争艳,红旗飘扬,妖魔尽灭,人民欢畅……亲爱的党啊,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朱总司令啊!您的忠诚战士多么想念您啊!有了您,红军战士不怕远征难;有了您,红军战士也一定能打破这千里风沙的黑暗,光明一定会出现!

  我咬着嘴唇,抑制着愤怒的火焰,热血在周身奔流,泪水成串地淌了下来。左支队离开我们了!分别了,亲爱的战友啊!祝你们胜利,祝你们一路平安吧!

  我们离开左支队以后,向康隆寺敌后进发,踏着没膝的深雪,顶着咆哮的西北风,一夜不知爬了多少悬崖,翻越多少山冈,在密密重重的山林里转来转去。天明时,我们又回到了康隆寺喇嘛庙。因为一夜的快速行军,伤病员和体力不支的同志跟不上来,掉队了,只剩下一百七八十人了,带枪能打仗的战斗人员只有120多名和一挺机枪。

  同志们已经两天没有吃饭,没有休息,又累又饿。我们向康隆寺喇嘛庙走去,想在那里弄点什么东西吃。到了庙里刚刚坐下,突然听见枪声大作,遥见四处滚滚黄尘,马彪的骑兵旅又追赶来了。同志们正在准备就地坚守,不知谁大声喊道:“同志们,赶快向右边走,上牛毛山!”我们冲出庙门,迅速上了牛毛山。

  牛毛山海拔3000多米,一片原始森林,密密层层的古树遮住了天空,阳光射不到密林深处,二三尺厚的积雪把那些参天的松树压得弯下腰来,矮矮的牛荆、蔷薇和芨芨草,都被埋没在深雪里,只露出尖尖的几根梢头。我们一到山上,就感到一股阴森森的寒气透人肺腑,真正进入了冰雪世界,冷得使人发抖。

  离喇嘛庙200多米左右是一片光秃秃的山,树林大概是被喇嘛们砍光了。我们很快地跑上了山,敌人扑了个空。但是敌人在康隆寺稍事休息后,骑兵像一群蚂蚁似的又向山林冲来。我们右支队这些原本不是一个建制单位的同志,便由右手已经负伤的原九军的一个干部尹子林同志出来指挥,把我们又分成三个小队,利用有利地形和密密的森林,抵抗敌人。

  尹子林同志派三小队40多个同志,在一个负了伤的同志指挥下,散伏在树林的前沿;二小队占领左侧一带,防止敌人插到我们背后;一小队作三小队的掩护。敌人以为我们是一些被打散的“逃兵”,早已钻进深山密林不见踪影了,便大摇大摆地骑着马向山上走来。当一群200多人、一色骑着黑马的骑兵队,冲到离树林十多米处时,突然一阵排子枪打响,接着几十颗手榴弹飞向敌群,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人仰马翻,几十个匪徒血肉横飞,剩下的敌人拨转马头落荒而逃。

  这时,曾庆良从我的左侧几个箭步冲了上去,从刚刚牺牲的一个同志手里取下两颗手榴弹,扯出引线,把它掷出40多米,一声轰响,几个敌人连人带马躺下了。老曾又要投第二颗时,敌人已逃出100多米远了,气得狠狠地说:“他妈的,跑得真快,老子还来不及收拾你们,你们就……”老曾的话音未落,尹子林同志身旁的那挺机枪怒吼了,敌人一片片地倒了下去,庙后的山坡上躺着上百具敌人的死尸,我们都为一小队的胜利欢呼,叫好。

  但是,没有隔上半个小时,又有五六百个敌人冲来了。这次,敌人没有骑马,一个个低着头,哈着腰,成一字形散开向树林冲来。机枪向树林狂扫猛射,打得树枝上的积雪,一堆堆地掉落下来,我们的头上、肩上落了厚厚一层。三小队有几个同志负了伤,他们撕下自己的衣角把伤口扎起来,又继继战斗。敌人已来到树林旁边了,尹子林同志喊了声“打!”几十枝步枪、手榴弹向敌人打去,在滚滚烟尘中,敌人又一批一批地倒下去,有几个敌人倒栽葱似的滚下了山冈。前头的敌人倒下了,后头的又接着往上冲。我三小队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一小队接上去,继续狠狠地打击敌人。

  敌人冲进了树林,我们就利用密密和粗大的树干作掩护,顽强地抵抗着。一个头戴黑羊皮圆帽、满脸胡子的家伙,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向我杀来,我正要迎战的时候,从我后面“叭叭”打来两枪,那个家伙应声倒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玉亭同志的驳壳枪子弹射穿了敌人的胸膛。前一个敌人刚倒下去,又一个歪嘴斜眼的家伙冲上来了,他肩上横挎着枪,手执大刀,离我只有五六步远了,没等他举起大刀,我的小左轮手枪先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我几年没有拿枪打仗了,没想到枪法还蛮准呢。我一个箭步窜过去,踢了他两脚,拾起马刀,取下枪和子弹袋,连忙退到树后。经过一个多钟头的激战,敌人剩下不到一半又退下去了。下午,敌人调来炮兵,不断地向牛毛山轰击。

  一天的战斗,我们也有很大伤亡,只剩下七十多人了,已经无法和敌人作正面战斗了。但是,敌人又增加了几个团,紧紧地围住了牛毛山。然而敌人哪里知道,我们的顽强抵抗已经把他们的主力吸引到牛毛山来,拖住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左支队的同志得以安全地向西转移。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光荣任务,这才开始向深山密林里退却。

  入夜,气温下降至零下三四十度,寒冷、饥饿折磨着每一位身穿破烂单衣的红军战士。我们在山上蹲了两天一宿。为了不致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取暖,冻得实在忍受不住了,只好来回地爬山,兜圈子活动关节,但这样就更饥饿无力了。大家身上的干粮只有最后一点点了,谁也舍不得吃。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弄到吃的,所以要作“长期打算”。饿了,渴了,只能随手在地上抓把雪放进嘴里。空空的干粮袋里塞满了雪球和冰块,以备随时充饥解渴。难以忍受的饥饿、寒冷和疲劳,又夺去了一部分伤病员同志的宝贵生命。这些长征过来的英雄,含着对残暴的马匪军的满腔仇恨,长眠在冰雪之中,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永远与祁连山共存。

  第四天的晚上,才由尹子林同志主持召集一部分同志开会,讨论如何坚持斗争,确定行动方向。商量的结果,决定把最后剩下的七十几名同志重新整顿,另行编队,坚持斗争,设法突破重围,到河西走廊东山(龙首山),然后设法渡黄河,到陕北去找红军归队。

  当时敌情仍很严重,百倍于我的敌人紧紧地包围着我们,估计他们一定会上来搜索,我们必须马上起程,趁晚问摸下山去,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听说要突围,我们都自动自觉地将最后剩下的一把干粮,交给不能一起突围的伤员和冻坏了脚的同志。在这严峻的时刻,每个红军战士所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战士要照顾伤员,伤员却挂念着要突围的战友,他们不但不肯收下干粮,反而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点干粮也拿了出来,送给我们。一个伤员流着眼泪对我们说:“为了革命,为了胜利突围,你们把这点东西收下吧!你们吃了有用,我是不行了……请你们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敌人要是来了他就别想活着回去……”他看我们怎么也不肯要他的干粮?又激动地对我们说:“好同志,这是我的心意呀!你们就收下吧!我没有别的话说,请你们记住:将来有那么一天,等你们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朱总司令,就说我是他的战士,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呀!”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滚烫,热泪夺眶而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啊!世界上只有红军中才有这样坚强和忠诚的战士啊!我被这伟大的无私的崇高感情所激动着。同志们你推我让,就为这点点干粮,不知讲了多少道理,难住了多少英雄儿郎,耽搁了多少宝贵的时光。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尹子林同志只好下了命令:“突围的同志,只准带两碗干粮,其余的都留给伤病员!”尹子林同志含着满眼热泪,对留下的伤员同志说:“党和同志们是不会忘掉你们的!希望你们也立即转移,找个安全的地方,找到群众掩护一下,养好伤再战斗。咱们到河东再相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得葫芦子,哪怕没水瓢,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他的话不光是对伤病员同志说的,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是的,一定要坚持战斗下去!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丢!我们都是党教育培养的红军战士,一定能够经受住这场严峻的历史考验,一定会胜利再见的。

  此刻,深山密林,风狂雪扬。风啊,你就怒吼吧!雪啊,你就飞扬吧!每个红军战士都是铁打的好汉,钢铸的英雄,不怕乌云压顶,不怕刺刀逼胸。总有一天,我们会驱散这漫天乌云,让火红的太阳照遍全球,消灭那吃人的毒蛇猛兽。敌人欠下的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

  这是黄良诚同志《忆长征》一书中“惨痛的失败”一节的一部分,转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2辑,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2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09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右支队在祁连山中

<标题>=右支队在祁连山中

<类型>=g4

<作者>=董元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石窝分兵的那天晚上10点左右,王树声副总指挥下令,叫我们把所有的轻重机枪都拆开,甩进结了冰凌的河里,把电机、发报机砸了,把枪托用来烤火。我问陈连长为啥这么做,他叫我不要问,这个时候紧跟部队就行了。当夜,我们在王副总指挥带领下,从右翼下沟,不久,部队就分散行动了。王副总指挥的任务是带领我们在山里打游击,牵制敌人,不让追赶左支队。

  走了几天,我们到了黑河沿,从冰桥上过了黑河,再进沟上山。生活越来越艰苦,个别人吃不了这份苦,开小差跑了,骑兵连只剩三十几个人马了。王副总指挥知道这个情况后,对我们说:“同志们,他们不革命,我们要革命!他们走了,我们不怕。”一天,王副总指挥派陈连长去找失散的人马,结果他去了也没回来。王副总指挥估计可能有意外的事要发生,就带领我们立即离开了这个地方,向祁连山深处转移。

  这阵,跟随王副总指挥的只有骑兵连的30多人马了。山里没有人家,到了深夜我们才敢用火烧牛肉吃。虽然时值初春,而祁连山还是大雪封山,赶路渴了,就吃几口雪。完成牵制任务后,我们的行动目标是过黄河,与河东红军汇合。转战在这气候恶劣的大山里,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让几十个同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王副总指挥常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讲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在鄂豫皖苏区战斗的艰苦生活,开导、教育我们。他还经常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四方面军有人流落在这大山里,会派人来接我们的,鼓励我们要鼓起勇气,坚持战斗。有王副总指挥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有了主心骨,个个心里踏实多了。

  开始时,我们和孙玉清军长在一起行动。一天,孙军长要出去打粮,并带了五六个人。傍晚出去,说是天亮前转回来,我们等到早晨7点了还不见人来。这时,王副总指挥意识到孙军长可能出了事,于是就带领我们马上转移。晚上我们将两头仅有的小牛杀了煮着吃。没盐,王副总指挥叫我们把石岩上的石花刮下来,用雪一拌,再用火一煮,用那种水再来煮牛肉,真还解决了一些问题。

  一天,我们继续在山里转移,听说到了黑番地界了。刚上山,大家在山梁上一边放马,一边休息。突然,王副总指挥发现山梁的另一头上来了几个人,叫我们问一问是不是自己人,这一问,倒使敌人发现我们是红军,便一边吼“打呀,是共匪呀”,一边朝我们冲来。我们三十几个人一齐上马,一边战斗,一边转移。当时,我骑的是匹骡子,不如马跑得快,敌人追上我,抽马刀向我砍来,我见势不妙,立即滑下骡背,从一条雪道上滚下山去,躲进了一个小岩洞,才逃脱敌人的魔爪。从此,我就脱离了王副总指挥和同志们,开始了流浪生活。

  董元国口述,曾精明整理,原载《川陕苏区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标题为编者所加。董元国同志时任王树声副总指挥的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5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祁连山上的游击活动

<标题>=祁连山上的游击活动

<类型>=g4

<作者>=耿万福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所要回忆的是辗转数千里的那些难忘的历程。这里既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我只希望它能告诉人们: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红军指战员想的是些什么,做的又是些什么?

  1937年3月,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上,我和战友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目送着远去的主力部队,去迎接新的特殊战斗。这时,我们西路军已从西渡黄河时的两万多人仅剩下3000余人了。这是我军历史上惨痛的大悲剧。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总部决定护送西路军重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出祁连山,奔赴延安;在敌人尚未形成包围时,主力部队要抢先突出祁连山。为保证主力顺利出山,必须组建一支游击队负责掩护。党组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总部负责人之一李天焕同志(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对我说:“让你带游击队,不是要你消灭敌人,而是要你阻止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使主力脱离敌人的尾追。完成任务后,你们各自分散回延安。”在我请求下,总部又派来郑维俱、刘义二同志协助我工作。

  我们游击队由200人组成,总部交给我们地图一份,旧枪40条,子弹120发。这些便是我们游击队的所有家当。子弹,一杆枪仅有三发,它只能用于吸引敌人,根本不能作战。一些过于沉重的东西,背着行动不便,只好忍痛割爱,扔入山谷之中。我们把200人分成三个支队,分散行动,规定的行动原则是:要尽可能地吸引敌人,缠住敌人,保证主力部队安全西进。行动开始了,山谷中不时响起吸引敌人的枪声。马家军骑兵还以为我们的主力仍在祁连山中,蜂拥地奔向响枪的地方,可是一到那里,却不见红军的踪迹。敌人十分恼火,便派出很多骑兵搜索。为了便于活动,我们各支队又化整为零,五六个人为一组,坚持与敌人周旋。我同郑维俱、刘义等七位同志编在一个行动小组里。

  3月的祁连山仍是一片隆冬景象,起伏的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寒风呼啸,卷着雪片,枯干的灌木枝条,在凄风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山石突兀尖利,行走十分艰难。我脚上穿着一双新布鞋,可没几天工夫,鞋底便被磨穿,脚掌被划破了,疼痛钻心,穿草鞋的同志就更不好受了。

  祁连山中杳无人烟,吃喝十分困难,我们只得把惟一的一头大青骡子杀了吃。一次,一名同志遇到一位老乡,从他那里买到一斤小米,饥肠辘辘的同志们如获至宝。一斤小米放在平时,两个人一顿就吃光了,可在这困难的环境中,这惟一的一点口粮只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用。如果不是上级发给了一点洋参、藏红花(各约一斤),我们可能早就饿死在祁连山中了。

  我们喝的水是用积雪化成的,这种水又苦又涩,喝到肚子里很难受,可是渴急了,也就顾不了这些。睡觉对我们来说是件愁事,为了防备敌人袭击,要爬到山的高处才睡,那里的积雪很厚,我们只能躺在积雪上,盖上破碎的线毯,身子冻得打战,谁也不能入睡,只能眯上那么一会眼。这便是我们的睡眠。

  与敌人周旋更为不易,敌人骑着膘肥体壮的快马,在山路上奔跑;我们则忍饥挨冻,拖着沉重的双腿,在尖利的山石上一步步艰难地行走,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我们常常是在离敌人百余米的有利地形开枪,敌人一旦被吸引过来,我们便马上跑开。

  一次,我们正在小路上急走,在山路转弯处突然冒出马匪的一队骑兵,后撤已经来不及了,有人主张迎上去打,可我知道,凭我们这几条破枪,几发子弹与敌人相拼,等于白白送死。再看路的一侧是陡立的山壁,另一侧是斜陡的山坡,约有百余米长,坡上尽是干枯的灌木丛。敌人越来越近,没有别的选择,我果断地命令同志们顺坡滑下去。一到山底,我们顾不上喘气,便顺着山沟向另一座山跑去。后边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过,可是马不能下坡,敌人只是放些乱枪,没能追上我们。

  饥饿、寒冷、危险,没有动摇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半个月过去了,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同志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这时敌人已经封锁了山口,又没有向导,我们只好按照地图上的标记向东走。

  快到山口时,天已经黑下来,同志们饥寒疲惫,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席地而坐。几个同志为暖一暖冻得发木的身子,拾来些干树枝升起篝火。升明火是违反纪律的,但看到同志们冻成那副样子,我心一软,就默许了。火刚升起来,看见远处跑来一个人,同志们都感到有些紧张。功夫不大,那人跑到近前,原来是另一游击小组的一位“小鬼”。他坐在我们身边,一边往篝火里添干树枝,一边小声说:“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不如到那边去(指马匪)。”同志们一听就火了,老曾嗖地拔出驳壳枪。见此情景,那个“小鬼”吓得脸都白了,他慌忙说:“别、别这样,我也是为你们好呀。”我忙上前制止老曾:“别开枪,会引来敌人的,再说他还是个孩子。”

  我叫同志们赶紧熄火转移,可火还没灭,敌人便喊着冲上来了。我估计敌人可能是那个“小鬼”引来的,心里好不气恼。但又不容细辨,我马上喊:“散开跑,出山见!”就十分迅速地跑开了。

  这是耿万福同志《从祁连到延安》一文的一部分,由黄力、刘亚军整理,原载《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耿万福同志原任红五军供给部财务科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任命为游击队长,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我在祁连山上打游击的经历

<标题>=我在祁连山上打游击的经历

<类型>=g4

<作者>=方震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在高台、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等地几次苦战中均遭到严重损失,使部队无力继续与敌战斗,只好进入祁连山中。进山部队在红湾寺和康龙寺战斗中又受到损失,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的战斗部队和2000多机关干部及勤杂人员。这1000多人的战斗部队编成左支队,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等同志率领,向新疆方向前进。为使这1000多人顺利地摆脱敌人,将2000多人的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组成右支队,又分成若干个游击队,四出分散活动,调动敌人,迷惑敌人,掩护战斗部队西进。

  当时分配我到右支队任警通连指导员。在第二天行军中,全支队就有50多个同志掉队,我负责在后面收容。我们走到一座大雪山脚下,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正好遇到幸元林和刘振堂同志。我们三人商量:支队已越走越远,我们无法赶上了,先找个地方休息。于是我们将这些掉队的人员带到一个有两户人家的山沟里,在那里遇到了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和黄火青、曾日三、张琴秋等同志,他们指示我将这些掉队人员组成游击队,由我任队长,幸元林任政委,刘振堂任党支部书记,在山中打游击。游击队成立十多天后,又编入了毕占云支队,我被调到支队部任参谋。

  这个支队共1000多人,编为四个队,没有什么重武器,都是一些步枪和短枪,子弹也不多。1937年3月,支队行军到红湾寺以南的藏民居住区,在一条没有人烟的深山沟里住下来。因为没有粮食,无法继续前进,支队部派我带领一个步兵班,外出向藏民购买粮食和牛羊,限三天内完成任务,赶回支队驻地。我们出去走了60多里,既没有买到粮食,也没有见到牛羊,只好空手返回。

  一天天刚亮,当我们走到离支队住地不远的雪山脚下时,突然听到了一些稀稀落落的枪声,我们立刻警惕起来,上到山梁上观察,看到一帮杀气腾腾的敌人骑兵,押着我们的同志往沟外走去,还有一批敌兵在搜山。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只好带领全班同志爬上海拨4000米多高的雪山顶上。由于一直在下雪,把我们的脚印盖住了,敌人的骑兵无法到雪山顶上去。在这雪山顶上,又冷又饿,我们艰难地度过了这一天。

  当时有个战士对我说:“我们身上一点干粮也没有了,在这里待下去,不被敌人俘虏,也得饿死、冻死,得想个办法才行。”我鼓励大家说:“不用发愁,我们十个人手上有枪,会有办法的,到了黑夜,就是我们的世界了。估计敌人不可能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沟里多呆,等敌人撤退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支队。”

  进攻我支队的敌人是马禄的骑兵旅,经过两天搜山,不能在这没有人烟、冰天雪地的山沟里多停留,所以在第四天的下午他们便退走了。我们十个人天黑后沿着山坡慢慢地前行,当我们走到沟里时,远远望见靠山的那边有一束火光在闪耀,我便带了一个战士向火光走去侦察,摸到距火光不远的地方侧耳细听,根据他们说话的声音,判明是自己人。走到他们身边一看,认出是苏维埃主席熊国炳、支队参谋长李崇和一个战士,共三个人。我们见面后,一面听他们介绍战斗失败的情况,一面派人把全班的人都叫来。不多时,刘俊秀同志也来了。

  大家一面围着火堆吃他们拾来的一些牛羊骨头和肠肚充饥,一面研究行动计划。我们想起在西安事变后不久,党中央曾电令西路军返回黄河以东,到兰州向东北军的于学忠部队靠拢,但西路军没有执行,后来西路军的困难增大时,中央军委又组织部队准备西渡黄河援助西路军,这说明中央红军在陕北的力量还是很大的。因此,我们决心克服任何困难,离开祁连山,回到黄河以东去找党中央和红军。当时熊国炳同志因在敌人追击时,光着脚板跑,两脚在雪山上冻坏了,不能行走,就决定从我带的一班中,留下五名全副武装的战士,跟着熊国炳同志,找个较安全的地点治好脚伤。刘俊秀、李崇和我,共七个人,在下半夜向梨园口方向行动。

  走了几个晚上的夜路,又有两个战士失散了。一天拂晓前,我们走到了梨园口的一所房子跟前,准备进去打听敌情和买点东西吃。一叫门,里面的人答了话,并问:“你们是什么人?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红军部队打前站的,请开开门,问个路。”没想到这里面住的是十几个掉队的敌兵,一听我们是红军,就慌乱起来,不敢开门。敌人马上察觉到我们人不多,就从半掩半开的门里射出几道手电光,接着就开枪冲了出来。我们没有还击的力量,就被冲散了。有个战士在不远的一个山崖上掉下去摔死了,李崇同志也跑散了,只剩下刘俊秀同志、勤务员和我三个人了。

  我们三人在深山沟里继续摸索前进。走了几天,绕过梨园口,离开了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到达甘肃北部的戈壁地带。那里是数百里一眼看不到边的大戈壁,白天不便行动,只躲在深沟里隐蔽、休息,到了晚上才能赶路。

  这是方震同志《难忘的一百天》一文的一部分,原载《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标题为编者所加。方震,江西弋阳人,生于1911年。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参谋,右支队游击队长。1937年返回延安。后历任总后运输部检查室主任、副局长,总后重庆办事处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妇女团余部和主力失去联系以后

<标题>=妇女团余部和主力失去联系以后

<类型>=g4

<作者>=华全双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康龙寺战斗后,我领着妇女团第二营撤到一座山后,与王泉媛团长、吴富莲政委率领的第一、三营会合了。团长、政委说:我们掩护总部和主力转移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但我们妇女先锋团的1000名战士,现在总共只剩下300多人了。我们眼下的处境呢?敌人小的包围突破了,可是四周的敌人还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我们。敌人的力量不知要比我们大多少倍。只有火速突围,和主力合到一起,才有可能保存妇女先锋团这300多人。

  我们选择了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地方开刀,一举突破敌人包围。为了把敌人甩掉,我们向西北方向急驰。可是敌人是骑兵,我们拼死拼活地跑一夜,敌人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我们追上了。就这样,我们白天战斗,晚上突围,与敌人在祁连山中周旋了好几天。我们与主力失去了联系,我们日日夜夜盼望着主力来接应我们,但是,主力在哪里呢?4月上旬,我们终于被敌人死死地包围在一个山头上。

  这座山巍峨挺拔,三面是陡峭的绝壁,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青天。峰巅上常年积雪,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方圆十几里内,没有人烟。这时,我们是弹尽粮绝,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团的几个干部经过研究,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决定把年岁小的战士,护送下山,让她们自寻生路。会后,吴政委眼含热泪,沉重地向她们宣布了团里决定,但话还没说完,小战士们早已泣不成声,她们围着我们几个团的干部,痛哭流涕地恳求说:“首长,我们突围出去,上哪里去呢?到处都是敌人,到哪儿也是死路一条啊!”“我们都是跟着红军长大的,党就是我们的亲爹娘,红军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宁死也不离开妇女先锋团!”“首长,留下我们吧!敌人冲上来,我们五六个人对付他一个,和敌人拼命吧!反正到哪里也是一个死,和你们在一起,有个依靠呀……”

  我们几个团的干部也都哭了,都没了主意,我们总不能赶她们走啊!把她们又都留下了。深夜,我们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我们拄着棍子,迎着凛冽的西北风,踏着半尺多深的积雪,吃力地在雪地里拔着腿,顶风走着。

  我们在祁连山里游动,同志们本来已疲惫不堪,再加上饥饿和寒冷的折磨,许多重伤员被饿死、冻死了,有不少同志病倒了,没有生病的同志也四肢无力,头昏眼花。我们派一部分同志到处去挖草根,采草籽,剥树皮,用雪水煮着吃。可是吃了这些东西,经常闹肚子,拉稀呕吐。但是同志们都很乐观,还风趣地给这些饭起了不少美名:什么“什锦饭”、“八宝饭”等。

  情况是越来越险恶了,伤病员愈来愈多,药品已经用完,连给伤员洗伤口的盐也用完了。加上天冷,伤口冻得又红又肿,成了冻疮,一些小战士疼得直哼哼。一天将近中午时,一个卫生员跑来对吴政委说:“有一个伤员伤势很重,她老是嚷嚷着在临死前见团首长一面,她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政委用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沉思了片刻,对我说:“全双同志,你去瞧瞧吧!”当我赶到时,那位同志已与世长辞了。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凝视着这个同志。她直挺挺地躺在杂草堆上,身上盖着一块破烂的毡子,端正地戴着一顶八角帽,脸色苍白,眼睛紧紧地闭着,嘴角上挂着几丝笑容……

  突然,不远的山下,枪声、喊杀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只见从山腰跑来几个浑身血迹斑斑的战士。一个战士急促地对我说:“冲上来很多敌人,和我们杀成一团。”我还没听完,就见四五十个敌人沿着山坡向我们冲来。

  怎么办?山上全是伤病员,手无寸铁,难道就等着让敌人来捉活的吗?等着让敌人来凌辱吗?不能!绝不能!我转身大声疾呼:“同志们,姐妹们!敌人已冲上来了,我们红军战士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投降敌人啊!坚决不投降!绝不背叛党和红军!死也不能受敌人侮辱、糟蹋!”

  伤员们激怒地呼喊着,有的从容不迫地吞下大烟土、金块;有的用剪刀、小刀、匕首割断自己的气管;有几个战士拥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一个双腿炸断的战士,一动不动地躺着,等许多敌人走到身边,用刺刀、马刀对准她的时候,她猛地拉响了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几个同志想自杀来不及,就冲上去和敌人扭成一团,拉着敌人一同跳下悬崖;一个两眼被炸瞎、蒙着绷带的战士,听说敌人上来了,她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向前摸索着,朝着叫嚣的敌群,踉踉跄跄地走去。敌人向她开了几枪,她挣扎着,挺着身子,向敌人投出了手榴弹,栽倒在地上牺牲了……

  我和几个轻伤员,搀扶着三个重伤员,正跌跌撞撞地向悬崖走着,一个受重伤的同志,拄着棍子,挣扎着赶来。她一边走一边喊:“姐妹们,等等我,我们要死,就死在一起!”我们又扶上她,向前继续走着。敌人从背后向我们开了几枪,我身边的一个战士中弹倒下了。我急忙把她抱在怀里,和姐妹们一起迎着呼啸的北风,迈着踉跄的步子,继续向那云雾茫茫的断崖走去……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离我们只有两米多的地方,轰隆一声巨响,我只觉两眼一黑,脑袋嗡的一声,便失去了知觉……

  我清醒过来时,已是满天星斗。敌人已经撤走。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只觉得浑身疼痛,咬紧牙关,挣扎着从弹坑里爬了出来,放眼向四处张望,朦胧的月光照着黑黝黝的山峦,我从几具尸体旁爬过,有我们自己同志的,也有敌人的。一个姐妹背上扎着一把匕首,可她的一只手却抠进了一个敌人的眼眶里;还有一个女战士,她虽然牺牲了,可她还抱着一个敌人的脑袋,紧紧地咬着这个敌人的耳朵……我想哭,哭不出声,含泪告别了姐妹们的遗体,摸着黑下了山。

  为了寻找主力红军,我孤身一人乔装打扮,风餐露宿,几经艰险周折,跋涉几百公里,讨乞要饭到了兰州,又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尽法西斯酷刑的折磨摧残。以后,由于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共同抗日,我方被国民党扣押的所谓政治犯,都得释放,经当时的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和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同志的营救,我才得以见到自己的再生父母——党。我一到兰州办事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扑簌簌地涌了出来。党啊,红军啊!我的母亲!您的女儿又重新回到您的温暖的怀抱里了。

  如今,每当我回顾起这段悲壮的历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地为那些为革命献身的妇女先锋团的姐妹们、战友们默默地致哀:是你们的鲜血,换来今天美好的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我们这些幸存者,虽然已过花甲,但一定继承你们的遗志,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壮丽宏图而奋斗。姐妹们,战友们,你们在九泉之下安息吧!

  这是华全双同志《忆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的最后一战》一文的后半部分,由华宇笔录、整理。华全双的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祁连悲歌——记李屏仁同志的牺牲

<标题>=祁连悲歌——记李屏仁同志的牺牲

<类型>=g4

<作者>=谢良

<发文单位>=

<姓名>=李屏仁

<内容>=

  我和李屏仁同志是老战友,我们都在红五军三十七团工作。在长征中,他是团长,我是政委,后来他当军参谋长,我是师政委。在这次西进中,我和他在战斗中都负了伤,伤的都是腿,他的左腿胯骨被打碎,比我伤得重。红五军解体后,我俩都在西路军卫生部总医院治伤,随医院行动。

  3月14日下午三四点钟,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同志找我们谈话,他说:“西路军失败了,剩下的部队要分散行动,你们伤员不能随军行动,自己去逃生吧!”说完后给了我三块银元作路费。接着,卫生部医务主任杨奋来给我换药,还给了一些药和纱布、绑带,并说:“老谢,望你保重!”说完很伤心地走开了。不久,三个支队都各自出发了,剩下的伤病员、家属,有的向北、有的向南走了。

  我和李屏仁同志带了警卫员、饲养员,下山往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一路上,有骑马的,有走路的,有男的,也有女的,大家怀着失望的心情,承受着内心的痛苦,漫无目的地随着人群走。走啊,走啊!谁也不知往哪里走,谁也不讲话,好像都是哑巴。走了一个通宵,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拂晓时,走到一条河边,经查问,才知道已经到了黑河边,大家不约而同地奔向河边,用茶杯或面盆盛水洗脸,把脸上黑乎乎的泥土洗干净,烧水吃了些干粮。天亮后,大家又继续顺河边走去。我和李屏仁同志由于腿伤,一拐一瘸,一路上全靠警卫员、饲养员的照顾。

  我们到深山老林里,在有灌木和草的山沟里住下来。第三天听到四处有枪声,敌人搜山来了。到第六天,腿伤和饥饿更加严重,带的干粮仅剩下一碗炒面,腿伤发炎,痛得实在无法走动。我和李屏仁同志对警卫员、饲养员说:“我俩的腿伤很严重,实在走不动了,恐怕走不出去了,你们年轻身体好,找到部队还可以为革命工作,你们下山向陕北方向走,找延安派来的支援部队,再拖下去把你们连累了。”他们一听哭了,再三表示不能把首长扔下不管。经我和李屏仁同志反复说服、动员,他们才勉强同意,临走前,我们把剩下的炒面分吃了,他们还给我们拾了些柴,烧了些雪水,尔后才离开我们。

  第八天,敌人又搜山来了,我们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山上的夜晚特别冷,肚子又饿,伤口又痛得不能动。突然李屏仁同志向我说话了,他说:“老谢啊!我俩已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是革命到底好些,免得被敌人抓去受罪。”我理解他的意思,虽然不想死,哪还有什么办法能活着出去呢?我说:“怎么死法?”他说:“我治腿痛还有一些用的大烟土,就吃大烟去见马克思吧!”“那就我俩分着吃吧。”我接着说。李屏仁同志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不行,分着吃谁也死不了,我吃烟土,你上吊。”不等我回话,他就拿出烟土往嘴里送,一会儿就吃完了。我发呆了,战友要走了,我也只能陪他一起去!找不到绳子,只好解下绑伤口的绑带,想往大树上挂,由于腿伤,爬不上大树,就挂在小树上,小树太矮,没吊死。

  到第二天拂晓,我正在发愁的时候,李屏仁同志的烟毒发作,口吐白沫,舌头发硬。我连忙喊:“老李,老李。”他已不能说话,一会儿就停止呼吸了。怎么办呢?我一个人拿着树枝和雪,把战友埋好,尽了一份革命同志的友爱责任。埋好后,我想:被敌人抓去,还不如跟战友一起去见马克思,也算革命到底了。想到这里,我又去上吊,刚吊上去,就来了两个红军散兵,把我救了下来,还说:“不要想不开,还是下山去吧!”我被他们的行为所感动,决心活下去。下山吧!腿不能走,又没有拐棍,只好用捆伤口的绑带挂在颈上,把另一头绑在左腿上,手扶着地,顺着山沟往下爬。由于雨水长年冲刷,石头像刀子一样尖,把我的衣服和手脚都磨破,棉裤也被血水湿透了。我咬紧牙关,忍痛前进,满头大汗,爬一段休息一会,一天只能爬二三里路。

  爬到第三天,发现山沟里有个牧民的帐篷。我向帐篷爬去,想向牧民要些吃的。他见了我很害怕,怕连累他,不肯帮助我。我没办法,只好把藏在伤口附近的三元钱拿出来交给他。他见我很诚恳,又很大方,就给我一些吃的,但不让我进帐篷住,我只好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里住下来。

  录自谢良所著《独脚将军传奇》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谢良同志原任红五军第十三师政委,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14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我在祁连山中的艰难行程

<标题>=我在祁连山中的艰难行程

<类型>=g4

<作者>=梁昌汉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西路军辗转进入祁连山,我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最难熬的日子。

  那时,我军的处境已非常困难,子弹打掉一颗少一颗,无从补充,就把部分步枪改作钢锥同敌人厮杀。粮食所剩无几,冰冻三尺,连野菜也无处可挖。寒冬腊月,滴水成冰,而很多战士还穿着从南方穿来的单衣,冻得直打哆嗦,就拼足力气猛跑一阵,使身上出汗发热,被汗湿透的衣裳顿时就结了冰,冻得浑身发青,似乎血液都结成了冰块。

  最惨的要数伤员,药品几乎全部用完,连碘酒、红汞也用尽了。过草地时,我们医院还有一些从四川带来的中药,沿途还可采到一些草药,而这时,天寒地冻,不见寸草。负伤的战士流血不止,没有纱布,只能用藏区带来的哈达,庙门口悬挂的幡布来包扎止血。后来,甚至盐也十分紧张,无法给伤口消毒,我们军医只能用双手给伤员挤出伤口的脓水。听着伤员痛苦的呻吟,我们的心像刀割一般。至于有多少伤员虽负轻伤,但因为伤口感染而牺牲者,那就无计其数了。

  当战斗白热化,发展到没有前线后方之分时,山沟里充满了枪声、拼杀声和惨叫声。我和其他医务人员经常一手提着枪,一手架着伤员奔跑在战场上,子弹从耳边“哧哧哧”掠过,炮弹在不远处爆炸,震得耳膜直痛。刚把伤员安置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还没有喘完一口气,就见光着膀子、口里怪声呼喊、舞着长枪大刀的敌人追了上来,于是我们连忙拉动枪栓,扣扳机,撂倒几个敌人,背起伤员再跑。我的同乡、与我共事多年的战友、军医马齐友同志和其他许许多多同志,在激烈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英雄战死西征路,英名万世著荣光。

  3月13日傍晚,上级决定机关人员全部下放到战斗部队,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一个支队继续西进“打游击”,伤员和其他同志向东突围“打游击”。

  炮声、枪声、厮杀声刚刚平息下来,战场上显得格外宁静,漫天飘舞着雪花,白色的山川,白色的树木,山谷里,寒风呜呜作响,仿佛在为牺牲在河西的西路军将士志哀。我们这些幸存者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支从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和宁都起义发展壮大起来的、身经百战的铁军,就这样断送了,压抑不住满腔的悲愤,许多人在山沟里痛哭。

  我随着不成行的队伍,默默地向前走着,“部队完了”这个可怕的念头缠绕着我。从家乡参加红军,从根据地反“围剿”战斗到长征,从三过草地到会宁会师……不!西路军失败了,革命没有失败;西路军完了,红军没有完。党中央和一、二、四方面军一部还在陕北。只要还剩一口气,就是爬,也要一步一步爬到陕北去!

  天已经黑了,脚下是齐膝深的积雪,蜿蜒在山路上的部队继续前进着。忽然,我借着雪光的反射,发现路边有几匹马,跑近一看,马旁站着几个人,他们是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八十九师政治部主任裴寿月,还有八十八师的参谋长、八十九师的供给部长、二六八团的政治委员、原军部参谋张方明和几个警卫员。

  我跟邵烈坤是老熟人了,曾经几次给他医过伤,他见到我,大声打招呼:“梁医官,向东,过黄河去!”这天晚上,我们躲进了山坡上的一片原始森林里。我们在森林里躲了一天,怕被山下的敌人发现,没敢点篝火。一直藏到第二天的夜里,我们才悄悄地往山下走。在祁连山里转了几天,来到黑河边,用石头砸开冰,洗去脸上的污垢和身上的血迹,又美美地喝饱了水。当时,因为我们常常一连好几天吃不上饭,一看到可吃的东西,就吃个痛快;一看到可喝的水,就喝个痛快。大伙说:“吃饱喝足了,就是死了,也落个饱鬼!”

  但是光喝水怎么行呢?得吃点干粮,荒凉的山沟里,哪来的人家?正当我们四顾展望的时候,不知谁喊到:“快看,那是什么?”大家一齐望去,只见北边不远处的山坳里,有一些火光忽隐忽现。“走,红军不能老躲着老百姓!”大伙儿顿时来了劲,向火光闪现的地方走去。在山坡上的一个帐篷里,它的主人——几个放羊的汉子,热情地接待我们,专门煮了两小锅米饭,宰了一只羊,还给我们找了一个避风的山洞。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我们决定分散行动,经过一番商量,我与张方明两人为一个小组,其他的同志也都两人、三人的分了组,分别行动。临分手时,我们依依惜别,互相鼓励坚决不投敌,一定要活着到陕北见。邵烈坤师长从怀里掏出三块大洋,拉过我的手,亲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邵师长,但是,他那双布满血丝、热泪盈眶的眼睛,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大苦水煤窑”是普通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我和张方明在这里遇上一个驮煤炭的老乡,他看到我们身上的打扮,就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了。这位老乡告诉我们,敌人还在满山遍野地搜查红军,他们把抓到的红军战士,不是枪杀、刀砍,就是活埋,还有用炮轰、火烧、绳子勒的,用各种难以想像的酷刑活活折磨死。

  于是,我把一件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皮大衣的面子扒掉,换了一件对襟破夹袄和一条满是窟窿的棉裤,老乡还给了我一顶旧毡帽。为了装扮得更像一个挖煤工,我在脸上、脖子上还抹了一些黑灰。我俩把枪拆成零件,扔进山谷里。上路前,老乡特意关照:“路上见了谁也不要说话,装成哑巴。”就这样,老乡在前面赶着驴子走,我俩在后面跟着,走出了祁连山。就这样,我靠着老乡,靠着人民群众,走出了困境。

  这是梁昌汉《我在红西路军的前前后后》一文的一部分,录自《民乐党史资料》。标题为编者所加。梁昌汉同志,四川省人,原任红三十军卫生部医院军医,西路军失败后,辗转返回延安,后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曾任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悲壮的祁连岁月

<标题>=悲壮的祁连岁月

<类型>=g4

<作者>=林春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是红西路军西进作战的第二年。经过半年艰苦征战,遭敌人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至3月中旬,西路军主力红五军大部牺牲,红三十军和红九军连同伤病员仅剩下不满3000人,被迫退入祁连山。3月14日,剩下的这些人又分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分开行动。

  我被编入左支队。左支队是由三十军剩下的1000余人和总部直属队的20余人编成的,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等同志率领,到左翼山里打游击。当天下午黄昏时,陈昌浩、徐向前等总部首长就离开了我们。

  3月17日,我们西路军左支队进入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一条冰川里,由于连续与敌人周旋,部队非常疲劳,在冰川两岸休息,渴了搞些冰雪化水喝,饿了吃一点干粮,当时只有少数人还有些干粮。下午3点钟,支队领导把我找去。当时李先念、李天焕等领导同志都围坐在一堆火旁,几位领导谈到部队为了缩小目标,计划另外组织一只小分队,配备有连长、指导员,有三十几个人和五名负伤的师团级干部,军事上由八十八师熊厚发师长负责,政治上由贺主成同志负责,卫生医疗工作由我负责,具体任务是向东面方向活动,寻找河东的红军。领导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们回答说没有困难。后又问我们枪里有子弹没有?我们回答只有几发子弹。几位领导分别把自己的20多发手枪子弹和一些烟土送给我们。接着又给党员同志分别开了组织介绍信,以便失散后与各地党组织接头。

  谈话后,我们就在当天下午4点多钟出发。当时大家都非常难过,几万人的浩荡大军,不到半年就损失成这个样子,身边许多同志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同志们都流下了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首长和主力部队,从此开始了祁连山里的艰苦岁月。

  离开支队,我们走进一条向南的山沟,第二天进入另一条向东的山沟。天黑了,就在一条小河旁,用脸盆破冰化水烧开水,吃点干粮。当时,最困难的就是临时卫生队的几位伤员同志,他们是在康隆寺战斗中负伤的干部,是红军的宝贵财富。

  从单独行军开始,我们几位医务人员就下了决心,一定要保护好伤员的安全。有一天,卫生队在一条小沟里宿营,忙着烧开水给伤员消毒换药,全部处理完天已快亮了,一夜没有睡觉。早晨才发现,小分队的其他同志不知什么时候就出发走了,只剩下伤员和我们十几个人。

  干粮、药品、子弹所剩无几,而且伤员行走艰难,没人撑扶就无法继续向东行走,熊师长、贺处长(都是伤员)几位领导研究决定,先派人找吃的,其余暂时隐藏休息。派总部的一位姓樊的参谋,带领一名通讯员沿着一条小路走去,下午4点多钟才回来,说在山沟前小河边山洞里有五个老百姓,是淘金子的。一听这里有人家,都高兴极了,大家连夜抬担架(抬熊厚发师长)沿着河出发,走了一夜,才艰难的走到老百姓住的山洞前,由三十军组织处长贺主成同志向老乡进行思想工作,说明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军队,路过此地,买点粮食、盐巴,住一天就走。老乡们很同情我们的凄惨遭遇,便烧水做饭招待我们,真是盛情难忘。

  老乡们告诉我们,出山还有四天的路程,一出山就离民乐县城不远了。但是,老乡们也说,敌人正在搜捕失散的红军,暂时不能出山,就在祁连山的深山峡谷里来回转了一个月,风餐露宿,饥寒交迫。最后没有吃的粮食了,为了能活下去,只好忍痛把仅剩下的一匹马杀掉吃了,大家围着篝火取暖,喝冰水,烧马肉吃。

  同志们衣服褴褛,面容憔悴,过着原始人一样的生活。然而,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每个红军战士互相勉励,互相帮助,革命的信心非常坚定,认为暂时的失败会迎来更大的胜利!目前艰苦的岁月,只要大家一条心,咬紧牙关坚持就是胜利!同志们决心东返找党,回到党中央,回到革命的红军中去!

  后来,回忆起这段艰苦岁月的历史,曾这样写道:

  巍峨祁连山,寂寞少人烟。

  欲穷千里雪,犹思渡后战。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凌云志,黎明唱凯旋。

  这是林春芳同志《民乐人民情意深》一文的一部分,录自《红西路军史料》第6辑,标题为编者所加。林春芳曾任红西路军少年先锋团卫生队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卫生部军医,后任游击队卫生队长,转战祁连山。回延安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任第一野战军二军六师卫生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悲歌风雪祁连山

<标题>=悲歌风雪祁连山

<类型>=g4

<作者>=郑维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梨园口一仗,我们三十军只剩下2000来人,九军还有几百人。转移到康龙寺后,我奉命带不足200人的二六五团在左前方担任掩护任务,副师长熊德臣带二六三、二六八团随军部和总部行动。

  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冷风裹着雪粒打在人们的脸上、身上,如同锥刺刀扎。有的人倒下再也没有起来。数十倍的敌人咬着我们不放,他们要斩尽杀绝我们呀!我们二六五团用身躯筑成长城,掩护总部转移。拼杀到天黑,二六五团的壮士大都牺牲了,少数幸存者向左边的大山爬去。这个创建于鄂豫皖苏区,战功赫赫的“夜老虎”团,竟然冰消玉碎在祁连山上,真使人痛心啊!二六五团政委黄英祥牺牲在我的身边。他牺牲时,把枪里的几发子弹留给了我。我俩亲如兄弟,长征路上他曾对我说,从15岁参加红军,10年没有和家里联系了,不知多病的老母亲还健在不,弟、妹长多高了?等革命胜利后一定回家看看。这位年轻的优秀共产党员,没等到胜利就为人民流尽了满腔热血。

  我告别死难的战友,带着通信队仅存的20余位同志,退到山下一片乱石滩上。为了多寻找一些同志,我让通信队指导员带10多个同志,徒步到左边大山上找被冲散的战士,嘱咐他们与找到的同志一起去追主力。然后我带上七八个骑兵通信员、秘书、警卫员,从山下向主力撤退方向突围。我们边打边走,快冲出险境时,又遇见了敌人,我举起驳壳枪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枪,飞溅的碎片击中我的头部,鲜血糊了满脸。等我忍痛冲出敌围后,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和秘书了。

  在夜幕掩护下,我们在一个沟边停下来,警卫员帮着我用雪水擦洗伤口、血迹,吞咽了几口冰雪填补饥渴的肚子。不敢久停,要尽快赶上主力,可是我和警卫员的马走不动了,原来它们都受了伤。这些无言的战友曾伴随我们冲锋陷阵,如今它尽了力,再也走不动了,只好将三个人的行装都放在秘书的马上,牵马步行。飒飒寒风,难忍的疲乏和饥饿,两腿像灌了铅,每挪动一步都要拼出全身的力气,但谁也没有吭声,一步步向前、向前。

  午夜时分,当爬上一个山头时,秘书不见了。这时遇到了一些被打散的同志,他们都疲乏到了极点,三三两两地寻找部队,谁也说不清主力的去向。在一块大石头的旁边,见到了熊德臣副师长、供给部长叶永松、二六八团政委徐金书、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师政治部主任裴寿月等人。“你们怎么在这里,部队呢?”我焦急地问。“部队被冲散了。”他们懊丧地回答。“总指挥他们呢?”“闹不清,听说走了。”“军长、政委呢?”“部队被冲散后,再没见到他们。”

  他们说准备去找援西军。是啊,搞不清主力和首长的去向,只有去找援西军了。此情此景,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失群的孤雁,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紧急商量决定,东去找援西军。我们相互扶持着,依星辰判定方位,拖着疲惫的身子向东走去。

  第二天,我们又被搜山的敌军冲散,只有我和熊德臣同志在一起。我俩沿祁连山北山脚不停地朝东走,进入了民乐县境,在山脚下遇到了一户善良的穷苦人家。他们收留了我们,把我们隐藏在树林里,不断给我们送些吃的。我们在这里藏了20多天。

  我的伤渐渐好了,体力也有所恢复,已经是1937年4月了,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我呆不下去了,想尽快去找党,熊德臣同志却想等风声再缓和些走。我心急如焚,身无分文,他掏给我八块中央币,我们互道珍重后分手。我郑重地拜别恩重如山的乡亲,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沿着祁连山北麓向东走去。为躲开搜捕的敌人,我昼伏夜行,绕过较大的村镇,强忍着饥饿,不停地走啊走。一个主力师的政委,如今形单影只,孤身一人,不如一个叫花子。想起惨败就忍不住悲痛,常常泪眼模糊,边走边哭。

  这是郑维山同志《河西喋血记》的一部分,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时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陷入绝境以后

<标题>=陷入绝境以后

<类型>=g4

<作者>=李天焕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3月该是解冻的时候了,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冰雪。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仿佛是起伏的波涛,永远不见尽头。寒风呼啸着,卷起雪片和沙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吼着飞向远方,气温在零下30多度。

  这是1937年的春天,一支被击溃的不到1000人的队伍,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行进着。这支队伍穿着五颜六色的衣衫,裹着破烂不堪的毯子,披着花絮绽露的棉被,一个个蓬头垢面,两颊塌陷,疲惫到了极点。往日驰骋疆场的战马,也饿得瘦骨嶙峋,默默地驮着伤员,不再昂首长嘶。往日迎风漫卷的红旗,现在已被战火和硝烟炙燃得残缺不全,也似乎悲哀地垂下了头。

  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虽然它是残酷的,令人不堪回首的。

  1936年10月24日,刚走出过草地不久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自靖远上游西渡黄河。渡河以后,先后遇到了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十三个旅【据调查,马步芳、马步青在河西攻打西路军的部队共7个旅(每旅辖两个团)又7个独立团,另有甘肃绥靖公署补充旅(辖两个团)已开到河西,但未参战。】和大批地主武装的围攻、堵击和追击。当时,西路军没有根据地,没有补充,装备又非常低劣,在河西走廊与拥有骑、步、炮兵的优势敌人死拼。虽然全军战士浴血奋战,反复冲杀,仅倪家营子一战就歼敌万余,杀得敌人落花流水,尸横遍野,但是在错误的路线指导之下,还是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古浪一战,九军兵力损失一半;高台城血战七昼夜,五军又几乎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同志英勇牺牲;最后梨园口、康隆寺失利,红三十军遭受重大伤亡,九军余部又损失大半,政委陈海松同志战死。三十军杀出重围之后,部队已溃不成军。

  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的命运,只好把不到2000名的将士【据《悲壮的征程》记载,石窝分兵时,西路军余部尚近3000人,参见该书上册第25页、下册第312页。】,编为左右两个支队,跑到深山打游击。

  祁连山被一片严寒封锁着,没有人,没有草,飞鸟也很少,纵目所及,只见一片茫茫积雪和无数悬崖峭壁。同志们身上的衣服很少,肚里缺食,许多人赤着脚,爬冰踩雪,错误路线真是把我们推到绝境里来了!在这最严峻的时刻,少数不坚定的分子开小差了,其中包括个别高级干部。这件事使我们军里的几位领导同志非常痛心。但是我们想:动摇分子要逃跑就让他跑吧,我们留下的要更加团结,为了革命,我们死,死在一块,活,活在一起!

  最苦的要算伤员,没有药,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伤口溃烂了,成天流着脓水。我们慰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首长啊,您什么都不必说了,道理我们全懂,还是弄点布条给裹裹伤吧!”哪里弄布条呢?进入祁连山的第二天,左臂负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便不能再走了,伤口化了脓,胳膊肿得腕口粗,疼得他直咬牙,先念、良才同志和我去看他,相见之后,只有抱头痛哭。他说:“我留在这里,你们去打游击,给我写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延安,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们只好把他“坚壁”在一个石崖底下,派一个排掩护他就地坚持。谁知道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他便被国民党俘虏,押到西宁,用炮轰死。厚发同志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这是我们回到延安之后才知道的【据《悲壮的征程》上册记载:1937年3月22日,敌军搜山,在祁连山草岭大坂大山根发现了熊厚发同志的隐藏处,即围攻上来,熊厚发和警卫排的同志誓死抵抗,壮烈牺牲。详见该书第425页。】。

  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目的是要摆脱敌人。几天以后,敌人便被甩远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达到了顶点。在这冰天雪地的绝境中,我们白天靠着指南针爬山越岭,同志们的胡子、眉毛常常挂满冰霜,身体衰弱的同志不断的倒下去。晚上,我们只好找个避风的山窟露宿。每天住下,有些同志便去拣野牛、野羊粪烧火;有些同志去猎取野牛、野羊,在火上烧熟吃。我们夜间靠着粪火睡觉,有时一觉醒来,已被埋在大雪底下,不少在战斗中以一当百、英勇顽强的好同志,被寒冷夺去了生命。

  有一位战士,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爱说爱笑,聪明伶俐,别人都是光头,独他留着长发,从前他是连里的战士,进山以后,同志们看他身体不好,想把他和伤员们一起留下,但他坚决不肯,于是就让他随队前进了。他提着一把洋铁壶,背着个洗脸盆,每天住下,总要化点雪水给大家喝,煮点野羊肉给大家吃。一天傍晚,阴云低垂着,我在他们的火堆旁边,喝了口他化的雪水,吃了两片他煮的半生不熟的野羊肉,说了一阵话,便各自睡下了。夜里落了一场鹅毛大雪,第二天清早,起床哨响了,他还不起来,同志们拂掉他身上的雪片,只见他缩在一床破毯子里,脸颊黑紫,嘴角上还挂着微笑,但呼吸早已停止了。我们默默地含着泪,哀悼这个尚未成年的战友。但是大家只知道他是来自四川的一个“小鬼”,却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

  山越走越深,生活越来越苦,我们吃不到粮食,吃不到盐巴,头昏眼花,浑身酸软,整个部队像一只在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彷徨在万山丛中,看不到出路,也预料不到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时,虽然根据工委决定,部队向西行进,但进到哪里去呢?打游击打到何时为止呢?谁也不能解答。当时还有个别同志企图离开部队个人行动,左支队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进山的第五天拂晓,东方刚泛起玫瑰红,启明星还挂在天上,一个震动全军的好消息来了!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和中央联系上了【根据西路军文献记载,西路军左支队电台与中央军委接通电讯联系的时间为3月23日。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6页。】,并且收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自陕北发来的电报,指示我们:保存力量、团结一致,前进的方向是新疆或蒙古,去向由我们自己决定,但不论到哪里,中央都派陈云同志去迎接。陷入了绝境的我们,真像是在茫茫的大海中看见了灯塔,沙漠中看到了路标。工委立即决定去新疆,并复电中央,还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已经疲倦到极点的战士们,这时都欢欣鼓舞,跃然而起,人心之振奋,士气之高涨,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当太阳刚升起,山上的积雪发出耀眼的金光之后,部队唱着“巍巍峨峨祁连山”的歌出发了。雄壮的歌声震撼着高山深谷,传得很远很远。以后的日子像从前一样艰苦,甚至比从前更艰苦,但是人们不再沮丧,想起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就觉得背后有了强大的后盾,心里燃烧起了希望的火苗,浑身充满着力量。这样,我们一天又一天,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脉西进,整整走了43天【据计算,西路军从3月12日进入梨园口,至4月21日从石包城出山,在祁连山中艰苦战斗、行军共41天。】,才从安西附近跨出祁连山口。

  李月润整理,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李天焕同志,原任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石窝分兵后为左支队领导人之一,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4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在祁连山中

<标题>=在祁连山中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3月,祁连山仍是冰天雪地。高耸入云的山峰,披冰戴雪,一座连着一座,绵亘千里。寒风夹着雪末,从山头扑入峡谷,像利刀刮着皮肤。左支队的1000多人,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拉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翻山越岭,迤逦西进。两天以后,虽然敌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但是困难也更加严重了。

  分兵后的第三天,左支队到达一条干枯的柴沟河边,负重伤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因为山高、坡陡,骑不了马,又不能步行,因此,不能继续前进了。我命令部队原地休息,立即同李先念政委、李天焕主任前去探望。

  这时天阴得厉害,山谷里笼罩着灰蒙蒙的雾气。熊厚发同志倚着一块岩石,坐在一丛干枯的枸杞旁边。他那丰满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两眼痛苦地半闭着,左臂挂在脖子上,衣袖上满是血污,一看到我们,还想挣扎着起来,先念同志连忙把他按住。“首长,伤口疼得厉害……”熊厚发同志皱着眉头指着左臂,痛苦地说。我们坐在他的身旁,极力安慰他,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那打折了的左臂,肿得碗口那么粗,伤口化了脓,没有好药治疗,而且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这怎么能叫人受得了呢?

  “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个人死了没有什么,给部队增加多少累赘……首长,部队要赶快前进……把我放在这里吧!”厚发同志休息了几次,才说完了这句话。听到这里,真是心如刀绞,我们四个人都抱头痛哭,过去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怎么忍心把他扔下呢!熊厚发同志一再地说:“在这里太危险,部队要赶快走!”为全军的利益,大家只好擦着眼泪,想办法将他隐藏起来,决定让厚发同志住在附近的一个突出的石崖下,给他留下一部分药品,并留下一个排掩护。就要分手了,先念同志问他有什么话要说,厚发同志忽然抬起了头,眼睛里放射着坚毅的光彩,说:“给我留下一封介绍信吧!有了它,将来回到陕甘宁,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我好继续为党工作……请党放心吧,就是我死了,这是为革命,毫不惋惜!”

  厚发同志这种坚定不移的革命英雄气概,很久很久还感动着我们。但是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几天以后,马家军搜山时,留下的一排同志战斗到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厚发同志也英勇牺牲了。

  部队继续西进,山愈来愈高,天气愈来愈冷,几天来不仅见不到一个村落和行人,并且连飞鸟也很少看到。这时,找不到粮食和炊具,就用牛马粪烧野羊肉,用刺刀作菜刀,用脸盆作锅,用枪探条串了野羊肉在火上烤。没有盐吃,使人四肢酸软。夜间在山洞里露营,冻得整夜睡不着,有人裹着破毯子睡着了,夜里被埋在大雪底下。有一天早晨,发现二六七团一营冻死了两个战士,他们手脚发硬,身子蜷缩在一起,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微笑。同志们在烈士跟前站队,大家低下头,默默地志哀,然后又向前进。困难是达到了极点,但是由于党的坚强领导和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情绪还是高涨的。

  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部队在一道背风的峡谷里停了下来,准备宿营。这时各个连队的文娱积极分子,都指挥着唱起了革命歌曲,有的唱《国际歌》,有的唱《打骑兵歌》,有的唱着工委书记李卓然同志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山谷里歌声雄壮,此起彼伏。这歌声使人们想起往事,想到全国的革命斗争,给人以鼓舞。唱了一阵,先念同志、天焕同志和我带领战士分头出动,准备晚餐,有的到山上打野羊,有的拿着破毡子去拣牛马粪,有的干部便和原地休息的战士们谈天,鼓舞大家的革命意志。

  和我一起拣牛粪的有一个四川战士,虽然只有20来岁,但嘴上已长了一层毛茸茸的胡子,我问他对部队的前途是怎么想的,他直了直腰,把两块干牛粪撂到毯子里以后说:“我们死活都在一块!眼前打不过他们,但是拖得过他们;我们消灭不了马匪,马匪也打不了我们,我们什么困难也能克服!”我一边拣、一边给他讲解革命形势,说明眼前虽有困难,但革命最后一定会胜利。

  我们拣完牛粪,在往回走的路上,这个四川籍战士轻声地问道:“首长,我们到哪一带打游击?打多久啊?还要走几天?”这真是一个难以答复的问题,虽然几天前,我们几个领导同志统一了意见,决定向西打游击。然而向西打,打到哪里去,大家是不明确的,现在部队真是像一只茫茫夜海里的航船,只知道前进,但是长远的目标并不明确。因此,我没有给这个战士正面答复。

  第二天到达祁连山的分水岭,住了一夜。次日是个晴朗的好天,东方升起玫瑰色的朝霞,雪山反射出耀眼的光芒,部队随着清脆的哨声起床,一天的路程又要开始了。这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了全军:我们仅有的一部电台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并且得到了党中央的指示。这时,我们几个负责同志,拿着机要处长抄来的电报,反复传阅。电报指示说,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并询问我们是否去新疆。中央说,派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去迎接。经过工委讨论,一致决定去新疆,并马上电复中央。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到我军行动方向,约定每周与中央联络一次。

  得到了中央的指示,真像在夜海中迷途的船只看到了灯塔,全军同志经过传达动员,立即精神倍增,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忘记了,部队唱着歌,举起已经被战火燃烧得残缺不全的红旗,怀着无限的希望向西挺进了。

  我把马让给伤员骑,与战士们并肩走路。我看到昨天傍晚和我一块拣牛粪的那个四川战士,他顶着满帽子的霜花,背了两枝步枪,大踏步地走在前头。我紧走了几步追上他说:“现在你知道往哪里去了吧!”“知道了!”他以坚定的语气说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向我一笑,就大踏步地向前走了。

  这以后的路程虽然像过去一样的艰苦,甚至更艰苦,但是由于中央有了明确的指示,大家便有了坚定的信念。这样,我们在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祁连山中,走了整整43天【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艰苦作战、行军共41天,参见本书第396页脚注。】,翻过了无数座大小起伏的山峦,徒涉过寒透骨髓的疏勒河激流,终于从安西走出山口,到达了甘西平原。清点了一下人数,全军还有903人。

  这是程世才同志所著《烽火年代》一书的一部分,转录自《悲壮的征程》。作者原任红三十军代军长,石窝分兵后为西路军左支队负责人之一,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0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艰难的四十三天

<标题>=艰难的四十三天

<类型>=g4

<作者>=饶子健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14日黄昏时分,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山头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方案。当时,我担任八十八师参谋长,因我忙于把几个团的剩余人员整编到二六八团,因此没有出席会议。天色黑透后,师领导开会回来,向我传达了总部会议的精神,会议决定:为了缩小目标,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离开部队回陕北去;我们三十军剩余的人员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程世才代军长带领到左翼大山里打游击;一些重伤员就地留下,派一部分同志护理照料。从此,我们踏上了西路军最后的一段征程。

  夜里,寒星闪烁,北风刺骨。干部们为了这次行动,一直忙碌了半夜。因为这时已经班不成班、排不成排了。安排伤员,掩埋烈士的遗体,砸坏带不走的武器,烧毁无用的文件材料,大家心情很不平静。我根据领导的吩咐,从部队中抽出十几枝盒子枪,又从供给处取了一些经费给总部送去。从总部返回后,我带领几个战士,扛了副担架去抬师长熊厚发同志。熊师长是从倪家营子突围后,在南柳沟战斗中左臂负伤的,他左手的血管被打断了。由于缺乏药品,现在伤口化脓,动弹不得。经我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地坐上了担架。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担架后面,在石窝山腰上走着。就这样,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顶着茫茫黑夜,走进了祁连山的深处。

  离开石窝的第三天中午,我听说熊厚发同志要“坚壁”留下来,就急忙跑过去看他。他一见我就说:“我已向军首长要求留下打游击了。”“你这样的身体怎么能打游击呢?”我着急地说:“还是跟部队走吧。”“我不能给部队增加累赘……我一个人死了没有什么,不能因为我把部队给拖下来,部队要赶快走啊!……”他说着就哽咽了。

  最后,我安慰他说:“打游击困难大,还是找个有人烟的地方,做好群众工作,隐蔽几天,养好伤再设法回部队。”“我已经向军首长要了证明信,以后若能回到陕北,还是共产党员,还要为党的事业奋斗!”

  两个月前我调到八十八师时,他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团的干部情况和战斗作风特点,见我没有警卫员,就叫我从警卫连或通信班找一个。我说:“现在部队战斗人员少,我有勤务员帮助做些事就行了。”他怎么也不同意,再三对我说:“斗争环境这么恶劣,还是选个警卫员跟着你吧,这也是革命的需要啊!”

  眼下我们要分别了,真是百感交集,难过万分!我将自己身上仅有的四五斤炒面给了他,又给他留下两块银元,并嘱咐留下照顾他的警卫班战士和担架员,无论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都要照护好师长,要保证他的安全。然后忍泪而别。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分手,竟成永诀。我们分手不久,敌人在一次搜山时,发现了他们。警卫班战士为了保护师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至全部壮烈牺牲。熊厚发同志由于伤势过重,无法脱身,也被敌人捕去。被捕后,他坚贞不屈,敌人对他无计可施,只得把他解押到青海。年仅24岁的熊厚发同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英勇气概和崇高气节【熊厚发同志是在祁连山中与敌作战时牺牲的。请参阅本书第395页脚注。】。

  为了摆脱尾追的敌人,我们忍受饥饿和疲劳,连续几天急行军,在风雪严寒中减员很大,死亡,随时都可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降临。我们能不能走出祁连山?走出祁连山又到哪里去?大家苦想着,担心着。

  一天,军政委李先念同志以征询的口吻对我说:“饶子健同志,给你一个连到山里打游击怎么样?”“不行呀,政委!这地方人烟稀少,敌人是四条腿(骑兵),而我们是两条腿,怎么好活动呀?要死咱们就死在一块,你就是给我一杆长枪当战士也行,我决不离开部队!”我激动地说。

  李政委见此,对我说:“那你就去一支队(二六八团改编)当参谋长,帮助杨秀坤同志把部队带好。”说完,他就随手写了个条子作介绍。我二话没说,接过条子就去一支队报到。

  当时,一支队的队长是杨秀坤同志,政委是曾日三同志【据史料记载:左支队一支队政委是刘庆南,不是曾日三。曾日三曾任另一支队的政委,3月下旬牺牲在红湾寺西南的白泉门。参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449页,下册第313页。】。曾政委是一个老共产党员,长征途中曾经担任红五军团的代理政委。他作风深入,平易近人,工作很有魄力,和董振堂军长合作得很好,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

  3月江南,该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但是,祁连山里还是冰天雪地。许多同志没有棉衣,就把被子、毯子披在身上御寒。有的同志赤脚穿草鞋,脚上冻裂了一道道血口子。行军时呼出的气,立刻在胡子、眉毛上结成冰霜,下巴上也结了冰胡子,只好用手轻轻地抹一下,稍不留神,连胡子也会拔下来。晚上部队只能找个避风的地方宿营,大家把积雪扫干净,把身子紧紧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一觉醒来,身上常常压一层厚厚的白雪。醒得早的同志,爬起来抖去身上的积雪,然后把其他同志推醒。有些同志再也无法被推醒,他们被无情的饥饿和残酷的严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我们这支部队,像是一叶失去方向的孤舟,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飘荡着。

  一天黄昏,部队在一个背风的山坡上休息。曾日三政委见大家的情绪低沉,就叫钟立彬主任把几个连队的支部书记叫来开个会,布置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一会儿,大家都到了。曾政委总结了前一段行军的情况后,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虽然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是,党中央和中央主力红军还在陕北,革命无疑是要成功的!”他越说越兴奋,“在战胜严寒,战胜马军的战斗中,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个革命干部、战士,都要做钢铁的战士!”曾政委铿锵有力的话语,像春雨滋润着我们久旱的心田,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革命战士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使干部战士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更加紧密。

  我有个马夫,是四川人,名字叫张宗武。当时人无粮食,马无草料,我的那匹马瘦骨嶙峋,行军时要人在它的屁股后面拍着、推着走。为了克服部队缺粮的困难,有一天宿营后,我们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把那匹马杀了,把马肉分给同志们吃。为了这事,小张哭了好几回,马肉也不吃。第二天出发时,他把马鞍子扛在肩膀上行军,我叫他把它甩掉,他撅着嘴说他扛得动。“没有马了,还扛着那个有什么用!”我坚持不让他扛,他说:“到新疆路还远着哩,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它!”就这样,他扛着这个十几斤重的马鞍子走了好几天。后来搞到了一匹马,马鞍子可真派上了用场!

  一个朝霞绚丽的早晨,部队正要出发,曾日三政委从军首长那里快步走来对大家说:“好消息!我们的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党中央、毛主席叫我们到新疆去。党中央还派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到新疆接应我们哩!”我们顽强地向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经过了整整43天【应为41天,详见本书第396页脚注。】的奋斗,终于走出了祁连山,到达安西。

  这是饶子健同志《历尽艰险到新疆》一文的前两部分,原载《艰苦的历程》。饶子健同志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参谋长,其生平见本书第6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在祁连山中探路

<标题>=在祁连山中探路

<类型>=g4

<作者>=黄火青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石窝分兵后的)第二天,我随工委出发了。我和曾传六带了十三四个骑兵在前面探路。从此地起一直到走出祁连山,都是我们两人在前面带路。我每天早起三四个钟头,我的马夫老孙路上害了伤寒病,我让他骑我的马,他坚决不肯。有一天他落在后面了,叫我先走,说他歇歇就来,结果他一直没有跟上来。老孙是甘肃人,他跟我多年,共过患难,大是大非也分得清,他之死使我很难过。多年来常梦见他,可惜不知他的老家在何处,无从悼念。

  前进途中,曾经过藏族人的一个大马场。转过山去,正撞见曾日三那队人马,工委会不知是谁,叫他们跟在工委后面走,但必须相距半天路程,不能靠在一起,曾日三他们当然不干,径自往前走了。我那时在队伍最后头,没有听见讲话情况,等我过来时,还看见他们的背影,我赶上去叫他们一起走,但他们一肚子气,不肯回转来。他们都有马,如果一起走,还可以多保护几个干部。曾日三和孙玉清后来都牺牲了。

  我和曾传六天天在前面探路,李先念还把他的小指南针给我使用。有一天下午3点多钟,一翻过山,就像一瓢冷水泼在我们头上,迎面横着一座大雪山,名叫哈喇大坂,冰雪已经开始融化,前面没有路,真像走上了绝路。后来,还是马场那个藏族牧马人带我们从山脚下向右绕过去,并比划手势说,此地是几条河的分水岭,一部分流入青海,一部分流经沙漠,名叫疏勒河。彼此言语不通,但“疏勒”二字还是听懂了,就让他带我们向疏勒河方向走去。顺着河走,山上积雪反光,前面出现一片草原,灌木丛林环抱,远处隐约还有村落人家,其实都是类似海市蜃楼的幻景。我对照着地图,一小片一小片地记载了沿途景物,一直记到安西。

  绕过大雪山后,发现自由奔驰的野驴群,一群有上百头,警惕性很高,枪打不着。沿疏勒河走了两三天,天下大雪。多年行军有经验教训了,一路上叫大家都捡白色牛粪,到了宿营地,放上点小树枝把牛粪烧起来,围着过夜。我有块油布,原是铺在地上睡的,这次倒过来,把油布盖在被子上,暖和多了。天亮醒来,感觉身上压得很重,一看,油布上积了很厚的雪,先掀开油布,抖掉积雪,才坐得起来。

  我们走完了祁连雪山中最寒冷的一段路程,前面又出现一座小山,我就一个人跑去调查该怎么走。一看,前面是一片平原,右边沿着山脚有一条小路,我考虑了一会儿,决定从右边走。中途遇见过一个汉人张银匠,会说本地话,又请他给我们带路,到了察柯大坂,他就不能往前带了,因为一过地界,就是另一个民族的地区。我们自己走了一天,到了蒙古民族聚居地区,净是红土山冈,找不到东西吃,战士们情绪低落,说再没吃的,就要杀马吃。我们照指南针的方向走,一路作记号,岔路口就用树枝堵住不走的那个路岔,又在路旁画上箭头,给后面的部队指示前进的路。

  走了一二十里路,遇见一个40来岁的蒙古人,矮矮胖胖的,养了300来只羊,我们经过解释,就把他的羊买来杀了吃,并请他为我们带路。后来,在安西让他回去的时候,曾经送给他一些钱财作为补偿。在我向他调查路线时,他不会讲汉语,只比手势。如问到敦煌、昌马、踏实需要多少天?到安西有多远?走多少天?就用手比太阳出没、睡觉、起身,有没有柴火、水、草等。我只能听懂一句“板纳”,就是“有”的意思,“伊柯板纳”就是很多等。

  天已经黑下来,我顺着河沟走回去,忽然发现一个兔子蹲在土坡上盯着我看,我放了一枪没打中,它跑了。回去后,曾传六说他们听见枪声,以为我遇害了。次日晨,队伍沿着小路前进,发现旁边的山是红色岩石构成的,闪闪发光,山沟的水有硫磺味。捡些石头支起锅烧水,石头都被烧化了,可能是硫磺矿。解放后,我向地质部长何长工报矿,果然不错。

  走了一两天,到了石包城。地图上标示的石包城,实际上城里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一户人家。工委会给中央发了电报,报告西路军只剩下900多人,准备向新疆走,请示中央。中央非常关心,马上回电,叫我们从北路去新疆,不要走南路。当时不了解原因,后来到迪化才知道,北路上的哈密有个尧乐博斯,但力量不大,好对付;南路和田是马仲英的地盘,人多,连盛世才也打不下他。

  这是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黄火青同志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9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左支队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

<标题>=左支队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

<类型>=g4

<作者>=吕黎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海拔四五千米的祁连山,披冰戴雪,逶迤千里。登上山巅,只见重重叠叠的云朵,在山腰间翻腾着,好像大海里的浪涛,云层散后,露出了冰峰雪岭,有的像戳破青天的宝剑,有的像戴着银盔、披着银甲的巨人。进入谷底,冰坡遍布,阴冷彻骨。强劲的寒风,裹着积雪、沙砾,扑头盖脑袭来,像利刃割着全身。这儿不但人迹罕至,连飞鸟也极少见到。除了偶然惊起的野牛、黄羊外,看不到其他动物。

  西路军左支队1000人,翻越重重叠叠的雪峰、深谷,踏过冰封雪冻的衰草乱石,疾速向西奔跑。西行的第三天,追击的马家骑兵,在严寒、荒凉、坡陡、沟深的雪山前胆怯了、退缩了。尾追的恶魔,终于被我们甩掉了,夜晚可以安心睡觉了。

  我们身后虽无追兵,但眼前的祁连山千里冰封、荒无人烟,到那儿去立足?左支队像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渴望着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个重任,落到了我们三局的电台工作人员肩上。为了将汽油发电机修复,改装成手摇发电机,电台工作人员每到宿营地,就摆开了简陋的工具,琢磨着、试验着发电机,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3月22日深夜【西路军在祁连山中同党中央恢复电讯联络的时间为3月23日。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616页。】,随着新装的手摇发电机“呜呜”地快速摇动,指示灯突然迸发出柔和的红光——改装成功了!

  全军仅有的一部电台马上架起来。大家将电台围得水泄不通,渴望听到与陕北党中央电台沟通联络的好消息。王子纲、刘寅、荆振昌、汪铭震、王玉衡等同志,都是电台的报务老手,都亲自上阵,摇动发电机,调谐频率,拍发信号。“嘀、嘀……嗒、嗒、嗒……”忽然,带着耳机的王子纲同志眼睛一亮,惊喜地叫道:“陕北台信号!这是党中央电台在呼叫我们西路军!”

  我们马上明白了,自西路军电台用完最后一点汽油,中断发报后,党中央电台仍然昼夜不停地呼叫西路军总部电台。党中央、毛主席时刻关怀着西路军的命运,一股暖流涌上心来,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

  宋侃夫局长马上将与中央电台沟通联络的喜讯报告了李卓然、李先念同志。首长很快拟就了电文向中央报告西路军情况,请求指示。党中央马上回电了,大意是:全军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可沿祁连山脉西进。若能进到新疆或蒙古就有希望,党中央将派人接应。具体路线由我们自己酌定。

  西路军工作委员会连夜开会,决定往新疆方向前进,并电报党中央。翌日清晨,党中央的指示传达到每个干部战士,全军情绪大振,到处爆发出欢呼声。大家高唱着《巍巍峨峨祁连山》那支战歌,怀着无限的希望,向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挺进。

  时值三四月间,平川大地已经绿草如茵,万物复苏了,可是祁连山区,仍是零下20多度的严寒季节。我和大多数同志一样,穿着单薄的军衣,但外套着一件自己缝制的羊毛背心。那是在贵州土城战斗中缴获的一些布匹,周恩来副主席指示分给军委机关每人几尺,我一直舍不得用,过草地时拾了一些羊毛,就凑合着自己缝成背心。

  我还有一条徐总指挥送的毛毯。据徐总指挥的警卫员讲,这是粉碎四川军阀“六路围攻”时的战利品,郑义斋部长指定给徐总指挥的。后来,西路军总指挥部在倪家营子地主老财的地窖里挖出了一批财物,其中有一条新毛毯,大家执意要送给徐向前同志。他在劝阻不住的情况下接受了,但坚持要把他原来的那条毛毯转送给没有被毯的我。

  在滴水成冰的祁连山中,我和我的马夫邱大银同志,白天轮流披着这条毛毯,一次次使行将冻僵的身体暖和过来。夜晚,俩人共同裹着这条毛毯睡觉。严寒中,毛毯虽像纸一样薄,但毕竟保住了我们身上的一点暖气,抗过了死神的威胁。徐总指挥送我的毛毯,保住了我们两个人的生命。

  同志们都这样共同使用着,互相谦让着御寒的衣物,团结一心与高山严寒斗争。由于御寒的衣毯实在太少,每天早晨,都发现一些在战场上英勇顽强的好战友,被冻僵在宿营的山洞岩缝里,永远离开了我们……

  饥饿,无情地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连续的紧张撤退中,全军没有来得及筹集粮食就进入了祁连山。记得在石窝分兵时,吃了最后一顿剩余的黄米煮的汤糊糊,从此,就再没有见到一颗粮食的影子。在极端的饥饿中,我们忍痛宰杀了瘦弱的战马,先将马皮、马的内脏、马的骨头,凡是能吃的都煮了吃,而后再吃马肉。一匹瘦骨嶙峋的马,要供两三百人维持几天的生命。马匹越来越少,荒山中又打不到多少野牲,不少指战员饿得踉踉跄跄,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几次濒临饿毙绝境,偶然碰上了藏族、裕固族部落撤离高山牧场时走散的牛羊,大伙儿就高兴地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靠着这时断时有的牛羊肉充饥,我们顽强地跋涉西进。

  没有盐吃,是比严寒、饥饿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生理常识告诉我们,人必须每天吃五至十克盐,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需要。而我们进祁连山后,没有吃到一粒盐。长久的淡食,我们的脸都发黄浮肿了,脑袋整日昏昏沉沉,浑身软塌塌的。走路时费了很大劲,想跨出一大步,实际只能迈出小半步,真是力不从心呀!两条腿想抬抬不高,好像不完全是自己的了。加上高山缺氧,走一步喘上三口气,一天顶多才能走30多里。许多好同志因长时间没有盐吃,全身无力,爬不上山坡而倒下去了。

  长征时翻雪山、过草地是很艰苦的,我曾经历过三次,但西路军在祁连山,要比翻雪山、过草地更加艰苦卓绝!因为翻雪山,只要头一天晚上能到山脚下,第二天中午就翻过去了;过草地,最长的一次走了14天,但事先筹集了一些干粮,还能找到一些牛羊和野菜充饥,而祁连山,海拔四五千米,终年积雪,茫茫千里无人烟。马匪军曾狂妄地断定:红军进了祁连山,不是饿死,就是冻死,绝不可能活着走出来。

  实际情况是:我们穿着遮不住身体的破衣服,没吃到一粒粮和盐,仅靠时断时有而又少得可怜的一点牛羊肉,爬了40多天雪山,躺了四十多夜的冰洞,走了1000多里冰雪山路。这期间,我们克服了多少难以想像的困难,终于战胜了世上罕见的自然困境!这在世界上的军队征战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我们这支严重失利、极端疲惫的部队,既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的斗志和完整的战斗组织,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

  要问这支红军队伍为什么这么英勇,这么顽强?因为我们都来自革命根据地,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打倒了地主豪绅,消灭了剥削阶级,贫苦的工农群众翻身做了主人,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事实使我们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打天下,才能有我们劳苦大众幸福的明天。眼前的敌人虽然嚣张,但千千万万有觉悟的劳苦大众,是斩不绝、杀不尽的。只要我们英勇杀敌,坚持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录自吕黎平同志所著《星光照西陲》一书,收入本书时略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原任西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风雪祁连山的日日夜夜

<标题>=风雪祁连山的日日夜夜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从石窝山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继续往山里走。阳春三月,在我的家乡湖北,应该是东风解冻的时候了,可是祁连山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冰雪。寒风呼啸着,卷起的雪片和沙砾,从山顶扑向峡谷,又怒号着飞向远方。漫山遍野覆盖着白雪,寒气逼人。

  我们这支队伍,是在毫无冬季准备的情况下,被敌人逼入祁连山的,其艰苦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我们身上没有棉衣,脚上没有鞋子,进入了这冰雪世界,随时有冻死饿死的危险。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要坚持到底,战斗到胜利!

  我们进山,敌人也跟踪追击进了山。有时我们住在山上,敌人住在山下;有时我们在山沟的这一头,敌人就在山沟的另一端;有时敌人在那边一座山上,我们就在这边的一座山上。为了摆脱追兵,上级命令派人在队伍后面扫雪,把部队走过的脚印扫平。两天以后,虽然敌人被甩在后面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更加严重了。

  最困难的要算是想不出什么办法照顾伤员了。不少同志手和脚冻坏了,伤口溃烂了,成天流脓水,但是我们没有药,没有绷带,更没有担架。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我们的师长熊厚发同志了,我们师长个子不高,但长得很结实。我开始当通信员的时候就认识他。他打仗的时候,不仅很勇敢,而且头脑敏捷,遇事反应非常快。这次他负了重伤,伤口化脓,仍然坚持跟部队走。可是因为山高坡陡,骑不得马,又不能步行。熊师长眼看着自己拖着部队,难以继续前进,他便向上级请求:把他留下来就地打游击,不再给部队增加累赘,并要求给他留下一封介绍信,将来回到根据地,好继续为党工作。考虑到他的伤情,军首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将他坚壁在一个山崖底下,并留下一个排保护他。熊厚发师长这时两眼已经凹陷下去,左臂用布带吊着挂在脖子上,衣袖满是血污。我们在与他分别的时候,心里简直像刀绞一样难受。谁能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我在石窝战斗中被敌人砍了一刀,腰一直很疼,有时疼得直不起来。于是我就向李先念政委恳求:“政委,也请你给我写个介绍信吧!”李先念政委起先没有作声,过了一会问我:“你也想走啊?”我站在他的面前,没有回答。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还有这么多部队怎么办?这么多人,还要有人领导,有人带领。如果我们都走了,这个部队不就散了吗?中央指示我们,要保存好革命的力量啊!”

  稍许停了一会,李先念政委又非常恳切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们在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间,雪山、草地那么艰苦也过来了,现在难道就不能坚持了吗?我们要想到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现在多带出去一个人,就是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

  这样,我就没有再要介绍信。晚上,部队宿营,在一个河沟边烤火时,李先念政委又把我叫去,问我:“你的伤怎么样?”我的伤是前几天被敌人砍了一刀,因穿着这件黑旧皮衣,没有被砍开,只是背上有一道血痕,有时腰撑不起来。我抖了抖身上那件破旧不堪的皮衣,轻声地回答:“还可以坚持工作。”他说:“就到二六八团三营去当教导员吧,让我们一块把这个部队带好!”

  我被李先念政委热情真切的话语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我心里很难过、很惭愧。跟李政委多年,为什么在最困难的时候不能与首长患难与共呢?我当即表态:坚决按照政委的指示,把部队带好!这时,程代军长也对我说:“到营里之后,首先要稳定部队情绪。这两天,敌人没有发觉我们,明天我们还要继续翻两座大山,往祁连山里面走!”“是!”我响亮地答应一声,并向李政委、程军长行了一个军礼,便跟着一名通信员到二六八团三营去了。

  有一天,李先念政委跟着我们营一路往前走,他边走边对我说:“你要知道,部队确实是很苦的,住的没住的,吃的没吃的,穿的没穿的。你看前面那几个战士,还打着赤脚在雪地里走。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对战士要承认这些实际困难,同时,又要教育同志们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坚持到底,少掉队,不掉队!在这样的雪山,掉下队来就完了。你看,前面那两个战士,架着一个人走,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过去我们在雪山、草地都用过,今天还得用。要尽量想办法,多带出去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胜利!”

  李先念政委就是这样,胸怀无产阶级的革命大业和无产阶级的深情厚谊,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前进。

  我们走了十几天,敌人算是被甩远了。但是,新的困难又来了。开始,我们还可以碰到一些蒙古包,向牧民买些牛羊、青稞等东西吃,后来,敌人想饿死我们,下令封山,把老百姓全部赶走了。我们接连走几天,也找不到一个向导,只能靠指北针走路,也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有时连烧的都很困难。没有办法,上级只得叫部队杀马吃。起先,一个营200多人杀一匹马,能吃一天。因我们过雪山草地时有吃马肉的经验,马一杀,先将马骨头和马皮烧了吃,尔后再吃马肉。虽然吃得很节省,但我们的马毕竟是有限的,后来只好两天杀一匹,三天杀一匹。行军的时候,战士们经常向前看看,向后看看,担心地说:“我们的马快没有了!”

  吃不饱,穿不暖,大家的脸一天一天的瘦削下来,身体也弱得多了。战士们没有鞋穿,开始还能撕被单包脚,后来被单少了,不少人只得光着脚板在雪地上走。冰雪像刀子一样割着大家的脚,很多人脚上都裂开一道道血口子。行军的速度减慢了,最初每天能走上70里路,后来只能走40里,30里,有时还得互相搀扶着,你推着我,我拉着你,慢慢地往前走。尽管走得慢,队伍里还时常有昏倒的人。首长的马都成了收容队,专让这些昏倒的同志骑,或者是拉着马尾巴走,有时一个马尾巴上拉着两三个人。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他每天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到下午,他的马上经常是骑着体弱的战士,他自己的身上,则背着战士们的枪,上坡时,手里还拉着同志们往前走。

  晚上宿营,能找到树枝烤火是最好的了,碰上没有树枝的地方,大家只好把雪一扫,背靠着背,两三个人顶一条被单,缩成一团过夜。第二天早晨,被单上已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有的同志就这样躺在那里,再也起不来了。有一天晚上宿营,是在一片茫茫的雪地上,看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根草,望不见一棵树。

  我们营部有个叫小茅的战士,从身上解下一把用小树枝扎成的扫帚,高高兴兴地扫出一片雪地,让大家休息。我和他正好在一个小组里休息,正好是脸对脸,我和他说了一阵话,便各自坐着入睡了。夜里,天上又落了一阵鹅毛大雪,把他冻醒了。他看了看周围睡着了的同志们,便将盖在自己身上的半片被单全部盖在旁边一个同志身上。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待他重新睡着后,我站起来,将我身上的那件旧被单,轻轻地盖在他的身上。第二天清早,起“床”哨响了,他还不起来。我和同志们掸掉他身上的雪片,只见他缩在我的旧被单里,嘴角上还挂着微笑,但是呼吸早已停止了,这位年青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现在我只记得他姓茅,叫什么名字,实在记不起来了。

  路越走越远,山越钻越深,生活也越来越苦。我们在祁连山,要说艰苦,它比三次过草地还要苦得多。为了要保存这点力量,少受损失,这时候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得是比较及时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了每个人。因此尽管生活十分艰苦,环境特别恶劣,但部队当中很少人有悲观情绪,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听党中央的话,跟着上级走,不要掉队,继续前进。

  进山大约走了20多天,我们骑兵连的马,所有团以下干部的马,全部杀吃了。最后,我们三营已经一连三天没有吃到东西了。行军时,有的战士啃冰块,吃雪团。虽然大家你拉我、我拉你地前进,但晕倒在路上的同志比往常多了。断吃的第三天傍晚,我们找到了一块比较干的地方宿下营来。大家很高兴,因为这里有很多牛粪、树枝,可以好好烤一下火了。

  部队住下来以后,到处冒起一堆堆烟火,战士们围着它,有的烤衣服,有的烤脚,有的用破布打草鞋。火烧得很旺,要是在这些火上,用捅条穿上一两块马肉或羊肉烤了吃,那有多美啊!但是,谁不知道当时的处境,谁敢有这样的奢望呢?

  就在我们全营饥饿难忍的时候,一营营长曾玉良牵着一头骆驼,向我们的火堆走来。他到了我的面前,大声地对我说:“老周,我们营里有两头骆驼,大家叫我送一头来,请不要嫌少,收下吧!”说完,就把缰绳交到了我的手里。

  我说什么也不肯接收,我知道一营的同志也有一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他们的这两头骆驼,是全营同志忍饥挨饿硬省下来的,而且,这两头骆驼还要驮病号。要是依大家肚子的话,恐怕有20头骆驼也吃完了。于是,我坚决地对曾玉良同志说:“曾营长,你和大家的心意我们收下,但是,骆驼我们不能收,因为你们还要驮伤病员。我想,与其我们两个营都饿死,还不如让你们坚持下去,为革命多积蓄一些骨干力量!”

  曾玉良同志听完我的话,激动地说:“老周,我们都是红军队伍,要饿一块饿,要走一块走。”说完,他不等我回答,就向他们营的方向走了。我目送曾玉良同志远去的身影,再掉转头看看战士们: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就没有再坚持送过去,而是让战士们把骆驼杀了。这头骆驼,不只是供我们全营吃了三天,而且是帮我们全营度过了饥荒,把大家从死亡线上拉回到生路上。因此,全营的同志对一营的同志,都充满着无限的感激之情。

  吃完了一营送来的骆驼,饥饿仍然像只凶猛的野兽,威胁着我们。一天晚上,宿营以后,我和营长到支队部去汇报工作。走到那里,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和其他首长,也都坐在支队部的草地上烤火。程军长叫我们坐下后,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我们说,我们营没有掉队的,但今天晕倒的同志特别多。军政委李先念同志说:“是啊,两三天不吃东西,叫大家怎么顶得住呢?”

  营长看着军首长,很想说句替自己鼓劲的话,但终于讲不出来,只说了句:“没关系……各营还不都一样。”李先念政委向我们看看,说:“好吧,你们先回去,我们再想办法。”我们从支队部回来不久,只见军部的通信员牵来一匹大白马,他走到我和营长的面前,颤抖着声音说:“营长,首长叫你们今晚把这匹马杀了吃。”“杀这匹马?”我吃了一惊,反问了一句。通信员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把马交给我,噙着眼泪回头就走了。

  我接过缰绳,凝视着这匹马,心里一阵难过。这是军首长的马,也是我们整个左支队最后几匹战马中的一匹啊!

  “教导员,杀马?”“是不是马上动手?我们来杀。”“就杀吧?我去拿马刀。”战士们一看见马,都嚷着围上来,有的卷卷衣袖,准备动手。我看看马,看看大家一张张饥饿的脸和一双双凹陷的眼睛,心里像有什么东西拽住似的难受,最后,我强装着高兴的神情,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今天有东西吃了。”

  “我们哪来的马?”不知谁问了一声。这时,一个名叫秦小明的战士从人群中挤了进来,仔细地端详着这匹马。大家正奇怪他的举动,他突然叫了起来:“这是军首长的马呀,是李主任的!”“你怎么知道?”大家问他。“我认得,今天我昏倒在山那边,李主任叫我骑的就是这匹马,我认得的……”他抚摸着马背,说着说着竟哽咽住了。马好像懂事似的,驯顺地回过头来看看他,又闻闻他。“是的,是的,我也骑过的。”三四个战士异口同声地说。

  这一讲,大家顿时沉默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马,说不出一句话来。秦小明走上前来,面对着大家,响亮地说:“同志们,首长的马,我们不能杀!首长这样辛苦,身体又不好,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杀首长的马。”“对!这几匹马杀了,再有同志昏倒骑什么呀?”另几个战士连忙补充说。

  大家乱哄哄地讲开了,都说要把马送回去。这样,营长和我倒为难起来了:今晚不吃,明天怎么能行军呢?如果都走不出去,就有被困死在这里的危险。正在踌躇,秦小明走到我们面前说:“最近几天宿营,我总看到宿营地附近有刚拆除的羊圈,羊圈里的羊粪也是新的。同时根据羊圈来判断,这群羊的数量不少,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的。我们能不能派人骑上首长的马,走在前面去找找呢?”他这一讲,我心里突然一亮:对!是个好主意。我和营长商量后,决定把马送回去,向首长请示。

  夜色已浓,篝火也更红了。我们走到支队部,首长们还都围在火旁,拿着指北针,看着小地图,大概是在研究第二天行军的路线。程代军长见我们把马牵来了就问:“怎么把马送回来了?”我们说战士们不愿杀。李政委说:“不吃点东西,明天怎能走路?叫大家把马杀了吧!”营长又把战士们的意见谈了。首长们考虑了很久,同意了我们找老百姓买牛羊的意见,并命令我们营担负这个任务。这时军部通信员欢喜地接过马,把它牵到旁边草地上。饥饿疲惫的马,立刻刷刷地啃起野草来。

  军首长在派通信员送马给我们营的时候,也派通讯员给其他的营送去了马。这时候,其他营里的干部也先后把马送了回来,都说战士们不愿杀。李先念政委站起身来感慨地说:“你们回去吧,告诉大家,在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取得胜利!”可是,就在这一天晚上,那位瘦小的战士秦小明,却因为饥饿和寒冷,死在宿营地里了。

  第二天,我们组成了有八九个人的骑兵班,当太阳爬上山头的时候,这个班就踏着雪出发了。当天傍晚,他们就在一个大山坳里找到了羊群。没想到牧羊人有枪,经过一阵小的枪战,连人带羊全被他们带回了支队部。

  原来,这羊群是牧主家的,后来就被马家军收买了,牧羊人都是从马家军里挑选的。他们以放羊为幌子,一直在侦察我们的行军路线,监视我们的行动。因为他们有马,跑得快,所以他们总把羊群赶在离我们前卫部队二三十里路远的地方,或者把羊群赶在我们行军路线的两侧,一见到我们的部队,他们就迅速赶着羊群离开了。

  这一下,我不仅搞掉了敌人的耳目,而且找到了羊群,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战士们把羊杀了后,有的把羊肉串起来烤着吃,有的用脸盆煮着吃,有的还把从牧主、土官那里搞来的一点面粉,做成羊肉疙瘩汤送给首长们吃。还有许多同志舍不得吃,留下一部分羊腿作干货,准备继续行军吃。这时候,我们多么怀念战士秦小明啊!是他出的主意,但他却没有吃上羊肉,要是他能坚持一天,可能就不会牺牲了!

  对于找到羊群,大家确实是很兴奋的,也提高了同志们争取胜利的信心。有的说,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一定能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有的说,打仗就是这样,战斗胜利往往是坚持到最后几分钟。有的说,人的一生有不少时间是在困难中生活的,没有困难的生活是没有的,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咬紧牙关,坚持住,黑暗就会过去,胜利就会出现。

  这样,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渺无人烟的祁连山脉西进,一天又一天,前前后后,走了43天【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艰苦作战、行军实际时间为41天,参见本书第396页脚注。】,终于从安西附近跨出了祁连山。

  录自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一书。周纯麟同志时任西路军左支队营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祁连山中的艰难行程

<标题>=祁连山中的艰难行程

<类型>=g4

<作者>=盛先传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失利已成定局,无法挽回。这时,大量敌人已经逼近,情况十分严重,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三十军余部大约五个营的兵力,组成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同志带到石窝山以东的山区打游击;九军剩下来的大约500余步兵和100多名骑兵,组成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往石窝山以西山区打游击;总部直属单位以及伤病员1000余人,组成一个支队,由张荣同志率领,在石窝山一带打游击。

  部队重新编组时,我见到了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同志和原十师三十团重机枪连连长李振兴同志,他们被编到伤病员支队了。二六三团三营营长熊昌良同志也在河西负了伤,也被编到伤病员支队了,他向我要子弹,我身上仅有八发驳壳枪子弹,就分给他四发。我还见到三十军的其他一些同志,也因负伤,行动不便,都被编到伤病员支队了。当时我也是伤员,心里很害怕被编到伤病员支队去,是李先念同志把我留在他的身边了。我和李振兴同志分别时,他把我抱在怀里,我们两个痛哭了一场。我见他没穿棉衣,衣服很单薄,就把我的一条棉军毯给他披在身上。从此,再也没有听到李振兴、熊昌良同志的消息。

  我们左支队组成之后,立即离开石窝山,沿着祁连山的半山腰向指定方向前进。连续走了三天,就把敌人甩掉了。还在我们左支队出发不远时,三十军的参谋长黄鹄显离开部队单独走了,他的警卫员边跑边喊:“参谋长逃跑了!参谋长逃跑了!”也没有人管他,就让他走了,他的警卫员没有跟他去。

  按原来会议的决定,我们支队在祁连山东边山区打游击,但先念同志考虑到,在东边打游击会把部队困死在这深山野林里,也可能会被敌人发现消灭掉,便大胆设想了一个方案,翻过祁连山,到西边再找出路。所以先念同志就把部队带往祁连山西部。

  祁连山地势非常险要,雪峰相连,常年积雪,并且大部分是悬崖绝壁。部队进到雪山,冻得实在不行,战士们就拿雪使劲搓。脚冻麻木了,就把绑腿解下来,脱掉草鞋,连腿脚使劲搓,直至有了热气再穿鞋。战士们大部分是从四川来的,穿的衣服五花八门,有军毯的就把军毯裹在身上,没军毯的就把带的一些破布裹在腿上,有的把羊皮裹上。有几个战士手脚冻麻木,失去了知觉,从雪崖上掉下去牺牲了。我穿着先念同志给我的一件大衣,下身还有一件夹裤子,脚上用包脚布包扎着,穿着草鞋,两只脚冻麻木了,我就使劲地搓,有时我实在走不动了,别的同志就把我拉一把。我的脚在翻大坂时被冻坏了,到新疆后就掉了脚指甲,全变了形。

  我们翻过雪峰,便到了南坡,一看,哎哟!山南面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并没有我们原来想像的也是悬崖秃坡,并且老远看到了一些野马、野鹿、野驴、野黄羊,这些野生动物成群的跑着,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在吃的问题上也有一些办法:这里的野生动物见我们并不害怕,战士们为节省子弹,把刺刀上起来捅这些动物,捅死后架起火烤着吃。过了几天,动物见我们就害怕了,乱跑开了,我们便用枪打猎,解决吃的。

  由于先念同志的正确决策,赢得了我们左支队这1000多人的生存。但部队究竟去哪里?这就成了个大问题。先念、世才同志就召集干部会议,研究部队的去向问题。当时,西路军总部的参谋长李特,他的意见是把部队分散,单独行动,谁愿意走哪里就走哪里,他自己要离开部队单独走。我当时在先念同志的身旁,看到参加会议的同志都严厉地批评了李特,说他这种解散部队,单独行动的离队思想,是把同志们往虎口里送。会议统一了思想,决定不解散部队,集体行动。不久,我们带的一部电台突然与延安联系上了,中央指示我们要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可以去新疆,也可以去蒙古,究竟去哪里,由支队自己决定。

  支队接到中央指示,决定去新疆,并立即发报报告中央。中央回电:中央将派陈云同志去接你们。支队领导向全体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大家无不精神振奋,欢欣鼓舞。我们支队就向新疆方向进发,走了不到十天,就进入了藏族居住的地区,我们向群众买了些吃的,多半是牛羊肉。部队饥饿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并进行了短暂休整。此后,部队一直走了一个多月,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这是盛先传《难忘的岁月、艰苦的历程》回忆录的一部分,由天水地委党史办供稿。标题为编者所加。盛先传同志时任李先念同志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3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为了战胜饥饿与死亡的威胁

<标题>=为了战胜饥饿与死亡的威胁

<类型>=g4

<作者>=赵正洪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左支队千余人,在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的率领下,从石窝冲出后,进入了祁连山深处,没有敌人尾随了,又遇上了新的困难——整个部队缺吃少穿。我们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爬雪山。我们在冰天雪地里沿着祁连山西走。开始我们翻山越岭钻山沟,还能用现大洋向牧民买到牛肉和青稞等食物充饥,后来敌人下令封山,把老百姓都赶走了,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在祁连山里。我们接连几天找不到一个向导,只能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三四月份的祁连山,仍是大雪覆盖,寒冷和饥饿严重威胁着我们。取暖的柴火都很难找到。整个部队三天多没吃东西,实在走不动了,军部只好下令杀骑兵连的战马充饥。骑兵连只有几十匹马。开始我们营200来人杀一匹马能吃一天,后来只好两天吃一匹,三天吃一匹。在行军的时候,我们的战士经常前看看后看看,担心地说:我们骑兵连还有没有马啦?

  在山里大约走了30多天,我们骑兵连的马和所有团、营级干部的马都陆续杀光吃掉了,再无马可杀了。有的战士啃冰块,吃雪团,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行军时大家互相拉着前进,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昏倒了。部队实在走不动了,军部下命令就地宿营。

  在我们全营饥饿难忍时,二营政委陈德仁牵着一头骆驼向我们的火堆走来,大声喊道:“老赵,我营有两头骆驼,给你们营送来一头,你们营两三天什么也没吃,怎么能行呢。要走我们一起走,要饿死我们一块饿死,赶快把骆驼杀了,趁今晚有火,让战士们吃点吧。”当时,我和营政委周纯麟同志都推辞不要,他说:“这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是全营活命的大事。”真是雪中送炭,这头骆驼帮助我们全营渡过了饥荒,把我们从死亡线上拉回到生路上来,我们节省再节省,全营吃了三天多。

  我军继续向前行进,部队仍是饥饿难忍,每前进一步要克服巨大的困难。这时,上级决定部队就地休息,我被叫到军部,李先念政委对我说:“赵正洪同志,现在部队又有两天没吃东西了,不能行动了。你带两个连出去想办法找点吃的。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牧场,弄些牛羊回来。”又说:“我们部队经过艰苦行军,走到这里来了,我们和中央已经联系上了,要到新疆去,也不远了,前途是光明的。”

  我接受了这个关系到整个部队生死存亡的艰巨任务,回到营部,找到营政委周纯麟同志商量如何去完成。我们决定抽调一部分身体还比较好的战士,并向大家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和存在的困难,结果两个连共抽出了百十来人,经过大家讨论决定,往山上走。天已黄昏了,谁知道哪里有牛羊呢?七连排长王民友同志说:“我们上到大山上去看一下,哪里有火哪里就有人家,哪里火大,哪里牧场就大,牛羊就多。”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决定发现哪个山沟里有火,就往哪里走。正在讨论的时候,团长、政委来了,又向我们作了动员,嘱咐我们大家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援,努力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我们每五个人编为一个组,明确了信号:发现牛羊群就打三发子弹。我们分三路出发,往山上爬去。为了便于指挥,左右各一路,我在中间这一路。我手中有个手电筒,就用手电向两边照。爬上第一个山坡,没有发现火光,下到山谷,又接着爬第二个山头,爬上去一看,还是没有。又接着爬第三个山头,到半山腰,战士们已精疲力竭,实在走不动了,每迈一步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营部通讯员对我说:“我口袋里有点盐,营长你吃点吧。”我抓了几粒盐吃了,又抓了几把雪吃了,嘿,真管用,不一会儿就觉得有点精神了,我就让通讯员把盐送给卫生员,看哪个战士走不动了,就送给几粒盐吃。这点盐还真解决问题。

  我们继续往上爬,爬着爬着,有个战士实在支持不住了,说了声:“营长我不行了,实在走不动了。”往下一坐就再也起不来了。我们知道,同志们都在受饿,等着我们找回吃的东西,我们强打精神继续往山上爬。到了下半夜,我们发现前面山沟里有火堆,七连也发现了。我怕他们打枪,惊动了牧场就用手电筒向左右摇晃,示意他们别打枪,并向我们发信号,要大家往山下冲,不知道哪里来的劲,我们就像增加了两条腿,一股劲儿就冲下去了。在我们往下冲的时候,牧场的人发现了我们,向我们打枪,看样子有几十枝枪。他们怎么能打过我们呢!我们的机关枪一响,他们就吓跑了。

  我们来到牧场,看见一大群牛羊、百十匹马,有20多个蒙古包。我们进蒙古包一看,里面很漂亮,有一个蒙古包地上还铺着地毯,还有缝纫机和其他衣物。我们判定,不是牧主,也是头人,总之是剥削阶级。那时我们只要两样东西,一是食盐,二是吃的东西。我们吃了点东西后,天就亮了。我派了两个通讯员立即回去向军部报告。在搜查中,发现有两袋面、一袋米。多数的马都跑了,只在马棚附近发现有三匹马拴在那里,上边还有马鞍子。再一看,马棚里还关着三个人,手脚都被捆着。一问情况,才知道一个是蒙古人,是这个牧场的佃户,交租没交够,被抓来了;另两个是奴隶,是给牧主放羊、干杂活的,因放羊时丢了羊,被牧主捆起来了。问明情况之后,我们给他们松了绑。我说:“把他们放了吧!”连长说:“不能让他们走,他们是放羊的,会赶羊,他们一走,我们是赶不动这群羊的,羊一跑散,就完不成任务了。”我说:“好,留下他们,让他们给我们赶羊。”一群羊有四五百只,还有两袋面粉、一点大米和食盐,捆起来放在马背上。

  我们回去之前,按军首长原来的指示给他们留了100块大洋,并写了一张条子,放在主人的家里。条子上写道:“我们红军路过此地,买了你们一些羊,现留大洋一百元,可能不太够,请你原谅。”我把条子和银元都放在桌子上,又转念一想,这家人是个牧主,我们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嘛,怎么能给牧主留钱呢?又把条子和钱收起来。我叫战士们带着那三个人把羊赶出圈。那里有两群羊,每一群有几百只,赶多了也无用,所以我们只赶走一群。大批羊都赶出了羊圈,可是有七八只羊就是不动。怎么回事?我们过去一看,原来是七八个妇女,她们披着羊皮,藏在那里。我们把她们叫出来,向她们宣传了红军的政策,然后就让她们回蒙古包去了。

  因为牧主有几十枝枪,我们做了还击他们追击的准备,但他们没有追来。我们赶着羊群顺着山沟走,第二天快接近部队休息的地方,我便骑着马赶到那里一看,部队已经走了。我就赶紧追,一面追一面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追上部队,找到李先念政委,向他作了报告。原来军部首长并没有见到我们派去送信的两个通讯员,等到下午1点多钟,感到不能坐着等死,所以部队就出发了。

  李先念高兴地下命令:部队就地宿营。部队听说弄回了吃的,那高兴劲甭提了。大家问这问那,李先念把我表扬了一番,说:“你们弄回来救命粮,救了部队,救了战士,把部队从死亡线上拉回到了生命线上。”正在高兴之际,后面的同志赶着羊到来了。看到羊群“咩、咩”的叫,大家都眉开眼笑。我把弄来的两袋面、一袋大米留给军首长一半,剩下的分给团部和各个营部。赶羊的三个人当天没让他们走,怕他们走漏消息,就让他们帮着杀羊,一块吃。第二天我们出发时才放他们走,给了他们每人十个银元。

  还剩下一百只羊,让几个干部轮流看着。有一个干部夜里值班睡着了,结果这一百多只羊都跑了。大家知道后,都很气愤,军部首长也很生气,大家围上去要枪毙他。最后,李卓然主任说:“羊也跑了,枪毙一个人,羊也找不回来,人是宝贵的,算了吧。”

  这是赵正洪同志回忆录《走出祁连山》的一部分,录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标题为编者所加。赵正洪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5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风雪祁连山

<标题>=风雪祁连山

<类型>=g4

<作者>=邱正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沿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我们这支疲惫不堪的红军队伍不停地奔跑着,越过重重叠叠的深沟、山峡,踏过冰封雪冻的衰草、乱石,夜以继日地向西前进。战士们拼命地勒紧裤带,忍受着饥饿的残酷折磨。三天三夜过去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山头被我们给抛在后面,令人切齿的马家军终于被甩开了。到这个时候,大家才轻轻地舒了口气,好像驱走了跟在背后的恶魔,心情顿觉舒畅起来。现在,夜晚可以放开胆子睡觉了。

  然而,摆脱了马家军的追击,并不意味着冲出了绝境。眼前是一片冰天雪地、渺无人烟的荒凉世界,我们又陷进了一个难以想像的艰难境地。敌人也充分了解这一点:只要我们一走进祁连山,用不着追击,也会冻死、饿死在这寸草难觅、禽兽绝迹的不毛之地。伤病、饥饿、严寒、风雪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我们警卫班有十个战士,个个蓬头垢面,精疲力竭。身材高大的副班长,两只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窝,好像是两个大窟窿,使人有点儿害怕,腰背变得更加弓了起来,好像风雨中的一竿毛竹,不住地摇晃着。

  用生命换取英特纳雄耐尔的实现

  好多天没有见过一颗粮食了。为了生存,为了不叫这支红军队伍垮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杀马,忍痛含泪杀掉曾和我们一起征战南北、驰骋沙场的英雄战马。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真是心如刀割。可怜的老马,已瘦得皮包骨头,分到每个同志手里的马肉,没有一个拳头大,可是靠它维持好几天哩。

  没有盐吃,更是难以忍受的折磨。长久的淡食,使同志们面孔发黄浮肿。盐!我们多么需要盐呵!有一天,竟然发生了一个不敢想象的奇迹:中午休息的时候,副班长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烟荷包,他举起来晃了晃说:“同志们,看!”里面装的是啥呢?可吃的东西全吃了,就剩下一张羊皮还没有填进肚子。只见副班长从那乌黑油腻的小荷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打开了几层包扎得严严实实的油纸,半寸见方那么一小块青灰色的硬块便露了出来。这一刹那,同志们的眼睛放光了,那不是盐巴么,千真万确,是块川盐!可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呵!

  一向沉默寡言的副班长,这时却讲了起来了:“同志们,这块盐巴,是从四川带来的,我打了‘埋伏’,二过草地的时候,几次想拿都没舍得拿出来。眼下是叫它作贡献的时候啦!要叫它为大伙拔点力,鼓点劲,我们这支红军一定要坚持下去!”大家一听,又欢腾又激动。是啊,有什么能比这块不值钱的盐巴更宝贵呢!这不是盐巴,这是副班长对党、对革命、对同志的一颗赤诚的心!大伙紧紧地围住了副班长,他那深陷的眼睛发出了深沉的光,焦黄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谁也没有想到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大汉子,竟是这样一个有心人。

  这块盐巴如何处置?全班经过慎重讨论,决定来个“按需分配”,身体好的少用,身体差的多用,由副班长掌握。这可是个顶难掌握的十分伤脑筋的事,每当“开饭”时,副班长用手指夹着盐巴,给每个同志的铁皮罐筒里转上一圈,可每次都引起争吵,大伙儿都说副班长对他“偏心”,比别人放得多。小个子陈富贵,自从高台城归来后,就编到我们警卫班里,他干脆捂住罐子,一个劲地摇头:“用不着,咱可用不着这玩意儿,别瞧咱瘦,身上的盐水比谁都多哩!给队长多放些吧,他整天给人治病,够累的啦,可得滋补滋补哇!”可是绰号叫“卫生队长”的小牛,又偏不肯接受这滋补品,盐巴刚要往他罐筒里放,他就硬拽着把副班长的手推开。一块小盐巴,我们整整吃了七天!

  无情的饥饿折磨着我们,那残酷的严寒更是无情地袭击着我们。3月该是解冻的时候了,有谁能想像得出祁连山的寒冷?那埋在阴云里的峰峦上,仍然覆盖着冰雪,山谷里,狂风怒吼着。一天清早,我拿着马嚼子去套惟一的那匹牲口,哪里料到,走到马身边,铁嚼子竟然粘在手上了,像吸铁石一般,任你怎么甩也甩不开。我急了,用劲猛一抡,“哎呀!”手掌被粘去了一块皮,鲜血冒了出来。我正要去找小牛敷点什么药,就在这时,一件悲壮的事情发生了。

  昨天晚上,我们班的十个战士挤在一个小山洞里过夜。山洞又窄又小,其实是挤不下这么多人的,大伙为了相互取暖,还是紧紧地挤在一起。副班长是最后一个进洞的。他看见大伙这么挤,也不说话,只把上半身靠在里边,两条腿却搁在洞口外面了。谁知他那双从马家军尸体上剥下来的靴子已经破了,白天走了一天,靴子湿淋淋的,经夜风一吹,早晨醒来,靴子跟脚冻在一起,仿佛两根粗大的冰柱子,整个下半身失去了知觉。

  同志们以为他太累了,不去惊动他,都小心地从他身上爬过去,各人去做行军的准备工作。副班长呢,知道自己两条腿给冻住了,想在大伙起身后悄悄地活动一下身子,站起来,可怎么扭也不顶事。正当他急得脸红脖子粗的当儿,小个子陈富贵恰好跑过来,一见副班长这个样子,溜到嘴边的俏皮话立即缩了回去。

  他仔细地察看了副班长的双脚,微微皱了皱眉头,什么话也没说,立即解下了背后的一块羊皮,贴在副班长的靴子上,双手紧紧捧住那冰柱子似的靴子,把它放到自己的怀里。副班长见他用胸脯来温暖自己的双脚,急了,说什么也不肯干。他上半个身子挣扎着,想把那腿缩回来,可是两条腿早已失去知觉,不听自己使唤了。

  “小陈,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副班长急得瞪着眼吼起来。可是陈富贵只是微笑着说:“别嚷别嚷,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小陈,你别打岔,你不能这样,放下吧,我能走了,我求求你行不行?”副班长挥动两臂,做着严厉的手势,声音里带着恳求。陈富贵却严肃起来了:“我的同志,你想让两条腿留在这儿作客吗?我敢打赌,眼下不解决好,你就完蛋啦!这腿呀,可是宝贵哩!得靠它走出这个鬼地方,得靠着它去追歼马家的队伍,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等回到陕北,还要靠它东奔西跑,杀鬼子,打老蒋,任务重着哩!”

  “你,你不能……好兄弟……我……”副班长激动得满脸通红,泪水从闭紧了的双眼里不住地涌出来。“这就对了。”陈富贵舒心地微笑着,不住地打着寒战:“副班长,要是你没那耐性,咱哼个《国际歌》你听听,可来劲,你听哪:‘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他轻声地哼着,声音带着难以遏制的颤抖。副班长也随着哼起来:“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哼着哼着,陈富贵的声音从强到弱,愈哼愈低,慢慢地终于停止了。副班长渐渐觉得两脚有些麻辣辣地发痛,他想把脚抽出来,可是陈富贵死死地抱住他的靴子,瘦削的脸上仍然挂着微笑,一动不动地卧在自己的腿上。“小陈!小陈!”副班长急叫起来,他发觉陈富贵脸色骤变,嘴唇乌黑发紫,死命抱住他的靴子,仿佛一尊塑像似的凝然不动。副班长伸手一摸小陈湿淋淋的胸口,身子已经冷了……

  呼啸着的山风卷起了地面的干雪和沙砾,打着一个个旋涡,越卷越高,呜呜地扑过了前面的小山头。陈富贵的嘴角轻轻扭动了一下,随即把头俯到了胸前。我正好这时为了找小牛走过这里,见此情景,禁不住地扑上前去。我不相信这个欢乐可亲的战士就这样离开我们,他决不会死!我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呼吸真的已经停止了,我捧住他的头,喊他、摇他,手掌上的鲜血,在陈富贵脸颊上留下了一块块淡淡的红印,可是他……同志们用力扳开他抱着靴子的双手,副班长猛地跳起来,扑到陈富贵身上,这个刚强的硬汉子,竟呜呜哇哇的号啕大哭起来。全班战友围住小陈,泪水从眼里不断涌出,顺着脸颊滴到这个瘦小的躯体上,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冰粒。

  班长要大伙把小陈的遗体掩埋好,可是副班长霍地站起来,抹了把眼泪,什么话也没说,使劲将陈富贵托起来,放在自己的肩头上,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他走得那样艰难,感动得同志们心里发酸。他走一段,用耳朵听听陈富贵的心脏,似乎小陈肯定会复活过来一般。七八里路过去了,大颗大颗的汗珠从副班长脸上滚下来,他终于绝望地放下了那冰冷的变小了的遗体,大伙用雪把战友掩埋好,忍不住一步一回头向前走去,继续着艰苦的征程。

  现在,听不到陈富贵的笑声和他唱的《国际歌》了。沉默呵,同志们谁也不说一句话。雪屑在脚下飞溅,嚓、嚓、嚓、嚓,沉重的脚步声,仿佛一个个重锤在敲击着每一颗沉痛的心。“唱个《国际歌》,同志们,把小陈的歌声接下去!”班长大声命令着。深沉的《国际歌》声,带着沉重的音调,从同志们的喉头冲了出来。这歌声严肃、庄重,此时此刻更是分外激动人心。

  高贵的同志情

  一天中午,我和班长掉在后面了。在涉过一条冰河时,我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我顾不得冰锥刺骨,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保住皮挎包,不能叫它和我同归于尽。我急速地将皮挎包从肩上摘下来,高高地举在手上。班长一下接过去,又使劲把我拉上来。然后赞许地说:“小邱,刚才你做得对。一个红军战士在危急关头,首先应该想到革命!”

  我知道班长指的是这皮挎包,因为里面藏着我们这支部队的生命线——与党中央联系的三个密码本子。为了这三个密电码本,班里召开了党小组会,向党表了决心: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就是牺牲了生命,也得将它安全保存好。斗争和形势越来越使我们感到保存好这份密件的重大意义。在这个艰难时刻,这支红军队伍只有一条路:要尽快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得到中央的指示,依靠中央的领导来摆脱目前这种危难的困境。现在,广大指战员的希望全系在这三个密电码本子上了。得赶快追上部队,说不定主任正在等着要用哩!

  傍晚时分赶到了宿营地,一停下来,我觉得两腿火烧似的疼痛,低头一看,我的天!两只裤管被血染得通红。原来我那湿透了的裤子经朔风一吹,冻成铅皮一样,走起路来,那裤管上结成的冰凌把我的两腿划上了无数条细细的长口子,跟蜘蛛网一般,我无力地倒在火堆旁边。副班长连忙脱下一条单裤让我换上,小牛掏出一包竹青沫来替我抹。这时,主任跟大家在一起烤羊皮吃。他走过来,轻轻地抚摸着我:“小鬼哟,凡是冷天打湿了衣服,得赶快脱下来,揩干身子跑路。这也是血的教训啊!”说着便送给我一块烤熟了羊皮,“来,嚼一块,真香!”我饿得实在够呛,也不客气,接过主任递来的羊皮便狼吞虎咽地嚼起来。

  同志们“美餐”了一顿烤羊皮,围住火堆东拉西扯地摆起了各自家乡的“龙门阵”。主任也有声有色地讲了他的家乡一个地主偷钱的故事,逗得大家大笑不止。我躺在火堆边,看见主任的大胡子上有一粒粒白色的小东西在爬动,我说:“主任,你胡子上是些什么玩意呀?”他用手指捋了一下,立刻笑了起来:“这个嘛,不是‘芝麻’,就是虱子。”长时间以来,由于衣服得不到洗换,同志们的身上长满了这种血吸虫。经主任一说,大家劲头来了,这个抓了抓头发,那个摸了摸腋下,一时,火堆里“噼噼啪啪”响声不断,班长给它起了个名儿叫“炒芝麻晚会”,这个晚会一直进行了个把钟头,可是,“芝麻”怎么炒得完呀!

  夜,黑暗而静谧。精疲力竭的同志们在火堆旁相互依偎着,我便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不知咋的,我突然觉得身子发热起来,胸口烫得厉害:“热死啦!”我叫着惊醒过来,一看,可着慌了,原来破棉袄烧着了,胸前冒起了一股白烟。我连忙打了几个滚,火还是不灭。“撒尿,撒尿!快撒尿!”不知哪个调皮捣蛋鬼在喊。副班长一把提起我胸前的衣襟,狠命捏紧,火终于熄灭了。棉衣烧了个大洞,幸亏是件大褂子,后襟很长,副班长替我割下了一块,他掏出针线包,对着火光,一针一线缝补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寒冷又把我冻醒。我轻轻地爬起来,走到前边一个火堆旁边。马粪快着完了,剩下的几点火星时隐时现,发出微弱的光亮。我看见李卓然主任默默地坐在那里,双手在摆弄着包脚布。当我悄悄地走近他的背后,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袭了过来,我知道主任的脚烂得厉害。只见他轻轻地抚摸着,腿肿得又红又粗。

  “主任!”我悄悄地叫了一声。他回头发现是我,微微吃惊地连忙把脚包好,满不在乎地说:“小鬼,腿好了吗?”“报告主任,好啦……你的脚?”我心里一阵难过。“这没什么,不是很好嘛。”他站起来走了两步,可走得很不自然。“主任,你骑牲口吧。”“牲口?哪来的牲口?”主任奇怪地问。“陈富贵骑来的那一匹。”“不是早杀了么!”“没……没杀!”我吞吞吐吐地说。“哦……是这样。好,去牵来!”主任恍然大悟似的说。

  进入祁连山以来,主任很少骑马,一直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一星期前,主任看着同志们啃羊皮都断顿了,就决定把指挥部仅剩下的这匹马杀了分给战士们吃,他对班长下了几次命令,可是班长不肯杀。最后一次,班长躲不过去,只好去杀马。凑巧这时后边部队里杀掉了一匹战马,送来了一块马肉。班长借此机会来了个“移花接木”,说马杀了,主任也信以为真。班长就把马藏在后边的队伍里,不让主任看见,想等他走不动时再让他骑,现在不正是时候了吗!

  哪知正当我们兴冲冲地将马牵过来时,主任的态度立刻严肃起来:“这是谁的主意呀?黄坤,马几时还魂了呀?嗯!”班长红着脸,没话回答。“主任,你的脚不能走路了。骑上吧!”我说。“骑上?你看见同志们在吃什么?”主任大声说着,使劲地解下包头布递给班长:“勒,勒死它!”班长接过布条,双手在微微颤动,他责怪地瞪了我一眼。我真后悔,不该对主任暴露了“秘密”。班长也知道无法挽回了,只好将布条套上马脖子。

  “小鬼,拉住一头,勒!”主任下着命令。一想到老首长的脚烂成这个样子,他的身体也不怎么好,要是杀了马,怎么走路啊!我和班长迟迟疑疑地站在那儿,愣眼对着愣眼,怎么也使不出劲来。同志们都围过来了,见主任脸色难看,不敢多讲。有几个偷眼地打着手势叫别使劲。主任见到这情景,一下夺过我手里的布头,对班长厉声喊:“拉!”班长无可奈何地扫视了大伙一眼,他咬了咬牙,把头一偏,发狠地使起力气来……

  牲口终于倒下了!可是班长眼里却滚满了泪水。一块块马肉分到了各个单位。中午烤马肉时,警卫班的同志们连看都没看它一眼……

  小牛替主任脚上敷了些牛虻肚子里的血,从此,主任拄了根棍子,一拐一瘸地和大伙一起,互相搀扶着,互相激励着,坚毅地行进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中。这是何等高贵的同志情!艰难困苦的斗争,把同志之间、把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心溶在一起,凝在一起,聚成一股可排山能倒海的力量。这支红军队伍能够在风雪祁连山中创造出常人难以想像的奇迹来,依靠的正是这种非凡的力量呵!

  永远不能忘记的一页

  在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南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原。气候开始转暖,我们这支越走人越少的队伍,来到了这野草齐肩、水泡浸脚的无人地带。

  比毛儿盖北面的大草原还要恶劣的自然环境,时刻威胁着每一个红军战士。草原上,凶猛的西风犹如海上狂飙,席卷过来,连人也会被吹走,同志们凭着坚强的信念支撑着,实在走不动了,便趴下身子,用四肢在水草丛中爬行,能前进一步,就多一份希望,就接近一步胜利!

  我饿得完全不能支持了,只好踉踉跄跄地走一段爬一阵。这一天,从早上开始,我就趴在地上爬,满身满脸全是烂泥,手脚的皮肤泡得跟死人一样浮肿发白。

  中午时候,当我爬到一块枯草稀疏的地方,刚直起身子走了几步,哪知一下陷进了泥潭里。我急得拼命挣扎,可是越挣扎越往下陷,起先还只陷到大腿,一会儿便陷到了小肚子,我大声向同志们呼救,但当烂泥陷到胸口时,我已经闷得发不出喊声了。这时,班长、副班长、小牛他们听见喊声,又折回来,可是他们不能接近我,要不,连他们自己也会一块儿陷进去的。

  “不要动!不要动!快,快解绳子!”班长急中生智,连忙解下三个人身上的绳子,结了个绳套,甩了过来。我吃力地把绳子套住自己的身体,三个人便拼命地拉起来。我的天,绳子是个活结,愈抽愈紧,抽得我气也透不来。我用左手的指头拼命抠住绳套,可是连手指也抠得不能动弹了。当我从泥潭里被拔出来时,我只能躺在水草地上张开嘴巴直出大气,渐渐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苏醒过来时,只见小牛在我胸口上使劲按摩。班长见我醒过来了,要架着我走,我拒绝了。我捧了些臭水抹了抹脸,咬咬牙,挣扎着继续跟同志们一起前进。

  七八天的水草地行军,班里每个人的脚都溃烂了。没有鞋子穿,脚皮一层层的剥落下来,水淋淋的双脚上沾满了紫色的淤泥,分不出是泥还是血。脚趾与脚板间裂成了一条条深罅,一触到地面就针刺般的疼痛。主任把他的皮斗篷一块块地割下来给同志们包脚,可是情况并没有好转。

  班上的“卫生队长”小牛,愈来愈忙碌了,他是个土医生,会治病。这几天,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拿出自己的土药给每个同志敷,总是累得满头大汗,原来是个又矮又胖的小伙子,现在身子变得细长了,颧骨高高地凸起来。他是江西于都人,爸妈都给地主逼死了,17岁那年,他怀着满腔的仇恨参了军。起先在兵站当交通员,第二年,因为工作需要,当地苏维埃政府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结婚不到两个月,长征就开始了。临走时,妻子塞给他一双布鞋,这是爱人惟一的纪念物,他舍不得穿,一直挂在裤腰带上。

  在他的背包里、口袋中,装着胡椒、生姜、辣椒、锅灰、牛虻、喜蛛衣、竹青沫……什么都有。每到宿营地,同志们坐下来休息,小牛就忙着给大家烧水、洗脚、穿泡。一个同志眼睛里落进了灰尘,揉得泪水直淌,他跑过去,轻轻扳开他的眼皮,呼呼地吹了两口气,用指头捺了捺,笑着说:“好了,好了。”照小牛的说法,这是精神治疗法。同志们说他有股婆婆妈妈的劲儿,其实这是一副阶级友爱的火热心肠。

  第二天行军,小牛瘸得更厉害了,不时地打闪,他想趴下来爬行,可是两只手臂也浮肿变黑起来。班长给他找来一根棍子,让他拄着走。隔天,他连拿棍子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和刘兴发架着他一步步向前挪动。起先,小牛还能支撑着,后来我们越来越感到他的身子沉起来,两只脚已经变黑发紫,开水送到他的嘴边,他只是无力地摇头。

  大伙心里像锥子在扎,可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蹲在他的身旁,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双脚。后来,我们用破棉絮裹在小牛的脚踝骨上,再用绳子缚起来,前边由两个人架着他,后边由一个人拉起绳子吊在脖子上,就这样三个人抬着他走。遇到大风,只好停下来。小牛也知道自己不行了,几次要求把他留下来,可谁也没有理会。又是两天过去了,绳子带着破棉絮抠进了他的皮肉里,可是他并不觉得疼痛,下身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一个阴霾的天气,灰暗的云层沉重地压在头顶,茫茫的草地呈现出死沉沉的凄楚景象。中午时分,小牛的鼻子里突然流出了一道紫色的淤血,白沫也从嘴角边冒了出来。他艰难地扭动着嘴角,示意我们把他放下。同志们轻轻地把他放在一个小小的土坡上,静静地围住他。

  突然间,小牛眼睛里射出了两道火焰般的光彩,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微笑,用他那肿得不能伸屈的手去解腰带。我连忙帮他解下了他那双心爱的布鞋,放在他手里。小牛捧起来仔细地看了看,然后用眼睛环顾全班同志,断断续续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前进吧……我没完成任务……对不起党……这双布鞋……算我最后的……党费!”他吃力地说完了这段话,轻轻地把眼皮合上了。班长接过鞋子,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同志们低着头,哽咽着,呼唤着小牛的名字。

  小牛呵,你不会白白死去,如果在天有灵,总有一天,你会看到你为之奋斗牺牲的革命事业将赢得光荣的胜利!

  希望

  大约40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荒凉的世界。我感到这一个多月原始人似的生活,要比一年的时间还长。碰不上一个敌人,也见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我们,只有我们这些顽强的革命战士,在精疲力竭地支撑着,一步一瘸、踉踉跄跄地前进着,向着祁连山口艰辛地前进着。这一天,忽然从前边传来了一阵枪声,这声音,听起来是多么清脆、悦耳而带有生气啊!紧张兴奋的心情在同志们心头翻滚着。

  隔了一会儿,消息传来了:前面有个牧场,先头部队已经攻下来了,围住了一部分牛羊。好了!我们总算从死亡线上闯出来了。同志们轻轻地呼了口气,脸上都泛着微笑,牛羊肉的美味在刺激着人们的辘辘饥肠,肚子早已沉不住气了,咕噜咕噜地骚动起来。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时分,后勤部门分配给我们班一头小牛和一只羊,要我们赶快去牵,我从地上一跃而起,自告奋勇,跟着班长到前边场里去领牛羊,我用腰带拴住了那只大公羊的脖子,班长牵着小牛犊,一起往回走。唉,说来真是倒霉,那只鬼羊,它大概知道跟着我去是挨刀子的,所以走了一段路便不听我的指挥了。我往前拉,它向后退,而且两只角冲向地面,用前腿死死地抵住,不肯迈动一步。

  “鬼东西,我宰了你!”我急得骂起来,但我自己也感觉到声音是那么微弱,40多天了,除了做梦,从来也没填饱过肚子。我深深感到一只羊的抵抗力远远超过了我的力气。可是,这只羊是全班同志们走出祁连山的原动力呀,我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它拉回班里去。我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用劲猛地一拉,带子断了,羊一下子窜跑了。我发疯似的喊着,追着。

  夜幕降临了,四周一片漆黑,仿佛蓦然之间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脑袋嗡嗡地一响,我又晕厥过去了。班长牵着牛犊跑过来:“小邱,你饿坏了。来,我扶着你,咱们不要着急,回去杀牛吃!”他一把将我拉起来,我茫然四顾,那只大公羊早已跑得连个影儿也不见了。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伙伴们几声呵斥声啊!

  一见到小牛,同志们瞄着它,恨不得一口吞下它。在这被饥饿折磨着的生命攸关时刻,即使是一小块能吃的生牛皮也是天大的宝贝呀,何况现在是一条牛,一条足可以填饱肚子的小牯牛!怎么杀呢?谁都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能扳倒它,同志们瞪着深陷的眼珠,口水在喉头咕咕地作响。

  对了,集体,我们还有七个人的集体呵,难道七条汉子杀不了一个牛犊吗!身上所有的霉烂绳子全解下来了,乱七八糟地套住了小牛的四条腿。班长扳牛头,两个人抽绳子,四个人在一边推,靠了这众志成城的集体力量,小牛犊终于给扳倒在地。

  这时,一个报复的念头袭上了我的心头:杀!让我来杀!大公羊跑了,我要宰掉这条小牛来出出胸中的闷气!我从班长手中抢过刀子,那时全班只有这把宝刀,有什么办法呢,同志们各就各位——班长扳住牛头,刘兴法踩住牛尾巴,四个人各按住一条牛腿,准备好了,一切全准备好了。我卷了卷袖口,在手心里狠狠吐了几口唾沫,拼上吃奶的力气,猛地将小刀刺进了牛的喉头,连半截刀柄也刺进去,鲜血从牛脖子直溅出来。忽然间,小牛哞的一声,四条腿猛烈一撑,把四个战士撑得仰面朝天,小牛犊一跃而起,哞哞地叫着,飞也似的跑了。同志们从地上跳起,一齐追过去,可是能抓到什么呢!

  “刀子!刀子!”我喊着,小牛犊带着刀子跑了,这是全班惟一的一把刀子呀!班长气得抓起盒子枪,对着跑得只剩下一点黑影的牛犊开了两枪。我恨得捶胸顿足,眼冒金星,抓起挂在腰间的饭盒子,一下摔出老远去。班长见我摔东西,狠狠瞪了我一眼。不知什么时候,主任站在我的面前了。他一定看见了我刚才出的洋相,微笑着,指着我的肩头说:“小鬼,又不高兴了?为什么摔我的饭盒子呀,不想让我吃饭啦?”他跑过去,弯下身子捡起那只饭盒,轻轻塞到我手里。

  唉,这个时候,我真想钻到地缝里去,不是么,主任也跟我们一样,打着赤脚,衣衫褴褛,饭也没得吃呀!看着首长那消瘦的脸颊,那深陷的眼窝,我伤心得直想哭出来。这时,前边部队的同志们知道了我们这个情况,连忙送来一条羊腿、一副牛内脏,同志们总算有说有笑地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这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感觉:离出山已经不远了。希望、新生、胜利的情绪在激荡着每个人的心。

  原载《星火燎原》丛书第2集,由许胤丰整理。由于篇幅过长,这里只录其中的四节。邱正基同志时任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的警卫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5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向着希望走去

<标题>=向着希望走去

<类型>=g4

<作者>=徐明德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人生在世,谁能保证没有磨难?作为军人,就更要经历许多磨难了。苦和累,生与死,这是军旅之途的家常便饭!

  梨园口一战,我们西路军遭受严重挫折,伤亡了许多好战友、好同志,有的被打散了,这是西路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战斗失利后,西路军总部直属队各部门幸存下来的人被指令到李先念、李卓然同志率领的左支队中去。李先念同志是三十军的政治委员,被指令为这个支队的军事负责人;李卓然同志是西路军的政治部主任,被指令为政治负责人;我是电台台长。

  进入祁连山后,我们还有两部电台,一部负责侦听敌台电讯,另一部电台担负同党中央的往来电报联络任务。我们电台的人员——报务员、译电员,加上运夫、勤务员和警卫班,有近20人,还有三四匹骡马驮电台设备。尽管西路军遭到了失败,但我们行军时,大家还是有说有笑,都很乐观,表现了红军队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决定电台静默,李先念、李卓然两位领导也同意这么做,并指示在没有脱离敌人“追剿”的危险地域,坚决不架线,不开机,以免敌人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测出我们的方位,暴露我们的行动企图,在我们前进方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那时的电台,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比较笨重,天线杆也很粗大,一台机器就得两匹牲口驮,运夫和牲口成了我们行动的保障。当时我们是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军追击。为了摆脱敌人,我们不得不连续行军,人马都极度疲劳,加上连续几十天未吃到像样的食品,连马皮、皮带都吃光了,大家身体极端虚弱,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为鼓励我们行军,李先念政委常到我们队伍中,讲一些鼓励的话,很关心我们的住、吃、行等实际问题,不断的动员我们团结好,克服困难,坚持行军并完成好任务。我们认真贯彻李政委的指示,发扬红军互助友爱的精神,共同协作,采用抬、扛、背、拿的方法,人人出力,一齐搞好电台的保护和运行,争取人人不掉队,以保障我们这支西进部队的最后胜利。

  在祁连山艰苦的行军中,部队思想起了一些波动。当时,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没有食物来源,不但没有粮食,就是野菜树皮也没有,军马大部分都杀掉吃了。二是寒冷难以忍受,4月份的祁连山,还处在冰雪封冻之中,夜幕降临,更是阴冷阴冷的。我们经过长期转战,没有物资来源,连一件完好的衣服都没有,大家穿得破破烂烂,白天天晴时还好过一点,入夜后,都被冻得打战。为了抗御寒冷,我们想尽了办法,尽量把休息地点选在避风的山洼中,入睡时,一帮人挤成一堆,以共同的体温相暖。三是武器弹药严重缺乏,战斗力极大地削弱了。同时,又没有明确的行进方向。

  由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想向东走,争取返回黄河以东去,找红军大部队,会合党中央;而另一部分同志却坚持继续西进,直达新疆,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两种意见一时不能统一。

  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是同左支队的领导和原三十军的首长一起吃住、一起行军的,对两种意见都能听到。我是个急脾气,总希望能早些议决,对两种意见不能及时统一很有看法,就想离开部队回陕北,找党中央去!一天夜里,我又想向东走,月亮升在半空了,仍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同王子刚和吕黎平同志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这些同志都是真心实意干革命的,大家一商量,都想向东走,意见一致,就决定做好准备,瞅准机会走。

  没过两天,我们想走的事被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同志知道了,就找我们几个人说:“怎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呀!这怎么行呀!伙计们,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从鄂豫皖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舍得把我丢下吗?啊?”宋局长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我是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初在鄂豫皖军委会政治部工作,不久就调到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电讯,从此,同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电台里工作了六年半,从报务员干到电台台长,从湖北到川北,长征中三过草地,这次随西路军到祁连山,吃苦受累走了三万多里路,怎能同这些熟悉的上级和战友们分开呢!能说我真的舍得扔下日日夜夜厮守的电讯器材和战友吗?不,不能,我心里真的恋恋不舍啊!

  不几天,宋侃夫局长同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讲了这事。一天晚上,李特找我们几个人谈话。我们燃起了一堆干牛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谈心里话。我们先说了西征中牺牲的战友,又讲了我们吃亏在哪些地方,接着又讲到祁连山中的苦和累。谈着谈着,我们几个同志忍不住激动起来。王子刚说:“都失败啦,多亏啊!还争什么呀?干脆走了算了。”王子刚口出真言,接着我们几个都把心思说了个彻底。李特参谋长听了我们的意见,一边用枯枝拨火,一边望望我们,然后说:“暂时的失败有什么要紧呢?将来还要打开新局面的呀!列宁说过一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正确理解暂时的艰苦与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我劝大家还是安下心来,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几个人都是搞电台的,你们离开了,我们就没有方向了,也了解不到敌情了,那时我们将寸步难行。大家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要走也一起走好。”我同意李特讲的观点,特别是列宁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科学论断,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上。

  李特谈话后,我们想离开的同志就再不提这事了,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走出祁连山,我们电台随部队向安西方向运动。行军的第一天,王子刚、吕黎平等几个人就同我商量:装成掉队的样子,掉在队伍后面,瞅机会向东走,回延安。行军到下午,我们几个人就有意无意地“掉”了队。突然发现李先念政委和李天焕主任从我们后面上来了。李政委一见是我,老远就打招呼:“徐台长,走不动了?”我说:“还能坚持。”李政委紧赶几步走上来,同我挨着肩膀边走边谈起来。他说:他是分工搞收容的,出祁连山后,左支队领导人开会,研究了部队的思想,决定头三天行军由他负责收容,一方面断后,阻击可能出现的敌人追兵;一方面及时援助伤病员同志,帮助掉了队的赶上队伍。

  李政委还对我说:“你要是走不动,就把我的马骑上,我还能走嘛!”我一再推让,他又叫王子刚、吕黎平几个人骑马,他们也推让起来。李政委很诚恳地说:“别这么客气呀!要不,来,拉着马尾巴走也行嘛!”大家仍然推让着。我就对李政委说:“政委,你走吧,你任务重,又要管部队,自己也要注意身体,我们慢慢赶,会跟上大部队的。”李政委忙说:“不怕,不怕,徐台长,我今天就是专门管收容的,我们一块走吧!”

  我不再说什么了。自从入川后,因工作关系,我就经常与李政委有了来往,知道他为人诚恳,群众关系很好,有很高的威信,我很敬佩他。我到三十军军部工作后,更是经常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亲自解决电台的许多实际问题。我想要是这么“不辞而别”,真对不起他啊!这时,王子刚同志冒出了一句话:“政委,你前面走吧,我们还要等几个在后面的人哩。”“后面还有人?”李政委下意识地向后望了望,思索着说:“没得人了吧!我从后面上来的呀!算了,后面的人有人收容,走吧,走吧!”李政委肯定知道我们的心思。后来我们才知道,李特那次同我们谈心,就是他安排的,这次,他亲自抓收容工作,也许正是怕有人“掉队”啊!我们加快步子向前走去,李政委见后,高兴地拍了我们的肩膀,真诚地说:“同志们,这阵子困苦是太大啦,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仗,我们打得不好,伤了、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我同大家一样,也哭了好几场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放牛娃,也不是一般的‘丘八’【“丘八”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兵”字,这里指当兵的人。】,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共产党人啊!任何时候,我们心中都要有希望才对啊!死,怕什么!负伤,算个啥!我们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李政委挥了挥手继续说:“同志们,走吧,会有希望的,走吧,希望就在前头!”

  听着李政委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几个打消了脱队另走的念头,流下了难过的眼泪,责怪自己,悔恨自己,一致拥护李政委的话,坚定了胜利的信念,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向着希望走去!

  作者徐明德同志,湖北红安人,生于1916年。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台长,红西路军总部电台台长,1936年10月随部西征河西,后入新疆。回延安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中央军委三局报务主任、分队长,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科长,第十五兵团通讯科长,海军司令部通讯处长、通信兵部主任、副参谋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跟着李先念走出祁连山

<标题>=跟着李先念走出祁连山

<类型>=g4

<作者>=胡正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石窝会议决定,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左支队、右支队、游击支队。三十军余部为左支队,由李先念政委和程世才代军长率领,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左支队行动。工作委员会由李先念、李卓然等首长组成,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我们电台跟着工作委员会,跟着李先念政委行动。

  为了摆脱敌人,部队将伤员、病号就地疏散,将妇女、小孩组织起来分散游击。部队分头行动时,在路口设了哨卡,分配许多人把哨,队伍经过,一看是妇女和小孩就拉住,不让跟部队走,叫参加游击支队就地打游击去。我年龄小,个子也矮,经过路口时被把哨的人拉出来,不让走,我们电台的台长王子纲说:“这是我们的报务员,你拉下他,我们怎么工作?”电台的人又把我拉了回来。

  我刚从通讯训练队毕业,分配到电台工作,但西路军垮了,电台大多丢了,没有多少工作。西路军原有八部电台,现在只有一部电台和中央保持联系,有两个台长和几个报务员,不需要我这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工作,我便跟着电台做公务员工作,有时也帮个忙,打个杂。

  回忆我学习无线电技术的历史,使我更加想到组织上对我的精心培养。在川陕根据地时,总部从各部队挑人学习无线电,九军政治部的团委书记叫我去,问我认识多少字,我说我认字不多。他拿出笔和纸让我写字,说:“认识多少就写多少。”我写了300多个字,他说:“行,你就去学无线电吧!”我在老家没上过学,参加红军后,各级首长提倡学文化,常把字写在纸条上让大家认,行军时在每个人的背包上贴个纸条,上面写几个大字,叫大家一面行军,一面认字,我这300多个字,就是这样认下的。那时学报务没有电台练习,练习电码用的是风琴,两只脚在下面踩,右手在上面练习“滴答,滴滴答……”

  西路军西渡黄河时,我刚满17岁。西路军挺进河西,一路走一路打仗。仗打得再凶,我们无线电训练队不参加打仗,照常上课和训练。训练要用电池,电池没电了,就把电池壳子剥下,扎上几个孔,用盐水泡一泡,仍然用来上课。其他人有枪,我们没有枪,电台器材就是我们的武器。行军时,领导叫我背电池,我用绳子把竹筒子栓上,把电池装在竹筒里,把盐水一倒,挂在脖子上,和大家一起行军。

  我们通讯训练队和电台的人虽然不参加打仗,但天天在枪眼里钻。开始时,我们白天行军,被敌人的骑兵追得没办法,便改在晚上行军,白天在堡子里对付敌人或休息,晚上突围行军。有一次,我们和徐、陈首长住在同一个堡子里,天还没有亮,就起来突围,前面是警卫部队,接着是徐、陈首长和机关,他们冲了出去,但我们还没冲出去,就被敌人堵住了,经过一场激战,我们突出来。天很黑,看不清道路,一些人和牲口掉进了沟里,我也掉了下去,背的两节电池丢了。后勤有个骡子,把驮的箱子也摔坏了,甩出了一些金条。我想,战士丢了武器,是要受处分的,电池就是我的武器,如果电池丢了,也就是丢了武器。我就在黑地里赶快摸,也不去管那些金条,终于摸着了电池,悬着的心算是落了下来。天快亮时,我们见前面有一个堡子,就钻了进去。进到这个堡子里的共有二三十人,但不是一个单位的,只有不到十条枪,但大家服从一个干部的指挥,很快用土坯把门堵死。敌人砸门,我们也不理他,我们也不在堡子里生火,告诉老百姓也不要生火,就像里面没有人一样,第二天天黑后我们才突出来,赶上了部队。部队伤亡很大,各级机关人员不断充实到连队,我们通讯训练队的大部分同志也都充实到连队,我被分配到电台工作。

  我们进到祁连山深处,摆脱了敌人骑兵的追击,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一个是气候太冷,一个是没有粮食。山中气候十分恶劣,变化无常,刚才还是大太阳,马上就会有乌云,立刻就下大雪。天气寒冷,又没有取暖的东西,宿营下来,没有柴火,就去拣牛粪、羊粪,拣回来燃着,烧水喝。干牛粪像大饼,一块一块,挺好烧。晚上睡觉,没有毯子,几个人把被单往头上一盖,头对头围成一堆坐着睡,半夜常常被冻醒。没有吃的更是难耐,几十天没有粮食吃,有时搞到一点牛羊肉,天气冷,肉冻得硬邦邦的,也分不清那块是生的,那块是熟的,拿起来就啃着吃,吃得满嘴血丝。常常没有水喝,有雪的地方吃雪,有冰的地方啃冰,不少地方连冰雪都没有,渴得实在难受。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好觉,每天还得行军。天天走路,疲劳得实在不行,常常是边走边打瞌睡,尿尿时也是一边尿一边打瞌睡。那时,我脑子里总想着能吃上一顿饱饭,痛痛快快的睡上一觉,糊里糊涂咽了气也就算了。

  有一天,我们电台的王子纲、徐明德和我商量回延安,徐明德是西路军侦听台的台长,为首长提供政治动态和军事动态,他知道的情况多。我们五六个人商量,想办法离开部队回延安,行军时,便磨蹭着掉到队伍的后面,好离开队伍向延安走。我们的想法被领导上知道了,李先念政委过来问:“你们怎么不走了?”我们台长说:“背手摇马达的人在后面,还没有来,我们要等一等。”李政委没说什么就骑着马走了,他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看,见我们还没有走,便派身边的人来催:“你们走吧!手摇马达没有来就不要了,你们还是走吧!”

  我们想溜也溜不掉了,只好跟上队伍,跟着李政委走,终于,走出了祁连山。

  冯亚光整理。胡正先同志,安徽六安人,生于1918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后随西路军左支队进入新疆,学习无线电报务工作。1938年返回延安,先后在军委三局、二局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做机要工作。解放后,曾任总参谋部三部副部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红西路军左支队经过肃北草原见闻

<标题>=红西路军左支队经过肃北草原见闻

<类型>=g4

<作者>=毛合尔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今年虽然68岁了,但对1937年红西路军左支队经过我家乡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1937年春,我们盐池湾部落的人,大部分住牧在疏勒河上游的苏里一带,我们家、我舅家、我姐夫家等五户,住牧在驼道旁的孜克赛尔。那里不但有草、有水,河滩里还有很多的梢林和树木,是一个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好地方。

  这年春天,我父亲同几个邻居,拉上骆驼去酒泉,用野牲肉、兽皮换粮食和日用品。往日,跑一趟酒泉,要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而这次,他们半个月左右就回来了,我们感到很奇怪,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酒泉城门上站岗的兵很多,对进出入的人盘查很严,说是防止红军混入城内。我们求了情,他们才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去,出来就日夜兼程的赶回来了。我父亲还说了些马家军士兵说的话,叫我们小心些,不要远离房子乱跑。

  大约在父亲说过话的十天后,我们那一带传说红军来了,已过了乌兰大坂,我们也开始由孜克赛尔向30里外的三个岗迁移。搬到目的地后,天黑了,没搭起房子,露宿在山野里。这一夜,为防万一,加之牲畜在新场子上不安静,大人们轮流守夜,我们娃娃们就和衣睡在火堆旁,等待着天明。

  天亮后,我的父亲和我的大舅骑马到孜克赛尔看情况,其余的人喝罢茶后开始搭房子。正在搭房子的时候,我父亲和我舅回来说,快上山,十几个骑马的红军跟踪追上来了。我们听后,就只身往山上跑。我的姐夫诺尔布藏木,虽是30来岁的人,手脚也“利麻”,但因家里小孩多,行动不便,加之,他的场子在最下边,我们上山了,他还没来得及上山。

  我们上了山的人,都藏在大石头堆里。我在一个石头后面向下看时,见有两个骑马的人和我姐夫在说话,其余的七八个人在离房子不很远的地方站着。过了一会儿,我姐夫和那两个人到姐夫房子上去了。到房子上后,姐夫和那两个人继续说话。这时,有人向山上招手、喊话,喊的啥,听不清,我们没敢露面,更没敢下山。接着,有人抓杀我姐夫的羊只,有人收集我们几家的牲畜,看来,我姐夫也在给他们帮忙。他们将杀下的羊,用我们几家的锅煮着吃了后,就同我姐夫将一些牲畜赶往孜克赛尔去了。

  红军走后,我们也下山了。下山后,我的几个舅舅交替跟踪去孜克赛尔观察情况,其余人,在我父亲的指挥下,收集没被赶走的牲畜,检查各个房子上的东西,往山上转移。

  第三天早上,我大舅去孜克赛尔观察动静回来说:红军不见了,诺尔布藏木可能被带走了。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后,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红军走了,对我们没危险了,担心的是,不知我姐夫诺尔布藏木怎么样了。为了弄清详细情况,大家商议后,叫我们几个男的到孜克赛尔现场看个究竟。

  我们骑马到孜克赛尔,一看那台场,总有1000来人吃住过。我们转了一圈,多数火堆还在冒烟,火堆旁还有没带走的生、熟牛羊肉。熟肉,大部分是火烧下的,煮下的很少。个别火堆旁,还放着没带走的烧得黑黑的搪瓷洗脸盆。再看周围也没什么危险,也不见我姐夫诺尔布藏木的身影,我们就下马将红军没带走的牛羊肉,拾掇在一起,做上吓狼的标记,就回三个岗【三个岗:地名。】了。

  到家后,进行了一番商量,大家认为:从红军那天到房子上,没拿东西,没伤小孩,没烧草原,离开时,还将火堆用砂石压住的情况看,被抓走的诺尔布藏木不会出什么问题,叫我姐姐放心,带好孩子,耐心等待,有佛爷保佑,他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从红军的穿着看不会在山里常住,到农区后也不会很快再来这里,我们还是仍回孜克赛住牧。主要的问题是姐夫的牲畜被红军杀着吃了、赶走了,但我们其他几户的牲畜大多还在,今后过日子没多大困难。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能打牲的打牲,不能打牲的人,看好现有的牲畜,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们搬到孜克赛后,在红军住过的地方拾到了一些子弹。后来用拾到的子弹,打了一些野牲,解决了些生活上的困难。还拾到了几枝水笔,当时,对水笔不认识,大家在传看时,不敢乱动,后来有人说,是一种写字的东西,才不怕了。可是,那时我们都不会写字,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几个大些的娃娃,就将水笔里的墨水弄出来染东西玩,墨水染完了,水笔也就扔掉了。

  20天左右,我的姐夫诺尔布藏木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姐夫回家后,大家免不了要问一番情况。姐夫说:“那天听到父亲、舅舅快上山的话后,我放下搭房子的活,赶快备马,刚把娃娃驮到马上,就叫红军截住了。当时,我也很害怕,结果,是一场虚惊。先到我跟前的两个人,一个是红军,一个是裕固族老乡。那个红军用汉话问了我的名字,说了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和马家军不一样,要我给他们带路去安西等话后,那个裕固族老乡又用半通不半通的蒙古话说了一次。我听说他们是打日本救中国、打马家军、为穷人办事的话后,便同意他们杀吃我的牛羊,给他们带路去安西。”

  姐夫又介绍了给红军带路的情况:“一路上,他们对我很好,给我说了很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把他们领上,经硫磺矿、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公岔大坂、公岔口、石包城,到了安西县的蘑菇台。到了蘑菇台,红军的一位首长对我说:这个条子你拿着,将来是有用处的,这三两五钱黄金、三个元宝,算是我们吃了你们牛羊的价款。红军说,你来时没和你家里人说上话,他们很惦记你,现在你赶快回去吧。这九天路上没出事,都是你的功劳!第二天我返回时,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一杆枪和路上吃的干粮。”

  我姐夫还说:“红军虽然穿的破烂,没粮食吃,但走路很厉害。除吃喝休息外,其余时间都在走路。到公岔口子,大家隐蔽起来,派了几个骑马的人去石包城进行侦察,去的人回来后,大家就沿大公岔河向石包城前进,天黑时,到了石包城。到石包城后,把十几户人家包围起来,第二天和他们商量购买了牛羊和粮食,又大声喊着说了一阵话。在石包城住的那几天,因天气好,又吃上了饭,中午的时候,有的人坐在涝池边的杨树下洗脸、洗脚、洗衣服;有的人站在泉水井边唱歌;有的人在刚发绿的草滩蹓跶;有的人追打玩耍;有的人和我姐夫说着笑话,很是热闹。”

  我姐夫诺尔布藏木说:“根据红军首长说的话,为避免碰上马家军,我没从原路来,而是从山上转着走。鉴于这样,走了两天,马乏了,我把它放了;为了走的快些,后来把枪也扔了,反正我也不会用。若不是我家里有老的和小的,我就不回来了,跟上红军去新疆呢。不过红军说,他们以后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哩。大家听了我姐夫说的话,高兴得为红军平安到新疆、再来我家乡,向佛爷进行了祷告。”

  我姐夫诺尔布藏木带来的金、银,本想不愿让人知道,后来,为了避免马家军和反动政府的纠缠,也就如数交给了头人。头人给我们分了三分之一,其余的说是向王爷进贡,到底如何处理了,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到秋天,我们几家用红军给的金、银买了些牲畜,作为生产生活资料,苦心经营,直到解放。

  录自在《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6辑,毛合尔口述,姚述贤整理。毛合尔,蒙古族牧民,当时随家人游牧于祁连山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湾镇委员会书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1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奔向党指引的方向——新疆

<标题>=奔向党指引的方向——新疆

<类型>=g4

<作者>=胡正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3月23日,我们这支由李先念等同志率领的队伍到达祁连山、青海地界的海巡堡以北分水岭一带。这一天,天气特别晴朗,雪山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西路军惟一的一部电台与党中央联系通了,中央指示说:多日来一直寻找你们,望你们团结一致,保存力量,到新疆去,中央将派陈云等同志去接你们。陷入极度困难境地的指战员们听到此消息后,无比兴奋,当即复电中央:我们向新疆前进。

  当时新疆省的督办盛世才,与我党有一定联系。他原系东北军郭松龄部下,后被派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投靠了蒋介石,因他非蒋嫡系,未受重用,于是在1931年又投靠新疆地方军阀金树仁,被任为军事教官。1933年甘肃的马仲英西征新疆,金树仁任命盛世才为东路军总指挥,抵抗马仲英部,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搞掉了金树仁,自封为新疆“督办”,掌握了新疆的军政大权。之后他在苏联援助下,打败了马仲英。

  自此,盛世才与苏联建立了亲密关系。盛为了对苏表示友好,提出亲苏、亲共的口号,并请共产国际及苏联派人帮助他建设新疆,于是一批苏联顾问及工作人员进入新疆。1935年夏,中共党员俞秀松(当时化名王寿成)等25人受共产国际派遣,也从苏联到新疆工作。

  西路军指战员接到中央指示以后,浑身增添了力量,于4月16日从石包城走出祁连山【西路军左支队从石包城走出祁连山的时间为4月21日。】,到达甘西平原。这时部队清点人数,全军还有903人。我们很快接近安西城。当时,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在不掌握安西守敌兵力的情况下,做出了攻打安西城的决定。当天晚上攻城不下,部队又损失了一些人,撤下后,就到城外的几个土围子宿营(此地群众多半住在土围子里)。当夜,敌人就出城将我军住地包围,并用步枪、机枪封锁了围子的大门。部队在围子里困了一整天,天黑后马家军撤走,我们出了土围子向西行,走不多远就到了疏勒河,河水很冷,同志们一个跟着一个下水,不多时就过完了河。大家穿着淌水的衣服,冻的直打哆嗦,但没听到有人抱怨,只是一个目标奔新疆。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中午到达白墩子。部队正在休息吃干粮,忽然发现敌人的骑兵追来,工委命令部队立即出发。下午三四点,敌人的骑兵追上了我们的后尾部队。这时,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领导同志,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指挥二六七团占领甘新公路北的山头,二六八团和总部占领南山头,抗击敌人。工委和二六八团在一起,敌人便丢开二六七团,集中兵力向二六八团和工委围攻,并从东、南、北三面向我阵地扑来。我指战员虽说人疲马乏,但仍英勇战斗,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

  天黑后,马家军又冲上来,我军不得不退出阵地,分散去新疆。在分散走时,我碰到了宋侃夫同志,他叫我拉着他的马尾巴快走,我想这样会影响他的行动,没有答应。在黑夜里,我一个人向新疆方向走,半个时辰后,月亮出来了,看见路上有西去的人影。我开始放慢步子,想找个认识的同志为伴。月光下,忽然看见远处一个人像是王子刚同志,我上前一看,果然是他,打招呼后,他说:“我的马丢了,随身带的皮包也丢了。”我俩边走边谈,忽听到后面有人,回头一看是徐明德同志,这下有伴啦,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为了避免被马家骑兵追击,我们三人一起进了北山。这是一座石头山,有的石窝里还有点雨水,真是救了我们的命,每人都喝了几口,一天多没吃东西,现在总算是喝到水啦!但没有一点吃的,只好饿着肚子。

  我们这个山头聚集了十多个同志,组织轮流瞭哨,看甘新公路上有无敌人骑兵行动。天黑后我们下山,没走多远,就看见甘新公路上有人走动,原以为是敌人,大家有点惊慌,后来发现不是敌人,就开始喊话,才弄清楚是自己人。我们三个人走了一夜,我实在走不动了,想让王、徐二位先行,我休息一下再走。他们两位不肯,便一同休息了片刻,又起身走。天刚亮,我们到了大泉,碰见了不少同志,他们已吃了饭,我们后到,什么吃的也没有了,连水也没喝上一口。我们三人两天没吃东西,真是又饥又渴。没有法子,只好又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到离星星峡只有一站路的马莲井,这里已集聚了不少西路军的同志。后来又看到星星峡来接我们的战友,还带来了吃的。

  我们吃了点东西,在马莲井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同志们精神饱满,就起身向星星峡进发。下午4时,到离星星峡不远的地方,来了一辆汽车迎接我们,因人多,就叫走不动的同志先上车,其余同志继续步行。到星星峡后,先到的同志们给我们送来了馕、方块白糖、开水,让我们吃喝,接着就换装,从头到脚,从盖的到垫的,全换成了新的。同志们穿上新衣服,显得格外精神。在星星峡聚集了400多人,休整几天后,就开向迪化(今乌鲁木齐)。

  红西路军经过半年的艰苦征战,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忍受了艰难困苦,做出了巨大牺牲。西路军的光辉业绩必将永垂史册。

  由朱永馨整理,原载《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2辑,标题为编者所加。胡正先同志时任西路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44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0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路军最后一部分到达新疆

<标题>=西路军最后一部分到达新疆

<类型>=g4

<作者>=程世才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从雪山进入甘西平原,虽然早已瘦弱不堪,但是总觉得脚底下轻快了许多。哪知道刚走出山口不远,便在这世界有名的“风库”里,遇上了从未见过的大风。干燥的风卷起戈壁滩上的沙粒和石子,遮住了当空的太阳,大地顿时昏暗起来,人影距离两三米就会消失,战士们捂着脸,跟着脚印前进,失掉联系就拍掌或呼喊。

  就在这段艰难的路上,工委又发生了是否打安西城的争论,有的同志主张摆脱敌人,继续向新疆前进,以保存力量;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却坚决反对。他的根据是红军进入祁连山以前,安西只驻着敌军一个排,因此他说,一个排很容易打,打开住一天,部队可以休息和补充。最后,工委同意了打安西的意见。

  部队向安西进发,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遇到了一位刚从城里出来的老乡,我们问他城里的情况,老乡说:“城里原来住着一个排,今天开来了两个旅。”我一听情况是这样,认为还是不打为好,就带了老乡去见李特,没想到这位在祁连山中老想逃跑的李特,这时却在老乡面前耍开了威风,听到老乡一说敌人增加了兵力,他就破口大骂,并口口声声说人家是“奸细”,老乡连气带怕,就改口说:“城里还是一个排,一个兵也没增加。”于是攻打安西城的计划没有改变。

  我们组成两个梯队,向安西城运动。安西是土城,东门外有一带民房,第一梯队在那里刚一打响,就招来了敌人猛烈的炮火,机关枪暴风似的扫射过来,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炸起一根根土柱,间或也有几颗山炮弹掠过东关的房顶,飞到很远的地方爆炸。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队敌人冲出东关,猛烈反扑。如果没有一个旅以上的敌人【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当时安西县城新增加的敌军兵力为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4页。】,就不会有这样的炮火,再坚持进攻,就必然要招致全军覆没的后果。我和先念同志交换了意见,立即停止攻城,向通向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

  我军且战且走,进了王家围子,敌人就包围上来了。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弹药又不充足,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战士们依靠大刀、手榴弹和围墙,坚守了一天。天黑以后,我军才突出重围。

  这是4月中旬【据《悲壮的征程》记载:西路军左支队从王家围子突围出来的时间为4月25日。见该书上册第27页。】的一个夜晚,天边有一勾新月,照得田野灰蒙蒙的。我和战士们一起,沿着通往新疆的大道,向西疾进。走着走着,后面的枪声听不到了,但前面却传来了女人哭泣的声音。走到近前一看,在一个岔道口上,停着一辆翻倒的大车,辕马躺在地下,拉长套的两匹马在路旁啃着枯草,车上拉的箱柜翻了一地,有两只箱子摔碎了,满地撒的是白花花的银元,有两个穿戴挺讲究的女人,坐在车旁边蒙着脸哭泣。这不知是那一个地主老爷,听说红军来了,连夜拉着自己的金银财宝逃跑,半路上翻了车,恰巧红军又从这里路过,就把女人丢下逃走了。红军战士从这辆车旁过去,银元被踢得满路乱滚,但是没有一个人弯下腰去拿一块。我站在路旁看着,所有的战士都对她们投以鄙夷的目光,同时也听到有的战士愤愤地说:“有一天农民要和你们算账,跑就能跑得了吗?”

  黎明,我们赶了70里,到达白墩子。这是一个很小的村落,沿街有几座泥巴房,村口有一个小庙和一个高高的土堆。我们设了哨兵,准备在这里弄点饭吃。但是水还没来得及烧开,哨兵便报告说:追兵来了。我登上土堆向东一看,戈壁滩上烟尘滚滚,敌人大约有两旅骑兵,遮天盖地地冲了上来。我立即命令全军撤到村外。在一望无际的沙滩上,有一道道灰褐色的沙岭,我军以这些沙岭为依托,对敌骑展开猛烈射击。

  敌人从正面攻不动,便从两翼包抄过来。我军边打边退,敌人在两侧以猛烈的交叉火九步步紧逼。我命令一小股兵力占领几个小山包掩护,其余部队继续前进。敌人以大约1500名骑兵从左翼冲击上来。这时,惟一的出路是死拼,于是我披着大衣,跨上那匹黄马,握起“快慢机”,指挥同志们拼杀,六个警卫员也将驳壳枪上了后把,参加战斗。敌人潮水似的涌上来,但是遇到一阵猛烈射击以后,又潮水似的退了下去。

  正当我在指挥反击右翼的敌人时,忽然警卫员鲜开端喊道:“首长,左边!”我扭头一看,左边又有200多骑兵冲上来,头前的一支黑马队已到了30米以内,几匹跑得最快的已到了眼前,当头一个马家军,戴着黑羊皮帽子,长着一丛乱蓬蓬的胡子,瞪着两只怪眼,恶狠狠地举着马刀冲来,我一拨马头闪了过去,接着一个连发,将他打下马来,同时我向几个警卫员喊:“快打!”他们六枝快慢机照着迎面扑来的马家军骑兵就是一阵狂扫,前面的被打落了马,后面的又栽到前面的身上,队形乱了!战士们顺手扔了几颗手榴弹,这200多敌人丢下几十条人马尸首,拨转马头狼狈逃走了。

  利用这两路敌人被击退的空隙,我带领部队迅速转移,并且与先念同志带领的掩护部队合在一起。我们原地抵抗,又打了两小时,转移到了30里外的红柳园。这时,天快黑了,敌人又追上来,将我团团围住。战士们虽然已经精疲力竭,子弹也差不多打光了,但是仍然守着一个沙包,用大刀、枪刺和敌人死拼。我们就这样一直激战到天黑,才又突出重围。

  辽阔的大戈壁像一望无际的海洋,起伏的沙丘仿佛汹涌的波涛,灰褐色的沙丘上,长着一丛丛干枯了的沙荆和红柳,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尘土。我们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踩着没到脚踝的沙子,一步一步地向西行走。太阳渐渐升高,戈壁滩升腾起难耐的热浪,战士们张着嘴喘气,嘴唇干得裂开了血口,但是一点水也找不到。忽然卷来一阵大风,吹起豆粒大的石子,扑打在人们的脸上,方向也辨不清了。幸亏我们还带着指北针,按照指北针所指示的方向,迎着大风,继续向新疆前进。

  大风停息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战士们的嘴里、鼻子里、领口里都灌满了沙子,满脸盖着厚厚的尘土,只有两个眼珠在转动。我的喉咙干得冒火,凑巧我带着一包仁丹,警卫员杨天云带着一瓶救急水,都拿出来,每人分两粒仁丹、喝一滴救急水,润一润嗓子。走着走着,就听到有个战士说:“渴的走不动了,我们杀两匹马喝点血吧。”另一个战士接上去说:“喝点血也好。”但是他们的意见受到了许多战士的反对,那两个战士不言语了。我想,人比马更重要,于是命令杀了两匹已经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战马,大家分着喝了点血,战士们的情绪立刻高涨起来。大家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股劲地向前走去。

  白天过去,又是寒冷的黑夜。这时不仅没有水喝,没有饭吃,而且还不能休息,谁要是躺下来,就会永远也爬不起来了。我们不分昼夜的走着,虽然步履一步比一步艰难,但是谁也没停下脚步。

  第三天,侦察参谋报告,前面有一个水塘。部队一听到有水,一个个精神大振,加快了速度。果然,在一座小小的山脚下面,有一湖碧澄澄的清水,所有的马匹,一齐跳进了湖里痛喝;部队一拥而上,有杯的用杯喝,没有杯的干脆爬在池边用手捧着喝,也都喝了个痛快。喝了这次水,就觉得再走几天也不怕了,不久便到了星星峡。

  当时新疆盛世才的部队,由于受苏联的影响,和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所以驻星星峡的两个连,打着红旗,开着汽车,把我们接了进去,并用猪肉和米饭招待我们。到了这时,我们才算是脱险了,大家都准备着到乌鲁木齐,见党中央的代表。

  193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我们和星星峡驻军一块开会庆祝这个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节日。就在这天,迪化(今乌鲁木齐)派来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供应品。接着,又开来几十辆汽车,我们兴高采烈地围上去。从前面的一辆车里,走出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大家一齐向他们伸出手去,并且都像小孩子一样地跳跃欢呼。但是当大家握着党中央代表的手时,又压抑不住万种情肠和内心的激动,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

  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讲了话,他向经历了艰苦的战斗,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的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万人,争取革命的更大胜利。”陈云等同志还给我们带来了特别需要的用品,每人发了一身夹衣、一套衬衣、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并且还带来了大批哈密瓜,让大家分着吃。

  充满着温暖欢乐的“五一”节过去以后,我们换了新衣,搭上汽车,在陈云同志的率领下,向乌鲁木齐驶去。

  录自程世才同志《烽火年代》。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原任红三十军代军长,此时是左支队领导人之一,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7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1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走出祁连山

<标题>=走出祁连山

<类型>=g4

<作者>=赵正洪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在饥寒交迫中,我们走了45天【西路军在祁连山中行军、作战共41天,见本书第396页脚注。】,才跨出祁连山,于在4月中旬到达甘肃西北边境的蘑菇台,距安西县城还有100里路。这时,西路军左支队由原来的1000余人减少到800多人。部队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不要说住在房子里,连房子也许久未见到了。部队住进了房子,大家情绪高涨起来。

  据了解,当时安西城里只有200多民团团丁,我们有800多人,军部决定攻打县城,补充些粮食,为部队继续行军作战增加必要的给养,并决定由我们营担任主攻。我们分析,当时敌我力量之比是一比三,肯定能攻进去。晚上9点钟,开始攻城。我们的人和敌人一接触,敌人的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一起开了火,我们几次冲锋,伤亡了几十个人。我当时判断,城里的团丁不会有机关枪、迫击炮,敌人一定是增加了兵力。

  拂晓时,军部来了命令,叫部队后撤。我们一撤,敌人就追上来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部队到安西前,敌人增加了一个骑兵旅,两三千人【敌军增援安西的兵力为两个步兵营和一个骑兵连,见本书第456页脚注。】。这是马步芳的主力“黑马骑兵旅”,配备的全是黑马,是很能打仗的部队。这时,我们就依靠沙丘做掩体,边打边撤,和敌人拼杀,整整打了一天。当我们撤到靠新疆方向的白墩子时,敌人又追上来了,军部命令我们坚守。

  我们组织部队利用沙丘、河沟作为屏障,与敌人一次次地拼杀,战斗很激烈。团政治处钟主任也牺牲在我们的阵地上。坚持到黄昏,完成了阻击任务,部队才突围。我们一夜跑了90里,第二天早晨到达红柳园子,不久,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了。

  这时,有一支敌人骑兵向军部首长冲来,我们全力拼死命阻击,敌人往哪里冲,我们就往哪里堵。我们对敌人猛打猛杀,有子弹就用枪,没子弹就用刀。敌人开始是骑着马和我们打,我们专门打他们的马。后来敌人就下马攻我们占的山头,他们一边冲,一边哇啦哇啦的叫喊,气势汹汹。我们怀着对敌人的仇恨,不管你怎么叫,我们趴在阵地上不动,冲到我们跟前,离我们十来步远的时候,我们突然站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用大刀、长矛、木棍跟敌人进行肉搏战。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面的同志补上来,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夜间与敌人混战更为残酷,你抱住我,我抱住你,双方滚在一起。我们的战士都是好样的,个个英勇顽强。我与敌人抱着搏斗了十几次,用手扼死了几个敌人。战斗到最后,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我们一个连只剩下七八个人,七连副连长侯韶中、指导员黄方权牺牲了。阵地上的尸体,有被砍掉耳朵的,有被砍掉膀子的,有被砍掉鼻子的,也有没脑袋的,真是一场恶战。

  我们完成了掩护军部首长撤退的任务,开始突围。我在突围的时候,背上被敌人砍了两刀,因为我穿的是刚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一件棉衣,没砍透。我和敌人又抱在一起滚打起来,营部的一个小号兵赶来,用枪托一下把敌人的脑袋砸碎了。那时我年轻,很有劲,接连又和敌人肉搏格斗三次。最后和我一起冲出来的只有20多个红军,其中有七连副连长吴占海、九连指导员邵吉祥、侯少吉等。

  我们营突围出来以后,只有小号兵叶英和通讯员王小山跟着我。我们三人都受了伤,半路上,叶英因伤势过重,走不动了。当时红军有个规定,负伤的同志在当地留下,轻伤的每人发给三块钱,重伤的发给五块钱。当时我身上有五六块钱,都给了他。我让他沿着电线杆子慢慢往前走,我就带着通讯员向西北跑,跑了一整夜,来到了离新疆50里的地方,敌人就不敢再追了。因为新疆督办盛世才当时搞投机,和苏联关系较好,跟共产党有统战关系。

  到达新疆之前,我们在马莲井子查了一下人数,我们全营只剩下几个人了:连长陈福海、指导员侯少吉,还有三个战士:王崇国、张太升、何明德。就在这时,我见到了我们的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还有我们营的政委周纯麟、一营营长郑玉良等几十个人。当时,我们又饥又渴,就用身上背的一点粮食做了些面汤,大家吃了一点,然后继续往前走。路上又遇到一些人,有译电员、炊事员、公务员、参谋、干事等。

  在离星星峡不远的地方,新疆驻星星峡的边防部队发现了我们。我们这些人衣衫褴褛,有的骑马,有的骑骆驼,有的骑毛驴,有的骑骡子,实在不像是一支部队,他们警惕起来,全部进入工事。因为离得近,我们看得很清楚,于是我们部队停止了前进,团长杨秀坤派团参谋长饶子健、一营政委陈德仁和我,骑马前去联系。我们三人边跑边喊:“我们是朱毛红军!我们是朱毛红军!”

  此时新疆方面已接到莫斯科的指示,派了办事处主任王孝典(后来才知道此人是共产党员)住在星星峡接应我们,一听说我们是红军,他们就下来热情地和我们握手。我们高兴地向后面的部队又喊又招手,让他们继续前进。大家到星星峡后,办事处的人把我们让到屋里坐下。办事处主任王孝典对我们很热情,问我们谁是负责人,我们介绍了团长杨秀坤、参谋长饶子健,他们赶快向迪化(今乌鲁木齐)方面作了报告。当时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已从苏联到了迪化。第二天,团长派一营政委陈德仁和我,还有另外几个人,收容掉队的同志。

  又陆续来了一些人。两天之后,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等首长也到了。原来敌人追他们的时候,他们跑到沙漠里出不来了,几天没喝上水,没吃上饭,我们派出的汽车把他们找到接来了。左支队原来有1000多人,到安西时剩下800多人,来到星星峡的只有400多人了。

  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代表党中央到星星峡来接我们,对我们十分关心,想得很周到,开来了几十辆汽车,穿的用的都带来了。我们换上了新军装,心里特别高兴,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从苏联回来的冯铉、段子俊、李春田同志看到我们换下的衣服,对我们说:“你们的部队穿得这样破破烂烂,太艰苦了,我们建议把你们的破烂衣服送些到莫斯科军事博物馆展览,请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战斗。”陈云同志给我们讲了话,他说:“同志们,你们太辛苦了!你们经过千辛万苦走过来了。现在虽然你们只有几百人,将来会发展到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这是赵正洪同志《走出祁连山》一文的一部分,录自《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赵正洪生平简介见本书第252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2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走出祁连山之后

<标题>=走出祁连山之后

<类型>=g4

<作者>=黄火青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向踏实前进的途中,经过马家军的马场,有200多匹马,我军一到,放马人就跑了,但这些马性烈,抓不住。在踏实住了一夜,这里属甘肃西部的安西县,往西距莫高窟不过百余公里。

  次日决定去打安西县城,一到就打,也不了解情况。原说城内守军只有40人,实际上后来又开进去一个营,还有40个骑兵。没打下县城,当夜就在安西城外宿营。白天敌人向我发起进攻,我睡在一间大房子里门板上,一发迫击炮弹落下来,从屋顶穿过,直扎到地里去了,但没有爆炸,我安然无恙。攻打安西之战,一个姓钟的团政委【此处所说钟姓政委,实为第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同志。】牺牲了,他原是瑞金红军学校的司号员,被提升为青年团书记,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子。

  天黑后出发。为了避开敌人,我们不走大路,从左边绕道,到离安西城15里的地方,渡过了疏勒河。这里就是西游记上所说的稀泥洞、流沙河。河水不深,但河底泥沙松软,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坑。有的马渴了,向水深处奔去,一下子就陷进河底。我们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顺着老百姓走过的脚印,一个紧跟一个走。

  过了疏勒河,转个弯就是白墩子站。民间谚语说,从甘肃兰州到新疆,中间有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安西到哈密是穷八站,沿途没有人烟,白墩子就是进入新疆的第一站了,是赶骆驼的人住宿的地方。部队停下刚烧开水,还没吃饭,就听见后面有枪声,是敌人靠近了。

  我们赶紧吃了饭就向红柳园子方向走,那里有个小山包,地形好。快到红柳园时,敌人已经迫近,双方开了火。敌人来了一营步兵,还有一门迫击炮,40个骑兵。我军还不到1000人。这一仗从上午11点一直打到天黑,师政治部主任陈智才牺牲了。

  队伍边打边撤,将近黄昏时撤退到沙滩停下来。工委决定叫刘雄武部顶住敌人,杨秀坤部掩护撤退。李卓然叫人找我去跟他们一起撤退。李卓然、李特、黄超、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李天焕、宋侃夫、曾传六、苏井观,加上我和刘学孔,十来个人,和警卫员一共20多人,跳上马向红柳园方向冲去。远看红柳园一片黑,怕有敌人,抽出枪来冲上去,没敌人,又从右前方冲过去,翻了座山,听不见枪声了,刘雄武的部队也从此丢掉了。

  向西北方向走了约十来里路,大家又累又渴,就地在山坡上睡了一觉,天一亮又走。第二天上路,找不到水喝。前面部队已经往山上走了,郭天民的马夫走在后面,发现一个山崖上往下淌水,我过去一看,有个小石头池子,里面是一池清水,细细的一股泉水顺着崖边往下滴。马上把前面的人叫回来,大家洗脸、喝水,就着清泉啃点干粮,吃饱喝足,敌人也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走了一天,又找着一个黄土坡,草很深,还有一池清泉,吃了干粮,平安度过一夜。这时又发生了矛盾,因为两天来沿途只见荒芜的原野和沙土积成的荒山,大家不免有点茫然,我根据指南针方向,说还要向北走一段,才能远离公路,有的人就发牢骚,说向北、向北,到底上哪儿去?我是个乐观的人,不在乎这些闲言碎语,只顾往前带路。

  这天早晨,我们向西偏南出发,去找由甘肃通往新疆的道路,那时甩开敌人已两三天了。太阳出来后,照见山坡上有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积雪上有一层灰土。原来这是对面山上泥石流冲下来形成的一个大河滩,是干的,但在阳光反射下像有河流波浪,还有小树。大家高兴起来,以为向前走一会就有水喝。谁知这又是幻影,越走越不见有水,走了十几里还是干的,但回头一看,河里又好像有水了。那是1937年4月下旬的事。我走到山高处往下环视,看见左边山上有电线杆,怕再往前走和敌人遭遇,当即就在山窝窝里躺下,等天黑再走。沙漠地带,天气又热,竟昏昏沉沉睡着了。

  马匹也是又饥又渴,挣断缰绳跑去找水喝,果然找到了水,就在那里狂饮起来。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离新疆的星星峡不过一二十里地,盛世才在那里设了一个边防站。先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人员,就去收容后面流散的人,一个叫郑乃平的营长正带着人去寻找。他们忽然看见了喝水的马匹,就惊喜地大叫起来:“首长的马!”他叫人跟着马来找首长,自己先回星星峡报告消息去了。

  我们正在地上睡觉,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大片,警卫员大喊一声:“找到水了!”这一声比下命令还有力,大家霍地站起身来,原来离星星峡几里路的地方有一池子长流水,还有小树,大家抢着舀水喝,马匹都跑到水里喝去了。我们折了些红柳树枯枝烧了开水,再煮干粮。吃喝完了正准备出发,从星星峡方面开来了一辆大汽车,为了怕引起误会,车上还插了一面红旗,原来是陈云和滕代远来接我们来了。我们也不要马了,都爬上汽车,多少年没坐过汽车了。

  原来,正当我们渡过黄河时,共产国际拨给中国共产党一批军火,是由陈云、滕代远负责接收的。他们把军火带到阿拉木图附近,在那里等待我们,后来到了迪化。他们听说我们已到星星峡,就赶来迎接我们。那时已是1937年4月底了。从此,才算走完了西路军这一段悲壮而又艰难的历程。

  录自黄火青同志《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黄火青同志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9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3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从蘑菇台到星星峡

<标题>=从蘑菇台到星星峡

<类型>=g4

<作者>=周纯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7年4月初【据史料记载,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的时间为4月21日,到达蘑菇台的时间是4月22日。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14页。】,我们历尽艰辛,刚刚走出祁连山口,就遇上了玉门关外有名的大风。

  这里是有名的“风库”。干燥的狂风,卷起戈壁滩上的砂粒和石子,遮住了当空的太阳,大地顿时昏暗起来,真可谓是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几步之外就看不见人。我们虽然早已疲惫不堪,但是,由于走出了风雪茫茫的祁连山而情绪振奋,总觉得脚底比较轻快,即使迎着大风沙,我们也捂着脸快步前进。尽管如此,饥饿仍然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又有许多同志一两天没有东西吃了。

  一天清晨,我们经过一夜行军,来到了安西县东南部的蘑菇台。蘑菇台距安西县城约140里路,邻近石窟艺术宝库榆林窟。这里是一道戈壁中的峡谷,两边是危岩峭壁,中间形成一条峡谷,发源于祁连山的榆林河,由南向北蜿蜒流过,岸边有座古庙,名叫万佛峡石窟。

  到了庙前,我们就地休息。一位连长带着两个战士上前叩门。他们叫了数声,无人答应,便从原路折回,恰遇在树后忐忑不安的道长郭元亨。这位连长一看郭道长的穿戴,心里便已明白,笑着对身边战士说:“叫门没有人答应,原来道长却在这里。”

  几经兵荒马乱,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郭元亨,此时身不由己的抖个不停,语无伦次地说:“官长驾……请,请到寒舍用茶。”说着,挽起袍袖又打躬又作揖。这位连长赶前一步,双手扶起郭道长,满脸堆笑,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很和气的解释说:“道长,打扰你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行军经过这里,请道长放心!”

  听着这似懂非懂的话语,看着他那真挚的笑脸,郭元亨紧张的心情才有点放松,看着他们那身破旧单薄的衣服,裹着破毡片的双脚,郭道长尊崇之情油然而生。他急忙上前说:“早晨,山里风硬,看我只顾说话,忘了招呼你们。快,快请到房内暖和暖和身子。”说着,就拉着这位连长的手向庙门走去。

  上午10时,后面的部队也来到了万佛峡。郭道长连忙随同这位连长前去迎接。郭道长说:“贵军远征到此,含辛茹苦,历经艰险,如有困难之处,就请直言相告,贫道必将竭力帮助,义不容辞。”程世才代军长紧握着郭道长的双手说:“感谢道长的好意,我们转战祁连山中已经40多天,现在已经到了兵困马乏的地步。”他指着不远处空旷沙滩上休息的战士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没有盐巴,没有粮食,处境非常严重,既然道长提到这个问题,我便直言不讳的请您能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郭元亨忙说:“贫道等三人深居山中,晨钟暮鼓,接待香客,依靠庙产度日,承过往香客接济,生活也还过得去,虽然稼穑艰难,种有薄田几十亩,粮食、牲畜也还有余。今红军远涉祁连,爬冰卧雪,食不果腹,挨冻受饿。但贵军军纪严明,以礼待人,虽穷极受困,但对神佛毫不相欺,对庙产毫不相侵,真乃天降义军。贫道见之,甚感钦佩!贫道虽山野道人,也日诵经文,知晓道理,扶助义军乃是我道门责无旁贷的义务,望长官不必客气,贫道愿奉献粮食、牲畜,以解红军燃眉之急。”程代军长感激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不一会儿,郭道长就给了我们2石4斗小麦,6斗黄米,30斤胡麻油。随后,他又和另外两个道士赶来2头黄牛、20只羊,还用马驮来4口袋硝盐。最后,郭道长牵过一匹棕红色的马说:“这匹马虽体单毛长,但脚力颇佳,长官此去西征,任重而道远,安西过后,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戈壁,贫道愿将此马相赠,以供长官长途驱使,万望长官笑纳。”程代军长坚辞不收,郭道长定要相送。程代军长谢了郭道长一番好意,遂将马收下。

  这时,参谋将郭道长送给红军的粮油、牲畜,列成清单,递交给程代军长。程世才同志接过清单仔细看了一遍,从参谋手中接过水笔,在后面签上“程世才”三个字,然后亲切地对郭道长说:“我代表我军全体将士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不久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这张便条请您妥为保存,所送粮油、牲畜,革命胜利后如数归还。”说着,他郑重地将便条送到郭道长手中。

  夜半时分,我们又起程了。过了万佛峡,我和营里几个干部,边走边议论起进军安西的问题。大家都认为,部队在祁连山中经过40多天的行军,急需要给养和休整。因此,最好能打下安西,给部队继续行军和作战,做些必要的补充。这种想法,整个部队普遍存在。

  就在我们议论后不久,上级同意攻打安西城,并决定由我们营担任主攻。战士们听到可以打安西的消息,都非常高兴。当时,虽然我们感到部队体力不足,但是想到部队的需要,我们就抖起了精神。晚上八九点钟,我们接到命令,就加快脚步,迅速向安西城运动。

  安西县城是座土城,北门外有一片民房。城墙外围是被风沙吹成的一个斜坡。这个斜坡是沙子垒成的,很难爬,战士们几次爬上去,又从上面滑落下来。我们在东门外刚一打响,敌人就进行还击,机关枪猛烈地扫射,迫击炮弹一颗接一颗地落下来。

  这时,我们估计,敌人至少有一个旅以上的兵力,不然,就不会有这样强的炮火。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敌人在我们攻城之前,已经增加了几个团的兵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一队敌人冲出北门,猛烈反扑,我们则依靠大刀、钢叉、手榴弹,与敌人作战,阻击着敌人的反扑。因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整个战场相当紧张。我们虽然奋战了一夜,反复攻了几次,但都未能攻破城墙。

  天刚亮,上级传来命令,要我们停止攻城,向通往新疆的必经之路——王家围子转移。我们且战且走,边打边撤,刚刚撤到离城三四里的时候,敌人就追上来了。我们这个团住在靠城最近的一个围子,其他部队住在另外两个围子里。敌人欺负我们人少,弹药又不多,就一次又一次地冲击。我们只能组织部队,以土坎、围墙、房屋作屏障,充分运用大刀、钢叉、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上午,我们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派人做干粮。当我正在村西带领七连、八连阻击敌人的进攻感到非常吃劲的时候,我们团政治处主任钟立彬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右边,只见他挥舞着大刀,向敌人猛杀猛砍,战士们也顿时增添了力量,更勇敢地杀向敌群,使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又一次进攻。

  战斗间隙,钟立彬主任和我们一道修筑工事,他对我说:“老周,现在是战斗最艰苦的时候,战士们缺衣缺粮缺子弹,就更需要我们干部充分发挥作用,依靠我们及时的思想政治工作,依靠我们的模范作用,使同志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看到光明,增添信心,用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的革命精神,去夺取最后的胜利!”说完,他又征求我的意见说:“老周,我们到北面的九连去看看。”

  我们走到九连的阵地上,连长、指导员伏在土坎后面,向我们介绍了正面的敌情。在安西城与我们营所在的围子中间,还有一个围子,这个围子离九连阵地前沿很近。敌人在这个围子的围墙上,放了一挺重机枪,掩护着敌人向九连的阵地进攻。我们刚听完敌情介绍,敌人的重机枪就猛烈地响起来,子弹打在土坎上,被打碎的土块不断飞到战壕里。我们都趴在土坎下面,乘敌人停射的间隙,钟主任抬头观察敌情,突然,敌人的两发重机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胸,他身子晃动了一下,就栽倒在地上,鲜血很快从上衣里渗透出来。我立即对通信员说:“快!快把钟主任背到围子里去。”这时,敌人快要攻到九连的阵地上,战事非常紧急。当我和九连一起打退敌人的进攻,回到围子里后,钟立彬主任已经停止了呼吸!我望着他的遗体,回想起往事和他对我的亲切教诲,心中对这位优秀的领导干部升起了无限的敬意!

  这天的阻击战是艰苦激烈的,直到黄昏,我们才突出重围,连夜涉过黑水河(即疏勒河),一气跑了90里路,第二天黎明到达白墩子一带。没想到,我们刚到那里,敌人的骑兵又追上来了。在我们前面二三公里的地方,有总部的电台和机关勤杂人员,军首长要我们阻击敌人,挡住敌人的追击。

  就在我们准备反击的时候,敌人又从东南方向来了。这时,军首长决定:不要反击,边打边走,集体行动,向总直属队靠拢。就这样,我们边打边撤,一直撤到红柳园子东南的红土山和乱石山。可是不久,我们又遭到敌人的分割、包围,形势非常危险。

  这是西征中最后的一仗。我们营担任后卫,掩护军首长和部队转移。这天下午,我们坚守在乱石山上,准备和敌人拼到底。敌人射击时,我们伏着不动,等敌人一冲到跟前,我们就跳起来和他们拼大刀。副营长谭庆荣,带着九连在前面与敌人拼杀时,机枪被敌人夺去了,他们用大刀砍死十多个敌人之后,又把机枪夺了回来。到黄昏为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我们的周围躺满了断头缺臂的敌人尸体。天黑时,敌军又纠集大批骑兵和步兵,在我们的阵地上反复冲杀,我们被冲散了。

  没有办法,我和营长赵正洪同志按照上级指定的方向,进入戈壁滩,沿着电线杆,拼命地往西北方向走。走着,走着,在一个山冈边,我们看见营部的两个通信员,正牵着我和营长的两匹马,等着我们。

  我们走了不多久,就看见我们二六八团的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还有曾玉良、陈德仁、李培基、唐启祥、肖全清等其他几位同志。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道,跑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拂晓,我们又饥又渴,就到路旁的一个叫马莲井的马站里,要了一点水喝,并搞了一点面疙瘩吃了,吃完之后,又继续往前走。

  黄昏,我们跑到了星星峡附近。星星峡,是一条光秃秃的山梁,它的前面是个大戈壁滩。我们到二三里路以外,不敢继续前进,怕山上有敌人。怎么办呢?杨团长、刘政委和饶参谋长商量之后,决定由饶参谋长单人独骑,到前面去侦察一下。

  饶子健参谋长平时作战身先士卒,非常勇敢,昨天在乱石山突围时,他又从敌人手里缴来了一匹大灰马,更是如虎添翼。现在,他看见眼前九死一生、疲惫不堪的战友,便自告奋勇,要求上前去侦察一下,以免遭到不测。当时约定,如果星星峡上住的是敌人,他就立即掉转马头,往回奔;如果是友军,他就招招手,我们就迅速往前去。

  当他骑着马到星星峡山口时,守卫山口的两个哨兵高声地喝问:“哪一个部分的?”“是朱、毛的部队,是中国工农红军!”饶参谋长大声地回答。哨兵听了饶参谋长的答话,就向后面招了招手,高兴地喊道:“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接着,从后面上来一个腰扎武装带的军官,上前握住饶参谋长的手,连忙说:“你们辛苦了!”然后,饶子健参谋长便向我们高兴地招手,要我们到星星峡山上去。这时候,我们看见饶参谋长招手,紧张的心情才松了下来。很快,我们就进了山口子,到了星星峡,受到了这里驻军办事处负责人王孝典主任的热情接待。他与我们一一握手,不住地说:“你们辛苦了,好好地休息!”

  当时,这里驻的是新疆盛世才部队的一个边卡哨所。1936年底,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等五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从莫斯科来到新疆,迎接西路军。他们就是我党中央代表与盛世才联系派出的,盛世才事先还派王孝典等人在星星峡迎候我们。王孝典亲切地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已等候你们多时了!这几天,我们天天盼,日日等,也经常派人打听你们的消息,只知道你们在河西走廊打得很激烈,却不知你们的具体情况,直到现在,才把你们等来了!”

  新疆友军把我们招呼到屋子里休息。星星峡的房子不多,驻的新疆友军也不多,只有王主任和一个班。他们很热情,硬是把我们拉到他们让出的屋子里,给我们端来水,要我们洗脸、洗手,坐在他们铺着雪白床单的床铺上。此时此刻,每个人的衣服都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再看看手,又脏又黑,满手尘垢,我们真不好意思坐他们的床铺。我们洗了一盆又一盆,盆里的水仍然浑得像酱油一样。

  我们从1936年10月底在虎豹口西渡黄河以来,至今已有六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好好地睡过一夜觉,今天,在新疆友军的热情招待下,我们有机会在屋子里的床铺上美美地睡上一觉了。可是这一夜,我却像睡在针毡上一样,辗转反侧睡不着,因为我们当时到达星星峡的只有十几个人,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等首长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还没有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生还是死,我们怎能不焦急、不忧心忡忡呢?

  第二天,国民党新疆边防公署督办盛世才,给星星峡哨所打来电话说,哈密的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叛变了,他不仅派人把哈密的银行、商店抢了,而且已派出一个骑兵连,向星星峡方向来了,要缴我们的枪,要我们警惕,形势一下子又变得紧张起来了!

  杨团长、刘政委、饶参谋长,立即与王主任(指王孝典)及我们几个营的干部一起,研究对策。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只有几支短枪,没有长枪,就把星星峡办事处哨所的长枪借来,利用后山上的几个土碉堡进行守卫,等待大部队的到来。

  第二天上午,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派的一个副团长和他的一个副官长,果然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星星峡。他们气焰十分嚣张,要我们把枪打成捆交给他们,领导干部到哈密去受奖,其余的就地等待命令。这是我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我们的杨团长、刘政委、饶参谋长和王主任很快做出决定:把这两个家伙处决掉,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一营营长曾玉良、我和其他几个人去执行。

  我们很快把尧乐博斯派来的两个家伙捆起来,拖到对面的山沟。起先,他们以为我们人少,不敢杀他们,仍然非常傲慢,特别是那个副团长更是嚣张。可是,当我用王主任的长马刀,将那个尧乐博斯的副官长一刀劈成两段,踢下山坡的时候,那个副团长便吓傻了,像个皮球泄了气一样,一下子瘪了下去。他不住地磕头,求我们饶命,放他回去,并说他回去之后,他一定在尧乐博斯面前多多美言我们几句。我们既没有被他先前的嚣张气焰所吓倒,也没有被他后面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立刻劈了他。

  我们劈了尧乐博斯派来的两个家伙之后,一面在星星峡守卫,一面利用这两个家伙开来的汽车,打上红旗,沿着我们的来路,去接我们走散的同志。当天下午,我们就在30里外接回了一些同志。

  到了第三天,我们的军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等首长也来了。原来,他们在乱石山被敌人骑兵冲散之后,就沿北戈壁滩前进,跨过荒无人烟、无草缺水的大戈壁,走了三天三夜之后,才到达星星峡的。虽然,我们与李政委、程代军长等首长分别才几天时间,但是这时候,我们在星星峡能够见到他们,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压在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搬掉了。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同志与我们紧紧握手,我们相互细看,叙述几天的情况,悼念英勇牺牲的同志。

  第四天,李政委、程代军长又派出一个排的部队,乘坐那辆卡车,往哈密方向去打尧乐博斯。当时听说尧乐博斯派来的一个骑兵连在苦水。结果,我们的部队走到半路上,敌人已经骑马跑了。

  几天来,我们西路军的同志,陆续到达星星峡的已有400多人。开始两天,党中央代表请盛世才派飞机到星星峡,空投了面粉、馒头等食品。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党中央的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从迪化带了几十辆汽车,赶到星星峡来接我们。当我们见到党中央代表时,个个欢腾雀跃,人人热泪盈眶。党中央代表为我们想得非常细致、非常周到,从吃的到用的,从穿的到戴的,从学习用品到文娱活动器材,都带来了。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换上了干净的服装。

  换好衣服之后,我们全体同志在星星峡附近的山沟里整队集合,等待上车出发的命令。出发前,我们听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的简短讲话,陈云同志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他说:“党中央一直在关怀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等同志前来迎接你们!我已借了几十辆汽车接你们去迪化,然后听候党中央的决定。”陈云同志讲完话,就立即命令我们上车,向迪化出发。

  录自周纯麟《血战河西走廊》。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西路军左支队营教导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0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4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历尽艰险到新疆

<标题>=历尽艰险到新疆

<类型>=g4

<作者>=饶子健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走出祁连山的一个夜晚,工委领导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会上,对打不打安西城,李先念、李卓然等首长与总部参谋长李特发生意见分歧。李先念、李卓然等主张不打安西,以保存我军力量,迅速挺进新疆;李特则认为打下安西,可以把部队补充、休整一下,而且城里敌人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最多一个连,很好对付。争论到最后,决定打安西。

  攻打安西城的战斗开始了。我一支队攻打西南角,二支队攻城东北角。一接上火,城里的敌人就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军射击,枪弹、炮弹不停地飞落在我们阵地上。这时,我们才知道,城内的敌人已经增加到一个团。我们登上城头的部队却一次次被敌人打下来。天快亮时,部队撤到王家围子。但是,城里的敌人疯狂地冲出城来,把我们住的村子包围起来。我们组织火力把敌人顶住,待天黑以后寻找机会突围。

  部署完毕后,我和钟立彬同志隐蔽在一条壕沟里观察敌情,当看到敌人离我们不远的时候,他就仰起头向敌人喊话,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打中了他的头部,他眼睁睁地看着我,脸色惨白,嘴唇嚅动了几下,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但又说不出来,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我急忙上前一把抱住他连喊几声“钟立彬同志”,但是,他都没有答应我一声。我又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上,已经听不到他心脏跳动的声音。钟立彬同志是和我一起从红五军调到三十军的,长征路上同生死、共患难,眼看快要到新疆,回到党中央的身边,他却牺牲了,我不由得一阵心酸,泪水止不住夺眶而出。

  当天晚上,当敌人在我们反击下退回安西城的时候,我们急忙向北转移,整整跑了一夜,天明时到了白墩子。部队开始生火做饭,水还没烧开,后面沙滩上就烟尘滚滚,黑压压的马匪骑兵又追上来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并没有吓倒红军战士,我们立即撤到村外的沙岭子上,利用被风吹成的一个个小沙堆,猛烈地向敌人骑兵射击。敌人没有从正面突破,就从两翼包抄过来,我们乘敌向两翼迂回包围的时机,在沙漠里边打边退,一直退到红柳园子。

  红柳园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骆驼站”,站前有一条从戈壁滩穿过来的公路直通新疆,公路旁边一根根电线杆子由东向西延伸。在红柳园子周围的沙丘上,部队与敌人打了一个下午。战士手中的子弹快打光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也扔进敌群,火力渐渐减弱。马匪骑兵冲破我军防线,把一、二支队分割开了。程世才军长组织了一些还有子弹的战士向敌人反冲击,并命令我带一个连在右侧沙包上组织排子枪射击敌人。拼打了一阵子,把敌人打回去了。

  这时,军首长命令部队顺电线杆子赶快往西北撤,我仍带领战士用大刀、枪刺以及自制的长矛,同反扑过来的敌人拼打,掩护军首长和其他同志转移。守到天黑,我们刚开始撤退,敌人又乘机发起进攻,把我们打后卫的十多人冲散了。支队政委刘庆南的马在混战中丢掉了,他看到我从敌人手里夺了一匹大灰马,就和我合骑着跑。

  这时,被冲散的战友们也相继凑到一块,拼命地顺着公路旁的电线杆子奔跑,很快脱离了追击的敌人。我们一边跑,一边招呼着被冲散的战友,慢慢地收拢了十几个人。大家在戈壁滩上跑了一夜又一天,没有一粒米、一滴水下肚,每向前跨出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最后连马也跑不动了。

  部队自红柳园子突围后,第二天下午5点多钟光景,我们到达了星星峡附近,远远看见前方山头上有两个哨兵在游动,但不知是新疆的部队还是马匪,不敢轻易前去。当时,我考虑,我的马从敌人手里夺来不久,还能跑路,于是,我就对大家说:“我先上去看个究竟!”我一边说,一边上马,一只手握着腰里的盒子枪,准备对付意外的情况,腿一夹,大灰马就向前方跑去。我骑在马背上,心中暗暗地对自己说:“就是自己牺牲了,也要给这些幸存的首长和战友们开辟通道,好让他们回到党中央身边!”

  马跑到星星峡山口前面,我就放慢了步子,守卫山口的两个哨兵高声地喝问:“哪一个部分的?”我大声回答:“中国工农红军!”哨兵听我这么回答,就向后面的人招了招手,喊道:“他们来了!”接着,从后面上来一个腰扎武装带的干部,上前握住我的手,连忙说:“你们辛苦了!”紧接着问:“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来了没有?大部队在哪里?”我告诉他,徐总指挥、陈政委他们还在祁连山活动。说完,我向后面的同志招手,要他们前进。

  我们终于到达新疆边界星星峡了!人人长舒了一口气,顿觉自己轻松了,同志们欢呼啊!跳跃啊!新疆友军的官兵把我们招呼到房屋里去休息。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大家笑啊,叫啊,哭啊,互相拥抱啊,像是长久离开爹娘流浪在外的孩子回到父母身边一样,激动、幸福的泪水满脸直流。大家互相对视,人人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脚上穿的是自己用牛皮制作的“草鞋”,身上裹的是两块羊皮,头发、胡子老长老长,脸上的灰尘污垢不知有多厚。友军同志端上水来给我们先洗脸,洗过之后,盆子里的水浑浊得像酱油一样。

  我们到达星星峡时,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军长等首长还没有到达。他们从红柳园子突围后,走进公路北侧的戈壁滩沙漠去了。我们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友军,友军就立即派了两辆汽车,车上插着红旗,装了很多饼干、罐头和水果,去接应军首长,在离星星峡30里的地方把他们接了回来。一路上又收容了一部分战友。军首长决定先在星星峡住几天,让同志们稍事休息,等一下尚没有归队的同志。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起先只有二三十人的队伍,慢慢地收容了近500人,没有牺牲的同志,大都来到了星星峡。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来三架飞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和食品。我们这些经过半年多难以想像的艰苦环境的人,没有比此时心情更激动的了。不久,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也带着40辆汽车来接我们。见到党中央代表,我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陈云同志首先代表党中央向经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新疆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然后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是,你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到几千、几万、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你们都是经过千难万险锻炼出来的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多少黄金也买不到的!”

  陈云同志还说,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斗争始终很关心,想了很多办法来援救陷入困境的同志们。他要求大家把自己制作、使用的武器以及衣服、鞋袜等物品,一件不丢地保存起来,送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去,让全世界无产阶级看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着争取解放的斗争的!

  陈云同志充满着革命激情的话语,在部队中激起了一层又一层波涛,我不由地想起了西路军转战的悲壮历程,想起了董振堂、熊厚发、曾日三、钟立彬等无数倒下去的首长和战友,眼眶又湿润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漫漫西征路,斑斑烈士血!在特殊的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红军战士表现出的那种对共产主义无比坚定的信仰,对人类解放事业那种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对同志、对战友的那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都深刻地铭记在我们脑海里、心田上,激励着我在新的长征途上奋勇前进!

  录自饶子健同志《漫漫西征路》一文,原载《峥嵘岁月》。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时任西路军左支队一支队(原二六八团)参谋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6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5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从安西到星星峡

<标题>=从安西到星星峡

<类型>=g4

<作者>=王明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攻打安西城。部队走出祁连山后,就准备攻打安西城。第二天休息,组织侦察敌情。上午从城里出来一个农民说,城内只住马家军的一个骑兵排,每天派两个骑兵到红柳园子侦察红军去向。第三天从城里又来一个人说,马家军来了许多骑兵。有人认为这是造谣,又说此人是敌探。下午两点左右,从城里出来一个敌骑兵班,到离我们驻地三里的地方侦察。我军就用机枪扫射,敌慌忙逃回城内。当天下午,部队抬上云梯,向县城开进,天黑后,命令攻城。我们二六八团在西南,二六七团在城东南,大家猫着腰接近城墙,把云梯靠在城墙上,许多同志刚爬上去,就被敌人打下来。敌人在城墙上到处放枪,我军伤亡了十多位同志。由于敌情发生很大变化,领导决定将部队撤到城附近的村庄休息,筹备干粮。军首长命令大家准备七天的干粮到新疆去。这时一部分敌军出城向我进攻,军首长命令立即向敌人反击,将敌赶回城内。

  (2)白墩子战斗。白墩子位于安西县城西北约100里处【白墩子距安西县城约45公里,距红柳园约30公里;红柳园距安西县城约75公里。】,沿途无水,全是戈壁滩。4月23日晚,我军迅速撤出安西城郊,来到西北约10里处,涉水渡过疏勒河,走上通往白墩子的大路。天刚亮,我二六八团、二六七团先后到达白墩子。约30分钟,敌人的骑兵就追来了。程世才军长命令二六七团掩护,二六八团掩护总部和军部向西前进,跑出约十里路,还能听见二六七团与敌骑战斗的枪声。二六七团从白墩子撤下来时,只有100人左右了,连营团干部几乎全部阵亡。

  (3)红柳园战斗。红柳园距白墩子90里左右,沿途是无水的戈壁滩,也无人烟,只红柳园有一处泉水。二六八团、三十军军部和西路军总部的干部,从白墩子向西急进,来到距白墩子30里的地方,敌骑就追上来了,在我军队列中乱冲乱杀。我军边走边打,直到乱山子附近,距红柳园15里处停了下来,依托南北比平地稍高的鱼脊地形,抵抗敌人的进攻。我一营二连在大路以南约100米处阻击,阻止了敌人的五次进攻。黄昏时,团长命令撤到大路以北团部附近。天黑后,敌人小股骑兵向我袭击三次,几乎全被我军打死打伤,收缴了枪支、弹药、大刀、干粮。晚上10点左右,团首长命令:有马的骑马,没马的跟在马后面突围。听到命令,骑马的朝西北方向飞跑,步行的以连为单位,四路队列跟在马后边跑,跑出去约五里路,就看不到马的影子了。这时敌骑冲上来了,连长命令不要乱跑,集中行动,边走边阻击敌人。命令无效,战士乱跑开了,大部分同志顺电线杆朝新疆方向跑,经三天三夜,跑到新疆星星峡。个别同志跑进深山饿死了,还有少数同志跑回安西农村要饭吃。

  (4)红军到星星峡集中。在红柳园战斗中被敌骑冲散的红军,自行结队,多以几个人至十多人为一队,沿电线杆子步行,陆续来到星星峡集中。二六八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参谋长饶子健三人,骑一匹马走了一天两夜,先来到星星峡。总部、军首长和警卫员一行80多人,经北戈壁走了三天三夜,也来到星星峡。共集中了400多人,受到新疆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主任王孝典的热情接待。党代表陈云在迪化通过盛世才派飞机送来粮食、熟食品、武器、弹药、医药等物资,装备了部队。

  (5)红军粉碎了尧乐博斯的两次阴谋。我们来到星星峡,团政委刘庆南与盛世才通了电话,刘庆南说:“我们红军先头部队已到星星峡,后面还陆续来。”盛世才说:“你们要讲大批红军进疆,因为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反对红军进疆;你们要准备打仗,消灭尧乐博斯;我派飞机给你们送食品、武器、弹药。”首长们立即作了战斗部署。

  第一次,尧乐博斯派了一个副官和四名士兵,乘一辆汽车来星星峡,要红军缴枪。刘庆南带了几位同志扣下汽车,审问并处决了副官,将四名士兵放回去了,并对他们说,红军还有几万人进疆。红军是抗日的军队,有任务到后方来,如有人阻挠,就要消灭他。

  第二次,尧乐博斯派两个排的兵力,乘四辆卡车,妄图消灭我们。我军派一个排的兵力,埋伏在星星峡以西约15里的一个山峡边。尧乐博斯的士兵坐两辆卡车刚进入我埋伏圈,我军步枪、机枪和手榴弹一齐向尧部打去,尧部大部分被我军打死打伤,俘虏了几名,后面车上乘坐的尧部士兵,就掉头逃跑了。

  (6)党代表陈云来到星星峡。1937年5月1日,党代表陈云、滕代远、冯铉等同志及医生乘40多辆汽车,满载服装、食品、武器、弹药、医药,从迪化来到星星峡,迎接幸存的400多名西路军左支队指战员。指战员见到党代表,心情非常激动,热泪夺眶而出,好像久别的儿女见到爹娘一样,激动人心的口号震动的整个峡谷。陈云同志在讲话中勉励大家:中央非常关心你们,特派我和滕代远同志来迎接你们。你们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来到这里,都是好样的。革命有胜有败,不要光看到现在的400多人,还要看到将来,你们400多人会发展到4万、40万、400万、4000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7)到安西收容失散的红军战士。约在5月3日,杨团长给我和一位同志交代任务:派我们两人到安西去,把被敌人冲散的同志找回来,向他们讲清楚,只要愿意回新疆,不追究丢失武器的责任。我们接受任务后,坐汽车到红柳园以东的地方。我们下车后,白天躲,晚上走,第二天拂晓渡过疏勒河,隐蔽在安西城西南的草湖里,天黑到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要饭吃。我问:“在这一带有没有被马家队伍打散了的红军娃娃?”他们说:“在二工、六工、八工、九工等地都有,天天出来要吃的。”我问:“马家队伍常来搜查吗?”他们回答:“仗打完后六七天内,城里的民团下乡来搜查过,这几天没有来了。”

  我们装着要饭吃的样子,分别到上述地区找他们,大约半个月,会见20多人,讲明我们的来意。他们有的被农民收去做了儿子,不想来了;有的在红柳园被敌人冲散,把枪和子弹藏在山里,朝太阳出来的方向跑,来到安西,只要上级不追究丢失枪支的责任,他们愿意回去。我们前后共集中了14个人,从安西县城西南朝北方向走,经过疏勒河,插到大路上,天亮时到了白墩子,黄昏时朝红柳园方向走,第三天上午走到红柳园以西,迎面来了一辆插着红旗的汽车。这是前来接应我们的。我们14名同志乘车到星星峡,留在星星峡的红军干部对我们说:到迪化武器多得很,现在将这些武器和子弹交给边务处星星峡办事处;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前面的同志已被党代表接到迪化,我们也要到迪化去。五天后,从安西突围被敌人冲散的11个同志也来到星星峡。我们20多个红军战士,分成两个班,三天后乘大卡车来到哈密,苏联医生给我们检查了身体,我们仍乘这辆车去迪化。到迪化后,把我分配到新兵营医务所,其余同志分到了各大队。

  录自《中国工农红军左支队在哈密》,由郑加成整理。王明超同志当时在左支队二六八团一营二连任卫生员,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91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6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难忘的安西战斗

<标题>=难忘的安西战斗

<类型>=g4

<作者>=喻新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八团,是西路军惟一保存下来的一个建制团。我原任三十军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因为失败,没有了部队,政委李先念同志要我去二六八团任政治处主任。二六八团的团长是杨秀坤同志、政委是姚运良同志【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各录》记载,当时任第二六八团政委的是刘庆南同志。】、参谋长是饶子健同志。经过40多天的艰苦行军,我们终于走出了祁连山,于4月下旬进入甘肃安西县境内。

  我们进到安西城附近时,领导断定城内敌军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于是决定攻城。第二天,夕阳还未落下,敌军派出一个湖北口音的人送来一封信,大意是:你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前面有大沙漠,后面有重兵追击,城内又有重兵把守,还是投降为好。战士们知情后,气得直骂:城内明明只有一排的守兵,还想骗我们上当。那人说:城内原来是一个排,今天又到了一团步兵和一营骑兵。可是大家攻城心切,一气之下,把派来送信的人给枪毙了。

  接着就是绑梯子,全团发起攻击。城内守敌真的增加了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攻城战成了真正的攻坚战。我们武器差、兵力少、子弹缺,加上长途行军,体力一时难以恢复,结果激战一夜,也没攻开安西城。天亮了,只得撤出战斗。城内敌人见我们撤了,就倾巢而出,追击过来,我们又整整苦战了一天,到了黄昏,才突出重围,连夜向新疆方向撤退。

  我们跑了一夜又大半天,来到了离安西城七八十里的白墩子。本来想休息一下搞点水喝,因为同志们已十分疲劳,可是刚一坐下,就睡过去了。领导怕敌军追击,集合队伍出发,可是已经晚了,敌军骑兵已分三路向我们包抄过来,一下子把我们压到了红柳园南面的沙漠地带。敌人骑兵利用马上优势,连续发起攻击,我们利用沙丘还击。我们跑不过骑兵,因此不能突围,两军又对峙起来。

  接近黄昏,安西城的敌步兵团也赶到了,他们先用迫击炮向我们轰击,伤了我军十几个人。接近天黑,敌步兵、骑兵同时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坚持到天黑,才组织部队突围,李先念及其他首长,带头冲在前面,打开缺口突围,我们团断后。黑暗中,步骑交叉,敌我混战,部队又被冲散。我突出重围后,在周围找到了八个同志。我们一行九人,不敢走大路,只能沿着电线杆子抄小路走,忍饥挨饿地往前赶,向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跑去。

  我们先赶到大泉。那里已集合了近百名指战员。从打安西到进大泉,三天三夜,我们只吃过一小把干炒的小米,到了大泉才吃了一顿面疙瘩,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我们这百把人到了马莲井,遇到了先到达星星峡的饶子健派来接我们的同志,他说:星星峡很好,友军(指盛世才的部队)对我们很客气,我们紧张的心终于放下了。我当时困极了,往地下一躺,大衣一盖,手枪当枕头,就睡着了,一睡就是24个小时。

  我醒来后,带着部队往星星峡方向走。刚刚离开马莲井,从星星峡方向开来了一辆大卡车,接我们来了。到了星星峡后,我又两次带车回到白墩子、安西一带找失散的同志。当我第二次带车回到星星峡时,李先念政委等同志也回来了,这时,部队已集中到400多人。

  4月底,陈云、滕代远同志带了40辆汽车,还有医生、苏联顾问、武器、服装,来到星星峡,见我们吃粮有困难,陈云同志亲自给新疆督办打电话,请他们派飞机运来了干粮。我们以前不认识陈云,他对我们说:“我叫陈云,是中央代表。西路军失败了,但我们延安有部队,革命是有发展前途的。”当时他讲路线错误,我们还不太理解。

  我们在星星峡住了一个星期左右,5月3日,我们全部换上了新服装,分乘40辆汽车离开星星峡,于5月8日到了新疆迪化市。

  这是喻新华同志回忆西路军在安西一带作战、突围的谈话,由郝成铭整理。喻新华,原名喻同金,湖北麻城人,生于1905年。1927年参加革命,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时任西路军左支队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后历任驻新疆西路军余部总支队政委、党总支书记,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7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回忆安西之战

<标题>=回忆安西之战

<类型>=g4

<作者>=苟金元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路军左支队走出祁连山之后,来到了踏实城宿营。踏实城离安西县城70里路,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城,城内只有十几户人家,城外东南高台上有一座古庙,东南角是魁星楼,城外四周有居民村庄和田地。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补充干粮。首长们一面找群众了解敌情和路程、地形,一面召开会议,分析安西敌情。当时了解到:安西城内只有马匪军一个排,约30人。

  第二天凌晨,红军从踏实出发,第二六五团是前卫,二六八团和二六七团随后前进。部队在小雨中前进,行至十工山,即布岗哨设防,休息少许,即出十工山口。到距城20里的十工村,各团一面打尖吃饭,一面做攻城的云梯;工委开会研究攻打安西城的事宜。

  安西古称瓜州,北依马鬃山,南靠祁连山,东连玉门,西接敦煌,昼夜温差大,有“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之说,安西县是甘肃最西面的一个县,与新疆毗邻,是通往星星峡的必经之地。工委会做出了攻打安西县城的决定,部队即向安西城进发。战士们听到攻打安西县的消息,都非常高兴,虽然感到体力不足,弹药缺少,但是一听到打仗,人人都抖起了精神。

  傍晚,红军部队集结于安西城西南三里的梧桐树和彭家庄一带,准备攻城。安西县城只有南门和西门,东城墙根有很长一段被流沙拥住,形成了一个斜坡,城墙外有一片民房。左支队决定,由二六八团三营担任主攻,二六七团担任预备队,拟从南门或东城墙突破。晚上八九点钟,部队迅速接近了安西城,与城内的马家军打响。敌人一开始就以猛烈的火力扫射,迫击炮弹一颗颗地打来,攻城红军立刻伤亡了十几个人。接着,敌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冲出城门猛烈攻击,红军以大刀、手榴弹与敌人作战。由于敌众我寡,红军虽奋战一夜,反复攻了几次,却未能打下安西县城。事后得知,当天下午,敌军一个团从酒泉赶到了安西。

  天还未亮,上级传来命令,停止攻城,向王家屯庄转移。红军刚撤到离城西北不远的王家屯庄,敌人就追来了,并向红军发起了攻击。红军依靠土墙、土坎、房屋、田埂作掩护,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这天的阻击战是艰苦激烈的,一直打到黄昏,红军才突出重围,一口气跑了90里路,来到白墩子。红军刚到这里,敌人的骑兵也追到了这里,红军只得边打边撤,一直撤到红柳园。

  红柳园是从安西西进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方圆不到百米的草滩,当中有一泉清水,水边上生长着丛丛红柳,四周全是戈壁和小沙包。红军刚到红柳园,马匪队伍又从东南方向追来,红军边打边撤,撤到附近的几个小山头上,二六七团占领路北的小山头,二六八团和工委守在路南的小山头上。敌人集中兵力向小山头围攻,把红军分割包围。

  这时,红军烧了所有文件,砸坏了多余的枪支,就地挖战壕、筑工事,和敌人决心拼到底。双方激战开始,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不断,喊杀声震天。红军打退敌军的很多次冲锋,马匪军最终冲破了红军的阵地,双方展开肉搏战,红军战士抡着枪托、大刀,接连杀退敌人的数次冲杀。天黑后,红军冲出包围,向西北方向撤走。

  红柳园血战是西路军西征的最后一战,西路军百余名指战员长眠于此,马家兵伤亡60多人。

  苟金元同志口述,苟正光整理,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牟慧芬同志提供。苟金元,四川省人,时任西路军红三十军第二六七团文书,红柳园战斗后失散,流落安西县务农,解放后重新参加工作,先后任区政府民政助理员、副区长,县供销社主任等职。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8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目录>=西路军最后一场恶战

<标题>=西路军最后一场恶战

<类型>=g4

<作者>=邱正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们在祁连山中艰难地行走了40多天)前边忽然隐隐地出现了几座茅屋,同志们兴奋得忘记了一切,高声叫喊着奔跑起来。40多天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人迹所在!袅袅的炊烟,哞哞的牛叫,嫩绿的草丛,匆匆来去的人影——这一切显得多么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啊!我们终于冲出了绝境!这里的地名叫石包城,其实,只是个小小的村落。几座黄泥砌成的低矮的土屋,稀稀落落的住着十多户人家。可是我们居然在这里买到了一部分粮食和盐巴。大家扳着手指头一算,整整48天【据当时电报,西路军左支队到石包城的时间为4月16日(见《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卷第622页),自西路军3月12日从梨园口进入祁连山,至此时实为36天。】,如今第一次吞下那美味软滑的青稞麦,第一次尝到了盐巴的咸味。同志们的眼睛里放射出了光彩,红晕从青黄的脸上泛了出来。我们总算度过来了。

  夜晚,首长们举行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出祁连山的第一个大去处便是安西县城。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安西城里敌人只有一个连驻守。打不打安西,会议上有了分歧。李卓然、李先念等首长主张不打,因为我们这支不到1000人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必须保存力量,不能轻举妄动,况且敌人随时都可能增援,应该马不停蹄地向星星峡挺进,尽可能避开敌人的锋芒;但是,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坚持一定要打安西。他认为敌人只一个连,打垮他不在话下,攻克安西,可以在城里得到休息和补充。最后还是同意了他的意见。

  我们进到安西城外,立即把城包围起来,工委机关驻在城东里把路的小村子里,部队准备天黑时发起进攻,谁知刚一打响,城里的敌人立刻以强大的火力向我军展开猛烈的射击,机关枪、迫击炮、山炮不停地射向我军阵地。这时,我们才知道城里的敌人至少已经增援到一个旅。攻城计划破灭了,工委当机立断,决定迅速转移,避开敌人。

  这时,我和班长、刘兴法、小冯几个人正在一间茅屋里炒麦子,准备过沙漠时用。敌人的炮火越射越猛,一直打到我们工委的驻地,在屋子四周爆裂开来。忽然,只听得“咝——”的一声响,一颗炮弹从屋顶上唰地窜下来。这家伙像是长了眼睛,直砸炒麦子的锅,砰的一响,锅子给砸得粉碎,锅底下的火猛地向四处飞溅。还好,那颗炮弹没有爆炸,深深地钻进了灶底下的泥土里,我们几个人惊得跳起来,直往门外奔。这种事情真令人难以置信,但我们都庆幸这家伙没爆炸,要不,我们几个人连同整座屋子就全报销了。

  疯狂的马匪在炮火掩护下,大批冲出城来,工委住的小村子立刻被敌人包围,我们在屋顶上架了机枪,死死顶住敌人的进攻。当敌人在我们组织反击之后向安西退走时,我们这八九百人的队伍匆匆忙忙向北转移。涉过了冰冷刺骨的不知名的大河,以最快的速度向北跑,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部队撤到了白墩子附近,正准备在这儿烧顿饭吃,结果连一锅水还没烧开,后边黄尘滚滚,马匪骑兵又追了上来,只见黑压压一片。

  敌人疯狂地喊叫着,鬼头刀在阳光下闪动。但是,这嚣张的气焰并没有吓倒刚刚冲出绝境的红军战士,大家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没有子弹的枪举了起来,托着石块的手举了起来,仅有的几颗手榴弹拔了出来,被仇恨、愤怒激红了眼的战士们,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拼啊!”“死拼啊!”杀了上去。

  所有的人朝着那黑压压的恶浪冲过去,扑上去,枪托,一齐扫过去;石块,一齐砸过去;仅有的手榴弹,一齐扔过去!马匪从马上一个个跌下来,宁死不屈的红军指战员,也在刀光剑影中倒下去。这场恶战直到下午,剩下的200多战士被马匪团团围住了,还有部分战士被马匪冲散了。

  我护着李主任,边抵抗边向北撤。背后,同志们愈来愈少;眼前,除了一片荒凉的黄沙土和从石包城买来的几匹瘦马之外,只剩下30多个人了——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十多名营团干部,加上我们十多个警卫员。这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等何时才能洗雪呵!我们这支坚强的红军队伍,遭受了多少深重的磨难啊!

  看着眼前的景象,首长们眼眶里充满了悲愤的泪水。有的首长拔出了手枪,愤恨得直想冲进马匪的包围圈。李主任看到这情景,激动地大声说:“不能再去拼!党没有要求我们去拼命!只要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的力量,同志们,继续向北冲!”他斩钉截铁地把话说完,回过头来命令我:“立即去通知失散了的战士,要他们沿着电线杆往西北冲。”我一转身,往原路返回去,一路上都有我们的战士,瞪着血红的眼睛,英勇顽强地战斗着。

  “顺电线杆往西北!同志们,赶快冲出去!”我一边喊,一边奔跑着,大颗汗珠从我脸上掉下来。我拼命地跑,拼命地喊。我的脑子里只记着主任的一句话:“能冲出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的力量!”我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天色渐渐暗下来了,被打散的红军战士越来越少了。蓦地,我看见前面不远处,还有200多红军战士没冲出来,正同马匪顽强地对抗着。我悄悄地向前移动,靠在一个土堆旁边,大声叫喊起来:“同志们,顺电线杆往西北冲啊!”随着喊声,我举枪“砰砰砰”打了三枪,刹那间,十多枚手榴弹在同一个方向上爆炸开来。这是200多指战员中仅有的手榴弹,一下子震惊了马匪的坐骑,马匹惊恐地向四处奔窜,有几匹马倒下了。被围的战士们乘这个空隙猛地冲了出来。

  “往西北沿电线杆子冲啊!”我兴奋地喊叫着,战士们从我眼前冲过去。马匪兵突然发现了我这个目标,五个骑兵挥着刀朝我冲来。我提着盒子枪往回奔跑,敌骑兵死死地盯着我不放。头一个马匪兵戴着羊皮帽子,咧着嘴冲到我面前,使劲一刀,对着我的脑袋斜劈下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下闪倒在地上,只看见一道寒森森的青光闪了过去,马匪兵飞一般的向前窜去,后边的马匪兵又奔了过来。我跪在地上,一咬牙,扫了一梭子,敌人的两匹马跑了几步,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把两个马匪兵摔出去老远。我乘着这个当儿,飞跑了几个步。摔在地上的敌人连连向我射击,子弹从我耳边嗖嗖飞过去。我一口气跑到首长们原来站着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了。跑,继续向北跑!我拼着全身力气奔跑着,碰到冲出来的战友便向他们鼓劲、打气,要他们坚持着奔跑。这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要尽快地赶上去,我要赶上首长,保卫首长。

  快到红柳园附近,我又追上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军的副连长,他手里提着块马肉,身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一个是电台的机要员老翟。在这个时候,遇上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尽管从来没见过面,大家比亲兄弟还亲热。三个人相互问了一下情况,就往前赶。已经夕阳西下了,前面是一望无边的戈壁滩。这时,忽见前边有十多个人跑过来,一看,原来是我们的同志。这十多个战士已经走出了红柳园,但身上没一颗粮食,正要回去搞点粮食充饥。我说:“这怎么行!好容易摆脱了马匪的追击,不能再回去冒险了!”我大声阻拦他们。

  这时,电台的老翟提了一个建议:组织起来,统一行动。那时候,党组织还没有公开,但我已经知道老翟和副连长是党员。我们扩大了两个战士参加,开了个临时党小组会。决定:(1)组织起来过戈壁,不准掉队;(2)集中现有粮食,平均分配;(3)照顾好伤病员和体弱的同志。我们18个人组成一个排,分为三个班,老翟同志任排长,我任第一班班长。说也可怜,只有两三个战士的口袋还剩下几把炒麦;我呢,还有三斤麦子,这是给李主任过戈壁滩用的,我拿了出来。这一点点命根子作三天打算,每人每天分不到二两。但是我们有了更宝贵更重要的东西——党组织,这是力量的源泉!

  黑夜来临了。白天刮得怕人的大风停下来了。空旷的戈壁滩上,显得异样的宁静,18条黑影,18颗跳动着的红心,已经扭结成一股力量,要勇敢的度过这渺无人烟的戈壁滩!

  我们日夜不停地走着,第三天早上,前边忽然出现了一个大汉,他的一只袖筒是空的,让风吹得摇来晃去,右肩上扛着一挺机枪,他见后边有动静,便停了下来。原来他是三十军的一个副营长,叫陆笫荣。他拍拍枪筒子说:“什么都能丢,就是这家什不能丢,革命少不了它!”以后,人愈聚愈多,我们这个核心组织像冬天的雪团,越滚越大,竟聚集成70多人的一支队伍,而这支队伍又是过戈壁滩的最后一批人。

  粮食吃完了,虽然是一把把地分,三斤麦子够几个人吃啊!饥饿、疲劳、口渴,折磨着大家。一阵风刮过来,跌倒的同志便会呼噜呼噜地睡过去。忽然前边大叫起来:“同志们,看,杨梅!多大的杨梅呀!”“有房子了!有水了!快来呀!”睡梦中将要给沙子压住的同志,或是快要倒下去的人们,会骤然跳起来,口水来了,瞌睡没了,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滚过沙漠,滚到远远的天际。于是,每个人又兴高采烈地迈步向前。

  我们不停地走了三天三夜。一路上,用黄沙埋葬了一个献出生命的忠魂。第四天中午,遇到了一个水潭,但里面的水已经干涸了。同志们挖了些湿土包在衣服里,让布片湿透,然后擦擦干裂的嘴唇,继续向前。

  下午,到了离星星峡30里的地方,突然看见前边有两辆汽车开来,车上插着红旗。在这个时刻,同志们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大伙儿笑着,叫着,哭着,跳着,拼命地扑过去。这是什么呵!是党中央派来的车子呀!是陈云、滕代远首长来接我们的汽车呀!车上装满了饼干、罐头和水果。当我们跳上汽车,像孩子依偎在久别的母亲怀里的时候,温暖、激动、幸福的泪水,模糊了我们的眼睛。

  一下汽车,我就到李卓然主任的住处去报到。他一见我,高兴得直拍我的肩膀,第一句话就问:“两样东西还在不在?”我迅速打开皮挎包,掏出三个密电码本子放在桌上,李主任满意地点着头。停了片刻,他又问:“黄金呢?”我说:“撂了!”李主任轻轻地叹息了一声说:“撂就撂了吧,回来了就好。”我一撅嘴巴,随手掏出黄金放在桌上,赌气说:“在这儿呢!谁叫你把我撂在白墩子,也不等等我。”

  “小鬼,还这么调皮!”主任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邱正基同志《风雪祁连山》的最后一部分,由许胤丰整理,原载《星火燎原》丛书第2集。邱正基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5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GGNHJXLJHYLJS0129

<书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