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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园情怀》

<REC>

<文章编号>=ZYQH0001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胡锦涛同志论延安精神

<标题>=胡锦涛同志论延安精神

<类型>=g1

<作者>=胡锦涛

<发文单位>=

<姓名>=胡锦涛

<内容>=

  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13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革命战争年代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平建设时期也需要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要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自觉学习和忠实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就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既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就要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增强忧患意识,注意防微杜渐,厉行勤俭节约,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前进道路上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延安提出用延安精神建设延安,这个口号很好。希望大家振奋精神,坚定信心,扎实工作,使革命圣地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2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三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标题>=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三师——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类型>=g1

<作者>=克力更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20世纪30年代是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后魔爪又向全国伸展,日寇特务在全国各地猖狂活动,要消灭当时蒋介石政府,还压制共产党和人民大众抗日。国家危亡的黑云越来越严重地压在头上。一群蒙古族青年在百灵庙暴动抗日队伍的基础上,由共产党员策划建立了一支以土默川一带蒙古族占多数的各族勇敢青年组成的坚强的抗日队伍,由党中央直接领导指挥。因而,地方党组织对这支部队的情况不十分清楚。开始名为绥远省蒙旗保安队,后扩大成蒙旗独立混成旅。1938年改编为新三师,建制是当时国民党管辖的国民政府军中的新编第三师。实际上是共产党员领导的在抗日战争中起了独特重要作用、有重要贡献的部队,被中国共产党中央赞誉为当时内蒙古最进步的力量,最大的抗日部队。这支部队的实际情况正在收集史实编写史书,在此只能做简要的陈述如下。

  这个部队的特点是共产党员多,特别是老共产党员多,蒙古族多,从领导人到战士聚集了内蒙古东部、西部各地的精英。师长白海风是东部科尔沁人。政治部代理主任是乌兰夫,团长朱实夫、纪松林是西部察哈尔和土默特人。老共产党员还有奎璧、赵诚、赵俊臣、纪明德、克力更、云蔚、云飞扬、王允文、齐希古……都在重要岗位任职,营连以下官兵中也有共产党员。这样的政治质量铸就新三师的素质,抗日坚定,力求进步,发挥特有的作用。

  这支武装,开始建立就由共产党员引入革命精神,进行系统的抗日和进步教育,军风纪上扫除历史上旧军队官欺兵,兵欺民的恶习,悄悄向八路军学习。军事技术严格训练,政治觉悟和军事本领迅速提高,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抗日活动,抗日士气特别高涨,在历次战役中都表现得英勇善战。保卫首府战役(当时绥远省的首府归绥市,今呼和浩特的战役),日寇侵占归绥市时,当时国民党守军稍经触敌即撤走守山西去了。建立才一年,又在当时国民党对少数民族部队歧视苛待,不发给养、不发武器,入冬了还穿单衣,在枪支弹药缺少的困难情况下仍然在小黑河一带坚持抗击。人民群众看到我军的情况,情绪高涨,信心大增,热情地送水、送饭,直到守军都撤走后,才最后撤离防地。官兵面对人民群众热情感动得热泪盈眶,悲愤依恋……,咬紧牙关离开阵地。受到亲临前线马占山将军的表扬与奖赏。他伸出拇指说:有骨气、打得好,奖励现大洋1000元和几百件皮衣。

  柴登战役,傅作义部101师4个营兵力攻打柴登,敌伪空中地下兵力众多,久攻不下,我方受挫,师长郭景云请新三师助战,新三师派一个营参战,英勇机智,一举拿下柴登,俘获甚多,取得全面胜利。在展旦召、新民堡、张来顺营子等战役与零星战斗中也都表现出官兵一致,与日寇不共戴天、英勇杀敌的高昂士气。

  这个部队从建立以来,一直受着蒋介石政府的歧视。克扣军饷、服装、弹药。部队撤到哈拉塞时,人们看到这支衣服破烂的军队,以为他们可能要抢劫,年轻的妇女们都躲走了。观察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这支军队虽然很困难,但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不仅对人和气亲切,耐心宣传抗日道理,还帮助老乡劳动,敬老爱幼,与人民亲如一家。出走的青年妇女们也都回来了。当部队离开哈拉塞时人民依依不舍,有的人直擦眼泪。部队到山西河曲县时,新三师的好名声已传了出去,一下来了几十名男女青年学生参加了新三师政工队。

  部队到了陕西神木县,该地驻军首脑左世允旅长看到新三师的政治风貌,请新三师给当地部队上时事课、文化课,教唱救亡歌曲。直至发展到当地政府请新三师帮助他们法院办案。新三师成了这块地方国民党军政的老师。

  在这段抗击日寇和几次移防的过程中,人们对新三师有了更多的了解,有的地方武装也愿意加入新三师,这些人员被收编后成立了新编一大队,二大队。新三师受命移防回伊盟后与人民更加亲密,部队帮助群众劳动生产,人民群众爱护部队。三师的军马跑失,群众发现后不顾劳累及时送回,军民一家互助的事例到处可见。当时的伊盟被建设成欣欣向荣的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人们称新三师是“二八路”。为了扼杀共产党组织的这支抗日队伍,蒋介石政府强令把新三师调往甘肃一带由胡宗南部分割改编,并对新三师的共产党员进行迫害,使新三师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受尽磨难。最后不得以地下党组织部队起义,并改编为骑兵团,参加进军大西北的战斗。

  当时新三师在抗日战争中起了独特重要作用。

  一、坚定并鼓舞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信心。新三师领导人中的共产党员是各族人民看得见,有学识、有远见、好品格受人重视的人物。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人们都注意他们的动向,跟着他们走,有马首是瞻的功能。所以,新三师起到了坚定与鼓舞内蒙古人民抗日的信心与决心的作用。

  二、英勇抗击了日寇。新三师在各战役中狠狠杀伤了日寇,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特别是在受令保伊盟、守黄河、建设伊盟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中,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在当时抗日形势下,起到了凝聚人心齐心抗日的作用。

  三、建设与巩固了伊盟一昔抗日基地。在黄河南岸的伊盟地区,是日寇要侵略我西南、西北地区的要道,必须建设巩固这一地区。新三师到伊盟深入开展抗日宣传,提高民众抗日认识,动员妇女、青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蒋介石在全国制造磨擦,发动反共高潮,破坏抗日,密令新三师中的国民党首要分子搞磨擦挤走伊盟的八路军,还调宁夏八一军(回族部队)进入伊盟并加大了特务组织活动。新三师中的共产党员发挥自身是本地少数民族的优势,巧妙缓冲与化解磨擦,反内哄、反倒退,有力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伊盟是陕甘宁边区延安圣地的北院墙,新三师保卫与建设伊盟,也起了保卫党中央北大门的作用。从新三师调走,马上就发生了陈长捷制造的伊盟大血案,新三师对巩固伊盟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看得最清楚。

  五、伊盟连接着延安圣地与内蒙古以及往东的东北,往北的蒙古国、俄罗斯,是一条党中央与这些地区的交通要道,新三师在这一带起了保卫交通要道的作用。

  党中央的表扬赞语是从上述这些事实出发的,时过60多年知道新三师史实的人越来越少了,应抢救历史补上这一缺陷。

  (作者系原中共内蒙古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3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

<标题>=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

<类型>=g1

<作者>=高增培,寒峰,武能齐,张华廷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

  1950年1月下旬,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正在集宁玫瑰营子一带整训待命,接到了绥远省军区的命令(注),“命令”要求骑兵第五师1月30日由玫瑰营子出发,进驻伊克昭盟,与原伊克昭军区合并,并迅速展开剿匪,稳定局势,以实现该地区解放区化和该地区起义部队解放军化。

  伊克昭盟(以下简称伊盟)位于绥远省西部,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北隔黄河与包头和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相邻,南部与陕北、晋西北、宁夏接壤,面积九万多平方公里。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构成了伊盟特有的地理风貌。伊盟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共约37万,其中蒙古族约10万。

  由于伊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她便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向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渗透,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门户。特别是民国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在伊盟苦心经营,进行严密的统治。国民党在伊盟建立了军、政、党、团、特务等各种机构。解放前夕,全盟国民党员多达2200多人,各种武装2万3千余人,师的番号14个,团的番号30多个。其中蒙旗部队13个师的司令由各旗王爷兼任、非蒙旗部队由“东(胜)桃(力民)达(拉特)治安司令部”领导。1949年“九·一九”绥远和平解放之后,按照协议,伊盟各蒙旗的保安部队在当地接受整编,非蒙旗部队调离伊盟到指定地点进行整编。国民党政权应进行改造。可是,由于各方面原因,上述武装却原封未动,国民党旧政权还在继续发号施令,起义部队中一些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窥测时机,积极策动叛乱。就在“九·一九”起义后的第三天,乌审旗警备司令奇玉山带领700余人叛变,还将我伊盟军区副政委韩明正带领的工作队一行80多人,全部关押缴械,并杀害了二支队支队长赵玉山、副政委石玉山和警卫员色楞同志。在奇玉山的影响下,一些起义部队开始动摇,观望,有的采取“借水养鱼、侍机反扑”的态度,蠢蠢欲动,准备叛变。因为伊盟接壤的陕北、晋西北解放较晚,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残部便纷纷窜入伊盟,与当地反动势力相勾结,反对和平解放,公开与我对抗。他们袭击我党政机关,抢劫人民财产,杀害我军派到起义部队中的干部,猖狂地进行破坏活动。虽然,早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党就创建了伊南革命根据地,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在伊盟解放时,成立了临时政府——伊克昭盟自治政务委员会,各旗建立了旗工委,成立了伊克昭军区(辖有六个相当于团的支队),但是,伊盟总的形势依然是敌强我弱,反动势力公开与我对抗,使政府和工委难以开展工作。这样,伊盟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并未真正获得解放,更谈不上地区实现解放区化,起义部队实现解放军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命令内蒙古骑兵第五师进驻伊盟,充分表明了上级首长对五师指战员的极大信任,我们既感到十分光荣,又感到责任很重。

  内蒙古骑兵第五师(以下简称骑五师),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少数民族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骑五师一直战斗在锡林郭勒和察哈尔地区,曾参加了平津战役、察绥战役、绥北战役和围困大同等战役,经受过多次战斗的考验,部队政治、军事素质较强。当进驻伊盟的命令向部队传达之后,指战员们情绪激昂,许多战士甚至马上整理行装,磨刀擦枪,恨不得立即出发,奔向新的战场。然而,经过冷静分析,我们知道,到伊盟剿匪并不比与国民党正规部队交手轻松,政治情况复杂,需要审慎从事;人地两生,开展工作有困难……。为此,师党委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部队进驻伊盟的方案,决定先派侦察科长图布升宝、作战科副科长严平、计财科长丁广厚、13团政治处副主任丁岐山等四同志,带领两个连的兵力,组成先遣队,进入伊盟,对敌情、地形实施侦察,与伊盟党、政、军取得联系,并为大部队进驻筹备粮草。同时,对部队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使大家做好迎接困难局面的准备,克服和平麻痹思想。会后,一场形象而生动的教育活动在全师展开。师团领导下到基层,了解思想反映,解决存在问题。绥远军区首长派来了文工团为骑五师演出《刘胡兰》、《血泪仇》等剧目,进一步激励大家的斗志。演出过程中,部队一面看戏,一面呼口号,气氛达到了高潮。接着,师里召开了全师进军伊盟动员大会,副师长兼副政委寒峰代表师党委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发扬光荣传统,在伊盟剿匪战斗中再立新功。干部战士代表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他们代表广大指战员表示:我们要象草原上的雄鹰一样,任凭鄂尔多斯的风暴来多么猛烈,也敢搏击长空,迎接考验!

  1950年2月13日,骑五师两千多人在师长吴广义、副师长兼副政委寒峰、副政委陈赤虹、参谋长武能齐的率领下,从玫瑰营子出发,浩浩荡荡,日夜兼程,跨过黄河,首先开进黄河南岸的伊盟达拉特旗。

  达拉特旗位于黄河渡口南岸、伊盟最北端,是伊盟通往包头、归绥的咽喉,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骑五师到达这里时,当地还住着国民党一个警备师、一个保安师尚未进行改造;国民党在达拉特旗的代理政权机构“战前民众组训处”仍在发号施令。达拉特旗以农为主,土地肥沃,产粮产草。因此,部队首先在此驻扎,既能控制黄河渡口,便于和上级联系,又有利于解决部队的后勤供给,为下一步剿匪作战做准备。

  原国民党政权和蒙古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对共产党大部队的到来,是有所“准备”的。当骑五师先遣支队到达达拉特旗丰茂成镇时,国民党“组训处”的“长官”们依然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在炮楼上布置了警察,架起了机枪,只准五师先遣部队进去三个人谈判。对于为五师大部队筹集粮草问题,他们更是百般刁难。更为恶毒的是,国民党政权和蒙古上层中的顽固派,在群众中大肆造谣,煽动、蛊惑群众,妄图使我军无法立足。达拉特旗是解放不久的新区,广大农牧民长期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伪蒙疆政府和本盟旗封建王公的欺骗宣传,对共产党、解放军缺乏认识。当骑五师大部队到来后,他们见是蒙古骑兵,便听信了反动派的造谣,认为是无恶不做的德王(德穆基克栋鲁等),伪蒙古军回来了,便家家关门闭户,不敢与解放军接近。或借口家中有伤寒病人、有小孩出天花等,不给部队腾房子。还有不少老乡门口挂上了表示回避的红布条,以示家中有媳妇坐月子,生人不得入内。真让人哭笑不得。

  面对这种情况,各团队召开了政工会议,要求部队更加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有任何违犯群众纪律的事情发生;并且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性质,骑五师来伊盟的任务和目的等等。师党委还号召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带头做好群众工作。在师党委的号召下,全体指战员立即行动起来,人人争当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爱民、助民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阳春三月,在内地已是桃花盛开,而鄂尔多斯高原气候仍很寒冷,特别是早、晚更是寒气逼人。我们的干部战士住在凉房、库房、牛棚、马厩里,有不少同志冻坏了手、脚、脸。尽管如此,大家也毫无怨言,没有发生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事实教育了群众,群众理解,认识了解放军。他们激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自己的队伍啊!”。不少人家门口挂的红布条很快都不见了。群众面带歉意,纷纷请部队搬到正房住。惯熟了的战士跟房东开玩笑,“大嫂还没出月子,我们进屋合适吗?”房东拍着战士的肩头说:“行了,别再揭我的短了,再揭我的老脸就没处搁了!”。春节期间,老乡们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送来了油糕、猪肉、粉条等,慰问子弟兵。军民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为了发展有利的形势,1950年春节刚过,正月初四,即阳历2月22日,师党委派15团政治处主任张巴图、师侦察科长图布升宝、计财科长丁广厚带一个连的兵力南下,进驻东胜县城,督促原国民党“东(胜)桃(力民)达(拉特)治安司令部”撤出伊盟整训,为我东胜县党政机关进驻东驻创造了条件,并保护师部驻地小淖至新街的通路,为师主力开进伊南战区做准备。3月12日,又派13团政委云一立带领该团,与达拉特旗工委书记郝文广进入达拉特旗丰茂成,解散了原国民党“组训处”。由于大势所趋,加上骑五师到伊盟后的影响很大,这些工作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不久,国民党“东(胜)桃(力民)达(拉特)治安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便调到黄河以北接受整编。我们很快控制了这一地区的形势,部队的粮草供给也有了保障。骑五师在鄂尔多斯高原站稳了脚跟。

  二

  伊盟的叛匪主要活动在伊盟南部的乌审旗、鄂托克旗和陕西榆林三边北部地区。根据形势发展,骑五师党委决定,副师长兼副政委寒峰、副政委陈赤虹同志带领15团和部分师直机先教导队驻防在达拉特旗黄河沿岸,执行维护社会治安、改造整编起义部队和帮助当地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固守伊盟北去的咽喉要道的任务;师长吴广义、参谋长武能齐、政治部主任张华廷等同志率领13团、14团前往伊盟盟委、伊克昭军区所在地——札萨克旗的新街镇,与伊盟盟委、伊克昭军区的同志共商清除伊南匪患的问题。

  3月下旬,南下部队到达新街镇。几年来,伊盟盟委和伊克昭军区的同志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发展我党在伊盟的力量,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对骑五师的到来非常高兴。3月26日,伊盟工委在新街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剿匪军事会议。伊克昭军区司令员王悦丰、副司令员高平向到会同志介绍了伊南匪情。伊南土匪主要有两股:一股是国民党乌审旗警备司令部奇玉山的部队。1949年9月22日奇玉山叛变后,董其武招见他到归绥,而后把他交给乌兰夫带回张家口,以此想平息这次叛乱。然而,他的部下奇正山、贺永禄继承了他的反革命衣钵,带领几百名叛匪继续与我为敌,经过多次争取都无济于事。另一股是榆林伪自卫团头子高怀雄叛匪勾结窜入伊盟的原陕西国民党36军的政治土匪张廷芝、张世华、雷聚奇、宗文耀匪部,共700多人。这两股蒙汉骑匪约1200余人,现已成立了“乌审治安司令部”,形成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伊南匪团”。这些家伙都是反共几十年,在陕北和伊盟最顽固的一伙丧心病狂的亡命之徒。他们能骑善射,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机动性强,不仅有“沙巴拉”打仗的经验,而且有草地、山地作战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大肆造谣,说“宁夏马家(马步芳)都反了”,“绥远、包头已收覆了”“蒙骑五师是退下来的”……,以稳定部下,恐吓群众;另一方面煽动鄂托克、杭锦、郡王等旗叛乱,公开反对人民政府,破坏生产,残暴杀害干部群众,强迫实行坚壁清野,阻止我部队进剿。

  根据这些情况,军区和骑五师的领导认为,伊盟剿匪斗争能否尽快取得彻底性胜利。歼灭“伊南匪团”是关键。因此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顽匪。会议决定成立伊盟、榆林地区“剿匪联防指挥部,推选榆林军分区政委牛书申任总指挥,伊盟工委书记、伊克昭军区政委兼骑五师政委高增培任政委。设前方指挥部,伊克昭军区司令员王悦丰任司令员,高增培兼政委,伊克昭军区副司令员高平、骑五师师长吴广义任副司令员,伊盟盟委副书记杨经纬任副政委,武能齐任参谋长,张华廷任政治部主任,伊克昭军区供给部部长刘保国、政委刘雄仁负责后勤保障。确定集中骑五师13团、14团和伊盟军区骑兵124支队、步兵三支队以及榆林军分区两个步兵团,约八个团2700余人,一倍于敌的优势兵力进剿“伊南匪团”。并且,首先要端掉“伊南匪团”的老窝——乌审旗王府。决定由吴广义、高平、武能齐、张华廷率前指机关和骑五师14团、伊盟二、三、四支队,于3月26日从新街出发;13团、伊盟一支队从通格朗出发;榆林军分区副令员王仁德同时率领两个步兵团北上,于4月1日午前赶到乌审旗王府东侧集结。

  乌审王府位于乌审旗北部,座落在一个大沙梁的脚下。王府的周围散落着一些房屋,名为“营盘寨子”里面住着一部分“保安”部队。4月1日中午,参战各部队在预定地区会合。指挥部现地勘察地形,命令榆林军分区两个步兵团,三支队和骑五师炮兵连担任主攻、骑五师13团、14团和一、二、四支队担任助攻。助攻部队分两路先攻击营盘寨子,扫清外围;主攻部队于天黑前夺取王府。

  16时战斗打响了,助攻部队从两翼迂回包围了营盘寨子。寨中敌匪不敢抵抗,夺路逃回王府。坐阵指挥的贺永禄见状,自知不能取胜,便施用了“金蝉脱壳”计。稍作抵抗就丢弃王府,向西南嘎鲁图庙方向的沙漠中逃窜。敌人的阴谋是,利用在沙漠中地熟人熟马快的优势与我周旋,侍机对我进行袭击。

  夜幕降临,部队进入王府。指挥部根据敌情变化,决定由王悦丰、王仁德率领榆林步兵两个团和二、三支队留守王府,深入发动群众,保障后勤运输和清剿散匪;由吴广义率领13团和一支队组成右路军西进;由高平、武能齐、张华廷率领14团与四支队组成左路军南下。南堵北截,把敌人控制在预定区域,予以剿灭。

  敌人见阴谋难以得逞,便拼命南逃,企图与张廷芝、高怀雄等匪部在三边一带无定河两岸与我转大圈子,以拖垮我军。

  4月2日,高平所率南下的左路军进至乌拉尔林,得到敌向陕北靖边县北部逃跑的消息。于是,部队迅速南下,沿海流图、五十里明沙、纳林河,直插席奇滩。敌人见势不妙,调头向西,沿大小石砭、城川一线撤逃,沿途疯狂抢夺,以充粮草。

  4月6日,指挥部命令右路军迅速南下拦截匪部,不失时机地打击逃敌。几天来,战士们不分昼夜地追击,不时听到敌人掠夺百姓的消息,却始终追不上,真有些急眼了!4月7日下午16时左右,右路军尖兵连在连长张文奎率领下赶到鄂托克旗东部的黑圪瘩一带,越过一个沙包,发现了正在集结准备出发的敌骑兵三、四百人。原来,这是张廷芝,高怀雄、张世华、宋文耀、雷聚奇等匪部的一部分,其他几百名敌人就在周围不远的小村子里。敌人刚开完“反共誓师大会”,准备出发。战机可得不可失,张文奎毫不犹豫,率队挥刀向敌人猛冲过去。敌人来不及组织抵抗,边打边退。住在周围的敌人闻声前来支援。张文奎指挥部队利用地形机智灵活地杀伤敌人。这时,我大部队赶到,敌人慌忙逃跑。指战员们一直追击20多里,共毙敌20多人,俘获70多人。张廷芝、高怀雄等匪部通过这一仗尝到了解放军的厉害,不少匪徒纷纷放下武器,逃跑回家。有的回到陕西老家,向当地政府自首投降。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4月8日,左路军又以强行军的速度向北急弛,追歼敌匪,缩小战区。途经无定河时,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无定河看上去水很浅,可是河底沉沙有表层硬而下面软的特性。由于尖兵连过河时踏破了表层,当主力部队过河时,不少战马陷进淤泥中不能自拔。战士用力拉马,不料也被陷了进去。正在危急之中,来了一位老乡,告知必须用沙蒿柳枝从河岸铺路至河中被陷的人马处,使被陷的人马卧倒滚在柳枝蒿条上,才能渐渐拉出。按此方法,足足折腾了3个小时。被陷的人马终于得救了,但许多战士已成了“泥人”。战士们顾不得这些,跨上马继续追击。在道上行军还好,当进入沙漠时,真是一步一陷。战士们口干唇裂,战马浑身是汗。白天,沙耀眼热不可耐。入夜,部队露天宿营,冷风刺骨。连续几天的追击,给养已吃光了,人缺粮食,马无草料,战士们忍饥受饿,把余下的干粮喂给无言战友。12日,左路军追至呼拉呼梁,与贺永禄匪部遭遇。敌人策马向西南方向逃去,我军紧紧“咬住”不放、尾追十余里。到了呼拉呼梁后,叛匪见难以摆脱我军追击,便抢占高地,企图与我死拼。高平副司令员命令4支队从左翼发起进攻,切断敌人沿沙梁逃跑的退路,命令14团正面进攻。200多名战士,在火力掩护下,高举着闪亮的马刀,呐喊着冲入敌群,与匪徒展开了白刃战,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14团副班长满特千一人在追击中就挥刀砍死九名敌人。战士们乘胜追击,一直追了30多里,由于天色已晚,沙漠行动困难,结束了战斗。共杀伤、毙伤叛匪59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57支、战马47匹。我军仅伤亡七人。残匪一部分跑回家,其余向西北方向逃去。

  呼拉呼梁战斗给了贺永禄叛匪以致命打击,其他叛匪受到极大震慑。4月16日,吴广义师长奉命率右路军追剿流窜到尔格图、察汉陶一带的张廷芝匪部。吴师长分析敌情后认为,如果张匪继续向东面的乌审旗方向流窜,就会与贺匪残部汇合,势必给剿匪造成困难。因此,我们要设法把张匪调到北面的平梁地带予以消灭。可是,怎样才能使阴险狡猾的张匪按我们的意图行动呢?据了解,察汉陶老亥庙的大喇嘛与张廷芝暗中有勾结,由此,吴师长心生一计:托大喇嘛给我驻乌审旗王府指挥部送一封急信,信中称,张匪部已向旗府方向运动,有攻夺王府之势,我部将尾随其后,尔后,两面夹击,一举将张匪歼灭。果然不出所料。大喇嘛先把信送给了张廷芝。已是惊弓之鸟的张廷芝信以为真,立即调头向西北纳林淖、早稍一带流窜。调敌人与平梁地带的目的实现了。

  17日拂晓,13团政委云一立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不足300人,在早稍追上了张廷芝匪部。如果等大部队赶到,敌人就会跑掉。云一立当机立断,决定偷袭敌匪,以少胜多。于是,他指挥部队抢占了早稍东侧的制高点,突然向800多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张廷芝这才知道中了我们的计,以为我大部队在此设下埋伏,慌忙南逃。正在这时,吴师长率主力部队赶到,将敌匪拦腰截为数段,分割围歼。敌人不敢应战,慌不择路,四处奔逃。匪首张廷芝被打伤,与张世华等匪首带十几名亲信向南逃去。后来张廷芝搜罗起几十名匪徒逃往大青山。在追击逃匪途中,骑五师警卫连与前来投靠张廷芝的鄂托克旗保安司令奇孟克所带的保安队遭遇。经过战斗,又将奇孟克及部属30余人全部俘获。早稍战斗基本打垮了“伊南匪团”,张廷芝等匪首不敢再与我对抗,伊盟地区敌人的势力大为削弱。

  在呼拉呼梁遭重创的奇正山、贺永禄匪部,不甘心失败,4月底又纠集了几百人,摆开了决战的架势。5月5日,吴广义率部追到陶利滩,发现大股敌人。他们布下口袋形阵地,企图歼灭我军。指战员面对猖狂一时的敌人,群情激愤。当吴师长征求大家意见,研究打不打时,13团团长张生银斩钉截铁地说:“打!不打来这里干甚?!”大家一致赞同。当即部署兵力,警卫连和炮甩连正面进攻;13团二、三连从右翼迂回到敌后,一支队从左侧攻击。战斗打响后,13团二、三连很快隐蔽地穿插到敌后,切断了敌人所占几个沙包的联系。战士们钻进沙柳中。从敌人背后向敌人射击。开始,敌人没有发现,误以为是自己人,当发现后已经晚了,敌人伤亡很多,马桩也被打掉,奇正山部下的大队长大巴图被击毙。敌人顿时乱了营,拥挤着拼命从河滩逃去。我部队共击毙敌匪40人,俘获60余人。

  至此,大规模的军事剿匪行动全部结束。一个多月中。共毙匪187人,俘虏284人。缴获战马210匹、骡子12头、骆驼60峰、步马枪600余支,轻机枪14挺,短枪43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一部。剩余的700余匪徒,如丧家之犬,分散隐蔽活动在鄂、乌两旗。根据这一情况,指挥部决定骑五师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转入小分队清剿;高平率伊盟4支队和榆林步兵团南下,彻底消灭逃回陕北的张世华和高怀雄残匪。

  又经过半个月的小分队行动,挖出了部分隐藏的匪徒,大多数散匪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自动交出武器,投案自首。逃回陕北的张世华、高怀雄残匪在追剿过程中被打散。后来,匪首张世华、高怀雄被逮逋归案。

  在军事剿匪的同时,根据中共伊盟工委的决定,从4月起,集中了伊盟起义部队中的营以下干部140多人,在骑五师教导队进行学习改造。学习的主要内容有:革命的基本理论,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教导队的同志耐心向起义干部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劝告他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才有光明的前途。这些起义干部中,思想是极为复杂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大部分人的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有些人本来很顽固。后来见叛变的部队一个个被剿灭,也就老实了。有的坦白了起义后又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委任的罪行,并交出了委任状,决心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所以,剿匪和改造起义部队实际上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加速了伊盟实现解放区化和起义部队实现解放军化的进程。

  三

  伊南剿匪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军广大指战员坚定不移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各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如前所述,伊盟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对蒙古人民实行野蛮的统治,造成了蒙汉之间很深的隔阂。蒙古王公为了维持其封建统治,有意扩大民族矛盾,对蒙古族人民实行愚民政策。加之,广大蒙民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很容易把解放军和国民党的部队统作为“大汉族部队”予以反对。因此,绥远省军区首长经过仔细考虑,不派别的部队,而派以蒙古族为主的骑五师进驻伊盟。

  骑五师一踏上,伊盟的土地。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军区政委高克林等领导同志就对五师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再强调。要认认真真地执行民族政策,不能有丝毫的含糊;要以遵纪爱民的模范行动赢得广大蒙民的理解和支持;剿匪战斗中也要注意政策,对蒙古叛匪,要尽量不杀、少杀,争取其投降。

  中共伊盟工委和剿匪指挥部坚决地执行了上级的指示。在剿匪指挥部组成的会议上,高增培代表伊盟工委宣布的剿匪方针。就体现了上级这一精神:对陕北伪自卫团张廷芝、张世华、高怀雄、宗文耀等惯匪,要坚决、全部地予以消灭;对叛乱的蒙古匪徒及王公反动武装,凡有争取的可能时,必须尽力争取之;对叛匪奇正山、贺永禄、奇孟克等部,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并进;对动摇、观望的各旗蒙古上层人物,要团结争取,以孤立叛匪。

  叛匪也企图利用民族矛盾。分化我们的队伍。他们施展阴谋手段。试图拉拢骑五师,反对伊盟工委和军区的同志,使我剿匪行动夭折。正当骑五师进入乌审旗,奇正山、贺永禄就派人前来“谈判”,说什么“我们不和二高(高增培、高平)谈,他们是来杀咱们的汉人,咱们都是蒙古人的军队,莫伤了和气。”吴广义师长义正辞严,戳穿了他们的枝俩。接着他们便四处造谣说:“骑五师是汉人请来屠杀蒙古人的”“蒙古人杀蒙古人,这是绝无空前的大悲剧!”……。群众听信了这些谣言,闻风而逃,不敢与我们接近,给我军行动增加了新的困难。

  严重的现实告诉指战员,在少数民族地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多么重要!为此,各部队在剿匪开始前都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坚决禁止乱打乱杀乱收的行为,不许宰杀群众牛羊;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公约,所到之处,不论群众是否在家,一定要做到吃粮、用柴、用草、用料按价付款。每次战斗和行军结束,领导都对执行民族政策的情况进行检查和总结,战士们认真按照上级要求去做。部队的狗咬死群众的羊一只,随即赔偿,并将狗打死。土匪趟踏过的草,我们喂了军马,仍照旧付钱。一次,部队进了乌兰陶盖庙,喇嘛已逃走,我们吃了他们的米,留下信和钱,临走扫净房屋,嘛嘛回来后感动不已,立即追赶部队表示歉意。每次战斗间隙,部队都帮助群众修房、补墙、生产。黑圪瘩战斗中,我军截获了匪徒抢夺百姓的衣物、头戴、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及其它物品几大车。全部归还失主,群众十分感激。部队还加强了宣传工作,走到哪里,把宣传工作做到哪里。骑兵14团发挥战士们会蒙文蒙语的优势,号召每人向蒙民写宣传信一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少离家出走的群众纷纷返回家中。乌审、鄂托克草原上传遍了“玛乃其勒格(我们的子弟兵)来了”的消息。

  我们还利用蒙古上层在群众中的影响,进一步取得蒙民对我们的信任。呼拉呼梁战斗之后,骑五师参谋长武能齐政治部主任张华廷带着一个连搜剿残匪,当走到班禅庙附近,发现在一所房前拴着七八匹马。都备有上乘的马具,估计是逃出来的小王爷奇世英一行。战士们向屋内喊话,只见从屋里战战兢兢地走出八个人,果然是小王爷奇世英和他母亲、妻子、管家等人,他们十分恐惧地望着解放军,等待着发落。武能齐、张华廷先是让他们不要害怕,接着又把小王爷请到屋中,耐心地向他讲解我党的政策,并欢迎他回到乌审旗,在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奇世英当即表示愿意回乌审旗,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于是,武能齐、张华廷派人护送小王爷一行先去班禅庙进香。沿途的牧民得知小王爷到来,纷纷前往磕头摸拜,奇世英便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全旗人民跟着共产党走,建设一个富裕昌盛的新乌审。

  伊盟股匪中,蒙古族居多。他们大部分人是由于封建兵役制度抓壮丁或是生活所迫不得已才当兵的。因此,对于他们,争取是第一位的。每次战斗中,除对匪首严惩不贷外,对一般匪徒则尽量不杀,经过教育甄别后还马归乡,这是一条原则。然而,在马刀见红、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执行起来并非容易。在陶利战斗中,部队伤亡较重,一支队伤亡11人,13团伤亡七人,警卫连排长光荣牺牲。战士们怒不可遏。当时,敌人的马桩已被打掉。骑兵打仗,失马如失腿,二三百敌人象羊群一样拥护着被赶到河滩里。完全暴露在警卫连的三挺重机枪之下。警卫连连长扎拉嘎两眼喷火,把马刀一挥,高喊到:“为牺牲的排长和同志们报仇!准备射击!”只要机枪一响,匪徒就会全部丧命。就在这时,师长吴广义赶到了,他以极大的克制命令到:“不许开枪,撤下去!”连长扎拉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坚持不撤。吴师长当场命令撤销扎拉嘎连长职务。结果,眼看着二三百匪徒顺河滩“溜”走了。战斗结束后,吴师长找到扎拉嘎,耐心地向他讲道理,他说:“蒙古族本来就人少,而匪徒中大多数又是蒙古族贫苦农牧民,是受欺骗或被迫当兵的,滥杀他们,不但不利于剿匪的胜利,还会授人以柄,加深民族矛盾,破坏刚刚形成的军民团结的局面。扎拉嘎诚恳地接受了师长的批评。

  党的民族团结的政策和部队指战员的实际行动,戳穿了敌人的谣言,温暖了广大蒙古农牧民的心,他们开始真正地认识共产党和解放军,对解放军剿匪表示理解和支持。一些农牧民主动向在叛匪部队中当兵的儿子、兄弟写信、捎话,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宽大政策,劝其自首投降。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也使蒙古族上层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来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人这时立场转了过来;一些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开始主动靠近我们,表示拥护政府,站在人民一边。叛匪企图利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长期与共产党解放军对抗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实践再次有力地证明,只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就有无穷的力量,就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四

  1950年5月,伊盟军事剿匪行动基本结束后,鄂尔多斯高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势。按照绥远军区指示,内蒙古骑兵第五师与伊克昭军区正式合编为伊克昭军分区,隶属绥远军区领导,保留骑五师建制,属内蒙古军区和绥远军区双重领导。军分区司令员王悦丰、政治委员高增培,副司令员吴广义、高平,副政治委员寒峰,参谋长武能齐,政治部主任张华廷,后勤部部长云鳞,后勤部政治委员刘雄仁。根据新的形势,军分区部队主要转入改造起义部队和协助地方改造旧政权的工作。9月,对起义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并按照解放军化的要求,建立了军事行政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使起义部队的改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然而叛匪们时刻都在梦想着失去的天堂。也并没有因军事上的失败而完全死心。他们有的藏匿起来,有的混在群众中,等待时机,企图东山再起。1950年6月,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国民党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一时间,伊盟的反动势力沉渣泛起。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便加紧了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勾结,网罗散兵游勇,成立反动武装和反动组织;造谣惑众,扰乱社会秩序;暗杀政府干部和进步群众;策动起义部队叛变,唆使战士离队逃跑……反革命气焰嚣张之极。在反动分子的策动下,起义部队中逃跑事件屡屡发生。从1950年6月至1951年2月,伊盟起义部队就发生了多起逃跑事件,使起义部队的改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更有甚者,1951年2月4日,鄂托克旗原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刘宝才率领他的“一百单八将”联合原桃力民“自卫军”团长王文奎公开叛变,2月5日袭击了桃力民八区区公所,杀害了区干部,并扬言要攻打盟府。而后,又勾结杭锦旗保安团的连长额尔和巴特、营长巴图敖其尔和原国民党杭锦旗党部焦书记长以及桃力民薛炳文等反动武装,形成了新的股匪势力。

  针对这种情况,伊克昭军分区和骑五师从1951年3月开始,抽调兵力,对匪徒活动的地区实行了“坐地清剿”。所谓坐地清剿,就是部队以连排为单位逐级分片包干,进驻各地区,根据群众揭发和侦察到的情况,在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队的大力协助下,采取追踪,搜捕等手段,深挖暗藏的残匪和特务,对新形成的股匪,集中兵力给予必要的军事打击,彻底根绝匪患。全盟的坐地清剿分为东西两线进行:东线包括达拉特旗扎萨克、郡王、准格尔旗和东胜县,由骑五师14团、15团及师侦察科负责;西线包括杭锦、鄂托克、乌审旗和桃力民地区,由骑五师13团及师作战科负责。

  东线主要是散匪活动,坐地清剿采用了“顺藤摸瓜”的办法。首先根据掌握的底数。把过去当过土匪的人员进行了排队分析。而后,对发现仍有现行活动或与土匪、特务有社会历史关系的重点人,进行监视、侦察,当这些人露出马脚,立即逮捕审讯,从他们身上打开突破口。沿着线索顺藤摸瓜。在这场斗争中。侦察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骑五师的侦察员都是从战士中选拔出来的经过长期锻炼的同志,个个机智勇敢,善辩真伪。他们有的身着便衣,在城镇里与一些地痞、流氓、土匪内线“鬼混”在一起,逢场作戏,收集情报;有的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或打扮成乞丐沿街讨饭,跟踪侦察;有的到处打杂做工。喜事给人抬轿子,丧事给人抬棺材,见机行“事”,向上级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为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群众的支持和侦察员的努力下,东线的坐地清剿取得了很大成果。捕获匪特164人,其中有国民党包(头)、萨(县)、伊(盟)地区特派专员、军统特务、国民党陆军少将刘郁文,包头伪县长、中统特务刘孝贤,中统行动组组长、伪包头四区区长解兰天。伪萨拉齐警察署署长崔英等。还破获了美蒋特务机关操纵的“华北反共义勇军”在伊盟的武装组织,查明了原达拉特旗护理札萨克汪鹏程为伊盟七旗“义勇军”副总指挥,原国民党伊盟第三警备司令部少将司令奇全喜为伊盟“义勇军”司令的真实身份,并一个个地挖出了他们的余党。

  西线坐地清剿不同于东线,主要是集中兵力,对新形成的刘宝才等股匪进行军事清剿。根据师领导指示,由骑兵13团政委云一立和师作战科副科长严平等同志组成西线临时剿匪指挥部,清剿叛匪。当得知叛匪在小纳林一带活动时,云一立带领骑兵13团第一连冒严寒、踏积雪,搜索前进。到达苏米图时突然遇到匪徒的袭击。云一立组织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中,牺牲三人,重伤三人。如果与敌人继续展开正面交锋,主力部队又不能及时赶到,就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形势对我不利,云一立灵活地带领一连主动撤离苏米图,做出佯装收兵回营的假象麻痹敌人。敌人果然上当。夜里,云一立带着一连调头奔袭叛匪巢穴。经过几十里的急行军,摸到敌人驻地百眼井,将其包围。次日拂晓,敌人从炕上爬起来,睡眼惺松地走到屋外,正准备集合出发,云一立一声令下,战士们冲入敌群,叛匪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各自夺路而逃。匪首刘宝财、贺永禄、小巴图等人带着几个残兵败将逃出重围,其余匪徒各奔东西。此次战斗共毙敌30余人,俘虏20余人。

  刘宝才股匪很快被基本消灭,给了其他股匪当头一棒。在我教育争取下,叛匪额尔和巴特、巴图敖其尔决心迷途重返,主动向指挥部报告了刘宝才已逃往阿拉善的消息。指挥部立即派出一个排,乘骆驼过黄河,追到阿拉善旗布拉罕乌拉(神山)的扎登巴庙,刘宝才正请大喇嘛念黑经,咒骂共产党,我们的战士“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刘宝财和几个亡命之徒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

  这时,指挥部又获悉,匪首贺永禄等人隐匿于阿拉善旗的阿尔巴斯起义部队中。随即给起义部队的布林特古斯团长写信,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他协助我们辑拿匪首。布林特古斯经过反复思考,断然采取明智之举,打死了杭锦旗原国民党焦书记长,把贺永禄等匪首押送到指挥部。

  1951年4月,15团副政委张巴图率部参加西线坐地清剿,组织了多支武工队深入到各地区发动群众,又挖出了散匪和特务头子30余人。在杭锦旗库布沙漠捕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蒙古专员达瓦敖其尔;在乌兰陶老亥抓住了匪首小巴图;在沙布根哈格沙漠中抓获了国民党少将特务王瑞森;逮捕了特务头子薛炳文;将顽固不化,再次策动叛乱的杭锦旗惯匪头子额尔和巴特、巴图敖其尔逮捕归案。还在各旗挖出各种枪1200余支,各种弹药40余箱。

  在坐地清剿紧张进行的时候,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根据绥远省军区镇反会议精神,1951年3月,伊克昭军分区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定》。根据群众的强烈呼声,经上级批准,军分区先后召开了上千名群众参加的公审大会,对恶贯满盈民愤很大的匪首、恶霸奇正山、奇全喜、贺永禄、小巴图、张世华、宗文耀、高怀雄、解生荣、奇孟克等31人执行枪决。将张廷芝等匪首送交绥远省军区枪决。极大地振奋了民心,震慑了敌人。

  1951年夏,伊盟剿匪胜利结束,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也告完成。鄂尔多斯高原蒙汉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盼望的团结、安定、幸福的新生活从此真正地开始了!

  绥远省伊克昭地区剿匪部队序列表

  (1950年1月——1951年5月)

  伊克昭、榆林地区剿匪联防指挥部

  总指挥 牛书申

  政治委员 高增培

  前方指挥部

  司令员 王悦丰

  政治委员 高增培

  副司令员 高平

  吴广义

  副政治委员 杨经纬

  参谋长 武能齐

  政治部主任 张华廷

  供给部部长 刘保国

  供给部

  政治委员 刘雄仁

  **TH8164000100480001**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4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战友情深——忆延安民族学院几位同学

<标题>=战友情深——忆延安民族学院几位同学

<类型>=g1

<作者>=塔拉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在过去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当中,我都提过当时去延安是我们五个人一起从大青山根据地出发走向革命圣地延安,在毛主席身边学习、生活。现在已过去了65年。在60多年中,我们五个同学分别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解放、社会主义的建设贡献着力量。现就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金玉同学

  1939年冬秋之季,组织先将我送到大青山根据地,我在根据地万家沟住了十余日,等待其他人到齐后向延安出发。一天,来了五个人和我住在一起,后来得知他们五人中有乌兰夫之弟云浦,是负责带队的。我们一起住了两三天之后,一天半夜,根据地派一个排骑兵将我们送出万家沟。之后,他们原道返回,我们六人继续前行,走到把什村稍事休息,云浦同志即领我们向黄河走,送过了黄河云浦即返回,剩下我们五人,他告诉我们要我们自己去延安。我们五个人是:孔紫金、金玉、李新民、李景山、我。

  与云浦分开后,我们五个人路上一边走,一边经常为往哪一条路上走发生争论。当走到伊盟哈勒寨休息过后,早晨起来,我们将要上路,这时发现孔紫金不在了,我们走到街上等他,时间不长他来了,见到我们就说:“你们走吧,我找了一个人和一匹马,我和他骑马一同走,到榆林后咱们再见吧。”这样,他就离开了,之后我们再未见到和听说过这个人。这个孔紫金当时约30岁,黑发,瘦高,年龄比我们大些,他在我们面前显得很老练。云浦走时没有指定谁是带队的人,所以我们几个人没有领导,姓孔的离开我们了,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到延安的决心。我们虽然是同乡,但过去都互相不认识,这次大家为革命走到一起,彼此才相识。剩下五个人中,金玉比我们三个人大一些,当时他是21岁(可能是虚岁)。

  金玉是我们到延安出发前他自己起的名字。他是土默特旗塔布赛村人,是乌兰夫的堂弟。金玉参加革命时,家里有老母在,因金玉是乌兰夫亲属,所以经常能见到去乌兰夫家的老革命,如贾力更、奎璧、张禄等。金玉身材较粗壮,身高一米七以上,腰身略有曲线,不那么挺直。他的性格比较直爽,但粗中有细,他没有上过学,不识字。我们四个人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时,他和我一同编入陕北公学55队二班学习。我们所住的陕北公学是第二次组织的陕北公学,第一次陕北公学是1938年成立的,成立不久就转移到华北改为华北联大。我们所在的55队,人不足30,编为两个班:一班学文化理论,二班是学识字,每班约十余人,每班住一个窑洞,队长住一个窑洞,女生住一个窑洞,全队共住四个窑洞。

  金玉在学习中很努力、认真,而且特别活泼。这个班年龄差距很大,云生格、赵俊峰等已二十三四岁,最小的是云照光,当时年仅10岁。1940年夏天,我们班又扩大了,从我们家乡又来了几位同学到延安学习。其中有云一立、李存义、赵青山、陈少江、黄静波等,年龄最大的是赵永胜已二十七八岁,一个字不认识。我们这个班扩大了,文化程度也起了变化,上课内容也有变,此时不只是学识字,也开始学一些语法。在这种情况下金玉学习显得有些吃力,但他仍然很努力学习。不久,学校把我们陕北公学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都集中起来,成立了延安民族院(1941年成立),我们仍然分在二班。民族学院共有五个班。因文化差异,分班。

  1942年延安搞精兵减政,金玉此时离开学校,被派到三边地区了解附近国民党的活动情况。在三边金玉被派到与我们掌握的一个店里当杂工,每天扫院子担水,清理喂牲口的棚子,店里的体力劳动他都干。到1943年延安搞整风运动开始,金玉又被调回到定边县三边党委领导所在地,并参加了三边地方党委新建的地方干部学习班,起初学文件,后进入了整风学习,最后转入坦白审干运动。金玉也被列入审查对象,在这个运动中,金玉始终坚持是清白的,不管怎么整他,金玉没有胡说一句。

  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顽皮的事。每到学校吃荞面时,他就不吃荞面;他说吃荞面就肚子痛,别人吃饭他睡觉、学习,领导看这种情况,怕把他饿坏,就给金玉吃白面;在地干班学习时,别人吃荞面,他吃白面。我觉得他这是顽皮,因为从家乡到延安的走了约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左右路途中,我们是吃了不少荞面,而他比我吃的都多。还有我们这一段路都不产小麦,荞面在这个地方算是细粮。

  1944年春,我们延安民族学院由延安迁到三边,此时金玉在三边地委办的地干班学习,这年年底或是1945年初,乌兰夫从延安到定边要抽掉我们学校一部分学员到敌后开展工作,即我们的家乡绥远。金玉当时不在学校也被调动上前方。1945年春节后,金玉又和我们一起去前方工作,此时的金玉也成熟多了,无论是行动或言语显得老练成熟。

  我们回到大青山,当经过卓子县红召时,那里居住着约有100多户牧民,这里牧民与我们所有人员、党政干部及部队关系较好。现在这里蒙古牧民多数都迁移到四子王旗。当我们经过此地时,上级决定我们这些从延安回来的人,集体拜见这个地方一位有影响的官员。当时,我们有很多人对这里的蒙古风俗习惯不是太懂,最后,推选金玉领着我们大家用蒙古礼节拜见这位官员。回到大青山后,我们这些人被分配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工作,我和金玉也分开了,从此再未见过面。分开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我们即转入与国民党斗争,当时我们人少力弱,好多城镇占领又退出,以后与国民党斗争越来越激烈。因斗争需要我先随军工作,接着转入部队工作。金玉当时具体工作地点,我也不是很清楚。直到解放后,才知道金玉已于1946年即离开人世。据说是因为,他有一支心爱的手抢,整天爱不释手,有时间就翻来覆去的看呀、擦呀,有一天摆弄不当,枪在他手里响了,随着枪声他就倒下了,他去世时,年仅27岁,地点在内蒙古集宁市东四五十里的农村,事故发生后,云生格将他就地安葬。

  李新民同学

  李新民,1920年生于土默特旗把什村,他是奎璧夫人的堂弟。因奎璧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奎璧与他们家常来往,所以李新民很早就受到奎璧的革命影响。到延安本来是和奎璧一块走的,过黄河时因躲避敌人与奎璧等人走散,因敌人在黄河边巡查的很紧,李新民未能过去而返回,又和我们集中在一起。李新民个头一般,一米七左右。他是我们几个人中文化较高的,他上过师范学校,到延安因他有些文化,他未和我们分在55队学习,而是分到57队和比他先来的师范同学李文精一个班学习,虽然我们上课不在一个班,可是每天下了课,他就跑到我们班来玩,说说学习、生活方面的事。

  1941年,延安民族学院成立,他和我分到一个班学习。1945年我们又一同回到故乡工作,我被分配到绥远,他当时被分配哪里不是很清楚,直到1948年我带着部队赴锡盟进行平叛,在盐池住时才碰到李新民,当时李新民是盐池负责人。盐池位于西乌旗,在锡林浩特东北300多里处,这个盐池有多大,年产盐多少,我不是很清楚,只听说骑马绕盐池跑一天还回不到出发地,只知道把拉盐的牛车赶进池里,用铁锹在水里产盐,十分钟即可装满一车盐。当时锡盟没有收入,吃的粮食全靠盐池,农区、牧区的群众一个人赶几辆牛车来这里拉盐,拉出去卖,回来时多数是拉的粮食,所以盐池当时也是锡盟的粮库。

  我在盐池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吃羊肉,不吃粮只吃肉,吃一两天就吃不下了。当时李新民对我很照顾,但这里只有小米和羊肉,菜是绝对没有的。我在盐池住时,空闲时间经常和李新民聊天,李新民向我诉说他婚姻的不幸。他结婚不久,又有老熟人参入,李新民得知后,与这位女士脱离了关系。后来,他又遇到一位北大女学生,材貌双全,他们一见如故,很快结合在一起。他们结合后,李新民带上此女,即赴新的岗位。两人已走了几天,这事被内蒙某领导人得知,马上派人追上他们,将这位女士带回,并严厉告诉李新民如与此女再有联系,就开除党藉。就这样,生硬的拆开了他们,但后来也没有听说此女有什么问题,据说她父亲是民主人士,1945年已参加革命,她的兄长1946年被国民党杀害。李新民的婚姻经过一些不愉快的过程,后来在呼市找了一位比他小十几岁的女士结为夫妻。李新民的工作情况,当时了解的不多,只听说解放初期参与了组建内蒙工学院,后来调到哈尔滨工大。以后又从哈尔滨调到西安,在航天部门工作。

  1998年冬,李新民初回内蒙,我们校友会为他举行了欢迎酒会,我也请他到我家坐客。同时还邀请了我们一块去延安的同学李景山。这次聚会结果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聚会,他回西安一年多后,2000年传来不幸消息,因心脏病他离开人世,终年80岁,没想到一年后,李景山也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人世。

  李景山

  李景山(原名李金山),毕克齐人。在毕克齐李家是大户,土默特旗蒙古人如有什么大的活动,总有李家人参加。就我们这次到延安学习的人中就有三个是毕克齐人,除李景山外还有李应标、李存义。李景山上过中学,身高一米七以上,身材端正,脸形俊美,浓眉大眼,可以说是个俊美男子,有的女同志很喜欢李景山,可李景山这点上还是严肃正派的。

  李景山回到大青山不久,即在骑兵旅做政治工作,1946年调往黄旗大营子(现在锡林郭勒盟蓝旗政府所在地)住太卜寺旗,任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任,后在该地搞武装斗争,组建一个几百人的骑兵团。全国解放后,转业任兴安盟公安处长,昭盟公安处长、副盟长,乌兰察布盟副盟长,文革后任内蒙政府秘书长,1985年后离休。李景山喜爱文学,离休后写了一本诗集出版,他这本诗集充分表现出爱党、爱国、热爱人民、爱民族。李景山与同学特别是与张玉庆几乎每天相聚,每天在一起玩。

  李景山身体一直很好,2001年7月1日,我们在呼市全体同学一起聚餐,当时我们坐在一个桌,李景山和张玉庆互相碰杯喝酒,我因不喝酒没有和他碰杯,李景山还向同桌的其他人碰杯,没想到这竟成了最后一次和李景山相聚。2001年7月3日,突然听到李景山去世了,我听到消息后,不敢相信,李景山身体那么好,怎么突然走了呢?我带着怀疑的心情,去他家看看,快到到他家时,就看到李景山家门外已摆出花圈。

  李景山真的走了,终年81岁。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5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延安整风

<标题>=延安整风

<类型>=g1

<作者>=王建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重返延安

  1942年8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回后方学习。在此之前,党中央为了保护干部,已多次分批地将绥蒙的干部调回延安去学习。这时在绥西地区坚持斗争的同志们化整为零,分头深入基层。机关里,宣传部长郑朝珍同志调去摘地下工作,只剩下绥西地委副书记杨叶澎同志和我。叶澎同志亲自送我上路。

  第一站是武归县。从大沟到武归县大约有五六十里的路途。我们走的时候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干粮袋子里只带了些干炒面,准备路上饿了抓把炒面顶顶饥。这一路都是盘山道,整整走了一天,太阳落山时到了武归县。武归县的县长王威同志接待了我们,他叫人给我们搞了些吃的东西。第二天杨叶澎同志返回了绥西。

  我在武归县住了一两天,武归县政府派人送我过归武路。从归绥到武川的公路,沿途都有敌人重兵把守,只能夜间行动。从天黑走到天明,他们把我送到了绥中行署所在地。

  当时行署主任杨植霖同志已到延安学习,苏谦益同志是行署副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绥中行署的处境,这个时候也相当困难。日寇调集日伪军万余人,对绥中的蛮汉山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逐渐缩小包围圈,企图将绥中的党政机关和我骑兵支队司令部及二团一举消灭掉。我方正在积极地做突围的各种准备工作,我去的正是这个时候。

  我没有马,行动不方便,在那里住了两三天,行署的同志给我买了匹马,是个马驹子,可走得挺好。给小鬼刘文田也配了个马。一天晚上,我们跟随着行署,在熟知地形和敌情的情况下,通过平绥路,翻过蛮汉山,很巧妙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把机关撤到后方忻县晋绥分局。那个晚上整整跑了一夜,我的那个马驹子的腿跑坏了。不久,它就死掉了。

  到了晋绥分局以后,分局组织部长王达成同志与我谈话,叫我留在晋绥党校学习。我觉得自己的政策理论水平还比较低,提出希望能回延安学习。组织上研究后,准许了我去延安学习的要求。

  回延安路途遥远,我的马没有了,只好和通信员刘文田轮换着骑一匹马,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延安。

  我们被安排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它位于延安教堂对面路南。

  这时候的延安,比起1938年我头一次来时在物质生活方面有非常大的变化。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基本达到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生活上的肉、油和蔬菜都有了保证,粮食也足够,但白面还不充裕,一个星期只能吃上一两回,还是以小米等杂粮为主。

  那时延安对干部伙食供给有明确的规定。军师级以上的干部吃小灶,县团级干部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中灶、大灶的差别只是主食中的白面多一些,菜里面的油水多一些。我是副专员,享受中灶待遇。中组部招待所没有开中灶,便按规定的待遇给我们折算成现金。我和住在一起的同志们去街里买来粮食、肉、油等,自己开火做饭吃。有这样的待遇,我感到非常的满意。

  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有200多人,大部分是由外地回延安参加学习和整风运动的干部。从大青山回去的干部有绥察区党委的杨建林、杨国兴,土默特工委的奎璧、李振华,绥西地委书记李全朝和我等。

  参加整风学习

  整风学习是从1941年开始的,最初在中央的高级领导层中进行,后扩大到参加“七大”会议的代表(从1941年起便有各地的“七大”代表陆陆续续到达延安),然后又逐步扩大了范围。以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为标志,延安开始了党内全面的整风运动,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陆续展开,这就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总结工作。党中央十分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成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延安的党、政、军各单位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或者学习大队。全党同志在总学习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学习。总学委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但实际情况,毛泽东同志事情太多,无暇顾及。刘少奇同志是中央政治委员,但自“皖南事变”后,他费尽周折,历时一年多才回到延安,对情况不大了解。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表过态:“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康生来做。”这就给康生在整风运动中整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我到延安的时候,学习已经开始了。组织上把临时住在组织部招待所的干部编成几个学习组,我们也很快进入紧张的学习之中。

  在此期间,主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规定的二十二个整风学习材料。除了中组部的干部组织我们听报告、座谈、讨论、集体学习外,还成立了三、五人一组的学习互助组。学习时,由文化程度较好的同志将文章分段诵读,指出每一段要点和怎样联系实际反省自己。每星期有两三个晚上为扯谈时间,交换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互相帮助克服缺点。经常有中央领导人来给我们讲课,辅导学习,王若飞同志、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还有党的理论家艾思奇同志都来过,这些领导同志的政治理论水平都相当得高。现在回想起来,谁具体讲了些什么记不清楚了,但有些对我有着重要影响的观点还没有忘记。例如以下几点:

  关于党的现状。领导同志指出:党存在着各地党组织松散,党群关系隔离,党员思想觉悟不高,党员行动散漫等等现象,说明我们党还十分幼稚,未完全具备领导全国人民去夺取政权的能力。

  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说: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在将近十年的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党内多次出现“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由于战争的紧张和环境的复杂,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一直来不及彻底地清算。抗日战争以来,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加入到我们党内来,他们还缺乏思想改造,缺乏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另外,党内也还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情况。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

  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像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刚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这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学习的重要性。这些领导同志强调说:在当前的政治舞台上,虽然已经形成了国、共、日三足鼎立的态势,但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军队在武力装备方面无疑是支弱旅。我们靠什么能够应付最严峻的局面,战胜强大的敌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呢?必须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必须提高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纠正已犯的错误,提高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和政治警惕性,学习为重中之重。

  对如何理解、把握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有的放矢”,领导同志指出:要把“矢”拿稳、把“的”认清。“矢”应当是正确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代表着这种正确的方向。“的”应当是每个部门、每个人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正确地认清“矢”和“的”,才能使整顿三风走上正轨。

  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我们正确认识整风运动的重要性,深刻理解学习的必要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学习期间,我和同志们一道以积极、认真的态度,精读了指定的文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讨论中,许多同志都谈到,自己虽然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党,但是究竟为什么要革命,却缺乏理性的认识;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什么是唯物主义,或者是一知半解,或者是根本不知。参加革命后,由于忙于打仗或其他工作,也没有能坐下来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来到延安,通过这样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知识,对马列主义整体上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一些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获得了理论的武装,就是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同志,也深感到这段学习为后来革命道路中的成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提高思想水平方面,大家感到收获最大的是通过学习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上,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一些农民出身的同志回顾自己最初参加革命时只晓得打土豪、分田地,后来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就一心要抗击侵略者,拯救祖国,但是抗战胜利后还奋斗什么就不大清楚。一些“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靠得主要是民族觉悟,仅仅了解共产党是打日本鬼子的。来到延安后,看到共产党抗战最坚决,党是民族的救星,而对共产主义就很难说有多少了解。大家经过学习才终于懂得了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还要为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要求每一位党员不但要有民主革命觉悟,还要有共产主义觉悟。在这个过程中,当个人利益和党的奋斗目标发生矛盾时,还要牺牲个人利益。也正是如此,要做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就要解决好党员和党的关系,要讲共产党员的修养。

  同志们还从思想战线的高度上认识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轻视实践,片面认为有了书本知识就有了理论的糊涂观念,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他们以为听了报告、学了文件就可以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了。而当时所理解的“理论”,也就只认为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认识发展下去,必然是错误地认为书本读得越多,就等于理论越多,也必然要形成轻视实践、不重视实际的不良作风。这当然是很危险的。而在党内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的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同志,是他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整风学习中,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广大干部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本本主义、山头主义等不团结、极端民主化的不良倾向和作风进行了较深刻分析、解剖,认识其危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达到改造思想、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加强团结的目的。

  按照要求,每个同志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反思了自己思想、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和检查。

  在检查中,我谈到,自己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多年受到党的教育,一直认为自己算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啦。经过学习,才感觉到由于自己思想水平不高,在过去的工作中存在着许多盲目性,有时犯了错误,自己连为什么会犯错误都不清楚。

  谈了自己对党性原则的认识。过去对党性原则理解得很片面,以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的一切言行,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具备了党性。所以常常以自己能做到这些而感到泰然自得,不做更多的要求了。

  工作作风上呢,“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往往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致使工作受到损失。在学习中,听到毛泽东同志讲“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的作风,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时,自己为之一震,才“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来考察自己的党性”。

  随着认识的提高,各种不良作风得到了初步的改正,教条主义的歪风也得到了纠正。党员对党的观念逐步加强,许多党员和干部克服了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发扬,面向群众,面向实际的风气空前浓厚起来。

  总之,通过整风学习,使许多党员和干部进一步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真理。其思想状况、精神状况和工作作风都有了明显的转变。确实达到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这一目标。以后“七大”之所以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同延安整风是分不开的。

  中央党校和“抢救运动”

  一年一度的春节到了,杨植霖同志邀我一同到王若飞同志家看望老首长。若飞同志非常关心我们,他询问了我们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

  我和若飞同志说:“回到延安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生活各方面都很好,只是,这次组织上这次叫我回来是参加学习的,可到现在我还没有正式入学呢。”

  若飞同志听我说到这,他有些急,他马上就去找陈云同志。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他的家住得离王若飞的家很近。

  不一会,若飞同志回来了。他对我说:“这个事情,我已经和陈云同志说了,你等通知吧。”

  1943年二三月间,组织部通知我去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住党校在当时有严格的规定,必须是党员,同时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有要求,所以中央党校的学员均是有一定“身份”的。中央党校设有五个部。一部是旅以上的干部:二部是县团级的干部,三部是知识分子干部,四部是工农干部,五部是区一级的干部。绥远来的干部杨建林、杨国兴与我同在二部。李维中和武达平原先在一部,后因“七大”代表都集中到一部,他俩人也转到二部。潘纪文同志在三部。

  二部有九个支部,我和杨建林、杨国兴在七支部。这个支部大部分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除了两位女同志外,其余都是男同志。这两位女同志,一个是习仲勋的爱人叫杜芳,心直口快的性格。整风期间,杜芳同志因习仲勋一度被定为特嫌而受牵连,也被怀疑为特务。另一位是由白区来的女同志,很文静,写一手秀丽的钢笔字。

  在党校学习不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在整风学习的基础上开展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从1943年4月开始,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陆续地开展了审干运动。

  起先运动发展还正常,可是慢慢地有些情况发生了。先是传来了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敌特案件,后来又出现“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说他们都是敌探、特务、假党员,情况变得复杂、微妙起来。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康生说:“……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正者”。“……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地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这是不说也懂得的简单道理。可是自然界的失足,主要是靠外面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

  他有意提高了嗓门:“……我们警告那些执迷不悟的特务分子,快快觉悟转变吧!为了挽救失足青年,我们有菩萨的心肠。但如果他们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甘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那我们必须以严厉办法坚决镇压之……”

  康生当时既是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又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实际上的总负责人。康生说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呀?”指责陈云同志“右”了,太软了,审干工作不得力,将陈云同志排斥在外。这样,康生独揽了“审干”工作的大权,把审干运动引上了歧路。一时间,“抢救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

  一向生气勃勃、充满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突然被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大批大批的“国特”、“日特”、“CC”、“复兴社”、“汉奸”、“叛徒”、假党员、“红旗党”……被揭露出来;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如“坦白大会”、“控诉大会”、“抢救大会”、“规劝会”……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进行着。

  声势汹汹的抢救运动浪潮很快冲击到中央党校。党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大部分是组织上从敌占区调回来的,这其中有因为组织被敌人破坏了不能继续在原地工作的,也有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的。少部分的学员是从抗日前线被调回来的。按照康生《抢救失足者》报告中“国民党是全国结党,全党皆特”的公式,凡蒋管区和敌占区来的干部都在被怀疑的范围内。特别对那些坐过敌人监狱的同志,更要列入重点审查的对象。就是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干部,也说他们有伪装的可能,是红皮包了个白心。……所以,中央党校不仅进行了“抢救失足者”的运动,还搞了“除奸斗争”,搞得相当厉害。

  当时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派工作组进驻了党校,以指导“审干”运动。他们下令要“全面突破”,要求在多少天内“突破”多少个贪污嫌疑分子;要求每一位同志回顾自己的历史,写出自传。特别要求历史上有政治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的同志,必须主动地亮出自己的历史来接受党组织的审查。还号召大家以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态度,勇敢地揭发,积极争取“失足者”。

  我和杨建林分在一个审查组。我们这个组的同志以山西、陕北的居多,还有几个江、浙一带的南方人。建林同志是从陕北苏区出来的,没有什么问题。我呢,曾经被捕过,按说属于“抢救”的范围。幸亏王若飞同志了解我的情况,他那时是党中央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所以我和建林不光没有被“抢救”,还叫我俩当了审干小组的负责人,杨建林为组长,我为副组长。

  开始,我和杨建林同志还搞不清楚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延安不是革命圣地吗?随着抢救运动越搞越烈,我们就有了一些看法。我们认为绝大多数青年来延安是因为反对国民党不抗战,对人民实现高压政策,他们是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自觉参加革命的。更让我们想不通,那些在前线战场上冲锋陷阵、不怕流血牺牲的同志们怎么会是“假革命”,想不通在敌后险恶的工作环境中,那些天天面临杀头坐牢的危险,但仍在坚持革命工作的同志,那些不幸被敌人捕住,宁愿忍受严刑拷打,甚至掉脑袋,为严守组织机密而宁死不屈的同志们,又怎么可能是敌人派进来的“特务”。即使有的话,也绝不可能那样多呀!我们的党如果那样严重不纯,怎么能够把那么多根据地搞起来呢?我们革命队伍里如果有那么多的特务、内奸,我们还能在敌后站住脚吗?我们不相信这个“抢救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俩都不积极,以至于我们这个组没有一个被“抢救”出来的同志。

  工作组看见我们这个组没有什么动静,专门派了两个同志找我和杨建林分别进行了谈话。同我谈话时,工作组的同志先说了一通审干和“抢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道理,之后就是一顿严厉的批评。他们说我和杨建林没有本着对党认真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所以这个组没有什么‘成绩’,这样是不行的!

  我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的想法呢!接着,我就把自己对审干和“抢救”的认识说了出来。

  这两位同志越听越不高兴,他们板着脸,十分严肃地对我说:“王建功同志,你的思想太右倾了,延安的‘特务如麻’呀!一种是打进来的,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汉奸,派到延安破坏我根据地;一种是拉出去的,在我们的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党中央已经查出国民党有一种‘红旗政策’,这个政策就是尽量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党员,让他们回到共产党内,去‘打着红旗反红旗’。无论青年人、中年人,男人和女人中都有‘红旗党’,不是个别人,而是很多很多的人,必须大力进行抢救,互相抢救!斗争是非常尖锐和残酷的!”

  我看不惯他们盛气凌人的样子和那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就冲着他们说:“既然这么多,那你们说说我们这里谁是探子,谁是汉奸呢?”

  这句话把他们惹着了。其中一个同志大声对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材料!那几个从山西来的就有问题。山西是阎锡山的老窝,阎锡山虽然和蒋介石不合,明争暗斗的,但他是在同老蒋争权夺利。阎锡山抗战是假,反共才是真的。那几个山西人很可能是阎锡山派来的密探。还有那个从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听说还是同济大学的学生,为什么放着国统区正规大学校不上,放弃舒适的生活条件,偏来延安吃苦,而且来延安时他乘坐着国民党的火车,不是特务是什么?还有,据已经被“抢救”的那些人揭发,某某某是叛徒,某某某是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

  听他们这样说,我的心凉极了,这哪里是对革命同志真诚帮助的态度,简直是要往死整人!况且,一个年轻人,在国统区乘坐国民党的火车,也是值得怀疑的理由,真是岂有此理!

  我对他们说:“我的觉悟不高,没有办法对这些问题认识深刻,完不成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任务,请组织上另外换合适的同志吧。”

  这次谈话之后,工作组把杨建林同志的组长和我的副组长都撤掉了。事后,我听杨建林说,他们的谈话内容也大致如此。看来,他们对我们太不满意了。

  新组长上任后,将组内的几个同志定为重点怀疑对象,对他们逐一进行了审查。一开始,他们都不承认自己是特务或者叛徒什么的,工作组指示要采取“车轮战术”。

  这个“车轮战术”,是康生创造出来的。它既不打你,也不骂你,就是一股劲地和你“谈话”,提出的问题像连珠炮弹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千方百计地要被“谈话者”做出回答,而被“谈话”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对答。这样连续几个昼夜,被“谈话”的人被弄得疲惫不堪、思维混乱,精神无法支持,就胡乱承认,随意编造,直到“谈话”的人满意为止。那几位同志就是在“车轮战术”下被逼无奈,胡乱编造一通,而被戴上“国特”、“敌特”的帽子的。

  包括中央一些高级干部和著名共产党人,如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同志,因为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被“抢救”个没完没了的,柯庆施的老婆也被逼得自杀了。还有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同志的秘书陶铸同志(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第二次国共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孔原同志,曾任中央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委研究室主任的钱英同志,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凤平同志,中央甘肃省工委领导人孙作宾同志、李铁轮同志等都被“抢救”过。

  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在延安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民族学院学习的干部约几十名,其中不少人也被“抢救”过。例如:民族学院的教员牙含章、高鲁峰、包正言、霍流、云北峰,因怀疑有历史问题被政治审查。被整得最厉害的当数大青山骑兵支队参谋长张成功同志,他曾经在大青山被敌人俘虏过。那时,他刚刚回到延安,还没有来得及汇报工作,就被当作叛徒进行“抢救”,他不服跳了山崖,又一次把腿摔断了,幸亏没有危及生命。

  康生的“抢救运动”搞得“特务”、“叛徒”遍地,人人自危,各级干部都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仅仅几个月的工夫,“抢救运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绝大多数的单位里都有被“抢救”的同志,有的地方、单位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志成为被“抢救对象”。以至于弄到有的单位没人看管“特务”了,因为看管“特务”的人也是“特务”,饭也吃不上了,因为炊事员也是“特务”,不可信任了。

  荒谬的做法引出荒谬的结局。既然这么多人都是“特务”,大家反而感到无所谓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笑话也就随之而生。为了鼓励“坦白”,有的单位自行决定,凡坦白交代者给吃好的,并且开大会戴红花予以表彰。这样一来,说假话去“坦白”的人受到优待,而说真话不肯“坦白”的同志却受到打击。陕甘宁边区政府有一位总务处长,他是个忠诚老实的老干部。平时工作勤勤恳恳,与群众打成一片,很受干部、群众的爱戴。这时却因为他下面的一批工农出身、历史清白的勤杂人员无从“坦白”而苦恼,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些同志们看到老处长实在太苦恼了,很是同情,大伙商量说,反正“坦白”了还有好饭吃,有红花戴,不如我们去“坦白”算了,免得把老处长搞得太苦。于是同志们一齐“坦白”自己是“特务”。这样,坦白者们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老处长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上上下下喜笑颜开、皆大欢喜。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绥德专区向延安推荐来一个“坦白运动先进典型报告团”,其成员都是“坦白”很好的“特务”。绥德地处黄河边,河对面是敌占区。按照康生的逻辑,如果国民党进攻延安,很可能选择绥德地区进来,那么绥德自然是重点“整顿”、“清理”之地,所以绥德专区和延安同时进行“抢救运动”。据说绥德县的反特大会开了10天,有2600人参加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60多人,被揭发者190余人。绥德师范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这次来延安的“报告团”,主要是绥德师范的师生。他们到延安后,每天分头到各单位去做典型发言,讲他们如何坦白,坦白之后得到的好处……。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记得好像叫刘国秀,说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专门搞引诱、腐蚀干部的“美人计”的。报告团成员们像英雄一样披红戴花,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洋洋自得,荣辱观念全然颠倒了。

  这个时期,我虽有王若飞同志的保护而没有遭到“抢救”,但是心情十分郁闷、沉重。我为清白无辜的同志们受到的污蔑而感到难过,为那些瞎胡编造将给组织上增加审查的麻烦而焦虑,更为康生制造的这套“抢救”的做法而气愤。

  私下里,我经常和组里同志们互相交流自己的看法,劝那些被“抢救”而情绪低落的同志。我和他们说:“常言道‘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应该相信我们的党,一定能弄清真相,绝不会冤枉好同志”。对个别想要以死来表白自己是革命的,而不是什么特务、汉奸的同志,我说:“千万不能干那些傻事。我们是出来革命的,要死,也要死在与敌人决斗的战场上!如果因一时地想不开而自寻短见,那不是正好落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罪名吗?太不值了!”经过我的说服,这些同志们增添了信心。

  在这种不可收拾的混乱情况下,许多领导同志忧心忡忡。后来。传说徐老(徐特立同志)给毛泽东同志提过意见,因为自然科学院的知识分子被逼死了两个,徐老认为整个做法不是实事求是;有的人说高岗向毛泽东同志提过意见,说“西北干部都是一块儿战斗过来的,怎么能同特务联系上?”还有的说任弼时同志找到毛泽东同志说:“‘七大’代表中搞出那么多的‘特务’,这会还开不开?难道我们同‘特务’一块儿开会不成?!”

  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审干”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强调“严禁逼供信”,明确指示康生要纠正错误。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出席由西北局召开的西北局系统(包括边区系统及联防司令部系统)的干部大会。

  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表态“抢救运动”中出现了错误,并以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说:审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查出了问题,但也搞得过火了,误伤了很多同志。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向受委屈、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主席说着,摘下帽子向台下的同志们鞠躬敬礼。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说:弄错了怎么办呢?被审查的同志应该有个正确的认识。审查你一下,让你受了委屈,这是坏事,但另一面也是好事,一是,经过审查证明你没有问题,党更加信任你了,你也可以放下包袱,放手干工作了;二是,你们是干部,将来免不了去审查别人,那么吃了“车轮战术”,逼、供、信的苦头,将来就不会用此法去对付别人,而会懂得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审查别人的人,还是被审查的人,都应从这次运动中得到有益的教训。那天的天气冷,有风,毛主席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在场的同志们激动地向毛主席报以热烈掌声,还有的同志带着哭声喊道:“主席,戴上帽子吧!”

  随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审干运动”开始转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甄别、纠正错误的工作。

  中央党校召开了全校大会,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同时,党校也做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错误方法,纠正审干工作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立即停止群众性的审查运动,转入以专职保卫干部与骨干、积极分子相结合的甄别、复查工作的决定。不久,陆续宣布摘掉了一批被错斗同志的反革命帽子,在大会上公开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工作。

  遗憾的是由于“左倾”思想的余毒还有些残留,部分同志的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结论。后来,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在延安学习的干部先后被派到抗战前线和各个革命根据地,这里面包括一些被无辜伤害的同志。以后,在与敌人拼杀的枪林弹雨中,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不少同志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表明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抢救运动”虽然只是延安整风的一个小插曲,但这个插曲留给我们了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特别是在党内如何开展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我们说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不如此便不能有统一的步调,统一的纪律,就不能够有效地防止出现的软弱涣散状态。但是思想上的斗争必须用解决思想问题的方式、手段来进行,不能轻率地把思想问题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不能无端指责,无限上纲,将思想斗争上升为政治斗争。更不能在没有调查或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凭推断或印象就轻易下结论,草率作决定。也不能够简单地用“逼、供、信”的恶劣做法整人、压服人。这样很容易把斗争推向极端,使矛盾激化、组织涣散,造成“亲者痛,仇者快”的恶果。“抢救运动”是这样,我党历史上发生的包括土改、三反、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在内的一些过火斗争都是这样。

  对我个人来讲,经过延安整风、审干运动,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实际教育,增长了许多党内斗争的知识,特别是对党性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以前,我只知道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面对凶恶的敌人我们要坚强不屈。经历过“抢救运动”后,我知道了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是坚强党性的表现。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在日常做工作和处理问题时,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具体的分析,而后才做出结论和决断,不主观武断,不偏听偏信。如果发现有了不当,应及时认真修改。不畏权势,不人云亦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能随风倒。那种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曲意迎合,不讲真话的人,不是正直的人,更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自此,我要求自己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做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

  乌兰夫同志担当重任

  1944年,因为要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进入了总结提高的阶段。

  这一阶段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各地区的干部集中进行学习。分散在延安中央党校、抗大、民族学院几处学习的乌兰夫、杨植霖、张达志、奎璧、潘纪文、白成铭、武达平、李维中、郑天翔、杨建林、杨国兴等几十名绥蒙地区的干部都汇集在一起。党中央指定乌兰夫同志负总责,领导我们大家进行学习。乌兰夫同志当时叫云泽。虽然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党中央的重要考虑,但从以后发展的情况来推测,党中央对我们这个地区非常重视,对乌兰夫同志非常信任并寄予厚望。

  在乌兰夫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大家学习了《论联合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七大”的文件。遵照党中央的意见,王若飞同志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党在大革命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我们学习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写得很好,篇幅不长,提纲挈领,高瞻远瞩,分清了我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在讨论中,同志们认真反思过去的工作,总结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失败的教训,哪些是“左”的错误,哪些是右的错误。具体分析了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和个人存在的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很多同志做了很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积极地互相交换着看法和意见。

  例如:杨植霖同志回顾了大青山根据地建立初期,对政权建设认识不足,曾轻率决定取消大青山地区的“动委会”,使群众工作和部队供应遇到很大的困难。后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恢复了“动委会”,加强政权建设,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群众中生下根,我们才将被动局面转变成有利于我们的局面。杨植霖同志在发言中还谈到:在大青山根据地被敌人四面包围,我们处于彼此分散、联系不便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下,在大量工作需要我们独立自主地做决定,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情况下,滋生出来“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等各种表现。例如,党中央指示我们要注意隐蔽,不要多打仗。而我们听到地方干部埋怨军队老不打仗时,没做慎重考虑,就答应了地方干部的要求。敌人来“扫荡”大沟,我们设下埋伏,打死了几十个敌人,我们很高兴。结果敌人就来报复,搞得我们更困难了。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坚决加以纠正,以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实施。

  李维中同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制订工作计划时,不深入群众,不了解下情,关在房子里造车,或者只了解其中一部分,便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在执行上级指示或规定时,不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简单化、形式主义的生搬硬套,执行不通时,就强迫命令等问题提出意见。

  针对绥蒙地区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白成铭同志谈到:近年来,由于抗战,发展党员比较顺利,但是存在着不少混乱的情况。很多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的时候,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一宗旨忽视了。发展党员,不是看这些人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能否终身为着无产阶级的事业奋斗到底,而是看这些人对抗战的态度如何,结果我们吸收进来的党员,有偶然分子和暂时的同路人,甚至还有想利用党的旗帜来达到个人目的的投机分子。例如,在我们有军队掌握政权的地盘,那些旧日敌伪时期的村长、甲长为了维持它原有的地位,也参加进来。还有些企图避免兵役的,以为当了“暗八路”既可避免当“明八路”了。特别是有一时期,上级党组织硬性地规定发展党员的数目,下级党组织为了完成任务,就采取突击方式和集体签名的方式。曾出现了连入党手续也没有履行过的非党同志参加支部会议的;还有一个共产党员让他非党员的儿子作代表来参加党组织会议。像这样种种奇怪的现象,说明我们组织上的混乱,我们必须加紧来做整理巩固党组织的工作。白成铭同志提出:(一)各党组织必须详细的去审查干部和深刻的了解干部。区党委应当审查和了解到县一级的主要干部,地委应当审查和了解到区一级的干部,县委应当审查和了解到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我们要将混到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地棍)洗刷出去。(二)组织结构上要进行调整,将组织单位化小,以使领导机关更接近下层群众和具体工作。使每个党员都深入到群众里面,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三)要在斗争中教育党员,提高党员素质和工作效能,发挥党员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

  奎璧等同志针对地方工作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们谈到,虽然对工作任务有安排有布置,但不检查落实的情况,造成有些工作虎头蛇尾。同时,不善于总结工作,因而不能看出实行中的成绩和缺点,不能得出改进工作的经验。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工作中,没有很好地考虑群众政治认识程度和负担能力,只顾自己的需要“抓一把”,乱打汉奸,乱没收,严重地挫伤了各阶层群众的抗战热情,影响了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把握方面,时常忽“左”忽右,或者只强调统一,对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动摇妥协,不敢斗争;或者过分强调斗争,不照顾抗日时期有民族意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等等。以上这些错误和问题的存在,是造成过去我们工作失利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集中学习中,乌兰夫同志将党中央对绥蒙地区的革命方向的主导意见及时准确地传达给我们。他在很多场合多次地谈到:“只有正确认识我们这个地区的实际,才能够正确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整体,各民族生活在一个天底下,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无论满清、北洋军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国民党,都曾打过帮助、拯救蒙古人的招牌,到头来哪一个不是以分割、统治、同化为目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实意地爱护蒙古民族,真心实意地帮助蒙古人民过富裕的幸福生活,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汉族人民的大救星,也是蒙古人民的大救星,各民族的解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他开诚布公的批评那些有狭隘民族意识的同志,严肃地指出:“作为共产党员要和祖国人民吃一碗饭,不能只吃民族饭。”乌兰夫同志非常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现阶段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艰苦奋斗;革命成功后,内蒙古地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管理办法;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

  乌兰夫同志在当时已经显露出他具有政治远见、考虑问题全面、处理问题稳妥的特点。说实在话,以我们当时的水平,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能够理解乌兰夫同志所说的话的深刻含义,认为“现在是战争年代,应该研究的是如何打仗,怎样才能战胜敌人的问题,而民族问题是小事情,不值得一提。至于什么民族区域自治那是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情,遥遥无期”。而三年以后,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的事实证明,党中央挑选乌兰夫同志做内蒙古地区的带头人是对的,乌兰夫同志不负党中央的重托,不负内蒙古各族人民的众望,是为内蒙古的兴旺、发展负责任的。

  通过学习讨论,使我们对蒙绥地区特别是大青山地区的斗争形势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对今后坚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开展对敌斗争增添了信心。特别是乌兰夫同志和大家一起讨论了如何迎接新的战斗,夺取新的胜利,使我们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6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标题>=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类型>=g1

<作者>=刘复初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6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壮举彪炳青史。这里所记述的川滇黔边区游击战争,是长征途中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为配合主力红军战略转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决策,是红军长征史诗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转战川南,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会议后,率领红军主力向川南进发,拟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师,蒋介石聚集数十万武装堵在川滇黔边区,又令刘湘集中川军跟踪追击,阻止红军渡江。故中央改变计划,转向云南扎西。在扎西党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实现战略转移摆脱敌军“围剿”。根据扎西会议精神,中央军委选拔数名师级干部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并调保卫局第五连和一些干部及伤病员共200余人,与地方游击队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委派徐策(原红六师政委)、余泽鸿(原上干队政委)、代元怀(原民运部长)等同志组成中共川南特委,他们的任务一是在敌后牵制敌军配合红军战略转移;二是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三是安置伤病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1935年2月12日与中央红军分手,在叙永县树坪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接着,纵队便以各种番号在川南开展军事行动,并在叙永县木厂梁子阻击川军首战告捷后,继续向南六县进发,打开了一些重镇,使泸州的川军惶惑不安,误认为红军主力仍要寻机北渡长江。因此刘湘令郭勋祺率三个旅和保安团固守川南要隘,急令进至黔边温水的潘佐旅“星夜兼程回守川滇黔边的门户——叙永城”,又令第一路指挥范子英“兼程回古宋县金鹅池向叙永重镇两河口截击”。又电令独立第一旅第二旅移驻叙永,急令第二路达凤岗旅从黔北赤水“兼程赴叙永扼守”。滇军获悉红军已到叙永黄坭咀、两河口镇等地,“深恐乘隙窜滇”,急令到达叙永县分水岭之龚川璧旅回守滇境。这样纵队就牵制了一部分围追截击中共红军的川滇黔敌军主力,配合红军顺利回师黔北,取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

  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的方案,首先在川南地区实行,引敌进攻游击纵队。特别是有计划地逐步摧毁敌人基层政权,打开川南重要城镇,这使蒋介石误认为红军主力在川南,电令刘湘加紧“围剿”。敌集结十多万兵力“围剿”游击纵队,从而牵制了川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击。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挥师北上后,蒋介石忙调尾追中央红军的兵力,布置在川滇黔三省“围剿”游击纵队。当时敌军组织了川滇黔三省“会剿”其布局为:

  四川方面除地方武装外,急调21军第五师陈万仞部驻防川南、委任他为“南路剿匪军第二路指挥”。整个川南各县布满了重兵,并采取“跟踪和扭打主义”,妄图消灭纵队。

  云南方面,除委任镇雄独立营营长陇承尧为民团指挥,驻守镇雄、威信要隘,充当“会剿”的急先锋外,滇军第二旅旅长安恩浦(驻昭通)还先后派第二团进驻彝良,彭勤营驻防威信,万保邦团进到川滇边区,还有镇、彝二三县保安队与民团数千,参加“会剿”。

  贵州方面,蒋介石亲自召见莫雄,令他将江西省吉安专员公署原班人马搬到毕节,成立“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负责剿办贵州红军游击队”。蒋介石还从湖南调63师陈光中到贵州,归莫雄指挥。以后仍恐其兵力不足,令54师郝梦麟部、47师裴昌会部、23师李云杰部进驻黔西北,收集地方民团,配合川滇军队相机出动,“围剿”游击队。

  就在纵队面临着三省敌军“会剿”的时刻,1935年5月中旬,红军黔北游击队前来合队,这对壮大纵队力量,粉碎三省会剿是十分重要的。会师后,川南特委当即召开特委会议,会议决定:中共川南特委改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改称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作为红军后卫部队,继续转战川滇黔边区,将川南、滇东北、黔西北20多个县逐步开辟成红军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会议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战士,要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在任何艰险中敢于挺身而出,争取革命胜利。

  (二)总结教训,扩大队伍,粉碎三省“会剿”

  1935年2月,红军游击纵队深入川南以来,转战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打乱了敌军部署,使敌军更加惊恐,于是更加紧川滇黔三省“会剿”。长官司、红山口是川滇边的防共要塞,我部路经红山口时,遭敌埋伏,伤亡100多人,其中干部数十人,主要领导徐策、张凤光牺牲,参谋长负伤被俘。针对这种情况,同年6月中旬特委在威信县簸箕坝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下一步粉碎敌军“围剿”的行动方略。(1)利用山区险要,转战川黔边区;(2)利用地形和群众条件,在游击中消灭敌军;(3)加强敌情调查,寻找敌军无备,突然袭击,促敌被动挨打,或是采取夜战闪击敌军,甩掉追击;(4)利用敌军漏洞弱点,突破敌军“围剿”;(5)随时在战斗间隙中,利用山区隐蔽休整,努力保持旺盛的精力,以适应连续作战。

  簸箕坝特委扩大会议后,纵队经过暂时休整,从云南滇东北取道镇雄,进占赫章城,又转入川南门户筠连境内,突袭卞乐瓦,轻取巡密司,打开敌人认为固若金汤的筠连城,相继巧占叙蓬溪镇,闪击兰田坝,威胁泸州,迂回占据大洲驿,佯攻内纳溪城,转向南六县进军,袭击长宁附安场、江安红桥镇、珙县洛亥,再转赤水县一碗水场及黔西九仓坝等地,击败敌军追击……这些军事行动,拖着敌军团团转,到处扑空。地方军阀门说:坚决除后患,老家才能保。这些事实表明,我们实现了牵制敌军的任务。

  1935年春至1935年冬末,游击纵队在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付出了重大牺牲,纵队由1000多人的武装减少成200多人了。为了改变危险的处境,1935年11月末,在长宁梅洞场贾家湾召开特委会议,大家认为,保存实力,战胜敌军“围剿”,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提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会后分成两队:一队由刘千成、余泽鸿、刘复初等同志负责;二队由龙厚生、黄富山、曾广胜等同志负责。分队行动后,二队行军到炭厂暴露目标,被敌击散。长宁县敌军疯狂围攻一队,余泽鸿同志不幸牺牲,我们组织深夜突围,天明到了踏水桥山上隐蔽,次日下午又被敌围追,天黑时才将敌甩掉。

  次日部队到连天山时,只剩下17人。第三天发现敌军蜂拥而至,上山“围剿”红军。因此特委提出:

  ①利用连天山森林隐蔽,每天更换方向和地址,绝对保密不暴露目标,严防敌人攻击,争取时间休整。同时我们设法买粮和穿的用的,领导干部带头帮厨、放哨……同志们对此深为感动,上下团结更加亲密。

  ②提高战友们的思想认识,指明保卫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问题,我们作为红军后卫部队,为了争取红军胜利北上抗日,哪怕游击纵队覆没了,也是有价值的。当前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坚强的特委领导,又有边区广大群众热情支持,同时经过近一年的战争锻炼,我们已有一些斗争经验,只要坚持下去,敌军冬季作战不利,也会撤去。而我军收容打散人员和继续扩大红军,就能迅速发展。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敌军“围剿”找不到目标,撤兵回城。我们下山时,通讯员徐茂良带了30多人武装前来归队,以后沿途又发动工农参军和收容归队的同志,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恢复了纵队建制,仍在红军老游击区活动。

  (三)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

  1936年1月纵队突破敌军“围剿”后,得知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停止内战,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同时得知红二方面军1936年3月来到贵州,希望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留在敌后,继续牵制敌军,配合红二方面军长征。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认为这对增强红军北上抗日救国力量,促进全国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将起重大作用,纵队必须首先牵制川军,因此在兴文县落柏林、炭厂等地战斗,使川南敌军不敢全力向贵州围追红二方面军。1936年6月纵队来到贵州毕节地区,阮俊臣同志带来黔西北游击队200多人合队。之后纵队又击败黔军柳际民旅和滇军补充团的进攻,声势浩大,反动当局极为恐慌,各县纷纷飞电告急,要求急速增援,“围剿”红军。1936年秋召开特委会议,民主选我任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兼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在特委领导下,纵队在川南大庙伏击珙县县长刘治国亲率“清剿”的县警备大队、卫队、区民团及四川省第六保安团第十中队400多人。经过激战,打得敌人丢枪溃逃,共缴枪械90余支、子弹千余发,敌军死伤数十人,俘敌县警备队长等百余人、10月下旬,在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下,由刘少成带领川军教导师驻珙县地洞场的四团一营敌一个连士兵,武装起义前来当红军,壮大了纵队的声势。斗争形势开始好转。

  面对纵队不断扩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川滇黔敌军加紧第二次三省“围剿”。川南以教导师、第五师、穆肃忠、周化成等部队为主,并调川南地方武装协助围剿;黔西北以陈光中师、杨森师、柳际民旅为主,并调集地方武装协助;滇东北以安恩浦旅、陇承尧独立营、地方保安队、团防负责“围剿”,而且还不断增派敌军加入“围剿”。由于长期与敌军激战,敌多我少,缺乏后援和补充,1937年1月在敌军重兵“围剿”中,纵队被打散了,有部分同志参加到川南、贵州、云南游击队,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直到迎接西南的解放。

  (四)结束语

  纵队的武装斗争,在多于我数十倍的顽敌“会剿”中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敌人在全局战略失败的辉煌战果而结束。特委领导纵队的英勇斗争,配合和支持了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战略转移,为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纵队斗争失败,是长征付出的有意义的代价和牺牲。同时红军游击纵队用自己的革命斗争实践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播撒了革命火种。尤其是特委组建的川南、云南、贵州三个游击支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坚持敌后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86年,张爱萍同志为纵队斗争史题词:“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7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满洲里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标题>=满洲里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

<类型>=g1

<作者>=刘复初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满洲里解放前后

  满洲里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要城市,是中苏边境毗连的地方,也是中长铁路的终点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满洲里是我国同西欧通商的陆上港口,在日寇占据东北后,满洲里变成反苏的前哨。日寇投降后,又被国民党占据,大搞反苏、反共的活动。解放战争开始,我们解放了满洲里,直接同苏联领事馆取得联系。满洲里成为中苏贸易和国际上往来的唯一枢纽,是苏联人民支援东北战场,朝鲜战场的咽喉之地。东北战场取胜以后,又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苏贸易工作更加繁重了,由此可见,满洲里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故中央和内蒙党政领导都很重视满洲里的工作,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路过满洲里时,要我们前去汇报工作。周总理指示:东北铁路总局负责人余光生同志负责修建满洲里市的天桥,并告东北人民政府支持满洲里的各项建设。乌兰夫同志也曾指示:满洲里的任务繁重,特别重要,市委必须全力保证完成支援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的任务。东北战场胜利后,东北贸易部来信表扬满洲里的工作;在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后,朝鲜政府特派代表专程赠送满洲里市政府一枚纪念勋章,感谢满洲里人民对他们的支援。

  1945年秋,苏联红军出征东北,日寇宣布在中国战场上无条件投降。国民党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企图抢占东北,直接切断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利用东北工业基地进行内战,逐步吞食华北,西北各抗日根据地。因此,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空运大量军火和兵力抢占东北。面对当时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从中国革命事业的战略出发,决定从延安派近万名干部到东北,开辟东北战场,迎接全国解放。当时敌人号称五十万铁军,而我们只有近十万兵力。主要依靠大批干部,在东北各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在敌后建立革命根据地,解放各族人民。

  1946年秋,敌人猖狂进攻,威胁我军撤出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我们已作了两手准备,能胜就打,不胜就撤。此时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又缺弹药和军用物资。特别是冬天,战士们还穿着单衣,防寒设备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急需争取苏联人民的支援,增强我军战斗力极为重要。因此东北局指示:“派干部去解放内蒙,建设内蒙。支援解放战争”。西满分局指示:打通国际路线,同苏联取得联系,速派干部去解放满洲里,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又增加了支援朝鲜战场的任务。总之,要组织群众,支援前线,保证飞机、大炮、坦克、子弹、汽油、汽车及一切军用物资及时运到目的地,为我军和朝鲜人民打败敌人,创造优势条件,不断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国民党同苏联订立“中苏条约”,把兴安省以北作为缓冲地区,任何党派的军队不能进入。但国民党勾结地方封建势力,在呼伦贝尔各地,建立国民党党部、政府和光复军。阻止共产党和民主联军入境,因此,1946年我军调动部分武装,以中长铁路护路队名义开进兴安省。所以海拉尔,满洲里等地的国民党和封建势力,在车站架起机枪对抗。但护路队在免渡河一仗,打垮了光复军。海满车站国民党才撤走武装。伪装讲统战、讲民主,出面欢迎,妄图待机消灭共产党。我们采取将计就计的策略,一面应付他们,一面力争在群众中生根,必要时彻底瓦解国民党一切组织,重新建立人民政权和军队以支持、巩固后方一切工作。

  1946年秋,我们工作队进驻满洲里后,在党的地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群众,登门访问,了解到劳动人民受尽日寇压迫剥削,十四年亡国奴的深仇大恨,谁说是中国人,便遭特务腿子的毒打;谈论国家大事,便以政治犯惩处;谁对日寇统治不满,便以各种罪名处死;谁家吃得稍好一点,便以经济犯论处;被抓劳工更受尽虐待,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气,有病不能劳动活埋深坑;苛捐杂税重重,逼得民不聊生,饥寒交迫,家散人亡。成百成千的劳动人民因此丧了生命。其凄惨情景令人触目惊心。国民党统治满洲里后,继续作恶,人民还是吃橡子面,穿更生布,盖破棉被,尤其是失业无生,贫穷难熬、怨声载道。我们来到满洲里后,为了解救这些苦难的百姓,把广大的劳动人民组织起来,没收伪满配给店,将其粮食、豆油,财物分给贫苦群众,留部分资金建立“大众合作社”,低价出售粮食、布匹、及生活必需品,并协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其次,为了劳动人民就业和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分别组成各种团体,年富力强的,参加搬运工会,任务是支援前线的劳动有打鱼技能的,参加打渔工会,主要是捕鱼捕虾等生产(达赉湖鱼场);有专业技能的,分别参加行业工会;赶马车的参加运输工会;种菜的,参加农会;劳动妇女,参加妇女会;城市贫民,参加贫民会;知识分子,参加教职工会;经营商业的,参加商会;同时成立各种训练班(工友、妇女、知识分子训练班……)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从中物色和培养积极分子,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其中有才能的赋予一定责任,担任干部。经过以上活动,把满洲里的劳动人民组织起来,汇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革命势力壮大了。在此基础上发动广大群众向国民党开展夺权斗争。把满洲里市的国民党书记,市长,主要头头抓起来,要他们低头认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国民党员自动登记,依据他们情节轻重,分别加以处理。接着发动群众进行政权建设:

  第一、成立满洲里市人民政府,民主选举德才兼备和人民信任的同志,担任市长。

  1947年3月在满洲里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举为市人民政府市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5次政务会议讨论任命我为满洲里市市长,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任命书。

  第二、成立自卫队、公安队,选拔思想进步、身体健壮的青年人参加。

  第三、制定社会治安法令,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满洲里。

  第四、制定群众团体章程,明确任务,各尽其责,发挥各团体的作用。

  这些主张得到了人民群众一致同意和拥护,并将以上提议变成实际行动,这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都起了推动作用。

  二、组织群众支援前线

  1946年冬,西满分局为了加强支前工作的领导,在满洲里设立西满军区办事处,接管军用物资,后来又增加一些出口物资。1948年冬,东北战争胜利结束,改为东北贸易办事处,增设军用物资转运站,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中国对外贸易办事处。1950年又增加了抗美援朝物资,因而进出口的任务繁重多了,满洲里站扩大为特等车站,工作更紧张了。特别是东北战场未胜之前,一切设备跟不上需要,装卸物资多是手工业方式,全靠劳力操作,速度较慢。当时暗藏的敌人经常进行破坏,站台附近老是发现爆炸物,易燃物。其次,铁路横贯市中心,行人来往不便,经常发生撞人事故,又不保密。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三、开展工人运动,巩固后方

  1946年冬,东北战局形势敌强我弱,国民党全面的向我们进攻,妄图独占东北各省,威胁我军撤出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这说明敌人十分猖撅,但我们后方还不巩固,如呼伦贝尔地区,政权还是敌伪统治,人民尚未彻底翻身,为了迅速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必须在后方建立根据地,牢固的扎根于群众之中,组织广大人民支援前线,从而增强我军优势,逐步削弱敌人力量,争取很快消灭国民党,解放全东北。因此,必须彻底解放满洲里,巩固后方,才能顺利地支援前线。但要巩固后方,主要靠劳苦大众的支持和拥护。满洲里的工人占多数,开展工人运动极为重要。当时的工人以达赉湖的渔工历来受苦最深,伪满时达赉湖水产归日寇经营,工人受压榨,日寇投降后,达赉湖的水产权被资本家甘宁操纵,渔工又受剥削,冬天打鱼很辛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生活条件不好,受伤生病资方不管,误工要扣工资,渔工们敢怒而不敢言。忍气吞声作牛马奴隶。我们了解这些情况后,深入渔工中进行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鼓励他们向甘宁讲理斗争,工友们说:甘宁有权有势,咱们斗不胜,不敢斗。我们耐心向工友们解释:工人组织起来力量大,又有人民政府撑腰,甘宁非法压榨工人是不会长久的。渔工们发动起来了,反复向甘宁提出问题,甘宁说:你们为我打鱼,是双方订了合同的,在政府备案的(指国民党政府),是你们愿意在我这儿干。甘宁找地痞恶势力支持他,尾巴翘得很高,对渔工们的要求置之不理,迟迟不解决问题。工人们非常气愤,集体把甘宁扭送到满洲里市人民政府,请求政府主持公道,当时我已被选任人民政府市长,当即召集劳资双方开会,摆事实讲道理,工友们理直气壮地同甘宁辩论。最后,我作结论,宣布未解放前订的合同无效,渔工们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是合理的,甘宁必须按照渔工的要求,立刻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如敢违抗依法处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甘宁表示同意,很快满足渔工们的要求,工友们反映共产党是解放工人的救星。今后党指向哪里,咱们就奔到哪里,工人只有跟着共产党和反动派斗争才能翻身。后来李富春同志指示:满洲里渔工增资斗争的胜利,是开展工人运动的良好开端,要将广大工人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工人的解放而斗争,根据李富春同志指示我们加大了工人运动,使渔工、搬运工。采煤工……等都受到教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工友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各项工作中干得很出色,完成任务很好,而且工人们成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主要力量。

  1947年满洲里市工委议决:①达赉湖的水产资源应收归国家所有,第一步实行公私合营,第二步渔场设备折价收买全部归公,由人民政府经营管理生产。②建立管理委员会,公私双方派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生产,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培养工人干部。③达赉湖水产品,由国家收买,大部作为出口贸易物资,小部供应市场改善人民生活。所得税收做为政府财政用于发展经济和建设城市。

  以上决议,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领导和监督实现,并组织打鱼工会协助执行,决议的实施进一步发展了渔业生产,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增加了出口物资,改善了工人生活和充实了市场供应,特别是打渔工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镇压反革命,为民除害。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满洲里被日寇占据,收买汉奸特务,进行反苏反人民的活动。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继承伪满衣钵,仍与人民为敌,破坏中苏两党关系。我党未到满洲里前,国民党密组地建军。我们查出一个情报,说是“1946年12月15日,在满洲里举行暴动,彻底消灭共产党。”因此,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

  在发动群众检举中,发现国民党地建军头子就是李景春。公安局在李家查出机枪两挺,步枪十多支,但都是残缺不全的,迫问李景春从何而来的武器?李说:光复时遍地丢枪支,捡来准备打农具。其他啥也不承认。后在他家夹墙内查出委任状,是国民党任命李景春为满洲里地建军第一大队长,李承认接受国民党委任。后又查出扎赉诺尔曹某是地建军第二大队长,曹某和李景春对他们的行径供认不讳,为了平息敌人在我后方暴乱,坚决予以镇压。

  1946年冬至1947年春,所谓呼伦贝尔保卫厅长孟和吉亚一再向满洲里人民政府提出:要开部队(光复军)驻满洲里市。企图乘机捣乱,阻碍支援前线。我们一再婉言拒绝,总是不听劝告,而且经常威胁我们,后来保卫厅长电话通知,强迫满洲里接受命令“解决驻防军的住址问题”。我们严正回答:满洲里治安有公安队负责,人民不欢迎你们来此驻防,倘若不尊重民意,后患由你自己负责。从此保卫厅不再提这件事了。

  1947年,在发动群众挖坏根中,群众提出:镇压伪满特务,肃清反革命残余,冯宪补是伪满红人,勾结日寇狼狈为奸,干尽坏事,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逮捕法办。后来我们把冯宪补抓到满洲里,召开人民公审大会,群众不断高呼:要求政府立即枪决汉奸特务,为民申冤报仇!我们宣判冯宪补等人处以死刑,群众掌声如雷,经久不息。可见人民痛恨敌人之深啊!

  此后还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提高群众革命警惕的教育、保卫胜利果实的教育、为革命而艰苦奋斗的教育等,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并向机关干部和群众团体职工提出锄奸防特的要求,各部门都选配锄奸防特干部,经常检查锄奸防特的工作,表扬工作积极的,批评和平麻痹思想,加强社会治安保卫工作。

  通过以上活动,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和伪满残余势力,巩固了后方安宁,保证顺利完成支援前线和外贸任务。

  五、加强市政建设

  1946年至1947年,在东北战场上,对敌人斗争最激烈最尖锐。在决战之前,是争取形势好转的关键时刻。满洲里也处于同样的情况。所以我们集中力量开展阶级斗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彻底摧毁敌人政权,肃清一切反革命,建立满洲里人民政府,带领广大群众共同建设满洲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奠定物资基础。在此基础上,1947年春,满洲里经过民主选举市长后,人民政府是建立起来了,但不健全。市政建设仅仅开始,百业待兴,应办的大事很多,为把满洲里建成巩固的根据地,大力支援前线打胜仗,解放全中国,并逐步把满洲里建成繁荣昌盛的边疆城市,使人民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为保卫祖国边防而奋斗。1947年满洲里市委议决……。

  为了实现这个决议,召开人民代表会,宣传党的政策,提出政府的打算,教育群众,组织各行业,积极参加满洲里建设,特别是在实践中,让群众得到利益,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同时组织有关部门,按政府的要求,订出实施计划,采取有效措施,各方努力奋斗,特别是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果然在数年中,满洲里各项生产都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群众购买力提高了,市场和经济活跃起来了,劳动人民生活改善了,革命干劲更足了,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党的政治影响更加深入人心。

  六、加强党的建设

  我们到了满州里后,敌人为了混淆是非,造谣诬蔑,说国民党是正统,才能统治中国。又说穷八路住不长久……,这些谣言诽谤,工商业界、知识分子受毒最深,总以怀疑态度对待我们,尤其在国民党占优势,正在疯狂进攻解放区时,敌我双方相持阶段,有些人还认为国民党要胜,共产党要败。广大群众反映:共产党好是好,就怕呆不长。发生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满洲里历来没有党的组织,更无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工作队只有几个是党员同志,多数是当地的青年学生;加之我们来满洲里的时间短,工作还未全面开展,对我们不了解,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必须肃清流毒,解除群众思想疑虑,认清共产党是人民谋利益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而国民党是反人民的卖国集团。我们采取了措施。

  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党的教育。满洲里的广大群众改变了落后思想,纠正了错误观点,消除了疑虑,增强了革命信心,热忱拥护共产党,从而为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

  七、加强抗美援朝

  1950年,美帝勾结南朝鲜反动势力,猖狂进攻北朝鲜,妄图打败朝鲜从而进犯我国。中朝是亲密邻邦,唇齿相依,绝不能让敌人阴谋得逞。所以中央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庄严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拥护,在战争紧张时刻,朝鲜政府派代表来满洲里接管抗美援朝物资,运往朝鲜以增强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但朝鲜困难较多,要求大力支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当然义不容辞。热情接待朝鲜代表,积极解决物资运输和其它困难,保证军火及时送到朝鲜前线。同时经常访问他们,热情关心他们的冷暖,并专修一栋楼房,做为朝鲜驻满洲里办事处。为了发动各族人民支援朝鲜抗击美帝侵略者,除了组织群众千方百计地保证军用物资在满洲里换装,还组织召开了抗美援朝代表会,其决议如下:

  第一次决议,关于捐献飞机大炮

  第二次决议,关于保证完成捐献任务的计划

  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基本完成了抗美援朝的光荣任务,对争取朝鲜战场的胜利起了一定作用。朝鲜代表在实践中亲身体验,满洲里市人民热爱朝鲜人民的浓厚友谊。

  八、加强外事工作

  满洲里处的地位,是个国际口岸,中苏交界的边疆城市。在解放战争中,是我们党和军队对外联络的唯一枢扭。东北人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满洲里不仅担负着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任务,而且还要办理一些外事工作,才能全面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要任务,当时我们作了以下外事工作。

  第一、同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的外事工作

  第二、迎送路经满洲里的外宾。有的是苏联代表团进出中国的迎送,有的是其他欧洲国家代表团进出中国的迎送。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满洲里才专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满洲里外交联络处”,专作这项工作。

  第三、支援发展扎赉诺尔煤矿生产,当时中苏合管这个煤矿。苏方代表米丘列克,常来满洲里市,要求市长协助进行工作。例如1948扎矿生产积压,销路困难,影响继续发展生产。米丘列克要求协助解决这个难题。我们请东北工商部,扩大扎煤销路,把扎煤做为滨洲沿线民用煤,把其他产地的煤用在工业上。这样扎矿就畅销了。对矿工中存在的问题也协助解决。总之有求必应。米丘列克常说:满洲里中苏友好工作做得好。他很满意。外事工作是件新的工作,相当复杂;又无经验,周恩来同志讲“外事无小事”。为此,我们注意学习苏联外事工作经验,讲礼貌,讲策略,热情和蔼,沉着冷静。注意分析对方说话、表情的动机,认真考虑如何回答、处理更好,当然立场观点都要正确,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原则,我们在满洲里工作期间。初次接触外国朋友,有些拘束,但经过经常总结经验,逐步改进工作,外宾反映,他们是满意的:总之,所做的外事工作是符合党的政策精神的。

  九、正确贯彻民族政策

  满洲里市委历来是重视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因为我们在延安时,曾看过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学过党的民族政策,并接触过少数民族同志。清楚地知道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兄弟民族团结起来,共同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才有可靠的保证和牢固的基础,党组织派我们来内蒙地区工作,就要满腔热忱,关心少数民族的生活和风俗习惯,注意团结他们为建设祖国边疆而奋斗。来到呼伦贝尔后,调查研究过满洲里市的问题,了解到满洲里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边疆的重要城市。满洲里周围都是牧区,东西新巴旗的蒙古牧民常来此用牲畜皮毛交易生活必需品。了解到过去有些旅蒙商欺骗剥削牧民,低价收买牧畜、皮毛、高价出售日用商品,大秤进,小秤出,造成贫苦牧民生活上的困难;了解到当时牧民缺白面,炒米、砖茶、布匹,毡子,饲料……,还了解到牧区各种病相当严重,急需治疗,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蒙古民族的切身利益,关系蒙汉民族团结的问题。但一些人不注意这些问题,忽视执行民族政策,有的还有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这些都必须改正。在工作中,总体上都得到很好地落实。但一些同志总认为满洲里地位特殊,不愿划归内蒙管辖。例如1950年中央派杨奇清同志来满洲里检查工作,帮助解决健全组织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处理苏侨出境……等问题。驻外机关有的同志向杨部长提出:把满洲里划作中央直辖市,便于完成中央交给任务的建议。我们得知此事后,向杨部长说明,决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不符合党的民族政策精神,可能造成不好影响,引起蒙族群众反感、敌人也会乘机捣乱。同时,根据这些年工作实践看,也没有改变地方建制的必要。因为数年来的繁重任务,都已在地方的支持下完成得很好,今后组织领导健全了,工作机关扩大了,又有数年的经验,互相紧密配合,更能保证胜利完成任务。有的同志提出划归中央的问题,可能是认为满洲里市地位低,来满洲里办事的职位高,工作起来很不方便的缘故,但我们必须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实际出发,从党的民族政策和事业的长远发展考虑。杨部长说:市委意见是正确的,我同意你们的观点……。杨奇清向中央汇报了这个意见后,否定了改变地方建制的建议,继续并全面实行干部高配。几十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满洲里归属内蒙古自治区管辖是正确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1950年内蒙古东部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来满洲里视查工作时说:满洲里处的地位和担负的任务,都是很重要的,市委进行了各方面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还要继续注意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也是很重要的……。

  十、自力更生、保证供应

  解放战争开始,我党刚到东北建立政权,一切从新作起,没有经济基础,物质困难较多,当时各部门各单位的干部生活和办公费及一切开支,都靠自己设法解决。我们到满洲里工作时,组织上要求自力更生保证供应。因此,我们一方面开展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首先解决劳苦大众的困难,而后解决自己的困难,主要做法:

  (一)发动群众夺取政权之后,大力组织群众参加各行业的生产,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促进及早收到经济效益,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

  (二)教育干部职工发扬为革命而艰苦奋斗的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鼓励同志们积极参加劳动,节约不必要的开支;

  (三)组织干部职工种地解决部分粮食和蔬菜,开豆腐房、养猪,人吃豆腐,猪吃豆渣。开煤矿,打鱼捕虾……从而改善生活;

  (四)在地方税收中抽出15%作为政府职员的生活补助;

  (五)帮助外贸收购皮货,以2%酬劳地方,做为办公费用,在财经统一时,我们还交出一些物资和纸币及肥猪……等支援呼盟和国家。通过这些做法使我们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候,自给自足,确保完成了各项任务;在支援东北战场和朝鲜战场,支援全国建设和巩固政权,建设后方等方面,内蒙古和满洲里人民都对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共和国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解放战争中,满洲里市在中央的关怀和内蒙党委领导下,在满洲里广大干部同志和人民群众的积极努力下,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完成了解放满洲里,巩固后方,支援前线的光荣任务。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军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三十多年前的战斗历程,有些事例早已忘怀,又因工作忙,没有充分的时间考虑,现仅回忆一些主要的工作情况,作为同志们了解当时实际情况的参考。我们感到,这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对解放战争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有必要把它反映出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8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塔布赛的儿女——记我的大家庭

<标题>=塔布赛的儿女——记我的大家庭

<类型>=g1

<作者>=云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当世界性的民族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当民族问题越来越无法回避的时候,人们回过头看我大哥乌兰夫关于民族问题的阐述,更感到他思想的深邃、远见。我的大哥乌兰夫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确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在生活和成长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我感到,我们家出了一批献身于革命的人,既有社会原因,也有家庭深刻的影响。

  一、我祖父辈的情况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大地上有一个旗,因蒙古族土默特部落聚集而成,叫土默特旗。解放以后划分为两个旗,即土默特左旗和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在现今呼和浩特市的西边,北靠大青山,南临黄河。大青山蒙语为漠喀刺,黑山之意,是阴山山脉中段。蛮汉山属大青山南支,蛮汉相传为蒙古族部落首领名。由大青山、蛮汉山流出的两股山水相聚,称为大黑河,缓缓流经土默川平原,形成一个小盆地。我的家就在大黑河边,土地富饶,人又勤快,打粮食多,号称“漠南谷仓”。我小时候进城读书,人家听说我是大黑河人,时常伸出大拇指说:“好地方。”

  在早,当地是蒙古族聚集区,以牧业为主,浩瀚的草原上放牧着群群牛羊。清朝年间,从山西、关里陆续迁徙过来一些人,他们开垦牧场种地,牧场渐渐减少,当地蒙古族也慢慢地弃牧务农,学习种地。这对蒙古族来说,是一个艰苦的转变过程。以后在靠近黄河的地方,蒙古族也以农为主了。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土地,离不开水。大青山从东到西那么多沟壑流下来的山水,形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灌溉资源。土默川水土丰茂,沿大黑河两岸,形成一个带状的村落环境。听老人们讲,这一大片地方原来都是蒙古族人居住的地方,像现在的地名:乃莫板申、口口板申、白只户……都是蒙古名字。其中有一个村子,大家称他为塔布子,“塔布”蒙语的意思是“五”,当时只有五户人家,所以起名“塔布”,汉语就是五家村。这就是我的家乡,我一家生长的地方。

  塔布子村现在有几百户人家了,姓氏也多了,张、王、李、赵的汉姓都有。这里山西人多,说话的口音也和山西接近。我们小时候,和汉族关系好,结干亲,认干爹、干妈,我小时候,不知道谁是蒙古族,谁是汉族。不过蒙汉不通婚,我们蒙古族近亲也不结婚。

  我小时候听老人们说,我家是最早来这里的人家。从哪里来的,没有文字记载。据研究历史的专家讲,土默特部落是成吉思汗的军队,属于永谢部落。我听说我祖父和一些老人常穿白衣服,成吉思汗的军队就穿白衣服。我祖上是军人,一年四季都穿白衣服。服装有很多种,打仗不能穿袍子。至于为什么姓云?一个研究蒙古史的专家说是因为当地“永”和“云”发音一样,于是就选取了第一个字音,发为“云”。有什么依据就不清楚了。我想,可能是草原上的人们喜爱蔚蓝天空中洁白的云。

  我家有很多土地,有一部分是蒙古王爷给蒙古人留的户口田,还有是从官方买来的。

  我的祖父叫云根源,是独生子,他有一个叔伯弟弟,被清朝政府征兵,打过仗。退伍回来后到丰镇安了家。在我小时候,我父亲赶一辆大车去丰镇看过他,可惜,我父亲去看他时,叔爷已经去世,只见到了叔爷的儿子。祖父还有一个叔伯兄弟,当了喇嘛。我们家很长时间是祖父主事,他是一个很懂事理的蒙古人。祖父学习过汉文,是跟一个从山西来的教书先生学的,也会蒙文,很有学问。祖父在村里当保十户,也就是十家长,办事公正,远近很有些威望。祖父、祖母在世的时候,和伯父、父亲都在一起生活。家里有许多土地,还有很多牲畜。我们家的生活比较富裕。后来伯父、父亲都娶了亲,有了孩子,还是在一起生活,祖父是一家之长。祖父有文化,他不迷信,不信佛,从来不请喇嘛念经。那时,蒙古人请喇嘛念经是常事。我家祖上在喇嘛洞修过一座庙,常年没人管,快塌了。

  祖父、祖母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祖母开始生的孩子夭折了,按照当地的传说,人们说要抱养别人家的孩子,自己再生孩子就好养活了。于是,祖父、祖母抱养了一个女孩,起名叫兰兰,这是我的大姑。家里人对她很好,和自己亲生的一样。我长得很大了,才知道她是抱养的。后来,祖母生了我的二姑,起名叫爱爱。老三是我的伯父,叫那木吉。老四是我的父亲,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叫云明亮。因为排行老二,人们习称为二明亮。

  祖父是很能干的人,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蒙古人被压在最底层。祖父有文化,他期待自己的儿孙能有出头之日,他让儿子从小就读书。我伯父和我父亲小时候都念过书,蒙古文和汉文都会。在村子里都是有些影响的人。祖父有了孙子即我叔伯哥哥云润和大哥乌兰夫后,祖父特别喜欢他们俩,人们常说隔代人更亲,确实是这样。云润的乳名叫万年,乌兰夫的乳名叫庆春,都是祖父起的。据说是很有考究的名字。后来在他们上学时祖父又给他们起了大名:云润、云泽。在祖父的主张下,大哥乌兰夫和叔伯哥哥云润从小就读书。叔伯哥哥云润1905年生人,比大哥乌兰夫大一岁。大哥乌兰夫从五岁开始,祖父就让他背《三字经》、《百家姓》。村里有私塾,祖父做主把这两个孙子送到村里的一个私塾去念书,私塾先生看不起蒙古人,总欺负他们俩,祖父一气之下让他俩回家,让伯父在家教他们读书。后来祖父从山西请来一位教书先生教他们读书。大哥乌兰夫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涯时,深切感到祖父让他读书“对我后来的发展是有相当重要作用的”。我祖父的影响很大,不但以后我们兄妹也排着起了大名,二哥叫云浦,我叫云清,名字中都带三点水,而且,我们家不论男孩、女孩都让念书。

  二、姑姑和舅舅

  兰兰姑姑出嫁到土默特左旗锁哈村,和我们一直来往很多。我小时候常见她来住。30年代初期,他们村收成不好,他们全家索性搬过来住在我们的西房里。爱爱姑姑嫁到察素齐北面的沙尔沁村,离塔布子村较远,爱爱姑姑的家境好些,人口少,家里又种地,又养牲畜,忙得不可开交,很少回来。爱爱姑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出嫁给土默特左旗巴什儿的康家,嫁给康根成。1958年我因病住院,康根成正好也住院,他那时任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刚从苏联回来时间不长。他给我详详细细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和他的前妻,也就是我的表姐的许多事情。1925年,康根成和我大哥乌兰夫等人一起去苏联学习。后来因工作需要,乌兰夫回国,他留在了苏联。1934年斯大林大搞肃反,他在苏联人眼里是外国人,怀疑他是特务,受尽了折磨和摧残。他被流放到苏联的西伯利亚好几年,下煤矿当劳工,超量的劳动,挨打骂,吃不饱,非人的待遇使他几乎死在那里。他一直深深地怀念他的妻子,可没办法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费尽周折50年代才回国。回来后他才知道,自己久久怀念的妻子早在30年代就去世了。历尽沧桑的他,本想为祖国多做一些事,回国没有几年,就遇上“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迫害折磨而死。

  我的母亲娘家也姓云,母亲叫长长(zhang)是土默特左旗小里素村人。我的外祖母去世早,外祖父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我母亲是家里的老大,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孩。我母亲自幼就主持家务,做饭,洗衣服,管家,无所不做,特别能干。她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三个舅舅。大舅章元从小过继给外祖父的大哥,二舅、三舅和外祖父一起生活。三个舅舅都念过书,大舅章元是个农村医生。二舅叫金元,在归绥城里的土默特旗总管衙门里当录事,也就是现在的文书。他毛笔字写得非常漂亮,干些抄抄写写的事。因为他在衙门里做事,又有文化,在我们心目中,总感到他懂的事儿特别多,没有他不知道的,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崇拜他。那时我们经常和我母亲去姥姥家,坐着大车,顺着乡间小路,看着蓝蓝的天,特别惬意。二舅很喜欢我们,特别是喜欢大哥,大哥乌兰夫经常回姥姥家住,从舅舅那里学了许多知识。舅舅对我大哥乌兰夫的影响很大。1919年,是我二舅带云润和大哥乌兰夫进归绥城念书,从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以后他们接受了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可惜的是,我大舅、二舅在20年代末期染上瘟疫去世了。

  三舅叫仙仙,是母亲最小的弟弟。听母亲讲,我的外祖母去世时,三舅只有几岁。母亲把他拉扯大的,三舅和我母亲的关系最密切。记得我小时候,三舅常来我家。他每次来,母亲都好好招待他,弄吃弄喝,走时还要拿点儿东西。三舅文化程度很高,来我们家不太讲话,只是找书看。母亲猜他又是要什么东西,总要让他满意。新中国成立后,这时母亲早已去世。哥哥乌兰夫职务高,门口警卫严,不好进,三舅到我的军区家来过几次。三舅一直在村里种地,很有个性。50年代搞合作化时,三舅的小里素村搞合作社,要把各家刚刚经过土改分的土地都收回去。三舅就是不同意,死活就是不入社。和旗里乡里领导争论,“我就是不入,自己种。”自己单干。村里开会斗争他,他说:“斗死我也不入社。”因为他是乌兰夫的亲舅舅,旗里乡里领导也没办法,拧不过他,结果三舅一直种着。社会上传着:乌兰夫连他的舅舅也管不了。我三舅就是这样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一个硬茬。他是最讲实际的。

  三、我的伯父和我父母

  伯父那木吉文化程度很高,人也能干。他学过蒙古文,也学过汉文,蒙汉兼通。他念过《四书》《五经》,平时性格严肃,说笑很少。伯父的才能没地方施展,就在家种地。伯父虽然满腹经纶,但他的一生极不得志。伯父那木吉会写一手漂亮的颜体字。每逢过春节,伯父就忙着给村里人写春联。我们村里有一座关公庙,庙里有一副横联,上面的字是伯父那木吉写的。他写好后,是我母亲用黑色绒布绣在红色横幅上后人们挂上去的。村里人看到红底黑字、富丽堂皇的横幅时,赞不绝口,说我家的男人字写得好,女人们心灵手巧。这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

  我们村是一个大村子,富饶、美丽,人们也比较开化。村里有一个戏台,每年阴历五月十三日开庙会,闹秧歌,特别热闹。外村的人赶着大车来看戏,就连平时不出门的大姑娘、新娘子都出来了。我特别爱看戏,也特别爱看那些穿着漂亮的女人。有钱人家的姑娘穿着新衣服,坐着长凳,打着伞,显得娇艳、气派。城里卖布的,卖杂货的买卖人也来做生意,人来人往,人山人海。每年的正月还有灯会,叫“九曲黄河阵”,用横竖栏杆搭成,栏杆上挂着灯,点上蜡,用灯布成阵,人们进去后,绕来绕去,会走的人能绕出来,不会走的人就绕迷糊了,最后只能从栏杆上跳出来。晚上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灯,妖娆而又壮观。抗日战争后就再没有搞过灯会。

  伯父的晚年很清苦,人们常说:老怕丧子。云润哥哥去苏联参加革命,从此再没有音信,是死是活不知道。云润哥哥结婚后,有一个女儿,就是云曙芬。云曙芬的妈妈原来叫葡萄,后来去延安改名叫云兰。1925年云曙芬才一岁多,云润哥哥就去了苏联。一直再没有音信,有人传说他1934年被斯大林大清洗了,也有人传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伯父还有一个女儿贵贵,贵贵姐姐嫁到土默特左旗一家很有钱的人家,她家在大青山有土地,台阁牧有店铺,每年的粮食都从后山运来。可是这家后代不务正业,抽大烟,家境败落。姐夫善庆也是大烟鬼,常年游手好闲,几年之中家庭破产,土地卖光了。贵贵姐姐生了一个女儿,叫云琳。女儿两岁时贵贵姐姐病死在塔布子,死时才20多岁。从此云琳就在姥爷、姥姥家生活,成了塔布子的人。云琳因为年龄和我们上下差不多,从小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后来我们都去了延安。

  伯父、伯母老俩口,本应相依为命,可伯母人很厉害,常和伯父吵架,吵起架很凶,人们说她人性不好。但是,伯母对供佛的事特别认真、虔诚。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她一定站在那里烧香、点灯,有时还供些酒、点心,显得那么善良、那么虔诚。往常和伯父吵架的凶样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伯父经常爱弄点菜喝点酒,蒙古人习惯边喝酒边唱,伯父这个时候很高兴,边喝酒边唱。可是,常常是喝着喝着就和伯母打起来了。伯父一天天年老,儿子没有音信,女儿早逝,心情不好。伯父也就没有心思经营,生活一天天走下坡路。后来,伯父家的几十亩土地全部典了出去。伯父去世也很早,不到60岁。以后我听说,伯父去世后的丧事是我二哥云浦一手料理的。伯父去世后,1940年云兰嫂嫂带着云曙芬辗转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以后云兰嫂嫂改嫁赵诚,赵如意是他们的孩子。

  我的父亲云明亮,平时人们就叫他二明亮。父亲没有伯父文化程度高,但也是念过书的人。父亲身体比较弱,性格内向,平时少言寡语,从不发火。父亲会讲许多故事,什么《三国演义》、《水浒》,村里人都爱听。一到农闲的傍晚,人们坐在戏台旁,听他讲故事。他讲起故事绘声绘色,围不少人,我小时候父亲给我讲过许多故事。父亲也爱下象棋,有时和村里人下象棋。村里南边有个龙王庙,北边有个关公庙,有一个看庙的道士。道士没有事干,父亲和他下象棋,总是父亲赢,吃饭时也不回来。母亲就让我二哥的孩子巴图去叫爷爷。父亲人缘特别好,在村里是有名的有正义感的大好人,很有威望。当地的蒙古人都很迷信,父亲在爷爷的影响下,不太迷信。但是到大年初一晚上也要接财神。父亲在地上洒点白酒,跪在地上,我们在一旁站着,等着。

  过春节时,晚辈要给长辈行礼请安。男的是一腿在前一腿在后,半蹲着,右手往下直伸。女的是双腿一同往下蹲,双手相握放在膝盖上,轻轻的往下压一下。这叫请安。过春节第一次见面要如此,见到平日多时不见的长辈,晚辈也要行这种礼节。我小时候跟母亲出门,常常看到晚辈用这种方式给母亲请安。我父亲是云氏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我又是同辈中年龄最小的,我的叔伯侄儿有的比我父亲年龄还大,他们叫我父亲“小伯伯”,是蒙古语,汉语是小叔叔的意思。

  父亲也是很有本事的蒙古人,因为土地纠纷曾经去托克托县衙门打官司。那是在民国元年,我们蒙古族的土地被汉族人霸占了很多,为了争回土地父亲在托克托县住了很长时间,后来官司还是打输了。那个年代,蒙古族的地位低下,父亲敢于和汉族人打官司是不简单的事,这样的性格和思想,对我们子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母亲嫁给父亲后,在家里里外外一把手,受到大家的好评。母亲人很善良,性格温和,从不和人吵架。她信佛,也经常烧香供佛。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同情穷人、同情弱者。左邻右舍谁家有困难时,她总要拿粮食、衣服、用品给人家。我小时候就经常帮母亲给人家送东西。住在我家南面院的叔伯哥哥云存存家,孩子多,生活困难,我经常替母亲和大嫂云亭给他们送吃的,有时提个小面袋,有时就是一碗米,一碗面,也深深地表现了母亲对他们的关心。母亲非常能干,母亲在家自己做醋、榨油,还会做黄酒。侄子布赫四五岁时自己爬到柜子上喝黄酒,喝醉了,从柜子上掉了下来。母亲的针线活好,家里老人、孩子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母亲饭做得好,按现在来说是烹调手艺高,不是说有多少肉啊油啊,同样的米面,她做出来就好吃。那时,我们家每年要雇两三个长工,不少人愿意到我们家干活,说我们家人心眼好,饭好吃,家里干净。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和父母一起的时候多,他们善良的性格对我的影响相当大。我记得,每天晚上父母总像讲故事一样,给我讲祖父母,讲我们的亲戚,讲村里的事。我躺在父亲母亲中间,也要把自己一天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们,问他们许多问题,他们什么都知道。

  伯父那木吉是长子,分的房子、地都是好的。伯父分的三间正房是瓦房。父亲是次子,分的是东西两边的土厢房。虽然分了家,我们还是住在一个院,院子很大,门朝南,木门扇很厚、很结实。东西厢房圈牲畜,堆放杂物。算起来,也有几十间房屋。院子中间有一块很大的场院,分开两面,伯父一面,我家一面,是秋天放粮食用的。我家的院子里还有一个碾碡,家里人磨粮食用,村里总有人到我家来磨粮食。

  我小时候经常到我伯父的房子里玩。伯父住的房子是祖父留下来的,那间房子虽然苍老,却很讲究、气派。房子里面顶棚是用纸糊的,那时,纸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家里穷的人根本不糊顶棚。伯父屋里地面铺长方形的砖,不像一般人家是土地。伯父住的屋子里面还套有一间小屋,供奉着佛爷。一个古式的大木柜里装着满满的汉文线装书,也有蒙文书。都是祖父留下来的。在那个时候,有那么多书,那可不是平常人家。伯父不让外人进去,也不愿意小孩子去,我们几个孩子进去玩的时间长了,伯母就把我们哄出去。

  我家的房子没有伯父家的好,在伯父正房的东、西两边,住起来不太方便。我家也有书、衣物、木柜。除了灾年之外,维持家里八九口人生活不成问题。我小时记得我父亲说,我家有一百五六十亩好地,至今我还能记得起来。在村东北有一块叫六十亩地,村西边不远有一块叫西大地,是我们种瓜菜的好地。在往西南比较远的地方叫“中队地”,东边往黑河去的路上有一块叫“黑河地”。加上园子地,有200多亩。因为我家里没有劳力,又遇灾荒,水、旱、兵灾都有,土地陆续卖了不少,家庭就一天天衰败了。除了卖粮食,家里没有来钱的地方。秋天过后,父亲跟着大车,一车一车进城卖粮食。一车粮食能卖几个钱?过大年要卖粮食,给儿子结婚要卖粮食。记得我二哥结婚卖了不少粮食。

  大哥乌兰夫1919年和云润哥就去归绥土默特高小读书了,1923年他们又去了北平,上蒙藏学校读书。在那里,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一起去了苏联。二哥云浦那些年也在读书。家里就是女人、孩子,父亲搞点经营,干不了多少农活。农活主要是雇两三个长工和几个短工干。收成不好时就用土地顶上工钱,土地就一天天少了。1939年我离开家去延安时,家里的土地已卖得差不多了。以后我家情况越来越不好,灾年父亲还去投奔过姑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家的大部分人去了延安,家里的经济状况更是走向衰败。1941年7月,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宪兵队烧了我们家的房子。大火烧了七天七夜,家里财产全部烧光了。

  云润和乌兰夫从小就由伯父教他们两人读书,伯父是特别认真的人,要求他们俩很严格。到开春时,伯父要去种地,不能教他们俩念书了,祖父特地从山西请了私塾先生教他们读书。从那时候,我家的正西房腾出来做书房。房子很大,有一盘大土炕,上面放着一个炕桌,先生、学生都坐在炕上。云润学习用功,写得一手好字。大哥乌兰夫淘气好玩,功课不算太好,字也写得很潦草。云润哥哥的毛笔字经常画红圈,乌兰夫哥哥的毛笔字经常打小叉,打八叉就是写得不好。伯父经常批评大哥,也埋怨我父母对儿女管教不严。大哥其实很聪明,反应也快,稍微一用功学习成绩就上去。云润哥哥靠的是用功。大哥因为淘气,先生对他管得特别严,大哥那时经常对先生搞恶作剧。一天,趁先生外出,大哥把一只旧鞋装满土,然后爬到门上,把鞋放到门扇上面,正在这时,伯父从外面进来,鞋从门上掉下来,鞋里的土劈头盖脸撤了伯父一身,大哥爬在门扇上下不来了,伯父不顾自己身上的土,急忙把大哥从门顶上抱下来。这件事家里人笑了半天,可正因为伯父这样的教育,使得云润哥哥和乌兰夫哥哥健康成长起来。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外出读书。

  大哥参加革命后,我们家的日子很不安定起来。开始时是国民党不断地去抓他,我们从小就知道在门外面放哨,只要一看见国民党警察来,大哥和同志们就赶紧跑出去躲避敌人的搜捕。后来是日本宪兵队来抓大哥,我们的弦一天都不能放松,躲避是家常便饭。经常听到哪里又贴了敌人通缉大哥的布告,全家人的思想总是绷得紧紧的,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个时候,生活很不太平,土匪横行乡里,搅得鸡犬不宁。我们也经常出外躲土匪。夏天,母亲带着家里的一群女人、孩子,躲在高粱地里,冬天我们就躲到脑木汗一个亲戚家。等土匪走了才敢回来。我家是一个大院,土匪有时就住在我家,家里被折腾得一塌糊涂,到处是粪便和柴草,好吃的东西被吃光。这样动荡的日子过了很长时间。

  冬天的一个晚上,布赫没有过来吃饭,母亲心疼孙子,给住在对面屋的孙子送饭,天黑,路上有冰,摔了一跤,把胯骨摔断了。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母亲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从此她不能走路,身体垮了。1938年6月,操劳一生的母亲去世了,她仅仅56岁。16岁的我失去了慈爱、善良的母亲。父亲受此打击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大哥乌兰夫受我党派遣在国民党的部队新三师做地下工作,远离家乡。然而,就在母亲去世后不久,1939年秋,坚强的父亲支持我和我的侄子布赫、侄女儿云曙碧去了延安。到1940年云兰嫂嫂带着云曙芬去了延安,我们一家人中的大部分人都参加了革命。连同叔伯家前后有20多人去了延安,没有父亲的支持,我们家绝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去延安投身革命。家里人走后,从此,父亲孤身一人,维持着一个不像家的家。父亲能舍得子女,还有什么不能舍弃的呢?什么土地、家产,在所不惜,父亲的命运和抗日、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我们一家抗日,在当地影响很大。日本鬼子经常到我们家抓人,父亲整天担惊受怕,度日如年,没有一天安稳日子,可他没有一句怨言。日本宪兵队、国民党前后三次烧我家的房子,最厉害的一次是1941年,四十多间房子和财产全部化成灰烬,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父亲流离失所,到处流浪,身体很不好。我那时在延安民族学院,听到传来家里被烧的消息心情特别沉重,想父亲,怀念自己生活过的家。从那以后,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我再没有了家。延安是我的家,革命需要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解放战争时期,我是骑兵,我的全部家当都在一匹马上。

  我最后一次和父亲见面是1943年冬,我从大青山根据地返回延安的路上,让交通员找到我的一个亲戚,告诉父亲来见见面。那天夜里,父女相见,悲喜交加,父亲显得很苍老。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头上被日本宪兵打的伤还没好,露着一片伤疤。因为出了叛徒,日本宪兵队到我家要抓我和孔飞。没有找到我们,就毒打老父亲,我的叔伯哥哥被打死,我二哥和报务员被抓走。父亲又一次受苦了。我看着父亲的伤,哭了。在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这一分离,我们父女何时能再相见呢?日本鬼子决不会放过对我家的迫害和搜捕。善良而又刚强的父亲怕我难过,很少讲他受的苦,一个劲儿地劝慰我:“你放心走吧,家里没啥。走吧。路上小心,路上千万小心。”这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子女们都走了,留下孤零零的父亲。大哥乌兰夫想接他去延安,托人捎信给父亲。大哥、大嫂带着两个侄子在黄河边等了十多天,不断有敌人来搜查,大哥怕敌人发现,不能再等下去了。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当可怜的父亲赶到黄河边时,大哥他们刚刚在头一天离去了。思念孩子的孤苦的父亲,面对着滔滔黄河,大哭一场。父亲不得不又回到家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父亲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在毕克齐照顾八路军的伤病员,看到他们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儿女,他想念自己的孩子们。可他再没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在照顾伤病员时,他染上疾病,默默地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杨植霖同志率八路军的官兵安葬了我的父亲——一个具有高昂民族气节的老人。

  我总想,我们家有那么多人参加革命,是我们家读书人多,接受新思想多。如果没有上辈的影响和一定的经济力量,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出去念书。当时的内蒙古西部地区,文化相当落后,在偏远落后的内蒙古西部地区,云氏家族真可以算得上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了。直到现在,有人总说我们家当时是很穷苦的人家,他们一是不了解情况,再就是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说穷比说富好。我认为应该讲实际,我们家如果很穷的话,云润和乌兰夫两个哥哥绝不可能外出读书,也没有机会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我和几个侄女儿、侄儿更不可能读书。我们家是较为殷实的人家。1939年我们家大部分人去延安后,家境逐年衰败,土地一点点卖掉,所剩不多。

  四、我们兄弟姐妹们

  父母有五个儿女,二男三女。老大是我的大姐,叫云存贵;老二就是我的大哥乌兰夫,原名叫云泽;老三是我的二姐,叫贵莲;老四是我的二哥,叫云浦;老五就是我,云清。我是父母最小的孩子,母亲生我时年龄很大了,差不多40岁了。那个年代,当地人们有很多说法,特别是不愿意要女孩。母亲不想要我,把我扔在外面,还是我父亲把我抱回来。我出生时,祖父已经去世,伯父和父亲也分家另过。我称爸爸为“阿爸”,叫妈妈为“额吉”,都是蒙古人的称呼。我小时候,母亲奶不好,经常是把我抱到别人家去吃别人家的奶。我叔伯哥云存存家是经常去的。

  我是1921年阴历11月27日出生的。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多,每天晚上,他们经常像讲故事一样,给我讲父辈的事,讲祖父、祖母还有亲戚们的事。大姐云存贵是1902年生,大哥乌兰夫1906年生,二姐贵莲是1909年生,二哥云浦是1912年生。哥哥姐姐们比我都大得多,二哥云浦比我还大九岁。

  我记事时,大姐云存贵已经出嫁。大姐夫家是大青山下十里坡村的一个大户,和五里坡、红带村是本家。他们家里很有钱。大姐夫的叔父是土默特旗的一个嘎拉达,听说土默特共有12个嘎拉达,他被称为森嘎拉达。他们家在前山、后山都有土地,每年冬天都从后山往回拉粮食、面粉。记得有一个地方叫黑山子,也有他们的地。大姐夫是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小名叫四庆,属于知识分子型的人,早年和云润哥哥、乌兰夫哥哥是小学同学,后来他们一起到北平上学,参加过进步活动,又是亲戚,他们来往多。大姐夫以后有病回家休息,抗战前病逝,大姐从30岁就守寡。因为姐夫排四,村里人称大姐为“四寡妇”。

  我小时候和母亲去过大姐家,那是大姐生孩子时。他们和叔父家住两套大院子,院外还有牛马圈和米面加工房。他们家是一个大家庭,人很多。我小时候,大姐常给我做鞋子。我听说,大姐还到归绥城打过官司。那个时候,一个妇女,一个寡妇,能到外面打官司,可是不得了的事。大姐是一个聪明、能干、善良的女人,她没有读过几天书,可她特别聪明,什么事都很清楚。了解她的人遗憾地说:她要是再有点文化,是个不得了的人。

  1929年秋,大哥乌兰夫从苏联回来后开展地下工作,大姐家就成了我党的联络站,大姐经常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大哥和其他同志,还给同志们做饭、放哨,好多老同志都得到过她的帮助,像奎璧、吉雅泰、乌兰夫和云浦哥哥都得到过她的帮助。我和孔飞做地下工作时,也得到了大姐的帮助。

  大姐家的十里坡村就在大青山山坡下,抗日战争开始后,八路军活动在大青山上,人们都知道大青山根据地。大姐家就成了八路军的联络点,大姐帮助八路军送信、买东西。上山下山的人还经常住到她的家里。我们家在塔布子是日本鬼子搜索的重点,日本宪兵队三天两头到我家搜捕,1941年夏,日本宪兵队烧了我家的房子。二哥是游击队长,在土默川一带打游击。父亲和二嫂、侄子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我父亲到大姐家住了一段时间,日本宪兵队又到大姐家抓人,父亲和二嫂、侄子躲到大青山里,大姐给他们送饭、送用品,一直照顾他们。一次,日本宪兵队到大姐家搜捕二哥,二哥正在屋里,日本人把院子围个水泄不通,跑是不可能的了。二哥在里屋,大姐在外屋锅台边正做饭。怎么办?大姐抓起一把辣椒扔在锅里,又往炕坑里填把柴火,大火烧辣椒,满屋子都是辣椒烟。日本宪兵队想进屋,满屋子辣椒烟呛得他们睁不开眼,在门口喊了几句,大姐冲他们也喊着说“听不懂”。日本宪兵队转身走了,没有进屋。这一次真危险把二哥抓走。

  1941年,日本宪兵队到我家搜查,见到乌兰夫大哥从苏联带回来的俄文版《资本论》,他们拿起来翻看着,大嫂在旁边心里紧张,表面上若无其事。日本人看不懂,问大嫂:“这是什么书?”大嫂骗他们说:“是经书。”日本宪兵队把书扔在一边,又去翻腾别的东西,折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搜出来。大姐悄悄把俄文版《资本论》书保存下来,解放后献给了国家,现在保存在博物馆。

  我和孔飞在1942年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也多次得到大姐的帮助。她帮助我们了解情况,掩护我们。地下工作被叛徒破坏后,她和大青山游击队联系,我们上了大青山,躲避了敌人的追捕。二哥因为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抓走,受尽酷刑。大姐到处找关系把二哥赎出来。

  解放以后,大姐从来没有向党、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她没有居功自傲,依然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自己孤身一人生活在十里坡村,住在几十年的老房子里。在她晚年,大哥乌兰夫,我和孔飞,都让她来家里住,她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每次只住很短的时间,真是一个一生要强的女人。她还常说:“我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生活,惯了。”人们不会想到,一个弟弟是国家副主席的女人,她一生一直过着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1983年,她住医院仅20天就去世了。大姐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叫珍珠,在呼和浩特旧城居委会工作,已去世。儿子叫孟和,在包头棉纺厂工作,1997年病逝。

  大哥乌兰夫排行老二,1923年到北京蒙藏学校读书,从那时起,他参加了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去苏联学习,参加了我党在苏联召开的第六次党代表会议。1929年秋,大哥乌兰夫受共产党的派遣回来做地下工作。那年我八岁,侄女儿云曙碧、云曙芬、云琳也六七岁了,大哥乌兰夫给我们请了私塾先生教我们念书,侄子布赫还小也跟着学。我父亲支持我们学习。读书在我的一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大哥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1941年大哥乌兰夫接受中央指示,离开地下工作的地方,也去了延安,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他领导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他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他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华北局书记,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他的子女云曙碧、布赫、乌可力、乌杰都有成就,云曙碧是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会长,已经80岁高龄,还常年奔波在救灾、防病第一线;布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可力曾任过长城公司副总经理,我国卫星上天,他也立有卓越功勋;乌杰原任山西省副省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还有几个孩子也在干着自己的事业。

  二姐叫贵莲,小时跟伯父学过文化,个性强,有本事,按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女强人。她的婚姻是不幸的。她的第一个丈夫家姓伊,有钱、有地位,公公是土默特旗的嘎拉达,称为伊嘎拉达。丈夫是一个抽大烟的阔少爷。婚后生有一个女儿,不久,整天倒在床上抽大烟的丈夫因病去世了。二姐的公公要二姐给他们管理脑木汗的土地,二姐拒绝,决定改嫁。她第二个丈夫是托克托县五十家子的人,姓胡,开一个车马大店,比她大20多岁,他们生有一个儿子。由于生活的坎坷和心情的不愉快,二姐40多岁时就去世了。

  二哥叫云浦,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大青山打游击。我们兄妹几个,参加革命都远离了家乡,就他离家近,父亲一直是他经常照顾。二嫂和两个侄子巴图、云昆山跟我父亲一起生活。1941年日本鬼子烧了我家的房子,要抓我父亲,父亲和二嫂、侄子没办法,到处流浪。最困难时躲到大青山的一个山洞里,怕敌人发现,白天不敢生火,只靠才六七岁的侄子巴图骑个小毛驴到我大姐家拿些干粮度日。山洞阴冷阴冷的,又没火,二嫂得了病,不久就去世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二哥带着侄子巴图,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侄子云昆山没办法一起带走,留在了家乡,他到处流浪,跟着戏班子,给人家端茶倒水混口饭。1949年,全中国即将胜利的前夕,我二哥当时在锡林浩特任经贸处长,运送物资时,因公殉职,被定为烈士。很遗憾,他也没能看到革命的胜利。二哥的两个儿子,50年代大学毕业,巴图是医生、教授,云昆山是图书馆馆员,他们现在都已退休。

  我是父母最小的一个女儿,比侄子、侄女儿大不了多少,和侄子、侄女儿们一起长大。因为我的辈分比他们大,从小大人们不管在什么事上总对我说:“你是姑姑呢。”于是,我这个小姑姑不管什么事都得让着他们,养成我内向、忍让的性格,什么事都不爱出头露面。大哥回到家乡做地下工作后,国民党、日本宪兵队经常到我家搜查,我们不断地要躲避敌人,有时大哥和同志们开会,我们孩子还要放哨。我就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长大。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哥乌兰夫到绥远做地下工作,以土默特高小教员的身份做掩护,我也和侄子、侄女儿到绥远去读书,和大哥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俗话说:“老嫂比母。”大嫂对我像母亲一样。以后我和大嫂的关系一直非常好,在国家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我和孔飞给她送去部队打的黄羊。平时,经常带点什么东西去看她。在“文化大革命”那么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一直照顾大嫂,我被关起来后,我二儿子常去帮她做点什么。大嫂去世我非常难过。

  在大哥的引导下,1939年我离开家去了延安,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1941年我和孔飞结婚,1942年我被调到中央社会部,和孔飞冒着极大危险去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后来出了叛徒,工作被破坏,我和孔飞也险些被日本宪兵队抓去,连夜上了大青山。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骑兵部队,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骑兵三师我担任干部部长,1950年定为准师级,1955年才转业到地方工作。在内蒙古党校、内蒙古妇联、内蒙古监委工作过。“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残酷的迫害,1975年,我到内蒙古财政厅担任副厅长,后又到内蒙古人大常委会任专职常委,1992年离休。我的丈夫孔飞,“文化大革命”前是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内人党”,几乎被打死。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所列的被残酷迫害的人名单中就有孔飞的名字,可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迫害之深、之最。“文化大革命”后,孔飞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是内蒙古自治区经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第二届政府主席。从主席位置上退下来后,担任全国第六、七届政协常委。1993年1月23日去世。

  我有六个子女,“文化大革命”前有两个上了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四个小的有的下了乡,有的当了工人。后来大学重新开始招生,他们先后考上大学。现在他们中有著名律师、计算机专家、气象专家。其中有两个在国外工作,一个搞计算机。另一个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搞基因研究,研究水平及成果位居世界前沿,还是博士后的导师。

  我感到,我的大家庭,是一个奇特、敢于创造奇迹的家庭。在70多年前,大哥首先冲破束缚,接受革命思想,他影响了我们一家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我们舍弃了土地和全部财产,出走了。在中国北疆偏远的地方,我们一家走过的路,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每当我想到我们家的过去和现在,心情格外激动,我可爱、可敬的亲人们,我永远怀念着你们!

  阿木兰整理

  2000年7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09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抗日战争中的乌兰夫一家

<标题>=抗日战争中的乌兰夫一家

<类型>=g1

<作者>=云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迎来了50周年纪念,漫长的半个世纪匆匆而过,我由一个年轻的抗日女战士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经历的许多事情都随岁月的流逝淡忘了,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带给我国人民的深重灾难不能忘记,抗日战争中我的家人做出的牺牲更不能忘记。

  1929年秋天,大哥乌兰夫受中共中央指派从苏联回到家乡土默特一带做地下工作。那年我7岁,从此,我们家的日子发生了变化。经常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出入我家,大哥也经常穿着农家衣服或出门、或下地和农民们一起干活。大哥看到家中我们几个女孩子六七岁了还没读书,就打破当地女孩子不读书的旧习俗,请来教书先生,在家里教我们。有我,侄女儿云曙碧、云琳,侄儿布赫等几个小孩。大哥那时做地下工作,家里生活很不平静,国民党特务三天两头来搜查,家里的大人、孩子经常为大哥和来的同志们放哨,村里的乡亲也掩护大哥,我们一家就在这动荡的时光中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懂了许多为国家、为民族解放的道理,知道大哥在干革命,是为将来人民当家做主而奋斗,在我们的心中播下革命的种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紧接着又占领了热河省。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要求,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把绥东、察北、冀东划为日本侵略者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从此,内蒙古西部地区处于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的危险之中。

  1934年初,大哥乌兰夫到归绥(呼和浩特)城土默特高小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2岁的我跟着大哥、大嫂和侄女儿、侄儿也到了绥远,在土默特高小上学。大哥乌兰夫和奎璧等同志积极宣传抗日,开展各种抗日活动。我们这些小学生有时也举着小旗上街游行,群情激昂振臂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日爱国歌曲。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成长起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就在这年7月,我高小毕业,考上了蒙旗师范。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向绥远践踏之时,在中国人民面临当亡国奴之时,我们蒙古民族也不可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我明白上学是不可能的了。父辈酸甜苦辣的生活,大哥出生入死的革命活动,使我们全家知道,我们要走抗日、革命的道路。大哥乌兰夫那时正在组建由我党控制的部队——蒙旗保安旅。在他随军出发前的一个晚上,和我谈了许久。大哥乌兰夫知道我特别想读书。当时家里没钱,小学毕业为了能上学,我报考的师范,师范院校是免费的。我已得知考上蒙旗师范,学校录取榜还是大哥陪我去看的,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日寇的强暴下,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想学习,以后会有机会的。”我告诉他:“我想抗日。”大哥说:“想抗日,要参加革命,这很好。要记住,抗日、革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准备吃苦,更要随时准备牺牲,革命是有牺牲的。”几十年来,我每想起这些话,就越来越体会到“牺牲”的含义。按照大哥的安排,我先回了家乡塔布子。

  1938年8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归绥城。

  1938年的秋天,八路军上了大青山,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二哥云浦和我的叔伯侄子旺旺参加了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云浦担任了托克托县的游击队队长。

  1939年秋天,绥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先后几批送爱国青年去延安。第一批走了21个人,其中有我家和我的叔伯亲戚家9人。我是十月离家去延安的。抗日战争时期我家前后有15个人参加了革命,后都入了党。去延安的有我,我的侄子侄女儿云曙碧、布赫、云琳、云曙芬、云承烈、云照光、云晨光、金玉,还有我的叔伯嫂子、云曙芬的妈妈云兰(原叫葡萄)。年幼的布赫才12岁。1940年,大嫂云亭带着侄儿乌可力、乌杰到了大哥乌兰夫所在的新三师,后来他们和大哥乌兰夫一起辗转到了延安。大哥乌兰夫(云泽)和叔伯哥哥云润(云曙芬的父亲)是20年代入党的党员,算上他们两人是十七个人参加革命。云润入党后去了苏联。我家12口人走了8口,只留下年迈的父亲、二嫂和年仅几岁的侄儿巴图、云昆山。

  革命、抗日的道路艰难,留在家乡的亲人更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挠。日本鬼子、汉奸决不放过我们这一家人,多次到我家搜捕。1941年初夏,日本宪兵队又直冲我家扑来,当时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家。村里人一看来了日本宪兵队,赶快跑到我家对我父亲说:“快走!日本宪兵队包围了村子。”出村已经不可能了,父亲急忙躲到住在村边的我叔伯哥哥云存存(云照光的父亲)家。存存哥把父亲藏在一间堆放柴草的破房子里。日本宪兵队在村里穷凶极恶地四处搜查,父亲躲在那里不能出来,整整一天,没吃没喝,深夜日本鬼子走了,他才出村逃走。丧尽天良的日本宪兵队进村后直奔我家,家中空无一人,日本鬼子恼怒至极,点燃大火焚烧我家房屋。那时,我家和我伯父家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顷刻之间,几十间房屋成了一片火海。我祖父、伯父、父亲都是识字之人,家中有不少书,还有很多旧式木制家具,随着房屋大火全都成了灰烬。大火烧了六七天,我家几辈人住过的院落成了一片废墟。家中养的一条老狗,看着主人家房屋火光冲天,一直趴在院中凄楚地叫着,谁也无法把它从院子里赶出来。它的叫声一天天弱下去,一直到大火熄灭,狗也死去。老狗以死来反抗那些凶残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粮食、衣物、房子全烧光了,父亲、二嫂和两个侄儿无处安身,没吃没穿,到处流浪。父亲躲到大姐家。大姐叫云存贵,30多岁,早已出嫁到大青山下的十里坡村。大青山的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来往于她家,大姐给他们做饭,传递消息,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父亲他们在大姐家住了一段时间,日本宪兵队继续搜捕他们,大姐家也待不住了,父亲他们躲到毕克齐镇北面大青山东沟的一个破窑里。内蒙古西部地区冬天特别冷、特别长。山上更是寒冷,秋天就下雪了,狂风卷着雪花扑向一切角落,滴水成冰,寒气袭人。破窑没有门,堵了一捆柴火挡风。怕烧火冒烟被日本鬼子发现,整个冬天既不能烧炕,又不能生火做饭,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气里,窑洞里阴冷得疹人,父亲他们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冬天。由于日本鬼子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青山附近没有人烟。父亲他们的生活全靠才六七岁的侄儿巴图。巴图隔三两天就骑着一头小毛驴下山到我大姐家取食物,探听消息,来回几十里。在这样艰苦的生活环境里,二嫂得了病,不久就去世了。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配合友军,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延安我党中央选派一批干部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情报工作。我和孔飞刚结婚不久,我们接受了派遣。孔飞和我带一个报务员到伪蒙疆一带搞地下情报工作。

  孔飞和我工作很谨慎,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情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正当地下工作逐步深入的时候,和我们同时被派出的贾振业(后改名于明)叛变了。1943年8月,叛徒贾振业带着绥远城的日本宪兵队到塔布子村抓孔飞和我。当时,我和孔飞正在张家口。日本宪兵队在叛徒贾振业的带领下,直奔我叔伯哥哥云存存家要人。存存哥哥根本不知道我和孔飞的去向,丧失人性的日本宪兵队惨无人道地毒打存存,年仅40岁的云存存哥哥被毒打致死。日本宪兵队又闯进我家向我父亲追问孔飞和我在哪儿,父亲什么也不说,凶狠的日本鬼子把老人打伤。我二哥云浦和假扮我家长工的报务员柴宝义被抓走。我家又一次遭受洗劫。

  日本宪兵队在我家大肆横行时,我和孔飞正在张家口开展地下工作。那两天,我们正打算回大姐家准备下一步的工作。从大姐家到我家要走几十里路,正是8月,路旁的庄稼长得高高的,山里有土匪,大姐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大姐让长工马喜大哥去我家探听消息。当天晚上马喜大哥急忙赶回来告诉我说:“不得了,你家出事了。日本宪兵队去抓你和孔飞,找不到你们,存存和他的大儿子被打,你父亲也被打了,你二哥云浦和一个长工被抓走了。”孔飞和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特别突然。可当务之急是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我和孔飞商量后,让大姐设法找绥远城里的关系救云浦和报务员出来。孔飞和我不顾自己的安危,当夜返回张家口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第二天夜里又赶回大姐家,连夜上了大青山。孔飞和我冒着极大危险打开的地下工作局面被破坏了。

  上山后的第二天,孔飞又冒险下山到绥远城找官保扎布,告诉他出事了,工作暂停,了解被捕人员的情况。大姐几天后告诉我们,二哥云浦被打得很厉害,一直在日本宪兵队关着。一个多月后,二哥云浦被保释出来,他伤得很重,不能行动,住在毕克齐养伤,从那以后,他的身体就垮了。二哥云浦托交通员栓罗子给我们带话:“出了叛徒,姓贾的是叛徒。他和我在庭上还对过质。让孔飞和云清快走,快走。”

  12月,延安方面通知我和孔飞返回。我经山西偏关回延安,经和林时,让交通员找到我的一个亲戚,告诉父亲来见见面。那天夜里,父女相见,悲喜交加,父亲显得很苍老。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头上被日本宪兵打的伤还没好,露着一片伤疤。为了我们的工作,父亲又一次受苦了,我哭了。在那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这一分离,我们父女何时能再相见呢?日本鬼子决不会放过对我家的迫害和搜捕。善良而又刚强的父亲怕我难过,很少讲他受的苦,一个劲儿地劝慰我:“你放心走吧,家里没啥。走吧。路上小心,路上千万小心。”这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回到延安,我们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我的大哥乌兰夫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我的侄儿侄女儿有的在延安民族学院,有的去了别的抗日根据地。都战斗在抗日的第一线。大哥乌兰夫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全中国人民的奋力反抗下,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了。1945年9月,八路军第一次解放毕克齐镇。在家乡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步行50多里去看望八路军。见到八路军战士,就像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亲生子女一样亲。八路军战士当时染病的人很多,父亲不分白天、黑夜帮助照看八路军的伤病员。不久,父亲病倒了,缺医少药,就在父亲刚刚看到抗战胜利之际与世长辞了。大青山游击队负责人杨植霖正在毕克齐,他和八路军部队的几百名官兵怀着无限崇敬、遗憾、悲痛的心情,为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我的父亲,一个普普通通的蒙古族农民,本可以生活得不这么苦,不这么累。他有房屋,土地,子女,可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摆脱日本侵略者的奴役,把自己的子女、亲人,一个个送去参加革命,参加抗日,而自己过着遭受国民党、日本宪兵队搜捕的危险生活,过着动荡、生离死别的日子。他没有任何个人的要求,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谁又能说他不是一个有着崇高思想境界的人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大哥乌兰夫才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我们深感悲痛。我因父亲的永远离去沉默了许久许久……

  父亲去世后,二哥云浦带着大儿子巴图随八路军去了张家口。家里只剩下无法一起带走的小儿子云昆山,他才七八岁,生活无依无靠,后来跟着戏班子四处漂泊。给人家端茶倒水,没少挨打挨骂。直到1949年绥远解放,我大姐才找到他,送他上了学。

  二哥云浦解放战争时期在锡林郭勒盟负责运送物资,国民党到处轰炸,道路破坏很厉害,全是巨大的弹坑,云浦坐在第一辆车上,在夜里车翻下了弹坑而牺牲。叔伯侄儿晨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如今,我们国家欣欣向荣,在国家、民族的发展中,我永远不能忘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我们一家三代的巨大牺牲,不能忘记各民族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

  历史的丰碑将永远屹立。

  1995年9月云清记述

  阿木兰整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0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同叛徒斗争五十年——记叛徒于明的丑恶嘴脸

<标题>=同叛徒斗争五十年——记叛徒于明的丑恶嘴脸

<类型>=g1

<作者>=云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善良人的缺点是不善于提防恶人的阴谋与陷害,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毛泽东同志有句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我还要加一句“与鬼斗”。蒲松龄笔下的鬼,常常还有好鬼、善鬼。我写的这个鬼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地狱的鬼,是人,是一个人间的鬼。

  在呼伦贝尔盟工作过的同志们,不少人知道有个叫于明的人,于明40年代原名叫贾振业,1946年从延安出来到呼伦贝尔盟后改为于明,任过43团的政委。50年代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过的同志可能听说过或者认识于明,于明解放初期任过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行政处长。以后于明担任呼伦贝尔盟建设局的副局长等职务。

  但是,善良的人们可知道,于明是一个害了多少革命同志的叛徒!是一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两面派。

  今天在我晚年时,在党的政策允许下,我要把这椿历史公案公布于众,大白于天下。让善良的人们知道历史,知道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是怎样害人的,怎样害了我和一些党的好同志达50年之久。

  一、一个特殊的使命

  那是在延安,1942年秋天,我和孔飞结婚一年多,一个特殊任务下来了,中央社会部调孔飞去那里报到,要给他派新任务了,具体做什么工作我不知道。孔飞到社会部工作不几天,中央组织部来通知要我去谈话。中央组织部接待我的是一位处长,名字已记不清了。组织部的办公室是在杨家岭的北山山坡上,我到那里和这位同志见了面。谈话很简单,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讲,要调我和孔飞一同出去工作。那时我刚从延安民族学院的学生班调出来,到民族学院图书馆工作。说实在的,当时我思想很矛盾。从我和孔飞的关系来说,我愿意和他一同走,但是从我自身考虑,我又不愿意离开延安,因为我来延安是经过一年多的周折才到来的。而且我刚来到这个梦寐以求、历尽千辛万苦所希望来的地方,怎么能又很快离开了呢?我到延安学习的时间很短,才一年。再说,让我和孔飞走,到底上哪里去?是东三省,还是什么地方我都不清楚。我考虑了一下,我和孔飞关系很好,让他一个人走,我实在放心不下。最后我还是因为和孔飞深深的感情,同意调到中央社会部。我同意调动后,组织部的同志才告诉了我注意的事项:(1)保密;(2)守纪律;(3)接触的外国人生活习惯不同要谅解他们。我很快收拾了我那简单的行装,到枣园中央社会部报到,社会部安排我住在枣园后沟山上的窑洞里,等待着同孔飞一同出发。同屋里还有另外一个女同志,她个头很小,看样子也只有20来岁。仅有两个女人,虽住在同屋,不能说话,只是相对笑一笑,点点头。以后听孔飞说这位同志的爱人姓金,她也是和丈夫一同派出去工作的。

  我们是受第三国际领导和派出的,负责我们训练、派出的都是苏联人。我们是为配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去敌占区收集情报的。

  离开延安之前的一天,我和孔飞去民族学院看了哥哥乌兰夫。他当时已来中央党校学习,住在民族学院的一间窑洞里。哥哥看到我们来很高兴,当他听说我们就要走了,要去敌占区工作,哥哥鼓励我们好好工作,要做无名英雄,但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许会有牺牲。这几句话多少年了,我都没有忘记。几句临别赠言正是哥哥多年做地下工作的深刻体验。

  按地下工作规定,凡是延安边区用的东西,包括衣服,被褥,生活用品都要换成国统区或敌占区的东西,在我们就要离开延安之前,一天上街买东西回来天色已晚,赶不上机关的晚饭了。我和孔飞就在枣园前边一家饭馆吃饭,遇上于明(在延安时叫贾振业)。于明正和民族学院一名叫李芳的女学生在那里吃饭。于明看到我和孔飞,喜气洋洋地走过来和我们说话,他说他已调到中央社会部准备到敌后工作。

  于明,原名贾振业,汉族,土默特旗察素齐人,父亲是商人,据说父亲在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开大烟土商店。于明1938年参加革命,是真正出于爱国抗日参加了革命,还是有其它目的,很难说清。于明以后到延安,开始是在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民族学院成立后,到民族学院学习。在民族学院学习时,和我是同班,我因为1941年才到延安,比他们晚,开始不认识于明,以后才注意到这个大名鼎鼎的于明。于明瘦高的个子,长脸,小眼睛,还镶一颗金牙,一笑闪闪发光。那个时候,哪里有革命同志镶金牙的,再加上他的做派,我们不少人觉得他就像流氓、地痞之类的人。我们很少看到于明在班上学习,他追女同学,平时怪话连篇。同学们议论于明表现不好,说他不老实。听同学们说,于明常常去蒙古语班和伊盟来的一些同学学习蒙古语。我当时想,于明所以不在班上学习,而经常到蒙古语班学蒙古语,大概就是因为人缘不好,逃避人们对他的议论吧?我也听支部书记刘璧同志讲,于明曾经入过党,但是预备期延长过好几次,最后支部通不过被除名。刘璧同志讲:“于明预备期延长几次,转正时通不过,校长李维汉同志提出,‘要这样的党员干什么。’就这样取消了于明预备党员资格。”这还是在陕北公学时候的事,那时学员中蒙古族党员并不多,根本不存在像于明说的什么“民族偏见”之类的理由,纯属谎言。

  孔飞同志在民族学院时参加院党总支工作,对于明由于表现不好,连续几个预备期都没有转正,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的事情是了解的。孔飞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能派出去作地下工作?出于对党的工作负责的精神,孔飞同志把于明在民族学院的表现向社会部的领导孙平反映了。孙平是一个苏联人。不知道为什么,于明还是被派了出来。听有个同志讲:“为什么让于明出来,主要是利用于明的社会关系。”详细情况,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打问,对组织上的决定我们还能说什么?那次社会部派出工作的人数不少,工作地区不同。孔飞、我加上报务员三人是派往察绥地区,主要是针对伪蒙疆上层军队工作的。

  离开延安时,只是对于明作了一些限制,当时没有让于明带报务员,于明一个人带了一部电台,也算一个小组。我们其他的小组都有报务员。

  这年十月间我们离开了延安,踏上了去往敌占区的道路,任务是复杂的,工作究竟怎么搞法,我们对去的地方还不了解。

  我们由延安出发时一同走的有三个情报组,我们这一组是孔飞、报务员柴宝义和我三人。另一组是段威和报务员魏良两人。于明自己一人是一组。护送我们的是社会部干部邢相生同志。加上邢相生和他的警卫员一共八人由延安出发,经过白区(榆林),邢相生身穿军衣带着国民党十八军团的介绍信。为了避开嫌疑,邢相生和我们虽然同路,但保持一定的距离。离开榆林不久,段威和报务员魏良同我们分开了,去马占山部队找他的父亲去了。

  于明和我们是同路,我们要到土默特旗,他到察素齐。我们经过米脂县时,遇见了刚从延安民族学院调到米脂县任县委书记的赛农同志,赛农同志看我们和于明同行,很警觉地对我们说:“你们怎么和这个人(指于明)一同走?这个人很不老实啊!”孔飞说:“这是组织决定的,我也没办法。”赛农同志在延安民族学院时做过党务工作,对于明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以后于明的行为证明赛农同志是很有眼力的,没有看错人。

  邢相生同志一直护送我们快过黄河时,才返回山西。

  回想起来,于明在路上的表现,真是千变万化。一开始上路,于明自荐要给我们大家管伙食。我们那时在延安苦惯了,也想不起来吃点儿什么好的。于明每到一个地方总想办法把伙食搞得很好,到榆林时,一进店门,就叫店主包包子,到沙圪堵这个小地方又让店里做了好几个菜,快过黄河时在一个老乡家,又让人家做的油炸糕。

  于明就是和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延安出发前要换服装,可是跑遍了延安市场也买不到一尺洋布,因此我们一直没有把服装搞齐全。到榆林时才有洋布卖,我们才买了洋布做被子。我们大家买的被面是普通花布,于明却买的是红缎被面,绿缎褥子,就像准备结婚似的。年青的柴宝义,魏良同志和于明开玩笑说他“准备结婚了”。我看到这些,觉得于明很俗很低级。我们到敌占区工作是一项艰苦、危险的工作,要准备吃苦,不是来享福的。当时我对他就有一种看法,觉得于明没有吃苦的精神准备,总觉得他不像一个革命者,像是一个大少爷,像一个地痞流氓之类的人物。

  这都是一些印象,我们绝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叛变。

  为了避开敌人的据点,我们在托克托县喇嘛湾北边的小渡口过黄河。时已隆冬,河的上游已经结冰,老大的冰块顺着河床向南淌去。记得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风大浪大,我们几个人坐着一只小船,船的四周漂浮着冰凌,不小心,船会被冰块撞翻到河里。有经验的老船工,总算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了河的北岸。

  初过黄河,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良民证”的问题。因为黄河南岸是解放区,一过黄河就进入敌占区,到处设路卡查行人的良民证,没有“良民证”我们连路都走不了。在中央社会部培训期间,为到敌占区开辟工作做了好多准备,唯独到敌占区之后的良民证怎么搞到没有准备。没有良民证在敌伪统治区寸步难行。孙平他们是苏联人,对我国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还不让我们找地下党,怎么搞到良民证就成了大问题。良民证不好搞,如果造假的良民证又怕靠不住,万一出问题不好。我们只好想到敌占区之后再弄“良民证”。但是谈何容易,“良民证”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弄到手的。以后我们去敌占区为了搞这个东西,真是费了好多周折,绞尽了脑汁。

  过黄河后我们只能在夜间行路,于明要回察素齐他的家。按照规定,过黄河之后我们应该分手,各走各的,这是情报人员的规矩。可是,过河之后于明口口声声说不认识路,东南西北也分不清,非赖着和我们一同走。我和孔飞太善良了,我们想,总还是同志啊!一同出来了,不能不照顾,当时黄河以北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到处设置关卡,如果他误闯入敌人据点那我们全完了。于明这时成了我们的累赘,摆又摆不脱,只好一同走。

  一路上,于明对于伊克昭盟、托克托县以南,黄河两岸故意表现出不熟悉。过了河从哪条路往察素齐走他总说“不知道”。我们因为没有良民证只好夜里走路,头一天过黄河之后,早上到了托克托县五十家子,我二姐家在托克托县五十家子村。经过那里之前我们把电台埋在野外。我二姐家开一座车马大店,每天人来人往,我们可以混作是住店的旅客,在她们家住下。我们一行四人到了我二姐家。一整天我们没有出门,为了缩小目标,第二天晚上把报务员柴宝义留在二姐家,我、孔飞和于明离开五十家子,来到塔布子村。我们让于明离开我们,这时于明仍然不敢单独行动,说不认识到察素齐的路。其实,察素齐离这里也就是几十里路,于明就是在这一带长大的,他怎么能不认识路?可是,他就是不离开我们,没办法,我心里有火,赶又赶不走,于明就一直和我们到了塔布子村。

  到塔布子村时,已经是当天的深夜。

  我离开家已经好几年了。1941年夏天,我家的房子被日本宪兵队烧得精光,这一事情是我在延安听到的。二哥云浦托由大青山回延安的同志给我捎了一封信,我才知道。这又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家里以后情况怎样就再不知道了。我们村是一个大村子,再早土匪、官兵经常过往这里,有的驻扎,有的休息、打尖。这次我们突然回来,现在家里、村里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打听一下家中的情况。

  我没有立即进我们家院子,当时房子虽然被敌人烧光,还有一个锁着门的大院。我的叔伯哥云存存家,住在村西边。1939年,云存存哥哥的两个儿子云照光、云晨光都到延安学习去了。云存存是一个老实可靠的人。我们进村后先到了村边云存存家。于明自己不敢回察素齐,总说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也跟着我们到了塔布子村,和我们一同到了云存存家。谁能想到于明这次来,仅仅待了几个小时,以后却给云存存本人和我们全家人带来多大的灾难!

  于明到了云存存家之后,话多的像开闸的水,滔滔不绝说起延安的情况,以及存存哥的两个儿子的情况,和云存存的关系似乎比我们还近乎。存存哥,思念着自己的孩子,企盼着听到自己儿子的消息。那天晚上,存存哥看到我们是那样的高兴、亲热。听到了延安的情况,两个儿子学习的情况,多少苦难全都忘记了。他看到了希望,有了盼头,一切都会好的。眼前的困难,没穿没盖,没吃没喝,还算什么!那天晚上,于明和云存存谈了许久,存存哥还想留他吃顿饭,说没有好吃的菜。

  我在一旁直催促于明:“你快走吧!我们再不能一同行动了,这是规定,是纪律啊!”于明又说他不认识去张各塔他舅舅家的路,存存哥带着关心歉意的神情把于明送到塔布子村外,指给他要走的路。可怜的存存哥,一个善良的贫苦农民,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个对他滔滔不绝讲着革命大道理的人,讲着未来美好憧憬的人,在半年之后将他置于死地了。

  于明走了,他什么时候回了察素齐,怎么回去的,又上哪里工作,我们再没有打听,因为这是纪律。我和孔飞是守纪律的人,组织上怎么教导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严格遵守组织纪律,不打折扣。

  二、于明叛变

  我们回到了家,对我们和于明同路回来这事,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我的二哥云浦和我的父亲。一直到1943年8月云浦被捕之后,在敌人法庭上日本宪兵队让于明出来和他对质,于明诱劝二哥:“我和你妹妹、妹夫一起从延安回来,我们认识。只要你说出你的妹妹云清和妹夫孔飞在哪里,就有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不说,你就不能活着出去。”这时二哥才知道和我们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人——于明。二哥云浦受尽酷刑,但是就是不讲我们去哪里了。

  50年代初,我去乌兰浩特时,云生格同志和我说过:“云浦对你和孔飞有意见,1942年由延安回来工作,同时有谁回来没有和他说,致使家里人一点儿防备也没有,害得他坐监狱受酷刑不说,工作也受到破坏。”这时我感到云浦说的是对的,我们地下工作在苏联人那种死板的教导下,机械地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的束缚,认为那样做才是对的。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依靠我们的同志。云浦本身就是八路军的游击队长,又是自己的亲哥哥,他了解情况会帮助我们。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只知道于明这个人表现不好,谁又能预料到于明叛变当了叛徒呢!

  1943年8月6日,我由张家口回塔布子村取放在我家的电台,中途在旗下营我的同乡叔叔云全刚家住下,我找他是因为他当铁路警察经常给八路军办“良民证”。正赶上下雨,他留我住了两天。他帮我办好了良民证。从这以后我有了正式良民证,不用再每一次出门由村里开通行证了,我特别高兴。

  当我高高兴兴地带着拿到手的“良民证”之后,坐上火车到十里坡我大姐家。大姐知道我有几个月没有回家了,谨慎小心的大姐派长工马喜大哥去我家看看。傍晚,马喜大哥急匆匆地回来报告,说塔布子家里出了事。说两天前,8月9日,厚和市(今呼和浩特)的日本宪兵队去我家搜查,抓走了我的二哥云浦及报务员柴宝义同志。我们带的电台也被搜出来拿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情况,我一时弄不清头绪。正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时,孔飞这天按照我俩分手时的约定,也由张家口来到大姐家。因为我们在张家口利用韩子宜和在伪蒙军任职的官保扎布的关系,已经联系好决定由官保扎布用汽车把电台带到张家口。可是,家里突如其来发生的变故,把我们半年多冒着危险拼着命找人、做工作,研究安置电台、运送电台,办证件等等所做的一切工作一下子告吹了。

  问题出在哪儿?那天晚上,我和孔飞站在十里坡村口,研究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已经暴露,不可能继续留下了。是我们自己就此马上逃跑呢?还是通知有关人员转移,并且安排好以后来人要接头的工作关系?我和孔飞深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紧急关头,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工作,是那些帮助过我们工作的人们。我俩又分析了形势,敌人抓去二哥云浦和柴宝义之后,有审讯过程,柴宝义才十七八岁,年龄小,能不能坚持住还不好说,但是不会马上供出我们。再说,我们现在在何处连云浦、柴宝义也不清楚。敌人并没有设下天罗地网,有几个人认识我们!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先去张家口通知韩子宜转移。

  韩子宜是孔飞的表哥又是妹夫,是冀察热辽党组织了解过的,我们由延安出来时,也是组织上要我们利用的对象。而且,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下,韩子宜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和孔飞立即坐上当天晚上十来点钟的火车返回张家口。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张家口。韩子宜当时是伪蒙疆政府重要官员,担任弘报局代理局长。他住在张家口市内城墙里面玉皇阁庙内的东厢房里。我和孔飞到张家口下火车之后,在玉皇阁附近观察了许久,这里仍然和我们离开时一样平静。我们看没有什么变化,这才走进玉皇阁庙内,韩子宜在屋子里和两个人说话。孔飞用蒙古语说了几句,韩子宜打发走那两人。韩子宜边和他的小儿子玩耍,边和我们相互打问了几句后,孔飞把塔布子发生的事对韩子宜讲了,韩子宜听到这突然发生的事情后脸色立即大变,坐立不安,一直在屋内踱来踱去。孔飞对韩子宜说:“柴宝义知道我们在张家口的住处,他年龄小,如果供出来,你会有危险。你是不是去北京躲避几天?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韩子宜沉默了好久,最后说:“我和你们一同走。”那天我们胡乱地吃了一顿饭,准备坐当天的火车离开张家口。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各自分头去火车站。当我们离开玉皇阁那间像一只大海中飘摇的小舟似的屋子时,韩子宜的妻子孔肇明正躺在床上哭泣,三个不懂事的孩子瞪着大眼茫然地看着我们出了门。就这样,韩子宜丢官弃家,和我们一同出来参加了革命。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韩子宜的这个决定,使他一生在坎坷中度过。

  那天晚上,我们一行三人上了火车,分坐在三个地方。我们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察素齐,赶到大姐家,在我大姐云存贵的帮助下,由大青山交通员张拾罗连夜带我们上了大青山。这已经是第三个晚上,我已三夜没有合眼了。这时水磨沟,除了流水声和偶尔鸟的声鸣外,什么动静也没有,多么安静啊!我真想躺下睡几天,但是,我们还要赶路,我一边走,一边睡,孔飞把我拉上了大青山。

  工作被破坏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还没弄清,我和孔飞两人一整天坐在山上考虑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上山一天之后,孔飞坚决要下山,要到厚和市(今呼和浩特)找官保扎布同志,一是通知他出了事,让他注意安全;再就是让他了解出事的原因及被捕同志的情况。这是非常冒险的行动,敌人正在抓我们,我们却要到敌人眼皮底下去。但是孔飞为了今后的工作,就这样做了。他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那天晚上孔飞和游击队的同志下了山,和官保扎布接上了关系。

  上大青山后,正赶上敌人扫荡,日本鬼子进山寻找游击队的踪迹。游击战顾名思义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日本鬼子摸不清在哪儿。我们三人跟游击队行军,从西到东又从东到西往返几次,秋雨绵绵,天已冷了,吃、穿都接济不上,同志们生活很苦。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张拾罗同志下山找了我的大姐,主要打听被捕同志的情况,我和大姐在十里坡北面的高梁地里见面了。姐姐提了一壶水和几张烙饼,是给我送来的午饭,一向刚强的大姐看着小妹狼吞虎咽吃着烙饼时,她叹息着说:“这样的日子过到什么时候啊?”我很理解姐姐的心情。从大哥乌兰夫1929年从苏联回来做革命工作,我们一家就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先是国民党搜捕,再是日本宪兵队三天两头来人,我家房子被烧了三次。这次,塔布子又出了事。自从塔布子出事之后,大姐一直到处奔走,打听云浦和柴宝义的情况。借助一些关系,她了解到不少情况。她告诉我一个重要情况:“云存存哥被日本宪兵队来的人打死了。”姐姐带着疑问的口气对我讲:“为什么这次出事,敌人到塔布子村首先到存存哥家追问你俩的下落?多年来咱们家遭到敌人多少次搜查、抓人,哪次也没有去过存存哥家,唯有这次存存哥也跟着受害。”姐姐一句话提醒了我,引起我的思索,我想起:去年冬天我们回家的那天晚上,我们回塔布子村时,是先到的云存存哥家打听消息。那天深更半夜的,左邻右舍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到过云存存家,只有于明和我们同行。而且到塔布子后,于明也只跟我们到过云存存哥一家,我们是在云存存哥家分的手。去过云存存哥家的事再没有别人知道。再就是孔飞一出延安就化名赵恩泰,也只有于明知道他叫孔飞。

  听了姐姐的话我很感慨。啊!多有头脑的姐姐啊!存贵姐姐,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子,想问题那么细,那么有头脑。姐姐去世快十年了,她永远使我怀念和尊敬。她不是一个平庸无知的女人。只是由于她处的环境与时代,没有使她的才干智慧得到发挥。

  我返回大青山后,我把听到的情况和我的分析向孔飞说了:“塔布子出问题的事,我可以肯定是于明出了问题,不然敌人抓人时为什么首先找云存存!”可孔飞这位老实固执的人,开始还不大相信,反问我说:“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根据!为什么首先搜查云存存家,还打死了人,这就是根据。敌人抓我们为什么不上我家?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为什么拐了个弯去找云存存要人?除了于明没有人知道我们到过云存存家!”

  这年秋天,我们跟着大青山游击队转移了几次,韩子宜第一次过这种艰苦的生活,他虽然常常惦念留在张家口的妻子儿女,但他情绪还不错,革命队伍中的一切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却是激动的。记得我们到偏关时穿上了新棉军装,他激动地掉了眼泪,一再让我看他像不像一个八路军,我当时并不以为然,我穿新军衣也不是头一次了。对韩子宜我一直为他感慨。他是个好人,正直善良,虽然开始他走了另一条路,为蒙奸德王干事,但是他后来毅然决然参加革命。可惜后来他却被审查了多年,两次坐狱,人生道路曲折。如果没辩证观点,很难看清问题最本质的方面。走错路的,能改正到革命的路上。而曾经是我们同志的人却成了叛徒。

  被捕受了不少酷刑的二哥云浦出狱了。出狱后在毕克齐养伤,他托大青山交通员捎话转告我们:“于明叛变了,不要下山。”二哥听到我俩以后还又下山来,他很气愤,说:“不要命了,敌人正在抓你们呢。”交通员告诉我们,二哥云浦身体被打坏了,日本鬼子用煤油和辣椒水从鼻子里灌,然后用脚踩,把肺搞坏了。身上到处是伤。

  在我们离开大青山之前,大青山的八路军党组织和山西党组织的领导已得到情报,知道于明叛变的事情了。

  三、回延安

  1943年12月,我、孔飞、韩子宜接到延安方面指示,要我们三人回延安。我们是行军回延安,一路上还要准备打仗。当时我骑马技术不太好,反扫荡、夜行军时,经常从马上摔下来,因此大青山的领导同志让我化装经土默川回偏关。在后勤工作的吕玉青同志给我弄了一头驴,作为我的交通工具。送我的仍然是老交通员张拾罗同志,我俩由水磨沟下了山。因为我是土旗人,过去这里人口少,不少村里的人相互有亲戚关系,路经土默川的一路,我们尽量住亲戚家。我俩第一站住在托克托县台基村,这里有我大嫂云亭的娘家,当时大嫂的老父亲忽达爸(蒙古语)还健在,是一位善良又有些世故的老人。他看我和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一同行路,很不放心,唉声叹气地说:“我老了,不然我送你走吧!你年青青的,和一个年青男人走这么远的路,行吗?别在路上出问题?!”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头脑很简单,对老人说的话没有在意。忽达爸热情招待我们在他家住了一宿。

  第二天离开台基村,中午我们到了托克托县三庆营子村,这里也有我们的亲戚,是我堂兄云润的外祖父家。这门亲戚的老人都没有了,只有表兄兰拾哥和他的女人及几个孩子。兰拾哥招待我们吃了午饭,当天下午就到了离清水河县境内不远的一个村庄里。我从没有来过这些地方,对这里很生疏。进到村子里找到一家住处,没想到被当地农民组织的“民团”拦住了,上来盘问我们。不一会儿当地的“民团”老总来盘问,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的?张拾罗同志是个大老粗,山里农民,老实巴交的,把我们一路上编好的准备应付情况时的话全都忘光了。张拾罗同志支支吾吾对答不上来,引起对方的怀疑。没办法,只好我出面和这些人答话。可是,我虽然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我的举止、说话都不像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更引起他们的怀疑。我说我的丈夫在清水河县里当警察,叫啥名谁都说了,而且我把“警察”二字说的声音挺大。当时也确实有本村的一位叔叔叫二猴在那里当警察。我一再讲我的丈夫在清水河县那儿,他当警察的,我要去找他。“民团”的老总们半信半疑地说:“那就叫你的家里人来作证吧!”我们和这些人们磨了半天,我也摸到了他们的底。他们只怀疑我是由家跑出来的,不知道我是正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政治犯”。看来这些人和归绥城里的日本宪兵队没有什么关系。既然这样,我派张拾罗同志返回三庆营子让兰拾哥去塔布子把我父亲找来了。几十里路,老父亲赶来了。阿爸一见“民团”的人,递给他们一些钱,阿爸说:“这是我的女儿,去清水河县找她女婿的。”“民团”的老总们接过钱高高兴兴地说:“这年头不好啊!我们这也是为了你女儿的安全。我们有责任啊!这年头不好,被拐出来、骗出来的年轻女子不少,被拐卖的妇女不少。我们怕坏人把她弄出来了。我在旁边想,这些人不是好人,但也不是坏人。

  这一小小的插曲因父亲的到来顺利地解决了,父亲给我解了围。我没想到,在将要离开敌占区时和父亲见面了。这也是我们父女最后一次相见,当时父亲额头上留有一块手指长的伤痕,没有全好。这是三个月前敌人到家里抓我们时被打伤的,父亲受苦了。那时父亲还不到60岁,显得很消瘦,很苍老,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完全像一个老人了。从我们工作被破坏的那天起,他一直提心吊胆,为我们担惊受怕。当阿爸见到我安然无恙地离开了敌占区时,他非常高兴,他自己受的一切苦都忘却了,父亲帮着我又一次摆脱了敌人的纠缠。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有一种得意、自豪和平静。父亲一生没有过什么好日子,他年轻时为家计生活所操劳,以后为了支持自己的儿女们闹革命,阿爸又吃了好多苦头。但他从来没有阻止他子女的事业,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和自己艰难的生活与处境。阿爸始终在惊恐和忧虑中生活,晚年是在流浪生活中度过的,漂泊不定。除了两个姐姐的照顾,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只给他带来麻烦和忧愁,二姐还很早过世。1945年抗日胜利时,阿爸到毕克齐照顾八路军的伤病员,最后死于异乡。阿爸只知道抗战结束了,但并没有享受到革命胜利后的欢乐和幸福,也没再见到自己的儿女们。

  我和张拾罗同志选择清水河县山沟小路,从人烟稀少的地方走,爬山越岭走了五六天,到达了偏关。孔飞、韩子宜和大青山骑兵部队也已来到偏关了,我们在偏关会合。时间已是1943年12月下旬。

  偏关是八路军的所在地。我们在偏关住的那一段时间是愉快的。大青山游击队的后方设在偏关,这座小城里住着好多人,有机关、部队、学校,还有南来北往的小商贩。偏关并不像是处在战争中,整个城市显得平静又热闹。晋西北的领导人,热情招待我们,姚吉吉司令员专门来我们的住处看望我们。他们已经得知于明叛变的情况。他对我说“于明叛变我们已经得到情报。你们冒着危险上了大青山,又冒着危险过土默川来到偏关,真能干,很勇敢啊!”当时住在偏关的还有不少我们的熟人,有的是从大青山回来的,有的是由延安出来的。当时高克林夫妇,杨植霖同志的母亲、姐姐也都住在那里,我还抽空去看望了他们。

  这座偏关小城热闹非常,一片繁华的景象。韩子宜同志在偏关看到了晋西北边区的一切,这些对韩子宜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他看到一队的女八路,整着队,唱着歌;还有一排排举着红缨枪的少儿队从大街上走过去,满目阳光明媚。他看到这一切总是那么激动、高兴,真是豪情满怀。

  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踏上回延安的路。又是一段长时间的行军,进到边区之后,韩子宜一路上有说有笑,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那么兴奋,可是等待他的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谁也没有想到,这年12月到达延安,我们和韩子宜在新市场的招待所分开了,他被两位骑马的人接走,关押,再无消息。直到1947年才听说他回了内蒙古,在骑兵四师工作。

  韩子宜同志在延安被边区保安处审查,延安当年审干扩大化,可想而知他的处境了。50年代我们都在呼和浩特工作,见面时,韩子宜曾经说他在延安那里学会做提琴,而且提琴的质量、声质都特别好。他从没提到在保安处艰难处境的详细情况。

  四、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

  我傻乎乎的,脑子想得很简单,满以为地下工作被破坏的原因组织上已经弄清楚了,我们回来还是正常工作。我们在敌后一年,更不知道延安此时处在整风后期,康生还搞什么“抢救失足者”的事情。

  一到延安,先叫我和孔飞住在中央招待所。过元旦的头两天,又来人叫我们回中央社会部。回到中央社会部后,又把我们介绍到西北公学。

  原先我在延安没有听说有一个西北公学。到西北公学之后,我弄不清这是什么学校,以后才知道学生大多是整风被审查的。社会部的许多干部在那里,还有总理身边的报务员。好多人因为被审查已经不过组织生活了。我很坦然,一身清白,光明正大,管你怎么审查。支部书记毛诚(曾经是康生的秘书),一再对我说:“你年青,要注意,这里好多人是特务。”我有我的看法,不信邪,如果有那么多特务,我们还能安安稳稳在延安呆着,我也想到我们去敌占区工作这一段大概总得问问吧!

  把我编入四班(女生班),全班大约有八九十名女同学。分了十来个小组,一个窑洞一个小组,记不清我是一组还是六组了,全班一个支部,大部分党员都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只有六七个党员能过组织生活,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刚到西北公学正赶上过元旦,同一窑洞住的同志开了一个会,第一是欢迎我来到这里,第二是庆祝元旦。大家在会上相互作了介绍,介绍得很简单,也只是谁叫什么名字。然后大家闲聊起来,要我给她们介绍路上有什么新闻。我把在路上最引起我注意的问题讲了。我说:“把绥德女师的师生都定成特务了,哪里有那么多特务。”我把绥德女师的情况和大家讲完后,有人反问我:“你看我们是些什么人?”问得很突然,我又是和她们刚认识,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说:“谁知你们是什么人?”确实,这些人过去我一个也不认识。接着有人说:“我们都是叛徒、特务。”我说:“我不相信,如果有那么多特务,我们延安还能太平吗!”我那天真纯洁的神情和态度使同学们很受感动,大家会意地都笑了。

  我离开张家口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仓促跑出来的,除了随身穿的衣物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回到延安之后,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满身是虱子,衣服上、头发里到处都是,有空时坐在桌子旁一拨拉头发,好多虱子掉到了桌子上。同学们帮助我洗衣服、洗头发,给我捐送衬衣。当时学校伙食不好,顿顿都是煮萝卜,那时我怀孕了,我吃不下煮萝卜,同学们怕我把身体搞坏,大家都把菜汤倒给我。当时我是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西北公学的大姐姐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关照。是啊!如果是敌人、特务、叛徒,会有这样的情感吗?什么样的人是叛徒,我是领教过的,那些人是要置人于死地的。

  1944年春夏之际,陈伯达、康生先后来到西北公学,给学员做报告。康生除了讲些空道理外,就是大讲特讲批判知识分子的话,说知识分子应当放下臭架子的问题。他还许下诺言,要大家学习外语,但都未实现,在那个战争环境也根本不可能去学什么外语。陈伯达也来作过报告,讲了些什么,他的福建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没记住,只记得他作报告,一个劲儿地说王延年同志给他萝卜吃。

  延安审干后期开始进行甄别,班上的同学一个个被叫去谈话。谈了话回来的同志,有的高兴地笑,有的伤感地哭,也有的骂,这些人大都受了康生的害。

  1944年5月,当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全组同志们为我发起了一次捐赠,给小孩作小衣服,小被褥,尿布等,产后又得到她们的照顾。

  以后我因有了孩子,上了妈妈班,也就是托儿所。这时我们是两个人住在一个窑洞里,我和一个叫张茹芝的住同屋。张茹芝向我夸口,说她的第一个丈夫叫钱伟人,是一个特务,是她向中央揭发的。张茹芝说她自己还受到中央的表扬和奖励。听她说这些,我心中怀疑,看样子,她是有来头的。张茹芝那时的丈夫叫夏印,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学生,认识孔飞。那时,夏印同志在西北公学三班学习,经常来看张茹芝。日子久了,我们也熟悉了,感到夏印同志倒是一个正派人。托儿所的一位姓滕的女同学对我讲:“你要警惕张茹芝这个人,没良心,她害了她丈夫钱伟人。”我早已明白张茹芝这个人不是好人。钱伟人的案件是一个错案,以后被平反了。张茹芝和我说话时,总是话中有话,我想张茹芝肯定是被派来的,是有任务的。因为虽然整风已结束,被审查的人一个个开始作结论,我的问题还没有结束。反正她讲她的,我听都不注意听,最后我俩还吵了一架。因为她从来不打扫窑洞的卫生,都是我打扫,她还说我不讲卫生。

  到西北公学后,我等着,等着组织找我谈话。1944年秋天,西北公学审干办公室来人要我把敌占区工作的情况及工作被破坏的情况写一个材料。我如实地把这一段情况写好交上去,很多天没有人来找我谈话。我一直希望早一些有人找我谈问题,快点把问题搞清楚。不久,审干办公室终于来人找我谈话,来和我谈话的主要人是戈申、刘抗(女)、王君几位。是戈申问我,他向我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贾振业叛变?”我说:“敌人到我们村首先到的我的叔伯哥哥云存存家,向云存存要人。头一年冬天,贾振业和我们一同到的云存存家,也只有他知道我们和云存存有过关系。敌人来抓人为什么先找的云存存?再就是我二哥云浦出狱后给我们捎了信,说贾振业叛变,叫我们敢快离开绥远一带,再不能下山来。当时大青山的党组织也知道这件事。”戈申又问第二个问题:“地下工作被破坏以后,你们为什么还去张家口?你们不赶紧走?不怕被敌人抓住?”我说:“我们是共产党员,首先想到地下工作,想到帮助我们工作的人。不通知韩子宜怎么行!那还算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个人的事、想到被敌人抓、想到死。”我听戈申问的问题,显然戈申怀疑我和孔飞有问题,我越讲越有气,我说:“明明是贾振业出了事,你们却怀疑我们。到敌占区之后,我们大都利用的是亲戚或靠得住的人,工作进展很顺利,什么事也没有出,结果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我的亲人死得死,被抓得被抓,伤得伤,残得残,家被抄,东西被抢,我云清发疯了?要自己害自己!”我发火了:“这一次出去工作我够倒霉的!你们派的什么人!贾振业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戈申一个劲儿劝我:“冷静一些,想一想,你年轻幼稚,没有经验。”我说:“事情明摆着,还想了解什么!你们还问什么问题?”他又问:“你看孔飞有什么问题?”我说:“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就是不应当去张家口找韩子宜,人家那么大的官。”戈申说:“找韩子宜那是组织上让他去找的,怎么能说是问题。”我说:“那就组织负责吧!”弄得戈申没办法,谈不成什么问题。他们把我送出窑洞门口,还一再说:“唉!你年轻,幼稚,头脑简单,你弄不清这里的复杂性。”我气愤地一边走一边叨咕:“我全清楚,事情一点儿也不复杂,就是贾振业叛变了。我的头脑一点也不简单,对付坏人我不比你们差。我从小时候就有过训练。”以后他们又找过我一次,说的大体也是第一次的那些问题,以后就没有找我谈话了,是结论没有做。

  同屋的张茹芝,老是话中有话,总想打听这个那个。和戈申他们那次谈话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回来后我一直非常气愤,心想,你们不相信我,我还不相信你们,你们是什么人!我对他们非常反感,做什么事都鬼鬼祟祟的,哪里像一个共产党员?

  就在和我谈话不久,听夏印同志讲,组织上给贾振业已经做了结论,定为叛徒,让他签字时,贾振业哭了,以后听说贾振业坦白的好,去制烟厂当了厂长。

  我想得很简单,我们的事该了结了。可是我想得太幼稚了,由于贾振业在里面捣鬼,我们又从敌占区带回来一个韩子宜,我们的问题弄复杂了。在1945年的报纸上,还登载说韩子宜是特务。

  我再见到贾振业是在一次舞会上,他穿着很讲究的制服,当时在延安的同志没有人能够穿上那样好料子的衣服,贾振业走过来,要和我跳舞,我气愤地走开了。夏印同志说,只有一个人有问题,就是贾振业。

  至于贾振业什么时候出的事,我们一点不知道。

  我们认为贾振业叛变的事情很清楚,可那些负责审干运动的人,认为还需要调查,需要在敌占区做调查。那是战争年代,敌占区的调查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我们的问题就挂起来了,看样子一时不能做结论。我虽然一直过党的生活,还任了留守处的支部书记,但情绪很不好。抗战结束后,西北公学的好多人都派出去工作了,也有个别同志回原机关入党校,留下的是一些有孩子的女同志及得病的人。前些年任广西人大副主任的陈岸同志,当时被整得精神不正常,也和我们在一起。我那时虽然是留守人员负责人之一,但思想上搞不通,每当情绪不好时,就拿孩子出气,打她的屁股,孩子赶上这个倒霉的时候了。我年轻,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和挫折,想不通,为什么破坏别人工作的坏蛋没有受到严厉惩治,受害的人却被没完没了地审查。回想我在敌占区,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工作,心里感到委曲。

  一直到1946年春,我担任西北公学留守人员的党组织领导工作,同年2月我要求离开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去西北局。但当时,社会部的刘涌同志说:“你要走可以,但你不能带组织关系。”我说:“我是党员,为什么不让我带组织关系。不让带那我不走了。”同年4月我再次提出要走,这时才带上组织关系转到西北局,以后回了内蒙古。

  时过50年了,至今日回想在敌伪工作那一段,我就压制不住气愤。为了我们党的工作,我的家庭成员吃了多大的苦头,但有谁来承认这些人出过力,有谁为做过工作以至于死去的人说一点感谢和安慰的话呢!

  由于我们从张家口跑了,孔飞的小妹妹孔放之去张家口照顾孔肇明和孩子,生病住医院,让日本人给毒死了。这是贾振业又一笔血债。

  1942年由延安出去时,我们带的经费是黄金和法币(国民党的票子),到敌占区之后,黄金和法币不能用,想兑换又怕出问题,我和孔飞来往全是我父亲卖掉牲畜给我们弄的钱,父亲卖了小骡子、羊等等。可回到延安后,我们把全部经费交给组织,没有给自己留一点。我常想:我们和我家的亲人对党,对革命都是那样赤胆忠心,为什么还不被人信任?整人的那些人算什么东西?这是谁搞的,毛主席知道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之后,又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才逐渐认识、懂得,革命不是简单的过程,识别一个人更不容易,现象与本质不是每个人都能很好地认识和掌握住的东西,好人受害,坏人沾光,什么时候也难避免,但希望尽可能地不要犯历史错误。我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是在曲折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正因为这样,也培养锻炼了我的党性和人格,人的一生太平静了也没有什么好处。

  由延安出来,我和孔飞一直在军队里工作。解放战争的三年中,我们随部队转战,生活上是很苦、很紧张的,我们一心注意工作,时常也想着地下工作的那件事情,却无暇打听一下。当时,我的二哥在锡盟工作,还有一些同志在敌占区工作,要了解也是有条件的,但我们总以为那是组织上的事,对1943年地下工作被破坏的情况,我们个人不应当过问。可是贾振业一直没有消停,随着政治变化而转变手法。

  一直到全国解放,我和孔飞的这段历史在1951年才做了结论。1943年到1951年,整整八年。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八年,这八年虽不能说是背着黑锅为党工作,但也不是那么舒服的。

  五、贾振业变成了于明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延安派大批干部出来工作,有的上东北三省,有的去华东、华南等地,社会部及西北公学集中的那么多干部,纷纷派出来工作。整风时集中在西北公学的学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和做过多年情报工作有经验的干部。有的做了结论,还有的没有做结论。临走时领导说,出去先工作,在工作中考验。贾振业是做了结论的,铁板钉钉跑不了的叛徒结论。夏印同志对我说过,西北公学受审查的人中真正有问题的就是贾振业一人。别的人经过甄别后都给平反了。

  贾振业原先就不是党员,以后回到延安在社会部是审查他叛变的问题。再怎么也没有人发展他入党了。但是从延安出来,贾振业摇身一变改名为于明了,并声称自己是蒙古族老干部。那时刚刚解放东北,需要大批干部去工作,内蒙古的东部区和东北解放基本同步,也需要大量干部。于明钻了空子,利用此机会以从延安来的老干部的身份到呼伦贝尔盟工作,得到不知情人的重用。不是党员的他,竟然当上了部队34团的政委,还发展了不少党员。于明欺骗了好多不明真相的领导同志和干部,真是一场使人愤慨的闹剧。

  但是叛徒隐藏、伪装得再好,也改变不了历史的真实。了解情况的人们揭发出于明的老底,组织上对于明作出严肃处理,并在全区予以通报。

  1949年秋天内蒙古军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就是在这个大会上我才知道,贾振业改为于明了。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我们的部队一直在昭乌达一带剿匪,在沙丘和草地中作战,信息不通,对呼伦贝尔盟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况且贾振业还改名换姓了。

  内蒙古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廷懋同志在大会上讲了于明的问题,宣布军区的决定:“撤掉于明军内、党内职务,调到地方工作。于明发展的党员经过审查再决定留不留的问题。”廷懋同志还讲到:“于明发展的这些党员他们本人没有问题,这些人对于明不了解,人家是奔着共产党来的,因此对这部分党员还要慎重对待,按政策办事。”

  但是,于明有他自己的本事。50年代初,于明从部队下来后,先在乌兰浩特内蒙古自治政府任过总务处长,后又在财贸物资部门工作。于明这个叛徒,看着风向改换手法,随着国内情况、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

  1951年初我们接到于明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是说他有罪,破坏了领导人的家庭、对不起我们等等,总之是赔礼、请罪的意思。这封信我们当时就交给东部区任组织部长的高锦明同志了。以后听说于明给乌兰夫同志也写过同样内容的信,说他没有经受住考验,叛变了,使主席的家庭被日本宪兵队破坏,亲人被打、被抓。当时我和孔飞及一些人分析,于明又要耍什么花招了?大家分析,绥远解放了,于明叛变是在绥远,绥远的很多人都知道于明叛变的老底,那些人证、物证都会让人们知道的,他坐不住了。与其被动不如主动,于明到处写信请罪。

  于明极尽见风使舵之能事,他一会儿给人写信,赔礼道歉说他有罪,一会儿又推脱责任,转移目标,想方设法耍花招骗人。就是这时,财务部门在搞什么运动,让于明检查自己的问题,于明在大会上对自己的问题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而在众目睽睽下大讲他年轻时恋爱问题,听他检查的人们,无法把会开下去,只好把他的检讨搁下。

  于明那个时候就通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于明会耍手腕,除了会观察政治风向,看风使舵外,他能观察人,看看你是吃软的,还是吃硬的。可以吹迷糊了善良的人,也更能骗了糊涂人。于明投其所好的手段极其高明,在于明的使用和安排问题上,总有个别领导为他说话。于明这个能钻营的坏蛋,被部队开除出来却当了自治政府的总务处长,堂堂的自治政府让于明这个叛徒当了总务处长真是不可理解。他利用手中掌握的物资权力,利用在解放初期实行供给制时大家都没有钱、物的贫困条件,去拉拢腐蚀一些领导。

  东部区干部定级较早,大家都知道于明是叛徒,刚刚被从部队清除出来,却在地方被定为13级干部,13级是高干级别。那时的待遇是按级别,工资、坐车、看文件等待遇13级和14级就很不一样。好多有资历、有功劳的老革命都没有被定为13级的级别,于明怎么能弄到13级,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谜。于明真有办法。

  我在1952年由军队送进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我去了北京。我对地方的情况不清楚,和地方上的人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对于明这个叛徒的安排使用我有意见。我几次向有关部门的领导提出于明的问题,不但不被采纳,某领导还说我们:“不要再计较个人的恩怨了。”我听到这话真迷惑不解,难道于明的问题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恩怨?

  冤家路窄,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竟然在火车上遇见了于明。我在北京学习,1954年放寒假回呼和浩特市,在由北京开往呼和浩特市的火车软席车厢里,我遇上了于明。那天下午,我上火车时看到于明也上了火车,我当时真感到有点晦气,想,在火车上遇见鬼了。50年代的老八路是给他福也不会享受的。于明真会舒服,不愧是贩卖大烟土商人的大少爷,不愧在日本宪兵队、伪警察署当过副署长。于明上车后,紧接着更换了衣服,穿上睡衣,踏上拖鞋,倒背着手在软席车厢的通道里踱来踱去。我坐在自己的包厢里看都不想看他一眼。于明踱了一会儿步,最后还是进了我的包厢里。于明一进门,就一副可怜相,快要向我下跪了。他像在演戏,他说:“我有罪,害了你们,害了主席一家。”我知道他是指我的大哥乌兰夫,他接着说:“当时敌人打得我没有办法,都打晕了,才把你们说出去。”我有点儿发蒙,不知面对这个无耻之徒,说什么好,我站起来,打开车厢门,让空气流通。我只感到气愤,说:“你别说了。我们没有死,都还活着!”我想起毛泽东同志论政策一文中的一段话,于是说:“你能不能将功补过,就看你以后的行动了!”说完我走出了包厢门,他在我身后又说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有听清。

  1954年,孔飞忽然接到多年没有音信的报务员柴宝义的来信,柴宝义说他最近从报纸上看到孔飞的名字,写封信,问询一下,是不是当年那位孔飞。知道柴宝义还活着,我们很高兴。

  1943年工作被破坏我们上了大青山,和二哥云浦一直没有见过面。那时,没有现在这样便利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路远,战事紧,几年来我们没有机会见面和通信。知情的二哥云浦只是1949年2月由乌兰浩特到锡林浩特运送物资时经过林东来看了我一次,这次本来想多和他谈谈于明叛变的事,但因为他是和几辆运送物资的汽车一同走,只在林东吃了午饭,我以为以后还会有机会,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在路上他出车祸牺牲了。多少年的往事在那三两个钟头的时间里哪能说得清,很多都没有说到,该向他了解的事没有得到机会让他说清。云浦他永远走了。

  柴宝义当时也被敌人抓了,他知道很多情况。我们看到柴宝义的来信,很快孔飞同志给他写了回信,希望他如实把1943年自己被捕的情况向组织上写一下。在延安审查于明的问题时,我们当时所知道情况并不详细。

  柴宝义回信了,他写了自己被捕之后的详细情况。这封信以后交给内蒙古军区保卫部门,柴宝义写信的大意我至今还记得一些,信上讲:于明带着日本宪兵队到塔布子抓我和孔飞,逼着柴宝义讲出我们的下落,他当时没有讲,就被抓走了。同时云浦也被抓了。在归绥市监狱里,敌人审讯他时,于明出来作证,证明柴宝义是延安派出来的情报人员。于明并劝柴宝义供出我们的下落。以后柴宝义被关起来,于明又自己单独劝他投敌说:“你年青青的,何必吃这个苦头,快快交代吧。”于明还带着柴宝义逛窑子,以女人来引诱他。为了使柴宝义招出我们,于明把柴宝义带到自己家。柴宝义在信里说于明家很阔气,还有女人,收音机。柴宝义说自己开始拒不承认,没有供出孔飞等人下落,直到七八天之后,在敌人的威逼下,在贾振业的诱惑下,才供出我们,告诉日本宪兵队我和孔飞在张家口的住址。最后柴宝义被日本宪兵队释放回了老家河北,柴宝义还说于明已经给敌人当了官,还是于明给他四百元钱做路费走的。在延安审查时,就因为这一段历史找不到证明人,很长时间做不了结论。于明想消灭证人,但是,中国解放了,柴宝义他又出来工作。柴宝义还是有良知的人,他主动和我们联系也是想把这段历史澄清。

  1942年由延安出来时,柴宝义还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孩子,于明断送了他的一生,我很替柴宝义惋惜。

  于明真正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了?没有。于明在铁的事实面前,并没有以老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问题。他压根就不是革命队伍中的人。他不仅在敌人面前叛变投敌出卖革命者以及同情革命的人,1960~1962年,就在我们国家处在经济极端困难、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在苏联撤走专家、蒋介石扬言要反攻大陆的反动气焰高涨的时期,于明以为时机来了,他跳出来要反攻倒算了。于明向呼伦贝尔盟领导提出:“我没有叛变,不是叛徒。要求恢复党籍,解决欠账问题。”于明对先头自己说的那些话不认账了,对自己叛变的事实不承认了,想要翻历史的账。

  于是又一次开始复查于明的历史。1962年的春夏之际,在呼伦贝尔盟直属机关党委工作的谢民同志来向我调查,她对我说:“于明提出要解决他的问题,我来复查。”凡是调查于明问题的人,我从来不拒绝,我希望他们从更多方面了解于明的问题。因为于明1943年被捕以后叛变的整个过程,我和孔飞不清楚,我们也没有权力对于明的问题进行审查。我们始终认为这是自治区组织上的事,于明不是13级干部吗?因为他的待遇高,我们提过意见,其他同志也提过同样的意见。但在某领导的庇护下照样没有人动过于明。谢民同志在呼和浩特住了几天,调查了有关人员之后,就回去了。我相信,对于明的叛变罪行,谢民同志较过去组织上的调查而言只能是了解更多、更深,而不会减少或否定。

  凡是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过的同志都知道,班上有几个党员可以数得出来,于明从来就不是党员。我在民族学院一班学习时,从没有看见他参加过党的组织生活及活动。于明早在延安就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他自己说是党员,他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入的党?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果然,这次调查后,仍然维持了过去对于明所作的叛徒的结论。

  六、“文化大革命”中的于明

  于明本质就不是一个正派人,他不是一时的过失和错误,根本不会真正有悔过自新的思想和行动。每当我们国家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的时候,于明就乘机捣乱。“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国人民的灾难,哪一个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不为这场灾难痛心和担心!包括犯过错误的、有良心的中国人同样为“文化大革命”痛心和担心!可是对于明来说,却是千金难买的好时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于明还看不清这场运动的来头,不知灾难落到谁头上,他从老经验来看,自己是属于这场灾难中被整的对象。于明这时期惶恐不安,是跑呢还是怎么办?我那时在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名,虽然是乌兰夫的妹妹,开始还没有整到我头上,我还照常上班,本单位的同志们有什么事情也告诉我。听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委徐子干同志说:“呼伦贝尔盟打电话来说,于明有外逃的迹象。我和几个领导同志经过研究回了电话,让那里把于明抓起来。不能让他跑了。”于明于是被控制起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大家才弄清“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矛头是对着领导,即抓所谓的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仅自治区领导乌兰夫同志要被人们打倒,各盟市的领导人大都成了“走资派”被揪出来。于明所在单位的人们自立战斗队,领导下台了,没有人管于明这只“死老虎”了。于明这才翻过劲儿来,弄清楚。好啊!原来是整当权派的,整“大各儿蛋”的。于明感到,又一个机会来了,于明拉起了造反大旗,组织造反大队,造内蒙古自治区头号人物乌兰夫的反。当然也造呼伦贝尔盟主要领导的反,说呼伦贝尔盟的奇俊山、布特格其是帮派主义,陷害他。

  一个叛徒,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跳了出来。于明拉了一个战斗队从呼伦贝尔盟来呼和浩特造反,可我们这些人早已被关押、被隔离。于明住在小白楼,是当时一处很豪华的党委政府宾馆。他对各级领导人恨之入骨,那些人当然要在这场运动中倒霉了。于明要报仇了,不置于真正的共产党员于死地还行?哪里还会再有这种机会!

  “文化大革命”,曲折而又复杂,几起几落,上上下下,有人开始被打倒,被打倒的后来可能又起来掌权,开始整人的后来有的又挨整。总之,革命、不革命、反革命,换着个儿,全社会处在混乱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明被抓起来,又放出来,他后来又造反。1969年内蒙古东三盟划出归东北三省,呼伦贝尔盟划到黑龙江省,呼伦贝尔盟的领导也换了多次,于明的事也几易其主,有人管也没有人管。这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明积极地造乌兰夫的反,还有什么错?不了解内情的人,听于明说着自己受的害、自己的委屈,他们给了不少同情和支持,使于明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明以为这次可要翻案了,叛徒的帽子不一定会给哪个倒霉的人戴上。

  这场运动中,于明也报够仇了,凡是能被他诬陷的人都被他害了个够。1971年我被下放到卓资山云母厂劳动。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上午,有两个人来厂里找我,说是从北京来的。我看到一位是解放军,另一位穿的是公安警察服装。他们向我了解一个人,这人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同志,当时已被打倒。两位同志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就是云清吗?”“是的。”我回答。他们说:“我们是邢相生专案组的,于明说你们1942年由延安被派出来,在路上打了一次仗。于明说邢相生表现不好,只有他自己表现好,你说说那是怎么回事?”我如实地给他们讲:“那年邢相生同志是奉中央社会部领导之命护送我们去敌占区的,我们在路上经过了陕甘宁边区的几个县,有米脂县、绥德县,直到榆林。因为是去做地下工作,我们是化了装走的。除了几部电台,一枪一弹都没有带,哪能打仗,跟谁打仗呢?我们从延安出发,直到过黄河,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怎么于明说打了仗,而且他说他自己表现最好,他跟谁打了仗?他表现好什么呢?”从北京来的两位同志,态度很好,我说了这些后,他们都笑了。他们要我写一个书面材料,我写了当时没有打过仗及邢相生同志护送我们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和孔飞因为于明叛变的事情,被几经折腾。在于明的诬陷下,我和孔飞被关押,失去自由。特别是孔飞,受尽刑讯逼供,被关押了几年。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1972年,专案组的人找到了日伪时期的档案,于明叛变铁证如山。在日伪档案中,记载着于明如何被抓,他如何向日本宪兵队供述的以及日本宪兵队通缉我和孔飞的通缉令。另外专案组还找到了当时的日本翻译,他们也证明了于明叛变的事实经过。

  一件经历30年的历史事件彻底查清了。于明却仍然不甘心。

  事情真曲折,“文化大革命”后期,平反冤假错案时,黑龙江那里的人对于明这个反复无常的无赖的情况根本不了解,以一般历史问题对待,于明问题归类在平反冤假错案里面,于明的叛徒问题被一风吹了。不了解情况的人们,还给于明补发了工资,于明高兴极了,折腾了半天,没有白折腾,搞得满不错的,叛徒帽子去掉了,还得了几万元,这可是一大笔钱。于明来到呼和浩特,住在小白楼里,又是请客,又是祝贺,手里拿着一大堆人民币,在人群中炫耀。

  于明本来是大搞诬陷别人的,可是他认为自己又赶上了一个机会。于明以为又有机可乘了,跑到北京告假状,说他受了冤枉。中组部、公安部跑遍了,甚至在北京交上了朋友,拉起了关系,于明越发闹得不可收拾。

  1980年我又一次入中央党校学习,在北京,我看到了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几位同志。有金星、刘涌,还有王涛江(以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人。抗战时我们在延安一起待过,大家都是一级领导干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九死一生的考验,很自然谈到我们认识人的情况。他们说到邢相生同志的情况,这位多年搞公安工作的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坐了八年监狱,出来工作仅仅两年就因心脏病死在自己的办公室。邢相生是一位好同志,在北京市工作是很有影响的。邢相生同志受了“四人帮”的害,也受了于明的害。在当时情况下,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再加上于明兴风作浪,火上加油,“贼咬一口,人骨三分啊”。

  金星同志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她告诉我们:“于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还跑到北京告状,到过中组部,又上北京市公安局找我,我当时不了解于明的情况,就把于明告状的事对邢相生同志说了。邢相生同志气愤地对我讲:‘别理他,那是一个叛徒!到处害人。’邢相生同志还说:‘1942年是我亲自护送孔飞、云清和于明由延安出来去敌占区。我在中央社会部另一系统、第三国际的苏联人那里工作,于明叛变后,又跑回延安。我情报部门了解于明叛变的事,我也了解到于明叛变的情况,直接派出于明工作的是第三国际的苏联人,有人主张,于明的罪如果让他们处理是杀头之罪’。但是我们党当时在延安整风时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于明的问题当时也清楚了,根据他的罪行不是对他处理重了,而是处理轻了的问题。说没有彻底查清,是因为处在当时的历史情况,只能从于明自己交代和在敌后我们党组织所掌握的情况给他下结论。在日伪档案中的东西,我们当时还不清楚,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给他做结论了。’”

  于明利令智昏,得意忘形,直到1980年,还住在北京上访。开始是告的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害他,在内蒙古被压了几十年。后来竟扯民族问题,说他的问题属于民族间的宗派主义对他的排斥,以后又说是什么家族问题,于明要求恢复党籍。于明的问题再一次复查。

  当时我正在病中,听谢民说的情况后,我非常气愤,我对谢民等同志说:“你们查吧。于明翻案那是他的自由。1943年于明究竟怎么叛变的,干了什么事,什么时候被敌人抓的,我们一概不知道。如果我们知道,于明也不敢这样闹腾,就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才一而再,再而三地闹腾。但是,日伪档案那是他无法推翻的呀!”我又说:“这个恶人反复无常,有什么办法,听由组织办吧!”

  于明打错了算盘,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内蒙古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1981年6月13日给于明的结论中说到:“1972、1973年,内蒙古军区党委、内蒙古组织部、内蒙公安机关军管会,又经过大量的内查外调,再次否定了强加于他们(孔飞等)的‘叛徒’、‘特务’问题,造成孔飞、云清、韩子宜的冤假错案,有历史的客观原因,同时也与于明多年来对他们的诬告陷害有直接关系。”

  对于明最后还是维持原来叛徒的结论。于明的问题谁也没有给他添加什么,是人证、物证铁证如山。据看过于明材料的布特格其同志说。于明的材料他自己写了很多,于明一会儿要求平反,一会儿又承认自己是叛徒。

  于明本来应该老老实实重新做人,好好工作,将功补过,可是于明没有自知之明,不但蔑视党纪国法,欺骗党组织,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闹腾,最后只落得个犯罪分子诬陷好人之罪名,锒铛入狱,掀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于明的问题,应当有一个了解了。

  听说于明死时,有人对他还持糊涂观点,还有人认为是宗派斗争。这和于明本人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某些领导在于明的问题上为于明撑起保护伞。为什么于明问题涉及我、孔飞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却多少年翻来覆去得不到解决,今天回过头来应当值得总结一下教训了。

  于明是一个叛徒,这件事从延安出来的同志都知道。为什么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能兴风作浪?为什么在定级时能定为十三级高干?为什么一个叛徒却和某领导有密切关系?经过这么多年,我感到,于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在于:一是某些领导同志不了解于明的情况,或者说是一种官僚主义态度,没有认真地对待于明问题,被于明的表面现象所蒙蔽。二是于明确实很狡猾,像一只狐狸,千变万化,当形势不利时,他又检讨,又赔礼;当一有风吹草动,于明马上就不认账。三是于明的糖衣炮弹俘虏了某领导,我和我的丈夫孔飞不止一次向该领导反映于明的问题,负责组织工作的该领导却说“不要计较个人恩怨。”在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叛徒于明得到庇护,却说我们是什么个人恩怨!四是我和孔飞从来老老实实听组织的话,虽然我们认为某领导的观点不妥当,却没有出来和他争辩,而是全心全意依靠组织,甚至委曲求全。也就是多少年对组织无条件服从的信念禁锢着我们的思想。

  另一个重要原因,5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还没有立法。于明的所作所为,一直作为内部问题、党内问题来处理。于明从来不是党员,还算什么党内问题!以后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于明是有重大罪行的人,但有法不依的情况依然存在,于明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随着党纪国法的完善,诬告是犯罪的,于明折腾了40多年,终于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党经历了几十年艰难的道路,有考验、教训和曲折,曲折和教训使我们这些人变得聪明一些了。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历史,再看看于明的问题,对我们个人来说,观察问题也更前进了一步。吃了苦头,同时也取得了经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1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沙漠疑兵计

<标题>=沙漠疑兵计

<类型>=g1

<作者>=云成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47年的7月,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正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第一野战军由彭总率领全体指战员,在陕北榆林城包围了国民党22军邓宝珊全部,其目的是“围邓打马”(指蒋匪马鸿魁)。以扭转西北战区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态势。

  蒋介石急令马洪逵全部火速增援榆林。马接令后,立即责成其大少爷马某率七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团,由陕甘宁边区北部定边、安边、碱池县等地区向榆林方向进犯。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领导的蒙汉支队,在“围邓打马”的战幕未拉开之前,受命采取沿途阻击、骚扰敌人的战术,配合第一野战军实施“围邓打马”的战略。

  蒙汉支队由高增培同志任政委(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王悦丰同志任支队长(曾任伊克昭盟长,已病故);高萍同志任副支队长(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已病故);赵英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几位领导研究决定:一方面会同所有部队配合第一野战军的行动;另一方面,从全支队抽出一部分老战士和基层干部组成武工队,待机向桃力民、乌素吉汉地区挺进。如有可能则向后套中滩方面挺进,去发动群众,开辟工作,建立新解放区。

  当时全支队抽调了30余人,由云北峰同志任队长,由我担任副队长,白进光同志任司务长。下设两个小队:一小队由李贵章同志负责;二小队由乔玉明同志负责。就这样我们这支由蒙汉民族组成的精悍的武工队在乌审旗的大小石砭地区活动起来。

  当时,榆林外围正处在激烈的战斗之中。武工队组成后,上级命令我们,经巴图湾、纳林河、原大滩以西,向桃力民地区挺进。全体指战员的情绪高涨,斗志昂扬,伴着哒哒的马蹄声,一路高唱山歌小调,颇有一番情趣。

  那是一个月黑星稀的夜晚,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抢渡了芦河,拂晓前,向北面的沙漠挺进。突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走在前头的分队人员向后急速地传递着撤退的命令。当时,我因长时间以每小时80里的急行军速度行进,实在有些疲劳,正在马身上打盹。云北峰同志快速地骑马跑过来,将前边的情况告诉给我,我才从梦中醒来。原来前边碰上了马匪,约有五六百人,正在沙滩上休息。当时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所以决定向后急撤。

  “败军之货,为什么不打就撤?不行,咱们打!”我骂道。

  “不行,敌人太多,咱们吃不消,打,会受损失的,不可乱来。”众说纷纭。

  乔玉明同志插话说:“咱们不能便宜了他们,就是吃不掉,也得抽点油水,不能错过机会。”

  我高兴地说:“对,咱们打着看,玉明同志和你集合部队,我先带些人上去。”

  就这样,我们几十个武工队员去追击五六百溃逃之兵。追击了几公里之后,我们终于绕到敌人前面,阻击住敌人。两军对峙,在一个沙滩中打了一个小时左右,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的一个反冲击将我们给冲散了。在徒步撤退中,一个姓魏的老战士腿部受重伤,我只好背着他,由乔玉明同志掩护向安全地带转移。几经周折,总算撤退到一块有利地形。于是,我们在芦河南岸休息,等待着支队部的命令。

  当晚,我闷闷不乐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感到异常的窝火和憋气。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受年轻好胜心的驱使,我心里暗暗地想:凭我们武工队的素质,吃不掉几百人,难道几十人还吃不掉吗?

  第二天拂晓,我找乔玉明同志商量,对他说:“昨天的仗本来不该打,可就是因为咱们闹着要打,结果因没具备打的条件,所以没打好,这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不过你这个三八年参加的老兵也有一定责任。

  提起乔玉明同志,部队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从小入伍的老同志,作战机智勇敢,曾是我军驻守三边地区警三旅贺敬年旅长的四大炮手之一,非常出名,在敌方也颇有名气,一提起他没有不知道的。我之所以找他,就是想把他带上,两人去抓几个逃兵,缴获几支枪,给部队鼓一下士气。同时也想以功补过。我将想法向乔玉明同志一说,他二话没说便出去备马,就这样,我们二人偷偷地溜出去,渡过了芦河,向着北面的沙漠探索前行。

  7月下旬,正是骄阳似火的天气,沙漠被晒得象座大火炉。我和乔玉明同志骑着马向北行进。

  乔玉明同志骑着一匹黑色青马,我骑的是一匹枣红马。乔玉明同志佩戴着从一野老首长那里要来的一支三保险手枪,枪把上拴着二尺多长的破红绸子,在晨曦中十分艳丽。我们骑马漫步走着,在马上唱着一支军歌,歌词大意是:“千里沙海连草滩,沙漠里战斗不一般;发扬革命的麻雀战,战斗技术重排版。”正唱着,突然空中出现了两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几圈,随后丢下了不少东西飞走了。我和乔玉明同志下马看着天上发了一会儿愣,最后断定是给敌兵空投食品和弹药。我们高兴地想,这回该发点“洋财”了。

  等我再抬头仔细看时,好家伙,空投东西全是降落伞,下面吊着一闪一闪发着亮光的黑物件,我当即喊了声:“不好!是敌人投的降落伞弹,赶快躲避!”这时乔玉明同志也看清了。他也喊了声:“赶快下沟!”

  距我们几百米的地方有一条小河,河床特别陡,有十几米深,有些难下,我将两匹马拴在一块,就在河床边伏身卧倒了。可是乔玉明不知何时已经下到河里,还没等我躺稳,就听见周围一个接一个的炸弹炸响了,腾起了滚滚的浓烟。

  爆炸持续了十几分钟,渐渐地无声了。我从烟雾中慢慢地爬起,满身是土,衣服也有几处被弹片擦破,但所幸没伤着皮肉。我赶紧去喊乔玉明,一连喊几声也没有回音,我开始为他的安全担心,正在我忐忑不安的时候,见乔玉明同志正顺河壁向上爬,我这才放下心,知道他没事儿。这时我向四周观察,突然发现我的东侧有几十名敌人向我这个方面袭来。我恍然大悟,原来敌人炸的不光是我们俩,还有他们,将他们误为我军。

  我发现敌人后,低声喊:“乔玉明,乔玉明,!有敌人。”

  乔玉明爬上岸忙问:“怎么办?”还说:“就咱们俩打不过这股敌军,回去叫全队人来!?”

  我说:“不行,咱俩一动就被他们追上,白送死。”他说:“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说:“趁着敌人还不清楚咱们的力量,按孔明摆的“空城计”给他来个“疑兵计”,咱们冒充一个连的兵力,你就听我的指挥吧!”

  这时敌人已游散着慢步向我们走来。我低声跟乔玉明说:“我叫一排时,你在我左边答应,我叫二排时,你在我右边答应。你在沙丘后左右跑的快些,别叫敌人看出马脚。敌人一旦看穿咱俩的把戏就完了。他说:“你就放心喊吧,我照办就是了。”

  我放开嗓门大喊起来:“全连注意!前边有一小股敌人,大家准备战斗!第一排!乔玉明在我左边马上答道:“第一排已做好战斗准备。”我接着说:“好,你们第一排从左边包围敌人,不要乱打枪,尽量抓活的!”乔玉明马上应道:“是”。我又喊道:“第二排!”乔玉明同志跑到我右边答应道:“第二排已全部集合好,请连长下令!”我说:“你们二排从右边包围敌人,向敌人喊话,叫他们放下武器,咱们优待俘虏。”

  我接着喊三排,让他们从正面冲击敌人,不给喘息之机。敌人听了我的战斗布署,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前进,也不敢打枪。我爬上高坡偷看一下敌人,他们正在三三俩俩地交头接耳。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出击的好机会。我当即喊道:“同志们!冲啊!”乔玉明同志也随即喊起来:“缴枪不杀!”我们俩人向敌人开起火来。正在这个紧要关头,李贵章同志带领十几名武工队乘马从右边向敌人冲去,敌人一看大事不好,果真大兵压顶,马上把枪支架起来,做了投降的姿势。

  就这样,我们没费什么力气,就将35名马匪全部俘虏。

  当我们带着俘虏向驻地返回时,我问李贵章同志:“你们是怎么知道这里情况的!?”

  他说:“我们开始并不知道有情况,当看到敌机向你们这里投下那么多炸弹时,我们断定你和乔玉明同志一定被炸死了。所以云北峰同志派我们过河来看。来到后便看到你们和敌人周旋,意识到是你在巧用“疑兵计”,我们就配合了你们的行动。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两下子。”我说:“这也是急中生智。这法也只能对付溃散的逃兵,对进攻之敌怕是行不通的。”

  我们边说边向芦河南岸走去。这时正遇到支队一中队的同志们向北面的沙漠飞快的走去,一定是去执行什么任务。我不便多问,只祝他们马道成功,尔后话别分手。

  艳阳高照,战士们满怀喜悦的心情,唱着军歌向营地走去。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俘虏了35名敌军,打了胜仗,但不能不总结盲动的教训。若不是李贵章同志及时赶到援助,说不定会被敌人抓去。个人的勇敢和智谋要有,然而统一的行动布署和指挥不可无。“一切行动听指挥”是铁的纪律,是胜利之本。

  我从这一事件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使我成熟了许多。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2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一次特殊的任务——记追踪杀人犯沙格扎落网记

<标题>=一次特殊的任务——记追踪杀人犯沙格扎落网记

<类型>=g1

<作者>=云成烈

<发文单位>=

<姓名>=沙格扎

<内容>=

  1965年初春的一天,我正在距市区10多华里外的红山靶场,组织即将参加内蒙古军区民兵大比武的赤峰市、县的民兵进行轻武器对抗射击训练。9时许,昭盟军分区李海涛司令员派车飞速赶到靶场传达命令,要我马上返回军分区(当时我任军分区副参谋长),分秒不得耽搁。要说战争年代,作为一名军队指挥员,随时可以遇到紧急战斗情况,而和平时期,这一突如其来的紧急命令,竟使我一时感到费解。依我多年的战斗经验判断,肯定有紧急任务,而且这一任务非同一般。回到军分区,走进会议室一看,在家的分区部门以上领导已全部到齐,似乎个个都在冷静地考虑什么严肃的问题。

  这时,由李海涛司令员首先发了话。他非常严肃地说:“昨天夜里,在我盟巴林右旗白音莎茹拉大队发生了一起重大持枪杀人案件。凶犯叫沙格扎,是白音莎茹拉大队白音莎茹拉小队会计,20多岁,摔跤手出身。在担任会计期间,贪污了大量钱财物,被群众发现,为逃避罪责,抢夺了民兵的武器,开枪打死三人,打伤四人,尔后携带七九式步枪一支,子弹1000多发,乘马潜逃。

  在座的军分区领导一致认为情况十分严重,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尽快将凶犯捉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军分区必须立即组织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前往右旗。追捕沙犯的战斗方案很快确定下来,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要我率领两名参谋尽快赶到出事现场,千方百计将凶犯捉获,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当时,我想作战对象虽说是单枪匹马,但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俗话说:“狗急跳墙。”凶手是个亡命徒,决不会轻易被我们逮捕。为此,我首先向组织表示,要坚决完成追捕任务,不惜一切代价,同时提出建议,应立即向北部有关旗县发出紧急通知,对有关旗县民兵组织分别明确堵卡地段和主要搜索目标。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责成司令部当即向北部旗县武装部发出紧急通知。随即,一场追捕凶手沙格扎的紧张战斗在各级党组织和人武部门的领导与配合下全面铺开。

  按照军分区的部署,我带领司令部的杨志春、赵根锁参谋二人到巴林右旗大板镇。旗武装部的德钦科长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凶手沙格扎膀宽腰圆,是全盟有名的摔跤手,特别听到他持枪的消息后,当地群众无不心惊胆战,心神不宁。旗武装部值班室一连接到几个地区同时发现沙格扎的情况。显然这是一些群众神经过敏的表现,真正的凶手还下落不明,群众人心人心惶惶、坐卧不安。我建议地方各级党组织首先要做好稳定人心的工作。

  我们与旗委有关人员,一起直接前往白音查干公社。在行进途中接到了一个情况报告。说在距西拉沐沦河不远处已发现了沙格扎的乘马,马身上和鞍具还有许多血。据此,我们推断:一是沙格扎有可能自杀身亡;二是就地隐藏起来;三是已渡过西拉沐沦河,向翁旗松树山方向逃窜。我们便由向导引路看了沙的马匹,并沿着西拉沐沦河寻查踪迹。调查结果,沙格扎已涉水渡河向松树山方向逃跑。我们和地方的几名同志分头沿西拉沐沦河寻找渡河处。赵根锁同志首先渡了河,与正在跟踪追击沙格扎的翁牛特旗一个民兵小分队接上了头。赵参谋按照我们预定的方案,果断地指挥执行追捕任务的巴林右旗和翁牛特旗两个民兵小分队,继续跟踪追捕。并在一牧民家了解了沙格扎在他们那儿喝过茶,发现他身上缠着绷带。得到准确可靠的线索后,民兵小分队在赵参谋的指挥下,由分散搜索变为迂徊包围的态势,步步逼近,终于在一个无人居住的牧民冬营盘包围了沙犯。沙犯发现已被包围,便利用羊圈的有利地形为依托,不断向我们射击。企图负隅顽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这时民兵也向他开了火。打了一阵后,沙犯突然停止了射击,大家都以为沙已被击中了。我让赵参谋命令民兵不要轻易靠近,做好战斗准备,自己却靠近羊圈看了一眼,沙犯正在摆弄枪,原来他并没有中弹,而是枪出了故障。说时迟那是快,两人似乎同时发现了对方。赵参谋还未来得及扣动板机,沙犯就像疯狗一样猛扑过来。两人抱在一起,一个劲儿地滚,这时民兵分队包连长跑过去用枪托猛击沙的头部,其他民兵也一起上来,很快地就把这猖狂一时的贪污、杀人犯沙格扎捉获归案。

  同志们虽然紧张地追捕了40多个小时,又累又饿又渴,可人人都以喜悦的心情踏上了归途。

  在押送过程中,自绝于人民的沙犯很不老实,故意从骆驼上滚下来,致骆驼受惊,连拖带踢,最后将他踩死在山沟里。

  凶手落网,消息象长了翅膀似的很快传遍了巴林草原,人们无不称赞人民子弟兵为民除了一害,人人拍手称快。我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以赞美的眼光向我们微笑着。

  但我们觉得除掉了凶手不意味着我们的任务已完成。我们又协助地方党组织在白音查干公社召开了群众大会。愤怒声讨了沙格扎的罪行,并当众展览了沙犯所贪污的价值上万元的赃款、赃物。还挨家逐户地走访了死者亲属与受害者。配合地方政府做好善后工作,尔后我们才踏上了返赤峰的归途。20多年过去了,但当时一起为保卫人民的生产和人身安全,那种奋不顾身与坏人坏事斗争的精神却历历在目,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对今天的社会情况,更觉得为早日实现四化建设,军队和地方干部更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精神,发扬军民鱼水情的传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3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征途漫忆

<标题>=征途漫忆

<类型>=g1

<作者>=王子义,何知文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奇异的边客

  1935年,我在乌审旗陕利给娜银泰家揽工,娜家住盖一溜正房。院外还有两间东房,只放些零碎东西,基本算是空着。

  秋天,从镇川堡来了一个货郎子,赶一头毛驴,驮两个柜柜。这个人中等个儿,圆盘脸儿,穿一身标准的买卖人衣服。当地的习惯,对这种外地来的商人都叫边客。

  他一来就给娜银泰老婆儿送了不少东西,立刻取得老婆儿人的欢喜。他在这一带做买卖,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来老婆儿家住夜,老婆儿人一点也不见外,就和家人一样待他。不久,就把院外的那两间东房借给了他,还叫我们给收拾一新,他住进去。就算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并且很快就开起了干货铺。(当地的习惯把月饼、麻叶子、麻花儿、点心之类的食品都叫干货)不久又领来个刘鸿儒给他做干货,镇川堡那边也往来送。买卖做得挺红。

  这位边客与一般货郎子大不一样,他接触人非常广泛,与一些上层的蒙古族牧主、大户们也打的火热。经常给他们送东西去,得到他们一致的欢迎。一提起白货郎来,都短不了点头举指称赞道:“台勒赛孔,台勒赛孔,(那是个好人,那是个好人)对一般的穷苦的人和揽工的人们,他则更好,一有空就找他们啦话,了解他们的家境、身世。同情他们的遭际,共同发泄对旧世界的不满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激励大家共同起来向国民党和反动王爷,牧主,大户们进行斗争。所以,周尔方园的受苦人都非常喜欢他。不论蒙族、汉族,都把他引为知己。有什么话都愿意跟他去讲,经常黑天半夜跑到他那里窜门子,啦话,十几里地都不嫌远,往往一啦就是一整夜,他对这些穷弟兄们招待得非常热情周到。不久我对他产生了怀疑。

  一则边客出来做买卖都是为了赚钱,可他似乎并不为这,他是为了结交朋友,收揽人心,凡来他这里的人,都给吃喝,有钱的放下,没钱的就走,下次来了还照样给你吃喝,在现今的世界上,谁干这样的傻事呢?听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这么做,别人都不行。

  二则他特别注意打听地方上各方面的情况,诸如有多少军队,驻扎在哪里,装备如何,长官叫什么名字,性情怎样,喜好什么,和哪些人有来往关系;谁给王爷和牧主,大户们揽过工,受过剥削;那些牧主,大户们待人怎样,他们之间和有上面的关系如何等等,买卖人打听这些干什么呢?

  三则他每隔七、八天就要到河南大小石砭走一趟,走得很有规律,显然是与那里的曹动之游击队通风报信或联系什么,要不然他每天往外跑什么呢?

  那时候牧区老乡做饭,取暖都是烧沙蒿的,他们卖干货的,烧的全是自己拣抱背回,他干不了这个行当,不大会自己整背子,上肩,背不了。因为我俩相处的非常好,所以,每逢他出去拣柴,我就主动去帮。有一天,我对他说:“我看你根本也不是个做买卖的。”

  “为什么?”他装着很惊奇的样子问我。

  当我一五一十地说了我的看法之后,他马上又问我:“那你看我像个做甚的?”

  “我看你像个探子。”那时候人们把共产党和红军派过来的地下工作者、侦探、联络员等都叫探子。我这么开门见山地说了之后,他两眼笑眯眯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点着头说:“你的眼睛里真有水啊!认得不错。”说着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拉我坐下,向我介绍了他的真实情况。

  原来,他的名字叫白汉臣,是党派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调查了解地方军政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发展党的组织,收罗人材,建立根据地,壮大人民力量。

  从此,我们的心就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久,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了。在他的领导下展开了工作。

  二、心心相印

  乌审地的蒙古族牧民,对于来自陕北的干货,历来就喜爱异常,都称为“赛宝尔苏”(好饼子)。争相购买,每天早上喝茶,招待客人,都要用它。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每家都要买上许多月饼,象宝塔一样垒在一个大盘子里,上面放两颗用稣油、炒米、红糖等做成的献子和几个红枣,摆在敬神的佛前。每逢来客,就用双手端起来,恭恭敬敬地向你敬献一番,请你端住看看,捏上几点儿散了,做为敬献天地,神灵之后,再开始吃喝,假如你把盘内的饼子吃上一个,他们就赶快再给补上一个,再恭恭敬敬地端下去敬献起来。这样要整整献上一个多月才行。亲戚邻居们互相拜年,请吃饭,也都要拿饼子做为礼品送给对方这个纯朴的古风,至今相传不废。所以,每逢过年的时候白货郎的买卖做得更红了。他走到哪里,大家就象来了尊贵的客人一样,远远就去迎接。

  驻在西乌审的两个蒙古族骑兵连,他也常给送干货去,稍几天不去,大家就要派人骑上马来寻接,完了还要恭恭敬敬地送回来。他们的两个连长、一个叫贡布,一个叫根栋,也常常是白货郎铺子里的座上客,还经常给他带些奶食和肉类做人情。有时还邀请白货郎和他们一起出去跑马、打猎,对此,白货郎总是说:“我是买卖人,干不了那个玩艺儿”,加以献绝。这两位防范“共匪”的长官,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白货郎就是一个共产党,而且连他们的部队里,也早就有了白货郎发展的共产党员了。

  1936年夏天,曹动之在河南收牧人马,扩充游击队。我那时认为:只有参加军队,上前方打仗,消灭敌人,才算对革命有贡献。因此,心里决定要去报名参军。

  我把这个想法向老白说了之后,没想到他却坚决不让我去。他说:“现在张学良和杨虎诚两将军正和我党进行秘密谈判。一旦成功,就要全面展开工作。你对当地的地方风俗,人情世故都很熟悉,又会蒙话,做地方工作最合适。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党的正式的地下工作人员了,一定要安心工作,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和分配,绝不能只凭个人的感情和喜好而随便行动。

  我只好听从他的教导。

  那时候,河南、纳林河、陕利一带的老百姓,经过我党几年来的深入串联广泛宣传,都懂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明白红军是干什么的了。当地的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人民,也都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在为共产党和红军做工作了。可是,口头上谁也不说。见了面都是老张老李,你好我好,心照不宣。实际上大家都心心相印,暗地里都拉起了手,给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我们的工作发展的很快,很顺利,很快就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各方面都取得了联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终于使这里成了中国革命史上一块有名的和陕甘宁边区连在一起的革命老根据地,这里的蒙汉各族人民,都和睦相处,情同手足,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前赴后继,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

  不久,消息传来,说张学良和杨虎诚两将军在西安活捉了蒋介石,党中央也派了以周副主席为首的代表回到西安和蒋介石、张学良、杨虎诚等谈判去了。国共合作,全国共同抗战的局面马上就会出现,党的各项工作也都要全面展开。

  这真是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啊,大家都奔走相告,慰为极乐的喜讯。

  三、结拜走延安

  为了更加广泛地联系和团结蒙汉各族群众更好地开展党的工作,1937年正月,白汉臣、郝登红、高仲奎和我四个人,和当地的阿毛巴雅尔、查哈代等三十八位蒙古族青年插香磕头,拜了把子,结为盟兄义弟。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贫苦牧民,也有一些骑兵战士和几个牧主大户,根栋和贡布两个连长自然也在其中。从此我们在当地开展串联和宣传,组织活动,所到之处,畅通无阻。

  往常结拜,誓词除了民间流传的“有马同骑,有官同坐,有福有享,有难同当。谁也不能三心二意,若有三心二意,上房草碾死,牛蹄圪下水淹死,下了阴槽阎王爷还要捅他一刀……”那一套之外,还要加上一些革命的词句,如“志愿结成同胞兄弟,就要一心跟党,革命到底,即使坐牢,杀头,也绝不变心转意”之类的话。这一次,因为有几个牧主大户们两个连长参加,我们就取消了这些明显的革命词句。改为:“国难当头,我们共同结为盟兄义弟,从今以后,都要一心一意,团结一体,枪口对外,抗战到底。你也不能三心二意……”结拜仪式照例是先打一盆清水,大家共同在里边洗完手,脸,由一个年纪最小的把水泼到地上,捞出事先投放在里边的银洋,然后在院子里摆起香案,请一个熟悉仪式和誓词的扶香人主持仪式。当一缕缕的香烟袅袅上升的时候,大家站成一排,每个人左手拿着事先写好的誓词和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的红布约谱,右手握拳高举,肃立宣读誓词,完了,把誓约揣到怀里,跪下共同点香磕头之后,即开始宰牲滴血,共吃盟牲和会之饭。

  我们每结拜一次,都要拿出许多东西送给大家,然后,再由郝登红同志带领这些兄弟们到延安去参观,游览一番,大家自然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些人到了延安之后,中央有关部门和首长们都要接见他们,热情招待他们,和他们谈话,作报告,使他们都受到感染,得到教育,提高觉悟,其中绝大多数人参加了革命,成了我党我军的主要骨干,为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同志,直到现在还在党和军队中担任着重要职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操心费力。有的同志虽然牺牲了,党和人民还深深怀念着他们,他们为党为人民所立下的功勋,也将永载青史万古流芳。

  历史都是划分阶段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革命的政党为了达到自己预期的工作任务,目的都要采取适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手段和方法进行工作。这本来是人人明白的,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事情,可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肮脏目的,硬是要颠倒黑白,无事生非,把在过去革命年代里的一些革命工作者为了站住脚跟,开展工作而拜得把子,统统诬蔑为“反革命小集”,“结党营私”活动,尤其是与牧主、大户,封建上层等结拜的人,更是“罪恶难逃”,无容申辩。对参与者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必欲置其死地方才快。真是活见阎王。然而,人民从来就是历史的主人。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他们对历史上每件事情,都会做出公正的裁判和抉择。小丑们无中生有,打击陷害别人的肮脏手段和给自己脸上涂脂抹粉,拼命贴金的蠢劣行为,在人民面前,终将都会大白于天下的。

  历史对于任何人都是毫不留情的。它永远是人生社会最公正的裁决者。

  四、在延安——桃力民之间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工作的需要,更好地推动伊盟境内的革命活动,发展和壮大伊盟人民的革命力量,1937年冬上,党中央决定把设在定边园的中国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党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简称伊盟工委)。

  1938年春天,以赵通儒为首的伊盟工委由定边县迁到了鄂托克旗桃力民,因为桃力民已有国民党自卫团越兆仁驻军,我们到后,实际驻在习惯上和行文上仍称桃力民东南十来里地的乌素加汗村。当时,从延安通往桃力民的路线共有两条。

  东线:经乌拉耳林,扎萨昌汗淖,木肯淖。

  西线:经定边县、三段地,羊头昌汗淖。

  我当时是东线联络员。

  当时布局是徐子献,白汉臣的部队在乌拉耳林,点连素一带。汪震东在扎萨昌汗淖。李锡昌在木肯淖。我的任务是为这几个点儿传递信息。即把延安党中央的指示从徐子猷,白汉臣这里传送到桃力民去,再把桃力民工委的精神传送到各个点上和徐子猷,白汉臣这里,然后再由他们传送延安党中央。

  从乌拉耳林到桃力民,相距约600里地,全是大沙巴拉,黑柳林,人烟稀少,没有道路,一个人步行,拉一根柳棍,背几碗米,十来天往返一趟,也不觉累。碰见人问你是干什么的?回答是寻牲口的。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人们,确实是手提上脑袋干革命的,就这样,整天奔跑不息,工资补助没一分,(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资,补助。连这个名词都没听过)。口粮还是自己家里装的。随时随地都有被人杀头,坑害的危险。但心里一点不考虑,非常乐观,一心想得就是革命,工作和胜利,任何私心杂念都没有。人人如此,所以,各项工作都能达到预期满意的效果。

  1938年夏天,我在桃力民学习了几个月,秋天我和赵通儒到后套临河县黄羊木头一带给骑兵团买了几万斤粮食,又到早梢新召买了一回马。这两次出门都比较顺利。

  1939年夏天,我和驻桃力民骑兵团团长牛刚两人奉命回延安开会。会后又留下学习了几个月,主要是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如何开展新区的党的工作,听取中央首长们的报告。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使我茅塞顿开,领掠了许多革命道理,和世界大事,给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特别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几次报告,使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

  一次在中央党校毛主席讲了如何发动群众和战胜日本侵略者。又一次讲了怎样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两个问题经毛主席那生动的,富有说服力的讲解,使我深受启发,时至今日,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形象和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毛主席说,要想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只有不断发展抗日武装,壮大人民力量,才有希望,抗日要发动人民去抗,人民要靠我们去武装。

  关于发展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的目的既已明确,就要发动大家共同去抗,古话说,一根筷子容易断,十根筷子像根椽。只要人多,团结,就有力量了。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手段和机会去把各阶级,各阶层大多数人都团结起来,和他们结交朋友,哪怕三五天也行,只要他们不反我们,实行抗战或不反对抗战就好。人多力量大吗,共产党员到什么时候都是少数,绝不能孤芳自赏,工作要靠全体人民一齐去做,我们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带领他们共同前进。只有这样,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下东洋大海。

  周恩来副主席在乔儿沟,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做了专门讲演。他指出,抗战要靠党的领导和人民武装,绝不能靠蒋介石国民党。他详细介绍了蒋介石的历史后指出:蒋介石这个人向来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办事靠不住。他只能做我们抗战宣传上的一种旗号,这个旗号要打,但主要还是要独立自主,绝不能寄希望于他。如不小心提防,还会上当,吃亏的。历史的教训,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教训是我们多年来无数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一刻也不能忘记。

  五、与巴营长结拜

  为了保证机关和部队的给养供应,改善生活,1938年秋天,盟工委决定要先派刘雄仁同志到后套给驻乌素加汗、大科卜,伙虏桑等地的骑兵团筹集购买粮食。

  从桃力民到后套,沿途都是蒙地,驻巴拉亥等地的河防部队是杭爱王爷的蒙古军。所以赵通儒决定要我跟他随后同去。

  那时候,河套地区党的负责人是刘建平,他在临河县里有公开职业,我们经他指点,在临河县黄羊木头等地买了七八万斤小麦和白面。买好后仍由刘雄仁同志负责起用,我们就回去了。

  从后套往梁外运粮,都要从临河、米仓(现在的杭锦后旗)和杭锦旗之间的巴拉亥,度口堂两个渡口渡过黄河。杭爱家的一个骑兵营驻在巴拉亥庙上,防守着上下各个渡口,这些老宗们以查防为名,到处打劫来往行人,使那里成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关卡,往来行人欲渡东西过河,非得事先通好他们,得到许可开上证明才行,否则东西就被没收名为充公,实则尽填了私囊。因此,不论后套还是梁外的老百姓,都对他们切齿痛恨而又无可奈何,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七、八万斤粮食渡河南运,也会遇到他们的非难,扣留,甚至抢劫,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通好他们。

  这个营的营长叫巴图敖其尔,人们都称巴营长。提起他来,梁外后套无人不晓。由他把守河防,既是杭爱王爷的派遣,也受傅作义的在许。这个人的文化程度还挺高,尚通情理,很有些民族气节和江湖习气。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决定专门前去拜访他一次。并为此而做了充分准备,给他们带了不少稀奇、珍贵的礼物。

  一到巴拉亥,赵通儒就带我们去见巴营长,向他讲明了来意,大意是:为了中华民族不当亡国之辈,我们奉蒋委员长之命,由陕北开往伊盟抗击敌人,因为给养困难,曾向傅长官报告,请求援助。前得傅长官电示,拨给我军十万斤粮食,令即去接运。将来这批军粮全得借道从贵处运回,欣闻傅长官对你十分器重,我们也久闻大名,甚为敬仰,因此特来拜访。请你令弟兄们出力保护,使之安全运抵,以助抗战大业。待到胜利之日,本军只会报告上级,论功行赏。

  巴营长见我们来派不凡,赵通儒身体魁梧,讲起话来口齿利落,一片文雅官腔,音韵宏朗,以为一定是什么大官,因此一口答应全力保护运渡,决不会有分毫刁难和损失。如有三长两短,全由他巴某一人承担。

  于是我们把所准备的礼物:一套高级尼子衣料,一套高级生活用品,一罐上等大烟膏子送交给他。另外一些,则请他送给有关兄弟。这一下可使他高兴的非同小可,眼看着一件件稀奇珍贵的礼物,眉开眼笑,一张嘴巴好长时间合不上。当下派人宰牛杀羊,大摆宴席,招待我们。席间他又谈起他如何讲信用、重义气,坚持民族大义。接着提出,为了永远友好下去,愿和我们宰牲滴血,插香跪拜,结为盟兄义弟,我们一口答应。

  第二天,巴营长即传令各连连长、排长及和他有关的亲信齐来庙上。是夜,正直秋高气爽,皓月当空。我们一伙20多人,在巴拉亥庙上插香宰牲,拜了把子。

  结拜之后,我们又给每人送了一些东西,抽烟的,给二两上等膏子,没烟瘾的给几元响洋。这一下,可把这些穷弟兄们给喜结实了,山盟海誓,一定要为抗战出力,凡给我们运送的粮物,保证优先渡河,不能耽误停留,不能收费,不能有任何差错和损失,一定要全部运抵。

  凡是拉粮的车户,只要出据是给桃力民驻军送的,就能免费优先渡河;只要开上巴营长他们的手续,一路不要任何检查和阻拦。

  那年冬天,梁外和后套的老乡除了正式运粮之外还假借给我军运粮之名,贩运了不少粮食。除了供当地老乡购买之外,我们坐地不动,还又买了好几万斤。大大充实了公用,减轻了当地群众的负担,我们还对好大一部分穷苦老乡进行了救济,从此当地群众奔走相告,无不对八路军交口称赞。

  我们在那里的脚根站得更稳了。

  六、蔡占元同志的失踪

  1939年冬上,我和刘瑞生,杨业谋同志由延安回到乌素加汗时,听到蔡占元同志失踪的消息,使我非常难过,久久不能平静。

  蔡占元同志年仅20几岁,老家住在后套。由于受不了当地地主大户们的剥削和压迫,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兵,1937年冬天由家跑出,第二年来到乌素加汗,参加了革命。

  他体力强壮,为人非常忠厚老实,对革命忠心耿耿,一片赤诚。我和牛岗到延安开会之后,乌拉耳林至桃力民这条路线上的信息就由他来承担传递。

  9月间,他由乌素加汗工委出发南下,当天到木肯淖住了一夜,第二天照常早早就出发走了。

  第三天早上,他的骑马回到了木肯淖。马鞍子、行李都结结实实的,就是没有人。木肯淖的同志知道事情不妙,立刻派人出去寻找,一直大寻了几天,都没有下落,想必是在路上被游兵歹徒枪击杀害了,马没有落到他们手里跑了回来。幸亏他那次没带什么机密文件,只有几个普通文件和信,也都在马鞍下的韂里拆寻出来了。从此我们更加提高了警惕,改变了做法。单一个人行走,一般情况下都不带机密文件,只有口头传达就行了。

  在那些艰苦的年代里,许多同志为了革命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可是大家谁也毫不考虑,绝无惧色。每个人的心里,随时都准备着奉献自己最可宝贵的生命,不知有多少年轻有为的好同志,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牺牲在疆场上和敌人的屠刀之下,为革命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回想起来,今天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他是由千百万革命志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像爱护我们的心肝五脏一样,保护这个胜利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长眠于九泉之下的革命先烈。

  因为蔡占元同志是接替我的任务而牺牲的,所以,我一直对他深深怀念不止,我后来每逢踏上这条道路,总要思念起他来。每一念及,他那诚实憨厚的音容笑貌就象电影镜头里的景致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着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向前。

  七、延安生活片断

  1940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特别寒冷。10月中旬就下了一场大雪,整个草原都被覆盖了。白茫茫,横无际涯。

  一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集团,为了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扫除障碍,投降日寇的反动迷梦,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到处和我们搞磨擦,调兵遣将,进攻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党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

  为了适应形势,集中力量,击退蒋介石集团的阴谋,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把散在各地的军队和干部进行了调整和集中。11月初,我也被调回延安住了中央民族学院。

  那时候,胡宗南、马鸿逵的几十万大兵云集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虎视耽耽,妄想一举消灭我们,同时对边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

  延安的生活进入非常困难的阶段。

  我们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学习的时间很少。为了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难关,党中央发动了有名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夏天,大家都进山开荒种地。冬天,仍钻在山里烧木炭、学习。现在流行的歌曲《南泥湾》和解放初期唱得《大生产》就是那时候我们最熟悉的歌子。当时还有一首民歌是:

  一九四二年,

  日子最艰难。

  精兵减政主意好,

  一齐搞生产……

  我们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那时候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那些年,整个边区的党、政、军各项经费,大部分都由自己搞生产解决。吃的,自种自收;穿的,自种棉花,自纺自织。当年的延安啊,差不多每人都有一辆纺线车,一有空就嗡嗡嗡地纺起来啦。中央机关还发动了纺线线比赛活动。大家都积极响应,展开比赛,看谁纺得多,纺得好。每当彩霞布满天空的黄昏或是皓月当空的夜晚,许多人走到一起纺开来,有说有笑,歌声伴着纺车的有节奏的嗡嗡声,真是悦耳,动听极了。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甜滋滋的。好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那更有风趣,更好听的音乐了,真是令人心神想往啊!那时候,大家都非常乐观,虽然生活那么艰苦,可谁也没有一点愁苦的影子。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也都和大家一起来纺,展开比赛,彼此根本不分什么当官的和当兵的,大家一律平等,都是革命的同志和兄弟工作起来各干各的,一有空间就跑到一起来了。没有一点区别和隔膜。朱总司令体强力壮,爱打篮球,一上球场就和小伙子一样,龙腾虎跃,所有的人都同甘共苦,“吃的一锅饭,点的一灯油”,谈笑风生,和乐融融。从不分什么上下尊卑。我们民族学院的领导高岗、高克林、乌兰夫(当时都叫云泽,还不知道乌兰夫这个名字)等也和同学们一起上山开荒种地、烧木炭,共同劳动生产。机关所有的经费,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就凭这一套,我们终于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渡过了一道道的难关,赢得了光辉灿烂的胜利。

  八、首赴三边

  由于蒋介石一贯奉行他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从1939年冬至1940年来,连续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都被根据地人民击败之后,这家伙恼羞成怒,继续指使他的军队和我们制造磨擦。1941年秋天,何文鼎的26师再次奉命进攻我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各县。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进攻,保卫根据地人民,党中央决定派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前去三边,和那里的贺锦年骑三旅共同消灭敌人。9月间,又派了赵通儒带领我们一伙也去三边,协助那里的军队做好地方工作,把敌人消灭在边区之外。

  三边是我党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那里的群众觉悟很高,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土地革命,翻了身,作了主,过上了安居乐业人寿年丰的生活。对共产党、八路军,真诚拥护。对国民党蒋匪军恨之入骨。何文鼎的军队到了那里,完全成了瞎子,瓮中之鳖。老百姓实行了坚壁清野,到处都给我们当侦探,通风报信,处处给敌人形成错觉,让敌人吃不上,喝不上,休息不上,到处碰壁,处处挨打。

  国民党进攻三边的目的,首先是要占领盐池图,企图夺回花森池和大池等几个盐池。给边区经济上造成更严重的困难,党中央对敌人的阴谋洞若观火。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到了那里之后,配合骑三旅,从三段地,盐池,到靖边县的张家畔,布下了天罗地网,单等敌人前来,就要把他们消灭。

  狡猾的何文鼎因为吃够了我军的拳头,深知我军的厉害,所以他不敢长驱直入,他把他的大部队摆在后面,只派些零散军队和指使地方保安团等杂牌军前来骚扰,试探。

  一天半后晌,敌人的一个营到了召皇。我军闻讯后,半夜赶去将他们团团围住敌人在睡梦之中忽听见枪响,一个个东奔西逃,有的连裤子还没来的及穿就奔了,这些被打成惊弓之鸟的家伙们,只顾逃命,连方向都没弄清楚,有的一直奔到我们的队伍里面,乖乖地当了俘虏,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这一次我军只用了几十发子弹就赶跑了全部敌人。收拾了许多枪支,弹药和马匹。赶到天亮,我们的队伍就带着大批的战利品,押着成群的俘虏,排着队,唱着歌,浩浩荡荡,凯旋而归了。

  一天中午,敌人的一个排约20多人到了一个村子(村名记不清了),村里十几户人家都走得光光的,不仅吃的一点没有,连要喝一口水都寻找不上。后来好容易在村西头发现了一眼半盖着的水井,旁边撂着一只木箍的水桶。一群敌兵如获至宝,一涌而上,抢着吊水解渴,饮马。没想到,刚过了不大一会儿,一个个敌人都肚子澎涨,疼得要命,躺在地上喊爹叫娘,乱猫打滚

  原来这是一眼从来不用的苦水井。敌人来了,老百姓把好水井都严严封了,唯把他只盖了一半,里面给撒了烈性毒药,旁边给撂了一只木箍的吊水桶。乍猛一看,好像是主人伧促“逃走”,没来的及盖好的样子。

  就这样,20几个敌人,除了三五个都当了俘虏之外,其余的都见阎王去了。

  何文鼎奉蒋介石、胡宗南之命进攻三边,几个月内,在三边的土地上丢下了无数的尸体,他好像丧家之犬一样,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回了老窝。

  九、二去三边

  国民党反动派对日本侵略者一贯屈膝求和,暗地里总是勾勾搭搭,百般讨好。对坚持抗战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则千方百计制造磨擦,实行镇压。对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更是从不放在眼里。

  1942年,国民党伊盟驻军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借口国难当头,解决军粮问题要紧为由,在全盟范围内大肆进行垦荒。弄得许多蒙古族牧民没有养牲放畜和生存之地,到处流离失所。陈长捷却对此视而不见,置若冈闻。竟然下令:“哪里有好地,就在哪里开”。这样一来,好多地方连蒙古族牧民祖祖辈辈严加保护的庙地和敖包地也给开了,甚至连成吉思汗的陵地也不放过。这就引起了当地蒙古族人民的严重不安和强烈反对。

  1943年3月26日,以当时绥境蒙政令委员长,伊克昭盟盟长兼扎萨克旗王爷沙克都尔扎布(一般称沙王或老沙王)为首的扎萨克旗保安队奋起反抗,杀死陈长捷的走狗白银仓(蒙族)等,因此遭到陈长捷,骑七师(当地老乡叫铁帽儿军)和何文鼎26师的血腥镇压。以老沙王为首的蒙政会与扎萨克旗王府成员被迫携带家属,印信离开扎萨克旗,一面向西撤退,一面派出巴扎尔布仁携带公函信件,奔赴乌审旗巴图湾和我党组织取得联系,商量对策,请求援助。这就是,当年在全国内轰动一时的,伊盟历史上有名的“三·二六”事件。

  为了帮助伊盟人民战胜国民党反动派,事变刚一发生,延安党中央立即进行了研究,做出了对策,除令住乌拉尔林、河南等地的徐子猷,曹动之的军队积极出动策应,设法援助之外,当及派赵通儒和我星夜奔赴三边,组织策应,迎接沙王。

  阳历的三月下旬,还是春寒料峭,冰雪在地的季节。我们两人一天下午从延安出发,不分昼夜,兼程前进。三天三夜,即到了乌审旗河南的石砭庙,见到了沙王派来的联络员札尔布仁等,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和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民族政策等,希望他们立即进入解放区来,我们可派部队前去迎接和保护。保证他们一切安全,来去自由。

  开始他们还有些顾虑,犹豫不定,因为国民党驻鄂托克旗阿拉庙的张文轩司令也奉命派人去叫他们,到鄂托克旗西部偏远地区躲避。他们怕得罪章司令说他们投靠共产党的“罪名”难当。

  此时,我们不断派人去向他们做解释,宣传工作,并送去东西和给养,表示慰问。

  后来,由于骑七师和何文鼎的26师步步进击,形势越来越紧了。他们也看到:如果听从章文轩的话,到鄂旗西部去就很难保证事变的胜利。为了钳制国民党赢得最后胜利,他们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听从我们的话,到解放区去。但是又不愿给国民党和章文轩留下口食,说他们投靠了共产党,对以后的事情产生不利。

  怎么办呢?赵通儒一向脑子聪明,点子多。他经过反复考虑,精心研究,决定演出一场非常有趣的既能保证他们最后赢得胜利,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顺了他们的心意,还顾全了老沙王的声誉和面子的戏剧。

  一天深夜,我们的部队悄悄去把他们接来。同时放几个人佯装“逃出”,去阿拉庙向曹司令通风报信,说八路军深更半夜把老沙王等一行强迫抢到解放区去了,请他设法营救。

  章文轩明知戏中有戏,但已无可奈何,只好将计就计,故做声势,立即向国民党中央,傅作义、马鸿逵、邓宝珊等作了报告。向我们提出了“抗议”。

  开始,我们接他们到了河南仓窟窿的一个庙上住了一个时期,后来,为了确保安全,又接他们到了章高图,因为那里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好,离东乌审更远了。在这期间,赵通儒和曹动之经常与沙王等上层人士洽谈,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就在一般士兵中搞宣传。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恰。

  8月艳阳,正当解放区天和地暖,万物复苏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的东协理阿毛古朗等代表到延安去参观游览。他们到延安后,中央各有关部门都盛情接待,表示慰问。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也接见了他们,向他们深入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等。最后还给他们的保安队补充了给养、马匹、枪支、弹药和服装。给沙王等30几人每人赠送了一套高级生活用品和一身上等尼子衣料。当赵通儒和我陪同东协理把这些东西送交给沙王等人时,他们都喜出望外,笑得合不上嘴。一再磕头作揖,称颂共产党宽宏大量,他们保证铭心不忘,永远不真反对共产党,绝不和八路军打仗。

  十、兄弟情谊

  沙王一行到了解放区后,原来扎萨克旗被骑7师和26师打散了的保安队都陆续跟踪追来。特别是当阿毛古朗等代表从延安回来的消息传出之后,投奔的人更是蜂涌而至。到7月初已达800多人。我们让他们住在什拉乌素一带,那里是和东乌审打交界的地方。

  这些蒙古族骑兵经过我们不断深入的宣传教育,对我党的政策和革命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特别是当他们亲眼看到我们把尚好的枪支、弹药、服装、马匹、给养等供给他们后,对我们更是感激不尽。我们走到哪里,他们都象欢迎高贵的客人一样,远远就结队前来接待,绝大多数的人都与我们促膝相谈,畅所欲言,一提起共产党和毛主席,许多人都紧紧握住右手,高高举过脑门前晃动着说:“救世真主,救世真主!”许多连、排长和士兵都纷纷要求和我们插香跪拜,结为磕头弟兄,保证永不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一致认为国民党,东乌审反动王爷和民族败类奇玉山之流进攻解放区是不得人心的,一定要和我们站到一起,并肩战斗,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

  正当草原上牛肥马壮,解放区军民欢天喜地收割用汗水和辛苦换来的丰收的时候,东乌审奇玉山的哥哥塌鼻子二爷扎拉僧带领他的保安队象一群饿狼似的向解放区闯了过来,企图抢劫粮食和牲畜。这时沙王部下的那些蒙古族骑兵果然主动出击,和我们并肩战斗了。一下就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狼狈逃窜。为保卫解放区人民丰收和胜利的成果出了汗,流了血,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9月间,驻鄂托克旗阿拉庙的章文轩司令经过交涉,得到我们的同意,派遣他的副司令奇思庆,带了大量礼品和信件到河南来看望沙王,表示慰问,向沙王传达了国民党中央已承认错误,决定停止在伊盟开荒,撤销陈长捷的职务。现在傅作义、胡宗南、马鸿逵、邓宝珊都派了他们的高级代表前来慰问沙王,磋商缮后事宜。但他们不便进入解放区。请沙王一行无论如何离开解放区,到阿拉庙去。上述各位长官的高级代表都在那里等候迎驾。希望沙王能够顾全大局,不要老住在解放区内,以免给蒙古人和国民党留下话柄。

  开始,老沙王等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来和我们商议。赵通儒、曹动之等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讲明我们说话算数,保证来去自由,毫不干涉,请他们自作主张。

  由于章司令的代表奇思庆等的竭力劝诱,加上部分士兵觉得离乡日久,思归心切,不断向沙王等进言,沙王等也以为既然国民党中央承认了错误,撤销了陈长捷的职务,停止了开荒,便以为事变达到了目的,取得了胜利。于是发生了动摇,决定要离开解放区,到阿拉庙去。

  行前,我们从上到下都召开了欢送大会举行了欢送,告别仪式。边区的军民还专门为他们排练演出了文艺节目。那时候,已是老秋季节。深夜,天上寒星点点,西北风一阵阵从高原上吹来,冷嗖嗖的,人们不禁打起了寒颤。我们在野外的草地上盘膝共坐,一边观看节目,一边畅叙相处情谊,心里还是热乎乎的,直至东方扯起了明梢还不想散。

  出发时,我们派部队把他们送出了解放区境外。路上我们一再祝愿他们平安归乡,后会有期。许多士兵与我们手拉手并肩前进,恋恋不舍。临别时,他们久久回首南望解放区的天地山水,流下了依依惜别的眼泪。

  十一、再回草地

  1944年,全国抗战形势已经好转,为了全面铺开工作。迎接胜利,我又奉命离开了生活了几年的延安中央民族学院,回到了桃力民的伊盟工委。见到了赵通儒等同志,离别几年又相逢,自然有说不尽的高兴与激动。那一夜,几个人坐在热烘烘的土炕上,守着一盏豆大的油灯,抽着老杜叶子,喝着红艳艳的老砖茶,一直拉呱到天明,都没有睡意。

  那时候桃力民一带的自卫队中队长王浪子也成了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开展的非常顺利、活跃。从索扣、木肯淖、伙房梁、大科卜、木花梢、阿木尔龙贵,直到乌兰吉林、小湖、达拉吐鲁等地的许多保甲长大都成了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或朋友。我们走到哪里,基本上都是畅通无阻的了。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群众的盛情接待和保护。他们明知道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工作人员和探子,可嘴上谁也不说。心昭不宣而已。

  国民党在木花梢办事处东边的阿木尔龙贵设有一个粮台,供应各地的机关、军需之用。我们散在各地的机关、军队的用粮,也到那里去领取,一方面当时是国共合作,我们是抗日军粮,得由他们供给;另一方面,那里的一个负责人已经成了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了。我们可以假借各种名义,去了都能领上粮食。我们把领回来吃不了的部分,分济给当地贫苦的人民,周围方园的群众无不对我们真诚欢迎。争相邀请我们去到他们家里作客,品尝他们的土特产品,他们最喜爱的食品是油糕,铪铬和猪肉烩酸白菜,捞饭。那种独特的风味呀,现在回想起来都由不得要流下涎水。

  那一带的群众,对民间流行的二人台戏剧有特殊的爱好,许多人都是二人台的好把式。一到冬天和正二月间,爱好者每天都要自动地集聚到一起,拉弹起胡胡、弦子,装扮起身子表演一番。这种场合,往往成为我们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革命道理的好机会。许多贫苦农民在饭罢喝茶,拉话之余,常常用他们最喜欢,最拿手的爬山歌,向我们表达他们的心情。那悠扬婉转的曲调,一往深情的歌词,任凭什么人听了,都会深深感动,那可真是群众的心声啊,有一些就象刻在了我们的心坎上,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还是记忆犹新:

  山亲水亲石头亲,

  至亲不过八路军。

  长长间铪铬软软间糕,

  长长间记你们一辈辈好。

  羊羔羔跑着撵草草走,

  一心心跟你们走到头。

  特别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点好的。许多人宁肯自己少吃,也要送我们来吃。一些妇女和娃娃们,把他们心爱的花儿馍馍,枣排(用棒棒穿起来,又用插上红枣的一种很大很大的,组成各种花图案的花馍馍。)油圐圙(用软米做成,油炸出来的糕圈圈)等端的送到我们的面前。对这些人民群众送来的礼物,我们热情接待,热烈欢迎。东西收下,价格却要足足付给,尽管他们真心百般推辞不要,我们却分文不能少。每逢这种时候,我们才能从心底里倍感毛主席教导的正确无疑;群众是土壤,我们是种子,只有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发芽、开花、结果。

  不是吗?在那些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无论走到哪里,只有深入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群众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我们的工作就顺利开展,成效倍增。一旦要脱离群众,马上就会倒霉。所以毛主席说,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结论。

  十二、解放海流图庙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集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向解放区疯狂进攻,妄图在九个月内,就把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消灭干净。胡宗南、马鸿逵也调兵遣将,开始向陕甘宁边区进逼,一时间,乌云满天,形势咄咄逼人,紧张极了。

  为了集中力量,加强防御,做好准备,最后消灭反动派,党中央决定把分散在各地的军队和干部都调到了边区和边区周围。我也随伊盟工委回到了乌审旗,我被分配到海流图河,乌拉尔林一带负责侦探东乌审家的军政活动情况。

  海流图庙是乌审旗有名的大庙之一。地处乌拉尔林和纳林河中间靠北一侧,与乌拉尔林,纳林河呈三角对峙形势。庙上驻着敌人的一个团。这些家伙整天起来为非作歹,抢劫粮物、牲畜,害得老百姓不得安宁。而且,经常四处骚扰、威胁我乌拉尔林至纳林河一带边沿地区的正常活动。以赵通儒为首的工委经过研究,决定首先拔除这个点子。扫除障碍,然后向北出击,一直打到桃力民,解放鄂托克旗东部,北部和杭锦旗后,再向东打,解放郡王旗和扎萨克旗,与准格尔旗、神木、府谷解放区连接起来。这样除达拉特旗之外,整个伊盟就全部解放,成了我们的。为此除当地现有兵力之外,又从定边调来了李有祝一个团。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奔走相告,慰为喜讯。以为这一下就能打大仗,消灭敌人,解放全伊盟了。

  9月初的一天晚上,我们把海流图庙团团包围起来。当我们的一切组织,部署就绪,黎明前发起攻击时,里面却连一点动静也没有。原来我们的队伍在昌合圪台结集时,被敌人的侦探发现了。这帮平时作威作福,欺压老百姓的家伙,一听说我们调集了大兵团来进攻,一个个早已吓得胆战心惊,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了。我们只撂了90发子弹,再未费吹灰之力,就进占了这座大庙。

  当我们的部队进到庙上的时候,敌人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除了骡马全部带走之外,还有上百条好牛和几百只肥羊都还在圐圆里圈着,连已经杀下,准备吃得许多牛、羊肉也未来得及带走,还有大量的粮食,白面、大米和枪支、弹药,也都到了我们的手里。特别是那整箱整箱苫得严严实实的弹药,可把战士们给乐开了,大家围看着一垛垛的弹药箱。都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确实在那个年头里,枪支弹药对我们来说,真比什么都宝贵。战士们一个个都笑着、叫着,有的还手舞足蹈,数说起蒋介石这位运输大队长的“功劳”来,引逗的大家都拍手叫好。只是没有打上敌人,上级又来指示:要我们就地驻防,暂时不要向北出击,同志们听了才有些快快不乐,觉得很不过瘾。

  附近的老乡一听说我们赶跑了敌人,打了胜仗,都和赶什么大庙会一样,有的骑上牲口,有的套起二饼子牛车,拉上全家老幼,有的年轻妇女还穿上她们妆新时的花衣裳和绣花鞋,一齐跑来向我们祝贺胜利,看热闹。庙上的喇嘛也特地跳了一场“查玛”,整整两三天,大家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里面,唯独忙坏了我们的炊事员。因为我们对所有来得老乡,都请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看红火。对于缴获来的战利品,除了枪支,弹药和粮食而外,牲口全让老乡们自己认领。粮食也拿出了一部分,分给了劳苦的老乡们。大家都欢天喜地,载获而归。

  十三、内部的争执和教训

  海流图庙解放不久,上级要李有祝团原回定边。赵通儒等决定要调横山的王铁锁团来接防。

  王铁锁,一般人只叫他王锁子,提起这个人来,陕北、伊盟的人民无人不晓,老少皆知,他原是土匪出身,国共合作后,假借抗战之名收罗了地方上的一些杂牌游涌,凑成一个团。他自任团长,到处奸淫虏掠,作恶多端,老百姓提起来无不恨之入骨。后来经曹动之再三逼迫劝告,出于无奈,算是起义投诚过来,归入八路军编制,即让他们到波罗以北一带驻防,训练。但他匪性难改,仍然不断骚扰百姓,抢劫财物。当地群众对此非常气愤,经常向领导机关反映。这个人一贯反复无常,不可信任,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在这种时刻,调这种人到这红、白拉锯的交界地方来驻防,很难保他没有反叛之心。这是经过我们多方面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们把这个情况和意见向组织做了反映汇报,但赵通儒却听不进去,他凭着他那非凡的才能,渊博的知识和真诚的革命精神,博得了大家的真心拥护和敬重。但他一贯刚腹自用,主观性太强。现在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尽管许多同志一再建议,他却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王锁子是曹动之拉过来的,和曹动之的关系非常好,这个人很有本事,曹对他也很信任,要不然,为什么还要他当团长?再说,他对当地的情况也很熟悉,又有名气,东乌审和陕北的一些地方自卫队都很怕他。还有,他们多数人的家属都在我们的大后方,他们怎敢反叛投敌?白汉臣等同志也赞同他的意见。尽管我们多数人都不同意也没办法。

  王团调来之后,就住在乌拉尔林北面和东乌审的交界线上。接着赵通儒,白汉臣等又决定把党政领导机关也由海流图庙迁到乌拉尔林以南的点连素去。在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也很不一致。为此在海流图庙上召开了一次会议,整整讨论了一个下午,多数同志提议不要迁,赵通儒、白汉臣等执意要迁。大家拗不过他们,只好让迁了。当时看起来,他们那样的布署还是非常保险,安全的,从1940年以来,以徐子猷、白汉臣等为首的领导机关就住在那里,人地皆熟,与王团驻地相距十几里,在他们的后方,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也能来得及应付。再说,那里是老解放区,群众条件非常好,敌人也都知道,一般都不敢到那里轻举妄动。但是,世界上的事情都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来就是复杂的,坚持主观主义的人,往往都是听不进群众的意见而吃了大亏。这样的事例,在我们革命的事业中也并不少见。

  十四、王锁子叛变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事例: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是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气候的,他们的头上并不打字写印,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善良的人们很难识别他们究竟长着什么心肝。他们往往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伪装得十分象的面孔,能够博得各种人的欢喜和信任。可是,一旦风云有变,他们也能够摇身一变,立刻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格。在我们的革命阵营里,也并不是没有其人。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来说,这种人往往要大过明显的敌人十倍,甚至百倍。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善良的人们时时都要擦亮你们的眼睛,提高革命的警惕性。

  国民党反动派自发动内战以来,由于疯狂进犯,一时间在全国各地抢占了解放区的许多地方和城镇。蒋介石一时间利令致昏,大肆宣扬他的所谓“赫赫战功”,说共军除散布在各地的一些散兵游勇之外,大部队已“基本肃清”。再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全部消灭干净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急于登上大总统的宝座,过过当大总统的深瘾,决定要在11月份就要召开伪国民大会,好选他上台尝尝当大总统的滋味,为此,在全国上下,响起了一阵的紧锣密鼓,大造共产党、八路军已经失败、完蛋,国军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舆论。在这种气候之下,社会上各种反动人物的丑恶嘴脸,都从一块块遮羞的面纱之下暴露了出来,王锁子就是其中的一个。

  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天空浓云密布,地下冷风阵阵,寒气逼人。大约十点来钟,王锁子团部的通讯员骑马到了点连素,见到赵通儒等,说上级某首长到了团部,有要事要召开会议,请首长们火速前去。王悦丰等同志都说怕有问题。赵通儒却信以为真,立即偕同白汉臣、张金文、张海源、王旭清等飞马前去。

  这时候,王锁子等一伙匪徒早已在那里等候“迎驾”他们了。他们刚刚下马,还未站稳脚跟,赵通儒的随身警卫就被人刺杀了。还有王悦丰的一个警卫也跟着赵通儒,因为心有戒备,两人有意拉开了一段距离,当前一个警卫遭到刺杀时,后头一个一看情况不对,大叫一声:“首长,不对了!”这时候,已有一伙匪徒向他逼近。但他年轻机灵,翻身跃上马背,回头就跑,敌人为了不让走露风声,都没敢开枪,这样他就一溜烟跑了。这时候,早已布置好的敌人一涌而上,将赵通儒、白汉臣等全部抓了起来,然后四处搜查逮捕。

  这一夜,除了大部分机关人员被那位警卫员喊醒撤出,免遭祸害之外,仍有许多英勇善战,忠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同志遭到了逮捕,或不声不响地牺牲在敌人的磨刀之下了。

  第二天,王锁子即将赵通儒等一行20几人押送到榆林,交给他的主子22军,投入大狱。王锁子果然立了“功”,领了“赏”。

  一夜之间,王锁子即由一个共产党的团长变成了蒋介石的宠儿,得到了胡宗南的赏识。

  十五、幸免者的遭际

  我的一位姨姨家住在补浪河,自我参加革命十几年来再未见过她们。王锁子叛变,逮捕赵通儒、白汉臣等那天晚上,我恰好请假到他们家去了,所以,在许多同志惨遭逮捕和屠杀的时候,我成了一个侥幸的幸免者。就因为这件事,“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我纠缠不清。硬说我是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同志,给我戴上了叛徒的黑帽子,进行了各种名目繁多的,残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和迫害,长达四个多月。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任何人的捏造和抿灭都是徒劳的,只要共产党领导我们一天,实事求是这个原则就不会丢掉。

  不知怎的,第二天前晌我由我姨姨家返回驻地的时候老觉得心慌眼跳,怪不舒服。我参加革命十几年来,从没有过这种情况。我骑的马也象离群失伙似的,摇头摆尾,嘶叫不止,两只前蹄一股劲地在地上乱刨,不肯前行,我心里也惶常忽乱,难过的不行。没办法,我只好下来拉着它,绕着沙梁,慢慢前行,一边走,一边向四处张望。

  往常各个村庄,草滩和沙梁上,总是人欢马叫,熙熙攘攘,今天怎么哑呜静悄?既没有人来人往,也不见一个骡马牲畜,死一般地寂静。同志们都哪里去了?莫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正看着、想着,忽然前面柳湾里出来一个老乡向我招手,我急忙拉马下了沙梁。

  这位老乡平时和我认识(可惜我现在记不清他的名字了),他慌慌张张跑到我跟前,上气不及下气地嚷道:“老王,你怎么还不赶快躲避,站在沙梁上干什么呀?”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我急切地问。

  他一五一十地向我说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又说:“这一带咱们的人一个也没有啦,敌人把情况封锁的很严,谁也不准外出。现在他们还在四处搜查,有人还点名说你不在,要派人出去捉拿。你快向西走吧,去纳林河那边通个风,好叫收拾这些驴日的们”。听了老乡的话,我心里顿时更加难过起来。说不清是刀搅还是油煎,泪水象雨点似的扑洒洒地滚落下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流这么多眼泪。我该怎么说呢?

  老乡望着我,不断摧捉:“快,快,快上马走吧,可不敢迟疑了。你去我就不去了。”他说着急忙钻进柳林。走了一阵,又转出来向我挥挥手,低声喊道:“快呀,快快走吧,前面有人声啦!

  我向他挥了一下手,回头跃上马背,向西奔去。刚跑了几步,忽听后面有人大声喊叫:“到哪去呀,回来。”

  我回头一看,三、四个骑马的家伙正向我扑来。我没管三七二十一,一弯腰,狠狠加了几鞭,向西飞奔而去。只听得后面砰砰叭叭地响了几枪,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我的左耳边飞了过去。我不顾一切地绕着沙湾飞奔,一趟子跑了20多里。回头看看,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这才喘了一口气。

  十六、纳林河阻击马家军

  赵通儒、白汉臣等被捕之后,我们失去了领导,也失去了许多优秀的英勇善战的革命战士和同志、王锁子和东乌审奇玉山之流以及各地的自卫队等又都互相勾结起来,不断向我们进行反扑。一时间,轰轰烈烈的革命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转入了低潮,工作非常艰难了。

  我由点连素到了纳林河,找上了民兵游击队。不久组织上就决定我留在那里当了指导员,几个月之后,又派了邓发财同志来领导我们。所以,我们又如鱼得水,活跃了起来,扩大了队伍,工作又开展起来了。

  到了1947年夏天,西北野战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将军的亲自指挥之下,经过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几次战役,歼敌三万多人,大大磋伤了胡宗南军队的锐气,使战争转入了内线进攻。

  为了更好地调动敌人,消灭敌人,8月初,我军围攻蒋介石的后门及共堡垒——榆林城,战斗一打响,蒋介石急忙传令马鸿逵军队星夜驰援。我们纳林河民兵游击队根据上级指示,为了牵制敌人的增援部队,除积极发动三马路(即榆林通向宁夏盐池的第三条大路,又叫回回路)沿途的老百姓进行坚壁清野之外,还配合沿线的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千方百计拖住敌人,减慢敌人前进的速度,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一天掌灯时分,老乡向我们报告:敌人的前锋部队太阳落时已过了无定间大桥,进入纳林河了,我们几个人立即出击侦察。可是跑遍了前沟后川,连一个敌人的影子也没发现,直到东方亮时才回到谷家湾休息。不一会儿,老乡又来报告:敌人前锋几个连,昨夜都在巴图湾,白城子一带宿营,天明就要东进。邓发财同志立即叫大家集合,到纳林河东边的沙里埋伏,准备阻击。太阳闪山的时候,我们在河东岸从南向北行进。敌人在河西由西向东而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白马连,中间是黑马连,最后是一个红马连。一个连要是什么马就都是一色的马。这是马家军的一个特点,当地的老婆娃娃都知道这个常识。可是,邓发财同志硬说那是我们的河南游击队,要大家前去迎接,我们一再解释,他都不听。

  敌人越来越近了,天上的飞机也不断地在骑兵头上盘旋侦察,发现了我们,向地面骑兵投下了铃信(即我方情况),并且向我们俯冲扫射了。我们的目标被暴露了,这时邓发财同志才命令把马拉到后面拴好,叫人散开,准备战斗。大家建议说:“马家军一向以骑兵大刀猛冲出名。现在敌人正在前进,威风未扫,锐气还浓,指我们十几个人恐怕抵挡不住,不如撤到两边,以骑兵分散用冷枪袭击,只要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行,这样敌人如果冲来,我们都有充分撤退的余地。邓发财同志还是不听。他说:“为了前线部队的胜利,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顶住敌人,不让他们前进。国民党兵没有一个不怕死的,我们谁如果怕死,就回家去。没办法,大家只好听从他的指挥。

  敌人得到飞机上投下的铃信前进到河西不远的沙湾便停下了。然后派出五六个骑兵奔下川来,到河边实行侦察,探测河水深浅。邓发财同志命令立即开枪,先把这几个家伙干掉。我们这边一打,几个敌人立即回头奔上了沙坡。邓发财同志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退了,准备冲锋,追击。”

  我们马上建议:“敌人决不是撤退,恐怕要组织冲锋。我们还是分开向两边撤吧。”邓发财同志非但不听,反而发起脾气来。正在这时,敌人一声号响,骑兵分作几股头,手持大刀,象箭一样,哇一声冲了过来,后面的机枪炒麻子似地响了起来,子弹象雨点一般落在了我们的周围,天上的飞机也狂叫着,反复地在我们头上俯冲扫射,子弹象瀑雨一般倾泻下来。一时间,压得我们连头也抬不起来。有的同志当场牺牲了,有的同志挂了花,飞机俯冲扫射了几个来回刚刚飞向前面,我们抬头一看,敌人已象疯狗一般,满坡遍野地冲到了我们的跟前。我们立即起来一边还击,一边撤退。但马子大部分被敌人的飞机扫掉了。邓发财等五个人的马子叫曹娃拴在一个坟头上,被敌人的飞机撂了一颗炸弹,全被炸掉了。我们只好步跑,一部分向北撤,一部分朝南退。邓发财、朱子信、曹娃等几人正要向雷龙湾方向走,也被敌人看见追上去了……

  这次战斗打得非常猛烈,是我们几年来进行得最激烈的一次。我们牺牲了十几个同志,马子大部分丢了。邓发财等同志牺牲之后,丢下我们几个人互相寻找,直到第二天中午我们才到了一起。大家坐下来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重整旗鼓,继续战斗,为邓发财等同志报仇雪恨。

  邓发财同志是东北人,牺牲时年仅38岁。他是乌审旗委委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离别了可爱的家乡和生身的父母亲人,从遥远的松花江畔来到了美丽的乌审草原。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一片热忱。他向冬天的火盆,大家都爱跟他接近,他的性情开朗、直爽,非常爱开玩笑,讲故事。常常说起他东北家乡和三边一带的三件宝和三件怪,讲得有声有色,还配了动作,引的人们哄堂大笑。对工作,他异常热心负责,处处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只是由于人还年轻,才华过人,又有虎胆,有时不免有些主观。实际上他的牺牲与这个性地是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他的牺牲,才使人感到格外的悲痛和怀念。

  十七、无定河边歼敌忙

  在我军围攻榆林的战斗中,马鸿逵的援军被我榆林前线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败下阵来的时候,完全不向往过走时那样有前锋,有后卫,左右五里都放帮哨,天上还有飞机侦察,照看那样戒备森严,威风凛凛的了,而是如一群丧家之犬,一盘散沙似地涌了下来。三五成群,各自逃命,所过之处,害得老百姓叫苦连天。我们的纳林河游击队因为仇恨在心,余痛未已,大家都忙活起来,沿着无定河两岸那条敌人的必经之路,(即回回路)加紧活动起来,乘机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不少敌人,那一阵子,可把我们给忙了个不亦乐乎。

  一天,阳婆落的时候,一伙败兵到了纳林河庙滩。这帮家伙在榆林前线被我军打得丢盔撂甲,溃不成军,十几个人拉着一匹马,驮着沿路抢来的东西逃命。张三虎正准备向我们报信,不料被敌人抓去给他们杀鸡宰羊,做饭去了。满满一夜不得离开。第二天早晨,敌人刚要起身,他就赶捷径跑来张家峁向我们报告。我和赛巴雅尔两人正在吃饭,听了他的报告,二话没说,撂下饭碗就是跑,赶到张冯畔无定河大桥西面的土塄下埋伏起来。

  不一会儿,敌人果然来了,一共17个人一匹马。这些被我军打得败下阵来的亡命之徒,一路上又遭到我各地游击队的袭击,一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到了沙畔,散开来站下东张西望了一阵,看看寂无动静,才走下沙坡,到了河畔离大桥不远处又停住脚四下侦察了一阵,见仍无什么动静才开步上了大桥。

  “咚咚——”当敌人走到大桥中间的时候我和赛巴雅尔两人一齐开了枪。

  “冲啊!缴枪不杀”。我们两个喊着跳出了土壕,向桥上冲去。

  这帮已成草木皆兵的家伙一听到枪声喊声,也顾不得看看究竟有多少人,一个个都吓的呆若木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把枪举到了头顶上面。我俩跑到跟前,收下了17支喷楞楞的新枪。

  收枪中间,我因没小心,烂袄袖子的布条挂住了枪拴,拉得走火了,只听得“咚”的一声,子弹穿过了我的裤腿,钻进了地面,这一下可把这些家伙给吓坏了,他们以为我们开枪打他们了,一齐跪下磕起头来,请求饶命。

  这时刚刚赶到沙畔上的王建国和王风智等人,见我两收枪中间响了一枪,以为是敌人拒绝投降开枪了。一边喊,一边一个蹦子跑下来,没问三七二十一就是一枪。我连忙阻止,不准开枪。然而一个敌人已被击中,应声倒地。其余敌人一看,又都爬在地上象捣蒜一样磕起头来。我立即走到他们面前大声喊道:“弟兄们不能磕头,赶快站好,我们的政策历来是缴枪不杀。刚才是误会,请大家不要害怕。”

  敌人站好了。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我们的政策,征求他们的去留意见。都说“只要我们放行,他们都希望回家当老百姓,绝不再给马鸿逵去卖命。”于是,我们把他们带回村里,让他们脱下全部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裳,发给路费,开了证明,打发他们回家去了。

  就在那天前晌,高仲奎一个人由家返来,路过昌哈圪台时,一下看见七个敌人在路上走着,怎么办呢?自己不带枪着。放他们吗?不能,首先看见那七支枪就眼红得不行。于是,他急中生智,跑上沙梁扬了一把沙,大声喊道:“站住,缴枪不杀!”七个家伙一听喊声,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赶忙把枪撂到地上,举起了双手,他跑过去收了枪,又领回村里给换了衣裳,发了路费,放他们上路去了。

  就这样,一把沙缴了七支枪的故事,立刻在老乡和战士们中间流传开来。

  十八、陶活图歼敌

  随着整个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我们纳林河民兵游击队也得到了发展壮大,作战任务也更加频繁了。到1948年的秋天,敌人的大部队虽然被我们赶到南线去了,但东乌审的民族败类奇玉山之流仍然死心不尽,不断前来窜扰我们。我们就乘机把这些喂上口来的小肉块儿全部吃掉。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巡逻,几个刨山药的妇女看见我们,赶忙跑来说:“刚才有十几个东乌审的骑兵从这里过去了。”我们立即跟踪侦察追击。这些家伙到陶活图一家牧民家里住下后,翻箱倒柜,抢劫,吃喝了个老管够,又象饿狼似的冲进羊群捉了一只大肥绵羊拉回来杀了。正当他们刚把羊肉炖进锅里,摆起泰国灯来准备过大烟瘾时,我们赶到了。这户牧民住着三间正房,用柳扎了个小院。房后有个小沙丘,上面长满了沙柳和沙蒿。他们不时打发一个人到沙丘上四处了望一下,算是放哨。我们经过侦察后约定利用敌人回去的空子赶快前进,尽量逼近小院,以正面开枪为信号,一齐进攻,分进合击。当我们都进到目的地隐藏起来后,一个哨兵回去好长时间没再出来,我们估计是吃上饭了。这时候,我们西面的几个人首先逼近到小院跟前,有个战士叫王风歧,看见敌人从院子里出来进去,早就高兴的沉不住气了。举起枪来瞄准一颗脑袋,得意的说:“哎,单等信号一发,只要老子这么一下,就摘掉你的狗头了。”他一边悄悄地说着,一边把扳机狠狠扣了一下,万没想到他这么一搂扳机,枪嘣的一声响了。而且还正击准了那个家伙的脑袋,半截脑袋飞到空中足有三、四丈高。里面的敌人一下慌了,从门上,窗子上,一窝蜂似的一齐挤了出来,争相逃命。

  这时,我们东边还没有进到目的地的王建国等,听见枪声还以为是发起攻击了,自己落了后,他没管三七二十一,跑上去朝院子里丢了一颗手榴弹,只听的里面咚的一声,炸倒了五六个敌人,其余敌人立刻上马飞奔而去,连一枪也未顾得还击就夺路逃命去了。

  战斗结束了。我们进到院里时,只见有六七个敌人的死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那里。房子里香喷喷的炖羊肉,仅仅打出两碗摆到了炕沿上,另外一碗被踢到了地下,其余的还在锅里哗哗地炖着,向我们发出了浓香扑鼻的欢笑声。炕上的泰国灯还在有气无力地看着。烟枪,核儿头等七零八落地丢下一滩。

  这次战斗,我们仅用了二十几发子弹,一颗手榴弹,就消灭了七个敌人,缴获了八支步枪,两支手枪,六匹马和许多子弹。另外还有两支烟枪,一盒多上等膏子和一座泰国灯等等。

  十九、奔赴杭锦旗

  随着整个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各项工作又都铺了开来,为了迎接全伊盟的彻底解放,1948年冬天,上级决定要建立中共杭锦旗工作委员会,由乔贵章,宝日巴巴,解秀山和我四个人组成。下面还有两个工作人员——沙格亚和巴布。

  第二年春天,我们由乌审旗出发,奔向杭锦旗。那时候,正着春暖花开,榆柳杨绿,百草吐青的季节。一路上虽然只有几个人,可是大家都说说笑笑,非常轻松愉快,一点也不觉得疲累。有时候几个人坐在沙梁上休息,望着绿油油的大草滩,一滩滩蓝茵茵的马兰花,柳湾里,牛犊悠闲戏水,草滩上群马奔跑嘶鸣,沙梁上一群群羊羔活奔乱跳,天空中各种鸟儿,雀儿上下飞翔,婉转啼鸣,说不出的悦耳动听,耳闻目睹,想到胜利的日子就要到来,心里乐得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使我这个从来很少动情的,揽工受苦出身的大老粗,也情不自禁地发起了诗兴,不由地放开喉咙唱起了老伊盟的爬山调:

  骑上那毛驴吆上一群牛,

  荒滩上踩出一条趟马路。

  马驹驹撒欢白翎翎叫,

  胜利的日子来到了。

  ……

  几个人你一声我一句,一边走一边唱,有时候竟然忘记了休息和吃饭。

  古历的五月十四,我们来到了木肯淖,离开几年,老乡见我们又返回来,一个个欣喜若狂,大家都奔走相告,说这一下可有盼头了。

  时令虽然是春夏之交,乡村里正是青黄不接之季,老乡们还是争相杀鸡淘糕,请我们吃饭。我们走到哪里,大家就撵到哪里,一坐一滩,油灯土炕格外热火,盘膝抽烟啦家常,知心话说起来没完没了,往往一啦一整夜,也没一个打瞌睡的,真是知心人至话偏长,欢心人都嫌夜短。

  在木肯淖住了十几天,从各方面打听了一些消息,我们就派沙格亚同志先到白林庙(即现在的杭锦旗锡尼镇)去找汪震东,通过他看能不能与当时代理杭爱王爷,西关府斯登多尔济接洽,试谈有关和平与解放事宜。

  早在1938年和1939年间,赵通儒、石宝光就和斯登多尔济见过几次,发现这个人很有头脑,他对整个社会时势都有独到的见解,接着就派汪震东去和他接触,他两人来往甚密,相处得非常融切。

  大约是1940年,汪震东由苏联回国时,在后套被傅作义扣捕了,斯登多尔济闻讯后,立即赶赴陕坝,见了傅作义,出了许多军马财物,将汪保释出来。从此,他就在杭锦旗住了下来,给西关府当了管事,他们两人都能互相尊重,关系甚为密切。他成了唯一的能够左右西关府行动的人物之一。所以沙格亚去了经汪震东一介绍,斯登多尔济马上就接见了他。而且盛情接待,谈得非常投机,接着就派出了他的代表,与沙格亚一起秘密到了木肯淖,与我们进行了秘密谈判。

  这次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都开心见肠地谈话,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阻力,据代表说,王爷认为蒋介石举行反人民政策,投靠外国,发动内战,镇压人民,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至时今日,失败倒台,已成定局。现时的中国,只有共产党能代表人民利益,我们只有投靠共产党,接受他的领导,才有希望和出路。谈判应多听人家的安排,不要讨价还价。

  这是多么可贵的见解啊,在兄弟民族里面出现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确实是少有的。

  二十、喜迎胜利

  1949年,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年头,人忙,日子也过得快,不知不觉就到了秋天。

  正当高原上天清云淡,秋高气爽,牛肥马壮,农民们起早贪黑,忙着收获一年一季用汗水浇来的庄稼的时候,飞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终生难忘的消息——绥远省9月19日和平解放了!大家伙几十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出生入死,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日日夜夜为之奋斗,盼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人间,好几天以来,每个人都兴奋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奔跑,传送这个各族人民都喜庆翻身的好消息。

  不久,伊盟工委在扎萨克旗召开了有各旗县代表参加的和平谈判会议。共商和平建设大计。会后,我们就和杭锦旗的代表图门格什格,陶陶比利格、斯德比斯一起回到了锡尼镇,在斯登多尔济先生的主持、布置下,我们分头深入各地,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鼓动工作。

  为了使喜获解放,翻身的农牧民从经济上也得到实惠,过上有吃有穿的日子,组织上给我们拨来一批好大烟土,让我们换成粮食,救济给贫苦的农牧民。

  斯登多尔计先生对这件事非常满意,积极支持,亲自布置。我们出发时,他派亲信人员做向导,并且写了亲笔信件带上,叫所到之处的有关人员都要全力以赴,协助我们完成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在什拉召得到东关府图门藏先生的通力合作。改改召王爷公主府的负责人热情配合我们进行了工作,到了巴拉亥更有我们的老拜把兄弟巴图敖其尔营长更是不遗余力。

  由于斯登多尔济先生的正确布置,各地方有关机构和人士的大力协助,很快我们就换到了四五百石米子和三万多斤白面,然后就顾车和骆驼,拉驮到梁外地区,分发给没有办法的穷苦农牧民。

  整整一个冬春,不断拉运、驮送,不断分发。那些刚刚翻身的农牧民,一听说共产党给他们发放救济粮食,让大家过好光景,无不眉飞色舞,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涌向发放点上,就象赶盛大的庙会一样。军拉的,畜驮的,人背的都有。有的蒙古族牧民领到心爱的床子白面时,一再向我们的工作人员磕头作揖,感谢不已。农民们把领到的粮食装到二饼子车上,喜气洋洋地甩着鞭子,唱着最拿手的爬山调,那个喜欢快活的神气呀,谁见了都会高兴。

  细绳绳拉船靠了岸,

  从今后不再受艰难。

  荞面圪托儿肉臊臊,

  好活的日子开始了。

  这种欢快的爬山歌声,响遍了每一条道路,飘荡在天地山水之间。听起来,真叫人心神向往啊。

  二十一、追念斯登多尔济

  在蒙古民族里面,斯登多尔济先生是一位很有头脑和眼力的人,他才能出众,又会办事,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远在抗战时期,他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并做了有益的工作。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撕毁了和谈协议,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之后,他又积极反对内战,同情我党,当他看到国民党的大势已去,蒋家王朝的失败,倒台已成定局,一无指望的时候,就积极靠近我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认识到这一步,并且付诸行动,确实是独到的,难能可贵的。所以,当1949年6月沙格亚第一次到了杭锦旗,经汪震东一介绍,他就立即接见,进行商谈。随即又主动派出代表来到木肯淖和我们进行秘密谈判,共商和平,解放建国大计。

  “九·一九”和平解放后,他非常高兴,10月间盟工委在扎萨克旗召开各旗县代表和谈会议时,他积极响应,派了三位他最亲信的人前去参加。行前,他还把他们都召到家里,一再安顿:“到了那里,一定要听人家的意见,不要讲什么条件,更不要讨价还价,一切由共产党安排,我们完全接受、照办。”所以,这三位代表在那次会上除了积极拥护和平解放与党的安排之外,什么奇异的意见都未发表。

  会上,我党代表一再向各旗县代表说明:我们暂时哪里也不派军队去,各旗县原有的军队编制暂时也都不动,由各旗县自行安排,维持地方秩序。我们只派一些地方工作人员到各地去展开工作,请他们都要积极支持、协助,不能干涉,并要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不能有任何侵犯和刁难。大家都一一答应照办。

  事后,杭锦旗对和平协议的各项条件都完全兑现了。当我们随同代表们回去之后,斯登多尔济先生立刻接见全体盛情接待,听取汇报,妥善地安排了我们的住处,工作和生活。派了他最亲信的部队驻在我们周围,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要求绝对保密,谁也不准向外透露消息,1950年至1953年间,伊盟各旗县大小不等都发生过一些反叛和动乱,逮捕、杀害了我们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和战士,唯独杭锦旗在斯登多尔济先生的主持下非常安定,从未发生过任何冲突和骚动。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开展的轰轰烈烈,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1949年10月间,当我们几个人第一次和他见面时,他明知道我们是代表共产党来开展工作的,但嘴上却对谁也不说,对他的部下和外界都不流露,守口如瓶。连我们住的地方也要求绝对保密,绝不能让外界知道,以防万一。真可说是用心良苦啊。这个秘密,直到1952年冬天,在我俩的一次促膝相谈中,他才向我吐露出来。他说:“我把国民党的傅作义、马鸿逵、何文鼎、陈长捷都对付过了,就是对付不了共产党那些穿烂皮袄,戴老山羊皮帽子的受苦汉和买卖人。因为那些人来了都是要钱要物的。那好办,给了就完事了。共产党就不这样了,他们什么都不要。见了人,礼貌彬彬,一片好话,大道理讲得也很中听,暗地里却不顾一切地为穷苦人做好事。共产党是要国家,要人心的。凡有良心的人,只能有保护他们的义务,不能起干涉他们,伤害他们的歹心。我早就想过,这种人,任凭什么人都战胜不了他们,只能向他们就范,别无他法。而且这种就范应当是越早越好,否则,你就是不识时务。但在当时,这种心里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只能暗暗地尽力实行。事后,让事实来做证明就是了。”

  这样一位兄弟民族的领袖人物,党和人民自然都会爱护他的。解放后,他一直担任杭锦旗旗长,并住旗政协、盟政协、内蒙古政协的领导职务。他的工作热忱负责,时时想着人民,在干部和群众中威信甚高。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尽了他应尽的义务,做出了贡献。博得了各旗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我俩一起共事11年多,我是非常佩服,敬重他的。可惜1964年他逝世时,我因工作忙不在家没能亲自前去参加追悼,至今想起来,还感到惋惜不已。

  民歌五首

  刘生财记唱 陈修温记录

  打寺儿畔

  千里雷声万里闪,一圪塔塔乌云来遮暗。

  党的红军开来了,义勇军打仗真勇敢。

  敌人扎在寺儿畔,猛咯啦嚓上来个刘志丹。

  刘志丹带着红三团,斩妖灭魔赛神仙。

  十颗子弹九弹中,十连上能有颗人?

  炸弹落地三尺深,敌人搂头丢了魂。

  千里雷声万里闪,里圪洞洞乌云被驱散。

  义勇军湮灭敌伪军,万户百姓好喜欢。

  交政策

  手提盒子枪,身背乌烟钢,

  乌烟钢子推上膛,打死坏官长。

  红军战高潮,白军要倒遭,

  倒遭倒遭实倒遭,兵败如山倒。

  红军仗仗胜,白军不中用,

  套筒子马管一哇声,收回来弟兄们。

  交枪投红军,一起杀敌人。

  战到全国胜,返家拜父兄。

  打倒列强

  帝国主义狗奴才,

  祸国把民殃。

  工农兵联合起,

  打倒众列强。

  无产阶级胜利,

  一切杂税取消。

  不纳粮不出税为救穷民,

  先分粮后分地人人平等。

  全民抗战歌

  抗日战争开始了,

  全国的青年们!

  紧急动员起来,

  参加战斗去!

  参加战斗去!

  有枪赶快背起枪,

  锐刀利矛一起上,

  加强军事严训练,

  准备上前线,

  准备上前线。

  中国人民四万万,

  不怕敌寇顽。

  总动员进军号响彻云天,

  杀声中敌军们丢魂丧胆。

  看军民千千万浴血奋战,

  把敌军斩草根断赶出国界。

  迎来了祖国大地春回暖,

  再不容妖魔鬼怪舞蝙蜓。

  揭露假和平

  (眉户·刚调)

  这几月到处传和平谈判,

  听我把这件事细说根源。

  至一九四五年胜利实现,

  日本鬼投了降全国狂欢,

  可恨那蒋介石发动内战,

  把人民又掀在水火里边。

  共产党为拥护和平求援,

  才和那国民党几次会谈。

  反动派口说的比蜜还甜,

  暗地里又调将又把兵搬。

  海陆空出动了四百多万,

  美国枪英国炮弹药具全。

  侵占了解放区不少地面,

  走到处烧杀抢鸡犬不安,

  象凶神如恶煞张牙舞爪,

  又要粮又抓丁棒打绳栓。

  解放区老百姓家家破产,

  吃没吃穿没穿诉苦由冤,

  自古道路不平人人修铲,

  共产党为和平抵抗匪顽。

  至一九四七年乾坤扭转,

  把战争打在了蒋区里边。

  解放区全收复这还不算,

  又解放大城市接二连三。

  到如今他又想把人欺骗,

  带上了假面皮要求和谈。

  实际上想保存反动政权,

  养好伤喘口气再开战端。

  毛主席提出了八项条件,

  你要达真和平件件做全:

  第一条先惩办战争罪犯;

  第二条伪宪法全部推翻;

  第三条伪总统将根铲断;

  第四条反动军一律改编;

  第五条要没收官僚财产;

  第六条行土改铲除封建;

  第七条要废除卖国条款;

  第八条要接收反动政权。

  这八条我代表人民意见,

  有诚意咱就把和平商谈。

  反动派不接受这些条件,

  全中国打到底把它灭完。

  战士们在前方流血奋战,

  老百姓务生产踊跃支前。

  有地种有饭吃又有衣穿,

  新民主新政权千秋万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4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青山育英烈  热血铸忠魂——回忆我的老师刘洪雄

<标题>=青山育英烈  热血铸忠魂——回忆我的老师刘洪雄

<类型>=g1

<作者>=张德魁

<发文单位>=

<姓名>=刘洪雄

<内容>=

  1922年我出生在大青山脚下距归绥城四十华里的滕家营村,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父母为拉扯我们兄妹成人,终年含辛茹苦,勤劳耕作,到年终遇上好收成全家人还能勉强糊口度日,如遇灾荒年那就更是苦不堪言,再加上那官匪横行、兵慌马乱年代,使得我们全家乃至全村人都笼罩在一个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战乱纷飞的苦难深渊。滕家营村可算作土默川一个不小的村庄,全村五十多户近300人。离村子四公里,耸立着一座古塔,叫白塔,这塔建于辽代,距今大约一千多年,它阅历了各族人民在这空旷的原野征战、生息、繁衍后代的一切。历朝历代,尽管人们子孙相继奋争,流血流汗,但白塔可做见证:为什么人们的生活如此艰辛啊!为什么以前是官不清、民不安、国不正、心不顺,大多数人被踩在脚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历经沧桑磨难的人们为了生存开始在黑暗中摸索,在苦难中跋涉,有的人离乡背井为生活而奔波寻求出路,有的人心怀大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熬过长夜总天明,历尽磨难显英雄,我们把时光聚焦到公元1934年以后,这里发生着播洒革命火种,孕育英雄人物,谱写爱国篇章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以滕家营村为总校,以相邻的保合少村、塔利、奎素、讨思浩、黑土洼等村为分校办起了青山脚下归绥城郊的第一所校长是李致芳,教师有刘洪雄、杨植霖、王建功、胡泽润、王英杰、范子溢等。学校的大门上写着六个醒目的大字“读书不忘救国”,门口一对石狮子威风凛凛地守在两边。校门两边的墙上,一边是“收复失”,一边是“誓血国耻”,两幅标语遥遥相对。当时,我虽不懂更多的道理,但凭我所感觉,显然这是一所新型的,进步的,能开启我幼小心灵的学校。学校共有200多学生,名言小学虽是私立学校,但对贫苦农民子弟不收学费,提倡农间学习,农忙劳动,学校的课程除了教授学校日常课程外,还上公民课,讲的是三民主义,在讲三民主义的同时渗入了共产主义因素。

  高年级的学生除上体育课外,还上军事课,刘洪雄老师亲自给我们高年级学生讲军事常识,如行军路线,救护须知,旗语等,并进行军事训练,练习卧倒、匍匐前进、刺杀。这些训练,给后来我和参加革命的学生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西安事变”后,刘洪雄老师组织我们高年级学生到各村宣传国共合作抗日,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归绥县长亲自带人把刘老师抓走,这件事激起了各分校学生的义愤,在老师带领下,各分校高年级学生徒步到城里县政府门前请愿,静坐,抗议县里无理抓人,经过师生们的坚持斗争,迫使县政府宣布刘老师无罪释放,通过这次斗争的胜利,学生们受到深刻的教育,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洪雄、杨植霖、高凤英等同志组织了“绥蒙人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我和名言学校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这都是学校老师平时宣传进步思想为我们灌输革命真理的必然结果,当祖国危难之际,一个进步的热血青年必然挺身而出加入到校园救国救民的行列中来。学生彭光华亲自为先锋队刻了印章。先锋队队员在城乡地区进行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揭露日伪的残暴罪行。

  1937年10月,归绥城沦陷,时局紧迫,斗争残酷,刘洪雄、杨植霖和高凤英组织抗日游击队上大青山打游击,保合少名言学校也被日寇查封。师生们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转入地下继续斗争,有的赴延安学习深造,有的销声匿迹,暂先隐蔽起来。这所名震东郊的富有革命朝气,使人回味无穷,留恋忘返的学校就此暂时关了大门。

  “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学校虽然关了门,但是,刘洪雄,杨植霖等老师在我们学生中播洒的革命火种是一刻也不能停止的,师生们在互相传递革命思想和抗日行动的斗争策略。1938年,归绥城郊的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南平川党支部诞生了,支部设在保合少村。名言学校的学生杨培林任书记,余平任组织干事,张旭任宣传干事。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秘密的对敌斗争。积极参加党支部领导下的群众基础就是名言学校的学生以及广大贫苦农民,在支部培养下发展了一部分地下党员,我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支部还领导和组织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会员有:张旭、余平、彭光华,杨培林、刘璧、张德魁、樊茂、胡月贵、张成业、温培衡、米如山、宋福、威大文、云刁计、李二巴、刘瑞(女)刘侃、李大运、何万礼、苏保洲、张德祥、赵艾、贾连喜、段德智、杨月宝、徐凯秀、张二捍、张八斤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党的优秀干部,在不同岗位上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

  要缅怀烈士的丰功伟绩,要珍惜今天,不忘过去,教育后代,要了解英雄的身世,还得从刘洪雄老师的成长经历谈起。

  贫苦出身

  刘洪雄,原名刘碘(奶名五十九)。1907年出生在内蒙古大青山脚下距归绥城(今呼和浩特市)40华里滕家营村一个农民家庭里。

  父亲叫刘润栓是善良忠厚、勤劳俭朴的农民。母亲姓杨,是个勤俭持家的主妇,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名叫刘璧,全家共六口人。刘洪雄还有一个经家庭包办结婚的妻子李氏,于1945年病故,仅留下两女一男,经组织教育成长,均已工作。

  刘家祖籍原在距滕家营村约20里的大青山里的一个小山沟,现属呼市新城区小井乡帐房大队口子上村,这个深山沟住的全是同族刘姓农民,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和山区的贫脊,他们为了生存,便搬迁到了藤家营村。从此刘家便和我们家同在藤家营居住,从父辈到我们这一辈子,便成为两代人的世交,刘洪雄比我长15岁,成为我的启蒙老师,其弟刘璧与我同龄、同学,在刘洪雄老师的培育、教育下、后来一起参加革命,先后去了延安,在革命征途上互相学习,互相勉励,为党做贡献!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洪雄7岁时,就开始出滩去放牛、放马,农忙季节,常跟父亲到地里春种秋收,打个下手,农闲时,就到村中私塾读书。他知道穷人家的子弟读书不易,因此非常刻苦,加上人也聪明,先生每教一本书,他都能背得出注解,因为年年写春联,买窗花总得求人、花钱,他便下决心练习书法,画画以致在那些年间,为家里和村里人写春联、画窗花,成了村里人抬举的“小秀才”。他还常常读书到深夜,一边陪伴着妈妈在油灯下做针线,一边反复琢磨他一时还理解不了的诗文。白天下地割草,也是手不离卷,割草停下来休息,就拿出书来读,有时读到精彩之处,便忘记了割草以致空手回家,受到父亲的责骂,简直成了书呆子。

  那时,正是中国社会发生一场大变革的时期。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民国。但在洪雄眼里的农民,却没有得到这次革命所能给予的一点切身利益。

  风华正茂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雷鸣电闪之间,随着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国的大地上也掀起了一声排山倒海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为埋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敲响了丧钟。它的洪波激浪,虽说推进到闭塞的绥远地区来较晚,但在从北京回来的爱国人士和蒙藏学校爱国青年的影响下,一时间,能使学界掌握归绥这座古城的局面,却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当时。洪雄正在归绥庆凯桥高等小学读书。这座小学因为座落在城的北端,正好与座落在南端文庙街的土默特旗高等小学相对,所以人们习惯地简称为“南高”、“北高”。他在这场运动的洪流中,由于熟知家乡一带被帝国主义者通过天主教所进行的文化侵略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的罪行,所以充分发挥了自己所学的特长,深刻揭露了侵略者和豪贵们的罪恶行径。他在“北高”进步老师们的支持下,不仅带头写诗作画、贴标语、出墙报,和同学们一起把校园布置的一派革命景象,而且常常是通宵达旦,煞费苦心地写成讲稿,带领同学们到牛桥、北门里、大什字、西河沿一带去演讲和张贴标语,从而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吃人的封建礼教。他的演讲,非常出色,虽然由于年龄所限,他还讲不出更多深奥的道理,但由于他列举的事例生动,常常使听众中的不少老年人,发出由衷的感慨。他们都评论说:“从小儿看大,这孩子将来必定是个有为的青年!”

  但是,“五·四”运动的深远意义,表现在归绥学界的活动内容,并不仅限于宣传群众。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到1923年,这座古城如同全国各大中小城镇一样,为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强占我旅大一事,又掀起了一场以学生为主力军的对日经济绝交和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洪雄依旧是一路先锋,他既和设在归绥一中的学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又常常带领着“北高”的同学走出校门,整天在大北街、大南街、大西街、小南街的商号中,挨门逐户地查点日货和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从而说服了不少小商号的掌柜,自动销毁了日货。尤其是在学联做出决定,对归绥两家拒不听取学生劝告而又专卖日货的大商号,正兴时和盛兴时采取统一行动时,洪雄更是首当其冲。他带领的一路人马,虽说比“南高”的同学来得晚了些,却是正赶上盛兴时的经理把座钟从楼窗上扔出来,打伤了孟纯同学这个节骨眼上。因此,他一来就义愤填膺,指挥同学们说上,砸烂狗日的盛兴时!随即便一涌而进,和“南高”的同学们一起,撕的撕,砸的砸,搬的搬,把盛兴时的货架荡涤一空。然后从四面点火,把堆在街上象一座山似的时装、洋布、洋皮鞋,以及砸不烂的胶皮洋娃娃,尽数烧毁,使得满街围观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盛兴时的经理,却不甘认输,他打电话搬来几个警察,企图让警察进行干预。可是,警察一见众怒难犯,又遭到同学们的围攻也就蔫头耷拉脑地挤出人群溜了。于是同学们又训斥盛兴时的经理,直到这个象白条猪似的胖家伙,公开向学界赔礼道歉,表示不再经营日货为止。他们才凯旋而归。

  1942年,洪雄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奋进中,几经上学停学的反复,终于从“北高”毕业了。但因家庭经济困难,再无法供他继续升学,加上父母总认为“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的一套说法,也确实希望他能够守在身旁,多替他们料理些家务,可是,17岁的洪雄,无论如何,也关闭不了刚刚被知识打开了的心灵的窗户。他看到同年上下的人中,许多同学都出外去经风雨见世面,便也毅然决然地报考到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吃官饭去了。

  那是一个“落叶秋风早”的黎明,夜色还没有完全从白塔车站退尽,洪雄怀着一颗寻求真理的心和家乡、父母告别后,登上东去的列车。到了太原,他被分配到初师一班学习,并且在半年中间,由于他举止端庄,说话稳重,加上成绩优秀和做了几件助人为乐的好事,便得到了不少老师和同学的好评。但在第二年上半学期的一天,谁也没料到,平素温文尔雅的洪雄,竟会象武松一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险些给国民师范和他自己闯出一桩大乱子来……。那天,洪雄正在园里的一颗百合树下作画,突然看见一个公子哥打扮的小子,把一女生逼到墙角,肆意调戏猥亵,眼见那女学生的衣服被撕破,叫喊着朝他脱身跑来,他便抢上一步,挡住了那小子尾随而来的去路。谁料小子被人挡驾,也不知差耻退避,反而一边咒骂洪雄是“狗拿耗子管闲事”,一边劈胸口一拳。洪雄挨这一拳,实在是火冒三丈,便顺势一个绊子,把那小子绊了个跟头,跟着又几拳下去,揍得他鼻青紫,像泼了水彩似的。然后才扯住前襟,把那小子提起来说:“滚!饶你这一回,以后再敢来欺辱女学生,就小心你爷爷的拳头!”谁料,那小子的老子是军阀阎锡山部下的一个军官,他听他的儿子胡嚼滥咬、添油加醋地一说,第二天就带着一帮兵,来学校找洪雄算帐。洪雄自知捅了马蜂窝,便向在讲课的王瀛老师说明真情后,就敢作敢当地要和那军官去辩理,可是被王瀛老师一把拉住了。与此同时,素有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民师范的同学们,一见阎锡山的官兵来得这样突然,又以为是来镇学生和捕捉进步师生,便都不约而同地大敞开各个教室的窗户,像山洪落峡一般,纷纷跳将出去,立时就把带的兵包围在各处,质问他意欲何为?那个军官见势不妙,就赶紧把丘八们招集到院子中间,一起枪口对外,和众目睽睽、围得像铁筒一般的同学们僵持起来。并且拔出八音手枪把帽檐往上一顶,像恶狼似地喊叫说:“谁敢再往前一步,老子就和国民师范血战到底。”这时,伪校长一见势态僵局,大有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便赶紧把那军官和他的儿子,请进校长办公室,又是抚慰,又是端茶,又是点烟,直到他代表校方,答应严加处理洪雄,才算了结了这场风波。王瀛老师听说校长对洪雄做出了开除学籍的决定,便组织起高年级的同学,带着洪雄和那个受辱的女学生,又同校长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校长虽说是大发一通雷霆,但在是非曲直面前,深知自己偏听了一面之词,加之看到全校师生,一致声援洪雄的见义勇为,也就只好收回决定,不了了之。

  时隔不久,一天休息日洪雄正在寝室里,忽见王瀛老师笑嘻嘻地进来,邀他到晋阳第一泉去玩。在闲谈中王老师向他问起家世和绥远地区的形势。洪雄先从家庭说起,一直讲到归绥学界所发起的几次运动。他看到王瀛老师听得十分入神,也就越发讲得绘声绘色了。直到王瀛老师满意地解开袍襟,从怀中掏出两本书来,说是要赠送给他,他才停了下来。他一看,这两本书,都印着一个红色的五角星,一本是《共产党宣言》;一本是《向导》。当时洪雄虽说还不知道王瀛老师就是我党山西省委的学联主席,但他从赠书一事,已经清楚地判断出,王瀛老师就是共产党的人。

  王瀛老师说:“从今而后,你要像饥餐渴饮一般,认真读读这两本书,看看能悟出些什么救国救民的道理来。只是有一件,你要严守机密,不能向任何人暴露这两本书,不然就有坐牢杀头的危险!”

  事后,洪雄果然按照王瀛同志的嘱咐,如饥似渴地拜读起来。为了不使人发觉,他都加包了一层书包,写上了“国文辅导资料”和“历史习题簿”字样。然而,也就从读这两本珍贵文献之日起,他不仅深感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升华,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死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一些道理,而且因为他历来就不是个死读书的人,所以为加深理解书中所阐述的真理,在联系自己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的同时,总是给自己出一大堆难题,并且力图从这些难题中解脱出来,也因如此,他在这一时期最大的喜悦和苦闷,按照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随着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越是心里感到亮堂的时候,也越是眼前感到黑暗的时候。”

  勇于革命

  1926年,中国人民的大革命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进入了国民革命军武装北阀的新阶段,消息传到太原后,我党山西省委根据党中央于同年二月北平会议所作出的“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指示精神,积极发动和组织了农民、工人与学生群众,支援和迎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洪雄就是在这一革命浪潮中,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考验和王瀛同志的介绍于同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在国民师范的一间教室里悬挂的红旗前面,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他万万也没有料到,在他入党后的十个月头上,正当他为迎接北伐战争的胜利,出入工厂、农村、学校而奔走呼喊的时候,却由于蒋介石的叛变革命和阎锡山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与爱国群众。此时洪雄接受组织的安排和王瀛同志的嘱咐,转移到北平门头沟来做矿工工作。

  自此,洪雄便以李哥老胡同一号为依托地,完全深入到矿工堆儿里去了,所不同的是,他在开展工作之初,如同党组织的指示一样,深知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之际,实行长期隐蔽政策和积蓄革命力量的重要。因此,他并不先去和工人支部的成员接头,而是一改学生模样从编排的遭遇到身上的穿戴,全然装扮成一个破产而后走投无路的农民青年,下了矿井,过起了“煤窑酷似阎罗殿,生命单如一条线”的生活。这期间,他先是真诚实意地向老工人拜师,接着就推心置腹地在同年上下的人中交朋友,从中了解他们的家境,身世、心思、疾苦。而且每交一个朋友,又多是在人贫病和解人危难之时,以至工人们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既可信赖,又有一付热心肠的兄弟。这样久而久之,他就在这家相邀、那家约请的交往中,更深入到工棚里,以访贫问苦拉家常的方式不显山,不露痕迹地就摸清了矿局总办对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情况。与此同时,他还十分注重调查矿区工人以往的斗争实例,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他都在言谈中问的巧妙,听得留心。问得巧妙是,他往往向师傅和朋友们只提一个话头,如果对方不知情不愿讲便罢,一旦讲起来,只要是表明了政治倾向,他就趁势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实际是进行了革命宣传。听得留心是,凡是师傅和朋友们提到的人和事,不论是工人,家属,还是工头、矿警,甚至是矿主,他都要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功罪,进行直接间接地考察,以便在今后的斗争中,分别作为工人支部吸收、争取和打击的对象。此后,洪雄约请支部的委员们,相继在李哥老胡同一号开了几次会议,一方面他向同志们报告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毛东同志率领工农红军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大好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另一方面,又和同志们一起周密地分析了门头沟的斗争形势,研究部署了斗争任务。随后即分工负责,在秘密地发展了条件成熟的几名党员和组织起工人纠察队之后,便就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待遇和恢复工会等问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虽经反动政府出兵干涉,也未能将工人的斗志镇压下,由于党的组织工作严密和工人的斗争心齐,最终还是迫使矿局总办,不得不在旷日持久的停工和害怕事态继续扩大的情势下,答应了罢工的要求,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工人们通过这次罢工的锻炼,深知党的领导是他们赖以取得胜利的主心骨,因而象铁桶一般维护着党组织的安全,斗争热情也更加高涨起来了。

  报国从军

  洪雄于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看到日寇占领我东北,心头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认为虽然敌强我弱,我们也不能退却,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要在困难中进行战斗,继续前进。

  1932年初春,正当日本帝国主义所拼凑的伪满洲国就绪之时,洪雄终于在辽南地区找到了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部。随后,他深得总指挥刘道远和参谋长王进安的器重,先后担任了通讯大队长和支队长的职务,整天出没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之中。他的到来,正逢这支抗日义勇军的极盛时期,当时已有九个路军,五个支队,所属不下三万人众,他们以海城为中心,严密地控制着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山林村庄,平时则组成小分队,不分时间、地点地袭击敌人,炸火车、扒铁路、烧兵站,甚至袭击沈阳飞机场,扰得日伪统治当局日夜不得安宁。

  那时,整个东北的战局,如洪雄所述,是十分令人振奋的,由于我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领导,坚决发动人民群众奋起抗战和东北三省三千万同胞热爱祖国,要求枪口一致对外的结果,很快便激发了一些上层统治者的爱国热忱,形成了东北全面抗日的大好形势。

  总之,从“九一八”事变到洪雄入伍之时,在北满吉东、东满,辽东南和辽西地区,抗日武装共达四十万人之多。这四十万人到处打击日寇,曾创造出不小辉煌的战绩。虽然到1933年春末,这四十万人以上的各种抗日军和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终因敌强我弱和缺少统一的指挥,逐渐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击败,斗争暂时进入了低潮,但所余没有被完全摧毁的抗日组织,仍在酝酿着新的斗争风暴,准备着迎接再一次高潮的到来。

  遗憾的是,洪雄正是在这个转折关头,在率队偷袭路过敌人的一列军运货车、掩护路军指挥部的转移途中,腿部受了重伤。部队考虑到伤情,决定让他回家去养伤,伤好之后,还可以重返前线。洪雄开始不同意执意要留在军中,最后经过部队再三说服动员,才肯回到老家养伤。

  洪雄在家养伤期间,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关系转来一封信,让他伤养好后不要回东北抗日义勇军,而是委派他到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去当团长。他就是带着这封通知信。并动员了村中几个有志青年,一道奔赴抗日前线去了。

  1933年春末,也就是洪雄回家养伤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和伪蒙军,即开始向古北口、冷口、喜锋口的守军,屡屡发起挑衅的进攻。当时华北的局势非常吃紧,国民党不但撤走了华北地区的十二党部,而且从北平源源不断地南运古物,准备继东北之后,将华北的大好河山也拱手让给敌人。5月,冯玉祥将军违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协助下,积极响应同年1月17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以朱德同志为首的工农红军革命委员会宣言的号召,组织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实行武装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当时军中主战最得力的将领,在冯玉祥总司令之下,便是我党党员吉鸿昌和方振武两位同志。他们可以说体现我党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最早的执行者,他们的模范行动和卓越的成功,既使得同盟军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又使得国民党军中要求抗日的官兵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洪雄是7月份到达抗日同盟军的。他在多伦战役中,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白刃巷战中,他又一次负伤,但仍坚持不下火线,率领全团指战员英勇战斗,很快收复了多伦,受到了吉鸿昌将军的嘉奖。尔后,他便在吉鸿昌同志的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率领全团将士浴血奋战,一连在察哈尔草原上光复了4个旗县。消息传开,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卖国贼蒋介石却以冯玉祥将军“破坏国策”为罪名,调集了13个师的兵力,勾结日寇从空中和陆地夹击抗日同盟军。同时施展挑拨离间和重金收买等鬼蜮伎俩,从内部瓦解、破坏抗日同盟军。在这种形势下,冯玉祥将军被迫于同年8月离职,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同志虽转入地下,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但亦不幸在天津被捕,于同年11月壮烈牺牲。

  洪雄在抗日同盟军于9月底失败后,率领着全团仅剩的百余人,仍转战了一月之久,但在日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后一次“围剿”中,终因弹尽粮绝而被打散了。于是,洪雄也就再度回到了养育他的滕家营村!

  乡村的消息不隔夜,一家有新闻,十家传声筒。洪雄的回来,很快就招引得许多乡亲们来看望他。其中最有身价的,是名言小学的校长李致芳先生。他听说洪雄不再外出谋求“职业”,便郑重其事地聘请洪雄协助他办小学。洪雄借休养之名,经过一段调查后,也就欣然答应了。

  说起这位李致芳先生,他既是归绥县二区保合少村和城东区举足轻重的绅士,又是绥远省的老国民党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还担任过归绥县农民协会的总干事,当时在我党领导的归绥农民运动强大声势的推动下,倒也倾向革命,做过一些好事。那么洪雄又何尝不可以利用这块招牌办“自己”的事情呢?这大概就是洪雄所以欣然受聘的主导思想吧!

  后来,洪雄果然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这样办的。一朝实权在握,他就立即聘请了原绥远特别支部书记王建功同志和一些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王英杰,胡泽润等同志当教员。同时,杨植霖同志虽不正式任教,有时也来校上课。于是,这个名言小学,除了名为李致芳是校长外,全然是共产党员办的学校了。

  组织武装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暴发了,在这惊心动魄,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亿万人民满腔怒火,热血沸腾。可是,眼看着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葬送山河。日寇刚刚跨过长城时,原绥远省国民党的显要人物和机关公务人员都已逃之一空。八、九月间田里的庄稼成熟了,红色的高梁黄色的谷穗真爱人,农民在这个不冷不热的天气,整日逃避溃兵和敌人先遣匪徒的骚乱,时刻准备应付日寇到来的烧杀、抢、掠,对丰收在望的庄稼无心收割了,眼看一年劳动的成果付之东流。人们都在思索,道路何处?前途何方?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这时候,洪雄感到情势已相当危急,又值学校放假时期,加之王建功同志在此之前也到了太原,于是便和曾到外蒙做过交通的高凤英同志研究应变对策。他俩一致的决心是:“国民党不抗日,我们抗!我们共产党人的肩膀是铁打的,祖国和人民的期望也只能放在铁打的肩膀上!”决心既定:他们就商妥要成立一支“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并由洪雄授意,先让彭光华同学刻了一枚“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印章,随后就分头动员。一动员,仅滕家营和保合少两村,就有彭光华、王智德、张德魁、李天才、邢存奎、石来根、李三仁、李四巴等十多人报名参加。洪雄弟弟刘璧也要报名,可是洪雄说:“你才十六岁,人还小,名字不写也罢,你就先给我们搞些通信联络工作,考验考验。”刘璧听了也非常激动,虽说名字没有写上但从这天起,他总是大家公认的“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交通员了。人是有了,而且有十多个,可是枪在哪里呢?

  恰在这时,杨植霖同志来找洪雄。洪雄高兴的不得了,当即为杨植霖同志的到来,召集了一次有他,杨植霖、高凤英和彭光华同志参加的会议。会上,洪雄首先介绍了成立“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情况,希望杨植霖同志能起来参加领导,接着就又提出了一个“双抢”的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抢收庄稼;二是从溃兵手里抢夺枪支。因为在他看来,不管局势发展到何种地步,饭总是要吃的,老百姓辛苦一年,既不能让大风把庄稼夺走,更不能让敌人把粮食抢走;至于溃兵的枪,原本就是拿老百姓的钱买的。现在他们不抗日,拿着也不能当烧火棍,乖乖地交给我们最好,不交,也只有一抢了之。而杨植霖同志为弄枪的事,提出了一个新建议,他和洪雄、高凤英同志商量说:“最好得到李致芳这样人的支持。因为李致芳这样的人,在民团和地主们中间说话,要比我们有影响得多,如果能让他们出面,说服地主们把手中的武器交给咱们,而不等日军来交给日军,岂不更好。”洪雄和凤英同志听过后,都认为杨植霖同志的建议可行,于是对新近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李致芳的思想表现,认真地做了一番分析,就直接去向他说明了组织“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意图,和在枪支方面对他寄予的希望。可是,李致芳在活动过程中,迟迟不见成效,最后只有黑土洼村的一家地主拿出了三支枪。才算是开了个先例。

  三支步枪也好!“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总算有了武器,打起旗号来了。常言说:“立起招军旗,自有吃粮人。”没过几天,人数不但有所增加,枪械也从溃军手里又缴了几支,并且为掌握好这二十几个人,还选拔了一个当过兵的白文千当了队长。可是不曾想,正在大家情绪高涨之际,一天在黑土洼又缴一个趁乱抢掠的溃兵的枪时,却出了乱子。当时,我们的队员本来瞅准这家伙背的是一支手枪:却不料到手后,才发现盒子里装的是一支只能打一发子弹的独角牛。这家伙也鬼,他趁我们的队员一边看枪,一边交头接耳地猜察他到底是溃兵还是土匪的时候,漏眼不见就拔腿溜了。溜走后,也怪我们的队员大意,只以为这家伙虽说丢了枪,但逃得一条性命,也算是拣了便宜,谁还想到这家伙归了大队,转身就领着几十号人马折回来进行报复,并且是一路打枪,一路冲锋地包围了黑土洼村。当下,杨植霖同志看见时色不妙,拖了一支枪就往村外的高梁地跑去,白文千想抵抗,可一上阵就负了伤,也朝村外跑了。他这一跑不要紧,队员们很快就被打散了。洪雄穿着一身灰军装,知道在老乡家不好躲藏,就朝村西的场面上跑去,一见打莜麦的几个老乡都认识,就钻进了莜麦堆里。溃兵大队进村后,一看抓不住缴械的人,就挨家挨户的搜查,一查查出了李致芳。李致芳穿的是西服革履,全没有想到会把他当成了主谋,不但搂了他的手表,摸了他的戒指,还把他拉到当街中心,说是要枪毙,惊动了全村人都为他跪下求饶,也没有得到开释。后来李致芳和那个丢了枪的家伙对质,溃兵头目也听出他的人被缴械时,李致芳并不在现场,加上全村人说尽了好话担保,李致芳才被释放了。但手表和戒指,还是落入了溃兵的腰包。……

  然而,既然开了头就得继续干。洪雄和高风英同志商量后,除了和队员们一起认真总结了这次被打散的教训外,仍然决定进行“双抢”的任务。他们俩并且分了工,由洪雄负责动员各校师生和家长抢收庄稼,由高凤英同志负责在白塔车站的两侧公路上,设立几座茶水站,领导队员们以“犒劳前线抗日将士”为名,伺机向溃军进行说服和抢枪活动。这样双管齐下,直到有一天夜里,大家正为又收缴到八支枪和大部分庄稼也已割打完毕而高兴的时候,隐约听得归绥城南隐隐传来接连不断的炮声,又从城里跑到乡下投亲的人嘴里得知,狡诈的日军原不是从东路而来,而是从凉城取道和林,由归绥南平川袭来的。当时,归绥城里的国民党部队,虽然有马占山的挺进军,门炳岳的骑兵师,以及新编的第七旅,第九旅,暂三师等三四万人,并也经过三昼夜的阻击,但终因指挥不一,应战不利而撤退了。

  1937年10月14日,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各族人民用血泪将仇恨浸泡在心里的一天,这一天归绥沦陷了!但归绥城里的混乱局面,打从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要员们带头逃跑之日起,却并没有因为日寇的占领而有所削减。在日寇立足未稳之际,谁想接踵逃跑,也还是完全来得及的。爹妈为此很替洪雄担心说:“前两次,不该躲的时候,你到义勇军、同盟军,是对的。可这一次,该躲的时候,你反到死守在家里,真不知你打的什么主意,你也不怕连累得一家老少……!”洪雄眼里含着泪花说:“您们不要替我担心,我会知道该怎么做的。前两次和这一次不同,前两次,是受党组织的委派,我去的又都是抗日前线,这一次,家乡就是前线,又没有党组织的通知,如果我从前线自行退到后方,成何体统?况且,要走也得跟着国民党的溃军走,国民党的溃军您们又不是没见过,他们除了糟害老百姓,再没有别的本事。要是他们抗日,那到也给人几分希望,要是他们不抗日,你跟了去,除了借人家的锅碗,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是铁了心,与其跑出去借人家的锅碗,就莫如在家乡建自己的炉灶,不管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搞成搞不成,我总深信,但凡日寇占领区,我们自己的队伍总会打上来的,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就是为了抗日,才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的!”

  洪雄说这番话时,高凤英同志也在场。他那样一个魁梧壮实的汉子,竟然听得也掉下泪来。他对洪雄的爹妈说:“你们的话,虽说是打劝洪雄的,其实当着我的面,也是说给我听的。可我的想法和洪雄一样,我就是为了抗日才从蒙古回来的。要是照你们的话躲得远远的去图清净,那我还回来干什么?所以,我也有个老主意,就是死,也要埋在抗日前线的热土里!”洪雄爹妈听得儿子身边,还有这样一个誓同生死、苦乐相伴的蒙古族青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此后,洪雄和高凤英同志计议:“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虽说二十几个人和十几条枪,但因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特别是队员没有经过任何军事训练,连装、御枪支和描准、射击的知识都不懂,一时还不能拉上大青山去,因而便决定枪支先藏到妥善的地方,队员则继续在暗中串联扩大,以待时机。

  重逢战友

  正在这时,洪雄万万没有想到,家里突然飞来一个喜讯:杨植霖打发哥哥杨植衡来请洪雄去商议要事。由此得知,在归绥沦陷前,杨植霖同志为了打进以张钦为首的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工作,虽然一路饥饿疲惫地西撤而又南下,但在到河曲后、却是找到了我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120师河曲工作队,随又转抵五寨,向贺龙、关向应同志汇报了工作,并且在关向应同志的授意下,又通过“自卫军”总部办取了公文。回来完成策动尚在大青山的“自卫军”第三路、第四路军南下晋西北的任务以达到我军整编其“自卫军”的目的。此事杨植霖同志来后,虽未交涉成功,但已写信向贺龙、关向应同志做了报告,并要求留在家乡搞武装斗争。而这封信,也正是杨植衡同志送走的。洪雄得知这些情况,自然喜不自胜,因为一则他知道八路军已打到晋西北,而晋西北与绥远仅隔一道边墙,这就足以说明党中央对于在晋西北及其毗邻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的重视程度;二则从关向应同志授意杨植霖同志回来的任务,和杨植霖同志提出留下来搞武装斗争的要求看,也足见120师首长急于扩大武装和改变绥远现状的意图,否则杨植霖同志也不会贸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洪雄二话没说,招待杨植衡同志吃过饭后,就领上其弟弟刘璧,直奔什报气村来了。当他和杨植霖同志见面时谈话中,杨植霖同志再没问起“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现状,而是话一入题,就问洪雄怎样才能搞起武装?洪雄因为刚进了一回城,有了和伪军的关系,同时鉴于“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一时还拉不上山去,而杨植霖同志眼下又是只身一人,于是就提出先从伪军工作做起,设法能拉出一支伪军做基础,然后再图扩大抗日队伍。杨植霖同志当即欣然同意了。并因杨植霖同志与伪军没有什么关系,又议定进城后各自找对象进行工作,中间由刘璧做他们的交通。于是洪雄进城后,由贾恭同志给安排了住处,而杨植霖同志是住在他的姑母家里。

  洪雄在开展工作之初,自然还是先找的白文仪,但策反对象却不只是白文仪一人。据白文仪介绍,还有一些伪军军官,都不甘做日寇的帮凶走卒。于是,洪雄在陆续找到这些关系后,都十分谨慎地同他们进行了秘密谈话。谈话的中心内容有三:一是表彰他们身在敌营必怀抗日的热忱;二是务求他们严守机密,提高对反动军官的警惕,做好本部官兵的交心工作;三是在举事时,定要条件成熟,万不可掉以轻心,一人失于计较,累及全体起义官兵受害。但在谈话中,他们大都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有委任状,他们说:“有了委任状,就是日寇把我们再调到别处。我们也随时能与抗日部队取得联系。”也有的人提出:“委任的军头还不能小,最好是有个大军头,有了大军头的名义,我们号召部下参加起义就更好说话。”

  对于这样的要求,洪雄实在是不曾料到的。他因此很感到为难,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吧,很可能前功尽弃,而满足他们的要求吧,又明知是虚而不实。于是,他就找杨植霖同志商议,商议的结果,由于我们都急于想拉出一支抗日部队,决定还是满足他们的这种虚荣心,并且同时编了一个“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的名称,做为权宜之计。所谓权宜之计,是因为在洪雄看来,即使起义部队拉出去后,知道了这个“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是虚的,那时再请示上级予以补救,也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定下后,洪雄就让学生,张德魁赶紧回村去,把王英杰老师请进城来。王英杰老师也真能,他很快就刻成了一枚四四方方的“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章,随后即由洪雄和杨植霖同志议定,以王某某署名,给洪雄所联系的“关系户”,把委任状发出去了。但在下达委任状时,洪雄为了急中求慎,还又一次逐个和这些对象进行了谈话。他强调:“无论何时起义,都要条件成熟,即使在条件成熟时,也要先向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作过报告,得到允许方可动作。这件事就是这样办的。

  第二件事是,既然要搞武装做工作就得花钱。可钱从哪里来呢?问题虽然是杨植霖同志提出来的,可杨植霖同志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洪雄就又出主意通过伪组织的头面人物捐款。在这方面,首先是贾恭同志向他们介绍了两个人的思想表现,一个是伪商会的负责人段履庄,一个是伪农会的负责人郑化国。段履庄是大盛魁的老板,在内蒙古的王公贵族中,尽人皆知的大旅蒙商,日寇所以利用他,是想让他在蒙古上层中搞些“日蒙亲善”的勾当;郑化国是绥远有名的猪子议员,又是花钱买下的大地主,虽说名声狼籍,却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据贾恭同志说,这两个人因为想留有后路,都不情愿为日寇卖力,虽然身为伪商会,伪农会的负责人,也只不过是在表面上应付而已。洪雄和杨植霖同志听过后,就让贾恭同志又物色了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分别向段履庄和郑化国传过话去说“城里有共产党,八路军派来的人,他们主张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有力的出力,帮助抗日给记功,为日寇办事的要惩处。”结果,段履庄和郑化国表示拥护抗日,愿意立功,捐钱捐物资都能办到。与此同时,洪雄还回了一趟托克托县,因为那里有伪蒙军一个连,连长也是他给下了委任状的。这个连,因为相距较远,不比驻在归绥附近的伪军联系方便,所以很是放心不下。他去的目的,也是为了再三叮嘱这个连长,万不可在时机不成熟时轻举妄动。可是,麻绳偏从细处断,他最担心的事也偏偏发生了。那是在他回来后不久,这个连长也不知是为什么原因,事前也不向他报告,就自做主张策动了四、五十个人起义了。起义也好,如果他们是朝南走。那是很容易钻进清水河与山西偏关、右玉县接壤的山区的,可他们是朝大青山进发的,结果日寇闻讯后,开出汽车、马队,在归绥城南的平川路上围追,四、五十个人除了被打散不说,连“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关防”的委任状也落入了敌手。只有这个连长带了几个人,跑进了大青山的霍寨沟,在卧牛场村隐蔽了几天,也再不听说他们的行迹了。

  然而,日寇拣到“大青山线抗日总司令部关防”的委任状后,却是惊恐万状,疑窦频生。他们一来就施展了下马威,胡乱捕人的归绥城里,不仅采取了突然召见,视察兵营,安插特务等措施,加强了对伪军、伪警的防范,而且以夜间戒严、搜查户口和下令居民不得留住城外来人等办法力图完备其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洪雄和杨植霖同志再无法在城里立足,只好放弃伪军工作,另图他计。

  据刘璧回忆说:“从来还没有见过哥哥在生气、追悔、苦恼、自省等种种心情交织在一起时是个什么样子,可在这次回村的路上看到了。”

  洪雄回村后的当天夜里,就秘密地召集了一次全体会议。一点人数又增加到了三十几个,原来是他们在城里时,队员们又串联扩进来的。会上,他以彭光华、王智德、李天才、邢存奎、石来根、李三仁、李四巴为骨干,分别编成五个小组;人多的,一村为一组,有少的几村为一组,决定由他按日程轮流到各村秘密集会,讲授军事课兼做家属工作。因为那时,日寇对铁路沿线的村庄已经加强了控制,又值春节临近期间,虽然老百姓无心过节,但特务、汉奸、警察是不放过这种打劫,骚扰的机会的。所以,“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活动,只能是这样化整为零地秘密进行。

  那些天里,洪雄忙得简直是脚不沾地,黑夜睡觉也根本没个固定的地方。他给每个小组讲军事课都是结合着抗日形势和大青山、土默川的地理环境,既讲理论,又讲故事,既有言教,又有身教,他不仅讲人民军队的性质、任务、纪律、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怎样打游击、打埋伏、打掩护、打迂回、搞通讯、做侦查,而且在训练队员作瞄准、射击、投弹、拼刺、乃至骑马、救护、爬山、翻墙等战斗中必须过硬的基本功方面,几乎都是从姿势到动作,手把手地进行指导的。乐得队员们在年后的正月和二月里,整天都是夜里听课,白天锁在家里,讨论他所讲的道理和所传授的动作。

  也是在这个时候,高凤英同志来找洪雄,说是杨植霖同志搞起了一支七、八十人的队伍,派人来联系,请他给购买一些马鞍具和其它用品,同时也想了解一下平川里的敌伪情况。洪雄听后十分高兴,知道杨植霖同志终于搞起队伍来了,而且人数是这样可观,进展又是这样迅速,于是就派了两个队员,积极协助高凤英同志去办这件事,并且提醒他们,为安全起见,马鞍具不要去归绥去买,最好是到旗下营去。可是没想到,高凤英同志在送去买到的东西后,回来唉声叹气地说:“队伍的成分有问题,有些人当过土匪,要是搞土匪的话,还用我们的同志去搞?”

  洪雄听到这些话后,实在有些坐立不安,当他在叫高凤英同志到家吃饭时,他说:“杨植霖同志是个精明人,急于求成是事实,因为他抗日心切,我们又给贺龙、关向应同志打了请示报告,那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立了军令状,这样就难免操之过急了些。照你说的情况看,他是缺少经验,缺少骨干力量,如不引起注意就有失控的危险。”说话间,他看见其他几个队员突然放下了筷子,好像认为他是在替杨植霖同志辩护,就又委婉地说:创业难呀,谁不想把事情办好,紧往好了办还出差子呢!就说我吧,我何尝不想把伪军工作做好,又何尝不想跟你把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早点拉上山去?可是,做伪军工作的教育,使我对拉上山去的问题,就考虑得比以前细致的多了。所以,对什么事都要有个比较正确的看法。以土匪而论,绥远的土匪很多,但是,绝大多数的一般土匪,却差不多都是破产农民,家败人亡,走投无路,才被迫为匪的,他们经过耳濡目染,身上也有不少匪气,但和惯匪、匪首不同,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就有不少土匪,自动打起了“反日山林队”的旗号,可见土匪中的一些人在国难当头之日,也还是有爱国心的。当然,他们这种人能否成为我们抗日队伍的成员,这就全看我们对他们改造得如何:改造得好,他们有爱国心,一般又枪法准,有一技之长,是完全可以走正道的;改造的不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一点,杨植霖同志也是清楚的,只是他眼下力不从心,又不能分身八瓣,把什么事都顾得过来。还有一事,我打听了一下,眼下从白塔到包头,三百多里的土默川上,只有奎璧、贾力更、李森、赵诚、杨植霖、贾恭、你和我八个同志坚持在工作。绥远工委在后套,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八个同志,又是一个在城里,五个在城西,两个在城东,不管是分是合,我们都要心心相印,共图大业,才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既是互配合,群策群力,又要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发挥每个同志的长处。所以你说“后悔办这趟差事”是不对的,不但不对,今后不用说杨植霖同志,或者别的同志有求与你,就是无求与你,只要你认为需要的时候,都是应该主动去取得联系的。话,真是开心的钥匙,高凤英同志经过洪雄这一番长篇大论,不但有了笑头脸,而且表示追悔歉意地说:“我是个‘近视眼’”,眼里容不得沙子,让一时看到的事给气糊涂了。你说的这些话,不单讲的是道理,也使我看到你对同志真是心贴心的,今后没说的,我就照你讲的这样办!

  会师前后

  这话刚说过半个月,记得是4月份的一天,杨植霖同志果然给洪雄也派人送来一封信。信的中心内容是,说他是书生领兵,多有困难,务求洪雄到晋西北一趟,请求120师派人来领导他的队伍。当时,正是“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计划以送粪、送籽种进山种地为名,把枪支伏在车箱板下,先从小井沟进山搞一段实战训练,而后就开始打游击的。但因杨植霖同志有这样的要事相托,洪雄也就直想着能向120师首长汇报一次工作。因为在他看来,请人固然重要,但若能请得一支部队来,岂不是病危得医,久旱得雨的事?因此,他决定将“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的计划暂放一时。他在当天夜里,召集来五个小组的骨干分子,嘱咐他们说:“我这次到晋西北,时间长短,都争取早日回来,在我走后,如果你们打听到杨植霖同志的队伍,从城西开到城东山区来,那就最好由高凤英同志带着全队人马,去参加他的队伍。但人不能少一个,枪不能短下一支,还要提高警惕万不可让特务、汉奸摸了我们的底细去。”骨干分子们,当时都说参加。于是,洪雄化装成农民,戴了毡帽,披了老羊皮袄,提了根棍子,便连夜上路了。

  为了绕开敌人的据点和封锁区域,洪雄经凉城一线,昼伏夜行,走了许多冤枉路,才进入了晋西北的偏关境内,但当时的偏关,恰值我军与日寇争夺时期。本来,偏关已为我军收复,因傅作义组织他的部队在反攻绥远过程中,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在日寇反攻中,使得偏关也沦入了敌手,我军为夺回偏关,由358旅先后在八角和偏关的老营打了两个胜仗,才迫使日寇又一次放弃这座县城的。但在放弃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就使得深恐被敌人捕获的洪雄,不得不从偏关绕道右玉,再到平鲁,在甲甲堡才找到了120师358旅715团的司令部。当时,715团主力尚在右玉地区活动,司令部是跟358旅政委李井泉同志行动的,因此洪雄是首先受到李井泉政委的热情接待,并向李井泉同志汇报了工作和提出了请求。后来,李井泉同志在参加师党委会时说明了此事,很快又得到120师关向应政委特地赶到715团司令部接见洪雄并听取了汇报。当洪雄再一次提出请求派部队时,关向应政委出乎他的意料地笑着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已接中央军委电令,命令我们派主力一部挺进绥蒙地区,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师党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也已经召开过会议,决定由李井泉同志率领715团、358旅直属骑兵连和战地动员委员会领导的四支队,组成绥蒙抗日游击支队,挺进大青山。”说着,他指了指李井泉同志:“我们对外就称李支队”。

  洪雄听到中央军委和120师党委的这个英明决定,真是大喜过望,一时激动得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了。但在激动之余,他随即向关向应政委又提出了另一个请求,由他急速返回绥远向杨植霖等同志传报这个喜讯,以便作好迎接“李支队”北上大青山的准备工作。可是,没想到李井泉同志说:“那不成啊,你走了,我们到哪再找你这样的好向导?”

  关向应政委也说:“送信的人好办,王尚荣团长眼下不在,你就请李井泉同志给你下命令,从715团各股叫几个同志来,由你挑选。”

  师政委这样放了话,在场的715团教育股长关融峰同志可就忙起来了。他从张汶同志叫起,一连叫来三个同志,洪雄都说不行,不是书生气十足,就是口音不对路,再不就是缺少做交通工作的经验。直到李井泉同志点名,请来358旅民运部民运科的黄副科长,洪雄相看了好一阵子,又交谈了几句,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李井泉同志向黄副科长说:“在刘洪雄同志眼里,你总算有幸入选了,这说明是你的光荣。下一步的事,信由我写,等整训后,你就随先头部队出发,然后设法给杨植霖同志去送信。”

  紧接着,绥蒙抗日游击队在五寨整训后,于6月中旬即开始在日寇围追堵截中挺进大青山。洪雄做为北上的向导,随着“李支队”的胜利进军,也就圆满地完成了南下搬兵的任务。“李支队”挺进大青山后,集中力量,争取主动,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地攻打敌人薄弱的防卫力量,威震长城内外,群众纷纷地说:八路军来了,老百姓得救了。

  李支队同“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会师后,在政治上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在军事上打破了敌人的围攻,在经济上解决了游击根据地经费不足的困难,广大群众纷纷捐款送粮支援我军,就是城市的各界人士也都捐款献物资表示抗日的心意。我们的战士个个精神抖擞,兴奋得睡不着觉,有的半夜就起来,有的根本就不睡觉。天刚亮,就磨刀擦枪,准备打仗,简直是积冤方未平,青山举刀枪。抗日救的歌声,响彻云霄,“保卫黄河,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战歌震荡着山谷。就在这大好形势的时刻,洪雄又走入新的征途,组织决定他再次潜入呼和浩特市搞地下工作,发展会员。

  日寇自占领呼和浩特市,就将各种兵种的官兵向城区伸展,有时也集中兵力向农村、山区进行扫荡,浇、杀、抢、掠无恶不作。招兵买马组织了大批的伪军为他们尽忠效劳。

  洪雄就在这个时刻带着郝登鸿化名(赵光)同志回家了。听说八路军到了大青山,大家都为他们的回来高兴,这不是一般的喜讯,这是关系到整个绥蒙各族人民的希望和前途问题。洪雄首先通过抗日同盟军时期的老同志徐秉初(同情抗日,以伪师长做掩护进行工作)、魏赐秦(同情抗日以伪参谋长做掩护进行工作)的关系。潜入呼市,打入日本宪兵队和伪和协安民救国军,先后以参谋和旅长职务做掩护进行工作,并通过徐秉初、魏赐秦将郝登鸿同志安排到伪和协安民救国军。后因被敌侦悉包围,郝率全团战士直奔我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担任归(绥)武(川)县书记,又化名赵光,活动于郊区小井山区一带,群众称他赵副官。洪雄同郝登鸿同志密切配合,经常活动于农村、山区,有时还化装伪军携带枪支弹药出城,对敌人的威胁很大。

  1938年秋,洪雄与宁德青、贾恭、张克敏秘密组织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以当时呼和浩特市财神庙的伪蒙疆道教会作为救国会的秘密活动基地。道教会的老道王信真、王信环、王永茂同情抗日,积极掩护我党同志进行工作。

  洪雄与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其它同志在此都以道教会作掩护进行工作,老道王信真任道教会会长,洪雄任道教会董事。我们的同志开会和联系工作经常是在外院的下西房。洪雄工作非常慎重,他同宁德青、贾恭等同志一次正在研究发展救国会员的要求、方法、手续时,发现院内有陌生人,人就站到墙壁上的黑板旁,拿着教鞭传起道来,放大嗓子的讲太上老子、五祖、七真的故事。陌生人走后,接着继续开会布置工作。还有一次,从大青山和洪雄进行联络的郝登鸿、彭光华同志秘密的来到我家,刚把联络事项办完,四个伪青年团员突然闯进院里,到处搜索张望,眼看就要来到郝、彭两人的屋子,家里人都紧张的目瞪口呆束手无策,郝、彭两同志也穿好衣服,拿着手枪作了战斗准备,可是洪雄却很镇静地走出房子大声说道:“你们干什么的”?“我们是车站的青年团,查坏人的”“谁是坏人?到那里查坏人”?四个伪青年团员听着口气不对,打量了下洪雄穿的草绿色伪军服和手里的枪,连忙笑着说:“对不起,我们是查八路军的,走错门了”急忙溜出了门,边走边说:“人家是日本宪兵队参谋,根子硬哩”。这时屋里也点了灯,天色乌黑,郝、彭两同志把洪雄给上级组织的信,重新包扎好,就挑着水桶牵着耕畜向村里井边走去,装做打水的样子,把耕畜交给洪雄弟弟,从井边人群中挤出去脱险了。愚蠢的敌人在村里查了许久,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说:“真怪,看见有两个人溜进了村,怎么就找不到了”?洪雄经常说:“做秘密工作,要注意小心谨慎,机智勇敢,保存组织,严守纪律,必要时牺牲个人。”他这样说,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洪雄就是这样,只要有他,你就不会感到危险的存在。什么任务,你只要按照他说得的方法去办,保准能办得漂亮。

  洪雄考虑工作总是从困难和不顺利的方面想的多,他的工作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秘密活动基地是设在财神庙的,从大青山根据地来人开会,传递文件的地址是设在洪雄家的。这个接待工作是让他弟弟刘璧来做的。大召前南柴火市街焙子铺是当时新开的,专供洪雄、宁德青、贾恭等开会用,这个焙子铺的面粉,都是由交通员从村里向城里传递文件书信时捎进来的。南柴火市街梁福润同志以小学教师作掩护进行工作,他主要活动于教育界,洪雄经常来他家听取汇报和布置工作,让他刻印宣传品或翻印文件。人市街贾恭弟媳家,是洪雄同贾恭同志研究捐献物资,买枪支弹药支援我游击队等项工作的地方。东顺城街徐秉初(伪和协安民救国军师长,同情抗日,以后牺牲)家是洪雄同徐秉初、魏赐秦(徐秉初师参谋长,同情抗日,以后牺牲)研究和布置开展敌军工作的地方,徐的女儿徐明毅也是抗日救国会员。龙王庙前的海窟街洪雄姐姐家,这是个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洪雄的姐夫辛宽也是救国会员,过去洪雄同奎璧同志曾来这里开过会,还有大召东仓郭久成老道的戒烟所,也被洪雄利用起来了,郭久成老道于1940年牺牲,他非常同情抗日,喜欢江湖好汉,是会仗义疏才的人。洪雄通过他团结各行各业的人进行捐献活动。并以设香堂、助人戒烟作掩护。他所来往的,有说书的,卖药的、唱戏的、工人、农民、商人、职员、讨饭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有穿劳动服的,有穿长袍短袄的人,也有穿高跟鞋的妖形怪状的,就这样郭久成老道为抗日救国的捐献工作贡献了力量,做出了成绩。

  洪雄与宁德青、贾恭、张克敏等同志组织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之后,各种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洪雄还注意发展了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有入党的,也有参加抗日救国会的,并组织了很多青年前往延安学习。当时我大青山抗日游击队的战士,经常在呼市城里城外进行活动。他们穿着伪军制服,把从城里携带的枪支弹药衣服和吃食络绎不绝地运往我大青山根据地,洪雄所领导的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和活动,对绥蒙地区的抗救工作的开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刘洪雄是“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公开身份是归绥城日本宪兵队参谋,“伪和协安民救国军”某师旅长。洪雄在东北义勇军时,曾与徐秉初、魏赐秦相识,由江湖领袖郭久成主持,结成拜把子兄弟。这两个人后来都在归绥的伪军中担任高级职务。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有爱国热情。郭久成、徐秉初和魏赐秦三人极力推荐,洪雄便打入了日本宪兵队和伪和协安民救国军,担任了参谋和某师旅长。

  正好这时,板垣的外甥召田池大郎带着吴佩孚的侄女到归绥来了。日本宪兵队长河野便命令刚刚工作的洪雄担任他们的导游。在一星期中,洪雄陪着他们游览了五塔寺、昭君坟、白塔等名胜古迹。洪雄自幼好学、聪明,他那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惊人的记忆力,有条不紊和缜密严谨的工作作风博得了召田池大郎和吴佩浮的侄女的赞赏。他们辞别归绥时,向宪兵队长河野再三美言,这样,洪雄便取得了河野的信任。

  洪雄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与贾恭、宁德清同志秘密组织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以财神庙的蒙疆道教会作为救国的活动基地。道教会的老道王信真、王信怀、王永茂同情抗日,积极掩护党的工作。为了工作起来更加方便,洪雄还担任了道教会的董事。

  壮烈牺牲

  洪雄于1940年春,发现他的秘书刘炜生活开始腐化,纪律松驰,拉拉扯扯,游游逛逛,谈情说爱,吃吃喝喝,不做艰苦的工作。经教育批评无效,便打算把他介绍回大青山。让彭光华同志向大青山根据地送了两批赴延安学习的学生。就这样在当时绥中动委会所在地乌兰合少村集中了37人前往延安学习(包括绥西集中来的在内)在呼市有点震动的引入注意的就是伪巴盟盟立师范所走的学生。同年夏,日寇何野集中了日本宪兵队、伪蒙古宪兵队、伪警务厅等组织的大批军警、特务、便探对我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行侦察。他们先从巴盟盟立师范女学生燕曼云那里知悉我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动员学生到延安学习的情况,又利用刘炜擅自接触燕曼云的机会,在三官庙街头逮捕了刘炜。洪雄闻讯后,在这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在呼市海窟街洪雄姐姐家召集宁德育、张克敏、贾恭、彭光华、张旭同志多研究了刘炜平时生活腐化和拒绝批评教育的表现以及他对调他到大青山根据地工作的决定不满的情况,认为他有经不起考验而叛党的可能。洪雄指出:“我们要向最坏处着想,要保存力量,立即撤退。能够保存一份力量,革命就少受一份损失”。接着洪雄决定,张旭同志立即撤出三宫庙街联络点,返郊区通知支部党员隐蔽起来(以后这个支部未遭到破坏)。宁德青同志骑洪雄自行车出城弃车后上大青山根据地。张克敏同志通知商业界爱国志士提高警惕,隐蔽起来。彭光华同志通知郭久成老道出城隐蔽,贾恭同志通知梁福润、岳甫同志等转移。敌人在城里捕人洪雄往城外送人,他就这样整整指挥了三天三夜,同志们都催他走,他总是说要把他应该做的能够做的事都做完,才能离开呼市。最后他把贾恭同志亲自送出城,又返回财神庙想把道教会王信真、王信杯、王永茂三个支持与掩护抗日活动的道人营救出去脱离危险,洪雄就这样勇敢机智,舍已为人地极力设法传递消息,掩护同志外逃,并想通过自己在日本宪兵队的关系营救被捕同志。但正在进行工作中,由于叛徒刘炜的告密,他也在财神庙被捕了。

  洪雄被捕后,被囚在东顺城街日本宪兵队。看到后入狱的共产党员,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员,还有无辜的所谓“国事犯”,他非常难过。他要求共产党员要严守党的机密。他鼓励大家同敌人坚持斗争,“要有思想准备,象李大钊那样为革命不怕牺牲自己。我们很可能被敌人秘密处死,那我们就做一个无名英雄为革命不能苟且偷生,为救国舍得献身。”敌人把叛徒刘炜拉来与他对质,他高呼“要与叛徒斗争到底,叛徒绝没有好下场!”可耻的刘炜只好灰溜溜地退出去了。

  洪雄从被捕第一天起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从1938年秋打入敌人内部以来。进行了那么多的抗日爱国活动。河野会从叛徒的口里全部知道。不错,经常从城里给大青山抗日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和布匹医药的,是他刘洪雄;组织并领导了绥蒙各界抗日救国会,闹得城里的鬼子草木皆兵,心惊肉跳的,也是他刘洪雄;把爱国青年学生一批又一批地送出归绥到延安学习的,还有他刘洪雄。无论在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还是在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他都身先士卒,流过血汗。而且,是他和杨植霖、高凤英等爱国热血的青年,赤手空拳,从不抗击日寇的国民党溃兵中夺过钢枪,组织了大青山游击队。敌人咬牙切齿,第一次到监狱中来提走洪雄的时候,同监了解洪雄来历的共产党员对他投以惜别的目光。洪雄却视死如归,以昂扬乐观的气概。鼓励他们在革命的大道上继续走下去。他突然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咬破中指,大义凛然地在监狱的墙壁上背写下了四句诗: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的指头磨坏了,已经不能再写东西了。他拒绝给敌人写任何“交代”,但是痴心妄想的敌人还想从他的嘴里了解归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情况。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中国有句古语,叫“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洪雄根本就不把他们的老虎凳和辣椒水放在眼里。他几次在酷刑下死去活来,但依然是牙关紧闭,一言不发。

  敌人达不到目的,更是暴跳如雷,惨绝人寰。在被捕不到十天的时间内,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头被木棒打坏了,腰被皮靴踢伤了,腿被木杠压断了,手指也被电烧焦了。他们的各种伎俩都用尽了,仍未捞到任何东西。敌人的阴谋失败后,做出了罪恶的决定:对刘洪雄下毒手。8月初一那一天,敌人把刘洪雄从监狱里接到审讯室,用绳子勒住脖子,几个特务和打手,手持木棍不由分说,一阵猛击。刘洪雄倾刻之间倒在血泊中。他生命的最后一息拼力一字一句呼出:“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万岁?”,呼完后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33岁。

  青山育英烈,热血铸忠魂。刘洪雄同志的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内蒙古蒙汉族人民的心中,他以他较短的一生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篇章。

  2005年10月于呼和浩特

  (黄福正整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5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我的点滴回忆——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

<标题>=我的点滴回忆——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

<类型>=g1

<作者>=云照光

<发文单位>=

<姓名>=乌兰夫

<内容>=

  1929年乌兰夫(云泽)从苏联回国,在原绥远省开展了党的地下工作。这年我出生了,几年后的一天我和威威(布赫,乌兰夫长子)从村里的小庙(也是学堂、小学校)往家走,我父亲跑过来说:“庆春(云泽)家被坏人来包围了,威威不要回去,先和照光到我们家躲躲。”一会儿老德头儿来告诉我们,云泽已从后窗户跳出去,从<img src="816400030001.gif"/>芁林跑了,坏人没有抓住云泽,摔坏一些家具,骂骂咧咧从村东头走了。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抓我伯伯呢?后来我才知道云泽是共产党,为了蒙汉人民过上好日子和坏人们作斗争,所以他们来抓他。在塔布子待不下去就到了包头,又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有时在晚上回来,天不明就又走了。过了一个时期,风声不太紧了,云泽就回村住下,家里大一点的孩子们出去瞭哨,婶子更是日夜操心,敌人一进村,她就把云泽先藏在碾房,敌人进院子了,就从东正房后窗户跳出去,在一片茂密的黄芁林消失了。敌人走了,又回来在家和地下党员们开会,研究斗争形势,有时也下地劳动。小时的印象,伯伯是个干大事、干好事的有本领的人。

  1939年夏,地下党员贾力更、奎璧来塔布子村动员青少年去延安学习,云泽的弟弟云浦是地下党员也帮他们做动员工作。他们对我父亲说,孩子们是去找云泽的,然后到延安学习,说起去找云泽,无论年龄大小,都很高兴去,塔布子村一下就有八个男女青少年过黄河去找在新三师工作的云泽(此时叫云时雨),然后到延安。邻村有14个青少年和我一同去。过黄河前被敌人逮捕,找了关系才放我们过了黄河,在黄河南塔丙召住下,国民党托县抗日流亡政府动员我们去陕坝、兰州或重庆。我们带队的是老共产党员,他回土默川办点事,就派年龄大一点的同志去“新三师”找云泽,云泽说任何地方不能去,一定要去延安,不必经过他的驻地,直接进入边区境内到延安。带队同志回来后,我们就起程赴革命圣地延安了。

  去了延安的第二年(1941年),我正在延安中央医院做一个小手术,因想陕北公学的大同学们,每天在医院外的小土包上瞭望学校的窑洞。忽然路上走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妇女我认识,是云亭婶子,还有俩个小孩,是我们从小耍泥人、骑“马”打仗的小同伴,我的叔伯弟弟乌斌和乌杰。真奇怪,他们怎么也来延安了?我走过去挡住他们,他们开始没有认出我来,后仔细看了一下子就都认出来了。但另一个个子很高的男人我不认识。婶子说,这是你伯伯庆春(云泽),我们从前见过几次面,现在已记不起来了。婶子向伯伯指着我说:“这是春春、翠香的四儿子,叫照光。”云泽端祥了一下,说我象我大哥旺旺,问了我生病的情况。第二天云泽伯伯几个人来到中央医院看我,还带来了一些西红柿,这是我第一次吃西红柿,感觉很好吃。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撤销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从此延安就有一所综合大学了。中央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少数民族高等学府。高岗、高克林分别任正副院长,云泽任教育处长、王铎任教育处副处长(后任秘书长)。这时,塔布子到延安的八个人除云曙碧已回大青山地区工作外,又来了三个人。我们都住在文化沟(大砭沟)西山窑洞里,开始了学习。这时和云泽见面的机会多了,还经常听他做报告。讲党史、苏联革命史、时事政治等,他深入浅出,把革命道理讲的生动易懂,我们受益匪浅。我当时年龄还小,但对云泽的革命历史和他的渊博的知识,对人们的关怀爱护,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热情……,已深有体会。

  1945年,我已去鄂尔多斯做学校的教员、教育干事等工作,后去乌审旗做政权工作,又去了乌审部队做警卫连教官工作(实际上是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但这个部队起义后还未公开建立政工制度),从部队派到自治区做地下工作。刚到鄂尔多斯后(当时称伊克昭盟),就听到当地人说云泽在这里工作时的情形,夸奖这个蒙古族共产党人本领大,和群众打成一片,平等待人,能深入农牧区,是了不起的一个好干部。他从这里回延安后,于1945年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在《解放时报》上发表了悼念纳顺德勒格尔、哈纳墨勒(奇金山)二位伊盟人民称颂的英雄人物文章,此后在蒙古人民中的影响更大了。我做地下工作的地区离云泽工作过的“新三师”师部驻地通哈浪沟不远,又听到他在新三师做地下工作时的一些情况。曾在新三师当过兵的伊盟人说,他们经常听云泽主任的讲话,讲抗日、讲民族团结,讲的人们都能听懂,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打动了官兵们的心,他的警卫员说,在他的枕头底下放着不少马列著作、延安出版的书,国民党特务监视他,向中统、军统密报,国民党中央曾三次来电报,让新三师扣捕云泽。师长白海风保护了他,最后已无法保护了,中共中央调云泽回了延安。我一直在鄂尔多斯部队工作,1945年,潮岱战斗后,机要员抄收到了陕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内蒙古在张家口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云泽是主席。1947年5月初一天,大、小石砭激烈的沙漠战斗后,又听到了振奋人心的广播:内蒙古自治政府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成立了,云泽任主席。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贺电。我们这支蒙古族占多数的部队本来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我们更加沸腾了,跳跃、欢呼,我的心情当然更加激动了,家族出了这么个为人民做大贡献的人,是非常光荣的。

  整个解放战争,我一直在鄂尔多斯高原打仗。解放了,我于1950年去北京参加会议期间,去大佛寺看了乌兰夫和奎璧。奎璧同志说:“你都这么大了,都是团级干部了,把我们都赶老了,也好,今后就看你们年轻人了。”乌老、奎老详细询问了伊盟的情况,特别问了延安民族学院出来到伊盟工作人员的情况。当听到有一些同志已牺牲了,二位老人心情沉重地说:“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成千上万先烈们的牺牲流血,就不会有新中国,我们应当永远记着他们。”乌老又询问了我家的情况,我详细告诉他。1942年秋天,中央社会部派孔飞、云清、柴宝义(报务员)、贾振业(化名于敏)从延安到绥察敌占区搞地下工作,深夜来到了塔布子村到我家落脚,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匆匆离开,分组执行任务。后来,贾振业叛变投敌。一天他带着日本宪兵队闯入我家抓孔飞和云清,结果扑了空,便将我父亲、二哥和柴宝义带走,搜走了一部电台。敌人对他们严刑拷打,父亲被打死。后来,母亲几乎到了赤贫程度,带上两个弟弟,沿途乞讨,找到了我在的部队,那时大哥旺旺已牺牲、三哥云晨光在锡盟战斗中牺牲……。乌老听了异常悲痛,过了一会儿对我说,从一个家庭可以看出土默特旗、塔布子村对革命的贡献。为了革命,为了建立新中国,我们是出了力的,是光荣的,回去告诉你母亲,要节哀,她是有功的。我没有多少钱,从工资中给她(嫂子)拿上30元,你在北京买点好吃的,剩下的带回去买衣服,我只能对有功的嫂嫂表达这点小心意了。当时我非常激动,乌老对我母亲这样敬重,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我流泪了。

  1954年“蒙绥合并”了,都在呼和浩特办公了,起先我在的骑兵师直属华北军区领导,后划归内蒙古军区领导(这时内蒙军区已成了全国十三个大军区之一)。我也调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做宣传文化工作,乌老住军区,又兼军区司令员、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到部队开会讲话次数多了,见到的也多了,但我从未给乌老添麻烦,部队无人知道我和乌老的关系,都以为我是鄂尔多斯人。60年代初军区以廷懋同志的名义出一本图文并茂《内蒙古人民子弟兵》的大型画集。指示由我代为起草画集序,起草三稿,廷政委修改了三次,最后定稿请乌老出席审定,由我说明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最后乌老说:出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大型画集很必要,回顾部队历史,展望现代化建设,反映鱼水情,说明内蒙古部队是蒙汉各族人民的子弟兵。还说,照光长大了,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应当表扬,今后在文字上多学习、多写、多看。

  1958年我应总政文化部的要求,写一部反映内蒙古武装斗争、反抗压迫电影剧本,我以在鄂尔多斯工作、生活、战斗、听到、看到、搜集到一些英雄人物的资料,确定电影剧本名字,起初叫《席民喇嘛》,后又叫《战斗在鄂尔多斯》,送总政文化部审查时改为《鄂尔多斯风暴》,在八一厂拍摄前贴出公告,征求剧组人员起剧名,起了40多个,最后还是定名为《鄂尔多斯风暴》。拍完发行后,各方评价较好。在一次党委召开的文艺界的座谈会上,乌老出席并讲了很多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希望和今后的意见,其中谈到电影《鄂尔多斯风暴》时说,这部电影写的很好,思想上、艺术上都好,是自治区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写电影的人是个放牛小子,共产党从小培养出来的作家,是部队的师级干部了,不容易啊,今后应当再写出好的作品来。我未辜负乌老的希望,又写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艺理论、杂文等,后来,写了电影剧本《孟根花》、《阿丽玛》、《母亲湖》、《永远在一起》等。乌老这次表扬,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诬蔑说,乌兰夫说好肯定是大毒草,是为乌老树碑立传的。这当然是胡说八道,造谣生事了。

  1966年4月,我和军区的塔拉、李存义去看望乌老,把我们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一些问题向乌老说了,特别说了李雪峰来内蒙古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企图不良,用意不善,无中生有,攻击内蒙党委主要负责人,矛头指向了乌老。乌老笑了笑说,这是你们的猜测,不会的,他们反我干什么?我光明正大,走的正,行的端,我是忠心为党工作的,缺点甚至一些错事不可避免,但问心无愧。乌老诚实厚道,胸襟坦荡,善于团结各方面的同志,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搞阴谋的人,是倒着眼看问题的,是善于造谣生事,置人于死地的。

  我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5月间,李雪峰及华北局一些人,为了达到打倒乌兰夫,搅乱华北局势,打倒天津、山西、河北、北京的党政领导,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局干部会议(又称“前门饭店会议”)。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的中心是贯彻林彪的政变经和“5·16”通知。“前门饭店”会议一开始就向乌老出击了,先戴上了“走资派”“黑帮”“政变”等帽子,进而说乌老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步步升到“反党叛国”分子。我在小组讨论中说了些不同看法,乌老是党的元老,七大后补中央委员、八大正式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政一把手,他“政变”谁?他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对党忠心耿耿,拥戴毛主席,几十年如一年,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反党分子呢?会后我找了几个老干部问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他们也想不通,可能是李雪峰的阴谋。从简报看,李雪峰把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唐,山西的卫恒,河北的林铁,最后集中打击的重点是乌兰夫。李雪峰要进入政治局、进入国务院、取代彭真,不打倒这些老同志是达不到目的的。所以他就向这些老干部开刀,对乌老砍的更狠。大小会围攻、站队、扫清外围。在我们小组很快把奇俊山同志从组长岗位上撤下来了,集中批斗我。吉雅泰同志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小组的一位和他共事多年的老同志秉承李雪峰旨意,说吉老装病,把他抬回小组批斗。有的人站在李雪峰那边,已到丧心病狂的程度,连人道主义也没有了。在“前门饭店”分了左、中、右,把我这样的人当然划分到了右边。奎璧同志让我为他抄了一份他向华北局、中央写的公开信,说明内蒙领导层没有问题,乌兰夫不是坏人,并对李雪峰提出的几条罪名,一一做了说明,乌兰夫不存在这些问题。于事,批斗、造谣、诬陷一步步升级,近两个月的批斗后,又把乌兰夫同志软禁在北京。如果不是毛主席,周总理保护了乌老,乌老在“文革”中就象华北其他省、市一把手一样了。

  80年代,我接受了党委的指示,组成“乌兰夫回忆录组”。负责写乌兰夫自传、回忆录,我去乌老家谈过多次,他不同意,说不应当写他。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到写的时候了,不然,栽个跟头就晚了。反复说服,乌老同意了。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我抽调了七位同起去北京住下。乌老接见了写作班子,每个人分工写一个历史阶段,用了七八个月,搜集资料和整理材料,比较系统、完整的把乌老的一生反映出来,打印后正准备交中央文献委员会和内蒙古党委审查后出版,乌老因病逝世了。这真是晴天霹雳,一切都停顿下来了。

  乌老走了,我到北京送乌老灵车,到了八宝山公墓,向乌老深深地鞠躬作最后的告别。回忆起在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典时,乌老率中央代表团回到内蒙古他的故乡,我有幸陪乌老回他的出生地塔布子村探望,祭奠了祖先,和家乡父老拉家常,我拍下了这珍贵的照片,谁知这是乌老最后一次回家乡。当时他说自治区成立50周年他还会回来,还会回塔布子看看。乌老再也回不来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永远和内蒙古人民心连心,我们会永远怀念他,因为他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立下了大功,我们不会忘记。在自治区政府成立前,“单刀赴会”解散了由蒙奸补英达来成立的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四、三”会议上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在自治区政府成立大会前,他耐心地做好各方人士的工作,终于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建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指挥内蒙古部队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顺利完成了历史性的“蒙绥(绥远省)合并”,使内蒙古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牧区的“三不两利”、“稳长宽”、“不分不斗不划分阶级”的方针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实践和发展;在三年困难时期,乌老对大锅饭、平均主义、浮夸、冒进不积极甚至抵制,全国不少省、区饿死了人,但内蒙古每年还向中央上交十几亿的粮食,这又是一大功劳。最使人感动的是接收了上海等地三千孤儿,全都由蒙古族哺养,乌老指示自己喝不上也要让汉族孤儿喝牛奶,保证他们个个健康成长。

  乌老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上堪称典范,这两大问题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解决得很好。总观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方面的成就,周总理赞誉内蒙古自治区是“模范自治区”,这是当之无愧的。

  乌老走了有18个年头了,他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蒙古族人民的伟大领袖,他一生中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强大、富裕、繁荣、进步的中国已立于世界之林,这是乌老一生所追求的。今年是乌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晚辈,作为他的学生,我们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贡献余热。在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使内蒙古自治区空前繁荣发展,明天的日子会更加美好,用实际行动抚慰乌老在天之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6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乌老的深情没齿难忘——写在乌兰夫同志100周年诞辰之际

<标题>=乌老的深情没齿难忘——写在乌兰夫同志100周年诞辰之际

<类型>=g1

<作者>=布特格其

<发文单位>=

<姓名>=乌兰夫

<内容>=

  我在乌兰夫同志领导下工作几十年的情景记忆犹新,对乌老的感情说不尽、道不完。

  一

  乌兰夫于1906年12月生于连绵高耸的大青山南麓,平坦宽广的土默川一个蒙古农民家庭。百年前的大好河山正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铁蹄践踏之下,蒙汉各族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乌兰夫就是在此时从土默川踏上了革命征程,策马扬鞭,奋斗不息,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战斗了一生。乌兰夫的一生经受了磨练,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将他定格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老当之无愧地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蒙古族人民热爱他,全国各族人民热爱他,都为有他这样一位领导感到骄傲和自豪。乌老虽然离开我们这么多年,但他为党、国家、民族、人民尽其所能而奋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现在的内蒙古正在继续实现乌老的理想、信念,千里大草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

  二

  1945年我和乌兰夫同志相识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乌老早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1929年回国,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回到革命圣地延安,做党的民族工作,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是一位有理想、有报负,为抗日救亡、国家统一、民族解放,特别是为蒙古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者。

  1941年,他在延安中央民族学院任教育处处长,从事培养教育提高民族干部工作,从理论到实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全国的解放做准备。抗战胜利后,乌兰夫在领导内蒙古解放,特别是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的工作中,心系人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寻求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道路,尤其是人口大大下降的蒙古民族。当时,群众不仅称他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内蒙古人民的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还把云泽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儿子、红色之子,形象真切地表明了他是各族人民的贴心人,大家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有一位好的领导者感到幸福。

  1945年10月,乌兰夫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经锡林郭勒盟贝子庙到达张家口,领导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第二年,在热河省承德主持召开著名的“四三”会议,经过讨论达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一开展东西蒙自治运动的方向、方针、路线及原则,决定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具体领导东蒙的自治运动。经过这些重大步骤,为内蒙古统一、实现民族区域自治铺平了道路。

  1947年2月,乌兰夫到达王爷庙后(今乌兰浩特)发表了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安排工作不几天,乌兰夫即去哈尔滨,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汇报工作。各项工作方案经东北局同意后,回到王爷庙开展落实工作。那时党组织还是秘密的,他一个党支部接一个党支部给党员讲话,统一思想,提高大家的认识,使我深深感受到他的高大形象和工作水平。在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自治政府主席,不久又公布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成立,乌兰夫担任书记。

  1948年初,内蒙古党工委在乌兰浩特召开土改工作团团长会议,基层工作队要求见乌兰夫同志及党委其他领导,乌兰夫立即领头接见大家并讲了话,我担任现场翻译。他说土改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要求工作团成员认真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团结起来,依靠群众,搞好土改,这样他和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

  1948年内蒙古干部会议上,也就是有名的哈尔滨内蒙古高干会,乌兰夫和大家几乎天天在一起,开大会、小会、座谈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主要领导和乌兰夫的报告使与会人员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感情,大家决心拧成一股绳,团结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内蒙古的各项工作中。乌兰夫在会上起了极其重要的核心作用,对内蒙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更是起了关键性作用。在这个会上决定成立中共兴安盟工委、盟政府,我也在其中工作,同时决定派我到内蒙古党校第一期第一支部(内蒙古地师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学习,这是乌兰夫对我的直接关怀。期间,我学习了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内蒙古工作总结等,写了个人自传、思想收获、工作鉴定等,乌兰夫还多次到党校讲内蒙古近代民族革命史和党的政策,使我们受到系统教育,提高了觉悟,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了系统的认识,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三

  1950年后,乌兰夫除忙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外,作为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的书记,主要领导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抓了抗美援朝的工作,动员全区各族人民捐献。对于“蒙绥合并”,则费尽了心血,圆满完成中央决定的内蒙古自治区的统一工作,从此形成了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

  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时,乌兰夫致力于内蒙古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不懈努力使自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出现了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全区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不断改善,人口和经济同步发展,少数民族人口由下降变为逐步健康增长,林业、钢铁工业大发展,畜牧业突飞猛进,粮食迅速增长,文化教育卫生各个方面都蒸蒸日上,内蒙古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三年困难时期,乌兰夫非常关注各族人民的健康,亲自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力争尽快使人民渡过困难,同时对高科技人员的健康和工作也很关心,亲自主持制定了给高科技人员生活照顾的八条规定,数量上保证供应,质量上由粗粮变细粮,同时增加蔬菜供应,改善夜餐以及文化活动、交通等,保障了科技工程人员的健康,促进科技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之后,乌兰夫不顾政治上、思想上和身心上曾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顾全大局,站得高看得远,没有一点怨言,继续为党、为国、为人民忘我工作。

  那时我在黑龙江省工作,有一次,乌兰夫同志代表中央陪同以宾努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派驻外国的二十多位大使及其家属组成的代表团到哈尔滨、大庆参观访问。省委常务副书记任仲夷同志出面接待,接待成员中还有我。乌老一下飞机就和大家紧紧握手,特别亲切。接待工作安排好,我就到住地问候他,因“文革”之后初次见面,所以感慨万分。见到乌老,心想他一定会谈到“文革”的事,但乌老问到的却是干部情况和各族人民的生活,闭口不谈个人所受到的诬陷,同时鼓励我们好好工作,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乌老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交谈是那样情之切切。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就请乌老休息。在去大庆的铁路公务车上把客人安排好后,乌老不辞辛苦安排接见省委任仲夷、省新华分社的社长等,使随同工作人员都很受感动。在大庆油田活动的晚上,我再一次到他的住房看望,主要是听乌老指教。当时工作人员都羡慕我和乌老的深厚感情。30年过去了,当年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乌老的教导不时地回响在我的耳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到公安部汇报工作,乌老知道后把我找去,在他家里吃饭谈话,李贵同志也参加了。他一再劝我回内蒙古工作,情真意切地希望我加倍努力工作,在有生之年为各族人民多做贡献。

  1988年惊闻乌老与世长辞,我悲痛至极。党和人民失去了这样一位伟人,我失去了一位良师。万分悲痛之际,我立即买车票去了北京,在乌老的灵堂前我深深地敬礼默哀,悲痛的心情无以表达。在军委总后礼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会上,我瞻仰乌老的遗容时,不住地在想,人们不应忘记过去的历史,要继承和发扬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乌老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四

  回忆乌兰夫的光辉业绩,我把乌老的革命思想归纳为七个方面,这样既鞭策我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又可以教育后代永远跟着党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一)乌兰夫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他告诫我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它是有规律的发展,而规律是不能随意打破的,只能顺应改革发展。我们必须要在领导思想、领导方法、工作思想、工作方法上明确这一点,自觉地推动实践,正确地估量形势。共产党人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好时间、地点、条件,实事求是地向前努力。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但是只能循序渐进,如果主观盲目地搞就会违背科学。要把当前目标与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当前的目标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的一步,只能向共产主义的目标一步一步走,一切从实际出发,决不能忽视共产主义理想,也不能脱离实际而盲目追求,只能高举远大理想旗帜,按规律稳步推进。

  (二)乌兰夫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一切,抗日救亡,民族奋起,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等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奋斗取得的,人民把党比作母亲是真切的,乌兰夫领导内蒙古人民革命和建设过程都说明他坚持党的信念,能准确地判断形势,能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能察知事情的进程,做好政治、思想、组织准备工作,有把握地领导人民前进并取得成就。乌兰夫坚持党的领导,重视宣传教育,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培养党的干部和各方面的人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重大的事项都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由内蒙古党委讨论同意,再经党中央批准,才开始稳步实施。中央领导人对内蒙古作的重要指示、讲话他都认真落实。对此我深有体会。

  (三)乌兰夫始终如一地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认为培养千千万万的干部非常重要,自治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更为重要。在内蒙古各大院校相继建成后,乌兰夫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精心选调人才,把北京、上海等地请进来的教授、学者安排在内大、工大、医学院、畜牧兽医学院、林学院、科研院所等重要岗位上,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又把内蒙古的很多人派出去,请先进地区代为培养。这使内蒙古的落后面貌逐渐改变,走上发展的道路。他鼓励来内蒙古工作的五湖四海的人才,扎根边疆、齐心协力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为人民服务。

  (四)乌兰夫同志始终如一地坚持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教导我们要心系人民,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以共产党的立场、观点、方法去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联系,并为各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只要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鱼水相依,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乌兰夫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只要同心协力,黄土也会变成金,脱离群众,失掉与群众的联系,就会丧失任何力量,就会变成你当你的官,群众干群众的活。同人民群众相联系就要和人民群众交心,任何情况下都要和群众联系在一起,群众就会发自内心的相信你、依靠你;如果你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官僚主义高高在上,群众就不会信任你。乌兰夫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并得到各族人民信任的领导者的模范。

  (五)乌兰夫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他在多次讲话和文章中强调,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此外别无选择。民族是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发展、消亡都有自己的规律,不能随意创造,不知其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及内在联系,随心所欲地处理民族事务必遭失败。一定要善于学习党的民族政策,正确把握好民族关系,才能做到各民族心连心携起手来,团结进步。1945年,乌兰夫奉党的指示,从延安来张家口开展自治运动,到东部地区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自治政府从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又从张家口迁到呼和浩特,完成“蒙绥合并”,形成全国第一个自治区,被周总理赞誉为“模范自治区”。这一系列工作,都是循序渐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指示的伟大成果。乌兰夫还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1981年到1984年乌兰夫根据中央的决定,主持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起草工作,由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有宪法、自治法以及配套的相应法规,民族工作就更加有了法律保障。乌兰夫为我国民族工作,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不愧为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他的贡献永载史册。

  (六)乌兰夫始终如一地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稳妥地推进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抓住中心其他就迎刃而解”。从牧区的民主改革,到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到社会主义建设,内蒙古自治区的经济不断发展、蒸蒸日上。乌老始终坚持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同时把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制定本地区的方针政策,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使贫穷落后的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七)乌兰夫始终如一地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在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时写了一篇文章,把稿件送请乌老审示,他给我写信,要求把民族团结工作总结好。我按照乌老指示修改后刊登在《内蒙古日报》上,可见乌兰夫时刻不忘民族团结。他常说,团结就是生命,团结才有力量,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团结才能共同繁荣。各民族人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共同进步,繁荣发展,否则寸步难行。乌兰夫在1946年召开的承德会议上,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实现了东西蒙的统一自治。在王爷庙召开的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处处讲大团结,甚至唱歌也要唱团结的歌:“蒙汉族人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在他的领导下,在选举领导机关和人员的问题上都取得了共识,确保了内蒙古自治政府胜利诞生,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护。而团结的优良传统逐步也在深入人心。他强调坚持团结进步就要相互平等,互相尊重,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本着和谐精神,相互信任共同团结进步。乌兰夫做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工作,从实际出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站得高看得远,正确地解决各种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不断走向繁荣发展。

  回忆乌兰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一生,他那音容笑貌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一次又一次受到激励,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促使我这个离休老党员更加坚定党的理想信念,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作者系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7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把蒙古族人口从负增长引向了繁荣昌盛——缅怀父亲乌兰夫开创内蒙古卫生事业的丰功伟绩

<标题>=把蒙古族人口从负增长引向了繁荣昌盛——缅怀父亲乌兰夫开创内蒙古卫生事业的丰功伟绩

<类型>=g1

<作者>=云曙碧

<发文单位>=

<姓名>=乌兰夫

<内容>=

  在父亲乌兰夫诞辰100周年到来之际,内蒙古自治区老卫生科技工作者在自治区卫生厅会议室举行座谈会,缅怀父亲乌兰夫在创建自治区卫生事业方面的丰功伟绩。

  座谈会由自治区老卫生科技工作者协会和卫生厅主办,由我来主持。参加座谈会的均是当年在乌兰夫主席率领下,参加防病治病和开创卫生事业亲身经历者和历史见证人。他们均为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在发言中对乌老充满了怀念和感激之情。

  今天在座的都是当年战斗在自治区卫生战线上的医师和卫生干部。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1948年元旦,乌老就提出:打仗、生产、防疫三大中心工作。只有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才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只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才能发展生产和防治疾病。乌老把防治疾病提高到了与打仗和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提法,乌老是根据内蒙古的实际出发的。当时内蒙古实际情况是:疫病流行,人口下降,而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性病、鼠疫、布氏杆菌病的流行。性病威胁着蒙古民族的生存,有一个日本人曾预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将自行灭亡”。为此,乌兰夫亲自挂帅,开展大面积疫病防治工作,指示时任自治区卫生部长的胡尔钦,组织好专业队伍,要战胜疾病,让蒙古族人口繁荣起来。经过15年多时间完成了普查普治,生复查复治任务,向全世界宣布:内蒙古性病已基本消灭。当时牧民们抱起婴儿时,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谢乌兰夫主席”。牧民把毛主席和乌兰夫的像供到佛龛内,显示了他们虔诚的心,因而共产党在草原上扎下了深深的根。这是乌老在平凡而具体的工作中,体现出的伟大革命胸怀和不朽的业绩。

  内蒙古自治区老卫生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捷同志深有感触地说:“上世纪40年代,我是由东北军区来支援内蒙古的卫生干部。来后我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从内蒙古军区卫生部,到内蒙古卫生厅直到今天,没有离开卫生战线。先后在乌老率领下和胡尔钦同志领导下,见证了内蒙古卫生机构的组建和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卫生队伍的壮大。”

  第一,成立内蒙第一个业务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卫生处。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各盟代表大会,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章》中,就规定有发展卫生事业,免费为蒙古人民医疗疾病的政策。1946年5月联合会设立了卫生处,这是内蒙古第一个业务技术行政管理部门,任命胡尔钦毕力格医师为处长。卫生处成立后,在张家口军政干部学院(乌老兼院长)设立了医务班,有40多名学员,以短期速成办法培养急需的民族医药卫生人员。教员由胡尔钦、陈雪涛等医生担任。

  第二,自治政府成立卫生局后发展扩大为卫生部

  1947年5月1日,自治政府在乌兰浩特(王爷庙)诞生。在21位政府委员中,就有胡尔钦,可见当时卫生工作的地位。自治政府卫生局成立后,胡尔钦任局长。

  同年11月,内蒙古军区成立卫生处,与政府卫生局合署办公。1948年5月,军区卫生处扩大为卫生部。7月,乌兰夫在哈尔滨开会,向东北局、东北军区提出支援内蒙卫生干部的请求。东北军区派哈尔滨卫戍病院院长李本周来内蒙古工作,任内蒙古军区卫生部部长。为进一步统一调配军政卫生工作力量,协调工作。12月16日,乌兰夫签发命令,政府卫生局并于军区卫生部,领导关系隶属内蒙古军区,工作人员均属军队建制,对外仍挂两个牌子。任命李本周为部长,胡尔钦为副部长。1950年10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成立政府卫生部与军区卫生部分署。

  蒙绥合并后,1954年11月,卫生部改为卫生厅,成立党组,赵俞廷任党组书记,胡尔钦为厅长是副书记。乌老把胡、赵找去谈话说:“你俩如同司令员与政委的关系”。

  第三,亲自听取汇报,为干部作报告,提出方针政策,指明方向。

  乌兰夫主席经常把卫生厅主要领导找去汇报工作,面对面的指导,作出具体指示。1960年1月,按照乌兰夫的指示,以内蒙古党委名义提出了“全面预防,重点消灭疾病”的卫生工作方针。卫生厅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防治与消灭疾病的规划。1月4日—2月5日,卫生厅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区医药卫生工作四级干部会议,参会代表380多人,这是卫生工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会议。党委宣传部部长胡昭衡具体领导。2月5日乌兰夫主席在政府礼堂接见卫生工作和新闻工作两个会议的全体代表,并作了重要报告。他首先讲卫生工作在内蒙古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指出:要发展和繁荣人口,特别是发展与繁荣蒙古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人口,这既是政治问题,又是经济问题,一定要把它作为一项中心任务去完成。要进一步贯彻有效措施,提高人口的自然增值率。要彻底改变中西医之间相互排挤、互相不配合的状况,中西医之间要相互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团结合作,共同提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大力培养卫生技术干部,壮大医药卫生队伍。

  第四,亲自抓防疫,把防疫同打仗、生产并列为内蒙古三大中心任务。

  1947年,自治政府刚成立不久,乌兰浩特再次暴发鼠疫,乌兰夫主席亲自抓。内蒙古党委立即发出:“扑灭鼠疫,抢救生命”的紧急指示,并以主席名义发布公告,要求党、政、军、民一致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扑灭鼠疫的斗争。

  1949年7月,察北暴发人间鼠疫,直接威胁北京。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月7日政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北鼠疫。卫生部决定在张家口成立察蒙鼠疫防治所,乌兰夫派胡尔钦去兼任所长,坐镇抓防治工作。

  1951年3月24日,为加强防疫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成立蒙察绥联合防疫委员会。政务院、军委任命乌兰夫为主任委员。

  蒙绥合并后。乌兰夫亲自担任自治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1959年2月15日他在百忙中到呼市玉泉区检查卫生,极大地推动了全区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

  第五,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的工作。

  196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由乌兰夫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呼和浩特,与卫生厅合署办公,胡尔钦兼任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由卫生部派出并由有关省市区抽调。

  在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防治北方地方病,主要是鼠疫,取得迅速进展,内蒙古做出突出成绩。1960年6月,领导小组在通辽召开全国鼠疫防治现场会议,总结推广通辽灭鼠拔源的成功经验。

  第六,人畜两旺,消灭性病。

  自治政府成立后,乌兰夫主席根据内蒙古的实际,提出了“人畜两旺”的政策。当时蒙古民族人口,生的少,死的多,急剧下降。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族人口只有83.2万人,比1912年减少4.6万人。解放前,日本人三浦运在东部地区调查,蒙古族游牧民,人口年平均出生率为21.7%,死亡率为28.3%,平均人口下降6.6%。民族人口急剧下降,最主要原因是性病蔓延。1950年——1953年,在呼盟牧业四旗及锡盟普查统计,患性病率高的地区占人口总数的70—80%,平均57.4%。在陈巴尔虎旗、东新巴旗的一些村屯,看不到15岁以下的儿童。

  1950年,乌兰夫主席将李本周、胡尔钦找去,指示:“贯彻‘人畜两旺’方针,迅速扭转民族人口下降趋势。要像打仗一样,消灭性病。”1951年12月呼盟驱梅队全体同志给乌兰夫主席写信汇报他们开展驱梅工作取得的成绩,乌兰夫主席特别高兴,当即复信,嘉奖驱梅队全体同志为恢复牧区人民健康所作的努力。

  第七,繁荣民族人口,从区外移入儿童。

  三年困难时期,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养活,乌老挺身而出,根据牧民很喜欢孩子,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周恩来同志知道了这件事。他说:“这很好嘛!内蒙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少孩子,牧民又很喜欢,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是有好处的,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乌老说:“请您放心,一定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的壮壮的。”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和保育工作。在1960年和1961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3000多名孤儿。

  乌兰夫同志高兴地说:“移人的儿童,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他们讲着流利的蒙古话,成了蒙古人,牧民的后代,草原上的新一代主人”。如今,这些当年的孤儿,都已成家立业,在乌兰夫诞辰100周年之前的一个月,他们有100多人作为代表来到呼和浩特乌兰夫纪念馆,缅怀乌老的救命和养育之恩;这是多么动人,多么难忘的一段历史啊!

  年逾古稀的药学专家、现任内蒙古老卫生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的肖文国高兴地说:“内蒙古卫生事业乌老功不可没。他抓住了解决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核心问题——消灭疫病,即消灭鼠疫、性病和布氏杆菌病。我从事药政和组织药品生产供应工作40余年,党和政府仅为消灭性病,我们就专项调进了大量的进口盘尼西林等药品,免费治疗性病人数达12万人,同时采取男女性病患者短期分隔治疗的办法。布氏杆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疾病,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共治愈了八万多人。还有防治克山病、地甲病等地方病取得突出的成就。内蒙古的卫生工作可以说是‘从防疫起家’都是乌老的关怀直接抓的”。

  邓乃序是1960年国家卫生部医政司调来内蒙古工作的干部,她说:“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乌兰夫同志任组长。卫生部派我来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乌老不仅关心消灭内蒙古的地方疫病,也十分关心东北、华北、西北等北方的地方病和防疫工作。他胸怀宽广,不论哪个地方发生疫情和出现地方病,他都心急如焚;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扑灭,保障人民的生命与健康。记得领导小组成立时要把办公室设在内蒙古,乌兰夫同志说:“我们非常欢迎,对内蒙古的卫生工作有促进作用”。领导小组成立后乌兰夫同志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第一次是在北京新桥饭店,他语重心长,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这是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一定要保质保量的去完成它”。

  防治工作要与科学研究工作相结合。贯彻两条腿走路、土洋并举、防治结合的方针。认真总结群众的防治经验,并加以提高。另一次乌老在包头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防治布氏杆菌病的问题。他指出:“布氏杆菌病是人畜共患的严重传染病,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对牧业生产危害十分严重。领导小组一定要把北方地方病的防治全面抓起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必须从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角度来看待这项任务。”

  曾任内蒙古医院儿科主任的额尔敦木图大夫激动地说:“我是1947年内蒙政府在乌兰浩特成立时见到乌兰夫主席的。他体魄健壮,身躯高大。和蔼可亲,虚怀若谷。当时我负有保健任务跟他去过哈尔滨、北京等地。看见他布置工作,处理问题,待人接物,都有非凡的才能,与一般人不一样,具有伟人风范。有一次他家的孩子病了,叫我去了,真是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我就像见到一个普通儿童患者的家属,他问这问那,特别尊重医生。此后,孩子有了病,就叫我去看。使我终身难忘的是他院内的樱桃熟了,他亲自摘了一小筐给我,我不要,非让我带上不可,真是感人至深啊!最后一次和乌老见面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我们见面后,真是久别重逢,分外亲热,至今我想念他”。

  内蒙古干部保健所原所长医学专家周景春深情地说:“我曾是乌兰夫保健医生,那时我经常接触乌老。多次陪同他到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庐山、北戴河等地开会,还经常随乌老到自治区各盟市视察指导工作。乌老的思想、工作、生活作风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和教育。他对发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使我终身难忘。记得1958年在锡盟召开喇嘛代表人物座谈会,乌老在会上阐述了党对宗教的政策,同时特别指出充分发挥喇嘛医生的作用,对蒙医蒙药要进行整理和提高。他常说:“民族医药学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自己的医疗特色,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蒙医、藏医、傣医等民族医药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和自己的理论体系,对防治疾病,为本民族的身体健康和繁衍昌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要求把蒙医药人员组织起来,把名望较高造诣较深的著名蒙医人员吸收到国家医疗机构中来。1956年后各盟市就相继建立了蒙医研究所和医院,还在内蒙古医学院设立了中蒙医系,在通辽成立了蒙医学院,逐渐形成了蒙医药科、教、研体系,在一些中西医难治的疾病中展示了蒙医药的特点。时至今日我区的蒙医药事业的发展和蒙医药医疗科研人员的壮大,这和乌老生前重视发挥蒙医药的独特作用是分不开的。”

  曾任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书记兼院长的陈守用教授说:“乌老十分重视培养医务人才和医疗队伍的建设。我是最初的内蒙古卫生干部学校和内蒙古医学院一期毕业的。随着内蒙古卫生事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直至走上医疗领导岗位。乌老为培养干部,包括医疗卫生干部用尽了心血,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原卫生厅副厅长刘广理说:“内蒙古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取得今天的成绩,无不是在乌老的领导,关怀下打下的基础。今天我们怀念他,就是要好好继承和发扬过去那种关心人民群众疾病,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现任内蒙古卫生厅副厅级巡视员尹赤林同志说:“纪念乌老百年诞辰,最好的献礼是把我们今天的卫生事业发展好。我们要振奋精神,继往开来,搞好今天的防病治病工作。要温故而知新,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送医送药下乡,把卫生事业延续到新农村建设中。乌老一贯关心农牧民看病问题,我们要关心和解决弱势群体看病难的问题。乌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在”。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心情激动的一致表示,要继承乌老的遗志,牢记乌老的教诲,发扬乌老的伟大革命精神,建设文明富裕的内蒙古自治区和伟大的祖国,发挥余热,无私奉献!

  (作者系乌兰夫长女、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8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乌兰夫上将抓武装斗争纪实

<标题>=乌兰夫上将抓武装斗争纪实

<类型>=g1

<作者>=乌嫩齐

<发文单位>=

<姓名>=乌兰夫

<内容>=

  乌兰夫上将在1946年——1966年的历史进程中,担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大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提出了建设内蒙古骑兵部队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略,是一位有建树、有作为的将军。内蒙古部队能在解放战争和巩固边防、国防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做出重要贡献,是与乌兰夫上将的杰出领导分不开的。

  现将我撰稿,并经乌兰夫同志生前同意曾在中共党史资料11期发表的《蒙旗独立旅的创建前后》和曾在解放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办的军史资料发表的《骠悍的铁骑兵》重整于此,以纪念乌兰夫上将诞辰100周年。

  蒙旗独立旅创建前后

  在抗日烽火漫卷全国的年代,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蒙旗独立旅(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这支武装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守、战斗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多次阻击了黄河沿岸日寇和伪军的进犯,保卫了伊克昭盟,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宁,在抗日战争的史册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

  1931年夏,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指挥下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塞外,苦难深重的各族人民有了新的希望的时候,中共中央派王若飞同志到内蒙古地区,开展陕甘宁绥一带的武装斗争。在包头,王若飞同志以商人身份作掩护,与乌兰夫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就已相识,这次久别重逢,高兴异常)。乌兰夫向他汇报了这个地区的党组织和工作开展情况。王若飞传达了党对内蒙古地区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并着重提出了要注意抓武装斗争。当时乌兰夫在蒙古族地方部队老一团做党的工作。从那时起,乌兰夫除从事党的民族工作、群众运动外,以主要精力抓武装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野心驱使下,对内蒙古地区采取了公开的军事占领与隐蔽的政治阴谋同时并进的政策,在占领东三盟的同时,诱惑察、绥和各盟蒙古族发动所谓高度自治运动,利用某些上层王公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不满,实现其进一步的侵略计划,以达到“以蒙治蒙”的长久统治目的。这时,一部分进步的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全国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浪潮中,对于抗战已有了认识和希望,并团结在内蒙古党组织的周围开始了抗日运动。乌兰夫为了组织和加强抗日武装部队,培养党的骨干力量,开展并坚持斗争,经张家口同盟军第41军政治部副主任罗念冰(中共党员)介绍,到41军驻包头的部队举办了干部训练班,培养政治工作干部。在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后,党派刘仁接替了他的工作,乌兰夫就去做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的工作。蒙政会保安队,实为一个大队、四个中队、一个特务队,约一千人左右,官兵多为土默特旗和绥东四旗的蒙古族。当初,绝大多数官兵是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不满,并受了德王“蒙古自治”的欺骗宣传,为了求生存、寻出路而来的,其中有青年学生,也有贫苦的农牧民。早在1934年,乌兰夫和利用社会关系派进去的党员,教育、团结了保安队的一批爱国官兵。他曾在这支部队中多次宣传蒙古民族只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才能获得真正解放。在蒙政会,乌兰夫以教员身份约见了德王,问德王:内蒙的出路何在?德王答:一个是投靠日本,一个是依附国民党。乌兰夫讲,日本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它是利用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压迫所造成的蒙汉成见,实行“抑汉扬蒙”政策,组织傀儡政府,以军事威胁与政治上的羁縻骗取内蒙古人民的信任,达到其“以蒙治蒙”长久统治的目的。而国民党政府则是推行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妄图把蒙古族作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并进而消灭蒙古民族。乌兰夫在陈述了这两条路都难以行通以后,暗示德王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有前途。这次相见,只是各抒己见,谈而未成。后来,乌兰夫因身份暴露,迅即离开了百灵庙,返回归绥(今呼和浩特)。此后,他通过地下党员赵诚、交通员李森掌握这支部队的情况,继续进行反投降、反背叛的宣传组织工作,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阴谋和德王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唤起了部队官兵的民族热情和爱国主义觉悟,教育和团结了一批基本力量。

  党在蒙政会保安队所进行的工作,使很多青年官兵逐步觉悟,认识到了德王投靠日寇的反动本质和企图。随着德王投靠日寇步伐的加快,在爱国军官云继先、中共地下党员朱实夫等率领下,一千多名蒙古族官兵于1936年2月21日毅然举行了武装暴动,宣布脱离德王。这一正义行动,反对了外来侵略,打击了亲日派,维护了民族尊严。

  暴动部队离开百灵庙后向南行进,当时正遇大雪,白茫茫的达尔罕草原,积雪没膝,步履艰难。在日落西山的时候,遭到德王派来的乘汽车的乌滂守备队和保商团骑兵的追袭。经过激烈战斗,暴动部队打退了追击的敌人。当部队来到二分子休整的时候,傅作义派35军421团秘密包围,并派两个武装加强营“慰问”暴动官兵,以减轻部队负担为名,用汽车拉走了枪支,解除了起义部队的武装。部队行进到台阁牧进行了整编。傅作义将起义部队编为一个总队、两个大队、六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每班由12人缩编为9人,并派员到部队进行煽动、挑拨,制造内部纠纷。在部队举行暴动的第二天,乌兰夫即派李森前往接应,当李森到达武川后,获悉傅作义已派兵将部队缴械,乌兰夫就发动归绥的社会力量声援暴动官兵。当暴动部队到达台阁牧后,乌兰夫等共产党员即到暴动部队中去,继续领导开展斗争。1936年9月,隐藏在部队内的德王亲信章文锦煽动部分不满分子杀害了总队长云继先,带一部分哗变士兵向百灵庙进发,途中,被傅作义的部队打死多人。

  二

  1937年春,国民党中央派白海风(中共地下党员)来内蒙古西部地区,收拢百灵庙暴动队伍哗变后剩下的人马,组建蒙旗保安总队。乌兰夫也进入该部队开展党的工作,并联合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爱国进步人士,以百灵庙暴动部队中的进步青年为骨干,重新组成了蒙旗保安总队,下设两个大队:总队长白海风,参谋长常荫生,政训处处长纪贞甫,代理处长乌兰夫(是部队中党的领导人);一大队长纪松龄,二大队长朱实夫,直属总队中有一个特务队,一个卫士班。这个部队的成员绝大多数是蒙古族,部队的主要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也派来一个参谋长和一个搞军训的军官,但他们在部队没有基础。连队设政治指导员(都是共产党员),每星期上一次政治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这时,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很活跃。部队为我们党所掌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部队组成后,转战于百灵庙、大庙、固阳等地。这年秋天,部队驻固阳县新城时,德王不甘心失败,派了杀害云继先的章文锦带着一个人,化装潜入固阳,妄图策反。云蔚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当机立断,缴械扣捕,并报告了白海风、乌兰夫。他们研究后决定,为巩固全体官兵的抗日决心,就地予以处决。这件事的果断处理,深得广大爱国官兵的拥护。

  1937年夏,马占山在包头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宣布把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独立旅,下辖两个团:旅长白海风,政治部代理主任乌兰夫(地下党委书记):一团团长纪松龄,政治指导员克力更;二团团长朱实夫,政治指导员王允文,部队驻防包头。10月,日本侵略军及各路伪军加速了侵占察绥的步伐。阎锡山为保住其山西老巢,从绥远调傅作义部三十五军驻守雁门关。10月12日,日伪军进犯归绥形势紧迫,乌兰夫提出,我们虽然兵力有限,装备差缺,也要前往阻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部队从包头乘火车开到了归绥。

  1937年10月12日午夜,日军黑石旅团及三个伪蒙古军师从凉城方向,还有一部分日伪军从大青山方向,总共约九个师的兵力夹击归绥,对归绥形成了包围圈。蒙旗独立旅将部队部署在大黑河沿岸、桃花板村、南茶坊一带,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决心以实际行动保卫家乡,保卫国土。蒙旗独立旅装备虽然简陋,但战斗打响后,个个奋勇向前顽强战斗。起初,日军也摸不清底细,他们满以为傅作义部队已撤出,不会受到任何阻挡即可长驱直入,没想到会遭到如此顽强的阻击;又因为是夜间,日伪军未敢前进。直到13日,蒙旗独立旅因寡不敌众,才边抵抗边后撤,撒到了城郊南茶坊。城镇居民尤其是青年,冒着枪林弹雨及生命危险,带着大批慰问品到部队热情慰问。是日午后,日伪军兵临城下,形势异常严重,为了保存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由白海风、乌兰夫率部撤出归绥,向包头转移。

  10月14日,日本侵略军矶谷师团和岩山、小岛两个机械化联队在德王和李守信的伪军配合下,从归绥向包头扩展。在这种情况下,蒙旗独立旅向何处去一时成为广大官兵共同关心的迫切问题。乌兰夫坚决主张南下,渡过黄河向伊克昭盟进发,尔后靠向陕甘宁边区。当时,日寇飞机已在包头上空盘旋侦察,偶而还听到炮弹的轰炸声,情况十分紧急。部队按乌兰夫同志的主张,当晚渡过黄河,踏上鄂尔多斯高原,向陕甘宁边区进发。途经达拉特旗展旦召时,遭到了旗保安队的袭击。当时部队在展旦召宿营,达拉特旗王爷森盖(已投靠日寇)带着五百多骑兵偷偷包围了蒙旗独立旅,企图吃掉这支部队,捞一批武器装备。他们凭借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乘蒙旗独立旅的官兵正在休息之机冲过来,疯狂地射击,打死打伤多人。部队官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地卧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白海风、乌兰夫进入展旦召的独贡(喇嘛念经的地方)指挥战斗,组织反击。特务队长白富全和炮兵连长刘德带领几百名士兵,集中火力向外射击,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包围,乘机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集中所有机枪和小炮一齐射击,敌人派了一个穿白衬衣的人,自称是喇嘛,打着白旗,请求谈判。当时,有的士兵非常气愤,要杀掉他。乌兰夫当即予以制止,并给大家解释:这是个政策问题,对喇嘛我们不能随便杀害。双方经过谈判,停止了战斗。部队清理了战场,稍事修整,又继续向陕甘宁边区前进了。

  三

  1937年11月,部队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陕北府谷县的哈拉寨。寒冬已到,部队官兵仍穿着夏季服装,每个班平均只有两件皮袄。粮食也很紧张,经常断炊,有一个时期连火柴都短缺,每个班每天只发三根,官兵连饷也没有,但整个部队没有开小差的。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信念:只要不当亡国奴,不受大汉族主义的欺压,跟着共产党抗日再艰苦也能挺得住,也能坚持下去。这时,各部队都已有了党员,建立了支部,在党组织的周围还有一批积极分子,从而使这支部队能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到陕北后,白海风去南京找国民党摧要给养,乌兰夫到保德县八路军120师办事处寻找党的关系。在岢岚,乌兰夫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向他汇报了蒙旗独立旅的情况,并请他转报中共中央。甘泗淇听了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你们这支部队所以能够这样好,关键是党的领导,是执行‘古田会议’精神,支部建在连以上的成果。”谈话后乌兰夫即住下等待中央的回电。没过两天中共中央发来回电,电文大意是:了解到这支部队的情况很高兴。中央正打算开展伊克昭盟的工作,有这样一批蒙古族干部和部队很可贵。要继续扩大这支部队,把它作为培养抗日民族干部的学校。乌兰夫接到了中央的电示,与党取得了联系后,即离开120师返回部队。临走时120师送给蒙旗独立旅1000套军装、1000双布鞋、1000元菜金等装备和给养。从此,蒙旗独立旅转战在陕北和伊克昭盟地区。

  1938年春,蒙旗独立旅驻神木时,中央通过神府边区发电报给乌兰夫,让他去延安汇报工作。4月,乌兰夫到达延安,高岗让他等白海风到后一同去汇报。白到后,高岗带他们去见毛主席。白海风报告了向国民党政府摧要武器、装备和既将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的情况,乌兰夫也汇报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高兴,指示:要利用国民党给的番号,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把部队扩大;部队不要驻神木,要移驻伊克昭盟,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工队,做好争取和团结蒙古王公的工作;要培养干部,把部队作为培养干部、特别是培养蒙古族干部的学校,要注意保护和保存这一批革命力量。

  乌兰夫、白海风回到部队后,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率部移驻伊克昭盟。这时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根据绥远省敌我形势的发展,决定将蒙古工委改为绥蒙工作委员会,并从靖边县的张家畔迁到伊盟境内的桃力民。绥蒙工委的组成人员是:白如冰任工委书记,李衡、赵通儒、于占彪、白成铭、云泽(即乌兰夫)任委员。之后,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伊盟工委,赵通儒任书记、乌兰夫是委员。赵通儒同志曾多次到新编第三师传达中央和工委的指示。

  四

  新编第三师驻守伊克昭盟后,执行了党的安定伊克昭盟、保卫陕甘宁边区、团结友军、争取伪军、打击日寇的方针,深得各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广大蒙、回、汉族青年踊跃参军,使部队迅速扩大。到1939年,由原1500多人扩大到2000多人。部队成员蒙古族占70%多,大部分是土默特旗和东四旗人,也有伊盟人,师团营连干部绝大多数是蒙古族。扎萨克旗的一个活佛,在我党的抗日宣传和部队的影响下,也弃佛从戎,参加部队,拿起枪杆子抗日。这时,师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主任纪贞甫,代主任乌兰夫;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主任王允文,骑兵九团团长云蔚,政治主任寒峰。师、团、营、连的主要领导骨干多数是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党员。到1940年,全师已发展到200多名党员,师有地下党务委员会,连有支部。地下党务委员会由乌兰夫、孟纯、奇稀古、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组成;乌兰夫任地下党务委员会书记。师有政治部,团有政治处,连有指导员。党委在部队中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经常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献,组织红军长征报告会,进行光荣传统教育等。同时,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宗旨,严格部队的组织纪律,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有条件的地方,及时把农(牧)民、青年、妇女等分别组织起来,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女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在这些群众团体的影响带动下,形成了群众性的抗日潮流,并组织民兵建立了武工队。建立学校,对青少年进行革命教育,还开展了对王公贵族、地主绅士的争取和团结工作,使一些上层人士拥护抗日,支持抗日。对国民党马占山、傅作义部队搞磨擦,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国民党22军86师妄图吃掉这支民族抗日武装、切断榆陕公路的阴谋。

  1940年,日寇在中国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后,调拨主要兵力,加紧进攻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侵占绥远的日寇多次进行“大扫荡”,妄图跨过黄河,侵占伊克昭盟,进而向陕甘宁边区钳入。新编第三师根据敌人的动向,于是年夏季,派步兵七团、八团和骑兵九团坚守在达拉特旗的黄河沿岸,前哨设在谢家圪旦、二里半一带,指挥部设在张明高圪旦,多次击退了日寇和伪军的进犯,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秋收,防止了日伪军的抢劫,保卫了伊克昭盟七旗一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全。

  五

  几年来,新编第三师在蒙汉人民的支持下,坚决打击日伪军的进犯,英勇地保卫了伊盟和陕甘宁边区北部的安宁。鄂尔多斯高原呈现出一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生动景象。正当伊盟抗日斗争高涨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从1939年到1941年掀起的反共高潮中,三次下令调新编第三师到甘肃靖远整训。并于1941年春,调集其驻守在河套、榆林、宁夏等地的部分部队向伊盟逼进,口号是肃清伊盟的共产党。头两次调新编第三师到靖远,乌兰夫在向中央报告请示的同时,以日本侵略军企图越过黄河侵占伊盟,部队不能离开为理由,未予执行。1940年还请示中央,拟将新编第三师拉到延安边区去。1941年春,刘瑞森从边区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新三师现在不能宣布起义,不要来延安,以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并指示要巩固统一战线,要警惕和防备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捣乱。1941年,胡宗南亲自给白海风打电报催部队立即行动,并密电让他把乌兰夫就地处决。在这形势极为严重的关头,乌兰夫召开了紧急党委会,并将情况报告请示了中共中央。当时中央的答复是新编第三师的党组织要服从国民党的调动,保证把部队西调,不能分家,否则会影响国共两党的合作。并指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的,影响比较大的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其余同志继续留下坚持斗争。乌兰夫把中央的指示传达下去后,许多干部战士都难以理解。因为有中央的指示,部队只好向甘肃靖远方面行动。乌兰夫、克力更、寒峰先后于1941年春、夏回到了延安。部队开到靖远后,国民党将许多共产党员干部调到新疆等地,分散控制在其他部队中,许多老战士也被调到各地,从甘肃补充了许多新兵。这样,部队以蒙古族为主要成分的情况改变了,党领导的这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被国民党瓦解了。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乌兰夫问高岗为什么当时中央不同意新编第三师党委提出坚持不走或者分家的请示报告,高岗讲,这是在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作出的决定。

  六

  1941年夏,新编第三师的爱国官兵,告别了伊克昭盟各族群众和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地方,越过沙漠,途经宁夏,于1942年初来到甘肃靖远县。国民党将它们改编为新骑七师,把原有的两个步兵团改成了骑兵团。师长仍是白海风,副师长朱实夫。这时,跟随部队西行的共产党员,按照撤离时乌兰夫传达中央关于“保存实力,长期埋伏,伺机行动”的指示,在条件极端复杂和艰难的情况下,继续秘密地从事着党的工作。党的骨干分子孟纯、王允文、云飞扬、赵俊诚、云蔚、云德权等,采取各种方式教育党员和广大爱国官兵,要保持民族气节,将抗日旗帜举到底,绝不向敌人屈服投降。在他们的带动下,多数党员一直坚持到斗争胜利。

  骠悍的铁骑兵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在党的领导和培育下,转战内蒙古千里草原,参加了伟大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为解放内蒙古、解放东北和华北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

  一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晋察冀中央局根据这个精神,在对内蒙古工作的多次电文指示中都提及要组织蒙民自己的武装。

  1945年11月,内蒙古成立了自治运动联合会。这是一个半政党、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以开展自治运动为主要任务的组织机构。联合会设立军事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少数民族军队的方针,负责组建和领导内蒙古部队。乌兰夫担任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他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目前工作方针的意见案》中指出:“在军事上要组织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具体任务是肃清境内反动派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巩固革命的社会秩序”。当时,内蒙古地区党领导的武装甚少,只有蒙古抗日游击队和解放了的盟旗组织的地方武装。1946年1月,在晋绥分局和绥蒙区党委领导下,以几支分散活动的蒙古游击队及地方武装为基础,动员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农牧民,并收编部分伪蒙疆起义部队,组建了蒙古骑兵独立旅,共500多人。这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支内蒙古人民的武装力量。随后,把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携带武器装备回国的120人编为内蒙古人民游击队,后动员和吸收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200多农牧民,加上自治运动联合会派来的10多名政工干部,组成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四支队。这两支蒙古族骑兵部队,从组建到全国解放,一直战斗在锡林郭勒、察哈尔、乌兰察布盟的广阔地域。1946年11月,两支部队分别扩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16师和11师。

  1946年4月3日,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乌兰夫在承德主持召开解决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问题的会议,即“四三会议”。这是内蒙古革命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会议经过耐心艰苦的工作和斗争,确定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的人民武装,从而结束了内蒙古东西部历史上长期被分割的局面。当时,内蒙古东蒙人民自治军有3个骑兵师,“四三会议”后,取消东蒙自治军番号,统称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1946年9月,根据冀热辽军区的指示,在赤峰又成立了卓索图盟骑兵纵队。这样,内蒙古人民武装发展为5个师,1个纵队,共2万多人。根据内蒙古地理条件、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部队除警卫团是步兵外,其余全部为骑兵。乌兰夫任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队当时的基本任务是肃清匪患,安定社会秩序,在区外配属野战军部队作战。这是一支有多重领导关系,任务变换频繁,驰骋于东迄长(春)沈(阳)、西至绥蒙原野的快速机动部队。自1947年5月1日至1949年4月30日,这支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作战633次,毙伤俘敌19875人,缴获各种炮69门,轻重机枪132挺、长短枪8359支、各种炮弹1203发,子弹68935发,战马20082匹,击毁敌机一架。同时,肃清了从兴安岭到贺兰山、由呼伦湖至居延海的匪患。

  蒙古族骑兵部队的成长壮大,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上,内蒙古曾有过多次反抗压迫的斗争,但都未能挽救内蒙古人民遭受奴役迫害的命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才有了自己的子弟兵。内蒙古部队的成长壮大也是和以乌兰夫为首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及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领导农牧民进行土地改革和广泛的民主改革运动。广大翻身农牧民把内蒙古部队看作自己的子弟兵,不仅将自己的儿女连同马匹,枪支送到部队,而且从各方面全力支援前线,为部队作战提供一切方便,使部队有了雄厚的兵源和充足的粮草。内蒙古部队还得到各地党组织,各兄弟部队多方面的帮助。在部队组建过程中,先后得到东北局、西满分局、晋绥分局、晋察冀中央局、冀察热辽分局领导的支持,他们派来许多优秀的老干部做政治工作,还送来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特别是一些久经考验的八路军部队,为内蒙古骑兵部队提供了丰富的建军经验。内蒙古骑兵部队就是按照八路军的建军宗旨并以其为榜样逐步建设起来的。

  二

  解放战争时期,东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一、二、三师(简称“蒙骑一、二、三师”)和卓盟纵队主要活动于东北战场。1946年6月,当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时候,内蒙古解放区同样遭到了进攻。国民党第71军的三个师,第93军的一个师侵占内蒙古解放区的开鲁、通辽、赤峰、库伦、吉尔嘎朗等地。蒙骑一师、二师、四师(后改为三师)奋起自卫反击,配合兄弟部队,策应东北民主联军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收复了通辽,保卫了天山(阿鲁科尔沁旗),解放了哲里木盟等广大地区,给进攻之敌以沉重的打击,从而使内蒙古地区成为东北根据地的一部分,成为东北解放战争巩固的后方。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取得了辉煌胜利,为我军进行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三次攻势作战中,蒙骑一、二师,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活动于农安、怀德、康平、彰武、黑山一线,击退增援四平的国民党骑兵部队,并清剿散匪,打击抢粮之敌,四次挺进敢后破袭北宁路,致使敌人的交通线长期不能通车;为扭转东北战局、孤立长(春)沈(阳)之敌发挥了重要作用。内蒙古骑兵部队这次南下作战,长达半年,驰骋于辽西及辽南,毙伤俘敌5018名,缴获各种枪800多支、子弹3万多发及其他军用品,胜利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受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嘉奖。

  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又成立内蒙古军区,乌兰夫担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期间,东蒙地区的部队清剿了地主武装和叛匪,参加并保卫土地改革和广泛的民主运动,还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按照东北野战军总部的指示,蒙骑一、二师挺进铁岭、沈阳、新民、彰武地区开辟工作。8月中旬,内蒙古部队又奉命开赴长春前线,坚守在大黑林子镇地区。8月29日,在辽河北岸阿其堡堵截从铁岭逃跑之敌,骑兵健儿乘马冲锋,一举歼敌1个营,俘营长以下官兵1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六○炮3门及其他战利品。不久,长春宣告解放,部队又随东北野战军向沈阳、锦州方向进军。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揭开序幕。从攻打锦州、会战辽西到夺取沈阳的52个日日夜夜,内蒙古骑兵部队始终战斗在最前线,配合主力部队胜利完成了战役侦察,占领前进阵地,侧翼威胁阻击突围与远距离追击敌人等战斗任务。许多蒙古族优秀儿女,为了东北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内蒙古骑兵一师三连连长扎木舍布,指导员敖敦满都拉在大虎山以南至励家窝堡一线保障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阵地右翼安全的战斗中,冒着敌机和火炮的猛烈轰炸,带领全连指战员从敌人侧翼发起冲锋,战马被打死,就徒步与敌人肉搏,不幸英勇牺牲。锦州解放后,内蒙古骑兵部队发挥特长,万马突奔,配合主力追歼妄图从营口乘船南逃的敌52军。该敌除军部和25师三个团跑掉外,其余全部被歼。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彻底解放。内蒙古部队经过辽沈决战的洗礼和锻炼,也成长壮大为英勇善战的骑兵。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挥师关内。内蒙古人民解放军接受了清剿由沈阳、锦州逃窜之敌的任务。当时,国民党蒙骑一旅又妄图向内蒙古西窜,接受绥远国民党的指挥,继续与人民为敌。内蒙古人民解放军为追歼这股匪帮,组织骑兵一、二、三师在敌窜扰地区全面清剿。经多次追歼,歼灭了敌匪部。

  三

  西蒙地区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十一、十六师(简称“蒙骑十一、十六师”,后改为第四、第五师),一直在锡(林郭勒)察(哈尔)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清剿反动封建上层叛匪,牵制傅作义的兵力,策应东北解放战争,并参加了平津战役和绥北战役。

  1946年10月国民党侵占张家口,接着侵占察哈尔省北部各县城,并不断向内蒙古锡察盟地区进犯。乌兰夫同志当时指出,要坚决保卫锡察盟这个战略要地,有他们(指十一、十六师)在,则锡察在,就是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坚持斗争。按照这个指示,部队在敌众我寡,粮草短缺的困境中坚持游击战争,保卫了锡察根据地。

  日伪统治时期,锡察盟地区的封建王公贵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国民党来了,又投靠效忠国民党,建立蒙边“剿匪”司令部,各旗还成立了保安队,配合国民党军袭扰锡察解放区。他们既受绥远、察哈尔两省军政头目的指挥,又受国民党行政院、国防部、蒙藏委员会的直接控制。1946年10月至1947年6月,蒙骑十一、十六师横扫和击溃了盘踞在正蓝旗、多伦县、四子王旗和乌珠穆沁旗的封建武装,粉碎了明安旗、正白旗和东苏尼特旗封建王公武装的多次进犯,巩固了锡察两盟根据地。

  为了抢占锡察地区,傅作义派孙兰峰指挥的11兵团,以张家口为前进阵地,组成“剿匪指挥部”,以三十五军在平绥铁路沿线设防,以机械化部队配属骑兵轮番“扫荡”我锡察根据地。为便于统一指挥,我军集中兵力阻击和歼灭来犯之敌,在锡察盟地区成立了蒙汉联军指挥部。1947年4月中旬,国民党出动有50余辆汽车的机械化部队和500名骑兵,在孙兰峰指挥下,向通往锡察盟的门户阿巴嘎、胡芦苏台扑来,妄图以锡察盟最大的布里亚特旗的叛乱武装为内应,南北夹击,一举占领整个锡察地区。蒙骑部队接到内蒙古军区和晋察冀军区的急电后,在敌人兵力四倍于我并配有炮兵的情况下,按照毛主席“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英勇阻击了敌人机械化步兵的正面攻击,并从侧翼追歼、俘虏了一批溃逃之敌,然后迅速转入沙漠地带,占领有利地形打击敌人。敌机械化部队不能进入沙漠,骑兵又不敢单独冒进,欲进不能,欲停又怕被我袭击,遂连夜撤回张家口。南路之敌溃退后,我骑兵对北部的一些叛乱武装给予歼灭性打击,缴获了敌人从牧民手中抢来的牲畜,解放了被他们裹胁的群众,为当地牧民除了祸害,使敌人的第一次“扫荡”失败。农历中秋节的时候,敌人又出动了70辆汽车的机械化部队,在炮兵配合下,纠集盘踞在多伦、宝昌、康保等县城的3000多骑兵,向察盟后方查干乌拉庙扑来,企图夺取该地,尔后北上夺取贝子庙,占领整个锡察盟。我骑兵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中路截击的作战方针,创造了以400名骑兵击溃敌3000人的战绩,敌“扫荡”再次失败。同年11月,敌人从张家口出动近百辆汽车、2000多兵力,以长途奔袭的手段,妄图消灭我骑兵部队,占据锡察盟地区。我骑兵部队弃马占领白旗八佐山阵地阻击敌人,多次打退在炮火掩护下的敌军冲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消耗,二连连长乌尼巴图奉命率一个班抗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当他完成掩护任务,乘马撤退时,突然中弹倒下。数十名敌人冲到他跟前,乌尼巴图用手枪又打倒几个敌人,最后英勇牺牲,年仅24岁。为了纪念乌尼巴图同志,中共锡盟工委决定将八佐山命名为乌尼巴图山。经过连续三次艰苦激烈的反“扫荡”战斗,敌人退缩到张家口等几个城镇,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1948年8月,毛主席指示杨成武,要求第三兵团统一指挥晋绥第八纵队和内蒙古的两个骑兵师进军绥远,抄傅作义的老窝,开辟新的战场,配合我东北军作战。蒙骑十一、十六师根据指示,在察绥战役中,配合兄弟部队沿大青山向绥北发动进攻,解放了绥东和绥北的广大地区。并在察北地区和平绥线牵制敌人的兵力。骑兵十六师与察北骑兵三师协同,在攻打高山堡战斗中,俘敌800多人,迫使敌1个骑兵旅溃逃。

  同年11月29日至翌年1月31日,蒙骑十一、十六师在平津战役中与骑兵三师配合,解放了张北、宝昌(今太仆寺旗、正白旗和正蓝旗部分地区)、商都、化德等县城,从察北形成对张家口之敌的包围,并切断张北至张家口的退路,完成了堵截从张家口西逃之敌的任务。蒙骑十一师还在大猴山公路附近阻击增援张家口的敌骑兵十二旅约2000人,在七里河一带追歼敌150多人,俘国民党暂四军一名副师长。张家口被我军攻克后,该师追击突围逃跑之敌,毙伤俘敌263人,缴获各种枪114支(挺)、各种火炮19门及其他战利品。1949年元旦,西进清剿国民党逃窜残匪。至此,锡察盟全境解放。

  1949年2月,蒙骑十一和十六师又参加第八纵队组织指挥的绥北战役。当时成立了蒙汉联军指挥部,参战部队还有察北骑兵旅、绥蒙骑兵旅。这种骑兵大兵团作战,在我军历史上是罕见的。国民党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从张家口逃出后,搜罗5700多残兵败将,妄图在大青山以北的四子王旗和武川县一带负隅顽抗。我骑兵部队先分兵合击西河子敌骑兵新一旅,随后合击驻乌兰花、二份子之敌。敌为挽回败局,集结2000多骑兵和600多步兵、30辆装甲车,企图在召河庙一带对我军进行反扑。当遭到我骑兵部队抗击后,又向武川方向逃遁。在绥北战役中,蒙骑部队共歼灭敌人764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一战役的胜利,对董其武在9月19日率部起义起了敦促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从东北、西北流窜的散匪及起义部队中的叛匪共万余人云集绥远的伊、乌盟全境,新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社会极不安宁。蒙骑四师、五师与原绥远军区部队共同执行剿匪任务。在沙漠、草地和荒山地区作战,条件极为艰苦。有时一个连只能分到一顶蒙古包,多数战士冬季也只能在冰天雪地里露宿。作战往往是远距离奔袭,日夜兼程数百里,困了只能在马上打个盹。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经过两年转战,毙匪900余人,俘匪4000多人,向我投诚者千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至此,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各族人民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

  国庆阅兵盛典中的内蒙古骑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举行的历次阅兵式中,骑兵受阅4次,其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就参加了3次。第一次是开国大典,由华北军区骑兵师参加了检阅。第二次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内蒙古骑兵第2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兵种的代表,光荣地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人民的检阅,赢得了很大的声誉。第三次是1953年国庆四周年时,内蒙古骑兵第5师一个团参加了检阅。第四次是1954年,仍由内蒙古骑兵第5师一个团参加。现就第二、三次内蒙古骑兵参加阅兵式作一记述。

  1950年,内蒙古骑兵第2师接受了参加国庆一周年阅兵的任务后,他们驰骋千里,从哲里木盟通辽市来到了北京郊区的清华园。到达驻地后,从9月1日起即正式转入训练。全体指战员明确地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以饱满的情绪,旺盛的士气,不辞辛苦地展开了紧张的训练工作。在训练中,同志们高标准、严要求,反复演练,一丝不苟。全师分成白、红、黄、黑四色方阵,经过近一个月的训练,于10月1日圆满地完成了受阅任务,博得了观礼者的一致赞扬,为内蒙古部队和内蒙古人民赢得了荣誉。下面摘引一篇关于这支受阅部队在京郊训练和受阅的通讯文章,题目是《受毛主席检阅去》,该文曾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

  “在京郊的一条公路上,飞扬起烟雾般的尘土。骑兵们骑着骏马,忽横忽纵地变换阵势。北京的初秋,依旧是异常炎热,练兵的战士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累,反复练习动作,做一回比前一回好,但这些人并不满足,还是一个劲地练下去。

  “还在8月末,该师获得了准备参加首都国庆大典,受毛主席、朱总司令检阅的光荣任务,全师每个人的心,从那时就沸腾起来了。要受自己领袖的检阅,要在自己国都柏油路上奔驰,要同自己兄弟部队相会,要在不远万里而来的国际友人面前通过,要向美帝国主义显示我们强大的力量,这怎能不使人兴奋欢腾呢!几年来,他们曾在内蒙古草原上驰骋,爬冰卧雪,哪里响了军号,他们便出现在哪里,就是为了建设自己的新中国。在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的年月,他们和敌人作了顽强的搏斗。他们在10月由哲盟北上的时候,尚未穿上棉衣,顶着寒风,默默北进,不久又回师南下,协同兄弟部队收复了家乡的土地。1947年,他们把红旗插在通辽的街头,接着又解放了全哲盟,拯救了父老兄妹,保卫了土地改革。之后又向敌占区插进,配合兄弟部队,一直和蒋匪帮战斗到东北全部解放。渴望新中国诞生的他们,看到自己新国家出现以后,又以万分高昂的热情,参加了辽河筑堤工程,给自己的祖国修下了76万立方米的长堤,保住了哲盟10万饷良田。这次要到首都参加阅兵,好多同志高兴得连饭也吃不下去,人们在紧张地准备出发,忘记了休息,大家都讲这一回让毛主席和首都人民检阅,万不可马马虎虎。到了北京近郊指定的练兵地点后,指战员们的练兵情绪是紧张而愉快的,他们的脸上虽然都挂着一层汗水和尘土,但它总不能掩盖住战士们内心的喜悦。经过数星期的人马训练,人更加整齐。对马一喊“立正”,它们便竖起耳朵,停立不动。大家都很认真,一排排的行列,从第一个人的侧面看不见另一个人的脸。当地老乡看着这样的部队,他们常竖起大拇指说:“好啊,真是好样的!”他们所以这样称赞,还不仅是由于我们队伍的雄壮,还因为部队来到他们这里后,为群众做了大量的好事。

  “国庆日清晨,骑士们出现在万众欢拥的北京东单大操场。由此路过的机关、团体及市民群众,均对骑兵齐整健壮的雄姿连声赞扬。朱总司令亲临东单检阅部队。当总司令乘车徐徐行驶在骑士们面前并呼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时,全师指战员以万分兴奋的心情,用民族的语言答喊:“满达!满达!满达!”(万岁的意思)。检阅之后,便开始分列式。骑兵师随着坦克、摩托、步兵、炮兵部队,纵马驰向天安门。十六行战马,由白转黄,继而转红,最后是乌黑的铁骑,长达数百米的纵深,宛如雕涂得力的画。夹道市民见此壮景,不禁摇手欢呼。当骑士们驰入东华门时,天安门上掀起了一片掌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副主席、周总理及中央首长们向骑士们含笑招手。在这庄严而又热烈的一刹那,好多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午后,检阅结束了,全师指战员带着受检阅的光荣,以胜利者的雄姿,驰出北京城,返回驻营地。”

  1953年的国庆活动,是在我国人民已经取得抗美援朝斗争的伟大胜利,基本上完成了肃清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社会任务,胜利地结束了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工作,并开始实施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的新形势下进行的。因此,这年的国庆显得格外隆重。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站着一万多名观礼者。他们当中有外宾、少数民族代表,也有各行各业的先进工作者,以及首都各机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受阅任务由国防骑兵第5师的一个团担任。这个团接受任务后,为适应北京的气候和环境,高标准地完成任务,于6月来到京郊太平庄。当地居住条件较困难,一部分同志住在老乡的空闲房子内,一部分同志则住在帐篷内,马匹以排为单位饲养管理。因为北京的夏天非常炎热,当时按照苏联顾问的要求,给马搭了席棚。训练是艰苦严格的,每天最少要在阳光曝晒下坚持四至六小时。战士们骑在马上,按照指挥员的口令,不断变换着队形,人和马在每次训练完都是汗流夹背,更何况训马比训人难度更大。为了使马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声音,师宣传队还派出几位同志专门在训练场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进行适应声音的训练。为了在受阅的那一天做到人不解手,马不便溺,以保证受阅任务的顺利完成和天安门广场的清洁卫生,全体指战员人人动脑筋,想办法,献计献策。在训练中,同志们摸清了马的排泄规律,确定喂草料饮水的时间,并做了多次试验,终于在通过天安门时做到了没有一匹马便溺,使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干干净净地走过了天安门广场。战士们除每日参加训练外,还要饲养马匹,洗刷马匹。大家十分辛苦,尤其是进入预演阶段,不仅要求战士着装整洁,身上所携带的装具不能有丝毫差错或丢失,而且要求每人骑乘的马要刷洗得像绸缎那样光亮,马鬃、马尾一般长,连马蹄都不能有一点污渍,并要用光亮油擦亮。这样繁重的工作,全体指战员没有任何怨言,他们总是占用大量的休息时间愉快地完成。正因为大家为高标准要求付出了心血,流洒了汗水,所以,在第一次预演时就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这次预演是在北京西郊机场进行的。凌晨,天刚麻麻亮,同志们就紧贴着柏油路旁的白杨树向预演场行进,在太阳露头时到达场地。全团按照阅兵式的要求,整齐严肃地乘马站立在划定的位置。在总指挥发出口令后,军委副主席贺龙同志乘车驶来,检阅了部队。阅兵结束后,紧接着进行了分列式,全团五个方队踏着雄壮的骑兵进行曲通过了检阅台,接受了贺老总等军委首长的检阅。预演结束后,团里召开了连长、指导员会议,传达了军委首长的指示。贺龙同志对这次预演比较满意,而且非常关心受阅部队的生活,他问大家吃得如何?睡觉有没有蚊帐?马的草料足不足?还说等完成检阅任务后,可参观一下首都的建设和名胜古迹,让大家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军委首长的指示,对部队鼓舞很大。大家决心再加一把劲,抓紧训练,做好一切受阅的准备工作。

  10月1日,北京城到处挂满了五星红旗,每条街道上悬灯结彩,许多高大的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标语。黎明,浩浩荡荡的人流开始从工厂、学校、农村、大街小巷,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金光灿烂的国徽,天安门城墙正中高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晴朗的天,朱红的墙,金色的瓦,迎风飘扬的千万面彩旗,衬托着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使它显得比往日更加庄严雄伟,巍峨壮观。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站着一万多名观礼者。参加观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外来宾和首都人民要检阅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武装部队,目睹首都40余万从事和平建设的各界人民的盛大游行队伍。我受阅的骑兵部队按照正式阅兵的要求,准时到达了指定地点,在东长安街北侧整齐地站立着。这天早餐每人领到两个面包、一根香肠、两个鸡蛋和两个苹果,就地野餐,但许多战士由于心情激动,都没有吃。为了使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保持清洁,受阅这天,部队还专门把勤杂人员组织起来,各持扫帚、簸箕,准备在骑兵部队站立和通过的地方扫清粪便。

  上午10时整,国庆庆祝典礼开始了。军乐团高奏国歌,全场肃立,礼炮齐鸣。接着阅兵式开始,朱德总司令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志陪同下,乘车徐徐驶进。在受阅部队面前,朱总司令以宏亮的声音向部队致节日的祝贺。阅兵后,朱总司令登临检阅台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给全国武装部队的命令。然后,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武装部队进入广场,开始阅兵的分列式。在军事院校学员和步兵方队通过之后,我内蒙古骑兵健儿雄赳赳地紧跟行进。由黄色、枣红色等不同颜色组成的骑兵方队,在旗手、指挥员率领下,整齐地快步前进。全体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威武严肃,手持军刀,金光闪闪,人马峙立,雄壮凛然。各方队犹如整齐的豆腐块。只听“向右看”一声口令,各队踏着骑兵进行曲的旋律,英姿勃发地通过了主席台。刹时,广场上爆发了热烈掌声和欢呼声。这掌声和欢呼声,充分表达了观礼者对这支蒙古族骑兵部队的褒奖和赞扬,同时,也是对同志们半年来艰苦训练的高度肯定,这对草原儿女来说是最大的荣誉和奖赏。一个人一生中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实在说,仅这一次就足够一生回味的了。尤其是对一个来自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族战士而言,这种机会太难得了。因此,大家都把能参加这样的盛典看作是一生的光荣,是内蒙古骑兵部队的光荣,是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光荣。

  受阅典礼结束后,阅兵总指挥部按照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特意给内蒙古骑兵部队安排了参观、游览,并观看了文艺演出。首次进京的广大指战员可真是大饱眼福。中国的历史名城、祖国的心脏——北京,仅仅一次短暂的游览是看不够的,但每一个人都想在脑海中永恒地留下每一个美好的场景。

  这次受阅后,根据中央军委首长的指示,这个团的战马全部由蒙古马换成了三河马。1954年国庆节,这个团的指战员又乘三河马赴京接受了检阅。

  1953年国庆,我作为阅兵部队的一名政治工作人员,参加了从训练到受阅全过程。这次受阅至今已有53年了,然而,无论何时回忆起当年的雄壮场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感慨万分。

  内蒙古人民自己的军队从无到有,战功赫赫,都离不开乌兰夫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也正是因为乌兰夫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注重抓武装斗争,注重军队建设,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1955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上将军衔。

  (作者系内蒙古武警总队后勤部原政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19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乌兰夫主席对内蒙古博物馆事业的关怀

<标题>=乌兰夫主席对内蒙古博物馆事业的关怀

<类型>=g1

<作者>=王晓华

<发文单位>=

<姓名>=乌兰夫

<内容>=

  2006年12月23日,是我们敬重的乌兰夫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追忆乌老对内蒙古博物馆事业的关怀和支持。

  在乌兰夫主席和内蒙古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为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于1955年组建内蒙古博物馆筹备处。经过近两年的奋斗,在自治区十周年大庆之时,1957年5月2日上午由李先念副总理、乌兰夫主席剪彩,内蒙古博物馆由此诞生了。她的建成结束了内蒙古没有博物馆的历史。这一新兴的文化事业,立即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富有民族特点的白色建筑,顶端傲立着凌空奔腾的洁白骏马,象征着蒙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吉祥如意、欣欣向荣、勇往直前。当时,这一建筑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象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被列入世界建筑史册。乌兰夫主席和自治区党政领导们将内蒙古博物馆视为重要宣传阵地,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支持。

  现将我亲身经历、难以忘怀的事,记述如下。

  一

  我于1956年由内蒙古话剧团调内蒙古博物馆筹备处工作。11月中旬巴特尔主任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到乌兰夫主席家去取文物。我很惊喜,但表面上没有说。很快,文化局来了一辆吉普车,送我到内蒙古军区北边一个大院内。我进收发室说明来意,有位同志打电话进去,一会儿来了一位干部,他们称他张秘书,把我领进一间客厅。乌兰夫主席从里边走出来,和蔼可亲地说:“好啊,来了就坐下。”我有点紧张没有马上坐下。云丽雯主任说:“随便坐吧。”

  乌兰夫主席问我的名字,还问我老家是那里的,我说是湖北省郧县,1949年在北京参加革命来到内蒙古。主席听了笑着说:你是在内蒙古成长的,吃的内蒙古饭,就是内蒙古人啦。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要学习了解内蒙古历史,特别要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明年是自治区成立10周年,你们的任务很重,更要努力工作。

  我汇报说我们现在筹办10周年建设成就展览,工作非常紧张……

  乌兰夫主席问我具体做什么工作,我说自己是展览陈列设计,具体负责文教卫生馆。因为以前是演员,现在一切都是从头学着干。主席鼓励我说:“这样好,边学边干嘛,一张白纸更能画出好的图案。”我听到主席的谆谆教导,内心无比激动,启发教育很大,一个劲的点头不知怎么表达好。

  这次取的文物,是乌兰夫主席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尼泊尔等国受赠的礼品。我一一做了登记,乌兰夫主席说这是国际友谊交往的象征。

  遵照乌兰夫主席的教导,回馆后交接完文物,我即到新华书店买了有关内蒙古历史方面的书,利用业余时间认真阅读。工作中注意听取领导和同志们谈展览工作意见,真正做到随学随用。尤其自1958年馆领导分配我负责文物征集保管部工作以来,任务重面也广,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都要有所了解,要调查、搜集、整理、编目入库、上架入框、装箱分类保护管理文物,还要按分工作分别研究、编辑设计陈列展出等等。

  自1957年5月2日,乌兰夫主席陪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内蒙古博物馆开馆剪彩之后,1963年10月13日又陪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参观博物馆展览,鉴赏馆藏文物珍品。平时还抽时间在星期日不定期到博物馆视察,听文浩馆长的汇报,观看新发掘搜集到的文物,关心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建设和干部的培养。乌老总是希望自治区党政领导在接待国际友人,兄弟省、市、自治区同志们来访时,只要到呼和浩特市的,就请他们到内蒙古博物馆来参观,先全面概括地了解内蒙古,然后组织座谈或到有关地方考察,使博物馆真正成为宣传内蒙古的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建设成就的窗口。同时要我们文博工作走出大楼,把展览送到各盟市、厂矿和军营边防。博物馆自1958年开始,就把展览缩制成流动展板,制作出3至5套,分别深入到各盟市的各行各业进行巡回展出,先后举办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展览》、《牧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展览》、《劳动创造人展览》、《内蒙古生物科普展览》等,1983年8月举办的《内蒙古民族民俗文物展览》到全国巡回展出。1983年10月举办的《中国内蒙古北方游牧民族文物展览》首次使内蒙古的文物展览走出国门,到日本巡回展出。通过这些巡回展览大力宣传了内蒙古,同时又培养了干部的实践能力,还有效地促进了文物调查搜集工作,使博物馆事业得到蓬勃地发展。

  二

  每当我到乌兰夫主席家取革命文物,聆听主席讲革命斗争事迹,文物的来历和用途时,是我直接受到的最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之时。如主席看着1923年北京蒙藏学校土默特旗学生和教职员合影照片说:北京蒙藏学校是内蒙古革命的发源地。1923年夏天荣耀先办了一件大好事,他代表北京蒙藏学校在土默特旗招收了四、五十个青年学生,到北京蒙藏学校念书。当时学校负责学生的伙食费,后来学校扣发了,荣耀先领着学生向学校要,进行反扣伙食费斗争。那时学校有120多位学生,参加斗争的达80多人。

  乌老说: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很重视我们这些学生的斗争,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同志时常到学校向我们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我们渴望民族解放的学生,接受了这些先进思想的教育,积极要求进步。就在1923年冬放寒假时,没钱回家的同学围着火炉烤火,大家谈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不久我和奎璧、赵诚、吉雅泰等就入团了,春节过后多松年、李裕智、佛鼎等也入团了。1924年夏秋之后,我们又先后转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蒙藏学校第一个党支部,创办了《蒙古农民》(64开本),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的王公贵族对蒙古农民、牧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宣传进步思想,号召蒙汉人民认清压在头上的敌人,要团结起来,打倒敌人,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李大钊同志看了这个小册子,很高兴,说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这些小册子散发到内蒙古的农村牧区后,影响很大。

  乌老说:1925年,中共北方区委着手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吉雅泰由北京回到归绥(今呼和浩特),成立中共绥远工作委员会,他是负责人。李裕智是中共包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韩麟符是热、察、绥三地特委书记。这一年我和佛鼎从学校出发,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贾力更、高布泽博等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又陆续送一些同志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对内蒙古青年的培养锻炼。可以说蒙藏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发源地。

  1961年,我去取乌兰夫主席在新三师驻伊克昭盟使用过的小炕桌、铜锅、铜壶等文物时,主席说: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人,响应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号召,从建立党组织以来,就注重抓武装斗争。大革命时期,我党帮助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内蒙古人民军队,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培养骨干力量。李裕智、奎璧等同志在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做政治思想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转入地下,吉雅泰等同志到包头老一团隐蔽下来。老一团系蒙古族地方武装,虽被当地军阀招安,由于赵诚、李森等党员在老一团做了大量工作,注意发动群众,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所以成为我党工作的隐蔽点。

  乌老说:1931年,王若飞同志受党中央派遣来内蒙古指导工作,时间虽短,却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不仅要做群众工作,还要抓军队工作,特别注意做好民族部队的工作,让我们按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特点,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内蒙古平民党”,他亲自起草《宣言》,待时机成熟了搞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我们根据王若飞同志的指示,更进一步开展在老一团的工作。同时派共产党员赵诚、孟纯协助云继先、朱实夫工作,多争取官兵中的进步力量,反对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1936年2月21日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为蒙古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做出贡献,国内外影响很大,政治意义深远,这是毛主席肯定的。

  乌兰夫主席讲的都是我们在展览陈列设计上的指导思想,通过文物陈列一一展现出来。乌老每次来内蒙古博物馆看展览,当看到抗日战争期间在新三师他与干校学员合影照片时,非常高兴地说:这张照片好,反映了当时在艰苦环境中,我党是如何重视培养革命骨干力量的真实情况。在伊盟我们打过几次仗,使日本侵略者没能到伊盟,这些也应有所反映。

  乌老说:在抗日战争中,土默特旗蒙族同胞,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们没有选择日寇的民族分裂道路;也没有走投靠国民党大汉族主义道路;而是选择了共产党的民族解放、民族平等、蒙汉各族人民共同团结抗日的道路。大批的蒙汉青年从平原到山里,参加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斗争。党为了培养民族干部,从1939年起,一批批地把内蒙古青少年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培养。当时,土默特旗蒙族人民不到三万人,差不多互相之间都有亲属关系,所以土默特旗蒙古族人民几乎都与抗日有关系,这就是日寇在绥远无法利用蒙古人的根源。蒙汉人民并肩战斗,战斗中亲如一家,在战场上共同流血牺牲,用鲜血浇铸蒙汉人民的亲密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党的伟大民族政策正确贯彻执行的成果。

  三

  1963年初夏时,乌兰夫主席指示博物馆配合牧区社会主义教育,举办展览把党的方针政策送到各盟市旗县牧区,送到内蒙古地区国境线上,广泛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坚决同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文浩馆长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全馆动员大会,搜集资料、编辑设计、制作展品。仅仅用一个多月的筹备时间,完成了《牧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巡回展览》四套展品任务,每套有二百余展览版面,分四路深入到各盟市旗县流动展出。内蒙古文化局还为各路展览配备一台电影放映机,带有《今日内蒙古》纪录片,《草原上的人们》和《草原晨曲》电影故事片。

  到锡林郭勒盟时,受到盟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们看了展览后非常高兴,说展览内容丰富充实,很精彩,宣传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内蒙古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牧区的新貌,很有教育意义。指派盟办公室主任以此展览为主,抽调盟歌舞团18位演职人员与博物馆巡展同志,组织一支由20人组成的文化宣传队,配备一辆大卡车,带上展览、电影、歌舞沿着国境线,深入到牧民的蒙古包、边防哨所、牧场和工厂进行宣传,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有力有据的反击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滥言,增强民族团结,反映非常好。

  在国庆节前,我们接到自治区政府通知,让我们这支文化宣传队到阿巴嘎旗吉尔格浪图边防站,代表国家慰问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勘界工作人员,进行大联欢,看展览、观摩电影、开展歌舞联欢,收到特别好的效果。

  四

  1982年9月4日上午,乌兰夫主席在回内蒙视察工作时来到内蒙古博物馆,观审了新组织展览的《内蒙古生物与古人类陈列》、《内蒙古历史文物陈列》、《内蒙古民族文物陈列》、《内蒙古革命文物陈列》四项文物的展出。

  参观后,又在贵宾室看了近几年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珍品。乌兰夫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又问:“现在还有多少老人在馆内?”文浩馆长汇报说,全馆是60多人,还有20多个老同志。乌兰夫主席说:“你们在博物馆有的已工作20多年,有的是10多年了,为人们了解内蒙古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贡献。这很好嘛,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宪法中就写着: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悠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团结,过去团结,现在团结,今后团结,只有团结,民族才能互相发展,民族文化才能互相交流,要是不团结、互相打,那就什么也没有了,都给毁坏了。”主席还风趣地说:“好多文化是少数民族先有的,我和人大常委们谈各民族对国家的文化发展的贡献时,问他们北京涮羊肉好吃不好吃?他们都说好吃。我告诉他们这是满族搞的,是满族文化,烤羊肉来自新疆和内蒙古。我们要研究民族文化,国家制定了保护发展各民族文化的民族政策,要认真学习贯彻。你们的四个文物陈列展览很好,辛苦了,搜集很多文物不容易,搞的不错。当然今后有些要搜集补充进去,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内容,要想办法搜集到实物。”

  乌兰夫主席兴致很高,签名留念,并和在场接待人员合影。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乌兰夫主席这次视察,竟是到内蒙古博物馆的最后一次,博物馆的发展建设是他关怀支持的结晶。乌兰夫主席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乌兰夫主席。

  (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馆原副馆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0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英明流芳  业绩永存——记乌兰夫同志在伊盟的革命活动

<标题>=英明流芳  业绩永存——记乌兰夫同志在伊盟的革命活动

<类型>=g1

<作者>=严平,白进光

<发文单位>=

<姓名>=乌兰夫

<内容>=

  乌兰夫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乌兰夫同志曾在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中长期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使这支部队在鄂尔多斯高原坚持抗战长达四年之久,并发展为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装。他为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做出了贡献,为各民族团结抗日和培养民族干部付出了极大心血。

  193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表扬新三师“是内蒙民族中最先进的力量、最大的抗日军队,它的领导者也是内蒙民族中最先进的青年”,“这个部队在内蒙民族解放中起着极大的进步作用”。

  (一)

  早在20年代末期,乌兰夫同志便领导西蒙工委在内蒙西部地区开展地下斗争。1936年2月,经过乌兰夫同志的多方努力与秘密策动,蒙政会蒙旗保安队终于在云继先等人领导下举行了“百灵庙暴动”。后来,暴动队伍内部发生哗变,云继先被害,许多官兵愤然离队,暴动队伍受到挫折。

  1936年冬,国民政府军政部派白海风来绥收拢哗变后剩下的官兵,准备重建蒙旗保安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乌兰夫同志一方面对哗变后留下来的青年军官们做安抚工作,坚定他们的抗日信念;另一方面深入土默特农村,说服那些哗变中脱队回家的士兵返回部队,并通过各种渠道向部队输送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1937年春,以白海风为总队长的蒙旗保安队重新建立起来。乌兰夫同志的头衔是政训处副主任兼三科科长,利用这个合法身份,乌兰夫同志在这支部队内积极做党的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采取各种方式宣传我党的抗日政策。

  1937年秋,日寇准备进犯归绥,马占山在包头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白海风应邀参加,共商抗日大计。会上宣布把蒙旗保安队改编为蒙古混成旅。旅长白海风。乌兰夫同志为政治部代理主任。

  这期间,乌兰夫同志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根据工作需要,在部队里建立了党委、由乌兰夫同志担任书记,各连队都建立了党支部,以保证这支部队坚持抗日的政治方向。

  1937年10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在伪蒙师的配合下,大举进攻归绥城。蒙古混成旅广大官兵同仇敌忾,一马当先,在城南的大黑河一带给日伪军迎头痛击。乌兰夫同志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在给敌人以严重杀伤后部队撤出阵地,回师包头。

  日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城后,又以机械化部队开路,向包头推进。这时包头已无正规军,马占山的挺进军也开始向河套后撤。在形势异常紧急的情况下,蒙古混成旅何去何从便成为广大官兵共同关心的问题。可是就在这个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问题上,部队领导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旅长白海风力主西行,跟随马占山部队开往河套,想依靠马占山的部队及国民党门炳岳的骑兵师保存自己;而乌兰夫同志则按照部队党委的决定,坚决主张南下,到伊克昭盟去。主张南下,主要是因为伊盟离陕甘宁边区近,便于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北边又可凭黄河天险抗击日寇。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乌兰夫同志提议召开团长和政治指导员参加的紧急军官会议,会议上意见双方就部队去向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因会前乌兰夫同志已召集了党的会议,统一了步调,所以参加会议的一团纪松林、二团长朱实夫(均为中共党员)极力赞同南渡黄河。由于部队主要领导多为共产党员,因而南下的意见占优势,部队终于按照乌兰夫同志的主张,南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继而向陕甘宁边区挺进。

  南渡黄河决定,代表了广大官兵的普遍意愿,深受他们的拥护。同时也显示了以乌兰夫为首的地下党委对这支部队在重大军事行动上的决定权,反映出我党已初步掌握了这支部队的领导权。

  (二)

  蒙古混成旅度过黄河以后,便进入了达拉特旗。当部队行至展旦召附近时,遭到了达旗康王伪保安团的突然袭击。伪保安团由森盖率领,共约400多人。原来康王已经投降了日寇,并且把蒙古混成旅在二里半先过黄河的后勤人员和军需物资掳了去。战斗打响后,敌人利用有利地势继续冲锋,企图一举吃掉蒙古混成旅。蒙古混成旅全体官兵在白海风和乌兰夫同志指挥下,集中火力奋起反击,结果只用了半小时,便打的敌人抱头鼠串,一败涂地。

  狡猾的森盖一看情况不妙,便派了一名喇嘛举着白旗前来求和。白海风旅长正在气头上,当即下令杀掉这个喇嘛,炮轰大庙,对此,乌兰夫同志进行了耐心劝阻,指出保护寺庙、团结交友是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部队刚刚进入伊克昭盟,群众还不了解我们,一切谨慎从事,更不能随意杀僧毁庙。经过乌兰夫同志的说服教育,白海风收回了成命,部队又继续向前开进。

  1937年11月,部队取道东胜来到了陕北府谷县的哈拉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修整。这时,寒冬已至,而蒙古混成旅的官兵仍身着单装,军饷和菜金均无法保证,吃粮也很紧张,生活异常艰难。为了解决部队所面临的困难,白海风带着纪诊甫到南京找国民党要给养去了。

  白海风走后,部队党委研究决定,由乌兰夫同志亲自出面到南边去找党组织接洽关系。乌兰夫同志首先到了保德县找到八路军120师办事处,然后转赴苛岚,见到了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乌兰夫同志把蒙古师混成旅的情况向甘泗淇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甘泗淇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他高度赞扬了乌兰夫同志的工作成绩,并立即把这个成绩电告党中央。中央很快回电指示:中央正准备开展伊克昭盟的工作,有了这支蒙古抗日军队很可贵,要求继续扩大这支部队,努力培养民族干部。从此,蒙古混成旅变正式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指导下,转战于陕北与鄂尔多斯高原。

  乌兰夫同志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后,立即返回部队。临行前,120师送给蒙古混成旅一千套绵军装,一千双布鞋,一千元菜金。这些给养犹如雪中送炭,解决了蒙古混成旅的燃眉之急,大大鼓舞了广大官兵的抗日斗志。

  1938年1月20日,中央书记处作了《中央对蒙古混成旅工作的意见》要求在该旅工作的同志“立即改变用我党的党务委员会半公开的来领导该部队的办法”,“该部队中我党组织仍需秘密存在,党在该部队中的领导更加巩固,但工作方法需有彻底的转变,以适合于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巩固与扩大全蒙抗日团结及蒙汉抗日的团结为目的”。此外,“该部队多派代表与蒙汉各方发生关系,藉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和注意多培养蒙古干部才更益减少别人疑惧更易发展。”党中央的这个文件,向一座灯塔,照亮了蒙古混成旅前进的方向。

  1938年春,由于蒙古混成旅在对日作战中功勋卓著,国民政府特将该部队升编为蒙旗独立旅,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旅长仍是白海风。

  1938年5月,乌兰夫同志应毛主席电召去延安汇报工作。

  乌兰夫同志到延安后,正巧白海风也由武汉到了延安,于是他们一起谒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听取了白海风和乌兰夫同志关于蒙旗独立旅的情况汇报后指出,蒙古民族只有和中华各民族一道,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才能取得本民族的统一和解放。毛主席指示蒙旗独立旅要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争取国民党的供给,设法扩大队伍。毛主席还强调部队要回到伊克昭盟展开斗争,以抗日模范行动,影响带动蒙汉群众,团结争取蒙古族上层和宗教上层一道抗日。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蒙旗独立旅很快从陕北开到伊克昭盟的察克图进行整编。

  (三)

  蒙旗独立旅进驻伊盟后,扩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全师下设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营。师长白海风,参谋长包清华,政治部主任乌兰夫。七团团长纪松龄,政治处主任克力更;八团团长朱实夫,政治处主任王允文;九团(骑兵团)团长云蔚,政治部主任寒峰。扩编后的新三师,完全按八路军的模式,建立了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

  与此同时,乌兰夫等同志还对部队党组织进行了相应的充实和调整。党委委员由原来的5名增加到7名,即:云时雨(乌兰夫)、孟纯、奇稀古、云飞扬、克力更、王允文、云蔚,党委书记仍由乌兰夫同志担任。同时,乌兰夫同志还兼任绥蒙工委及后来的伊盟工委委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部队党组织接受伊盟工委的领导,并通过伊盟工委同党中央保持联系。

  第三师在伊盟主要分布在赤老图沟、桃力民、脑高代一带。在乌兰夫为首的地下党的领导下,新三师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与当地群众和驻军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乌兰夫同志狠抓了政治思想工作。当时主要通过公开的政治工作系统,向部队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一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重要文献,还组织长征报告会等,进行党的传统教育,使广大官兵素质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积极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到1940年,全师的党员人数已达100多人,新三师还同当地驻军八路军骑兵团联合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坚定群众的抗日信心。在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动员的同时,新三师还帮助当地政府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并协助地方政权训练民兵,组建武工队。此外,新三师还专门开展对当地王公贵族的团结争取工作使一些上层人物也积极支持抗日。随着伊盟抗日运动的不断高涨,不少蒙、回、汉青年踊跃参军,使新三师的队伍迅速壮大,到1939年底已发展到2000多人。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乌兰夫同志还在赤老图开办了一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招收80多名学员,以蒙族学员为主,开设政治、军事和文化课、乌兰夫同志任教导主任,并亲自给学员讲课,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

  1939年春,新三师成立前线指挥部,八团团长朱实夫任总指挥。不久,新三师在蒙汉人民抗日声中开赴达拉特旗前沿阵地,准备随时抗击来犯之敌。

  日寇自从占领包头后,经常派日伪军南下黄河进行骚扰抢劫,杀人越货,使沿河两岸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到了1940年,侵略者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企图跨过黄河,占领伊克昭盟,进而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0年夏天,伪十八团千余人,在日本指挥官的督战下,向驻守在张来顺营子的新三师阵地发起进攻,坚守阵地的官兵在炮火的有力支援下,利用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烈还击,打的敌人丢盔卸甲,狼败逃串。这一仗,有力地阻止了日伪军的南下进攻,取得了黄河守卫战的胜利。

  1941年初,傅作义部某师率部攻打日伪军在达旗柴登的据点,结果首战失利。于是,派人向新三师求援。因为傅部和新三师时有摩察,所以,许多官兵主张不予理采。在这种情况下,乌兰夫等亲自作白海风的工作,指出应当以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给予支援。同时,党组织动员党员做官兵的工作。最后新三师决定派炮火支援。战斗打响后,新三师的炮兵部队对准敌人的阵地猛烈轰击,摧毁了敌人的防御工事,使友军胜利冲入柴登,拔掉了日寇为进攻伊盟而苦心经营了三年的桥头堡——柴登据点。

  新三师进驻伊盟以来,打退了日伪军对伊盟的多次进犯。他们在黄河沿岸足足守了两年,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粉碎了日寇进攻大西北的侵略计划,为保卫伊盟七旗一县和陕甘宁北部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

  正当伊盟地区的抗日救国运动在我党的领导下蓬勃向上、日益高涨时,也正是新三师在蒙汉人民的支持下奋勇抗日连连获胜、声威大震之时,国民党当局从反共的愿望出发,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想控制、分化、瓦解这支民族武装。为了防止新三师在伊盟被共产党“赤化”,胡宗南连续三次下令调新三师到甘肃靖远整训,与此同时,调集其驻守在榆林、宁夏等地的部队向伊盟逼进,大有不就犯便例消灭之势。

  由于有了“皖南事变”的教训,头两次调令下来后,乌兰夫同志均以日寇企图越过黄河,侵占伊盟,部队不能离开为理由,说服白海风未予执行。第三次胡宗南发给白海风一份密电,催促新三师立刻开往靖远,并下令将乌兰夫同志就地处决。

  在这紧急关头,乌兰夫同志召集党委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立即起义奔赴延安。电告党中央后,中央复电指示:为避免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此事制造事端,破坏抗战,新三师党组织要保证部队西调,以免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同时中央还指示,新三师中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离开部队回延安,其余同志继续留下坚持斗争。

  1941年夏,根据中央的指示,乌兰夫、克力更、寒峰等同志以各种借口离开新三师,回到了延安。按照党组织安排,乌兰夫同志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从南渡黄河,到离开新三师,乌兰夫同志在鄂尔多斯高原整整工作战斗了四个春秋。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同新三师广大官兵一道,同生死、共患难,南征北战,历尽艰辛,表现了共产党员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在新三师成长的每个里程碑上都渗透着乌兰夫同志的心血和汗水。每当部队处在为难之时,乌兰夫总是挺身而出、为部队排忧解难,使部队起死回生。也正是由于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地下党委在新三师中起核心作用,才使这支部队坚持团结抗日的政治路线,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蒙古族中最大的抗日武装和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

  星移斗转,岁月如流。今天,乌兰夫同志已经与世长辞了,然而,他在鄂尔斯高原的光辉战斗经历在伊盟蒙汉各族人民心中仍然记忆犹新。人们永远也忘不了这位蒙古族的优秀儿子,鄂尔多斯怀念他,伊盟人民怀念他。乌兰夫同志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伊盟蒙汉各族人民心中,流芳百世,他为建立蒙古族抗日武装、推动全民族团结抗战以及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所建立的光辉业绩也必将光照中华,永载史册!

  1989年5月26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1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他走了,他活着……——缅怀王铎

<标题>=他走了,他活着……——缅怀王铎

<类型>=g1

<作者>=周吉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王铎走了,带着他对内蒙古的亲情和眷爱,带着他对内蒙古美好前景的期待和盼望,也带着他对我和孩子们的依依情思,永远地走了。

  他走得匆匆忙忙。内蒙古50周年大庆时,他参加了对全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代表的接见,参加了自治区的干部大会,在酷热之下坚持听完报告,参加了中央代表团召集的老干部座谈会,怀着殷殷赤子之心讲了半个多小时……这都是在他病入膏肓的境遇下做的啊!他是在医生说过“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执意参加这些活动的。他为50年内蒙古的辉煌成就而兴奋,为能参加这一盛大庆典而自慰。他与自治区相依相伴,与自治区半个世纪发展同忧同乐。这是自治区的节日,也是他的节日。可谁曾想到,座谈会第二天,他病情加重;第四天,病危;第十天,昏迷;第二十天,逝世……他匆匆地做完了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情,走了,永远地走了。

  他走得平平静静。王铎是1996年8月得病的。开始很重,经治疗,大为好转。1997年5月我们还到香港二儿子纪言家住了一段。他看了回归祖国之前的香港,很高兴,但他也着急地要回内蒙古,他惦记着50年大庆他要做的事情。6月1日回来后,他就忙了起来,要写一篇纪念文章,要接受党史办、报纸、电台、电视台的采访,要为自己的回忆录《五十春秋——我做民族工作的经历》再版增补内容,要与熟识的同志交谈……忙得有时报不能看,饭不能正常吃。他食欲不振,尿中带血,日渐消瘦,但精神矍铄,不知倦怠。终于,采访他的内容见了广播、电视,大庆的重要活动参加了,纪念文章在《内蒙古日报》刊登了,四十多万字的《五十春秋》再版了……他欣慰地点点头,走了,安详而平静,永远地走了。

  王铎走了,带着他60年同内蒙古割不断的亲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上的是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选修的是蒙古语文,暑期和孔飞同志共同组织的是对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百灵庙、五原、临河、西苏旗的考察。到延安,抗大毕业后,他的工作是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的是西北五省民族问题,并于1939年、1940年两次率队深入伊克昭盟旗县、苏木调查。1941年到1945年,他在延安民族学院担任领导,培养了一批批少数民族干部。解放战争,他任锡察工委书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6师政治委员,领导着锡林郭勒草原艰苦的对敌斗争和政权建设。他是自治区“五一大会”的代表和第一届自治政府委员,参加自治区的初创工作。从1950年开始,他任内蒙古东部区党委书记五年,后又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十二年,为自治区的政治、经济建设,特别是农牧业的发展勤勤恳恳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所谓“乌兰夫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乌兰夫的代理人”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遭到林彪、“四人帮”的陷害,身心倍受摧残;重新工作后,他在不公正待遇下,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抗争,尽可能多做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一次担任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他像重新焕发出青春一样,参加拨乱反正、农村牧区改革、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方方面面的领导工作。直到1988年从内蒙古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仍念念不忘自治区的建设和发展,尽自己八旬老人的微薄之力于这片他毕生关爱的热土。60年来,王铎的热血与生命,欢乐与痛苦,理想与期待和内蒙古的解放、建设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内蒙古各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茫茫草原情,悠悠赤子心,千里隔不断,天涯永知音。王铎的生命和内蒙古的山川大地永远地融为一体。

  王铎走了,带着对我、对孩子们、对战友、对同志的挚爱深情。我们是1941年在延安民族学院相识的,当时他当副教育长,我当教员,一块工作和学习。他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忠厚正派,勤奋好学,关心同志。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我们纺纱织衣,他带队上山烧炭、种地。他政治上的坚定,对工作的勤恳踏实,对同志的诚实热情,给我好感,使我们接近。1945年5月1日,我们结婚。从战争到建设,从东部到西部,从受残害到重新工作,从健康到疾病,从青壮年到垂垂老矣,50多年,风风雨雨,我们是亲密战友,又是恩爱夫妻,相知相爱,相濡以沫。任何情况下,他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不动摇,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作风不改变,他思虑周详,为人宽厚,处事公平,心胸宽广。在关乎内蒙古政治、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上,他有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他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对同志,包括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他能理解,能原谅,还乐于帮助。他有仁者之心和长者风度。对家里的事情,有我在,他不怎么管,但对孩子,他要求严格:怎样工作,怎样处世,怎样做人,他总是适时地帮助、教育、提醒。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是对两个孙女谈学习,谈做人。他有很多朋友,其中不少是基层干部、农牧民、工人,人们愿意找他说说心里话,他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他是个农民的儿子,一生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对我,对儿女们,对亲朋好友的爱,是深沉的,质朴的,是不很外露却感情至深的爱。

  王铎走了,也永远地活着,活在我和孩子们心上,活在亲朋好友的心里。他与内蒙古的青山、绿水、草原同在。他的骨灰撒在内蒙古的大地上,撒在黄河里,随着这母亲河的滚滚东逝之水,信天游了。

  王铎的一生,遇到许多风波挫折。“文化大革命”遭厄运,他坦然处之;1985年被“判定”肺癌晚期,他仍坦然处之。这次参加自治区50年大庆,他拖着疲备病馁之躯,抖擞精神去做,或许已感知了自己光阴不久,生命难再,他从容做去,还是平静而坦然。生,是他期盼;死,他不畏惧。王铎走了,匆匆地,平静地,留给我的只有哀思和怀念。

  王铎,你走好……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2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王老,你永远活在我心中

<标题>=王老,你永远活在我心中

<类型>=g1

<作者>=沙驼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王铎同志是内蒙古第一代领导人之一。我跟王铎同志相识是上世纪的40年代末,那时我正在自治区党校任教。从那时开始,他给我印象就很深。概括起来就是堂堂正正,稳稳当当,平平实实,和和气气,兢兢业业。后来,在一些时段中联系虽然增加了,但是我这第一印象始终没有发生过太大的改变。

  (一)

  我同王铎同志的交往多起来是在我兼任党校中级班主任期间,当时他是为中级班讲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讲人。我也同学员一起听课,作为班主任的一个职责就是同主讲教员联系,向他们提供学员的要求和思想政治情况,以及对课堂讲课的反映。这件工作一般都是以文字形式来作的。惟王铎同志不止于此,而是往往让我前去当面询问,有时候他还边谈边记。我起初认为,大概这是由于我所作的文字汇报说得不很清楚所致。几次反复之后,我才弄清楚,原来他认为直接面谈印象才能更深,而且跟直接掌握情况的人讨论一下,有助于对学员思想的更具体把握。当时,我是给初级甲班和蒙文班(内蒙古党校那时有四类班次:中级班学员主要是师团、厅局县处级干部,也包括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其它干部;另外,有一定阅读能力的编成初级甲班;文化程度较低的编为初级乙班,即,工农干部班;还有蒙古语文授课班),讲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等课的教员。向王铎同志汇报和讨论,也成为我自己学习和提高政策水平的一个机遇。更突出的是他严谨的处事风格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给了我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以后的相处当中凡遇到请示他拿主意的时候,他也总是先问我的看法、意见,然后把他的看法变成我的意见周圆地表述出来,在这种场合,我颇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当他不再在党校讲课的时候,有时相遇,仍总是问问情况,提出问题让我考虑。他关怀和接近同志的负责态度使我感到很温暖和亲切。

  (二)

  后来,1952年内蒙古党校和绥远省委党校合并迁到呼和浩特,我和部分教职员工被留下来创办东部区党委党校。当时确定呼盟盟委的刘复初同志任校党委书记、教育长,我从内蒙古党校的组教处长兼教研室主任(综合)被任命为东部区党校的党委副书记、副教育长。由于刘复初一时不能来,接着又要上华北局(在北京)办的研究班,只好由我来张罗筹办的事。王铎同志时任东部区党委书记兼任党校校长,我就打定主意以他为靠山,想事事依靠他。比如,机构、预算、招生原则、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等都想请他给先拿主意。不料,他却完全让我拿出决断的意见,随后报区党委批准,甚至调各盟(当时东部区四个盟:呼纳、兴安、哲里木、昭乌达都有党校或干训班的机构,都明确要撤销)党校人员的具体意见都让我提出。这才使我感到责任之大,工作分量之重。当然以后我遇到困难还是向他请示,以避免出错。我也有“充分”的理由:“一校之长”是你啊!何况你是书记,最后批准也得你说话确定!实际上筹办的工作都得到了他的支持,有些决心也是他下的。比如,各盟党校只调他们的教学人员,因为原内蒙古党校的总务后勤人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都留下来了;机构则基本上参照原内蒙古党校的模式,但行政人员的数额尽量减少;为了学习邻省的党校工作经验,也为稳定人心,见世面,组织一个参观团到吉林、黑龙江考察学习等,都是先取得他的支持和帮助(包括落实经费)。特别是人事安排中遇到困难,他都特意来参加会议,帮助工作,才较顺利地得到解决。

  1953年夏,刘复初在华北局研究班学习结束后,即来党校上任,我就比较轻松了,除了教学问题外,未再麻烦王铎。学习上,因为刘复初和我都参加区党委中心组的学习,能直接聆听他的意见,一些事也可以顺便请示解决了。不久,刘晋升为副校长,我任教育长,情况大体还是一样。

  (三)

  1955年中,王铎同志调到内蒙古分局,不久东部区党委、党校撤销,分局让我去汇报善后事宜,主要是同组织部打交道。随部长们一起去列席党委常委会向领导汇报的时候,曾经见过王铎同志。他当时分管宣传工作,也问过我关于个人工作安排的意见。当时组织部要新建干部教育处,黄巨俊、苏林两位部长都曾向我示意让我去他们那里。我当时的态度自然是完全服从组织分配。到年底我来呼市报到时,才知道让我去宣传部。此后由于上有部长,有较长一段时间工作上跟王铎同志没什么直接联系了。我自己又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和“不叫不到”,个人的事我更是从不找任何领导,所以,除了开会听报告有时可以相遇打招呼之外,同王铎未有过单独接触。但是他的情况,我当然总是有所耳闻的。

  “文革”中,我第二次被打倒,在党委主楼二楼管制隔离期间,有一次造反派带我去审讯时,曾看见他在楼梯对面一个小屋门口扫地,虽然这只是一刹那之间的事,但是使我得知他也关在这里,当然他也肯定看见了我的狼狈样了。不过相互都是心照不宣而已。这以后见面是在他因“身体不好”解除管制刚被放出来的时候,曾去他家(在党委大门口路东平房)看望过他一次。而当他复职之后,则仍复如前,没有什么交往,只是他在北京宽街住中医院时探望过他。1973年他开始工作时,也是我被分配工作之日,虽有了见面的机会,但实际交往并不多。

  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工作上为难的“批林批孔”运动之际,一是他心情较好的真理标准讨论之时。这两起“事件”,隔了“文革”这一大巨变,他的憎爱分明却更是跃然纸上了。

  (四)

  1988年,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肩上的担子虽然轻了,但他仍然始终关注着党和人民的事业,是退位不退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有两件事我是身临其境的。比如,他直至逝世时都是内蒙古社科联的名誉会长,老年体协的名誉主席。前者是1983年成立就开始的。那时,社科界公众本来希望他能担任会长,以便靠他的威望,将基础较为薄弱的社科一门学科尽快推上去。但他再三推辞,不肯临位,而推荐我担此任务。我在党校工作期间,由于主管教学,曾在1981年烟台召开的全国党校社科理论研讨会上同大家共同参与发起组建全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因此1983年在南京召开成立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时,我虽然已离开了党校,仍受邀参加了,并同参加本次会议的内蒙古党校社科教研室的主任一起当选了理事。王铎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被协会特邀为顾问。由于王铎同志坚持,大家、包括我,也就只好听从了,但是,不少工作他仍是有求必应的。

  突出的一件事是1993年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的研讨会在呼和浩特胜利召开,他老人家的支持和指导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不顾年老事繁,还亲自参加了两次全国学会的年会。

  还有一件应该提到的事是,他动员我参加老年体协的领导工作。当时的老年体协秘书长门德同志(王铎同志“文革”前的秘书),又再三向我转达他的意见,虽然我不是不愿意搞老年体育,但是感到自己体育上没有什么特长,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也是普通的参加者,可是出于尊重他的意见,我还是接受了,干了一届,直到王铎同志退为名誉主席为止。这里,我要补充一下,这两个团体由于王铎同志打好了工作基础,一直到现在还是属于活动频繁、工作出色的团体。

  我同王铎同志的接触,主要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一直很尊敬他,极力做好他交给我的各项任务;对他的认识也不断加深,而且,很愿意学习他的种种优良品质,特别是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待具体工作热诚勤勉,对待同志坦荡正派,不管大事小事一言一行不离原则的高风亮节,都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我在一次交谈中,曾顺口称他为“王老”,他马上制止不让我这么称呼。这次,当我写这篇怀念他的短文之际,要诚挚地告白一下:“王老,您永远活在我心中!”

  (作者为: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3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永志不忘——有感王铎同志的关怀

<标题>=永志不忘——有感王铎同志的关怀

<类型>=g1

<作者>=云曙碧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王铎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几十年来我都铭刻在心、永志不忘。

  1939年夏,我和亲弟弟布赫、堂弟云照光等22个蒙古族青少年,怀着朦胧的革命热情,从大青山脚下、黄河之滨的土默特平原出发,奔赴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革命圣地延安。一路跋山涉水,有时夜行昼宿,躲过日伪军的检查堵截,可以说是历经艰险,走了一个多月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当时我16岁,布赫13岁,云照光才11岁。到了延安看见一切都是新鲜的,领导和战士们一样都穿灰布衣服,吃粗米饭,住窑洞睡大炕。人们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好,学习、开会、练兵、跳舞、唱歌、生产劳动……真是既紧张又活泼。这样的氛围,感染了我们这些没见过世界的蒙古族青少年。我们大家高兴极了,跑到宝塔山下一圈一圈转,去延河边捧起水来洗脸,又说又笑,无拘无束……。

  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这些蒙古族孩子来延安非常重视,很快就把我们送到陕北公学学习了。开始我们编在57队。这个队里大部分是国统区来的汉族学员。不久领导上发现蒙古族学员和汉族学员的生活、风俗习惯不同,为了照顾蒙古族学员的不同风俗习惯和生活特点,又把我们单独编队,组成了第55队,也称蒙古族青年队。全队共30名学员,其中女学员只有我们3个人,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我们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党中央对蒙古族青年的关怀。这个队的指导员就是王铎同志。

  王铎同志看起来很有学问,人也和善,像个学者。他对我们这些不管是年龄大点小点的蒙古族青少年说话和气,生活照顾周到,感到很亲切。我们的政治课由王铎同志讲。他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民族和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党的基本知识、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王铎同志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联系实际,我们大家都爱听。如他讲统一战线时,说内蒙古哪个王爷是好人,是坚决抗战的,是朋友,要团结;哪个王爷是投靠日本的,是蒙奸,要毫不留情地斗争。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是在斗争中求团结。

  那个时候的学习条件是很差的,教室里没有课桌,窑洞前的土坪就是课堂,墙壁上挂块小黑板,每人发个小板凳,大家坐在土坪上听讲课。有一次,王铎同志问大家苦不苦?学员们一口同声说不苦。王铎同志笑着说,同学们的心情我理解,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的。我们今天的苦是为了将来不苦。将来把日本鬼子打垮了,赶跑了,我们国家统一了,民族解放了,建立起我们各民族统一的、平等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条件就都会好起来。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司令员姚喆回延安开会,专门到学校看望我们。我父亲乌兰夫回延安时也来看望我们,他们都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听党的话,将来要成为党的优秀的民族干部。王铎同志还给我们读了绥察行政公署领导杨植霖、苏谦益给我们写来的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希望我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本领,学好后回去建设新绥蒙!这些都给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王铎同志是东北的汉族人,他既会说蒙语,也会写蒙文,蒙汉兼通,而且对蒙古族特别有感情。后来我们才知道王铎同志在北平东北大学学习时,读的就是边疆政治系。到延安后,又在西北工作委员会的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民族问题,并曾先后两次到内蒙古作长时间考察,还参与了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知道这些情况后,我们对王铎同志就更尊重了。

  王铎同志讲课时,不管学员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耐心详尽地给予解答。有次一位学员提问:“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老婆是否也给分配?”王铎同志笑了笑说:“不可能。”他接着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这样的分配讲的都是指物质。而人不管是男人女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只有双方都自愿才能结为夫妻。学员们都笑了,王铎同志又严肃地说,这可是人的权利问题,是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还有一次我问王铎同志:指导员,共产党员开会为什么不叫我们,我们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不也是共产党员了吗?王铎同志又笑了笑说,你们现在到了革命圣地,参加了革命但还不是共产党员。我说那为什么?王铎同志说,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分子所组成,是经过党的考验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凡是对党对人民有好处的事,都要不怕苦不怕累带头去做好。现在有些事你们还不太懂,不久你们会懂得的,而且我完全相信你们有可能都成为共产党员,有的还要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希望你们努力!

  在这之后,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尽快争取入党。学习更加认真努力,生产劳动积极主动参加,同志们有困难想方设法帮助。有一件事本来我是想做好的,没想到却受到王铎同志的批评。当时我是学习组长,13个人住一个窑洞的大炕上。靠窗户比较亮也干燥些,越往里越黑越潮湿。我主动提出住最后一个床位,可有位学员要占中间的位置,其他同学不同意。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我说抓阄儿吧。结果那位同志没抓住好位置,不高兴了。这事我给王铎同志汇报了。王铎同志说你的想法是好的,把困难留给自己更是对的。但是抓阄儿的做法过于简单了,要作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让大家讲团结、讲互相爱护、互相关照。比如说让年龄大点的照顾年龄小点的,身体好的照顾身体差些的,这不就发扬了友爱互助的高风格了么。王铎同志还说不管什么事,一定要讲风格、讲团结,团结起来才能得胜利。

  1940年三八节那天我被批准入党了。入党介绍人是王铎同志和成也竞同志。王铎同志看我非常高兴,就说入党是革命者人生当中最光荣也是最大的一件事,今后党对你的要求也更高了,你的任务也更繁重了。王铎同志又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既坚强又懂事早的人,你不是六、七岁时就为你父亲他们开地下工作者会议时站岗放哨了么。我听了很纳闷!王铎同志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就说:感到奇怪吗?不奇怪,作为入党介绍人必须对被介绍人有全面了解。接着又说,你到延安后进步很快,表现很好,今后继续努力吧,相信你会成为党的一名优秀的民族干部!

  这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想了好多好多,心里特别兴奋!我走出窑洞,看见天是那样的蓝,窑洞窗户透出的灯光都像雨洗过的炫月那样明亮!入党后我就被派往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由于整风的需要,我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1942年延安开始整风。这次整风是毛主席领导的,实践证明,根据当时的形势整风是必要的,最终结果也是好的。但是在整风过程中也发生了扩大化问题。我去延安时经过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所以被打成了日本的汉奸和国民党特务。开始我特别感到冤枉,怎么也想不通。不久我就想通了,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各种考验,这不也是考验么。本来自己是好人怕什么。想通了就该吃吃,该玩玩,生产劳动也走在前面。不久由于我的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突击手。如果不是因为“政治”问题,就评为劳动模范了。有一位学员是南方人,她被打成“特务”后哭着对我说,她想不通,不想活了,把一件毛衣送给我作纪念。我劝她不要怕,不是特务,是打不成的,打成了也得平反。我不是被打成“双料”的了么,我不怕你怕啥。我们一定要相信党。毛衣还是你留着冬天穿吧,你们南方人比我们北方人怕冷。或者留着将来送给你心想的那个人。青年人毕竟单纯,她听了我的一席话,破涕为笑了……

  岁月悠悠,转眼多少年过去了。全国解放后,我和王铎同志都一直在内蒙古工作,他还经常不断地问我的工作情况。在王铎同志弥留之际我去看他,在病房外,家属说他已半昏迷,不能讲话了。但是他听见我说话的声音,却喊我进去,当时家人都没想到。王铎同志半睁开眼说:曙碧呀,我们这次可能是最后见面了,你入党时我说你会成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名优秀民族干部的,看来我没说错呀!你为内蒙古自治区建设作出的贡献是公认的!

  晚上我反复想着王铎同志的话,真是语重心长啊!这是对我说的,也是王铎同志的自我写照,同时也是一个革命老同志对今天更多共产党员的嘱托!我打开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三句话:

  革命前辈,品德高贵。

  为党对民,鞠躬尽瘁。

  回首往事,问心无愧!

  (作者为:内蒙古红十字会名誉会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4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永远的怀念

<标题>=永远的怀念

<类型>=g1

<作者>=云照光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王铎同志逝世10周年了,但我对王老的音容笑貌、丰功伟绩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王老在逝世前的十多天里,忍着病痛参加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活动和中央代表团在新城宾馆玻璃厅召开的自治区老领导、各大领导班子的座谈会。王铎同志的发言与往常不同,他声音洪亮、情绪激动,内容深刻,给我留下了极深刻印象。这是我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王老以这样的声调发言。

  王老直抒己见,语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他的姿态虽与往常言语稳重的风格不同;但思路清晰、有根有据,可以看出,他的发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老首先对中央代表团表示感谢,认为中央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典活动非常重视,非常关心,说明中央对少数民族、对蒙古族和居住在内蒙古草原上各族人民的重视、爱护和关怀。

  在发言中,王老回顾了内蒙古的战斗历程,忆述了自治区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巨大变化和巨大成就,着重谈了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他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民主革命、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才能取得巨大成就,才能实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内蒙古实际出发。正是这样,内蒙古实行了“三不两利”、“稳宽长”、“以牧为主,多种经营”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自治区的民主改革、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党的各项工作如果离开实际,就会一事无成。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繁荣自治区的经济、提高自治区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不懈地抓好。他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全区各族人民的团结,是使各项事业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培养共产主义化的民族干部,对于建立、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培养民族干部,无论在战争年代、和平建设年代,虽然处于最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一大批民族干部,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材。他们在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老激动地说:今年香港回归祖国,党的十五大召开,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三喜临门,令人兴奋不已。王老希望,全区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在自治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实行“两个转变”、“两个提高”,完成两大历史任务,使自治区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有一个飞跃的大发展,步入全国先进行列。

  王老对工业、农牧业建设、交通等各方面工作谈了具体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防沙治沙、种树种草、生态建设和保护问题,提出了殷切希望和很高的要求,他说:自治区如果不狠抓生态建设,将祸及当代和后代子孙。在文化建设上,要突出民族特点、地区特点,要重视乌兰牧骑的建设,把这一新生事物、深受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之花,扶持、培养、发展,成为内蒙古的轻骑兵。对于教育、体育工作的加强和发展、经费的投入问题,他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座谈会上王老说:“一个崭新的内蒙古巍然屹立在祖国的北部边疆,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出我们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胜利,显示内蒙古自治区2300万各族人民的无限创造力和勤奋、勇敢的拼搏精神。”这是王铎同志毕生的最后一次讲话、发言,他语重心长地希望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各广大党员带头反腐倡廉,不贪污,不受贿,不摆阔,不奢侈,不讲求享受;而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处处事事想着群众,想着老百姓,弘扬延安精神,不能忘记过去。要发挥离退休干部的作用,执行好中央对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高于在职干部的指示精神,关心离退休干部的政治和生活,使他们有一个健康、平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以利于发挥余热,为党的事业再立新功。王老对党内和领导层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和坏风气,提出了尖锐批评。

  中央代表团成员对王老的发言报以热情的掌声。与会的老同志听了王老这么长时间的发言,无不心情愉悦和激动,认为说出了人们想说的话,表达了大家发自肺腑的心愿。

  王老于1997年8月10日逝世。此前,他身患重病,带病参加了自治区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和中央代表团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王老和全区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关心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和工作,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共产党员的远大胸怀、高风亮节。经过十年的实践检验,证明王老的遗言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理,是经过马列主义印证的真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老领导的真言,学习王老实事求是的作风,为党立功,贡献余热。

  我同王老长期接触,感念尤深。我在1939年夏,去了延安陕北公学55队、民族部学习,当时,王铎同志担任我们队的指导员、民族部主任。他对在陕公学习的少数民族学员、特别是对蒙古青年队(55队)的蒙古族青少年十分关心。他给学员们上政治课,作报告,讲时事政治,帮助文化课教员成也兢同志修改学生作业。在开荒生产劳动中,在生活上关心学员们的冷暖,他两次带队去南泥湾北的土黄沟、原始森林瓦房烧木炭,亲自用斧头砍大树,指挥我们从60多度高温的火窑里把木炭抱出来。几次烧木炭,我都和队部领导王铎、宗群老师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们除关心我的学习外,在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甚至帮助我洗衣服、洗尿裤……。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把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在陕公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高等学府——延安民族学院,王铎同志担任教育处副处长(副教育长),乌兰夫同志是处长。后来副院长高克林同志调往前线,担任绥蒙党委书记,院长高岗只是兼职,乌兰夫又去党校学习,王铎同志任秘书长,实际上就是院领导,与几位德高望重的同志领导着由汉、满、蒙、回、藏、苗、彝等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学院。学院除安排学习课程外,还参加了延安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1943年,延安的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行政干部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都合并到了延安大学。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认为民族院校应在接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办学。1944年夏,民族学院从延安大学分出来,搬到了接近回族、蒙古族聚居区的定边,成立了三边公学,民族学院仍独立存在。为了更多地培养蒙古族青少年成为栋梁之材,民族学院又搬到陕甘宁边区政府驻伊盟办事处住地城川寨子。这时还不公开的党的机关中共伊克昭盟工作委员会也在城川。王老来到城川民院担任领导职务,与赵通儒、宗群、刘景平、薛向晨等同志一起办学,吸收了伊盟地区大批蒙古和汉族青少年学习,并且把人民武装部队中的蒙古族干部吸收到民院军事班培养。王铎同志和周吉老师呕心沥血,在城川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和汉族的革命干部、栋梁之材,真是桃李满天下。王铎同志在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出了各民族的领导骨干,其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批省部级干部,有专家、学者、作家和各条战线的骨干;也有无数好同志在战争年月里壮烈牺牲,成为烈士。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计划、领导的一项巨大工程,王铎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自始至终抓了这项工作,是辛勤的园丁,建立了丰功伟绩。

  1945年5月,王铎同志从延安民族学院调到绥蒙政府、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做领导工作,参加内蒙古人民政府的筹建工作和成立大会。60多年来,王老在内蒙古党委的领导岗位上辛勤劳作、运筹帷幄,建立了不朽的业绩,他的革命事迹将永载史册。

  王老在逝世前我去医院看望,这时他已不能行动,谈话困难;但他仍关心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的工作(王老为会长),关心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深切希望把这两个政治性很强的校友会、研究会办好,在继承、弘扬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方面多做贡献。他让我代他向老校友、老同志们问好。

  敬爱的老师、老领导王铎同志逝世10年了,他的丰功伟绩、他亲切慈祥的面孔,他在革命征途永不停息的精神风貌,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我们永远怀念王铎同志。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5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忆王铎

<标题>=忆王铎

<类型>=g1

<作者>=云治安,刘春景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王铎的《五十春秋》,翔实简约地将他的经历全然记述了,我们以只言片语的佚闻对“春秋”作补白,以表缅怀之情。

  1939年在大青山党组织领导下,在奎璧、贾力更同志的动员引导下,绥远土默川的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第一批到达延安,编入陕北公学55队,王铎任班主任兼指导员。陕公是各族干部训练的摇篮。随后又有几批近百名蒙古族青年到达延安。1941年初在陕北公学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部,当年成立延安民族学院,王铎同志从陕公55队起一直做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他对民族工作非常热心,同蒙古族青年关系非常好。他不但关心同志们生活、学习,特别关心同志们的政治思想,在陕公不长时间就有一批蒙古族同学提高觉悟入了党,给内蒙古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1945年民族学院迁校城川,王铎任院长,为培养大批优秀干部立下汗马功劳。1945年日本投降后,王铎去前方调任绥蒙政府秘书长。

  王铎通过钻研学习,成为一个根底深厚、造诣精湛的蒙汉兼备的蒙古通、蒙古问题的专家学者。人们誉他为“蒙古问题的百科全书”、“蒙古问题的活字典”。

  他一生工作在边疆,一生致力民族工作,埋头苦干,贯彻始终,功勋卓著,是才华横溢的领导干部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走向伊盟

  1939年夏,延安抗大调20余名青年同志去伊盟工作,以新华社记者为名义的王铎同志与大家同行。青年们认为,伊盟落后闭塞,是大后方无战事,无用武之地,因此不愿意去,想调往华北战场一展身手。一时间意见纷纷扬扬。王铎同志听到后,积极主动出来做工作。他耐心地拿出地图,对伊盟作详细介绍。他有针对性地说,伊盟不是大后方,不是避风港,是前哨、是咽喉、是陕甘宁边区北方的战略制高点。它北面连接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俯视河套、土默川,威逼包头归绥。他告诉大家:1938年冬,日寇曾大举进犯伊盟,企图建立据点南犯延安。蒋军十万坐视观望,我军三师迎头痛击,激战一夜,日寇溃逃,至今日寇野心不死,只是力不从心而已。我中滩八路军杜支队在伊盟工委引导下,对包头日寇频频出击,收获颇多,我们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中。我们应有决心有信心,把伊盟建设成一个强大的战略根据地,要必战、必胜、必固。通过他的一番话,大家的疑虑顿时消除了,精神大振,在一同前往伊盟的路上和王铎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慧眼识英雄

  1942年,在张浩同志的葬礼上,大家看到乌兰夫与中央领导同志交谈的情景。返校时大家说:乌兰夫同志1925年参加共产党,留学苏联东方大学,成绩优异,是有名的八大翻译之一,工作于共产国际。归国后发动革命斗争,策动了闻名中外的百灵庙抗日斗争,有功劳,有名声,为什么不能当中央委员呢?也有的人认为他太张扬。王铎同志持赞赏态度,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大家心中有杆秤,当然各样的话都得听。1945年党的七大一致选乌兰夫同志为候补中央委员。回忆当年的对话,大家深赞王铎同志慧眼识英雄,是个有远见卓识的人。

  教育为主

  1942年春,民族学院总务处供给科与学生会伙食委员发生了口角,互不相让。伙食委员说了过头话:“你们有本事就不要做饭吧”。供给科的青年干部气愤地赶话说:“你们不让做饭,我们就不做饭了”。第二天早晨,伙房果然没做早饭,引发了民族学院罢饭事件。高克林责成王铎同志严肃处理,他经过调查,供给科同志进行了深刻自我批评,决心改正错误。王铎力排众议不予处分,此后,伙食工作大有改进,大家都称赞王铎同志颇有大将风度,领导艺术高人一等。

  紧要关头挺身而出

  1943年7月,延安大学整风运动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大会上群情激昂,大轰大嗡,有的争着报名“坦白”,会场上一片混乱,大有不可收拾的局面出现,人心惶惶难以平静。学校领导周杨、刘春、宋侃夫、龚亦群都在座。王铎同志当机立断,站在民族学院队伍前严肃制止,大声地说:“不许随便提名要人坦白,严肃的政治问题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大家顿时安静了下来。王铎同志冒着“泼冷水、压制群众热情”大帽子的风险,坚持原则,大义凛然,是难能可贵的。

  宽宏大量

  在一次打篮球活动中,王铎同志误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大怒,追上王铎同志狠狠打了一拳。王铎同志惊问,为什么打我?那个同学怒气冲冲回答说,你打了我,我就得还你一拳。王铎同志忙道歉说:“对不起,你再还我一下吧!”

  “机关枪不能当步枪用”

  1944年冬,党中央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决定在延安成立炮兵学校,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号召各界青年参加炮兵学校学习,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民族学院教职员工积极响应,纷纷报名,蒙古族学员李存义、塔拉也报考,成绩合格被录取。在准备入学时,王铎同志拒绝这两人去炮校学习,引起争论。王铎同志断然说:少数民族干部是党的掌上明珠,不可等闲视之,机关枪不能当步枪用。后来这两人都成为内蒙古军区的副司令员。由此可见,王铎同志是高瞻远瞩、英明果断的。

  执行政策,调动积极性

  1944年夏,在民族学院大生产运动中,我们为学校打了三孔大窑洞,宽敞明亮,美观大方。生产管理处朱玉珊同志只给了五升小米作奖励,王铎同志知道后批评朱玉珊太小气,没有按劳分配,有碍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朱玉珊同志立即纠正,提高了生产报酬,激发了大家的生产热情。此后民族院掀起了生产高潮,使产量大增,公私兼顾,皆大欢喜。

  黄牛与马前卒

  1944年春,大家送王铎同志带领20余位同学去大石砭掌高图执行特种植物种植任务。刘春同志表扬说:王铎同志烧木炭、开荒搬家干笨活粗活中任劳任怨,模范带头,优异地完成任务,是我们的骏马先行。王铎同志谦虚地说:不敢当,我是黄牛,是马前卒,党分配给我的任务我一定坚决完成。

  经受起委屈

  “文革”中,自治区搞大批斗,每次王铎同志都是第一名。斗争者在大会上挂大牌子,让王铎低头弯腰长达三个半小时以上。王铎同志像棵大树一样,一动不动,汗流如注,他凛然地坚持到底,见者无不动容。过后王铎同志轻松地说:一个革命者要经得起表扬,也要经受得起委屈。这就是王铎同志令人钦佩的高尚品德。

  坚持真理

  有人问王铎同志,你为什么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李雪峰领导批斗乌兰夫时,你和乌兰夫抱头痛哭,你不相信他有问题呢?王铎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乌兰夫同志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真理不容歪曲。他的话字字金石,铿锵云霄。而今,王铎先贤已逝,但光辉永存。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他的教育和领导下工作,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感情,永远怀念他。

  (云治安: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原副书记、人大主任。刘春景:内蒙古教育学院原党委书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6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忆王老

<标题>=忆王老

<类型>=g1

<作者>=戈夫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孜孜手脑勤,立德亦立言。我是王老的网球弟子,在他卸任之后离休的岁月中,或在家中,或网球场、或在党委大院内,经常晤面、交谈,余向以革命前辈、师长尊之!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自治区人大参加起草“自治条例”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党委汇报和请示有关起草中遇到的重大事宜及进度等问题。记得当时书记中经常由王铎同志出面听取、指示和定夺有关问题。自然近距离地聆听他的谈话,接触就多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起草小组在常委会议室听他对条例的总体设想和总纲部分应注意有关问题的谈话。归来对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就顺畅成文,逻辑严密,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政策、权利与义务一清二楚,既有历史依据,又有现实的根据。当时我感到王老有水平、有见地、有经验,对内蒙古的过去与现在很了解,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指导起草条例。他解决中国复杂的民族问题,胸有成竹,了如指掌,知之甚深,表现出非凡的专家气度!

  王老离休后不久,我们《世纪行》系列丛书就请他出任顾问,撰写总序,出席相关会议,他不仅一一答应,并认真地参加研究、推敲和定夺有关问题,且劳心劳力写出序文,为内蒙古的革命前贤、烈士贾力更、李裕智等立传做了十分有益有意义的工作。

  他离休即日,响应党中央“老同志离休后要写点回忆录”的号召,动笔写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五十春秋》。那时我还在自治区出版局工作岗位上,他定稿后我很快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推出并予发行。当王老的回忆录一切就绪时,他在呼市宾馆(政府招待所)二楼雅间自带国酒宴请我与石玉祥等人,以示酬谢,王老斟酒真是四壁生辉啊!当然,这一时段接触、交谈、讨论有关问题,就对王老了解更多、更具体些了。

  王老逝世后,我又约请内蒙古日报社副刊编辑李世琦搜集资料,访问知情者,历时半年多,写出《王铎的故事》一书,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供应了精神食粮,对我们世纪行丛书系列出版发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通过上述断断续续接触、交谈、聆听他的讲话,王老留给我的印象有两个方面:一是知识面广,智慧深邃,深沉虑事,态度稳健,做事缜密周到,尤通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富有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二是有良好的修养,廉洁奉公,勤政垂范。无论工作上和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不贪图物质享受,保持了延安精神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青壮强战士,老来堪称师。

  王铎原名王振铎,二十世纪初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曾就读东北大学,是时参加过“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显示了一个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的大智大勇。诗云:

  东北农村少年游,

  勤奋读书度春秋。

  国事艰危民潮涌,

  当仁愤然立潮头。

  王铎入校后在大学专攻边疆政治专业,他学习优良,品德高尚,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平津危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关头之际,在同学知己蒙古族孔飞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誓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有道是:

  欣作入关万里行,

  东大学府炼锦心。

  卢沟事变风雨桥,

  舍生随党逐征尘。

  抗日烽火漫疆场,

  英姿运笔如剑芒。

  誉满边疆凭胆识,

  文韬武略慨而慷。

  王铎在东大边疆系选修蒙古语课。学生时期与孔飞一行赴西蒙苏尼特、百灵庙等地考察,自此他与内蒙古各族人民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源远流长的友谊,直至离休老终此域。

  “九·一八”后,参加了抗日和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民族生死搏斗。延安时期,主要从事党的民族干部的培养与教育工作。离开延安后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战斗、生活。歌咏道:

  风雨关山路几程,

  辗转抵达延安城;

  追求真理何辛劳,

  茫茫夜空见大星。

  东洋利令挑战云,

  神州奸孽溃不军;

  抗日继而解放篇,

  竭力草原效赤心。

  1938年8月王铎怀着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渴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增长知识,坚定信念,磨炼意志,在革命大熔炉里进一步升华自己的思想和品格,第一次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聆听诸位革命家的声音和目睹毛泽东的丰采,心里十分高兴且有终身的归宿之感!

  1939、1940年带着延安的泥土香,披着马列主义的光辉,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第二次来到内蒙古。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秋风草黄的好风光与日子里,匹马单行,志大胆豪,风尘仆仆进王爷府,走蒙古包,访贫问苦,历时数月,行程万里,踏遍鄂尔多斯高原七旗县,深入调查研究,回到延安将心得体会写成报告,受到党中央的赞许。诗歌唱出:

  曾为考察入莽原,

  不畏劳顿万险难;

  调研西蒙七旗县,

  体味民情吃野餐。

  “文革”中王铎被拉下马批斗、隔离、囚禁六年之久,肉体受到严重摧残,精神遭到不堪折磨。在处境非常恶劣,情况十分复杂,风云变幻莫测之际,仍坚持党性立场,实事求是为本,不以己悲乐观大度,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度过狂风天暗,迎来朝阳满环宇!放歌尾声:

  牛棚蒙冤独沉吟,

  真理乖谬大交锋;

  逆境岂忘忧国事,

  本经奉道识真金。

  朔野生活兴倍酣,

  草原风情任君看;

  兴安松柏是化身,

  复出滋味更甜甘。

  八旬乘机赴远程,

  探亲调研彼国情;

  长风破浪平生志,

  白宫不及天安门!

  病室如田奋力耕,

  《五十春秋》见精神;

  沉思世事歌战士,

  留在人间是正声!

  王铎响应中央的号召,晚年抱病扶案,翻阅资料,查阅档案,找人座谈,笔耕不辍,所撰几十万字的《五十春秋》一书,为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留下宝贵资料,在党政军界和民族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生既平生亮,死复永不朽!

  (作者为: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原局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7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的珍贵文献——读王铎同志的《五十春秋》

<标题>=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的珍贵文献——读王铎同志的《五十春秋》

<类型>=g1

<作者>=郝维民

<发文单位>=

<姓名>=王铎

<内容>=

  王铎同志的《五十春秋》出版后,我以急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这数十万言巨著。王铎同志的光辉革命经历和他忆述的极其丰富的革命史实,使我倍受教育,增长了历史知识。《五十春秋》反映了从抗日战争开始到80年代内蒙古地区党史、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总结了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公布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革命史料,而且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评述,使我受益匪浅。这部著作,对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确是一份珍贵文献。

  (一)

  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受中央委托,主持党的少数民族工作,特别是内蒙古民族工作。系统反映这方面历史的文献资料不多,忆述者也甚少。《五十春秋》对中共西北工委的历史沿革、组织机构、具体活动,特别是民族工作,作了非常具体系统的忆述,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西北工委史料中最完整的一份。对于延安时期我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历史,《五十春秋》作了更为详尽的介绍。从1937年中央党校开办少数民族班,到1939年后期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年队、1940年陕公专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1941年春陕公又成立民族部、是年秋天成立延安民族学院、1943年3月延安民族学院与其他几所院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4年4月民族学院从延安大学分出来迁往定边俗称三边民族学院、1945年3月又迁往伊盟城川俗称城川民族学院,直至1948年底撤销民族学院,以及对每个时期的组织机构、人员情况、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学生来源及去向等基本情况,作了一清二楚的忆述。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而且展示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民族工作的业绩。

  (二)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开展内蒙古的工作,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制定党的民族政策,曾在伊克昭盟进行过社会历史调查。但是,我从未看到完整的调查资料,也不知道调查工作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研究内蒙古革命史中碰到的一个难题。《五十春秋》把王铎同志两次赴伊盟调查的情况,作了非常细致的记述。第一次是1939年5月以新华社记者身份赴伊盟进行政治和社会调查,历时半年,对伊盟7旗1县,从历史沿革、风土人情、社会状况、民族组成、人口面积、阶级动态、宗教寺庙、物产资源,到国民党的活动等等,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第二次是1940年冬至1941年春,王铎同志率领的对蒙古族文化进行调查的考察团一行10人,赴伊盟考察蒙古族民歌、舞蹈、壁画、建筑艺术、剪纸、雕塑、民间文学、民俗、社会风情等,收获颇丰,仅民歌即采集百余首。考察团回延安后还举办了蒙古族文化展览,组织了蒙古族民歌联唱会,创作并演出了大型蒙古族歌剧《塞上黄昏》。王铎同志这两次赴伊盟调查,不仅为当时党中央提供了开展蒙古民族工作、指导内蒙古革命斗争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为以后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积累了难得的史料。王铎同志向社会调查研究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三)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党史、革命史档案和历史资料比较完整,对重大历史问题基本上可依据档案资料加以说明。但是,对许多历史过程和具体问题的情节,仍然未能叙述清楚。这也是研究内蒙古革命史碰到的一个点。《五十春秋》回答了不少难点、疑点。抗战胜利后的绥蒙政府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活动,由于战争频繁,政府不断随军移动,许多事情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而《五十春秋》完整系统地忆述了绥蒙政府的成立及前期的全部活动,而且纠正了有些论著中的错误记载。这一时期锡林郭勒和察哈尔两盟的革命史资料更为缺乏,尤其是关于我党政军组织系统和活动的状况,尚无完整的档案史料可参考,各种回忆则众说纷纭。《五十春秋》则对锡察地区的革命斗争史作了全面的叙述。1948年的哈尔滨会议是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内蒙古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方针、政策,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为内蒙古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创造了条件。对会议的内容,历史档案均有记载;但对召开这次会议的意图、准备经过、会议进程、出席人员、组织领导等问题,《五十春秋》作了全面的记述,理清了哈尔滨会议前前后后的许多事情。至于王铎同志领导内蒙古东部区工作的五年历史,从革命斗争到生产建设,从党的活动到群众运动,都作了完整的记载。总之,《五十春秋》是研究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革命史的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史籍。

  (四)

  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形成,是内蒙古自治区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不少关于内蒙古革命的论著中不同程度地叙述过内蒙古自治区形成的基本情况。但是,党中央、中央领导人对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指示和中央的决策,以及逐步形成自治区过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除亲历者之外,很少有人知晓。《五十春秋》对上述问题作了系统的叙述,指出:“实现内蒙古民族统一的区域自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牵涉到政治、经济、行政区划、民族关系等方面一系列的历史和现实问题。”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哲、昭两盟从辽宁、热河两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管辖后,1949年2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同志将乌兰夫关于内蒙古概况的材料印发与会同志,中央有关领导人专门进行了讨论。毛泽东主席提出要为恢复内蒙古历史地域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指出为将来便于领导管理全区工作,应将自治政府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迁到张家口,等绥远解放后移驻归绥市。这就确定了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构想与步骤。1949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内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团被安排在全国几个大行政区代表序列之中,自此,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由于个别领导同志对内蒙古行政区划有不同意见,1952年初,周总理召集内蒙古、绥远、华北局、新疆分局以及中央、政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中南海紫光阁研究内蒙古自治区未来区划问题,当时有人仍对蒙绥合并持不同意见。周总理当即指出:推行内蒙古区域自治还有阻力,这就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没有真正理解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实质,还不了解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意图。毛主席对蒙绥合并有明确指示:蒙绥合并问题要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古人要欢迎汉族人进去开发白云鄂博铁矿,建设包头钢铁企业;一扇门是汉族人民要坚持把绥远合并于内蒙古自治区,实现内蒙古统一自治。内蒙古划进一些汉族人,有利于蒙汉团结,建设边疆。蒙绥合并是中央已经定了的问题,毛主席也说过了,要按中央决定的、毛主席说的办。会后周总理还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统一了认识。党中央、毛主席这一“长治久安的决策”和实施进程,不仅是当时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英明决策,对以后、对未来内蒙古的工作也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对我们历史工作者是正确认识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按照中央的上述方针,内蒙古自治政府迁到张家口,为实现整个内蒙古的统一领导,从多方面开展了积极有效的工作。经过撤销察哈尔省建制,将锡察两盟和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将内蒙古领导机关迁到归绥市,实行蒙绥联合办公,进而实现蒙绥合并,撤销绥远省建制;撤销热河省建制,将原属热河省的赤峰六旗划归内蒙古的过程,将国民党分割统治内蒙古民族的热、察、绥三行省全部撤销,标志着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的终结,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胜利,也是蒙古民族争取解放斗争和行使当家作主自治权利的胜利。此后又将甘肃省属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和额济纳蒙古族自治旗划归内蒙古,1962年又将河北省属商都划归内蒙古,最后形成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划。《五十春秋》对这一过程作了迄今最为详细系统的介绍,对中央采取的每一个步骤和具体工作讲得一清二楚,解决了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中的许多难点。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认识。

  (五)

  王铎同志以《新的里程》为题,系统介绍了内蒙古自治区农业、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整风反右和生产大跃进、调整国民经济、社教运动等重大历史问题。尽管这些问题的档案资料是齐全的,但是许多历史事件的产生及其背景,每项政策的出台过程及实施结果,不是只靠档案资料就能够说清楚的,而亲身经历和领导者的正确忆述是不可缺少的。《五十春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缺。王铎同志对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经济特点以及采取的特殊政策,作了细致科学的评述,总结了工作中一系列经验和教训。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人们熟悉而又不大容易讲清楚的问题。王铎同志以《“文革”灾难》为题,从始至终以亲身经历,把内蒙古的“文革”过程作了非常细致具体的评述,把“文革”灾难史原原本本地展示了出来,是人们认识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一份完整的教材,也是研究内蒙古“文革”灾难史的宝贵史料。

  王铎同志还以《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题,叙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直到1988年6月在内蒙古党的领导工作岗位上的经历史;最后,以《几点思考》为题,从五个方面总结了50多年民族工作经历和内蒙古自治区工作40多年的实践经验。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新时期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深刻总结内蒙古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指导未来的工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金光灿灿的《五十春秋》,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认识历史、观察现实、瞻望未来历史的镜子。

  (作者为:内蒙古大学教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8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从乞丐到将军——纪念塔拉同志逝世一周年

<标题>=从乞丐到将军——纪念塔拉同志逝世一周年

<类型>=g1

<作者>=云照光

<发文单位>=

<姓名>=塔拉

<内容>=

  转眼一年就过去了,7月14日是塔拉同志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塔拉同志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杰出的少数民族干部,又是一位作家。塔拉同志是我的老同学、老战友、老朋友、老兄长,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作此短文,以表怀念之情。

  塔拉同志1920年出身于土默特左旗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因为极端贫穷,从小给地主放牛马,当小长工,实在无法生活,和父亲外出乞讨,以此度日。偶然的机会和老革命李森同志相识,李森同志既是兄长,又是领路人。塔拉同志,1939年由地下党组织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革命,在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学习深造。我先他到了延安,一直在一起学习,同时又是一个班的同学。他没上过学,学习特别刻苦认真,很少休息,对同学善于团结,对老师特别尊重,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他都抢着干,在原始森林烧木炭,超额完成任务。他和同学们一起高唱抗日歌曲,参加秧歌队,进行抗日宣传。塔拉同志是一位忠厚,诚实,吃苦耐劳,助人为乐的好学生,1942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好党员。

  在延安学习、生活的5年里,我一直和塔拉同志在一个班学习,一个窑洞居住,我每年穿的草鞋是舅舅给打的,每年冬天我的旧棉花乱飞、补丁摞补丁的土布棉衣都是由塔拉拆洗缝补的,有一年我得了打摆子病(疟疾)冷热难熬,异常头疼,别的同学都去农村演出秧歌剧去了,他一直在校陪护我,精心照料,一直到痊愈。我给延安“解放日报”寄的第一篇散文是他首先审阅的,我的一些毛病、缺点他耐心教育说服,改的比较快。在大生产运动中,在整风运动中,他有良好的表现,虽怀疑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无怨言,主动提供证人,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1945年春节过后他和年龄大的同学和部分老师上前线了,我留在了陕甘宁边区、鄂尔多斯地区在学校、政府、部队、地下区委工作,自此分别了近5年,解放后又互通信息了,知道他一直在部队,特别是在锡察地区的武装斗争中,在军政院校的工作上,立了战功,培养了不少青年走上领导岗位,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前后他是内蒙古军区警卫团团长兼政委、政府所在地乌兰浩特卫戌司令,负责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时的保卫工作,认真负责,日夜操劳,使大会全体人员、领导首长平安参加会议,代表大会做出了重大决定,为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和自治区的成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无巧不成书,1958年我从内蒙古军区下放到昭乌达盟军分区做政治工作,塔拉同志是军分区副政委,又在一起工作了,而这次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了。一同工作、学习、出操,一同下乡检查民兵工作,参观公社新鲜事物,一同大炼钢铁,相处的很好。后来我调到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军分区工作,短暂的离开,信件不断,有什么想法都向他倾诉。又是一件巧事,内蒙古军区成了全国十三个大军区之一,调我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塔拉同志调军区司令部担任副参谋长(大军区是正军职务)往来又频繁了。突然传来消息,让我转业到地方搞文教工作,我找塔拉同志,提出坚决不转业,他说你年龄才36岁,不属于转业对象,是地方党委提名要你转业的,我支持你不转业,可以找军区主要领导甚至总政治部领导申述理由。我找了军区几位领导,他们都说部队也需要年轻干部,不同意转业。在京参加全军文化部长会议时找了肖华主任、干部部王部长,我到西藏、新疆部队都行,不转业。他们说考虑你的意见,但地方党委指名要你不是一般领导人,你做好服从组织决定的思想准备。回来又找塔拉同志,他开始劝说我了,并告诉我留下的可能不大了,你应服从命令,到地方也能施展才能,工作范围会更广泛,但比部队复杂,要把部队的优良传统,好的作风带下去,保持革命本色。

  在他担任军区副参谋长期间,除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外,每周都可以见面并叙谈,有时候很长时间见不到他,是他去东三盟农村牧区考察民兵工作和考察边防工作去了,他深入基层的工作作风在兴安军分区、乌兰察布军分区、昭乌达军分区工作期间就养成了习惯,几乎每个月都下去几次,和士兵、和农牧民打成一片,问暖问寒,关心备至。他深入到边防哨所进行考察慰问,和士兵促膝谈心,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他的工作调动频繁,每到一个单位首先了解情况,团结各方面的人员,带头深入实际,使这个单位有一股生气勃勃的向上风气,团结一心干工作的氛围,很快就打开了工作新局面,是一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工作的好领导、好同志。

  塔拉同志这样一位党的好儿子、好干部在“文革”中也未能幸免于难,遭受了10年的磨难。“乌兰夫黑帮”、“反党叛国分子”、“三反分子”、“新内人党分子”等等一大堆莫须有的、捏造的罪名使他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同时株连全家,妻子萨仁不承认他是坏人,不划清界限,被视为对抗运动,顽固不化,和一个死刑犯在一起陪绑审判,宣布判刑五年,使她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几十年了仍未治愈。塔拉同志重新工作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担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正军)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他虽是“文革”中的严重受害者,他不顾个人的创伤,积极纠正“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切实落实政策,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他们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塔拉同志为落实政策,为军区的边防建设、部队管理、军事训练做出了大的贡献。

  离退休这是每个军人、干部的必经之路,也是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职务是正军,他的最后军衔是大校,因为年龄关系,不可能授衔了,他在1981年主动的、愉快地离休了。离休后他没有失落感,他常和我谈离休后应当为党的事业再做些事情,所以他担任了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土默特文化研究会会长等。为土默特的文化、历史研究、出版图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领导工作;为继承、弘扬、研究、实践延安精神、为宣传革命传统和部队的光荣历史,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参加会议、活动,积极为书刊撰写稿件,几次长途往返去延安重温学习、工作过的永远难忘的历史,看了住过的窑洞和烧过木炭的火窑,在宝塔上照相留念,他和老同志们一样,彻夜难眠,畅谈过去、现在和将来。最感人的是他以坚强的毅力,每日坚持写两千字,一直写到一百多万字,这部回忆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经过几位同志的缩编、审核,达到出版水平约32万多字,出版后受到军内外老同志的普遍赞赏,受到青年读者的普遍欢迎。书中翔实的史料和客观公正的叙述,引起读者的共鸣,十余篇评论文章高度赞颂了塔拉同志的辛勤劳动和对革命史做出的贡献,我建议书名为“从乞丐到将军”,一位老同学认为有点太直了,改为《平凡的人生》。

  每次住医院,总给我来电话,我去看他,总在琢磨写另外几篇回忆录和论文,去年住院和我谈了他对革命史、人物、事件的看法,同时已写了这方面的几篇文章,当我知道他的病很重,劝他暂不考虑写作,集中精力治病,谁知这次住院竟未象往常一样出院回家。而是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了。

  塔拉同志走了,无怨无悔地走了,一位兄长、同学、领导、朋友永远地离开我们了,一位慈祥的“老人”与我们永别了,欲哭无泪,痛心疾首。塔拉同志走了已经一年了,我以此文略表怀念之情、追思之情。

  2007年6月26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29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忆塞峰

<标题>=忆塞峰

<类型>=g1

<作者>=云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46年的5月,我带上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要从延安去张家口。其他的人们都已经走了,我因为生孩子,没能和大部队一起走。孔飞1945年9月就和大部队一起走了。女儿小蒙古被我大嫂带走了,他们去了张家口。

  临走时,可巧碰上塞峰同志,他准备从三边回丰镇。他听说我住在蒙古文化促进会的招待所休产假,来看望,我告诉他,我也要走。我让他等我几天,和我一起走,不然我一个人带一个孩子行路太困难。他答应了,就留下等我同行,还张罗为我做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当时,西北局留守的领导是白如冰同志,他对我很关照。给我带了许多经费,走时还给我雇了两匹毛驴。1946年5月中旬,我生孩子仅仅一个月,就踏上了行军路程。我告别了蒙古文化促进会的一个管理员和一个炊事员,离开我生活五六年的地方,一个养育我成长、使我受到革命教育的圣地——延安。我看着那逐渐远去的宝塔,踏上了去山西的路。

  孩子太小,才一个多月。临行前,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同志给小孩做了一个小小的床。用绳子把小床绑在骡驮架的一边,另一头把行李物品绑上,然后架到驴背上。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一个山西的同志。这是一次长时间的行军。

  骡驮架随着驴子的走动一摇一晃的,小床也一摇一晃,我的儿子就放在里面。骡驮架上面还放一块花布,在风的吹动下一飘一飘的,我觉得很好玩。一路上,陕北的老乡看到我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当看到小床里的孩子,惊讶地说:“啊!还驮着一个娃娃!”

  一路上,塞峰帮我照顾孩子。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更没有带过小孩,可他考虑得比我还细。每到驴子上山时,他就说:“停下来。”然后和赶驴子的老头一起把小床放下来,把骡驮架调个个儿,为的是小孩的头向上,不会使小孩的头倒栽着。等到上山时,他又要驴子停下来,把骡驮架再倒过来。始终保证小孩子的头朝上。

  从延安出来,一路山路,上一座山,紧接着下山。塞峰从不嫌烦,总是停下来,把骡驮架取下来,倒个个儿,再架上去。我们每天要翻几座山坡,要翻多少次。小床、行李,很沉的。我有时还嫌烦了,说:“别翻了,怪麻烦的,头倒栽一会儿没有关系的。”可塞峰一路上一直细致、耐心地翻倒着骡驮架。孩子饿了,一哭,他就又让老头停下来,说:“该喂奶了。”于是我们就再一次的把骡驮架搬下来,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休息。孩子一路上没有闹病,当我们走到山西兴县时,孩子已长得白白胖胖。我们住在兴县招待所,过路的几个女同志,看到这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儿,高兴地抱上到处转,让人们看。

  我们长途行军,一路上看到的只是山,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又很累,气氛应该是很沉寂。可塞峰是一个乐天派,一路上歌声不断。他很会唱地方小调,上山有上山的歌,下山有下山的歌。下山时还经常踩着秧歌步点儿,扭着优美的秧歌步伐下山。真是一路歌声,一路笑声。塞峰同志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我们,赶走了我们长途行军的疲惫。真是一个热情、开朗的人。

  当时,从延安到山西一路都有我们的兵站。陕西、山西的老百姓为支援打仗,为支持从延安派出来的干部和战士,在沿途都设有饮食摊点。准备有馒头、煮鸡蛋、绿豆粥、茶水,过路的干部、军人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吃得饱。

  记得走到朔县时,八路军刚解放朔县,街上人很多,人们在庆祝。那时的老百姓非常穷,进到他们家里,家里人都光着身子,就是大姑娘也是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

  白天走了一天,我们很累。终于到了一个镇上,那天夜里我睡得很熟。忽然我听见孩子哭,伸手一摸,孩子身上光光的。我起来一看,孩子的小被子,还有我的行李,都不见了。那天,我被小偷偷了个精光,只剩下我的一双鞋。我又生气又懊丧,我在延安的全部家产都丢了。塞峰安慰我说:“孩子没有丢就好。”那个时候,大人都养不活,没有人偷孩子。

  一路上塞峰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走到丰镇后,塞峰要留在丰镇,我要去张家口,我们分了手。临走时,我把白如冰给我的钱给了塞峰一些。一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又见面。

  “文化大革命”中,我从开始就被打倒,一直被批判,劳动,审查,上学习班,关牛棚,没完没了。孩子们由于受我们的影响,或者下乡,或者在家,连生产建设兵团都不让我家的孩子去,更不要说参军、到工厂,那些当时认为是好出路的地方,哪里也不让去。我们家没有值钱的东西,只有书,孩子只好在家看书。

  “文化大革命”什么时间能结束?孩子什么时间能上学?都不知道。

  1973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虽然,“白卷先生”张铁生交了白卷,在社会上又引起一股“知识无用论”的浪潮,但是,各大学还是愿意要好学生。我的小儿子参加北京邮电学院的考试,成绩很好,学校很想录取。当时孔飞还没有做结论,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没有结论本身就是结论。学校依据这一点就可以不录取,我跑到北京,找到总政治部,他们出具了证明。我回到呼和浩特,又找到北京邮电学院负责录取工作的老师,他们对我说:“你儿子考得很好,是第二名,你不要担心,我们不录取这样的学生还要什么样的学生!”我感到了希望。

  就在这时,听说有一个干部的孩子要占我孩子的名额,顶掉我的孩子。那时,上学的名额极其有限,有名额才能录取。再说,我们一直都没有“解放”,我很着急,怎么办?当时,我的儿子正在呼和浩特郊区下乡劳动,塞峰那时是郊区区委书记,我找到他。他已经知道我的儿子考得很好,学校坚持要录取。于是,他又调了一个指标,在他的帮助下,我的儿子得以上了大学。我很感激他。

  以后,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来往不多。在离休后,我们又开始走动。每年春节,他都来我家,我们一起说到过去,谈谈现在。他还是那么活跃,健谈,每次他都给我们带来笑声。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却匆匆的去了,我心里一直深深地怀念这个老同学。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0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在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7月5日)

<标题>=在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95年7月5日)

<类型>=g1

<作者>=王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同志们:

  内蒙古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关怀和指导下,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二年的筹备,今天终于成立了。首先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会,向前来参加这次会议的自治区党政、政协的领导和有关部委厅局的领导同志及有关单位的代表表示热烈地欢迎和诚挚的谢意。

  延安精神是我们革命的传家宝。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所形成的坚定的理论信念、崇高的思想道德、优良的品质作风的综合结晶,是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主义高尚情操之大成的瑰宝;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武器。在战争年代需要延安精神,在今天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需要延安精神。在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延安精神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仍然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延安精神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属于未来。在当前新形势下,深入学习研究、大力宣传弘扬延安精神,对自治区两个文明建设,对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提出的自治区的团结进步改革建设方针,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改革、建设、稳定的全党工作方针,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巨大的作用。

  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一个研究、宣传和发扬延安精神的社会团体、学术团体。研究会的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遵照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重大决策,研究宣传继承和发扬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延安作风,主要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实事求是,改革创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发扬延安精神的时代意义,为改革开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它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宣传延安精神,把延安精神传播到广大干部、群众和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当前我们所要做的工作,一是要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合自治区的实际,安排好研究会的工作,并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来检验我们的工作;二是要做好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工作,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研究与实际紧密结合,要同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结合,加强针对性,增强时代感。党的十四大文件和邓小平同志的文集,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向和丰富的内容,要在不断学习领会其精神的基础上,选定课题,进行科学研究,并有准备地组织好研讨会,把延安精神的理论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三是紧紧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接班人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有组织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地做好对各行各业、特别是对青少年发扬延安精神的宣传教育工作。弘扬延安精神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要抓住这个主题,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学史明志,追昔抚念,使广大青少年继承革命传统,树立良好的革命情操和道德风貌。各大专院校和有条件的地区、单位要逐步建立延安精神研究会、研究小组或课题组,作为宣传、弘扬延安精神的阵地;四是密切配合反腐倡廉、端正党风,发扬延安精神,应是我们当前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的重要课题。重温我们党的历史,联系当前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和自身建设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强调这一点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改革开放离不开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反对腐败、倡导廉政都需要弘扬延安精神,这项工作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五是要加强与各省、区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联系,交流经验,提供信息。注意与有关部门和团体建立密切的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一些重大活动,采取联合举办的形式。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传播媒介,采取多种形式,不断扩大对延安精神的宣传,促进延安精神的进一步发扬,使之生根、开花、结果。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进行长期斗争并取得辉煌胜利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时代需要延安精神,人民呼唤延安精神。邓小平同志早在一九八○年就告诫全党:“我们一定要宣扬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同志曾亲笔提词“延安精神永放光芒”;1994年,中共中央12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自治区大力倡导和弘扬延安精神,对于团结、教育、激励全区各族人民,全面落实“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工作方针,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新成立的延安精神研究会要遵循党的十四大精神,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指导,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重点,大力发扬延安精神,并以延安精神规范自己的行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心同德,开拓进取,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反腐倡廉;有志于研究、宣传延安精神的同志,一定要认真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在研究、宣传延安精神的工作中,有所作为,把宣传研究工作做好,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为加速自治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1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弘扬延安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2005年8月26日)

<标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弘扬延安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2005年8月26日)

<类型>=g1

<作者>=杨利民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尊敬的各位老领导、同志们: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红军胜利达到陕北70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老干部局和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在这里联合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弘扬延安精神座谈会”,重温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彪炳史册的英雄业绩,继承和弘扬永照千秋的伟大延安精神,很有意义。首先,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牺牲在抗日战争中的革命先烈表示深切的怀念!向为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老红军、老战士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老干部、老同志和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近代历史,中国人民曾饱受侵略、压迫和屈辱,特别是上个世纪三、四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最重,损失最大,苦难最深。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四万万中华儿女,以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是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彻底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它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因外敌入侵而割地、赔款、出让国家主权的屈辱历史,开辟了中国人民最终摆脱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和称霸世界的图谋,在战略上有力地支援了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深刻地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率先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面旗帜,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无数共产党人自觉承担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冲在了抗战的最前线,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民族之魂,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表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任何企图造成历史倒退的邪恶势力,最终都将被正义力量所战胜。

  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斗争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倡导下,蒙汉各族各界人士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浴血奋战,共驱敌寇,不断把抗日救亡斗争推向新高潮,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抗日活剧。1933年2月,中共内蒙古特委组织成立了蒙汉抗日同盟军事委员会,并发表了《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宣言》,庄严宣告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1936年2月,在云继先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给日伪政权以沉重打击。1938年9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当地各族人民团结抗日,有力地牵制了日本侵略者西进的企图。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东北抗日联军和各地抗日组织积极行动,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牵制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傅作义等人,组织所属部队英勇抗战,有力抵制了日寇的进攻。在抗日战争中,内蒙古人民表现了无所畏惧、赴汤蹈火的抗争精神,谱写了一部壮烈不朽、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的重大牺牲和卓越贡献。

  伟大的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延安精神就是我们党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和新中国的摇篮,从1936年到1948年,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指挥所、司令部。在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枢和战略后方,在这里战斗了13个春秋,作出了一系列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策,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延安这片赤热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孕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群众路线的根本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等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创立的,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在延安精神的指引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仆后继、奋斗不息。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兵员不过三万,根据地仅存一处。1948年3月,当党中央、毛主席离开延安时,我们已经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人民解放战争也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发展到200万之多,已奠定中国革命的胜局。新中国成立以后,延安精神同样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源泉,正是靠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我们才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修补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并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延安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传家宝”,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的烈火硝烟早已熄灭,但它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牢牢记取和大力弘扬。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潮头回顾抗战,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要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从抗战历史中吸取的伟大精神力量,转化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际行动,把伟大的延安精神真正转化为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谐内蒙古的强大动力。当前,我区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加快发展步伐,与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发扬延安精神这面光辉旗帜,全力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抓住发展机遇,强化发展理念,保持发展来势,增强发展后劲,努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待群众要有深厚的感情,对待事业要有满腔的热情,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必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永远保持延安时期那样一股工作干劲,那样一种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让延安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在全区上下形成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努力把各项工作推向新的水平。

  延安精神研究会是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一员,是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作为专门宣传、研究和弘扬延安精神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学习、研究、宣传、弘扬延安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自1995年成立十年来,在研究延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在新世纪,办好延安精神研究会,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希望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努力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积极探索,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不断把延安精神研究和宣传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列出重点课题,多层次、多视角地研究党和人民在延安时期的历史,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力求推出新的成果。要把宣传延安精神与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与举办有关纪念活动结合起来,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不断扩大延安精神在全党全社会的影响。要进一步加强与其他省区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和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要积极把那些自愿加入、善于搞研究工作、热心宣传延安精神的同志吸收进来,不断扩大队伍,充实力量。宣传部门、组织部门老干部们要进一步加大对研究会的支持力度,努力为弘扬延安精神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创造更加有利的工作条件。

  同志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伟大的抗日战争将永垂青史,伟大的延安精神将永放光芒。让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契机,大力继承、弘扬和发展延安精神,努力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的内蒙古增添新动力、作出新贡献!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2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在“两会”第十届理事扩大会上的致辞(2005年12月26日)

<标题>=在“两会”第十届理事扩大会上的致辞(2005年12月26日)

<类型>=g1

<作者>=杨利民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隆重召开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暨内蒙古延安大学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第十届理事扩大会,进一步加强研究会建设的有关事项,很必要,也很有意义。在此,我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为研究会校友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老领导、老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十年前,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众多老同志的积极倡导和精心筹备,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创举。十年来,研究会、校友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团结带领广大会员,深入开展延安精神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编辑出版了《回忆延安》、《烽火岁月》、《青史永存》、《见证历史》、《圣地之魂》和《一代英豪》等一大批历史革命系列丛书,成功筹建了延安民族学院城川纪念馆,组织开展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等重大活动和营造“延安精神林”等实践活动,在继承、弘扬和发展延安精神,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与此同时,研究会、校友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汇集了一大批对延安精神情有独钟的老同志、在职干部、专家学者、企业界人士和青少年朋友。实践充分证明,延安精神研究会不愧是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一员,各位老领导、老同志不愧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争取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性质,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思想风范,体现了我们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优良作风。半个多世纪以来,延安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的中华儿女,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建功立业的时代凯歌。历史证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延安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前进的“传家宝”,都是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世纪新阶段,大力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现,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精神研究会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在学习、研究、宣传延安精神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借此机会,我就进一步办好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提几点希望:

  第一,坚持服务大局,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十五期间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与在座的各位老同志的支持、关心是分不开的。当前,我区和全国一样,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前不久召开的自治区党委七届十一次全委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时期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描绘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新阶段的宏伟目标,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伟大的延安精神真正转化为加快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谐内蒙古的强大动力。希望研究会结合组织开展各种重大纪念活动,不断用延安精神教育干部、宣传群众,激励和鼓舞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永远保持延安时期那样一股工作干劲,那样一种革命热情,那样一种拼命精神,努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

  第二,要深入开展研究,力求推出更多的理论成果。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内涵极其丰富,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明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进一步深化延安精神的研究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最好纪念。老同志经验丰富、阅历丰富、知识丰富,有经历过延安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研究延安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希望研究会在确保老同志安度晚年、颐养天年的前提下,组织广大老同志通过著书立说、座谈研讨、学习考察等形式,多层次、多视角地研究党和人民在延安时期的历史,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力求推出更多的成果,不断赋予延安精神以新的时代内涵。

  第三,不断吸收新人,确保延安精神薪火相传。延安精神是人民的精神,它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新鲜活泼、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而长期以来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和研究。以延安精神研究会为载体和平台,把有志于研究延安精神的人组织起来,联结起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对不断推进延安精神研究事业的发展,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希望研究会不断加甄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加强与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职干部、专家学者的联系,加强与企业界、社会团体、青年组织的合作,积极把那些自愿加入、热心宣传和实践延安精神的同志吸收进来,不断扩大队伍,增添力量,注入新鲜血液,确保延安精神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第四,加大支持力度,积极为研究会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延安精神研究会是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组织,又是政治性很强的组织,还是老同志比较集中的组织。有关地区党委、政府和部门要关心与支持研究会的发展,努力为研究会开展工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要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研究会组织开展的各项纪念、宣传和文体活动。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弘扬、发展延安精神工作的宣传,结合有关重大纪念节日,大力宣传延安精神的历史背景和重大历史意义,宣传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最新理论成果,宣传研究和实践延安精神的先进典型,努力为研究会推进各项工作、弘扬延安精神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最后,祝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越办越好!2006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借此机会给各位老领导、老同志拜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安康、心情愉快、阖家欢乐!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3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浅论改革开放与民族宗教工作

<标题>=浅论改革开放与民族宗教工作

<类型>=g1

<作者>=云照光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有明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历届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里都有民族问题的内容,特别是1935年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的宣言里,专门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蒙古族的历史、现实、未来都有明确的论述和政策规定,核心是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诺全国夺取政权后,撤销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把原属蒙古管辖的地方划归内蒙古,实行民族自治。在长征走过的少数民族地区贵、川、陕、甘等省,吸收苗、夷、藏等族的贫苦牧民、小喇嘛参加红军,组成了藏族红军部队,由桑吉悦喜(无宝)负责,和红军大部队一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结束后,少数民族红军成员都参加了共产党,在陕甘苏维埃定边县和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深造。

  抗日战争开始,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如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冀中回民支队等,开展了抗日斗争。党还着重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陕甘宁边区从宁夏、伊克昭盟动员了一批回、蒙青少年到定边、延安党校学习,特别是从日寇侵占区的内蒙古大青山、土默川、科尔沁、东土默特地区由地下党动员,护送到延安一百余人学习深造。1939年恢复陕北公学,少数民族青少年都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中央做出了英明决定,建立了我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的高等学府——延安民族学院,在延安的少数民族满、蒙、回、藏、苗、夷族青少年和有志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汉族同志来民族学院学习,教职员工、学员达到300余人,开学时毛主席等党的领袖们为民院题词祝贺,从这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党的骨干、精英,在全国各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了传播革命的红色种子。同时在延安建立了回民协会、蒙古文化促进会、牧民招待所、成吉思汗纪念堂、成吉思汗图书馆、清真寺……,特别尊重少数民族的风格习惯,照顾他们的生活,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走向抗日前线,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又建功立业,成为栋梁之材,成为民族团结的先锋。党高瞻远瞩,为各民族的幸福生活采取了许多英明的措施,制定了非常好的政策。经党中央批准,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在1947年5月1日建立起来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了,这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建国后,回族、维吾尔族、壮族、藏族自治区相继建立起来了,尤其是西藏自治区的建立和改革,百万农奴站起来了,从奴隶制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在各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教育、培养人才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去西藏开会、参观,见到了由奴隶成为自治区党政领导人、解放军少将、教授、专家学者、文艺家、作家……。谁能想到,在短短的十几年里有这么大的变化呢?西藏地区牛羊遍地、五谷丰登、高楼林立,水电站、风力发电、飞机场、高速公路、市场繁荣、生活蒸蒸日上,汽车、火车交通四通八达,从一个奴隶社会跃进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信仰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伊斯兰教、佛教的传播,佛事活动,清真寺、喇嘛庙得到了保护,信教自由是名副其实的,是党的一贯政策,我在参观拉萨布达拉宫时,国家正在花费巨资在维修,有的地方新建了清真寺、喇嘛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这样好的政策,才能使各民族和汉族一样,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同步前进,为建立繁荣、富强、进步、和谐的伟大祖国共同奋斗。

  改革开放的30年,清除了一些陈旧的、错误的、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措施,消除了民族歧视、民族隔阂,重点支持了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信教自由得到了保障,教民心情舒畅,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全民团结,亲如一家。

  从内蒙古自治区看,改革开放的30年,各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吃粮自足有余,道路四通八达,有了高速公路,乡乡通油路基本实现;防沙治沙取得突破性进展,过去的不毛之地,现在草树成荫,沙尘暴减少了,生态建设取得了辉煌成果,工业更有大的发展,遍地有能源基地,电、天然气除本区使用外,大量向北京、上海等地输送,支援了首都和大城市的建设,乳业的发展在全国屈指可数,呼和浩特成为中国的乳都。内蒙古能生产大吨位重型汽车、越野车、卧车,这是历史未有,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自治区一个鄂尔多斯市就有二百多亿的财政收入,全区财政收入达到一千多个亿,人民生活改善了,医疗、教育、低保等等,有利于老百姓的好事增多了,全区各族人民形成一个团结、进步、繁荣、和谐的局面。改革开放的30年是各民族经济、社会大发展的30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的表现,真是人杰地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从未有的奇迹。

  综观世界,由于民族问题(部落问题)、宗教问题没有解决好,经常发生矛盾,甚至是战争。中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民族观,从各民族一律平等出发,信教自由,很好的解决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中国是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典范,这是为众多事实所展示出来的,也是世界上有良心的人、客观看实物的人所共识的。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做任何事,不会是十全十美的,一些分裂分子,“藏独”“东突分子”是敌对势力,他们是反华、反共的,但是不得人心的,是为各族人民所唾弃的。

  我们工作中有错误,在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方面个别地方也有些问题,经济生活中还有低保户、贫苦户,我们还处在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没有解决。但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在世界格局中是举足轻重的,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功战胜了地震、冰雹自然灾害,这是伟大的创举,是有目共睹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30年,以人为本,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我的梦想和中国人民的梦想是一致的,我始终认为,作为国家领导人,必须听人民的呼声、尊重人民的意愿、关心群众疾苦,维护人民利益,想人民之所想,办人民之所需。中国人民的梦想,就是要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追求和平进步、和睦相处、和谐发展。”总之是发展经济,为各族人民谋幸福,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党和国家领导的誓言,是人民的心声。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总指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4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树立延安革命精神为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标题>=树立延安革命精神为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类型>=g1

<作者>=锐军

<发文单位>=

<姓名>=马克思

<内容>=

  重温革命历史,再提延安精神,意义是极其深远的。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时期仍然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我们都是经历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风雨的老同志,体会更为深刻,看到共产主义的蓬勃兴起,也看到了它的曲折、损失。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成长道路,革命成功靠的是什么?

  一靠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坚定的人。他们具有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说到底就是革命的全新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柱,革命党人才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面前,不怕牺牲,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胜利,敢于抛头颅洒热血。

  二靠正确的政治路线。回顾党的历史,革命的道路是漫长曲折的,左右倾错误的干扰,曾经给我们党带来巨大的损失,但以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结合起来,树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以后,我们的党才逐渐成熟,不断发展壮大,并走向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

  三靠团结一致,顺乎民心,得民意向。每个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的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起了中流砥柱的实际规范,它大得民心。

  我们今天谈延安精神,我想上述就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近几年来,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应当肯定。而却被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的渗透,侵蚀了一些人们的思想灵魂,成了他们自私和交换的行为,到处所见,致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及可贵的延安精神,被一些同志,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忽视了,不讲了,不坚持了,甚至背道而驰。这些人工作作风漂浮,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个人利益膨胀,他们“为钱为权”不惜损害党的形相、利益,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给我们党风、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污染。

  陈云同志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确实不假,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尚未彻底肃清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从未有放弃过“用武、用文”的手段,颠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这个大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加警防“和平演变”和被糖衣炮弹击中而蜕化变质。

  在这个关键时刻,很有必要大张旗鼓地提倡延安精神,学习延安精神,发扬革命传统,消除腐败现象和自私行为的积弊,已成为当务之急。

  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和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一种神圣的精神支柱,全面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目标,就难以顺利实现。

  延安精神,不仅仅要宣传,而要以身作则的行动,用它来衡量、鉴别人们一切执行的准则,必须将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中。

  1990年元月19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5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回顾母校的光辉历程传承延安精神

<标题>=回顾母校的光辉历程传承延安精神

<类型>=g1

<作者>=刘璧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依靠党政军民共同奋斗,形成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它是井岗山精神,遵义精神和长征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延安精神是民族的,也是大众的,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汇流的中国的革命精神,它是中华文明史上的精华,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和财富。延安精神表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它主张脚踏实地,不尚空谈,反对教条,反对僵化,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经验主义,以科学的态度创新地工作和学习,使延安红星闪亮,成为民族之光,希望之光。延安精神体现了忧国忧民,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使命感,它也体现了我党是当代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所愿望的拯救国家民族的杰出的代表,凝聚着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奔赴延安追求真理,实现理想,一展抱负的行动。延安精神是一种自信、自强、自尊、奋发向上的精神,所以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这正是真正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格。延安精神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种革命精神、创业精神和牺牲精神。

  现在我们改革开放,都要使图强意识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有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现实理想的灵魂。过去我们培养人才是很重视讲建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近年来被有些人忽视了。我们回顾过去,就是要在现在的认识基础上,呼唤和开拓未来。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目的,就失去了精神支柱。我们不要妄自非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要发扬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更需要延安精神。结合当前实际和社会实践,继承、发扬和发展延安精神,以延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贯彻党的五中全会精神是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我的母校是陕北公学和延安民族学院。母校的学习生活是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服从于抗日形势的,是与改造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紧密结合的。我在学习期间,经常听到党中央领导作的形势报告,学习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党的建设、中国通史,近代革命史和联共党史等。通过学习,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和党建的基本知识,知道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明白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区别、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理解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为革命要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这些道理。而更重要是确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丰富了头脑,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去发展思维和创造能力。

  当时,红军从井岗山出发,经过遵义长征到达陕北。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党中央正确地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全国抗日峰火迭起,天空在燃烧,大地在流血,正如《保卫黄河》中唱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粮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炮洋枪,挥动了大刀长茅,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大家都在响应毛主席“学好本领上前线”的号召,不论在延河边、还是开荒的地头和窑洞里,都以一种战斗的姿态进行学习,读书不忘救国,以革命为己任。当时,学校的学员有的是跟着红军来延安的,有的是来自前线八路军的干部,也有的来自敌占区,有的来自国统区。这样,就把红军长征的革命奋斗精神、前线同敌人斗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敌区工作的机智勇敢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大家吃着延安的小米,住着延安的窑洞,喝着延河的水,唱着延安的歌,高高兴兴地读着延安的书。一面紧张地学习,一面随时准备上前线,每个学员都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只要组织一声令下,没有任何个人犹豫,只有勇敢向前,表现了革命干部的光荣本色。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今天已进入九十年代崭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这些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幸存者,过去几经辛苦,不惜寒暑,奋斗几十年,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消灭私有制度。现在,更懂得人贵青年逞才智,菊重高秋晚节香的哲理,要保持晚节,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政治上的多元化,经济上的私有化,要坚持党的领导,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整体利益,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

  母校的学习生活是密切联系群众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培养广大教职学员所具备的艰苦奋斗,自立更生精神的结晶。它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发展边疆民族教育事业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时,全校教职学员无论在打窑洞、开荒种地、烧过冬取暖木炭、纺毛线、打草鞋、做棉鞋、背柴、打水井、盖厨房、做饭等都要向群众学习,都以党中央的领导和红军为榜样。特别是领袖风范感人至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艰难岁月中,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感人事迹振人奋进。就在国民党加紧封锁,大军压境层层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困死饿死我们的时候,没有菜吃,喝黑豆食盐水的时候,大家没有感到苦,而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参加了大生产运动,发扬了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搞生产劳动的劲头更大了。这种力量是党中央、毛主席和群众给的,也是从学习马列主义中得到的。

  毛主席对中央党校学员语重心长说的话给予我们很大鼓舞。毛主席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住得比我们阔气,有高楼,有洋房,有电灯,阔气有什么用呢?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窑洞,现在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我想毛主席的这番话,对当年我们住窑洞的人回味深长,感到亲切,想起我们在延安窑洞里度过的峥嵘岁月,心也是热乎乎的。我虽然不会以诗人的激情抒发心中的豪情,然而,深印在心中的往事,难以忘怀,常常触发起深沉的联想。自古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延安精神不能丢,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腐蚀,进行廉政建设,就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

  母校的学习生活是与整风相结合的,全校教职学员都经受了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整风是我党第一次在延安普遍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其目的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反对党八股以整顿党的文风,端正党的文学艺术路线作风问题。从一九四一年五月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是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阶段;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亦称《整顿三风报告》)开始到一九四三年十月是普遍整风阶段;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是甄别定案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整风普遍开展以后,延安民族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原来的延大)都合并为延安大学的组成部分,我们都成为延安大学的学生了。当时延大的校长是吴玉璋同志,副校长是周扬同志。开始,学校根据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组织学习了二十二个文件,大家在认真学习精读文件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联系学习、工作和思想实际,认识了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提高了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鉴别能力。

  整风转入审干后,就受到了康生的干扰。我记得在一次开大会前,人们还是喜笑颜开,满屋高歌,气氛很活跃。各院之间拉着唱歌子,鲁艺的张鲁同学唱起了《运盐小调》,把帽子拿在手上挥来挥去,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康生大讲“抢救失足者”,一时间乌云遮天,寒气袭人,在康生“左”倾思想影响下,误伤了一些人。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事非轻重”,“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并且对被搞错的人彻底进行了平反,从而保证了审干任务的完成,避免了重大的和全面性的错误,体现了党的领导和关怀,使大家经受了锻炼和考验,解放了误伤的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迎来了“七大”的胜利召开,战胜日寇和国民党,解放了全中国。今天,我们加强政治学习,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克服“左”倾和“右”倾,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重要的。

  四

  母校的学习生活充满了具有延安独特风格和独特内容与形式的丰富多彩文艺活动,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在我国文艺史上具有独特风格和独特内容与形式,是中华文明史上极其灿烂辉煌的一章。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家,延安成为革命文艺的摇篮。当时,在延安聚集容纳了众多全国杰出的,进步的文艺家和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革命文艺青年。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文学、音乐、戏剧、曲艺、美术等作品,我们都欣赏过,某些音乐、戏剧,特别是秧歌剧我们都演唱过。充满青春活力的大秧歌,蕴藏着人们无限的喜悦,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也蕴藏着惊人的财富,使我们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还有象《黄河大合唱》、《白毛女》、《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等等,都是革命斗争生活的见证,为革命文艺如何正确地认识时代和深刻地表现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样是大家爱看爱演的节目。我们每想起来,就牵动情怀,仿佛峰回路转,回到那终生铭记的岁月。这些革命文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我国人民斗争生活,对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有着深远的意义。

  当时,我党在文艺方面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方针和政策,这集中地体现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讲话》精神的贯彻执行,不仅对陕甘宁边区、延安文艺界和各院校影响很大,对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对国统区的进步文学艺术也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今天要发扬延安精神,也要重温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我们回顾和总结党所领导的文艺历史经验,也就是回顾和总结延安精神的各个组成部分,这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这不仅可以看到党和毛主席是如何成功和出色地领导了这一时期的文艺事业,也看到了我们当时学习生活的丰富多彩,并对安排我们离休后的生活是大有益处的。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对于提高今天文艺队伍的素质,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进一步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深化文艺改革,,培养社会主义文艺新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有重要的意义。

  五

  母校的学习生活始终是坚持党的领导,执行着党的民族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政策。从建校起,就坚持了党的领导,汉、满、蒙、回、藏、彝族都有党中央先后调来乌兰夫、高克林、王铎、刘景平等同志担任延安民族学院主要领导人,建立了党总支和各班党支部,对学员发扬民主,提倡五湖四海,毛主席题了“团结”之词,其他领导人也题过词。还进行着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这就成为少数民族教育史上的创举。在延安建有成吉思汗纪念堂、清真寺,成立了回民协会、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民族学院设有回民食堂、学生会,回、汉和蒙、汉自愿通婚,使各民族亲密无间地生活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党领导和关怀着我们,培养着善良的革命感情,坚贞的情操。

  在今天,党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在强调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要进行民族政策教育,维护各民族的团结。这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证。还要进行美育教育,把美育融化在德育之中,就成为高尚之美;融化在智育之中,就成为理智之美;融化在文体活动中,就成为健壮之美。

  我们的母校历史悠久,它具有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培养了大批有用的人才,对党和国家有巨大贡献。母校是发祥之地,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当我们含着眼泪回顾这难以忘却的光辉历程和一张张烈士们的面孔,使我的心绪很难平静。想起烈士们热爱党和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的精神,刚直不阿,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情操,至今都深深拨动着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心弦。我们在母校的哺育下锻炼中成长,在磨砺中成熟。回顾母校的历程,追索历史的命运,我们有欢欣,有激动,有时也有伤感,但更多是温暖、慰藉和激励。岁月沧桑,革命需要人继承,革命精神需要代代相传。要口传,作传统教育;要手写,写革命史和回忆录;要积极参加些校友会组织的有益健康的活动,健康、长寿,继续发扬奉献精神。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我们决不因赞美而傲然,也不因年老而颓伤,革命者的生命永远流淌着奉献的深情。只要我们自强不息,勇于开拓,勤学不辍,就一定会保持高风亮节,做到“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让我们披肝沥胆谱写千秋创业史,意气奋发精描万代幸福图。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6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重返延安

<标题>=重返延安

<类型>=g1

<作者>=刘璧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宝塔山高延水长,

  烽火岁月情难忘。

  五载窑洞攻马列,

  九洲狼烟弄刀枪。

  驱除倭寇挽危亡,

  推翻蒋匪振家邦。

  尔今结伴寻旧踪,

  激情澎湃慨而慷。

  1986年9月11日写于延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7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让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标题>=让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类型>=g1

<作者>=云成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因为我在抗战初期,开始投身革命就到了延安。曾在延安学习过几年,对延安精神了解一些,有些事亲身经历过。1990年9月,我有幸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的“老干部重返延安考察团”。我们这批“老延安”又回到了延安,重温了延安精神,对延安精神进行了深入的学习、探讨和研究,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延安精神的理解。

  什么是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我的理解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确执行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和路线,在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党和根据地的19个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社会实践的产物。

  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指挥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工作了13年之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和形成了宝贵的革命精神,这一革命精神只能叫做延安精神,因为她产生于党中央、毛主席所居住的延安。

  为什么讲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

  我认为,中国革命是遭受过很大挫折和失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毛主席经过了长期锻炼和考验,是我党英明伟大的领导者。历史证明,王明不行,陈独秀不行,李立三也不行。当然张闻天挂了几天帅,最后也是不行。创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人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带着农民和安源煤矿的工人上的井岗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经过实践的验证,证明了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毛主席只要在领导岗位上,中国革命就发展,革命力量就壮大,革命事业就前进,就胜利。一旦毛主席失去了领导权,中国革命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上重新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后,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最后到达了陕北。所以,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不能否认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华民族象巨人一样,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所以说,延安精神,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前提,就不可能有延安精神,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延安精神是具有历史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环境的。

  正确地执行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路线。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与苏联不同。苏联是从城市到农村。先是由海军波罗的海舰队和列宁格勒的工人共同起义,夺取了政权,然后再向农村推进。而咱们中国是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路线,才使得中国取得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李立三等搞了几年的暴动,把地下党组织暴露了很多,每次暴动都以失败而告终。唯有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胜利了,起义部队到陕北和刘志丹率领的部队会合,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所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这条路线才能行得通。在偏僻山区建立根据地,与广大农民结合在一起,建立血肉相连、相依为命的关系,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正确的战略路线。

  延安精神包括的内容: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

  3.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

  4.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5.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6.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奉献精神;

  7.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

  8.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

  如果高度概括延安精神主要有四个内容:

  ①一个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②一个信念——共产主义;③一个特征——艰苦奋斗;④一个灵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宗旨。我们党的产生,我们军队的产生,都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在这样一个目标下,斗争的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人民,就是把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当时我们在延安,不象现在工作人员有薪金,有各种补贴。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就是发那么点实物,如牙粉、牙刷、布手巾等。当时根本不知道牙膏为何物。生活十分艰苦,可大家没有任何怨言,为什么?因为大家是来革命的,不是来享受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时每个人的思想都很明确,所以都牢固地树立了这个观点。要记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以广大群众的最大利益为自己一切行动的最高准则。

  第二,就是树立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

  第一个是宗旨;第二个是信念。我们在延安受到马列主义教育和毛主席的教导以后,都明白了我们要搞的事业是共产主义事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搞社会主义。这个信念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坚定不移的。一个人没有精神支柱、没有信念是不行的。说起信念,宗教也是信念。有些人信这教、信那教,这也是他的精神支柱。而我们信的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语录》第一条说的就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内容: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每个人要有思想、要有抱负、要有信念。没有信念是不行的。没有精神支柱怎能行呢?那就等于政治上的“盲人”啊!要树立信念,就要有雄心壮志,一个人一生的路怎么走?干些什么?人嘛,晃晃糊糊来到这个世界,最后仓仓促促离开这个世界,怎么能行呢?一个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到底给社会做些什么贡献?对人类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所以说,信念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奋斗目标。很多烈士牺牲前所写的绝命诗,很值得一读,如夏明翰有一首诗流传很广,就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掉我一个,自有后来人。”年仅15岁的刘胡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毫不畏惧,仍在骂敌人,在喊共产党万岁。还有许许多多感人的英雄事迹。他们为什么都能做到视死如归、毫不畏惧?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没有共产主义信念能做得到吗?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信仰危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有好多年轻职工,在工厂呆上两三个小时,就跑回家享受舒适的小家庭生活了。这些人贪图安逸,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庸庸碌碌的生活一辈子,这种人是没出息的。当然,也不都全这样,一些有志青年,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回家以后,刻苦学习,上电大或者钻研一些技术,目的是将来要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后面这种人。现在是高科技时代,应该掌握科学技术,或者要有专业知识,才能跟上时代发展,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要学习苏联青年残疾人作家保尔·柯察金,他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在他临死的时候,不因为碌碌无为而懊悔,也不因为虚度年华而羞愧。而会说,我一生的精力和年华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这不是原话,是我凭记忆记下的话,大概意思是这样。)在50年代,青年人都要以此名言做为自己的座右铭,以此激励自己。至今这些话听起来仍鼓舞人心。希望同学们要有理想、有抱负。

  前一时期,由于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去,结果一手硬,一手软,使一些人出现信仰危机,甚至对共产党也产生了动摇。社会主义到底好不好呀?共产党还要不要啊?没有共产党行不行啊,等等,认识上模糊不清。这与当前国际上的政治气候影响有关系。所以,我认为,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就是人类社会必须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根本不能解决的矛盾——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当前世界各种矛盾的核心。这个矛盾解决不了,就不会有安定。安定或者说稳定是暂时的。为了这个社会制度的早日实现,应该干些什么,要有个思想准备,不能稀里糊涂地过日子。应该牢固地树立起革命的信念,即共产主义信念。

  第三,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特征。

  记得1939年的元旦,我们晚上会餐,改善生活。一个人发一个比鸡蛋稍大一点的馒头,不够就用小米饭补。一千多人就杀那么一口猪,不到200斤肉,不够吃就用土豆补。10个人一张桌,多半盆菜。什么五香面等调料全没有。1940年春节,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可吃,不是煮黑豆吃,就是煮高粱、煮栗子,都来不及加工,这我们都吃过。没有菜就吃点咸盐水。有时弄点冻白菜,放点盐煮着吃,有时上山拣点黑木耳,回来用清水煮着吃。木耳本来是好菜,可是不放肉和调料,吃着并不太好吃。住的是窑洞,是我们自己挖的,没有炕,没有炉子,就放一个火盆,屋内都挂霜。上课根本没有教室,夏天在露天地,找个避风的山沟沟上课。冬天就在自己窑洞内学习,不象现在有教室还有礼堂。那时整个延安才有一个杨家岭大礼堂,专供召开大型会议用的。有时上大课也到这个大礼堂,几个学校的学员集中到一起,由中央首长给讲课。除了我们民族学院以外,还有女大、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鲁迅文艺学院、抗大等。不过大课不经常上,每天以小组学习为主,每个住宿的窑洞为一个学习小组。每人发一本用很粗糙的纸订的笔记本,一个人一支铅笔,同时还发个小板凳。这个小板凳的用处可大了,学习用它、吃饭用它,偶尔看电影用它,晚上睡觉有时还拿它当枕头。没有黑板,就把土墙刨平,用锅底灰刷刷就当黑板用,条件十分艰苦。可大家都十分乐观,没有人讲怪话,都认真刻苦地学习。学校为了解决粮菜自给,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开荒;没柴烧就到深山老林去背柴;为了解决火盆用炭问题,就自己动手烧木炭……烧木炭是一项很艰苦的活儿。每个人汗流浃背,稍不小心还容易出伤亡事故,张思德同志不就是在烧炭中牺牲的吗?1939年冬天,有一次我和两个同学上山去背柴,山路很陡,半山坡有条小路,下坡时就连人带柴滚下山去。我们两个人爬回学校已是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了。当时我们完全可能把柴禾扔了赶回去,可我们没有这样做,认为柴禾不能扔,一定要背回去,受了伤也得背回去,不然怎么交待呀?叫人说你干啥去了?在当时来说,完不成分给你的任务是很可耻的事。生活上很艰苦,衣着上很简朴,不单我们学员这样,就是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是这样。许多中央首长包括毛主席,经常与我们几个学校的学员在一起,给我们做报告、上大课,他们穿的衣服也是打着补丁的。毛主席穿的灰布裤子膝盖上就打着两块颜色稍深一些的补丁,十分明显。有的首长穿的布鞋还裂着口子。头上戴的破灰布帽子也至少戴了三、四年了。我们学校的校长是李维汉同志,当时叫罗迈,乌兰夫同志是教务长,王铎同志是班主任。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吃大锅饭,一点也不特殊。当时就那么一个大灶,根本没有小灶。穿的衣服都是用自己的双手织出来的布……回想起来,在当时那种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坚持下来,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是艰苦创业精神。我们现在失掉的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所以党中央又重新强调要学习和发扬延安精神,宣传延安精神,邓小平同志1980年曾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把用理想和信念浇铸的延安精神发扬光大。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是我们革命的永恒精神支柱。过去,我们依靠这种精神,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和一切艰难险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应该世世代代传下去。”

  眼下,在我们党内的一些干部中,甚至一些高级干部,贪图安逸享受,搞特殊化,以权谋私,搞不正之风,他们早已把延安精神忘在了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因此,损害了党的形象危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前年在北京出现的政治风波,这不能不是一个因素。当然那一事件被坏人所操纵,走向了反面。广大的学生是爱国的,他们要求改变这种状况,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有些坏人利用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游行示威呼口号,最后静坐绝食等,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反革命暴乱了。

  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学习延安精神,是因为有些人忘掉了延安精神,或者是淡化了。几十年的城市生活,当官做老爷,无形中把过去那种艰苦创业精神给忘掉了。

  第四,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用毛泽东思想解决当前的、国内的、每个地区的、某一个部门的实际问题,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马列主义观点、方法,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不能搞教条主义。王明不是搞教条主义吃亏了吗?最后还不是下了台?实事求是,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我们党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可往往在具体问题上就偏离了这个轨道。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些事,就是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大搞形而上学,不以事实为根据,而搞逼供信,伤害了一大批人,损失惨重。

  现在,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偏听偏信,使工作受到了损失。要学会做到实事求是,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要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好作风。延安精神不仅属于老一代,也属于青年一代,不仅属于历史,而且也属于现在,也属于将来。

  第五,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的同志关系。

  那时的同志关系什么样呢?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相互帮助,以助人为乐事,真象兄弟姐妹。在这里我举一个小例子:我在延安曾患过阑尾炎,若是现在,坐上汽车,几分钟就可到医院,可那时根本没有汽车,是几个同学用门板抬我到医院的。急性阑尾炎,稍稍一慢就会穿孔,就会有危险。同学们一路小跑赶路赢得了时间。手术后,因当时条件差,伤口感染化了浓,本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结果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中不知碰破了哪个血管,又出了不少血,需要输血,跑来那么多同学,争着要为我输血,配上血型的给输了不少血,将我抢救过来。象这样的事儿,只有在革命大家庭里才能有。平常,同志之间不分你我,十分亲密。你一旦做错了什么事,随时都有人会善意地给你指出来,善意地提出批评,告诉你怎么做才对。被批评的同志也都能诚恳地接受,心中没有不快之感。都极力改正缺点。同志间十分团结,根本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说。如有谁的同乡或亲朋好友给捎些吃的来,或给点钱出去买回什么好吃的,总是往炕上一扔,大家共同来分享。所以,那时的人际关系非常融洽,非常友好。我时常怀念延安时期、战争年代的人际关系。那时,不论是同志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都是十分密切的,亲同手足。就连中央首长也是平易近人。如朱德总司令,经常一个人在大砭沟口、在延河边散步,有时好多人围住他问长问短,有时向他反映一些情况,他都认真地记下来。毛主席也时常出现在延河边,我那时还小,中央首长有时摸摸我的头,称我为“蒙古小八路”。

  第六,见荣誉就让,见困难都上的高尚风格,也是奉献精神。

  我们到延安不久,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有名的“大生产运动”。我们拿把镢头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烧木炭等。春季开荒种地,以队为单位,开展劳动竞赛。我被编入第55队,共有50来人。这个队以蒙古族学员为主,也有几个汉族同学,有几个未成年的少年也在这个队。一共七、八个队都想着把竞赛红旗拿到手。我们55队的女同志负责在山下做饭,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负责往山上给开荒的男同志送水、送饭。云照光同志比我小一岁,(现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也和我一样,担负着送水送饭的任务。山很陡,稍不注意就有撒的可能。每天送两次水、两次饭。每天吃完午饭就在山坡上躺着休息、乘凉。我们班主任王铎(曾任内蒙古党委书记。现已离休),他从校部开完会回来说,咱们队离拿红旗还远了,大家再加把劲儿。大家听了十分激动,纷纷请战,要连夜干。最后抽调了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加班干,吃了晚饭就上山,就这样加班加点干好多天,最后总评时,我们队在全校占了第一。在庆功会上,我们55队受到了表彰,在发旗的时候,谁也不愿意上台拿旗,最后还是班主任王铎同志去接旗,可是干活大家却抢着干。这就叫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这类事太多了。有些人做了好事回来也不说。特别是在评功会上,谁也不想给自己记功,尽量让给别人,推来推去,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就拿我来说吧,我身负重伤许多次,一次功我也没有要。在战争年代,我带领别人打仗,打完仗坐下来,积极为别人请功。

  延安精神总的来说就概括以上几个方面,说得不一定完全,也不定透彻,这只是个人的认识,愿意和大家进一步共同研究和探讨。

  当前,我们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党中央提出了五年计划、十年规划的宏伟蓝图,要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任务,要依靠什么精神支柱?这就得继续发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适用。永不过时,今后要使延安精神在各族人民和青年中广为传播,以鼓舞我们奋发图强、励精图治,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

  党中央建议制定的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既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的目标,也为亿万青年报效祖国、施展才干,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一切有觉悟、有志气的中国青年都应该自觉地投身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去,奉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谱写新时期爱国主义最壮美的篇章。

  (王素岚整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8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啊,延安!我回来了

<标题>=啊,延安!我回来了

<类型>=g1

<作者>=云成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啊!延安!我回来了

  ——重返延安参观革命遗址有感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回到阔别几十年的革命圣地——延安,

  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

  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

  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

  欣喜若狂,

  眼含热泪

  我既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我终于回到了延安,

  难过的是有多少当年一起来延安的伙伴

  此时已在九泉之下……

  我是一个退伍的蒙古族老兵,

  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

  经常打枪放炮追杀敌人,

  很少弄墨舞文,

  如今回到延安母亲,

  使我感慨万千鼓起勇气,

  挥泪握笔汇报几十年的战斗历程。

  为求真理奔赴革命的圣地,

  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辛,

  曾被伪军扣押打骂,

  曾被国民党软禁、诱骗和收买,

  然而都被我们顶住拒绝,

  终于在三九年的秋季,

  来到了想往以久的革命圣地。

  阔别延安整整半个世纪,

  五十年后我重返这里,

  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

  我的心情无比的欢喜。

  下榻后的第一个静静的夜晚,

  我思绪万千,彻夜难眠,

  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我曾吃过延安的小米,

  喝过延河的水,

  是陕北人民将我这个蒙古娃养大成人,

  是共产党哺育了我,

  使我懂得了革命真理和人生的意义。

  我曾和同学李存义在杨家岑大礼堂,

  给毛主席演过戏,

  演完戏有幸被毛主席接见,

  老人家亲切地对我说:

  “蒙古小鬼,要好好学习”。

  我曾参加过四一年召开的全边区运动会,

  在会上骑过朱总司令的战骑,

  绕会场跑了一圈。

  不少中央首长和我握手说话,

  鼓励我长大成一名骑马能手。

  报效祖国,杀敌立动。

  记得在清凉山底,

  参加过少年游泳比赛盛会,

  我虽再三努力冲击,

  可最后还是“名落孙三”倒数第一。

  还记得,

  在巧尔沟口有件往事我不能忘记,

  周总理、巴震旅长和邓大姐,

  由周扬同志陪同来沟口看戏,

  戏是马建林同志写的《血泪仇》,

  剧情十分感人,

  这些首长在看戏中为河南灾民的遭遇,

  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啊!这是大砭沟,也叫文化沟,

  一进沟就想起了当年冼星海同志,

  组织指挥的《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张老三,我问你,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的家在山西,

  过河还有三百里……”

  啊!这里是延安民族学院的旧址,

  到了母校附近我便控制不住自己,

  我有美语4言,感慨不已。

  但不知从何说起。

  我呆呆地站在半山坡上流着热泪,

  憧往昔,在峥嵘岁月里,

  有多少各民族的优秀儿女

  在这里接受过党的培育,

  懂得了革命真理。

  他们转战南北奔赴祖国各地,

  为本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努力。

  在延安学习过的蒙古族儿女,

  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

  有许多人倒下了,牺牲了,

  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我们每个活着的人,

  不能朦也不应该将他们忘记。

  还有不少同志在那“史无前列”的年代里,

  受不白之冤,

  含恨死去。

  在去延安的途中,

  我们到几处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寻找牺牲战友们的坟地,

  想添上一把土,放上一束花,

  以表达对他们的悼念和敬意。

  然而因历史的变迁,

  早被各种建筑所淹盖,

  我们只好在心中默默致哀和哭泣。

  一九四三年的春季,

  周扬同志找我们谈话,

  他说有特殊任务要我们去完成。

  我们不得不离开养育我们的延安。

  当要告别这里养育过我的故土时,

  犹如孩子要离开母亲,难舍难离,

  为了革命的胜利不得不含泪离去。

  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只想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报答党的恩情,

  如何报答陕北人民的养育。

  在战争的岁月里,

  我曾在定边保卫战中担任过右翼,

  著名的榆林战役中,

  和马洪逵骑兵团作战在外围,

  在整个的解放战争中,

  我们一直作战在边区北部,

  从榆林到定边,

  我们蒙汉支队千余骑兵

  在长城内外进行运动防御,

  有时唱个《空城计》。

  特别是在静边张家畔泸河边,

  我们阻击了马洪逵的两个骑兵团,

  血战了一整天,

  终于阻止了他们向党中央的偷袭。

  仗打的残酷激烈,

  一整天的战斗牺牲了不少战友和同志,

  我流着愤怒的眼泪向敌人冲击,

  终于打退了他们疯狂的进攻,

  党中央和军委发来贺电

  对我们进行了奖励。

  从鄂尔多斯草原一进入陕北,

  我如醉如痴好像在梦里,

  不敢相信我自己

  真像进入了陶源明写的《桃花园记》

  丰收在望的金秋里,

  山山绿阴盖地,

  川川庄稼如林,

  窑窑院内果实累累,

  家家门前欢跳着群鸡。

  放牧人放声唱情歌,

  农家女在窑前哼着《信天游》,

  啊,这就是哺育我走上革命的第二个故乡,

  这就是当年负担深重的陕北人民,

  如今丰衣足食一派繁荣景象。

  一进延安城目不暇顾,

  这哪里是过去的土房破窑?

  到处高楼大厦,工厂林立,

  商店比比皆是,商品琳琅满目,

  满山绿阴复盖,处处鲜花斗艳,

  人山人海,大小汽车川流不息,

  这哪里是往日的延安?

  只有那雄伟的宝塔仍巍然屹立。

  沿途所到之处,

  都受到党政领导的热情接待,

  就像接待当年的八路军亲切无比,

  悉心安排参观我们学习和战斗过旧址,

  瞻仰党中央、毛主席办公和居住过的地方

  使我们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战斗岁月里。

  特别是听取市地两级领导介绍延安的情况

  为延安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欢欣鼓舞,

  深感党的伟大和祖国的繁荣昌盛。

  更值得一提的是宾馆的同志

  为我们安排了地方风味美食佳肴。

  除细粮之外,还有红薯、南瓜、荞面和小米,

  使我们更加铭记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要继续宣传发扬延安精神,

  像延河水那样源远流长,代代相传。

  丢掉延安精神,就是对革命的背叛。

  最后用我的七绝作为尾声:

  戎马倥偬数十年,

  征途百战创业艰。

  解甲岂能归田去,

  要为历史续新篇。

  1990年9月于延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39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弘扬延安精神  开创幸福未来

<标题>=弘扬延安精神  开创幸福未来

<类型>=g1

<作者>=达成义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9年我到延安,1944年出延安,在延安度过四个多春秋。刚去延安入陕北公学,1941年入延安民族学院,1943年入延安大学。在这三所学校里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辩证法及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论。学习了开荒种地、纺纱织布、烧木炭、打窑洞、修建房、编草鞋等生产技能。也就是说,学会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学习的同时,还编写过一本“夫妻送公粮”剧本,演出过二流子转变等剧,参加过扭秧歌等文艺活动。程度不同地抗日、宣传了边区的大生产,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延安五年的学习中,耳闻目睹感人的事例很多,说起来恐怕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现在只把我亲自参与感受最深,念念不忘的几件事,即学习体会,开荒种地烧木炭,学蒙古语、整风运动及文艺活动,简述一下,以表示怀念之心。

  苦读马列。来到延安就是为了学习,自己抱着勤学苦练的精神,认真地攻读马列主义,每次下课后总得苦读几遍,直到领会贯通为止。将不会或有疑问的问题,在小组组织会议上提出,听取大家的见解,采取“君子好求,不耻下问”的精神,求助于他人。从学习中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人类的理想是共产主义,进一步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走向革命未来的道路。当前的问题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为此必须要加强民族团结,艰苦奋斗,齐心合力,奋勇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唯物辩证法,以存在为根本,事实为依据,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属于唯心主义,不足为信,从而提高了认识,消除了迷信,阔步走上了唯物主义思想。对问题要辩证的看,问题不在大小,而要看他的本质和规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任何人都是无法阻止的。处理问题必须要实事求是,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否则社会得不偿失,达不到预想的目的。艰苦奋斗为了达到将来的幸福,苦中有甜是辩证所得,经过努力才能做好工作,收到应有效果,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否则甜是不会自动到来的,所以说甜是从苦中来的,通过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甜的目的。为人民服务不是停留在口头而是要做在实处,取信于民,才是胜利的保证。在这一系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下,坚定了革命信心,懂得了工作方法,认为经过努力工作,革命以胜利终究会到来的。

  学习中的困难是很多的,但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自己没有纸笔在土地上写,没有灯,点上香火头看书,并利用星期日上山背柴,卖于厨房,买些纸笔来学习,总之在学习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达到了学习的目的。大家都知道在延安学习全靠自己,只要肯用功,就能学得好。在如此的情况下,我们对学习不但没有悔心,而且越学习越有劲,越开心,并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随身携带课本和讲议,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休息时间也不放过。认为只有学习好,将来才能做好工作。不管做何种工作,都需要文化知识,否则是不可想象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地下工作可能性大些,故请求领导让我到蒙语班学习蒙文蒙语一个学期,以备将来的工作需要。

  总之,在学习中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学到的知识适应工作需要。那时的想法与现在不同,求得不是专业,而是多面手,既有文化又能吃苦,在任何的复杂情况下,都能应付,才是理想的学习,所以当时的要求是,一要意志坚强;二要不怕牺牲;三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能吃苦耐劳;四要方法得当,取信于民,工作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我们学习要求和目的。日本要打倒,革命要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当时想的没有那么快,只知道努力学习,准备力量做好工作,迎接胜利到来。

  开荒种地。为了抵制国民党的封锁,中央发动了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人人响应,踊跃参加,都想为革命做点贡献。当时都是这样认为,打仗是贡献,生产同样也是贡献。陕北公学的55队,即蒙古队不例外,生产更为积极,开荒多,种的好,得到全校师生的表扬。记得我们陕北公学在全校大会上总结开荒成绩时,55队人均开荒四亩多,而别的队人均开荒0.7亩,彼此相差不是几分,而是几亩,震动了全校师生。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成绩呢?不言而语,马列主义教育的结果,同志们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想学习的好,就得齐心合力,努力劳动,加油生产,他们在加班加点,中午不休息的时间上来开荒种地的,所以才收到如此效果。

  当时很多学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有钱家庭,劳动的苦处他们是体会不深的。通过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织布纺纱,辛勤劳动,才知道粮食,穿衣来之不易是农民经过劳动付出很大的汗水而收获来的。他们对工农有了感情,靠近工农,再不嫌工农的油腻和污水了。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了变化,在感情上和工农融合在一齐。这一特大的进步和转变,收获胜过书本学习。书本上讲无产阶级革命,脱胎换骨,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一系列问题,在劳动生产中才亲身感受到,并在此问题迎韧而解认识到了。所以说,劳动的意义重大,它不仅生产出粮食,而且改造了自己的思想。这是个特大的收获,要铭记在心。

  生产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从1940年到1943年,三年的开荒生产中,在粮食蔬菜方面,获得了大丰收,可以说粮食基本过关,由过去的小米饭,减盐水,吃到馒头和新鲜的蔬菜。每周吃到二顿到三顿馒头,对我们来说,伙食大大地改善了,劳动者有饭吃,进一步深入人心。记得1943年食堂中垛满了黄瓜、茄子、豆角、西红柿等蔬菜。这些蔬菜都是同学们亲手种起来的,吃起来特别香甜。国民党的封锁,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大大激发了边区工农兵的劳动热情和反封锁的意志。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边区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堡垒,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压不倒的。

  总之,大生产运动,不仅收获了粮食,抵制了国民党大军包围和封锁,而且锻炼了本人,改造自己,在思想上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日本投降后,各条战线上都有延安的学生,他们在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逐步走上了各自重要的工作岗位。今日回忆起来,这些成绩与延安学习、艰苦锻炼是分不开的。

  烧木炭。在延安蒙古学生烧木炭有两次,第一次是陕北公学,第二次是在延安大学。解决了冬季取暖问题,得到校方的好评。第一次烧木炭,我亲自参加的,第二次由于整风受到影响,未能参加成。现在我把第一次烧木炭的感受简述一下。

  1940年秋,眼看冬天就要到来,陕北公学没有烧火燃料,几千人上课就是问题,校领导决定55队去烧木炭,自力更生,解决全校师生过冬的燃料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55队师生没有说二话,高兴地接收任务,开往土黄沟烧木炭。土黄沟位于延安城南60余里地,沟很深,树林茂密,虽然不是原始森林,但是树木高大,灌木林立,人通行都是问题。我们在破旧窑洞里住下。当时是深秋季节,枝叶茂盛,呈现出一片深黄色景象。我们分成若干组,三五一组分头去干,有的挖土搬石头砌烧窑,有的砍树木,割成两米长的节,准备烧料。听吧,满山人喊声,斧头声响成一片,使森林中各种飞禽走兽,四处奔跑逃散。不几天,工作就序,开始进行烧炼。记得,有一次,在山洞里拾到一头野猪,可能是听到人喊声,害怕误掉入洞里死去的。这下可把同学们高兴坏了,一口同声地说,多时不吃肉了,这次要饱餐一顿。野猪肉虽然不如家猪肉好吃,但是,比起米饭来还是好吃的多。所以大家吃的很开心,饭给饿人吃,总是香甜的。

  烧木炭是一个劳动过重的体力活,没有技术不行,没有体力也不行。要将大树砍倒,割成两米长的节,而后背到烧窑口装在窑里,点火看火候,出窑时将烧成的木炭拿出,捆好运回。这一系列的工序要负出全身的力量丝毫不能马虎。特别是出窑在40度左右的高温下,要使出全身力气,一分钟都不能耽误,全神贯注,眼急手快,不怕热气逼人,耐着性子,才能拿出来,稍有不慎,就会死灰复燃,前功进弃。凡是出过窑的人都知道,光着膀子,冒着大汗,由白变黑,才能完成此任务。这种活没有做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同学们在劳动中,除给公家烧木炭外,利用晚上时间给自己烧,准备烧几窑,卖点钱,解决些纸笔问题。当时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纸笔和灯油的问题。有好多同学在学校里常利用星期日上山背柴,卖于食堂,买些纸笔用,今天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当然要利用起来。记得我们二班同学在生活班长赵有南的带领下,烧过几窑木炭,老赵说:“这是个好机会,在不影响白天的劳动下,我们烧几窑买些纸笔学习用,完全是可以的。希望大家加油干”。可惜的是这几窑木炭并没有用上,由于回校及时,无人料理,全都给了公家。

  开荒种地得到好评,烧木炭更不落后,我们不但要烧的多,而且烧的好。经过一个半月的烧炼,完成了任务,凯旋归校,全校师生见后无不欢喜鼓舞。第一次烧木炭是这样,据说第二次烧木炭也是如此,得到全校师生敲锣打鼓,站队欢迎。凡是住过杨家湾的陕北公学和桥儿沟的延安大学的师生,我想都不会忘掉蒙古学生这段光荣历史吧。

  转班学蒙语。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高岗任校长,高克林任副校长,乌兰夫同志任教务长。学生有汉、满、蒙、回、藏、苗、彝七个民族。蒙汉学生占大多数,用蒙、汉两种文字教课。民族学院成立后,根据文化程度编为研究班和一、二、三、四、五班。五班是纯蒙语授课班,由包彦负责任教。当时把伊盟来的不懂汉语的学生编一个班,以教授蒙文课为主。我是二班学生,在学习了一段时间后,我常考虑的一个问题,以后毕业出去工作,若分配自己到牧区做地下工作,不懂蒙语怎么办?怎么能团结群众,开展工作是个问题。于是就下决心学习蒙语,怎么学?经过教务长乌兰夫的同意,准备由二班转到五班学习蒙语。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思想转变。

  五班有20几位学员,全用蒙语授课,同时也学些汉语文,他们文化不高,但是学习认真,情绪饱满,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在五班学习了一个学期,每日除上课,听讲外,常和同志们进行交谈,练习蒙语。同时,我用一个学期背念会四本蒙语词典,算是下了苦功。但是由于语音掌握不准,连找词不会,未能用上。我说出来,他们听不懂,他们说出来我听不懂,看来白下功夫,也不容易。不过经过这段学习,给以后学蒙语,蒙文打下良好基础。

  第二学期我又回到二班学习。蒙语虽然没有学会,但是认识不少同学,并成了好朋友。1944年,我毕业赴前线时,五班的同学还送我,甚至有的要求一起到前方去,如王楚克、杨秀清等同志就是这么要求出来的,一同赴前线进行抗日斗争。杨秀清是个好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革命坚决,工作认真,说起来没有一个不佩服的。不幸的是1945年在东四旗,被敌人打死,今日回想起来,实感悲痛。

  整风运动。1948年,毛主席宣布整风,开始学习文件,主要整顿党风、文风、学风不正的问题。用“惩前必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反对党风宗派主义,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的问题。于是整风运动在延安各机关、学校部队全面开始了。延安民族学院不例外,进入整风运动。开始以工作人员为主,后来转到学员,人人头上摸一把的方式进行审查。不过这一年主要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进行正面教育为主。

  1943年,为了加强整风运动深入的开展,中央决定把鲁迅艺术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社会科学院等校合并在一齐,在桥儿沟成立了延安大学,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周扬,秘书长是宋侃夫。民族学院从大砭沟搬到桥儿沟,统一归延安大学领导。民院整风组长是刘春,成员有龚亦群、王群等人。整风逐渐深化,转入到思想检查和历史审查。大会斗争,小会坦白,实行车轮战、抢救失足者的逼供信都使了出来。不久我被卷入进去,开始我有些生气,认为实打虚招不是办法,后来有些害怕,于是就找王铎同志谈话,王说:“你要实事求是,不要乱说”,他一番认真负责的话,说的我很开心,但是吃了不少苦头,抢救运动中,用车轮战把我整了七天七夜。我是按照王铎同志的教导,实事求是,硬着性子往过挺。当时整我的唯一证据就是从敌战区来的,奎璧同志给我捎来的两元钱是特务费等等。有什么办法,有口难辩真伪,只好硬着让他们整。记得有一次陈夏权同志接受指示来动员我说:“你快坦白了吧,何必受这罪呢,我已经坦白了,还有挂面吃”等等,我说“怎么坦白,编也编不来,况且王铎同志教导实事求是,假编一套,其不是欺骗了组织吗?”他再没有往下说,站起来走了。整风将要结束时,毛主席已经发现扩大化,承认错误,提出严禁逼供信时,王志强还抓住不放,问我:“你在学校和谁最好”,我说“一般,没有什么最好的,也没有最坏的”,“不对,你和陈炳宇最好”,我说“我们是叔侄关系,谈不上关系好不好的问题”,“是呀,陈炳宇是你的叔叔,他是特务,你为什么不是呢?”气得我半天说不上话来,只好点头应纳,心想原来如此,便开口说:“那好,请拿来纸笔,我好坦白交待。我写到:“王志强主任说陈炳宇是特务,所以我也是特务”。王看后,暴跳如雷的骂:“你是特务,为什么说我说的呢?”我说“我不知道,听你说后才明白”王志强就把纸条扯毁,再不和我谈了。整风中我经受的苦处大致如此,蒙受了一年半的不白之冤。

  延安大学的整风是比较激烈的,每天大会斗争,小会坦白交待,什么CC,复兴等特务组织和国民党的丑恶面貌都暴露出来了。不坦白当场镇压,每日晚大会上至少有五六人逮捕。行政学院宣布,某班12人,已有11人坦白交待了,现在就留下班长,正在审查中,民族学院第一班也开始坦白交待“我是特务”、“我是特务,一口气坦白了十余人,他们真是特务吗?不是,而是在逼供下承认的。可见当时的整风是激烈的。1943年8月,毛主席发现整风运动扩大化,伤害了一些好人,于是下令承认错误,纠正偏差,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审查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方针政策。对已发生的问题要进行甄别定案。经过甄别宣布受害者没有问题后,可把同志们高兴坏了,这个说“共产党就是伟大的”,那个说“毛主席英明”,异口同声说:“我们党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等等。

  整风扩大化,身受一点伤害是事实,但是也学到不少东西。通过整风提高了认识,开阔了眼见,明确了是非,坚定了革命信心,为将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在整风运动学到的东西,这个收获不简单,胜过书本学习几倍。它不仅割除自身的缺点和毛病,而且给未来工作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参于文艺活动。整风后期,一切都平定下来了,再不思前顾后,提心吊胆了。在心情舒畅,精神焕发的基础上受到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的影响,首先学会了扭秧歌,同学们扭自己也扭,抱着世上无难事的精神来学习,并且开始学习写剧本。原想写剧本,是文化高的人才能办到,现在也顾不得那些了,抱着大胆创新的精神开始创作。当时正是1943年春节,以农民踊跃交公粮为体裁,写出二人台“夫妻送公粮”剧本。经过老师龚亦群的审定批准,在春节全校联欢会上演出。不料此剧本被鲁迅艺术学院看准,拿到校秧歌队,在春节正月演出于延安各街头,得到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好评。为此解放日报的记者也来采访,在思想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剧本写成并演出了,感到很荣幸。接着又想到能否当演员,学校搬到定边后,自己积极报名参加校方的演出队。经过排练,在定边广场舞台上演出了“二流子转变”一剧,受到群众的欢迎。自想其实世上无难事,就怕不用心,只要用心,总是会成功的,在精神上又得到很大的鼓舞。从此不断把排练演出,在校领导的指示下曾到盐池三段地白区边蒙古接壤地演过几天。记得当时住的庙厢房,吃的无筒饭,成了戏子,心里十分好奇。群众异口同声地说这戏班子不简单,还有空角。旧社会就是这么看法,不足为奇。问题是我这个不爱说话,不爱活动的人,甚至别人跑跳,还讨厌的人,今天即活跃起来,登台演起剧来,不能说不是一个特大的转变。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自己,翻来覆去的想,归根结底,还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的结果,整风给的力量,使自己开阔了眼界,壮大了胆子,清除了爱面子心里,才出现了如此的成绩。以前左顾右虑,只怕演不好,被人耻笑,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今天如此大胆写作和表演,显然是自己思想进步,学习成绩,收获的具体表现。

  在延安学习五年,经过艰苦劳动,刻苦学习,收到上述成绩。所以一直念念不忘,铭记在心。对于这段学习,要有明确的认识,他不仅增加了革命知识,开阔了眼界,加强了工作能力,而且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为将来革命工作铺平了道路,永往直前,直到胜利。

  总之在延安学习是艰苦的,成绩是显著的。我们学习的很开心,很快乐,在这革命的圣地,言论自由,畅所欲言,心情十分通快。我们每日吃的是黄晶晶的小米饭,锅巴称为列宁饼干。洗的是延河澡,喝的是延河水,所以说延河的水养育了咱。吃饭虽然没有食堂,但十人一组吃起来非常热闹、香甜,不一会儿就可以吃饱。上课很简便,挂一块黑板,挂在土墙上就可以听课,老师滔滔不绝的讲马列主义者,同学们一丝不苟的记在心里。每次讨论会上争论的面红耳赤,以辩明是非为原则。特别是每周的生活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更为尖锐,认真地检查自己,诚恳地批评别人,改正错误成了加强纪律的有效方法。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纪律,做坏事,说坏话,一致认为革命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只有坚决执行纪律,加强团结,革命才能取得胜利。领导常教导,“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我们共同的认识和维护纪律的呼声。

  陕北公学55学生,大部分是从敌战区来的,家庭贫寒,无经济来源,组织上给了特殊的照顾,即按时发被毡、衣服及学习用具。记得我入校时,叔父给了一元钱,自己用六角钱买了一个茶缸,三角钱买了一个根匙,留下一角钱买了一个针,一把线,说起来不算最苦的,不过人人如此,亦就感到无所谓了。当时学生的习惯,茶缸随身带,既当吃饭碗,又当洗脸盆,根匙插在衣兜处,作筷子用。入学后在公家的优待下,给了一个被子,一条毡子,一套衣服。在不过火的土坑上铺些草放上薄毡即可睡觉。在这冬暖夏凉的窑洞里睡下感到热乎乎的。每年发两套衣服,即一套棉衣,一套单衣。没有衬衣只好将换下来的旧衣服,经过修补剪缝成衬衣穿。记得我就曾经缝补过两个半袖衫,穿起来满起劲。没有鞋穿用旧衣服布打草鞋或四处找寻旧鞋去掉帮子,缀上布带当草鞋穿,总之,穷则思变,废物利用,也是生活出路。生活如此艰苦,但丝毫没有感到困难,只觉得有趣。每月给两张油光纸,一根笔,供学习用。

  艰苦朴素的生活教育了自己,锻炼了自己,使自己成了坚强不屈的革命者。在学习中随时听到土窑洞里的马列主义声,延河里的水流声,宝塔山上的警报钟声。日本帝国主义经常来延安狂轰乱炸,敌机不是12架,就是30架,将延安城炸成个土平。凡是在城里住的人都搬到城外了。延安人住的土窑洞,再炸也没有关系。所以说延安有三宝,即小米是一宝,土窑洞是二宝,延河水是三宝。自己常常谈论和念道“延安山水养育了咱,土窑洞里学马列,喝水思源想故土,成才不忘延安情”。离延安时恋恋不舍,出延安后常常想延安。延安是革命圣地,中央所在地,他指挥着全国革命,冲破层层困难,取得全国胜利。延安的精神是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这种革命精神推动下,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叫人怎么能不高兴呢。

  上述就是我在延安学到的东西,亲身的感受。通过学习提高了文化,开阔了眼界,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掌握了革命基本知识,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即阶级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和民族解放的重任,为将来工作打下了基础。就是说通过学习,增添了自身的力量和办法。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0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发扬延安精神  继承革命文艺传统

<标题>=发扬延安精神  继承革命文艺传统

<类型>=g1

<作者>=陈清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大学内蒙古校友会暨民族学院校友会,在辞别80年代和迎接90年代开始的时候,举办辞旧迎新发扬延安精神的座谈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活动。曾在延安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每忆起30年代40年代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所度过的艰苦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岁月一访,又回到了青春的时代。每当见面论起当年那种紧张的战斗生活,劳动生产和工作中那种冲天的拼搏干劲,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间那种亲密无间的骨肉情谊。以及对党对革命对人民的坚定信念和无限忠诚等等,经历和体会时,都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无比振奋。

  我是革命的晚辈。但从亲身经历,也感到能从1940年2月加入到中国共产党所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在抗日战争后期能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学习,受到延安精神的哺育和薰陶。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时期,时时都感受到延安精神所给予自己的巨大力量。

  关于延安精神,1980年12月,小平同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曾指出,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地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小平同志这段话,既说明了延安精神对于今天所具有的重大现实意义,也概括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延安时期,我们党全面地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得到了巨大发展。我们的党也空前壮大和成熟。延安精神,就是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延安精神,体现着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党的作风,党的道德精神和最高的党性原则,也体现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勤劳勇敢的品质神圣尊严。

  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认为,在文艺领域,在文艺这条战线上,发扬延安精神,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不断成长和壮大,也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课题。现在,我们的文艺团体和文艺队伍,和延安时期相比,无论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队伍是好的,成就也是很大的,这一点,党和人民是充分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也不能忽视文艺战线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资产阶级但由化思潮对文艺队伍的侵蚀和影响。我没有作深入系统地调查和研究,但也耳闻目睹接触到一些现象。举几个例子:

  一、有一位文艺单位的同志就给我说:“时代不同了,你们那套大道理吃不开了,现在是钱能顺气儿,钱能提神儿。过去,下乡演出,搬箱子,装台子,要钱吗?顶多来点儿夜餐费,哼,一讲就是几张大团结……。

  二、世界观问题讲得很少了。

  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兵相结合基本不提了。

  四、电影、电视中裸体的镜头和床上的镜头多了。

  五、社会效果和四个坚持被当成左的框框也不敢理直气壮的讲了。

  总之,延安精神少了。文艺中的新人,大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青年人有很多优点,最大优点是年青,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正由于年青,也就呈现出许多不足,对中国的历史懂得很少,对中国革命史,党史懂得更少,缺乏革命的体会和锻炼,经不住各种不健康思潮的浸蚀等等。

  因此,对这些年轻人就有一个如何宣传、传播延安精神的问题。

  延安精神不可丢!

  发扬延安精神,继承革命的文艺传统!

  延安精神万岁!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1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

<标题>=要继承和弘扬延安精神

<类型>=g1

<作者>=赛希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中华魂》,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党的方针、政策、剖析国内外热点问题,批判错误倾向和言论的好刊物。这个刊物越来越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近四年来,我是《中华魂》每期到手,大部分文章都阅读了,有的文章我是复读几编,反复琢磨、深刻思索,直到抓住中心、领会其内涵为止。对这个刊物,我是越读越爱上了它。下面就我对延安精神的学习体会,谈点初浅认识。

  一、延安精神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胡锦涛同志说:“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十三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孕育了延安精神”。那么,延安的十三年在中国的革命史上做出了什么贡献?概括起来,就是三条:

  1、在这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2、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里走上成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3、由于前两条就使得革命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消灭了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夺取了新民主主义的最终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所以,延安精神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它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同步的。如果讲延安精神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首先就应该讲,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也是说,延安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长期革命的斗争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

  二、什么是延安精神?

  我看到的对延安精神的阐述有五种提法:

  1、《中华魂》2006年第一期新年献词里写道:“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革命精神,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实现民族振兴进程中的伟大时代精神”。这是讲“三个伟大的精神”。

  2、《中华魂》2006年第一期46页《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文章中提到:“延安精神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言论与行动相统一的求实精神。延安精神是言行一致的精神,是说得到做得到的精神,是说得好做得好的精神”。这是讲“三个是”的精神。

  3、《中华魂》2006年第十期刊登了8月29日至30日,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理论研讨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在贺信中说“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在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组成的重要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百折不挠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讲“五个是”。

  4、江泽民同志在陕西考察工作时讲话中说:“延安精神体现了我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体现了我们与时俱进的风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这是讲“三个体现了”。

  5、胡锦涛同志2006年1月27日在延安与老区人民共迎新春时讲:“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这是讲“三个集中体现”。

  以上的讲话和文章论点,都是正确的,是对延安精神的精辟论述,是互为补充、实事求是的、是对延安精神的高度概括。特别是胡锦涛同志论延安的高度精神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重大作用,对延安精神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阐述。这三个“集中体现”,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延安精神的实质和丰富内涵,正确的把握延安精神的精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也可以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中最显著、最突出的特点。

  三、怎样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中,回答了今天要不要弘扬延安精神以及怎样弘扬延安精神的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将历史形成的革命传统作风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同我们今天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了。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延安精神是常青的。它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推移而失去其灿烂的光芒和极珍贵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它只要与实际结合、与时代结合,延安精神就是永放光芒的。

  胡锦涛同志把怎样弘扬延安精神归纳为四个方面,即四个“就要”。他说:“今天我们弘扬延安精神,就要坚持正确的理想信念,自觉学习和忠实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定不移地为全民建设小康社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奋斗;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既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就要坚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增强忧患意识,注意防微杜渐,厉行勤俭节约,厉行广大干部群众在前道路上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四个方面包括了我们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

  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去。二是要体现到求真务实的精神状态上去。三是要体现到艰苦创业、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上去。四是要体现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上去。

  在弘扬延安精神中,要紧紧抓住几个重点人群。一是领导干部,二是舆论队伍,三是青少年。青少年是我们的希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赢得了青少年,就赢得了未来。只有青少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才能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2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弘扬延安精神

<标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弘扬延安精神

<类型>=g1

<作者>=戈夫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撰写和论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弘扬延安精神这个命题,我们首先简要的了解特色社会主义和延安精神这两个概念,两个名词术语的内涵实质和外延的内容。这绝不是说,分析研究问题,从概念与名词出发,而是为了增强发展与弘扬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它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古老中国进步,关键在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产物。

  那么延安精神内涵实质又是什么呢?“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这个范畴内。

  这两个概念,两组名词术语,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关系又是什么?有什么异样,共同的理论基础或理论特征有哪些?

  我认为,这两个概念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辨证的统一,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和我们中国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统一,前者是客观事物的主体,这个主体要发展、深化;后者则是思想路线、所走的方向道路、举措的问题。二者缺一不可,相依相存,一个要发展,另一个要弘扬,都要发展光大。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一棵大树两个枝,一脉相承。紧密结合中国具体的特定环境背景和历史任务,形成的社会制度与思想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发展、选择什么方向、所走的道,要靠延安精神牵引、作动力;延安精神弘扬光大,永放光芒,要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载体深化。二者同驾齐驱,共荣国璀璨,双翼齐飞,创造辉煌的业绩,都有灿烂的前景!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之越来越宽广,步入历史的隧道。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个“始终不渝”和四个“坚持不移”,即始终不渝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推进和落实“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的战略要求,坚定不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这条路,达到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复兴伟大目的。

  如何在这个复兴和发展的大时代,全力弘扬延安精神呢?一要坚定信心,下定决心排除万难,树雄心、立壮志,弘扬和光大延安精神;二是延安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要加深理解其内涵外延,深刻认识它的伟大意义,虽然黄土沟,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但放在四海之内皆准的真理;三是通过正规的党校,或学习等形式,设立一门延安精神内涵外延的课程,培训队伍,教育干部,特别是建国时参加工作的领导同志,要深入反复学习这一精神;四要让延安精神“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的脑海,使延安精神在青年一代人中深深扎根,开花结果丰硕,使之校园文化承载对延安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焕发勃勃生机,永葆青春;五要运用多种载体,采用各种形式,多种渠道,各种会议、社会实践,重走红军路,瞻仰革命旧址,利用现代网络等手段,传承这一伟大精神。

  总之,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弘扬延安精神的过程。二者表里一致、相得益彰。前者越深化,成就越辉煌,越要大力提倡、贯彻延安精神。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所处的现状与时空,可以开动脑筋,创造适合自己形式。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延安精神也亦会发挥其有效的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伟大的复兴,发展到一个辉煌阶段,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广度!

  正如一首诗概括的好:

  延安精神开山花,地球村落独一家。

  特色社会主义好,光照四射满天涯。

  2008年5月第一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3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藏头诗三首

<标题>=藏头诗三首

<类型>=g1

<作者>=杨啸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

  延水滚滚日夜流,

  安邦定国是源头。

  精绘蓝图凭巨手,

  神州大地展鸿猷。

  永远奋进不停步,

  放眼世界争上游。

  光彩壮举垂青史,

  辉煌伟业耀千秋。

  藏头的8个字为:

  延安精神永放光辉

  (2008年1月18日)

  二

  宝塔耸山顶,

  塔身浴朝阳。

  山下群贤聚,

  高空雄鹰翔。

  万千革命者,

  众志坚如钢。

  景致无限好,

  仰望国运昌。

  藏头的8个字为:

  宝塔山高万众敬仰

  (2008年1月23日)

  三

  毛公挥手洒甘霖,

  泽润工农万众心。

  东方神州升旭日,

  思深虑远建党军。

  想象蓝图妙笔绘,

  万年基业定乾坤。

  代代子孙颂功德,

  传递薪火有后人。

  藏头的8个字为:

  毛泽东思想万代传

  (2008年2月18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4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介绍一本好书

<标题>=介绍一本好书

<类型>=g1

<作者>=包汉臣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塔拉同志(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正军级)所著革命回忆录——“平凡的人生”一书好的很。好就好在。他在写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他是完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表述的,通篇未见夸张的、吹嘘的字句之故,更显得真实性和可信度很强。在政治性、可读性、趣味性、艺术性方面均属上乘之作。是一部笔法细腻、文字流畅、文情并茂、有声有色、内容丰富,很有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作者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付出了很多心血,写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剪影,看了令人肃然起敬,心情激动、热泪盈眶、感慨万千、爱不释手。封面设计的也很好,在巍巍大青山的画面上,镶以书法家布赫同志的苍劲有力的题字,互相辉映、相得益彰、赏心悦目。

  整个回忆录表述的是,他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从一个农村无产者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的历程,换句话说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真实经历。因为他个人的经历紧密地联结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进行变革社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经过的历史道路。所以他很自然地介绍些老一辈革命者,特别是蒙古族老一辈革命者如乌兰夫、李森等人的早期革命活动情况,同时也表示了他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敬重和怀念的心情。

  他的回忆录是一部党的民族政策的颂歌,是蒙汉民族团结胜利的凯歌,是悲壮激昂的正气歌。热情歌颂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塔拉同志在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工作的一段时间的情况,写的也很真实。那时,他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位没有害人之心的好人。可就是对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放过他,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妻子也受到牵连。在文革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唯成分论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们作为一名讨过饭,当过长工的农村无产者也没有沾上一点点光,这究竟是为什么?但他仍坚决相信:只要共产党在,天塌不下来。相信总会有“驱散乌云见青天,春风化雨暖人心”的一天。今天回首往事,对于我们颇有教育意义。

  塔拉同志的革命回忆表明: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多少灾难,又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才换来了今天的大好时光啊!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的“……我之所以写回忆录的原因,就是想通过我的人生历程,使后人从一个侧面了解过去,了解旧社会,了解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解革命和建设的艰辛和困难。也就是了解内蒙古社会发展进程及军队建设的历史情况……作为对后代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份礼物,奉献给广大读者”。他决心在自己有限的晚年,为实现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认为塔拉同志的革命回忆录——“平凡的人生”不愧是黄金难买的教学参考资料。我特地介绍给广大读者,特别是教育战线的读者同志们、先生们。

  按我的政治思想水平、知识能力,我之所见如有不当之处,望读者谅解!

  2004年5月29日写毕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5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窑洞学院

<标题>=窑洞学院

<类型>=g1

<作者>=乌嫩齐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五谷丰登、秋高气爽的时节,内蒙古曾在革命圣地延安工作和学习过的一批老同志,乘车踏上了重返延安的征途。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这些老同志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冲破重重难关,背井离乡,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指导下,投奔到了这块中国抗日的中心和总后方。当时,他们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的小青年,如今,都已年过古稀了。星转斗移,日月经天,转瞬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他们是应邀参加延安大学60周年庆典的。此情此景,他们无不激动异常,感慨万千。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困难的岁月创建的一所新型综合大学。延安大学在内蒙古的校友,多数曾是民族学院的教师和学生。民族学院,是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的,校址设在延河南的大砭沟,人们也称文化沟。在延安,这是有名的文化活动中心。民族学院院长是高岗,副院长是高克林;乌兰夫任教育处处长,王铎为副处长;刘春任研究处处长;总支书记刘景平。民族学院的学生来自祖国的西北、西南、华北和东北各地,包括汉、满、蒙古、藏、回、苗、彝等7个民族的优秀青年,其中蒙古族学员人数最多,占全院学员人数的40%。他们来自大青山、土默川、鄂尔多斯、察哈尔和东蒙地区。从陕北公学的蒙古青年队,到民族学院再并入延安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培养了400多名各族青年,其中蒙古族学员即有150多名。民族学院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也为全国解放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领导骨干和优秀民族工作者。他们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踊跃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民族学院的创立,是中国共产党执行民族政策的一个创举。各少数民族学生在这里和睦相处,茁壮成长,恰似中国各民族团结抗日、共建新中国的缩影。刘春同志作词的院歌,充分表达了学子们共同的崇高的革命理想。歌词是:

  我们是各民族的优秀子孙,

  我们是中国真正的主人。

  汉、满、蒙、回、藏、苗、彝,

  亲密地团结在一起。

  今天是各族学习的伙伴,

  明天是革命中战斗的先锋。

  同志们,让我们携起手来,

  高举起民族革命旗帜,

  迈步走向平等、幸福、各族团结的新中国。

  当年民族学院的学员们就是唱着它勤奋学习,唱着它奔向抗战前线和解放战争各个战场的。

  正因为延安民族学院是内蒙古一批老同志革命生涯的起点和成长的摇篮,所以,这批老同志一到延安,即先奔向大砭沟,寻找当年的校址和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土窑洞。他们不顾旅途疲劳,不顾坡陡路窄,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有的拄着拐杖,有的互相搀扶,硬是攀登到黄土高坡上的土窑洞跟前。山坡上全是一片片酸枣林,满山红橙橙的酸枣,好看极了。当年曾在这里住过的塔拉(原内蒙古军区副司令)、云照光(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政协原副主席)怀着激动的心情,当起了讲解员,向同行者介绍着这一排排土窑洞。这里有乌兰夫、王铎、刘景平、孔飞等住过的窑洞,窑洞前有块平坦的坡地,是他们当年的篮球场。在窑洞前立着一块石碑,记载着民族学院的历史。这些窑洞,虽经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淋,多年失修,早已不堪住用,但这是历史的见证。正像今天的延安人说的:“没有当年他们住过的这些土窑洞,就没有我们今天新盖的砖窑洞和高楼大厦。”这些土窑洞,虽然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当年的物质生活虽然困难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但他们仍坚持以膝代桌,拾木为笔,借月作灯,黑豆充饥,愉快地学习生活着。云照光同志介绍说:“当时的物质条件就是这样,但我们精神非常乐观愉快,除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课外,业余时间就在这不规则的球场打球,到延河耍水,在窑洞前的坡地上吃饭。人们说延安的小米好吃,其实有时候连小米也吃不上,常以黑豆充饥,但大家过得很充实。”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说得好:“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的确如此,“窑洞学院”作为延安岁月的记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正是这一所所“窑洞学院”,造就了成千上万文韬武略的革命精英。

  2007年6月26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QH0046

<书名>=《枣园情怀》

<参考文献>=《枣园情怀》

<目录>=编后

<标题>=编后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内蒙古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延安精神研究会始终把继承、研究、弘扬、实践延安精神工作放到首位。为此,在宣传上,重点是出版回忆录、纪念文章和理论文章。《圣地之魂》系列丛书之六《枣园情怀》,就是为了继承革命传统,弘扬延安精神,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本书历时近一年,现付梓出版。在编辑《枣园情怀》一书的过程中,我们努力搜集资料,认真求证,积极进行编选,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

  本书以回忆文章为主,还有纪念文章及如何弘扬延安精神等文章。书中给我们留下许多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些史料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我们编印《圣地之魂》系列丛书,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胜利来之不易,是无数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艰苦奋斗换来的,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使年轻一代了解、熟记历史,学习延安精神,加强道德品质教育,成为新一代栋梁人才。

  今年是延安大学成立70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圣地之魂》系列丛书之六《枣园情怀》,同时也是向延安大学校庆献的一份厚礼,是一件十分有纪念意义的事情。

  由于时间相隔甚远,有些事实核对困难,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望指正。

  在本书即将同广大读者见面之际,我们向各位作者与支持出版这部书的远方出版社,表示衷心的谢意!

  《圣地之魂》系列丛书还将继续征集稿件继续出版,希望老领导和同志们继续积极撰稿,奉献有关图片、资料,支持“两会”编辑出版工作。使这一很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事情继续进行下去,用延安精神编辑出版书刊,我们将努力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共勉之。

  编者

  2008年8月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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