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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1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出版说明

<标题>=出版说明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顾延安整风运动,深感其教育作用之深刻,其意义之重大,其影响之久远。因为正是通过延安整风学习,全党认识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方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延安整风运动50周年之际,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编辑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建》编辑部联合召开了纪念会。这部《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就是从会上发表的文章中选编而成。

  本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延安整风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加强党的建设的巨大作用。第二部分,侧重论述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及其在新时期的继承与发扬。第三部分,探讨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发扬延安整风精神,搞好党的建设,特别是培训干部的工作。第四部分,论述了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另附延安整风运动纪实,根据现有史料,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有关史实。

  这部书的选编出版,得到彭真同志的关怀,并以他的一篇文章作为代序。

  本书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李琦副会长、郁文副会长和王淇理事指导下选编而成。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李鉴、王海珠、赵令楷、陈希梅、蔡宁、孔应高等同志和中共中央党校王杰同志的帮助。李鉴同志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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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2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精髓(代序)

<标题>=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精髓(代序)

<类型>=g1

<作者>=彭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实事求是。它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给延安中央党校写的校训,也是我们现在、将来都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延安中央党校由毛主席兼校长,我任副校长。开学的时候,我问,党校是不是应该有个校训?毛泽东同志说,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来党校修了礼堂,毛泽东同志题了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简要概括。实事求是,就是反对自以为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不尚空谈,就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就是要实干,不讲空话。

  什么叫实事?实事就是客观的实际情况。求是,就是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产生主张、意见,产生路线、方针、政策。主张、意见等是对是错,要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样才能从实际出发?还是毛泽东同志那个话,不作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管是谁,不论他多高明,没有调查,没有系统的调查,就不可能了解实际、了解社会,处理问题就不会完全对。怎样调查?调查要达到什么目的?调查不能是在屋子里把结论写好了,出去找点例证。调查的目的就是了解现实。什么现实?是客观的现实,不是主观的现实;是全面的现实,不是片面的现实;是本质的现实,不是现象的现实。当然,全面有过去的全面,现在的全面,还有将来的全面,但它总是客观的。这个话,我是一九三七年第一次听毛泽东同志系统讲的。那年,我们白区党的代表团请中央同志讲话,毛泽东同志讲,看问题,要客观,不要主观;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表面。他说,如果同志们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党内很多争论是可以不发生的。在我们的历史上,路线错误的原因不就是主观主义吗?我看,毛泽东同志这个话现在还是灵的,还是真理。

  怎样达到对事物客观、全面、本质的认识?还是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军事时讲的那番话,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要详细地掌握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实际工作中正确的逻辑思维的过程。首先,要去粗取精。所谓“精”,就是与解决问题有关的材料,特别是决定性的材料;所谓“粗”,就是与解决问题无关重要的材料,要把它去掉。第二,去伪存真。与解决问题有关的材料又有真有伪,在决定用的时候要辨别真伪。不要相信那些假东西、使用假材料。第三,由此及彼。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所以,经过去伪存真,留下真实的有用的材料,还要由此及彼,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全面地掌握它。第四,由表及里,就是要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规律。要达到客观、全面、本质,就要采取这样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程序。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客观事物发展了,主观认识就得随着变。“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会变,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去求“是”。比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同国民党打,你死我活。九一八事变,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发动了,打起来了,怎么办?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好多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是杀是放?为了争取蒋联合抗日,把蒋放了,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土地政策也改变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开始时,有的农民明减暗不减,白天减了,夜间又偷偷送回去,因为他怕地主。后来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又不交租、不交息了。中央又提出,要交租交息。从没收地主土地,到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是多大的变化呀!还有,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了“国军”。过去我们红军的帽花是红五星,抗战时戴的帽花是青天白日,这又是多大的变化呀!这是不是实事求是呢?土地革命时期是实事求是,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实事求是。抗战结束以后,是打是和?全国人民,包括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都希望和平,全世界都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到重庆谈判,搞了个停战协议。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要打。解放战争打起来以后,我们的土地政策已不再是减租减息,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这时我们的帽花又恢复红五星了。打了三年半,我们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这个时候和抗战期间完全不一样了,和土地革命时期也不一样。就是这个时候,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各地也不完全一样。新解放区在两年以内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先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分浮财,因为那时新区农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如果没收地主土地,分浮财,果实会被少数“勇敢分子”得到,不容易分到真正勤苦劳动的广大贫雇农手里,而战争负担却要落在他们身上。所以,新区两年以内还实行过减租减息,以后才搞的土地改革。好复杂呀!但总的一条,都是实事求是,都是为了革命的根本利益。我讲这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实事求是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应用是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而随时随地改变的,既不能搞教条主义,又不能搞经验主义,当然更不能念来念去,就那么几句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

  ……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是谁?是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在延安时,刘少奇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同志听了很高兴,说讲得对,讲得好。当时我们党领导革命,改善工人生活,减租减息、分土地,为人民利益奋斗,革命是为他们,群众看得非常清楚。现在,人民委托我们管理国家、管理社会,我们成了国家干部,成了领导。但是,我们是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领导建设的,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但是,由于我们执政、领导建设,有些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现象上、在形式上人民却好像只是接受指挥管理的。再加上有些干部习染了旧统治者的恶习,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威作福,不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损害了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使本质同现象矛盾的问题更突出了。例如拿工厂的工人来说,在一些领导干部不实行群众路线的单位,工人们的感觉是:雇用不雇用,在厂长;开除不开除,在厂长;升级不升级,在厂长;发多少工资、奖金,在厂长;自己是什么主人呢?他直接感觉到的只是自己受厂长指挥、安排,而感觉不到,至少不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实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再说农民,他们经常感觉到的是,干部向他们派这个、那个任务,往往感觉不到自己是主人。我举这些例子,说明在我们执政以后,在人民是主人这个问题上,现象和本质有时是矛盾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现象同本质有矛盾也不奇怪,很多事物存在这种矛盾。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些年来,我们党传统的群众路线被削弱了。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普遍倡导实行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事认真地、耐心地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办。在我们执政以后,这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削弱了,放松了,自上而下的多了,自下而上的少了;有些事情应该办,但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最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决定,着重讲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注:本文选自《彭真文选》第668—675页,标题系编者所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3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发扬延安整风精神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类型>=g1

<作者>=马文瑞

<发文单位>=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姓名>=

<内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报告,揭开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序幕。延安整风运动,已过去近50个年头。

  50年前开展的那次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那次整风,使曾一度严重危害我们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大歪风受到整肃,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和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使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领会并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在全党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我党特有的三大优良作风,在思想、理论和作风上大大加强了党的建设,促成了全党上下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并由此促成了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和团结,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每一个经历过那次整风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时所受的教育是毕生难忘的。

  历史早已证明:延安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关于怎样解决党内矛盾,尽管毛泽东同志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就提出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原则并未被当时党的领导人所接受,所以党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一直未能找到正确的方法。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切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会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靠组织处分和采用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干部,首先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问题、辨别是非。这就要求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正是这样的教育运动。因此,从实质上来讲,延安整风,标志着我们党找到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识别能力,澄清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解决党内各种思想矛盾,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可以使党通过自我教育,进行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清除和防止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玷污党的面孔、侵蚀党的肌体。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与延安时期相比已有根本的区别。那时,我们党还没有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而今天,我们党则早已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了,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有这样的区别,延安整风的精神对于我们党的建设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我们党1945年的七大所促成的思想上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就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样,今天我们仍要以延安整风的精神来解决我们党内的思想矛盾、纠正不正之风,来建设我们党,并取得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胜利。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0周年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

  我们党从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第三代领导集体,都是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下大力气医治了“十年动乱”给我们党造成的创伤,纠正了党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左”的错误,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党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吸取了前一个时期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加强了思想政治工作,党风建设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正像江泽民同志指出的:“毫无疑问,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情况下,“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方面都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用延安整风的精神认真对待并解决这些问题,是摆在党的建设面前的一项重任。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就指出,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政党,但唯有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的三大优良作风。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三大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的集中体现。党风正不正,主要从三大作风发扬得好不好上可以看出来。而我们不能不痛心地指出,目前在一部分党组织、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身上存在的问题,却恰恰是因为同这三大作风相背离。

  就拿理论联系实际来说,其本意就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毕生都强调和坚持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这看作“我们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可是,在一些党组织,在一些党员和党的干部那里,这一优良作风却丢掉了,走了样,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所谓实惠,无非是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一切向钱看”。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则正是这种不良作风的表现。我们的理论,如果为这样的不良作风辩护、呐喊,那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不是可想而知了吗!“密切联系群众”与“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如此,在某些干部那里,变成了“密切联系领导”和“表扬与自我表扬”,引起了群众的极大反感。

  这些同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背道而驰的思想和作法,虽然在我们党内不是主流,只是发生在部分党组织、部分党员和党的干部身上,尽管发出这样的议论的人们的动机也并不一样,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低估它们的危害,不能丝毫放松对它们的警惕。“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早已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可以说,以三大作风为标志的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赢得人心的重要法宝,因而自然也是我们党取得和维持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三风不张,党乃灭亡”。在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反对演变的各种考验面前,我们党能否顶得住,在很大程度上就看我们能否很好地继承和运用这些重要法宝。

  我们很好地回忆一下延安整风的往事,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讲话,用延安整风的精神来深入地研究、分析我们党目前的状况,并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良倾向,尤其是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加以纠正,并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研讨,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

  全党通过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在上述重大问题上,正逐步取得共识。“从严治党”的艰巨任务,正摆在全党面前,希望我们老同志和党的有关部门,能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用延安整风的经验在全面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4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纪念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发表五十周年

<类型>=g1

<作者>=莫文骅

<发文单位>=

<姓名>=毛泽东

<内容>=

  在延安时,我有幸聆听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与其他同志一道学习和认真讨论,以改造自己和提高自己,并贯彻到工作中去。一瞬间,半个世纪了!这是翻天覆地的半个世纪,是祖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半个世纪。我能参加这一伟大的斗争,肉搏血战,并能看到胜利,又多么荣幸啊!

  回忆毛主席作整风报告的时候,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消极抗战,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统一战线频于破裂的危机关头。在这紧要关头,全国人民把挽救危亡,实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于我们党,党面临的任务多么艰巨!当时我党领导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反对了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反对“左”倾和右倾的王明路线,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和毛主席的威望日益提高,全党是团结的。但是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党内还存有相当严重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要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是困难的。这些问题,就是党风、学风、文风问题。因此,中央决心加以整顿。经过全党整风,开展有领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新的团结。反对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党八股,使全党面貌为之一新,完成了艰巨的任务。经验证明,整风对于加强党的力量,是有保证的。

  现在,我们国家处于新的历史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党的威望在国内外不断提高。然而,今后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复杂的,摆在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尖锐的。为了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业,必须很好地解决这些矛盾。

  在世界范围来看,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因此,国外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灵了,国内也有些人有如此看法。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规律看,社会主义社会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由于其社会内部的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的基本矛盾无法自身解决,这就必然被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所推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严重挫折是不奇怪的。在过去,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也经过很多年,私有制反对私有制还那么艰难曲折,而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反对私有制,那就困难得多,敌对势力总是妄图消灭社会主义。但是,根本原因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

  我党正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和反演变的严重考验,关键在搞好我们党的建设,做好自己的工作。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只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如有的人公开或秘密受贿,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为政不廉,搞特殊化,用干部任人唯亲等。党中央已看到这些问题,提出解决,这是好的。

  今天重温毛主席的这几个报告,并学习他身体力行的精神,是有着现实意义的。用延安整风精神,以解决当前矛盾是应当的,也是可能的。

  我想,我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是经过千锤百炼,成熟坚强的党。现在贯彻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优点,反对腐败,廉政勤政,安定团结。建设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充满希望!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5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最好的纪念

<类型>=g1

<作者>=李力安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委员

<姓名>=

<内容>=

  延安整风距今已经整整50年了。

  当时,我在晋察冀边区的一个县担任领导工作,1943年在地委参加了整风,规定学习的文件、整风遵循的方针和精神都是和延安一样的。今天,回想当年的情景和所受的教益,我感到无论老党员,还是年轻的新党员,对延安整风的最好纪念,就是用延安整风的精神,不断加强自我学习和改造,努力增强党性锻炼,这既是当年延安整风的目的,也是当前形势对我们新老党员的迫切要求。

  50年前为什么要进行整风?因为当时对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残余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的思想,这既是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产生党内思想分歧的主要根源。因此,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整顿三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因为宗派主义、党八股说到底都是主观主义的派生物。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轻视感性经验,夸大理性作用,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僵死的公式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轻视理论,夸大感性经验,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两者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是相同的,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用来指导革命,那就很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在这方面,历史上留给我们党的沉痛教训实在太多了。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0页)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有这种思想的人,在党内就要搞亲亲疏疏、帮帮伙伙,闹不团结,闹独立性。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26页)“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25页)党八股则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同志给它列了八大罪状,可见党八股危害之大。总之,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股歪风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因此,延安整风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整顿三风,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性,端正党的作风。

  延安整风把增强党性作为核心内容来强调,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增强党性不仅是党员加强自身修养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从历史上来看,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发生的几次“左”右倾错误,新中国建立后,在建设上的几次失误,说到底,都是由于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国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对准中国革命和建设之“的”造成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了增强党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全党党性坚强,路线端正,作风正派时,革命和建设就发展、就胜利,中国共产党实现的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不就是明证吗?可以说,党性的强弱,不仅是衡量一个党员是否完全合格的标准,也是判断一个政党成熟与否、有无战斗力的重要标志。纪念延安整风,就要把增强党性作为自己终生的实践课题。

  党性是由党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性决定的,是不会随意改变的。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性的具体要求又随着客观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变化而有所侧重。当前共产党员增强党性锻炼,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用气力。

  一是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作为一个党员,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尤为重要。当年,马克思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堡垒的坚固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列宁也没有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放弃进行革命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更没有因为屡遭挫折而停止自己顽强的奋斗。当前,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既没有解决,也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对共产主义始终坚信不移,是因为这种信念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胜利时就相信它,暂时遇到挫折就怀疑它,那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二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70年来,党为了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斗争。2000多万先烈的英勇献身,就是为了求得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如今,千百万共产党员的无私奉献,就是为了全体人民幸福的明天。当前,在和平建设时期,每个党员都应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自觉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过好“权力关”、“金钱关”、“利益关”,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对党员的起码要求。如果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不是全心全意,而是半心半意或三心二意,那就叫党性不纯或没有党性。

  三是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提出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客观实际时,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就前进;当我们的认识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时,就碰壁,就遭受挫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刘少奇同志更明确提出,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现在,实际工作中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对党的路线理解片面、贯彻不力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每个党员,首先是党员领导干部在实践中要自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要全面理解和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反对形式主义,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鼓实劲,求实效。把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课题。

  四是要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事业。不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科技大军、文化教育大军、劳动大军,没有亿万群众的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厦是建设不起来的。而没有严密的组织、铁的纪律,是不可能使这样一支宏大的队伍步调一致、朝着一个目标迈进的。但是有些党组织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现象。因此,作为党员,必须要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并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带领群众一道前进。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和组织,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做自觉执行政策决议,奉公守法、遵守纪律的模范。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各行其是的行为,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是与党性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必须坚决杜绝。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秘书长、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6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延安整风与党性锻炼

<类型>=g1

<作者>=陈野苹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随后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合称整顿党风的报告。自此以后,首先在延安地区开展起党内整风运动,然后在各个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公开机关陆续展开整风运动,成为全党一个伟大的运动,到现在已经50周年了。50年来,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纷纭复杂的变化,真可算是沧海桑田。我重读上述两篇文献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如晤故人,又如逢新友,至理名言,字字珠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温故知新,抚今思昔,不禁感慨系之。

  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它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12页)经过整风,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全党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心情舒畅,勇往直前;大大地增强了全党的团结,整齐了全党的步伐;全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大为发扬。总之,经过整风,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更加纯洁,战斗力更加坚强了。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它总结了我党历史上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学习方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贡献。

  延安整风运动,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又是一次普遍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运动。毛泽东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0页)“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同上)“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同上)“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19页)“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25页)“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27页)所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毛泽东的这些名言既说明了党性的含义,又指出了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增强党性的关键。

  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大不相同了。我们党处于和平建设时期,这对每个党员的考验,要比战争时期严重得多,复杂得多。战争时期艰难困苦,饥寒交迫,最严重的要抛头颅,洒热血。可是有些在当时称得起英雄好汉的人尚且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何况现在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是在和平环境生长起来的,他们面临着花花世界、金钱美女、个人享受等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考验,如果不提高警惕,站稳立场,有些人就会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和人民赋予我们一定的职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老实实做人民的公仆呢?还是做官当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甚至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是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是个人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简言之,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上,邓小平同志曾经打个比方说,打开窗户,新鲜空气进来,苍蝇蚊子也随着进来。新鲜空气当然有益于身体,问题是怎样对待苍蝇蚊子,是采取防范、抵制、消灭的办法呢?还是任其猖狂纵横,肆意滋扰,甚至自己也加入苍蝇蚊子的队伍,变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害虫?这些是对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考验。

  这些考验,最主要的是考验我们的党性纯洁不纯洁,坚强不坚强。共产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就具体的一个党员来说,党性就是党员的政治品德、思想意识、组织观念和工作作风在阶级性上的集中表现。纯洁而坚强的党性不是天生的,而是要经过一个教育、修养、锻炼的过程。一个党员党性的增强,除了党组织的教育,同志间的帮助以外,主要要靠自觉的修养和刻苦的锻炼,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怎样进行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整风学习是个好方法。延安整风的具体方法很多,我想举出几个要点:第一,要树立改造思想的正确态度。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任务,就是要改造人类世界,但要改造客观世界,首先要改造主观世界,才能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改造主观世界是一辈子的事,要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精神。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为了增加知识,最重要的是为了改造思想。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要把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如实地摆出来,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严格地认真地加以解剖,肯定成绩,指出缺点,分析原因,总结经验。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自己实际之“的”。第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是解决党内矛盾,解决个人思想矛盾,一定要采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为了团结。切不可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要深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7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一次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

<类型>=g1

<作者>=袁宝华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全体党员的自我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次整风,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

  1942年的延安整风,令人终生难忘。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以精辟的论述,深刻的分析,生动的语言,把开展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和要求,都讲得很清楚。他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反对党八股》列举八条罪状,把文风提到了党风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另一个整风文件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批判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提出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而且指出了文艺工作者如何去为工农兵服务。

  延安整风是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整风学习时,组织了由中央和各地军队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和中级学习组。主要是学习、讨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当时把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资料编成两大本,作为学习材料。还有其他一些学习文件。从全国各根据地调了一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中央党校从一个部发展到六个部。中央机关集中学习,边区和各根据地也都组织学习。

  在整风过程中,学习空气十分浓厚。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毛主席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中学习。各地新选出来的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开始,有些代表住在中央组织部,有的同志每次学习总是抱着一大摞书,一争论起来就翻书,引经据典,争得面红耳赤。

  延安整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调查研究。毛主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提倡实事求是。毛主席曾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山墙上。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中央党校被破坏,老乡悄悄地把这四个字的刻石埋藏起来,直到1948年后,这四个字才重新恢复原样。

  1941年11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经过精减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请毛主席到会讲话,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上。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主持。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听他讲话。突出的印象是他很朴素,很随和。当时生活已经好转,可毛主席还穿一件有补钉的大衣。那次会议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毛主席讲话的内容。他主要是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办事情都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他还说,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主义的危害之大。他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掌握正确政策。主观臆断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了解真实情况,又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要做到实事求是,了解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我们不了解外国,现在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作调查。他当时讲,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里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况,就要找日本战俘。那时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那里学习。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带头,真正沉下去,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只有王明这样的人小病大养,不做工作。那时中央专门作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决定,还有一个关于非党干部的决定,都是中央组织部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找了很多人谈话之后起草的,陈云同志也亲自找了许多比较有名的从大后方来的非党人士谈话。后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搞财经工作,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座谈会。调查研究,当时形成了风气。总的说,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对延安干部素质的提高有着明显的效果。

  在后期的审干过程中,毛主席一直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制订了九条方针。讲究实事求是,并且及时纠正缺点和错误。

  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延安整风报告发表50周年,有必要重温和记取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珍视整风学习的收获,发扬整风学习的精神——延安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延安整风的收获至少有以下几点:

  1.通过整风学习,大大提高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就我自己来说,入党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读起来,很多地方不懂,不甚了了。在延安学习,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学。学《共产党宣言》,是译者柯伯年作辅导。学《反杜林论》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是译者吴亮平作的辅导。我没有赶上学哲学,是整风中补学的。正如陈云同志讲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接着,学习了在延安出版的《农村调查》和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后来,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件。通过认真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也培养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热爱学习的习惯。

  2.通过整风学习,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毛主席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一段十分精采的论述。他说,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1页)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汉书》里提到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作了古为今用的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同上)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正是实事求是的道理为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统一了思想,变成巨大物质力量的结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时期开创的一代学风,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

  3.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的群众观点大大加强。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首先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完全地、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汇集分散的意见,变成系统的主张,变成政策措施,贯彻到群众中去,化为巨大的力量。这些,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成为千百万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做出了榜样。徐特立、陈毅同志都到杨家岭勤杂人员学习班上讲课。徐老讲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陈毅讲苏北反顽斗争。任弼时主持给一位姓杨的老炊事员祝寿,并写了一副对联:杨老不老老当益壮,祝寿长寿寿比南山。整风后期,我和几个同志帮助机关服务人员学习文化。他们多是前方送来的小鬼,文化水平低,但是都明白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学习都很认真。我要他们每天记日记,我给他们修改,改错字,改不通的句子,他们拿回去看,自己又去改正。后来,我到东北做群众工作,对贯彻群众路线,有深刻的体会。

  4.通过整风学习,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克服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谈转变立场问题时说,过去,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他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他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后来思想改变了,他发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毛主席的现身说法,对大家教育很大。毛主席讲,有些人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并没完全入党。这个问题使许多人大吃一惊。

  延安整风时,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饭后到延河边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在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许多知识分子说,在整风中,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陈云同志要我去桥儿沟参加鲁艺干部整风座谈会,党员、非党员都参加,吕骥、张庚、向隅、马达等同志都讲得很好。当时,诗人塞克说,过去我喜欢离群索居,思想脱离实际,两只脚是吊在半空中的,整风以后,我的脚才踏在中国的土地上。杨家岭的窑洞一共三层,我住一层,陈云同志住二层。上下层间有带木栏的土台阶。一个晚上,他提着马灯到我的窑洞里和我谈话。我详细地汇报了自己的经历、思想和学习中的看法。他指出我在党内的经历短,思想锻炼差,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思想。他看了我的学习笔记,做了许多批示,对我的教育很大。整风主要是解决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要用无产阶级立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正是因为大批干部经过思想改造,增强了党性,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才经受得住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成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我们应当吸取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培养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8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深刻的体会

<类型>=g1

<作者>=杨植霖

<发文单位>=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常委

<姓名>=

<内容>=

  我们党在历史上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都给革命造成致命的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了,但它们的恶劣影响还没有被系统地揭露批判,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影响,需要进行一次清算,以清除流毒。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各地很多追求革命的青年到了延安,给革命增添了新血液,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引起了党内的一些思想混乱,很需要整顿思想作风。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马列主义的学习,以整顿党的作风,总目的就是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

  1942年1月,我由原绥远大青山(阴山)经晋西北到达延安,2月中旬,党组织决定我到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刚刚是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之后十来天,我愉快地接受党的决定进了中央党校。我的思想一开始就带有教条主义味道,认为这一下就可以大读马列主义书籍,用马列主义词句解决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了。

  一进中央党校就学习毛主席整顿三风的文件,我觉得只讲中国党内问题,好像不是马列主义的学习方法,多少有些想法,思想斗争很激烈。但我相信党,不管怎样也下决心读下去,把《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文件反复读了很多遍,越读越有味,觉得有道理。但在讨论时还是展不开,不会理论联系实际,老是用报告的原话讲来讲去,始终不越过雷池一步。长征来的老干部能讲出一些具体事例,但也缺乏思想分析,如此三个月过去了,进展不大,思想上还有很多问题。

  中央党校的辅导工作很适时,按学习进度提出要求,让学员们找思想根源,特别是针对自己思想作检查,看哪些思想合乎无产阶级思想,哪些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号召大家要进行思想改造,来一次思想革命,把非无产阶级思想革掉,在思想领域中树立起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只有自己思想正确了才能对不正确的歪风进行批判、纠正。兵要精,武器要好,就是说要有无产阶级的整齐队伍,这个队伍要掌握马列主义的武器,那样就所向无敌了。

  要想学习好,首先要有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作指导。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专门写了无产阶级。他说,“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644页)毛主席举出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优点,又说:“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同上,第645页)因此,要检查一下自己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如果缺少无产阶级思想,或者不多,那就需要改造或者进行思想革命。

  三大歪风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革命的大敌,它是从哪里产生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加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三大歪风的思想根源产生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思想根源找出来了,那只有节制和改造它,才能打倒三个大敌。只有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批判、铲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才能彻底揭露教条主义的罪行,消除它的毒害。所以,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整顿党的作风的关键。

  思想改造,是思想革命的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一开始听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我自己就觉得搞了许多年革命,坐过牢、打过游击,到头来怎么还得改造?别的同志也有此想法。但是拿无产阶级思想、党的要求一对照,又觉得很应该改造。大家在学习和讨论中互相帮助,引用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报告中的话,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大家都用这种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确实也出过许多汗。用毛主席整风报告和其它著作为箭射自己这个靶子,收效很大,把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许多无产阶级的箭握在自己的手中,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个靶也就有了力量。这时对改造二字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实在是个救命之宝,并且认为每一个真想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迎思想改造,特别欢迎别人帮助自己进行思想改造。

  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界观,仅仅是一个开头,一接触实际,即理论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到自己,又遇到思想障碍。如我们在学习中,每个同志都要联系自己的实际,先由自己作思想检查,然后同志们批评帮助,大家思想交锋,对促进思想改造大有益处。例如:在八路军未上大青山之前,我从1934年到1938年前后搞过四次武装斗争,前三次失败了,第四次李井泉同志率八路军上大青山和我部(抗日团)会合才成功了。过去,我总强调当时是客观条件不好,参加学习讨论的小组里有和我在大青山打过交道的长征老干部,当即批评我是单纯军事观点。我说:我一心一意为党搞军队,怎么有单纯军事观点?一时接受不了。那同志又说:你只闹那几根枪,为什么不发展党?不发动群众?搞流寇游击……我当时几乎哭出来,好几天闷闷不乐,后来通过学习,越来越觉得人家说到我的病根上,觉得这是同志之间诚心诚意的帮助,一生也感激不尽。这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又是一场思想革命。又如1941年时,我在大青山担任绥远察哈尔行政公署主任,那时敌人在大青山南边,从呼和浩特以东到包头沿山边挖“防共沟”以防我方出山入川,而我们曾一度(约一个月)禁止平川人上山,理由是防止敌人派特务入山,一时形成山川对立,中央发觉指出这是“左”的错误,很快扭转了对立现象。大家问我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我说实事容易求是难,大家哄然一笑说:敌人封锁是实,打破封锁就是了,何必帮助敌人封锁自己呢?我很脸红,但很愉快地接受了批评和帮助。上面仅举两例说明,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思想改造这一课题。活到老学到老,思想也需要改造到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敌对阶级的思想总是经常向我们渗透,我们如不注意思想改造就会失去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

  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空前团结。党外人士的思想,也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靠拢。因而我们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又迅速地解放了全中国,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是在和风细雨的整顿中进行的。

  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中央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不可偏废。全体党员要全面执行这一决策,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保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注意思想改造,一旦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就昏了头脑。现在我们正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奋勇前进,在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之际,要记住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自己是共产党人战胜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这个法宝,在今天也仍然有着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常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09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类型>=g1

<作者>=郭述申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发表已经50周年了。回忆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对推翻三座大山、夺取全国政权、建设新中国所起的巨大作用,心情十分激动,也更加深了我们对它的重大意义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是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它是全党整风运动的总纲领。它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向全党宣布了整风运动开始。

  整风前,我们全党已有80万党员,绝大部分是抗战以来的新党员,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不少人不自觉地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广大党员干部中有工农出身、经过土地革命和长征的;有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地下斗争的,不少人曾受过教条主义的蒙蔽和影响。遵义会议虽已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在整风前,毛泽东思想尚未被全党普遍接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还没肃清。在党的负责干部中,许多同志经历过党的发展,也经历过党的挫折,看见党内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需要正确的答案。当时,我自己虽是已有15年党龄的党员,思想上就存在着上述的这些问题。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国统区白色恐怖严重,一些同志对全面情况了解较差,对革命能否胜利心中无底。因此,迫切需要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系统地解决以上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起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巩固的党,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报告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12页)这就是永载中国共产党史册的整顿三风运动。

  整风前,毛泽东同志已经写过不少文章和作过不少报告。如:《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等。党中央也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又重新调整了中共中央党校领导机构,毛主席亲任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直接领导整风运动,为整风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全党整风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的缩影。因为党校六个部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个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党的七大延期召开,所有报到的除在延安地区以外工作的七大代表,都参加了党校整风学习。

  我亲自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参加了两年多整风的全过程。我在党校一部参加一段的整风学习,受教育很大,使我终身难忘。以后,组织又分配我任党校三部主任,就是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工作了。

  党校三部学员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它由最早的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单位合并到中央党校,定为党校三部。学员都是在全国各地从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新闻等工作的干部,其中有一些专家和名人。群众给它起名为“文化人部”。学员中有少数非党人士。三部共有7个支部,200余人。其中的第七支部是有孩子的妈妈支部,是在整风过程中由女作家曾克同志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创办的托儿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托儿支部曾被誉为“红色的摇篮”。

  三部的整风学习和其他部一样,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我虽然担任三部的主要领导,在学习的要求上,我个人和学委会的领导,首先把自己作为一个学员来要求,和大家一样,反复学习文件,做学习笔记,写心得体会。参加小组、大组、支部、全校的座谈会、讨论会,谈对文件的认识、理解,提出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文件的精神剖析自己,有的重新写自传。在会后和同志们广泛交谈。对结合实际对照自己检查深刻的同志,还进行典型发言,让更多的人得到启发,受到教育。

  整风虽然用的是和风细雨的方法,但它毕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是要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立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革命,所以,自我斗争是激烈的,甚至还要经历种种矛盾和痛苦。

  在三部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几个同志向党交心的检查,至今难忘。他们有的说,自己原以为天生就是革命的,处处自以为是。学习了文件后,发现自己思想深处存在着一些并不纯洁的东西。有个作家说,很久以来,自认为是“戴着桂冠”参加革命的,觉得自己又进步又革命,同旧世界早就决裂了。其实,旧思想、旧意识还很深,小资产阶级王国在主宰一切。立场、感情、思想同工农兵格格不入。这次整风学习,才使自己从孤悬万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自己要用整风文件对照,重新写自传,并公开批判自己作品中的错误观点。

  还有一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女同志,长期自认为出身的阶级与政治无关,虽然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并且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但由于她没有和出身的阶级决裂,整风前,她生活在延安自由的土地上、革命的同志中,却悲观消极、心情抑郁,甚至感到没有赶毛驴的老乡那样自由。通过学习,了解到共产党的性质和改造世界的庄严使命,同很多同志交谈后,她受到了触动和启发。她向同志和党坦露了心灵深处剥削阶级给予她的丑恶的东西:看不起劳动人民,甚至鄙视新生的无产阶级,认为自己参加革命是对革命的恩赐。她的自我批判,使她从剥削阶级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

  另有一名非党的知名人士,我和他进行过多次交谈,他向我坦露,共产党要求遵守纪律他不能理解。我用很多事例说明:无产阶级的党和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战胜敌人。他在整风的浪潮中,也受到了教育。

  我在整风中,也彻底地清查了自己,把参加革命以来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错误,对照文件精神,一一分析,找到了最大的病根是主观主义,不能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往往站在群众之上而不能认真向群众学习;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毛病在起作用。

  根据党校三部学员的特点,在整风过程中,大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种菜、纺线、织毛衣等。开始有的同志纺线不成,气的将纺车踢翻,以后又检查自己的思想,修好纺车再纺,还纺出了头等线,并从中体验到劳动人民长期坚持艰苦的劳动所培养出来的坚毅勇敢、勤劳质朴、吃苦耐劳的品质。一些同志说,在种菜施肥时,从怕粪臭感到粪肥可爱。丰收后的喜悦之情,使他们的感情和劳动人民更接近了。

  许多三部的同志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讨论了文艺的方向道路问题,亲自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在边区文艺创作和演出的实践中发挥所长,作出了贡献,也得到了思想改造。如参加京剧改革,参与创作和演出《逼上梁山》;还参与演出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广场秧歌剧《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苏联话剧《前线》、《俄罗斯人》等。这些反映中外劳动人民斗争生活,有的还突出民族形式的演出,对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有启发和教育意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鼓励和群众的赞扬。配合文件学习,初步给知识分子了解工农,为群众服务,改造思想开创了道路,收效是好的。

  审查干部及两年多的整风学习,收到了丰硕的成果,成绩是显著的。弄清了干部的历史情况,大多数人开始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从而实现了由组织上入党到思想上入党的要求。为党的七大召开,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今天,全国的党员已达5000多万人,比延安整风时期超过了60余倍,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我党执政以后的和平环境中入党的,一些人身上带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观念和意识。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完成历史赋予的艰巨任务,就要提高党员素质,使党员真正作到思想上入党,转变党员干部作风,这已成为目前党的建设的迫切任务。现在,重新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顿党风的报告,继续用延安整风的精神改造我们的学习,转变党员干部的作风,对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0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深入实际  注重调查研究

<类型>=g1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1942年开始在全党大规模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距今已整整50年了。每当我回忆起延安整风的日日夜夜,都感到非常亲切。在延安整风中,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后来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概括为“三大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政治优势。延安整风时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这里着重谈谈调查研究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开展初期,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2页)中央还专门作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此后,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和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干部中深深扎下了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首先要了解实际。怎样才能了解实际,怎样才能达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离开了调查研究别无它法。调查研究是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的重要环节,也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粗枝大叶和夸夸其谈的有效措施。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离开了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要弘扬党的三大作风,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是否认真地调查研究是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是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试金石。大量事实说明,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调查工作做不好,其他工作也不可能做好。在党的历史上,每当调查研究之风盛行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工作就产生失误,就会犯错误,甚至把党推向分裂和毁灭的边缘。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只从本本出发和凭经验办事的主观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对湖南农民运动作了深入的考察;在中央苏区,写过《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毛泽东同志是调查研究的典范,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而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在工作指导上就是离开实际调查而对政治形势作出唯心主义的估量。

  对于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9年1月,党中央为了更全面、具体地掌握情况,指导抗日战争,组织考察团深入各战区考察。我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北敌后战地考察团团长,率领从军委直属机关等单位抽调的六七十人赴华北敌后战区野战部队进行考察,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找出办法,也就是搞调查研究。我们先后对冀察晋军区、平西军区、晋西北的120师及新军决死队的二、三、四纵队等进行了考察。8月初,我们在对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三纵队进行考察时发现,这支原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新部队,旧军队里的一些残余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党员比例较少,部队的政治基础还显得不够坚实。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协助冀中军区进行了第二期整训。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八路军的一整套工作制度和光荣传统,逐步为整训部队所继承,党的领导得到加强,部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迅速提高,使这支部队成为政治上自觉坚定,军事上顽强机动,能够在残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整个考察历时一年半时间,在考察中,我们不仅听取各级领导、机关的汇报,还向基层官兵、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农民等各类各阶层人士进行了解,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考察结束,我们写出了两份考察报告。一份是《总政考察团在华北北线部队考察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估价了建军的成绩,总结了建军的方针和原则,并着重提出了建军中应注意的问题。另一份是《总政考察团在冀中三纵队考察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了这支部队两年来的建军历程。这两份报告受到军委毛主席和总政王稼祥主任的高度赞扬。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好传统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延安时期相比,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更复杂,肩负的任务更艰巨。我们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许多新情况需要我们去了解;有许多新规律需要我们去认识;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经常地、反复地、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真实、客观、全面地了解我们的国情,了解我们面对的世界,才能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制定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也才能避免失误,加快四化建设。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向全党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要求。要密切党群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经常地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情绪,研究解决群众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当前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几种倾向需要认真克服。

  一种倾向是,有些同志满足于开会、看文件,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解情况。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现在与延安时期相比,会议多了,文件也多了,报刊电台等各种传播媒介传递的信息更多了,通过这些渠道确实可以了解到许多情况,但这些并不能代替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从文件、材料和报刊电台上得来的情况,毕竟是第二手的,有的难免有片面性、主观性和脱离实际。只有亲自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才有可能更客观、更全面、更符合实际。

  另一种倾向是,有的同志认为,只要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搞调查研究了。这种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不作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只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是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的,是不可能认识客观规律的,也是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的。这样两手空空而去,又两手空空地回来,除了给群众增添麻烦外,什么作用也没有。

  还有一种倾向是,有的领导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愿意到好的单位,不愿意到差的单位;看好的方面多,看差的方面少;喜欢听喜,不喜欢听忧。这种调查往往使自己的思想囿于少数先进单位和一些好的方面,不容易发现问题。而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越是问题多、困难大的单位,才越是需要我们去调查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重要决策,都是与他注重调查研究分不开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注重调查研究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坚信,只要全党扎扎实实地注重调查研究,坚决克服形式主义,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创造性、有效性,任凭风吹浪打,党的事业仍会兴旺发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一定会一日千里地前进。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1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一部分

<标题>=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

<类型>=g1

<作者>=罗青长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在延安我亲耳听了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参加了整风学习和高级组“两条路线”的讨论,列席了党的七大。我深深体会到,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党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的创举。它大大提高了全党的政治和思想水平,为成功地把党的七大开成团结胜利的大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对我个人,也终身受益。

  当时延安集中了全国各地来学习的干部和参加七大的代表,毛主席与许多同志谈了话。他认为我党20年来,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了解和研究,虽然是逐步进步的,但仍然非常不足。认为来延安干部中的多数,对于他们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对敌、友、我方面的情况,均缺乏周密系统的了解。他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领导机关的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情况不了解,政策势必错误。我党历史上所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盖源于此。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对敌、友、我、外情况的调查研究。把了解实际情况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密切结合起来。毛主席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把在全党执行调查研究的计划,当作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为此,中央设立了中央调查研究局,毛主席担任局长。全党全军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调集了大批的干部,从事这项工作。

  毛主席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和系统的、典型的调查材料,作出了中国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据此,党中央在抗日时期,实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占1/3的“三三制”政策。实践证明,毛主席根据调查研究制定的方针政策,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左”倾路线教条主义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估计,大大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

  由于毛主席对调查研究工作的倡导,而且采取了切实有力的措施,全党在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对敌情的调查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毛主席评价这一时期的工作是最成功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毛主席说过,调查研究是决定行动的依据,制定政策的基础,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产生理论的根源。把调查研究提高到政治上、思想上、党性上、理论上的高度。历史实践证明确实如此。调查研究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我党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不熟悉的情况很多,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在全党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避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之下,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2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用实际行动纪念延安整风

<类型>=g1

<作者>=强晓初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1942年,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建党以来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通过这次运动,彻底地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全面总结了党20多年的经验教训,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中国共产党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党、组织上更加团结的党,因而领导全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凡参加过这次整风运动的同志都知道,由于我们党历史上长期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当时有很大数量的新党员又来自这个阶级,他们总是“要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而我们党内有许多党员和领导干部还不会或不善于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处理革命问题,他们往往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来对待革命问题,这正是党的历史上一些同志犯“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所以毛泽东同志把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叫做“反科学、反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有打倒的必要”。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号召全党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也就是克服学风中的教条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从而建立党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事实证明,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这个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又组织高级干部学习了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党的路线,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以马列主义为武器,从思想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王明路线的错误,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和一系列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了组织条件。

  这次整风运动,不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且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我们党已经发展成有5000多万党员的执政的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实践已充分证明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说,党中央始终是重视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的。早在党的八大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满足于胜利的一片赞扬,主观主义错误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党的八大决议中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任务,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总结斗争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每隔一定时间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全党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毛泽东同志1949年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同志也十分强调“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指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所谓延安精神,就是整风后所形成的党的三大作风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党中央三令五申要从严治党,坚决克服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倡导艰苦奋斗和廉洁奉公,正是对延安整风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但是也不可否认,党内不少新党员还不了解或不大了解延安整风运动,有的老同志也淡漠了整风这个宝贵的经验,因此很有必要重温和发扬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现在我们党的某些风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群众议论很多,认为我们理论与实际脱节,执纪不严、失之于宽、排除干扰不力。有些群众认为我们道理讲得不少,但是落实得差,要求我们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的教导。的确,我们有些同志,开口马列,闭口马列,但遇到实际问题,特别是遇到个人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矛盾的问题时,就是另一副面孔,毫无原则地维护个人利益,以权谋私。有的人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己是个人主义,比如向组织伸手要“官”、闹待遇、只能上不能下、超标准住房子,对亲友子女经商、出国、提干大开方便之门,有的用公款请客送礼、拉私人关系,简直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

  我们还有不少同志不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和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密切地结合起来,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单凭主观愿望和热情办事,这当然就难以通过群众路线去贯彻执行。有的同志,把自己置于群众的对立面,讲排场,比阔气,对工作蜻蜓点水,乐于前呼后拥,看问题只看事物的一面,忽视事物的全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结果事与愿违,主观与客观背道而驰。有的干部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或随风倒,东风来了是东风派,西风来了是西风派,使自己的思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的缺乏群众语言,没有特点,没有棱角,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更有甚者,有的人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根本谈不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作风。当前群众很反感我们有的同志在人际关系上的不正之风,即所谓亲亲疏疏;看干部是一好百好,一坏百坏,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唯唯诺诺的奴仆;有的人把掌握干部政策的组织部门看成为自己任免人员的部门。这种状况会把我们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中的重要武器,人们敢于自我批评,也勇于批评,许多矛盾(包括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都是运用这个武器解决的。毛主席说,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在有些时候注意的不那么够了,甚至可以说被一些同志置于脑后了,有的同志有一张嘴是批评别人的,或者是批评下级的,至于自我批评,那就难得很!明明是自己估计错了形势,弄错了措施,无理也要争辩三个回合!这和延安整风中向旧我挑战,向旧我作严格的审查和斗争,相差甚远。

  总之,党风不正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就很值得反思,这是与我们党一个时期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从严治党有关系。值得庆幸的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风波。当前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使我们自然想到党风是关系国家命运与人类前途的大事,党风不端正,将要犯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扬延安精神,要求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坚持从严治党和廉政建设。本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认真纠正党风不正的问题。要全党多学一点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正是用实际行动来纪念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和延安整风运动。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3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三大作风永远是党的精神财富

<类型>=g1

<作者>=张邦英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这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在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和建设马列主义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进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胜利。

  这两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和目的,就是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三风不正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达到党的队伍整齐,步调一致,更好地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斗争。

  延安这次反对三风不正,实质上是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路线教育和整风运动。参加这次运动的,不但有中央和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各方面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党政军中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各类干部。运动一开始,即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党校在彭真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先从中央党校发起,接着就是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各机关。约进行了两年的时间,然后推向全国各地。

  运动中,自始至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看问题,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首先学习领会毛主席两个报告的精神实质,提倡大家有啥说啥,争论问题,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分清路线是非。然后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个人的思想、工作和作风。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予以帮助。运动搞得生气勃勃,扎扎实实,步步深入。

  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加强了团结。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奠定了思想基础,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次运动对我教育很大,深感以前虽给党做了不少工作,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但由于缺乏理论,常常是上边怎样说就怎样办,有很大的盲目性。经过亲自听和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及有关文件,参加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总结党中央来陕北之前陕甘边、陕北地区的一段斗争的历史,认识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对党对人民的事业的危害非常大。随后,我于1943年10月去中央党校学习时,担任了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借此机会,下大功夫读了中央指定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两种策略》等十几本马列著作,自己的理论水平与路线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对以后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起了很好的作用,至今记忆犹新。

  延安的整风运动,虽然已整整过去50年了,我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和党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那时的整风精神,在整风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永远是我们党的精神财富,应继续发扬光大。

  现在正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际,我们务必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加强党的建设,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放在重要地位。要切实清除党内外的腐败现象和各种不良作风,永远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时刻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4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类型>=g1

<作者>=曾志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在纪念延安整风50周年的时候,我重读了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两个讲话,深深感到整顿三风的讲话,在今天仍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记得1942年2月,毛主席整顿三风讲话后,首先在我们党校开展了热烈的学习,接着联系地区、联系历史、联系个人,开始了整顿三风运动。经过整风,大家提高了思想认识,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分析了中国具体国情,研究分析了我们党内思想作风状况,既生动透彻又极其严肃地指出了党风问题、学风问题、文风问题。也就是指出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我们党、对中国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其严重的危害性。

  紧接着中央党校整风,延安各地区及全国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若干历史问题,党中央正确作出了六大以来我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统一了全党思想,团结一心,步调一致,队伍整齐,胜利地召开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德意日法西斯垮台以后,在我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广大人民齐心协力,万众一心,英勇奋战,仅仅3年多时间,就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数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0年过去了,我们党经过多次整党整风和社教,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1984年又进行了整党。

  我们现在的党风、学风、文风究竟怎么样呢?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还有没有呢?为什么在我们党里和社会上还存在着腐败现象,存在以权谋私、独断专行、假公济私、瞒上欺下、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用人唯亲、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拉帮结派、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不正之风?党中央虽有三令五申,为什么有些现象还屡禁不止,屡教不改呢?当然这些不正之风,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他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12页)

  为什么延安整风,延安精神,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促进我党迅速地夺得了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最基本、最关键的一条是,延安整风不仅是认识统一,思想一致,而且是行动上一致。大家都到实际中去,到前线去,到群众中去,参加解放战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起来诉苦,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因此,广大农民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干部,拥护解放军,为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解放全中国,万众一心,前赴后继,誓死奋斗。要兵有兵源,作战有群众支前,粮食有群众供应,物资有群众运输。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就是我们党能够这样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根本,也是当前纠正不正之风的重要途径。

  今天,要清除种种腐败,要刹住种种歪风,要加强教育,加强学习,加强党纪,加强法制。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要统一一种思想认识,明确一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同志,要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深入到实际中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像延安整风以后那样,大家都到前线去,到群众中去,使群众得到切身利益,得到实际好处,坚决把集体经济搞上去,同时使个体经济也搞上去。

  90年代,是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八五”计划和小康水平的目标要实现,困难还有不少,只是按部就班,是很不够的。事要人为,发展经济,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工作,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广大农村,特别需要干部去开发,去帮助,去扶持。特别是农村的村镇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也都非常需要干部力量。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中提到,“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这两句话,非常深刻,其意义非常重大。但要实现,光依靠乡镇干部,尤其是村干部的力量,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更是困难重重。那些地方,需要大量国家党政群干部、技术干部、经营管理干部,下到村镇去帮助开发。我们干部下基层,重点应该放在村一级,帮助农民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尤其是帮助村里发展集体经济。例如,帮助村集体和贫困农民研究发展生产的方向、方法和内容;介绍外地发展生产的经验,向农村干部和农民传播生产、技术等信息;与外地联合牵线搭桥,帮助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培训经营管理干部,培训党支部成员、党员和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有关群众利益的工作。干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党在群众中就增强了凝聚力,增强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村镇的面貌就可能有一个飞跃。

  干部下农村或基层企业,应当是相当长期的任务,最好干部轮流下去,这样既不影响本职工作,又开发了农业生产,发展了集体经济,增加了农民收入。这样的工作,相信我们的干部都会乐意去做。

  有些社教工作队下农村,改变了过去斗、批、改的方式,而是抓发展农业生产,帮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群众拥护社教工作队,感谢工作队,感谢共产党,挽留工作队,离开时依依不舍。有些年老群众说,这是土改工作队又回来了。

  清除腐败,刹住歪风,与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究竟有什么密切联系呢?

  最近,我到广东农村,走了近10个县市,访问了近20个村支部和村办企业及集体经济,还参观了一些乡镇企业和规模经营及专业户。我感到,村一级的领导班子,凡是朝气蓬勃,坚持集体经济,狠抓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凡是党支部能起核心领导作用的,集体经济就搞得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也搞得好,为农业服务、公益事业、精神文明建设也都搞了起来。党支部的作用,党员联系户的作用,大大发挥了。党支部、干部和党员在群众中威信提高了,党在群众中凝聚力更为加强。因为村领导班子、党支部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脱贫致富的大事,农民群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农民群众哪能不拥护共产党?哪能不信任村领导班子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首要的,是要把集体经济搞上去,有了集体经济实力,就增加了集体可以统一支配的财力物力。缺乏集体经济实力,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会缺乏后劲,尤其为农业社会服务的事业也缺乏财力物力扶持,公益事业更无财力物力来实现。我访问的村支部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较好的,一种是不善于办集体经济的。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村子,如澄海县信宁村,人口4200人,900户,耕地面积只有1100亩,人多地少,过去很贫困,但信宁村在国外华侨有8000多人,改革开放后,引进外资,引进设备,办了3家毛纺工厂,30%的农民承包全村农业,70%的村民在工厂做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人均年收入70多元,1991年仅工厂企业收入集体分配方面,人均收入1200元,加上个人额外劳动所得,人均年收入可达2000—3000多元。因此,80%的农民建了新房,用集体经济的收入建起了有600多名学生的小学校。为农业服务投入,农田基本建设,种子、排灌、用电,包括为农业专业服务人员的工资等,凡是服务、福利事业,都由村集体经济无偿供给。

  又如揭阳县上义村,人口2225人,515户,可耕地面积500亩,400亩种水稻,100亩种商品菜,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办起珠绣厂、服装厂等13家村办企业,集体企业占全村企业的80%。用积累的集体经济收入建造了一条有127个铺面的商业街,低租金出租。上义村有集体固定资产1400万元,工业企业年收入430万元,分配后库存137万元,全村个体或联办企业80多家,商业摊档250个。全村主副劳力930人,90%从事工商业。1991年农业产值105万元,工业产值941万元,年人均分配1260元。1991年财政收入2017万元,粮食亩产1236公斤。95%以上的村民建了新房,93%的村民有电视机,家庭电器化,60%的村民用上了煤气,20%的村民安装了电话,全村植树6200株,绿化带1300米,大小花圃12个。村幼儿园有教室、教师办公房、活动室、多功能厅、幼儿餐厅卫生间等占地面积1800平米。全村装有低音广播立柱58条,建了卫星地面接受器,增加收看电视节目3套。有17人组成的机耕队为农民耕田犁田,4人负责管水排灌,2人负责为村民购买化肥、农药、农具用品,一律由集体发给工资。种子每亩地要11元,无偿分配给农户。1991年从积累资金中抽80万元用于村民分红,人均分配300元,五保户每人每年供给1600元生活医疗费用,年终结算时和大家一样分红300元。还从集体收入中拨30万元作为老年福利基金。公益事业,如自来水、电力、村道路、环境卫生等一切设施和建设费用,都是由集体经济负责。

  另一种是村的领导班子缺乏改革开放精神,思想比较保守,不善于抓集体经济。农业服务事业几乎没有,村政不能建设,对个体经营放任自流,以致集体穷,个体富。

  这就说明,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说明村领导班子的关键作用。说明只有村集体经济上去了,农业服务事业,农资供应事业,公益事业和福利、教育、文化卫生、交通运输、道路、通讯等等也就都上去了,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也上去了,集体和个体经济都上去了,精神文明建设也同时上去了。因此村子里打架斗殴,偷盗抢劫,大大减少。封建迷信,降神说鬼,械斗现象也大为减少,正气上升。这样的村庄,才真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基层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基础打好了,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牢固树立起来了,农民得到利益,又坚决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就不怕任何风吹浪打。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我认为重点还要抓村级的集体企业与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有所不同,村集体经济和农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脱贫致富,主要靠村集体经济的支持和开发,全村进入小康水平,要靠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和推动,靠村民生产的积极性。不积极发展集体经济,只靠各家各户发展生产,小康水平不易实现,尤其共同富裕困难更多。

  健全行政村党政领导班子,是搞好村经济建设,搞好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关键。因此,考察、选拔、培训村干部刻不容缓,建议各级党组织当作重要任务来抓。

  现在,广东有些地区正在抓双文明村,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佛山地区,已经评选出了十佳双文明村。这就实实在在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些基层行政村的工作方向是对路的。当然广东农村的一些村镇,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做得比较好,也还只是在起步,还存在问题,要做的事还很多,还要不断前进。但方向对了,道路就好走了。

  1942年,延安整风后,我们用3年多的时间解放了全中国。今天,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又有了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对农业问题和农村工作的决定,路线明,方针正。我们像解放战争那时一样,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实际中去,办对人民有益的实事,同时加强法制建设和政纪、党纪教育。这样,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又把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提高,腐败现象、歪风邪气、各种不正的作风,是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素质的提高,而逐渐克服、纠正、刹住,以至给予铲除的。当然,随时随地克服各种腐败现象和歪风邪气,也是不容放松的。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5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实现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保证

<类型>=g1

<作者>=于明涛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讲话,对消除党内不良作风,增强全党团结,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最终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和全国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重读这两篇光辉著作,更感到,在新形势下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对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对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保证党和国家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党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壮大,国家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巨大成就,是与始终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分不开的。虽然“文化大革命”给党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破坏,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优良传统和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光大。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我曾到过贵州遵义地区湄潭县,这个县的核桃坝村,过去是人均粮食800斤,收入只有80元,“吃水翻过几座山,核桃坝是几道湾”的穷山沟。后来,人还是这些人,山还是这些山,但情况变了。1990年,年人均收入1100元,户户有存款,家家有新房。这样大的变化,靠的是村党支部书记和全村65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靠的是党员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支部书记说,让群众先富,而后是党员,最后是自己。1991年我到了陕北佳县,这是个非常贫困的县。全县人均收入260元,县里干部1990年两个月没拿到工资。但到1991年,安徽、江苏等地遭受洪水灾害后,佳县人民向灾区捐献了3万元。这样感人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

  但同时也感到,在党风和廉政建设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有的严重脱离群众,群众反映很大。如不下大的决心解决,必然会影响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腐蚀党的肌体,危害国家,危害人民。

  当前背离党的三大作风的现象,比较突出的如:在个人与组织关系上,个人主义膨胀,闹名誉,闹地位,闹个人享受;在用人问题上,任人唯亲,拉拢一帮,排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与群众关系上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实际,报喜不报忧,不关心群众疾苦,工作飘浮,热衷于形式主义,尤其是对群众乱摊派、乱罚款和强迫命令,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的党员放松了党性锻炼,一步一步滑到腐败的路上去了;有的在工作中,利用职权,搞“权钱交易”,在住房、调资、升级、提职等方面捞取个人好处,为亲属升学、出国、经商等方面谋取特权;在党内生活方面,有些人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只喜欢听表扬奉承话,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文过饰非;有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使党的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以上种种表现及产生的原因与50年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贯彻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难度也会更大。但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决心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这项工作?

  一是要大力宣传我们党的三大作风,教育和培养下一代。要把进行传统教育、社会主义教育作为新时期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来教育全党,特别是青年党员,使他们认识到,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不仅战争年代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仍然需要,而且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坚定党的信念。在当前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情况下,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否坚定,党性是否强,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否能顺利进行。因此,首先要解决信念问题,只有树立了坚定的信念,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观,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三是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我们党是执政的党,搞好党的建设是党执政的保证。因此,要加强党的建设,从严治党,严肃党的纪律,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四是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了“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我们的事业才会长盛不衰,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通过人民的广泛监督,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垃圾。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6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类型>=g1

<作者>=吕东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我们党经过延安时代的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作风是思想政治路线的反映,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就是要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由于坚持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又坚持了党的三大作风,我们党用了22年时间先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这是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是党的三大作风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更快。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了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路线,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坚持两个基本点,就是不能只是一个基本点,如果只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而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就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以致使社会主义失败;如果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不坚持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我们就不会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条基本路线,我们要长期坚持。用长远战略眼光看,我们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发展完善,因此,要增强改革意识,自觉地进行不断的改革,不断的试验,以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善我们的方针政策。我们是实践论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改革方案和设想,都要受实践的检验,我们既要勇于试验,又要善于总结。如果实践证明是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有利于国强民富的,我们就要推行;如果实践证明有一部分不可行,就要部分地加以改进;如果实践证明总体上不可行,则要坚决纠正。这里要反对的是僵化的观点,停止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在发展,在不断产生新事物、新经验,因此我们要有改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过去我们从苏联学习不少经验,但从其实践来看,苏联那套经济管理模式,显然是不成功的,甚至很多地方是失败的。改革开放以后,又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介绍进来许多东西,有些同志又主张机械地照搬,这也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我们要坚决执行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用陈云同志一再强调的比较、反复、交换的方法,深入地系统地调查研究,总结我们40多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更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大胆地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运行机制还在开拓,还在创新,还在发展。其中,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是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对此进行过多次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先是作了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三资企业及其他企业机制的比较,之后又作了经营好的国有企业与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的两轮调查并作了比较,得出了国有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的论断。为了正确进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必须首先正确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国家对国有企业要有正确的政策,使国有企业和其他各类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以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同时要正确解决国家对企业管理形式的问题,使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使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现在正在进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基本上是成功的,当然还需要继续完善;股份制正在试点,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可行的模式;当然其他模式也可以试,试成功也可以推广。还必须正确解决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这里的关键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既善于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对职工又必须有严格纪律,善于组织广大职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除了要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关系外,还必须把企业推到市场中去。还必须正确处理生产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技兴厂,坚持现代化管理,这样才能使这个企业在国内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纪念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文献发表50周年,畅谈党的三大作风感触很深,这两篇文章教育了创建新中国的整整一代人,还将继续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指导着我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7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掌握实事求是这个思想武器

<类型>=g1

<作者>=贺晋年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42年在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距今已整整半个世纪了。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的一次世界观、方法论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全面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思想革命。我亲身经历了延安整风,从中受到的教益是永生难忘的。

  中央党校改组后,于1942年2月1日开学。我们军事队编入党校一部,我担任一部第四支部书记。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整风。毛主席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的报告,就是《整顿党的作风》。毛主席讲得既深刻又生动,经常引得同志们大笑。毛主席指出教条主义者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还把理论联系实际比作“有的放矢”。当时听了这些,觉得似乎懂了,但是真正理解,还是到了整风进入第三阶段,结合学习认识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弄清了“左”倾错误路线的根源之后。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当时整风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实事求是”的问题。“实事求是”是中央党校的校风,也是中央党校校训。

  当时中央党校的学风好,民主空气很浓。如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如何评价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这个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大会上的发言,各种意见都有,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从六大发展起来的。我在大会上也作了发言,我是联系西北地区的革命实际来谈对六大决议的认识的。我认为六大决议基本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首先解决了革命的性质问题。中国革命在现阶段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在农村要进行土地革命。同时又解决了革命特殊形式问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这一点,我体会尤深。我是1930年由陕北特委派到甘肃、宁夏去做兵运工作的。那时,陕北好多同志都被派到甘肃、宁夏做过兵运工作。我在甘肃参加过两次“兵暴”,搞过两次游击队,坐过两次牢,统统以失败告终。我有几次处于很危险的境地,几乎把命送了。有一次,敌人把我抓住,装到麻袋里,搞到一条山沟里去,侥幸未死。到1933年秋天,我才回到陕北。我通过几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体会到搞革命武装要有两条:一是要有根据地,不懂得搞根据地,就无法开展革命武装斗争;二是必须组织由共产党绝对领导的、和旧军队完全决裂的、我们自己的军队。依靠改造哥老会,依靠改造旧军队,几次都失败了。谢子长和刘志丹等同志也曾走过这条道路,都以失败告终。我们在旧军队里,每次搞得差不多了,人家就先把我们搞掉。实践证明,必须走井冈山道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自由,有了主动权。否则,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根据地,主动权始终在敌人手里,我们则经常处于被动局面。从1934年开始,陕北的革命形势便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关于党的六大决议的讨论,为了统一大家的认识,周恩来同志还到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讲了两个下午,实际上是作了结论。他肯定六大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一是重新肯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二是关于武装斗争这个形式问题。他还进一步解释了在决议中没解决农村包围城市等问题,是因为没有根据地的代表参加,没有反映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这是它的不足之处和缺点错误。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使我获得了极大的教益。在这之前,我对党的路线问题,虽然知道一点,但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再加上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实践经验不丰富,掌握的材料也不多,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常常有点似是而非的感觉。通过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有了武器(从学习整风文件中找到观察和认识一切事物的观点、方法和立场),对路线问题,自己觉得有点入门了。延安整风,就是为了肃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宗派主义,还有“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后来我在解放战争中,对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先打中、小城市,然后夺取大城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等战略思想,在取得革命最后胜利中所起的作用,体会得更深了。全国解放后,又经历了抗美援朝和几十年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材料的接触和了解更多了。通观一部党史,党的前进或遭受挫折,无不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而我自己初步掌握实事求是这个武器,正是从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开始,并在随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检验和补充的。

  我这一生历经坎坷,磨难颇多。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的确是这样,有很多时候,正确的东西也要经过许多失败才能认识。没有失败的教训,很难认识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是孤立的,要经过自己的实践才能逐步接受和消化。

  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我们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必将指引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8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实事求是和经济建设

<类型>=g1

<作者>=郑天翔

<发文单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姓名>=

<内容>=

  毛主席整风报告发表50周年了。整风报告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在革命战争时期,凡是按实事求是办事,革命战争就取得胜利;一旦违背了实事求是,革命战争就遭到损失或失败。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整风运动,在全党确立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大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加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进程。新中国建立以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时候,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顺利,就快,各项工作的成绩就很大;一旦违背了实事求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受到挫折。1955年,当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错误地批判右倾保守,急于求成,急于升级,急于过渡,吃了大亏。经济建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国民经济恢复得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很好,来了个急躁冒进,又吃了亏。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形势本来是很好的,但是急于求成,来了个“大跃进”。我们这些搞过“大跃进”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真是干劲冲天,热火朝天,带领广大群众日夜奋战,一股劲地创高产,追那个高速度,结果是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教训是很深的。这几次吃亏,还不是因为犯了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尖锐批评的主观主义。一旦我们检讨了缺点错误,实事求是了,我们的事业又胜利前进了。60年代初那样严重的困难,经过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三年时间国民经济就全面恢复,又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取得了扎扎实实的发展的高速度。我们今天纪念整风报告发表50周年,重温党的历史,紧紧掌握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就可以把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得更好,改革搞得更好,开放搞得更好,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得更好,把经济建设搞得又好又快,把各项工作搞得更为出色,我们就可以顶住一切困难和压力,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新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指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11页)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报告。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号召全党同志打破思想僵化,解放思想。随后,邓小平同志又代表党中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同上,第164页)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在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这是又一次全党规模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又一次整顿思想作风的运动。通过这次大讨论,把全党思想统一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上来,成为拨乱反正,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遗毒的思想基础,成为正确地总结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问题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和某些严重错误的思想基础,也是形成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贯彻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国力加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际威望更高了。所有这一切靠的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实事求是地解放思想,靠的就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毛泽东同志整风报告的中心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紧抓住把经济搞上去这个中心,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纠正了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蔓延的严重错误;坚决纠正“淡化”以至取消党的领导,消弱以至用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严重错误。重新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任务。《人民日报》等报刊把宣传报导党的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宣传报导坚持改革开放摆在同等重要地位,坚决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问题,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以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体现了党的三大作风,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周期性地过热和周期性地进行调整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具体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整风报告的精神,具体地贯彻了实事求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历史证明,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经济就发展得很顺利,一旦违背了实事求是,我们的经济就受到挫折。

  粉碎“四人帮”以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得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刚刚复苏,有的同志就提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其结果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为加剧。1980年,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在这次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5页)

  建国以来,每一次经济调整都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降低不实事求是的不稳定的虚假的高速度,都是为了“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为了取得健康的高速度,也就是从不实事求是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轨道回到实事求是地发展国民经济的轨道。60年代初期那样大调整的结果是这样,80年代初那样坚决调整的结果是这样。每一次都显示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阐述的思想——实事求是是那样的灵验。

  抓住质量问题非常重要。国务院提出,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1992年继续开展这项活动。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坚持质量第一的方针,把质量问题作为千里万里之行的艰巨任务,作为提高经济效益的核心问题来抓。这是实事求是的决策。紧紧抓住质量第一的方针就可以促进企业进行严格的、科学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促进科学技术切切实实地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水平的提高,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使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国力的必由之路。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也是从国际的经济形势出发,在工业战线上,也在流通领域中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决策。它是治理整顿的深入,是改革的深化。产品质量低劣,不少假冒伪劣的产品存在于中国市场,坑蒙拐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公害,随之而来的行贿受贿的犯罪越来越严重,这不仅仅是无法计算的大浪费,而且是对党的肌体的大腐蚀。在这样的情况下得来的高速度和经济效益显然是靠不住的,是虚假的。把“中国质量万里行”普遍地、持久地、坚决地进行下去,从而得来的高速度和经济效益才是真实的,靠得住的。邓小平同志对我党的经验总结得非常精辟:“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我们要在全党加强实事求是的教育。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19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用延安整风精神深化企业改革

<类型>=g1

<作者>=康永和

<发文单位>=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常委

<姓名>=

<内容>=

  1942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独立的近代史上,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通过整风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历史实践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统一了全党思想。同时对中国人民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为什么有过失败,为什么最终会取得胜利,做了认真的总结。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列主义,用之指导战争,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抗美援朝战争也胜利了;用之指导建设,三年恢复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很好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成功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指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既是我们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取得民族解放的精神武器,也是今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精神武器。我们纪念延安整风运动50周年,不单单为了它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要以延安整风精神来解决当前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战胜困难,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过,参加了整风运动的全过程,毛主席为党校的题词是“实事求是”。这是他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概括化了的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毛主席精辟地、深入浅出地阐述实事求是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给人们的教育很深刻,真是铭心不忘,终生受益。当前要深化改革,转换机制,搞好大中型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特别需要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主观主义。

  第一,要实事求是,就要做到客观事物发展了,主观认识就随之变化,不能停滞不前。从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认识来说,就需要向深层次发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强调如何解决好支持、组织和领导职工群众真正能够当家作主这一根本性问题。如果广大职工群众没有主人翁感,而认为是被动的劳动者,那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不能算落到实处,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必须时刻牢记只有劳动人民,首先是职工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企事业的主人翁,行使了主人的权利,以主人翁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坚持到底,才能击败资本主义,取得最终的胜利。应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承认,劳动人民首先是职工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问题解决得并不彻底,需要狠下功夫认真做到。彭真同志1990年在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时讲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讲得很好。他说:“在一些领导干部不实行群众路线的单位,工人们的感觉是“雇用不雇用,在厂长;开除不开除,在厂长;升级不升级,在厂长;发多少工资、奖金,在厂长;自己是什么主人呢?”(《彭真文选》1941—1990年,第675页)像这样的情况,在不少企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从1991年北京市总工会的《情况反映》中可以得到证实。北京海淀区工会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以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问卷等方式调查了一线职工300人,班组长和党、工、团小组组长975人,总共1275人,他们对职工群众主人翁地位高不高,积极性如何的回答是:30.5%的人说很高,很好;6.3%的人说没有地位,谈不上积极性;63.2%的人说自己仅仅是被动的劳动力。党中央十分重视职工当家作主这一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再次提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做了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只有支持和领导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我们的各项战略任务,才能胜利完成。党中央、国务院都强调在企业中要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都得落到职工群众真正当好了主人这一坚强的基石之上,才能见到实效。当前要转换机制,搞活企业,提高经济效益都需要自为的工人阶级来支持,来贯彻执行。像首钢、上钢五厂、石圪节煤矿等先进企业那样,职工群众真正当了企业的主人,就自觉自愿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创造!创造!再创造!这些企业将“责、权、效、利”四位一体地落到每个职工的头上,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的优越性便显示出神奇而伟大的力量,生产力不但赶上,而且有些指标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同行业的先进指标。

  第二,要实事求是,就要做到对经过实践检验,发现某些重要的提法有不完备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完善。例如“责、权、利”相结合的口号,发源于农业,效果很好。用于城市工业,也见到了成效。但是工业生产比农业复杂,效果、效益不能像农业那样简单明了地看到,需要强化效益意识。可是一些承包者以“责、权、利”相结合的口号为据,一承包有了责任,有了权力,马上就加工资、升级,说这是责权利相结合。有“责”、有“权”还没有创造出经济效益来就要得“利”,只能吃老本,影响生产。这不能只怪这些人,口号不完备,没有突出“效”字。将“效”隐埋起来,模糊了人们首先是企业职工和经济工作者的效益意识。既然这样,理应加上一个“效”字,将“责、权、利”三结合,改进为“责、权、效、利”四位一体。明确“效”是中心,有“责”有“权”都得为创“效”服务,只有创出“效”来,才有可能分“利”,这样做,纠正了缺点,更加符合一切经济工作都要走上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的要求。强化人们的效益意识,对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好处甚多。

  第三,要实事求是,就要做到对凡是认识不准确,责任不明确的问题,应该勇敢地改正。比如“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问题,我搞过劳动工资工作,对此比较了解。到基层调查时,厂长、工人都批评我,质问我,“大锅饭是谁做的?”厂长说:我们想吃“小锅饭”,但国家管得很死,不让我们做,强制我们只吃国家做的“大锅饭”。工人们更有意见,他们说,我们向往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可是调整工资老搞普调一级。这种典型的“大锅饭”是谁做的,我们能做吗?要下边负吃“大锅饭”的责任,这不公正,也解决不了问题。我认为厂长们和工人们的意见是对的,应该采纳,上下结合,齐心协力,领导者不做“大锅饭”,下边“不吃大锅饭”,“大锅饭”就可以彻底取消。准确地认识事物,公正地承担责任,积极采纳群众意见,改正缺点,修正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才叫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第四,要实事求是,就要做到对实践中有过反复,已表明是不很科学的政策,应该及时修正、完善,不能抱住不改。为了改革领导机关对企业“包权包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在改革初期行使的“放权让利”,起了好的作用。可是后来却又“收权收利”造成预算内企业1990年的留利从1982年的200多亿降到100多亿元,企业平均留利只为创利的8.9%。这样少的留利企业不可能搞活,更不可能扩大再生产。“收权收利”来源于“放权让利”的恩赐观点,既然是恩赐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由收放,想收就收,想放就放,毫无约束力。可是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党政领导机关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这些事由企事业和社会单位本着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可以办好的。这种领导机关“包权包利”的领导体制,确实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压抑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应该改革也必须改革。如何改革呢?首先在思想认识上需要明确“包权包利”做错了,是不成功的,不合时代要求的。经过多次实践表明,改革“包权包利”,采用“放权让利”是不够彻底、不够坚决的。应该实事求是地采取“还权创利”的科学办法。“还权创利”就是将“包权包利”所包的权利还给企业,让企业凭借这些权利去创造新的、更多的财富,将蛋糕做大。这些“权利”是企业非有不可的,少了不行的权利,企业有了这些权利,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发展、自我约束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实体。“还权创利”是从国家与企业多种关系的“实事”中,“求”出来的“是”,也叫“矢”,用这种“矢”去射管得过多、过死的“的”,一定可以击中要害,能够获得长期的实效,也可以防止随便“收权收利”行为的重新出现,使搞活的企业不再陷入困境。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我们应该运用延安整风精神,实事求是地认真调查研究,对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对搞好大中企业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予以一个一个地切实解决。这样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大有益处的。

  (作者系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常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0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类型>=g1

<作者>=王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发表50周年,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半个世纪以前,即从1942年的春天开始,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一个篇章。全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整风运动,上自党中央领导核心、党的高级干部,下至基层党员干部,深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成立20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的巨大胜利,经历的严重挫折,及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教育广大党员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善于学习和运用“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1942年2月,当整风学习在全党普遍展开时,毛泽东同志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和教育。随后,在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导,综合整风运动的成果,把党在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概括为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三大作风的产生,充分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成就,体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已逐步系统化、理论化,成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贯彻执行的重要保证。总之,三大作风经历了建党70余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已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的基本要求。能否坚持不懈地发扬三大作风,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

  当前,面对新的形势,关键是加强党的建设,首先集中精力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要继续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我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比战争年代更为严峻的考验。加强党的建设,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我们应该像延安整风运动那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党的三大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永远成为指导我们党的建设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党之所以坚强有力,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犯了错误以后,能够通过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积极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方法之一。我们党正是正确地运用了这个有力武器,才使延安整风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延安整风运动以前,中国共产党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结果是给党带来严重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事业。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主持领导党中央工作,坚持从实际出发,才使中国革命有了转机。到了延安,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使我党担负起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又成功地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通过延安整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统一了全党思想,增进了全党团结,使中国革命事业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任务转换,我党对社会主义的特点、任务和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整个中国国情的分析研究不够,党的指导方针有过严重的失误,直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出现了主观主义的偏差,造成十年浩劫,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自我批评,勇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带领全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清理“左”的思想,肃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把工作重心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样一个根本转变,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步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回顾这两次党在历史关键时刻的伟大转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脚踏实地,以无比的魄力,带领全党开展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敢于正视和纠正党自己所犯的错误,并发动全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因而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护和称颂。现在重温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我们认识到,两个决议都极其深刻地告诫全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永葆革命的青春。

  毛泽东同志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形象地比喻为像房子要经常打扫,像脸要天天洗一样,房子不经常打扫就会积满灰尘,脸不天天洗就会污秽满面。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像清洗剂,经常使用就能不断清除党的肌体上的细菌和污垢,能够强健肌肤,增强免疫力和生命力,使党永远保持青春和活力。我党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什么时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得好,我们的党就生机勃勃,我们的队伍就坚强有力,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我们的革命实践就获得成功。反之,我们的党就死气沉沉,我们的事业就停滞不前,或遭受挫折。

  随着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深入贯彻,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巨大成就。我们党纠正前几年工作中的偏差,又提出了“两手抓”的方针,党的建设有所加强,党的作风有明显好转,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党风和社会风气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屡禁不止,有的甚至越禁越厉害。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运用得不够。有的人把我党批评和自我批评反说成“表扬与自我表扬”,这是极其错误的,但也反映了一种情绪,给我们敲了警钟,从反面说明我们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和发扬不够,有弃之不用甚至丢掉的危险,群众对此是不满意的。

  为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得不好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领导干部民主作风比较差,听不得不同意见,无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喜欢个人说了算。其结果,既伤害了一些思想敏锐,作风正派,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直言批评领导的好同志;又使那些唯命是从,动机不纯,善于阿谀逢迎的人得到了好处。有的领导干部作风不扎实,不深入,浮在面上,或靠听汇报混日子,对下属单位的问题心中无数,使得有的单位或个人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因此谁也不愿主动揭露和检查自己的问题。还有的干部,怕失掉“官位”,批评上级怕得罪领导,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失选票。有一些党员不能正确的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曲解“和为贵”,不讲原则,你好我好大家好,对正确的意见不敢支持,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即使是偶尔有些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轻描淡写,隔靴搔痒,或察颜观色,左顾右盼,唯恐得罪人。更为严重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同志,更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躲躲闪闪,只强调客观,不从主观上找原因。有的单位发生了问题,千方百计拉关系,走门路,捂“盖子”,力图“私了”。实在捂不住,也是强调客观“和稀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问题如不认真加以解决,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开展不起来,真有丢掉这个强健党的肌体的法宝的危险。

  纪念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发表50周年,就是要继承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在当前尤其是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切实认真地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使我党真正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因此有必要在全党持续深入地进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的教育。把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作为各级党的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在党内形成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良好气氛。在党内党外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不正确的东西刚一出来就能得到纠正。我相信,只要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就会重现于群众之中。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1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关于反对主观主义

<类型>=g1

<作者>=胡绳

<发文单位>=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姓名>=

<内容>=

  (一)反对主观主义,是50年前毛泽东同志为整顿党的作风向全党提出来的首要任务。当时他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显然这不是一个暂时的问题,而是在我们党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当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于实际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能胜利;反之,受主观主义的侵袭而脱离实际的时候,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这是党的全部历史所证明了的。

  (二)在50年前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而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在整风运动以前,30年代前期,教条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宗派主义、党八股曾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害。到了发动整风运动的时候,它们已不是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但是,毛泽东指出:“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所以,整风当然不是拿这三顶帽子来压人,而是要使全党懂得如何抵制和防止这些歪风。就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来说,毛泽东当时既对党内好谈空洞理论,脱离实际的同志,也对只有经验,并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的同志提出了诚恳的忠告。他说:“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些教导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三)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走过弯路。从50年代末年起的20年间,我们吃主观主义的亏很大。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中,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找不出来的。当然,也不能从孔夫子的书本中找,也不能从资产阶级的书本中找。如同民主革命一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找出自己的道路。为此,我们在上述20年间走了些弯路。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不是凭主观想象来的,它们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全面地深刻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而得到,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起来的。十几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各方面的规律都已经全部掌握了。我们还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不可能解决一切应该解决的问题,就不可能继续胜利地前进。毛泽东同志50年前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论述,以及其他有关的论述仍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主观主义的对立面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1978年10月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强调反对思想僵化,提倡解放思想。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当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要实事求是,就要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我们才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十几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是在这条思想路线下取得的。我们的事业面前还有未知的或未完全知的领域,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征服这些领域,为此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解放思想。

  (五)实事求是就是要避免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做到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相符合。主观认识表现为理论、方针、政策、计划、办法等等,它们是否正确,决定于它们是否符合于客观实际。只有根据正确的认识去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完全符合是不容易做到的,并不是只要有这种要求就能做到,而是要通过实践来逐步达到的。毛泽东在1963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精粹的文章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由此可见,我们必须承认认识有个发展过程。对一个新的事物,从不知到知,中间要经过不完全的认识,有时甚至还要经过错误。我们既要反对主观主义,又不能因为任何时候认识不完全符合实际,就说这是主观主义。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坚持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思想路线,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地让认识经受实践的考验,通过实践提高和充实已有的认识,并且改正错误,以逐步达到认识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对于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如果不经过实践就自以为有了完满无缺的认识,那倒是主观主义。如果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上,不去倾听实践的声音,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来排斥认识的发展,那就是我们必须反对的主观主义。

  (六)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思潮。它们的阶级根源是资产阶级。就它们的方法论、认识论来说,也无非是教条主义或者经验主义。修正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但又往往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割裂引用个别的语句作为依据,或者简直把资产阶级书本上的某些观点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它们又常常以某些片面的局部的经验为依据。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根本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是最大的主观主义。所以,我们也可以,而且应该从反对主观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角度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七)如果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像毛泽东所说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那是战胜不了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失去生命力;在一定的情况下,转过来会给修正主义造成滋长的土壤。这就是说,用一种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另一种主观主义的,用“左”的主观主义是克服不了右的主观主义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大地上坚定不移地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通过实践继续丰富和发展这条路线,并且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这样,我们就一定能战胜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八)50年前的整风,在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同时,还提出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党八股往往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中,党八股曾猖獗一时,现在它在党内已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的报纸刊物上还有许多文章,不对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论证,不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新的观点,只有一些老话,读了使人生厌,甚至简直读不下去。我以为,我们的理论界、著作界,应该根据50年前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精神,在改进我们的学风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的文风。

  (作者系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2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二部分

<标题>=发扬延安精神  力戒形式主义

<类型>=g1

<作者>=郑科扬

<发文单位>=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姓名>=

<内容>=

  50年前,1942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之后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接着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整风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全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掌握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整风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传家宝。50年后的今天,进一步发扬延安精神,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保证我们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扬延安精神,就必须力戒形式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鲜明而尖锐地指出:形式主义的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方法。他在批评党内一些同志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后,指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39页)由于认真克服了形式主义,使延安整风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工作作风得到发扬,从而保证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的几十年中,形式主义的东西仍然时起时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以来,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形式主义一度明显减少,然而前几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加上放松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形式主义又重新蔓延起来。

  当前,形式主义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常见的有:

  全靠开会议、发文件指导工作。无论什么重要的事,好象只要开了会,发了文件,就可以心安理得,使领导工作停留在一般号召上,缺少具体指导和督促检查。

  对上级的文件,不认真结合本地情况研究落实的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而是抽象地赞扬一番,然后照本宣科地层层传达,传达完了就把文件束之高阁。稍过一些日子,连自己都不记得上级决议指示的主要内容了。

  以为做工作就只是讲话、写文章。而一些讲话和文章又往往空洞无物,不分析情况,不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有的甚至拿别人的讲话和文章照抄照搬,东拼西凑,断章取义。

  喜欢追求热闹的场面,成天忙于送往迎来,发奖剪彩,召开大小会议,放弃自己的主要职责。对所管的工作不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不督促检查。向上级写工作报告,照样是“一情况,二成绩,三经验”,敷衍搪塞。

  无论是研究工作、组织学习,还是过组织生活、搞民主评议和检查评比,看起来都是在按程序办事,但是不触及矛盾,不解决问题。程序走完了,一切照旧,思想没有提高,工作也无新的起色。

  把搞改革变成口号,虽然也对不合时宜的东西作了一些改变的决定,订了一些新制度,立了一些新规矩,但有些单位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供人参观,并不认真实行。或者刚刚迈出一两步,就停止不前,甚至又退回到老样子。

  如此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

  领导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都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其要害在于抛弃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工作,对待事业,夸夸其谈,不干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种坏作风,已经和正在给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它使党和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一些好决议、好指示、好政策、好制度落实不到基层和群众之中,甚至在有的地方、单位变成废纸,以至影响建设和改革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切实解决,损害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它败坏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使一些地方和单位“假话、大话、空话”盛行,做表面文章,摆花架子,贪图虚名等歪风邪气抬头,严重地贻误工作,妨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它毁坏干部,使一些同志受形式主义的束缚,不能集中精力、脚踏实地地做工作,干事业,聪明才智和积极主动精神受到压抑。有些心术不正的人,也乘机利用形式主义的一套骗取荣誉和信任。形式主义虽然不像公开抵制、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那样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像贪污受贿、敲诈勒索那样令人痛恨,但它也确实害党害人,误国误民。因此,大有坚决反对和克服的必要。

  形式主义这种东西,在思想认识上主要来源于主观主义。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人,大都缺少实事求是之意,怀有哗众取宠之心,不尊重客观事物,不分析具体情况,不解决面临的矛盾,不脚踏实地做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得非常明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0页)要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我们就一定要从坚持和捍卫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从增强党性锻炼的要求出发,坚决克服主观主义,认真地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书,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

  形式主义所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蔓延开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的领导同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形式主义,甚至喜欢、纵容形式主义的一套。他们衡量一个干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工作,主要不是看干了多少实事,做出了多少实绩,这就容易使那些不务实事的人投其所好,钻了空子,使那些务实求实的同志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所以,要自上而下地大力提倡务实精神,褒奖那些在建设和改革中扎实肯干并做出了突出成绩的人和单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大胆探索、艰苦奋斗干出来的,不是靠吹嘘、张扬出来的,也不是靠开不解决问题的会议或靠写空洞无物的文章得来的。实干兴国,实干安邦,这确实是至理名言,上下都要身体力行。古人说:“所立于下者,不废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上级领导机关更要带头克服形式主义的方法,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多干实事,少说空话,并努力使其在本地区、本部门蔚然成风。

  形式主义是一种顽症,要有效地加以克服,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揭露和长期的斗争。当然,染上形式主义病毒的同志,许多还是好同志,形式主义本身也还是属于思想作风问题,因此,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揭露和批评都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不无限上纲,不搞过去“左”的一套。而且要持之以恒,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发生了形式主义,就及时果断地加以解决。

  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否定必要的形式。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加强党的建设,稳定政治局面,都要做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形式。但这些形式,例如开会、讲话、写文章等,都是为了把事情办好,取得实际的成效。形式要服从内容,不能为形式而形式,更不能追求形式。搞形式主义,有的时候可能使个人或小团体暂时得到某种好处,但损害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最终不能说效果是好的,所以应当反对。只有反掉了形式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干实事、求实效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作风,才会真正进一步发扬光大,我们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我们的事业也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3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三部分

<标题>=发扬延安整风精神  经受新的历史考验

<类型>=g1

<作者>=戴舟

<发文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姓名>=

<内容>=

  50年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这两篇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深刻地分析了我们党的作风的状况及其根源,科学地阐明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以及整顿思想作风的方针、方法。这两篇重要论著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也就是进行了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

  这两篇论著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通篇闪耀着延安整风精神的光辉。今天,在新形势下,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两篇论著及其他延安整风的文献,对于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延安整风贯穿着这样一个精神,就是把党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来抓。延安整风时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在对敌斗争极为激烈的环境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下最大的决心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对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导整风运动深入开展,体现了我们党对党风建设的高度重视。通过整风运动,使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得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改造。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来,党风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和繁重,必须发扬延安整风精神,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切实抓好党风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党风问题提到了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复告诫全党,必须搞好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风建设,使党风建设出现了好的态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坚持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但是,也必须看到,前些年一个时期内,也确实曾出现过对党风建设重视不够的偏差;当前党风的状况还不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当年延安整风所反对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不正之风,在党内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而在新形势下突出起来的一些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腐化堕落、任人唯亲等问题还比较严重,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如果不能纠正这些不正之风,党在严峻考验面前就要打败仗,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纠正这些不正之风,就要以延安整风那种高度重视党风建设的精神,长期不懈地抓好党风建设。

  第二,延安整风科学地、系统地总结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经验教训,把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总结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延安整风精神的最重要的体现。继承和发扬党的这三大作风是发扬延安整风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经受三大考验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执政后,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了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可以运用国家政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但是,这也容易使党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错误的危险逐渐增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也产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也大肆传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党内一部分意志薄弱者必然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出现而放弃改革开放的方针,而是要同各种形形色色的消极腐败现象进行坚决地斗争。这种斗争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用正确的、积极的东西战胜错误的、消极的东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我们就能够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从国情出发,正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搞好,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这样,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我们就能够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就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就能够依靠和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使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我们就能够正确地开展党内的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扶正祛邪,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使我们党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第三,在新的时期,必须坚持延安整风中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比如,延安整风中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重视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所应当遵循的重要思想原则。只有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只有使广大党员都具有坚强的党性,我们党才能更加坚强有力。又比如,延安整风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等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针,也是今天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只有坚持这些正确方针,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在组织上更加巩固,使全党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我们党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

  第四,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必须把党的领导干部作为教育的重点。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接受了全面的考核和锻炼,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各个部门的核心和骨干。实践证明,延安整风把重点放在党的领导干部身上,这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成功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7页)因此,加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既是加强党风建设的关键,又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但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有相当一批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掌握,特别是“文革”以来入党的不少青年领导干部理论素质和思想修养还不能适应工作的要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在少数领导干部身上发生。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把马克思主义教育重点放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身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的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实属当务之急。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坚信,只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切实有效地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经受住考验,去夺取新的胜利。像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4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三部分

<标题>=发扬整风精神  做好当前的工作

<类型>=g1

<作者>=王明哲

<发文单位>=原中央档案馆馆长

<姓名>=

<内容>=

  1942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从2月1日毛泽东同志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起,至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延安整风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

  延安整风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又是一次全党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是我党更加成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就重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是,在这个结合的进程中,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正如毛泽东40年代初指出的,我们党20年的历史,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的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是机械唯物论时期。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与苏维埃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在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的更为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以后恢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自抗战以来,我党阶级自觉性比大革命以前更提高了,党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经过了这个曲折的历程,我们党才领导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自觉地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是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完全从中国国情出发,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这样我们党就根本摆脱了反复纠缠我们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挫折和失败,走上胜利的坦途。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变中,延安整风有着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

  延安整风正确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并确立了许多重要原则,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重要原则的确立,不仅为当时的实践所证实,而且为以后的历史一再证实,是具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着三大考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指导我们在当前搞好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加坚强的核心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延安整风特别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正确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提高了全党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在今天,我们仍要强调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认识和掌握中国的国情,并把两者统一起来,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年的延安整风,首要的是整顿学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解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告诫全党同志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实行理论和实际统一。他大力提倡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01页)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两个成语,在延安整风中,经毛泽东同志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变得家喻户晓,成了我们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自从这个方法和路线为全党所接受,我们就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真正变成了共产党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1941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先后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延安和各分区都成立了学习组。经过整风运动,调查研究在全党蔚成风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深入实际,不尚空谈蔚成风气,形成了马列主义在我们党的第一次大普及,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过严重的曲折。“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致造成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狂,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后,邓小平同志坚决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提倡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给社会主义注入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十二条指导方针,就是既坚持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回顾走过的道路,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正确相结合的结果。江泽民同志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任务,党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起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中,有许多丰富的实践经验需要总结,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未曾认识的领域需要探索。”(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说:“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7页)总之,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用以指导我们的实践,认真研究和掌握中国的国情,认真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只要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就一定可以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必然会取得空前的大发展和更加辉煌的胜利。

  2.延安整风所形成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坚决克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才能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通过延安整风,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发扬民主、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作风,其中最主要的是三大作风。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表现,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上的反映。党的作风问题的核心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永远不脱离人民群众,党的优良作风是团结人民群众的重要条件。人民群众是从党的作风来观察党的形象,认识党的本质,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和党的威望所在。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同生死、共命运,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我们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固然依靠正确的路线、战略、策略、政策,党的优良作风也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既具有了以国家政权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脱离群众甚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也增加了。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变得更大更现实。现在确有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少数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败坏了党的声誉,损害了党群关系,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党中央十分重视党风建设,提出了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科学论断。只有坚决清除消极腐败现象,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得力的,从中央抓起,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措施。十三届六中全会又专门作出了关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几年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和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我们对存在的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仍要发扬延安整风精神,“一要坚决,二要持久”地同一切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作斗争,使党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3.延安整风所实行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解决党内矛盾,实现党的团结统一,进而发展壮大革命队伍,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仍要坚持这一正确方针,以保证我们党充满生机,富有活力,团结统一,走向胜利。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上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延安整风所解决的是30年代前期党内政治路线的斗争,实行的原则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全党同志在整风中认真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并经过共产党的团结,实现了党与人民的团结,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延安整风所奉行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完全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时期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仅总结了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而且借鉴了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后来具体化为“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样一个公式,为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问题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当然,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一段时间,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我们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曾经背离这一正确原则,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教训是深刻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经过拨乱反正,全党重新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十几年来,我们遵循“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公式处理党内各种矛盾和斗争,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也应看到,有一些党员,有一些党的组织,消极地汲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愿开展或不敢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幻想党内和平,保持一团和气,甚至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消极腐败现象“和平共处”。这是一种危险倾向,如不努力克服,必然会使党丧失战斗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虽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它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要清醒地看到: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与我们较量,这些斗争势必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也会产生官僚主义、腐化变质分子,还有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取消党内思想斗争,幻想党内和平,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会使党在各种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侵袭面前处于被动地位。反对和防止这种腐蚀侵袭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保持党的肌体的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这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要我们像天天洗脸、天天扫地那样经常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队伍就能保持兴旺发达,团结统一;只要我们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并以此为核心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和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认真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我们就将无敌于天下。

  党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努力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应该认清形势和自己的责任,努力学习、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功夫,提高认识,转变作风,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力戒空谈和形式主义,用扎扎实实的工作和优异成绩,去迎接新的胜利。

  (作者系原中央档案馆馆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5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三部分

<标题>=弘扬延安精神  努力做好机关党的工作

<类型>=g1

<作者>=顾云飞

<发文单位>=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姓名>=

<内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向全党宣布整风运动开始。这次历时3年的延安整风,是一次大规模地在全党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延安整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培养锻炼了一代人,经过整风的同志,大部分成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和中坚。另一方面树立和形成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就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挥了巨大影响的延安精神或者叫延安作风。概括起来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民主集中制的作风;团结统一,自觉遵守纪律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把这些作风归纳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把这三大作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三个显著标志。在纪念毛主席延安整风报告发表50周年的时候,学习延安整风的历史,就是要学习、宣传和继承延安整风精神,发扬党的三大作风,使之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延安整风是党的建设的创举。我们党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那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是,延安整风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经验并没有过时,仍然对新时期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要坚持从思想上建党,抓好党的思想建设,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入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延安整风时期,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深刻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的学风,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当前,国际风云变幻,我们的党员干部经受着三大考验。同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处在关键时期,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实践证明,坚持与反对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对立和斗争。机关广大党员干部只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分清是非,辨明方向,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才能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当前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是暂时的历史现象,它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必定灭亡、社会主义必定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仅是认识世界而且是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坚持延安整风中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只有这样,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高工作的预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减少盲目性,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当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是结合学习好邓小平同志的著作。邓小平同志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观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具有现实的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要切实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基层是由党支部领导的,党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在党校做过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的工作,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发挥了领导骨干的作用,这是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面对新的形势,机关基层党支部主要应该在四个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一是在宣传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的基本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新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党支部要教育党员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坚决的斗争,在重大的政治斗争面前不迷失方向。二是在经受执政、改革开放和反演变考验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面临的考验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党支部要通过有效的教育和监督,使党员干部增强执政意识,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反对和防止资产阶级思想和自由化思潮的侵蚀。三是在密切党群关系、宣传教育群众、同错误言行作斗争方面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支部要增强自身的凝聚力,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团结教育群众的坚强阵地。四是在保证机关行政业务工作的完成上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机关业务工作是一个机关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各机关的业务工作都是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服务的。因此,党支部必须紧紧围绕机关业务工作的完成去开展工作,通过发挥保证、监督职能,团结和带领党员、群众去完成机关的工作任务。

  党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必须建立和健全严格的组织生活,增强组织生活的原则性、严肃性。目前,中直机关支部生活的情况总的是好的,绝大多数支部的组织生活是健全的健康的,但是也有不足,普遍存在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够的问题,也有少数支部不能坚持原则,正气未能压住邪气。因此,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当前坚持支部生活的原则性、严肃性的一个迫切问题。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总结了一套正确分析和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坚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民主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学员们对照整风文件的精神,从政治思想原则、党性原则上自觉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开展了相互批评和帮助。那时,既反对放弃原则的自由主义、调和主义偏向,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偏向,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这些延安整风时期开展党内思想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针和做法,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增强党员的党性,有着现实的指导作用。

  党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还要建立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这是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关键。目前,存在着支部工作难做的问题,一些单位还存在着思想工作和业务工作两张皮的现象,有的党员不愿做支部工作,不愿担任支部书记。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员做党的工作的光荣感、责任感。二是配备好领导班子,把思想觉悟高、党性强、热心党的工作又有一定组织领导经验的同志选拔到支部领导班子中来。中直机关多数单位的党支部由行政领导兼任支部书记,增强了支委会的权威性,有利于解决“两张皮”的问题,这是一条好经验,我们多年提倡这样做。三是加强对支部班子成员的培养,给他们以学习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行政领导要关心支持支部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

  第三,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机关清正廉洁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能否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也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艰苦奋斗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是共产党人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激发出的大无畏精神和奉献精神。这种精神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不论是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在人民生活富裕以后,都是需要的,都不能丢掉。但是,在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确有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忘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滋长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既严重损害了党的肌体,败坏了党的声誉,破坏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又为敌对势力提供了口实。因此,当前机关各级党组织一定要把改进作风、加强廉政建设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加强党内监督是搞好机关党风和廉政建设的重要环节。党内监督是机关党组织的一项重要职能,是通过发扬党内民主、执行监督制度、严格党的纪律来实现的。从目前机关党内监督总的情况来看,确实有所加强,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但是,在一些单位党内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存在着监督难、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监督更难的问题。许多同志监督别人有顾虑,受到别人监督又不习惯。要克服这个薄弱环节,一要继续搞好宣传教育,增强党组织和党员监督的意识,大胆地进行监督,自觉接受监督。二要不断健全党内监督制度,认真实施监督。制度建设是搞好党内监督的保证,是实施监督的依据。在对党员领导干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完善监督制度就显得更加重要。实施监督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要不断加以完善,切实保障党员正当的民主权利,防止打击报复或诬告陷害等破坏党内民主的现象发生。三要加强纪检机构;抓好纪检队伍的建设,严肃查处党内违纪案件。当前,有的机关在执纪中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惩治不力的现象,要认真纠正这种倾向,坚持从严治党的原则,做到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违犯了党的纪律,就要一查到底,毫不手软。

  延安整风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把延安精神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能够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领导全国人民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

  (作者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6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三部分

<标题>=以整风精神进一步加强新时期机关党的建设

<类型>=g1

<作者>=

<发文单位>=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中共吉林省直属机关工委

<姓名>=

<内容>=

  当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在面临着国际国内复杂斗争环境考验的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延安整风精神,运用延安整风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克服和解决党内和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用整风精神整顿机关是新时期形势、任务提出的客观要求

  在1990年12月召开的中共吉林省委五届六次全体会议上,省委在认真总结和肯定了全省政治稳定、农业丰收、工业回升、党的建设和廉政建设都有新发展的同时,也及时指出了在思想作风等方面与当前的任务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存在着某些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问题,合力不够;二是存在纪律松弛和工作涣散的现象,从严不够;三是有的同志思想肤浅,作风漂浮,深入不够;四是一些决策和措施部署多,检查少,落实不够。在省直机关中也还存在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叠床架屋,攀比升格;文山会海,繁文缛节,过场甚多,实效甚微;手续繁杂,关卡林立,互相扯皮,难人误事;办事拖拉,责任不清,松松垮垮,自由主义等问题,为政不廉、为政不勤的现象远没有解决。精神不振、空气沉闷、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还比较严重。问题的存在,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全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党风、政风以及行业风气的建设。因此,省委提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必须首先从严治理省直机关。用整风的精神整顿省直机关势在必行,务必抓出成效。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省委成立了以一名省委副书记为组长的机关整顿领导小组,成立了整顿办公室,并召开了省直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由省委领导亲自动员部署,提出了机关整顿的四项主要任务;反对松弛涣散,严格组织纪律;反对形式主义,做到务实高效;反对自由主义,坚持党性原则;反对个人主义,加强廉政建设。同时,对机关整顿也提出了四条标准:一是看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否解决了;二是看制度建设、工作措施是否扎扎实实;三是看机关的精神面貌是不是焕然一新,工作是否明显改进;四是看本机关的群众和机关为之直接服务的单位和群众是否满意。省委把这次机关整顿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大事来抓,周密组织,严格要求,思想统一,为搞好机关整顿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把为经济建设服务作为机关整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经济搞上去,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是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心任务,也是省直机关整顿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把机关整顿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形势任务和基本国情教育结合起来,始终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振奋精神,统一思想,查找和解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各种问题,充分发挥机关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重要内容,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纲要》、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省委五届六次全体会议文件。通过学习,机关党员、干部加深了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明确了经济工作的思路和奋斗目标。各部门围绕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工业状况的基本好转,查找不足,制定措施,做到了自觉地转变职能,转变作风,为经济工作服务,为基层服务。整顿中,按照省委部署,省直机关普遍开展了“解放思想,振兴吉林经济”的学习讨论活动,各部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针,认真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认识问题,查找了在思想、作风、工作等方面与十年规划“八五”计划要求不相适应的差距和不足,联系实际制定了进一步改革开放搞活的具体政策和措施。省直机关在学习讨论中,共提出各种意见、措施、建议600多条,通过学习讨论,认清了形势,振奋了精神,推动了各项工作。

  三、突出思想教育,在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上下功夫

  毛泽东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机关整顿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机关整顿的全过程,在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提高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上下功夫,达到了标本兼治的效果。具体做法,一是在机关中深入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努力提高全体机关工作人员的思想理论素质。整顿中,很多部门党组织组织党员、干部联系实际学习了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章,学习了党章、《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结合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我们请省委主要领导和有关同志在省直机关做了四次辅导报告。二是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对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澄清模糊认识,弄清思想理论是非,着力解决党员和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党、团组织以青年干部为重点,开展了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一些部门把整顿同学习英雄模范人物,树立先进典型结合起来,提出了远学雷锋、焦裕禄,近学身边的模范,树立本系统、本行业、本岗位形象的活动,对照先进找差距,开展了生动形象的思想教育。结合建党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七一”前夕,党工委对106个先进基层党组织、298名优秀共产党员、64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宣传了他们的先进事迹,开展了向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学习的活动。基层党组织把机关整顿同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结合起来,把整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做为党的“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强化了思想入党的教育。积极提倡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反对以权谋私、利己主义;提倡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反对贪图安逸、享乐主义;提倡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反对脱离实际、官僚主义;提倡认真负责,讲求实效,反对做表面文章、形式主义;提倡严于律己,遵守法纪,反对松弛涣散、自由主义。并形成共识,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行动准则。三是以整风精神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学习总结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谈心的方法,对机关中存在的各种不良风气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开展了批评教育,强化了党内监督。做到了既严肃认真,又团结合谐;既解决问题,又保持稳定;既不搞人人过关,又不走过场。

  四、充分依靠群众,增强机关党员干部的参与、监督意识和自我约束能力

  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搞好党的建设,搞好政权建设的成功经验。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问题,要靠机关内外广大群众的监督帮助;解决机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也要靠群众觉悟的提高,靠自我教育和约束。在整顿中,各部委办厅局的主要领导既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把机关整顿好;又发动群众对领导干部、领导班子进行了批评和监督。“一把手”亲自主持党组会或领导班子会,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为重点,揭露矛盾,查摆问题,把机关整顿同民主评议领导班子、处级干部述职、民主评议党员结合起来,以机关整顿为内容认真召开了领导班子和党支部民主生活会,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做到了充分依靠群众,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采取多种形式,内外结合,上下结合,查摆了机关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部门还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基层单位发了征求意见函,或走出去直接听取基层群众的意见反映。各部门领导班子认真对待群众提出的问题,召开党组会、班子会、处级干部会进行了分类归纳和认真分析,并将梳理后的问题重新交给群众进行讨论,依靠群众制定整改措施。在整顿查摆工作结束后,进行了检查验收,广大群众都对这次机关整顿中,领导带头,让群众讲话,务实求真抓落实的作法,感到满意。事实证明,广大党员、群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参与监督和管理,是切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机关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把省直机关建设成廉洁、高效、团结、开拓、求实的领导机关的重要保证。

  五、整改结合,从严要求,机关整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次机关整顿做为一次集中进行的党的思想作风整顿和群众自我教育活动,坚持了领导班子带头,放手发动群众,突出思想教育,边整边改边建的原则。不仅解决了当前机关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也为长远建设奠定了基础,使机关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机关工作纪律、工作秩序明显好转。过去在少数职工身上发生的上班迟到、早退、工作时间办私事、午间喝酒、在办公室打麻将等问题基本得到了克服。建立和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1500多项,其中新制定的有570多项,进一步落实了工作目标责任制,加强了机关内部管理。

  ——精神振奋,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机关中以勤为荣,以廉为荣,乐于奉献,严于律己,奋发向上的风气逐步恢复树立起来,集体主义观念和主人翁的责任感不断增强。其时,省直机关抽调10%干部下基层工作,广大干部积极踊跃报名,从动员到下基层仅用了20天时间。战胜洪涝赈灾捐献活动中,有近5万名干部参加了捐献,共捐献人民币80余万元,还有粮票、衣物等多种物品。

  ——机关工作作风有了很大改进,深入群众,服务基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工作质量和效率有所提高。省直机关有5700多名干部采取蹲点或包片等形式深入到企业、农村和基层单位开展工作,完成了一批重点调研课题。省直首批下派了758名干部深入到县、乡基层单位挂职锻炼,帮助工作。有的单位还专门组织了攻关队、服务队,采取专家会诊、技术咨询、现场办公等多种形式,帮助基层特别是停产半停产和亏损企业,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机关文山会海明显减少,效率不高的问题得到一定的克服,一些单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也有明显改变。

  ——贯彻精兵简政的要求,撤并了一些不合理的机构。按照整顿要求,有关部门对省直机关的内设机构、人员编制进行了重新审理,对非常设机构、干训机构、各类中心和社会团体进行了清理整顿。撤销省直机关各部门内设机构24个;非常设机构43个;撤销和改为依托各部门的干训机构24个,收回人员编制300个;撤销各类中心4个,收回人员编制110个;撤销合并社会团体77个。撤销这些重复设置、人浮于事、任务交叉的单位,不仅减轻了财政负担,而且方便了基层,提高了效率,推动了机关廉政、勤政建设。

  ——各部门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得到了加强。进一步健全了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制度和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民主作风、群众观念、公仆意识、求实精神、表率作用和内部合力有所增强。实行干部岗位交流和回避,共交流了340多名处级干部。对个别薄弱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充实,共降免不称职厅局级干部11人。对一些不适应机关工作的人员作了调整,对长期借调的干部进行了清退,净化了机关,纯洁了干部队伍。

  ——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入和加强,一些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得到处理和解决。省直机关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对以权谋私公费吃请送礼、违反规定乘坐小汽车、公费安装住宅电话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清理。一些行业管理部门结合整顿狠抓了行业作风建设,自觉清理了“三乱”。各级党委、纪委监察部门共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10件,处理党员、干部53人,其中处以上干部34人。机关清房工作效果明显,对8.3万名干部进行住房情况的清理,共清出超规定10平方米以上的861人,都按有关规定做了处理。其中,加收房租处理的657人,10774平方米;收回住房288.5间,涉及195人;收缴各种违反规定的资金和罚款36.4万元。党风、廉政建设的成果极大地鼓舞了机关党员、群众,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

  省直机关整顿工作是运用整风精神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领导机关建设的重要措施,是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实际步骤。运用整风精神进行机关整顿体现了从严的精神,学习的精神,改革与建设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延安整风以来一贯倡导的解决党内矛盾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不论时代和形势如何发展,只要社会上依然还有阶级矛盾和代表阶级利益的政党存在,只要我们党内和领导机关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腐败现象还存在,延安整风精神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解决党内矛盾的强大思想武器。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7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三部分

<标题>=用整风方法搞好干部理论教育

<类型>=g1

<作者>=刘藩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委分析了全省党组织和党员的状况。全省有党员110万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有2万多人。这批领导骨干的基础素质较好,年富力强,文化较高,好学上进,工作积极,有一定实践锻炼,作出了很大成绩。但是,他们当中有75%以上是“文革”时期和“文革”以后入党的中青年党员。他们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和前几年放松党的思想建设的情况下,参加到党的队伍中来,一般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缺乏严格的党性锻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功底不厚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观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的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出现了社会主义信念不够坚定,言行不一,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等问题。这批50岁以下的领导骨干,是跨世纪的一代干部,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如果不解决思想理论素养和党性锻炼较差的问题,就不能适应形势任务的需要,就不能接好革命前辈的班,加强党的建设也就会流于空谈。因此,教育这批领导骨干,切实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并通过他们推动全省党的建设,的确有紧迫的需要。

  那么,怎样教育提高这批领导骨干呢?为此,省委领导首先亲自主持举办了有地、县委书记参加的党建理论研究班,接着把县以上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普遍分别轮训了一次。省委决定用整风方法,以5年时间分期分批轮训县以上干部。省委领导亲自兼任省委党校校长,对干部教育问题又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并主持和指导了省委在省委党校举办的第一、二期县以上领导干部“三基本”教育轮训班,同时形成了两个省委文件,逐步确立了用整风方法对县以上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思路。这就是: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采用整风的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读原著、学根本、学体系、打基础,在“会应用”、“能结合”上下功夫,着重解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等四个基本问题,自觉总结经验教训;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性,改造世界观。省委认为,整风方法,是我们党自延安整风以来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观的优良传统。只要注意清除过去一段时间对整风方法的曲解和“左”的影响,结合新的形势进行再实践和再应用,就可以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为了真正体现延安整风的精神,省委要求,要把党校“三基本”教育轮训变成普遍的、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教育轮训完全依靠自觉,严格实行“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的“四不”政策。

  到1992年初,省委已经在省委党校用整风方法轮训了583名地县、厅局和高校的领导骨干。其中,1991年3月到7月,用四个半月时间,试办了第一期轮训班,轮训了186名学员。这一期试点效果非常好,学员感到用整风方法学理论收效特别大。紧接着从1991年9月到1992年1月,又办了第二期轮训班,参加学习的共352人,效果同样很好,思想改造的成效很大,并且丰富和发展了第一期的经验。这两期轮训班的成功,证明用整风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世界观是行之有效的。

  两期轮训班的主要做法:

  1.省委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领导。省委关于用整风方法培训提高干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先后形成了省委的三个文件,并写进了省委五次党代会报告,作出了决议,成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贯彻执行的任务。省委常委先后18次到党校听取汇报,研究、指导轮训班的工作。省委主要领导先后两次邀请9位政治原则性强、有理论功底、党性作风好的离休老同志,同省委党校负责同志一道,组成总支委员会,担负轮训班的领导工作。每位老同志联系一个学员支部,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发挥了传帮带作用。总之,省委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全局的战略任务来抓,一抓到底,毫不放松。这是两期轮训班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正如大家反映的,像这样高标准,严要求,用整风方法轮训县以上领导干部,没有省委下决心是办不到的。

  2.苦读深钻原著,学根本,学体系。两期轮训,都强调了读马克思主义原著为主,以自学为主。我们按照少而精、有针对性的原则,围绕所要解决的四个基本问题,精选了十几篇马列原著,如《费尔巴哈论》、《谈谈辩证法》、《〈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封信、《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同时,精选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还精选了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有关著作和中央有关文献。对于精选出来的原著,组织学员下苦功夫精读,弄懂原著中阐述的基本原理、精神实质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通过学习原著,学员比较完整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正像他们体会的:“这些理论知识过去也知道一些,但是零散的,好比是一些零部件,这次学习把它装配起来了,‘抓住了根’,‘穿成了线’,‘连成了片’。”我们体会,学习原著是追本溯源的做法,能够抓住世界观、理论、路线、党性、作风的“老根”,能够抓住立场、观点、方法的“老根”,对于要求学员打好理论根底来说,这是必由之路,舍此别无捷径可走。

  3.采用整风方法,坚持革命理论与革命风格的统一,在“能结合”、“会应用”上下功夫,搞好思想总结。整风方法贯穿于轮训的全过程。在学习原著阶段,就强调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联系重大的实际问题,以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同时,要求把自己摆进去,联系个人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在每个单元原著学习中,侧重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中的一两个实际问题,取得阶段性成果。但是整风方法的集中运用,则是在原著学习的基础上,安排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思想总结。思想总结的要求,是要应用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全面剖析自己,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担负领导工作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把情况和问题摆开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既肯定成绩,又着重找出障碍自己进步的主导思想和主要问题,抓住主要矛盾,从党性原则的高度分清是非,认识其根源和危害,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思想总结的具体做法是:个人准备,互相帮助,小组评议,概括起来就是一想、二摆、三找、四帮、五议。要求“想”要认真,“摆”要真实,“找”要准确,“帮”要诚恳,“议”要深刻。这五个字既是整风和思想总结的方法,又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世界观的过程。学员们在思想总结阶段自觉性之高,解剖自己之严格,理论与实际结合之好,思想收获之大,是多年来少有的。联系实际,摆开思想,分析根源,认识危害,的确是不轻松的,许多人反复思考,数易其稿。但当找准了问题,在同组学员的批评帮助下提高了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普遍有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反映说:好比洗了一个温水澡,把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包袱都丢下了,可以轻装上阵了。实践证明,思想总结这一阶段十分必要,是“能结合”、“会应用”的集中体现,是整风方法的集中运用。

  4.把党性锻炼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从学员入学开始,党校就明确要求,每个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以一个普通学员的身份参加学习,集体食宿,自己动手打扫卫生,积极参加公益劳动,随时随地注意党性锻炼。这些看来是小事,但对于一县、一个地区之长来说,却是一种思想意识的锻炼和思想生活作风的转变,其意义不可低估。同志们说,这叫做“于细微处见精神”,是党性锻炼所不可少的。

  5.始终依靠学员的自觉性,充分发挥党支部的组织领导作用。两期轮训班都把启发和引导学员的自觉性作为工作的基点。一是注意激发学员钻研马列原著的热情;二是要求学员在理论联系实际上下功夫;三是注意激发学员认真改造自己的心愿。从而,使学员有了较高的学习和改造思想的自觉性,这是用整风方法进行教育轮训的基本条件。同时,两期轮训班都建立了党总支,下设若干个学员支部。总支负责贯彻执行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组织领导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对省委和校党委负责。各支部支委会,按党章规定民主选举产生,负责领导各支部的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组织文体活动。各支部都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这是保证学习顺利进行、取得成功的组织保证。

  两期轮训班是办得成功的,达到了省委的要求。学员们普遍反映在四个基本问题上有较大提高,获得了理论和思想的双丰收。

  (1)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通过学习,大家不仅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认识到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一些同志学习前,对理想信念的认识主要是建立在朴素的阶级感情上,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一位学员说,这次学习解开了我思想上的疙瘩。通过学习,我既懂得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也懂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曲折性,并从本质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今后,只要我们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大家都决心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中,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做一个自觉的、清醒的共产主义者,经得起任何政治风浪的考验。

  (2)懂得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根据和重要意义。许多同志都说,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学习,使自己在认识上豁然开朗,从理论体系上把哲学基本问题同党的思想路线内在地联系起来了,第一次明确地找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一位学员说,坚持实事求是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要坚持好,一是要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二是要解决会不会的问题,三是要解决敢不敢的问题。懂不懂的问题主要是理论素养问题,会不会和敢不敢的问题则是一个思想品格的问题。要摆脱个人主义,排除私心杂念,做到无私无畏,把实事求是化为自己的思想品格,才能经常地做到实事求是。不少同志都表示,要彻底改变现在普遍存在的“跑马观花听情况,隔着玻璃搞调查”,华而不实的花架子,把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致起来,克服形式主义,深入群众,才能坚持好党的思想路线。有的学员还深有感触地说:“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路线的关系搞不清楚,缺乏理论认识,所以贯彻思想路线不自觉。当了10个月的县委副书记,还没有下去蹲过点,这同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要坚持唯物主义的前提,要坚持从个别到一般的辩证法,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认识比较具有普遍性。

  (3)进一步提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觉悟。通过学习,同志们普遍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学员们认为,为人民服务,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共产党员的真正价值就存在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之中。有的同志学习后检查说:“过去,我过分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认为‘人生朝露,艺术千秋’,想多写些论文发表,有名有利,可作留世之作。现在,认识到我们共产党员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只有把个人溶于集体、溶于共产主义事业之中,才是最有价值的。这个问题,不仅青年人需要解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更需要解决。”许多同志谈到,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处理好个人同党和人民的关系,能不能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学习中,大多数学员都解剖了从事党务、政务工作以后存在着的“吃亏”思想,认识到这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得不牢的突出表现。一位学员说:“我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分配到边疆工作近30年,过去没感到吃亏,现在却感到失去的多,得到的少,吃亏了。这是没有彻底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过好利益关的表现。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排除私心杂念,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生交给党安排。”有的同志说,自觉地解决好“利益观”的问题,思想改造、党性锻炼就可以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4)增强了民主集中制的观念。通过学习,同志们都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坚持民主集中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性质,正确处理党内关系,调动党员积极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许多同志谈到,长期以来,敌对势力和机会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少学员检查了自己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有的学员说:“自己当‘一把手’时认为集中不够,忽视发扬民主;当副手时又认为民主不够,支持集中不自觉。今后决心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摆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有的学员在思想总结中深刻解剖了自己存在的“集中很习惯,民主不自然”的问题后,认识到,究其原因,一是没有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科学原理,没有牢固树立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二是受到我国几千年封建家长制残余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崇尚个人权威。

  (5)提高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许多学员说,如果抛弃马列主义,否定革命历史,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必然造成思想认识的严重混乱。如果在理论上打开了突破口,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思想基础变了,党和国家就必然改变颜色。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这是决定社会主义制度会不会改变的根本问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能结合”、“会应用”上练“本事”,接好马克思主义这个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接力棒”。

  总之,短短四个半月的整风学习,使学员的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有了明显提高。学员们说,这次学习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深刻的一次。要把在党校提高了的思想认识融化到自己的品德之中,并且身体力行。有的学员在结业后被分配到边远地区工作,不讲价钱,不提条件,立即动身。这说明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包括跨世纪的中青年领导干部,经过整风方法的学习和教育,切实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他们就能够按照党的要求,练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底,成长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可靠接班人。

  由于两期轮训班取得了成功经验,省委更加坚定了用整风方法培训提高干部的决心和信心,决定以党校为基本阵地,在全省推广轮训班的经验。现在17个地州市委党校和省级机关工委党校,已经用整风方法对数千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分期分批进行“三基本”教育轮训。全省80万在职干部党史党建理论教育,也创造性地推广了用整风方法学习理论的经验。现在这一经验已逐步在各级干校、高等院校马列课、中等学校政治课教学改革中产生重要的影响。高等学校的马列课改革,正朝着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原著的学习,加强学生世界观的改造的方向发展。省委决定,要用四五年时间,分级分工、分期分批,用整风方法把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并以此来影响和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影响和带动全社会。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8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第四部分

<标题>=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类型>=g1

<作者>=

<发文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校教育历史经验编写组

<姓名>=

<内容>=

  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十分丰富,其基本经验,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中央把一大批高级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进行整风学习,为以后革命的大发展和全国胜利作了干部准备,中央党校成了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阵地。

  一、中央党校计划的制定和毛泽东对中央党校校训的指示

  1941年,中共中央任命彭真同志为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同志到党校后,即同毛泽东、任弼时等同志共同商定,由彭真同志起草《中央党校计划》,明确规定中央党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计划对于学员的条件,学员的来源,各种班次的设置,学员的待遇,修业的年限,课程的安排,以及党校机构的调整,人员的任命,等等,都作了规定。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当时党校教学的历史情况,可以看出党的历史上的艰苦朴素的传统。以学员待遇为例,当时的居住条件80%以上是窑洞,平均每间住2至3人。文具每人每月发纸10张,墨水5钱,铅笔2支(或毛笔两个月1支)。《解放日报》一室1份。清油灯每人1个(如煤油灯则两人1个)。全校机构非常精简,设有校长、副校长、教育长、秘书长,此外,还有两处七科。一是教务处,下设教务、注册、图书资料科;二是校务处,下设总务、会计、卫生、收发科。党组织的成员都不脱产,而是兼职。教学人员分为教员与助教,由教务处管理。

  与此同时,彭真同志向毛泽东同志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之后,毛泽东同志题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就镶嵌在党校礼堂正面的墙壁上。实事求是的精神,不仅指导着党校的办学方向,而且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成了毛泽东思想中最本质的内容。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延安中央党校规定了三条办校方针:一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是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即找出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但是人的认识,是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的,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由于认识的深化,今天认为是的,明天可能成为非了。人的认识不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随时修正,就容易形成思想僵化,使自己的认识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矛盾,这就陷入了错误。什么是错误?从认识论上来说,就是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要坚持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最本质的问题),就要随时修正自己主观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面,使自己的认识符合或者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才能逐步认识真理,掌握真理,坚持真理。

  要能够发现自己的主观认识是否有错误,并能随时修正,最好的办法,就是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紧密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亲自参加实践,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来检验自己的认识,并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这就要严禁空谈,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空谈不仅误己而且误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自己和别人比较,自己是属于主观方面,别人属于客观方面。但是,自己的言和行,形成以后,表现出来以后,就又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了,自己说过的话,办过的事,就都是客观存在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待任何客观存在,不管它是属于谁的,都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对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对待,就比较容易克服个人的偏见,比较容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对于正确的言行,能够如实地从中总结经验,找到差距和不足,不致于盲目乐观,把自己陷于飘飘然的境地;对于错误的言行,能够诚实地从中汲取教训,不致于因为是自己的错误而掩盖、护短,把自己陷于更加错误的境地。对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就比较容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人能够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动力,正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解决自己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方法。丢掉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产党人就不能前进了。能够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对待,这样,对所有客观事物的认识、分析,也就摆脱了个人的狭小圈子,比较容易作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摆脱个人主义的局限。不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中摆脱出来,眼光不宽,受障甚多,对问题的认识不会深刻,没有胆量和勇气接触真理,更谈不到坚持真理,为真理而献身了。

  延安中央党校从毛泽东制定的校训出发,规定的这三条方针,是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有力措施,从党校的整风学习中看得更明显。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中央党校整风学习计划的制定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8日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整风运动的目的、任务和宗旨。整风运动就是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使党员和干部能够切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方向。整风运动是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中心环节是思想教育和思想整顿问题,因此,必须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一方针,运用于对犯错误的同志,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整风报告的发表,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

  为了在党校教育中贯彻整风精神,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停止过去规定的课程,在1942年内,学习党的路线。军事院校高级班归并党校。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以300人至400人为限制,参加党校学习。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同志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同志负责。原党校管理委员会即行取消,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彭真同志负责,并出版《学习报》,彭真主编,陆定一副之。3月11日,中央作出《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校整风学习的正常进行。

  4月8日,毛泽东修改并批准了中央党校关于政治教育的计划。这个计划,总结了党校成功的教学经验,对于保证党校的整风学习起了重要的作用。

  计划规定了党校教育的方针。计划认为,中央党校是高级干部学校,其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够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周围环境,依据党的政策独立坚持工作,并且实事求是地机动灵活解决问题的干部。计划提出,要让干部养成遇事能够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且善于跟马、恩、列、斯商量,跟党的路线、党的领导者商量的独立研究和独立工作的精神。也要让干部养成在自觉的基础上,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生活习惯,保证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的遵守铁的纪律的习惯。不需要干部只会盲目的执行别人指定做的事情,也不容许那种个人主义、个人第一,甚至想在党内建立独立王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党内生存。同时,应该养成干部不尚空谈,不务虚伪表面,而真正朴朴实实,一心一意,忠实为党为革命工作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计划对党校教育提出了“借箭”、“射箭”和“造箭”的要求。在党校学习过程中,应当要“借箭”,即学习国际上的革命斗争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但主要的是实际“射箭”、“造箭”。在实事求是的“射箭”过程中,创造出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情,适合于中国革命需要的“箭”(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并把自己锻炼为成熟的射手。教学过程,就是边“借”边“射”,边“射”又边“造新箭”的过程。当然,首先是研究和接受党的决议和指示,研究和接受新民主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持久战等,这些现成的锋利的中国化的“箭”。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首先要努力摧毁并肃清尚在党内残存着的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即形式主义的文风),不扫除这些反无产阶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三位一体的机会主义歪风,就不能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学风、共产主义的党风和言之有物的文风。歪风不除,则正风不立,这是极明显的道理。因此,整顿三风的斗争,不但应成为教育计划之一部,而且应成为贯穿整个学习计划的方针。

  学习的程序,应该是由近到远,由中到外,由自己到别人,以自己为轴心。

  学习的进度,应该不以时间为标准,而以问题已否研究清楚为标准。应该注重质量。教和学,都应该以学员能够消化并能够吸收为原则。贪多嚼不烂,是会害肠胃病的,害多而利少。

  教学方法,应该是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启发学员在学习中的自动性和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特别是党校这种以学员自学为主的高级干部学校中,为了完成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的教学任务,为了养成干部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的能力,都必须废止教条主义的教育所特有的“填鸭”方式。

  计划还拟定了1942年的政治教学大纲。根据中央指示,1942年度的课程是学习党的路线。具体实施步骤分三个学习周期。

  第一学习周期。首先,开展整顿三风。因为思想、组织和工作的作风不正,不但工作做不好,党的路线也不可能真正学习得好。因此,先以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整顿三风,以进一步改造教学工作,并在方法上做研究党的路线的必要的准备。(要彻底完成整顿三风的任务,必须精细研究党的路线之后才有可能)其次,在学习党的路线的过程中,应该以很客观的态度,总结过去正确的和成功的方面。同时,党必须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必须不怕批评,能通过纠正自己的错误,来改进和教育自己的队伍。当批评过去的错误时,应该着重于总结经验方面,应该坚持“治病救人”的方针,不应该变成单纯的人身攻击。

  第二学习周期。以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的时间学习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目的是把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性质、前途,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要建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根本问题研究清楚。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党的路线和党的历史是必要的知识准备。

  第三学习周期。研究党的路线和党的历史。分四个阶段进行研究,即:(1)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2)大革命阶段。(3)内战阶段。(4)抗战阶段。这一学习周期教学的次序:先请毛泽东同志讲一次党的历史,指示学员以党史的轮廓和研究党史的线索及方法等,然后,即进行四个历史阶段的学习。

  每一学习周期都规定了必读的教材。

  在第一学习周期内,主要是从总的方面,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使学员对于党的路线获得一个大体的轮廓和历史发展的概念。在第二、第三学习周期内,应该进一步对于党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当时国际国内情况,特别是国民党的情况和我党的政策,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找出其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对于内战和抗战两个阶段,尤应分门别类地对于党的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加以精细的研究。在第三学习周期内,还要对党的各项政策,一一作详细的研究。要研究党的各项具体政策,随着情况和党的路线的演变而变化的历史过程。但主要的还是学习目前的具体政策。

  在以上三个学习周期学习完毕以后,最后,将重新从总的方面,综合的研究党的路线,研究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特别是思想方法。

  为了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计划对政治教育的教学方法作出了规定。第一步,指定材料及参考书。限期自己阅读,教务处不发讨论提纲,各组按文件或问题自行讨论,并互相质疑。第二步,各小组讨论质疑完毕后,由教务处综合各组学习讨论情况及所提问题,提出讨论大纲,交各组继续研究讨论,系统地周密地分析当时情况与党的政策,总结当时的经验。为此,就必须要详细研究文件和参考材料。第三步,汇集各组研究讨论结果,提出问题,请人给以指导(作报告),然后,再根据报告加以讨论,即结束对一个问题或一个阶段的研究(必要时将再请人解答问题)。

  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圆满完成学习“射箭”和“造箭”的任务,计划提出要建立健全研究室。研究室由学员组成,之下分组研究。一方面按问题的性质,分组研究敌我友的政权、经济、财政、军事、政工、民运、文化和党务等,并加强敌占区点线和大后方工作及时事的研究;另一方面按照地区,分组进行对于各个根据地的综合的研究。并设立参考材料供应组,供学员研究时所需资料。

  为了培养学员独立分析时事,联系观察时局动向的能力,应改正走马观花看流水账的读报方式,而采取有计划地学习分析时事所必须的基本知识(如关于日本的研究,关于国民党的研究,等等),并抓住每一时期的中心或特殊问题,加以系统周密的分析。研究室各组研究的结果,将采取自由参加的座谈会方式供给各班学员。

  关于党的新的决定和指示,不能仅仅由研究室进行研究,必须列入课程,由全体学员详细研究并能真正领会。

  这个政治教育计划,为中央党校的政治教育和整风学习,特别是党的路线学习,作出了整体安排,使之纳入了正确的轨道。

  是年5月1日,中央党校又做出学习整风22个文件的计划,将22个文件的学习纳入学习过程。计划强调,在研究文件过程中,一切能记笔记的同志,必须写笔记,各小组开会时,必须作详细记录,各支干会和教务处将负责随时检查笔记、记录,并且随时做总结。

  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和党校的学员学好22个文件,5月14日,彭真同志为《解放日报》写了《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的文章。

  彭真同志认为,中央规定的整风中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是改正干部和党员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是整顿三风的锐利武器,必须深入研究、讨论,真正领会贯通它们的精神与实质。

  文章首先指出什么是22个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就是指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亦即指导思想。领会了文件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便可以依据它、运用它来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预见事变的发展进程。就是说,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不仅可以知道事变在目前如何发展和向哪里发展,而且可以知道事变在将来如何发展和向哪里发展,从而使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确定正确的方向。换句话说,所以要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就是为了要在实际中应用,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自己的“箭”,射起来得心应手的“箭”,好用来百发百中地射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用来改正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工作。总之,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那末,究竟怎样才算领会贯通了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呢?文章认为,标准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应用的问题。如果研究了文件以后,能够运用它来反省自己的工作,反省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并且在实践中来检查、改正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工作,又能够运用它来检查同自己有关的部门和地区的工作,并且改正了其中的错误,揭发并纠正了其中的歪风,那就是真正领会贯通了。反之。纵然能把它的字句背得烂熟,甚至像和尚念经一样背得顺口流出,而不会实际运用,不会实践,就仍然是一窃不通。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文章进一步具体分析了这些文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1)文件中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是人类历史中最革命的阶级的立场,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因而也是解放全人类的立场。(2)文件中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观点,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因为只有辩证的历史的唯物论,才是彻底的唯物论,才是完全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是不完全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唯物论,它往往有一定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机械唯物论者即成为唯心论的俘虏,成为唯心论者。(3)文件中的方法是彻底的辩证法的方法,即唯物论的辩证法的方法,因为只有唯物论的辩证法,才是彻底的辩证法,才是完全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唯心论者手里是受着严格的拘禁的,受着不可避免的限制的。

  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统一的。就其本质的共同一致之点来说,似乎是很简单的,为何还要在每个文件中、著作中下苦功夫去领会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呢?因为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其实际的应用,就其所表现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形来讲,是变化无穷、有无限丰富的内容的。文章认为,真理常常是具体的,如果不满足于一般的公式,而是要真正领会它们,那末便不是咬文嚼字背死书的教条主义的读书方法、学习方法所能解决的,必须以企求实际应用的精神,逐件逐件地精读,深入地研究,热烈地讨论,反复地、深思熟虑地、细心地体会,才能真正领会贯通和实际应用,也一定能够真正领会贯通。

  在中共中央指导下,中央党校教育计划的制定和彭真同志文章的发表,为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做出了全面的部署。

  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开展

  按照整风学习计划,中央党校的第一期整风学习是学风学习。于1942年4月初至7月中旬按期完成。6月23日至7月4日举行第一次考试。考试题目是:(1)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教条主义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和预防?(2)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经验主义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3)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对于过去党内的教育或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4)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这些考试题目是经毛泽东同志修改后定下来的。在考试之前,教务处布置各支部、每个学员按照季米特洛夫所规定的挑选干部标准,写成反省笔记,这项笔记也作为这次考核成绩之一。在考试期间,学校谢绝参观,除星期日以外,停止会客。

  通过学风学习,学员认识到主观主义的危害,提高了政治嗅觉。许多同志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改变了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思想上取得了巨大的收获。中央党校在领导和组织整风学习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

  是年8月初,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转入党风学习。党风学习阶段提出要检查的问题有: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问题,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对工作的态度问题,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纪律和民主问题,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的问题,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绝对平均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更便于每个学员具体地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学习。这时,中央更强调反省自己,更强调学和用的统一。

  党风学习阶段,涉及党内路线是非和其他是非问题,更直接、更具体,党校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9月16日,彭真同志在全校大会上作《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讲话,强调大家要以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展开党内思想争论,充分展开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切原则性的问题都可以讨论。同时宣布纪律,讨论的内容暂时规定除向中央高级学习组汇报及与会同志了解外,不得向他人泄露。

  10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央党校209名学员参加旁听。这次会议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经验,统一了对党的领导的认识,纠正了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边区的内外环境和党风状况,确定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要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会议开了88天,于1943年1月14日结束。

  在西北局高干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于1942年11月21日、23日,在会上通过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教导与会代表和党校学员,认真总结自己的切身经验,以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开拓未来。毛泽东同志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1.加强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着政府、军队和民众团体。整顿党的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把政府搞好,把军队搞好,把民众团体搞好。党的建设中,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把干部工作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干部以外,绝大多数是政府干部、军队干部和民众团体干部。把干部工作搞好了,也就容易做好政府的工作,军队的工作和民众团体的工作。毛泽东批评了对党中央闹独立性、闹分裂的错误倾向;批评了对中央的决定,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的错误倾向。他强调,政府的政策,军队的政策,民众团体的政策,都应和党的政策一致,都应尊重党的领导。

  2.全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干部,要精通和实践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而是跟实际联系的不可分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党是有过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他首先回顾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国共合作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只六七年功夫,就干了这样一个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在国外都不多。他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始是没有理论的,党的活动是没有理论指导的错误观点。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就有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在国内广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诞生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斗争的历史。他论述了大革命后期同陈独秀错误路线的斗争,内战时期同立三错误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克服了这些错误路线,党又胜利发展了。遵义会议以后,由于党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全党的觉悟比过去提高了一些,党的路线是比较合乎实际,比较正确了。但是党内还残存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党提出整风,就是要肃清这些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错误倾向。毛泽东号召党的干部,党校的学员,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校的学员要认真读三四十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他认为,党内如有200名高级干部,认真读几十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如果读通了,党的水平就要大大提高了,党就会有崭新的进步,有崭新的面貌。毛泽东认为,现在党的干部理论水平还是弱的。为什么那些错误的东西在党内能卖得出去呢?居然有人信他们呢?有些人就是不相信他们,也说服不了他们,也拿不出有力的武器与之作斗争。其原因就是我们理论上很弱。我们要充满信心地增强理论。毛泽东说,通过整风的22个文件的学习,使原来对学习理论没有信心的同志,增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到手的信心。一本一本地读,扎扎实实地读,理论是可以学到手的,从而大大引起了读书的兴趣。毛泽东特别强调,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就要用,就要更接近群众,如果读了不用,不接近群众,和群众离得很远,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读得愈多,就愈是没有读进去,那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3.党制定政策的依据是革命运动的具体条件。他认为,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恰恰是没有根据革命运动的具体条件,而是从公式出发,进行历史类比。国际的经验必须照顾,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完全不顾,只靠自己从头摸经验,完全要自己来,是不对的。但是,应该把外国的经验放在后边,把自己的经验放在前面。我们制定的各种政策、指示,应该是依据国内外当前具体情况的周密分析,是对这些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进行周密分析的时候,对外国的经验要确当地估计,不是硬搬。我们党过去在这上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的经验是在外国的条件下,是在当时当地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东西。我们必须顾及到两种时间、地点、条件的不相同。毛泽东说,把党的21年的历史反省一下,过去凡是对具体条件加以分析,同时又顾及到外国经验,工作就做得好;反之,不注意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结果制定的口号、政策就不合实际,就一定行不通,工作就做不好。对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这就是方法论,是思想方法,是看问题的方法。

  4.党的政策要回到实际中去检验它的正确性。毛泽东说,要根据具体的条件进行周密的分析来制定口号、指示,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单有这一部分还不够。因为根据具体的条件进行周密的分析制定的口号、指示,从方法论上说,还没有完,还有一部分,就是要把这些口号、指示,在实际中间得到证明。理论从实际中抽出来,又要回到实际中去检验它的正确性。从实际抽出来,就是讲调查研究。从实际中反映成为口号、指示,这是方法论的第一条。根据具体条件进行周密分析作出来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怎样证明它正确呢?不在于嘴里说,最后的证明要在你工作中,你做对了就是正确,不然是不能说它一定是正确的。这是方法论的第二条。客观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而在他的行动。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宣言、决议案这些东西,不是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主要标准是看他实行的结果。

  5.党要有新的革命作风。新的革命作风可以带动群众自然地一天天地革命化。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有两种缺点,一是“左”的错误,一是右的错误。我们今天应该反对自由主义,现在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同时,还要反对过“左”的错误倾向,比如征粮工作,不调查,乱派一顿,命令主义,这样,能不能使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不能的。现在,当兵打日本,出公粮,这是革命工作,命令主义能不能使边区农民自然而然地当兵出公粮呢?不能的。我们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鲁艺的学生,都是群众,怎样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就是采用整顿三风的办法。边区各机关,从各方面来的人都有,大家彼此不熟悉,不了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倾向,我们就进行整顿三风,实行比过去更进一步的新的革命作风,使大家自然而然地革命化。我们拿每一个口号,每一项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使他们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使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比如,过去很多人不安心工作,组织上调动他的工作就讲价钱。怎样适当解决这个问题呢?就用整顿三风、自我批评的办法。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心工作了,组织再调动他们的工作时也不讲价钱了。现在觉悟了,已经革命化了,已经进步了。我们要用新的革命作风,来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来培养和教育广大青年,来培养和教育各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军队。

  6.要把原则性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如果不然,党就不仅不可能教育群众,要向他们学习,要倾听他们的呼声,就成了空话。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教育群众,另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想把革命的原则同群众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党员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不联系群众,有什么办法教育群众,有什么办法向群众学习呢!那是教育不了,学习不了的。要密切联系群众,把群众逐步提高到党的水平。做群众工作,要把群众日常生活上的要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群众的基本要求就是党的最高原则。最高原则是党的奋斗目标,忘记了就不算是共产党员。但是,实现党的最高原则,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觉悟,今天能够做到的才去做,这样才算和群众密切联系。做群众工作要把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一个是坚持党的最高原则,一个是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群众里头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要把落后分子提到先进水平,把群众提到党的水平,这是做群众工作的又一重要原则。要坚持党的最高原则,并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做群众工作中,向着党的最高原则方向去做。

  7.把革命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我们进行革命斗争,除了基本群众以外,还有一部分别的阶级和集团。革命按着可能性,当可能和他们联合时就同他们联合,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和机动性的问题。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列宁批评这个口号,认为是错误的口号。当这些共产党人提出这个口号时,他们自命为“很革命”,但是,这不是革命性,而是冒险主义。不顾革命形势,不作任何妥协,不作合法斗争,不利用国会,只是进攻,就是冒险主义。如果完全丧失自己的立场,不管革命,是迁就行为。冒险主义和迁就行为都是错误的。要善于灵活地运用多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才能够把革命引向胜利。

  8.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自己队伍中的错误问题和机会主义派别组织以及反革命问题严格区别开来。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不要骄傲。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要及时地公开承认错误,公开纠正错误。如果不是这样,党就不能成为领导者。这种错误,包括小的错误和个别的错误,也包括大的错误和路线的错误。现在的整顿三风,就是属于同党内的思想、路线错误的斗争,这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来解决。另一类问题,是一贯犯路线错误,并始终不觉悟不悔改,反而进一步组织机会主义小派别,进行反党活动,同党形成对抗。对于这种人,就要坚决清除出党,他们不能当党员。至于混到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清除出党。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党内没有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加以区别,不论犯什么错误,那怕是犯的小错误或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地打击,跟对待反革命分子没有什么区别。这样做是错误的。现在要加以区别。就是对于反革命分子,把他们从党内清洗出去以后,也要给以回头的机会,给以生活的出路。

  9.党要建立各级领导核心。领导核心问题,有中央的领导核心,也有各部门、各地方的领导核心。如果没有领导核心,真正要办好那里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一个党,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即一元化,不能是两元化或者三元化。什么叫闹独立性?闹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多元论,就是个人自以为是领导核心。领导核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从斗争中形成的,是从群众的领导分子中、积极活动的前进分子中产生出来的。从这些积极分子中的一小部分人中组成领导核心。其他积极分子去联系广大群众,大家共同进步。领导核心成员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十分忠诚,足以代表无产阶级;十分有经验,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

  10.党要经常注意改善自己的社会成份。这里所说的改善,就是要洗刷那些坏分子出党,把好的成份吸收到党内来。现在就有些党外的人比有些党员表现好。要把那些好的吸收进来,把表现坏的清洗出去,这就叫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份。

  11.党要有基于思想一致的纪律。共产党不仅要在其他方面而且也要在纪律方面区别于其他政党。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这种纪律的基础是思想的一致性,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性,这样的纪律才是严格的纪律。整顿三风的目的,就是使全党认识一致,步伐整齐。

  12.要善于总结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1943年我们党整顿三风,整整100年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历100年了。整顿三风的文件,不但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1年的革命斗争经验,而且总结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00年的经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但可以而且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新的结论去代替旧的结论。这种思想,马克思已经有了。马克思自己讲,他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这一思想告诉我们以后怎么做,这就是要善于总结新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不仅在整风学习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长期起着作用。

  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违反党的领导,妨碍党的团结的现象。每个党员着重检查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思想问题,对于增强党的团结,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此后,中央党校的整风转入文风学习阶段。这一阶段,学习3个月,至1943年3月中旬结束。在文风学习阶段,同志们检查了工作中形式主义现象,检查了党八股作风。

  1943年3月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办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中央党校的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了总结,全校、各学员部也写出了整风学习总结。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大体经历了以上几个阶段。由于各学员部成立的时间不同,各部的学员成份不同,整风学习的时间有先有后,是分期进行的,各部的整风学习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第二部和第四部的整风学习开始较晚,到1944年7月,学风学习才告结束。1944年7月,彭真同志在中央党校第二部、第四部整风大会上作了总结报告,着重从思想方法高度总结整风学习。这个报告是继1942年5月《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之后,指导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又一重要文献。

  四、中央党校的扩大

  1943年3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校归宣传委员会管理。在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党政军民干部来延安后,中央指示中央党校应开办第二期。这时,毛泽东同志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同志任副校长。

  中央党校原来只有一、二部。第一部学员是地委、旅级干部,多为高级领导干部和七大代表。军事学院高级班也全部合并到一部。部主任古大存,副主任刘芝明,组教科长栗再温,副科长杨英杰。第二部学员是地方中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部主任张鼎丞,副主任安子文。

  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党校合并,改为党校第三部。这个部的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张如心、阎达开,阎达开兼组教科长。

  后来,第二部学员中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又分立出来成立了第四部。第四部学员多是工农老干部,部主任张启龙,副主任程世才。

  1943年8月8日,中央党校第二部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出席并讲话。他指出,在党校学习的目的是要达到做干部的标准,如季米特洛夫所说的,要对无产阶级事业有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号召全体同志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1944年初,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党校和中央党校合并。原西北局党校学员编为中央党校的第五部和第六部。第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县区级干部为主,有五六百人。部主任白栋材,副主任强晓初,组教科长杨彩斌,文教科长杨文海,秘书科长张同舟。第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也有五六百人。部主任马国瑞,副主任谷云亭,组教科长侯维煜。

  这时,中央党校六个部学员共有3000人,分别住在王家坪、兰家坪、七里铺(原西北局党校旧址)、马家湾(即杜甫川,原自然科学院旧址)等地。

  党校秘书长是黄火青,教务处主任张秀山,副主任刘芝明、杨献珍,校务部部长胡松(即富振声),副部长牟泽衔。

  中央党校经过几次大的整顿、改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上都有很大的改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大大发扬。

  五、系统地进行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和党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

  按照中央部署,延安整风运动在普遍的整顿三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应即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但是,到1943年6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高峰。国民党的胡宗南部队于6月7日炮击我军关中分区防地,准备闪击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全体军民,开始了紧张的反摩擦斗争。因此,整风运动没有能够及时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在军事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政治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中央总学委作了大量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1943年7月11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这次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中央要求利用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中央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地批评、纠正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有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和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同年8月5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通知。中央认为,这个时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中央指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也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多次纠正,但是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着许多错误观点,即使老党员也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干部,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统一部署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教育。

  在这期间,中央党校的学工人员和其他单位一样,学习了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毛泽东同志的《质问国民党》,刘少奇同志的《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周恩来同志的《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以及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这次学习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了对国民党反动本质的认识,及其在抗战期间的两面性表现。加深了对党在抗日时期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认识,掌握和运用得更精确了,为以后在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时,战胜和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次学习,实际上成了整风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击下,于1943年秋,被彻底粉碎。

  六、高级领导干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整风运动转入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阶段。

  这时,党的各项政策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度过了极端困难的时期,经受了严格的锻炼。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更加壮大,抗日民主根据地比过去更加巩固,有了更大发展。这个时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节节胜利。全国人民面临着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另一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即一个旧中国。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自己的切身实践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提高认识,增强党性,使全党步伐整齐。这对于党制定争取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实际上是从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经过普遍的整顿三风的学习,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学习转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路线学习上来。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辩证法是:从路线问题入手,经过提高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又回到路线问题上来。按照这样的领导方法,使整风运动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在全党普遍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端正全党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工作作风,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固的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整风学习,继续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主张,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采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另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毛泽东同志认为应引为鉴戒。毛泽东提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的方针是,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毛泽东同志把这样的方针概括成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中央党校这时学习的主要材料是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编的党的历史文献《两条路线》一书。全书把党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选编的文献,从1922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到1943年10月《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共选编135篇(其中,大革命时期14篇,内战时期39篇,抗日战争时期82篇)。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共53篇,下册是抗日战争时期,共82篇。《两条路线》一书作为党内秘密文件,供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之用。学习方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从学习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入手,经过学习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的路线问题,再回到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上来。这样的学习方法,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把当前的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从现实出发,经过历史问题的学习,再回到现实问题上来,从而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路线学习开始以后,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领导,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0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这个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和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这个讲话,总学习委员会规定为整风必读文件,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必读的教科书。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领导干部,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中央还组织了过去曾经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如红七军历史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湘赣边区党史座谈会、鄂豫皖边区党史座谈会、福建地区党史座谈会、闽西地区党史座谈会、闽粤边区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赣东北边区党史座谈会,等等。用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把全党的历史问题和各个地区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使党的干部从自己的切身实际经验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党的路线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从而正确地总结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这种把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同党的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可以使更多的党员和干部彻底地弄清问题,真正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

  中央党校的路线学习进行半年以后,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学习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传达了政治局所作的结论:(1)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的态度问题。(2)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3)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4)关于1931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5)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5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第一部讲课,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7年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他把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937—1940年为第一阶段;1941—1942年为第二阶段;1943年以来为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党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后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问题是:自从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从抗战以来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毛泽东从六个方面对党在抗战期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他说,从1937年7月起到现在,这7年时间内,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党(1)抗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进攻;(2)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3)大大发展了党和军队;(4)打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5)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6)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今后的任务:为了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和解放全中国,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要在继续抗战中,使党、军队和抗日民主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如果没有这两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就不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也不能解放全中国。

  毛泽东同志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放下包袱,是指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他说,有许多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他认为,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毛泽东着重论述了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第四次是在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他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年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同志说的开动机器,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他说,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毛泽东同志说,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太不够了。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七、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召开

  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整风运动中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审议召开党的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召开多次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在最后一次大会上,即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成就作了说明,对于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党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作了肯定,对于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于1933年初至1934年底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了详细的结论。决议指出,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决议着重指出,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倾向之目的。

  六届七中全会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开幕。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大会制定了党争取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纲领,以及各项方针、政策。大会听取和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于6月11日胜利闭幕。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大会的召开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成果。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所进行的整风运动,经过几年之后,到七大的时候,真正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八、中央党校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对于全党的整风学习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由于中央党校集中了党的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实际上是全党整风学习的一个缩影。中共中央经过中央党校这个点的实验,取得经验,运用这些经验指导全党干部的整风学习,因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还由于中央党校的学员多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能否学好,是整风运动成败的关键,他们学好了,又去领导更多的干部进行学习,因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经过整风运动,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中形成了一套优良作风,其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大家自觉地认识到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肃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实际情况和问题,谨慎地对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作风大大发扬起来;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提高,蔚成风气。由于党总结了几次大的骄傲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坚决克服骄傲自满、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思想,使尊重党的领导、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作风,得到发扬。走群众路线、同志之间平等相待的民主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作风,都大大发扬起来。大家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全校形成一种认真刻苦读书,理论和实际联系,畅所欲言,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局面。

  党领导的整风学习,以中央党校为重点,逐步推向全党。这种由领导到群众,再由群众到领导的学习方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作风在全党上下普遍推行开来。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整个学习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不是少数人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全党范围的普遍的学习;不是零碎的学习,而是完整的系统的学习;不是一般的泛泛的学习,而是从党的历史和切身实际经验出发的学习。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正因为在这次整风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如此普遍,如此认真,如此紧密地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所以才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通过延安整风,最可贵的是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好办法。这就是:(1)以思想理论教育为基础。大力提高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切实掌握和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世界观、人生观等根本问题上求得彻底转变和提高,以确立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增强党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求得全党认识的一致。(2)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规范每个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言论和行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制定了多项规章,规范中央、地方各级党组织和高级领导干部的言论和行为。之后,对加强党的领导,正确处理党政军群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政民关系、党内生活、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等问题,逐一做了详细的规定,形成了纪律严明、奖惩分明的科学制度。这些规章,不仅成为制度,也成了良好的风尚,成了每个党员的道德习惯,成了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党员和干部的准绳。这些规章和风尚,由于深得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拥护,保证了全党的紧密团结,并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了上下行动一致,步伐整齐,万众一心,所向无敌的局面。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ZFWSZNJNYAZFWSZNWJ0029

<书名>=《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参考文献>=《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

<目录>=附录

<标题>=延安整风运动纪实

<类型>=g1

<作者>=

<发文单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委员会

<姓名>=

<内容>=

  延安整风运动,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也是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整风学习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全国人民都有巨大的影响。通过总结整风运动的实践,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完整的建党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关于整风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的基本点,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仍有现实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是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是全党范围的。在陕甘宁边区、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重庆、西安等地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都进行了整风学习。这次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又以延安的整风运动最为典型,所以一般通称为“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从准备时算起,是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闭幕告一段落。但是在全体干部中普遍进行整顿三风的学习,是1942年2月到1943年10月,通常所说的1942年的整风运动,就是指在全党干部中普遍开展的整顿三风的学习。

  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准备时期、普遍整风时期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一、准备时期(1938年9月至1942年1月)。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从党的历史上的几次严重的错误中,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分清是非界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求得一致的认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时期,中央组织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

  二、普遍整风时期(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个时期以整顿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为主。这个时期的整风学习大体上分为五个阶段,逐步进行。(1)普遍发动阶段(1942年2月1日至4月2日);(2)学风学习阶段(1942年4月3日至8月初);(3)党风学习阶段(1942年8月初至12月中旬);(4)文风学习阶段(1942年12月18日至1943年3月中旬);(5)总结阶段(1943年3月20日至6月底)。在总结阶段,适逢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高峰。随之,即在干部中间进行了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这次学习,实际上构成了整风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对党的历史上重大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并作出正式结论。

  延安整风运动的三个时期,是互相联系的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准备时期,没有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取得思想一致,就不能有党的坚强的领导,也不可能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普遍的整风运动。如果没有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学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就不能彻底清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残余影响,不能从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上彻底清除“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在普遍整风之后,如果不进一步在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讨论党的历史经验,并作出正式结论,那末,仍然达不到全党坚强团结的目的。也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加强党的建设起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如此普遍,如此紧密地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又是由领导到群众、再由群众到领导反复进行学习,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作风就在全党上下普遍推行开来,收到了巨大的成效。

  一、准备时期

  1938年10月14日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的学习竞赛。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时号召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希望这次中央全会以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2)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作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坚决主张,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他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之后又开展了各单位的检查工作,并逐步发展成为整风运动。

  1938年11月6日 刘少奇论党规党法。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党规党法的报告,就中央规则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各级党组织规则与纪律》、《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等三个决定草案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1)少奇首先说明由于党的状况的变化,有必要对党章作出补充规定。1938年和六大时相比较,党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党的工作重点在城市,现在主要在乡村;过去没有军队和政权,现在领导了军队和政权;过去党的活动是秘密的,现在党在根据地的活动是公开和半公开的;过去党的组织比较小,现在是大党。中央全会无权修改党章,所以只能作补充性质的决定。(2)党正在领导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以外,还应有党规党法规定从法律上保证党的团结,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3)这几个决定,是党的组织建设之一,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此为党的民主集中制。刘少奇指出,这三个决定由全会通过以后,可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教育全党。他号召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执行这些党规党法中应起模范作用。刘少奇还对这三个决定草案的要点和起草中的问题,分别作了说明。同日,全会通过这三个决定。

  1938年12月13日 毛泽东提出延安各机关团体进行检查工作的要求。他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党政军民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号召各机关团体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之反攻。他要求后方各单位,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各项工作任务。检查工作分五个方面:(1)各部门应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负起本身的职务。把工作精神更加紧张起来。(2)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革命运动,学习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3)积极推进生产运动。各机关、部队、团体每个人都须参加生产运动,以克服当前困难。(4)加强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5)健全党内生活。他说明检查工作的目的,是为着总结过去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规定今后的任务。检查工作的时间,他提出自1938年12月15日起,由下而上的开始进行检查,至1939年1月15日检查完毕。1月25日前举行总检查。他还提出了检查的方法。1939年5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检查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党建立经常的工作检查制度,并将延安检查工作的经验运用到全国各地党的工作中去。延安的检查工作,是延安整风运动在准备时期的一个重要环节。

  1939年2月17日 为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洛甫(张闻天)任部长,罗迈(李维汉)任副部长,领导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

  1939年4月19日 毛泽东给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题词是:“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5月1日,在《五四运动》一文中,重申了这一论点。5月4日,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这一论点,并进一步论证说:“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1939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干部教育大会。大会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到会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千余人。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提出,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会上,罗迈对开展学习运动的重要性,干部的现状,今后的学习计划诸问题,作了详细的报告。最后,洛甫作了关于学习须有持久性和恒心等问题的讲演。

  1939年5月30日 《解放》周刊第72期发表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提出入党资格、党员成分、入党手续和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候补党员,以及共产党员的标准诸问题。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应把革命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要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要做群众的模范;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进革命知识,培养政治远见。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1939年6月2日 延安《新中华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政府认真开展干部学习运动。在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以前,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干部学习就已经开展起来。大会以后,他们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规定,依照每个同志的文化水平,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组学习党的建设,丙组学习《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专论和社论。学习时间统一在上午7时至9时半,采用集体学习和个人自修相结合的方式。讨论会3天开一次。整个学习过程要求把学的理论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1939年6月10日 毛泽东谈干部教育问题。他在反投降问题的报告提纲中谈到干部教育问题时说,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17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3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是18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他主张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和敌情原因,这些学校分在边区和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学校指挥管理仍属中央,委托北方局监督。报告提纲中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于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团体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按各人的不同程度,学习时,文化和理论或者并重或者偏重。这种学习是一种长期的大学校。每天坚持两小时学习制。每个干部要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学习要理论和实际一致,自动和强制结合,勤学者奖,怠惰者罚。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要设干部教育领导机构,领导这次学习运动。

  1939年6月13日 延安《新中华报》报道,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干部学习运动已进行两个多星期。工作人员和事务人员每天都坚持学习。用座谈会的方式进行讨论,讨论前,要求充分准备,作发言提纲,讨论会主席轮流担任。学习中注意联系中国实际问题。在学习《联共(布)党史》时,讨论了“中国有没有民粹派思想”的问题。

  1939年6月16日 延安《新中华报》报道,中共中央直属各院校的干部学习进行总检查。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各院校在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下,积极进行干部教育工作。他们热烈响应中央关于加紧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把工作、学习、生产结合在一起。进行总检查的单位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组织部训练班学习计划规定:每周对丙组干部讲授《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政治常识、时事分析等课程。

  1939年6月20日 总政治部学习委员会成立。学委会下设若干学习分会,负责督促和检查各单位的学习。甲组的学习分为三类:高级领导干部属于第一类,采取专门研究的方式;科长以上的干部属于第二类;科长以下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属于第三类。乙组的干部研究党的建设。学委会经常帮助各组解答问题。

  1939年6月23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立学习检查制度。有的大队还组织了干部学习检查委员会,以推动学习。甲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乙组有的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有的学习党的建设,有的讨论总政治部测验抗大干部和党员的10个题目,有的讨论洛甫、王明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文章。

  1939年6月30日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调整干部学习组织。根据中央干部教育部关于学习的指示,把以前的各科学习研究小组改编为甲乙两组,按照干部教育部的规定进行学习,每周定期召开学习讨论会。乙组的党的建设的学习,每周邀请工作经验丰富的同志作报告,使理论学习和分析实际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1939年7月7日 八路军供给部加强干部学习纪律。根据干部学习中纪律松弛现象,规定:学习时间如缺席必须请假;无故缺席者,第一次组长指责,第二次小组批评,第三次受警告。除加强党的建设学习以外,还成立了哲学讨论会,进行哲学的研讨。

  1939年7月8日 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部分的讲演。12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三部分“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的讲演。毛泽东致延安《解放》周刊编辑部的信中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部分,发表在《解放》周刊第82、83、84期。在“绪论”中,论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在“党员思想意识修养”中,论述了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在“党内团结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中,论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党员怎样执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原则;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如何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讲演,是延安整风必读的22个文件之一。

  1939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党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

  1939年9月26日 总政治部重新规定干部学习时间。从9月26日开始,每天上午全部为学习时间。讨论会每三天举行一次。

  1939年10月20日 《共产党人》创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刊物于延安出版。这个刊物是专门为加强党的建设而创办的。共出版19期,至1941年8月停刊。

  1939年10月20日 毛泽东10月4日撰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发表在《共产党人》创刊号上。他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毛泽东称完成这样的任务是件伟大的工程。他认为,(1)党的建设是和党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的。他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科学论断。他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18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2)党的建设是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结合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说,党的历史证明,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的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同样,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他在论述三大法宝的相互关系时说:“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1939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央要求,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中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1939年12月 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1939年冬季着手撰写,1940年2月首先在《共产党人》第4期发表第1章。4月,在《共产党人》第5期发表第2章。在发表第1章时,编委于1939年12月15日写一启事称:“《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为本书编辑委员会编辑,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这是初稿,随编随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希教者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使成一个完善的教本。各地教课时,可从本刊上取下付印。”这部著作是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教材。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18年。他说,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他重申: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1940年1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央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学习的课程应按照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进行安排。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

  1940年1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庆贺吴玉章60寿辰大会上致祝词。他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他说,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1940年2月5日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不研究自然科学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他说,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说,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他说。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940年2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后在《解放》刊登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本文是1月9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663页)这一著作从中国历史的特点和现状出发,详细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前途。

  1940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指出,为了巩固与发展党,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中央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可依自己的环境和能力办理党校和训练班。各中央局、各分局可以办中级党校,培训县级及区级干部;省委、区党委、地委可办区级党校,培训区级干部;地委、县委可办初级干部训练班,培训支部干事。

  中央指出,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在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因此整个党校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均应服从于这个基本任务。关于教学原则,应以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为原则,以达到学生对所学的功课真能切实懂得之目的。关于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个人自习(即自己读书)为主的原则,小组会的集体研究只是帮助个人学习的辅助办法。中央认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是党校教习的中心目标。中央解释说,在学校生活中,求得这种一致的方法,应该同在实际工作中不同。在学校中为了求得这种一致,应该使学生切实了解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应该经常研究与讨论党中央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各种文件与指示,应该经常多请当地的和外来的负责同志报告各种时事问题及各种实际工作的情况与经验。这些均应成为党校的主要功课之一部。对学生党性的考察,主要的要从党员在学习生活中,在对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中央要求,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挥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辩论问题的作风。对于错误的不正确的思想,主要的应该采取说服、解释与共同讨论的方法来纠正。

  1940年3月19日 王明在延安再版《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他在“三版序言”中说,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莫斯科出版的本书,在延安份数甚少,因此,好些同志要求将此书加以翻印,这就是本书三版的动机。王明这本书是党内1931—1934年间“左”倾错误路线的代表作。

  1940年3月24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指示规定5月5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在学习节期间,要总结每年的学习经验并举行奖励。1940年5月5日为第一届学习节。这一指示,是对中央1月3日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现时在职干部要分为甲乙丙丁四类进行学习。中央要求,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中央指出,学习小组的讨论会,应采取生动的座谈会的方式,相互间应采取同志的友谊的讨论态度,不可采取“斗争”及“戴大帽子”的方式。中央认为,必须使所有在职干部了解,学习的成效,主要靠自己努力,因此努力自学是基本的方法。

  1940年4月16日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决定对在职干部的学习进行一次大检查。检查分为中央直属系统、军事系统和陕甘宁边区系统三大单位进行。在4月25日以前检查完毕。要求选出模范学习小组,总结出好的学习方法,供各根据地干部学习参考。

  1940年6月6日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罗迈作《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报告。

  朱德在会上介绍了前方的学习情况,然后讲了怎样学习的问题。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一切反动阶级,如今天的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对我们大肆攻击,但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为他们所欺骗;相反的,共产党人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正因为我们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最正确的。第二,要求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际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和发展理论的内容。他说,以我个人来说,这次我到大后方去,和很多人“打官司”。他们早就布置好了,大家都准备难倒我,大家都“控告”八路军不好。但是,我有马列主义作依靠,所以,我也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驳倒了他们,说服了他们,指出他们制造摩擦是没有前途的,劝他们不要再固执下去,结果有许多人没有话回答,有些人点头表示同意。他说,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和实际联系起来,要能在实际中运用,要能改造实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引用中国的一句谚语:“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然后说,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便只有向前进步,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任弼时在会上讲话,指出提高全党理论水平的迫切性。他说,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们学习理论,是为了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知道了革命运动的规律,行动就有了办法,而不是盲目乱碰。我们学习理论,特别要了解中国革命的艰苦性、曲折性和长期性,更应了解中国革命的规律和发展。今天我们党处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大时代中,要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就要看能否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正确地决定策略路线。而党的正确的策略路线,又要靠全党能否正确地执行。所以,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洛甫在会上讲话,指出今后要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掌握革命武器,中国革命一定胜利。

  1940年6月21日 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到会有毛泽东、洛甫、朱德等50多人。何思敬致开会词。艾思奇报告会务工作。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要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

  洛甫在会上提出新哲学会今后的几项工作:(1)要与反辩证唯物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没有这种斗争,新哲学的发展就不可能。(2)新哲学会应更多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以克服革命理论落后于实际的缺陷。(3)使新哲学的研究与实践斗争更密切联系起来,使新哲学的研究成为生动的实际的有兴趣的工作,而不是死板的条文的公式的背诵。(4)新哲学会今后应推动各地研究新哲学的活动,供给他们研究的材料、通俗化的读本,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

  朱德在会上说,两年来辩证法大大地发展了,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希望延安的哲学家多到前线去,帮助和推动研究新哲学,并写些通俗小丛书,供给前方需要。

  会议规定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会员宣读论文。已提出的论文题目有:艾思奇的《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陈唯实的《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的《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何思敬的《黑格尔的逻辑》,郭化若的《军事辩证法》,和培元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哲学思潮》。

  1940年7月1日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抗敌报》江北版上发表《作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一文。本文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而作。刘少奇指出,要做一个好的党员,(1)要尽心负责地为党工作,爱护党的每一个事物,如自己的事物一样。(2)为党的与劳苦大众的公共事业而牺牲,是最值得的。(3)要做一个终身的好党员。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党员的前途也是光明的伟大的。党的胜利,即是一切党员的胜利。党员只有在党的胜利中才会有自己的胜利。所以一定要建设一个好的党,一定要使党不断前进。只有大多数党员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提高与增进自己的品质,努力前进,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党。在中国没有一个好的大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央的正确的领导和全体党员正确的努力,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要建设新的民主共和国也是不可能的。

  1940年7月12日 延安《新中华报》报道,当前,边区干部学习中的主要困难,是缺乏教员和乙丙两类干部的教材。边区各级党委为解决教员问题,拟由陕北公学的学员下乡工作半年,辅导干部学习;为解决教材问题,拟编辑《党员初级读本》、《边区问题》等。

  1940年7月18日 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直属队总结一年来的干部学习。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指出,这一年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干部的学习情绪和理论水平,思想上有显著的进步,克服了不安心工作的现象,提高了干部的读书兴趣和工作能力。学习是每一个干部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今天,留守兵团的干部中,有的人头脑中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要克服这种不良倾向,必须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要求大家把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1940年8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中央指出,干部的政治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中央认为,审查干部是巩固党的一个重要方法,要求各级党委和各单位应成立干部科,以担负审查、配备和提拔干部的工作。

  1940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中宣部要求全党在职干部教育和各种干部学校中,把策略教育列入正式学习计划。

  1940年10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决定对一年多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作了总结,认为一年多来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已经发动了最大多数在职干部学习的积极性,并把这种积极性组织成为经常性。干部对党的认识,他们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在不同程度上,比以前提高了一步,从而工作的效能也比以前有了进步。在教育制度上,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建设。如:小组与大课之相辅而行;指导员与支部教育干事的确立;巡回教育制与顾问团制的采用;各种研究组与研究会的推行;一般大讲演的举行与干部教育中策略教育的开始,等等。在学习方法上,也有许多创造,并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在5月总检查中,发现许多模范的学习小组。总之,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正在继续展开和不断的前进。同时,指出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中存在的弱点,最重要的是:策略教育不够;许多干部至今没有养成自学与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学习不深入;学习指导的许多环节还相当弱。目前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加倍提高学习的质量。

  决定提出:(1)坚决实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主要提四项要求:有计划地进行中央负责同志的大讲演,高级干部会议的传达,并认真地讨论这些会议的报告;在全体支部中或小组中认真地有计划地进行党的决议、决定及党报重要文章的讨论;在各种大课中充实策略教育的内容;加强时事政治的研究。要求在成绩考查中把时事政治及策略教育列为重要标准之一。要求在干部中普遍纠正那种轻视策略学习、轻视时事政治研究及忽视党报的观点。(2)为了提高学习的质量,要求学习干部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为求得学习的深入,应在学习上力求咬得烂、懂得透。为此,首先要完成教育计划中已经规定的课程和教员指定的参考材料(包括策略教育的课目在内),对这些材料或课本,必须自己阅读与思考。应当纠正那种什么报告都听,什么研究会都参加,而自己并不阅读与研究的敷衍习惯;应当纠正那种好高骛远的偏向;应当纠正某些环节中教育干事或指导员自由规定庞大的学习计划、讨论提纲与参考书目,使学习干部弄得头昏眼花的形式主义。(3)充实和加强学习的指导,纠正学习指导方面的自流现象。(4)及时解答疑问和争议,是活跃学习和引导干部到独立思考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5)要研究和总结每一门课程的教授方法、研究方法和学习方法。(6)在职干部教育的检查,应着重在教学质量和研究方法方面,其他方面的检查均应服从于这个主要目的。(7)在职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不能妨碍他们现在所担任的实际工作,相反的,只有当这种学习能够提高他们对实际工作的兴趣与能力时,才有意义。担负专门技术工作或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应把提高自己的技术与文艺素养的学习算在在职干部的学习范围之内。对于他们,需要在学习马列主义一般理论与精研技术及文艺的时间上有适当的调剂。必要时,可暂时减少其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的时间或分量,或在一定时间内推迟这方面的学习。至于非党同志,凡不愿参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者,不得勉强。决定总结的这些经验,对于提高干部教育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10月2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教育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在秘密党的环境中,可以采取党的建设和党的策略的(包括实际工作的)教育;一般政治的和理论的教育;以及文化教育。并强调指出,对于学习,无论干部本身和领导机关都需要有更多的灵活性、忍耐性和坚持精神,不如此则不会有成绩。

  1940年10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问题作出指示。提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要适应战争的环境。估计到中、下级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又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生活不安定,工作繁忙和流动,为要保证他们有效地进行学习,则专任的教员或学习辅导员的设立,是一个决定的条件。并要求在党校中设立专门的班次来培养这种干部。指示还提出,展开在职干部教育的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在一方面保持自己学习上的积极性和经常性,又一方面积极去推动和帮助其他干部的学习。

  1940年12月3日 毛泽东提出克服粗枝大叶作风,坚持细密的组织工作。他在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上说,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他还说,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940年12月4日 毛泽东明确指出十年内战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是路线上的错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十年内战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的形势是工农民主政权与殖民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9/10,革命根据地损失不止9/10,所剩的只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十年内战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介石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他还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工农民主政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摩擦后又是“左”倾。1937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口号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十年内战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十年内战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

  1940年12月25日 中共中央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一文件的目的,是要全党警惕两种错误路线的倾向,一是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是十年内战后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文件虽经中央通过,但在讨论时,一些同志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特别是对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了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干部的路线觉悟,中央着重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学习。毛泽东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件,领导大家学习。从此,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了路线学习和整风学习。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学习的文件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的历史文献。此后,其他各地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逐步开展了路线学习和整风学习。

  1940年12月底 毛泽东谈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他在延安接见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时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是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他指出,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941年1月1日 八路军军政学院在延安举行开学典礼。教育长张如心在会上提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军政学院的方向。从山东前线归来的徐向前说,山东方面最感困难最迫切的就是干部问题,特别是缺乏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经验兼备的干部,希望大家在学习中把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在会上说,干部决定一切的含义,并不是说每一工作岗位上随便放个干部就能决定一切,只有掌握马列主义、掌握党的政策路线、为党的事业斗争不懈的干部,才能决定一切。

  1941年1月4日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为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政治上发起猛烈反攻。

  1941年1月31日 毛泽东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

  1941年2月20日 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内主要应该防止“左”倾危险。他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致彭德怀、罗瑞卿电说,前总在2月9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应的。认为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他认为,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他认为,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

  1941年2月23日 毛泽东应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之请,出版他在1936年冬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并为铅印的单行本写如下一段话:这本小书是1936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功夫再写了。4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仅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1941年3月17日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第二个序言。他在这一序言中说,出版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以克服存在于党内的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他对于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论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这篇序言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3月26日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他说,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

  1941年4月19日 毛泽东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他在跋中再次指出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策略路线,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十年内战后期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原则区别。他说,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少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1941年5月1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公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由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公布。

  1941年5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党员不可缺少的责任。但在革命运动中,尤其领导着军队和政权的党,共产党员决不能离开各项实际工作去“专做”理论工作(虽然可以与应该有一小部分人专门从事理论的研究),同时也不能单单埋头实际工作而完全不学习理论。决定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对他的工作的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和党的专家学习。要求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6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论经济与技术工作》,论述中央这一决定的重要意义,指出一般地做革命家是不够的,伟大的抗日战争,复杂的革命工作,所需要的是不怕困难、不嫌麻烦、不避屑事、不务虚荣而埋头工作的人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只有在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生活中才能亲身体会到。

  1941年5月16日 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由毛泽东撰写的《解放日报》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也是本报的使命。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两个世界的命运和两个中国的命运问题。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他说,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光明的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

  1941年5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讲演。毛泽东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对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作了系统地全面地论述,把党的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巩固地建立在这一基本原则基础之上。毛泽东在这个讲演里,(1)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是党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他把中国共产党的20年,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党的全部工作,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2)把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问题同党性联系起来,指出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是党性的表现;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毛泽东从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国际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并把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了鲜明的对比。(3)规定了在全党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克服主观主义的基本措施。这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聚集人才,有组织的分工合作的研究历史,首先是研究中国的近百年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也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向它找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把这些概括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的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他说的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毛泽东说,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他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第一次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27日第1版,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5月20日 中共中央决定东南局和中原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军分会。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等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等组成,刘少奇兼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1941年5月下旬 刘少奇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军分会扩大会议。在华中局高干会上,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的决定,就“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作了总报告,从根本上清算了项、袁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还针对他们把新四军看成是自己的资本,向党闹独立性的错误,指出今后必须严肃党的军队的纪律,不能容许有不服从党的领导与上级指挥的事情发生。并强调部队是党的,中央的,不是任何个人的,都要交给党,一切都由党、中央,以及中央所委任的高级指挥机关统一支配。军分会扩大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的精神,提出了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有模范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等建设正规化党军的标准,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保持和发扬我军无产阶级本质及优良传统,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

  1941年6月22日 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苏联军民奋起抵抗。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对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

  1941年6月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人的阶级性》的讲演。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共产党员要把无产阶级各种伟大的进步的特性发展到最高度。每个党员要照着这一切特性来改造自己,要使自己具备这一切的优良的特性,这就是本质的改造。

  1941年7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党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就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党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中央指出,违反党性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政治上的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思想上发展个人主义。对这些错误倾向,中央提出六条改正的办法。(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3)对于错误,要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其继续发展。(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无论普通党员和干部都要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党和革命的需要。(6)从中央委员到每个党组织的领导人,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锻炼。这一决定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7月2日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论党内斗争》的讲演。他从增强党性的要求出发,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条件,论证了党内斗争的实质,着重批评了在党内斗争问题上的机械过火的偏向。这一著作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7月13日 刘少奇谈党员的理论修养问题。他在给宋亮的复信中说,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在党员学习理论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另一种倾向,是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也就是真正的学院式的研究。刘少奇认为,前者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后者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和优越性。两者都没有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和正确联系。刘少奇主张,党员在党校中学习,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理论上的深造和把握,而不是学校生活的锻炼(虽然这种锻炼,联系到所学的理论,即从理论研究中来逐渐改造党员的思想,也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和研究的阶段。刘少奇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及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他认为这是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

  1941年8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指出,2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虽有大的进步,但是那些不良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20年来由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中央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在五个方面不了解和认识不足,因而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未能消灭。(1)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2)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3)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4)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5)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中央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中央提出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提出收集材料的办法。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和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和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和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和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中央责成各级党组织把这个决定和7月1日所发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和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是整风的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8月5日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收集反面材料,要客观地看问题。他就陕甘宁边区经济政策争论的问题给谢觉哉复信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几次,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其偏,就会归于一是。

  1941年8月26日 毛泽东为高克林写的《鲁忠才长征记》一文作序。序言中说,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是记述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的情况,总结了人民运盐的经验。

  1941年8月27日 毛泽东提出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

  1941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作出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的决定。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的思想领导,决定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提议,除完成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外,重新编辑中国革命、党的建设、西方革命运动史三本教科书。

  1941年9月2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社论阐明了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这一号召的伟大意义。社论分析了党的思想理论战线方面的状况,指出目前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比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工作,比党实际斗争的丰富经验,比目前客观实际的需要说来,是大大落后的。社论号召全党同志根据六中全会决定,学习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社论指出,这个任务再也不能容忍拖延下去了。在学习上需要一个坚决的转变——面向实际,面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来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1941年9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文件。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

  1941年9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内战时期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讨论了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讨论了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统一和团结的问题。这次会议肯定了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以前这一段历史中所犯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洛甫、康生、陈云、凯丰(何凯丰)、博古(秦邦宪)、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会上发言的人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

  1941年9月10日 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毛泽东分析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之后,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毛泽东在分析了主观主义遗毒的具体表现和它的来源之后,提出了16条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办法。主要是:要充分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而那种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他主张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把这种研究和党的文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要学会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必须集中力量,实行全党动员。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1941年9月11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打碎旧的一套》。社论指出,没有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的教育固然需要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也同样需要民主的教育。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政治已经实现,这就需要一种和人民相联系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是说人民可以普遍地享受教育,而且是说人民的实际生活应该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并且从教育中得到一种迅速进步的基础。社论指出了根据地教育的成就和良好的起点,同时,也分析了根据地教育中存在的严重缺点,指出根据地教育还没有战胜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社论要求教育和今天的战争与革命相结合,和今天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和实际动向相结合。社论说,打碎旧的一套,彻底改进全部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需要坚持的尖锐的斗争。在斗争中必不可免地要遇到许多困难。社论号召,要战胜一切困难,切实转变方向,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1941年9月11日 陈云说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去10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改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10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陈云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9月 12日,任弼时在会上说,主观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论,在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左”或右的机会主义。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29日,康生在会上发言,检讨了在白区工作的政策上与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刘少奇的对。康生说,他当时反对刘少奇,一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共产国际说刘少奇是机会主义,三是受了1931年12月的中央告同志书的影响,把刘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中央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

  1941年9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问题。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9月12日,任弼时在会上说,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书本子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他说,从党的20年来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9月29日,张闻天在会上指出,教条主义常与经验主义结合,而互相为用,教条主义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经验主义者也是一种主观主义,故能与教条主义者合作。只有理论与实际一致才能克服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

  1941年9月10日和29日 张闻天说1932—1935年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这些错误,在反五次“围剿”中发展到最高峰,使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他说,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

  1941年9月 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遵义会议时,我对会议是公开反对的。后来我自己也想到,遵义会议前不仅是军事上的错误,要揭发过去的错误,必须从思想方法上、从整个路线上来检讨。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王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共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共产国际的。在“西安事变”后,开始感觉这个时期的错误是政治错误。到重庆后,译校《联共(布)党史》,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有些感觉。这次学习会,检查过去的错误,感到十分严重和沉痛。现在我有勇气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1941年9月 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作自我批评。他两次发言,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1932—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是,强调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做法是不同意的。他说,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与自己没有关系。

  1941年9月16日 胡乔木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一文。文章指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要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文章说,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地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种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排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1941年9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黎平的文章《思想方法上的革命》,列举了主观主义在政治上、理论工作上、组织问题上和工作方式上的表现形式,分析了主观主义产生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10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艾思奇的文章《主观主义的来源》,指出主观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书本教条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文章分析了革命队伍中产生主观主义的原因,以及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文章指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不仅是在实际政治发展上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我们的思想方法的改造上,也是一个新的飞跃的起点。

  1941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1)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300人为限,其中延安占1/3,外地占2/3。(2)以理论与实际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3)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4)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

  1941年9月29日 毛泽东、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学习组各同志的通知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2)艾思奇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3)李达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4)河上肇《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1941年10月4日 中共中央学习组发出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通知要求,(1)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2)学习材料已电告。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1942年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3)在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但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解答阅读中的疑难。(4)六大以来83个文件中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5)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941年10月7日 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同王明谈话。在谈话中,王明不仅拒不认错,反而批评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王明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太左。新民主主义是将来实行的,现在不行,吓着了蒋介石。王明主张,反帝、反封建和搞社会主义是三个阶段,目前只能反帝,对日一面战争,避免同蒋摩擦;我们与蒋的关系应当是大同小异,以国民党为主,共产党跟从之。王明认为,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王明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王明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10月8日,王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观点。他说,我们党与国民党发展关系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说中国革命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目前统一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争,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向国民党说清楚。王明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继续为他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辩解。王明认为,他的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个别问题有错误,这些错误也只是在客观上形成的,有的也是别人负责造成的。

  1941年10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谈王明的错误。他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过。前几天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1)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2)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3)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会后,毛泽东为拟于10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准备了较为详细的讲话大纲。讲话大纲进一步剖析了王明在抗战时期的错误。毛泽东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否认政治上我党有提高国民党的任务,民主、民生要求不提了,没有了开放民众运动的任务;认为国民党一切都好,要求立即加入政府,全无阶级警惕性,全然忽视它们反共;放弃了阶级立场,只要一个民族立场,混同于国民党,一切迁就国民党,离开共产主义者的原则。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没有清醒头脑,被民族浪潮冲昏了;说坏一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陈独秀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张国焘主义。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认为,王明的其他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不作具体分析,有盲目乐观偏向;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延安用书记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讲话大纲同时也指出王明做得对的地方。毛泽东认为,王明犯错误的原因是主观主义(唯心形式),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这两个根如不拔去,将来是很危险的。

  1941年10月11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高级学习组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成员共25人。为了领导党员和干部的学习,周恩来讲述了从建党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先后讲了10多次,一直讲到南方局整风学习全面铺开以后。周恩来讲到党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错误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实事求是指出自己应负的责任。周恩来还曾多次作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报告。

  1941年10月13日 毛泽东谈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再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1)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3)我党20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1927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4)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5)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和对过去被冤枉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

  1941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1)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2)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1941年10月18日 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中央书记处发出通知,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报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25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1941年10月24日 中共中央决定在职干部学习问题。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延安党和政治工作的高级干部,由中央学习组领导,先学习理论部分;各种专门干部,应将理论学习与自己的实际工作相联系。

  1941年10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其要点是:(1)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做唯物论。理论正确不正确,要到实践中去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从客观现实出发,从主观幻想出来的“理论”,是会造出好多乱子来的。他说,从马、恩、列、斯的书本里找出些道理,把外国的东西生硬地搬过来当现成用,不加以研究消化,发的许多决议、指示,印的许多标语、口号,不管行通行不通,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他说,一切都要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懂得了这一条,便不会再发空洞的决议了。(2)调查分析和研究了客观情况之后所得出的结论、道理,是不是正确,还要看在实践中是否行得通。行得通的,才是真理。说马克思的学说是真理,不但因为它是根据实际斗争从客观情况的研究中产生的理论,还因为它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的检验,证明了它是真理。它在实践中行得通,用得着。对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并不是叫同志们闭着眼睛去执行,而是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去执行,不能机械地执行。他说,要学习理论,更要学会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懂得了这两条,便不会再作空洞的决议,说空话了。(3)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看现实的各个方面,不能把一面当全面,把局部当全体。他说,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做工作的出发点。他说,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这个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晓得,但到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忘掉了。有的同志在观察和处理问题上,常容易只强调一面,只看到一面,而把其他多方面丢掉了,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他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就叫做粗枝大叶作风,这是一种危险。他说,分析一件事物的特性、特征、特点,它与其他事物的共同点与区别点,这就是分析方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4)要做实际调查,也要认真学好理论,认真读书,要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向实际情况套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发展的历史是很丰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这些都还没有很好的有系统的研究和写出著作。他说,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学而无用叫做“无的放矢”,我们要“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的“的”。

  1941年冬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他为中央党校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1年11月1日 毛泽东、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提出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共10件。计有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结论和闭幕词,《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艾思奇译的《新哲学大纲》第八章,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六章等。

  1941年11月3日 中共中央确定延安高级学习组组员的名单和学习进度。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确定:(1)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2)委托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组员名单;(3)通知各学习组组员,1941年12月底以前,读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1942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11月4日,毛泽东、王稼祥向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要求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学习研究范围。规定在1941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和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两书,与六大以来83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的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1942年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提出暂不进行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

  1941年11月6日 毛泽东谈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各项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这就是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他说,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他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提出用内外夹攻的办法把党员的毛病治好。他说,我党绝大多数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这篇演说,第一次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2日第一版,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11月21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指出军委为加强在校在职高级军事干部的军事教育和学习,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之下,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为组长,叶剑英为副组长,陈奇涵为秘书。其任务是:(1)领导延安在校在职的高级军事干部的军事学习。(2)审查并检查在校在职高级军事干部的学习计划和教材。(3)指定军事学习的各种材料(理论部分和实际部分)。(4)实际参加各军事学习组的具体指导。

  1941年11月25日 中共中央制定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条例共有六条。(1)高级学习组组员资格,因为学习内容不同,应分为政治组与理论组。(2)为使政治组与理论组确能成为高级的,而不成为普通的学习机关,必须规定选择组员的具体条件。(3)政治组以研究政治实践为目的,须具备下列四个条件方为合格:以现任及曾任党的区党委以上,军队中旅级以上,及相当于这一级的各种工作干部为基础选择组员;党龄一般须在抗战前入党,个别的可以在抗战后入党;文化水平须确能阅读并理解党的历史文件,文化及理解力低者不应列入;确能遵守组织纪律,未经允许,不得将学习中涉及党内秘密的争论或结论向外宣布。上列四条缺一即不应编入政治组。(4)理论组以研究政治理论与思想方法为目的。以各种工作干部中之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与理论修养,确能阅读并理解《哲学选辑》等书者方为合格,党龄不加限制。政治组组员合乎上列条件者,均可加入理论组,不合者只能列席旁听,不编为理论组的正式成员。(5)高级学习组之编组,以地域相近,而又工作系统相同者为适宜。但如某一地区人数过少,亦可以工作系统不相同者混合编制。(6)高级学习组以外的各级干部的学习,由各级宣传部门负责。高级学习组不加干涉,但可根据自己的经验予以帮助。1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实施这个条例向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分会、各军政委员会发出通知说,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职务外,其余可只报人数。关于学习经过,则须由组长、副组长负责,随时报告。

  1941年12月1日 毛泽东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联系的问题。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果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头就教好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好。12月17日,他在修改这一决定草案时,加写了一段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必须用全力使学者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它具体应用于中国环境。

  1941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决定对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分门别类作出安排。决定对在职干部的学习经验,进行了总结,总结的要点是:(1)在职干部的学习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内的学习,一部分是本身工作(职务)以外的学习。第一种学习对在职干部是主要的,第二种学习是补助的,但是必须的。(2)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是在自己所担负的实际工作中。无论哪一领导部门工作,都必须要能够做到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极大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同本部门工作有直接关系的调查研究工作,正是本部门的基本的与经常的部分。这种调查研究工作,即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基本方面。关于本部门工作的调查研究,主要是指具体材料的收集、研究与总结;中央每一重要文件或有关材料的仔细研究;同本部门工作直接有关的马列主义理论及其他各种理论研究与批判。如果在职干部能够经常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部门进行有系统的经常的这种调查研究,做到真正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那他不但能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技术,正确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也更能对自己的工作发生兴趣,更能使自己进步,而本部门的工作,也就因此更能活跃,更能深入。因此,在职干部的学习,首先应该强调学习这个主要方面。(3)在职干部工作以外的学习,包含文化的、时事与策略的、理论的诸方面。这种学习对在职干部带补助的性质。其目的在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政治与理论的水平,使他们对革命、对工作更有信心与能力。由于不同种类的在职干部,他们的要求、希望和需要是不同的,他们的文化、政治、理论和经验的水平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在学习上,也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而应该是有分别的。应该按照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分别安排他们的学习。决定对学术上、技术上有较高造就的专门人材,如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文艺家、科学家、教育家、技术家,等等,要求他们学习政治,决不能要这类干部放弃专门职业实行“改行”,或在实际上妨碍他们在专门学术方面与专门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相反的,党应该鼓励每一个专门人才在专门学术上与专门技术上有所造就,集中他们的最大注意力在自己的专门事业上。他们的政治学习,只是为了使他们不在中国一般现实生活与政治斗争中孤立起来,而使他们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使他们成为专门家的革命家。因此,或者对于他们的政治学习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对于他们的政治学习提出过高的要求,都是错误的。党应创造条件发展他们的专门知识与技能。(4)每个在职干部学习的能否进步,主要决定于各个干部自己的努力。学习,要依靠自己持久的努力与艰苦的奋斗,任何轻便的捷径是没有的。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是马列主义者取得学问的必要条件。这种正确学习习惯的养成,开始是困难的,但坚持下去,就习惯成自然了。这种习惯是一个干部应该具备的优良品质。(5)在职干部学习能否成功的主要关键,决定于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的领导。应该确定他们是在职干部学习的主要负责者,他们应该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业务的一部分,经常给以关心和指导。一个机关一个团体一个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及各个次要负责人,就是该机关团体部队一切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校长与教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日,美国和英国向日本宣战。9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1941年12月12日 毛泽东等提出敌后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应注意之点。毛泽东、朱德等致彭德怀、罗瑞卿电称,在各根据地间交通很困难的条件下,要求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注意下列各点:详细地研究各地的书面报告和电报;与各地来往人(不管其职务如何)详细谈话及调次要负责同志受训,利用机会收集材料;派人及组织巡视团,到各地检查工作搜集材料;领导方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1941年12月17日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其主要精神是克服延安干部学校所学与所用脱节的问题,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其要点是:(1)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为此,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实质;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2)要求各学校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各学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为实现各校具体目的,使党的有限精力财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3)改善教员质量,这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4)指出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的多少,而应包含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5)对于专门性质的学校,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6)为了使理论与实际的原则得到贯彻,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都应认真研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中,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学中,对各种实际材料,应经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充分的利用。(7)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倾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8)关于学风,应在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鹜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决定第一次发表在1941年12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12月 《六大以来》正式汇集印制成册。这部书由毛泽东主持编辑,包括了从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至1941年11月的557个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作为党内重要秘密文件汇集,在整风中,是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这部书未正式印制以前,即以活页的形式印发给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

  1942年1月17日 毛泽东给何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编的《文化课本》作序。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

  1942年1月23日 毛泽东指示部队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他给谭政、莫文骅的信说,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教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需熟读)。留守兵团政治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即大批印发决议给部队学习。并于4月6日向各兵团发出训令,指出这个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和决定作用,就是对于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要把决议当作改进工作的指南,自高级指挥人员和政治人员,至科员干事排长,都应熟读和灵活地应用到工作中去。读这个决议的时候,应把它作为检查工作的提纲和指南,而不是死板地把它当作教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训令详细地规定了学习研究决议的方法和要求。

  1942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宣传要点。中宣部指出,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正确,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1941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中宣部认为,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

  1942年1月26日 张闻天率农村调查团进行调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率团从延安出发,先后在陕北的神府(注:今神木、府谷两县的各一部分),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等地,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的黑峪口、绥德县等城镇,作了较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由他主持和定稿,写了《米脂杨家沟调查》等调查报告。对中国地主经济,特别是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结合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对农民进行三位一体的残酷剥削压榨,从而更猛烈更大规模地兼并土地等情况进行了翔实而确凿的调查分析。在调查中,张闻天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至地主和商人的家庭中,查阅和核算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帐簿,听取各调查小组的汇报,审阅和修改了几十份调查报告。调查团共四个大组,绝大部分是当地干部。这次调查工作至1943年5月结束。

  1942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942年1月 高岗率领中共中央西北局考察团进行调查研究。先后到绥德、米脂调查研究土地问题,三三制问题,文化教育问题,社会阶级关系和党务状况等问题,为西北局高干会的召开作准备。调查工作结束后,出版《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

  二、普遍整风时期

  1942年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他提出了要加强党的建设,指出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队伍就要整齐,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他分析了党的状况,认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党内作风也有不正的地方。为了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他说,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关于整顿学风,要反对主观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作启蒙运动。要有的放矢。毛泽东在演说中,明确地说明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关于整顿党风,要反对宗派主义,要提倡顾大局,识大体,要和群众密切联系,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关于整顿文风,必须肃清党八股,因为它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革命的内容,是不能由党八股的形式来表达的。他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运动的宗旨。

  1942年2月6日 中共中央对高级学习组的学习作出决定。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高级学习组阅读材料的时间延长一个月。如已阅读完毕的,增阅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1942年2月8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再次要求全党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最后残余加以彻底肃清,以便使党的各方面达到更健全的地步。他说,这些不良风气虽然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是,自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宣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来,至今时间不算不久,而党内还有许多人靠党八股吃饭,我们应该鄙弃它。如果把党八股真正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最后的避难所便可扫除。毛泽东在会上还分发了《宣传指南》的小册子,其中包括四个文件:列宁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季米特洛夫论宣传的群众化;鲁迅论创作怎样才会好;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毛泽东在会上对《宣传指南》一书作了详细解说,要求人人加以熟读。《宣传指南》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很快掀起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整顿党的作风的运动。

  1942年2月11日 毛泽东谈过去在职干部教育的缺点。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时说,过去在职干部教育存在以下四个缺点,应加以改正。(1)没有重视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2)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3)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4)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并指出,应根据这四点意见,重新起草决定。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重新起草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交下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1942年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中央宣传部指出,1941年,中央为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残余,作出了一系列决定、演说和指示,但至今在党的许多部门、干部、党员中,未能肃清。中央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贯彻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正确路线,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错误。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定、演说和指示,虽说引起了党内的注意和讨论,但是中央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并没有贯彻到整个党的工作中去,尤其是在宣传教育部门没有把贯彻这一思想作为自己目前宣传教育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央宣传部提醒各级宣传部,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宣传解释中央的这一思想,务必把目前一切宣传活动和工作,以宣传解释党中央这一思想为中心,务必在这一思想之下改造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检查干部学校教育,检查在职干部教育,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中央宣传部指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流毒于党,其危害是很大的。各级宣传部必须根据中央关于整顿三风的精神,彻底改造宣传教育工作,广为宣传解释,贯彻党的路线和思想。中央宣传部要求各级宣传部今后的活动和工作,务必与整个党委的活动和工作密切联系和配合。高级宣传部(包括区党委以上的)要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策划如何把党的每个政策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贯彻于全部党的工作中。指导党的思想,要能及时地反映党内各种倾向,找到纠正的办法。如果把宣传部的工作看作单纯的编报编书写文章传单等工作是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如果把宣传教育工作看作是搬运和贩卖抽象的空洞理论更是非常有害的观点。必须使宣传部的工作接近党的实际活动。要求各级宣传部对中央及各地高级党委各项政策和决议,务必贯彻始终,宣传解释,检查反映。不要离开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去空空洞洞地宣传,也不要只空空洞洞地宣传一顿,而不去切切实实地检查反映,这样的宣传工作是离开实际的,也就得不到效果。各级宣传部务必改变本身的工作作风,要在宣传教育部门工作中造成一种新的作风,这就是活的,生动的,与实际相联系的工作作风。

  1942年2月1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资料。(1)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2)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

  1942年2月17日 王实味在《谷雨》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3月13日和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发表他写的《野百合花》。从3月23日起,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最初3期,连续发表他写的《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位同志》。王实味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

  1942年2月20日 毛泽东谈政治局业务中心问题。他致周恩来电称: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电报称,财政经济今年亦有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

  1942年2月21日 毛泽东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央路线问题。他和王稼祥复周恩来电称:政治局在1941年10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的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1942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指出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中央书记处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称: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刘少奇加以组织。

  1942年2月28日 毛泽东谈在职干部教育问题。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现在有些干部“习非胜是”,把不正确的东西也习以为是。纠正干部的毛病,要精细,不能粗暴。但必须造成一个风气,要造成一河大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水,实行思想革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彻底改革各部门的工作。过去中宣部只想用一两桶水是无法彻底改革的。毛泽东提出,党校课程要改造。现在党校教中国古代史及西方史,离现实太远。应首先进行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教育,总课题为党的路线,研究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六大以来》。毛泽东还指出,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主要是解决个人与党的关系、局部与全体的关系,现在反对宗派主义是党性的发展。

  1942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1)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2)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关于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业务学习包括: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与各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关于各部门的历史知识;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每个业务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使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关于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关于文化教育,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关于理论教育,决定指出,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特别是高级及中级干部都必须学习理论。理论学习包括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学习方法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干部教育都应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整风精神。(3)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4)中央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5)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3月3日,中央宣传部、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分别召开会议,讨论执行这一决定的办法。

  1942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对中央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作出新决定。(1)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1942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2)军事学院高级班归并中央党校。(3)延安各机关学校高级干部(包括高级学习组)共以300人至400人为限,参加中央党校学习。(4)今后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原有党校管理委员会即行取消。邓发仍为校长,并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为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5)出版学习报,由彭真负责,陆定一副之。(6)关于党校增加校舍及经费问题,授权李富春解决。

  1942年3月2日 毛泽东说教条主义是思想上的奴隶。他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的会议上说,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1942年3月8日 毛译东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题词。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1942年3月11日 毛泽东谈改造党报的工作。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时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1941年8月起已开始改造党报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1942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要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

  1942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改造党报的意见。(1)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党部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2)提出党报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不可能完成党的任务。犯有这种毛病的报纸,必须立即改正。(3)怎样使各地的党报成为真正的党报?第一,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要求各地高级党的领导机关,亲自注意报纸的编辑工作,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要把党的政策、党的工作、抗日战争、当地群众运动和生活,经常在党报上反映,并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第二,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表扬工作中的优点,批评工作中的错误,经过报纸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在党报上可以允许各种不同观点的争论,容许一切非党人士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对我们各方面工作批评或建议的言论发表。另一方面,要有对于敌人的思想的批判。第三,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

  1942年3月16日 中央研究院决定在全院进行工作大检查。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决定,研究院的全体工作人员,按照毛泽东整风报告的精神,结合中央的有关文件,将自己从思想上行动上作一番深刻的检查。会议决定成立检查委员会来领导和规划检查工作。18日,研究院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副院长范文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李维汉报告检查工作的意义。大会选出范文澜和各室研究员等21人为检查委员。19日,研究院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范文澜等11人为该会常委。20日,研究院停止一切日常研究工作,专门从事学风、党风、文风的大检查。检查的步骤:最初为阅读文件和准备意见,24日、25日,各研究室分别讨论,26日起,检查委员会研究各室所提出的意见和某些具体问题。检查委员会为了指导和推动检查工作,举办了名为《矢与的》的壁报,于23日创刊。23日,国际、新闻、教育、文化思想四个研究室首先讨论。是日晚,检查委员会召开常委会议,以吸取初步讨论的经验,并布置明日的讨论。24日,文艺研究室开会讨论。25日,中国经济、历史、政治、俄文等研究室开始讨论。在讨论中,各室的同志发言都很热烈。《矢与的》壁报,对各室的讨论起了配合作用。

  1942年3月16日 李维汉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文章。文章指出,六中全会以后,干部教育工作者,首先是领导干部教育的负责人,没有深刻地研究六中全会反教条主义的指示,没有把它当作检查干部教育工作和清算自己思想的武器去使用,而是相反的,把它当作教条看待了。于是在干部学校中,学习同实际分离,在职干部的学习同工作脱节,造成了不安心工作的情绪。干部教育工作中教条主义的另一严重表现,就是教学马列主义理论时,教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文章指出,要实行干部教育上的革命,主要的就是要肃清教条主义,而要肃清它,就首先要揭露它和批评它。否则,无论对于工作,对于个人,真正彻底的转变是困难的。

  1942年3月18日 中央学习组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苏维埃、抗战三个时期进行。一面请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当时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并首先编印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

  1942年3月19日 毛泽东谈共产党的作用。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关系的决定草案时说,党在过去三个时期中,大革命时期更生动活泼,十年内战时期犯了教条主义,党内党外都是一切打倒,造成自己孤立,直到现在坏的传统仍然存在。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今后凡重要问题,都要召集大的会议,征求同志们的意见。中央要听同志们的意见,党要听党外人士的意见。党员只有1%,我们要听99%人士的意见。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集中人民的意见,作出决议,并坚持下去。将原料加以制造成为精制品,即是决定政策,造成作风。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没有排斥党外人士的权利,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必须规定许多办法来实现党与非党人士合作,实行“三三制”也是具体的办法。

  1942年3月24日 陈云在《到什么地方学习》一文中谈干部在政治上如何才能开展?他说,事实证明,真正政治上高明的革命家,只能在革命斗争中培养,不能专从学校里训练。共产党的真正领袖是既有丰富革命经验又有真正革命理论的人。干部也是一样,真正政治上开展的干部,决不是毫无革命斗争经验的。因此,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人,如果不到工作中取得实际经验,单靠听讲看书,甚至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想在政治上真正开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上开展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经验,就没有政治上开展的基础。这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做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上都很开展了。党内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政治水平一般说来还很低,而且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但是,许多同志政治水平所以不高,有的同志有经验主义的毛病,决不是因为他们有了某些工作经验,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观察去解决一切问题。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克服经验主义,既要在思想方法上,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在党的路线和政策上加强教育,又要扩充他们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并使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两者结合起来。如果两者不是相辅而行,则提高政治水平和克服经验主义是不可能的。陈云认为,政治高明表现在人的思想上。而思想上的高明和发展,只是因为这个人丰富地接触了并且理性地认识了革命运动中的许多客观事物。革命工作能否做好,不决定于党龄长短,决定于是否有工作经验、组织能力、政治水平和高度的积极性。他说,有一些工作经验的干部,必须懂得今天工作的复杂程度,如果只靠过去的工作经验去应付,是应付不了的。应该扎扎实实去补课,这是革命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对革命的责任。

  陈云指出,延安训练新干部有过好坏不同的两种方法。一种是抗战初期的抗大、陕公的训练方法,学生在学校只学习几个月,之后就去参加工作。他们在学校中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培养生气勃勃的革命作风。现在许多抗大、陕公毕业之后参加了工作的学生,已经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都有了进步,这是正确的训练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后来延安又有另外一种训练新干部的方法,就是把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长期放在学校里“学习理论”,教的是一大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抽象原则,学的是教条,许多学生既没有学到理论,而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就目瞪口呆,手足无措。这是不正确的方法,错误的方法。本来这两种学生的政治文化水平是一样的,但因为训练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的不同,而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参加工作的学生,在经验、能力和政治上,已经超过了没有参加工作的学生。这两种训练方法所得的经验是宝贵的,现在对于错误的方法不应该重复而应该纠正。今后应该确定一条章程,没有或很少工作经验的干部,不是光在学校里长期学习,应该先到工作中去学习。没有工作经验的新干部只在学校中学习,要掌握理论是不可能的。真正的理论,只有在实践工作中才能逐渐深刻地领会。因为理论是实际的反映,归根到底是来自实际,而不是来自书本。这正像我们读书一样,某一本书自己确实已经读过几遍,但是,隔了几年,因为工作需要,再去读它一次,就好像是没有读过的新书,就觉得过去实在没有读懂。这个道理不是别的,应当是实践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认识必须由实践中得来,而且只有经过实践,认识才能发展。所以,要使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进步,不是先进学校(抗大、陕公那种几个月训练的学校不在此例),而是应该先去工作。陈云说,我不是一般地反对干部进学校学习。对于那些必须进学校学习的干部,我赞成他们进学校。但是对于缺少工作经验的干部,我赞成他们到工作中学习,根据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去学习。

  1942年3月27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学习组通读《六大以来》一书的计划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会议还决定,1942年内首先注重党的路线的学习,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要求各种学习研究的方法,均须采用“古今中外法”,即研究问题,须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加以分析与综合。

  1942年3月30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谈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他谈的要点有:(1)在整风中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要对过去走过的路和经验,进行系统地研究,要对整个党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2)要把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党史,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要用这样的研究,促使全党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3)研究党史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党史也要遵照这个方法。他说,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4)党的历史分期问题。毛泽东提出,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并主张,研究中共党史,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5)研究中共党史要编两种材料。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是“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6)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才是科学的,而不是主观主义的。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7)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研究就不会有结果。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

  1942年3月31日 毛泽东、博古召集延安各部门党内外的负责人和作家座谈《解放日报》改版问题。毛泽东在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意见之后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他主张,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毛泽东指出,绝对平均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毛泽东提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会上,朱德、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发表了意见。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在会上就《解放日报》10个月来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报纸没有能够尽到它应尽的责任,对党的路线没有贯彻,登载群众的活动太少,没有起组织者的作用。最后,毛泽东提议,这样的座谈会以后要常举行。

  1942年4月2日 毛泽东提出整顿三风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起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1942年4月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决定总结了前一段整风学习的经验,对整风学习进一步作了部署。指出,整风学习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整风文件是改正干部及党员的思想,转变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必须认识,掌握这些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并能在工作中运用,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教育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不是讨论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总结前一段的经验,要求根据文件的精神实质来检讨本部门的工作及每个同志的工作与思想,发扬其成绩,纠正其错误,巩固党内团结,创造正确作风。当讨论并检查工作时,要在干部中预先研究清楚,酝酿成熟及周密考虑各方面情况后再进行。决定对研究整风文件的方法提出了要求。(1)要求先把整风文件的精神与实质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为此目的,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必要时由中央本部派人作报告。在阅读与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在考察别人时也是这样。必须作历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话不说的态度是不对的,避开自己的专攻别人的态度也是不对的。(2)要求各部门(包括党的和行政的)负责人,在研究及讨论整风文件时,应有准备有计划地来领导这一研究讨论过程。(3)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扬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决定》对整风研讨和检查工作目标,确定为:是为着彻底了解整风文件的内容,认真切实整顿作风,改造工作,团结干部,团结全党。一切同这个目标相违反的言论及行动,都是不正确的。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为人善的。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决定要求在整风学习中,要时常把握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进步,即使是在进步中尚不免有错误,也应鼓励他,帮助他。要欢迎每一个同志的微小进步,从此去争取他的完全进步。要使同志懂得,正是为这个目的而去使用批评武器的。关于研究整风文件的时间,各机关规定为三个月,学校规定为两个月。为了考察干部及学生是否确实了解整风文件的内容和意义,中央宣传部决定普遍举行一次考试。决定规定了18个文件为干部、学生考试的范围: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康生两次报告(即1942年2月21日向延安2200多名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和1942年3月7日向延安3000多名干部传达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至五节;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宣传指南;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1)整风学习文件,增加四个文件: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2)延安研究及讨论整风文件的时间:学校自4月20日至6月20日,机关自4月20日至7月20日。至此,形成延安整风学习必读的22个文件。

  1942年4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延安各单位整风学习的负责人选。(1)中央直属系统由康生、李富春负责;(2)军委直属系统由王稼祥、陈云负责;(3)中央党校由毛泽东负责;(4)各学校(军事学校除外)由何凯丰负责;(5)陕甘宁边区由任弼时、高岗负责。

  1942年4月10日 延安《解放日报》开始出版《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至4月20日,共出版6期,内容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这些文件以后编入《整风文献》一书。

  1942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中央直属各机关为了统一研究中宣部指定的整风学习文件,正式组成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并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方强、邓洁、汪金祥、曹轶欧、曾固、徐以新、方仲如、冯文彬、傅连璋、王若飞、胡乔木、郑汶、陈伯达、蔡畅、王林、吴敏等21人参加。4月13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对于中央直属机关研究整风文件的学习组织、领导、3个月的学习计划、时间分配、课程编制、研究讨论的方法等,都作了初步讨论。并推举康生、李富春、曾固、徐以新、曹轶欧等5人为常委。4月16日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拟定具体学习计划,报中央书记处批准后公布。

  1942年4月14日 陕甘宁边区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由任弼时、高岗负责。分区学习委员会下面,按政府、军队、党和民众团体三个系统,组成三个领导学习的委员会。这三个领导学习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指导范围是:(1)党和民众团体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陈正人负总责,杨清任秘书,张邦然、李卓然、贾拓夫、杨清、高长久、高朗山、白茜等参加,负责领导西北局各部、局、委和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党校、民族学院等机关学校的学习和研究。(2)政府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林伯渠、谢觉哉总负责,高自立任秘书,高自立、刘景范、南汉宸、周兴、周文等参加,负责领导边区政府所属各厅、处、局和学校的学习和研究。(3)留守处保安司令部系统领导学习委员会由肖劲光总负责,莫文骅任秘书,王震、王世泰、莫文骅、曹季坤、吕振球等参加,负责领导留守处、保安司令部所属各机关、学校的学习和研究。陕甘宁边区分区学习委员会制定了执行中央宣传部4月3日的计划,于4月16日正式通过执行。计划规定从4月20日至7月20日为研究和讨论整风文件的时期,并对研究和讨论整风文件的具体办法作了详细的规定。

  1942年4月17日 毛泽东谈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和审查干部。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和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在检查工作和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18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22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和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1942年4月20日 毛泽东谈整风学习的必要性和意义。他在中央学习组作整顿三风的报告时说,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从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1941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还因为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就是延安经过整风,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干。所以,要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学习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

  整风学习是建设党的事,使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康。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他要求全体干部把整风学习当成一项中心工作,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条件下把它当作一项主要工作。学校里比如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研读22个文件,其他学校,按照不同情况,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课程,学习22个文件。要把22个文件的讨论研究和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时间不够,可以延长。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必须下这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通过整风学习,要使全党面目为之一新。

  过去干部教育中有很大的毛病,就是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毒害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呢?没有人指破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干部就有了毛病。这毛病,如果不经过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22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毛泽东指出,延安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是世界革命100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20年经验的总结。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经验也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不要看得那样容易,没有20年的曲折,没有20年的斗争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中央今天的这些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中宣部4月3日的那个决定。有同志说,这些决定好得很,早5年出来就好了。我说,你的话不错,早20年出来就更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党八股,那岂不是更好,那岂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上策?没有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学习整风文件一定要写笔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中央制定一个文件有时要搞六七个月,至少也得几个星期,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许多同志轻视中央的决议,轻视马列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要轻视它,要写笔记,要讨论,要反省。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什么人都要这样做,都要研究22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对整风文件学习以后,要表示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合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应该提出意见。如果以为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党的原则而是合乎党的政策、党的原则的,便应表示拥护,表示赞成。要把中央的决心、高级干部的决心、中央学习组同志的决心带到下面去。一定要这样做,并且要进一步实行好。

  1942年4月20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通过中直系统5个月研究整风文件的计划。计划规定,从4月20日至5月20日,阅读中央规定的整风学习22个文件,为粗读阶段。5月20日至9月20日,为精读阶段,分为4个大的部分,顺序学习:(1)整顿学风问题(反对主观主义);(2)整顿党风问题(反对宗派主义);(3)整顿文风问题(反对党八股);(4)综合研究。计划对于每一部分学习的文件和时间分配,都作了具体安排。计划规定,从9月21日至9月30日,为考试和总结学习经验准备工作的时间。

  1942年4月21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电报中称,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要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和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1942年4月22日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出版。本书是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号召编纂起来的。目的是帮助全党同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以整顿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为了说明本书编纂的动机及其精神,编辑委员会把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本书的代序。

  1942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成立。王稼祥、陈云负责。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军委直属部门内按军事、政治、后勤三个系统分别成立学习分委员会,领导整风学习和检查。4月23日军委后勤部学习分委员会成立。由叶季壮、胡耀邦、邓飞等9人组成。上午,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后勤部学习委员会之下,设供给部、经建部、卫生部、工业局、后勤直属机关等5个学习委员会。学习组分甲、乙、丙三类。5个学习委员会的成员,一方面是甲组组员,进行整风文件的研究,同时,兼所在单位的乙组学习组长,领导和督促乙组学习。乙类学习组是有自修能力的干部组成,每组不超过10人。一个单位有3个以上学习组,酌情设中心学习组,以帮助、影响其他学习组。丙类学习组是由没有自学能力的同志组成,学习方法由学习辅导员辅导和上课,学习辅导员由乙类学习组成员担任。学习步骤规定;第一步,在5月5日以前,甲、乙两类学习组最低限度必须把整风必读22个文件浏览两遍,暂时不开讨论会,也可暂不作笔记。

  1942年5月2日 毛泽东主持召集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在延安开幕。会议至23日结束。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

  1942年5月4日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发表。指出,整风运动是为了打破新的教条的束缚,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精神和实质。整风运动也是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应该进一步发扬五四的启蒙精神,以五四时代对旧教条彻底摧毁的态度来彻底摧毁新的教条主义。社论指出,今天反对新的教条主义,需要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不是运用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而是运用唯物论辩证法的思想方法。

  1942年5月13日 延安《解放日报》开辟《学习》副刊。在当天出版的第1期上,学习编辑委员会发表《本刊宗旨与投稿规约》。编委会说,本刊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了帮助全延安全边区当前的学习运动而出的。中央宣传部4月3日决定发表以后,全延安边区党的一切组织,首先是1万个干部正在用全副精力学习毛泽东同志整风的报告等文件。并将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来检查各部门的工作。我们现在正处在最伟大的历史斗争时期,这次学习的规模是党21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这次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发扬优良传统,改变不正之风,团结全党,以便克服困难,迎接光明,把中国弄好。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是有决心的。要勿负这个责任,要实现这个决心,现在就需要有决心把学风、党风、文风整顿好。如果无此认识,无此决心,如果思想不一致,行动不统一,就无以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编委会说,在这次整风学习期间,不但需要造成浓厚的学习空气,还需要解释问题,解释疑难,创造经验,交换意见,赞扬好的,批评坏的,才能把这一次学习运动搞好。为此目的,本刊出版了。希望大家也为此目的,来运用本刊,爱护本刊,丰富本刊的内容和批评本刊的不足。《学习》暂定在学习整风文件和检查工作时间内出版,期满以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出版。暂定每星期出版两期,欢迎有关整风的论文、杂感、心得、经验、质疑和解答等稿件。《学习》并和各机关、学校的墙报编辑委员会取得联系,各机关、学校参加学习的同志,如有疑难不能解答,也可以和《学习》编委会联系,请求解决。《学习》一共出版24期,至1943年1月16日停刊。第1期还发表陆定一《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和陶铸《我对中宣部四三决定的认识》等文章。

  1942年5月14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彭真写的社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彭真指出,精神与实质就是文件中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会和贯通整风文件中的精神和实质的标准就是实践,是会不会实际运用。

  1942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强对延安整风学习的领导,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会议认为,延安整风学习运动的热潮已经发动起来,中央必须加强领导。决定:(1)延长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5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4个月。(2)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负总责,康生副之。(3)健全各单位的学习组织与领导。(4)改进学习方法。

  1942年5月25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学习总委员会总结第一个月的整风学习。会议认为,这次整风学习,在延安已掀起空前的学习热潮,为延安历来所未有,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伟大的学习运动。现在,高级干部既忙于自己学习,又要领导学习;中级干部在散步时,闲谈时,吃饭时,都在谈论学习;初级干部也不甘落后,积极性很高。有些不能减少工作的同志,也都不愿减少整风文件的学习。党外同志也自动积极参加,有一个党外同志在笔记中写道:整风不仅是共产党的事情,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整风,把风整好了,对办事、处事都有好处。会议分析了一个月的整风学习,获得的初步效果是:所有干部对中央文件重视了,研究文件的兴趣提高了,看问题的方法有了改进,不安心工作的日渐安心,干部间的团结日益增强,党员、干部普遍开始了反省自己。从统计材料看,参加学习的人员中,高级老干部在数量上是少数,是整风学习中的骨干。新知识分子干部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因此,整风教育的主要对象,不仅是老干部,特别是数量最多的新干部。教育的方向,老干部一般应着重在思想方法,新干部应着重党的建设。会议检讨了一个月的学习还存在的一些缺点,主要是有的同志研究文件不够深入,质量还不够高;有的单位学习制度不够周密;有的同志只读文件不反省自己,有的同志忙于反省忽视文件的学习钻研;有的单位行政负责人对学习抓得不紧,计划订得不具体;个别同志还有轻视整风的现象,极少数同志还有逃避整风的表现。会议在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改进今后整风学习的办法:(1)根据中央决定,各机关的学习,一律延长两个月,自4月20日起,延至9月20日止。过去一个月的学习,各机关、学校都要作出初步总结。(2)加强各机关、学校高级干部所组织的中心小组,充分发挥其自学和领导的作用。(3)团结和推动积极分子,加强学习小组长的作用,有计划的分别召集各机关和各中央系统的小组长联席会议。(4)中央直属系统学习总委员会实行精密分工,加强对各单位的领导,并到各单位去巡视。(5)各学习分会的领导要具体,对成绩好的要奖励,对学习能力弱的要帮助,对不努力学甘心落后的要批评。领导人要确实掌握积极分子,看笔记,改笔记,解答问题,参加会议,找同志谈话,一面尽启发之责,一面向群众学习。(6)讨论会要有充分准备。(7)笔记要提倡传阅,提倡自己改。(8)及时解答问题。(9)各单位互相组织参观、观摩。(10)主要的文件必须传达。(11)能出墙报的要继续出版。(12)高级干部要一面学习,一面领导。会议特别强调加强领导的问题,指出延长学习时间是为了使学习进行得更好,因此,各学习分会的领导应抓得更紧。

  1942年5月28日 毛泽东谈整风学习中的问题和改进的办法。他在高级学习组谈到整风学习时说,一个多月的整顿三风的学习已取得很多成绩,党内党外都有很高的积极性。但是,整风学习中也存在一点缺点,主要是咬文嚼字现象,不能结合文件进行自我反省的现象,极个别的人还有轻视整风害怕整风的现象,不能把整风学习和妥善安排工作计划得好的现象,等等。为此,他提出改进整风学习的办法,主要是:加强对整风学习的领导,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健全各级学习委员会;适当延长整风学习的时间;明确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通过这次整风学习的思想改造,在干部党员思想上,要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参加中央学习组的成员,要带头学习好,领导好整风学习,要有计划地处理好学习、领导、工作三者的关系;整风学习中要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但是对于错误的意见,要进行反驳,要扩大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克服错误思想;要把各种座谈会、漫谈会开得生动活泼,有质量,也可以组织大型讨论会;要写好学习笔记,并注意检查和修改学习笔记;要注意培训提高学习小组长;要做好巡视员的工作;要注意收集问题和解答问题;要办好各单位的墙报;要向文化水平低的同志传达文件,便于他们掌握文件的要点;要健全互相参观的制度;要注意给来信的同志回信;对学习好的要奖励,对不好好学习的要批评,对学习有困难的要帮助和安慰;要办好《解放日报》上的《学习》副刊。

  1942年5月30日 毛泽东检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整风学习。毛泽东同师生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去服务是两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因而就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毛泽东在讲话中把鲁迅艺术文学院叫做“小鲁艺”,而把充满群众斗争生活的广大社会叫做“大鲁艺”。毛泽东鼓励大家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942年6月2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延安的整风学习。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通报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下,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负责;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王稼祥、陈云负责;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由任弼时、高岗负责;中央文委系统学习委员会;中央党校学习委员会。各机关、学校分别成立中心学习组(甲组),组员自己学好文件的同时,并负责领导其他干部的学习;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甲组人数较少,是领导学习的中心。乙组人数最多,都是中级干部,是整风学习中最应注意的部分,甲组人员分别参加乙组的学习。丙组人数不很多,是文化水平较低又应该学习文件的一些干部,以上课为主。延安这时共有10098人参加整风学习。

  同日,中央总学委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以下事项:(1)总学委巡视团的工作。同意李富春所提巡视团中各巡视员的分工,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成员都可以参加。(2)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委会,由康生领导编委会的工作。(3)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由何凯丰负总责,陆定一、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4)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总学委在学习时期轮流抽阅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笔记(由总学委通知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5)增加中央学习组人数。

  1942年6月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社论指出,延安从4月20日开始的学习22个文件的整风运动,已经造成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总结分为两部分,一是运动的情况,二是今后的办法。今后的学习方针是把已经发动的学习热潮巩固起来和注意运动的深入。为了这个目的,中央已经决定成立学习总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以便更加细密的及时的领导整个延安的整风学习。社论分析了整风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运动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

  1942年6月7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以下事项:(1)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编组研究一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并准备测验和调阅笔记。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同志,混合编为10个组。会议并决定了中央学习组各组组长和副组长名单。(2)总学习委员会抽阅各系统的笔记。(3)在整风学习期间,各系统所属之重要机关学校,应择其必要者加紧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和各系统学委商量。各单位的领导者,要善于启发同志,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作结论,达到真能“治病”和“救人”。(4)由中央宣传部通知全国各地党委,按照延安精神,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和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整风文件和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开展到全党。由中央学习组通知全国各地学习组,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整风文件。(5)中央总学委建立秘书组,处理日常工作,由康生负责领导。(6)决定杨尚昆、柯庆施参加中直系统学习委员会的常委工作。

  同日,中央总学委发出第三号通知:(1)为了各机关领导同志能深入地领导研究整风文件,总学委决定:凡参加杨家岭中央学习组会议的同志,在10日内(6月10日至20日)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加以精细研读,深刻研究,并准备在最近期间举行一次测验并调阅笔记。测验办法和日期另行通知。(2)各机关、学校学习整风文件的计划不变,仍按原定次序进行。6月23日,中央总学委秘书处通知:中央学习组研究两个文件的调阅笔记和举行测验之事,推迟到7月7日以后举行。

  1942年6月8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整风学习在延安开展以来,已经收到很大的成绩。根据延安的经验,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是完全必要的,对于全党干部党员思想的改造和工作的改进都有极重大意义。因此,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各地各级党委、各级宣传部及原有的高级学习组,应按照中央指定的22个文件,有计划地领导整风学习。关于整风学习的进行和计划,除参考中宣部“四三”决定外,根据延安的经验,提出下列办法:(1)高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2)凡能阅读文件的都要参加学习,并分成学习小组。(3)干部学校暂停其他课目(军事学校则暂减少军事课目),专门学习22个文件。(4)机关部队尽可能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学习时间,延安规定每日上午为学习时间,各地应依具体情况而定。但必须注意:不要忘记战争环境,不要忘记敌人的可能袭击。(5)依情况之可能,出版学习报刊,讨论问题、解答问题;各单位亦可出版墙报。(6)学习22个文件时期,其他一切学习暂行停止。学习时间规定为4个月到5个月,因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及学习时期,可依具体情况伸缩。(7)有些地方和单位已经开始学习22个文件的,其领导办法如果与中央精神相符合可照原计划进行,不符的则须改变。中宣部同志还把《中央直属系统学习计划》、《延安学习组织的概略》送各地领导学习参考。

  1942年6月13日 毛泽东说整风学习大见成效。他给周恩来电报称,22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6月26日,他给周恩来电又称,延安学习22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1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7月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称,学习22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1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3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1942年6月15日 中共中央学习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决定以下事项:(1)各单位在整风学习期间互相参观时,主要的行政负责人必须亲自参加,以提高学习的实效。各系统大机关的整风学习互相参观,由总学习委员会规定。(2)各单位的墙报,要注意开展思想上、工作上的争论,对于投稿的选择,不论其正面的和反面的,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都应刊载,不得抑制。(3)为着统一整风学习的巡视工作和收集材料工作,决定:甲、中央各部委到各系统的巡视人员,由各系统学习委员会统一安排,但中央各部委仍可单独召集各部委人员汇报,并可要求各系统学习委员会对各部委派出的人员轮流到各单位去,以便普遍巡视。乙、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各系统的巡视人员除用自己的耳和手收集材料外,不向各单位要现成的材料。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各部委要现成的书面材料时,向各系统学习委员会索取。各系统学习委员会秘书处有立即供给所需材料的责任。(4)会议通过中央学习组组员名单。

  1942年6月19日 毛泽东提出在整风学习中要善于区别真正犯错误的同志和破坏革命的坏人。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整风学习期间,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就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942年6月22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合并举行。关于整风学习问题的决定,需要公布时,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名义发通知。

  1942年6月22日 中央党校第一期整风学习按计划完成。定于6月23日至7月4日举行第一次考试。除因重病及因公务请假者外,都得参加考试。学校将以这次考试的结果作为今后分班的根据。考试题目是:(1)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教条主义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2)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经验主义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经验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3)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你对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有些什么意见?对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检查的结果如何?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4)你接到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样根据它来检查和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中央党校规定:这次考试试卷在7月4日以前交卷。预科各支部学员,有不能执笔的,可以口述,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在考试期间,学校谢绝参观。除星期日外,停止会客。在考试之前,学校还布置各支部学员按季米特洛夫所规定的挑选干部标准,写出反省笔记。这项笔记也将作为这次考核成绩之一。

  1942年7月4日 毛泽东指出整风学习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致聂荣臻电报称,你7月1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指聂荣臻《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一文,发表在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1942年7月10日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第六号通知。规定:(1)自7月16日至19日,为讨论中共中央《抗战五周年纪念宣言》和《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两个文件的时间,自20日起,继续整风文件的学习。(2)各单位学风学习的总结,按原定日期推迟15天。

  1942年7月2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央学习组学习文件的决定。决定学习此次规定文件的问题,学习时间定为3个月,学习中应联系党的历史来研究,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少联系个人。除《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外,另指定一些学习参考材料,应作笔记,真正写出心得和自己的反省。8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中央学习组原定学习《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计划,暂行停止,待22个文件学完后再行恢复。同时,为准备将来的学习,重新指定43人编成9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继续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会议还决定,为着使整风学习更能深入与活跃,应当联系本部门工作的检查,这样可以在整风学习中收到改进思想、转变作风的实效。检查工作应抓住一些重要的突出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思想方面的问题。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8月3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并按工作关系重新决定由48人编成9个小组,继续研究《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胡乔木、陈伯达编为第一组。

  1942年7月30日 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总结学风学习,布置党风学习。会议指出,中直机关约有2200人参加学习,学风学习3个月,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结学风学习阶段的目的,一是要看学习中是否真正懂得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是否还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存在;二是要看保障学习的组织方式是否适当,是否只重视形式而忘记了实际需要。会议规定8月1日至8月10日为学风学习总结的时间。党风学习从8月11日起到9月底止,包括学习测验和总结的时间在内。

  1942年7月30日 中共中央军委系统的学风学习结束。军委系统的学风学习从5月18日开始,共学习两个多月。总结工作亦结束。

  1942年8月11日 延安整风运动由整顿学风阶段进入整顿党风阶段。延安《解放日报》《学习》副刊第17期发表康生的文章《目前延安整风学习中的文件研究与工作检查》和李富春的文章《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这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从8月11日,开始整顿党风的学习。

  1942年8月11日 中共中央军委系统学习分区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始党风学习的决定。学委会着重强调加强思想领导,精简学习组织,更好地联系实际,深入反省和开展批评,加强个人多读多想等问题。学委会根据党风学习文件结合军委系统的问题,提出九个方面的党风学习讨论题目:(1)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2)对工作态度问题;(3)干部关系问题;(4)纪律和民主问题;(5)本位主义和闹独立性问题;(6)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问题;(7)自我批评问题;(8)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9)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问题。

  1942年8月20日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开始党风学习。学委会制定的整顿党风文件研究计划,对负责的领导干部,要求着重反省干部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非党干部的团结问题,以及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没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的表现。计划对一般干部,要求着重反省个人利益和发展前途(如个人的艺术成就等)问题,同党的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思想行动上的自由主义、平均主义的具体表现问题。学委会根据学风学习阶段的经验,在党风学习阶段,特别强调反省。同时,还要发动全体学工人员,积极而彻底地批评领导方面的缺点,在同志之间对于不同意见要求进行热烈争论。总的要求是,要能够比较深刻地掌握全部党风文件的精神和实质。

  1942年9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9月2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认为,中央这个决定,是综合多年经验,解决根据地党的领导上和各组织间的关系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各地收到后,首先应由各级党委、党团和军队领导机关讨论,还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在党校和军事学校中,在各级干部中,进行郑重的传达和讨论,并列入整风文件加以学习。10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党的领导必须一元化》,阐明这个决定的重大意义。《整风文献》增订本收入了本决定。

  1942年9月11日 《整风文献》一书由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整风文献》一书是将整风运动中必读的22个文件重新编译汇集而成。1949年6月该书进行增订,由22个文件增加为27个文件。

  1942年9月15日 毛泽东主张大批翻译马列著作和国外古典名著。他在给何凯丰的信中说,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为全党着想,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

  1942年10月9日 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为《解放日报》起草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文章共分五部分:(1)引言;(2)中共产生的特殊条件与党内斗争中的倾向;(3)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之表现;(4)关于党内的无原则斗争;(5)怎样进行党内斗争。

  1942年10月19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解决:(1)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问题;(2)统一领导问题;(3)当前任务问题。会议进行了88天,于1943年1月14日结束。会议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经过充分讨论,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全部历史经验,统一了对党的领导一元化的认识,纠正了党内闹独立性的现象,反对了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和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分析了边区当时的内外环境和党内状况,确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都要以生产和教育为中心,而在生产问题上,根据抗战以来历年的经验,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农民劳动和军队机关学校劳动,是解决边区经济财政问题的关键。

  1942年10月 《六大以前》一书出版。这部党的历史文献集是整风学习的重要材料。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42年初着手选编,收入文献184篇。

  1942年11月上旬 中共中央直属各机关整顿党风文件的学习进入一个新的紧张热烈的阶段。虽然各单位学习文件的数目不同,学习的进度也不一致,但党风学习仍有一些共同的特点:(1)定出了学习党风的目的。如中央宣传部规定党风学习要明确的主要问题是,宣传教育工作的党性问题;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问题以及和其他部门工作的正确关系问题;对党员宣传教育工作和对非党员群众宣传教育工作的正确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进行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问题;宣传干部所应有的品质及如何修养。又如枣园学习分会提出通过党风学习,要反对个人主义,提倡埋头苦干,消灭自以为是的作风,要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调查工作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除了各大单位订出总的学习目的外,有些学习小组还订出具体的学习目的,如枣园总务组要求,安心本身工作,安心的标志是把工作做好并找出不安心的原因和提出改进的办法;加强上下级之间、干部之间、党员与非党员的团结;克服物质上和工作上的困难。也有的单位订出个人的学习目的,如中央医院护士班38人,有28人订出自己学习党风的目的是如何使自己安心工作。(2)为了使文件学习更深入,不少机关已开始检查工作,就个别的问题进行研究。(3)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共同特点,是各单位党风学习中总的精神。由于各单位学习目的明确,领导上抓紧了思想领导和密切联系实际问题,各单位在党风学习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克服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上,处理好个人和组织关系问题上,大部分同志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1942年11月21日和23日 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出发,阐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

  1942年12月6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提出反对“小广播”。在向各学习委员会发的通知中指出,延安整风学习中,暴露出党内有人将党的机密泄露出去。有的人还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有的传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领导任意诬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破坏党内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和制造谣言,如此等等。有的同志对“小广播”行为,错误地认为是小事,不值得加以注意。实际上,“小广播”决不是小事,而是极端危害党的大事,是党内自由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党员违反党的原则,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机密,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甚至是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党活动破坏党的问题。因此,要求各学习委员会,在整风学习中,要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号召全党起来反对泄密造谣的“小广播”,号召每个党员深刻反省自己和批评别人是否犯过“小广播”错误,对于已经泄漏的机密问题要进行调查处理,要进行保密教育,建立保密制度和经常的检查制度。

  1942年12月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风学习结束,举行考试。考试题目是:(1)你入党以后,如何处理个人利益的问题?你过去和现在对党的工作采取什么态度?自己在上述问题上有何错误缺点?在党风学习中感到有何进步?以后应如何努力?(2)你对中央宣传部工作有何意见?如何才能使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精简而恰当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

  1942年12月6日 中共中央材料室进行党风学习考试。试题是:(1)你自入党以后在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发生过问题没有?你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2)自你入党以后,对于党分配给你的工作是如何认识和对待的?对于今天你担负的材料室的工作是如何认识的?执行情形和成绩的估计如何?对于领导上有什么意见?今后准备做什么工作?(3)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他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他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的?

  1942年12月18日 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整顿文风学习阶段。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向各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1)文风的改造是整顿三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正确思想,正确党风借以表现的具体形式,必须认真学习,不可忽视。(2)对于文风的学习,各学习委员会必须抓紧领导,作具体的布置。号召全体参加学习的同志以学习学风和党风的精神来学习文风。整风学习已经结束的单位,要重新研究,没有学完的要深入学习。(3)在文件的学习中,要求每个同志,认真检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工作和自己所写的文件、作品(论文、文件、指示、报告、演说、会议、谈话、教课、文艺、整理笔记、工作方式等),借以坚决的彻底的肃清党八股的余毒。

  1942年12月21日和29日 贺龙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1942年12月 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要做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写道,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是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有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1942年12月23日 庆阳陇东中学进行整顿文风学习。这次学习,以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学习采取召开反党八股漫谈会的方式。会前,教员互相参观上课,研究各人的讲授方法、给学生批改的试卷、个人写的文章等,把研究的心得写成笔记,然后在会上讨论。

  1942年12月底 毛泽东说老百姓敢向我们的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是天大的好事。他在延安接见八路军、新四军的几个干部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当毛泽东听到边区一个老乡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时,他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1943年1月9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学习文风文件。这次学习的重点放在检查自己的语言文字和工作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每人根据文件精神,彻底检查自己在讲话中是否有不看对象的表现,在发出的公文和文章中是否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表现,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否有老一套的作风,在对内对外接谈问题时是否有打官腔的现象等。

  1943年1月14日 毛泽东为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22个受奖同志题词。他给每个同志分别题词是:有创造精神。切实朴素,大公无私。坚决执行屯田政策。以身作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善于领导群众。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合作社的模范。忠实努力,不夸不骄。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机关生产的模范。无限忠心。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忠心耿耿,为党为国。面向群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生产教育,两者兼顾。为群众谋福利。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不怕困难。

  1943年1月14日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开始文风学习。为了使每个学工人员对于反对党八股重要性的认识,校学习委员会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并出版《文风》报,要求每个同志把反对党八股的学习文件同工作联系起来,检查各种教材、工作报告、会议发言等,进行研究和反省。

  1943年1月25日 毛泽东说整风学习和审查干部是建党的基本政策。他在复彭德怀电中说,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其次是中级干部,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队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

  1943年2月5日(春节) 延安文艺界广泛开展春节文艺宣传活动。这次活动,检阅了从1942年5月以来实践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具体成果。不论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蹈,都呈现出崭新的面貌。毛泽东看到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演出时,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样子。4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社论指出文艺工作可喜的现象是:(1)文艺和政治紧密结合。文艺工作者努力使自己的工作表现出革命的战斗的内容,把抗战、生产、教育的问题作为创作的主题。(2)文艺工作面向群众。许多文艺工作者开始到群众中、街头上进行文艺工作,作品的内容力求反映群众的生活和要求,形式上力求为群众所接受。文艺工作者开始下乡,访问和欢迎劳动英雄,开始认识到文艺工作的正确道路是为群众服务并向群众学习。(3)破除了普及和提高对立的观点,找到了二者发展的正确途径。社论指出,这些成就仅是初步的,要真正解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就需要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帮助群众中间的艺术生活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

  1943年2月6日 延安文艺界举行欢迎劳动英雄座谈会。这次会议有延安文艺界200余人同劳动英雄赵占魁等欢聚一堂,热情交谈。文艺界人士一致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向劳动英雄学习,把笔头和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1943年2月10日 毛泽东调查各地区整风学习的经验。他致电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林枫、朱瑞、罗荣桓、饶漱石称,为了总结1942年整风学习,确定1943年学习计划,请你将你处1942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1)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2)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3)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4)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5)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以上问题要迅速回复。

  1943年3月10日 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50多人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凯丰、陈云、周扬、博古、李卓然出席会议。会议由周扬主持。这次会议是为了使即将参加实际工作的党员作家进一步了解党的文艺政策而召开的。延安文艺界经过1942年5月的座谈会,又经过一年的整风学习,气象焕然一新。小说、诗、杂文、报告、剧本、歌曲、木刻、漫画,都和群众的呼吸接近起来。新年以来,鲁迅艺术文学院、西北文工团、中央党校等单位所创造和改造的秧歌舞,成为地方群众和部队战士所十分喜爱的歌舞。文艺界的同志招待、访问、描写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表现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已经开始建立前所未有的友谊。但是为了真正改造作家的思想感情,为了真正得到群众生活的丰富知识,为了真正产生出足以正确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这些还是很不够的。因此,很多同志决定进一步实行毛泽东的号召,参加前方或后方的群众实际斗争。这个步骤,是中国新文艺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党和群众热烈欢迎这些同志的新方向。可是这里面也还有一些大家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如,到群众中去,究竟是参观、访问好呢?还是直接和群众一起工作好呢?去做工作,究竟是短期还是长期呢?工作中间有没有困难,和文艺创作有没有矛盾呢?原来从事文艺工作的党员,现在要和别的党员一道工作,这样一起工作以后,他们和别的党员有没有特别的不同呢?为了和别的党员团结一致,他们应该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些什么缺点呢?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这次会议的任务。会上,凯丰、陈云、博古、李卓然同文艺工作者进行交谈,针对以上诸问题,作了具体的分析和解说。这次会议,是实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新方向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会后,延安文艺界提出“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在延安的许多党内外作家,纷纷准备到群众斗争的各个领域中去寻找自己的工作岗位。诗人萧三、艾青,剧作家塞克等到了南泥湾,作家陈荒煤到延安县参加工作,小说家刘白羽、女作家陈学昭等到部队和农村,高原和柳青到陇东等地工作。延安音乐界提出音乐到街头、到工厂去的要求,使音乐进一步和人民的斗争生活相结合。延安戏剧界也纷纷下乡、下厂,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演出,使戏剧进一步为战斗、生产、教育服务。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农村,去塑造农民的形象。

  1943年3月16日 毛泽东强调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密切联系群众。他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说,1943年中央工作总方针是要从研究与指导两方面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的目的。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和教育。1942年以完成整风学习为第一位,1943年要从5月1日开始,以工作为主。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要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要进行思想教育,要读40本马列的书。对干部的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和思想教育,在各级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毛泽东提出要研究国际、国内、历史、经济、文化等问题;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工作,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他说,方针要增加一条,就是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实行彻底的转变,肃清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他自我批评说,我1942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1943年要多接触,要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1943年3月18日 周恩来按照整风精神提出自己的修养要则。(1)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静勿杂,宁专勿多。(2)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3)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4)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5)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6)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7)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1943年3月20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作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总结计划的制定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文风学习阶段进到总结阶段。总结计划指出,为了把1942年的整风学习、检查工作作一结束,开始新的学习计划,特规定整风学习的总结办法:(1)按各系统各单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方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2)各单位总结学习,一般的应完成下列工作:整风文件全部学完;作出本单位的学习总结和制定今后各种干部的学习方针;进行本单位的政务检查和党务检查,作出检查工作总结和1943年的工作计划;进行干部的学习测验和学习鉴定。(3)检查工作的范围:中央和军委各单位检查1942年的整个工作(常务和政务),订出1943年的工作计划。检查工作的计划在4月交中央书记处审查。(4)各学习分会在总结阶段应做好下列工作:对学习中发生的偏向或者未得到解答的问题,要进行说明和解答;中央直属各单位和陕甘宁边区各单位于4月底以前写出书面的学习总结;汇集学习报刊上的材料,编选出一种或数种整风学习资料集。

  1943年3月20日 毛泽东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属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工作条件,中央机构必须重新加以调整,以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和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和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领导效能的目的。根据上述方针,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的工作。同时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兼任秘书。组织委员会负责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为着分工而又统一各地区工作的领导,决定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为着保证党务工作的各种政策能同军事行动取得更密切的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之一。还决定刘少奇兼任中央调查局局长。

  1943年4月3日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把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规定为两个,即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决定指出,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这个决定,重点是开展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因此,决定强调指出,纠正错误思想与肃清内奸分子,是在整风过程中互相联系着,但在性质上又互相区别绝对不能混同的两件事。中央决定,从1943年4月到1944年4月,用一年的时间开展这一运动。

  1943年4月3日 中共中央指出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中共中央在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指出,凡整风深入的地方,证明着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22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彻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

  1943年4月6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整风学习作出初步总结。总结分为七个问题:(1)整风前党员干部一般的思想动态。(2)对开始整风的认识和表现。(3)中央宣传部“四三”决定发表以后,学风学习和发生的问题。(4)党风学习深入实际。(5)整风的收获。(6)尚未解决的问题。(7)几点经验总结。

  1943年4月9日 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和民众团体系统的整风学习作出初步总结。总结分为三个问题:(1)学习文件的阶段。(2)思想检讨和思想论战阶段。(3)对今后整风的意见。

  1943年4月13日 毛泽东论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

  1943年4月13日 中共中央指出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不可缺少的武器。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第三号中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上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

  1943年4月22日 毛泽东谈整风文件的宣传工作。他在复中央宣传部凯丰副部长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1943年4月22日 周恩来论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他在向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作报告时说,作为领导者,(1)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2)要有坚持原则的精神。(3)要相信群众力量。(4)要有学习精神。(5)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6)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关于领导者的任务,一是要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二是要抓紧组织领导,三是要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四是要审查工作,五是要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他还提出要注意领导群众的方式方法,要和群众结交朋友。要讲究领导艺术,注意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1943年4月28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党旗样式,决定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为斧头镰刀,无五角星。

  1943年4月30日 周恩来论党的纪律。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说,纪律的中心不在于处分,在于自觉遵守纪律,处分是最后的一种办法。在纪律面前任何人都一样无差别,是平等的。

  1943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解散问题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43年5月15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3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1943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指出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完全是独立自主创造的。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称,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建设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1943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论整风运动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运动。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称,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赋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共中央深信,全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末,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1943年5月26日 毛泽东论整风运动是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传达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延安干部大会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22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他说,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之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他说,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毛泽东说,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他说,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击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和高度的创造力来。毛泽东强调加强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的,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同志们要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个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没有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政委,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起锄头,但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得战士们感动到不可名状。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1943年6月1日 毛泽东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如何立于不败之地。他复彭德怀电称,抗战还须准备3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3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1943年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决定,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广泛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决定详细地阐明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决定第一次发表在《解放日报》1943年6月4日第1版。1952年3月,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1943年6月6日 毛泽东要求全党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他致彭德怀电称,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意党风。因为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1943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他说,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他说,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1944年上半年了。如能在1943年真正做好整风,1944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毛泽东同时把这个电报转发给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第129师、晋西北、重庆等地党组织,希望他们参照办理。

  1943年7月1日 毛泽东提出要注意区分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他要康生在《防奸经验》第6期上登载以下几句话:“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1943年7月1日 朱德说中国共产党已经锻炼出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他在延安各界召开的纪念“七一”22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第一次国内战争,第二次国内战争,现在正经历着抗日战争。三个阶段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共产党是从挨打挨杀中锻炼出来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没有经历过这样激烈的斗争:拿着武器一干就干了一二十年。我们党已经锻炼出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已经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有些人说,共产国际取消了,中国共产党也要取消。我说中国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搞得好,取消了共产党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7月4日,朱德在《“七一”志感》一文指出,共产党员是一个最光荣的称号。为了不辜负这个称号,必须锻炼自己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成为真正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1943年7月4日 刘少奇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干部和党员。他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说,整风运动,是党在22年的历史中空前未有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批评运动。它使我们的党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上空前地推进了。我们应该在整风的基础上,进而总结我们22年来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思想体系上彻底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残余,把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到更高的阶段。这就是我们在党的建设上今天的中心任务。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和各派机会主义者斗争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的历史。党内孟什维主义的体系及其传统,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其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为了肃清这种传统的残余,给这种传统以暴露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替它掩蔽,替它否认,否则,对于党是有害无益的。刘少奇提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1943年7月5日 王稼祥论毛泽东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后便积极的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22年如一日,其中参加了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便在这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壮大起来。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生长起来成熟起来的。他说,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在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敌人的斗争中生长起来,并且是在和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成熟起来的。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中而形成起来的。他说,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他说,一个共产党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22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王稼祥认为,这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和中国共产主义到胜利前途的保证。

  1943年7月初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第三次反共高潮。它一方面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叫嚣“解散共产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另一方面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中16个师,准备进攻边区。7月7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防军受到胡宗南部队炮击。7月9日,朱德总司令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延安召开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的社论。

  1943年7月11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提出全党要学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际。总学委在延安进行一次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要求通过这次教育,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反特斗争上,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利用这次国民党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具体事实,进行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思想斗争,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反对那些“只团结不斗争”的投降主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的国民党还是民族联盟,共产国际取消后,中国共产党可以“取消”并“合并”到国民党中去的叛徒理论。总学委号召全体党员,加紧锻炼自己的阶级意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和实际,学习军事知识,学习反奸细斗争的本事。一切半条心的人,在大敌当前之际,应诚心地批评、纠正和克服自己的错误思想,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同民族的、阶级的、公开的、暗藏的敌人坚决斗争。如果战争真正爆发,估计一部分幼稚动摇的党员,会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甚至发生逃跑叛变的行为。因此,目前更有加紧进行教育,指出国内国外党内党外各种对我之有利条件,国民党对敌、对外、对共、对民、对党各种不利条件,以坚定他们胜利的信心。同时指出我们也有各种困难和能够克服困难的力量,以坚定其战斗的决心。

  1943年7月13日 毛泽东进一步批评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错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抗战以来,我们党内部有部分同志没有阶级立场,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对我进攻、对我大后方党员的屠杀等没有表示义愤,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国民党打共、杀共、骂共、钻共,我们不表示坚决反抗,还不是投降主义?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的思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他曾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认为对国民党要团结不要斗争,王明认为他是马列主义,实际上王明是假马列主义。对中国蒋介石的流氓政治,屡次由于我们站稳阶级立场予以坚决反抗,都被我们打垮了,这是实际的教训。我们党内要把历史问题弄清楚,同志们准备意见,要进行讨论。过去党中央的两条路线也必须弄清楚,把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弄清楚,对党外要把革命与反革命弄清楚。机会主义者不改正思想上的错误,有走向当敌人的危险,如张国焘。过去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正错误,都能团结一起工作。

  1943年8月2日 周恩来指出毛泽东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的路线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他在延安欢迎会上演说时说,事实证明,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他说,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80万的党员、50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他说,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组织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张国焘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周恩来着重指出,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需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1943年8月5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提出有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和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总学委认为,进行这样的教育实为迫切的需要。因为自从抗战以来,党内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对今天的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和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不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实践上也犯了许多错误,虽经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多次纠正,但是这些问题在许多同志头脑中至今仍未彻底解决。在审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产国际解散的讨论中,在这次反对国民党进攻边区的斗争中,证明不仅许多青年党员的思想中还保存着许多错误观点,即老党员也有些人有这种观点。因此,教育全党同志把这些问题(国民党、三民主义、蒋介石)彻底弄清楚,无论对于目前保卫边区和审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使党更加巩固、统一和布尔什维化的事业上,都是有极端重大的意义的。

  1943年8月8日 毛泽东提出在党校学习的目的是达到做干部的标准,干好两个革命。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说,在党校学习的目的,是要达到做干部的标准,如季米特洛夫所说的,要对无产阶级事业有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和遵守纪律。学好以后,要干两个革命,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他号召全体学员认真整顿三风,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党坚固地团结起来。

  1943年8月15日 中共中央提出审查干部和肃清内奸的九条方针。中央在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指出,这次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

  1943年8月16日 周恩来揭露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的实质。他在《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报告中,详细地剖析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等,并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正确政策。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 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继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在中央高级领导层中又一次重要的整风会议。这次会议继续讨论党中央的路线问题。由于王明说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这次会议在深入揭发批判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路线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先后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陈云、康生、彭德怀、洛甫、博古、邓发(王明、王稼祥、凯丰因病未参加),共11人。列席者有:李富春、杨尚昆、林伯渠、吴玉章、彭真、高岗、王若飞、李维汉、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贺龙、林彪、罗瑞卿、陆定一、孔原、陈伯达、肖向荣、胡乔木,共19人。由于王明没有到会,开会的方式,除了与会同志作一般性发言外,主要由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并批评王明的路线错误。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深入揭发问题,提高认识。会后,全党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即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对一般干部进行世界观、人生观、阶级教育。

  1943年9月9日 朱德批评抗战以来王明路线的错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王明路线错误的实质,是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体来说,就是不要政权,不要枪杆子,不要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我们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朱德比较新旧陈独秀主义的异同时指出,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相同点是:(1)都不要革命的领导权,甘愿让给资产阶级;(2)不要武装力量,又幻想革命成功,这完全是空想;(3)看不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力量,而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很强大;(4)忽视游击战争,陈独秀也骂红军是土匪;(5)怕统一战线破裂,打烂家当,其实无产阶级是没有家当的,有家当的是资产阶级,怕打烂就会产生投降心理。王明路线与陈独秀路线的不同点是:王明有共产国际招牌,穿上马列主义外衣,把人吓住了,老陈独秀主义则是反对共产国际的。

  1943年9月13日 毛泽东谈党内的两个宗派问题。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党从四中全会后,就有两个大宗派,一是教条宗派,一是经验宗派。过去反宗派主义是抽象的,现在要把原则变成实际。教条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一形态,经验主义的宗派是主观主义的第二形态。这是反宗派主义的具体对象,反掉这两个东西,党就统一了。关于教条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要作具体分析,有犯路线错误的,也有只犯个别错误的;有屡次犯错误的,也有后来改正了错误的。他说,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四中全会后是博古,这个宗派是相当有计划地派出干部到各苏区之中央局,到各地去改组,只有几十个人。我说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就是指此而言。他们利用四中全会来夺取中央权力,打击许多老干部,拉拢一些老干部,凭着“国际”的招牌,使许多实际工作者不是盲从就是跟着他们走。他们统治中央计三年又四个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无处不被其毒,结果白区损失10/10,苏区损失9/10。教条宗派只有罪恶无功劳,超过了李立三、陈独秀。王明有何功劳?四中全会已被揭穿,八一宣言还能考虑。洛甫在广昌战役后有转变。在长征途中,稼祥、洛甫从这个集团中分化出来了。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路线,撤了博古,书记换为洛甫。遵义会议以后,抗战以后,原来教条宗派有的同志还有宗派活动。从1937年“十二月会议”到1938年六中全会,在武汉时期形成两个中央,造成党内危机。关于经验主义宗派,毛泽东说,这些集团大多数是正派人,也有许多不正派的,少数是邪派。像张国焘,是经验宗派中的邪派人物,如不打碎是很危险的。在两个宗派中,毛泽东认为,教条宗派是主要的,经验宗派不是主要的。教条宗派穿了马列主义外衣,利用“国际”名义来称雄吓人,与经验宗派中的不正派的人结合起来,危害最大。反对整个宗派主义,要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在全党揭露,对犯错误的“将一军”。整风以来就是反教条宗派。王明对洛甫说:“整风就是整你和我”,这话又对又不对。说是对的,首先要揭破教条宗派,要“整”。王明、博古、洛甫,对这些同志要“将军”,要全党揭露。说是不对的,还要把一切宗派打坍,打破各个山头,包括其他老干部、新干部。我们只“整”思想,不把人“整死”,是治病救人,做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对犯错误同志还是要有条件地与他们团结,打破宗派主义来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1943年9月16日至20日 周恩来对1928年至1930年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为此,他写出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研究的整风学习笔记。他认为,(1)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案是其中最好的一个。这个文件是召开中共六大的指导思想。它对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都做了正确的规定,既反对右倾余毒,又反对“左”倾高调。他说,六大决议反而不如它,因未着重和彻底地反“左”倾。(2)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国共产党的四封信,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对中国共产党影响至为深远的文件。第一封信,中心是反右倾,深怕中共不认识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来。第二封信,中心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中心是发展赤色工会。第四封信,中心是反对一切国内外敌人,首先是反对改组派,认为形势已是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这四封信都有错误,因为当时中心应反“左”倾残余,乃着重反右倾,对富农、对工运、对改组派等的政策都偏“左”,而毫不重视利用间接后备军与开展群众日常工作问题。(3)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主要错误是由于不正确地估计形势,提出反对一切,迎接决战,组织政治罢工,准备总罢工与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4)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虽然中心在反立三路线,但仍潜伏着认为右倾是主要危险的思想;同时也没有指明6月11日决议的问题。(按即代表立三路线的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5)周恩来分析研究了这段历史以后指出,这个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处于困难时期,在形势上,工运似还没有到革命新高涨,而只是有一些新高涨的征候;农村却有了新发展、新高涨,然而也是不平衡的。面对这样的现实,共产国际却一直坚持反对所谓“右的错误”,提出“准备总罢工和暴动”的口号。东方部起草的各信,不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从国际整个趋势出发,致一切指示都偏“左”,给了立三路线及以后的错误以基础。

  1943年9月21日至27日 周恩来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为此,他写出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整风学习笔记。他认为,(1)在国际形势上,王明是急于要证明中国能首先胜利;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王明是急于要转变;在时局估计与任务上,王明是强调高潮,急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在党的任务上,王明是急于实现全国的进攻路线;对长沙事变,王明认为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证明,而怪立三事先未作准备,所以不能坚持。(2)王明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李立三的观点本来基本正确或不很错的,(如关于革命对象问题),而王明站在“左”倾观点来反对,强调反富农、反资产阶级、反对中间营垒的作用,反而更错了。第二种,李立三的观点已接近托洛茨基的观点,(如否认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或者就是托洛茨基观点,(如在革命转变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但王明同李立三一样,也是个急于转变论者,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急于向非资本主义前途转变,把李立三的“左”倾观点保留了下来。第三种,李立三的观点确是错了,(如在促进革命形势问题上),可是,王明同他也只是程度之差。总之,王明对当时立三路线的批判,完全是站在“左”倾的不正确的观点上去发表意见,不仅未击中立三路线的要害,还暗藏了许多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这就给了新立三路线以全部思想根据与理论根据。(3)王明小册子中“关于三中全会与调和态度”这一节,许多地方的论述同事实不符,(如说共产国际指示到后,仍命令进攻长沙并举行武汉、南京、镇江、上海等暴动)。周恩来指出,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指示工作的,基本上取消了立三提出的全国暴动、攻长沙、兵暴、总行委、总罢工的方针。他说,三中全会认为中央同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这里所说的路线是指党的路线,而没有分清总的政治路线(即战略路线)与一个时期的政治路线(策略路线)。他说,三中全会认为立三错误是个别的“左”倾的策略上的错误,“个别”两字很不对,但“左”倾并未错,而王明却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更是大错。(4)王明种种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由于小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民族战争亦即农民战争的长期性。他们企望或者一下子就能进入社会主义,以避免破产痛苦。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治上的冒险主义与发狂性。(王明、李立三都急于要转变!)如果这样没有可能的话,或者就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做不惜任何代价的让步。从这一点就产生出在政策上的投降性。他认为,基于前一种情况,产生了新立三路线(也就是十年内战后期的王明“左”倾错误);基于后一种情况,便产生了新陈独秀主义(也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

  1943年9月21日至27日 周恩来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进行分析和批判。他在同刘少奇、洛甫、任弼时、李富春、蔡畅、康生等座谈四中全会的情况后,写了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的整风学习笔记。他认为,(1)四中全会肯定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新的高涨,任务是进攻,这说明仍然不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是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在反动统治走向分崩离析,军队战斗力日趋下降及革命军队技术条件提高等条件下,攻占某些大城市将来会被提到日程上,不过决不是四中全会前后的任务。二是在配合援助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围剿”的任务上,四中全会有极不正确的了解,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武装保卫苏维埃”两个口号教条式地搬到中国来,他们对这两个口号不是空喊,便是自损其力。真正援助革命根据地的办法,只应是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敌人的近后方去发展可能的游击战争,进行军队工作,扩大农民运动,实行必要的破坏,那才是最有力的帮助。(2)四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立三路线施行恶果”的部分,其中,论述的有些事,如群众的发动、工运的领导,在立三路线以前就有,已经使党受了损失;有些事,如取消青年团、工会,是误解;有些事,如党内生活非常态,党内各种反党派别更加活跃,等等,在立三路线以后更变本加厉。还有些事,如组织集体农庄、禁止贸易自由,等,并未见诸实行。(3)四中全会决议并没有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给了以后整个内战时期以失败的主要因素。(4)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是在米夫回国后作出的,反映了米夫的观点。这个强调反右倾的决议,既批准了四中全会,又提出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给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以“左”倾盲动主义的若干根据。

  1943年9月21日 刘少奇对王明等人错误的剖析。他看了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后,在阅后感中指出,(1)王明等人与李立三的争论在路线上说来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王明在许多地方的谈话,比李立三更“左”些。(2)王明等人与维它(瞿秋白)同志等争论更少原则上的区别。维它同志的错误决不比王明更多。(3)王明等人在四中全会前所进行的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小组织的派别斗争,它起了瓦解党破坏党的作用。这是一种无原则的派别斗争。(4)因为立三路线的错误,又因为王明等人派别斗争的错误,如是使得另一派别得以组织起来,这就是罗章龙的捣乱派;并使许多同志甚至不坏的和很好的同志也一时参加了罗章龙派。(5)四中全会上斗争主要表现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且是王明一派人所准备和操纵主持的。它完全批准了王明一派人那些非纪律的行动而穿上国际路线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外衣来进行欺骗。从此开始了党的危机,以致使党使革命受到空前的损失。如果照事实和真理来说,四中全会对党是不独无功,而且有莫大的罪恶。(6)这本罪恶的小册子记载着罪恶的党内斗争材料不少。然而它使我们能从这些材料中窥见四中全会及其前后党内斗争的黑幕,使我们对于党内这段历史有完全新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利用这本材料将党内这段历史重新写过,并作出结论说:王明这一派人在其所谓“反立三路线”斗争中,不独没有真正反对立三路线,不独没有功绩,而且有莫大的罪过。

  1943年9月28日至29日 周恩来分析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他在阅读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后写的整风学习笔记中说,在十年内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中,教条主义者们之所以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除国际原因外,还同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所迷惑有关。

  1943年9月30日 中共中央就检讨党史问题作出决定。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在彭德怀回到延安前,暂停开中央会议,待彭到后,再继续开,并可用续开续断的方式,准备在七大时再作结论。(2)从10月起的5个月内,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七大代表已审查确定有问题者不参加),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参加人员名单由刘少奇、康生、任弼时负责商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中央政治局负责领导这一讨论。(3)在讨论时期内,参加讨论者以一部或全部时间参加,一部则须以一半时间照顾日常工作或负责继续审查干部。(4)由康生负责拟定研究党史计划。10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的汇报后,会议决定:增加五六十个比较纯洁有前途的干部(包括吸收青年妇女干部)参加党史学习;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仍以毛泽东为主任,刘少奇、康生为副主任,胡乔木为秘书,并在日内召集中央会议,请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由毛泽东报告时局和学习问题;学习时间暂定3个月,学习讨论历史从抗战后开始入门,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及抗战时期的问题。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可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10月6日,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党史学习计划。他说,现在参加学习的,总共约700人,按单位或部门编组,每组约10人到15人左右,但太大的可设分组。小组长大多数都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央的同志编为第一组,起核心作用,即核心组,也可以自由参加其他小组。讨论某个专门问题时可以打破原来分组界限。

  1943年10月1日 毛泽东提出建设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十大政策。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他说,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要求各地党委于1943年秋冬时对十大政策作出一年的总结。同时,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

  1943年10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谈同王明路线错误斗争的经过和要达到的目的。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是有收获的,许多以前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他说,过去,王明错误路线有一个大宗派在实行篡党,至遵义会议受到打击。遵义会议后这个集团分化了,但至六届六中全会前仍有些同志未改变立场。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目的是希望他们慢慢觉悟。但到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竟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1941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这时,大家才承认王明是路线错误。这一改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5个人,只有少奇同志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六届六中全会时可以改造,但那时条件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还没有认识自己的错误。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会很困难。另一关键是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和现在正在进行的党史学习。毛泽东说,斗争的性质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路线以米夫、王明、博古为首。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他说,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吃了唐僧的经,打一下,吐一字。只有内力外力合作,整风才会有成效。

  1943年10月6日 刘少奇提出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方法。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党内干部中间自由讨论党的路线,是一种很重要的事,是一种党内斗争。过去党内斗争有许多不好的,如八七会议反陈独秀闹成宗派斗争,不让陈独秀参加,只许反陈的人说话,不许陈独秀方面的人发言;六大以后的顺直省委变成清谈俱乐部,不做任何工作;四中全会上王明领导的党内斗争搞了许多非法活动,学了莫斯科米夫与支部局斗争的最坏的东西;四中全会后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也是不好的。只有遵义会议的斗争与延安反张国焘的斗争是很好的,缺点是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一次应该有意识地造成健全的布尔什维克传统,除了思想上解决问题外,还要在组织上打散宗派。这要注意有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目的。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他提出,首先,要有自由批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

  1943年10月6日 朱德说通过整风学习,主要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王明的教条主义、投降主义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只知道外国,不知道中国。现在看清楚了,我们也要外国,也要中国,从实际出发都对,从教条出发都错。经验主义者懂理论少,自然要做教条主义的俘虏。他说,毛主席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实际合一。实践证明,有毛主席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主席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主席办事的本事。

  1943年10月6日 周恩来谈党内的教条宗派和经验主义者的品质问题。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党内的教条宗派最早是彭述之的洋教条与陈独秀的土教条。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作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周恩来对经验主义者的品质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品质有三类,一是为人的品质,有的人品质恶劣,连做一个普通的人都不够格;二是革命者的品质,如勇敢,不怕牺牲,联系群众等,作为共产党人,这些品质是需要的,但还是不够的;三是布尔什维克的品质,要开展思想斗争,既要联系群众又不做群众的尾巴,要有高度的纪律性。经验主义者或者有革命的品质,但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我们要求有布尔什维克的品质,故要整风。有些人连革命者的品质都没有,更要反省,通过整风来提高自己。

  1943年10月6日 毛泽东论以斗争求团结的问题和党内斗争的方法问题。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犯路线错误或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是非,是达到真正团结的基础。他说,我们讲以斗争求团结,有这样几个范畴:一是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坚决与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进行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必须与他们的落后性、狭隘性、动摇性进行斗争;三是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也要与本阶级中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才能达到;四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要通过自我批评与思想斗争来实现。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是中央现在能够团结的关键。整风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他说,我们是要把党斗好,不是斗翻,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关于党内斗争的方法问题,毛泽东表示赞同刘少奇的意见。他说,过去党内斗争有正确的与错误的两个传统。这次整风要避免党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整风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次整风继续贯彻以马列主义自我批评方法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3年10月9日 毛泽东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反特斗争政策。他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写如下批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一个不杀则特务敢于坦白;大部不抓(不捉),则保卫机关只处理小部,各机关学校自己处理大多数。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

  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1943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整风运动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这一时期,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并正式作出结论。

  1943年10月11日 胡乔木谈人生观问题。他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报告,提出:(1)没有阶级观点行不行?有没有人没有阶级观点?(2)有了阶级观点究竟哪一种好?(3)怎样由这个阶级观点转变到那个阶级观点?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1943年10月14日 毛泽东提出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的论合作社的讲话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生产,打破封建剥削关系的束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是第一个革命。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公私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他说,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好办。因此,每个共产党人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说,也只有这种为群众的学说,才能把生产搞得好。

  1943年10月14日 毛泽东论抗战时期王明右倾错误的特点。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有22年经验的党,有军队有根据地的党,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堪称政治上坚强的军队。我们党已有22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王明路线曾企图占党的统治地位,1938年时曾危害过党,全党各地差不多都受了影响,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克服了。王明路线的特点是:(1)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3)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4)在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闹宗派主义。毛泽东还说,王明最近两年,一面养病,一面还做破坏活动,向一些同志讲怪话、批评中央不对。我们要有对付党可能发生破裂的准备。

  1943年10月19日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延安《解放日报》在发表这篇讲话时写的编者按语称,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这篇讲话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总学委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这篇讲话当作整风必读文件,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并规定为干部学校和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要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1943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阶级教育。中宣部要求在进行阶级教育中一般应达到的目的是:(1)在事实方面,暴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特务机关之一切祸国殃民的罪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是残酷的剥削、压迫和进攻,对敌伪是消极观战勾勾搭搭。其结果势必使许多部队走到投降。将这些事实和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的政策对照起来。(2)在思想方面,说明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荒谬反动,严格区别蒋介石主义和孙中山主义,区别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区别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所有新党员、新干部(包括非党干部)中进行彻底的人生观教育,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个人主义的、以及所谓超阶级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生观严格对立起来,不允许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含糊。(3)在前途方面,说明世界前途和中国前途都是属于人民大众的,不是法西斯反共分子特务机关的。这种前途不是渺茫的,而是显然可见的。在群众中间,要继续宣传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是如果内战起来,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同志、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抗战和革命的胜利,灭亡的只是反动派。在干部中间更应指出,今天的形势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空前有利的,根本区别于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世界形势不同(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的革命高潮,苏联的无比强大和不孤立),中国形势不同(民族敌人深入国土,对日战争仍在继续,同盟国反对中国内战并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处于:对敌伪、对友邦、对中共、对人民、对内部的五大矛盾中,国民党在各种困难中的削弱),中国共产党力量不同(有几十万武装和许多根据地,有了大革命、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三个历史时期的经验,特别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为了进行这一教育,中宣部提出,应采取干部会议、小组讨论、群众大会、文字宣传、戏剧宣传、音乐、绘画种种方法。一切机关、部队和学校(从党、政、军的干部学校、训练班直至中小学、冬学、夜学、识字班)都应无例外地进行,并应根据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内容和方法。

  1943年10月28日 中共中央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提出进一步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学委会认为,人生观的教育,是建立新的思想的教育,必须深入具体细密地针对着每个不同的对象进行,改造非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建立无产阶级的、为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而勇敢奋斗的革命人生观。所有的干部都必须参加学习,普遍反省,改造自己的思想。

  1943年10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印制成册。这本书,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的主要学习材料。其中,包括了从党的成立到1943年共22年内党的重要的历史文献,共137篇。

  1943年11月10日 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党有一个好的中央和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开学时作整风动员讲话时说,中国共产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性。他说,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以不小的损害。毛泽东号召整风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

  1943年11月中旬 任弼时对自己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的革命实践及思想发展过程进行总结和自我批评。他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泽东为中央局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代会前,收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心思想是批评中央革命根据地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工作。我对于中央指示及狭隘经验论的观点是完全同意的。因此,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代会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指责毛泽东在土地政策上提出“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是富农路线;在思想上是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在军事上是游击习气,从而提出正规化;在政权上是过于包办。后来,临时中央又推行进攻路线,夺取大城市,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方针,故乃有休整与积极进攻的争论。毛泽东不同意打吉安、抚州、赣州等大城市,主张开辟闽浙赣地区,但毛的意见是孤立的。后来有宁都会议的争论。自己在会上积极主张伸出击敌,支持周恩来“须有权力领导前方军事”的主张,以致使毛泽东不得不离开前方。博古等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他们认为我执行极“左”路线不彻底,自己不赞成说福建省委是路线错误,对我发表的《什么是进攻路线?》一文有不同意见,与博古等人工作不合手,而被派到湘赣去工作。在湘赣,一般说是执行博古等人的路线的,但没有全部贯彻临时中央“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按实际情况加以修改的,否则,肃反中,湘赣的一些主要干部,如王首道、张启龙、王震、张子意等有被肃去的可能。这就引起临时中央对湘赣的不满,招致后来对我的处罚。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的认识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1943年11月13日 毛泽东为生产展览会题词。为庆祝1943年生产的胜利,中直军直在延安文化沟青年俱乐部举办第二届生产展览会。毛泽东为生产展览会题词: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

  1943年11月13日至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继续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在13日会上发言说,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现在的中央并不是六大选的,而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的。王明宗派控制了中央码头。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年,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下去,不忙解决这个问题。王明宗派中最主要的人物,在政治上以“左”倾为外衣,用“国际”旗号,用马列招牌,欺骗了党10多年,现在要揭破这个大欺骗。他说,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能提出路线问题?就是要分化他们这个宗派。这是我打“祝家庄”实行内部分化的一幕。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因为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三人团便会分化。他说,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由于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12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前,没有在党内讲王明路线错误,也是大多数人还不觉悟,等待一些同志是需要的。9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1)速胜论,(2)运动战,(3)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4)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还进一步评论了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功过,列举了大革命后期以来党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和重要关头时各中央领导同志的基本表现,认为有的是一贯犯错误的,有的只有个别错误;有的是不断犯错误又改正错误,有的则长期坚持错误;有的功大过小,有的有功有过,有的有过无功。他说,整风与审干要经过分析与综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马列主义原则在方法上就是分析与综合。过去许多同志喜欢做结论而不会分析,其实,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有许多同志在工作中是老练的,但在马列主义方面是幼稚的,这是犯错误的一个认识原因。他要求犯错误的同志宁可把问题看得严重些,不要光是解释,这样才能认识错误,前途才光明。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他说,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为我们有1/3,左派1/3,其他1/3,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他说,《联共(布)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有的同志作了整风学习的自我反省。

  1943年11月27日至月底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学习汇报。周恩来回顾了他自欧洲回国起,其中着重谈了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到参加延安整风学习前的情况。他在回顾中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自己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他说,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在汇报中,他对自己在革命斗争中的失误和不足之处,作了认真的自我反省。(1)对在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他认为,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并把李立三调离领导岗位,但政治上仍是“左”倾基础,组织上仍有宗派观念,三中全会决议批评过去太温和,在军事上反对游击主义,强调红军正规化、最大限度集中化,也是错误的。(2)对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的一段工作,他认为,在攻打赣州问题上,当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多次指示要攻打中心城市,要求占领南昌、吉安、抚州,将几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威胁武汉,争取湘、鄂、赣首先胜利。他说,由于没有多多请教原来长期在革命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只是将打寨子和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一事电告中央。中央复电指示,至少要在抚、吉、赣中选择一个。于是攻打赣州,这就贻误了向南京发展的大计划。他分析,第四次反“围剿”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敌情明了,前线机动(变遭遇为伏击),工作上兢兢业业得来的。但由于自己和一些同志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及其战略转变的关键认识不够,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高度集中化和反对游击主义,又逐步发展了军事思想上的争论。他认为,李德军事指挥的实质是:战略上分兵以便敌人消耗,集中以便敌人消灭,短促突击以迫敌人碉堡靠近,堡垒防御以暴露自己兵力。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大量中央红军就是这样被断送的。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他批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撕毁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的抗日反蒋协议,放弃反日的同盟军和反蒋的同盟军不去联络,将三条变成儿戏,失信于天下,从而失去了与友军协同作战以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他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失败的原因说,路线错误是主要的;次之,长征计划的错误;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计划亦错误;领导不健全;“左”倾群众工作路线促成最后的失败。(3)对抗日战争以来的工作,他认为,为实现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要任务,特别在上层活动方面取得了成绩。在孤立蒋介石及顽固派,争取中间力量、民主党派和地方势力,教育和发展进步力量,利用英美反对内战等方面,都有显著成绩。在党的工作方面,坚持中央的隐蔽政策,在党员中组织整风学习,为党积蓄力量,教育培养了干部。这是南方局和中共代表团在中央领导下,在统战、宣传、组织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他在检查这一时期的工作缺点时,认为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的观念,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他说,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概括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右倾错误路线的本质是: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形势估计上,是速胜论、外援论;战略思想是外援论、唯武器论;在统战工作上是投降主义,中心是放弃领导权,取消阶级教育和党的独立宣传;在党的关系上是把党作为私人工具,取消党的正确领导,与延安中央闹独立性,准备使武汉中央化。归纳起来,就是抗战中的机会主义,统战中的投降主义,党的问题上的取消主义,故本质上是较老陈独秀主义坏得多了。周恩来说,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9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延安前这4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4)周恩来的整风学习汇报进行了5天,在汇报结束时,他说,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同时,在工作上要改变事务主义作风,深入实际,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才能做出一点成绩,才能从头到尾,懂得实际,取得经验,总结教训,才会少犯错误。他说,这样才能真正做更多有益于党和革命的事情。他说,做了20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

  1943年11月29日 毛泽东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共中央招待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会上发表组织起来的讲演,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方针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1943年12月1日 毛泽东阐释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人民大众很多,首先是几万万农民,其次是几千万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抗日时期地主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

  1943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通知。这一文件是选录前共产国际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意斯基等的言论。这一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通知说,季米特洛夫等同志在这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立场解决了统一战线是积极政策而非消极政策,统一战线和投降主义的严格区别,统一战线下右倾的增长和反右倾的必要,团结中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民族战争和民主民生的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正确路线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都曾从同样的革命立场达到同样的正确结论,但也曾有些同志从相反的立场得出相反的结论。因此,这个小册子的出版,一方面可以帮助同志们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同志们认识那些机会主义的错误怎样绝对背离了马列主义,怎样绝对背离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方针,从而加以彻底的克服。因在整风学习中有吸收国际经验之必要,故选录此种文件以供研究。《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共有八部分:(1)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积极政策;(2)反对对统一战线作投降主义的曲解;(3)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机会主义;(4)统一战线不能没有斗争;(5)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参加民族战争?(6)无产阶级是反法西斯反侵略的领导者;(7)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团结的中心;(8)中国共产党为民族与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1943年12月14日 中共中央对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作出决定。中央决定:学习时间为半年,从1943年11月起至1944年4月底;学习的课本为6种,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两条路线》上下册。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等。

  1943年12月28日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发出指示。中央书记处致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电称,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100人至200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1943年12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央指出,最近经新华社广播的《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是集合前共产国际各领导者(季米特洛夫、曼努依斯基、爱尔科里)关于反对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文章而成的。我党七次大会时,即将总结我党22年的经验,赞扬我党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轰轰烈烈、坚忍奋斗、百折不回的伟大成绩。赞扬我党以坚固的马列主义为基础而在1921年开始产生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展与巩固。同时也将批判我党在过去某些历史时期中曾经严重的危害过党与革命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左”倾及右倾的机会主义,批判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的路线的形成,四中全会的篡党,五中全会的达到顶点,以及遵义会议的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并且王明本人长期地坚持其错误路线,反而说中央路线是错误的,是违背前共产国际方针的。现在共产国际虽已解散,但共产国际领导者们的指导原则依然适用,这些原则,完全与王、博路线的机会主义相反,而对于我党中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则是完全符合的。各地在我党七次大会决议发表以前,可以在中央局至区党委的领导机关中及在这些领导机关周围已被历史证明无特务嫌疑的高级干部中初步传达、初步讨论内战时期王、博宗派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白区损失10/10、苏区及红军损失9/10)。抗战时期(1938年)这个反党宗派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及严重损失(项英的失败,华中、华北在受其影响时期的损失)。这后一个时期,王明的主要错误是:(1)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2)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3)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4)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第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中央指示,在一般干部中目前不要传达这些,应研究前共产国际领导者们《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并继续深入整风。要使干部及党员明白,自遵义会议以来,9年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个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现在除了王明、博古以外,一切领导同志都是团结一致的,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经过“七大”,我党将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大与更高度的一致,向着彻底战胜敌人解放中国的大路迈进。

  1944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对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作出决定。关于七大的准备工作,中央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组织问题(包括党章)报告。关于党的历史问题,中央决定:(1)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2)临时中央与五中全会因有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合法手续不完备。(3)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4)在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5)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该承认它。

  1944年3月3日至4日 周恩来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到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研究的报告。他认为,在整风学习中对六大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他说,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他提出研究历史包括研究六大的历史的基本方法是,要有合乎历史实际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报告详细分析了六大的主要问题,有:(1)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2)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3)大革命的经验教训;(4)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5)党的各项政策;(6)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1944年3月5日 毛泽东谈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1)关于路线学习问题。第一,党内党外问题。他说,在1943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第二,合法与非法问题。他说,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反省笔记中说到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在当时上海严重情况下有上海国际代表机关批准,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根据这一点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应该报告,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决定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否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第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他说,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与反李立三的斗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要在思想上弄清楚,过去未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者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必然性。中央指定学习五本理论书,是要使同志们了解,犯错误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第四,不要反对一切。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认。当时我与博古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是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六大决议是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争论是在没收土地后博古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认,就是一种偏向,我们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第五,对六大的估计。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认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提出革命性质,提出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提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与李立三不要群众是对立的。第六,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是否还存在?这是书记处会议上没有提到的。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的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去掉这个包袱才合乎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他还说,经验宗派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在新老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地与外来干部的关系上,都有严重表现。主要原因是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农村分割和缺乏教育。历史上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主要的东西了。(2)关于工作作风问题。他说,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这个作风问题还很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存在这个问题,主要问题是脱离群众和不用脑子想问题。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3)关于时局和方针问题,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打内战的。1943年下半年给国民党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声明对共产党问题要政治解决。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斗争没有弄好,我们要有1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我们的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

  1944年3月17日 毛泽东谈总结党的历史的方针,提出“团结弄清团结”的公式。邓发在红七军历史座谈会上说,毛泽东同志指示总结党的历史的方针有六个字:“团结弄清团结。”总结历史,是为了弄清是非,就一定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使每个同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团结,从团结出发,达到更加团结的目的。这次总结历史的目的,是得出经验教训,使参加学习的每一个同志,有错误的改正错误,没有错误的提高一步。

  1944年3月20日 毛泽东论共产党人要全面学会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他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和政治。军事和政治应当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至于文化,它是反映政治、军事、经济的,同时又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政治、军事、经济就要受到阻碍。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总的说来,政治、军事我们比较会,经济、文化就不大会。经济、文化不大会,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陕甘宁边区的直接任务就是两项:生产和教育。1943年我们搞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取得很大成绩,这是一个基础。1944年应把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学会文化工作。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1944年冬天我们要开一个会进行讨论。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西北局宣传部组织6个调查组,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六个分区,深入农村调查文化教育情况,总结经验,为1943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作准备。

  1944年4月11日 谭政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他代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和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经验部分,也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将这个文件作为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对于文化程度低的干部和全军战士,应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和各部队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编写通俗教材,普遍进行教育和检讨。通知说,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的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党的历史经验、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全党干部所应注意。同时,为了了解党的军队工作的方针,为了指导或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也应该研读这一文件。

  1944年4月12日 毛泽东发表《学习和时局》一文。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党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对于学习党的历史的方针和应有的态度作了详细说明。讲演对党在抗日时期的历史作了基本总结。在讲演中,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力量和反革命力量对比的变化,预见到中国人民已经有可能由取得乡村的胜利进到取得城市的胜利;已经有可能由取得各个根据地的胜利到取得各根据地联成一片,并进到取得全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为着获得和巩固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避免骄傲和努力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事物的方法。这个讲演,是延安整风运动总结性的文件之一。

  1944年4月26日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总结高级干部组的学习。李富春说,(1)多数学习组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文件已经学完,抗日时期的文件已有一个组开始学习,其他组都在准备。通过学习,对于党内两条路线的存在,都有了认识,但认识的深度,差别较大。(2)关于学习方法问题。路线学习,在事实与思想政治问题二者相比较,重点应放在后者;学习应用启发式,不是灌输式,过去讨论少报告多,就是一种灌输式的学习方法。这影响思想开展,这次学习暴露出一些同志在前一时期的整风中,学习得不够,还存在着思想方法的机械论,领导上对于思想方法问题注意得不够;在多数与核心相比较,应多照顾核心,过去核心组用大力领导别人学习,放松了自己。(3)抗日时期的文件如何学习?李富春说,这个时期的文件较多,情况比较熟悉,学习的时间应长些。计划5月份学完,如情况许可,6月份再学习一个月。个人反省也在6月份。(4)今后的学习以毛泽东《学习和时局》为学习大纲。

  1944年5月19日至26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苏联A·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6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指出《前线》中的戈尔洛夫,他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这都是很宝贵的品质,如果再加以力求进步,努力学习,那末他是不可限量的。但是,只要他自己满足,不求进步,那末,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即反转过来成为负担,成为包袱,成为绊脚石,就不能不同样对革命有害,就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所以《前线》这个剧本,可以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和提高人民和军队的文化水平。

  1944年5月21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延安整风学习中一次重要的会议,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重要会议,是准备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康生、彭德怀、洛甫、邓发、陈云、博古、罗迈、李富春、吴玉章、杨尚昆、孔原、陈郁;因病请假者4人:王稼祥、王明、凯丰、关向应;因公外出者3人:林伯渠、董必武、李立三。各方面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高岗、贺龙、林彪、叶剑英、陈毅、刘伯承、聂荣臻、朱瑞、徐向前、谭政、陈伯达,这12人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全会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全会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全会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全会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全会进行11个月,至1945年4月20日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闭幕。

  1944年5月21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正式决议。决议是:同意毛主席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成立如下决议:(1)中央某些个别同志曾被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为有党外问题,根据所有材料研究,认为他们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错误问题。(2)四中全会后1931年的上海临时中央及其后它所召集的五中全会是合法的,因为当时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应作历史的教训。(3)对过去党的历史上的错误应该在思想上弄清楚,但其结论应力求宽大,以便团结全党共同奋斗。(4)自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党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但尚有其正确的部分,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析,不要否认一切。(5)六次大会虽有其缺点与错误,但其基本路线是正确的。(6)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上述各项全体表决通过。

  1944年5月22日 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要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反对做空头革命家。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统一举办的为参加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招待会和同时欢迎英国林迈可夫妇、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胡仁奎以及刚从敌后归来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欢迎会上,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和知识,发展工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说,现在无论外国和中国都为了同一的目的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有第二个目的。陕甘宁边区在5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700个产业工人,1942年有了4000人,到了1944年就有1.2万人,所以陕甘宁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是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和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全部工业品自给,工人的数目还要大大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向着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向这方面努力。象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发展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毛泽东一再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他说,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中国共产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民族的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解决经济问题,如果不建立新式工业,如果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打击了85%的敌军,90%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陕甘宁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1944年5月24日 毛泽东说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他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会上说,中国抗战的主要责任,是由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来了。他说,要为实际服务,不要闹教条主义。人总要落在一个地点,像飞机早上出去,晚上也得回来,落在一个地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就是不落地,它是永远挂在空中。毛泽东又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就变成正确了。

  1944年5月 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央局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是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由邓拓负责编选的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是我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1944年6月7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指出号召共产党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线》都是为了反对骄傲。在它们联合发出的通知中说,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复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此事。

  1944年9月8日 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中共中央警备团召开张思德追悼会。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指出我们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1944年9月18日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炊事员和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招待会,招待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和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的战斗英雄代表,新四军和华南人民部队也有代表参加。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他说,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对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和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他进而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

  1944年10月4日 毛泽东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解放日报社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会上说,不论是做新闻工作的,还是做出版工作的,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许多同志都会说,但是,如果不只是在口头上,而要真正做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要每个同志扪心自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的呢?或者三心二意为人民服务的呢?他说,为人民服务,不能半心半意,不能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做任何一件工作,办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夹杂着私心杂念,就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中国革命事业是长期的,是艰苦的。如果我们革命队伍里,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革命的进程也就可以加快些了。

  1944年10月25日 毛泽东论团结问题。他在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时说,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山头主义在今天才指出来,没有早些指出来,这是我的责任。他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我们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1944年11月15日 毛泽东提出要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他在为《解放日报》“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1944年11月21日 毛泽东提出要兢兢业业,避免骄傲。他在复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1944年12月1日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他在复陈毅的信中说,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1944年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党。他在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支配,包括苏联和美国在内。苏联在战时和战后都有它自己的困难,我们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得到它的直接的军援。

  1944年 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作为军队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全军教材。中央指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立场方法与基本内容至今仍完全适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指出当时红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也即是军阀主义倾向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各种表现,不但对当时红军是根本问题,对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根本问题。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而存在的,故当时规定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这个文件对红军做群众工作的观点是十分强调的,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也仍是三大任务,只是“筹款”发展为“生产”。这个文件关于废止肉刑(不打人)与军队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也很值得今天重视的。总之,由于我们的军队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为基础的,是处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与旧雇佣军队及反革命敌人包围中间的,反革命敌人、汉奸特务、旧军官、俘虏成份、流氓无产者、旧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各色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因素,不断从外部内部侵袭我们。因此,要使我们的军队真正以无产阶级思想为领导而完全属于人民群众的军队,就必须进行经常的反倾向斗争。现在我们的军队是人民所拥护的全国最好的军队,比1929年时有了极大的进步。但近年在军队和党政关系、军队与人民关系、官长与士兵关系、下级与上级关系、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关系、军队与军队关系等方面,都还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主要的是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倾向,需要我们的军事工作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在整风运动与拥政爱民运动中加以深切的检讨与纠正。而这个文件却是处处从群众出发,处处为人民群众与士兵群众着想的,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供给了一件有力的武器。我们军队的政治教育,许多年来没有宣传这个文件,在宣传时又没有用以展开自我批评,以至重犯许多为这个文件所早已解决了的错误,这是一个损失。现在中央决定把这个文件稍加删节重新广播印发,并规定为军队干部整风文件与全军的教材。

  1945年1月30日 毛泽东说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基础。英国《时事新闻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介绍毛泽东同斯坦因几次会见和长谈中的一些情况。在几次长谈中,毛泽东告诉斯坦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毛泽东说,他的领导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级政府之下的8600万人民的信任。

  1945年3月31日 毛泽东论党的纲领。他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对向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草案进行说明时说,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的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各个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也非常拥护。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坏的可能性,那就是要我们交出军队,国民党给我们官做。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去不去做官呢?我们要准备这种可能性,不应完全拒绝去做官,这是委曲求全为了团结抗战,好处是可以进行宣传。第二种可能性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150万人以上,人口1.5亿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蒋介石发展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应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还没有,所以我只写了不管多少迂回曲折,前途是光明的。

  1945年3月31日 毛泽东论党内历史上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讲到历史问题决议草案时说,不算旧帐这句话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帐。不采用大会形式来算帐,才能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草案中没有说白区工作损失100%、根据地损失90%的问题,没有说非法问题,没有说品质,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用这个方针,因为那时许多干部不了解、不成熟,那时采取调和态度是正确的。党内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七中全会的同志要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

  1945年4月20日 李富春谈王明给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信的问题。李富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宣读王明给七中全会信的第一部分。王明的信中说: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这条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王明还对自己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从对革命性质和动力的分析,对策略方针的提出,关于进攻防御及先锋队与群众关系的观点和党内斗争问题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检查。王明承认:所有这一切就证明了这一次我所提出的我的反立三路线小册子中存在有“左”倾路线的各项主要纲领,因而说小册子有“左”倾路线的错误是正确的。王明一直没有参加六届七中全会,全会上对历史决议的三次修改的草案都送给他看了,全会主席团的5位成员都先后同他谈过话,向他传达会议内容,听取意见,帮助他反省错误。4月20日的六中全会是讨论历史决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于是王明在会前写来了这封信。

  1945年4月20日 博古说在党内斗争中贯彻治病救人的方针必须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有信心。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谈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认识并检查自己时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治病救人,必须我们病人自己有觉悟、有决心和信心。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

  1945年4月20日 陈毅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员最好的教科书。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说,决议内容完全同意。这个决议的自我批评精神很好。敢于彻底指出党过去所犯过的错误,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经过三个时期的革命,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是沾了边的。我对党外阶级斗争是英勇的,在党内斗争中就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个决议是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最好的教科书 。

  1945年4月20日 周恩来谈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问题。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指出:(1)何谓忠于共产国际。他说,过去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成偶像、教条,不顾实际去执行,不能说是忠实于国际。对国际的决议要发展,六大决议毛主席发展了好的,教条主义者发展成坏的。六大时,斯大林对我说,形势不好,你们可到四川去,意即讲革命高涨并不排除退却。但那时没理会这句话,了解为一直高涨。1930年打下了长沙,就说实现了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当然,也有的同志到国际去反映情况是不忠实的。王明到国际去就只按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反映,老是夸功,说如何又取得了胜利,国际也只好肯定。与这有关的错误,我们自己有责任。(2)六届三中全会问题。三中全会有好坏两方面。王明攻击的恰是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次决议未讲。三中全会的决议比三中全会本身还要坏些。(3)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关系。他说,经验主义本身也有自己的教条,这是两者合作的思想根源。所谓宗派,不是说有什么秘密的反党小组织,而是说以错误思想、纲领为基础而形成的同志间气味相投的结合,对不相投者即反对的关系。这种关系自然是不巩固的,思想变了,这种关系也不复存在了。

  1945年4月20日 毛泽东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几个问题。他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指出,(1)关于决议的重要意义。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要对全党与全国人民负责。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是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就再现了党的25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虽然要看马、恩、列、斯,但归根结底看是否符合人民利益。人民对于各党派往往不清楚,但晓得根据政策来判断。国民党开头是激进的革命民主派,但后来国内政策反动,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也犯些错误。现在的决议案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人民的。(2)对历史决议的一些历史问题如何估价。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故今天只要求基本通过。它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至于整个历史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后看来,还是功大过小,就很好了。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后来改交七中全会,这是有政策意义的,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可以免得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上,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当前问题,这是不好的。决议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现在弄清楚了,根本上是错的。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国际现在没有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国际。国际对中国,总之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党是不能有今天的。(3)关于治病救人问题。这个方针被证明是有效的。治病与救人,看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方面。1943年12月政治局会议,治病太多,用多了点药,所以1944年就加了些甘草。最近各代表团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对治病多些,救人少些,有的则相反。总之是治病救人。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所以有些同志在有些时候需要攻一下,这就是帮助他。1944年怕伤了元气,又温和些。发展过程就是如此。到了历史决议这个文件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全党大多数干部有这种病菌,非进行教育不可。决议要点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于他们几个。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要搞五湖四海。政见不同会有争论,争论时分清是非界限是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过去政治上犯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要像决议上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4)关于好事挂帐的问题。他说,决议案上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不反对这个划分。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70而从心所欲不逾距,我即使到70,相信也还会逾距的。整风过去不会,搞生产过去也不会,现在都有经验了。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些。(5)关于防止敌人利用问题。我们的决议案没有作,人家就利用。现在做了决议案,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

  1945年4月20日 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整风学习,在全党取得认识一致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于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作出正式的结论,并对毛泽东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成就作了扼要的说明。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必须抓住的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环子,正因适时抓住了它们,并卓有成效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奠定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准备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至此,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即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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