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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宣传委员会

<标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宣传委员会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顾 问 郁 文

  主 编 田 方

  编委会 缪海稜 殷 参 田 方 王唯真 张东亮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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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前言

<标题>=前言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为了实现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本世纪末伟大的战略目标,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一定的作用,需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这是人们一致的共识。但是,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究竟怎样研究和宣传延安精神,不同的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和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来表达。

  自“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以来,我们试图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编辑出版这本《延安颂歌》。此书先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论述作为代序开始,分为记者对领导人的专访、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富有情感的往事回忆、结合新情况谱写的新篇、生动活泼的通讯报告、富有哲理性的散文随笔和诗意寄情等几部分。其内容既有继承的一面,更有发扬的一面。力求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些贡献。

  这本小册子对延安时期的老战士、当前各条战线的老中青年同志以及大专院校师生、政治思想工作者等广大读者,均有阅读和参考价值。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代序

<标题>=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

<类型>=g1

<作者>=彭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首先,感谢大家推举我作名誉会长,并再一次祝贺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

  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经验的总结。是辛亥革命以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延安时期,经过整风,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党的七大,把六大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作了总结,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形成了延安精神、延安作风,主要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等。我们运用和发展延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全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斗争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延安精神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彻底结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奴役,获得民族独立的伟大精神武器,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精神武器。

  现在,世界也好,中国也好,事情都比较多,思想也比较乱,都比较复杂。澄清思想,解决问题,需要运用和发扬延安精神。

  (一)

  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下实事求是。它是当年毛泽东同志给延安中央党校写的校训,也是我们现在、将来都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延安中央党校由毛主席兼校长,我任副校长。开学的时候,我问,党校是不是应该有个校训?毛泽东同志说,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后来党校修了礼堂,毛泽东同志题了四个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简要概括。实事求是,就是反对自以为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不尚空谈,就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就是要实干,不讲空话。

  什么叫实事?实事就是客观的实际情况。求是,就是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产生主张、意见,产生路线、方针、政策。主张、意见等是对是错,要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样才能从实际出发?还是毛泽东同志那个话,不作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管是谁,不论他多高明,没有调查,没有系统的调查,就不可能了解实际、了解社会,处理问题就不会完全对。怎样调查?调查要达到什么目的?调查不能是在屋子里把结论写好了,出去找点例证。调查的目的就是了解现实。什么现实?是客观的现实,不是主观的现实;是全面的现实,不是片面的现实;是本质的现实,不是现象的现实。当然,全面有过去的全面,现在的全面,还有将来的全面,但它总是客观的。这个话,我是1937年第一次听毛泽东同志系统讲的。那年,我们白区党的代表团请中央同志讲话,毛泽东同志讲,看问题,要客观,不要主观;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表面。他说,如果同志们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党内很多争论是可以不发生的。在我们的历史上,路线错误的原因不就是主观主义吗?我看,毛泽东同志这个话现在还是灵的,还是真理。

  怎样达到对事物客观、全面、本质的认识?还是毛泽东同志讲哲学讲军事时讲的那番话,要解决一个问题,就要详细地掌握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实际工作中正确的逻辑思维的过程。首先,要去粗取精。所谓“精”,就是与解决问题有关的材料,特别是决定性的材料;所谓“粗”,就是与解决问题无关重要的材料,要把它去掉。第二,去伪存真。与解决问题有关的材料又有真有伪,在决定用的时候要辨别真伪。不要相信那些假东西、使用假材料。第三,由此及彼。事物是相互联系的,所以,经过去伪存真,留下真实的有用的材料,还要由此及彼,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全面地掌握它。第四,由表及里。就是要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掌握规律。要达到客观、全面、本质,就要采取这样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程序。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客观事物发展了,主观认识就得随着变。“实事”不同,“是”也不同,“实事”变了,“是”也会变,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去求“是”。比如,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同国民党打,你死我活。“九·一八”事变,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战争发动了,打起来了,怎么办?我们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好多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是杀是放?为了争取蒋联合抗日,把蒋放了,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土地政策也改变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租减息开始时,有的农民明减暗不减,白天减了,夜间又偷偷送回去,因为他怕地主。后来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他又不交租、不交息了。中央又提出,要交租交息,从没收地主土地,到减租减息还要交租交息,这是多大的变化呀!还有,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了“国军”。过去我们红军的帽花是红五星,抗战时戴的帽花是青天白日,这又是多大的变化呀!这是不是实事求是呢?土地革命时期是实事求是,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实事求是。抗战结束以后,是打是和?全国人民,包括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都希望和平,全世界都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到重庆谈判,搞了个停战协议。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还是要打。解放战争打起来以后,我们的土地政策已不再是减租减息,而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这时我们的帽花又恢复红五星了。打了三年半,我们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这个时候和抗战期间完全不一样了,和土地革命时期也不一样。就是这个时候,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各地也不完全一样。新解放区在两年以内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先不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分浮财,因为那时新区农民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如果没收地主土地,分浮财,果实会被少数“勇敢分子”得到,不容易分到真正勤苦劳动的广大贫雇农手里,而战争负担却要落在他们身上。所以,新区两年以内还实行过减租减息,以后再搞土地改革。好复杂呀!但总的一条,都是实事求是,都是为了革命的根本利益。我讲这些,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实事求是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应用是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而随时随地改变的,既不能搞教条主义,又不能搞经验主义,当然更不能念来念去,就那么几句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

  (二)

  当今世界怎么样?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事情还在激烈斗争中继续变化发展。从长远看,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世界不会走向黑暗,而是走向光明。毛泽东同志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历史事实证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是不可抗拒的。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全面一些。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看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虽然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震撼世界,但是还没有产生任何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元气已经大伤。不要只看到帝国主义现在一时神气得不得了,其实,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帝国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加深,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是规律。过去的“日不落帝国”,现在怎样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曾分别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和三分之一,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七十多,现在,情况怎样了?德国、日本两个曾被战胜国占领控制的国家的经济实力都赶上来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地下降了,实际上在走下坡路。帝国主义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深。不要相信什么“共产主义大崩溃”的叫嚣。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最后崩溃的绝不是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帝国主义。

  去年我国首都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件坏事,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变成好事。过去很多人可能以为“和平演变”大概就是“和平”的吧。经过动乱、反革命暴乱,大家惊醒了,认识到反不反“和平演变”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认识到“和平演变”并不和平,是很残酷的。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的教员历来有两个,一个是人民群众,一个是反动派。这次,我们应该感谢美国之音,感谢死了的杜勒斯和活着的杜勒斯们在我们这里搞“和平演变”,也感谢我们这里出了几个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为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当走卒。他们从反面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了“和平演变”的实际危险,认识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实际上是互相关连互相配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政治势力和思潮。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关系全局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将要长期进行下去。这是客观存在,并不奇怪。问题是,有一个时期,我们有一部分同志警惕不够。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国际、国内、历史和现实斗争的经验教训,掌握斗争的规律。

  (三)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是谁?是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在延安时,刘少奇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同志听了很高兴,说讲得对,讲得好。当时我们党领导革命,改善工人生活,减租减息、分土地,为人民利益奋斗,革命是为他们,群众看得非常清楚。现在,人民委托我们管理国家、管理社会,我们成了国家干部,成了领导。但我们是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领导建设的,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但是,由于我们执政、领导建设,有些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现象上、在形式上人民却好像只是接受指挥管理的。再加上有些干部习染了旧统治者的恶习,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威作福,不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更加损害了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使本质同现象矛盾的问题更突出了。例如拿工厂的工人来说,在一些领导干部不实行群众路线的单位,工人们的感觉是:雇用不雇用,在厂长;开除不开除,在厂长;升级不升级,在厂长;发多少工资、奖金,在厂长;自己是什么主人呢?他直接感觉到的只是自己只是受厂长指挥、安排,而感觉不到,至少不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是实际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再说农民,他们经常感觉到的是,干部向他们派这个、那个任务,往往感觉不到自己是主人,我举这些例子,说明在我们执政以后,在人民是主人这个问题上,现象和本质有时是矛盾的,这是很大的问题。现象同本质有矛盾也不奇怪,很多事物存在这种矛盾。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些年来,我们党传统的群众路线被削弱了。群众路线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就普遍倡导实行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有事认真地、耐心地同群众商量,依靠群众自觉自愿地去办。在我们执政以后,这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削弱了,放松了,自上而下的多了,自下而上的少了;有些事情应该办,但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商量。最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决定,着重讲群众路线。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今天我讲这些话,就是希望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同志们抓住实事求是,抓住群众路线,协助党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我的意见,仅供同志们参考。

  (注:这是彭真同志1990年6月27日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代序

<标题>=重振延安精神  发扬民族正气——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类型>=g1

<作者>=马文瑞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同志们:

  今天,我们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发起人,聚集一堂,召开成立大会。

  我们发起的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一个有很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机的时候,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宣布正式成立。

  近三年来,北京部分老同志多次酝酿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风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丢失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实在太危险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说明党对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重视和加强,说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大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被人们看作革命的“圣地”。全国要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延安。各地进步青年纷纷奔赴延安。那时的延安物质条件很困难,住窑洞、吃小米,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为什么那里的人生活虽苦,但那么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呢?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延安,因为延安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延安精神的内容是什么?可以大致说出如下几点来。这就是抱着远大的理想,又能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的精神;就是不怕艰难困苦,不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低头,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就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精神;就是公而忘私,为了民族的利益、公共的利益、长远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暂时的利益的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勤劳勇敢、刻苦努力、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延安精神不仅是继承了而且高度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因为它是以当代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这种科学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中国一步步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而奋斗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教导自己的党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地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限忠诚于当前的人民革命事业,也无限忠诚于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因此,共产党人能够带动全体人民创立和发扬延安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延安精神的胜利。五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延安精神的胜利。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否还需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的延安精神呢?应该肯定地说,延安精神并没有过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要经历许多复杂的斗争,还要克服许多困难。具体的社会条件固然不同了,对人们的具体要求也会有不同,但延安精神在基本上不但必须保持,而且应该大大发扬。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接过了前两代领导人的革命火炬,我们还看到在国庆四十周年前夕,江泽民同志把延安选择为上任后第一个同群众见面的地区。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陕北革命老区时,反复强调要发扬延安精神。他明确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我们党中央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先驱和第三代领导,都是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他们的有关讲话,为延安精神研究会指明了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我们将遵照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讲话的精神,作为我们办好研究会的指导思想。

  在延安精神培育下的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焦裕禄、雷锋等,这些毫不利己,完全为人民的杰出英雄,他们的相继出现,是从井冈山到长征到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崇高正气,是世世代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榜样!延安精神既是我们党、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又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胜利前进的必要条件。建国四十年来的实践证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淡化和放弃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失误,就会受到严重的挫折。延安精神能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思想支柱。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广大青少年中间去,不断地扩大能够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高尚革命风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生力军的队伍。坚持这样做下去,对于我们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永远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相信: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中,重振延安精神,发扬民族正气,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要严肃地从学术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做起,按照会章规定的任务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办实事,求实效,这对于贯彻中共中央十三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决定”一定会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

  同志们: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正确的!时代需要延安精神,人民呼唤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经过了百折千回的考验,它是我们民富国强的重要根基。它是我们战胜困难,扫除腐败,永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武器和重要保证。实践将继续证明,延安精神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让我们用延安精神,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开拓前进吧!社会主义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共产主义理想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奋斗,最终是一定要实现的。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记者专访

<标题>=江泽民同志视察延安

<类型>=g1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江泽民

<内容>=

  新华社西安1989年9月14日电(记者王煌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这是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延安时,反复强调的问题。

  在国庆40周年前夕,江泽民总书记带着党中央、国务院对延安和老区人民的关怀,于9月9日到12日视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总书记听取了延安地区和延安市的工作汇报;视察了延安市郊区的农村;瞻仰了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和革命遗址。

  江泽民总书记谈到他视察延安的目的时说:在建国40周年前夕,想到外地做些调查研究。在考虑究竟到哪里去时,很自然地想起了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及陕北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曾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我们党和国家很多优秀领导人和骨干都是在延安培养出来的。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更不应该忘记老区人民。延安地处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差,若干年来因各种原因还比较贫困。这次到延安,我是来向延安人民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慰问的。通过看望延安人民,转达党和政府对全国老区人民的亲切问候。

  江泽民总书记非常关心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他既视察了延安市已经脱贫致富的农户,又访问了比较贫困的农户。在已经脱贫致富的枣园乡庙沟村,总书记曾登上山坡看了枝头挂满硕果的集体果园,并到收入万元以上的农户贺巨庭家的窑洞里作客。在比较贫困的万花乡向阳村,总书记坐在贫困户胡进海的炕头和他拉家常。当听说这位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有眼病,劳动不方便,生活困难时,总书记就关照村支书孙文义多支持和帮助他。在窑外大树下,孙文义向总书记汇报了他们村脱贫致富的决心,他说:“给我们支持,我们脱贫快一些;不给我们支持,我们也要好好干,只不过脱贫慢一些。”总书记听后说,你们的打算很好,就是要有一股自力更生的精神。当然国家还要给你们支持,帮助你们早日脱贫致富。

  总书记在延安着重视察和了解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他在听取延安地区和延安市的汇报后说,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千万不要忘记。民以食为天。否则,我们11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个大问题。当前要抓好秋收秋种,争取农业丰收。

  9月11日,江泽民同志专程访问了山青水秀、稻花飘香的“陕北江南”南泥湾。他看到当年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地方,当年的米粮川又有新的发展,对陪同访问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说,大生产运动不光是历史,今天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毛主席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时边区人民都动手,有了吃又有了穿。今天,只要大家都动手,就能不断把我国的农业搞上去。

  江泽民同志在延安访问中时刻把党的建设挂在心头。每到一地,他总要询问村里有多少党员,党的组织生活多长时间过一次,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何?在枣园乡庙沟村,他听说19个党员都能起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的威信很高时,他说,党的建设,党员的素质很重要,不能追求数量。没有素质,数量是没有用的。长征后,到延安的红军只有3万多人,这3万人就是革命的种子,在全国开花结果后,发展成巨大力量,把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都打垮了,所以说党员的素质很重要。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延安,江泽民同志还会见了参加陕北老区经济开发座谈会的许多老同志,并在会上讲了话。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把帮助老少边穷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来抓;希望各地在脱贫致富,改变落后面貌时,要发扬延安精神;各地要把单纯救济式的扶贫,改为新的经济开发式的扶贫。

  在延安视察后,江泽民总书记又来到了西安,在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省长侯宗宾陪同下,视察了被称为纺织城、电工城、电子城和飞机城的一些工厂和学校,听取了陕西省委汇报,亲切会见了在陕西工作的老同志,并就当前的工作做了重要的讲话。在西安交通大学视察时,总书记亲切地看望了他当年的老师,接见了学生代表。他勉励学生要尊敬师长,好好学习。希望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对广大青年学生既要满腔热情,又要严格要求,把作为祖国希望与未来的青年学生培育好。

  9月14日,江泽民同志结束了在陕西的视察,返回北京。随同江泽民同志视察的有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农业部副部长刘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庆红、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雍哲。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记者专访

<标题>=“我是延安人”——李鹏总理回延安纪实

<类型>=g1

<作者>=邹爱国,王世焕

<发文单位>=新华社记者

<姓名>=李鹏

<内容>=

  李鹏总理回到了延安。宝塔山、延河水、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近、那么令人难忘。

  半个世纪前,12岁的李鹏在党的关怀下和一批烈士后代来到延安,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整整生活了五年。他对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情感。

  11月20日上午,李鹏抵达延安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走进展览大厅,李鹏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的塑像前伫立许久。他深情地说:“我是延安人。”

  一幅幅照片、一件件文物,反映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革命实践,展示了光辉的延安精神。指着一幅红军开进延安城的照片,李鹏告诉大家:“当时延安就是那样,都是平房,不像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高楼大厦,建设得这么美。”一幅七岁小女孩纺线的照片,引起了李鹏对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我们都开过荒、纺过线。那时我一天只能纺一两多线,质量也才达到二级,在同学中我的技术算比较差的。”

  离开纪念馆前,李鹏挥笔写下“发扬延安精神”六个字。

  下午,李鹏怀着崇敬的心情,登上宝塔山,来到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

  在杨家岭毛泽东同志旧居前,李鹏向大家介绍,这里是毛主席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的地方,那里是毛主席种过的地。来到周恩来同志旧居,有人指着三孔窑洞边的侧房问:“当年你是否在这里住过?”李鹏点了点头,说:“这是恩来同志身边工作人员的房子,在节假日,我也偶尔来住过。”

  走出杨家岭,挤满了坡上坡下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鹏总理的到来,李鹏笑着向大家招手。延安大学的一对年轻夫妇挤过人群向李鹏问好,李鹏抱过他们三岁的孩子和他们攀谈起来。“李总理,你是我们延大的老校友,欢迎你到延大去!”李鹏说;“当时我是在延大初中部学习,还不是大学生。你们回去后,请转达我对延大师生的问候。”

  为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延安人民今天生活过得怎样?这是常常萦绕在李鹏心中的问题。在北京,李鹏不断听到从延安传来的消息:

  粮食今年又获丰收,人均生产粮食由1978年的300多公斤,增长到396公斤,农村烟、果、羊、薯四大主导产业开始形成规模;

  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有了改变,石油、煤炭、卷烟、毛纺四大骨干产业,已经成为延安经济的主要支柱;

  贫困面逐步缩小,群众生活明显改善。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12万户、58万人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全区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30多元,比1978年增长3.9倍;

  ……

  延安变了,延安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李鹏来到延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去看看乡亲们,实地考察一下延安的变化。

  21日上午,迎着冬日的阳光,李鹏来到柳林乡三十里铺村。村党支部书记冯志清告诉李鹏总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们村大兴林果,今年林果收入达20多万元,为全村脱贫致富打下了基础。

  沿着山间土路,李鹏来到果园参观。放眼望去,只见两旁山岭长满了果树。冯志清告诉李鹏,这里的果树有苹果、梨子,还有水蜜桃。李鹏问:“山上水从哪儿来?”“我们在树下挖了鱼鳞坑,下雨就能把水留下。”李鹏赞扬说:“好啊,你们果树栽到了山岗岗上,不简单。现在,这里像个花果山,春天花开,秋天果香,了不起!”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李鹏和延安的同志谈起了种草种树问题。他说:“我们过去在延安,山是光秃秃的,现在森林覆盖率达到30%左右,这是了不起的成绩。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治山治水,把土山变成青山,从根本上改变生态环境。”

  李鹏又问冯志清:“你们生产发展了,还有多少贫困户?”“原来有46户,经过党员包户,32户已经基本脱贫,但是还有14户没有脱贫,生活还比较困难。”李鹏说:“在扶贫中,要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共产党员的作用,要增强凝聚力。”

  在三十里铺村,李鹏走家串户,问长问短,乡亲们像当年迎接八路军那样,拿出红枣、苹果、瓜籽,招待总理一行。李鹏在窑洞里、土炕上、小路边,和乡亲们拉家常。

  走进农民刘厚望的窑洞,李鹏连声说:“你住的窑洞真漂亮,条石结构,白色的墙,比我们那时住的土窑洞强多了,也比毛主席住的窑洞好。”刘厚望咧着嘴笑道:“现在生活过得好着哩。我们还有电视看,党中央、北京有什么大事,我们全能知道。”李鹏问他今年的收入,刘厚望伸出四个指头说:“4000多元。”“你家7口人,平均每人有600元。”李鹏又问冯志清:“这一家在村里属于什么水平?”冯志清说:“中上等。”李鹏叮嘱说:“要进一步发展生产,让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

  木匠贺增浩把李鹏让进窑洞,见李鹏端详着墙上的照片,便指着照片上的两位老人说:“这两位是我的父母。”李鹏说:“他们穿得可没有你们好啊!”贺增浩的妻子说:“那时我们还穷,生活比不上现在。现在多好,吃白面,穿新衣,老百姓可高兴呢。这全是共产党领导得好啊!”女主人说着,朝李鹏手里塞过一只又红又大的苹果:“你尝尝,这是我们自己果树上长的。”李鹏说:“这苹果真香,我们那时在延安,见到的只是一些小沙果。”

  在村里,李鹏这家走走,那家看看,和乡亲们这个聊聊、那个谈谈。走过长长的土坡,李鹏来到李海泉家门前,对冯志清说:“这家只有两口窑洞,我们去看看。”冯志清忙上前敲门,谁知门锁着。正在村头的李海泉夫妇赶来开门,笑着把总理引进家。李鹏询问李海泉产多少粮,收入多少。李海泉答道:他家有5口人,平均每人有粮800斤、收入1000元。李鹏问他有几个孩子,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冯志清说:“他有三个孩子,一男两女。”李鹏说:“你们村计划生育工作做得不好,刚才看的几家,不是三个孩子,就是四个孩子。生产发展了,计划生育工作一定要抓紧。当干部的要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要改变群众的生育观,不是孩子生得越多越富,而是优生优育才能致富。”

  离开三十里铺村,李鹏特别叮嘱:“粮食生产不能放松,要进一步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要建设一批稳产高产田;计划生育是件大事,一定要抓好,要通过各级干部的工作,把计划生育变成农民自己的需要,把培养有知识的下一代变成农民自己的需要。”

  通过实地考察、访问,李鹏和在延安工作的同志就开发延安、建设延安进行座谈。李鹏说:“和45年前我离开这里相比,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正在兴旺起来,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扶贫工作正在由救济型向开发型转变。这些历史性变化说明,延安人民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大有希望。”

  讲到这里,李鹏深情地回忆起1973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时的情景。他说:“那一年,周总理回到延安,看到延安人民生活很苦,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他老人家伤心地流了泪。现在,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暮色苍茫时分,李鹏总理乘坐旅行车离开延安城,闻讯赶来的群众站立街头向总理招手。此刻,宝塔山笼罩着一片金色的余辉……

  (原载199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记者专访

<标题>=“民主生活会是个好形式”——访黄火青同志

<类型>=g1

<作者>=徐如俊

<发文单位>=人民日报记者

<姓名>=黄火青

<内容>=

  90高龄的黄老,回忆起延安中央党校时的党内民主生活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不时发出爽朗、欣慰的笑声。

  黄火青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央党校的秘书长。黄老说,前不久中央把党内民主生活会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下来,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又一重要措施,对此,他心里很高兴。他说,党内民主生活在延安时期是很好的。大家有啥说啥,敢说真话,从不拐弯抹角。

  有个名叫窦商初的老团长,打仗的时候身上负过7次伤,从解放区来到延安,对有些事情却看不惯,什么也不怕,什么话都敢讲。开小组会他讲,开大会他还上去讲,一讲就是半天,讲了一些错话。他讲完了,大家讨论他讲的话,哪些对、哪些不对,慢慢地跟他讲道理。他有气的时候,你说啥他也听不进;他缓过来了,你再给他提意见,他知道自己讲错了,就虚心接受了。

  还有个老红军,是红军时期三军团的一个排长。派他去苏联学习期间,结识了王明,对王明很崇拜。批判王明的时候,他不揭发王明,反而犯自由主义的毛病,对现实生活大发牢骚。后来开民主生活会帮助他,大家发言后,他承认错误了,认帐了。

  民主就是相信群众,你的话讲完了,他不信你那一套,大家摆事实讲道理,他就没有办法了。黄老风趣地说,最调皮的孩子,只有在家里调皮,到幼儿园就老实了。孩子也有个群众观念,同他一样大小的人都那样做,他就无法耍娇、调皮、耍特殊了。

  黄老说,民主生活会是个很好的形式,但又不是批判会、斗争会。民主生活会要开成一个既能解决问题、提高彼此认识,又可达到团结、帮助教育同志的会议。大家有话都说出来,彼此有意见,对领导、对工作有意见都提出来。意见对不对呢,大家议论议论,上面加以引导,就能把民主生活会开得很活跃。怕就怕大家没有思想准备,使会议冷场,宣布开会了,谁也不说话,这个会就开不好。

  在民主生活会上,只要大家都说话,不怕有的人把话说过头。说过头了,经过大家讨论,事实摆清楚了,就可能回过头来了。不回头也不要紧,我对他有意见,在生活会上提出来了,他可以不接受。给他摆事实讲道理,他还可以不接受。不接受就不必勉强,可以保留意见。可是,他的态度不好,就给别人上了一课,教育了多数同志,党的原则也不受损失。

  要把党内民主生活会开好,就要创造一个民主的气氛,就要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有人怕“穿小鞋”,怕“穿玻璃鞋”。你给他提意见,他当面接受了,作了解释,但他在别的问题上“紧”你一下,那叫“玻璃鞋”,叫你有意见不敢再讲出来。有人怕问题提出来了,解决不了,却得罪了人,提出来等于不提,我提它干什么呀?

  黄老说,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关键是领导同志要敢于同大家交换意见,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领导同志有了正确的态度,虚心一点,就能争取主动,在党内形成一个良好的民主空气。

  黄老是1985年从中顾委常委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他不无幽默地说:“共产党人也有个‘职业病’,退下来了,脑子里的问题比以前更多。”

  告别黄老的时候,从他那深邃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对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寄予了无限厚望。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永远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类型>=g1

<作者>=宋任穷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党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顶住种种压力,战胜无数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党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几年,由于受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错误的影响,艰苦奋斗讲得少了,艰苦奋斗的风气日渐淡薄了,这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严重失误,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在战争年代,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和残酷,不论是解放区还是敌占区,不论是在前方作战还是在敌后进行地下斗争,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不进行坚韧不拔的艰苦努力和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我们就站不住脚,就有被消灭的危险。艰苦奋斗成为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年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都包含艰苦奋斗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取得了政权,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还要不要艰苦奋斗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国民党反动政府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60年代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有显著的提高,基本上解决了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使我国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任务,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进而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达水平,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实现它靠什么?仍然要靠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古人留下的这个格言告诉我们:舍弃勤俭的美德而迷恋奢靡之风的国家是没有希望和前途的,只有克勤克俭,坚持艰苦创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底子薄弱,人均占有的资源并不丰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很多。因此,虽然我们的日子比过去好了,但是仍然需要十分强调勤俭节约,勤俭办一切事业,要使艰苦朴素成为全社会的风尚。由于前几年经济方面积累的问题比较多,在当前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期间,需要我们进行更加艰苦的努力,中央提出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特别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继续停缓建一大批基建项目,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克服当前经济困难的关键之一。各地、各部门都要服从大局,下大决心解决好这个问题,决不能各自为政,决不允许搞本位主义。我们还要努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像战争时期提倡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战争那样,提倡节省一分钱、一两粮、一度电、一滴水,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论是个人、家庭、集体还是国家,都应当这样。

  艰苦奋斗精神,不只是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它还有更深一一层的含义,就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与共同理想,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不怕任何困难,不惜任何牺牲而顽强奋斗的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一切热爱祖国、希望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人,一代接一代,都应当努力具有和发扬这种精神。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坚持用这种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产生出强大的物质力量,就能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就可以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来。核工业和航天工业在我国原来都是空白,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白手起家,努力奋斗,顶住了援助国家突然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的压力,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使我国的核工业和航天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迅速发展起来。现在,中国在这两个领域都已跻身于世界先进的行列,成为当今少数几个拥有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和航天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解放前,“洋油”垄断了我国的石油市场,到1949年,全国原油产量仅12万吨。以杰出科学家李四光为代表的地质工作者,经过艰苦的努力,在中国的土地上找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以“铁人”王进喜等为代表的广大石油职工走南闯北,从“干打垒”起家,成功地建成了几个大油田。现在我国原油年产量已超过1.3亿吨,成为世界主要产油国之一,不仅可以自给,还能出口一定数量的原油和成品油。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200多位科技人员,在所领导和老专家的亲自带领下,长年在治沙实验站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他们一心一意搞科研,为我国的治沙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使我国沙漠化治理和研究水平在国际上已处于领先地位。该所多次受到国家的表彰,1988年被联合国环境署授予“全球先进单位”。这些部门的同志们身上都有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为了崇高的理想,终生不为名,不为利,无私奉献,忘我工作。实践证明,无论是工作单位,还是工作人员,凡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也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不仅生产部门和科技部门是这样,思想意识领域的各部门也是如此。譬如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真正搞好并非易事。要深入到青年中去,同他们交朋友,以平等、诚恳的态度,推心置腹地同他们谈心、交换看法,用青年人乐于接受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回答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既要肯定青年人上进心强,最少保守思想,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又要开诚布公地指出他们的不足,向他们提出严格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引导。既要继承以往思想政治工作的好传统,又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这里面有不少学问,需要以艰苦奋斗的精神,下一番苦功夫悉心钻研。社会科学领域里各门学科的研究也一样,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认真地研究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不下苦功夫,是做不出成果的,这里也要有一番艰苦奋斗。从事任何工作,丢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强调艰苦奋斗精神尤为重要。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建设的总方针。在当今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我国各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更要努力学习和引进世界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经验以及一切于我们有益的东西,真正把它们学到手。同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加以发展和创新,以加快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十分复杂和困难的任务,需要发奋努力,艰苦奋斗。在引进国外的技术和设备时,要审慎选择,厉行节约,把有限的外汇用到最急需的地方。而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如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国外生产线和设备,进口我国完全有能力制造的设备,甚至发生把我国制造的设备重新从国外买回来这样的怪事。我们还花费巨额外汇进口大量高级轿车、家用电器,甚至连化妆品、烟酒和饮料等也从国外大量进口。凡此种种,严重背离了艰苦奋斗精神,引起广大群众不满,应当引以为训。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还必然会带进来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要提高警惕,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如果我们政治上不坚定,丢了艰苦奋斗精神,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容易被各种糖衣炮弹打中,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腐朽思想的俘虏。

  将来,我们生活好起来了,达到小康水平以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还要不要艰苦奋斗呢?社会的发展是不停顿的。人类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始终面临着继续奋斗的目标,因此,艰苦奋斗的精神永远不能丢。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论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艰苦奋斗精神都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而与艰苦奋斗相悖的因循守旧、贪图安逸、奢侈挥霍等都只能败坏社会风气,腐蚀人民的斗志,成为社会前进的障碍。我从报上看到富国崇尚节约的一则消息,说瑞士重视回收废旧物资,利用回收的旧书报造纸浆,以此减少60%的进口。可见,富国的人民,不少仍保持着节约的风尚。中华民族素有勤俭节约的良好传统。在我国,大多数人是注意节约的,但是这几年不注意节约和“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在一部分单位和同志中间逐渐蔓延开来,有的地方和部门还相当严重。报上有这样一则消息,标题是《国家进口废纸,工厂寻觅废纸,群众难卖废纸》,说的是居民抱怨卖废纸难,但一些造纸厂不得不花费大量外汇进口纸浆。同上述瑞士的做法两相对照,值得我们深思。目前,我们的生产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但有些人却要在生活享受上同人家攀比,搞“高消费”,衣、食、住、行、用,什么都追求高档的,有的还以使用进口货为荣。这不仅严重脱离我国的国情,也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比较低,应该也只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断有所提高,上述这股“高消费”的歪风必须刹住,不然贻害无穷。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他们领导全国人民,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艰苦奋斗了一生,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他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许多感人事迹在人民群众中间传为美谈。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精神同他们光辉的革命理论,都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又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精神,并在廉政建设方面采取了切实的措施,带了好头。愿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都从我做起,以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为荣,以挥霍浪费、奢侈腐败、因循守旧、贪图安逸为耻,使艰苦奋斗精神在我国蔚然成风,并随着我们事业的不断前进而代代相传。

  (原载1989年第19期《求是》杂志新华社发)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0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谈谈延安精神

<类型>=g1

<作者>=莫文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现在人们很有兴趣的谈论延安精神,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北京以及一些地区,组织延安精神研究会,以宣传,介绍、总结经验。这对于当今我们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期间,发扬革命优良传统,提倡正气,澄清一些错误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自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苏维埃区的中心瓦窑堡后,我一直在瓦窑堡、保安(志丹)和延安,至1945年8月才离开。整整的十个年头,饮悠悠延河之水,吃金黄色香喷喷的小米饭,景仰巍巍屹立的宝塔,攀登崎岖耸立云际的清凉山,舒畅胸怀。一切一切的享受,难以忘怀。相隔四十多年,还活现在我的眼前,永远不会泯灭。更值得眷恋的,是在延安的领导者和同志们,边区纯朴的革命群众,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有浓厚的阶级感情。可以说,我是老延安了,延安是我第二故乡。

  漫长的十年中,我在陕甘宁边区(主要在延安)生活、学习、参加边区剿匪和建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黄河东岸向边区的武装进攻,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内部和边缘区的磨擦和四十万大军以及北面部队的大包围,并与经济封锁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和战斗,以保卫抗日革命圣地延安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1939年,国民党停发八路军的军饷,生活极端困难,于是开展自力更生、大生产运动。在党内,反对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反党反中央的斗争;反三十年代王明路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抗日时期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路线的斗争,以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

  在这段时间里,有幸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亲聆教诲,得益良深。对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倡的、而且身体力行的延安精神,有些体会。所以,促使我回忆过去的种种情况。但是,这种精神包括广泛,不能一下子回忆出来。我现在只能选择几件印象较深的内容,写出自己切身的体会,以供大家参考。

  首先,谈谈学习问题。自大革命以来,几经严重斗争、遭挫折和失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广大干部深深感到,有提高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的要求,有必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指导以总结过去的历史斗争经验,并以之指导今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挽救国家危亡,建立新中国。所以,红军一到瓦窑堡,立即成立红军学校(后改为西北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开始训练连、排、班干部,学习政治、军事,尤其是让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工农份子学习文化,让他们首先掌握学习工具,以便自己能看书写字。毛泽东同志在万忙中还亲自教“红小鬼”(对小红军的爱称)在手中写字;又叫我去他宿舍,亲自将他的警卫员陈昌奉交给我,要我带他回去学习,特别注意学文化。

  1936年,毛泽东同志预见到新的抗日高潮形势的到来,在瓦窑堡(后迁保安)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第一科是军、师级干部,第二科是营、连级干部。他亲兼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我任党总支部书记(不设政治部)。他又兼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十年内战经验教训,以教育干部。他自己白日处理万机,晚间熬夜苦读。他发现一本艾恩奇著的“大众哲学”,读后,认为很好,告诉林彪,“红大”第一科每个学员应该读。于是,由我去借回,由文书刻蜡版翻印,用中央文件用过的油光纸,翻过来印,每组一本,大家认真阅读配合听哲学课来学习哲学;1937年1月,他派林彪、刘亚楼和我去延安,办“红大”第二期。林任校长,刘任教育长(后为罗瑞卿),我任政治处主任。不久,加刘伯承兼副校长,傅钟来后,将政治处升为政治部。他任主任,我任副主任。他到前方后,我任主任。毛泽东同志亲自制订“抗大”教育计划,题“抗大”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亲自为学生队的墙报题词,亲自参加学生队的党支部会议,听汇报、发言后指示,又向全校讲话、讲课等。1938年,他亲自组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由何思敬从德文版直接翻译,一章一章的向研究会报告,大家讨论,最后由毛泽东同志总结发言。这个会,吸收肖劲光(八路军留守处主任后兼兵团司令)和我〔八路军后方(后改为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我们还结合读孙子兵法,提高了军事科学知识,对于尔后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大有好处。学完不久,他发表著名的、指导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书的初稿,他给我一本,告我提意见。我看了,很好,提不出意见,过几天,他的秘书叶子龙来电话收回去了。不久,有一次我到毛主席处汇报工作,顺便谈到我得到一本小册子,关于外线作战问题的,看了觉得还好。我的话才说完,他就说:“借给我看”。我回家后便送去,并说是送给他的,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它。他说:“好”,收下了。我那时觉得,过去我军战略上是内线作战,现在,毛主席开始考虑外线作战的问题了。他曾说过,打仗要和下棋一样,思想上先走三步。1939年,毛泽东同志又组织“哲学研究会”,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也吸收劲光和我参加学习。会上,由艾思奇、和培元、张仲实等同志分别将每章的梗概向会上作报告,经过讨论,也是由毛泽东同志最后总结发言。这对我们来说,哲学水平也提高了一些。不久,他写了《辩证唯物论提纲》,又写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论联合政府》……有名的巨著,这个时期,他读了许多书: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鲁迅全集》,蔡东藩的《中国历史演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沈志远的《经济学大纲》,还有许多古书、诗词。那个时期,是他读书、写作最丰富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不仅自己学习,组织学习,而且具体指导学习。如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巨著,觉得很好,便指示肖劲光和我,要读那本书。于是,我们便托人去西安买,啃了两个月。

  他一方面提倡认真学习,同时,提倡学习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精神实质,实事求是的学习。他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夸夸其谈、瞎子摸鱼、粗枝大叶的学习方法。因为那种学习方法,会把人引入迷途,断送革命的。是工人阶级、人民、民族的大敌,党性不纯的表现。

  由于毛泽东同志重视学习,号召学习,计划学习,亲自领导、组织学习,对学习提出负担中国革命的任务,尤其是自己带头学习,又有一套学习方法,所以,延安的所有新老干部,懂得自身的价值和所肩负的繁重革命任务,因而,虽然在物质生活困难的环境里,吃小米饭,住土窑洞,穿草鞋,而能集中精力,专心致意,掀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学习热潮,并响应毛泽东同志号召,进行学习竞赛。

  在这一段时间,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党的路线、政策,文艺理论,文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并以整风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吸收经验教训来提高自己。这就使干部普遍得到提高,而且解决革命的人生观。由于能够掌握了政治思想武器,思想开朗,胸怀开阔,认清斗争方向,掌握斗争方法,看到光明前途,并为此目标而奋斗,自觉地从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党中央有了一大批能够拥护党的路线政策、独立处理政治、军事问题的干部,更有信心来领导。上下一致,很快配合苏联红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当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大举进攻时,全党全军能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勇敢、坚决、彻底歼灭敌人,不到三年,前后歼敌八百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反动军队,解放全国大陆,建立新中国!

  其次,谈谈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这个问题,是我党我军一贯的优良传统,是战胜困难的法宝。由于坚持和发扬这种作风,十多年来,渡过了重重困难,万般危险。在延安,得到发扬光大。当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那时,生活还过得去。到1939年9月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突然停发军饷。因此,八路军总部无法发留守兵团的军饷了。而陕甘宁边区又对部队无力在财政上给予帮助,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又进行经济封锁。这样,使部队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十月寒冬在即,尚无棉衣服棉鞋,吃小米也有困难。虽然也在搞些生产,这只不过是一些种菜、养猪、羊等副业而已,不能解决大问题。在那个时候,而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节衣缩食,吃粗茶淡饭。我曾几次在他的宿舍开学习会到晚十一时,他招待与会者吃夜宵,最好的不过是吃白米饭,炒些肉丝青菜而已。他对后代的培养,也是使其从艰苦奋斗中长成。他派大儿子毛岸英,自带粮食去农村锻炼,学习生产,使他从艰苦奋斗中锻炼出来。毛泽东同志这种优良作风,一直保持到解放后在北京时期。记得1951年,我从广西调到东北军区工作,路过北京时,打电话给叶子龙,想去见毛主席汇报工作。当天下午四时许,叶打电话告我去。见面后,向毛主席汇报、谈话到六时,到开晚饭的时间了,他留我吃饭。菜是三碟一碗汤,其中有一小碟油炸青辣椒。他留我吃饭并不加菜,但叫来一瓶红葡萄酒。他敬我一杯,我也还敬他一杯,边吃边谈。他只有兴趣吃青椒,菜吃的少,让我吃。我见菜少,不便多吃。我们各把一碗饭吃完了,话也谈完了,稍作休息,便告辞。还有,1962年,我在北京任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连年灾荒,苏联逼还债,党内又在“大跃进”中出现过共产风,浮夸风。因此,生活十分困难,学员、教职员中有害浮肿病的。我院养了十多条肥猪,准备学员毕业时会餐用。那时,听说毛主席给他的肉也不吃,感人至深!于是,院党委决定,将这些肥猪送给国家还债,不吃了。这一件事,得到广大学员、教职员的拥护。学员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吃肉,难道我们不吃肉就活不成么?过去不知多少艰难不是过来了吗!

  回过头来再说在延安,穿衣服是很随便的。一律是中山装,而且是布的,多是旧的。冬天,有的人穿棉鞋。也有穿布鞋的。夏天,许多人穿自己打的草鞋,不穿袜子。而毛主席呢,也很平常。冬天穿的是旧棉衣,而且有了补丁,棉鞋有时被火烧了一个洞,夏天的汗衫有时烂掉了一块,在那时,不以为难堪,反以为荣。在延安这段很长的时期里,没有听过有人说他生活特殊化的。而是说太艰苦了。如果有说他有特殊的话,说他抽烟过多,吃辣椒厉害。

  上边说的,他在延安的生活朴素作风,直至解放后在北京保持下来。使我想到,明朝末年,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打进北京时的情景,多么豪华、奢侈、腐败!难怪很快就失败了!而毛主席在新中国建立后,能保持艰苦朴素作风,并以之教育、感人,影响全党全军和人民,保持了艰苦朴素作风。在延安,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贪污的。毛主席的确是一位伟人,具有共产党员领袖的高尚品质。从这件事看,一位领导者的模范作用多么重要啊!

  是否毛主席领导我们过清贫的生活,只是消极的呢!不是的。当十分困难的时候,他号召吃苦耐劳,以渡过难关,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但同时,号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我记得。当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于1937年在延安初建时,对老干部重新训练,而青年学生,从东北、华北敌后、大后方国民党区如潮涌般进入延安,寻求学习抗日救亡的本事。当时,苦于缺乏足够的校舍住宿。毛主席指示我们,自己动手挖窑洞作校舍。这样,全体学员、教职员响应和努力,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挖了许多土窑洞,大体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学员的需要。当时学员1362人,教职员100多人,共有1400多人。我还记得1939年,留守兵团部队生活困难,小米饭有时也吃不饱,有时吃稀的。有的战士用筷子打碗。有一次,一个战士见干部来了,他把旱烟斗挂在树上打。干部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它明明知道没烟叶了,还要抽,不听话,所以打它。干部明知他是发牢骚,只好向他解释。有一次,肖劲光和我以及一些高级干部去拜访毛主席,反映部队的困难。他严肃而幽默地说,只有两种办法,一条是把部队解散大家回家去;另一条是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克服困难。你们赞成那一条?当然,经过万种艰难培养出来的老干部,自然是赞成第二条的。于是,毛主席又给了一些指示,回去后,全面开展如火如荼的生产运动。这一运动,同时毛主席也指示在边区全面开展,全民动员起来了。毛主席又写了书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的开发,鼓舞了文艺界也动起来了。创作出举世闻名的歌舞、音乐,秧歌等。如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王大化的兄妹开荒,歌颂南泥湾的歌曲,陕北民歌、秧歌等只见四面八方满山遍野,歌声嘹亮,生产工地上扭秧歌等等,由于文艺为生产服务,更推动了人们的生产情绪,开荒种粮,还搞其它副业生产。中央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各项生产活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纺棉线,尤其是朱德总司令,天未明便带警卫员沿土马路上拾马粪以积肥。那时,生产运动场面和空气非常壮观、感人!经过两三年的时间,150万人口的黄土地区的陕甘宁边区,三万多人的留守兵团,达到了毛主席号召的丰衣足食目的。由于在生产中军队支援群众,群众也支援军队,就加强了军民团结,消除了在困难时期,在党政军民中一度曾出现过的一些隔阂现象,更亲密的团结起来,同时,我们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更重要的是更加证明一条真理,自力更生是绝对正确的,是被压迫人民的一条真理。而且,也证明了毛主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金科玉律。就是这样,我们更好地完成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荣任务。一块巴掌大的延安,能领导中国革命。

  我的回忆,暂写到这里。在我的,也许还有许多同志的体会中,延安精神是多么重要。有些同志体会的比我更深刻,他们的脑子里隐藏着大量的延安精神,发掘出来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实际提倡和身体力行的延安精神多么宝贵。这就使到过延安的老同志相见时都怀念延安时期的生活、生产、学习、工作和奋斗,并不奇怪了。

  延安精神是永存的,没有终止的。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它。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我们需要保持和发扬它,这对于克服庞杂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有极其重要作用的。

  延安精神万岁!

  1990年10月28日于北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弘扬延安精神  注重调查研究

<类型>=g1

<作者>=方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历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期间,在毛泽东同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和全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七大后,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杰出思想、优秀品质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全党全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作为一个亲身经历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每当谈起延安精神,都感到非常亲切。过去我们靠延安精神,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必将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断胜利。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系列杰出思想、优秀品质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它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今天我着重想谈谈调查研究的问题。

  (一)

  作为在我党历史上最具创造意义的延安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实事求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最显著的特征。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又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所以,我认为,调查研究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注重调查研究是弘扬延安精神的前提和条件。

  要实践延安精神,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延安精神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了解实际,又怎么谈得上从实际出发呢?而要了解实际,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离开调查研究别无它法。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离开了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要弘扬延安精神,也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是否注重调查研究是检验一个共产党人是否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试金石。如果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继承和发扬了延安精神,那么他在实际工作中必然注重调查研究。反之,如果仅仅把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那他在实际工作中也不可能注重调查研究。离开了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弘扬延安精神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

  大量事实说明,“调查工作作好了,其它工作才能作好,调查工作作不好,其它工作也不可能作好。”在党的历史上,每当调查研究之风盛行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凡是调查研究之风削弱乃至消失的时候,党的工作就产生失误,就会犯错误,甚至把党推向分裂和毁灭的边缘。毛泽东同志一贯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只从本本出发和凭经验办事的主观主义。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而把革命引向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一系列正确的重要决策,解决了四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与他经常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分不开的。而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思想方法上的特征就是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在工作指导上就是离开实际调查而对政治形势作出唯心主义的估量。五十年代后期,轻率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得以严重泛滥,也是由于离开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作调查研究,在工作指导上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

  对于这一点,我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9年1月,党中央为了更全面、具体地掌握情况,指导抗日战争,组织考察团深入各战区考察。我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北敌后战地考察团团长,率领从军委直属机关等单位抽调的六七十人赴华北敌后战区野战部队进行考察,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找出办法,也就是搞调查研究。我们先后对冀察晋军区、平西军区、晋西北的120师及新军决死队的二、三、四纵队等进行了考察。8月初,我们在对冀中军区的八路军三纵队进行考察时发现,这支原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新部队,旧军队里的一些残余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党员比例较少,部队的政治基础还显得不够坚实。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协助冀中军区进行了第二期整训。经过几个月的整训,八路军的一整套工作制度和光荣传统,逐步为整训部队所继承,党的领导得到加强,部队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迅速提高,使这支部队成为政治上自觉坚定,军事上顽强机动,能够在残酷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整个考察历时一年半时间,在考察中,我们不仅听取各级领导、机关的汇报,还向基层官兵、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农民等各类、各阶层人士进行了解,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考察结束,我们写出了两份考察报告。一份是《总政考察团在华北北线部队考察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中估价了建军的成绩,总结了建军的方针和原则,并着重提出了建军中应注意的问题。另一份是《总政考察团在冀中三纵队考察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全面反映了这支部队两年来的建军历程。这两份报告受到军委毛主席和总政王稼祥主任的高度赞扬。

  (三)

  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延安精神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与延安时期相比,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复杂,肩负的任务更艰巨。我们所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有许多新情况需要我们去了解,有许多新规律需要我们去认识,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这就需要我们更加经常地、反复地、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真实、客观、全面地了解我们的国情,了解我们面对的世界,才能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提高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制定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也才能避免失误,加快四化建设。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向全党提出了密切党群关系的要求。要密切党群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经常地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的疾苦,了解群众的情绪,研究解决群众存在的实际问题。

  当前在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延安精神方面,我认为有几种倾向需要认真克服。一种倾向是,有些同志满足于开会、看文件,以为这样就可以了解情况。这种倾向是很有害的。现在与延安时期相比,会议多了,文件也多了,报刊电台等各种传播媒介传递的信息更多了,通过这些渠道确实可以了解到许多情况,但这些并不能代替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从文件、材料和报刊电台上得来的情况,毕竟是第二手的,难免片面性、主观性和脱离实际。只有亲自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才有可能更客观、更全面、更符合实际。

  另一种倾同是,有的同志认为,只要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搞调查研究了。这种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不作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只是蜻蜒点水、走马观花,是不可能了解到真实情况的,是不可能认识客观规律的,也是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的。这样两手空空而去,又双手空空地回来,除了给群众增添麻烦外,什么作用也没有。

  还有一种倾向是,有的领导干部下去调查研究,愿意到好的单位,不愿意到差的单位;看好的方面多,看差的方面少;喜欢听喜,不喜欢听忧。这种调查往往使自己的思想囿于少数先进单位和一些好的方面,不容易发现问题。而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更重要的在于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越是问题多、困难大的单位,才越是需要我们去调查研究。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的延安精神方面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他们在到中央工作不长的时间里,多次深入工厂、农村、学校、部队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到那些老、少、边、穷地区,广泛接触干部群众,调查了解各方面情况,共商四化建设大计。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我坚信,只要全党扎扎实实地继承和发扬注重调查研究的延安精神,我们的党一定会象延安时期那样生机勃勃,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象延安时期那样兴旺发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一日千里地前进。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实事求是、艰苦奋斗与整体观念

<类型>=g1

<作者>=李荒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什么是“延安精神”?我认为就是党长期创造和培育起来的革命光荣传统,这种光荣传统,在革命时期保证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现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发扬光大“延安精神”,它将保证我国四化建设的不断胜利。

  “延安精神”包括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政治方向;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批评自我批评;讲求阶级友爱,同志之间亲如手足;识大体,顾全局,反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分散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内容,无法展开来都讲,要讲,两天也难讲完。在这些题目中,我只对几个问题讲点感想:①实事求是;②艰苦奋斗;③整体观念或叫全局观念。

  一、实事求是

  毛主席给延安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作了充分明确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我引用这么长的一段,因为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太透彻了,对于当前实际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辉,极其切中时弊。如果我们真正领会了这段话,就可以避免许多主观主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

  从毛主席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了:“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的核心,是我们战胜各种各样的敌人的威力强大的法宝。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辉煌胜利,我们都是依靠这件法宝的。

  反之,我们放松、削弱和丢弃“实事求是”这件法宝,我们的事业就发生失误,就受到挫折,就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也就减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这类事例很多,用不着举例了。

  主观主义是实事求是的反面。我认为,在我们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仍是一种重要倾向。我们工作失误很多是来自于主观主义。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路线,克服主观主义倾向。毛主席说主观主义是我们党的大敌,大敌当前,必须打倒它。这话在今天仍极为中肯。

  二、艰苦奋斗

  关于艰苦奋斗问题,很多同志讲了很多精辟的意见,我很受教育,就不再重复他们的意见了。我只想讲:

  向人民群众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会起到什么作用,是鼓舞人们前进,还是使人感到泄气?我认为能鼓舞人们奋勉前进,而不会使人感到泄气。如果使人感到了泄气,那一定是脱离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和曲解了艰苦奋斗的意义,用悲观失望、对前途丧失信心的态度去作讲解。

  艰苦奋斗包涵两种意思:一是艰苦,二是奋斗。如何看待艰苦?我认为艰苦是个“动态”概念,或者叫做相对概念。时代不同了,艰苦的内容也不同,会有新变化。用我们曾经历过的事实来看,二万五千里长征,过雪山草地,那是一种艰苦;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又是一种艰苦,其结果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大庆人创建石油基地,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广大干部改造祖国山河面貌,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为建设祖国“两弹”基地而奋战在西北戈壁滩上的众多无名英雄们……他们经历的又是一种艰苦。

  我认为,艰苦奋斗的着重点,在“奋斗”二字,离开“奋斗”而谈“艰苦”,就没什么意义,或者会把我们提倡的“艰苦奋斗”和“苦行僧”所经受的“艰苦”混淆在一起,而看不出其间有天壤之别。

  有的同志说,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底子薄,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几十年。我在赞成这种观点之外,想作点补充。

  我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进步,就要长期艰苦奋斗下去。我甚至可以说,人类要发展,要进步,就要永世万代地艰苦奋斗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要前进,就要探索,就要寻找新的前途,走前人想走而没有走过的路,或者前入连想也没想过的路,这就要创新,免不了要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要排除难以预料的阻力和障碍。道理不必多说了,不妨举几个人们熟知的事例。中国女地质学家金庆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南极攀登文森峰,成为世界第一位在南极发现铁矿的人。中国冰川科学家秦大河,用220天时间,徒步横跨南极,搜集了极丰富的南极冰雪资料,为研究南极做出重要的贡献。还有,人类开发宇宙空间,经受着在地球上从未经历过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现在已有人设想到月球上建设新村,如果这一设想得以实现,那岂能只是舒服安乐,而不经历意料不到的艰苦吗?

  说一句类似诗人的浪漫主义的话,人类要不想艰苦奋斗了,人类也就该灭亡了。

  我这一番从“延安精神”引发出来的话,不知是否对头,愿请同志们指正。

  三、整体观念

  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全国有19个解放区,受到敌人的分割、包围,各自独立作战。这种独立作战是在党中央的统一的战略方针指挥下进行的,因而能互相协同配合,克服各种艰难困苦,粉碎敌人的各种“扫荡”和“三光政策”,坚持了持久战,最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胜利应当归功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但是,如果只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而没有各解放区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整体观念,也不一定能取得胜利,甚至会遭受失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党的团结统一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建立在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则是破坏党的团结的腐蚀剂,我们必须消除这些腐蚀剂。

  我们党已经诞生快70年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41年了。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长期教育下,从总体看,从主流来看,我们的绝大多数党组织,绝大多数党员,都是识大体,顾全局的,具备整体观念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发扬整体观念上,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若干值得我们警惕的缺点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不妨举几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不少地方和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比如,中央为了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三令五申地提出压缩过长的基本建设战线,而实际效果如何?大家都看得到:十层以上的大楼照样一幢接着一幢拔地而起。

  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害国害民,群众十分痛恨,中央也三令五申加以制止,而效果如何呢?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和北京饭店都卖过假茅台酒,其他可想而知了。为什么制止不了?据说有的市县对伪劣商品不但不制止,反而加以保护,理由是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这样的地方观念,如何得了?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常看到或听到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打入”多少,想来不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却亲眼目睹更多外国洋货波涛汹涌般打入中国市场。大件如汽车。有位汽车厂厂长在天安门城楼上数眼前过往汽车,100辆中竟有97辆是外国汽车。小的如化妆品,也充满城乡商店的柜台。由此造成崇洋媚外的反常心理,叫人心惊肉跳。面对这些事,真是叫人泪往心底流。这为什么制止不了?据说外汇分散掌握,没一个统一部门能管得了,当然更有分散主义作怪。

  出口贸易。据说日本厂商对外是统一报价,而我们则是多头竞争,互相挖墙脚,纷纷用对外商让价、降价的办法,推销产品,结果造成“肥水流入外人田”。本来搞经济工作的应当会算帐,由于分散主义作怪,只会算本单位的小帐,竟不会算国家的大帐。这怎么能在国际市场上不吃亏?

  为了克服市场疲软,有的地方对本地产品采取保护办法,用经济和行政的手段,限制外地产品入境和销售。一个地方这样做了,别的地方跟着效法。实行的结果,互相封锁,有些地方的疲软不但未治好,反而越来越加重。有位市长讲,这种做法,无异于自相残杀。

  如何增加整体观念,反对分散主义,是个重要课题,既要加强思想教育,保持与发扬延安精神,也还需要有行政措施。因为“教育不是万能的”。

  (本文是作者在辽宁省“弘扬延安精神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载1990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类型>=g1

<作者>=苏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延安精神了。

  延安精神,内容丰富。我认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时刻不能忘记的是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干革命靠什么?唯一的依靠是广大群众。有了群众拥护,小米加步枪可以打败飞机大炮;有了群众拥护,可以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改造为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首先是共产党的政策反映了他们的要求和利益。当时,在延安,在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实行民主制度,精兵简政;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组织起来,办合作社、运盐队,活跃城乡经济;繁荣文学艺术,表现新的群众……可以说宗宗件件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自然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基本路线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因此,它同样为广大人民所拥护。使我难忘的是,1980年冬到安徽省凤阳县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群众流露的那种喜悦的心情。有一位老大娘炒了一笸箩花生,非让北京来的客人尝尝不可。陪同我的同志说,过去到农村,后面总有人跟着你要粮、要钱;现在农民手里有了粮,拥护党的政策,才请你们吃花生。这说明,党的农村政策和群众的要求相适应了。50年代实行农业合作化,也是从农民利益出发的,当时群众也曾敲锣打鼓庆祝。但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确实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由此我就想到,确定任务、政策,绝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首先要考虑是否反映群众的要求和符合群众利益。凡是反映群众要求和符合他们利益的事,就坚决去办;凡是不反映群众要求和不符合他们利益的事,就不要去做。做错了要改,改了,群众就拥护了。

  正确对待人民群众,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体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杰出人物和政党,只有当他们的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时,才能有所作为;一旦脱离人民群众,或者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迟早会被人民所抛弃。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打败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归根到底,决定于人心的向背。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拥护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人民解放战争,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政治基础。

  在延安,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党20多年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概括,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是保证一切工作取得胜利的科学领导方法。我不反对研究领导科学,但我认为,要正确领导,最重要的是走群众路线。我们工作中出现失误,十之八九不都和没有认真走群众路线有关吗?走群众路线并不容易。从群众中来,首先要向干部和群众作调查,能了解真实情况。要使干部和群众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定要鼓励干部和群众讲真话。领导干部要兼听,要能听“逆耳”之言,要让人家把话说完。不亲自下去作调查,光看下面的书面报告,有时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原因是:一、写报告的人有认识上的局限性;二、有人看上面要什么就报什么,尤其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极易发生;三、有人故意写假报告。有调查研究作基础,你就容易判断书面报告的深浅和真伪了。这样,到群众中去,也就能比较符合实际。

  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1947年,胡宗南统率23万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当时,我军只有两万多人。尽管力量悬殊,我军却转战陕北,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一口一口地吃掉它,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有几次,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机关只离敌军十几二十里,几乎是擦肩而过,但敌人一无所知。我们却在群众的掩护下,摆脱敌人,转危为安。

  革命不能脱离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同样不能脱离群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尤其要重视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党执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也带来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是每个共产党员都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对此,群众是拥护的。但近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确实滋长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的不良作风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有的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群众对此是深恶痛绝的。

  群众最不满意的是以权谋私。我们是执政党,是有权的;又处于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必须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现在不同于战争年代,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干部在物质待遇上有所差别,群众是能够理解的,但不能原谅干部以权谋私。群众为什么拥护共产党?就是因为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心为公。而以权谋私,则完全背离了党的宗旨,怎么会得到群众拥护?我们的领导干部应当少说点空话,要从我做起,以自己的行动取信于民。比如,不受礼,不建私房(用自己的收入买房是正当的),不为子女搞特殊化,不任用私人,不计较名利待遇……这些,只要是一个有党性的党员,都应当说到做到。做到了,你在群众中就有了威望。因为“劳动群众非常敏感,很会识别谁是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谁是那些靠辛勤劳动过活、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会‘讨好领导’的人所厌恶的共产党员。”(《列宁全集》第42卷,新版第146页)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我们的党只要不脱离群众,受到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就会具有无穷的力量,不论遇到多么大的风浪,都可以乘风破浪,永远向前。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既要继承更要发扬延安精神

<类型>=g1

<作者>=刘国荣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这些年来,延安精神的观念在人们的头脑里逐渐地淡薄了,延安精神的宣传,也少了。有人甚至说,革命战争时期那一套“没有可行性”了,“老讲过去的事激不起人们的热情”。在许多场合下,艰苦朴素,埋头苦干,常常成为人们讽刺、挖苦的话题。这是极不正常的。

  现在需要澄清是非,大力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

  (一)延安精神的涵义和特点

  我以为,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延安时期的一种特殊的革命精神。它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历史条件和深刻的社会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首先,当时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处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双重封锁、包围、袭击下极端困难的阶段。其次,相对的和平环境,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军民能够在自己局部政权的支持下,集中主要力量根据实际需要,从事比较系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建设,这是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延安精神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再次,边区人民富于革命传统,保持了十年内战时期中国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是形成延安精神的社会群众基础和政治保证。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产生延安精神的主观条件。当时延安在全国突出的政治地位是迅速形成延安精神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强调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现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把它概括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这是科学的,体现了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作为贯穿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及其过程中的延安精神,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内容很深刻。

  第一,延安精神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态度,也是延安精神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我们共产党人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根本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践证明,凡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走向胜利,反之,我们就会走弯路,乃至遭受挫折和失败。

  第二,延安精神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我党我军长期所处的斗争环境决定的,是我党我军战胜困难、求得生存、求得发展和胜利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党的历史上,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克服它、战胜它,靠的就是这种精神。遵义会议后,我党即以自主的精神,根据中国实情,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广大军队和人民面对极大的困难,自己动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战胜各种艰难,更加坚定了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第三,延安精神是一种共产主义民主精神。在延安生活和战斗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对延安的民主政治生活一往情深,永铭在心。当年,延安很艰难,可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却需冲破种种关卡奔赴延安。那里吸引人们的是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团结互爱、生动活泼的共产主义民主精神。在延安时期,同志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正为共产主义理想走到一起来的战斗群体。著名的整风运动就是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方针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找出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分清是非,力求真正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很快就掀起了全党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热潮。

  第四,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从我党创立的时候起,党所领导的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和幸福。除了人民的利益,除了大众的利益,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没有任何特殊的私利。在延安时期,无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能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办好事。如帮助农民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修桥补路、春播秋收、兴办学校、扫除文盲等等。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每一个革命干部战士都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惜流血牺牲,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正是从党的宗旨和广大党员的模范行动中看到了党的伟大、党的崇高,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而始终同党站在一起,坚决按照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办事。

  (二)延安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延安精神不能理解为地域性的阶段性的概念。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革命精神。

  全国解放后,我们党成了执政党,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多次提醒全党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全党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五十年代,所以有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所以能够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六十年代初期,所以能够全党同心同德克服严重困难,经受住严峻的考验,除了党的指导方针正确以外,就是因为我们党继承了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在战争时期是克敌制胜的伟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鼓舞人们战胜各种困难,夺取各项事业胜利的精神力量。将来国家人民富裕了,也将是人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和防腐剂。延安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精神财富,是永远不可抛弃的革命传家宝。它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永远不会过时。

  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对延安精神最本质的认识。我们只有从更深更广的角度来研究,才能对延安精神有比较完整、准确的理解。

  第一,延安精神与民族精神。

  延安精神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和传统的原因。它是悠久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结晶,是民族精神优秀的现代形态。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一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夏禹治水、愚公移山的传说,集中反映了我们祖先在改变自然环境的斗争中,不怕艰难险阻、顽强乐观的开拓进取精神。从我国的历史上看,有奋勇抵御外族入侵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丁汝昌等,有反对封建黑暗统治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洪秀全等,还有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历经数次失败,最后终于取到了推翻帝制的成功。所有这些无一不体现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英雄气概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第二,延安精神与时代精神。

  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其发展潮流的时代精神,它反映和表现了当代人们普遍的愿望、追求和理想。延安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孕育、产生和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民族化了的时代精神。延安时期是这一历史时代的特定时期,延安精神在许多方面都以当时的历史形式表现出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延安精神是否还有积极意义呢?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只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说,延安精神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不能离开它。人类本身就是在艰苦奋斗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延安精神只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而永远不会过时。实践将使它青春永驻,光芒不灭。

  (三)延安精神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

  在革命战争中,有过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在建设中,也有重重困难。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然需要延安精神作支柱。

  第一,发扬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项十分宏伟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四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整个来说,我们还很穷。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国家,搞现代化建设,困难会很多,因此需要发扬延安精神,长期艰苦奋斗。毛泽东同志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告诫我们:“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力气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又说,“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苦干实干,积极进取,勇于开拓,为尽快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努力奋斗。

  第二,发扬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又有一定的反作用,是物质文明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程度地规定和影响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延安精神是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曾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扬延安精神,主要的是:树立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在一切工作中抵制和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思想;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第三,延安精神也是教育青年一代的需要。青年一代是社会最积极、最有生命的力量,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要做好培养和教育工作,使他们真正承担起历史使命。延安精神所指引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不仅是当时而且是今天和以后青年运动的方向。永远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具有现代化知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一定要使延安精神代代相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延安精神是新时期革命人民的精神支柱

<类型>=g1

<作者>=张文辉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精神,就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经过长期革命和战争的实践,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我们党逐步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它继承了井冈山斗争和万里长征的革命精神,也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这种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着极其丰富而生动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廉洁奉公、遵守纪律的精神等等。正是凭着这种革命精神,延安的党政军民学,在战争年月里,不断克服重重困难,在同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斗争中,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夺取革命胜利靠延安精神,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要靠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时时刻刻离不了。1989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延安时强调指出:“延安精神绝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离不开这种精神。否则,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刚出任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不忘延安,首先视察了延安,身体力行倡导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总书记给我们带了头,做出了榜样,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近年来,许多人对延安精神淡忘了,甚至曲解了。有的认为“社会发展了,人向高处走,延安时期的革命精神过时了。”特别是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认为:“提倡延安精神是开倒车,是改革开放的障碍”,因而导致青年人丢掉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味追求享受。他们把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同改善人民生活对立起来,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开放搞活对立起来。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绝不是让人们搬出楼房去住窑洞,关掉电灯点油灯;也不是让人们都吃小米饭,穿打补丁的农服,更不是象文革期间那样穷革命、穷过渡,搞穷社会主义,而是要求人们艰苦创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好地改善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党在二十世纪末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我们肩负重任,在前进的道路上若不拿出延安时期那种革命的信心和拼搏精神,能够实现吗?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四化建设主要还是要靠今天这一代青年人去完成,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向青年一代进行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任务!

  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一定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

  新的历史时期,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起过伟大的作用;现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仍然有伟大的意义。

  我们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建设也同革命一样,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需要引进外资、技术和信息,但最根本的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建国四十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都反复强调,全党同志必须充分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以身作则,同全国人民一道,过几年紧日子。李鹏总理在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有过几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只有这样,到本世纪末才能达到小康水平。

  我国的经济基础薄弱,建国前1949年,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只占全国的10%。建国后,从1950年起,虽然经济恢复较快,党的“八大”又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但没有持续发展,就接连搞政治运动使我们和世界发展的距离又拉大了。我们要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没有延安时期的那种拼搏精神奉献精神是不行的。我们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发扬延安精神,把艰苦奋斗的精神用于开拓、创新、拼搏、节约、效益、正确处理好消费和积累的关系,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说过:“中国如果不普遍地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经济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每个党员和干部,必须站在这样的高度看待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问题。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也要有自己的精神寄托和追求。没有奋发有为的精神必然是一个走向沉沦的人。没有自强不息的魂灵的民族,也一定是拖着沉重的翅膀不能腾飞的民族。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战争时期,延安精神是克敌制胜的伟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鼓舞着人们战胜各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精神支柱。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事建设和改革开放,除了用自己的勤劳双手艰苦创业外,别无选择。几年来,金钱多了,但延安精神却少了。金钱冲击机关,金钱冲击军营,金钱冲击童心,令人震惊!许多人被金钱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败了。现在,青年人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经济发展了,生活改善了,有些人一味向钱看,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不讲贡献。一旦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发泄私愤。有的人不择手段成了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富翁,还偷税漏税,骂娘骂老子,骂社会主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把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公开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推翻人民政府。他们全面攻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由此不难看出,在青年一代人身上搞“和平演变”,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眼前的事。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事,因此对青年人进行延安精神教育,是抵制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有力措施。

  延安精神就实质来说永不过时,但其内容和形式却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今天我们发扬延安精神,弘扬雷锋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雷锋精神作为和平年代产生的一种共产主义精神,他是延安精神在60年代的延伸和具体化。延安精神在雷锋身上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来。延安精神和雷锋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汇合的中国精神,是我们时代顶天立地的精神支柱。在今天,学习雷锋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就是要发扬和光大延安精神。我们中国的革命青年都要学习雷锋精神,坚定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共产主义一定实现的信念,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延安精神是党培育出来的,反过来它又哺育许多共产党员成长。今天,亟需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和发扬延安精神,成为端正党风的模范。近年来,一部分党员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和工作条件,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疏远了党群关系,这一情况绝不能掉以轻心。事实表明,党群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亡盛衰。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必要的。它表明了党中央对于密切党群关系的高度重视,反映了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一定要大力宣传延安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要使广大干部懂得: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这是我们不能忘记在战争年月里,老前辈、老红军、老干部,他们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限热爱,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是值得每一个人学习的。我们的老同志当前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向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的教育。只要青年们真正地把革命传统继承了,我们就会高兴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延安精神将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在中国大地上永放光芒。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延安精神与两个文明建设

<类型>=g1

<作者>=冯志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精神,其实质就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不畏艰难、脚踏实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她产生于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是我党优良传统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过去,她是我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赶走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有力的精神武器;今天,她仍然是我们发展生产,治穷致富、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巨大精神动力。

  (一)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有之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延安精神,恰是体现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精神。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力量对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国民党又以重兵压境,对我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致使给边区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几乎弄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地步。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鼓舞下,党、军队和边区人民紧密团结,官兵一致,干群一心,同甘共苦,共渡艰辛。崇高的理想,给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力量、智慧和勇气,崇高的理想,象强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向往革命,奔赴延安。正是共产党人无私无畏,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使得延安成为理想的化身,革命的圣地,未来的希望。

  延安精神所包含的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命题中应有含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一代四有新人,最根本的就是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生观。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冠以“社会主义”,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共产主义理想为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精神文明。舍去了理想,就抹杀了不同类型精神文明的质的区别,精神文明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了,必将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迷惘。舍去了理想,也就丢掉了延安精神的实质,背叛了革命先烈前赴后继、舍生忘死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将会使人们迷失前进的方向,葬送革命事业。

  如果说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保证,那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则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扎扎实实落到实处的保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要用宏伟的理想鼓舞人民,而且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取信于人民。带领人民为理想而奋斗,使理想见诸于实践,成为行动的纲领。丧失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失信于人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就不能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自私自利、以权谋私、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就会泛滥成灾,腐蚀革命队伍,败坏社会风气,严重干扰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延安精神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精神动力

  延安精神不仅以它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而成为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以它不畏艰难,脚踏实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成为我们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实践证明: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着眼于我们自己的力量,把力量的基点放在自力更生上,这既是延安精神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革命实践正确的经验总结。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文,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和各自的特点,批判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两种错误,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的胜利将是我们的。持久战的思想,就是着眼于国内民众,积累力量,艰苦奋斗,最后夺取胜利的自力更生思想。在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四十年代初,针对国民党将希望寄于外援,时而日苏战争,时而日美战争,飘忽不定,就是不寄希望于国内民众,延安《解放日报》曾以《抗战到底自力更生》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不仅在抗战到底上,而且在如何争取最后胜利上,国内言论,亦多分歧,或且甚于前者,其中要点,首先即是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外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始至终强调自力更生,当然,并不否认争取外援之必要。”【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21日社论。】八年抗战,我们在立足于国内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争取国际援助,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战的辉煌胜利。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尽管国际国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仍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仍然是推动我们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精神动力。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耕地面积少、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我们需要外援,需要引进先进科技,但是不可能单靠引进几项先进技术就能现代化,也不可能靠举办几项事业就能使经济发达,更不可能靠外援就能富裕起来。引进的先进技术,要靠我们自己的科技力量去掌握、消化、创新、突破,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否则,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边爬。举办几项事业,比如旅游、转口贸易、石油开采等,对一个小国来说,就会富及全国,走入经济发达之列,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我们必须建立自己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及教育,得有全面的长足的发展,才能改变贫穷落后,走向富裕强大。至于国际援助,除极少一部分之外,绝大部分得靠我们自己新创造的财富去偿还。否则,怎样促进交流,增进友谊呢?!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人的事情得靠中国自己办,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靠中国人民自己干。

  事实上,当今世界,走上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又有哪一个不是靠本国人民的流血流汗、苦战奋斗得来的呢?美国的富裕,固然与发两次世界大战的洋财有关,但是谁能否认美国人民那种实实干精神呢?战后西德、日本的经济腾飞,除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外,也和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不屈不挠、勤奋工作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第三次腾飞,使我国经济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需要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用自己的双手,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地去奋斗,去拼搏,去争取。

  当然,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决不是不要对外开放、争取外援。对外开放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之一,它既是对我国长期闭关锁国沉痛教训的总结和反思的结果,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举目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现代化进展是与国际经济文化交流隔绝的。对外开放,不容怀疑。但是,对外开放,争取外援,要放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挥出效益,促进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力更生,要着眼于开源,艰苦奋斗,还要重视节流,这是一个事物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当年,“为着要保卫西北,全边区民众、军队、公务人员,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致参加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然而要达到自给自足,单靠一个生产运动是不够的。虽然这是重要的,但还必须有一个节约储蓄运动来补助它。”【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2日社论《开展节约储蓄运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都应发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本着勤俭建国的方针办一切事业。

  节约,就是要消灭浪费,而重点在于消灭生产中的浪费。我们根本的浪费,最大的浪费是生产中的浪费,对人力、物力、资金的浪费,使得本来能够变成产品的因素被消耗、浪费掉了。高速度、低效益、是我们经济领域的最大浪费,机构臃肿,办事拖沓,则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最大浪费,前者的浪费是有形产品减少了,后者的浪费则是无形的时间白耗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办事效益。

  节俭,就是要反对奢侈。奢侈的要害在于超过自己的经济支付能力,慷国家之慨,倾人民之囊,图阔气、摆排场,人为地造成浪费的恶性膨胀。奢侈作为一种思想作风,它是懒惰的孪生兄弟,是滋生败家子的土壤,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是我们必须大力反对的。节俭的基本含义,就是量入为出,留有余地,使人民的生活改善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保持国民经济协调、稳定、持久地发展,同时节俭也是一种思想作风,它是勤劳的亲兄弟,是劳动人民在艰苦劳动中逐步形成的优良传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劳动人民艰辛生活的切身体验。尽管不同的时代,节俭的具体内容、方式有所不同,但是珍惜劳动成果的节俭作风,我们应该永远保持和发扬,我们要提倡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为改革,为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总之,延安精神,既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我们物质文明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与四化大业息息相关、紧紧相连。我们要以延安精神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并在两个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充实、发扬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延安精神的发展

<类型>=g1

<作者>=郭必选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精神是发展的。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可以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通过实践又转化为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

  让我们来看一看延安精神的思想的发展。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毛泽东以深远的洞察力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延安精神。

  建国初期,在反腐蚀斗争中坚持和发展了延安精神。1949年10月,毛泽东复电延安人民,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思想和作风。通过这场反腐蚀斗争,锻炼了党的队伍,纯洁了党的组织,坚持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在此期间,党继承和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中央领导同志还多次强调要坚持勤俭建国的原则。孟泰精神就是这一时期延安精神的光辉典范。

  党的八大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七大的思想路线,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由于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继承和发扬。因而五十年代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勃勃的社会道德风尚。

  1959年至1966年,我国经历了3年经济困难时期,随后又进行了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在此期间,延安精神得到较好发展,坚持了自力更生方针。面对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党领导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节衣缩食,奋发图强,一手抓粮食,一手抓石油,终于度过了难关。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就是这一时期延安精神的反映。什么是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这就是“爱国、创业、求实、献身”精神。在大庆形成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无所畏惧,勇挑重担,靠自己双手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一丝不苟,讲求科学;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的求实精神;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家分担困难,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献身精神。

  在此期间,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也都下乡蹲点搞调查。这是建国以来最广泛的一次调查活动。是克服困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大措施。

  在此期间,还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几年来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广大干部尤其中下级干部,对上级瞎指挥有意见,但又不敢讲真话。因此,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必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号召大家打消顾虑,畅所欲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六十年代全国出现了学习雷锋的群众活动。雷锋是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社会主义时期优秀青年的代表。雷锋是一名普通战士,入伍前当过工人和农民,牺牲时年仅22岁。雷锋一生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所做的都是一件件平凡的事情。他的伟大正是出于平凡。雷锋自觉做人民的勤务员。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生为人民生,死为人民死。”“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应该是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可见,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官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学习雷锋,最关键的就是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学习他干一行、爱一行的“螺丝钉”精神。“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当前我们要振兴中华,就必须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学习雷锋,振奋民族精神,呼唤时代精神。

  六十年代在领导干部中还出现了焦裕禄这样家喻户晓的典型。他生前是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逝世时年仅42岁。直到今天,人民群众也没有忘记他,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在焦裕禄工作过的河南兰考,在焦裕禄的家乡山东淄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干部中开展了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活动。

  焦裕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焦裕禄献身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时代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革命风范;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高尚情操。

  焦裕禄精神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做到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重于自己的生命,时刻不忘兰考县36万人民,战胜癌症的病痛折磨,深入调查研究,与群众共商征服风沙、洪涝、盐碱的大计。他以自己的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他入党时的誓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焦裕禄是在3年困难时期,兰考遭受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他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尚品德,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于一身,是延安精神继承和发展的典范。

  当前重提学习焦裕禄,就是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领导干部要积极地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群众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当前的各项任务。

  1966年至1976年,中国经历了十年灾难,延安精神的发展遭到了严重挫折。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现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为恢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作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是继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几年,邓小平还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号召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榜样,以身作则,严以律己,艰苦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延安精神提高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并对延安精神的实质和内容作了新的概括。《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决议》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贯穿了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对延安精神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大发展。从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科学概念,到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延安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一起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广泛地开展,延安精神也将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重大发展。

  党的十三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个问题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口多,底子薄,要实现四化,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迫使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精神,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年周年前夕视察延安时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

  (编者注:此文是根据作者所著《时代的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概论》一书第八章《延安精神的历史发展》内容摘编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发扬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

<类型>=g1

<作者>=淳杰,邵奇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延安时期形成起来伟大的革命精神。它继承和发扬了井岗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而逐步形成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大题词,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就是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的融合,也是理想和道德的结合。所以延安精神吸引了千千万万的人,而千千万万革命的人们又以延安革命精神贯彻于行动,为实现崇高的理想而忘我奋斗。因而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而且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实现宏伟理想的革命圣地。下面从理论和作风这两方面阐述延安精神。

  1、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根本。这是因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实践的总结,直到经过延安整风才被确立下来,为全党所接受,并深入人心。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它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充分说明延安时期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党的思想建设,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并不是到延安才提出的,早在古田会议时已有了先声,到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基本点。文章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但当时党中央在“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统治下,实事求是的思想不但没有被发扬,而且还没有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党内已经结束了错误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但长期的战斗生活,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加以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经常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在历史上与“左”右倾错误的斗争,实际上是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要不要搞中国特色的工人阶级革命的问题。中国人民的理想在哪里?实现理想出路是什么?这是当时人民面临的迫切问题。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认识,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正确规定和实现革命胜利的道路的正确选择以及革命的前途,一句话都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经过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实践,党已经找到了一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战略战术。在延安时期,条件已经成熟了。毛泽东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集体智慧,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和演讲中系统地、深刻地阐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1942年的整风运动,整顿了三风。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它正确地总结了20多年来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党内历次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源及其危害。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真研究中,正确地解释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给予理论的说明。还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对实事求是的古语赋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延安时期,我们面临着许多困难,由于思想路线得到了解决,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策略问题,创造性地开拓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团结全党同志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2、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应该也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来完成。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这场革命的胜利,就是说以自己正确的理论和革命战略战术引导人民群众的奋斗达到这个目标。因此,群众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敌后抗战逐渐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敌人的残酷“扫荡”和“蚕食”政策,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当时的陕北根据地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国民党的封锁,加上自然灾害,使得根据地的经济越来越困难。粮食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尤其是1940年到1943年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战争带来的极大困难,如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抗战就不能胜利。为了克服根据地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从1940年起,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相继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2年毛泽东同志写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总结了边区党政军民的生产经验,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和“自力更生”、“公私兼顾”等具体方针,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鼓舞下,尽管客观条件极其艰苦,吃的是小米杂粮,穿的是补丁衣服,住的是自己动手挖的土窑,但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一心一意工作学习,战天斗地,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的理想,坚信前途是光明的,革命必然会胜利。精神的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通过大生产运动,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做到了粮食、经费基本自给。许多农户和机关也做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仓”。纺织、造纸、炼铁等工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同时也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3、延安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受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同时也认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时代尽管有着与各自社会物质生产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但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并不是互相隔绝的、互不相干的,而是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和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延安精神是我党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长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社会意识,尽管有着时代的区别,但它们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共同特征。因此,二者有着本质的联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最高理想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第3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实现这个理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通过几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五四”以来,我们的革命前辈都为之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延安时期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就是在这个最高目标的鼓舞下,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理想而英勇奋斗。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聪明和智慧凝结成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延安精神,它既反映了摆脱旧的生产关系影响,即脱离了一切低级趣味而铸成共产主义新人的品质,又反映了人们为共同理想而奋斗所建立的相互关系的准则,表现了中华民族无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延安精神是共产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融合,它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本色,是永放光芒的传家宝。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我们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万里长征的继续,也是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必经阶段,比起延安时期来我们向着未来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前进了一步。

  当前,我们正处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不可避免地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中,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挑战;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带进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前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一些人中间产生共鸣,贪污腐败现象滋长,有人对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动摇。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趁机兴风作浪,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所有这些都说明在建立工人阶级政权4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怎样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怎样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全国人民认清形势和任务,树立延安时期那种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发扬延安精神,迎接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开拓创新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质

<类型>=g1

<作者>=薛养玉,党朝晖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国革命是从延安走向全国胜利的。延安精神就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我党历史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结晶。后来中国革命历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可以找到延安精神的历史痕迹。特别在每一历史转变时期,延安精神就成为人们研究探讨的热门课题,也成为全国人民为实现新的历史转变所需的精神力量。可见延安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只从党的新闻事业这一方面,用时代的、发展的观点探讨延安精神,发现开拓创新也是延安精神的实质之一。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开放的和发展的,而延安精神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一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血缘关系的延安精神,为危难中的中国杀出了一条生路,也是这一精神在延安开拓了一条如何办好党报的道路。

  开拓创新发展意味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挫折走向胜利,从平凡走向奇迹;也意味着不断地推陈出新,不停地前进发展。

  延安以前,中国革命怎么走?有人从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答案,“言必称希腊”;有的依据共产国际的路线制定方针政策,“言必称李德”;也有的从苏联经验找模式,“言必称苏俄”,结果都失败了。党中央长征到延安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替上升剧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革命也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要在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生路来,只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迷信教条,不迷信模式,勇于开拓创新,打开局面,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党正是靠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精神,在延安窑洞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策略,成功地领导和完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也就没有延安精神。延安是当时中国的“特区”,“特”的就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

  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开拓创新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以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为例,创办初期,王明路线还未彻底肃清,加之编辑记者大多来自国统区,办报的模式是国统区的报纸模式加上西方资产阶级的报纸模式的混血儿:一版欧洲;二版远东;三版国统区;四版才是陕甘宁边区,而且只占半个版,另半版是副刊。身为党报,不传达党的声音,远离根据地的火热生活,揖手让外国通讯社唱主角,岂非咄咄怪事。1942年,我们党进行了伟大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当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致读者”的社论中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针对这种错误作法,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结合整风运动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这就是我党新闻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改革。改版首先要解决的是: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是什么?如何实现?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第一次归纳了党报的品质:第一,要贯彻坚强的党性;第二,要密切联系实际;第三,要洋溢战斗性;第四,要增强组织性。明确提出了以党性原则第一的办报方针。也是第一次对新闻学中一些根本问题进行探索和认识,丰富和奠定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基础。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以新的风姿出现在读者面前:一版是以解放区消息为主的要闻版;二版是陕甘宁边区和国内消息版;三版是国际消息版;四版是综合副刊版。以后又进一步调整为,一版:要闻、战况、社论;二版:生产、政治、战斗通讯;三版:思想、艺术文化、科学知识;四版:国际。这个转变,从“言必称希腊”转到让人民群众上头版,大大扩充了报道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篇幅。让党的政策、党的声音成为最强音。因此,这种调整版面绝非一般技术性措施,而是反映了《解放日报》编辑部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突出地增加了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以及英雄模范事迹和劳动竞赛情况的报道,这对提高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情,促进大生产运动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开创了无产阶级新闻实践的先河,所以这是新闻史上的一次革命。

  与之同时,《边区群众报》在开拓创新上也很有独特之处。他们对党的决议、领导讲话等不采用全文照登、照抄、照转的办法,而是重在理解消化,按照新闻规律,根据读者需要,用准确、生动通俗的大众化语言大胆改写和缩编。领导满意,群众爱看,效果极佳,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这两报的历史说明,新闻工作只有打破“左”的和右的枷锁,敢于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地反映和促进现实生活,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做到坚持党性原则,又不用“党腔”、“党调”吓人;生动活泼而无新旧“八股”味。

  那时对新闻理论的研讨也是如此。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结合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针对新闻工作中暴露的问题,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同志写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运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出著名论断: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在先,新闻在后,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于新闻本源的认识问题。这是对我们的新闻理论很有生命力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指导的《解放日报》改版的思想和实践以及他和全党办报思想奠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理论基础,具有科学性和权威性,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至于对内对外的宣传报道,也由于坚持新闻开放政策,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批中外记者、爱国民主人士相继赴延安采访、考察。斯诺、斯特朗、范长江、黄炎培等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都以自己诚实而深刻的笔锋展现了红色中国的真相,让人民知道“红星”将“照耀中国”。使延安这个圣地得到了全国、全世界民主进步力量的承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斗争赢得了舆论力量。

  中国在发展,世界在剧变。与延安时期相比,今天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客观条件和历史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就应适应这一新形势而开拓发展,坚定不移地进行新闻改革。对党报工作以往的观念、方针、方法,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除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政策和优良传统仍须认真继承和发扬外,也应有象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时那种勇气和魄力,该改革的改革,该创新的创新,该发展的发展。例如8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我们就不能守着“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观念,就应拨转船头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深入探索,踩出一条经济报道的新路子来,使报纸成为推动四化建设的有力工具。又如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下,我们同海内外的来往日益增多,一个海湾危机,就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多少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影响。同样,我们国内发生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我们的新闻再象过去那样凡属国际新闻(包括重大事件)一律放四版,或拒而不登、或拖延时日、或只登对我们有利的内向性的政策,就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苦果多年来我们不是没有尝过。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增强开拓意识、竞争意识,要从方针、内容、手法上研究在改革开放时期国际报道的新路子,如让重要的国际新闻上头条;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对于反面的新闻也可适当刊登等,但需说明的是在处理上要善于巧妙地体现我们的倾向性,使我们能牢牢地控制引导国内舆论,并争取占有更广阔的世界新闻市场。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十年新闻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它是拨乱反正后在新形势下的开拓创新,虽然几经曲折,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诸如报业有了大发展;某些新闻观念在更新;业务改革成绩突出,新短活深逐渐取代旧的格式;新闻体制初现曙光;报业的经营管理有所改进;新闻学研究空前繁荣等等。尽管正确中掺杂着失误,前进中伴随着摇晃,但新闻改革的主流是得到党中央、新闻界及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和支持的。尽管已经出台的新闻改革措施有些还未到位,有些还不完善,但坚持新闻改革,巩固改革成果,深化改革层次,继续开拓创新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诸如现在兴起的现场短新闻热,既是对优良传统的呼唤,也是推进新闻改革的实际部署和新的突破口。

  进入九十年代,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用改革开放的实事去求改革开放的是,更需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所以我们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并不是要走回头路,要复制延安时期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一切照搬延安时期的办报方法,而是要继承它开拓创新求实的精神,并力求发扬光大。因而我们的继承,是有扬弃的继承,有选择的发展,有原则的创新。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开拓创新,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开拓创新,是依照新闻规律办事的开拓创新。这才有利于新闻改革的路子越走越活,才能给延安精神注入新的巨大的活力。

  如果说延安时期党报改版是我们今天新闻改革的凭藉,那么十年新闻改革则是我们继续开拓创新的坚实基础和新的出发点。依此,新闻界仍要树立开拓意识和竞争意识。

  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进,新闻界走出由旧体制造成的“封闭圈”已是大势所趋。比如已形成了以党报为龙头的多层次多门类报业机构,过去那种仅仅固守一地,“写本地事,给本地人看”的小生产模式受到很大冲击,当今的读者不仅需要了解本地的信息,而且需要了解国内外的各种信息。就连穷乡僻壤的农民现在关心的也不只是“门前的地,后院的鸡”,诸如“沿海特区”、“亚运盛会”、“市场行情”等都成为关心和谈论的话题。所以扩大和丰富新闻信息量是时代的客观要求。也有人对“开放型”的报纸做了具体的描述:(一)它应当坚定地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二)它应当立足本地又不局限本地,要放眼国内外,善于抓住本地与国内外的各种联系传播有价值的信息,服务于四化建设;(三)它应当以本地为基点,在宣传上形成对内对外两个辐射圈,使有些报道具有内向、外向兼顾的特点;(四)它要善于从宏观上审时度势,对发布的重要新闻能从时代高度去考虑,着重用横向比较的方法处理新闻报道;(五)它的发行工作也要立足本地,面向全国。

  有开拓就有竞争,有竞争必然有创新。随着各种新闻媒介的迅速发展,以及与海内外新闻界交流的日益增多。每一种新闻媒介都在现代化潮流中争取自身的位置,都把自己的命运系于能否占领更多的舆论市场,有无竞争意识则是成败的关键。同样一起重大事件,入家报了,你不报,你就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人家早报,你迟报,人家就比你主动;人家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连继深入报道,而你则是简单地就事论事,读者就会选择前者而对你冷落。有了竞争意识,就会把单向灌输变为双向交流,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立体思维,变“大锅饭”为责任制。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理解得透、贯彻得足、运用得活。才敢于变迟滞为主动,变回避为参与,转指责为引导,变片面为客观,赢得人民的信赖,提高报纸声誉。同时,也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对西方新闻理论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其精华,以丰富发展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这也正是被延安时期的新闻事业所证实了的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开拓创新观。

  我们承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同时也要注意发扬它的开拓创新精神。因为有了开拓创新,才能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敢于和善于用今天的实事去求今天的是,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才有了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服务。才能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同改革开放的国策结合起来。所以用时代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延安精神,就应当把开拓创新看做是延安精神的实质之一,这是对延安精神新的认识和价值观。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延安精神,就不至于把延安精神看成是僵化的教条。

  也不可否认,近年来,有人只从保守的一面看待延安精神,有人主张否定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认为延安传统不适应改革开放时期,要到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找什么“新体系”。这要不是对延安精神的不理解,看不到延安精神的实质是开拓创新求实的,就是蓄意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开方便之门,要抽掉延安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之魂,诸如背离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原则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等,这个错误倾向必须批判和纠正。

  几十年过去了,延安精神仍吸引着人们在反复地研究探讨,充分说明这种精神的巨大历史魅力,它将永远闪烁着不灭的光芒。延安精神虽然已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宝贵财富,但后来的风风雨雨证明,发扬这种精神不是一劳永逸的。特别在历史的转变时期,那些把延安精神当作教条而不求发展的作法,那些认为延安精神已经过时的论调,以及十年动乱的历史颠倒,把延安精神破坏得面目全非,这就更增加了恢复、继承、发扬延安精神的必要性。正因这样,我们才十分珍重对延安精神的总结,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必要来重温和多方位地探讨延安精神的实质。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1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群众路线——党的生命线

<类型>=g1

<作者>=刘景路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切革命的政党,其生命力的根本源泉,都在于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一旦失去人民,革命党在政治上便死亡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是历史经验,也是历史规律。

  就我们党来说,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无比信赖、爱戴、拥护和支持,具有蓬蓬勃勃的旺盛的生命力,最主要的保障,就是我们党从建党开始到延安时期形成并逐步成熟起来的群众路线。可以说,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那么,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毛泽东1943年6月在延安为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就说过:“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22页,1953年2月北京第一版)。在这里,他是讲的党的基本领导方法,但对群众路线也是一种极好的说明。其要旨,是讲正确的领导意见如何形成的问题。我们的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的。但怎样才能服务得好,怎样才能使党的各项决定是正确的?根本的保证,是向群众学习,做到一切从群众中来。既要集中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又要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并且,在集中起来形成决定之后,还要再到群众中去,一面宣传、动员、组织和带领群众,去付诸实施,一面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实际的经验,对已经作出的决定,或作修正、补充、完善,或作丰富、发展、提高。在一切工作中毫无例外地这样去做,实质上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并且把它变成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所以,将着眼点放在正确的领导意见的形成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就能帮助我们理解群众路线的深层内涵及其本质,理解它对我们党的极大的重要性。

  毛泽东还曾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4月)。意思是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意。一方面,全党上下,不论何人,从事何种工作,要有好的主张、办法和好的成效,都必须遵从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条路线,不能违反。另方面,在各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党的各项路线、政策、方针是不同的,会有变化的,但群众路线却始终不变,也不能变。换句话说,它是贯串到党的工作、斗争、活动的一切方面,又贯彻到每项工作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何种工作,都不能丢掉群众路线。否则,就会发生脱离群众的错误。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毛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脱离群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18页,1953年2月北京第一版)可以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无论“左”的或右的路线错误,也无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等恶劣的态度和作风,都是以脱离群众为其共同的基本特征,以不懂或否认群众路线为其共同的思想根源的。

  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作多方面、多层次的说明。但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所谓正确,就是符合真理、符合实际,就是和广大群众的要求相适合,就是密切联系群众。此外再也没有别的标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只要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各项重大决策是集中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的,那么党不但不会脱离群众,相反,广大群众会把党的事业当成他们自己的事业,把党的决定和号召变成他们自觉的行动。这样,党就自然会有蓬蓬勃勃的无限生机和活力,能够无往而不胜。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群众路线的主旨,是党的正确领导的根本基础,也是党的旺盛生命力的无尽无竭的源泉。但要达到正确的集中,却并非一件简单容易的事。首先,是要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没有偏见。其次,是要经常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虚心向群众学习,凡事同群众商量,先当人民的学生,后当人民的先生,而绝不可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再次,是要坚定地站在工农劳苦大众一边,站在大多数一边,细心地倾听他们内心的呼声,集中他们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既为他们兴利除害,又以他们作基本依靠,同时自然也要照顾到其他各个阶层的人民。第四,还要处理好人民群众之中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相互关系问题,首先需要充分重视和尽可能满足群众眼前、现实、急迫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同时由此引导、教育和提高他们,使之认识自己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团结奋斗。总之,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指导,从和群众的亲密联系中来集中表达群众的共同利益,同时不断地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党的各项事业,能够取得胜利,这是最主要的保证条件。

  进一步研究,还可看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等,都同群众路线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有机联系。调查研究,向谁调查呢?向社会各方调查,首先是向广大群众作调查。调查的过程,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就是从群众中来。调查的目的,主要就在弄清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弄清他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思想、情绪等几方面的实际情形。不弄清这些,就无法懂得现实社会的复杂阶级关系,也无法决定政策。实事求是,什么实事呢?又如何去求是呢?离开广大人民的生产实践和生活,离开社会现实诸种阶级关系,便是离开最普遍、最基本、最主要的实事。同样,要从实事去求是,也必须是向广大人民去求,即首先是要深入群众进行调查,搜集和掌握大量的丰富的材料,然后才能进入抽象的理论思维,从中求出“是”来。而且,由此求出的“是”,究竟合不合乎客观实际,合不合乎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及其规律性,还要到群众中去加以验证,经过群众实践的检验。可见,实事求是的过程,本身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至于独立自主,立在何处?当然必须立在广大人民之中,同人民结为一体。否则,根本立不起来,更谈不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是这样。最伟大的革命潜力是在广大人民之中。只有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集中他们的意见、愿望和要求,从而取得他们的拥护,才有可能把他们发动、动员、组织起来,以最大的创造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达到自力更生的目的。

  可见,党的任何一项工作活动,都是离不开群众,离不开群众路线的;党的各种优良传统和作风,都贯串着群众路线的根本精神。我们理解了这一点,那么对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对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就会达到较深层次的认识了。

  就我们党来说,再大的危险,都莫过于脱离群众。在党处于执政党地位的历史条件下,更加是这样。战争年代,党要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一般是容易理解的,也会给予相当的注意。否则,生存即很难,且不说发展和胜利了。及至党成全国的执政党了,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了,新的问题就发生了。客观上,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的必要性、重要性似乎不像过去那样突出了,群众观念容易淡漠下来,群众路线容易被忽视,自下而上地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东西逐渐少了,自上而下地要求群众这样那样的东西逐渐多了,这样久而久之,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等恶劣的作风就会蔓延、滋展起来,使党脱离群众。如果再加上某些党员干部谋私利,搞特权,出现这样那样的腐败现象,那么问题就会更严重,更加带有危险性。为着防止和克服此种危险,1990年3月12日,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一项《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是新时期极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完全适合当前实际情况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是端正党风的基本武器。因此,深入学习和认真贯彻此项决定,切实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应该说是我们每个党员同志十分严肃的政治责任。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按照《决定》要求及精神,在各方面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永远生机勃勃,具有坚不可摧的无敌的力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学习延安时期在经济领域中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类型>=g1

<作者>=康绍周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时期是我们党的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领导解放区人民推进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同时,又从事了多方面的经济实践活动,并撰写了不少有关经济方面的科学论著。在这些经济实践活动和经济理论创造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威力,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灿烂光辉,构成了永彪史册的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以继承、弘扬和发展。

  (一)唯物辩证法是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本质的揭示和对它的认识的深化,都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问题是在于自觉的还是盲目的、科学的还是非科学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现象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复杂多变的。它在其自身运动中存在着内在的客观规律。揭示这种客观规律,考察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活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事物如同其他事物一样,有现象和本质、一级本质到二级直至多级本质的关系,而现象世界和本质世界则是在规律中实现了统一;规律又是本质之间的关系。这是规律的实质及其客观性、可知性。马克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页)。

  揭示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经济现象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推进经济运行由“必然王国”进到“自由王国”,就十分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深刻本质及其运动、变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所以我们党在延安时期为了揭示解放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及其规律,正确处理当时经济领域里的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推动经济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就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避免了由于盲目性而陷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坑,以致造成经济工作中的重大损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为了不断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和前进,十分需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要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前,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经济工作,就需要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构成我国现实国情诸要素的辩证关系,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着眼于提高综合国力和综合经济实力,善于抓住左右经济全局的关键问题,使经济链条上的所有环节各在其位并密切联系、协调运行,增进经济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防止指导思想上任何形式的盲目性、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避免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失误;高度重视并及时解决经济领域里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使工农业生产连续攀登台阶,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年年有进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优越性,以保证我国整个经济事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向前发展。

  (二)坚持自力更生,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那么这种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何在?究竟什么是根据、什么又是条件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系统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时,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在当时撰写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说:“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的这个科学论断,为我们研究经济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据和条件、内因和外因的各自地位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准则。

  既然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那么为了促进经济事业的发展,就需激发内在的活力,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就是说,必须大力提倡自力更生,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要动员广大群众自己动手克服一切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要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之所在,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努力奋斗,经受锻炼,增长才干,积累经验,从根本上巩固、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当时的延安,就是通过解放区军民的积极性,开展大生产运动,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为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可见,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遇到的任何暂时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只要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就能绕过暗礁,渡过难关,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局面。

  自力更生离不开艰苦奋斗,二者是密切联系的。要真正做到自力更生,就必须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有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就能永远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坚持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可贵品质,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这种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具体表现。艰苦奋斗,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同样需要。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因此,只要我们继续普遍地提倡和实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更加自觉、辩证地统一起来,发挥二者的互补功能,进一步处理好改革和发展这个当今社会主义的两大主题,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就能够大大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达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并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进一步显示出来,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在现时代条件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要体现两种观点(民族观点和世界观点)。这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在我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挥,把人们的视野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把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我国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从系统考察、整体研究中把握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唯物辩证法告诉人们,必须对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进行系统考察、整体研究,才能把握其中的主要矛盾,并处理好它和各种非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才能抓住整个事物发展的链条,促进事物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但是,怎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呢?主观杜撰是唯心主义,不可取;孤立地抓主要矛盾是形而上学,也同样不可取;只有通过系统考察、整体研究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主要矛盾这个事物发展链条上的中心环节。

  说到通过系统考察、整体研究的方法去把握事物的辩证发展,恩格斯早就有过相关的论述,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只有系统地研究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才能在哲学领域内响起形而上学的丧钟。可见,这种系统考察、整体研究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方法。它同旧哲学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种系统考察、整体研究是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人们在经济领域里,必须对各种复杂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辩证的审视和剖析,作系统的考察和整体的研究,通过抓中心环节而带动其他以把握整个链条。只有如此,才能权衡轻重,区别主次,揭示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整体的发展变化。才能把握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抓住经济链条上的中心环节,突出一点,带动全盘,各方配合,协调发展。

  延安时期各解放区发展生产事业,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并做到了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等等。这样就在系统考察、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当时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在完成这个主要任务的同时,也还相应的解决了其他各方面的任务。正是由于党领导人民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生产事业,就大大增加了粮食、日用品、畜产品、工业品、军用品的产量,并不断的扩大品种和提高质量。这就从物质条件方面保证了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发展经济一定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重视综合平衡,加强宏观决策效用,保证国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协调向前发展。建国以后乃至今天,也还是对综合平衡、宏观决策失控,以至造成前几年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需要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对存在问题妥善加以解决,推动国民经济走出低谷,从而迈上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道路,以便达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努力攀登四化建设的高峰。这就更加迫切地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们对经济建设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作系统、整体的考察和处理,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同时,把各种应做的工作都毫无遗漏的统统做好。结合现实情况考虑,则应特别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现在经济领域里存在的许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与经济效益差有关。90年代我们要真正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盘经济工作的中心(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效益观,应是人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一个根本观念。效益是经济实体的基石,关涉到企业的命运。发展经济事业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少投入、多产出、集约经营,使产品质量高、花色品种多、结构合理、适销□路,就能繁荣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创造宽松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条件。增进企业活力和蓬勃生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主要矛盾)。真正搞活企业,仍然是当前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机关直接经营企业”的作法,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在企业管理上,运用建立在无私奉献精神思想基础上的立功激励机制,增进职工的进取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使质量上乘型、科技先导型、新产品开发型、产品适销对路型、资源节约型、精神文明高境界型的企业大批涌现,达到效益与社会安定兼顾、速度和效益统一、生产和节约并重,从而使整个经济战线生机盎然、蓬勃发展,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登上新台阶、取得新成就。

  (作者单位职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理论研究

<标题>=延安精神光照千秋

<类型>=g1

<作者>=张荣森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尤其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险岁月中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优良精神与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等)在同敌人长期的浴血奋战中凝聚而成的模范精神与作风,是中华民族优良品德和崇高精神的结晶。

  我作为一名在延安生活过的抗日革命战士,今天回顾起五十年前的延安,谈谈延安精神和作风以及它同当前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有必要的。

  (一)怎样理解延安精神和作风?

  有人说,延安精神,有什么好宣扬的?不过就是以苦为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苦行僧精神而已。

  有人说,延安精神,不过就是贫穷精神,平均精神,落后精神,不得已而无可奈何的精神。

  有人说,延安精神,还不就是山沟里的封闭精神,小米加步枪的拼命精神……

  如此等等,按照这些说法和看法,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延安精神和作风,只不过是当时条件下,为形势所迫的被动表现。在那种时候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从当前和今后人们的生活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形势发展来看,延安精神和作风,早已过时了,已经失去了时代的适应性,没有什么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价值了……”

  由于这类错误观点的流行,当前甚至在党内生活中,对于延安精神和作风,也不乏遇到一些人的冷讥热嘲,摇头否定的态度。每每逢此景象,不由令人既生厌恶之情,又发忧虑之叹。

  先谈谈我个人对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的粗浅理解。

  1、是彻底革命的、创业的精神

  革命就是要破坏那个罪恶的旧世界,创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本着这种坚定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抗日时期的延安(各抗日根据地类似)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部队官兵,直至工农群众,都要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革命的一般道理及知识的教育。

  尽管当时处在连吃饭穿衣都不能保证需求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党中央还是坚持把培养大批革命和建国的人才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军事院校和专业性学校。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延安女子大学(女大)、陕北公学院(陕公)、延安民族学院(民院)、部队艺术学校(部艺)、炮兵学校(炮校)、白求恩医科大学(医大)。除这类干部学校以外,还有一所特殊的学校。叫“日本工农学校”是训练从战场上俘获的日本军人的。至于中、小学校,则遍及边区各地。各种干部学校,都是培养抗战建国人才的基地,训练革命家、创业家的园地。同时对于边区的全体工农群众、抗日战士、知识分子,也都普遍地进行了文化、政治的教育和宣传。

  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十九个抗日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各族各界各阶层的抗日民主人士参加政府的工作,直至包括拥护抗日的开明士绅。如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就是通过民主选举由陕北米脂县的抗日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担任的。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号召下,同时建立了各行各界的抗日群众团体,娃娃们都组织起了“儿童团”。也建立了抗日的地方武装部队和大量的民兵游击队。造成了一个全民抗战的,万众一心,轰轰烈烈的崭新局面。

  党中央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第,都是史无前例的重大改革,开展了前无古人的创新建设。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是空前民主的,工农大众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变成了边区社会的主人。

  经济上,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非常困难。四十年代初,甚至到了难以生存,难以坚持的困苦境地。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度过难关,毛主席、党中央做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英明决策。组织动员党政军民,全体动手,战胜封锁,排除万难,搞得热气腾腾,卓有成效。王震、王恩茂等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的指战员同志们,在南泥湾开天辟地,大搞农副业生产。经过艰苦奋斗,做出了榜样,不仅在经济上创造了巨大的成绩,同时在政治上,精神上给人以振奋,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延安的文化、艺术、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适时充实的。人们虽然生活艰苦,但心情却非常愉快,宝塔山四周歌声不断,延河上下欢笑不止。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边区政府为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是各族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伟大、英明、正确的领导,发自内心的拥护,表示深情的热爱,和真心实意的感激。

  2、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三大作风”精神

  在大敌临头,国内战争基本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形成,全面抗战开始起步的新形势下,摆在党内外各族各界人民面前的许多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是急待得到正确的回答和解决的。例如:坚持抗战,还是妥协投降?坚持进步,还是倒行逆施?坚持团结,还是磨擦分裂?以及抗日战争怎么打法,有没有取胜的可能,将要打多长时间,这场战争由谁来领导。听从谁的指挥号令?全国四万万同胞要不要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彻底改变“一盘散沙”的软弱被动、俯首受气的状况,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挽救民族危亡?打下去前途如何?中华民族还有没有挺身站立起来的希望?

  以上这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立场、观点、态度以及他们在日寇侵略进攻面前,所表现的软弱性、动摇性、妥协性和对内的反动性、腐败性、落后性等弊病而提出来的。

  加之,共产党自身也迫切需要加强建设,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发展建设;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怎样联结起来,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抗日斗争同民主革命的“三大任务”怎样统一起来?如此等等,都需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总路线,总方针。要重新制订出各项从急骤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的现行方针和政策。所有这些,对于十年内战时期的形势来说,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变。

  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就不能仍然实行以前的阶级政策和土地革命政策,由于主要矛盾的转化,当时的斗争任务,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全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了最主要的革命斗争对象,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头号死敌。在这历史性重大转折的紧要关头,国内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族各界爱国民主人士,都必然地对面前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持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同的行动方针和措施。

  就在这种极其复杂而又同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了,必须组成团结一致,坚强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所著的《论持久战》等英明论述,回答了上述一系列重要的现实问题。这些都很快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也就是在这种总方针指导下,我们提出并真正发扬了著名的“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对于这“三大作风”,我们都是很熟悉的,而且能够随时都背诵出来的。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的。

  第一条,就是既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又要从国内外,党内外,边区内外的客观实际出发,观察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成功地体现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我国实际相结合,主观同客观相一致,历史同现实相联系又相区别……创造性的运用。这一条宝贵经验,在党的全部历史发展中,反复地证明,一直是一条根本性、规律性、永久性的经验。我们党六十多年来,每一次发生“左”的或右的错误,都是由于违反了这一条根本规律,才使我们的事业,走了弯路,受了挫折,遭到严重损失的。

  六十年代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领导脱离群众的典型表现。是我党历史上,从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到“斗争重点”,斗争形式,斗争结果等方面,所犯的一次最严重的错误,是严重地违背了延安精神和作风的一次典型事例。是我党永远不可忘记的一个极其沉痛的教训。

  第二条,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无例外地都要永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要牢固地树立起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做人民群众忠实的服务员。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要以服从与服务于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大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准则。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象延安时期那样。能够这样做的人,才够得上是合格的、光荣的共产党员;不能这样做,也不愿这样做,甚至危害群众利益,剥夺群众利益,侵占群众利益的人,那就是不合格,不光荣,甚至只是一个冒牌的假共产党员。

  这一条是对全体共产党员的党性强弱,品德素质如何,党风正邪的试金石,分界线。至于那些混进党内来,争权争位,争名争利,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损公肥私,坑国害民,违法乱纪,为非作歹的腐败分子,在当时是罕见的,极个别的。对于这样的背叛分子、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这样的投机分子,腐败分子,现在的确屡见不鲜,并非个别,他们是背叛四项基本原则和延安精神的蛀虫,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新叛徒,理当下最大决心,予以严厉打击,彻底清除。否则,不但不能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而且还会继续恶化党同群众的关系。是否能大张旗鼓地,切切实实地煞住腐败风气对社会生活的污染侵蚀,已成为当前党心民心所关注和担忧的首要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

  第三条,就是我们党的日常生活中,要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保证党的生存与健康发展,胜利前进的有力武器。当时将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规定为每周一次或经常性的严格制度,大家都能自觉执行,而且已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象“天天洗脸,天天扫地一样”,运用这个武器,来防止和纠正我们的缺点与错误。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才能保持党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战斗力。一旦放下了、扔掉了这个武器,或者虽运用,但流于形式,虚应故事,不起作用,那就意味着衰退、混乱、麻木,直至走向危险的境地。

  这“三大作风”,包含着革命的理想、宗旨和基本准则,体现着共产党人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是中国共产党所以伟大、光荣、正确的具体体现。是我们党永久性的根本精神与根本作风。只要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存在,这些根本精神与作风,就永远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过时”的问题。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永远坚持和发扬这种优良的、先进的、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拥护的传统精神和作风。

  3、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舍己利人,团结友爱的精神。

  在延安的革命队伍内部,各族人民之间,党内外,军内外,军政之间,军民之间,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舍己利人,亲密团结的,自古未有的社会人际关系。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引导和模范行为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真善美”的团结和谐的新风气。

  在这种优良高尚的风气中,一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贪逸恶劳的享乐主义,孤高自赏,自以为是,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骄狂表现,以及投机取巧,两面三刀,华而不实,弄虚作假,搞小动作,闹地位,争名誉、闹纠纷,不团结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毛病,通通被公认为是不光彩的、可耻的,要受到严厉的批评与严格的教育改造。

  那么,延安的人们之间,就没有矛盾,没有差异,没有斗争了吗?当然是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绝大多数,都能够以高度的政治思想觉悟,共同的理想志愿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也能够以真诚而与人为善的态度,互相理解,互谅互让,重视团结友爱的感情,开展积极而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妥善地解决矛盾,这就是它的优良所在。是解决内部矛盾最好的途径。

  4、是无私无畏艰苦奋斗、为了革命胜利英勇牺牲的高尚精神。

  抗日战争的整个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战争条件的对比是,日寇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大中城市,绝大部分县城及大的乡镇。所有沦陷区的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等交通运输线,主要的经济命脉等,都被敌人所控制。在沦陷区范围内国民党败退的不留一兵一卒。日本侵略者,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了严密的军事和经济的封锁,加上每年轮番的扫荡,所到之处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蒋介石国民党,始终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延安及有的抗日根据地,又处于他们的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环境之中。当时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艰险,是现在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延安地处陕北,是一块偏僻、贫困的地区,其它根据地的情况也大体如此。不种棉花,不产布,穿的困难,地瘦人多,粮食缺,吃的困难,就连一张纸、一根铅笔也是难以找到的;伤病员缺少药品,医治困难,我就看着一位打仗负伤的班长,在军队医院(庙院)里,用木匠用的手锯,锯掉了一条腿,因为没有麻醉药品,医生拉一下锯,他大叫一声,其情其景,目不忍睹,周围的同志们,无不痛心掉泪。人多屋少,住的困难,只好人人动手,挖窑而居,有的学校是先挖窑洞,后开学。如此等等,非常艰难。

  然而,尽管生活在千难万险之中,坚持抗战到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是我党的既定目标,神圣的历史任务。这是绝对不能动摇,不可改变的。要走向胜利,没有任何别的良方畅道,只有下定决心,发扬艰苦奋斗,排除万难,不怕流血流汗,英勇牺牲的精神,贡献一切力量直至宝贵的生命。

  5、做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我所接触过的延安和晋绥边区的革命同志,不论男女老少,绝大多数都是,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以为公为荣,以利己为耻,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而服务的。能够自觉自愿地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奉献一切,牺牲一切的。不论是党政工作人员,还是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能随时随地,自觉地为人民谋利益,办好事的。如:帮助农民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春播夏锄,秋收冬藏,直至修桥铺路,修房垫圈,打井挑水,清厕扫院,救死扶困,帮老护幼,兴办学校,扫除文盲等等。走到哪里,好事办到哪里,已形成自觉的习惯,也就是同人民群众,心心相印,打成一片的优良精神与作风。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的党、政、军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没有工资报酬的。但是,所有这些同志都有一条共同的信念,参加革命工作,不是为了挣钱,索取人民的报酬。也不是为了当官做老爷,争权夺利。他们把这类的表现看成是奇怪的、落后的、腐朽的、可耻的思想与行为。也是遭到人们的普遍反对和憎恨的。他们卷入革命的大潮,是为了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为了伟大事业的胜利,每个同志虽然身无分文,生活非常困苦,战争环境险恶,可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刻也不会忘记的。他们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状况,已经形成了一种公认的、习惯性的,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精神与作风。

  据我个人的长期感受与理解,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是这些。我们党就是依靠这些精神和作风,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团结了广大的人民,战胜了强大而凶恶的敌人,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甘心情愿地跟着党走。以史无先例的热忱,积极主动地支持和支援了战争,参加了革命运动,造成了全民的革命浪潮。因为有了延安精神和作风,我们的党才具有了无比强大的战斗力,终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二)延安精神也是未来胜利的重要保证

  延安精神成为革命队伍内的优良传统,是来之不易的。为什么能够在那样艰难困苦,危急险恶的环境条件下,团结一致,克服人间罕见的困难,战胜强大的敌人,争得了伟大的胜利呢?就是因为全体革命志士,树立了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理想。具有了深信不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念,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树立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就是他们自觉革命,甘愿为之奋斗终身,牺牲一切的动力和精神支柱。就是他们的人生价值观。这种理想信念,立场,观点和态度,也是他们不断增强党性,坚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精神基础。

  一切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当前,有些人认为:这些都是教条的、空洞的、抽象的说教,是用大道理唬人的。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收起你们那一套过时的“老黄历”吧!

  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不!这不是什么抽象的教条,也不是空洞的说教,更不是虚假的谎言,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革命者,一步一步,一滴血一滴汗走过来的真实的历程。他们所付出的血汗和生命就是铁的见证,他们把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延安的革命精神体现于一生的实践之中。

  无数的革命先行者,就是具有这种理想,并为它而牺牲一切的英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就是他们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国的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约有两千一百九十多万人,死于日寇的枪炮或蹂躏之下,他们英勇壮烈的牺牲,换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我们活着的人们,应当永远怀念他们,学习他们,敬佩他们,赞颂他们。他们的英名,永远留在子孙万代的心中。任何人都无理由否认他们和他们所开创的光辉业绩。

  对于那些本来就没有树立,或者后来丧失了崇高理想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以往的光辉历史和光辉人物的。也是难以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必然性的。然而,这样的人是不配做共产党人的。

  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行动的指南,精神的支柱,乐观的根据,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没有共产主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他们的头脑是昏庸的,他的行动是盲目的,这种入不可能有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党风。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可能相信别人能这样做。

  当前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在进行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也只走在初级的历史阶段。前进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艰难的、曲折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薄弱的,条件是落后的,同发达国家相比,时代性的差距是明显的。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就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的、合理的、光明的、幸福的。但是,同时也认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笔直的、一路顺风、轻而易举就能达到光辉的彼岸的。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被动与“滑坡”现象。这说明,当代资本主义,依靠它们某些方面暂时的优势,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停地进行着诱惑、侵蚀、渗透、污染,企图经过“和平演变”的途径,最终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使之完全倒向资本主义的目的。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待社会主义必然的、长久的、对抗性的根本战略,正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一九八九年初夏,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兴高彩烈地,准备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的伟大胜利的时刻,在首都北京却发生了一场新中国没有过的政治风波。其特点是十分明显的:一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的挑战,对抗,进攻;二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杂在一起;三是,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反对腐败的现象也反映了相当广泛的群众意愿。

  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了,但是它所反映的不论是哪一类矛盾,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两条道路的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可能“平息”的论断的科学性。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依然存在,而且还在传染着,蔓延着。

  至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较为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腐败,阴暗,丑恶等现象的不满,抱怨,愤怒,贬斥,直至仇视与痛恨等逆反感情与心态,更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在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十年中,创造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家喻户晓的。对此,党心民心是高兴的,愉快的,一致拥护的。因为体现了延安形成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优良作风。

  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忽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忽视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放松了“社会主义教育”。

  因此,近些年来,在国内已绝迹的、属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消极、腐朽、丑恶、黑暗、反动的社会现象,像瘟疫一样,又出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之中,严重地污染和毒化着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削弱和干扰着党的领导。在我们的党内、干部队伍中,确有个别的人走上了腐败的背叛道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是引起人民群众不满的原因之一。

  国内外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恰恰是利用了我们的弱点、失误和社会生活中散发出来的资本主义臭气,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一些人向往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煽风点火,挑起事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妄图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

  当前,我们面临着建设好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任务。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动荡与“滑坡”的不利形势。一方面要建设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巩固社会主义的阵地,没有巩固也无从建设。这就是我党和我国人民,要经受的两大考验。是否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关键在于具有统一、健康、团结、振奋的党心民心。这是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的保证。“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这虽然只是一句中国的古语,然而它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的,因为它道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年,延安的实践,也证实过这一条永远不可违背的铁的规律,即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胜利的保证。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优越性;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我们坚信这是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之路,幸福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决不能忽视或忘记这种矛盾与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生死存亡的对抗性。坚信通过不懈的斗争和竞争,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严治党,扫除腐败,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为人民的群众路线,像延安时期那样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发扬延安精神与作风,任何敌人妄图破坏或压垮我们都不能得逞,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

<类型>=g1

<作者>=习仲勋

<发文单位>=

<姓名>=毛泽东

<内容>=

  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这时到1948年3月,一共13个年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为我党制定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以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一整套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直接领导广大党政军民建设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光明的中国的雏型,为我党我军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干部。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85周年,回忆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如在目前,倍感亲切。

  挽救了革命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1932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硬要红26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1933年8月,我们在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恢复了红26军。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到1934年冬1935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安,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27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26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1935年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25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陷我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北苏区和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26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109师和106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会上,毛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完整地阐述了我党的政治策略,批判了党内过去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我凝神谛听毛主席的报告,觉得他讲的完全合乎实际,路线完全正确。我感到迷雾顿散,信心倍增。这是我第一次直接听到毛主席讲话,心里高兴极了。

  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缔造者

  陕甘宁根据地的危机克服后,毛主席立即着手把陕甘根据地建成争取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当时,蒋介石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陕甘一带,东有晋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北有地方军阀井岳秀、高桂滋,西有甘、宁白军,南有东北军和17路军,我们四面被包围。敌人侵占了根据地的许多县,地主反攻倒算,群众遭到残酷杀戮。国民党又在这些地方复辟了反动统治,建立保甲制度,实行连环保。为了稳定陕甘宁根据地,毛主席命令红军打退了西面和北面的敌人。我也随军西征,在李富春同志为首的陕甘宁省委领导下,在陇东的环县、曲子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毛主席又指令红军于粉碎敌人“围剿”后,东渡黄河,以模范的抗日行动推动全国抗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那些日子里动员部队,发动群众,仔细地研究敌情,夜以继日地组织东征的情景令人难忘。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的形势日益发展,1936年9月,毛主席在保安(现在的志丹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两个地方干部参加,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毛主席一见到我,便亲切地叫我的名字,同我握手。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讨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17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会上,毛主席还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在中心区和边沿区、游击区,因情况不同,工作方针和任务也应有所不同。他还批评了王明路线的宗派主义,指出不应当把项英等留在南方,因为他们同当地群众没有联系,留下他们,势必害了他们。参加这次会议,我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进一步懂得了: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同时,思想上也明确了: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积极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张闻天同志同我谈工作,说对民团、保甲,都可以搞统一战线,可以先试试。

  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关中地区担任特委书记。关中地区包括甘肃的新宁(宁县)、新正(正宁)和陕西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象一把利剑插入国民党统治区,直逼它的战略重镇西安。我们的游击队只能荫蔽在深山里,活动很困难,生活很艰苦。我们一面恢复各种秘密组织,一面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根据中央9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个武装队伍,都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他们接洽、协商、谈判,以订立各种地方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协议,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些单位,建立起各种不同国度的统一战线关系。有个国民党的县长同我们有老关系,我们也同他建立了联系。在四个县的保安团中,除了一股顽固的地主武装反对我们以外,其余的都和我们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他们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情报和枪枝弹药。这样,到“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就全部恢复了,我们的游击队又壮大了。虽然国民党的政权仍存在,但我们的政权组织也秘密地建立起来了,公开的名义叫做“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后,党中央、毛主席十分注意陕甘宁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首先纠正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蒋介石的错误,克服了当时边区党委的某些领导人在统一战线中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有一段时间,国民党顽固派乘机渗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民主政权等阴谋活动;有的地主乘机反攻倒算,向农民追索分配了的土地、房屋和废除了的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在1938年5月亲自写了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处布告,制止了顽固派和地主的破坏;同时,改组了边区党委。1938年10月,毛主席在6届6中全会上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纠正了右的倾向。以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搞磨擦、蚕食我边区的反动政策,毛主席制订了“有理、有利、有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指导边区军民反磨擦,反蚕食,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蒋介石的捣乱和破坏。

  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建设,逐步成为全国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内和海外的进步青年,不顾敌人的封锁拦截,纷纷投奔到这里来。陕甘宁根据地的每前进一步,都是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分不开的。

  1942年,在毛主席领导下,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期间,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从1942年10月到次年2月,召开了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运用整风精神,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全面研究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一些同志过去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正确地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这样,从1941年毛主席亲自拟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开始,边区进行民主建政,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和民主议会,制订抗战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开展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和文化教育运动,边区党政军民生活日益改善,真正作到了组织起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耕三余一”。文化教育也发展了。那时的边区,真是谷穗长又长,牛羊满山川,有吃又有穿,人民喜洋洋。一些中外人士来参观,不能不承认,边区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是严师又是同志

  在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中,毛主席十分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干部,特别是注意培养地方干部。他常说:地方干部熟悉情况,与当地群众有血肉联系。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并且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毛主席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十分关怀、非常爱护。毛主席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后,安排他担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28军军长。1936年春,刘志丹同志渡黄河东征,不幸牺牲于山西中阳县的三交镇。毛主席题了挽词,称赞刘志丹同志是“群众的领袖,民族的英雄”。周恩来副主席也题了挽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毛主席、周副主席给予刘志丹同志高度评价,使那些同刘志丹同志一起工作的干部也受到很大的鼓舞。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我们党各个时期的大批优秀干部集中到陕北来了,为培养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条件。毛主席一方面派外来干部到地方工作,以熟悉情况,帮助地方干部;另一方面,让地方干部到中央办的各种干部学校学习提高。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毛主席就让我到中央党校学习,以后相继在地方、党校、部队和领导机关工作。十余年间,我多次同毛主席接触,受到他的关怀、爱护。他有时吸收我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有时找我谈话,有时写信给我,以至题词勉励我,使我不断受到教育。毛主席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鲜明地体现了他为党制定的爱护地方干部和广大干部的政策。

  1939年,毛主席亲笔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这个题词,我长期带在身边,成了鼓励我努力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1943年春,党调我到绥德分区工作。这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毛主席找我谈话,鼓励我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1945年冬,党为了适应抗战胜利后开拓新解放区的形势,从陕北调出一批干部,我被调到西北局机关工作。我对毛主席说:我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主席热情地鼓励说:正是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没有在上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上,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主席的话,给了我无穷的力量,鞭策我努力做好工作。

  毛主席既放手让干部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撕掉和平伪装,发动全面内战,集中重兵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在李先念、王震等同志率领下,于6月底胜利突破国民党30万军队的包围。王震同志率领一支队伍,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主席把我叫去,问我路该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我派人接应。这期间,毛主席不几天就来一封信,有时隔一天一封,一个多月的时间,共写了七封。毛主席在信中的指示十分具体,既谈到要派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去策应,又要我收集沿途敌人驻防和分布情形,还指示我如何配合开创新游击根据地,甚至连部队到达后要开群众欢迎会都想到了。这些都具体地反映了毛主席对革命高度负责、对下级关怀备至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

  毛主席帮助我们在实践中总结提高。1946年8月底的一天,毛主席找我和王世泰同志去谈话,向我们介绍了粟裕、谭震林同志指挥华东解放军18个团,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事例,教育我们学会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1947年春野战军出击陇东,事前提出了一个方案,毛主席复信加以肯定,并作了具体指示。后来,我们在西华池附近同胡宗南部队打了一仗,因情况摸得不够准,没有打好,打成了消耗战。这使我内心十分不安。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主席提起了这一仗,然后说:一个人难免要失败,失败一次就有了经验。又说:别人的经验,不通过自己的实践,还不会变成自己的。

  最使我难忘的是,1947年12月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那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同我的一次谈话。我到杨家沟的当天晚上,毛主席找我到他住处,他让我汇报了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询问我对土改政策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最后勉励我要认真学习理论。他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城市。你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两年不就两本了嘛!三年不就三本了嘛!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又说: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他的教诲,象一团火,使我感到温暖,也使我心里亮堂了。

  毛主席对下级干部,总是那样关怀爱护,态度谦和,十分亲切。我每次见到毛主席,总要约束自己少说,但接触到他那平易近人的态度,话也就多了;谈完后,我总是怨自己说多了,有些话说错了。可是,毛主席从未责怪过。我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既是我们的严师,又是我们的最亲爱的同志。

  领袖和群众心连心

  毛主席在陕北期间,一贯注意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这给干部以深刻的教育。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地方的同志对中央的同志,下级对上级,群众对干部,都能够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革命队伍步调一致,做好工作。

  1942年8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会议。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县长李彩云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20万担(每担300斤)减至16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

  1942年12月,边区整风运动正在开展,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报告,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开展全边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整风和生产两件大事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主席要求边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凡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也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经过军民共同努力,边区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到1945年,全边区耕地面积比1938年扩大了7成多,工农业产品大幅度增长。部队、机关、学校实现了粮食、副食、日用品等的自给或半自给。有的部队还向民主政府交了公粮。全边区的公粮任务,由1942年的16万担减至12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真是“前囤子凸堆,后囤子满”,为巩固边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支援前线,打下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领袖爱人民,人民爱领袖。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领袖群众心相连”、“军民团结齐奋战”的情景,十分动人。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23万军队,向边区发动“重点进攻”,直逼延安。有的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危,劝他离开边区。毛主席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回旋余地大,还是留在这里好。群众坚持战斗,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3月18日,前委成立了,毛主席给彭德怀同志和我一封信,指出:只要你们一个月能消灭敌人一个团,保证3年后一定能回到延安。这时国民党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延安郊区,毛主席还没走。19日傍晚,太阳下山了,前委的同志到王家坪毛主席住处,只见他在院子里,来回踱着,仿佛在思考什么。大家着急地催促道:主席,您走吧!毛主席连声说:走呀!?现在就走!?我说:当然要走,您不走我们不放心,敌人已进到延安附近,再不走,路被截断,就不好过去了。毛主席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延安。敌人占领延安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还有任弼时同志,采取蘑菇战术,一直转战陕北,和群众同甘共苦,指挥保卫边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使群众受到极大的鼓舞。毛主席原来预见3年打回延安。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的组织指挥下,我们提前完成了任务。从1947年3月19日夜间撤出延安,到1948年4月22日收复延安,只用了1年1个月零3天的时间。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要离开他生活、战斗了13个年头的陕甘宁边区了。边区群众怎能舍得毛主席离去?当天上午,晴空万里,在黄河边宋家川的欢送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说:陕北小米子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离开这个地方,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领袖和群众心心相印。群众说:主席呀,您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您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毛主席,您走吧!全国人民需要您离开这里!人们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向毛主席告别。黄河的滔滔激浪,倾诉着人民同领袖离别的衷情。

  毛主席离开了陕北,心中仍装着边区150万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和边区人民给毛主席发来贺函。毛主席及时复电,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复电,一直在激励着延安和陕甘宁老根据地的人民。今天,在进行新的长征中,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大力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亲手培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作风,在党中央领导下,夺取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原载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

<类型>=g1

<作者>=黄火青,王从吾,宋时轮,郭述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距现在已经四十四年了。它是在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整风运动使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了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团结。这一点,当时参加学习的干部普遍地感到收获很大,至今不忘。

  一

  在整风运动之前,全党有八十万党员,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抗日战争以来的新党员。这些同志朝气蓬勃,革命热情很高,积极要求参加抗日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我们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在他们心目中,党中央有崇高的威信。但是,在他们当中不少人不自觉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思想表现相当突出。在广大党员干部当中,很多人受过教条主义的蒙蔽和影响。遵义会议虽已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是在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思想尚未为全党普遍所接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左倾和右倾路线还没有受到批判和肃清。在党的负责干部中,许多同志经历过党的发展和挫折,看见过党内发生的许多严重事件,脑子里装着许多问题,需要正确的答案。当时,各个抗日根据地处在被敌人严重分割的农村,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严重,工作极其困难,一些同志对革命全局了解较差,对革命胜利的前途心中无底。因此,迫切需要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把全党思想统一起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成熟、更加巩固的党,以领导全国人民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当时抗日战争处在相持阶段,利用这个时机,有计划地集中党政军群各级的一些领导骨干,进行整风学习,是完全可能的,完全正确的。

  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开展以前,经过了一个充分的准备时期。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重要著作,同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也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自1941年起,党中央接着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改造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决定、改造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决定以及高级学习组决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5月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延安整风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清算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批判了教条主义也批判了经验主义,并通过“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自然而然地消灭了“山头”,从而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

  延安整风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飞跃发展和更加成熟起来。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的历史时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邓小平文选》256页)经过整风,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思想,中央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一切都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二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是全党整风运动的重点,也可以说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缩影。中央党校集中了党内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各方面军的干部,各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的干部,还集中了除在延安工作的以外的全部“七大”代表。这样也就集中了党内各方面迫切需要解决和弄清的问题。因此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全党整风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党工作的开展有巨大的影响。

  中央党校于1942年2月1日开学。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规定了整风运动的任务、目的、方法和指导思想,向全党宣布整风运动开始。

  为了领导好整风运动,中央党校进行了改组。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停止党校过去所定的课程,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合并到中央党校,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高级干部(包括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以三百至四百人为限,参加党校学习。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同志兼任,彭真同志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整风学习。1942年3月1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从组织上保证了党校整风学习的正常进行。

  党校开始时只有一部。一部的学员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部主任原为黄火青,黄火青改任秘书长后由古大存继任,副主任为刘芝明。原党校学员中,“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干部编为二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为孙志远、安子文。1943年5月4日,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党校三部。三部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干部。部主任为郭申述,副主任为张如心、阎达开。由于老干部要学习理论,系统总结经验教训,必需有相适应的文化知识,所以,又将军事学院合并来的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组成了四部,在整风的同时学习文化。部主任为张启龙、张邦英,副主任为程世才、杨尚奎。1944年初,中央根据西北局的提议,决定将西北局党校合并到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五部和六部。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为强晓初、晁哲甫。六部学员是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为谷云亭。全校学员三千余人,加上公务人员共约六千人。

  中央党校有意识地吸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特别是吸收那些有能力、有威望和有群众联系的干部参加各支部的领导工作。由于他们多系各个方面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这样就便于汇集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又便于传达上级指示和反映群众的思想动态。否则是很难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长期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教训的。

  三

  延安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过程,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逐步提高干部理论水平,改造干部思想的过程,目的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在全党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最终肃清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影响。

  党校整风的第一步是精读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中央宣传部于1942年4月3日,作出决定,要求对中央规定的文件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组织讨论。

  党校领导对组织学习文件是十分认真的。彭真同志为《解放日报》代写了社论的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对怎样学习文件作了深刻的阐述。参加学习的同志对阅读文件非常认真,逐字逐句地读,两遍三遍地读,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去读,联系党的历史、革命历史去读,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一边讨论,并认真写笔记。个人学习和集体讨论紧密结合进行,经常提出问题,组织漫谈会、讨论会。漫谈会不拘形式、不限人数、不定内容、不拟题目,少者三、五人,多者十余人,在河边、在树下、在山坡上,随处可以进行,参加者可以随来随走。讨论会有小组的,有支部的,也有几个支部合在一起开的。遇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组织一个部,甚至更大范围的讨论会。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林伯渠等同志都到党校作过报告。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还规定领导人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笔记,互相借看笔记,传看笔记,《解放日报》还选登一些好的笔记。毛泽东同志亲自看过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按语。在学习文件告一段落后,进行了考试。这次考试,也与普通考试不同,不考文句的记诵,而是考对它的领会与运用。考试的题目是经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过的。如试题之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或预防?”这场考试自1942年6月24日起,共进行了十天。

  第二步是联系实际,进行检查。首先是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有一个阶段主要是根据季米特洛夫提出的干部四条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检查自己。陈云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提出“干部四条标准,不仅是党组织考查干部的标准,同时也是每个干部努力的标准。”在检查中大家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每个同志写出思想总结,经过互相批评,互相帮助,反复进行修改。

  从个人思想、工作、历史的检查,进一步发展到对于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检查。为了检查一个地区的工作,还召开“山头会议”,由所在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召集,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包括给领导同志提意见。通过这样的检查,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经验教训。

  第三步,由地区和部门的检查,又发展为学习党的路线。1943年秋,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转入重新学习党的历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中央党校的这段学习进行了将近一年。学习文件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本文献。大家对中国的社会状况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阶级关系,以及对中间阶级、中间派别的政策,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等,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讨论;对革命战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政策的得失等,经过充分讨论,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

  在学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件时,着重讨论了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估价问题,当时大家的看法很不一致,争论很热烈。为此,周恩来同志到党校做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帮助大家统一了认识。

  在学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文件时,主要清算了王明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和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主义错误。同志们用大量事实来揭露王明在各个方面的错误和他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给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并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批判。抗日战争几年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完全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以及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开明士绅等一整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

  关于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和彭真同志在党校的讲话中,都作了正确的结论。接着又学习了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这次学习之前,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虽然有一些同志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他们对党内的路线斗争,不都是那么清楚的。经过这次系统学习,才弄清楚了党内的路线问题,知道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加深了对正确路线的理解,统一了对党史上路线斗争中的是非功过的认识,坚定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

  四

  整风运动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学习方法上是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废除静止地、孤立地、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这是党的历史上思想改造和学习方法改造的根本转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刻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上,要大家牢牢记住:能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在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依靠的就是实事求是。

  过去,不少同志由于长期不同程度地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学习和工作中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主观与客观分离,理论与实际脱节,学与用脱节。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学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精神实质,以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革命实践。许多同志,一方面大量地记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另一方面,旧的思想意识,不科学的态度,仍然照样保留着,因而学习得不到实际成效,言行不能一致,工作没有显著改进。

  中央规定的党校的学习文件,是与中国革命关系密切的马列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和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文件。这些文件既是多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又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学习中不是死记文件的词句,而是强调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大家认真读文件,又认真用文件的精神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用当时形象的说法就是:“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来钻自己。”“把文件中的道理当做尺码来量一量自己,当做天平来称一称自己,当做镜子来照一照自己。”这种学习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停留在文件词句的钻研上,而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中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并运用学习到的理论来分析现实生活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大家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中,深刻地认识到由于教条主义者的主观主义决策,不调查不研究,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整个革命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经过学习,大家真正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识到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意义。调查研究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武器,是掌握和执行政策、转变工作作风的基本条件,要作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系统、周密地观察事物的全面,而不能看片面;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是看表面;看问题必须客观,不能主观。如果不能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问题,就不能真正了解事物发展的全局,也就不能正确地掌握和执行政策。

  大家认识到要真正扫除主观主义,还必须反对粗枝大叶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为这种不精细、不周密、不认真的粗枝大叶作风也给我们的革命工作造成过巨大的损害。在学习当中还坚决反对了夸夸其谈、哗众取宠的坏作风,并演出苏联话剧《前线》,批判了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记者“客里空”的作风。许多同志都说,这次受到的实事求是的教育,是一生中永难忘记的。

  五

  党校整风运动在组织领导方面的特点是,既实行集中指导下的广泛的民主,又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并在民主集中的指导下,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风运动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改造的基本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经验证明:只要上面的领导不充分发扬民主不启发下面的积极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能真正开展起来。不能真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敢把真心话尽情吐出来,不敢面对事实和揭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谈不到有的放矢地学习理论,也谈不到帮助有缺点的同志提高自己和教育别人。另一方面,只有下面的积极性,没有坚强正确的领导,又会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偏离正确的方向。所以,集中领导和发扬民主,二者不可偏废。做到了这点,大家就能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当时,不管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允许对过去的结论作新的估价,真正体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

  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是多样的:既有思想自传、历史自传、反省笔记、读书笔记,又有小组会、支部会、小漫谈会、大漫谈会、个别谈话与全校大会,还有墙报、学习报与学习通讯等。党校二部曾开过一个多月的全部民主大会。会上大家自由报名发言,愿讲什么就讲什么,发言内容十分广泛,有关个人思想、工作、历史方面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工作方面的,以及党的历史方面的问题和看法都讲了。许多负责干部,包括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受到了指名的批评。真是把多年没有讲的心里话都讲了出来。话讲出来以后,再发动和依靠大家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面对面地摆事实,讲道理,用和风细雨,耐心细致,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同志间过去积累下来的隔阂。

  对于错误的意见,一方面要容许充分发表,一方面要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帮助。在学习期间不容许错误意见发表,就会是死水一潭,毫无生气。但对错误的言论,特别是某些原则性错误的言论,不经过认真的辩论,不去作有力的反驳,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对那些以功臣自居,高人一等,骄傲自满,对抗组织,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人,不帮助其认识改正,对党对本人都是有害的。批评和帮助的时机,过早了不好,这样大家的意见就不容易充分发表出来,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也得不到锻炼的机会;过迟了也不行,这会使党内思想长期无原则的错综分歧,陷于混乱。

  党校的集中领导是坚强的。首先是各级领导都同心协力地贯彻执行“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不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地忽视错误或固执己见。第二,特别重要的是,党校整风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校领导乃至支部领导是随时如实地、不折不扣地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因而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错误能及时得到纠正。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多半是在上级和下级反复商议考虑后形成和进行的。中央领导十分注意及时了解、研究整风运动进行的情况,这对党校各级领导起了带头和启发作用。这种以身作则的作风教育,使大家受益很大,影响是深远的。第三,党校的整风领导是以大批久经考验的支部领导骨干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党校在整风和学习党的路线过程中以及在整风学习阶段以后的审干过程中能够始终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的决定性条件。对当时审干中发生的问题,党校领导以严肃的态度及时加以解决,给干部的教育是深刻的。第四,党校在整风运动时期,没有设班主任和辅导员,基层是由支部领导的。许多领导干部,如罗瑞卿、薄一波、陈赓、陈锡联、王从吾、宋时轮、陈奇涵、阎红彦、张平化、钱瑛、赵林、裴梦飞、贺晋年、向仲华、舒同、余光汉、柳运光、于致远、郭子化等都在党校一部任过支部书记或支部委员。党校领导和学员共同学习、互教互学,相互面谈、互相讨论,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善于从众多的意见中,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集体讨论,加以提高,再拿到下面去,引导支部的讨论健康发展。第五,党校在整风和学习党的两条路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作风,形成了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到言行一致的集中的风气。这是当时行之有效的,大家亲身感觉得到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在整风学习和工作过程中能够随时改正错误,取得成绩的关键。

  六

  党校在整风运动中,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最后,真正做到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一方针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团结全党,既反对教条主义者统治时期那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反对象庸俗的自由主义者那样的模糊是非,一团“和气”。这个方针的目的是救人,但救人必须治病,病不治则人不能救。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治病不是治人;二是有病一定要治,不能讳疾忌医。实现这个方针的办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同志式的帮助,而不是打击。党校各级领导,包括支部领导,把启发大家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作为整风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强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觉,而且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能够自觉地解决思想问题的;压服的办法不但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反而会伤害同志,损害团结。因此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与人为善的,而一切冷嘲热讽,捕风捉影,都是不正确的。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进步,即使是微小进步,也应该鼓励和帮助,以争取更大进步。由于大家都是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尽管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而会后仍然是有说有笑,亲如兄弟。

  党校认真掌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批判从严是为了维护党的原则,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教育,不能例外。在组织处理上则应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区别对待,从宽处理。对犯错误的人,不能放弃原则,回避矛盾,“和平共处”,维持形式上的团结,也不能无限上纲,一棍子打死。

  党校领导经常不断地通过各种会议,个别谈话,互相交心等,深入细致地了解和掌握干部的思想、工作和历史情况,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注意掌握是非的标准,注意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清它是路线错误还是一般错误;是原则性的错误还是非原则性的错误;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还是组织纪律上的错误;是一贯的,还是偶然的;是全部错了,还是某些方面的部分错了。并且分析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吸取经验教训,避免再犯错误,而不是单纯地追究责任。因而,对于每一个干部尽可能作出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这种做法,不仅使党更加清楚地了解干部的全面情况,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同志们改造思想的自觉性,加强了党的团结。

  党校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学校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是组织得很好的。党校校务部在牟泽衔、吕其恩、傅振声、伍能光等同志的领导下,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纺线、烧炭和开作坊,克服了困难,保证了学员的生活需要;保证了整风学习的顺利进行。

  我们四人,是当时党校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经过这次整风运动,和大家一样收获很大,并学习和掌握了一套优良作风。所以在七大召开和整风结束以后,大家能够精神焕发,满怀信心地走上各自的战斗岗位,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新局面,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延安整风三年的经历在我们的一生中是永远铭记不忘的,在延安时期所形成的优良作风是我们党的光荣而宝贵的传统。这种优良作风将永放光辉,而且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证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原载1986年7月27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毛主席审定的一本哲学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

<类型>=g1

<作者>=温济泽

<发文单位>=

<姓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内容>=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主席先后做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重要报告。几天之后,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办公楼三楼小会议室,召开了一个会。这个会是毛主席主持的。到会的20人左右,我记得有:陈伯达、艾思奇、张仲实、柯柏年、丁玲、舒群,我也去了,还有些同志我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开完会毛主席就走了。我们留下吃午饭,坐满了两桌人。

  毛主席在会上说,召开这次会,是为了要编一本书。他提出,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编纂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以此为武器,来整顿我们的学风、党风和文风。毛主席指出在一些同志中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的表现是教条主义,也有的表现为经验主义。他还指出一些同志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倾向。我记得他在讲到绝对平均主义的时候举例说,在座的少数同志穿的衣服是斜纹布做的,多数穿的是土布,边区这么困难,斜纹布很少,多数人只能穿土布,要搞平均主义能行吗?他说,产生这些思想,有立场观点问题,也有思想方法问题。他指出,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因此,帮助大家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提出,把编这本书的任务交给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是陈伯达,除去他之外,参加编书工作的还有张仲实和曾彦修同志。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是艾思奇,我是学术秘书,除去我们两人,参加这个工作的,还有陈唯实,李又常(李续纲)、王匡、邓止戈、陈茂仪、邵凯、张惊秋(殷白)、石岗(廖联原)、肖鲁、文菲(女)、陈平(黄启明)等十几个同志。如今已过去48年,当年参加这个工作的同志多数已不在人世了。

  两个研究室接受了这个任务之后,首先把延安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延安能找到的外地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包括外文书,都搜集起来。然后每人分一本或几本,摘录书中有关思想方法的论述。我记得李又常还从日文书中摘译过几条。抄好后,分组互相核对。我们研究室比中央政治研究室参加的人多,大部分是我们摘录的。我们摘录核对好了之后,交给艾思奇,他再核对,作了一些增删,并分类编排,加了标题,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把他们摘录的论述加上,又加以总的编排,最后送给了毛主席。

  听说毛主席从头到尾仔细地看了这本书稿。有些摘录,他又作了核对和增删。编排的次序,有些又作了调整。有些标题,他也作了修改。最后的定稿,分为4章。第一章《绪论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下面分4节,重点是: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第二章《理论与实践》,下面分14节,重点是:论事实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论研究、分析具体环境、条件及历史特点是决定无产阶级政策的基础;论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需要最大的灵活性;论主观主义、革命空谈与革命的实际背道而驰;论共产党员要成为有头脑的政治家。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下面分11节,重点是:论法则是从自然和历史中找寻出来,法则以合乎自然及历史为依归;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不是固执的教义和抽象的格式,不是从“一般”的概念出发;论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把握事实的总和;论历史的方法和理论的方法之一致;论共产主义思想是人类知识积累的总汇,一定的思想联盟之必要;论最伟大的科学家是反对偏见、打破传统的创造家。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下面分4节,重点是:论用批判的态度采取别国经验;论考察、研究民族的特点;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革命传统。听说毛主席对分类和章节目录的标题改动不少,可惜这部书的原稿没有留下,究竟是怎样改的,已无从查考了。

  这本书的书名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前面有个“例言”,也就是编者的说明,下面署名“本书编辑委员会”,末尾注明日期是“1942年4月22日”,这是列宁的生日。从毛主席召开会议提出编书起,到编好这本书,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这本书当时由解放社出版,由于延安纸张缺少,印数不多。印成之后,毛主席拿了一部分,在封面上亲笔签了名,并写上赠某某同志,送给一些高级干部阅读。我听习仲勋同志说过,毛主席也送过他一本,他学哲学,读了这一本,是受益最深的。后来中宣部编了一部《干部必读》,共12本,把这一本也列为干部必读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1949年10月,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单独重印了第1版,到1963年,印了第6版。前两版基本上是按照延安的版本翻印的。从第3版起,摘录的论述逐步改用了新译文。6版共印了近50万册。老同志、老干部中读过这本书的人是很多的。

  198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40周年的时候,我和一些同志谈起了这本书。经过反复研究,并请示了中宣部领导同志,认为延安出版的这本书,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教育干部的作用,在今后仍然是学哲学的重要教材,将来还可以再印。但40年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出版了,可摘录的论述比延安时期要完全、丰富得多。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延安时期整顿思想作风也不一样。因此,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根据新的问题和新的需要,我又约请和组织了20几位同志新编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这20几位同志中,参加过延安编书工作的,有曾彦修同志,其余都是中青年同志。我还请教过当时还健在的曾在延安参加过编书工作的张仲实同志。延安的那本书有193000字。新编的这一本,采用了其中的大部分,删去了一小部分,增加了几万字,全书共259000字,由人民出版社在1984年出版。

  近两年,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干部要认真学好哲学。1990年3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重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也将由中央党校出版社重印。如果能把这两本书对照起来阅读,我想是会有更大收益的。

  (1990年11月1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延安的一个哲学学习小组

<类型>=g1

<作者>=温济泽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要回忆的,是1940年,大约二三月间,在延安成立的一个哲学学习小组。

  在这前一年,按照中央的决定,延安已经建立起在职干部学习制度。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起,到各机关事务人员,人人都要参加学习。平均每天学习两小时。参加学习的人员,按文化理论水平的高低分为三类。甲类,学习联共党史。乙类,学习党的建设。丙类,以学习文化为主。这是第一年学习的课程,是个打基础的学习。中央还决定以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第二年起,仍按三类人员,分别学习高级、中级和初级的不同课程。高级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

  哲学学习小组就是按这个计划由中宣部组织起来的。组长是中宣部部长张闻天(当时叫洛甫),领导全组学习。学习指导员是艾思奇,负责写学习提纲,解答疑难问题,讨论时做总结性的发言。参加学习的有部内的同志:副部长李维汉(当时叫罗迈)、徐特立,还有曹轶欧、许之桢、柯柏年、董纯才等。还有不少部外的同志:朱德总司令、肖劲光、莫文骅、郭化若、宋一平、于光远等。我那时在中宣部工作,也参加了学习,并担任学习小组秘书,负责学习的组织工作,主持讨论会。全组有100人左右。

  学习的教材主要是当时延安出版的《哲学选辑》,是马恩列斯原著的辑录。为了使学习更有系统,艾思奇写了一个学习提纲,写一部分就油印一部分发给大家,最后装订成厚厚的一本,可惜后来一本也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能从当时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月刊上看到一小部分,不过这已不是原稿,而是经过讨论,艾思奇在修改后作为哲学讲座发表的。在《中国文化》第1卷第4期(1940年6月)到第2卷第5期(1941年1月)上,连续发表了8篇。前3篇有个总题目:“哲学是什么?”各篇的题目是:“哲学是研究事物的最一般的规律的科学”,“哲学是党性的科学”,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后5篇讲辩证法,各篇的题目是:“什么是辩证法?”“论事物的运动变化”,“论质量的互相转变(上)”,“论质量的互相转变(下)”,“论对立的统一(上)”。《中国文化》上发表的,到这里就停止了。这是因为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之后,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又有了改变的缘故。学习提纲在辩证法这部分之后,还有唯物论,历史唯物论。

  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要求各人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理解和深入;还提倡独立思考,力求“嚼得烂,懂得透”,“有持久性和恒心”。同时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解答疑难的问题,每星期六上午开一次讨论会,交流学习的心得,并进行讨论。当年中宣部在延安城北蓝家坪的山头上,开讨论会的地点在山下一间破旧的大房子里,门窗破烂,四壁透风,里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参加会的人,都要自带小马扎或小板凳,或者就坐在地上。因为人多,每次开会都把这间房子挤得满满的。

  大家对学习非常认真。每次讨论会之前都能做充分的准备。那时候每个机关有一个钟,谁也没有表,可是每次开会都没有迟到的。我每次都比别人早到一会儿,可是有一次,我一进门,就看到一位同志穿着灰布棉军衣,戴着棉军帽,靠墙根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看书,走近一看,原来是朱总司令。我忙叫了一声:“总司令!你早啊!”他跟我说了两句话,又低下头去看书了。

  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制度是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建立起来的。毛主席在这次会上强调说:“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注)参加这个学习小组的有些高级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一般的干部也都听到了传达,许多人对毛主席的这段话理解得比较深刻,对学习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这就是大家能够你追我赶地认真学习的原因。

  在学习中,大家都能联系实际。朱总司令、张闻天、李维汉、徐特立等同志,在讨论会上经常发言,每次发言都能以他们亲身的经历,联系到中国革命历史上和当前的实际问题,徐老还常联系到《资本论》以及自然科学上的问题,使大家很感兴趣并深受启发。其他许多同志的发言,也都能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也有的同志发言能引经据典地阐述和发挥。大家都感到这样联系实际来系统地学习哲学,收获是很大的。

  注: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每次讨论会都开得生动活泼,不论职务高低,不论年龄长幼(当时年龄最大的是徐老,63岁,朱总司令54岁,李维汉44岁,张闻天40岁,艾思奇30岁,其余多数是20多岁,我是26岁),彼此都采取同志的平等的友谊的态度,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艾思奇当时是哲学界的名人,态度也很谦虚。发言时,别人可以随时提问或者插话,有时争论很热烈。说错了,从来没有人“抓辫子”、“扣帽子”。有谁说了可笑的话,往往引得哄堂大笑。艾思奇做总结性发言,有时讲得不够圆满,张闻天和别人就插话补充或纠正。这种自由讨论的空气,使大家心情舒畅,获益很多。

  这个学习小组学习了一年左右。中宣部在做延安在职干部学习总结时,曾把这个小组和陈云同志领导的《资本论》学习小组并列为模范学习小组。

  (1990年11月1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清凉山怀旧

<类型>=g1

<作者>=吴文焘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每从照片上看到陪伴延安城的那座宝塔,我便想起同它隔河相望,却往往不在画面的一带峰峦,那就是延河之滨的清凉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华通讯社总社的所在地。

  一九四一年秋初的一个晴朗的下午,我背上自己的全部行装,从中央宣传部的驻地蓝家坪,到五里外的清凉山去工作。刚爬上崖角高处的一块小场地,已是大汗淋淋了。我喘喘气,正想打听,就见《解放日报》总编辑、原中宣部我的老上级杨松(吴绍镒)同志从一孔窑洞里走出来接待我,随即把我分配在这个创刊不久的报纸第一版当编辑。当一九四二年他积劳病危时,陆定一同志被派来社,继任总编辑职。

  约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下旬,《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秦邦宪)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去,告诉我:新华通讯社社长向仲华同志要上前方了,所遗社长职务,中央决定博古同志兼起来,并叫我去做副社长,主持那里的日常工作。没等我讲完自己的意见,他已察觉到我自知缺乏经验,有些畏难情绪,便鼓励我下决心克服困难,并和同志们一起,努力使新华社成为解放区的新闻总汇,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党中央要根据咱们收来的新闻电讯决定政策的。可不要再发生‘两个’大西洋宪章的现象啦!”说罢,他还通知我第二天到山头东侧新华社的一孔大窑洞,去参加欢送向仲华同志的座谈会。

  从“两个”大西洋宪章说起

  所谓大西洋宪章,是指一九四一年八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大西洋上公布的那个政策声明。由于新华社发给《解放日报》刊登的该声明内容,有些明显的破绽,与重庆《新华日报》稿出入甚大,几乎成了两个不同的文件,引起了读者的怀疑;“两个”大西洋宪章的说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第二天的欢送会上,向仲华同志讲了新华社已往十年的艰苦历程,也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把国内外电讯抄好、译好、编好、播好,首先要排除象大西洋宪章那样重要资料的错漏。他是中央苏区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经长征到陕北,直到一九三七年红中社改名新华通讯社,又站在通讯社的负责岗位上。对于他的调离,同志们无不表示惜别之意。

  到会的来宾中,有当时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和三局一处处长刘寅同志。他们都是红军时代我党我军无线电报事业的开创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一次苏区代表大会在瑞金开幕那天,红中社使用从敌军手里缴来的机器开始广播,并将抄收的国民党中央社新闻油印出来,发给代表们作参考,这天就成了红中社、亦即新华社的生日。通讯社的电务工作,主要是王诤和刘寅同志他们承担的。以后,他们一直为通讯社培养电务人员,筹划器材设备。他们在新华社建社史上的业绩,是值得大家称道的。

  王诤同志那天穿了一件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戴一顶没帽徽的呢军帽,说起话来诚恳直爽,引人入胜。当会后我和他一同去新闻台视察时,但见三三两两、生气勃勃的青年围拢来,向他行军礼。这个说:“局长啊,再给发两部四灯机吧!我们的收报机实在太不够了!”那个说:“报告首长,我们的电池该换了,怎么办?”当时,我们的电讯器材确实非常贫乏简陋,主要靠前方缴获,或借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机会带进一些来,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王诤同志还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给你们,有办法!可你们得把电报收好啊!”大家听了,有的鼓掌,有的高兴得跳起来。

  从那次开始,我便很快同这批日夜轮班、埋头在收发报机旁的同志们熟识起来。他们共约四十人,组织在电务科的分社联络台和新闻台两个单位里,占当时总社人数的一半以上。他们大都是从敌占区或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初中、高小学生。在通讯学校学会收发电报的技术,就来社参加了工作。除分社联络台和中央社电报使用明码,日本同盟社使用罗马字日文外,新闻台所收的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与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德国海通社等的材料,都是英文的;可是我们有的报务员,连ABC都是现学的。

  面对艰巨的任务和困难的工作条件,同志们只有刻苦钻研和努力学习这一条路。在翻译科同志们的协助下,他们日夜进行寻找和监听,从纷纭的讯号里辨别出哪些是哪个通讯社的波长,哪些时间惯于播发哪类电报,以便准确掌握发报的规律。他们学认一些最关重要的英文单词,象“公报”、“急电”、“中国共产党”、“苏联”、“斯大林”、“罗斯福”等,借以引起抄收时的注意……磨刀不误砍柴工。逐渐地,重要电讯的掉漏现象,便逐渐减少以至消失了。

  拿抄收斯大林同志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在莫斯科十月革命纪念会上的长篇讲话作比较: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那次讲话,是全部漏掉了。在当时德寇长驱直入、苏京前线军民奋战的情况下,人们多想听听这位红军最高统帅、世界进步人类瞩望的领袖说些什么,怎样分析当时的形势啊!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只能看到路透社发的斯大林在红场阅兵的简短新闻,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才从重庆收到他在纪念大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等十二月七日《解放日报》刊出最后一部分时,国际形势已经大变,太平洋战争第二天就爆发了。

  总结了这次失败的经验,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电务科的同志们就在科长张可曾同志带领下动员起来,个个摩拳擦掌,象迎接大战役一般,在已知的塔斯社所有发报时间和波长上安排了人手和机器,并准备在几个地方架线“围抄”。果然,在十一月六日的夜里,斯大林同志的长篇讲话开始分段出现了。用当时一句惯用的话说,大家真是绷紧了每根神经来对付,不让任何一个讯号溜过去。十一月八日,近万字的斯大林同志讲话全文,便在《解放日报》头版一个整版的地位刊登出来。这标志着我们的报务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天书”、通讯网和有理想的人们

  《水浒传》里有一个宋江等人在忠义堂设坛祭天,从天上掉下一块石碣,上载天书,人皆不识的故事。四十年代新华社收下的新闻电稿,由于是用铅笔和土纸书写的拉丁字母和数码,往往模糊凌乱,歪歪扭扭,也被称做难以辨认的“天书”。

  《水浒传》里的天书,据说有一位姓何的道士出来翻译,才揭示了谜底。当时,新华社翻译科英、日文和明码三个组,有二十几位“何道士”,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班,在一孔大窑洞里围着几张方桌中央的煤油灯工作,每夜处理六至八万字的“天书”,十分辛苦。他们当中,科长丁拓、副科长陈龙和明码组的一位“本子”同志道行最高。除自己翻译外,为了避免错误,还校对新手译的稿子。我们那位“本子”同志,从中央苏区红中社起,一直从事明码译电工作;因为他不查明码本子而能准确迅速地完成工作,“本子”这个绰号便取代了他的姓名。我来到新华社,也跟大家一起称他“本子”同志。直到十多天后,他要去前方工作,才知道这位可敬的同志的真名叫李柱南。

  和翻译科同一窑洞办公的,还有广播科(一九四五年后改称编辑科)。这个科经常只有科长李伍和两位编辑同志。他们每天下半夜一上班,便把翻译科译好校好的稿件,分类分批向《解放日报》编辑部发送。其中重要的国内外新闻,则加以摘编,连同头一天《解放日报》刊载的社论、专文和陕甘宁边区动态等材料,辑成一套广播稿,经我逐条核定,交明码组翻译。到吃早饭的时候,再将原稿送社长博古同志审阅,由一位通讯员把译稿步行送往几十里外的广播台播发(有一个时期,延安试行口语广播,稿件也是广播科供给的)。随着电务工作的改进,新华社的中文广播,逐渐由一九四一年每天三四千字,增加到一九四五年每天一万字左右。各根据地的报纸,已经可以依靠它供应国内外的新闻、评论和其他资料,而不需再兼收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了。

  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起,新华社的英文广播,开始用一个500瓦的发射机进行。每天四千字稿件的选译和打字工作,统由陈庶和沈建图两位同志担任。连英国籍改稿员林迈可先生在内,整个英文广播部才三个人。正同负责中文广播稿的三位同志一样,他们的长年坚持不懈与高度工作效能,是可以想见的。特别是沈建图同志,勤奋、明快,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时,他作为新华社特派记者,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破坏的事件中,和其他十几位前往采访的同志一同殉职,这是我们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与此同时,全国各根据地的新华社分支机构,在党中央和当地党委的关怀指导下,也逐步正规起来,同总社的关系日益密切,成了可以统一指挥的通讯网。例如:一九四四年一月总社发出要各分社总结工作的通知。两个月后,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山东和华中等六个分社,便都有了报告。经常注意扶植通讯社成长的陆定一同志,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编委会上以及个别谈话中,一再向我们传达中央对通讯社的勉励与期望,并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通讯社是我党对外宣传的唯一组织,也是各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报告工作,以及各解放区间交流经验的方便工具。

  四十年代上半期,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使新华社的同志们必须在生产自救的方针下工作和生活。

  和别的单位一样,《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这个伙食单位,除公家供应的每人每天一斤多小米、四钱油和几钱盐外,其他蔬菜、肉食以至柴炭,都要靠本单位生产自给。穿的单、棉衣和棉鞋,公家大约两年发一次,我们领取服装,则须在个人生产中完成与几斗小米同值的“缴公任务”。穿的小件儿和草鞋等,也是本单位和工作人员自行解决。薪金之类,是根本谈不上的。

  除农业和手工业外,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即在当时用手摇马达做电源的情况下,大家轮流充当业余摇机工,每摇一小时能得几合米的代价。这样一年到头,就有几斗米的收入了。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每天下半夜开始处理稿件前,先到新闻台去摇马达一小时,以便积累起来,完成缴公任务。

  记得一九四三年秋天,有一位叫艾金森的美国评论家到新华社来参观。在他头脑里的通讯社,自然首先是一系列现代化的设备了。但在我们清凉山上,他所看到的,却是土窑洞里原始的收报机,以及在窑洞外阳光下用土纺车纺纱、木拨子拧毛线以及收摘自种的烟叶与西红柿的人们。他很惊异。在电务科一孔窑洞里,他问一位推光头、穿草鞋、敞着衣扣摇马达的青年:“生活这样艰苦,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能这样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呢?”回答好象是不经思索的:“革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又问:“为什么你们有信心打败日本侵略者呢?”回答是:“真理正义在我们这边,我们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有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支援。”“那么,你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呢?”评论家进一步问。那个红红的脸儿,两手离不开机柄的同志朝墙努努嘴说:“那不是!”客人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原来那边墙上贴的是一幅从旧报纸上剪下的、苏联集体农庄庄员们驾着联合收割机工作的照片。评论家频频点头,好象深有所感的样子。

  临别时,博古同志笑着问评论家有何评论,他说:“我发现,你们的青年都是有信心、有崇高理想的人,这就是你们取得胜利的根本。”

  社长博古同志

  那几年,我住得离博古同志比较远,但几乎天天能同他见面。除了一同开会,我每天下午或傍晚前后,总要到他那里汇报一次电台刚收下的重要新闻,并由他向中央反映。每次走进他的窑洞,大都见他伏在靠窗子的一张桌子上看材料、改文章、写社论,或者是校订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译稿准备出版(当时中央出版局局长也由博古同志兼任)。他写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旁征博引,才情横溢。他在社论里用“红叶题诗”的典故来讽刺当时重庆权贵们同敌伪的暗中调情,曾为报社同志们所传诵。

  博古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办报、办通讯社,就要随时准确地了解时局的动向,做到在政治上对党和人民负责。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不论向我们布置任务,或在自己的工作中,博古同志都表现出严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力避发生贻误。一九四二年十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他一再亲临新闻台去掌握情况。十月十一日那个星期天下午,他又匆匆来到我的窑洞,叫我们把有关斯城战况的所有电讯都拿给他。等第二天《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所写的那篇《红军的伟大胜利》的社论(在《毛选》里的题名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后,我才知道博古同志那几天是在给毛泽东同志提供资料的。

  按照博古同志的意见,从一九四二年起,我们要各分社定期进行工作总结,总社也对他们的报道工作及时提出要求和改进的意见。我们整理的头一份对分社工作的意见书,下款署了“总社博古”四个字。博古同志审阅后把稿子退回时,却把下款署的“古”字改为“吴”字。后来他对我解释说:“那里面主要是你们的劳动。由两个人署名,也表示要共同负责的意思,以后就那么办好了。”

  他尊重别人的劳动,但当工作上出了差错,他又首先归咎于自己。一九四三年初,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打电话向博古同志传达说:《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十多篇对敌后根据地生产建设有指导意义的文章通讯,新华社没有加以广播是错误的,应该早日补发出去。对此,我写了一篇检查,交博古同志阅后转中央办公厅。博古同志仔细看了一遍,抽出笔来在后面批了“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几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说声“我马上发了”,便把话题转到其他问题上了。

  我觉得,最值得推崇的,还是博古同志的能上能下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知道,遵义会议以前,他是党中央的代理总书记。在遵义会议上,他服从多数的决定,离开了那个工作岗位。到一九四一年以后,就具体管报纸、通讯社和出版局的工作,而且是以身作则、全力以赴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一位曾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同志对我们说,博古同志就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较深刻的检查。最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胡耀邦同志也提到当时博古同志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比较好的。如果同一些只能上不能下、只能批评别人而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不肯做任何自我批评的同志相比,博古同志的这个特点够多么突出啊!特别当今天我们庆祝新华社建社五十周年时,想到博古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情景,又想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他为国共谈判在飞机失事中遇难,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位终年刚过四十岁的烈士的怀念。

  在《热风》里,鲁迅先生有两句话是发人深思的:

  “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

  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一条十万火急的新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傍晚,山风飒飒,凉气爽人。我照例走到山坡尽头的新闻台窑洞去,看看有什么重要的新闻。那是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英勇的红军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又分四路进入东北,形势是急转直下的。

  当时,新闻台总领班李光绳同志正在值“路透社班”。我刚往里走了两步,就听得他高叫一声:“快看,是啥!?”头也顾不得抬,左手把着度盘,借着黯淡的煤油灯光,息气凝神地迅笔疾书。我急忙转过身去,已见抄报纸上一连串有三四个英文“急电”的字样,我们习惯上把它叫做“十万火急”;报务员同志们一见到这,就知道要有极重要的消息了。随着耳机里微弱的蜂鸣声,又有两个英文单字出现在眼前:“日本投降了!”

  就这两个英文单字的一条消息,够有多么惊心动魄的力量啊!接着,路透社又播出一条比较详细的电报:日本天皇已经接受盟国条件,宣布投降。查查“合众社班”所抄下的材料,也有类似的简短报道。事情已是确凿无疑了。

  我飞步出窑,赶往博古同志住处。多么不凑巧啊!博古同志刚好外出了。我顺手捻亮他桌上的煤油灯,摇摇挂在墙上皮盒子里的电话机,说声:“请接毛主席!”

  对方回话了,是叶子龙同志的声音。我又说:“这里是新华社,有重要新闻,快请毛主席!”

  很快,毛泽东同志来接电话了。我向他报告了前面说的内容,他第一句话就说:“噢,那好啊!”随即嘱咐我们有新情况时继续汇报。不多久,博古同志打来电话,要我们在电话机旁等候中央指示。原来他是在枣园毛泽东同志那里开会的。约在半夜时分,就从枣园传来朱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这时,清凉山前后左右,传来一阵高过一阵的锣鼓声和各种敲打声;城区和宝塔山麓,已是篝火片片,欢声连天。延安真是沸腾起来了。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底,随着大片国土的相继光复,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的同志们陆续来新华社总社参加工作。总社实行改组,日常工作由陈克寒同志负责,我则奉命和王揖、穆青等十六位不同工种的同志组成《解放日报》、新华社先遣队,为两个单位“进城”作准备。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在晨光熹微中,我们告别了欢送的同志们,加入山下大路上奔向前方的人流,开始了我们的千里跋涉,兴致地登程了。我几步一回首,直到峰回路转,望不到宝塔的影儿。清凉山和清凉山人,从此深深沉浸到我的记忆里,永远不能磨灭。

  (原载《万众瞩目清凉山》1986年10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继承传统  开拓未来——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

<类型>=g1

<作者>=杨兆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自从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以来,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50年来,中国人民经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不平凡的50年、光辉的50年中,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走过了艰苦创业、曲折发展、繁荣兴旺的漫长的战斗历程,从在陕北高原偏远山区小窑洞里,用极为简陋的设备办广播,到现在已经建成遍及神州大地,深入亿万人家,并且远播五洲四海的、强大的现代化广播电视网。

  在老一代的广播工作者和后继的广播电视工作者中,有些同志已经永远离开我们了。为了创建和发展广播电视事业,他们艰苦奋斗,呕心沥血,前赴后继,无私奉献,为我们开拓了前进的道路。没有先人们洒下的汗水,付出的心血,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不会有我们的明天。在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50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诚挚的敬意。

  50年前,人民广播事业的开拓者们,难以想象自己为之拼搏的光荣事业,50年后将发展成何等宏大的规模。今天,在高楼大厦里,运用现代化的设备,从事广播电视工作的同志们,也难以想象50年前的工作是何等的艰难。

  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之初,编辑人员只有一个半,使用不到一半的木桌和不到一半的油灯。怎么会是“一个半”和“不到一半”呢?因为当时新华社的广播科有三位编辑,在清凉山上的一孔土窑洞里,围坐在一张方木桌的三面办公,另一面是留给社领导审稿用的,夜幕降临,四个人点燃一盏油灯,在昏黄的光线下工作。他们每天要编发一套文字广播稿和一套语言广播稿各有8000多字,所以只能算“一个半”人和“不到一半”的木桌、“不到一半”的油灯。技术人员和播音员的编制归属军委三局九分队,共30多人,其中有两位播音员。机房和播音室设在延安城以西约20公里王皮湾村的山坳里,以防敌机的轰炸。动力间、广播机房、播音室、办公室和宿舍的石窑洞、土窑洞,都是九分队的同志们和当地民工们自己动手,一锤锤、一凿凿地打出来的。延安没有发电厂,汽油也非常稀少,九分队是靠烧木炭炉产生的煤气,发动从旧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引擎,再带动发电机,发射功率只有300瓦左右,每天播音两小时。无论夏日酷暑,还是风雪严寒,每天的广播稿,都是由通讯员从清凉山到王皮湾徒步或者骑马准时送到。全国唯一的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以极为简陋的设备,每天向全国人民传播真实的新闻和革命的真理,在那凄风苦雨的岁月里,被苦难深重的人民誉为茫茫黑夜的一座灯塔。

  经过50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到1989年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延安台是她的前身办有六套节目,每天播音107小时。全国有广播电台531座,每天播音5476小时,已经初步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城市和乡村、无线和有线、对内和对外相结合的,现代化的广播网,发射总功率34689瓩,全国人口复盖率73%,收音机、收录机和广播喇叭共三亿四千多万台(只)。陕北台(从延安撤出以后改名)在1947年9月11日创办英语广播,到1989年底,对外广播语言共43种,其中38种外语,还以普通话和四种方言对华侨、华裔广播,语种在世界上居第三位。北京电视台(即原来的中央电视台)在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到1989年底,全国有电视台469座,每周播出节目90239小时,电视机的社会拥有量为一亿六千多万台,共用天线和有线电视技术系统9000多个(用户800万以上),人口复盖率77.9%。全国广播电视系统的职工人数共34万多人。

  50年前,50年后,这样大的变化是无法比拟的,这一切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千百万广播电视工作者半个世纪辛勤劳动的成果。

  历史有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是割不断的,也是不应该忘却的。我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培育和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也不会过时。前些年,新闻界、广播电视界有少数人自己半通不通,似懂非懂,就赶时髦,或撰文,或演讲,不加分析批判地全盘照抄和宣传外国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的某些论点,而把讲革命传统视为“保守”,把继承同“僵化”划等号,认为“在窑洞里办广播”的经验都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主张观点的“全面更新”、“全方位更新”,要“彻底破除老观念、旧观念、传统观念”,以“改革”我国的广播电视。外国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的某些观点无疑对我们是有益的,应该借鉴、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只是不应该食洋不化,囫囵吞枣,统统照搬,以玩弄一些洋名词为荣,这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对我们的优良传统渐渐淡忘了,观念模糊了,这是个值得重视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是世界各族人民优秀文化的结晶,本身就不是排他性的。它的基本原理不能动摇,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情况的变化,不断吸取人类的各种新认识、新发现、新创造,得出新的结论,而不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自我封闭、停滞不前的。否则,它就不成为一门革命学说了。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更不应该侈谈什么“彻底破除”、“全面更新”。我们绝不是食古不化,而是扬弃不符合当代条件的某些因素,继承那些有益于当前和今后工作的优良传统,并且加以发扬。古语“继往开来”,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科学概念,不能深刻、全面地理解“继往”的含义,就不能正确、顺利的“开来”。我们要继承正确的经验,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反面教训,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进,努力开拓光辉的未来。

  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是在革命圣地延安诞生的,是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延安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锤炼出来的坚贞不屈、英勇无畏、奋发向上、刚正不阿、廉洁奉公、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等思想、作风的升华。几十年来,党领导的各项工作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胜利,都是由于遵循和贯彻了延安精神,而各项专业又都理论联系实际,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就广播电视事业来说,我认为有几个方面特别值得重视:

  (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我们的前辈创业成功之本,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夺取新的胜利的无价之宝。革命的征途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从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看,今后的航程也不会一帆风顺。我们的前辈在工作中表现出的那种崇高的革命理想、饱满的战斗热情、必胜的坚定信念、昂扬的乐观主义和自己动手、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作风,是战胜各种困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并且身体力行、发扬光大的。即使在国家经济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条件下,这种革命精神也是不应该忘却的。

  (二)党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核心和灵魂,二者是统一的,只有坚持真实性才能坚持党性,违反了真实性就谈不上党性。周恩来同志指出:“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转引自王首道答《文汇报》记者问,《文汇报》1980年10月7日第三版。】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们所说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党性;而事实必须是真实、准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事实。所以,真理和真实是不可分的。人民广播从诞生以来的50年间,做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传播真实的新闻,赢得了国内外亿万听众、观众的信赖,因而享有崇高的声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党的一己私利。延安台在1945年播出的文章中说:延安广播是“人民大众的呼声”,是“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群策群力,共同建设无线电广播事业”。我们前辈的那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密切联系群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鼓舞着我们努力办好广播电视,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三)几十年来,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广播电视宣传是一门科学,应该是十分严肃的,特别讲求实事求是。现在来重温周恩来同志1962年的一段讲话仍然是有益的,他说:“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他指出:“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再版。】回顾历史的经验,凡是成功的广播电视报道,都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呼声,包括不同的观点和批评的意见,去伪存真,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事件的分析、对人物的评价既不浮夸、渲染,也不隐讳、贬抑,这样才能鼓真劲。收实效。而不成功的、失败的报道。都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脱离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普遍心愿,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蜂拥而上,大轰大嗡,庸俗、没落的官场习气,铺张浪费,华而不实,吹嘘夸大,鼓虚劲。追求“轰动效应”;甚至不惜败坏职业道德,以稿件和节目进行交易,沽名钓誉,捞取财物。毛泽东同志几十年前就批评过一些人,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目前对广播电视界来说,这仍然是切中时弊的。近年来,尽管不断要求加强廉政建设,提倡节俭,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年年都有这个“大检查”、那个“大检查”,“狠抓”这个、“狠抓”那个,再三再四“严肃处理”,可是,某些现象不仅不见收敛,甚至还在愈演愈烈。社会上有些人把新闻界、广播电视界的某些人斥之为“雇佣军”。难道这些脑袋钻进钱眼儿里,灵魂渗透了铜臭,把职业道德、共产党人的良知乃至人格当做商品出卖的人,对这种称谓不感到可耻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说是很轻松的,真正做起来却很难,这要求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李瑞环同志今年在一次会议上说:“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不容易,一是要处以公心,二是要肯花力气,三是要理论指导。但重要的还是要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1990年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四、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这是以历史唯物论为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为依据,由人民广播事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50年历来如此。广播电视宣传始终把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感人事迹和高尚品德做为经常的、主要的内容。同时,根据中共中央从解放前到解放后的几次专门文件的精神,适当开展批评性的报道,坚持与人为善,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全局观点出发,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以积极的态度促进矛盾的转化,把坏事变成好事,以有利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只报喜不报忧,只能表扬不能批评,大家一团和气,互相吹捧,粉饰太平,是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的表现之一,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五、认真研究和分析中国的国情,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它是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中国人民的气派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因而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什么时候密切结合了中国的实际,符合了中国的国情,也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我们的事业就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违背了中国的国情,也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分离,我们的事业就遭到失败,这是一条屡次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客观规律。在学术观点和某些广播电视节目中。从内容到形式、到语言,形形色色、自觉和不自觉的崇洋媚外,民族虚无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和脱离当前的生产条件、超出一般人的生活水平、盲目追求高消费、宣扬豪华甚至“超豪华”生活方式、为某些质量低劣的外国节目开绿灯、为外国商品大肆吹嘘等倾向。至今还时有表现;在不少节目中,不仅充斥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老八股和新八股而且洋八股不绝于耳;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当前和今后长时期的中国国情的,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工作和人民的思想意识产生着消极的甚至有害的影响。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中,在政策上加以限制甚至禁止的节目,在我们的电视节目中却还在经常的、大量的出现,是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气节,崇高勤俭、力戒奢侈是一种传统的美德,都是中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广播电视才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

  六、认识和掌握广播电视的特点,坚持“自己走路”的方针,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做为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的重要作用,以无愧于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早在40年代,中共中央和中宣部就在有关的文件中分析了广播区别于报纸、通讯社的特点。规定了广播宣传的主要内容,提出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至今仍然是适用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播电视工作者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自觉地贯彻“自己走路”的方针,不断进行深入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规律性。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再次肯定了“自己走路”的方针,并且连同“开门办广播”的方针,进一步加以发挥,提出了体现辩证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响亮口号,和历史传统一脉相承,核心依然是“自己走路”。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历史上第一次发出专门的通知,批准了会议的“汇报提纲”,大大鼓舞了全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广播电视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由于它具备了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点,否则,它就不会——也不必产生,产生了也不会存在和发展。这不仅仅是个学术和理论问题,而且是个实践问题,50年的历史发展证明,什么时候正确理解、坚决贯彻“自己走路”的方针,我们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则缺乏生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一条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过的客观规律。既要防止妄自尊大的思想又要克服妄自菲薄的情绪。同时,那种把“自己走路”的方针说成所谓“门户之见”、“闹独立性”、有“排他性”等,如果不是曲解,也是一种误解,对我们的事业发展是很不利的。

  七、要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保证广播电视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关键是不断努力提高干部的素质,建设一支具有比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熟练的业务能力和高尚的职业道德的广播电视工作者队伍。技术设备是广播电视宣传的物质基础,没有技术设备就没有广播电视宣传,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起着决定的作用,尽管设备十分落后,广播电视工作者曾经制作出高质量的、产生过良好社会影响的节目;相反,以先进的技术设备播出低质量的、错误倾向的节目,则产生过广泛的不良社会影响;从历史到现实,这些都是有事实为证的。问题在于技术设备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节目是由什么样的人制作的。技术设备越先进,越能看出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严重性,因为广播电视已经深入到亿万家庭,年年月月、时时刻刻起着宣传鼓动、潜移默化的作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业务兴旺发达的时期,都是各级领导执行正确的干部路线、重视干部培养、以一批德才兼备的广播电视工作者为骨干的时期,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忽视的大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古至今的一切有识之士,都懂得“以史为鉴”的道理。在人民广播事业的第二个50年即将来临之际,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遵循正确的方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满怀信心地投身于改革大业,为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广播电视事业而奋斗。

  (1990年12月30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一世雄谈万世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8周年

<类型>=g1

<作者>=艾克恩

<发文单位>=

<姓名>=毛泽东

<内容>=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8周年之际,我国著名美术家、理论家和连任40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蔡若虹同志,以豪迈刚劲的笔力挥写出这样的壮语:“一世雄谈万世师。”

  这话真切、深刻、生动。它形象地概括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研读、苦钻和畅谈这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万世师”的光辉著作的盛况。

  彭真同志曾这样讲过:“延安原来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后来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于是就发生了一个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方向。这个讲话丰富了马列主义的宝库,是有历史意义的。”【《人民日报》1987年1月28日。】

  王震同志也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门的经典性的著作。”“《讲话》把‘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那以后成长起来的、卓有成绩的作家,都曾程度不同地受到它的教育和影响。”他还讲:“我亲身感受到了《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的巨大威力。”【《人民日报》1987年5月23日。】

  《讲话》的问世,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坛的面貌,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纪元。正像人们通常所称,它是指路的明灯,工作的指针,战斗的武器,时代的丰碑。

  《讲话》以后的文艺实践活动,之所以被誉为崭新的文艺,是因为它是在最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文艺,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所赢得的人民掌权时代的新文艺,是堪称为真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艺。一句话,是人民的文艺,全新的文艺。周扬在建国前夕总结解放区文艺成就时就曾兴奋地指出:“这个文艺是如此年轻,充满了强烈无比的生命力,它又在广大群众的考验中积累了如此丰富的经验。”“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第512页。】

  《讲话》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具有了完整的系统性,高度的科学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进而解决了中国文艺运动、文艺理论、文艺创作诸方面长期争论不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实践证明,遵照《讲话》,文艺就能繁荣;背离《讲话》,文艺就要受挫。

  你看多少同志在《讲话》的感召下创造出那么多新的人物形象,新的精神世界;又有多少人为之而欢欣鼓舞,赞叹不已。

  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延安街头观看大秧歌演出后,简直高兴极了。毛主席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总司令讲:“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配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诗人戈壁舟不禁赋诗一首《毛主席笑了》:“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秧歌队到处扭唱。我们给毛主席表演,毛主席亲自到场。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

  延安秧歌不仅闹红了民主圣地,而且轰动了雾城重庆。在“周公馆”过道、《新华日报》场地和八路军办事处草坪上,周恩来同重庆文艺界人士与国际友人,欢欢笑笑地踏着秧歌鼓点扭跳起来。郭沫若撰文道:“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并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许幸之也说,看完了秧歌舞演出之后,从心灵深处激起一种新鲜活泼而又亲切的共鸣。这些秧歌舞“使今日的演剧运动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

  茅盾看了《白毛女》,不禁写下《赞颂白毛女》一文,说“《白毛女》是歌颂了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我以为这比中国旧戏更有资格承受这名称——中国式的歌剧”。【《茅盾选集》,第5卷,第340页。】郭沫若也称,它“把‘五四’以来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的作风完全洗刷干净了”。

  王震连看五、六次新编秦腔剧《血泪仇》与《穷人恨》,兴奋地致函剧作家马健翎说,“观众都为剧情激动着,对于人民的敌人高度的仇恨,对于身受重重压迫的人民高度的同情”。这“对昨天今天明天如何服务人民,都有启示意义”。

  彭德怀司令员在西北战场冒雨同部队、群众一起观看《穷人恨》之后,给民众剧团写信说:“你们演出的《穷人恨》,为广大贫苦劳动人民、革命战士所热烈欢迎,成为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有力的武器。”

  周恩来高度评价姚仲明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特致函作者与导演陈波儿索要剧本以“得到一读的机会”。

  毛主席盛誉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历史剧《逼上梁山》,说它为“旧剧开了新生面”,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博得众多名家的喝彩。陆定一、郭沫若都为它写了《序》。陆定一从夺取旧文化的堡垒和学习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方面,赞扬了它的成就。郭沫若称:“中国的目前是人民翻身的时候,同时也就是文艺翻身的时候。这儿的这首诗,便是响亮的信号。”孙犁说它是“全新的东西,是长篇乐府”,说李季“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周而复惊叹:“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从西北高原上出现,它照耀着今天和明天的文坛,这就是《王贵与李香香》。《王贵与李香香》的出现,无疑的,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期的大事件。”

  赵树理的小说,公认为《讲话》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代表作。茅盾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后,说它“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整风’以后文艺作品所达到的高度水准之一例证”。他认为,“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解放区以外的作者们足资借镜”。毛主席看了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当即兴奋写信勉励作者:“你们的文章引得我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还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

  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不愧是陕北人写的陕北味很浓的反映壮观的人民战争小说。

  欧阳山的《高干大》,是少有的用长篇巨著讴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生动展现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林默涵说得好,欧阳山“出席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了伟大的整风运动,并且直接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鼓励,才真正走上了同人民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了新的里程碑《高干大》”。【《写什么和为什么而写》,《中流》创刊号。】

  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冯雪峰誉它为具有“英雄史诗的精神”。

  美术大师徐悲鸿惊呼木刻家古元是“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中国新版画界的“一巨星”。他的《割草》,“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君愿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

  延安美术,重庆展出,一代名流争相题词。邵力子题:“拓荒的精神,建设的表现。”李德全题:“只有真正解放,才能使人民如此活跃起来!”陶行知题:“主人做了主,公仆都为公。”曹禺题:“看过这次展览会,我深感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逐渐显出自己的伟大力量。”

  老舍是搞文学的,很少对音乐发表意见。但在1939年9月间,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身份参加北路慰问团两次路过延安时,却对延安音乐引起兴趣,备加赞赏。他写道:“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一直,一直延伸到大河南岸!”第二次他写道:“到延安,又在山沟窑洞里备受欢迎;男女青年,谐音歌咏,中西乐器,合奏联声;自制的歌,自制的谱,由民族的心灵,唱出抗战的热情。”

  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张寒晖的《军民大生产》,均为周总理主持编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列入重点演唱曲目。公木词、郑律成曲的《八路军进行曲》,经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颁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延安素称歌的城,诗的城,因为“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自然他们情不自禁地要高唱战歌,高唱颂歌,高唱凯歌!

  徐悲鸿曾高度而准确地这样概括:“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陕北解放区为始。”为什么不显眼的穷乡僻壤的陕北解放区的艺术竟能“为始”呢?因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解放区以及全国各个解放区的艺术,都是在《讲话》指引下,以全新的姿态和全新的面貌出现的。用郭沫若的话说,它完全是一派“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

  对于这种人民掌权的一切皆“新”的文艺,不少文学巨匠为之耳目一新,精神一振,由衷地吐露出一片敬慕之情。

  巴金在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就以《我是来学习的》为题讲道:“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它们教育着而且还要不断地教育更多的年青的灵魂。”

  郭沫若在会上也说,毛主席《讲话》虽然是七年前的指示,但在基本原则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无疑是走上前头去了,的确有了不少的辉煌的成就。长久陷没在反动政权下的文艺工作者们便为恶劣环境所限制,只好迂回曲折地走着冤路,或则差不多一直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但唯其这样,在今天已经得到解放了,我们正应该急起直追,努力地赶上前去。

  茅盾同样惊喜地谈道:“在我们面前展开着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人民的时代。过去我们在反动政府压迫下,没有写作自由与发表自由,很少可能和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又说,“一切问题只在于我们能否学习——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在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飞跃过程中,需要我们能够明确地辨别新与旧的不同。”“我们相信: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坚持进步的革命的文艺旗帜的朋友们,是一致抱着无限的欢欣鼓舞的热诚来走向新的中国,也一定是抱着最坚强的决心和勇气,来争取进步,改造自己,而参与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的。”

  老舍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写的《五十而知使命》中畅谈:“这篇理论杰作使我在文艺习作上得到了新的生命”,“使我的心中爽朗,眼界开阔”,“看见了另一个广阔的天地”。他认定“毛主席所说的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不是缩小了文艺创作的范围,而是把它加宽了,叫我看到无边的美景,也叫我有了向来没有过的新理想。我得到从来没有得到的鼓舞与启发,使我的创作热情增加了许多倍”。“毛主席叫我看明我的责任,我的使命,我应有的理想与怀抱”。“我兴奋、快乐,因为我得到了文艺创作的新生命!我愿继续努力,按照毛主席所说的充实自己锻炼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曹禺结合自己的创作也这样谈道:“从前,我是不大明确为什么而动笔的。如果说有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揭露旧社会,要打倒眼前一些使我们活不下去的人。然而想得也很不彻底:怎样打倒呢?打倒以后的世界是怎样的呢?谁来坐天下呢?因此打的时候也是软手软脚的,打不中旧世界的要害,不明确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我们自己人。后来,一读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开始懂得了这个‘我们’首先是工农兵,是劳动群众,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只有深入生活,参加人民的火热斗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实地、深刻地反映我们的丰富无比的新世界,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来提高广大群众觉悟,鼓舞人民群众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才能谈到剧本创作和其他问题。”

  看看,这些中国文坛名将对毛主席《讲话》怀有多深的感情,学得多么认真,理解得多么透彻,联系实际多么密切,要求自己多么严格。他们的亲身感受和谆谆告诫,不是引发我们怀有强烈的共鸣,同时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吗?

  如同任何新事物一样,《讲话》从问世起,一直在矛盾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一方面,它始终指引着革命文艺的正确航向,使一代又一代文艺新军茁壮成长;另方面,又不断地遭到各种各样的非难、贬损甚至否定。特别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时期,简直达到了疯狂“围剿”的程度。这有的来自所谓“精英”们的攻击,其目的是要砍掉《讲话》旗帜,搞乱人们的思想,葬送我们的事业。也有些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同志,他们被当时的错误思潮弄得晕头转向,跟着说了许多错话。尤为奇怪的是,有人没学《讲话》就批《讲话》,而且形成一股不小的“气候”。

  “一世雄谈万世师”。不妨对照对照看,“精英”们的那套“理论”是多么的荒唐、无理而不值一驳。

  我们提倡人民时代需要人民的文艺,他们却要搞少数人独霸的“沙龙文艺”、“宾馆文艺”、“精英文艺”、“贵族文艺”;

  我们主张文艺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需求,他们却称这是“狭隘的功利主义”、“霸道的庸俗社会学”;

  我们提倡文艺要为当今“最大的政治”即四化建设服务,他们却说这是搞“政治性煽情”、“官本位意识”,使“政治破坏了文艺的贞操”,并提出“文艺要同政治离婚”,甚至“政治要为文艺服务”;

  我们倡导作家艺术家要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他们却说这是“<img src="816100020001.gif"/>错决策”、“迎合大众”,造成“心理倾斜”、“人格丧失”;

  我们主张作家要面向现实,面向群众,他们则主张“面向自我”、“转向自身”、“实现自我”,表现“我的忧愁”、“我的悲哀”、“我的疯狂”;

  我们说文艺要歌颂新的社会,新的事物,他们则说文艺不屑于表现“时代精神”、“丰功伟绩”,不要“歌颂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而要“对现实持怀疑态度”,散布“与社会主调不谐和的观点”;

  我们说文艺要考虑社会效果,发挥积极的社会效应,他们则说文艺要“超越时空”,“以自身为目的”,让“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高高飘扬;

  我们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们则说“性冲动是创作的源泉”,似乎司马迁写《史记》正是“性冲动”的结果;

  我们说作家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他们则说文学“没有理性可言”,不受先进世界观的制约,只“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否则就会产生“自卑感”、“原罪意识”,丧失“独立主体性”,或造成“思想进步,创作退步”;

  我们主张要建立一支维护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的又红又专的文艺队伍,他们则硬要“崛起一个真正独立的、不依附任何强权集团及有影响的精英思想界”;

  我们说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他们则说“文艺就是文艺”,加上“主义”,“只能束缚手脚”;

  我们说《讲话》给文艺带来了思想、创作双丰收,他们则说《讲话》造成了文艺“大萧条”、“大衰退”,并讥之为“《讲话》后现象”;

  我们说要坚持和弘扬《讲话》精神,他们则说文艺上最大禁区是《讲话》,几十年来“吃亏就吃在坚持”这个《讲话》上。“理论禁区一个个突破了,连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道最后防线也未必牢固了”。甚至喊要“联合作战”,“主动出击”,“一家有难,大家支援”,从根本上“突破”《讲话》,摧毁“新的精神偶像”。

  如此等等奇谈怪论,若不是出于“无知产生粗暴”,便是有意恶意中伤。多少年来,这些言论简直畅行无阻,甚嚣尘上,染指了多少报刊杂志。这恰好再次说明,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立得何等尖锐,斗争得多么激烈。这难道不值得争之、鸣之、辩之、正之吗?

  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讲话》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同样“不能损害”,“不能动摇”。尽管《讲话》不断地受到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但这决不能因此说《讲话》有什么过错,而只能说我们在执行中有偏差,有失误,即不能正确地、全面地、完整地理解《讲话》,贯彻《讲话》。实践反复说明,《讲话》的基本思想、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是长青的、永存的、充满活力的,是永远否定不了也过时不了的。总之,我们一定要高扬《讲话》旗帜,弘扬《讲话》精神,认识《讲话》意义,造成一种持久地深入地普遍学习《讲话》、研究《讲话》、宣传《讲话》和实践《讲话》的良好风气。正如周恩来早年所期望的那样:“要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的成果宣传出去”,要使“文艺工作服从于党的总任务”。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2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延安西北文艺工作团的战斗历程

<类型>=g1

<作者>=苏一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西北文艺工作团从成立到现在的“陕西省歌舞剧院”,已经历了五十个春秋。西工团一成立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建设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投入了抗日战争、自卫战争和解放大西北的斗争。在烽火弥漫的硝烟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全国解放后,又紧张地投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近十年来又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开放。在这些斗争中,她始终坚持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为人民服务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壮大自己,不论是在精神或物质上,还是在人才的成长和艺术的成就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西工团从开始的四十多人,发展到今天,有一个歌剧团、一个乐团、两个歌舞团、各团都有自己的双管或单管的管弦乐队、门类较为齐全的、且有五六百人规模的陕西歌舞剧院。多年来不仅创作、演出了大量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秧歌剧、歌剧、舞剧,还挖掘传统创作,演出了代表我们中华民族精粹的大型舞剧《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等节目。在庆祝她的五十诞辰之际,看到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繁荣昌盛、人才辈出,我们这些老战士由衷地感到振奋。

  *本文为作者在陕西省歌舞剧院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作为西工团的一名老战士和工作人员,主要的经历是在西工团的创业初期,在战争年代。今天我主要根据我的经历,谈一些体会。有不够妥当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西工团的创业、发展和经历

  西北文工团(初名陕北公学文工队)成立于1940年9月1日。当时直属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

  陕北公学文工队,最早酝酿组成于1940年7月。王亚凡任队长,彦军任副队长。10月间,苏一平从马列学院调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陕公文工队的任务是开展西北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具体就是开展内蒙伊克昭盟的文化教育工作。其成员大多来自各城市剧团较有素养的戏剧工作者。陕公文工队成立不久,就紧张地排练曹禺的名剧《蜕变》,在陕公成立三周年校庆会上演出。公演获得好评。

  1940年12月5日,陕公文工队与关中七月剧团合并,更名为陕公文艺工作团。它以演出与学习并重。1941年“皖南事变”后,陕公文工团排演了宋之的《雾重庆》,一连演出多场,很受欢迎。

  为开发内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团部派得力干部深入伊克昭蒙乌胜旗作实地考察,了解蒙民文艺、风土人情和抗日的战斗事迹。这次考察收获很大,王亚凡和刘炽很快创作出反映蒙汉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歌剧《塞北黄昏》。刘炽和李庆森还整理了蒙古民歌80余首,李庆森整理了蒙古舞蹈《打鬼》等。《塞北黄昏》在延安公演,深受党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的赞赏。可以说,这是延安“鲁艺”早先演出李伯钊的歌剧《农村曲》之后的又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剧作。同年9月16日,党中央发布《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陕公文工团及时配合上演了东方明翻译的苏联剧作家别洛克夫斯基的四幕话剧《生活在召唤》,请戏剧家塞克执导。这个戏的演出对延安党、政、军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1年底,陕北公学合并于延安大学。陕公文艺工作团改名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由西北中央局领导。毛主席亲笔题写了团名西北文工团由苏一平等六人组成领导班子。

  西工团成立不久,便在延安北关文化沟口(大砭沟)土台子上演出音乐节目,并分头在街头教歌,张贴宣传画,书写街头诗。1942年初还积极参加、组织了新年的文艺活动。不久又赶排了曹禺的《北京人》,于5月1日至15日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演出。

  就在这个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给整个文艺工作指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与工农兵结合的正确道路。西北文工团学习了《讲话》的精神,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认识到当时处在抗日的紧张阶段,应当编演反映群众斗争生活的戏剧才能更接近现实,影响群众。不久西北局指示我们团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文化教育落后的农村工作,改变过去只演大戏的倾向”。为此,西工团确定了新的工作方针,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这是西工团重大的历史转折。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秧歌运动。西工团参加了街头秧歌活动,有秧歌舞、赶毛驴、小放牛、挑花篮等节目。其中《向劳动英雄学习》、《拥军花鼓》、《拥军爱民》、《红军万岁》等歌舞剧,最受群众欢迎。西北局宣传部和文委于4月25日向所属剧团发出指示写道:“本年春节鲁艺、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所演出的秧歌剧,都值得介绍和学习。”萧三在《解放日报》撰写的《可喜的转变》中也说,今年春节的宣传活动,使艺术大众化往前迈了一大步,其中举到西工团的《红军万岁》,说这是“整风学习的结果,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作‘结论’的结果,文艺工作者思想上起了革命的结果”。

  按照中央决定,1943年上半年,延安杂技团和陕甘宁边区艺术干部学校(即人民抗日剧社、“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剧团)先后并入西工团,团的规模逐渐扩大,力量迅速加强。合并后,“边艺”副校长张季纯任西工团团长,苏一平任副团长。同年5月,随着全党整风学习全面展开,西北局决定将西工团转入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到了11月,西北局召开各剧团会议,以贯彻毛主席新的文艺方向,组织剧团下乡,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分五路下去。

  这支战时文艺轻骑队,受到西北局办公厅的热烈欢迎,于12月2日出发,直奔陕甘宁边区西南边境的陇东分区。团员们爬山涉水,日夜兼程,有时还冒敌军袭击的危险,千方百计地送戏给战士和群众。另一批同志在边区文协钟纪明的带领下,巡回延安城乡进行演出。

  1944年4月,西工团从陇东地区返回延安,立即转入全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男同志开荒种地,砍柴烧炭;女同志纺纱打毛衣,锄草做饭。同时,还办起中庄农场和乐器工厂。生活上不仅做到自给,而且上交不少余粮。其间,为配合政治形势和生产任务,创作了《学习劳动英雄》、《选好人》、《睁眼瞎子》等剧目,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平。

  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临近胜利,西工团的创作与演出更为活跃,先后编演了《一盏灯》、《保卫和平》等。尤其在安塞一带演出,一天演三场,三天一搬家,任务十分繁忙。年底,开始排练茅盾的五幕话剧《清明前后》。

  1946年7月,在国民党磨刀、我们被迫也要磨刀的紧张形势下,西工团人事作了调整。10底,西工团携带新近创作的时事漫画、歌曲、街头诗、群众诗画等赴延属二十里铺、甘谷驿以及延川、子长、安塞等县农村巡回活动。11月底,为参加保卫边区、反对内战,赶排了柯仲平的大型歌剧《无敌民兵》。12月间,再赴洛河川、金盆湾、南泥湾慰问演出。这时,胡宗南聚集重兵于洛川、陇东一线,我军抽调数旅兵力待命自卫。西工团日夜活跃在前线,为部队演出、慰问,发挥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947年春,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重点进攻延安。西工团全体同志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下,勇敢地投入了伟大的自卫战争。有的参加正规军,有的参加游击队,有的随军转移,有的从事地方工作。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战斗队。一支五六十人的文艺劲旅,自背行装,扛上刀枪,边行军、边演出,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山山水水。除了说快板、写标语、拉洋片、讲形势,以及唱歌、说书等形式外,还演出不少反映群众战斗生活、激励军民团结对敌斗争等戏剧,如:《无敌民兵》、《白毛女》、《边境上》、《解放战士》等,还密切配合形势编写了《大进军》、《自卫战争进行曲》、《打骑兵》等歌曲,鼓舞了战士和群众。1948年初,西北局决定将西工团改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第一团,将绥德分区文艺工作团(建于1944年4月19日,前身为绥德专区民众剧社)改为西北文艺工作团第二团。这两个团分别在绥德义合一带农村投入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历时半年,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锻炼。

  1948年4月22日,革命圣地延安光复。西工一、二团继续跟随彭德怀、贺龙和习仲勋同志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开展新区工作,配合解放西安的战斗。1949年5月西工一、二团会师西安。同年11月,西北局决定两团正式合编,组成统一的西北文艺工作团。团员猛增到三百余人。随着两团合并,又一批骨干力量充实进来。

  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西安解放前后,西工团便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同时,招收了几批十来岁的娃娃,举办各种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新生力量。这批同志大都成为以后院里的骨干。

  1952年初,西北文工团改建为陕西省歌舞剧院。建院后,始终坚持延安革命文艺传统,弘扬民族民间文化,深入工农群众,到边远山区,到宝成铁路、青藏公路等地,不断编演具有西北特色,乡土风味的优秀节目。如反映回汉团结的歌剧《如兄如弟》(苏一平作)、反映农村改革的歌剧《保卫村政权》(王丕祥作)、配合抗美援朝的歌剧《战友》(王汶石作)。刘燕平演唱的陕北民歌《蓝花花》,荣获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嘉奖。安全、李作柱的歌剧《蓝花花》、获得好评。朱仲禄的青海花儿,张民新的歌舞《花儿与少年》、《边区大生产》,以及刘烽编的民歌大联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下四川》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佳作。后来编演的大型歌舞《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等节目,更是古朴典雅,蜚声中外。

  几点体会

  (一)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

  西工团一建立就重视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表现群众、教育群众和提高群众。团成立时,宗旨就是为内蒙古兄弟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全团学习民族政策、学习蒙语,注意了解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不久,便派出文化考察组,深入伊克昭蒙乌胜旗,访问蒙古包,学唱蒙歌,学跳蒙舞。在了解蒙汉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了反映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型歌剧《塞北黄昏》。在以后的岁月里,西工团长年活跃在延安地区以及陇东、安塞、洛河川、金盆湾、南泥湾、富县、小关中等地。在自卫战争中,全团随军转战陕甘宁,在炮火连天的生活中为战士为群众服务长达四年之久。我们既是文工团员也是战士,参加了战前动员,筹集军粮,组织担架,阵前喊话,收容俘虏对俘虏进行管理、审查和教育。战斗中,慰问战士,护理伤员。过年过节时同志们分头下连队和战士们在一起包饺子,战士们拿出前线缴获的罐头、咸鱼等稀有食品,边吃、边谈、边歌、边舞。在战斗的生活中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增进了军民团结。在解放战争中,大力开辟新区工作,到黄龙、韩城、澄县、郃阳等地,向新区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支前动员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搭台演戏。有力地增强了人民解放军和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西工团随军驻西安后,立即紧张地投入了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安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增进各阶层、各民族的团结,以及清除旧社会的精神垃圾等等工作。不久,就派大批人员去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集各族民歌,扶植民族艺术,传播革命文化。我和大家一起到甘肃,到临夏回族自治区,到青海牧区,深入回、藏群众,了解历来民族问题的症结和风俗民情,写出了增强回汉民族团结的《如兄如弟》三幕歌剧。

  西工团改建陕西省歌舞剧院后,继承了延安的优良传统,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下工厂,下农村,参加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保卫村政权》、《攻坚战歌》以及各民族歌舞和《花儿与少年》等节目,就是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抗美援朝中,创作的《战友》歌剧,同样受到好评。同时,我们还抽调了大批人员帮助活跃地方文艺,创建文艺协会,培训文艺骨干。协同易俗社等秦腔剧团、豫剧团搞好“改制改人”、“推陈出新”。西工团从成立起,不断向各地、各单位输送一批又一批文艺人才,总共八十多人。这些同志把延安的好传统、好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好思想传播出去,很多同志已在文艺战线上取得很大成就,有些同志已是各个岗位上的领导骨干。有些同志已成为民族文艺工作的骨干。真正让人看到“播革命文艺之种,结革命文艺之果”。

  (二)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创业精神。

  西工团从成立起,就是靠白手起家的。在陕公所在地杨家湾、杜家沟时,只分配给五眼窑洞,100元边币的开办费,以及内蒙乌胜旗送来的几盒化妆用的口红。我们完全靠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修窑洞,制造家具,用羊皮、罐头盒做成二胡、低胡、三弦,后来又用捡来的旧电话线做成提琴弦。

  那时,我们每人每天供给一斤四两小米、两钱油、八分钱的菜金,几乎顿顿都是煮山药蛋,上面漂几点油花花。许多同志自备一瓣蒜或一个辣椒下饭,就觉得很有味。每人每月发一元边币,只够买一把牙刷一包牙粉,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同志们带病工作、演出是经常的事。有同志发高烧还照样登台演出。张云芳同志生孩子才十多天,就参加排练和演出《蜕变》,并担任主角;彦军同志专门在后台看护未满月的小孩。当时因为没有交通车辆,演完戏回不去,经常是吃住在戏台子上,不管天多冷,风多大,大家都睡得很香甜,苦中自有乐趣。

  在自卫战争中,我们凭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到群众家里吃“派饭”,走到哪吃到哪。到了小关中,总算有了麦面吃。面条快下锅了,就派几位女同志到地里摘点野菜或苜蓿,加点盐,连汤带水一大锅,大家还吃得挺香。在战争中,西工团只有几匹牲口,驮幕布、道具、服装、汽灯。只有一匹老黄马,供几个女同志来例假时骑用。但大家相互推让,谁也不愿骑它。团部干部跟大家一样,都靠两条腿步行。刮风下雨,严寒酷署,天天如此。那时行军不是走一两天,也不是平地,而是翻不完的山,过不完的沟。比如,我们初下小关中时,下午从“高窑子”出发,穿过封锁线,再翻两架山,还要躲避敌人炮楼里的机枪扫射,绕过满地划着白圈显示埋有地雷的危险地段。就是这样,两天一夜跑了240里路,中间只在“鬼门关”吃了一顿饭。当爬上三十里坡的九头塬时,每个人脸色刷白,上气不接下气,话都说不出来。在小关中两个多月里,基本是处于游击战的环境,不管有没有情况都得不停地转移,日夜行军,虽不时有敌情,还坚持演出,同志们疲惫不堪。夜行军时,队伍稍一停下来,有人就睡着了,真不想再爬起来。有的同志竟然一边走路一边打盹。生活虽然这样艰苦,这样劳累,但同志们都很乐观,没有一丝怨言,没有一个叫苦的。

  1947年7月1日,在九头塬上,同志们搭台,挂幕布,高高兴兴地准备纪念党的生日。突然间,来了一场瓢泼大雨,可大家仍然精神抖擞地照常布置。这时,突然又接到司令部命令,说敌人有七个旅的兵力,正从四面八方合围小关中。这时,我们不得不从一条狭窄的地带进行突围。雨,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同志们从头到脚淋个透湿,简直变成了泥人。于是每人准备一根棍子,摸着黑,冒着雨,东倒西歪地往前挪动(事后才知道,当时我们部队的主力仅有两个团,有五十多匹战马翻下沟摔死了)。我们刚一突围,敌人就把合围圈封死了,真险!之后,我们匆忙朝三边方向追赶西北野战大部队。这一千多里路程,没有人烟,吃住无着,后来又遇黄沙遍野,步履更是艰难,只要看到一块硬地,大家便呼唤起来,轮着跑上去站一站。到了张家畔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西工团十五六岁的小鬼孟力,不久前转到部队后,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据说挺着胸,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消息传来,大家非常沉痛,默默地捧起一把把黄沙向他的新坟撒去。他那可爱的性格、活泼的身影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们久久难以忘怀,更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决心以实际行动为他报仇。不久,还听到我团年轻的小演员王乐民同志在三边为保卫一个领导同志遭敌枪击英勇献身,还有刘守义同志也牺牲了。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但想起那时的艰苦生活,同甘共苦的友情,无私奉献的精神,仍然记忆犹新,催人奋进。

  (三)党的领导和思想工作

  西工团的成员,大都是从国统区来的中年知识分子和少数大学生,也有识字不多的青少年。很多是各地戏剧团体的骨干。他们积极热情,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崇敬。总的素质是很好的。但是,因为缺少锻练,在他们中间或多或少地存在某些骄傲自大、自由散漫等个人主义情绪。思想问题还不少。

  我当时也是个青年学生,从马列学院毕业不久,组织上调我到这个团当指导员,要搞好这个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首先抓了党的建设。当时全团有二十几个党员,我们编了党小组,选举了支委会,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建立了批评与自我评批的制度和联系群众、及时反映非党同志意见和要求的制度。要求党员做到:服从组织分配,保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等等。西工团有了这样一批核心骨干,就把全团带动起来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无论情况怎样复杂变化,无论排练或演出,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的。这是我们能够取得一些成就的保证。

  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党员、领导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就是带动群众、影响群众最大的威力。那时党员是不公开的,但是他们听从党的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怕苦,不怕累,遵守纪律,严于要求自己,不计个人名利,在战争年代,坚定勇敢,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最危险的事自己走在前边。从许多感人事迹中大家都能准确地猜到谁是共产党员。

  其次,是组织学习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讲话,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初都在全团进行了系统的传达和学习,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对奠定大家的革命人生观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延安的整风运动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对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主观主义,对端正西工团的文艺方向,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思想等等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可以说是西工团发展的思想保证。

  除了组织系统的学习外,我们结合团的每次演出进行思想动员,事后的总结,表扬先进,帮助后进,找工作差距。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48年底,西工团从前线返回延安后,及时进行的战时工作总结、个人鉴定,开展“查工作、比成绩”的评奖、授奖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使大家从“回顾”转向“展望”,将“比功”变为“比赛”一致表示要从比赛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取再立新功。这是一次整顿队伍、总结提高的活动,为进一步挺进大关中,解放西安和大西北,从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准备,也鼓舞了全团的斗志。

  思想工作的又一项是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问题个别谈心。不仅团的领导成员找每个同志谈,党员找非党同志谈,而且同志们互相谈,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谁有什么心思,谁有什么困难,就主动找人交谈。在个人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从领导成员到一般同志,都是互相关心体贴,勇于帮助的。如程士铭同志在延安病危,当时不仅缺医少药,而且营养很差,他需要输血,大家都争先恐后为他输血,从危急中把他抢救过来。这种在斗争中,在艰苦环境中凝成的人际关系,是革命大家庭深厚无比的“同志情”,到如今还令人难以忘怀!

  在战争中的考验中,在深入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中,我们不仅为文艺创作吸取了营养,获得了深厚的源泉,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且培养了人才,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改造。

  在参加部队的活动中,与战士们同呼吸共命运,在战斗中他们的英雄事迹随时都在感染着我们。特别是在战争的间歇,我们都深入连队参加战士们的“三查”、“诉苦”和评功、授奖、总结会等活动,听取了很多战斗英雄的事迹报告,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那种服从命令听指挥,为人民英勇奋战,忘我牺牲的精神,使我们常常感动得涕泪纵横。这一段生活使我们这批人,在与英雄战士活生生的对比中,冲刷了我们思想上的污泥,净化了灵魂,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就在小关中我们受到强大敌人包围的时期,在一天一夜大雨滂沱中翻山越岭行军二百四十里的艰难困苦中,敌人大军压来、我们脱离部队、仅有十多条枪、几发子弹孤军深入敌后的险境中,在茫茫的大沙漠看不到人烟、又渴又饿又累的日子里,不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不论是年龄大还是年纪小的,不论是身体强健还是体弱带病的,大家都坚信毛主席、党中央,坚信我们的解放战争必定胜利,全国一定要解放。没有一个人埋怨,没有一个人动摇。

  西工团的领导班子是团结一致、比较坚强有力的。团领导成员、团的支部委员都以普通一员要求自己,注意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搞什么特殊化。在深入基层,在宣传演出中,和大家一样,登台演出,经常还参加搬卸道具,布置搭台,尤其在战争中,像打前站、跟驮子等苦活累活也都一样参加。团领导干部对团员有一股强烈的革命同志情。在遭到危险的境况时,领导干部为带头过敌人封锁线和布雷区,率先探路等,时刻关心同志们的安全。在遵守纪律方面,领导干部更是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这个领导班子由于作风比较好,从而得到了上级领导的称赞和同志们的信任,在带领全团战胜各种困难,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中起到了保证作用。

  今天我们纪念西工团五十周年,不只是为了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今天和明天。令人焦虑的是,前几年,由于宣传教育上的重大失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乘虚而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大肆泛滥,有人妄图否定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明史,尤其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谱写的光辉的中国革命史,有些人还打着“观念更新”的旗号,实际是以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以唯我主义取代为人民服务。总之,就是要以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取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党中央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政治思想战线出现了新的转机,文艺战线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但这仅仅是开始,未来的工作还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今天聚会在一起,隆重纪念这五十年,就是要珍重我们的革命斗争历史。继承和发扬我们的革命传统,发扬延安文艺的革命精神,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延河》杂志)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走向胜利的决策——教育

<类型>=g1

<作者>=屈强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以后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学习邓小平同志这段讲话,回忆毛主席、党中央从长征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落脚延安之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一切条件又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是大抓教育,这对于一些老同志来说,印象是最为深刻的,当时在延安那块小小的地方,就大力创办了廿余所各种院校,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财经学校、医科大学、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师范学校等等。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徐向前、彭真等同志都兼任过一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并经常去这些学校讲演、作报告。这些学校使红军中的部分干部、战士,特别是使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海内外各民族革命青年受到了锻炼和培育,武装了头脑,提高了革命觉悟,学到了革命的理论和斗争的经验,懂得中国革命发展的胜利的前途,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延安被誉为“革命的大熔炉”。“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延安大办学校,可说是在这一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我就是通过陕北公学、抗大、党校等学校的学习,由一个只有满腔革命热情的青年,成长为一名有政治觉悟,有远大理想,既会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我是延安人,父亲是个贫苦的农民,也是个老共产党员,在土地革命时期曾任过延安县农民协会主席,出席过陕西省第一次农协代表大会,并且担任过延安市北街抗日救国会主席,带领群众欢迎毛主席、党中央进驻延安。党中央进延安后。热爱人民,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竭力帮助群众解除贫困,以及自身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延安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我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曾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过,回忆起那时的学习生活总是记忆犹新、倍感亲切。那时学校的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办校和学习中的各种困难。为解决住的问题,师生自己打窑洞;为解决吃饭和防寒取暖的问题,师生自己背粮、打柴、烧炭、帮厨,参与管理伙食。通过师生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必要的办学和学习条件。邓小平同志在那次讲话中特别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注)回忆延安时期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精神,今天想来,不仅十分亲切,而且,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学校在党的领导下,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主课,放在突出地位,充分体现了学校对于培养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远大革命理想的指导方针。学校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的原则,组织学生学战略战术,学做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做敌军工作、做民族工作等。在教学和学习方法上,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国内外革命实际,给以启发诱导,坚定立场,提高识别能力。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工作实际、生活实际,通过讨论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端正思想、提高觉悟。在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时,学员们结合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不彻底性,使得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身上。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顺应潮流、合乎民心,明确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在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的报告时,通过毛主席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无情揭露和批判,在看到陈独秀、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给党和人民革命事业造成的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拿起马克思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剖和改正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及光明磊落的襟怀。通过一系列的学习,使我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增强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和家父的影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亲眼看到一批批由于各种原因走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同学们,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迅速提高了觉悟,离校时大都入了党,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服从革命需要,信心十足地奔向抗日的各个战场。这样延安又成了支援前方的出发点。

  有些同学被留在延安中央各党政军机关或学校、群众团体中工作,还有些同学被留在学校继续学习、深造,等待迎接新的革命工作。那时我被留在“抗大”工作,抗大设有十二所分校,共办了八期,培养出十万余名抗日军政干部。如果算上延安各院校毕业的学生,那就可能要有近百万人了(这是我的估计,可能比此数字还要多)。延安成了名副其实的培养革命干部、积蓄革命力量的基地。

  我深切地感到,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岁月里重视了教育,特别是艰苦奋斗传统精神的教育,培养了大批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各类人才,才得以适应抗战胜利、全国解放、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这些迅速发展的形势对各类干部人才的需要,才得以使我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全面、迅速、准确的贯彻落实,才得以使革命事业兴旺发达,从胜利走向胜利。现在,回顾毛主席、党中央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做出的大力办学育人的决策,是何等的英明伟大,又需要何等的胸怀和魄力啊!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但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重视教育、培养干部和自己在抗大学习时的情景却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一直指导和激励着我的思想和行动。

  全国解放后,我奉命转业来到铁路战线,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以“抗大精神”办“天水铁路人员训练所”,为国家培养修建铁路急需的技术人才。在这个训练所里,我们不仅开设了必要的技术理论课程,同时还开设了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等课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学生的头脑,同时还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使他们在掌握科学技术的同时,树立起无产阶级人生观,成为有革命理想、肯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德才兼备的技术人才。此后我又被调到唐山铁道学院办老干部班,培养铁路施工和运输机械急需的管理干部。现在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领导干部遍及全国铁路各个主要岗位,为铁路运输生产与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批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获得了高级技术职称,他们不仅有先进的技术知识,还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与献身精神,许多人多次获得优秀党员、先进生产者的称号,还有的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后来,我的工作又转到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结合我们国家铁路发展的前景,我深感提高职工队伍素质的迫切性。为此,在局党委的支持下,自己竭尽全力组织、推动全局子弟与在职职工的教育工作,以各种形式办学,形成了小学、初中、职业、技工、中专、职工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大大改善和提高了三局干部职工队伍的结构与素质。据统计:1974年至1982年间,共培养新职技工9158名;提高了19143名技术工人的技术等级,使他们的技术级别由平均2.45级提高到3.79级;局办的“7.21”大学和职工大学的十二个专业,培养了419名具有大专水平的职工;并轮训各类干部3587名。这样大大改善了职工队伍的文化构成,提高了职工队伍素质。在铁路系统中被誉为职工教育“起步早、收获大”的先进单位,并步入了全省的先进行列,在全国施工企业政治工作会议上做了经验介绍。

  几十年来的实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党的教育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民族兴旺发达、具有深远意义的百年大计。如不努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但若只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不注重思想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不具备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知向人民伸手要待遇、向党讲条件,则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样是一句空话。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给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社会主义的学校不应成为极少数敌对分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诋毁党的领导的场所。社会主义的学校不应该丢掉教书育人、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旗帜鲜明的政治大方向。

  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重视教育,狠抓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传统教育,大办学校,培养大批忠于革命事业的各类人才的伟大革命实践,并使之发扬光大。希望我们的整个教育战线以及各行各业、各级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都成为延安那样的革命大熔炉,为四化建设事业培养造就千百万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并掌握高度科学技术知识的各类人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陕北公学以延安精神培训干部

<类型>=g1

<作者>=孙德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肩负发展干部教育事业,大量培训干部,动员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任务。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7年9月,在延安创建了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从1937年9月开学,编队第一期、第二期,先后成立27个学员队,共培训干部3,300余人;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在关中分区旬邑县看花宫创办了陕公分校,从28队到54队培训干部共3,000余人;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年底,又在延安北郊开办最后一期陕公,培训干部600人左右。这四年多的时间里,陕公共培训干部7,000多人,其中参加共产党的约占60%以上,为抗日战争、革命需要培训干部获得了巨大成绩。

  一、克服困难、艰苦创业。1937年9月,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李维汉等同志发起,在延安成立陕公,推举成仿吾为校长。为了很快建校及时开课,当时从四方面军调来邵式平(任教务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袁福清(任校务处主任),以及其他同志共数十名红军干部和一批战士参加建校。这些同志在党组织领导下,把创建陕公当作一次新的战斗,从选校址、修校舍、上山挖窑洞、下乡运粮柴到制定教学计划,准备教材,聘请教员,接待学员……一项一项工作都干得非常出色,充分体现了齐心协力,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战斗精神。红军同志们为创建陕公立下了丰功。

  正当平津陷落,华北危急,民族危急,国民党反动派在日寇进攻下节节败退、“抗战必亡”的投降论调成为一股暗流之际,为了抗日救亡,大批平津爱国青年、学生以及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青年、学生,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奔赴延安。一时西安至延安800华里的路上,成群结队,谈笑风生,络绎不绝,心向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征途。这些革命青年、学生,到了陕公,立即编队听课学习。

  二、教育方针和学习计划。陕公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毛泽东为陕公题词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的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陕公制订了教学方针和学习计划,主要课程有三门:(1)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2)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改为中国问题);(3)抗日游击战争与群众运动。此外,还经常进行党的路线和时事政策教育,普遍进行军事训练。

  陕公初期的主要教员有邵式平(兼职)、周纯全(兼职)、何干之、艾思奇、李凡夫、李培之(女)、吕骥、宋侃夫、何定华等。还聘请中央机关干部到校讲课,如王若飞、扬松、吴亮平、王观澜等。1938年5月间,跟李维汉校长去陕公分校任教的有何干之、李凡夫、何定华等。他们都热心开展了总校、分校的教学工作,收到了卓越成效。

  毛泽东、陈云、张闻天、李富春、凯丰等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去陕公做报告和讲话。毛泽东先后到陕公讲话四次,学员每次听了讲话后,都进行热烈学习讨论,深受教益。1938年4月1日,陕公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毛泽东给全体学员做了一次很重要的讲演。毛泽东讲了青年的学习任务后,着重地说:今天陕公第二期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同学们一致认为这两件礼物非常宝贵,一定要在抗日战争斗争中,在中国革命事业建设中,坚持到底。

  三、团结、紧张的学习和生动活泼的生活。成仿吾、李维汉两位校长坚决贯彻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以身作则,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实事求是,在教学中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经常抓紧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紧密团结全校学员和教职员工,调动广大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教职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革命校风和延安精神在全校得到发扬。在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文化生活和体育活动,尤其是开展歌咏比赛,受到广大青年学员的欢迎。每逢延安召开群众大会,或是课前饭后,列队行进,总是歌声嘹亮,此起彼伏。革命歌曲激动、鼓舞青年们前进,那歌声慷慨激昂,振奋人心。大唱革命歌曲成为学员们不可缺少的文化生活,也是一种学习和宣传鼓动的方式,它深入人心,有助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直到现在,凡是在抗大、陕公学习过的同志,还能清晰地回想起当时感人至深的革命歌声。其中陕公校歌是使人奋进鼓舞斗志,激励学员们向前的一首,是至今难以忘怀的。

  陕公校歌如下:(成仿吾作词)

  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

  今天我们又在这儿团聚,

  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

  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战斗的学习!

  努力,努力,争取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迎接抗战胜利的曙光。

  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首看那边,

  胜利就在眼前!

  四、组织学员开荒生产,培育学员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为了战胜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减轻边区人民的粮食负担,为了加强学员的群众观念、劳动观念,1939年春季,陕公分校在校长李维汉的领导下,干部和学员浩浩荡荡开赴陕西、甘肃分界处的几个山头上去开荒种地。一路上红旗飘扬,歌声不断,到了山上就抓紧生产。从久经风霜的红军干部,到各级领导,都在学员中带头苦干,师生、干群之间更加亲密,团结紧张,突击队大显身手,小青年斗志昂扬。当时,最爱唱的是《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曲。休息时,隔着一个个山头,歌声相闻,互相鼓舞。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培育下,同学们又上了新的一课,白天劳动,晚上座谈收获、体会。直到播下了种籽,才返回学校。大家都为能够参加这次生产劳动得到了锻炼而高兴。这次开荒种地2,000余亩,增加了边区的粮食产量。

  1940年春季,李维汉校长在延安北郊续办陕公,各队干部又带领学员,到学校附近的一大片荒山坡开荒播种谷糜。他们个个劳动积极,情绪饱满,有的学员用镢头挖地手上磨起了血泡也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劳动。这次开荒种地仅20天左右,种下的谷糜,秋后收获了粮食。这两次劳动,既锻练了干部、学员的劳动意识,又增产了粮食,取得了应有成效,真是一举两得。

  五、陕公毕业的学员,大多数分配到抗战前线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贡献力量。他们把在陕公受到的教育和锻练:抗日战争的理论,马列主义的知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毛泽东的教导: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们都牢记心怀,时刻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总之,就是把共产主义的信念,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到底;把革命的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毛主席视察南泥湾

<类型>=g1

<作者>=齐吉树,李清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九四三年九月,晨曦中的延安枣园,桃树、杏树枝稠叶茂,沉甸甸的大红枣、黄澄澄的梨子坠弯枝梢。路过园子的人,无不赞叹这家园主的精明勤劳和治家有方的本领。这个园子里的主人,就是枣园乡的一户居民——毛泽东。这一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

  起床后,主席精神格外爽快,兴致也很高。他朝我喊道:“齐吉树,今天我们要到南泥湾,九点钟出发,告诉贺清华通知德怀、弼时。”

  南泥湾,是个方圆几百里的平川,距延安九十余里,是延安的南大门。据说,很早以前,南泥湾地肥水美,人口稠密。清朝年间,这里民族纠纷迭起,百姓为避战乱,相继弃乡背井。从此,这块富饶美丽的平川,变成了野兽成群、荒无人烟的“烂泥湾”。一九四○年冬,八路军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屯垦南泥湾。经过两年多时间,战士们用“一把镢头一支枪”使荒无人烟的“滥泥湾”,变成了平川稻谷香,遍地有牛羊的“陕北江南”。

  对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早就想去看看。此去南泥湾,毛主席有三个目的:一是视察生产;二是检查战备;三是借此机会,做做彭德怀同志的思想工作。百团大战后,毛主席为此批评过彭德怀同志,致使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彭德怀作了自我批评。但就某些问题,彭总还有点想不通。所以,南泥湾之行,毛主席特意安排了任弼时和夫人陈宗英,彭总及夫人浦安修,还有江青同行。

  九点整,司机周锡林同志准时把一辆大卡车停在了枣园门口。主席拿着一本书,钻进了驾驶室,其他人员坐在了后面的敞篷车厢里。

  一路上,主席都是专心致志地坐在那里看书。后面车厢里可热闹了,江青、宗英、安修几个女同志凑在一起,又说又笑,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点也不假。欢笑之中,只有彭总若有所想地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峦沉默不语。我们几个小鬼都知道彭总不高兴时,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所以,谁也不敢上前搭讪。

  爬上蟠龙山顶,车子突然停了下来。主席从车上下来,朝我们说道:“山下就是南泥湾了,大家休息一下好不好!”

  大家说“好”。我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脚还未站稳,就听“咔嚓”一声,糟糕,挎在身上的暖水瓶碰碎了。

  这时,所有的目光一下子全集中在我身上,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回事?”主席回过头来望着我。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眼上,紧张得“砰砰”直跳。

  主席看我局促不安的窘相,赶忙说:“坏了就坏了吧,以后办事小心一点就是了。”

  本来,下车后我想请主席喝点水,这下……,我心里在骂自己:齐吉树啊齐吉树,怎么搞的,你怎么这么笨。

  翻过蟠龙山,一幅果硕秋实的丰收图呈现在人们眼前:远处看,金灿灿的田野,田洼错落有致;山坡上,一群群牧草的牛羊,在白云下浮动。近处瞧,川道两旁的糜子、谷子、玉米、大豆长得杆壮穗饱;稻田里,鸡鸭鹅嬉戏追逐,叫声一片。

  “好一派北国风光哟!停下来、停下来,咱们下车走走看看。”主席和大家一样异常高兴。

  “真是山里山外两重天啊!他们来时很苦哇,现在日子好过喽。”弼时也高兴地说。

  主席走进田间,一会儿掂掂沉甸甸的谷穗子,用手碾碾,看看颗粒的成色;一会儿,同正在劳动的当地农民和干部战士交谈。一路上,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就过了好长时间。

  “几点了?”主席问。

  “快12点了。”有人答道。

  “哟,我们要晚点喽。”主席笑着对大家说。

  中午时分,毛主席来到了南泥湾的阳湾。王震旅长和团以上干部在此等候多时。

  毛主席上前和他们热烈握手问候,并不住地大声赞赏说:“我们一路走一路看,你们的庄稼长得满好啊!看起来,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王震:“如没有天灾的话,问题不大。”

  毛主席:“这就好。”

  开饭时间到了,王旅长请主席到新盖的房子休息并准备吃饭,主席笑着说:“刚来就吃饭,可见你们的粮食很多喽!”

  在一座全用木头盖成的会议室里,摆上了炖山鸡、野鸭、土豆、南瓜、玉米、毛豆角做的丰盛午餐。

  “怎么搞这么多菜啊,这得花多少钱?”毛主席问。

  “一分钱也不花,”王震自豪地说:“菜是自己种的,野味是自己打的,这些都是咱们自己生产的。”

  桌上,有一种用玉米黑子做的菜,主席品尝后,称赞说:“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很好吃哟,有些竹笋的味道。”

  主席问:“战士们每人每天多少油?多少菜?星期天改善伙食吗?”

  王震:“每人每天五钱油,菜随便吃。有时还杀头猪,宰只羊,几个单位分着吃。星期天多半吃大米、白面。”

  “有没有发生柳拐子病的?”主席又问。

  “一个也没有。”大家回答。

  “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子病都消灭了。”毛主席的风趣把大家逗得笑了起来。

  饭后,主席听着王旅长的汇报,不时地点头微笑。当听说三五九旅经两年苦干就“不领公家一粒米,一尺布,一文钱”,今年还要“耕二余一”,每人生产指标是六石一斗细粮,六斤皮棉时,主席说: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象国民党,他们连棉衣都靠外国人,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饭后,主席来到通讯连。看到一孔孔新开的窑洞,窑顶和四壁都刷得雪白,就问石灰是从哪里来的?战士们说是自己烧的,毛主席高兴地说:“你们真是了不起呀!你们不但会打仗种田,还会烧石灰。”

  战士们睡的是通炕,炕沿是用平滑的石板和木料拼成的,炕上铺着用茅草编织的草垫子。窗前整整齐齐的摆着学习用的桌椅、书架。主席随手拿起桌上一个学习本。“你们的字写得不错嘛!”

  战士们不好意思地说:“不行,不行。”

  毛主席摸着战士们的本本问:“这是桦树皮吧?看,倒真象纸哩!”

  王震:“同志们都叫它不花钱的有光纸。”

  “这很好,你们多搞点,送到延安,让他们也用点。”弼时指着我们说。

  “你们这里什么都不用花钱,就靠你们的两只手和聪明才智,克服了困难。看起来,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啊!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同志们个个都是诸葛亮,在我们解放区,有成千上万个“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诸葛亮”。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毛主席赞扬道。

  主席走进灶房,炊事员们正在切菜。看见主席来了,连手都忘了擦,上前和主席紧紧握手。

  “你们做饭很辛苦,也很重要。同志们吃得好,营养好,才有劲搞生产,打敌人,你们说对不对!”

  从灶房出来,又到养猪场。饲养员老杜头正在圈里掏猪粪。主席站在栏外,望着那一群肥猪和一窝子活蹦乱跳的小猪崽,笑呵呵地向老杜头说:“老同志,你养的猪好肥啊!”主席还关切地问他多大年纪了?身体好不好?老家什么地方?并勉励他说:“老同志,你的工作也很光荣哟,把猪养得肥肥的,好给同志们改善伙食,你说对吧?”

  当晚,毛主席就住在了阳湾北面山顶上的窑洞里。毛主席住了两个窑洞,一间作为寝室,一间用来会客。彭总、任弼时各住了一个窑洞。

  第二天,主席在操场上检阅了部队,观看了战士们的刺杀、投弹、越障碍等军事表演。毛主席走进交通沟,察看了新修的作战工事后说:

  “你们生产是模范,我看练兵也是模范。我们的军队,既要能打仗,又要会生产。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了。胡宗南还在我们门口,随时准备进犯边区,同志们要一面备战,一面生产。”

  毛主席听了王震旅长的军事工作汇报后说:“好啊,你们这个地方还能放几个旅、几个团?你们首先要把兵练好,你们有吃有穿,就站住了脚。这么好的地方,如需要再给你调几个团来。”

  走到七一八团驻地,主席在窑洞里和指战员们亲切交谈。

  “这么大的窑洞,几天挖一个?发生过倒塌没有?砸伤过人没有?”毛主席摸着战士们的被褥,感到有些潮湿:“你们的被褥,要经常晒晒,可以减少疾病。”

  彭总说:“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怎么能打胜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

  七一九团附近有个九龙泉。关于九龙泉,有不少美丽动人的传说。方圆几十米的地方,几口泉眼昼夜不息地汩汩流淌,泉水晶莹透澈,清甜纯净。

  一天下午,毛主席来到九龙泉,看了周围的地形后,俯下身去用手捧起九龙水说:“这里的水又清又纯,真好呢!”

  主席看见战士们在黑坳坳的田地里刨土豆,便拿起铁锹和同志们一起干了起来。

  土豆长得又肥又大。主席刨出一个很大的土豆,高兴地喊起来:“你们来看,这土豆长得这么大,长得真顽固哟。”

  这时,任弼时问身边的一个战士:“小同志,你们的土豆长得这么好,主要靠什么呢?”

  “上级领导的好呗!”

  “小鬼,我看你问答的还不全面,我看有三个原因:一是九龙泉的水好,可说是天时;二是这儿土地肥沃,你们上肥多,可谓地利。三是战士们不怕辛苦,这是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你们都有了,这土豆那个能有长不好的道理,你同意不同意我的意见?”

  彭总问:“你们这里出了个郝树才,人称‘气死牛’是吗?”

  战士们说是。毛主席问:“牛一天能耕多少地?”

  “最多四亩三分。”战士们回答。

  “郝树才能耕多少?”

  “五亩到五亩半。”战士们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郝树才“气死牛”的生产方法。

  “人已经超过了牛,牛被人气死了,了不起。”任弼时高兴地夸赞说。

  毛主席感慨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劳动英雄是人民的领袖。”

  在参观了三五九旅办的打铁厂、食品加工厂、家属纺织厂后,主席说:“你们组织起来了,生产自给,很了不起。这些工厂虽小,但解决了大问题。三五九旅的同志们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多了。革命胜利后,要搞合作社,搞集体农庄,妇女都可以参加集体劳动。”

  毛主席又对家属毛纺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那里有女工,女同志,半边天嘛,应该同工同酬。”

  视察中,三五九旅为了照顾好毛主席等几位首长的生活,特意挑选了一位烹调技术高、思想作风好的蔡师傅为主席服务。据说,蔡师傅是南洋归侨,还在法国开过西餐馆。周恩来同志当年留法时曾在他哪儿吃过饭。

  蔡师傅为主席做的是中餐,主席很喜欢吃。每顿四个菜,有鸡、鸭、肉、青菜和辣椒。

  为了让主席满意,两天后,蔡师傅问主席合不合口味?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主席表扬他说:“做得很好,我很爱吃。”

  有两次,蔡师傅为主席多加了两个菜。一天,主席对我说:“齐吉树,你转告蔡师傅,菜做得很好吃,但数量多了。延安还很困难嘛,吃不了不就浪费了嘛!请你转告他,让他给我做得给延安的标准一样就可以了。”

  次日中午,端来了的是一盘辣椒,三小盘菜,大米饭。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吆!”

  主席问我们警卫人员在什么地方就餐,伙食搞得如何?我说:“我们在阳湾口上的饭店里,吃得很好,每天都有肉,青菜也很多,吃的是大米白面,请主席放心。”

  “在这里,你们要多吃一点,回到延安就吃不上了。”主席诙谐地说。

  在南泥湾短短几天里。毛主席白天参观,晚上大部分时间里和彭总、弼时开会研究工作,有时开得很晚,为了某个问题,他们争论起来也比较激烈。

  一天晚上,我进去倒水。只见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彭总坐在不远处一把木凳上,只听主席说:“百团大战,固然成绩突出,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啊!”

  “彭总,主席说的很对呀!总结经验,以利再战吧!”任弼时说。

  过了几日,彭总的脸色渐渐好了起来,开始给我们说笑话了。我们几个私下嘀咕:看来,彭总的思想通了。

  主席一行在南泥湾视察了五天。临行那天晚上,毛主席到窑洞外面散步。

  九月的南泥湾,秋高气爽,风物祥和。远远看去,山头上一排排窑洞,从每个窑洞门窗透出的簇簇灯光,犹如空中楼阁,在苍穹与大地之间交映辉错。奇妙的夜景,仿佛把人引进了童话般的世界。

  “齐吉树,你看这些多象高楼大厦啊!”主席望着星星点点的窑洞灯光喃喃道。“解放了,我们要建好多好多漂亮的楼房。在南泥湾,我们亲眼看见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敌人的封锁。可见战争不但是军事的政治的斗争,还是经济的斗争。要最终战胜敌人,我们必须要会做经济工作。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还要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中国靠我们来建设,要建设新中国,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必须努力学习啊!”

  借着主席手指中香烟的星火之光,我看清了主席那坚毅的脸庞,深邃的目光。

  我忘不了南泥湾山川田野里的那种果甜花香,忘不了那些纯朴可爱的战友们,更忘不了南泥湾那个深情的夜晚。

  南泥湾视察不久,毛主席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就写出了几篇指导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著,再次强调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建设口号。还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政策,以及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兴办合作社、奖励劳动英雄等政策。大生产运动,为毛泽东经济思想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不到三年,就开荒二十六万亩,除粮食和日用品自给外,还上缴公粮二百五十万斤。这种自己动手、艰苦创业的工作作风被人颂之为“南泥湾精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五九旅奔赴敌后抗日战场。出发前,毛主席、朱总司令特地检阅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以后,三五九旅转战黄河内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赫赫功勋。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为革命三进三出延安

<类型>=g1

<作者>=蒋连穆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无止境地侵略中国,我恨之入骨。一九三七年暑假,“民族解放先锋队”号召学习军事,我以师范大学学生身份参加了北平市大中学生暑期军事集训队,地点在西苑,总队长是二十九军旅长何基沣。七月七日日寇炮击宛平,集训队被迫解散了。从此,更激起了我积极参加革命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思想。九月间,接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通知: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在西安成立西北联合大学。我到达西安后,十月间,就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经常做街头宣传、张贴标语、参加游行等救亡活动,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前线抗战消息。听到韩复榘不战而逃、失掉山东省;刘峙一退八百里、由保定退到邯郸;上海、太原相继失守,对国民党抗战失掉信心,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打到敌人后方去,平型关大捷,鼓舞人心。所以西北联合大学迁汉中时,我就离开学校,经西安“民先总队部”介绍到延安了。

  到延安学习马列主义

  一九三八年春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增强了对抗战和民族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心,提高了阶级觉悟。同年,4月2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5月7日陕公举行毕业典礼,毛主席亲临讲话,赠送了毕业赠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他说,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的方向。要坚定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共产主义方向,就必须在平时养成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他说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接着又指出青年面前有四大害:即金钱、地位、名誉、女人,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关系到青年人的前途很大。四个中的一个处理不好,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进步或前途,甚至使你身败名裂。张国焘闹什么!?闹独立性、闹名誉、闹地位。闹的结果,开了小差!所以,必须正确地处理好这些问题。我对毛主席这篇讲话一直铭记在心中。

  六月间中组部分配我到大后方——新疆办教育去。我们去新疆的二十多个党员成立了个支部,由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他曾来过招待所两次,形式上是漫谈,实际上是对我们进行党的教育。他说,革命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好的和坏的时候都要注意修养锻炼。白区同志有四句话:“严刑拷打,家常便饭,砍头枪毙,告老还乡。”在交代任务时说,新疆是个特殊的统一战线,我们去是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进步的稳固的大后方,保持一条畅通的国际交通线。

  在党校学习时,适逢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听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传达报告,使我对革命理论和抗战形势的认识都有进一步的提高。

  离开延安受命到新疆工作

  10月间的一个傍晚,我们到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刚一下车,伍修权同志就把我们集合起来宣布:“你们赶快把穿的延安的粗布衣服都脱掉,换上便衣。一会有个人来接你们,今后你们的生命安全一切都由他负责,你们与八路军没有关系。”我们马上换好衣服,一会儿,新疆督办公署的上校副官韩光同志就来了。他对我们说:“你们上我的车,到中苏招待所去住。对外你们都说是新疆盛督办的客人,我是专门来接你们的。”

  进入新疆境内,我就改名为蒋春茂,编造了一份假履历,盛世才把我们一半人分配做财税工作,九人分配到南疆税局当副局长,我被分配到库车。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做税务工作,组织上不让提意见,只得硬着头皮去干了。

  盛世才接见我们时,除说了些欢迎我们的客气话外,就说:“我们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这里不同口里,我们的‘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是以马列主义、新哲学为基础的,是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制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按照具体情况办事的,不能生搬硬套。你们的同志有人想把延安的一套搬到新疆来,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有人如果坚持这样做,我可以请示毛主席给我调换。”这一段笑里藏刀的话,是针对邓发同志说的,也是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邓发同志会见我们,说新疆是中国和苏联的桥梁,我们帮助新疆建设成一个稳固的大后方,使苏联援助的物资顺利地运到前方,同时这里对我们也有帮助。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认真地把工作做好,帮助它不断进步,这对抗战和将来都有重大和深远的政治意义。但盛世才以枪杆子统治新疆,他本质上是个军阀。最近他和我闹别扭,分配你们的工作,没有同我商量,还故意找我们的岔子,你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让他抓住把柄。

  到财政厅实习期间,毛泽民同志说,财政工作不外开源节流。在新疆要发展农牧工商各业……发展生产,繁荣市场,开辟税源。在人民生活水平逐渐富裕的基础上,增加税收,不要竭泽而渔。

  1939年3月我到库沙拜轮托地方任税局副局长,局长不民主,工作十分棘手。6月间林基路同志到库车,我们互通了情况和交换了对盛世才的看法。我们觉得盛阴险毒辣、疑心很大,他总怀疑别人想夺他土皇上的权,干掉了很多好人。他怕我们党的影响扩大了触动他的地位,就故意找岔子破坏我们的威望。他已不是单纯用枪杆子统治新疆,而是以特务统治了。

  陈潭秋同志到新疆后,指示我们对盛世才进步的东西要尽量发展,对他的反动的、落后的东西要尽量应付。所以我在库车工作是前思后虑,有所戒备的,有意不露声色地做些争取群众的工作。

  我在库车将近三年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搞好统战关系;(二)整顿税收健全制度;(三)推行贯彻币制改革;(四)验契查田、清理田赋。

  1942年1月10日我就任焉耆区财政局副局长。焉耆情况比库车复杂。7月间我们的人被开始回调,每一月左右回调一人。8月份曹建培同志调走时检查他的行李,这是对我们不好的表现,接着我们财政局和公安局局长和行政长都换了人,形势发生变化。以交代不清的罪名逮捕了张绍德同志,并对我试探,后又由新任财政局长魏建勋对我进行劝说。公安局长高炜又亲自出马,他嬉皮笑脸地说:“老蒋,你是老焉耆啦!可得多帮忙啊!”我说:“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他说:“最近焉耆有反对政府的言论和行动,希望你听到后能及时告诉我们。”我一听这话里有音,就说:“检举反对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我们人人有责,我听到后一定马上告诉你们。不过我是做要钱工作的,可能对你们帮助不大。相反的人家对我们要钱的可能意见多,望局长多多帮助。”随后在财政局门前就有人盯梢。9月间新疆日报上公布了盛世骐旅长被刺的消息,说这是赤色帝国主义、汉奸托匪想推翻新疆政权,先要掌握军队,所以刺死盛旅长,实际上这是盛世才施的阴谋。

  1943年1月国民党新疆省党部成立了,盛世才任主任委员。“六大政策”改为以“三民主义”为借口的“反苏反共政策”。这是盛世才公开投靠国民党。我看工作不能再干了,最后下决心,死也得和同志们死在一块。给盛世才写了亲启信,要求回迪化治病。信去后好几个月不给答复。不久,通知上交马列主义书刊,我干脆一火了之,以免询问。五月间财政厅准予回省治病,到迪化向督办公署报到,分配我到招待所去住。我借看病的机会到处寻找能否听到我们组织的消息,但都落空了。

  7月的一个傍晚,把我和陈广竹、王淑贞三人拉到西河坝同我们的妇女、残废、病号、小孩一同软禁起来了。这时我们学习了整风文件,特别强调了气节教育,用整风文件之“矢”射坐监狱之“的”。1944年2月入狱。先住第二监狱,后住第四监狱。9月间公犯告诉我们:“盛世才下台了。他杀死了你们三个人:徐杰(陈潭秋)、周彬(毛泽民)、林基路。”我们听到后,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坚决为烈士复仇。我们六人在监狱里为烈士举行了默哀!

  10月间国民党接管监狱,派来了清理特种刑事积案审判团,主要是为了释放被盛世才关押的国民党人,对新疆人或一般进步人士如赵丹、朱今明等都放了,继续关押我们。

  1945年3月我回到二监里院,7月间,敌人对我们进行全部审讯。我对敌人的审讯进行了严肃的批驳。敌人就反复打我耳光,进行严刑拷打;还问我“骂人不骂”。我说:“这就是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所说的三民主义吗?”他们说:“这小子还歪,再揍!”又上下各打了几十下,停下来,已打得我站不起来,头沉得抬不起来。由两个看守把我架起送回里院,扔到炕上。第二天大家都来看我,其中也有方志纯同志。我看见杨南桂同志的脸一面肿得老高。当李何同志来时,我褪下裤子给他看了两条大腿,肿得象木板一样硬,颜色白里露紫。他一看就火了,他说:“要抗议!”由于我受伤剧痛,就由李何同志代我们三个(我和杨南桂同志及航空队的一个同志)挨打受刑的给省主席吴忠信写了抗议书。

  8月10日左右,为抵抗敌人把我们分散的阴谋全体举行绝食,到第五天看守长杨大头端来面条汤劝食。我不吃,顶回去。第六天来了一群人,按着给我们打针,从屁股里打进热乎乎的东西,再给提上裤子就走了。第七天晚上接受了条件,我们才集体复食。

  9月间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去重庆的消息,我们知道这是我党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显示愿意和平谈判的诚意,揭穿美帝和蒋介石的阴谋。进一步教育广大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同时也知道毛主席去重庆是得到各方面保证的。即使这样我们对毛主席在重庆的安全问题总是放心不下。

  大概11月间,敌人对我们每个人又审讯了一次。问我:“你们共产党、八路军杀人放火,破坏交通,阻止国军北上接收日伪投降。你们就是土匪!”我说:“我们共产党是最为人民谋利益的,我们在敌后抗战,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对国家有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污蔑我们。”把他们坚决顶了回去。

  1946年5月上中旬的一个傍晚,把我们各号的人都集中在院子里,由当时迪化市长屈武给我们讲话。他说:“我代表张治中部长向你们宣布,根据国共双方代表签署的《双十会谈记要》中‘释放政治犯’的规定,新疆省政府把你们的问题,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决定释放你们,把你们送回延安。为了便于起程,把你们的人都集中到里院来……”我们听到释放回延安都非常高兴。五月下旬把妇女、小孩、残疾、病号全部集中到里院监狱来。

  从虎口返回延安,参加边区自卫反击战

  6月10日出狱。早晨未出太阳的时候,我们新疆监狱的131人,在监狱门外乘坐六辆卡车离开了迪化(乌鲁木齐),经过兰州、西安回延安。在到达西安时,胡宗南要扣留我们,经十天交涉答应送到陕甘宁边区交界处。到达交界时,空气十分紧张。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战壕里,进入作战状态。我们下车后,边区政府交际处的同志让妇女、小孩和身体不好的同志立即上我们的汽车进入边区。身体好的同志和行李回头再运。当晚住在茶坊镇。第二天下午到延安时,朱德总司令和林伯渠主席等领导同志在城南七里铺欢迎我们。当汽车进入延安市区时,街道两旁、满山坡的窑洞平台上都是人,都在欢呼招手、鼓掌欢迎,我们也挥手、鼓掌,高兴得都流出泪来。有的在汽车上就跳起来。我们心里深深地感觉到这才是真正回到了家,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这些多年漂泊在边疆、关在敌人牢房、九死一生的囚徒,今天接受了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享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高度的爱戴,真使我们兴高采烈得不知所措了。到党校一部下车后,朱总司令和任弼时等同志来看我们。好多同志在党校大礼堂为我们打扫住处,任弼时、杨尚昆、安子文等同志在现场亲自指挥。第二天,从新疆出狱归来的领导人马明方、张子意、朱旦华同志向毛主席作了汇报。第三天上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到党校一部来看我们。同志们让毛主席坐下,他不坐,反而向前走着和我们一一亲切握手,问我们的姓名,做什么工作?方志纯同志紧跟上来一一作了介绍。我们真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毛主席坐到床上说:你们吃苦啦!你们回来的都是好同志。你们要好好地休息,恢复健康。现在和从前你们走时的情况不同了,现在我们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有一百多万军队。将来有你们做的工作。……

  两三天后就搬到党校二部休整,中央对我们无比的关怀。每人每天一斤肉;普遍进行了身体检查;延安各机关对我们举行了欢迎会;中央为新疆死难烈士开了追悼会,会上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央致悼词;毛主席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以及在新疆工作过的同志在杨家岭大礼堂为我们举行了宴会。

  10月间,林老把我们做财经工作的10个人都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我们新成立了个审计处,处长由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同志兼,我任秘书。因为时间不长,我有印象的,主要是审核了当时驻在晋绥边区的独一旅和三五八旅保卫延安的经费预算。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于18日撤到安塞县真武洞,西北局分配我到安塞县做动员工作,在砖窑湾一带打游击。5月西北局调我到西北野战军前总后勤供给部做粮秣工作。供给各纵队军粮,走在军队前面。蟠龙大捷后,我军挥戈西向,由真武洞、华池、曲子、环县、三边、榆林、镇川堡,从西向北绕了半圈。这一路粮、水均很困难。在马夫塬上把潦坝里的泥汁水都刮干了。用在茶缸子里沉淀出来的四、五分之一的泥水解渴;打榆林时缺粮,有些战士只给一个大土豆当作一顿饭,还得拼命攻城;沙家店战役当晚天下大雨,小驴子驮着二百斤粮食的麻袋卧下不起,我们帮着牵驴的老乡在后面抓着驴尾巴拉起小驴滑下山坡。我对这段艰苦的粮秣工作的体会是:一靠地方干部的动员支援;二靠群众的热烈拥护。特别第二次打榆林时粮食奇缺,有家只有一斗粮,还拿出一半说:“你们只要打走这些狗崽仔,我们饿死也甘心!”

  8月20日沙家店大捷,全歼敌三十六师师部及一个旅六千余人。这是西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的第一个大胜仗。当彭老总向毛主席报告胜利时,毛主席说,这仗打的很好,不然就不好办了。这时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最东北角的佳县大会坪一隅之地。全边区的县城全被敌人占领,形势十分严峻。但沙家店一役,形势转危为安。

  1947年冬天全军住在绥德地区休整,进行诉苦三查运动。供给部来了政委杨霖同志、政治部主任郑亦胜同志,调我去当政治干事,我是做具体工作的。领导战士们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有的哭得泣不成声,吃不下饭,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经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了纪律,加强了团结,改进了工作。全军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力。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1948年2月我军打出边区,突然包围了宜川城内的一个旅,采取围城打援的方针,把主力布置在城西地区,等待刘戡来援,当他率四个旅进入瓦子街口袋形的阵地时,我们将袋口扎住,由后向前推,两面山头来个猛冲,把敌人压缩在瓦子街至铁笼湾约三十里路的山沟里。全歼四个旅,两万四千多人。毙敌军长刘戡。回头又全歼城内的一个旅,五千多人。共歼敌五旅,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取得的最大胜利。从此敌人完全缩回大关中,我一野全军背靠黄龙山进行休整,准备解放西安。

  我在西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中的体会是,深深感觉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解放军的威力无穷!毛主席用兵如神!彭老总指挥若定,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坚强,官兵上下一致,军民亲密无间。军爱民,民爱军,军民团结如一人。

  从前线调回延安,准备参加接收西安的工作

  1949年1月西北局调我回延安,准备参加接收西安的工作,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秘书。一进延安城就看到敌人逃窜时的破坏痕迹。杨家岭、党校、延安城都成了一片瓦砾。这群野兽的破坏行为使人气得发指。我在延安参加了一个时期的接收准备工作后,5月间就率领着二十来个延大的学生,随同领导离开延安前去西安参加接收工作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继承和发扬南泥湾精神

<类型>=g1

<作者>=林云生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南泥湾,这个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定内涵的光辉名字,人们大都熟悉,她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八路军三五九旅等部队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的指示,创造的一个军事、经济全面发展的典型。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在胜利完成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的同时,用自己的双手,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一个农工商各业兴旺的米粮川,赢得了广大军民乃至外国记者的高度赞扬。人们为此而歌唱“三五九旅是模范”,歌唱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四十多年来,南泥湾的业绩和它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一直在人们中传颂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多次指出,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延安的光荣传统,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我国现代化建设,既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也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都需要继承和发扬南泥湾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

  朱总司令亲自指导的屯田政策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日寇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由军事进攻为主,转向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转移其主力对付共产党,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反复“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在1939年冬至1941年春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不仅肆意破坏国共合作协议,停发我军经费物资,还以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当时,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仅有一百四十万群众。要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动员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以自力更生的办法来战胜困难。毛泽东同志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号召解放区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他深刻地指出:“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正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这一系列的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不但使解放区军民胜利地渡过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最后以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而且给党在后来的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一二○师,指出: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根据上述命令,王震旅长率领三五九旅主力由晋察冀的抗日前线调回陕甘宁边区,到绥德执行警备任务,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

  在响应党中央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中,朱总司令因常到南泥湾一带,对那里比较熟悉,他通过现场察看,认为南泥湾既适宜于大部队垦荒屯田,又距延安不远,便于随时机动,保卫边区。所以,他在一九四○年提出了“南泥湾政策”,指出部队到南泥湾一带屯田,既不妨碍战斗任务,又能在生产间隙进行大练兵运动;生产出粮食既能改善部队生活,又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作报告和《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指出的:“一九四一年部队找到了可以屯田的地点,执行总司令亲身指导的屯田政策”。还指出了“总司令回边区后亲身指导,更加鼓舞了军人的积极性和刻苦耐劳的精神”。三五九旅在绥德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何绍南,巩固河防后,于1941年3月至1942年8月分三批开进南泥湾。全旅六个团队,共有11,953人。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新的战斗生活。

  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九十余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一百多年前,人烟稠密,生产发达。后来由于清王朝封建统治挑起回汉民族互相残杀,使这里变成荆棘遍野、人迹稀少的荒凉地区。三五九旅刚到南泥湾的时候,方圆一百多里全是一片荒山。指战员们没有地方住,没有粮食吃。没有生产工具,没有军衣发放,遇到重重困难。

  屯垦南泥湾的英雄的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正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下,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顽强的意志,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没有房子住,自己动手搭草棚、挖窑洞,有的露宿野外。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就挖野菜、打野猪。由于被褥单薄黎明前天冷,指战员们就烧起篝火,他们豪迈地唱道:“正当黑夜黎明前,干柴烈火南泥湾,野火照明歌且舞,闯过今年和明年”。写字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当时记笔记、出墙报,甚至医生开处方都用桦树皮。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以农业为主体”的方针,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荒、种地,养羊喂牛,用自己的双手,把荒芜的南泥湾开辟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满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全旅共开荒26.1万亩(平均每人32亩),部队吃穿用完全自给自足,不要政府一文钱、一粒粮、一寸布,反而每年向政府缴一万石公粮(五百万斤)。此外,还为新到边区的部队开了一部分荒地,安置了几百户从河南逃荒来边区的难民。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在保卫延安的同时,创造了自给有余的大量财富,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在1943年12月初,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树立了四个先进集体,19个先进个人。三五九旅是四个先进集体之一,19个先进个人中三五九旅有六个。其中李位、刘顺清、赵占魁、陈敏四同志被选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同志还亲切接见了劳动英雄李位,并和他谈了话。

  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满足了市场需要

  南泥湾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而且还促进了轻工业、商业和合作社等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三五九旅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农业为主,办起了盐业、土产、运输三个公司,还有饭店、商店、军人合作社、旅店、浴池和各种加工小作坊等,遍布了陕甘宁边区,促进了边区经济繁荣。1941年3月,为解决部队穿衣问题,王震旅长派人到山西敌战区买回一架破旧织布机,在绥德一座破窑洞里办起了第一个纺织厂,刘韵秋同志任厂长,王震旅长亲自命名为“大光纺织厂”,意思是大见光明。到1943年,大光纺织厂由一人发展到800多人,机器由一台发展到有铁机45台,木机66台,纺毛机23台;织布数量由开始时的年产273尺提高到9177尺。成为全边区三个先进厂中的第一名。与此同时,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全旅还土法上马,在南泥湾开展了纺纱织布热潮。到1943年,全旅机械加土法年产布九千匹,毛巾十二万打;不仅能织出二尺四寸宽的土布,而且还能织出厚实的格子布、斜纹布、帆布、折子绸、哗达呢,以及色彩鲜艳的花布,畅销陕甘宁边区各地。到1943年冬,全旅指战员每人都有一套厚实暖和的棉衣棉裤和自制的呢子军装,有了黄呢子军毯、毛背心、毛围巾、毛袜等。到夏天,每人发一套单军装、两套衬衣等。大光纺织厂把自己制作的毛呢衣服送给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机关,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致好评。

  这种以军垦为主体,军民兼顾,公私兼顾,多层次的经济形式,在当时是一个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新。因而它一出现,就打破了经济发展迟缓的局面,使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为之一新。边区生产运动的巨大成就,既大大改善了部队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满足了市场需要,促进了解放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群众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又大大促进了人民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增强了抗日必胜的决心,更加密切了军民关系,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力量。

  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

  从军事上讲,三五九旅守卫在南泥湾,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防止国民党顽固派胡宗南从南面进攻边区。因此,部队坚持“劳武结合”,在生产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运动,军事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1943年冬训后,部队投弹由平均25米,提高到40米以上,不少人达到60米,最远的投到72米。实弹射击命中率由原52.9%,提高到86.3%,出现了11个弹无虚发、百发百中的连队。七一七团三连、九连,七一八团六连被评为边区的射击、投弹的优胜单位。刘洪秀、张国忠等几十名同志分别获得“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等光荣称号。同时,部队大力开展了学习文化,不断提高指战员的文化水平。1943年11月,全旅从各连抽出145名从文盲到能看书报会写文章的战士进行写作比赛,其中74名同志的作品被评为优秀作品。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发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部队异常活跃,体质大大增强,情绪高昂。

  在经济上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封锁的同时,军事上遵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认真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39年至1944年在一二○师贺龙师长的领导下,与三五八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和留守兵团等兄弟部队一起,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给胡宗南、何文鼎、何绍南等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取得了“三边反顽”【“三边反顽”:即定边、靖边、安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的巨大胜利。特别是1943年,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妄图进攻延安时,三五九旅奔赴前线,奋勇反击。又由于亲密的军民关系,边区群众自动组织一万多人帮助部队搞生产,给指战员们写信,鼓励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三五九旅一直把敌人赶到铜川以南,给国民党顽固派胡宗南沉重打击,胜利地保卫了延安,保卫了党中央,取得了打仗、生产双丰收的胜利。群众赞扬人民军队“学习是模范,生产是英雄,打仗是好汉”。

  1944年10月,三五九旅奉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抽调七一八团、四支队、特务团、七一九团一个营和七一七团各单位挑选的一部分骨干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一支队”(简称南下第一支队),准备开往华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以迎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南下第一支队”由王震同志为司令员、王首道同志为政委,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跨过黄河,横渡长江,越过高山和平原,和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五师、王树声率领的河南人民抗日军,会合在中原解放区。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蒋介石以二十万重兵包围了我中原部队。“南下第一支队”中原突围,浴血奋战,日夜冲杀,到1945年8月29日,终于胜利返回延安。南下北返冲过了一百多条封锁线,打了一百多次仗,行程25,840里,完成了我军战史上的第二次长征,曾经被新四军五师政委郑位三同志称为“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1945年6月,三五九旅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刘转连同志任司令员,晏福生同志任政委。6月11日,“南下第二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当部队进入晋东南的阳城地区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部队继续南进到洛阳、新安一带。9月中旬奉命向东北进军,迎接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

  从1941年春至1945年夏,英雄的三五九旅驻守南泥湾,出色地完成了战斗、生产、学习三大任务,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首长、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的赞扬。

  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三五九旅七一七团指战员时对三五九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你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你们到东边,东边就安全;你们到南边,南边就安全;你们到北边,北边就安全。敌人来了,你们拿枪去战斗,敌人不来,你们就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建设好南泥湾。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表扬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说:“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好”。会议奖给三五九旅“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一面。毛泽东亲自为王震旅长题词是“有创造精神”,为供给部长何维忠同志的题词是“切实朴素大公无私”,为供给部政委罗章同志的题词是“以身作则”,为七一七团政委晏福生同志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为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同志题词是“模范团长”,为特务团谭文邦同志家属陈敏同志题词是“模范家属”。1943年9月16日,毛泽东同志视察南泥湾时,赞扬三五九旅指战员艰苦创业的精神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又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

  朱德总司令员和贺龙师长多次到南泥湾,检查工作,布置工作,并亲自为部队制定生产和建设的规划,为开发南泥湾费了不少心血。1942年4月15日,朱总司令、贺龙师长在王震旅长陪同下视察南泥湾时,朱总司令对记者首次提出:南泥湾为陕北的好江南。1942年7月,纪念抗日战争五周年后,朱总司令邀请谢觉哉、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续范亭视察南泥湾,赋诗盛赞南泥湾的巨变。朱总司令在《游南泥湾》诗中,歌颂了南泥湾的巨变和屯田政策的胜利,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茅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佳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南泥湾以它出色的成绩,闻名于各根据地,以它模范的行动,推动了各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南泥湾。1943年由贺敬之编词、马可谱曲的著名歌曲《南泥湾》,就热情地歌颂了南泥湾精神,这首歌在当时流行于全边区,至今还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1944年6月6日,中外记者参观团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来到了南泥湾。当晚王震旅长和旅部的指战员在金家湾举行了欢迎晚会。第二天,记者参观了南泥湾伤兵医院。以后又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成果,以及在前方作战缴获的日军兵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等。记者们看到了这训练有素的、抗战精神高昂的八路军部队和一派欣欣向荣的壮丽景象,都感到吃惊、震撼。6月9日,参观团满意地离开南泥湾,到达延安。外国记者到达延安的当日,即纷纷到邮电局向他们的通讯社或报刊社发电报,报导了他们进入边区后,特别是南泥湾的所见所闻。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中国人民之友冈瑟·斯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著名记者,纷纷著书写文章,以惊佩的词句来描述赞美南泥湾,歌颂英雄的三五九旅指战员们创造的光辉业绩。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实践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是军队实行垦田政策,军政文全面建设的成功范例之一,创造了古今中外建军史上的奇迹。

  发扬光大南泥湾精神

  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战争条件下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运动中,人民军队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从而锤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了。不仅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为解放思想,开拓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胜利之路,以及军队自身革命化的全面建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历史事实证明,我们依靠南泥湾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前进。所谓延安精神,最重要的就是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南泥湾精神可以说是延安精神的一个缩影。全国解放前夕和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提出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勤俭建国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实际上就是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继承和发扬南泥湾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南泥湾精神在战争时期,是克敌制胜的伟大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是鼓舞人们战胜各种困难、掌握建设本领的精神力量;将来富裕了,也将是人们继续前进的动力和防腐剂。南泥湾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独有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传家宝。

  四化建设迫切需要南泥湾精神。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搞活,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突飞猛进。八亿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上解决。城市人民的吃、穿、用、住都比过去大大改善了。但是,距十二大所确定的宏伟目标,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的条件,有信心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但是另一方面,为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定长期艰苦奋斗的决心。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岗位上,一步一步地取得确实可靠的进展。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有些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入把艰苦奋斗认为是“旧观念”,他们说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一套“没有可行性了”,“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老讲过去的事激不起人们的热情”等等。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务必记住1989年春夏发生在北京波及全国的那场政治动乱的严重教训。国际国内的敌对势力就是要千方百计用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来侵蚀我们的革命队伍特别是侵蚀第三代第四代,要我们抛弃革命传统走西方的道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因此,我们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就愈要高度重视、愈是要强调发扬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把艰苦创业的南泥湾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去,把南泥湾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一代一代地更加发扬光大,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只要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一定能振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通向真理的光明大道

<类型>=g1

<作者>=江平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88年11月12日,我重访了阔别四十年的革命圣地延安。到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登上了清凉山、宝塔山,访问了中央党校、青干校、民族学院等我十分熟悉的学校的旧址。往事如昨。四十余年前,象黄河之水那样汹涌澎湃的生活情景,一一展现在眼前。我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和同学们一起迈着整齐的步伐,伴着嘹亮的歌声前进。

  “黄河之滨,聚集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

  抗大校歌所反映的这种充满自信、民族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正是延安人精神风貌的一种体现。

  从鸦片战争开始,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凌辱。1937年“七七事变”,更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在这危急关头,谁能挽救危亡,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中国共产党一贯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在紧要关头,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最彻底的抗日救国纲领,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正确处理了“双十二事变”,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信息,都是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出的。正因为这样,延安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便成为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灯塔。全国进步青年象潮水一样奔向延安。1938年形成高潮,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但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力图阻挡进步青年去延安,他们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设了许多关卡扣留青年。事实证明这是枉费心机,中国青年的革命化趋向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一行30余人就是第一批在咸阳被国民党扣留的。但事后得知,我们一行所有的同学,都从国民党拘留地逃了出来,先后到了延安。历史的事实是,延安不仅是灯塔,而且是熔炉,它使延安的青年,经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个个锻炼成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先锋,以至劳动者的先锋。

  中国知识青年通向真理的途径,常常是从民族觉醒开始的,经由爱国主义达到共产主义,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在延安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抗战的高潮中涌向延安的青年,大多数是为了学习抗日的道理和本领而来的,但是在经过学习之后,几乎全部接受了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忠诚的代表者,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希望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以至社会的解放。

  延安为青年学习锻炼、树立正确世界观创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延安花了很大的功夫总结历史经验,向全党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反对教条主义,废止党八股和洋八股,要求“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伟大著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推向新的高峰。这使求知欲旺盛的延安青年,象获得新鲜而营养丰富的奶汁一样很快地茁壮成长起来。

  延安当时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国民党顽固派包围封锁、断绝供给,致使延安缺衣缺食,甚至有冻饿而死的危险。延安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渡过了难关。事实证明,在党的领导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们,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恰恰相反,经艰履险适足以锻炼意志,使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这就是我们需要永远继承和大力发扬光大的延安精神。

  1988年,我在延安亲眼看到新的一代延安人,在党的领导下,正以风发的意志,艰苦奋斗,改变着延安的面貌。他们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延河两岸林立的厂房与满山的绿树就是证明。我深切地感到,延安精神对于我们在今天团结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致力于改革开放、四化建设和挫败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都是至为需要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奔向延安  奔向革命

<类型>=g1

<作者>=廖冰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从幸福童年到白色恐怖

  1917年我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区平原乡的一个医生家里。我们兄弟姐妹8人,我居第五。大埔县地处闽粤交界山区,大革命时期,斗争极其活跃。1925年夏,大埔县第一个党支部在高陂仰文中学建立。1926年冬,中共大埔县委成立。在县委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许多村镇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协会等组织。那时我们平原乡也有工会、农会等组织。乡里有一所小学校叫平原公学,有学生100多人,五六位老师,其中有连半天先生和我大哥廖优健。

  1926年春,和我一起放牛的堂弟要进学校念书了。我要求上学念书,成了平原乡有史以来第一个念书的女孩子。

  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第一名。考榜张贴在学校大门墙上,我高兴极了。“女人不能念书,不会识字”的封建旧观念被打破了。我由一年级跳班到三年级,学习成绩仍然名列前茅。村中父老观念改变了,羡慕我父母有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好女儿,也钦佩我父母的开明、宽厚。从此村中上学的女孩子就渐渐地多起来了。

  1927年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时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了大埔上空。平原公学被查封了,老师和他们的战友转入深山密林。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吓不倒觉悟了的人民。大埔县不少乡镇如高陂、湖寮等地组织暴动,袭击敌人,我们村青年也去参加了。但接踵而来的,是敌人疯狂的反扑和“围剿”。大批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被杀害了,我有一位参加暴动的堂兄也未能幸免。

  我父母和我二哥常关起门来大骂蒋介石是最大的杀人魔王、刽子手,盼望工农红军打胜仗。父母的谈话,我总是竖着耳朵听,都听进去了。

  一天深夜,外面漆黑一片,狂风在呼啸,村中的狗又狂吠起来。突然听到敲门声,母亲急促地爬起床,从门缝里窥视,是大哥回来了。大哥神色紧张,告诉母亲他已被捕,在押往高陂途中贿赂了押送的人,才逃回来的,估计敌人会追赶而来,得马上离开家。他向母亲要路费,准备逃往南洋。在慌忙中,母亲从柜子里拿出银子交给大哥,什么话都来不及说,大哥又在黑暗中消失了。从此,一片恐怖的气氛加倍地笼罩着我们的家。

  灾难终于降临了。1930年6月的一天早晨,天气阴森闷热,乡亲们刚忙完出门前的家务事,走到山里、田间,突然从南面山岗下来黑压压的一片人,随着枪声、厮杀声敌人如洪水猛兽冲进村来,大肆烧、杀、掠夺。一股敌人冲进我父亲经营数十年的中药铺,把钱、财、物掠夺一空后,放火烧铺,并说我父亲“通匪”,扬言要逮捕我父亲。这时另一股敌人开枪打我父亲,枪不响,敌人就用枪托把他从桥上打落水中。我和二哥、嫂子见此情况,从桥上跳下水去。二哥搀扶着父亲,顺着小溪上去,藏在祠堂里。母亲带领嫂子和邻居去救火,火苗似火山,中药铺瞬间化为灰烬。母亲哭得死去活来,三哥和村中一批青年出北坑口到王蓝一带投奔红军去了。下午,工农红军从北坑口来了,双方对峥接上火。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带着我和二哥逃出平原,经高陂顺韩江到汕头表叔家躲藏。

  我们家从此破产,一贫如洗。留在家乡的母亲、嫂嫂、妹妹等,一度靠投亲奔友过日。我与父亲、二哥住在汕头表叔家,商议南渡新加坡找大哥。最后,父亲决定带上三哥和我去南洋投奔大哥。那时我已13岁。三哥和我都不肯走,我们要报仇!但为了父亲的生命安全,我们顺从了。我和三哥怀着满腔的深仇大恨,心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火,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逃难南洋

  船身颠簸移动,人们在呕吐着,尤其是我,吐得特别厉害,苦胆液都吐出来了。

  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终于到达了新加坡。终于见到了大哥和他的好友们。亲人在异国见面的喜悦,真是百感交集。

  大哥和连半天、黄炎先生等在新加坡创办了侨星平民学校。不久,连半天、黄炎先生又返回大埔,继续开展革命斗争,后来壮烈牺牲。侨星平民学校的学生都是贫苦的华侨子弟。我到新加坡后就在这里念书。在老师的影响下,学生思想也比较进步。学校有学生会组织,我到学校不久也参加了。学校经费困难,经常靠演出话剧进行募捐,曾演出过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三个叛逆的女性》等,进行反帝、救国的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学校组织我们上街游行示威。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30年代的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事后,英帝国主义者抓人了,我也被抓了进去。他们审问我们,为什么要游行?谁组织的?谁是领导?等等。我们众口同声,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不许日寇践踏我们的大好河山,是自发的,爱国无罪。那时我们年纪还小,他们奈何不得,只好放人了。从此,我的胆子更壮了,散传单、贴标语,抵制日货……这时,我恍然感到自己有了“思想”,开始认识到“斗争”的意义,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

  1930年冬,父亲放心不下在家乡的母亲和一家人的生活,把三哥和我交付大哥抚养,只身返回祖国。后接连不断来信,屡述家中生活饥寒交迫,要大哥设法接济。那时,我小学毕业要升中学,三哥的生活尚无着落,大哥的微薄收入无法解决这些困难,在未征得我的同意下,把我卖给一个破落资本家的儿子做童养媳。条件是:聘金250叻币(当时25叻币可兑换100元大洋),供我上学,中学毕业后结婚。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后来学生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给我出主意,让我将计就计,先升学,后逃婚。为了解决家庭困难,为了解决自己的升学问题,我的决心就这样下定了。

  1931年冬,我生活由婆家负担,虽然生活条件要比我家优裕得多,但我却失去人身自由,精神上非常痛苦。小学毕业后,我考进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不久,我发现班上有几位同学很有正义感,表现进步,我开始同他们接近,并参加了学联组织,进行抗日救国活动。这使我几乎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眨眼间中学快毕业了,婚期逼进,急得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我先是请婆家答应我回国探望父母,婆家答应了,我是希望父母能支持我解除婚约。但朴实、善良的父母却含着眼泪劝我,做人要有良心。无奈,我再次返回新加坡,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解除婚约。开始婆家不答应,我坚持斗争,直至绝食。他们无可奈何终于同意。我终于又成了一只自由的小鸟,可以任意飞翔了!

  得到启迪

  1936年秋,我离开新加坡到马来亚吡叻怡保的一个小学任教。从此,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1937年春,我向怡保《中华晨报》副刊“三八”征稿寄去一文《她更生了》,记述了我坎坷的经历。“三八”节前夕,文章发表了,占了副刊整个版面。紧接着该报副刊总编辑王炎之先生来采访我。交谈中,我感到这位王先生很象我小学时代的连半天老师,他正直、朴实、严肃、诚恳,顿时倍感亲切。我流着热泪,倾吐了我的过去,告诉他我目前又陷入困境,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学校。王炎之先生似乎也了解这个学校的校长不道德的行为,他宽慰我一番。数天后,帮助我转到怡保郊区的另一个小学任教。这里的校长思想进步,支持我的进步活动。他和王炎之先生经常出入同行。为了纪念、学习鲁迅先生,他们筹建“树人图书馆”,介绍我阅读鲁迅先生的著作,教育我们要以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座右铭。在王炎之先生的引导下,我们在进步的侨胞中募捐,为“树人图书馆”筹集资金。由于我工作积极,态度坚决,王炎之先生介绍我参加了马来亚文化协会,并任妇女部长。主要任务是深入农村办夜校,向侨胞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等活动。

  当“七七”抗战炮声传到马来亚时,我们在怡保大张旗鼓地组织宣传队,向广大侨胞宣传抗日救国,募捐赈济祖国难民,支援八路军。大家工作起来时,废寝忘食,夜以继日。那时,我在学校担任全校的音乐教员,几乎把30年代的革命歌曲全都教会学生了,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新女性》、《大路歌》等。不仅在学校唱,我们还组织歌咏队到农村、工厂去演唱。

  1938年春,在马来亚文化协会的领导下,我们开始筹备1938年度的“三八”节。首先组织了妇女互助会,然后通过互助会去发动、组织广大妇女。我们把怡保中、小学女教师动员起来,组织、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工厂进行宣传。“三八”节那天召开了盛大纪念会。我主持大会,会上宣传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伟大意义;提出要发挥妇女的作用;动员起来抗日救国,为祖国的独立、解放尽自己的力量。会议开得非常活跃,很成功。使我感受到了为祖国效力的极大乐趣,体会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真谛,悟出了要为祖国、为革命奉献终身的真理。

  奔赴延安

  在马来亚文化协会的领导下,我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其中有斯诺的《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当我从书报中得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改编为八路军,在前方英勇奋战打击日寇的时候,再也按捺不住革命的激情,决心返回祖国,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跟毛主席干革命去。

  消息传开,怡保的妇女互助会,中华晨报职员、印刷工人,中、小学校老师们,战友们发动起来了,为我们筹划资金、准备行装;在大大小小的欢送会上,有的奋笔疾书,有的亲切地嘱咐,王炎之同志特意为我写了介绍信,给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及王炎之同志在日本时的同学、当时已在延安的艾思奇等同志。战友们在纪念册上留下了他们的临别赠言:“为着民族生存、自由,奋斗到最后一天。”“翘首望中原,敌忾重如山,杀敌酬壮志,暂让木兰先。”“奋斗、抗战,中华民族不会亡。国难严重,必须唤起民众,共同奋斗;韧战到底,定获胜利。”……战友们的手迹,伴随我南征北战,走了大半个中国,半个世纪,我一直珍藏至今。在艰苦的岁月里,它给我力量;在与敌人斗争中,它鼓舞我“酬壮志”;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它激励我“韧战到底”!

  启程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当时日本法西斯正在大肆轰炸广九和粤汉铁路,有人担心到达不了延安,加上各自家庭的阻挠,原计划同行的几位战友,因种种原因暂时不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入。剩我一个人也要走!我满载着战友们的激励、祝愿和叮嘱上路了。

  轮船离开新加坡码头,与风浪搏斗了五昼夜,6月下旬抵达香港。在八路军办事处,连贯同志接见了我。在交谈中得知他也是大埔县枫朗区人,我小学时代的老师连半天先生是他家叔父辈。海外游子在这陌生的地方见到乡亲,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临行前连贯同志再三叮嘱:旅途要小心,不要随便与人攀谈,记住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及联系人……我把连贯同志的嘱咐,牢牢记在心里。

  火车开进了祖国的南大门广州,刚被敌机轰炸过的广州车站,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尸体遍地,惨不忍睹。火车继续北上,当时武汉告急,“保卫大武汉”的标语到处可见。整个车厢,几乎全是北上保卫大武汉的士兵,走道上、洗脸间,连厕所的门都被堵住了,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人。我感到形势相当紧张,真担心到达不了陕北。一路上,敌机数次空袭,警报一响,车上一片混乱,人群蜂拥而出,趴在铁路两旁的稻田里。由于敌机的扰乱,火车象蜗牛一样爬得很慢。

  那时武昌到汉口是摆渡过江,加上敌机的不断轰炸,好不容易才办完北上手续。我们继续乘车行驶在陇海铁路上。在车厢里,我发现我座位的前后左右,坐有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他们窃窃私语,笑容可掬,不时注视着我。有人走过来问:“您是去哪里的?”“去西安。”“干什么去?”我说是去虎标永安堂工作(这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同志交待的,作为新加坡华侨,是永安堂的职员)。一会儿又有入来了,还是问这些话,我紧张起来,心怦怦地跳,是不是敌人盯梢了?我记住连贯同志的嘱咐,旅途上少搭话,不理他们。他们好象看出了我的想法,干脆说:“我们是到陕北延安的。”有的一下子亮出了给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革命的热血在沸腾,我们忘记了要提高警惕,忘记了不能暴露自己,大家畅谈起来了。说着、笑着,忽然有位年纪较大的四川同志,似乎有所示意,片刻间车厢内沉静得让人窒息。火车徐徐驶进西安车站,站台上布满了军警。出站口警察检查森严。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轮到我被检查,搜身翻箱,突然,警察从我箱底搜出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我想完了!说时迟,那时快,警察一下子把我推出去十来步远摔倒在地,恶狠狠地吼着“滚蛋”!顺手甩过来我的箱子,东西撒了一地。我挣扎着爬起来,把东西胡乱塞进皮箱,随着人群挤出了车站。心想,好危险啊!多亏警察没有抓我。当我停下来整理东西时,发现《西行漫记》没有了。可是,这本题名赠给“廖冰清同志留念”的《西行漫记》,第二年却戏剧性地摆在延安中山图书馆里。同志们分析议论,肯定那位“警察”就是我们的同志。

  次日清晨,我们到了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啊!火车上遇见的那些青年在这里会师了。大家那个高兴劲呵!热情地欢呼呀,拥抱呀!互相问好,自我介绍,憧憬未来,欣喜若狂。办事处的同志找我们谈了话,出来时个个情绪高昂,眉开眼笑,我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组织上决定送我们这批青年去陕北关中旬邑县陕北公学分校学习,从此我们真正加入了革命队伍。

  八路军办事处派战士护送我们,从西安乘火车到咸阳,然后由彬县上山,毛驴驮着行李,同志们步行。山路很难走,爬上山头便不再下山。山上是一望无际的800里秦川黄土高原。我那时还穿着半高跟皮鞋,西式衣裙,好不显眼,但同志们没有耻笑我,还夸奖我是坚强的“南洋小姐”。第一天,我兴高采烈,跟着同志们一起步行。第二天,不行了,脚打起了泡,两腿发硬迈不开步了。同志们强让我骑毛驴,好新鲜啊!我哪会骑毛驴?好几次从毛驴脖子上溜摔下来,逗得同志们又好笑又焦急。于是,有的牵着毛驴,有的搀扶着我。这时,一股股暖流涌上心头,深深地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友爱、温暖和幸福!途中几次狂风卷着黄土吹来,睁不开眼,紧跟着倾盆大雨瓢泼而下,高低不平的泥浆路,很少不摔跤的。大家东倒西歪,姿态各异,活象一支没有化装的秧歌队。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浮想联翩。从一个那么繁华舒适的花花世界来到了这么艰苦、穷困的黄土高原;从一个海外游子变成革命战士。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等待我的是艰苦奋斗。我要迎着困难上,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经得起千锤百炼!

  在党的培养下成长

  我们在黄土高原晓行夜宿,走了几天,7月23日终于到了目的地——陕北公学分校。校部设在看花宫村(相传是唐明皇杨贵妃看花的遗址)。我被分配到三区队37队(女生队),留在看花宫村。学校在哪里?!没有教室,没有礼堂,没有桌椅板凳。最感难受的是没有水。满身泥巴,到哪里去洗澡?我在新加坡时一天要洗两次澡,现在一个班16个人,每天早晨共用一盆水洗脸。吃的馒头、小米饭爬满了苍蝇……开始,我真不敢吃,也咽不下,满身的脏土,晚上睡不着觉。同学们都担心我这个“南洋小姐”能否坚持下来!

  女生队召开欢迎新同学大会,会址在晒场上,大家席地而坐。我们新生一进会场,就被那新颖的、朝气蓬勃的、生动活泼的场面吸引住了。歌声此起彼落,啦啦队十分活跃,突然目标转向了我,“欢迎南洋同学唱个‘南洋歌’,跳个‘南洋舞’!”“来一个!”拍拍拍!“来一个!”拍拍拍……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对付才好,脸发红,心发慌。不来一个是过不去了。我唱了《告别南洋》,跳了一个马来亚“土风舞”。我把这个激动心弦的场面,写信告诉南洋的战友,后来听说他们把我的信在新加坡怡保进步报纸作为陕北通讯刊登了。

  我回国时带的衣物、东西比较多,作了一次彻底清理,把多年保存的我亲手绣织的祖国山河和飞鸟的画幅、小座钟、手表、金戒指及回国时战友们为我筹措的全部未用完的款项……捐献给学校和转给前线抗敌的八路军战士。把衣物分给同学们使用,同学们没有手帕,我拿出一条裙子一裁十几块,每人分到一条……幼稚、天真、可贵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那么纯朴、真诚、无私。

  一个多月后,我们队的指导员佘崇一同志找我谈话,提出我的入党问题。“我不是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吗?”我以为返回祖国,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现在已经到了陕北,找到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当然是共产党员了!指导员听了这番天真、纯朴而又坚定的话,很激动,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入党的目的和手续。

  1938年10月,我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热泪夺眶而出,誓言掷地有声。面对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党旗,我要无愧于组织的培养,无愧于南洋战友的重托。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为了祖国的昌盛富强,炎黄子孙的幸福,共产主义的实现,奋斗!奋斗!再奋斗!这个日子,我将永生铭记。

  陕北公学分校有华侨联谊会的组织,主任是印尼归侨张国坚同志,副主任是泰国华侨朱瘦林同志,我是秘书长。华侨同学有近百人,记得每个队里都有华侨学生,37队有越南华侨王建华、印尼华侨陈洁心等。张国坚同志早期从印尼回国参加革命,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是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主任,给我们37队讲游击战争课,同学们都很敬爱他。

  我们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仅3个月。课程有: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问题、游击战争、民众运动和军事训练等。学校还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政策。由于学校正确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同学们进步都很大。

  1938年底,在陕北公学分校毕业后,我们便奔赴祖国各条革命战线,有的走上抗日前线,有的到敌人后方做群众工作,有的留在学校继续深造,进高级班学习。而我呢,组织上送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妇女训练班学习。

  1939年5月,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这是中央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中央党校两个妇女训练班作为骨干并入女子大学,我随班到了女大。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非常隆重,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出席了,毛主席还讲了话。毛主席说,女大不仅要培养大批用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从事妇女运动的实际工作干部,到前线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周副主席在讲话中说,近代革命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涌现出无数的新女性,他要求女大同学向杰出的英雄学习,到全国各地去,发动妇女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我受到极大的鼓舞。联想起农村妇女的悲惨生活,我决心为妇女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

  中国女子大学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经过考试,我分配在高级一班学习,时间一年多,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理论。我们的指导员、老师有许多是党的负责同志,他们讲课深入浅出,言传身教,同学们思想上提高很快。

  1941年春,女大高级班结业,我被分配到延安《新中华报》采访通讯科工作。同时分配去的还有吴一铿、毛勤、彭露兮等4位同志。《新中华报》编辑部办公室在杨家岭后沟的一个小山坡上的一排窑洞里。毛主席就住在杨家岭沟口的半山坡上的几间石头砌的窑洞里,这条沟里还有中央统战部、新华通讯社、妇联等单位。《新中华报》的前身是《红色中华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发展,党中央为了便于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1941年春我们去报社报到。进入编辑部办公室,一眼看见窑洞壁上贴着毛主席给《新中华报》的题词“多想”,是用很大张的粗麻纸写的,这个印象深极了,半个世纪了记忆犹新。“多想”一直是我们工作中的座右铭。

  当时编辑部干部有八九人,有曹若茗、张映吾、陈泉璧、邓友星、叶澜、王揖、彭平、郁文、秦芙等同志。除曹若茗同志年长些外,其余都是20余岁的青年。这个班子朝气蓬勃,积极、热情,每周定期的党的小组会、业务学习会,促使大家去学习,去“多想”。同志们的政治思想觉悟、业务水平提高都很快。

  1941年春,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刊《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社址设在延安城东清凉山。清凉山矗立在延河边上,和延安宝塔山遥遥相对,编辑部办公室在清凉山的半山腰上的石窑洞里。5月15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我调任《解放日报》编辑部秘书,在社长博古同志、总编辑杨松同志亲自领导下工作,感到无限兴奋和幸福。博古同志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工作严肃认真,令人敬佩。同志们都很爱戴他。杨松同志作风正派,关心群众,为人和蔼。由于日夜操劳,生活艰苦,1942年春,他患了肺病,住进延安中央医院,不久便与世长辞,长眠在清凉山顶的一棵松树下面。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深深地铭刻在我们心中。博古同志和杨松同志在工作中对自己对同志都要求严格,一丝不苟。记得一次我年轻好玩,耽误了及时发出中央社论委员会会议决定分配写社论的通知,博古同志和杨松同志都严肃地批评了我,要我提高到责任心上来认识……我哭了,晚饭没有吃。天黑了,杨松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木炭火盆上烤着馒头和一小碟带点肉丝的土豆片。杨松同志一面教育我要经得起批评,一面要我把那份饭吃了。严父般的教育,慈母般的关怀,我永生铭记。

  在我任编辑部秘书期间,博古同志、杨松同志,有时还有余光生同志,每周定期去王家坪,在叶剑英参谋长处参加中央社论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十几个人。我去做记录,有机会聆听中央领导同志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及对党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的讨论。这一期间,深感自己的进步,象是在飞跃般的提高。

  1942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周年纪念日,我和郁文同志举行了婚礼。婚后第二天因工作需要,郁文同志调任新华社晋西北分社社长。同年冬,组织上决定调我亦去晋西北。临行前,贺龙同志找我谈话,鼓励我到前方去锻炼,并针对我们这批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尚存在“比”的思想的弱点,教育我说:“你们不要光看到前面骑马的,还要看到你后面挑担子的。”直至现在,我还经常以贺龙同志教导的话来告诫同志,鞭策自己。

  1942年冬,我调离延安前往晋西北抗日前线。在《解放日报》工作近两年,在清凉山的一段有意义的战斗生活,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再见吧延安!再见吧凉清山!

  到了晋西北分配在抗战日报社编辑部工作。晋西北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面对日寇的反复“扫荡”和残酷的“三光”(杀光、抢光、烧光)政策,根据地的军民一方面粉碎敌人的残酷“扫荡”、蚕食;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自己动手,解决边区军民的衣、食问题。在这严峻的日子里,报社工作人员和根据地人民一样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那时报社的男同志坚守工作岗位,女同志则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学习、带孩子,就地做群众工作。有一个时期,我和石虹同志变工,共同担任高家村的书记,进行紧张的转移伤病员、组织担架队、送公粮、收军鞋等繁忙工作。我们这段工作的成绩,《晋绥日报》还作过介绍。敌人扫荡时,我们组织群众转移上山。记得有一次,我背着孩子在山头上来回转移时,饿得一点劲都没有了,由两位老乡扶着我走。老乡还跟我开玩笑:“同志呀!敌人好在没有撵上来,否则你非当俘虏不可。”

  1946年4月8日,老乡来报告,发现一架飞机撞在黑茶山山顶上,爆炸了。随后接到中央通知,知道这架飞机上乘坐的有王若飞、邓发、叶挺、博古等同志。组织上通知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社长郁文同志前去黑茶山识别尸体。在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情况下,还可认辨出来,确是我们的领导同志。全党和根据地的人民陷入万分悲痛之中,晋绥日报社召开追悼“四八烈士”大会,并发了专刊,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敬爱的博古同志。

  1948年4月2日,毛主席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毛主席给我们讲了话,对《晋绥日报》给予了重要的评价。他说《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毛主席的讲话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是党在解放区办报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党对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毛主席的话,给了我们报社全体人员极大的鼓舞和勉励。

  1942年冬至1948年夏,我在抗日前线晋绥根据地生活、战斗了六个春秋。日本投降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我们这支从《晋绥日报》分出来的部分新闻工作队伍,在郁文同志的率领下,转战大西北地区。1948年夏,山西晋南临汾解放,我们奔赴临汾,创办《晋南日报》,一行十余人,配带着枪支,从兴县出发,难分难舍地告别了共同生活、战斗五六年的高家村乡亲。为避开阎锡山散匪的袭击,我们白天行军,有时走公路,有时穿行高低不平的石山小道。一天,我们从山上下到平川,大家急行军已很疲劳,我还带了2岁多的孩子,天黑了,也实在太累了,希望能在山下那个小村子住下,郁文同志考虑到明天的路程较远,不能就地宿营,摸黑赶路,到了前一站才住下来。一股土匪侦察到我们这支队伍的行踪,他们错误估计我们会在山下那个小村子宿营,当晚进行夜袭把村子包围了,在村公所住的20多位过往人员全部被杀害了。第二天清早,老乡前来报信。我们这支小队伍又一次闯过鬼门关。想到20多位牺牲的同志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

  我们驻进临汾五默村,着手创办《晋南日报》。因敌人的封锁,纸张困难,我们自力更生,亲自动手在京店创办造纸厂。毛伯浩同志任厂长,我任指导员。当地群众、造纸工人过去受敌人的宣传,不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策。我们做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我还借用《二月里来》生产大合唱的曲子,写了几首《加紧造纸》的歌词。工人们唱起来很有劲。有一位工人同志说:“冬天在水里踩纸浆,唱起歌来水都不冰了。”我们生产出来的纸张质量逐步提高,满足了印刷报纸的需要。

  到了新解放区,深感新闻战线干部不足。为此,我们在临汾举办了“新闻干部训练班”,就地招生培养了一支年轻的新闻工作队伍。1949年夏,西安解放,我们几个老同志带上一批新闻训练班的学员,共30余人奔赴西安,筹备出《西安日报》。当我们正在紧张地工作和试刊时,新疆和平解放。同年冬,我们又飞往新疆,接管《新疆日报》。我担任报社秘书室主任,参加报社党组,兼任新疆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省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文教总支书记等职。1952年冬,组织上调郁文同志到北京,分配我到中国科学院,从事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

  30多年来,在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组建各级领导班子时,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大批德才兼备,经过考验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文化大革命中,我和许多干部一样受到摧残和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组织上又重新安排我到干部部门作负责工作。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参与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及时解放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使他们尽早回到领导或科研岗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的干部政策,我又参与选拔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保证了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保证了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从我宣誓入党到今天,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我时时刻刻铭记着党的教导及入党誓言,为着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是党把我从一个有真诚的爱国心的华侨女青年培养成一名革命战士,我将永远感激党。

  1987年1月

  (原载《峥嵘岁月》1988年1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华侨炮兵将军黄登保

<类型>=g1

<作者>=王唯真

<发文单位>=

<姓名>=黄登保

<内容>=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50周年前夕,我访问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炮兵副司令员黄登保同志(现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他原籍厦门禾山,青少年时期曾经在鼓浪屿英华中学就读,后侨居菲律宾中部维沙颜群岛的龙马仉地市。1938年,他同一批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经廖承志同志介绍赴延安参加八路军,是我炮兵部队早期的一名军官,抗战期间曾经转战敌后,接着在南泥湾屯垦,并参加创建了炮兵学校,几十年来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今年他69岁,体魄强健,精力过人,现在正致力于协助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史,同时兼任全国侨联副主席,不辞辛劳地为侨务工作奔波,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华侨炮兵”。

  在这次采访中,黄登保同志侧重对我谈了当年他从海外奔赴延安的那股劲是从哪里来的,以及参加八路军后他同炮兵部队一起战斗成长的情况。他说:

  首先还得从在鼓浪屿上英华中学的时候说起。那时候,我的父亲在菲律宾谋生,供我在国内读书。1931年我上英华中学,当时选读这家著名的教会学校,主要是希望把英语基础打好。可是“九·一八”以后国势日下,亡国奴的阴影蒙在爱国学生们的心头,英华中学的学生也不例外。在那国难当头的年月,厦门地下党非常活跃,号召抗日救国的标语不断出现,英华中学校内也贴出好几张。在这同时,国民党军警加紧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镇压。当时我对共产党还不了解,但看到他们主张抗日救国,看到被捕的党员在押送监狱或刑场的途中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心里开始埋下了对共产党的敬佩之情。

  1935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渡海赴菲律宾中部的龙马仉地市,这是靠近菲律宾中部大城市怡朗的另一个较大的华侨聚居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当地的华侨社会经济也是一片萧条,多数华侨的日子很不好过。加以国难当头,寄人篱下,华侨爱国学生的心情都很压抑。我在当地学校学不下去,干脆去当店员,业余参加救亡活动。我身体不错,很能吃苦,工作尽心尽力,为我日后能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合作抗日,华侨社会一片欢腾,尤其是华侨青年学生、店员和工人,抗日救国的热情特别高涨。大家深感:只要抗战,中国就有希望,只要抗战,民族就能复兴。因此,华侨热血青年们一方面全力投入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和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一面想方设法寻找门路回国参战,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报效祖国,把到处奸污烧杀的侵华日军坚决消灭掉。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我同戴行伍、张超然、高明轩、吴道真、董克等一批怡朗市的华侨青年来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经由王雨亭同志介绍到香港找到廖承志同志,再由廖承志同志介绍我们到延安,终于实现了我们踏上抗日战争最前线的愿望。

  到延安之后,我同来自南洋各地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先在陕北公学学习了3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论持久战》等,懂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而我们方面所进行的,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正义战争,只有以革命的正义战争,才能战胜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就这样,在陕北公学的3个月学习中,我在政治思想上实现了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目标更加明确,战胜日寇的信念更加坚强。在这基础上,我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陕北公学毕业之后,我急于上前线,就又申请上了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2月,随抗大一分校开到晋东南,在敌后战争环境中学习了半年。毕业分配时,组织上为了照顾华侨,把我分到后勤部队,我不同意,坚持要上战斗部队,于是找了抗大分校何长工同志。他说,八路军总部成立一个炮兵团,正需要人,你愿意去吗?我说:“太愿意了!”从此我到了炮兵部队。

  炮兵团的团长是朝鲜族的武亭同志,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过炮兵。政委是邱创成同志。他们都参加过长征。炮兵团在前方成立教导队,培养炮兵骨干,学员相当一部分是从抗大招收的,他们当中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也有新参加八路军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位我在英华中学时候的同学张尔登。我们边打仗、边学习,学的课程主要是炮兵专业,还有弹道学和数学等。利用旧庙当教室,冬天很冷,听课的时候脚都冻僵了。炮兵团教导队的主要教官是沈毅同志,他是江苏人,法国留学生,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少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参加了八路军。其他教官也有原国民党的炮兵教官,和新参加八路军的原国民党炮兵学校的毕业生。所以同志们开玩笑的时候说,抗战初期的炮兵是国民党教共产党。

  炮兵团里的原红军干部战士战斗经验很丰富,作战英勇顽强,又特别能吃苦耐劳,我深受影响,克服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气和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的困难,重活脏活抢着干,越是危险越向前,逐渐地我也变得能吃苦耐劳。在边学习边打仗的过程中,我先被任命为“驭手班”班长。当时每一门大炮有两个班:第一班是炮手班,第二班是驭手班。其中驭手班最艰苦,边打仗,边调教马匹,喂养牲口,休息、睡眠时间较少。可我总是竭尽全力去完成任务。在驭手班战斗了半年多之后,我被提升为排长,并被选为模范共产党员。

  百团大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日军大炮,可是马匹少,弹药也少,面对日军越来越频繁的“大扫荡”,缺马少弹的大炮反而成了部队的累赘,我们只好在敌人“扫荡”前把一些大炮埋掉。由于百团大战后,日军主力回师敌后,对我重重包围,反复“扫荡”,在那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历史时期,山炮在敌后活动越来越困难。因此,1941年3月,中央决定把炮兵团从太行山区暂时撤回延安,只留一个炮兵连在敌后。命令下达之后,彭德怀同志要求晋东南一二九师派两团兵力掩护,贺龙同志从晋西北派两个团接应,炮兵团经过一昼夜的急行军,顺利通过同蒲路,经晋西北渡黄河回到延安。全团有100多匹马,带回12门大炮,战斗人员八九百人,包括二三百名干部。

  炮兵团回到延安后,同三五九旅一起开赴南泥湾屯垦,同时进行培训干部和练兵。到南泥湾后,邱创成政委任命我当炮连连长。在那里的几年中,我同干部战士一起,泥里来雨里去,同耕种,同训练,官兵互教互学,亲如兄弟。1944年,蒋管区一批记者和外国记者一起到南泥湾参观,炮兵团为他们作了实弹表演。只见一名炮手,手扶迫击炮筒,凭目测对目标进行射击,百发百中,参观者看得目瞪口呆,中外记者都作了报道。这位“神炮手”就是赵章成同志,60年代任过炮兵副司令员。他是河南人,在旧军队当过炮兵,参加红军后作战非常勇猛,屡建奇功。长征中红军飞渡大渡河时,他用几发迫击炮弹就击毁了对岸敌军桥头堡,为渡河立了大功。他创造的手扶和人背迫击炮筒“简便射击法”,为战争史上所仅见。在南泥湾,他培养出成批迫击炮干部,在随后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4年秋,中央决定以炮兵团为基础成立炮兵学校。经过短暂的筹备,1945年1月炮校正式开课,第一任校长是郭化若同志,后由朱瑞同志接任。学员共1000多人,来源包括从抗大总校、分校学员中选调和从延安各机关单位选调。当时我参加了选调工作。这批选调学员,后来许多人成了很优秀的炮兵人才。例如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创造了战争史上没有过的帆船大炮重创国民党军舰战例的炮兵指挥员黄宇同志,就是当时我从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美术组选调来的。炮校举行开学典礼时,仪式很隆重。中央派朱德等同志前来参加典礼,在会上提出,我们的炮兵部队将来要发展到30万人。后来果然做到了!可见中央当时非常有预见性。如果不是当时即迅速成立炮校,争分夺秒地高速培养出一大批炮兵指挥人才,那么,在日本投降之后,我们就无法使用从日军手里收缴来的数量惊人的大炮。而如果没有这批大炮,我军要对付蒋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要攻夺城市重镇、打消灭敌军几十万人的大战役,就根本不可能。

  ……

  日本投降后,黄登保同志随同炮兵学校校长朱瑞同志等日夜兼程奔赴东北,收缴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大炮,着手组建能打现代化战争的我炮兵部队,配合步兵粉碎了蒋介石从缅甸远征军调来的美式机械化精锐部队,参加了三下江南、解放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一直打到广州。建国后,黄登保同志于50年代初赴朝鲜参战,1953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创办炮兵系,接着出任炮兵副参谋长、炮兵副司令员等职。黄登保同志同我谈的非常亲切。说来他还是我的同学,1931年他在英华中学读书时,我正好在英华小学初小二年级。1938年,他同高明轩、董克等同志回国参战途经马尼拉时,去看望过我父亲。当时我见到过他们,虽不相识,但他们回国参战的壮举,对我影响很大,对于我后来跟随他们的脚迹奔赴延安,起了很大作用。

  在结束这次谈话之前,黄登保同志说:华侨非常热爱祖国。我回国参战这段经历,可以说没有给华侨丢脸。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回国找到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对我个人来说,体会特别深刻。在半个世纪前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全民抗战,要战胜强大的日本法西斯侵略军,是不可能的。要成立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外国势力控制摆布的新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胜利来之不易,愿海内外炎黄子孙,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繁荣富强,继续贡献出我们应尽的力量!

  1987年6月

  (原载《峥嵘岁月》1988年1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延安播音生活回忆

<类型>=g1

<作者>=肖岩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每当我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天的国内外新闻的时候,总引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情。因为我对广播工作也曾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我有幸参加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创建。今天,我虽然离开广播工作岗位很久了,但这种深厚的感情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1941年间,我正在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当时,从全国各地投奔延安来学习的青年们,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希望将来能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炉中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突然,六月的一天,学校组织科找我谈话,说要调我到广播电台去做播音员。当时,我对广播事业的意义缺乏认识,觉得播音工作不过是念念稿子,是一项平凡的技术工作,干起来不会有多大兴趣。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还是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第二天,卷起行李,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活,告别了领导和同志们,在通讯员的陪伴下,到广播电台去报到。

  代号叫九分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是军委三局下面的一个单位。我们首先到了设在盐店子的三局机关报到。正是开午饭的时候,秘书把我介绍给王诤局长。他细高身条,两只大眼睛,南方口音。王诤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叫我和他一起用餐。我们边吃边谈,他仔细地询问着我的经历。在谈话中,我对播音工作的那种不正确的思想不觉又流露了出来。王诤同志严肃地对我说:“播音工作可不是什么单纯的技术工作。它是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呀!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实行新闻封锁。党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新华社的许多重要消息,都传不出去。所以我们才开辟这条广播战线,和敌伪、国民党投降派展开空间宣传战。这还不是头号的政治工作吗?”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再也没有什么好讲了。

  当天下午,我来到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所在的村子——王皮湾。这里离延安城约有四十里地,离开三局也有十多里地。王皮湾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依山傍水,沿河一片桃树和枣林,景色宜人。全村有十多户勤劳的农家。延安台建在村对面的山坡上。两间石窑洞作了机房和动力间。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建有十多间土房,住着队部和警卫班的同志们。两旁的田地里种有荞麦、谷子和芝麻等农作物。荞麦花、芝麻花在不同的季节把田野点缀起来,再加上经常出没在庄稼地里的野兔,真是一幅充满田园风光的风景画。我就在这令人难忘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广播电台的设备是简陋的。就拿我们工作的播音室来说吧,十几平方米的一间窑洞,窗户是用边区生产的毛边纸糊起来的,洞内的四周钉着延安生产的灰毛毯,作为隔音用。一张两屉的白楂木桌,一只话筒和一本字典,还有一台破旧的手摇唱机和二十几张唱片,这些就是播音室的全部家当了。

  40年代初期的延安台先后有四个播音员,都是女同志,最早的两位是麦风(现名徐瑞璋)和姚雯同志,她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离开了王皮湾。在我之后,还有孙茜同志。她是在快要停播的时候才来的。此外,还有一位华籍日本女同志,每星期三到电台来用日语播送对日军广播节目,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性,号召日本士兵积极投身反战活动。

  我们广播的稿件,是由新华社广播科提供的。每天上午,编辑人员把新闻稿件编完,由通讯员把稿件送到三局。九分队的通讯员每天下午从三局取回来交给我们。从清凉山新华社编辑部到王皮湾,中间山水交错,通讯员要跋山涉水。逢到夏天暴雨,延河水涨,通讯员就用一块油布包好稿件,顶在头上,泅水过河,按时把稿件送到电台来。

  延安台当时每天晚上八点起播出一个小时,大约七、八千字。下午四点左右,稿件到手,我们开始准备。我小的时候,在北平读过书,会讲普通话,参加革命以后又当过文艺宣传队的歌咏队员。但是要做好播音工作,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老”播音员的帮助下,我们一起摸索出了一套工作规律:先把每天的稿件通读一遍,然后再分段复读几遍,遇有读不准的字词,就翻字典,心里总是想着千万不能念错一个字。其次,还要反复默读几遍,仔细体会稿件的中心思想,以便把党的精神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听众。那时候,电台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只能是对着话筒直接播出。虽然隔壁有调配员在监听,但是一旦有了差错也是无法挽回的。从工作实践中,我体会到做好播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了这一条,就能激励自己排除困难做好播音工作。就这样,我严肃认真地对待播音工作,两年的播音生活中,从来没有读错过字。那个时候,一个播音员不但要会播送新闻稿件,还要学着唱歌,学着演戏,根据宣传的需要,配合着演播一些文艺节目。记得我们曾经在延安台演唱过不少反映抗日斗争、歌颂解放区进步的歌曲,如《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延安颂》等等。这些从国民党广播电台中听不到的雄壮歌声,却从延安传向了祖国的大地。在三局的一些文艺爱好者的帮助下,我们还在广播中播送过郭沫若写的话剧《屈原》、《棠棣之花》的片断。除此之外,在文艺节目中还广播过梅兰芳、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唱片。

  延安台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的第一个岗位,虽然时间不长,环境艰苦,但心情确是愉快的。三十来个人的九分队相处得象一家人一样。除了业务工作以外,每天早上有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那时候,上下级之间,同志们之间亲密融洽,互相关怀照顾,温暖异常。由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了许多困难。我们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都积极地投入生产劳动。我们单位争取蔬菜自给,准备充足供发电和取暖用的木炭,自己动手捻毛线,织毛衣,外出拣粪积肥,终于度过了那艰苦的岁月,使红色电波继续不断地传播着。

  1943年的春天,由于广播发射机发生了重大故障,党中央决定暂时停播,我也随即离开了播音岗位,投身到新的战斗行列中去。

  (原载《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1983年5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3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忘不了你哟,清凉山!

<类型>=g1

<作者>=高向明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从1938年4月到1949年6月在延安住了11年,曾换过十几个地方,唯有在清凉山居住的时间最长,前后共住过三段时间。第一次是1938年的夏天,那时候我正在抗大四期四大队学习,我所在的女生队就住在清凉山下。第二次是1946年,我调到《解放日报》工作。第三次是1948年4月22日我军收复延安之后,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和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以及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们一起重返延安。当时我们三个新闻单位对外是三块牌子,实际上是一个编辑部,只是分工上有所不同。

  我对延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青年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延安度过的。我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延安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我在延安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接受了党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党的严格锻炼。所以说,我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留恋的日子。我一直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回去看看。

  离开延安以后,我常常想起延安。想那高耸在嘉岭山上巍峨的宝塔,想那清澈透底的延河流水,想那弯弯曲曲的山间羊肠小道……然而,更使我怀念的还是那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忘我工作精神。

  清凉山对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地方。我做新闻工作是从清凉山起步的。到今年为止,我在新闻战线上已经工作了40年。当年的那些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刚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时,分配在采访通讯部。部主任是胡绩伟,副主任是缪海棱。这个部只有八个编辑,即张潮、田方、冯森龄、乔迁、叶滨、马永河、艾仙芝和我。还有三位记者常驻在外地,李千峰在陇东分区,刘漠冰在三边分区,普金在关中分区。连部主任在内,我们这个部总共有13个人。当时《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是余光生,副总编辑是陈克寒、范长江、钱俊瑞和艾思奇。我们这个部由艾思奇领导。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沉痛的。当年的五位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现在已经全部作古了。就连我们采通部的刘漠冰、张潮、叶滨和艾仙芝四位同志也先后去世了。刘漠冰离开我们最早,1949年全国解放后不久,因患癌症死在北京。他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成年累月地在人烟稀少的三边地区采访,却未能看到革命胜利以后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1948年重返延安后,曾经担任过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的林朗同志,是我所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后来我转到新华总社工作,和他接触较多。他既是我的良师,又是我的益友。他大公无私,工作严谨认真,作风细致,对同志亲切诚恳,他的过早逝世,使我非常难过。我们一起工作过,现已辞世的还有诗人李季、闻捷、戈壁舟以及毛岚、沈石、蓝钰等同志。

  采访通讯部,顾名思义,既带采访,又管通讯。在家里的编辑实行采编合一。我们经常到延安的中央和边区机关以及附近的县里采访。但大量的工作还是修改通讯员的来稿,给通讯员写信。那时候给报社投稿的通讯员有数百人,几乎每个县、每个单位都有通讯员。前边讲的八个编辑中,张潮和田方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长一些。我们六个人都是1946年前后调来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从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两个单位在一起)抽调了一批同志去张家口和东北等地开辟工作,组织上又从边区机关选拔了一些人来补充人员的不足。我们几个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调进报社的。由于我们原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就需要有一个熟悉业务的过程。因此,我们六个人编写的稿子先交张潮和田方修改,然后才送部主任审阅签发。

  我在编辑部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在业务训练上却受益匪浅,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到编辑部就听到要反对“客里空”。这是怎么回事呢?抗战时期在延安上演过一个叫《前线》的苏联话剧,剧中有一个惯于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名字叫客里空。反对“客里空”,就是强调新闻的真实性。要求记者写的稿子必须实事求是,不允许任意编造或添枝加叶。同时,要求稿子准确,不能出差错。编辑部的领导反复强调消灭稿件中的错误。如果哪一篇稿子出了错,就要查找出错的原因,订出改正的措施,使大家养成一种严谨的工作作风。

  报社的领导很重视提高编辑、记者的业务水平,不断请人来给大家做报告。1946年8月的一天下午,报社请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清凉山作关于新闻写作的报告。会场就在编辑部石窑洞前的地坪上,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的同志们整整齐齐地席地而坐。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斯特朗,那一天穿了一件绿底白花的连衣裙,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她用英语作报告,开始由沈建图翻译(一九五五年参加亚非会议报道,由于飞机失事牺牲),他的英语水平是很高的,但因为他是华侨,抗战以后才回国,所以中文倒讲得不地道了。大家都听不懂。临时找翻译有困难,于是,由主持会议的总编辑余光生亲自出马当起了翻译。

  斯特朗从怎样写标题谈起。她说,新闻的标题是一门学问。标题写得好坏决定着别人是否要读你的新闻。要做到别人看了标题,就非读你的新闻不可;不好的标题,一看标题就不想看内容了。接着她讲怎样写新闻导语。她说,导语是一条新闻的精华和概括,要把新闻当中最主要的东西,用最精练的文字写在导语里。有时导语本身就可以独立成为一条新闻。有的报纸由于篇幅限制,不用整条新闻,只摘用导语。斯特朗还讲了新闻要在“新”字上做文章。文字必须生动,吸引人,词汇要新颖,经常变换,就象一个人一样,不能老穿一件衣服。因此,记者的脑子里要储存大量的词汇。她风趣地说:有的词汇用得多了,就让它休息一下。

  斯特朗讲的这些新闻写作方面的基本要领,对于一个刚刚从事新闻工作不久的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多年来,它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

  那些年我们的工作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新闻工作者经常要在夜晚工作,可我们的照明设备很差,用的是盏很小的油灯。这种灯光线很暗,还老出灯花,冒烟。我们用的是粗糙的稿纸。当时既没有自来水笔,更没有圆珠笔,只能用蘸水笔或毛笔写稿。墨水则是用紫色颜料冲的,而颜料还是从边区外买的。外出采访,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全是徒步。经常是花在走路上的时间远远超过采访的时间。1946年8月29日,王震将军率领的三五九旅经过千难万险,从中原军区突围回到延安。那一天,我们几个年轻人全部出动采访。我和艾仙芝上午就从清凉山出发,来到南门外的七里铺,和欢迎的人群一起等待胜利大军归来。八月的延安,骄阳似火。我们在路边等了几个钟头,直到下午部队才到达。在采访中又出现新的线索,需要到三五九旅的家属队去核实材料并进一步了解情况。于是,我们两人立即奔赴住在延安东关飞机场附近山上的三五九旅家属队。等到采访结束,天已黑了。这一天,我们步行了几十里路。后来发表在报纸上的稿子是大家集体采写的,其中只用了艾仙芝和我采写的三四百字。

  那些年我们的工作还常常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民是靠天吃饭,我们是看天行事。下大雨、下大雪都出不了门,因为山路太难行走。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机关在延河西岸,而报社所在地的清凉山在延河东岸。几乎每天都有人过河采访、开会或办事。延河驯服的时候,象一个温柔文静的少女;一旦咆哮起来,简直是一头凶猛的野兽。当年延河上没有建桥,不象现在过河那么方便。夏季延河经常发大水,如果河水超过腰部,除了会游泳的人以外,就没人敢趟水了。延河一涨水,有些事先约好的采访活动就不得不临时改变。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当年新华社的发报台设在北门外原美军观察组的旧址。每天编辑部编好稿子先由译电员译成电码,再由通讯员过河送到发报台发出。在延河涨水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位勇敢的通讯员把译好的稿子顶在头上泅水过河。

  那些年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是很充实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还参加一些生产劳动。清凉山机关在东郊罗家坪有一处生产基地,主要种蔬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自己的窑洞前种了西红柿、辣椒、豆角等。山上缺水,对水特别珍贵,为了留下洗脸水浇灌自己的小菜地,洗脸从来不用肥皂。有时还提上打饭用的铁桶,顺着印刷厂的石板路到延河里汲水。

  有时候,我们还往返步行十几里路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北门外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或南门外边区政府大礼堂观看演出节目。那些年出门走个十里八里算不了什么。一九四六年夏天,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刘善本驾机起义后不久,正好报社请盲艺人韩起祥来清凉山给大家说书,我现在还记得他在说正书之前所加的一段说词:“刘善本,性本善,驾着飞机上延安。上延安,为的啥,反对蒋介石打内战。”

  1949年6月10日,我告别了曾经工作和生活了11年的延安。象当年来延安时一样,仍然是步行离开的。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又是高兴,又是难过。高兴的是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取得接连不断的胜利,省会西安已经解放。难过的是,要离开哺育我成长的延安了,使人恋恋不舍。那一天早晨,住在报社山下的老乡们都来送行,我默默地走下清凉山,和许多同志一起,走过新市场,走过杜甫川,走过柳林子……离延安越走越远了,我多少次回头,望着延安的山,延安的水,延安的窑洞……

  (原载《万众瞩目清凉山》1986年10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陈嘉庚访问延安

<类型>=g1

<作者>=王唯真

<发文单位>=

<姓名>=陈嘉庚

<内容>=

  陈嘉庚先生于1940年5月31日黄昏时刻到达延安,6月8日清晨离开。他原定访问延安3天,因随行的李铁民先生6月1日头部在汽车上碰破流血,住院治疗,在延安多住了4天。在这期间,嘉庚先生参加了4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等,并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亲切的座谈。以下是我对当时情况的一些回忆:

  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窑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嘉庚先生访延安前的四、五月份,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伪军五万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大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我们留延安的二百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很紧张,希特勒匪军进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大破法德边境的马奇诺防线,兵临巴黎城下。英法百万联军兵败如山倒。对英、法、荷在南洋殖民地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兴高采烈,公然暴露要进占南洋的野心,引起美、英、法当局的一片恐慌,也引起南洋各地华侨的强烈愤怒。在这样的形势下,留延华侨青年对嘉庚先生这次访问延安,自然感到特别关切。

  5月31日下午5时半,延安城南门外人群沸腾,五千多名来自各单位、学校、商店的干部、学生、职工、八路军官兵、民众自卫队和市民等,群集城南公路两旁。当嘉庚先生和同行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走下汽车的时候,“欢迎陈嘉庚先生莅临延安!”“向陈嘉庚先生致敬!”“向海外爱国侨胞致敬!”等口号腾空而起。这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边区卫戍司令肖劲光同志和吴玉章同志等迎向前去,同陈嘉庚先生等一一握手,然后陪同陈嘉庚先生一行,穿过欢迎群众,到边区政府交际处稍歇。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欢迎群众有秩序地走进公路东侧的南门外广场,排列整齐地站在临时搭起的欢迎台前边。站在最前列正中的是留延华侨青年的队伍,他们无论男女都穿上八路军的灰军装,和国内同志没有两样,队伍前面打着一个横幅,上写“归国华侨留延办事处”。陈嘉庚先生登上欢迎台和讲话的过程中,群众又长时间地欢呼、鼓掌,并伴以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五千名群众的聚会在城市里算不了什么,在当时的延安山城却是很了不起的场面。嘉庚先生深为这种洋溢着群众发自内心的热情场面所打动,不时向欢呼群众鞠躬、挥手致意。嘉庚先生是在高自立同志致欢迎词之后用闽南话发表讲话的,由李铁民先生翻译成普通话。他说他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能够实现这愿望感到很高兴。他说他代表南洋1100万华侨向大家致意。他说:南洋广大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力支持祖国抗战,仅1939年一年中,侨汇就达11亿元,占当年重庆政府军费18亿元的一大半。现在日寇占领我广大国土,我方内部却不断发生磨擦,汪精卫又叛国当了汉奸,形势可虑,广大华侨迫切希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坚持抗战,实现这两条,是全国民众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陈嘉庚先生在后来的两次讲话中也反复阐述这一观点)这时候台下报以热烈的口号:“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嘉庚先生在满意的微笑中结束了他的讲话。这次欢迎集会原只组织了三千多人,后自动涌来参加的近两千人,其中混进了个别敌特,在会场进行捣乱,当即被扣捕。当晚,高自立、肖劲光同志设宴为嘉庚先生一行洗尘。

  6月1日晨,一批留延归国华侨男女青年前往交际处看望陈嘉庚先生,其中有延安“归侨联合会”第一任主席李介夫和卜一、陈明、廖冰、冯志坚、杨城等同志。廖冰同志和李铁民先生的女儿在新加坡是同学,同李铁民先生很熟,一见如故。嘉庚先生等同他们欢谈甚久,因为讲的是闽南话,陪同到延安的国民党科长寿家骏听不懂,陪坐在那里好生没趣,幸而交际处一位北方同志把他拉到一边聊天,才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嘉庚先生询问这些华侨青年参加共产党八路军的感受,他们告诉他:蒋介石节节败退,半壁江山顷刻奉送给日寇,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节节向敌后推进,给人民带来信心和希望,要抗战救国就得依靠中国共产党,已有几百几千归侨和侨眷投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前线浴血奋战,不少归侨、侨眷已经在血战中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如抗日女英雄印尼归侨李林同志的事迹,已传遍延安和敌后战区。嘉庚先生频频点头,对华侨子弟为国奋战的精神表示赞赏。归侨青年则劝嘉庚先生等在延安多参观几天,把所见所闻转告给海外侨胞。

  6月1日下午,嘉庚先生一行到延安女子大学参观,国民党寿科长寸步不离。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在女大迎候嘉庚先生,他们是在5月26日从敌后经西安回到延安的。朱总司令表示赞赏嘉庚先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合作、反对磨擦”的立场,他说他这次从前方经西安回延安,任务之一就是同国民党谈判解决磨擦问题,在这方面,嘉庚先生的立场同我们是一致的。康克清同志对嘉庚先生说,敌后前线急需大量妇女干部去开辟工作,这就是延安女子大学创办的目的,来自全国和海外的先进女青年正在这里加紧学习锻炼,随时准备奔赴敌后战场。嘉庚先生一行在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陪同下参观了女大同学的生活、学习情况,观看了她们居住的窑洞和露天上课的情景。还参观了女大附设的缝纫、制鞋车间,边参观边提问题,对延安干部艰苦创业精神感受颇深。当时延安女子大学有二十多名南洋华侨女学生,其中包括来自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缅甸、越南的廖冰、冯志坚、温坚、李树坚、王健华、刘思、康敏、陈洁新、李英岚、余洁、潘懿梅等同志。她们告诉嘉庚先生,还有二十多名华侨青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陕公、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政法学院和青干校也都有不少华侨同学。嘉庚先生对延安一地就办起那么多学校,如此重视培养抗战人才,如此重视华侨学生,认为这是延安一大长处。

  从女大出来上汽车时,李铁民先生头部不幸在车上碰破流血,被急送往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嘉庚先生、侯西反先生则由朱德同志陪同去杨家岭看望毛主席,畅谈甚久,并共进晚餐。晚餐后,毛主席、朱总司令陪同嘉庚先生等到中央党校校内的中央大礼堂,参加“延安各界欢迎陈嘉庚先生晚会”。由于嘉庚先生的翻译李铁民先生进了医院,侯西反先生不会说普通话,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陈明同志被临时请来给嘉庚先生当翻译,我也从延安青干校被请来协助翻译。晚上七时左右,毛主席、朱总司令陪同嘉庚先生进入礼堂时,我们迎向前去。当时我17岁,一身毛孩子气,毛主席见了我,同我握了手,亲切地问我说:“你刚来延安吗?”我说:“是的,刚来不到一年。”侯西反先生也同我握手,用闽南话问我说:“你是新加坡回来的吗?”我说:“不是,从菲律宾回来。”他接着问:“你这么小就出来,家里同意吗?”我说:“起先不同意,我坚持,就同意了”。侯西反先生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可以告诉我吗?”我说:“叫王雨亭。”嘉庚先生在旁边惊讶地望着我说:“王雨亭先生是你父亲!我们很熟悉呀。”我说:“是的,父亲常说起你。”侯西反先生说:“是的、是的,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回去我们告诉他在延安见到你,他一定很高兴。”(按:当时我父亲受党的委托在南洋各地做华侨统战工作,同陈嘉庚、李铁民、侯西反先生很熟。嘉庚先生等离延后不久,我接到我父亲来信说:“听说你把我们的父子关系告诉了侯西反,对我的工作不利,但这不怪你,因为我没有对你作必要的嘱咐。”)接着,嘉庚先生被安排坐在毛主席身旁,他们的座位在礼堂中间靠前的木板上。当时整个延安中央大礼堂一把椅子都没有,所有座位都是钉在木桩上的长木板。嘉庚先生欣然坐下,毫无拘束。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卜一同志代表留延华侨致欢迎词后,嘉庚先生和侯西反先生先后上台讲话。嘉庚先生的讲话同上一次讲的内容大致相同。随后,晚会开始,由鲁迅艺术学院演出《闲话江南》和《黄河大合唱》。

  6月2日上午,嘉庚先生到医院看望李铁民先生,知道铁民先生伤势不重,几天就可以出院,感到放心。当时亲自为李铁民先生治伤的,是卫生部长傅连暲同志,他告诉嘉庚先生他原是闽西一家天主教医院的院长,红军到达闽西后,他参加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嘉庚先生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接连向他提了不少问题。傅连暲同志还向嘉庚先生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在缺少军饷弹药和缺医少药情况下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介绍了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国际友人在敌后同我军民一起浴血抗战的情景,嘉庚、铁民先生深受感动。在中央医院,正好碰到前去看望李铁民先生的廖冰等同志,嘉庚先生又同她们攀谈了好久。

  6月2日下午,嘉庚先生应邀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参加抗大师生欢迎朱总司令返延、欢迎陈嘉庚先生莅延,和欢迎茅盾、张仲实同志从新疆抵延的大会。会前同学们举行了篮球赛。朱总司令脱下灰军上衣,卷起白衬衫袖子,下场参加比赛。他在球场上同小伙子飞奔拼抢,一人投入了4个球。嘉庚先生在球场外张口看呆了,他没想到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在球场上竟也是一员猛将!

  在接着举行的欢迎会上,朱总司令、嘉庚先生、茅盾、张仲实同志先后讲话。随后举行了游艺晚会。晚会结束前,抗大代表向嘉庚先生赠送八路军灰色军衣一套。这套粗布军衣凝聚着敌后浴血抗战的军民,对坚持支援抗战的爱国侨胞的敬意。嘉庚先生欣然收下。

  6月3日至7日,是陈嘉庚先生在延安随意活动的时间。一天早晨,嘉庚先生提出要去看看被炸平的延安城。当时的延安城垣,一部分围着延河边的平原市区,另一部分蜿蜒上山围着一片山岗。67岁高龄的嘉庚先生拄着手杖,顺着城垣顶健步上山,居高临下,俯览全城,看到这个原先住有二万多居民的城区,眼下除几间残存平房之外,已成一片废墟。嘉庚先生非常愤怒,说:炸吧、炸吧,炸掉旧城,新城一定会建设得更好,那时候我要再来看看。走下城垣,嘉庚先生信步来到延河边,看到宝塔山下的延河岸边有一群日本反战同盟的男女盟员在洗衣服。陪同的同志告诉他,这些日本人有的是在前线被八路军俘获后觉悟过来的工农士兵,也有主动投过来的人员。嘉庚先生听了非常兴奋,特又走近去看他们,虽然语言不通,但看到他们如此谈笑自如,嘉庚先生也微笑了。在延河边,他还看到边区男女自卫队员拿着红缨枪和大刀在列队操练和练习投弹。嘉庚先生在延安不断观察思索,从早到晚,毫无倦容。为了亲眼看看延安的“商业区”,他到延安城南门外唯一的商业街“新市场”察看了好久。那里有私营商店百余家,还有一家照相馆,工业品奇缺,但土特产不少。营业自由,当时不收商业税。嘉庚先生对于在陕甘宁边区境内和延安市面上看不到乞丐,看不到无业游民和衣着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这一点感到奇怪,一再询问这是为什么?

  在这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曾经再一次邀请嘉庚先生到毛主席住处晤谈,反复阐述我党政策。毛主席、朱总司令还两次亲临交际处同嘉庚先生晤谈,并共进晚餐。应嘉庚先生参观边区工业的要求,朱总司令亲自陪同嘉庚先生去离延安数十里外的安塞钢铁厂参观,那里兼制前线所需的部分武器弹药。为了满足嘉庚先生想加深了解边区的心理,陕甘宁边区政府特邀请一些边区非党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到交际处同嘉庚先生晤谈。嘉庚先生在延安还见到不少闽南、闽西人,除傅连暲同志之外,当时边区财政厅、公安厅、法院等,也都有闽南、闽西同志,他们应嘉庚先生的要求,用闽南话回答他所提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延安“华侨联合会”也再一次安排一批华侨青年到交际处同嘉庚先生举行座谈。嘉庚先生同这些华侨子女交谈时显得特别轻松愉快。随着对边区了解的加深,对共产党政策了解的加深,他逐渐解除一些心头的疑虑,敢于说出一些心里话。他有时候是那样的激动,以至于不管那位寿科长在不在场,也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就慷慨激昂地讲起来。说实在,这位寿科长在延安精神面前也不是没有一点感触,他有时也不得不附和几句说:“所见所闻,深受感动!”

  陈嘉庚先生离延前对我们的同志表示,他这次亲临延安,时间不久,收获良多,经过实地考察,他相信共产党言行是一致的,团结抗战的立场,同侨胞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共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很多负责官员对南洋华侨情况则一无所知,只知华侨捐了巨款支持抗战,不知这些钱大部分是中下层侨胞节衣缩食捐献出来的。现日寇南进野心毕露,华侨抗日热情倍增,谁无视民心侨心,华侨是不会甘心的。他将继续东行,然后向南,到几个战区慰问考察,回南洋后,他将把考察的所见所闻,如实向海外侨胞介绍。陈嘉庚先生这样说,后来他也真是这样做了。

  6月7日晚上,延安各界举行集会热烈欢送陈嘉庚先生。李铁民先生伤愈出院参加了集会。朱总司令在会上致欢送词,接着,陈嘉庚、侯西反、李铁民先生相继致词。陈嘉庚先生说,他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方面对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奋。通过这次访问,他对抗战胜利已经有了绝对的信心!

  李铁民先生在致词中心情非常激动,赋诗歌颂延安。他在《告别延安》的诗中写道:

  亲爱的延安兄弟姐妹们,再见!

  一曲骊歌,诉不完我心中的留恋!

  我留恋那四周起伏的山岗,

  留恋那一望无际的田野,

  还有那锦带般的延河,

  窑洞式的医院

  战友的情谊,如兄似弟,

  革命奋斗,不畏饥寒。

  这一切展现在我眼前,

  叫我怎不激动和留恋!

  呵,延安的兄弟姐妹们,

  愿你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奋勇杀敌,

  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南洋华侨一定会和你们打成一片!

  南洋华侨一定会和你们打成一片!

  李铁民先生的这一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嘉庚先生的心声。他的朗诵,博得了听众一阵阵热烈的鼓掌。(按:李铁民先生对陈嘉庚先生访延成功起过相当作用,以至于国民党当局曾经公然警告陈嘉庚先生“勿为李铁民一伙亲共分子所包围”。但嘉庚先生不予置理。)

  欢迎会结束前,留延华侨代表向陈嘉庚先生敬献锦旗两面,一书“为国宣劳”,一书“为祖国独立、自由、幸福而战!”

  6月8日清晨,陈嘉庚先生等在延安各界夹道欢送下,离延东行,前赴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原载《回忆陈嘉庚》1984年10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延安生活回顾(三篇)

<类型>=g1

<作者>=田方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延安整风时的墙报

  真令人吃惊!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我写在解放日报社办的《春风》墙报上的一篇稿子,还能完整地保存在国家档案馆。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史研究室的同志来访,带来此稿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眼前分明摆着我的手迹原稿复印件。

  它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经战火,于今40多年。在卷帙浩繁的中国革命史料中,居然还保存着这么一篇小小的墙报稿,真是沧海一粟呀,回忆当年清凉山整风时期的情况,心情自然很激动!真有不吐不快的万千思絮。

  延安整风给所有参加者留下的印象是永生不灭的。当时我年方24岁,也可算风华正茂,干劲十足的。亲耳聆听过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毛主席谈笑风生,深入浅出地畅论整顿党风,领导全党统一了思想,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我受到的教育是极其深刻的。作为当时青年一代新闻工作者,就是在整风教育中,开始走上联系实际,深入群众,和工农兵相结合之路的。

  当时解放日报社采访通讯科以及整个编辑部40多个干部中,非党员大约只有我和陈国华同志(陈波儿之弟)。组织上却让我这个非党员担任整风墙报的常务编委(主编是支部书记邹肇基同志)。而一个非党员,却敢于用泼辣、犀利的文字,纵论是非,批评整风中出现的各种偏向;鼓励人们放下包袱,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办好《春风》提出积极建议……真是毫无顾忌!党的胸怀是何等宽广,党群关系是何等亲密无间呀!延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虽说粗茶淡饭,但也欢欢乐乐,热热闹闹,心情十分舒畅。那时浑身是劲,一天干十几小时不当回事,只要组织上信任,领导上安排任务,多么重都不含糊。之所以这么做,决非为了争取入党而表现积极,似乎一切都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革命的激情在当时延安那样的自由天地里,几乎是无所制约的,从中又可以看到整风的温暖春风所带来的蓬勃生机!

  (原载1987年3月3日《人民日报》)

  附:

  《春风》一期读后感

  田方

  在整顿三风过程中,延安有不少机关或学校发生了各种偏向,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墙报上,比如绝对平均主义、专找细节、冷风暗箭、捕风捉影等等。我们的《春风》问世,是落了他人之后。但也有好处,可以接受人家出墙报的经验来作为我们的参考,使之纳入正轨。可是在《春风》的创刊号上,也还是或多或少的有些上述偏向,以致引起这一期不少的答辩、反驳、说明等。这方面,希望今后每个同志(作者、编者、读者)更加注意的。

  另一方面,却也有的同志视《春风》为反正也是那一套(吹的偏向),因此也可以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在墙报上写稿,会被染上“偏向”的称号,有伤文信,因此,也可以置之不理——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或者在墙报上写了文章,也会同流合污,因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我相信,这是我们同志中部分中的部分,但也希望提起注意,加以纠正,多多关心同志,帮助同志,来充实《春风》,发挥《春风》应有的作用。

  再听说有些同志,尤其是新华社的同志,要观望一下,看看风色如何?《春风》的劲儿究竟怎样?再决定他执笔写稿。又如经理部的同志,因嫌文笔不流利或不习惯于写稿,而有话也不讲。由于这些缘故,在《春风》创刊号上编辑部的同志写的就显得特别多了。我想《春风》的篇幅,不会也不应有限制,它是整个清凉山同志的喉舌,应该是有话大家讲,而且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我希望新华社同志的观望态度可以不必,代之而起的应该是积极投稿,视《春风》为大家的讲台,是大家使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经理部同志也要踊跃投稿,不要为写文章而拘泥。我们需要的是具体的事实,不是流利的文章;同时,有了具体的事实,文章自能动人。好象张瑞书同志的《我要说的话》,和奋慈同志的《科长在会议中》,虽写得比较俏皮了些;法太同志的《我对总务科的几点怀疑》等,都是在大家面前提供了宝贵的实际材料,而引起大家的注意。至于不习惯或不能执笔的同志,也希望其他同志勇于帮助的精神,征求意见,代为执笔。

  最后,我希望《春风》能起应有的积极作用,报社的行政负责人或支部负责人,最好根据每期墙报的材料,作为整顿三风的参考,来改进工作,调解相互关系;同时,也请行政和支部负责同志每期执笔,公布改进工作调解关系的过程及收获。

  读后此感是否正确,望大家指正。

  (原载《万众瞩目清凉山》第172页)

  二、延安时期的村民公约

  近日收到延安一位同志给我寄来的“张家圪崂村民约”。他在信中说,这是1943年5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由当时绥德县委宣传部长汪洋同志和我合写的。他说:“像这样的村民公约,即使对我们今天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转抄如下: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夏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糟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遍,吃的又饱,穿的也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

  读了这篇村民公约,不禁回想起当年的新闻记者,在深入农村采访时,经常见到农村党支部建立的黑板报、读报组、识字班等基层文化组织,和这类村民公约结合起来,进行宣传教育,所以也成了新闻报道的内容。村民公约是由村民们民主讨论议定的,由当地的乡文书或小学教员编写,大家通过后写在黑板报上,或者写在马兰纸上张贴起来,同时也作为识字班的内容,既认了字,也懂了道理。

  现在看来,这篇在47年以前的陕北村民公约的内容,对于今天是不可能完全适用了。比如第六条“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似乎是完全反映了小农自给自足的思想,现在已不合时宜了。但当时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双重封锁的严峻形势下,全边区(包括全国各解放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不论机关、部队、学校,所有干部、战士、师生,包括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等中央领导入,都要亲自动手种地纺纱。所以,村民公约一定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从群众最需要、当地又办得到的事做起,因时因地制宜组织讨论编写,进行宣传教育,按约实施。

  这篇村民公约是在绥德县延家川二乡张家圪崂作为农作法的模范村制订的。整个绥德地区包括绥德、米脂、清间、吴堡、佳县、子洲六县,都是人多地少地区,因此公约的第四、第五两条主要着重精耕细作的农作法,其中的“仔细按”,就是当地经过深翻地后掏钵钵撒粪点籽的“按种法”。既可以节省粪肥和籽种,又可以集中肥力增强庄稼的长势;包括“人畜变工”,即使在今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可以推行;买得起农业机械的农户,还可以组织人机变工。

  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根据国家建设进度,不可能很快大量转移进入城镇;而实际上农村建设中有很多工程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除了“多栽树,多植棉”以外,比如:兴修水利、改良农田、改造荒山荒坡、修桥筑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种子、饲料、农机等的服务行业,为农副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等等,除了按农时季节集中组织大批劳动力突击施工外,还可以分别组织各种专业队,长期进行经营管理;包括发展农村文化娱乐、推行计划生育等等,都可以列为村民公约的内容。

  “村魂”反映了农村中强有力的党支部和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村民公约则是“村魂”在广大村民群众中的普遍体现。村民公约必将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原载1990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三、清涧战斗采访忆旧

  时间,过去40年了;事迹,却始终难于忘怀。那是1947年的10月,由彭德怀将军率领的第一野战军,于8月15日在米脂沙家店地区歼敌一个整编师,结束了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后,我军转入了反攻。闻名的沙家店战役,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陕北战场的敌我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我军乘胜南下,九、十月间相继收复了延长、延川两县,又回师一举包围了困守清涧县的敌整编76师,两天两晚激战,扫清了县城四周的敌军外围据点,经过强攻,占领了紧贴城西的笔架山,居高临下,俯览清涧全城,瞭如指掌。彭总派员进城与敌师长廖昂谈判劝降。廖昂因与城南30里铺胡宗南部队保持无线电联系,幻想其增援部队解围,劝降无效,我军乃于翌日拂晓,用重炮轰毁了敌电台,爆破北门,我随攻城部队一起冲进县城,我军全歼守敌,生俘敌师长廖昂。等到30里铺敌援军涌进清涧县城,我军早已押解全部战俘,转移到城外绵延不断的广阔山区。

  当时,我是新华社一野前线分社的随军记者。战斗结束,我从攻城部队回到前总去分社发稿。那天中午,随军转到城东北50多里的郝家墕村,部队刚刚驻下,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我和同行的随军记者延国民同志,漫步在山村小道,叙谈着战斗胜利的经过,特别是敌师长廖昂被俘时的丑态,十分令人可笑。原是胡宗南部下“四大金钢”之一、威风凛凛的师长,在我军冲进县城、挨户搜寻廖昂时,他竟急中生“智”,异想天开,在一居民家灶房角里,用一只箩筐套在头上,象鸵鸟钻进沙土一样,蜷缩在地下。当解放军战士用步枪挑开箩筐时,廖昂忽地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来了个立正敬礼。我们的战士事先都知道廖昂的形象,厉声责问:“你是不是廖昂?”只见他带着浓厚的四川腔回答:“好说,好说,敝人就是廖昂!”

  生俘廖昂的经过,在部队一时传为笑料,我们边走边谈,从半山坡望去,只见家家户户窑顶上铺晒着有名的黄河畔红枣。我们信步走进了一家农户,想买点红枣充饥,房主人是一位50来岁的老太太,她正呆滞地倚在门口,见我们走进她家,打量了我们一下,立即热情地让我们进门上炕。出乎意料的是,她开口就问:“同志!你们见到我的儿子吗?”

  在敌我双方成千上万人流的战场上,谁能知道老人的儿子在哪里呢?确实使我们十分纳闷。但是老人问我们是有根据的:“你们都是打黄绑腿的,清涧县城不是打黄绑腿的解放军打开的吗?”的确,一野大部分部队都是打着灰绑腿的,只是我们所在的部队是打黄绑腿的。我们默认了:“那么,你的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向我们介绍了她儿子的年龄、模样:“20来岁,光葫芦,中等身材,扎实,名叫郝天瑞,是被侵占清涧的敌人拉伕绑进城的!”

  她指点窑壁上挂着的鞭竿、草帽和褡裢说:“这些就是我娃平时放羊用的东西。我想娃,就天天看看娃用过的东西,边看、边想、边哭,眼泪都快流干了。村里有的乡亲劝我,买上些礼品,到县城去拜访维持会长。维持会长是本县的地主老财,总算是本乡本土的,求他向胡宗南部队上的长官说个情,还是有希望放回来的!”

  作为普通农民,这种劝说也是出于好意。但是老人却说:“我也想了好久,还是不能这样干呀!因为我的大娃还是咱们游击队队长。我为了救出娃子,去向维持会长、向敌军长官求情,怎能对得起我的游击队长大娃呢?”所以,老人宁愿天天想、天天哭,也不干那种对不起游击队的事。现在清涧城打开了,怎么还不见儿子回来呢?莫非是在战乱中无辜地牺牲了?!

  这里是清涧“闹红”时的老根据地,我们俩被这位慈母的高风亮节深深感动了。

  事情就那么凑巧。老人所介绍的她的小儿子的形象,猛然间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在打开清涧城那天凌晨,天色还未大亮,我和部队同在一个山包上,发现一个被山洪冲刷的洞穴里,发出阵阵的呼救声,洞口还丢着三支步枪。这种洞穴很深,象个大瓮罐,口口不太大,下部还是很大的。解放军战士们用了好几副绑带,才把洞底下三个国民党士兵和一个青年民伕吊了上来。在朦胧的晨曦中,我清楚记得那个民伕就是一个光脑袋、中等个子的农村青年。那时他已吓得混身抖擞,脸色灰白。问他是哪里人,他也说不清是哪个县哪个区,只说了个“××妈”。当时部队就把他们一起押进了俘虏营。

  老人听到这里,儿子有了下落,而且就在解放军里,不禁喜笑颜开,几乎不加思索,就委托我们,无论如何要给他儿子捎个口信:“告诉天瑞,坚决参加解放军,也不必回家,只要给家写个信就行了!”老人认为只要儿子参加解放军,一切都放心了,而且也成了她的莫大光荣!

  说着,她揭起锅盖,一股蒸气冲了个满窑,端上了一盆热气腾腾的山药蛋和南瓜,要我们吃。这是当时陕北农村秋收后的主食,山药蛋已经蒸裂了口。主人出于诚挚的殷勤,加上我们也饿了,就象在自己母亲跟前一样,边吃边谈。临别时,老人还硬治我们俩每人脖项里套了一串红枣。

  从前总再回部队,找到俘虏营一查,果然有个民伕叫郝天瑞,他已经报名参军,正待上级审批中。我告诉他在郝家墕巧遇他母亲的经过,以及他母亲的嘱托和思念他的情景,天瑞也想起了该给他母亲写信了。

  事情已经过去40年了。陕北战场的艰苦岁月,胜利战斗后的喜悦心情,战士们前仆后继奋勇杀敌的壮烈场面;还有那样的母亲,那样的儿子……,这一切,一直回绕在我的心头。正因为我们的事业和千千万万这样的母亲的心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能够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道理都是一样,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原载1987年3月《新闻知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在最艰苦的日子里

<类型>=g1

<作者>=夏川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在泰运地区【泰山以西,运河以东地区的简称。】工作,前后不到一年,但泰运人民纯朴、憨厚、顽强、无畏的性格,1943年那一段军民一起度过的最艰苦的日子,都使我终身难忘。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正如毛主席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所说“接近胜利,但又极端的困难”的一年,是天灾人祸最多,斗争最尖锐、复杂的一年。

  当时,国际反法西斯阵线已在苏德战场转入反攻;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开始被动,急于结束对华作战,以便扭转败局。便在逼降、诱降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同时,把进攻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并采取了各种更残酷、更毒辣的手段。

  在冀鲁豫边区【在河北省南部,山东省西部,河南省北部,江苏省北部和安徽省北部的五省结合部,所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敌人推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一再进行规模不等的合围、“扫荡”;到处修公路,挖封锁沟;十里一个据点,五里一炮楼。把全区分割成六大块,每一大块又分割成格子网式的若干小块,使濮、范、观中心区【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常驻、并且是敌人从未占领过的三个县:濮阳、范县、观城的简称。】,陷入了敌人四面包围之中。

  年底,区党委召开高干会议,布置了贯彻党中央、北方局“精兵简政”、“敌进我进”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从而敌我之间“蚕食”、反“蚕食”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奉命随参加高干会议的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邓存伦同志,从军区调一分区宣传科工作。

  一分区共辖津浦铁路济南到泰安段西侧,聊城、阳谷以东,禹城、博平以南,平阴、东阿以北,这一狭长地带的十几个县;经过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敌伪据点、炮楼,增设到了400多个,总兵力约两万多人;为加强对群众的控制,敌人还建立了保甲制度、情报网。这一切,都使我们的活动和斗争,增加了很多困难。

  1943年2月初,我们离开军区,向“敌后的敌后”前进。在范县子路堤找到掩护部队,便开始了紧张的夜行军。越过泰(张)——阳(谷)、聊(城)——阳(谷)等五条公路,在阳谷县的沈楼和一分区统率部会合。

  清晨,在我之前从军区调来的科长畅宏碧、齐振亚等同志,带我绕村边走了一圈,邻近村庄的据点、炮楼,历历在目。他们边走边指着说,这里真是碉堡林立,公路纵横,敌人对我包围、合击非常容易。为摆脱敌人,就要天天行军,让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却能在摸准敌人的活动规律后,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就要求我们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根据他们的经验,认为我到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轻装”;拆去棉被、棉大衣里的棉花,减掉用不着的衣物、书籍。容不得犹豫,在大家帮助下马上就拆减。哪想到轻装工作还没有结束,警卫连已同突袭的伪军打了起来。我急忙把清理下来的东西存放在房东家里,接到通知后,立即带领全科同志到村头集合待命。不久,警卫连打退了敌人,还小有缴获。我们抓紧时间在村边吃过晚饭,在夜幕下转移。

  路上,大家带的东西非常轻便,腰里系着一个小包袱,不少人把没有棉絮的夹被折成窄条,围在脖子上;干部挎着的驳壳枪有节奏地摆动着。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吸烟,只有沙沙的脚步声,金属轻微的撞击声,沿途村寨巡夜的梆柝声,掺杂上敌伪据点哨兵骤起的嚎叫声,构成敌占区夜间的画面和音响。

  我们一直穿行在敌占村寨之间,不知过了多少敌伪据点,只知道过了三条公路,一道封锁沟,拂晓前在荏平县一个小村赵海停了下来。

  乍一投入艰苦斗争的激流,极度兴奋,一到驻地,便把路上诌的一首打油诗记了下来:

  泰运那似濮、范、观,

  行军作战不稀罕;

  炮楼、据点遥相望,

  夜过公路一、二、三。

  从此,我一如分区的老兵,行军时穿上了拆掉棉絮的夹大衣,脖子上也围了夹被,每到一地借用房东的被褥,向群众求助温暖。

  分区机关经常活动在六七个县区,大都住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部队又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所以虽然敌情严重,军民关系仍然很好。

  我们一般都在黎明前到达宿营地,为避免引起群众惊恐,要求部队天再冷也不准闯进寨里,一律在村边集中休息,“静坐寨外等黎明”。

  我们对敌占区群众体贴入微,群众对自己的子弟兵,更是百般疼爱。天亮后,部队一到寨里,熟悉的老乡立刻围上来问长问短。不管是哪家房东,都对住进来的干部、战士热情接待,赶紧点火、烧水、拿被子,好让大家解解渴,早点休息。

  2月19日,我们到已和敌伪合流的顽军齐子修控制的朱海子宿营。一进屋,老大娘便一面收拾被褥,一面絮叼起来:“你们可来啦!再不来,老百姓就没法子活了。谷子一打下来,小米都得送给齐三儿【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领导机关常驻、并且是敌人从未占领过的三个县:濮阳、范县、观城的简称。】,咱们只能吃粗糠。给齐三修炮楼,自己带吃的不说,有时候还让那些龟孙抢得一干二净……”

  这一带群众生活很苦,而2月19日赶巧是农历正月十五,对老百姓来说,吃不上元宵,看不上花灯,也得想法设法吃一顿粗高粱面萝卜馅饺子。煮好了,还硬要先送一碗给我们尝尝。

  一次,我们在荏平县的大集镇冯官屯宿营,这里距县城18里地,而东南2里多是伪军李歧山的据点,正东400米是荏禹公路。尽管如此,我们的到来,一样带给群众极大喜悦。几个老大娘异口同声地说:“俺一听叫门的声音,就知道不是汗奸”、“除了咱的救命菩萨,谁还叫咱老大娘?……”

  特别使我无法忘怀的,是平阴县田楼田大爷一家老小对我的情谊。

  田大爷是一个贫苦农民,老两口身体都不好,有四儿一女。大儿子随舅舅闯关东,在北票煤矿当矿工,二儿子13岁,三儿、四儿都小,女儿16岁。他们一家老小待我亲如一家。每次住进他家,不等你开口,早已把全家仅有的两床被子拿了出来,情愿在光席上坐一夜。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同我商量:如何给大儿子写信,让他早点回来;女儿找个什么人好?……万一不住他家,一听说我们来了,赶紧让三个儿子把舍不得吃舍不得卖,专门给我腌好的鸡蛋送几个来。要是不收,弟兄三个拉住我的手又撒娇又哭闹,简直没有办法。

  冀鲁豫地区历来多灾多难,1942年欠收,群众严重缺粮。进入1943年,又普遍干旱。二三月初到泰运时,还能吃上被称作“钢盔”的粗高梁面窝窝,喝上用高粱面煮熬的红糊糊,大家风趣地把这叫做“三红”〔红军(八路军),吃红窝窝,喝红糊糊〕。进入四月,灾情更加厉害,最重的是荏平、博平。我们由吃高粱面、粗糠,到吃起榆叶、杨叶、柳叶、槐叶掺上高粱面、粗糠搅拌的菜饭,用树叶掺上榆皮面、棉花籽蒸的菜窝窝。就是捋树叶、刮榆树皮,都要求部队远离村庄,避免与民争“食”。到靠近集镇的敌占区,偶尔吃上一顿小米稠饭,大家高兴得就象过节一样。个别淘气战士,还编了吃饭经:“一碗浅,二碗满,三碗赛过太行山!”叫人哭笑不得!

  灾情越重,逃荒的人越多,外区、外县逃来的也为数不少。从冠县、堂邑一带逃来的最多,一个个携儿带女,面黄饥瘦,痛苦万分。为活命,有的要一二十斤红薯,就把自己十四五岁的女儿换给了别人。……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卖儿卖女的惨状。

  部队生活苦,但没有人叫苦,大家不仅依旧能在这样艰苦的地区战斗、工作、学习,还能自觉地把群众的甘苦、冷暖放在心上。除了把定量不高的口粮节省一些交给专署救济灾民外,每到一村,都有专人照管重灾户,都有专人帮助群众组织生产自救。

  就这样,经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胜利地度过了空前的大灾之年。

  情况变了,我们也跟着改变了斗争策略、斗争方式。从1942年秋后开始,为贯彻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分区派出以班、排为单位,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小部队104支,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剪除敌人耳目,镇压作恶多端,危害大、有民愤的汗奸、特务、叛徒;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协助抗日政府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敌占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上为我们领导和控制的伪政权。】,开展伪军、伪组织、伪属工作,广泛建立了“功过登记簿”,强调提出“当汗奸没出路”,“谁坏先打谁”,“谁好、谁坏,打走鬼子算总账!”这种军事打击、镇压和政治宣传瓦解相结合的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不仅和不少伪军据点、炮楼建立了各种关系,还在伪军、伪组织中,打入了一些党的工作人员,使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又过了五六个月,到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无条件投降,国际形势越来越好。全边区基本上制止了敌人的“蚕食”,还不断发动对敌伪的军事攻势。泰肥山区、大峰山区的被动局面也有了明显的好转,生活最艰苦、斗争最困难的岁月终于过去了。

  9月中旬,军区调我和二团政委金绍山同志回去,另行分配工作。我们每人带一支手枪,送我们的挑夫带了颗手榴弹,一行三人只有一个向导带路,再不象来时,有武装部队掩护。同样要过一条条公路、一道道封锁沟,但都安全、顺利地回到了濮、范、观中心区。

  当我又到子路堤住下的时候,难以控制激动的心情。一个人慢慢地重新走回村边,这时太阳正从东方升起,远望泰运地区,默想着这七八个月的发展变化,内心掀起一种无比的信心和力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艰苦的岁月  难忘的记忆

<类型>=g1

<作者>=陈辛火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总是禁不住回忆起我在延安时期所度过的艰苦岁月。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指挥革命战争的所在地。我在1938年到达了延安。从此,我就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大熔炉里学习、工作、生产和生活,并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可以说,整整度过了11个火红的岁月。

  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形势下多次指出,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彭真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延安精神是我们党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取得伟大胜利的精神财富。”

  延安时代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曾经哺育过千千万万革命青年的延安精神,是非常伟大的,是永放光芒的。延安精神作为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的结晶和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美德的结晶,正在继续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这里我想简要地谈谈我在延安时期的一些经历和体会:

  一、为追求远大的革命理想而刻苦学习。当时在延安,党中央把教育人民和培养干部作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为此创办了举世闻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各类新型院校。我当时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有著名教育家成仿吾同志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徐冰同志讲《哲学》、江隆基同志讲《政治经济学》,还有陈昌浩同志讲了几课《世界革命运动史》。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就是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图书也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有限的津贴费差不多全用来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可是大家读书认真。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有时还用老麻籽油点灯。光线虽然不够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也就是在那样简陋的油灯下,毛泽东同志在凤凰山窑洞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和《论持久战》等不朽的重要著作。那时我们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那里背到那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一本。

  二、为革命什么艰难困苦也不怕,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确是十分艰苦的。大家过着一种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交通很不方便,住的是土窑洞。凭借着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坡,依坡而挖的窑洞一层层、一排排,在窑洞之间交错的条条羊肠小道,很有陕北特色。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大米饭。这对于生长在“鱼米之乡”的南方青年来说,开始饮食上是不大习惯的。那时我们爱吃小米锅巴,吃起来又脆又香,大家风趣地叫它“列宁饼干”。蔬菜主要有土豆、白菜、南瓜和蔓菁。缺少肥皂,就用草木灰过滤下来的水洗,夏秋时分还用灰灰草的茎和叶来代替肥皂洗衣服。当时不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在军队里的干部战士,穿的都是粗布衣服。有一年过冬,被服厂的棉衣缝制不出来,就把棉布、棉花和针线发给每一个人,自己来缝制棉衣。一时炕头上、树荫下、操场、田边,到处在捻毛线,缝军装,给延安艰苦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欢乐和繁忙的气氛。那时,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不单是写到墙上,而且铭刻在每一个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人的心坎上,化为行动。

  三、充满着团结友爱,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延安的物质生活尽管异常艰苦,但是精神生活却是非常充实,非常丰富,处处充满了革命的豪迈之情和乐观主义精神。只要看到大路上有队伍在行走,群众就要拍手欢迎唱歌,唱了一个又一个。有时道路两旁、山坡上下,歌声和着歌声,歌声引着歌声,汇成一片。每个单位的歌咏队、拉拉队十分活跃。青年们自制胡琴、提琴、象棋、扑克,自己编写文艺节目。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指挥的五百人的大型业余合唱团,经常为群众演唱。黄河大合唱就是一个代表,大家都会唱。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院校,有时也排演新节目,如《带枪的人》、《太平天国》等节目,每次演出,都受到热烈欢迎。在延安,还经常举行篮、排球比赛。朱德总司令、贺龙师长等许多领导同志经常和干部、战士在一起打篮球,你简直无法分清哪是干部战士,哪是领导同志。那时,宝塔山下,延水河畔,到处洋溢着革命战士亲密无间、团结友爱的同志情谊。

  四、为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敢于拼搏,战胜一切敌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加上国民党反动派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以数十万军队对延安及其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实行包围、封锁,从1939年冬到1943年秋,强征民伕数十万,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筑起了长达2,000多华里,纵深200多华里,各种碉堡10,000余座的军事封锁线。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包围、封锁,虽然使边区军民在财政经济上遭受到极大的困难,以致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鞋袜,冬天没有棉被盖的境地。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休想把我们饿死、困死。面对这一严重困难,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决策出发,把我军“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的三大任务,改为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发动边区人民、军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纺线织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同志带头粗衣素食,在离自己办公和住宿的窑洞不远的地方开荒种菜;周恩来同志也利用时间参加纺线;朱德同志年过半百,还背上柳条筐拾粪积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一文中所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当时我们青年战士的说法是:“拿起笔杆上课堂,放下锄头拿起枪,日寇老蒋敢进犯,叫他有来无回见阎王。”

  那时,359旅在南泥湾屯垦开辟了“陕北的好江南”,成为陕甘宁边区大生产的模范。我所在的385旅也在陇东大凤川开荒种地。没有耕牛,人拉犁;没有锄头,炼铁造;没有住房,挖窑洞。总之,用自己的双手和坚强的毅力,向荒山要粮,向大自然夺宝。开始时,我们一个青年战士一天只能开荒四五分地,以后经过锻炼,一天能挖到一两亩地,人们称他们为“气死牛”。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春夏秋冬到处是开荒、耕地锄草、收割打谷、扬场的景象;人人会纺线、缝衣服、做袜子、打草鞋。从前的山沟,山鸡乱飞,狼豹出没,后来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从前是杂草丛生,满目荒凉,后来是良田千顷,谷子满地……就是这样,在万千生产大军的辛勤劳动下,我们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大丰收。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实现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不仅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而且使我们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生着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欢乐的歌声响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漫山遍野。

  还值得提说的,在延安时期,最使我难忘的,是能经常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从前方回延安的地方、军队领导同志作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洛甫)、陈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经常参加延安的群众大会并作重要的激动人心的报告。1942年5月,我在延安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的院子里,亲自聆听毛泽东同志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回忆之一。

  我们的党和军民运用和发展延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在和平建设时期,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王进喜(铁人)、雷锋、焦裕禄等各条战线的模范人物辈出。延安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极为珍贵的革命“传家宝”,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强大思想支柱。现在,我们的情况不同了,物质生活比之过去好得多了,但是延安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尤其要推广到广大青年学生中间去。

  今天,我国人民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实行改革开放,尽管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但是只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就一定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贡献!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往事回忆

<标题>=一位投奔延安的医学家

<类型>=g1

<作者>=姜亚洲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8年8月的一天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八路军前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等在焦急地等候一个人……

  什么人使他们如此重视,什么人受到如此殊荣?

  原来他们等候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卫生部原顾问何穆同志。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何穆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通过关系,在1938年初来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恰逢吴玉章主持工作,何穆因与吴老之子是留法同学,吴老见到他后非常高兴,当即写信交何穆亲自带到延安。从此,他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何穆手提一架医用X线机,带着吴老的亲笔信,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八月份来到延安,受到林伯渠、肖劲光、姜齐贤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并安排他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工作。当姜齐贤同志得知他的专业是结核病时,当即决定开设肺科,任命他为主任。中央卫生处处长傅连暲闻讯后,马上去看望他,并备加鼓励。十月份,日军飞机曾先后两次轰炸延安,为了何穆的安全和工作方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决定让何穆搬到组织部去住,并在中央卫生处门诊部任门诊部主任。

  在工作中,何穆逐渐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同志由于工作条件极为艰苦,长期营养不足,积劳成疾。何穆对此焦虑不安。为此何穆曾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在中央系统建立一所尽可能现代化的医院。

  筹备工作是艰苦的,何穆仅有三千元的办院经费,在一座荒山里开始了工作。每天和同志们奔波于二十五里外的新市场购买物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医院所需最基本的设备已大体完成,工人们在荒山里打成窑洞四十多个,医院于1939年11月7日成立,正式定名为中央医院,由傅连暲兼任院长。

  就在医院即将成立的前夕,九月下旬,何穆因执行特殊任务离延安去渝。李富春同志亲笔写信给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同志,让何穆亲自转交,要他在条件许可时安排何穆去香港采购医疗器材。

  1940年10月,抗日战争已进入艰苦的岁月,何穆在渝没有忘记党的重托,没有忘记延安的小米、窑洞和他创建的医院。当得知延安急需他们时,再也待不下去了,心急如焚似地要返回延安。周恩来同志在他们出发前接见了全体同志,对于他们在国难当头,抛弃个人幸福生活,支援抗战,参加革命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和热烈欢迎。并指示办事处为他们租辆卡车送往延安。

  1941年12月11日,何穆一行来到延安。第二天,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中央办公厅主任王首道会见了何穆,向他宣布了中央的决定:鉴于傅连暲同志年高、体弱、事多,中央决定何穆同志为中央医院院长。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使这位留学法国的医学家激动不已。

  何穆始终没有忘记通过各种关系为延安提供医疗器械和药品。1941年,何穆的夫人姚冷子委托重庆国民党中央医院化验室老同事、进步人士龚真纯女士要到了正伤寒和副A、副B伤寒菌种,但无法带回。何穆突然得悉周恩来同志最近要回延安一次,便立即写信告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想请随同人员带回。周恩来得知后,为避免带活菌引起政治上纠纷或传染问题,决定自己随身携带。周恩来副主席冒着危险,把三管细菌装在自己的中山装口袋里,亲自带到延安交给何穆。何穆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何穆为了专心致志地做好防病治病和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辞去了院长之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穆又奔赴晋冀鲁豫军区,任卫生部副部长,以迎接全国的胜利。

  (原载《健康报》1991年1月26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谱写新篇

<类型>=g1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编者按:

  人们高兴地看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克服一度出现的“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狠抓党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教育,特别号召全国人民开展体现延安精神的学习雷锋的活动,学习雷锋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近日来,不仅《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等报刊相继发表学习雷锋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还发表了江泽民同志接见“雷锋团”的讲话;由中宣部、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的号召,一个坚持常年不断、常战不衰、注重实效的学习雷锋的活动,正在全国城乡军民中热烈展开。

  电影《焦裕禄》的摄制成功和放映,把这位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密切相联的闪光历史搬上银幕,正在中华大地上广泛传诵。焦裕禄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形象,正鼓励着广大干部和群众坚定信心,艰苦拼搏,克服困难,去夺取新的胜利。

  为此,我们特选辑了新华社记者杨民春、曹国强所写的《学雷锋的新变化》以及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所写的《人民呼唤焦裕禄》两文,说明延安精神正在一代接一代地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学雷锋的新变化

<类型>=g1

<作者>=杨民春,曹国强

<发文单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姓名>=

<内容>=

  进入九十年代,几乎人人感受到学雷锋活动给全社会带来的盎然暖意。学雷锋的新气象装点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春天。

  三月春风 四季常驻

  1990年新年伊始,在杭州,冒着霏霏细雨,上万名青年参加义务劳动,拉开学雷锋树新风帷幕。

  同一天,全国各地城乡开展的各种各样的学雷锋活动难以一一尽数。

  数天之后,全国铁路系统的30万共青团员和青年,在5万多公里的铁道线上争做雷锋,把学雷锋活动延伸祖国四面八方。

  从1月至3月,全国各地仅参加这一活动的团员和青年便有2亿多,仅3月4日这一天,全国就有9000万青少年参加了团中央举行的“让雷锋精神温暖千家万户,让团旗在活动中处处飘扬”的学雷锋活动。

  3月5日,在纪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为雷锋题词27周年的日子里,以江泽民为首的党和国家7位重要领导人一一为学雷锋题词,使遍及祖国各个角落,深入亿万人心的活动形成了高潮,重塑着国民的精神世界。

  在暖意融融的三月春风里,天安门广场上响起庄严的国歌,首都万名青少年在国徽与团旗下发出倡议和誓言——“学雷锋精神,做亚运先锋”。从此以后的200多个日日夜夜里,令亚洲及世界瞩目与称赞的亚运会,处处体现着雷锋精神,处处可见“雷锋”的面孔与身影。

  其间,6月举行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7月举行的“学雷锋夏令营”活动,8月举行的“相会在雷锋身边”活动,9月举行的全军优秀基层干部和学雷锋积极分子表彰活动,都为人注目,一次次成为学雷锋的热潮。

  亚运过后直至马年将逝,随着中央有关部门对抚顺军民共学雷锋经验的推广,各地亿万军民共学雷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马年自始至终,人们不断听到学雷锋活动的足音,三月春风在神州大地常驻。

  走上街头 回到岗位

  “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

  马年之初,当八闽大地上叫响这一口号时,立即得到众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发自内心的欢迎和响应。

  党中央领导同志在年初会见全国学雷锋先进代表时嘱托,学雷锋一定要立足本职岗位,要抓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实质,这样才能深入、扎实、持久。1990年学雷锋活动,不仅有走上街头浩大的声势,也有立足本职扎扎实实的内容。而且,本职岗位日趋成为学雷锋的“主阵地”。

  人民解放军在岗位学雷锋活动方面取得明显成绩。各级在组织学雷锋活动,开展评选先进时,都突出强调做本职工作中发扬雷锋精神。去年进京参加国庆观礼活动的来自全军的先进同志中,有16位代表就是在本职岗位上实践和发扬雷锋精神的。这些优秀代表,成为全军将士本职岗位学雷锋的楷模,引导全军学雷锋活动向深入、扎实、持久方向发展。

  领导干部带头学

  前不久,雷锋生前战斗、生活过的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礼堂里举行了一次学雷锋先进个人事迹报告会,在台上发言的都是清一色的将军和校官,会场上不时掌声一片。

  “我向雷锋看齐,大家向我看齐。”新年伊始,这句由雷锋生前所在团领导干部喊出的口号,很快成为领导干部们共同的心声。3月5日这一天,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出现在学雷锋的行列中,在北京,从中央机关到市委、市政府,从军委、总部到驻京各部队,200多位将军和上千名各级领导干部带着自己的队伍,走上街头开展便民服务、打扫公共卫生、参加亚运工程义务劳动。

  广大群众看到并相信领导干部是在真学雷锋,首先是要看到他们像雷锋那样,政治坚定,清正廉洁,艰苦奋斗,勇于奉献,当好公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去年以来,在上海、天津、保定、烟台、珠海、厦门等城市举行的“岗位学雷锋,行业树新风”的竞赛中,“表率奖”、“公仆杯”都是各列首位,促使领导干部在学雷锋中找准位置、进入角色、作出表率,在本职岗位上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3月7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人民呼唤焦裕禄

<类型>=g1

<作者>=穆青,冯健,周原

<发文单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姓名>=焦裕禄

<内容>=

  进入九十年代,在中华大地兴起学雷锋新潮的同时,人们深情地呼唤着另一个名字——焦裕禄。

  在这声声呼唤中,我们三个当年采写焦裕禄事迹的老记者重访兰考,专程到焦裕禄墓前敬献花圈。花圈的挽带上写着“焦裕禄精神永存”七个字,表达了我们对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的好儿子的崇敬和思念。

  焦裕禄去世已经26年了。兰考人民在明末黄河故堤的一个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禄烈士陵园。陵园里,参天的泡桐绿荫蔽日,蓊郁的松柏密密环绕。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竖立着一面屏壁,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的题字:“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我们默默地站在墓前,望着那高大的墓碑,环顾兰考大地,思前想后,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一)

  24年前,当我们第一次踏上兰考这块苦难的土地,兰考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还在猖獗地为害人民。一年365天,多一半漫天黄沙飞扬。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清晨起床,被褥总是蒙着一层黄尘。白色的盐碱每年不仅要碱死几万几十万亩禾苗,还浸蚀着千家万户的墙脚和锅台。内涝渍死了大片庄稼,有幸捉住苗的,一亩地打下几十或上百斤粮食就是上好年景。

  今天,兰考1800平方公里大地和98万亩耕地,大变样了。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这是传唱在兰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20多年过去,兰考全境的飞沙地、老洼窝、盐碱滩,都已经长起大片大片纵横成网的泡桐林了。1963年焦裕禄亲手栽下的那棵麻秆粗的幼桐,已经长成双人合抱的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全县半数以上的耕地实行了农桐间作,一亩地每年仅桐树就可以增值200到240元。我们一路所见,不仅在兰考,而且在豫东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线,在雄伟的黄河大堤,到处都是亭亭的泡桐英姿,到处都是绿色的海洋。

  东坝头是黄河下游一个最险要的地段,从三门峡、花园口奔泻而来的黄河激流,在这里按照人们的意志,回旋了一个马蹄形,从巍峨的石坝脚下乖乖地折向东北,奔向大海。滔滔黄河历史上多次泛滥,给这一带留下了271个大大小小的沙堆。每当刮起5级以上大风,黄沙蔽日,天昏地暗,一夜之间沙丘就能搬家。24年前,我们来这里采访,举目黄沙茫茫,不见树木。这次,我们再访东坝头一带,茫茫黄沙已经不见踪影,眼底尽是一望无际的麦海。农民开着汽车、拖拉机,赶着牛车,正忙着收割麦子。微风起处,漾起层层金色的麦浪,一个个旧日的沙堆,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刺槐林,极目望去,宛如飘浮在金色麦海里的一个个绿岛。

  我们沿着曲径登上名叫“九米九”的大沙丘。头上绿叶盖顶,脚下青草铺地,林子里阵阵凉风宜人。盛夏的阳光从华盖般的槐叶缝里流泄下来,象撒下一条条金色丝线。24年前,我们曾吃力地爬上这个沙丘,流沙灌满了我们的鞋袜。那时,沙丘顶上刚刚种上稀疏的刺槐苗,迎着寒风有气无力地摇曳着。

  邻近“九米九”的下马台,原是临大路的一个村庄。因为沙丘移动,村舍、水井被淹没,村民弃家外逃,这里就变成了一个方圆50亩的大沙丘。焦裕禄从1963年春天开始,组织农民在这里挖泥封沙,栽种刺槐,如今也早已成林了。

  72岁的护林老人王心茂告诉我们:“下马台大沙丘今天变成了‘元宝垛’,全靠老焦当年领着大伙种树治沙。”王心茂一家人就住在林中小屋里,年年月月守护着这片焦书记留下的林子。他爱树如命,说:“谁要砍死一棵树,就是砍我一条腿;谁要撅折一根树枝,就是断我一个指头,我决不答应!”这句话,表达了老人对党、对他心目中的焦书记多么深沉的感情呵!

  当年受到焦裕禄称赞的“四杆旗”之一的韩村,也许是兰考农村今昔变迁的一个缩影。

  韩村周围是洼地,常年渍水,土地碱化。24年前我们来这个村访问时,饥寒交迫的农民含着泪告诉我们:1962年全村27户人家,每人只分得老秤12两高粱穗。贫穷像蛇一样缠着这个村庄。在那许多人感到沮丧的年代,他们人穷志不短,硬是不要国家的救济粮和救济款,自力更生,到老洼窝里割草卖草,换来三头毛驴和农具,忍饥挨饿,坚持生产。就在这个时刻,焦裕禄来到韩村,他从韩村人身上看到了千斤重担不弯腰的志气,深深地感动了。他把韩村的代表请上表彰大会的主席台,号召全县学习他们的精神。这次我们又到韩村,看到人们引来的黄河水把洼地淤高了,低洼的荒草窝长出了一坡好麦子、好花生,昔日的盐碱地也种上了棉花。当年的茅屋都换成了一色的砖瓦房。全村51户,有22户买了拖拉机。

  我们怀着急切的心情,来到兰考火车站。20多年前,这里的一切令人触目心酸。那时冬春季节,有多少兰考的灾民在这里啼哭饮泣,有多少家庭在这里骨肉离散。站台上堆着从全国各地运来的救灾粮,站内站外,货运列车的棚顶上,都坐着衣衫褴褛的灾民。这一切,仿佛是我们昨日所见,依稀历历在目。而眼前,车站的一切完全变了。整洁的站台修了花坛,东来西去的客货列车井然运行。75000平方米新建的货场可以同时装卸100多个车皮。最近5年,兰考火车站每年平均装车外运的粮食、棉花、桐材、油料等有1亿多公斤。焦裕禄深夜到火车站含泪看望农民弟兄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凄苦场景,已经作为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了。

  焦裕禄临终前曾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多年来,兰考的党和政府抱定“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决心,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焦裕禄用生命绘制的那张蓝图,今天已经成为兰考大地的现实。

  兰考人深情地说:“咱焦书记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二)

  曲曲折折的历史没有磨灭刻在人民内心深处对焦裕禄的思念。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种呼唤焦裕禄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涛,在共产党员心中,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更加激荡不已。

  今年以来,已经有30多万人来到焦裕禄墓前凭吊。

  当年那个大雪封门的日子,焦裕禄去梁孙庄推开柴门访问过的那位老人梁俊才已经去世,双目失明的张晴老大娘还健在,已经89岁了。她还记得,那天她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问:“你是谁?”焦裕禄说:“我是你的儿子!”去年,张晴大娘家里收获1000公斤小麦,750公斤花生。今年清明节,她要人拉着架子车专程送她到焦裕禄坟前,按照农村古老的习俗烧了一堆“纸钱”。她说:“如今俺富了,老焦有钱花吗?”

  一个又一个农村妇女,从家里带来新蒸的白面馒头,摆在焦裕禄墓前,哭着喊着,要他们的焦书记走出墓来尝尝味道。他们永远忘不了,焦裕禄和他们一起吃糠咽菜的艰难日子;永远忘不了焦裕禄端起大家凑来的“百家饭”,眼泪簌簌滚下来的情景。如今家家过上了好日子,焦书记却不回来了。

  堌阳乡刁楼村70多岁的老农马全修,身患关节炎,走路靠双拐。今年清明节,他披着老羊皮,艰难地走了十几公里路,来到墓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礼。他对陵园工作人员说:“老焦是万里挑一的好人呀!我怕活不久了,趁还能走动,赶来看看他。说不定啥时候死了,想来也来不了啦!”

  从葡萄架村来的一位60来岁的妇女,在墓前哭得很伤心。工作人员问她:“有什么为难事?”她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自从娶了媳妇,再也不肯管我了。我生他时,生活多么艰难啊!焦书记关心我,救济过我,还送我一块喜庆的红布。那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如今吃喝都有了,儿大心变了。一生孩子的气,我便想起老焦,想起那块红布。唉,要是老焦在,这种事他能不管吗?”

  陵园工作人员还对我们谈了一件事:清明节前,陵园松林里一位来自民权县的老农踽踽独行。问他来干什么,他说来看看。问他的姓名,他不肯说。工作人员又问:“你心里有什么事?”老农哭了。他说:“我心里有话,没有地方诉呀,来跟老焦说说……”

  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思念焦裕禄;群众有了困难,想起焦裕禄;群众心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禄基前来哭诉。

  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在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

  广大群众呼唤焦裕禄,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他们是在呼唤党一贯同群众血肉相连的好传统,呼唤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风。

  (三)

  焦裕禄去世26年了。其间,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走过洒满阳光的坦途,也经历过阴云满天的坎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伟大的里程碑,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

  从北京到河南的千里农村,我们看到处处绿树成荫,一派生机勃勃。昔日低矮的茅屋,很少见人,少数富裕的农民又拆去刚住了几年的砖瓦房,盖起了独家独院的小楼。强大的电流给广大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农业生产插上了翅膀,乡镇企业有如雨后春笋,家用电器飞进了寻常百姓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固守传统的耕作习惯,发出了向科学技术要产量要效益的呼唤。前几年,他们是从城里“抢财神”下乡;近年来,那些先进的农民在庭院在承包田里试验深层开发,自己开始走向农业科学殿堂了。20多年前连捉苗都很困难的黄河故道农村,现在已有成片农田三种三熟、四种四熟了。

  特别令人兴奋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干部,相继走上了县委书记、县长的领导岗位。他们同千百万农村基层干部一起,常年累月,勤勤恳恳,为党为人民默默地工作着。祖国大地山河巨变,无不凝聚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这些8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有从农村基层提拔上来的,更多的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在党的哺育下,他们有较高的科学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经过实践的磨练,身上也闪现着60年代县委书记焦裕禄的精神风貌。

  他们是新时代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但是,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也有少数干部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受到不正之风的影响和腐朽思想的侵蚀。他们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抛到了九霄云外,背离人民,违法乱纪,成为大潮奔泻中的泥沙。

  当前,值得严重注意的是,在有些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干部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甚至滋长了腐败现象。

  有的人随意侵犯群众利益,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一切向钱看。群众气愤地把这“三乱”比做新的“三害”。

  有的人挥霍公款大吃海喝,群众指着他们的脊梁骨说:“你们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有的人不为群众办事,只顾自己“窝里斗”,对群众疾苦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有的人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还向上邀功请赏,争名争利。

  有的人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不只自己侵吞公款公物盖私房,还为亲朋故旧、七姑八姨谋私利、捞便宜……

  有一个老贫困县,十年九灾,被称为“洪水招待所”。全县128万亩耕地,有123万亩旱不能浇,涝不能排;人均收入200元以下,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形容自己的苦日子是:“泥巴房子泥巴床,除了泥巴没家当。”这样一个长期贫困的老灾区,那里的干部本该发扬焦裕禄精神,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它几年,领导群众摆脱贫困。但令人痛心的是,1988和1989两年,这个县一面吃着国家救济粮,用着国家救济款,一面竟然作出决定,让下级机关给领导干部“送红包”;而全县得“红包”金额最多的是原县委书记。

  这些腐败现象,使广大群众心不平,气不顺,在干群之间、党群之间无形中筑起一道高墙,它隔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玷污了党的形象,造成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60年代初,我国外有压力,内有经济困难。焦裕禄那种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气概,“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情怀,不啻是黑云压顶时一道耀眼的闪电。正是这种气概和情怀,我们的党克服了历史上的一个个危难而一往无前。现在,我们国家也面临着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形势,依然需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精神,需要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这就是成千上万人一往情深地怀念焦裕禄、呼唤焦裕禄的真正原因。

  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的决定郑重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决定谆谆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共产党员更加需要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行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

  这历史性的决定,象警钟长鸣!

  (四)

  我们在河南农村访问,同地委、县委的许多干部交谈。他们在学习焦裕禄的活动中,有深切的感受,有各自的经验体会,内心也有些隐忧。

  许多干部尖锐地指出,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学习焦裕禄,重点是领导干部学,不能只领导别人学、自己不学。人民怀念焦裕禄,表现了群众对党的干部的殷切期望。绝不能辜负群众的期望!当“班长”,要事事、处处与焦裕禄相比,在自己身上找差距;要象焦裕禄那样善于团结“一班人”。搞“窝里斗”的,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不了焦裕禄。

  60年代,焦裕禄领导群众同严重的自然灾害作斗争,让兰考群众吃饱穿暖。今天,新的任务、新的困难正考验着我们的干部,学习焦裕禄不仅要领导群众同自然作斗争,还要同侵入自己肌体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斗争比起同自然灾害的斗争还要艰苦得多。县委书记们谈到这一点时,强调说,学习焦裕禄,一定要从世界观上学,要付出代价,作出某种牺牲,经历思想上痛苦的磨练。不能摆花架子,不能搞形式主义。

  书记们谈到焦裕禄“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时,都很动情。他们举出许多事例说,只要与群众心连心,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群众就信任你、拥护你,工作就会一呼百应;国家有什么困难,群众也会支持国家度过难关,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如果你心里没有群众,和群众离心离德,违背群众利益,再大的好事,就是干部喊破嗓子,群众也是百呼不应。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

  “千金易求,人心难得。”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箴言,也是关系我们党盛衰兴亡的一个大问题。

  从兰考到开封,我们瞻仰了曾任开封府府尹,近千年来一直活在人民心中,为人们敬仰传诵的包拯的塑像。这座新建的包公祠里,有一块古石碑,上面铭刻着开封府历届府尹的名字。人们纪念包拯,崇敬包拯,前来参观的人都要站在石碑前抚摸一下他的名字。年深日久,石碑上“包拯”二字被摸出了一片很深的亮光光的凹痕。

  我们从包拯又想起了焦裕禄。焦裕禄不是封建社会的“包大人”,他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包拯在开封府为官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但这位妇孺皆知的“包青天”,留给后人的是几天也讲不完的清正廉明的传奇故事。焦裕禄在兰考实际上也只是工作了一年零几个月,而他却给人民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和许多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是你的儿子。”焦裕禄的这句话,表达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这是一个震撼历史的声音。他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全部忠诚。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人民的儿子的英名。

  (原载《人民日报》1990年7月9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接过延安精神的火炬

<类型>=g1

<作者>=刘奇葆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90年5月,由一批老同志牵头,有各方面同志参加发起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这是一件很适时而又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第一,从延安时期到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取得了成功,也经受过挫折,今天有条件对延安精神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科学的分析,对延安精神进行准确的认识。第二,有一批延安时期的老同志健在,可以对延安精神进行直接、细致的研究,使延安精神具有感性的证明和丰满的血肉,具有理性与感性相交融的感染力。第三,今天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延安时代的事业,而这一崇高事业的接力棒正在逐步转交给新的一代人。因此,在用新知识教育青少年的同时,用以延安精神为代表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对于保持革命事业的方向和推开改革开放的发展都是十分需要的。

  客观地说,延安精神对于革命老一辈是直观的亲切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老一辈是延安精神的创造者,延安精神中包含着千千万万同时期创业者的劳动、汗水、智慧、生命和灵魂。生活在今天的广大青年,对富有传奇色彩的延安和那一时代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一辈保持着向往和崇敬之意,但他们是从书籍或老一辈的言谈中了解延安时期的,延安精神在他们心目中的感受不那么直接,也许还会有一种相距遥远的感觉。从电影、电视或历史、文学作品中所看到的当时的延安和陕北,雄浑破碎的黄土高原、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依山凿砌的窑洞,纺车、镢头与小米、南瓜,以及一篇篇博大精深的宏论,这些给后人突出的印象是历史感。由于这几年革命传统教育受到不应有冲击,延安精神在青年中的传播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可以说许多青年对延安精神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有的可能认为延安精神是老一代的事,是过去了的事;有的可能觉得现在的情况同那时候有很大的不同,所需要的精神也应不同;有的则分不清是“延安”还是“西安”。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他说,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宝贵的革命精神。实践也说明,对人民,特别是对共产党员和广大青少年进行延安精神教育,是振兴我们的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必要之举,应该通过方式多样的不懈的教育,使广大青年深切了解延安精神,对延安精神产生亲切感和追求渴望,通过社会实践使延安精神成为青年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展现丰富多彩的时代风貌。

  我们应该懂得,延安精神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以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为国家、为大众奋斗精神的集合,是脱颖于那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由先进分子体现出来的先进意识。延安精神也不是突然产生的,她同陕北的“窑洞”有关,但并不仅仅是“窑洞”的产物,她是植根于优秀民族文化和革命传统之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精髓,在以追求美好明天为目标的火热现实的舞台上形成的精神现象,由于其社会作用的发挥,已经使之成为一种炽热社会存在。实际上延安精神,既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开拓进取、面向未来的精神。

  在我们研究和学习延安精神的时候,青年们应该自豪地看到:以共产主义精神为本质的延安精神是由老一代创造的,但他们当时大多都很年轻。当年数以万计的进步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们为追随崇高理想而奉献的青春和热血,使延安精神洋溢着蓬勃的朝气与活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采访延安写下的《西行漫记》中说,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他们通过宣传和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我们知道,青年在延安时期所发挥的作用的确是巨大的。因此,可以说延安精神不仅属于老一代,而且属于青年人;不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也将属于未来。延安精神由于其革命性和人民性而不会过时,也由于其同青年和青年的追求紧密联系而总是具有生命力。

  当然,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不会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应有的条件。首先,延安精神需要有适合其性质的高尚的事业作为根基,建筑于此,服务于斯。如果没有一个高尚的事业不断地提出要求,延安精神在过去不会产生,在明天也不会继续。然而这个事业是存在的,延安时期表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今天表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为人民始终不渝地谋取福利,是延安精神不断焕发出生命力的前提。其次,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要有一大批有志并献身于上述所说高尚事业的人,而且要一代接一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说过:“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不言而喻,没有这样的合作延安精神也会中断。社会主义事业呼唤年轻一代,要切实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接过延安精神的火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继续先辈们开创的事业,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这就是当代青年的使命。我们相信:延安精神将会是常青的精神,源远流长的精神,代代相传的精神。

  (原载1990年第2期《党风科学研究》。作者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4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艰苦奋斗办教育的楷模——从延安自然科学院到北京理工大学

<类型>=g1

<作者>=张玉彬,刘怀荣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1940年创立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它根据革命的需要办学,在战争烽火中辗转各地,先后同晋察冀边区工业职校、工业交通学院、井陉工业学校以及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1949年8月迁京,1950年9月,中央决定原中法大学数、理、化三个系并入,1952年1月1日改称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5月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简称“京工”)。

  创办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中国共产党办教育的摇篮。

  在抗战的艰苦年代,由于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党中央要求边区干部和部队一面抗日,一面生产,并从各地调来一批懂科技的同志和熟练工人,开始筹办军民必需的各种工厂。1939年12月,党中央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为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1939年底,中央决定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

  在根据地办学十分困难,不仅没有图书、仪器和各种教学设备,也没有校舍和教员。只有依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去创造条件。这就是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也是自然科学院的革命传统。

  1940年5月,延安自然科学院分别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刊登招生启事,明确本院宗旨是“以培养抗战建国的技术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为目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冲破各种险阻纷纷来到延安,开始了创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战斗。

  学校没有校舍,学生就自己打窑洞。窑洞既是宿舍,又当学习室。上课没有桌椅,同学们坐在小木凳上,大腿就当桌子,可以看书、写字、做作业。冬天大家一起上山背柴,一起缝羊皮做大衣,织毛衣的毛线,也是同学们自己用手工搓成的。为了增进友谊,大家用桦树皮做成各种贺年片,春节时相互赠送。

  学习条件越艰苦,同学们的互助友爱精神越强。有时上级发一点特别照顾的东西,同学们总是你推我让,谁也不肯接受,生活中都愿意把方便让给别人,困难留给自己。老校长、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当时已经年过花甲,住在杨家岭,到学校要走一个多小时。组织上为照顾老同志曾分配一匹马给他专用,他却把马交给学校的伙房用,自己仍然坚持步行到校。

  理论联系实际是自然科学院的基本教学原则。学校经常组织师生进行科学考察和参加各种生产劳动。

  1940年6月,教师乐天宇等率领自然科学院和边区农场等单位共同组成的森林考察团,历时47天,在15个县境对陕甘宁边区的森林状况作了系统、全面的调查,提出了制订森林政策的七项建议,同时为教学采集了两千余件植物标本。特别有意义的是,他们在这次考察中,了解到南泥湾的荒山荒地适宜开垦,便向领导提出了开发南泥湾的建议和方案,立即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毛泽东同志专门找乐天宇同志了解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邀乐天宇及生物系同学去南泥湾考察。后来,王震同志率359旅去垦荒,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对克服边区经济困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解决边区用纸困难的问题,自然科学院教师华寿俊、王士珍等同志深入造纸厂进行研究。他们经过大量调查和实验,发现生长在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可以作造纸原料,并且试制出马兰草纸。马兰草纤维丰富,韧性很强,适于生产印刷、书写、绘图用纸,还可做成吸水纸、滤纸等。1940年12月8日,《新华日报》报道说:“边区满山遍野的马兰草,却变成了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已用了10万斤马兰草造成了20万张纸,印成各种书刊,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马兰草造纸成功,解决了边区用纸困难的问题。这一创举受到了党中央、边区政府的表扬。后来《解放日报》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都是用马兰草纸印刷的。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广大师生就是这样,为了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

  当时,在同学中间流行着一首豪迈的歌:

  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

  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

  谁说我们没有课堂?

  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

  蓝天是我们的屋顶;

  高山是我们的围墙。

  谁说我们没有教具?

  自制的教具更加漂亮。

  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

  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稳固,

  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坚强。

  为了祖国的新生,

  为了民族的解放,

  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

  建设新型的国防工业大学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自然科学院向华北、东北地区转移,去创办新大学。当年11月,100多名师生由马驮行李,步行40多天到达张家口。国民党挑起内战之后,学校在华北辗转各地坚持办学。同学们一面学习,一面运粮、种菜,生活中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1949年7月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中央决定该校迁入北京办学,暂住中法大学院内。1950年8月,开始扩大招生,选址建校。1952年1月1日,改称北京工业学院。

  1952年3月,国家重工业部《关于北京工业学院今后发展的方向及目前的方针任务》中指示:“北京工业学院逐渐发展为国防工业学院……使之成为我国国防工业建设中新的高级技术骨干之主要来源。”从此又开始了创办国防工业大学的新时期。

  在建校过程中,师生积极参加建校劳动,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仅一个暑假就为国家节约人民币2000多万元(旧币)。物理组教师还自制实验设备和教学幻灯片十几套。在基建方面,学校确定“优先保证教学用房”的原则,到1956年底,学校完成建房13万多平米,其中教学楼占53.5%、学生宿舍占27.4%、公用设施占10.5%,职工宿舍仅占8.6%,职工人均只有0.6平米。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缺乏懂国防专业的师资、教学计划和教材。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东北兵工专科学校的兵器、弹药、火药三个专业的师生200多人转来,加速了学校兵工专业的建设。1953年底,苏联向我校派来三名专家(先后派了三批共15人),对我校建设也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为适应新的需要,学校动员了78名教师改专业、备新课,大家都心情舒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立即投入查资料、备新课的紧张工作。不少教师每天睡眠仅3—4个小时,经常有通宵达旦备课的。到1956年暑假,学校15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已全部拟定,共开出75门专业课,357个专业实验。经过三年的努力,一所新型国防工业大学已初具规模。

  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全院教师立即投入制订“向科学进军12年规划”的热潮,学生们也纷纷成立了课外研究小组。其中“扫描及视频放大器”、“机械”、“光学”三个小组,长期坚持活动,后来合并为“电视发射中心研制小组”。经过他们的长期努力,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部电视发射装置,并在1959年校庆活动时发射成功。经邮电部批准使用一频道。

  1958年初,化工系有机教研组的同志,在“反浪费反保守”“勤俭办学”的号召下,苦战三昼夜试制成功“间苯三酚”,并转入批量生产。后来“大跃进”虽然冲击了学校科研规划的正常进行,但焕发出广大师生“高速度攀尖端”建设现代化国防工业大学的干劲是应该肯定的。据1958年11月统计,全院有65%的教师和91%的五年级学生都投入科研奋战,不分白天黑夜,星期天从不休息。在试制“505”探空火箭的过程中,化工系学生共产党员于家蓉、共青团员杨润品、方修文、丁玉峰和一系学生共产党员王世荣为研制和“505”配套的橡胶火药,因急于赶任务,在一次技术事故中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倒下了,但是科研工作没有停,又一批同志争先恐后地站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干起来,没有一个胆小后退的。这就是“京工人”立志改变国家面貌的奋斗精神。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京工”也没有逃脱这场政治灾难。但却有一批在政治风浪中艰难务实的同志,始终不渝地为国为民奋斗着。

  化工系教授陈博仁是1951年从印尼回国求学的华侨,1956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文革”中却被隔离审查。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从无任何怨言。当亲友劝他出国时,他回答说:“我是抱着建设祖国的目的回来的,现在国家没有建设好,不能走。中国再苦毕竟是自己的祖国,外国再好也是外国。中国不会永远如此,迟早会变好的。”1971年,国家需要研制一种新型高能炸药。课题任务以陈博仁同志为主,当时他患了肝中毒症,身体虚弱,别人劝他,“你调一下工作吧,这种工作对你身体有害,也有一定危险。”他回答说:“任何工作都要有人去做,不是我就是别人。组织上把我放在这个岗位上,我就要钉在这里做出贡献。”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病魔和工作中的困难,1975年终于合成了新型高能炸药“7507”。专家鉴定时认为“7507”是国内至今未见发表的科研成果,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先进性,为合成新的高能炸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

  电子工程系教授毛二可,“文革”中被戴上“反革命孝子贤孙”、“白专典型”的帽子,勒令他离开工作岗位,离开他天天相伴的科研仪器。他痛哭失声、仰天长叹,因为在他的风华之年,只有政治斗争煎熬着他的岁月。但他并非不关心政治,国家在1969年的边境危机,使他焦急不安。他想:“我不能总是这样闲着呀!”他冒着风险来到了实验室,和一些同志偷偷地搞起了“高频相位计”,这是国内没有,国防又急需的大型雷达测试仪器。他从设计线路、分装,到总机调试成功,都是在政治学习、批判会、游行等活动外,抓紧一切时间拼命干出来的。后来他研制成功的“数模混合动目标检测处理机”,1988年获国家发明二等奖。他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这样的事迹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里是十分可贵的。

  1980年学院经上级批准实行对外开放,目前已同美、日、西德、苏联、瑞士等国的12所著名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先后派出500多名教师、研究生出国留学、进修和考察访问。已从英国学成归来的年轻教授冯长根,在热爆炸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1988年出版的《热爆炸理论》,是国内这一领域的第一部专著。他1982年以来发表了60多篇论文,其中20篇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教授认为他“作出了相当显著的贡献”,“解决了许多经典问题”。1989年他被评为首届“中国青年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全国青联授予他“为‘七五’建设作出贡献的杰出青年”称号。还有35岁的女教授程丽(北京市最年轻的女教授),她潜心研究教学,完全用英语授课,并在国内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1989年她被学校破格从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还有李宏平、李荣志、陆晨等40多位年轻人正在奋力拼搏,成绩突出。北京理工大学已经有了继续奋斗的新一代。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延安精神谱新篇

<类型>=g1

<作者>=王国林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精神是我党的光荣传统,也是中国革命的巨大财富和力量。它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曙光,为了赢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而团结奋战,艰苦拼搏。

  今天,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一座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崛起。这就是延安炼油厂。

  延安炼油厂是根据陕北石油开发形势的需要,经1985年8月8日陕西省省长办公会议确定,省经委批准投资建设的,1986年被列为省重点技术改造项目之一。几年来,炼油厂的领导发扬革命传统,廉洁从政,以身作则,他们带领职工艰苦创业,取得了很大成就:截至今年6月底,这个厂共加工原油388090吨,实现产值10676万元,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事迹受到了省、地党政领导的表彰。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党政领导班子只有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才能使企业走向兴旺发达。建厂以来,延安炼油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联系本厂的实际情况组建了党政机构。新的领导班子发扬延安革命传统,不讲名利、地位,密切配合,同甘共苦,从而保证了炼油厂的健康发展。

  该厂筹建初期,领导紧紧把握改革的方向,在厂内推行了“企业法”、“维护厂长责任制”等一系列措施,这样便增强了厂长指挥中心的凝聚力,保证了党委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保证了厂部各个时期的决策、安排、部署和落实。对于行政事务党委既过问又不包揽,既参与又不干涉,各有侧重,互相配合。

  几年来不管形势如何变化,体制怎样划分,炼油厂党政领导班子始终保持了精诚团结,密切协作,目标明确,步调一致。无论是行政、或是生产方面的,还是党群系统的大事,都做到及时通气,相互配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因而使大家能够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地投入于工作之中。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党树立的优良传统,它曾为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个优良传统还要不要?延安炼油厂的干部和职工肯定地回答:不但要,还要继续发扬光大。厂党委领导把这个传统贯穿于一切工作的始终。延安炼油厂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投产,并有了积累,初见成效,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富于团结奋斗、吃苦耐劳的领导群体。近年来,全厂不断开展爱国、爱厂、创业奉献的宣传教育,使干部、职工形成了一支团结进取,能打硬仗的坚强队伍。党委书记段长明,厂长陈延浩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1986年为了加快建厂速度,节约资金,经考察,陕西省委批准,从加拿大购进了一套二手炼油设备。该设备运至距施工现场6公里的火车站。166节车皮、2500多吨重的货物大小、长短、轻重不一,如果由外单位装卸搬运就得38万元的费用。厂领导一声令下,全厂干部职工一齐动手,扛拉推抬,装卸搬运,花两个月的时间,硬是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这套设备全部搬到了现场,仅此一项就节约了20万元。

  为了节约资金,厂里年年制订双增双节规划。在建厂过程中,厂党政领导带头实干:平整院落,整治住地,清理水池污泥,打扫装置区卫生,还亲自动手修铁丝网,打篱笆墙,组织巡逻队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其他职工也争着干了起来。总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绝不花钱雇别人。整个建厂过程不计算工作时间,不分工种界线、不讲报酬。有的同志带病工作,有的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即使再苦再累他们也心甘情愿。

  由于全厂职工发扬了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缩短了建厂周期,从装置、动工到试车、投产仅用了一年多时间;节约资金4000多万元;并且学习了国外的先进经验,锻炼了职工队伍。

  建厂进入试车阶段,厂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职工一起住在现场,吃在现场,有时几天几夜不合眼,一起解决试车过程出现的技术难题。厂长陈延浩拖着带病的身体,坚持工作,有时是刚打完吊针就上工地,直到“大功告成”的火炬熊熊点燃之后才到西安住进医院。

  延安炼油厂领导带头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创业,在职工队伍特别是青年职工中产生了极好的影响。

  建设炼油厂需要相当数额的投资。因而从一开始领导班子就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制定廉洁从政的措施。几年来,厂领导都能以大局为重,克己奉公,从严要求自己。在年终分奖金的时候,他们坚持和各科室领导一样,不拿高奖金,平时也做到奖金不高于主要生产车间,各种分配先职工后领导,先基层后机关。职工有病,他们前去看望,热情问候;狂风暴雨之日,他们冒雨查看工地及职工的危旧房屋。在施工最紧张的阶段,他们与大家同吃同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火热的工地,这一切都大大调动了全厂职工的积极性。

  段长明书记和陈延浩厂长,奉献最多,索取却很少。上级两次分别给他们200元奖金,他们都交给托儿所,服务公司,以及作为党费上交。段长明与一些同志出国考察,每天60美元的补助他们没要,港商要赠给他们每人一台彩电也被他们婉言谢绝了。过春节为了让职工回家团圆,他主动承担了烧锅炉的任务;但他家里遭水灾,他却依然坚持为筹建工作东奔西忙,职工们感动地说:我们的党委书记、厂长为了早日把厂建成投产,连自己的家也不管了……。段长明同志曾多次被评为省、地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1984年《陕西日报》曾以“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1987年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8年他被评为延安地区端正党风先进个人;1989年,他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炼油厂党委也先后被评为省、地党风建设先进单位,1989年被评为省先进党委。炼油厂曾获得省技术改造优秀奖。

  该厂在“艰苦创业,强化管理,达标升级提高效益”的行动口号鼓舞下,好领导带出好队伍。在该厂的职工队伍中,有奋不顾身抢救落水儿童的青工,有拾金不昧的小青年,有勤奋学习的操作能手,有在紧急关头不顾一切排除设备隐患的职工,也有冒着高温钻进汽包进行抢修的老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支政治觉悟高,敢打硬仗的强壮队伍,才使这个企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希望……

  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延安老区的经济发展,石油又是延安老区发展经济的主导产品。该厂职工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一定要再接再厉,再攀新的高峰,多出油、出好油,让它为延安老区的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1990年10月1日《中国开发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宝塔山下橄榄绿

<类型>=g1

<作者>=江道贵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令人神往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当那个蓝眼睛、高鼻梁的美国记者斯诺第一个将她公诸于世后,她的名字,连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红军,便一下传遍了世界……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踏上了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顿时,我们的眼睛湿润了:红军住过的窑洞前,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红军女战士洗衣的乱石滩,如今杨柳泛绿,一片生机。“平展展街道柏油路,车如穿梭人如流。”100多万心灵手巧的延安儿女,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把红军开创的天地打扮得花团锦簇,美不胜收!

  望着巍巍宝塔山,潺潺延河水,激动兴奋过后,我们脑海里又出现一个大大的“?”。前几年,红军创立的延安精神曾一度遭到诋毁,如今新一代延安人到底怎样看待延安精神?延安精神会不会在他们身上消失?于是我们把镜头对准了驻守在延安的武警延安支队那一座座橄榄绿的警营,去寻觅答案……

  一队队的官兵们带着思考陆续走进了纪念馆、烈士陵园,寻觅着先辈们的足迹。每年新兵一入伍,部队先要请来老红军上传统课,讲延安精神;接着支队又在全部队开展“武警战士基本素质教育”活动。

  结果,战士们从徘徊、困惑、迷惘中走了出来。他们来到当年红军练兵的延河畔,对着宝塔山举起了右臂:“我们是红军的后代,延安精神是我们的命根子……”

  部队驻地条件差,伙食不好,官兵们就一人一把锄头,像当年三五九旅一样,开荒种地,地挖出来了,又种上西红柿、辣椒、茄子、豆角。秋收时,每个中队都产菜5万多公斤,除满足自己吃外,还把多余的部分送给驻地群众。

  紧接着,官兵们又自己动手,办起了养鸡场、汽水厂,每年收入20多万元,他们又用这些钱为每个中队都添置了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收录机……

  枣园,是当年中央书记处的所在地,村西有一条渠,是当年书记处和驻地群众一起修的,每年雨季,泥石都要堵塞几次。每当这时,武警战士便及时赶到,他们肩扛手扒,披星戴月,每次都不声不响地把渠掏通。汗,洒下千滴;钱,不收一分……

  二中队驻守在王家坪,革命旧居院子里有不少桃树、枣树,战士们执勤上哨都从树下经过。每当桃枣成熟时,累累硕果压弯了枝头,可战士们从未动过一个。一天晚上,冰雹将40多棵枣树上的枣全部打落在地。清晨战士们收操回来,见到满地的枣,一个个给拾起来,堆在一块……看枣树的李大爷见此情景,老泪纵横,说:“这些后生,和当年的红小鬼没啥两样!”

  延安地区的有些地方,至今仍是未走出贫穷落后的“黄土高坡”,自然灾害没有因为它是革命圣地而退却。每当灾难扑来时,身着橄榄绿警服的武警官兵,便会从天而降。

  不久前,延安卷烟厂杨家沟烟库发生特大火灾,求救电话第一个打到延长县武警中队。司务长顾奇峰立即带领12名官兵赶到失火场地,冒着乱窜的火苗,一口气将没着火的20多捆价值4万多元的上等烟叶转移到安全地带。

  那是陕北一个寒冷的深夜。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子长县洪家屯后山象断了背梁的房屋一般,半边山转瞬就从山顶滑落了下来,巨大的土石方将洪家屯一居民两眼窑洞埋没。窑洞中的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8岁小孩,生死不明。听到呼救声,县武警中队的战士们立即起床,冲向出事地点。怕用工具伤了被埋的人,战士们就冒着刺骨的寒风用手扒,手划破了,鲜血直流,染红了黄土地。把窑洞扒出一条缝后,战士李东林冒着生命危险爬了进去,背出了受伤的老太太和小孩,并立即送往县医院抢救。当这家主人跪着大喊恩人时,战士们已悄悄走了……

  又一个寒冬之夜,延川县一位名叫高风梅的产妇,在县医院因产后大出血,生命处在危险之中,“必须马上输血”。然而这深更半夜,哪里去找献血者?医生紧锁双眉,家属哭成一片。怎么办?突然医生跳了起来:“有了,叫县中队的战士”。医生立即拨通了县武警中队的电话。

  中队长蔡伍捌接到电话后,立即带领30名战士跑步冲到医院。30只胳膊齐刷刷伸向了化验窗口。“快,先化验我的!”“医生,我身体好,抽我的吧!”

  化验结果出来了,只有身体瘦弱的新战士高军血型与产妇相同。看着瘦弱的高军,医生摇了摇头:“你身体太弱了,不能抽”。高军一听急了,大喊道:“救人要紧,我身体没问题”。医生感动了,护士直抹泪。他们流着泪将高军的300CC鲜血注入到病人的血管中,产妇得救了。

  延安,这里曾是红军的“大本营”。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战士们对革命传统,对老区人民,始终奔涌着血一般的热情!

  从宝塔山下的嘉陵山到延水两岸,从三十里铺到南泥湾,62名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烈军属,在武警战士的精心照顾下,过着蜜一般的生活。

  距杨家岭五公里的一个深山沟,住着一位红军遗孀贺树珍大娘,花甲之年,本该有个子孝女敬的晚年,但她唯一的独生女儿却因说不清的缘故抛弃了她。她想老伴,怀念红军,多少次来到杨家岭毛委员住过的窑洞前望啊,看啊,泪水湿了衣襟……

  儿子来了,孙子来了——旧居武警战士围住了老人。

  从此,老人有了数不清的子孙。煤,没烧尽,战士们送来了;粮,没吃完,战士们从十公里外的粮店买了回来。逢年过节,他们把老人从山上接来;班里改善伙食,也有老人一份。老人弯不下腰,那双脚也不知几年没洗。战士们端来热水说:“大娘,您坐下,把腿伸开就行了!”他们给老人洗呀擦呀,剪了指甲,又刷鞋袜。老人感动得不知掉了多少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战士们走了一茬又一茬,可照顾贺大娘从未间断……

  在圣地延安,凡有武警战士驻守的地方,这里的孤寡老人,烈军属身边,总活动着一片片橄榄绿色的身影……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谱写新篇

<标题>=为科学决策三进延安

<类型>=g1

<作者>=李喜民

<发文单位>=科技报特约记者

<姓名>=

<内容>=

  (科技日报编者按):读完“为科学决策三进延安”一文,禁不住为焦化专家胡熙明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叫好。

  胡熙明等三进延安,是发生在10年前的往事。而今天看来,并无陈旧之感。其涉及的问题,抨击的思想,依然存在,故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人们完全可以从中接受教益,受到启迪。

  对一项工程在调查之后作出的决策,只要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不管是“上”,还是“下”,应该说都能功载史册。相反,如果认为,结论是“上”者才有功,“下”者无功,甚至认为是“过”,那是十分有害的,必然要导致大家不按科学办事。这样的教训时有所见。如,一个小小的县,水资源本来不丰富,却偏偏在上游建了一家造纸厂,由于污水处理不当,结果把仅有的一条河全污染了。群众叫苦连天。这样的“上”有什么实际好处呢?

  胡熙明等专家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否定了在延安建焦化厂的方案,并建议党和国家把支援延安人民的建设项目,改为发展轻纺工业和人民必需品的生产。这种对原项目的否定,既是科学的,也是对人民负责精神的表现。

  科学工作者就应该为科学、为真理而直言。

  那是1976年当延河两岸草木葱郁的时候,胡熙明带着冶金系统的几个专家到了延安。

  作为工程设计的总负责人,他这次初到延安的任务是为延安筹建一座年产10万吨焦炭的焦化厂作实地考察。这位抗战初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年已六旬的焦化专家,登上宝塔山,路经王家坪、凤凰山麓、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别有一番心潮。从延安走向全国胜利已经几十年了,而这里的人民,因自然条件较差仍然过着艰难的日子。那些操起电话机便可直接与中央领导通话的老人,身着还是粗衣布鞋。为改变这种状况,国务院决定由北京和国家拿出一笔资金,帮这里办一些“五小”工业项目。

  胡熙明清楚,如果上一座10万吨小焦化厂,这意味着给延安人民带来了冶金焦炭、工业和民用煤气以及多种化工产品。这是首都和全国人民向老区人民献上的一份心意。但是,建设这种工业,需要多种严格的条件:合理的场址、方便的交通运输、廉价资源和较高的经济效益。

  从城南步行出发,他们的足迹踏遍了整个延安山区。他们企望寻找一个合适的条件,而这里的大自然给他们的回答却是一个个问号:场址选在哪儿?整个山区的上层是黄土结构,下层是泥质页岩结构,还有一片片滑坡地带。唯一的一片平地便是飞机场。建在机场附近?最大限度躲不过机场二三百米,对飞机起落的安全简直不可想象。资源和运输怎么办?炼焦用煤要从近百公里的子长县运来,每天的用煤要近百台汽车在山路上不停地奔跑,其运费之贵、车辆之多,能不能承担得了?还有水,焦化厂每小时用水量120多吨,这对延安唯一的水资源——延河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从投资和效益上看,要创造条件建焦化厂,附加费就是几千万元,比一个新建厂的价格高出几倍。就是把厂建成了,生产出的产品比从外地运来还要昂贵。还有,这种工业带来的大气和水源的污染,在延安的地理环境下是难以处理的,这给延安人民的未来又会留下什么呢?

  “?”号划了一串串。结论呢?建?在科学上难以通过。不建?又怎么向延安人民、向首都和全国人民交待呢?

  “建设延安,要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首都和全国支援延安,延安不能失掉这个机会。”“焦化厂能不能建,就看冶金部的几位专家了。”

  人们在议论,在盼望。

  胡熙明为难了。

  “还是先做套初步设计吧。”

  冶金部有关领导谨慎地发出了一道指令。

  1977年10月,胡熙明带人二进延安。

  在做完最后的考察后,胡熙明组织制定了多项方案,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初步设计。就焦化技术本身,这套设计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可是,那些外部条件上的一串串问号,在现实的条件下还是找不出一个答案。

  1978年春夏之交,胡熙明带人三进延安。

  这是延安地委主持召开的关于筹建焦化厂初步设计的审查会,也是焦化厂建与不建的关键一举。

  胡熙明自然是这关键一举中的关键人物。他首先列举了上述有关建厂的几个重大问题。“是困难一点,但我们的意见还是要建,”地委领导表态了。

  此时,胡熙明必须做出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胡熙明心里早有盘算:某地某厂,从60年代初建起,由于条件不够,到现在也没建起来;某地某厂,由于决策失误,花费几百万元投资建起来后,不能使用,变成一堆废物;某工程,领导一跺脚,说:“就建在这儿!”结果毫无价值……

  人们善良的愿望往往因一念之差而导向了它的反面。那些盲目建设的悲剧不能在延安这块革命圣地上重演。胡熙明开口表决了:

  “不能建,条件不够,它只能给延安带来沉重的负担,带不来好处。要建可选择更合适的项目。”

  这件事情同这个故事一样到此结束了。

  如果说真理偏差了一步便是谬误,那么,本应科学的决策偏差了一步又是什么呢?年逾花甲的胡熙明向我讲述了这段故事以后,我们在议论、在思考: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会不会有一点有益的启示呢?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延安农村经济发展印象(四篇)

<类型>=g1

<作者>=张平力

<发文单位>=记者

<姓名>=

<内容>=

  (一)延安人的真实感受

  延河水畔,宝塔山下,这块曾经孕育中国革命硕果的英雄土地——延安,如今正向现代化迈进。十几年前,一场罕见的特大洪水几乎淹没了延安城,顽强的延安人立志重建再造,奋斗,加上全国支援,便有了今天延安城的新姿卓立。

  今天来延安参观、学习、旅游的人格外多,至今已过二十万,超过往年数倍。这给当地就业添了新的门路,郊区不少农民进城,摆摊做生意,用自备的小型机动车为游客拉脚。延河大桥一侧,带篷的三轮摩托车排成大长溜,招徕游客。记者问拉脚的农民:“这十年,最满意啥?”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粮足了,自由了,想干啥就干啥,挺舒心的。”

  农民的感受是真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延安地区十三个县,人不是不努力,国家不是不支援,大多数地方的农民总越不过“温饱线”,为啥?自从延安地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不到四五年,全区农民人均收入从七十多元增加到二百多元,粮食总产达到十亿斤,农民生活基本结束了那段曾令周恩来总理伤心、焦虑的“糠菜半年粮”的贫困历史。更重要的是,1985年,跨过“温饱线”的延安地区农民又走全区农村经济新产业开发的振兴之路,升腾起一种可与当年延安精神相媲美的创业豪情。正是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制获得了经济自主地位,才激活和催发了他们创造的力和热。

  有意思的是,十年前,当这里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时候,也曾有过“农民会不会种庄稼”的议论。十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们又重提这个话题。其主题,当然已不是农民“该不该拥有经济自主权”,而是农民怎样才能更快地走科学种田、商品生产的新路子。延安市主管农业工作的冯副市长这样说:“从商品生产的角度看,还不能笼统地说‘农民会种田’。延安地区地广人稀,农民的种植习惯是‘不种百垧不打百担’,广种薄收。这种习惯,难于形成积累,无法进行多项产业开发,对土地资源也是一种浪费和破坏。如果不能改变,农民从家庭联产承包制所获得的经济自主权,就只能导致低层次的经济冲动。延安农村经济能否较快发展的症结之一,恐怕就在这里。

  冯副市长领记者去看枣园乡的庙沟村。那里距延安市三十多公里,公路一半,山路一半,一年前,庙沟村的农民花了十几万元钱,将山路修成一条能通行运货汽车的宽路,使庙沟与公路连结起来——也就是说,将一个百十户的农村经济和一个广大地域的经济活动连结起来,具体地讲是要将每年占全村农副总产值一半的苹果运出去。过去这山坳深处的村落太穷,人均一年吃不足三百斤粮,劳动日值只有五六分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里搞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每人包十几亩地,粮够吃了,钱却不够花。村党支部书记王久福是个聪明农民,懂得庙沟没啥资源,宝贝的就是地多。他找几个有胆量的党员村民搞试验,用科学办法每人精耕细作三亩地,看看一年到底能打多少粮。结果三亩地的产量超过了用老办法种十几亩的产量。有这个底,王久福动员全村退耕还林,全村七千多亩地,挑出其中上好的种粮,腾出五千余亩山地,阳坡种果,阴坡植树,仍用承包制进行管理经营,集体负责为农户提供技术、销售、运输、农药等项目服务。全村原有百亩果园,留在集体手中,让全村农户轮流入园承包,借此扩大集体积累,为农户培养园艺人才和扶助贫困户。这么干了六年,全村农业产值增长10倍,粮增一倍半,林、果面积分别增长17倍、1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三百元增到一千多元,90%的农户住进新窑洞……

  庙沟村的道路给人启示良多。在延安地区,象庙沟这样的农村开始多起来。科学种田——产业结构调整——重点产业开发,已成为全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三步曲”。冯副市长借此谈他的认识:“农民的经济自主权的确立,是延安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个起点必须包括权利的自主和行为的自由才能成为发展的坚实基础。农民没有权利的自主地位,农民不会有经济行为的自由,但是农民获得了权利的自主地位,尚不能自然而然就拥有经济行为的自由,他们还必须接受商品经济的组织和导引,才能成为经济生活的真正自由人……”庙沟村的经历,大概就是这种看法的一个醒目注脚吧。

  (二)选择的必要

  观察延安农村经济的发展,可以将这十几年来的变化概括为三个阶段:

  1978至1980年,休养生息期。这个阶段,延安地区农村人均产粮从617斤提高到767斤,人均纯收入从65元提高到76元,全区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1980至1985年,高速发展期。全区农村经济的几个主要指标的年递增率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值得提及的是,全区非耕地产业产值在这个时期比1980年增长近2倍,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7%上升到67%。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普遍达到200元以上,比5年前提高2倍。

  1985年至今,称为经济结构转型中稳定发展阶段。这个时期,延安地区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从单一经营向综合经济,分散开发向集中开发,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这五年,非农产业所占的比重从21%上升到35%,经济作物比重从21%上升到34%,确定了苹果、烤烟、薯类、羊四个产业开发重点,其产值比重从5%提高到20%,全区农业商品产值比五年前增长了一倍多。

  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的基本事实,给人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作为经济不发达地区之一的延安农村经济,已开始走上持续、稳定发展的健康道路。

  延安农村经济走上这条路,曾经历过一段不平凡的选择过程。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国家的支援对于改善延安地区经济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起了重大作用,公路、电力、水利等都有相当程度的改观。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的援助基本属于“温饱工程”的投入,并未在延安地区确立和形成产业发展规模和效益。七十年代末,延安地区在北京等地的支援下,投资一亿多元办“五小工业”,在一些农村乡镇陆续开办了一些企业,想借这种外部“嵌入”改变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以粮食为主的“三一型”单薄结构,催化和带动农村经济的活跃和繁荣。但是这些乡镇企业由于缺乏资源、市场以及方便的交通条件,特别是缺乏农民发展愿望的动力支撑,结果绝大多数都未站住脚。这次选择的失利给人的教训是:任何形式的外部经济“嵌入”,都必须着力解决一个与当地社会、经济基础达成最佳“吻合度”的问题,因此,因地制宜地采用适用技术以确定产业开发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基于这种认识,从一九八五年开始,延安地区对振兴农村经济进行了第二次产业选择。这次选择较为突出的特点有三个,即:

  一、开发区域划分明确。延安地区的最大资源优势是土地面积广阔,人均三十二亩,且有山有川,适生作物品类多,回旋余地大,发展林牧业和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具有较大潜力。这一基本优势,又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分为不同的利用重点。延安地区将全区分为南部塬区、东部沿黄(河)区和北部丘陵区三个开发区域,分别确定各个区域的开发重点,使各个开发区域能够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

  二、产业方向集中。“六五”期间,延安地区曾安排部署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二十多个产业项目。这些项目虽都具有开发价值,但是项目过多,战线太长,不利于将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才集中起来,在较短时间里形成产业规模。延安地区第二次产业选择就改变了以往“遍地开花”的作法,经过评估、筛选,将二十多个开发项目缩小、集中为烟、果、薯、羊四个重点,并相应采取“人、财、物配套、全方位倾斜”的措施,促使四个重点产业加快开发步伐。近五年的实践证明,采取这种开发方针,还对这个地区采用适应技术、用好国家援助贫困地区的资金产生了积极效果。

  三、市场取向明确。延安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选择,从一开始就紧紧瞄准市场需求,组织产业开发的政府部门,将对应不同产业的市场需求状况分为不同的“量级”作为产业选择的参数,优先安排具有中长期市场需求前景的产业。这个地区选择烟、果、薯、羊作为产业开发重点,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市场取向明确的另一个意义是培养农民的商品经济意识。近年来,配合四项产业开发,全区农村中的经营、运销活动日趋活跃,全区三十多个地、县、乡级服务性实体、五十多个农商联合企业、合作社和大量户办、联户办的经营组织涌现出来,当农民拿着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走向市场的时候,他们也在核算、竞争、质量、投资、技术进步等方面成长着崭新的经济意识。农民对农业投资热情的逐步高涨是这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去年全区农业投资三亿多元,其中农民的投资就达二亿六千多万元。

  记者在延安农村采访,见到公路上繁忙的运输景象和一处处山坳中集市贸易的热闹场面,对“延安农村经济发展已经上路”这句话,增加了更多真切的体会。

  (三)人才的来路与出路

  国内一位经济学家,在考察了经济不发达地区之后,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素质的人及其经营生产方式,资源的含义不同。”在一切经济活动中,人的素质、能力、观念状态如何,具有关键作用,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在延安农村,记者听人们讲了许多“一个人才带起一大片”、“一项技术致富一个村”的事情,相反地,人们也讲没人才、缺技术的苦恼。“多些人才”的呼声,在这里越来越高了。

  按延安人的说法,延安缺人才,各方面,各层次都缺,但最缺的还是经济建设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延安地区农科技术推广不快,对先进生产手段和管理经验“消化不良”,资源利用水平低,农业服务体系诸多阙如,都与人才少有关系。有人分析延安人才少的原因:延安曾有过两次人才大转移。建国前夕,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凝聚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随着全国陆续解放,延安的各方面人才都分布到全国各地去了,这是第一次转移。七十年代前后,三万北京知识青年来延安插队落户,有希望填补延安经济建设的人才空白,但是这一批人没有留住……

  其实,这十年来延安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并不慢,仅仅在延安市,就有二十多所大专院校。国家对发展延安地区教育事业的投资,逐年都有增加,中小学的普及率,已达90%以上。然而问题在于延安地区极为缺乏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从各级学校毕业的学生,不能直接进入当地经济开发领域,教育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象较为突出。对此,当地政府正采取措施予以改善。从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入手,可能会在几年之内,缓解延安农村经济发展人才缺乏的矛盾。

  但是问题也有另一面,在延安,人才少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农村紧缺,城市富余,这是人才的基本分割。1985年,延安地区对农村经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动员全区各行各业为发展农村主导产业服务,人才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以此为契机,当地又引入各种形式的“承包制”,利用经济杠杆来促进人才向农村流动。这种做法,对于发挥全区地、县两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尤有推动作用。这几年,全区每年都组织二千多名科技人员下乡,以粮、油、猪、菜和烟、果、薯、羊四项主导产业为重点,开展科技“集团承包”,规模一年比一年大,项目一年比一年多。今年,这个地区科技承包项目达一百五十多个,大面积推广了过去一直推广不快的“地膜覆盖”等新技术。

  延安地区围绕农业产业开发组织各行各业下乡的实践,给这个地区缓解人才缺乏的矛盾开拓了新路。记者和这里一些农业科技人员交谈,发现他们都有创业显身手的强烈愿望,也都有不同的困扰:一是他们所在的农科机构每年都有大量的成果和技术需要推广,可是每年的工作经费都很紧张;二是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方式尚未改变,影响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尽管这几年政府有关部门在一些具体做法上对上述两个限制有所突破,但是没有形成稳定、健全的政策机制,全区四千余名农业科技人员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许多农业科技人员的心愿是:政策放开放活,让我们能“走南闯北”!

  (四)为经济装上轮子和翅膀

  延安地区农村自1985年以来,在两个方向上有长足进展。一个方向是尽管全区有一百多万亩低产粮田退耕还林,但粮食生产却增长了近50%,今年已达到十三亿多斤;另一个方向全区已建成以毛纺、丝绸、烟草、薯类为龙头的专业化农副产品加工体系。全区农村工业总产值已达到一点六亿多元,比十年前增长近五倍。

  延安农村经济的上述变化,是和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增强相联系的。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村落,集体经济成分一方面成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必不可少的依托,另一方面成为组织农民进行产业开发、开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主导力量。当地的不少官员,都有这样的看法:没有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集体经济的职能就不可能确立和得到发挥:没有集体经济成分的依托,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经济地位就得不到保证,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延安地区现在的问题是,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确立并提出新的需求之后,如何使集体经济的职能更为健全?

  记者在延安地区接触了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村庄,这些村庄都是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明确划分了“统”、“分”界限,适当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积累: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推开后,又适时建立集体经济的服务职能,填补农户经营力不能及的经济空白。当地农村经济的最大资源是土地,在洛川县胡村,这里的土地承包进行过三次调整。最初,他们搞“双田制”;60%的耕地作为口粮田按人头分到户,不交提留和税收;40%的耕地作为责任田承包给劳力强和会经营的农户,以承包指标为基数,基数的一半上交集体,用于完成国家粮油征购任务和集体积累,另外一半为承包户的投资补偿和劳力报酬,超出基数的全归承包户。这种做法实施一年,全村人均口粮达到千斤,集体和农户的收入普遍提高。过了三年,这个村集体实力增长,对农户的服务多起来,根据村民要求,全村将责任田向有一定生产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农户集中,集体对责任田的投资、种植、机耕、化肥和农药等提供统一服务,集体与农户的经济关系更为明确。1985年,村里成立经济合作社,又对责任田和口粮田进行调整,集体经济的服务职能也健全起来,村上先后建立了四组(农业、林果、烤烟、基建)两公司(农机、奶牛),为全村农户发展商品生产和改善生活服务,两年内全村对社会化服务、基础建设的投资达到40万元。

  “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双轮子转动起来,集体经济就能长出翅膀”——这就是结论。

  (原载1990年11月17日、21日、22日、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延安,我们的课堂”——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坚持12年进行延安精神教学

<类型>=g1

<作者>=黄晓

<发文单位>=光明日报记者

<姓名>=

<内容>=

  1990年10月29日,在“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的闭幕式上,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格外引人注目:在230多篇论文评选中,该院提交的4篇论文全部获奖,实际上这是对学院坚持12年进行延安精神教学的奖励。

  “这是我们独特的教学实践”

  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1978年,西安政治学院刚刚建校的时候,几位曾在抗大工作、学习过的院领导就看准了这个特别的课堂。他们从紧张的经费中拨款30万元,在距西安700多华里的延安建起了一个每次可接收400名学员的教学基地:两座窑洞式楼房作宿舍,一座食堂兼礼堂的大平房,一块平整的露天操场是唯一的教室。他们编写《延安革命传统教学大纲》、《延安岁月》、《圣地沉思》等系列教材,摄制《怀念您啊,延安》、《永恒的精神》等教学录像片。当然,守着这么一座精神宝库,活的教材就更多了。学习期间,他们进行包括专题讲座、参观革命旧址、瞻仰烈士陵园、请老红军讲传统、组织学员进行家访、在延水河畔开篝火晚会等14个综合性的教学活动。

  在教学实践中,教员们逐步认识到,延安精神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教育的适应面很宽,但对于部队学员来说,最现实的是它所体现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于是,他们重点对学员进行艰苦奋斗和理想信念两个方面的教育。许多年轻学员对于为什么在新时期还要提倡艰苦奋斗认识不清,他们就有意识地带领学员到至今还住窑洞、吃粗粮的359旅老战士家中走访。然后以“什么是艰苦奋斗”,“物质条件好了,还要不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题,组织讨论会和演讲会。学员们从昔日舍生忘死打天下,今日埋头苦干奔四化的老八路身上认识到:艰苦奋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献身精神和廉洁作风,是勇于克服困难,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这种作风今天不仅不能丢,而且还要大大发扬。在调查中,教员们发现部分学员理想不明确,追求目标模糊,价值取向偏移。讲课时,他们就突出四个专题——《伟大而平凡的战士张思德》、《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继承发扬延安精神》、《沿着烈士足迹前进》。进而又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思考题:“叶挺坐了五年监牢,出狱后第二天就致电党中央要求入党,他追求的是什么?”“四十年代热血青年奔赴延安追求真理,今天我们来延安应该寻觅什么?”学员们普遍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于奉献;只有真正树立起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才能够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人民。

  革命传统教学是一个既老又新的课题。针对青年人的特点,这个学院逐步摸索出一套“动之以情”、“以境激情”、“寓理于情”、“以真取信”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他们既讲党的伟大,也不掩饰某些失误,以历史的真实性使听者心悦诚服。他们用感情把昨天与今天、教员与学员沟通起来,力求使“情”、“境”、“理”融为一体。

  “我们有责任守住脚下这块阵地”

  1980年前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否定党的历史功绩和光荣传统的思潮。有人指责:传统教育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已经落后了。1982年后,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洪流中,又有人指责:革命传统是在自然经济和军事共产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已经过时了。1986年,有人打着“更新观念”的旗号,把革命传统说成是应该抛弃的“旧观念”。1988年,在“淡化政治”、“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气候下,又有人讥讽说:“有头脑的跑沿海,没头脑的跑延安”。

  面对这一次次冲击,这个学院党委是冷静的。他们多次组织“改革开放条件下,还要不要坚持艰苦奋斗精神”的讨论,在全院师生中形成一致看法:政治学院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无论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延安精神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这一点永远不能变。到现在,院领导已先后换了好几届,但每年两期的延安精神教学课却始终没有中断。学院领导对记者说:“作为一所院校,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没有力量改变思想政治工作软弱的大气候,但我们有责任守住脚下这块阵地。”

  1990年5月,学院党委又作出《关于新形势下深入进行延安精神教育的决定》。他们增设了延安精神教学组,把教学内容从党史课扩展到政工学、政工史、党建学等相关学科,变短期集中教育为在校全程教育。他们正在努力把延安精神体现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各个方面。

  “重要的是潜移默化的作用”

  负责延安精神教学的张远葆对记者说:“在实地实境的教育中,我们注意引而不发,点到为止,使学员总会在某个方面、某个角度有自己的收获和体会。而且,我们着力于潜在的、长远的效果。”这话既是张远葆的体会,也是院党委的指导思想。今天看来,这个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学员谷志鹏所在部队驻在海拔4000多米的西藏高原,条件十分艰苦。他入校时就想毕业后争取调到内地工作。延安的日日夜夜,使他经历了多次思想上的激烈冲突,最后,在“四·八”烈士墓前,他袒露心扉,并坚定地表示:要扎根边疆,艰苦奋斗一辈子。

  87级380名学员参加延安精神教学一年后,98.7%的人在问卷调查中认为对自己思想触动较大。现任某师政治部副主任杜灿无限感慨地说:“延安教学活动至今历历在目,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力量。”

  现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1万多名受过系统延安精神教育的学员,已经成为全军思想政治工作岗位上延安精神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原载1990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延安之恋——延安几位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

<类型>=g1

<作者>=聂北茵

<发文单位>=《中国青年报》记者

<姓名>=

<内容>=

  这是一块凝重的黄土地,大自然没有给予它厚爱,但这却珍藏着一部辉煌的历史。

  埃德加·斯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发现在贫瘠的中国西北部竟聚集了中华民族的精华。“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象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无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和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当历史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面对依然贫瘠的陕北高原,年轻的延安人踏着父辈的足迹,更加奋力地耕耘着自己的家园。最令今人感慨的是,这新一代人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坐标,他们身上充溢着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时时感染着每一个走近延安的人。

  有人问她:你回延安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实惠”?

  黄城洲笑了:“人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里,懂得人生的意义是人的自觉。人的价值在于能创造价值,人的用处在于能创造有用的东西,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

  1989年6月23日,黄城洲乘上了飞往新加坡的航机。作为访问学者,她将在那里进修一年。

  正当陕北高原落英缤纷、糜黄谷熟的时候,黄城洲带着优异的成绩,准时飞回了中国,飞回了延安。

  她是有条件留在新加坡的。在一家搞电子计算机的大公司工作的一位朋友找到她说:你不用回去了,我们给你安排了工作,月薪3000新元(折合人民币9000元),你认真考虑一下吧。她进修所在的新加坡教育学院的有关人士也希望她留下:“你在这里代上一两门课,管理一下来新加坡的留学生吧?”这的确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时她刚好收到丈夫从国内的来信,丈夫在学校的工作遇到了一些人为的麻烦。用她自己的话说,当时挺不顺利的。但她毅然选择了回国。

  黄城洲和延安有着一种割不断的感情,她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很少有人知道,1978年她从西安外语学院毕业时,就可以分在省旅行社,但她选择了延安,一干就是13年。她现在是延安大学外语系讲师、专业教研室主任。1987年,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驻华代表唐·马科里蒂先生在延大听了她的现场教学,由衷地表示钦佩:“我对你,一个中国人,能用英语授课,发音准确,用词恰当,并且你的学生在课堂上如此活跃,感到非常吃惊。你一定是你们系里的台柱子。”这些年里,由于延大外语系师资队伍流动频繁,黄城洲经常一个人代两个人的课,她口袋里也常常装着医生的假条,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课时,她常常带病工作,有一次竟昏倒在讲台上。

  有人问黄城洲:你回延安究竟对自己有什么实惠?她笑了:“延安的生活不能和新加坡比,就是和中国许多大城市比,也还是相当艰苦的。但我是延安人,延安的建设还要靠延安人自己干,如果我们自己都飞了,谁来建设延安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作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人生活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里,懂得人生的意义才是人的自觉,人的价值在于能创造价值,人的用处在于能创造有用的东西,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一个有意义的世界。我在延安最大的实惠是看到我的延安娃们学有所成,这是一种创造者的满足。”

  站在延安老人的基前,他流泪了。他说:“无论风俗时尚怎样变迁,珍贵的品格总是令人景仰,尽管它总是沉默无言,却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不断延伸。”

  今年年初,他本应在大别山区参加扶贫工作。刚要去报到,听说中央今年的扶贫点增加了井冈山和延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来到了延安。下车伊始,他一头扎进最基层,沿着黄河沿岸跑——那是陕北最艰苦、贫困的地区之一。黄河沿岸一共25个县,他已经跑了24个县。本来是半年扶贫,经他一再要求变成了一年。

  他叫叶丹。21年前,他曾是延安2万6千名北京知青中的一个。现在他是国家科委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延安地区扶贫团团长,挂职延安地区副专员。来延安的这些日子里,他常常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对于贫困地区,经济贫困只是最表层的原因,文化、教育、科技的落后不改变,是不可能根本脱贫的。”

  叶丹告诉记者:“我来延安后,重访抗大、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旧址,真是感触颇多。当年在这里不就是人才培训吗!来了一群农民,给他讲革命道理,讲科学知识,给他一个规范,一个信念,于是这里产生了解放全国的后备军,培育出一大批新中国的栋梁之材。”叶丹是搞科技扶贫的,但他更注重人才的培训。一次,他到南泥湾,看到一个农家女,果树剪枝非常在行。他问人家从哪学的手艺,人家告诉他是进城住店时看电视学的。于是在叶丹的倡议下,有关“星火科技”技术培训的录像带县县复制,源源运往农家。

  叶丹在美国还有一个为期半年的合作研究项目,但他一拖再拖。在延安究竟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呢?叶丹给记者讲了这样两个难忘的故事:

  在延安插队时,叶丹曾当过“民办教师”。当读到“火车向着韶山跑”时,小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他:“老师,火车啥样呀!”

  今天,延安的铁路还没修通呵!

  在安塞,有一位60岁的老人。老了老了,却放不下山沟沟,只身一人进山植树,年复一年,竟然栽了整整一条沟的树。后来那老人长眠山上,他的儿子又进山了,还是去栽树。站在老人的墓前,叶丹流泪了。他感慨:这就是延安人。当年张思德是默默地烧炭,而今是老人默默地栽树。他们实践的都是最朴素的真理——为人民服务。“无论风俗时尚怎样变迁,珍贵的品格总是令人景仰,激人奋进,引人深思。面对这高尚的灵魂,你会感到所有的贪欲都是可卑的,你会找到医治都市生活中‘价值迷失症’的良方。”

  有人说:陕北这穷地方搞科研搞不出啥名堂。

  蔡永明则说:贫困落后的地方要搞出先进的发明是很困难,但并不是落后的地方就不能产生先进的科学的智慧。从实际出发,看起来起点低,其实并不低。当你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工作,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就产生了。

  1987年9月,风光秀丽的莱佛士城。第七届世界食品科学技术交流大会上,一位年轻的中国人宣读了自己的论文《西瓜汁的试验与研究》。当他刚刚走下讲坛,立即被外国学者们团团围住,对于他的成果,人们交口称赞。

  他叫蔡永明,一位知青出身的延安人,延安微生物研究所唯一没有高等学历的工程师。

  1970年,蔡永明从延川县永坛中学毕业后,旋即下乡插队。在那个年代,他没有机会走进高等学府,但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大脑却异常活跃。

  ——还在插队的时候,看到村里人为买一瓶酱油要到十里外的县城,他便自己购买了书籍和菌种,在相当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低盐酱油的发酵试验。“蔡永明牌”的酱油居然问世了,且销往县城。

  ——1974年以来,身为枣园乡农田微生物厂副厂长的蔡永明,主持研究生产了磷细菌、钾细菌、固氮菌肥料,5406、920、内疗素、杀螟杆菌、青虫菌等农药十几种。尤其是内疗素的研制生产,在整个延安地区推广后,解决了长期危害延安小米黑穗病的问题,曾获地区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3年,蔡永明又拿出了蜂蜜酿酒的新成果。在全国第一届葡萄酒、果酒生产工艺学术讨论会、中国养蜂学会综合学术报告会上,他的《蜂蜜酿酒的试验与研究》被评为全国优秀论文。1989年,在巴西召开的国际养蜂会议给他发来了邀请信,决定用小字报的形式在大会期间张贴他的论文。

  才华出众、硕果累累的蔡永明也有他的苦恼:他的发明已经不少了,可他从不申请专利。记者问他是何原因,他很惭愧地笑笑:“一项专利要三四百元钱呐,咱们花不起的。”他常常接到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却只能望信兴叹,因为经济拮据……

  不少大地方的厂家想对他“高薪赎买”,不少人劝他:陕北这穷地方能搞出啥名堂!蔡永明却说:“我不相信,就按现在这路子搞下去,还要有大名堂咧!贫困落后的地方要搞出先进的发明是很困难,但并不是落后的地方就不能产生先进的科学的智慧。只要从实际出发,科学的先进的东西就会产生。”对于眼前地方经济的拮据,他相信“专利会有的,经费也会有的”。

  历史有时很让人回味。当年第一代延安人住着人类最原始的窑洞,学习的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正是在山沟沟里诞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今天新一代延安人又擎起了实事求是的旗帜,充满自信地创造着科学的未来。

  有人问他们:是不是赶时髦?你们怎么忽然研究起延安精神来了?他们说:“没有精神的人,必然是一个走向沉沦的人;没有灵魂的民族,也一定是拖着沉重翅膀不能腾飞的民族。在今天要振兴黄土地,就应该发扬土生土长的延安精神。”

  他俩都是延安大学的青年教师。马海平关注的是当年陕甘宁边区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郭必选研究的则是“延安学”。

  他们的研究一个始于七十年代末,一个是八十年代中,那时候研究延安精神,只能是“冷门”,而谈不上“时髦”。

  1979年,当马海平提出关于陕甘宁边区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初步规划时,恰巧被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武衡看到了。武衡认真翻阅了他的规划,激动地说:“延大在这方面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头。”不久,北京召开了延安科技史座谈会,当时在座的李鹏同志听了他的研究汇报,热情地说:这件事很有意义,是件大好事。那种认为延安时期没有科学技术(包括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临别时,李鹏同志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小伙子要多注意身体!”前辈们的鼓励,无疑更坚定了马海平研究的自信。如今,《陕甘宁边区自然辩证法研究资料》一书已正式出版,成为国内学术界第一本研究延安时期自然辩证法的著作,为中国自然辩证法史研究填补了空白。

  80年代中期,当郭必选开始研究延安精神时,西方哲学思潮正风靡一时。郭必选说:“我们无疑要有适应潮流的能力和与其他民族共存的心胸和气魄,但更要把握自己民族精神的源头。事实上,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表征,它表现了一种中国式的人生哲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要想崛起腾飞,都必须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这正是我们选择延安精神做为研究方向的意义所在。”

  郭必选的观点在思想界引起积极的反响。1989年8月24日,本报刊登了他的《延安精神:一种人生哲学》一文,很快就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多家报纸转发。文章发表后第16天,新上任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西北之行第一站便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总书记反复强调:延安精神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不开延安精神。这对延大的青年人的研究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一时间,两位青年教师成了“名人”。中国科协希望马海平留京工作,西安许多名牌大学也向郭必选发出了邀请,他们都一一谢绝了。他们平静地说:“我们的事业、研究,如果离开黄土地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里不需要只会‘受苦’的奴隶意识和混世思想,而需要一种征服穷苦、消灭贫困的创业精神。对于有志于变革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陕北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他和她是一对夫妻。他们同是北京人大附中的高材生,同是1968年来延安插队的。一晃便是21个春秋。他叫梁和平,现在是洛川县县长,她叫殷丽丽,现在是洛川县检察院副检察长。

  1975年,殷丽丽被西北国棉五厂招工,在那里干得相当出色。梁和平已是云岩公社的负责人。怎么办?是由延安——西安——北京方向回归,还是由西安——延安方向发展?梁和平告诉殷丽丽:“我现在干得特别有瘾。”于是,重大的选择出现了,殷丽丽回来了。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逆潮流而动”的新闻。

  1987年,梁和平正式出任洛川县县长。他的眼光,他的魄力都给洛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明确洛川经济发展的方向,他上北京,去西安,请来130多名经济专家——制定洛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不久,“以农致富”的整体战略方针确定,根据“以经促粮,滚动发展”的路子,洛川基本确立了“南烟、中果、北畜牧”的格局。三年之后,人们发现洛川的确变了:去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苹果14万亩,形成从品种到加工增值的系统工程;7万亩烤烟实现良种化、规范化栽培,1988年烤烟收购值达3068万元。以粮油生产为基础,以烟果两大主导产业为主体的种植业合理布局,促进了洛川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久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洛川考察,一位美国学者听了梁和平的经济战略,禁不住点头称赞:“没想到陕北农村的领导这么有水平。”

  梁和平想北京吗?“想极了”——他的10岁的儿子在那里。小孩渐渐懂事了,来延安时,竟悄悄问妈妈:你们为什么把我放在“别人”家里!每当想起这一段,梁和平夫妇的鼻子总有些发酸……

  当年不少人咬手指写血书要扎根延安,他俩没曾表态。梁和平甚至公开说:“至多3年,我还要上大学!”而今,当年的伙伴已所剩无几,而他们真的把根扎在了黄土地。也许是灵魂深处的相通吧,梁和平的父亲就是30年代的老延安。如今这新一代延安人对自己的选择仍然毫无悔意。他说:“这里并不需要只会‘受苦’的奴隶意识和混世思想,而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征服穷苦、消灭贫困的创业精神。我们的父辈曾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到2000年,你们来洛川看吧,我们的粮食要达到全省中等以上水平,烟果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对于有志于变革中国社会的人来说,陕北有着广阔的用武之地。”

  这就是新一代延安人,他们深深眷恋着这块古老的仍很贫瘠的黄土地。为了黄土地的现代化,他们迈着坚实的步伐,肩负着自己的责任,奉献着宝贵的青春,实现着人生的价值。

  的确,无论时尚风俗怎样变迁,“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唯有精神永恒”。

  (原载199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老延安”的心愿

<类型>=g1

<作者>=张严平,石朝旭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陕北的深秋,树黄叶落,寒气逼人。但在革命圣地延安,却洋溢着另外一股热气和活力。1990年10月26日,陕北人民迎来了第一个“延安精神纪念日”。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延安”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宝塔山下,重又响起抗大校歌;杨家岭上,重又闪现秧歌舞姿……延安精神,值得纪念。凭借着这一种精神,蒋介石虽拥有800万军队,却不能阻挡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延安出发,一步步走向北京城。奇迹之中,必然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深秋时节,几位老人在延河岸边向我们娓娓叙说。

  愿“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永远刻在共产党人的心上

  陈耀,当年张思德班的副班长。15岁参军,16岁到延安,长期在中央警卫部队担当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他记得,有三个冬季,警卫班的棉被缺一床,当班长的张思德与当副班长的他同盖一床被,战士们一人一床被。他记得,张思德烧炭时总是赤着脚在炭窑上忙个不停,吃饭时却常常默默地先走开;他更记得,张思德牺牲后,毛主席十分沉痛,嘱咐一定要把遗体挖出来、洗干净,要备副好棺材,要开个追悼会。追悼会上,毛主席发表了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历史,不会忘记发生在延安的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会忘记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事:一天刮风,树上熟透了的枣子落在地上,几个警卫战士捡起来吃了,恰巧碰到毛主席出来散步,看到这情景,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这枣树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吃,即使枣子自己掉下来,也不能吃。战士们听了,马上作了自我批评,散落在地上的枣子,被集中在一处,等待老百姓自己来收。

  陈耀不会忘记,1945年春节,枣园的人民群众拿着写有“为民谋利”的锦旗和慰问品,来给党中央、毛主席恭贺新年。正月十五,作为回谢,毛主席邀请了24位枣园乡的老人来作客。饭菜并不丰盛。主席亲自起身,为每一位长者敬酒……

  “只见公仆不见官”,朱老总在他六十寿辰时写就的诗篇中的这一句,不就是当年延安干群关系的真实写照么?

  《为人民服务》的那些话,张思德生前没有听到,但是他做到了;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党员、一些干部,听到了这些话,却没能做到这一点。陈耀,这位和张思德并肩战斗了八年的“老延安”祝愿道:“愿‘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永远铭刻在我们每个共产党人的心上!”

  愿“实事求是”的精神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李铮夫,参加革命前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介书生。1938年奉命去延安时,正值新婚燕尔。妻子接受了另外的任务奔赴晋察冀,俩人一别就是十一年。此次延安之行,夫妻同行,说是为了了却当年一同去延安的“宿愿”。

  延安岁月,使您一生受益最深的是什么?

  “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老人的回答,声音宏亮。他讲起了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时,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使他这个青年知识分子心头豁亮,从而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根基和耿直个性;他讲起了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延安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他因为来自北大而又坦诚直言,受到冤屈,遭到整治,可是,毛泽东同志很快发现了问题,实事求是地制止了那场乱“抢救”;他还讲起了1958年,他负责承德农村工作时,曾针对当时农村分配中的“左”的倾向,深入调查,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写出报告,提出“小社分配”的意见。这一意见,后来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历史,对这位北大学生似乎不太“公平”。李铮夫1929年参加革命,因为坦诚直言,几次受到不公正对待,以至离休时的职务还只是承德地区行署副专员。李铮夫并不因此后悔,他说:“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因为这是延安精神的精髓之一,是我们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个人的荣辱得失算得了什么,延安时代毛泽东同志确定的这一原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被重新确立,我因此面对党的事业充满信心。我认为,延安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她是我们党不断克服困难,包括纠正错误得来的。”

  在今天的新形势下,我们应该如何发扬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原则呢?李铮夫这样回答:“改革开放与创建新中国一样,同样是一个新鲜事物,我们都没有经验,但是坚持实事求是,就能走出一条正确的路子。”他祝愿“实事求是精神,永远指引我们前进”。

  愿“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柱

  高兴海,一个生在延安、长在延安、战斗在延安、至今还在延安生活的地地道道的“老延安”。他担任过17年延安行署副专员,1982年退下来,又不甘寂寞地担当了当地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

  这个把青春和一生都献给了延安的老人,说起延安的变化来,如数家珍。他感触最深的一条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干部带头,身先士卒的延安精神,是创造美好未来的传家宝。

  高兴海在延安当干部几十年,一直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是他的座右铭。在安塞县做县委书记时,他一年至少在农村呆八个月,哪里穷,他就在哪里与群众同甘共苦。修建延安王窑水库时,他这位总指挥刚刚动完胃病手术,但在工地上,他却顿顿吃苞谷,夜夜睡草棚,和民工朝夕相处,并肩战斗。

  “战争年代的苦我吃过,延安大生产我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我度过,我认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今天我们倡导延安精神,并不是要大家重新去过苦日子,而是要发扬一种精神。”

  “看到现在社会风气不好,我们感到万分痛心。社会风气不好,首先是党风不正;青年一代缺乏艰苦奋斗精神,首先是做领导的不能率先垂范。1978年以来,我曾作过80多场报告,也写过《为政清廉与延安精神》的文章,我的中心观点就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廉政。他希望:“共产党官兵一致,党群一条心的延安精神能够得到发扬,使我们的事业得以从胜利走向胜利。”

  延安之行,行程匆匆。这几位“老延安”的祝愿,却久久在我们耳畔回响……

  (原载1990年12月24日《瞭望》周刊)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圣洁的黄土地

<类型>=g1

<作者>=张严平,吴学林

<发文单位>=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

<姓名>=

<内容>=

  革命圣地延安古城,披着初冬的阳光,显得格外粗犷神秘,更加诱人。

  向往已久的延安之行,匆匆而珍贵。我们寻问,采访,思索,是什么赋予这片黄土地不泯的魅力?

  绝不能违背共产党的纪律

  也许大自然没有给陕北高原以厚爱,漫山黄土,缺水,贫瘠。但是,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指挥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里住了13年之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和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现在,延安精神在广大人民和青年中广为传播,成为我们党和民族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延安地委和行署把发扬光大延安精神,当做一件大事来抓。近几年来,延安的各级纪检机关和广大纪检干部,在地委、行署的全力支持和领导下,充分发挥纪检机关的职能和作用,坚持原则,无私无畏,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决同违纪现象进行斗争,努力纠正不正之风,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地委书记刘孝文今年的工作报告里,我们看到了这样几个数字:1989年以来,延安全区纪检部门立案713件,结案510件,处分违纪党员696人,其中县级干部14人,科级干部266人。

  地区纪委的同志告诉我们,以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违纪监察为主,是地委自去年以来开展发扬延安精神、加强廉政建设、端正党风的一条方针。我们听说有关赫宇的事。他是原延安地区子长县县委书记。子长县为纪念当年革命英雄谢子长而得名,谢子长为政清正廉洁,人称“谢青天”。然而,赫宇任职期间完全忘记革命传统,被眼花缭乱的权、钱、利搅晕了头。他观看淫秽录相,动用扶贫款游山玩水,凭借权力白吃白拿,3年时间自己只开销过48元钱的饭费。身为县委书记,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很少参加组织生活,还长达10个月不缴纳党费。地区纪委根据群众的强烈反映,派出工作组调查,问题全部搞清楚了。赫宇这个玷污延安圣洁的人,终于成为解放后延安地区第一个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县委书记。

  我们还听说一个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犯错误被查处的事。此人是原地区公安处长,因为利用职权,挪用公款购买私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这位公安处长资格老,一贯工作较好,有人为之惋惜。但延安老百姓谈起这些事,总爱激动地说:“这是在延安,共产党的王法厉害。喝延河水的官,更不能违背共产党的王法!”

  “手中这点权,都属于这儿的人民”

  在延安,人称官不大、手中有实权的干部为“实权派小人物”,他们离群众较近,一举一动,大家看得清楚,人们对党风不正的议论,往往发生在他们身上。

  地区纪委的同志给我们列举了这样的事例:延安市城建局有个专门分管城市建设审批工作的普通干部,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批项目,从中谋私,先后让人无偿为他修房两处,然后转手倒卖,牟取私利。他被取消了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也被取消了手中的权力。

  地区经委办公室有个专门负责审批石油的人,背地里人称“油老虎”。石油,别说在延安,在哪儿都是“宝贝”。他利用这个“宝贝”,索钱索物,收礼受贿,与油贩子交往甚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最后,他还是被群众检举了,被撤了职。

  地区交通管理办公室和交通学校有两个“实权派小人物”,在负责交通学校的工作期间,贪污、挪用公款数万元,公安机关将他们依法逮捕。

  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少数以权谋私的行为也看得最清楚,这使监察工作有着深厚的根基。在查处各类案件中,群众举报有一半以上。在案件处理上,延安地区不仅选择典型案件公开曝光,而且让群众直接参与违纪案件的审理,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全社会形成了一种风气,用人民群众给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可耻。

  在延安,“为人民服务”这几个金光大字,刻在全区上下大小干部心坎上。人民群众对此有更深的理解,他们心中有把圣洁的标尺,不允许任何人玷污她。就象延安地委同志对我们说的那样:“手中这点权,都属于这儿的人民!”

  永不愧对巍巍宝塔

  巍巍的宝塔山上,镌刻着朱德同志描述当年延安革命景象的诗,其中有一句:“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布衣不见官。”今天,延安干部为保持这种纯洁的本色,在竭尽全力。正象他们说的一句话:“一方面要清除腐败,一方面要进行廉政建设。”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延安全区办人民称快的事,抓党风和廉政建设,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去年3月,地委举办了党风、廉政建设学习班,参加者有全区各县的书记、县长和纪委负责同志。在学习班上,讨论制定了延安地区8项廉政制度的规定,其中有“关于干部任免升降实行公开化的若干规定”、“关于招干、招工、招生工作的有关规定”、“关于国家职工修建私人住宅的若干规定”等等,还决定在全区实行“两公开一监督”。

  今年,地区劳动人事局负责行署12个部门的缺员补充工作,他们按照廉政制度的规定,第一次实行了“面向社会、公开竞争、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连出题、监考、面试、改卷的老师都是从外地请来的。用这种办法补充的68名干部,没有一个招致群众的非议。今年延安全区招工1800名,也用了同样的办法,名额全部到县,地区一个不留,全区上下干部没有一个批条子的。过去招完工,总有告状的,这次一个告状的也没有。

  地区的纪检和监察部门认真检查监督,有错必纠,是廉政制度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保证。甘泉县在1989年招工中,违反规定,超计划招收64名;延长县在落实政策,解决农转非户口工作中,审查不严,多报了900个名额。地区纪委对两个县的事实核准后,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超计划和多报的名额全部退回。

  过去农民十分头痛的是,每年国家下发的计划内化肥60%被人转手高价倒卖。今年,延安全区各主管部门按照廉政制度中“有关化肥、农药、地膜实行专营的规定”办事,保证了计划内化肥全部送到农民手中。

  廉政制度正在成为延安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在延安,我们漫步街头,就看到四五处派出所张榜公布的今年度这个段“农转非人口”名单,人们三五成群在名单前看着、议着,神态安详而轻松。在延安城附近的山坡农田里,那些日子我们天天能看到成群成队的机关干部挥锨舞镢,修坡造田。据地委的同志介绍,1985年以来,全区开展每年抽调一批干部到农村,实行部门包乡镇、干部轮流蹲点、市县级领导挂点,以扶贫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帮助基层开展各项工作。我们来到延安,深深感受到这片黄土地的圣洁,她——沐浴在延安精神之中!

  (原载199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向往延安

<类型>=g1

<作者>=张严平,吴学林

<发文单位>=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

<姓名>=

<内容>=

  延安,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一群青年兴高采烈地紧排在延河北岸的栏杆旁,背后是巍巍宝塔、蓝天白云,好一个漂亮镜头!他们要为革命圣地之行留下珍贵纪念。集体合影后,又一个个单独留影,旁边等候也要取这个镜头照像的游客,不时催他们快一点。

  “你们从哪里来?”一位中年男子问一位刚照完像的女青年。

  “我们从上海来,是电视机厂的青年职工。这次来了30多人,为老区群众提供服务,免费修理电视机、收录机。同时,这也是瞻仰革命圣地的好机会,大家都高兴地抢着来呢!”

  “你从哪里来?”这位女青年反问道。

  “那远啦,黑龙江。我到西安联系业务,插空来到延安,向往到这里已经很久了。”他显得十分兴奋。

  枣园、杨家岭、凤凰山、宝塔山……到处可以看到人们争相摄影留念的场面,可以听到不同地方口音的相互亲切问答。想当年,延安曾使多少爱国志士梦绕魂牵,深深向往;如今,延安不仅是老革命寻根问祖的故土,而且成为人们尤其是青年渴望瞻仰和学习革命传统的课堂。

  据延安的同志告诉记者,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于去年和今年先后访问延安革命圣地,看望老区人民,给这儿的干部群众带来极大的鼓舞,也为在全国各行各业发扬延安精神,再次燃起了一把火。今年,陕西省在延安召开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有来自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工作者参加,收到230多篇论文,这在延安还是头一回。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长期坚持延安革命传统教学,一批又一批学员在延安学习、考察、受教育,学到许许多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这种做法,受到中央军委的赞扬。今年,国内外来延安的游客激增,自1月到11月底,延安共接待参观访问的中外宾客23万多人,比去年增加几倍。延安革命纪念馆办的《延安精神展览》吸引了65万多观众,光是西安大学生写的留言簿就有15大本。有人说,今年兴起一股“延安热”,事实正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股“延安热”?参加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的理论工作者认为,这是时代的召唤,我们的国家在进行四化建设的今天,更需要延安精神。在西安大学生留言簿上,我们看到了陕西省财经学院一位88级学生写的话:“延安精神象阵阵春风,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延安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少不了。身体力行足下始,未来定比今日好。”

  一日下午,记者在杨家岭参观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场时,看到一幅动人的情景:讲解员在介绍革命旧址中,有唱有跳,她们表演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当年延安时期的小节目。观众被深深感染了,讲解员唱,观众跟着唱;讲解员扭秧歌舞,观众跟着扭。秧歌队伍里有好几位当年的“老延安”,还有许多青年人。“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一颗枣儿一颗心,心心向着共产党……”感人至深的情景,好似把人们又带回到延安时期的火红年代。在旁边观看的外宾和中国观众都拍手叫好,赞叹不已。一位当年在延安战斗、生活了10年的“老延安”深情地说:“要寻找青春活力,到延安来!”

  临别延安时,记者见到一位北京的青年,他也说:“要真正懂得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到延安来!”

  是新的时代再次唤起当年人们那深深的情愫:向往延安!

  (原载1990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5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摘要)

<类型>=g1

<作者>=黄钢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你是要想说,延安的历史性的特征吗?

  ——是的,延安的流水是清亮的……

  ——你是要回想那里河边的柳林、遥远的骆驼铃声、夏季的暴雨、冬天的风雪么?

  ——不,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

  ——那你是在想什么?同志!

  ——我的思路,集中在一个焦点上:这就是延安时期的年长一些的学者和领导人同青年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

  从艾思奇的一次谈话说起

  艾思奇牵着他的马,没有骑,我们沿着延河在慢步缓行。最后谈到我当时写的报刊文章时,他直率地批评说:“我们觉得,你写的东西,是相当欧化的!”他说:“我这说的是你的风格,但不是你的全部风格;我指的是你的文风、语言习惯,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

  这是一九四二年初冬,延安的干部们正在整风运动的学习之中,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开过半年之后。还在九月间,陕甘宁边区文委、延安文化俱乐部为开展群众艺术运动,在延安文化沟口,建立了一座露天的“文化台”,除演出街头剧和街头音乐活动外,还办了《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三种壁报。九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街头画报》的主编张仃同志的《街头美术》一文;9月27日,发表了艾青同志为《街头诗》创刊而写的《展开街头诗运动》。我作为《解放日报》记者,写了一篇对“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的评述《街头画报·诗·小说》,载于10月16日。艾思奇对我的文风的观感,主要是由这篇文章引起的。

  他认为“延安文艺工作的新步调”反映了延安文艺工作的新形势:“《解放日报》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微小的进步,包括这次的街头壁报,对它们给以鼓励,这是对的;问题是你文章中用的语言,有过份西洋化的影响。读起来很不流畅。”他又加一句:“当你写评论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明显。”

  这使我非常惊讶: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1942年四月底我才被调到《解放日报》,这一年内,我只在《解放日报》文艺栏发表了三篇述评,怎么会引起艾思奇这样认真的注意呢?

  他看到我的惊异神色,便说:“今天我听了毛主席在会上的演讲,怎样对待成绩和缺点,有了很大的启发!……”艾思奇指的是11月23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在采访这次会议的会场上,才有幸认识艾思奇的。艾思奇是谁都知道的有名人物——青年人倾慕的《大众哲学》的作者。不过,我没有想到,毛主席演讲结束以后,他邀我同行,沿着延河,走到延安北门外去,而且第一次谈话就讲出这么直率的批评。

  正是这样诚恳直率的谈话,使我从他身上,感受到长者的亲切,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哲学家”的严峻和难以接近。也许还因为他那轻柔语调的云贵口音,给人体贴和温宁的感觉吧:他一开始,就同我反复回味着毛主席的演说给他带来的启迪和激动——毛主席这天讲演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向这次高干会议的到会者,讲解那一篇列入了延安《整风文献》的“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艾思奇问我:“你听了今天的讲话,有什么感想?”

  “这样的演说,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说:“我想,毛主席今天讲话的重点,可能是用斯大林《论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来解释我们党整风的精神吧……”

  “那么,还有什么呢?”停了一停,艾思奇同志冷静地再次问道:“你对演说中的哪一点,印象最深呢?”

  我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斯大林讲的建党的第九条,就是斯大林说的,必须使得党善于把先进战斗员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毛主席今天对领导核心的讲解,我觉得特别生动,特别新鲜。我觉得党中央是很重视国际经验的。”

  艾思奇听后再反问了一句:“你觉得是这样吗?”“是的。今天的演讲,给了我这样的印象:我们党是很重视国际经验的。”

  艾思奇坦率地对我的话作了订正,他说:“你把问题只说到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一半,你没有说到。照我看来,自从整风学习以来,毛主席提出问题的实质,便是想建设和加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具有中国风格的中国共产党;他要求的党风和文风,也都是要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

  艾思奇接着说:“基于这一点,我刚才对你的文风和风格,讲了我的观感。这也是我对作者的希望。事实上,对你写作的整个倾向,我们认为是健康的:我们毫不怀疑你会沿着文艺座谈会所提出的方向,继续工作,取得进步……”

  “我所以指出,你写的述评还不够通俗和大众化,因为我觉得,让青年文艺工作者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是一个人,一个政党,获得了很大成绩,也都要记住毛主席今天所说的话……”

  直到快要分手时,我才真正懂得,艾思奇谈话的真正用意。他说:“毛主席今天演说中谈的怎样对待成绩和缺点,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每个文艺工作者今后的座右铭。”这便是他这番谈话用意之所在。

  临别时艾思奇说:“我们不否认文艺工作者的进步,但是永远不能满足自己的成绩,要允许,要欢迎人家讲自己的缺点。这是今天我又一次从毛主席的演说中学到的东西。”说时他伸出手来,握手告别:“我就要到中央宣传部文艺科工作,欢迎你有事到杨家岭来找我们。”这时,他登上了他的坐骑,踏过那间或流下薄薄冰块的延河,往杨家岭那边疾驰而去了……

  博古、陆定一怎样对待青年作者

  严冬时节冰封了的延河,夏季遇暴雨,又成了激流。从靠近杨家岭的延河浅滩,回头走到清凉山的《解放日报》编辑部。

  《解放日报》编辑部就设在清凉山上,两排石砌的整齐的新窑洞,并排地耸立在山腰间一片新开凿的宽敞平面上。那耸立在东南方位的宝塔山,就象一块剪纸似的贴近在你的眼前……

  在这次谈话以后不久,我才知道艾思奇原来是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和中宣部文艺科长。他对于中央党报记者工作和青年文艺写作者的关切,是很自然的。直接对《解放日报》记者提供工作规范的,则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

  1942年4月下旬,我从鲁艺被调到《解放日报》,博古同志第一次见面就叫我到南泥湾去。“朱总司令领导部队在那里开荒,你去看看,那里出现了奇迹。”说时,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给朱德同志,说明我是《解放日报》记者,请八路军总部介绍我“到南泥湾去访问”。

  我在王家坪见到朱德同志。他看了博古来函,问明我这一行还有几个人。

  “顶好,多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到南泥湾去看看,”朱德说。

  朱总司令关照的这一点,我们去南泥湾的一行就邀集了鲁艺文学部其他几位同学,加上鲁艺美术部木刻工厂的古元,这大概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当中第一批到南泥湾去访问的人。

  我们每个人挂着挂包,带着棉上衣,一清早从桥儿沟鲁艺出发,步行到南泥湾去。五一节前夕,我们进入到蔷薇丛生的南泥湾丛林里的时候,驻在那里的八路军部队,已经是开垦出八百亩荒地的耕耘者了。

  后来,我们几个合作写的《我们的部队在山林里》,登载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第四版上。此文发表不久,有次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博古对我说:

  “黄钢,你发表的南泥湾文章,我看了。我告诉你,你以后写文章,再不要那样写……”他这样谈话,显然是对于开始担任《解放日报》专业记者的我的初次出访时的批评。他接着说:

  “新闻记者的文章要短,要精萃,短,又要说出更多的东西。象你这样喜欢写文艺通讯的记者,也可以记住这一点。因为报纸和杂志是不同的。”我知道这是他对一个新闻战线新战士的明确批评和要求了;我也明白他不是责怪我们在那篇南泥湾文章的散文方面的努力。博古的意思只是说:作为《解放日报》一个专业记者的起步,我还缺乏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和修养哩!……这一批评,对我个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我按照博古的提示和帮助,渐渐学会了写一些简短的新闻和通讯,半年之后又遇到了另一次检验。

  1942年10月中旬的一天,陆定一把我叫到他和博古办公的窑洞里去,告诉我说:“过几天,就是鲁迅去世六周年,我们要发一篇社论,纪念鲁迅先生;你准备一下,写一篇,拿给我们看看……”

  为《解放日报》起草一篇社论纪念鲁迅,这个任务大大超过了我的能力;但是,面对着定一和博古微笑的脸孔,我哪里有理由去拒绝这一意在锻炼和培养的起草任务呢?何况我曾是以鲁迅的名字命名的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的学生和干部,怎么能对此表示迟疑呢?

  “好吧,我去写写看。”应承下来时,我也知道,以我的学力,完成此题是非常困难的。

  当时,延安已经从学风的整顿,转入到党风的学习过程,我准备从“纪念鲁迅先生与整风运动”进入主题,由此阐明纪念鲁迅先生的现实意义。因此,我着重强调鲁迅一向主张要加深对实际斗争的了解的言论,社论草稿中还论述了鲁迅先生充分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的精神,重温了鲁迅先生1930年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提出的不要“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的叮咛告诫。

  这篇草稿交出后的第二天,我再次到定一、博古共用的窑洞过道里,从定一手里接过那篇被他修改得焕然一新的社论草稿——除了那些引用鲁迅言论的部分还剪贴在原稿中间以外,很多段落差不多都是定一大段大段改写之后的新手稿,在那上面间或还有博古添改过的字迹。

  我看见文章的第一段只保留了我写的开头几句的大意,具体改成了:“我们以至高的尊敬和虔诚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共产主义者,进步的文化界和抗日人民,在先生的思想和文学事业道路上找到他们光荣的先驱: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运动底先进战士和指挥员,是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在文化思想战线上最优秀的代表。”

  定一在开篇的提法上接着改下去:“先生的浩瀚遗著,不仅是光辉伟大的文艺典籍,而且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革命斗争的纪念碑。不仅文学工作者作家可以从他那里吸取无穷的丰富的思想和创作的养料,而且每个中国人,中国革命战士,可以从先生遗著中学习无数宝贵的东西。”

  看到这里,我感到实在惭愧:虽然我曾是鲁艺文学系的学员,但对鲁迅先生的理解,却没有定一、博古那样的准确和深刻。更不如他们那样赋予先生以符合实际的高度评价。

  以下,定一保留了我原来起草的“鲁迅先生对待文学工作的现实主义态度,在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界还保留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和教育的意义”一节之后,加写了重要的发挥——

  “今年我们纪念鲁迅先生,重温先生的这些见解,弥觉珍贵和亲切。我们革命的文艺界将坚决遵循这个方向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面向工农兵大众去,这样来纪念自己的大师。”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了五个月之后。尽管在1942年10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正式文本还没有公开发表,定一在这篇社论里却第一次把“坚决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指示连接在一起了。

  以下就是定一、博古更重要的发挥了。

  “然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仅是在他是一个中国近代的最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解放的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良友与战斗的同志。鲁迅先生以锐利的笔锋,横扫一切保守落后的势力,划破黑暗,指示光明。鲁迅先生有着最明确的政治立场,最清楚的原则的战斗态度。他坚持革命的大旗,明分友敌之区别。对于阻碍革命前进的黑暗势力,他是坚决地英勇的搏斗,毫不留情,力主落水狗必须痛击,提倡‘韧性的战斗’。而对革命的队伍,对于革命的政党,则‘愿意遵奉其命令’,则‘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且以得引为共产党的同志而自豪。对于革命队伍纵有缺点,鲁迅先生亦主张‘一面进军,一面克服’。鲁迅先生以最高的热忱和忠诚服务于新兴阶级——无产阶级,以无限的信心瞻望这个阶级的未来,并和它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直战斗到死。”

  以上是定一修改和定稿的社论的核心部分。以下,定一的笔力未尽,又把他的论点加深下去……

  当年《纪念鲁迅先生》社论的结尾部分,大体上保留了我起草的词句——

  “伟大的英勇的旗手离世六年,但他的事业——思想,著作和行动,象战旗一样插在我们面前。年年我们以至高的尊敬与虔诚来纪念鲁迅先生,但今年,我们在这战旗下的步伐更整齐,更有力;我们行动的收效更多,对鲁迅先生的战友和门生的义务,也尽得最好最完美。鲁迅先生的精神,在我们这里活着,没有休息,因为我们的战斗时时在进行,永远也不能休息。”

  定一用他那很重的南方口音问我:“还有什么意见么?提出来,我们可以再改!”

  这时候,我真是羞愧难言,我坦陈了我的感受。

  这时候,拿着红墨水笔的报社总编辑余光生走进窑洞,他是来取走这份社论定稿的。他对我们三个人说:“没有意见,我就拿去发排了。”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定一在定稿之后,还特意给我留下了这一点时间,谦逊地再征求我的意见。实际上,这是用他们自己帮助新干部的行动,通过这样带启发性的方式帮助我,以利于我们青年文艺、新闻工作者的成长。

  第二天(1942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通栏位置刊出了这篇《纪念鲁迅先生》社论。这一社论的修改过程,始终成为我以后写作生活中激励我上进的一种精神力量:当时我就想,我将会记住定一、博古从事党报工作时那样地帮助青年人的榜样。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在距离延安十分遥远的冀察热辽解放区的游击区创办地区小报时,我总是力图学习定一教给我的这种诚挚的工作方式,协助那些比我还年轻的、在解放战争中新加入到新闻战线的从业员,从不会到逐渐适应、逐步提高……

  在此以后的各个时期,每当年轻的采编人员,在我退给他们以修改过的定稿而使他们显得腼腆和有些激动时,我总是引用陆定一教我写社论的往事,对他们说:“这有什么呢,延安党报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几乎是手把着手教我写稿的”。

  周恩来、彭真反对教条式的理解

  延河两岸,终于有了一阵骤来的暴雨,但很快又渐渐消散了。我这里指的是有人利用整风学习进入整顿党风进行审干的客观局势,掀起了肃反扩大化的“抢救”运动。受到这一运动的波及和影响,我不得不在1943年春完全中止了刚刚开始的《解放日报》记者工作。直到1944年初夏,我在“枣园文工团”内接受对干部的甄别与审查,同时有限度地参预一些文艺活动。

  1944年5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四版开始连载苏联作家A·柯尔内楚克著作的三幕五场话剧《前线》,萧三翻译;6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社论。几天以后,枣园文工团决定排演《前线》,而且尽快在延安上演。

  当时的枣园文工团,集中了相当数量的被甄审的干部,团员中非文艺专业的同志占多数。这年夏秋,我们枣园文工团的《前线》如期演出了:在延安枣园、在中央党校礼堂、在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礼堂、在南门外边区政府礼堂……在多次的演出中,我们坚持体现着《前线》剧本的题意,是在于:“时代在急速奔流。”“我们必须要跟上时代。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必须把学习的任务提得很高。必须提高文化,必须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必须放开眼界,必须打开脑筋思索问题,必须‘借鉴’,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其目的,就是增加我们的知识和能力,以便更好的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使我们进步得更快更好。”象这样准确地阐述剧本或演出的题旨,无论从当时观众中引起的反响,或者从其他演出团体的演出面貌来看,大家的体会是一致的,没有分歧的。

  其他演出团体就是鲁艺和中央党校、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联合演出了《前线》。枣园文工团的《前线》在杨家岭礼堂演出后,我们听到一种意见,说是:《前线》剧本不仅是批评经验主义者的戈尔洛夫,同时也是批评教条主义的;因此,剧本演出的主题体现,应该是:既批判经验主义,也批判教条主义。

  这就使我们枣园文工团集体导演组发生了极大的困惑。更不用说我作为集体导演组的行政执行组长,更要引起深思了。因为:我们理解,《前线》剧本的题意,在于批评那种囿于过时的经验而保守、不愿进取、不事学习的人,这是很清楚的;正如《解放日报》上述《社论》里说的:“我们要从《前线》里学习到,会紧紧的同着时代一起走,这就是说,不做超时代的梦,也不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这两种情形的任何一种,都是对于革命事业有妨害的。在我们队伍里,近几年来曾着重批评了教条主义,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做着超时代的梦,也有一小部分做着旧时代的梦,他们脱离现实,因而给了革命事业以损害。”“《前线》中的戈尔洛夫,则是另外一种人,落后于时代的人,他们是脱离现实的人。”“《前线》把这种人批评得淋漓尽致。”这样,《前线》是反对什么的,它的主题之所在,不是很清楚么?

  现在对《前线》主题的理解发生了大的差别,而不同的意见是来自一个艺术学院的权威人士,那么怎么办呢?我们通过枣园文工团的领导把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希望他能对此给予指示和解答。

  那时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不久,在杨家岭礼堂看过枣园文工团的演出,而且会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人员。

  我们告诉他:毛主席也是在杨家岭礼堂看我们演出的;看后,毛主席说了三个字:“到处演。”

  恩来笑笑,点点头说:“是应该到处去演。”接着他跟我们讲解了国内外形势,以及这部成功的苏联话剧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当他知道现在出现了这个戏一方面是批评经验主义,同时在演出中还要注意批评教条主义的这一新提法时,恩来明确地说:

  这个意见是不对的。不论它来自哪一个人。这个意见本身就是教条式的,是脱离了科尔内楚克这个剧本的实际的。你们在整风当中,特别是整风以后,应该学会不要去听这种教条主义的意见,这一个剧本怎么能有两个重点呢?那不成了二元论吗?明明是反对经验主义的嘛,反对落后、反对保守、反对不愿意学习和拒绝批评的人。这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人。欧格涅夫(剧本中先进的人物、进取的将军)便反对这种落后的人,他没有教条、没有空想,他的特点是勤于学习,因此他能够掌握现代化作战的先进方法。剧本所揭示的就是这种以先进取代落后的规律。这也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规律。这里,哪里有什么教条主义可以反对的呢?

  恩来对于那种两样批评都均等的意见,作了分析。

  对这一困惑,我们也向彭真请示过。

  彭真看过我们演出的《前线》之后,在他的窑洞里和枣园文工团的集体导演组谈话。他对我们的这次谈话,着重在通过《前线》剧本,分析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思想风格、组织工作风格的特色。他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创立的这种实事求是、和风细雨、力求打通思想、以理服人的作风和风格,目前更进一步地得到普及和加强。

  彭真特别分析了《前线》中先进的高级指挥官欧格涅夫少将这样的典型。

  彭真说:《前线》整个剧本,从欧格涅夫本人和他的父亲(背景中的表现),从戈尔洛夫的兄弟米朗身上,都很强调知识、强调现代化知识的作用。我们现在虽然是游击战争环境,但将来的大反攻,也更应强调知识、强调学习的重要。

  我们问道:“在这个剧中,是否能把批评经验主义和批评教条主义二者并提?”

  彭真说:从剧本的实际内容看,没有这种可能性。他说:我们倒可以着重理解一下我们一些工农出身的指挥员的成长特点和他们成长的道路——我们很多年轻的指战员都是从实战中间成长的;如果要联系实际,那就是首先要按苏联剧本的原意,把它演好,然后观众看了戏再联想自己的实际情况,得到启发;只能这样去联系实际,而不能去任意添加。

  我可以否认但很少有理由怨恨

  人们可能不大知道,有的读者可能至今也不曾详细知道,当年在延河边上背着自己自制的舞台服装、道具和布景片,来回在延河两岸奔走演出《前线》的枣园文工团团员,其中的大部份,都曾是诚心诚意接受党的审查的青年干部。其中的个别人(甚至也不是很少数)即使是在那次成功的演出中,也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或是完整的政治甄审结论;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在延安的那场“抢救”运动中曾被认为(或怀疑是)特务间谍与其他“异端”的人……

  这种现象奇怪吗?

  在漫长而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连天烽火中,中国的土地大片被分割为日军占领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根据地,而北国和江南的这些根据地又处于空前残酷的战斗之中,要想完全弄清聚集在延安的某些干部的历史经历,核实有关的证词,这不但是困难的,有些简直是不可能的。

  那么,是不是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以后,就能够澄清一切历史事实、使甄审正确无误的结束呢?

  至少对于我,还不是这样。对我的审查,从1943年春开始,直到1952年春。在这九年中,我一直是个没有结论(但同时被允许继续工作)的人。这里就更不用说解放后动乱中大的十年岁月,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权利的日子了。这就是说,在我参加革命至今四十多年的途程中,过去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付之于审查的需要和大动乱中的所谓审查了……

  我不想在这篇文学回忆录中,涉及作者本人有没有伤痕的故事,我觉得,最恰当的回答就是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对于她的不平的经历的概括。她说:“我觉得我有理由否认它的指控,但是很少有理由去怨恨它。”

  为什么呢?

  对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来说,她认为一切问题(包括苏联新闻司对她的冤屈,由此而带来了苏联监狱中的拘留、无理的盘问)都得从世界的全局来看;只有对这全球性的一切客观原因持分析的态度,才是公正的立场。斯特朗女士在她那《斯大林时代》中的序言和全书所表达的这种公正的立场,成为当今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者如何看待内部矛盾(即令是遭到冤屈并得到了敌性待遇)的崇高榜样。

  1945年春节,天刚拂晓,从离我们文工团三里路的毛主席所在的枣园晚会上归来的两位女团员(陈贞、林怡乐),猛敲我们窑洞的木板门,大叫道:“黄钢,还不起床!还睡懒觉!”“毛主席关心你啦!”我起床后,她们告诉我,昨夜枣园除夕晚会上,毛主席问她们两人:“你们那里有个黄钢吗?他现在情绪怎么样了?为什么不写东西?你们告诉他:他可以写东西嘛!”

  的确,虽然参加了《前线》的排演工作,究竟是在被甄审过程中,结论遥遥无期,情绪终难昂扬,命运前程未卜,心境是难以愉快的。这年除夕,我默默回想着自己的经历,哪里会有心思去参加山沟前面枣园的通宵晚会呢?

  此时此刻,恰恰是父亲早年的一首遗诗(我试着更动了其中的几个词句),能够反映我当时那种抑制而又矛盾的心情——

  短衣匹马出黄州

  一夕严霜鬓已秋

  延河缭绕情难断

  从军至此不回头

  汉家关塞连烽火

  楚国衣冠半沐猴

  北望逐鹿局未已

  中原从此不胜愁

  原来,在“抢救”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是关心过我的“命运”的。当负责“抢救”运动的高级执行人在向毛主席汇报他们第一轮“抢救”的“战果”,高兴地陈述着有个黄负生烈士的儿子黄钢“回到了党的怀抱”时,毛主席不无惊异地听完李克农同志汇报后说:这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黄负生1922年春去世,死前托孤于陈潭秋同志,这个烈士之子,真的能是你们所说的“敌人派遣来”的人吗?

  1922年初,我父亲黄负生受当地反动势力迫害贫病致死以前,毛泽东同志从湖南到上海、北京,途经武昌,到中共武汉区党委机关内我父亲的病榻之前慰问倾谈。“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这是毛泽东对于主持长沙《湘江评论》的蔡和森与主编武汉《星期评论》的黄负生的共同评价。毛泽东同志认为我还能够写一些东西,可能是由于1942年4月我在《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了一篇敌后军事斗争生活的报告文学《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得来的印象。他认为这是在文艺座谈会前“写现实斗争生活也可以写得很好”的一篇文章。

  1945年6月16日,中共七次代表大会闭幕一周后,在延安枣园的又一次晚会上,枣园文工团那两位告知我毛主席关心我的女同志,把我推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她们说:“看,主席!这就是你问的黄钢!”

  我这时克制着自己的激动,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主席:明天,对我们这些人进行甄别的单位,派我去参加和列席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纪念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追悼大会。

  毛主席听后,神思凝重地说:

  “是的,你应该去参加。我欢迎你去参加。”这时我丝毫没有想到要向自己的领袖诉说整风审干中自己经历的困难。毛主席倒是一见面便问我的年龄、籍贯和出生地点。当我告知他我当年二十七岁,出生于武昌时,他立时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句:“呵!武昌!”好象这一熟悉的地名又一度引起了他的深思。

  第二天(6月17日),毛主席在党校礼堂举行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说:“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中国革命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毛主席在会场上还说:“有的人家,父母亲被杀害了,儿女们都跑到延安来,继续革命……”

  走出了这个引起我无限哀思与追怀的追悼会会场,我又一次跨步疾行于奔腾的延河之边……

  呵,延河的清亮流水呵,你是这样清澈见底地指出了我们斗争的性质,指明了我们奋斗的前程!在这次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前后一段时日,我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影响。我就是这样在延安母亲乳汁的哺育下,同时也是在并非顺利的处境中,进一步领会了我的坚定不移的去向与自己的终身职责的……

  ——而我就是为了这一点,对在革命队伍中自己掀起的任何风浪,都“很少有理由去怨恨它”。

  原因很简单:

  因为延河的流水是清亮的;

  因为冲激的雨点和冷冻的冰雪都将会成为过去;

  我永远记得杨家岭礼堂修建时,文艺座谈会在那里召开的时候,礼堂外面石工们不断凿琢石块的铿铿敲击声:我坚信一个建设起充分物质文明的先进的社会,一定还需要创造高度精神文明的建设工程来配合。反过来说,自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们的工作,如果脱离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也是落空的梦境。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者都是不能分割、不能分离的。“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就是我们的信念和理想。无论实现我们共产主义的前程还有多少艰难,我们是不会放弃这些建筑在科学原理上的远大理想的。

  延安,就是我们大家真正的故乡;

  延河,就是我们母亲的河;

  愿延河清亮的流水,流向祖国的四方!

  (原载《中国》文学双月刊,1988年第2期)

  本书编者作了删节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南来雁——忆烈士张露萍

<类型>=g1

<作者>=雷加

<发文单位>=

<姓名>=张露萍

<内容>=

  一

  由黎琳想起的……

  由黎琳想到窑洞,又由窑洞想到集会,想到延安的歌声……

  那些散落在延河河边的村落,往往有几十眼窑洞。窑洞按“眼”计算,很有诗意。藏在埝畔上的窑洞,又往往不是一眼瞧得出来的。

  延安的窑洞,原来就有那么多吗?

  这里忽然兴起那么多窑洞,仿佛是一夜之间修成的。那是因为1938年日本飞机轰炸了这座古城,连城隍老爷也不得不连夜搬了家。

  延安的窑洞,称得上窑洞群。抗战那几年,不管成立多少机关,不管办起多大的学校,都有窑洞可住。成群的窑洞,多得不可胜数。

  城里有过一番兴旺和繁荣,它随着炸毁和搬迁消失了。我想说的是后来在城外,平常时候也见不到多少房屋,也遇不到什么行人。但是,在那些年月里,又有过那么多的群众集会。

  这是一个新型的城市,一个不同寻常的城市。它有着自己的独特活动规律和节拍。它有自己的动人的形象。提起那些集会,谁也不知是怎样召集起来的,没有招贴,也没有号音,到了下午或是傍晚,人们都来集齐了。来到广场,来到河湾,来到山坡,来到会场的地方。或是上课,或是演戏,或是一个纪念大会。人群和队列、旗帜和歌声,顷刻之间把整个山谷、河套,填得满满登登。

  四乡的老百姓从杜甫川来,从枣园来,从暖水沟来。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学生,从各个窑洞群来。

  特别要提到那些青年学生,有一些是前几个月或是前几天,刚从前方抗日根据地或是从大后方来的。

  其中有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她用自己的歌声歌唱了时代,又歌唱了自己短暂而又充实的一生。这个倏然划破长空留下了不灭光辉的女性,叫黎琳,她当年十七岁。

  二

  我这样感觉着:时代产生歌曲,歌声又在追赶着前进的时代。

  我又觉得歌曲也会书写历史,包括历史的进程,甚至它的节奏,好象歌曲本身,也有着衍生和嬗变,这也显示出某种传袭的血统关系。

  由室内音乐到全民大合唱,它是循序演进的吗?

  个人的心声,为什么又必然包容在民族的心声里?

  第一声怒吼,采自民族的火山爆发,它要具备什么条件?那应该是压力和爆发点。

  1931年其间,“九·一八”事变后,没有人敢日“抗战”,但一首《抗敌歌》,它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时,首次唱出了“抗日”这个口号【《抗敌歌》,黄自、韦瀚章词,黄自曲,作于1931年。作者和上海国立音专爱国师生到浦东一带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响亮地喊出了“抗日”口号(它原来就叫《抗日歌》,后因国民党禁言抗日才改名)。】。这时,黎琳走在民族感情洪流的顶端,这正是她的启蒙年龄。中华民族虽古老,也需要时代的启蒙。原来,民族的感情,也在寻找自己的爆发点。

  这个时代,真正称得上是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因之,也是属于黎琳的。

  黎琳这群年轻人,列队在祖国大地上行进。时代给了他们歌声,他们踏着歌声前进。

  既然有人敢于唱出了“抗日”第一声,这象火山的爆发口,全国也都一片声地声援——全国的人民群众用“五月的鲜花”,也用志士的鲜血。

  炮火在蔓延,青年学生在流亡。青年学生的歌声到了哪里,抗战运动也跟到哪里。

  《松花江上》,这支歌凄凉吗?不,毋宁说这是召唤,并且在接近战斗。

  《打回老家去》,这是人民万众真心拥护的一句口号;但又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首心中的歌。它用一种独有的民族韵律,在各种场合无尽止地重复着。这样抑扬有致,这样震撼人心,这样使每个人心里同时充满了民族感情和个人决心。

  后来的《毕业歌》、《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再到《救亡进行曲》,它们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又一个音符,仿佛也是时代的阶梯。有人说,三十年代的历史就是跨过这些歌曲前进的。

  从“九·一八”唱到“一二·九”,又到“七·七”事变,《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主题歌。它有力地号召着,号召处于民族危机关头的人们,从各种“象牙之塔”中冲出来,奔赴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随着这个主旋律,又产生了《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抗日战争在那些年代也正是这样进展着的。

  那个时代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来到广场,参加延安的集会,唱着延安的歌曲。这些歌声象空中的云雀那样欢畅、自由,又象大江大河那样流去,无挡无阻,流向歌的海洋。

  我愿意再引申一下,空前的时代歌唱,带来了群众的歌唱。它不再受时空限制。它走出家庭,走出学校,不再把自己限制在舞台上,或是一个歌咏队里,它开创了“拉歌”的群众性的比赛和对唱。

  这些场面难得重复了:但又怎能忘记它。面前只见高山和人群,两耳只听见彼此起伏的歌声。他们没完没了地唱,“拉”了一个再来一个。拉歌的又常有所指,他们一致喊叫的“干一场”,就是指抗大女生队的那个黎琳。这个年轻的四川姑娘,她应声站起来,又回头笑笑,象是永远感谢对她的提名。她举着双臂指挥着。她的浅灰色军装,舒展自如,她领唱的永远是这一首歌:

  河里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

  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孙家庄。

  逼着那青年当‘炮火’,逼着老人送军粮。

  ‘炮火’打死丢山坑啊,军粮累死丢路旁。

  这样活着有啥用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三

  1938年,在这一年春天和夏天每次集会上,我都看见黎琳,我也唱着这首歌。因为她一指挥,不但女生队唱,整个会场都在跟着唱。

  这首歌别具风格。它简朴,抒情,形象,生动。当时,我这样相信,一首歌曲的产生和流传,也有着自己的使命和历程。这首歌,它用真情实感描绘了侵略战争的残酷,因之也带来了用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这个真理。是的,这一首歌竟在亿万人民心中播下了被压迫人民的奋起斗争的种子。人们真的这样接受下来了:当活不下去的时候,就该拿起刀枪干一场。

  黎琳,这个17岁的四川姑娘,她正好做了这首歌曲的代言人。如果不是她,也会有另外一个人的;但是为什么又不该是她呢?!这个时期祖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开辟游击区,到处是抗日前线;枪声,炮声,杀声,还有歌声,还有根据地,还有革命圣地延安。这个时期黎琳正在延安,她在延安各种集会上,有那么多人看见过黎琳,她站在人群之中,她的军装比别人的鲜亮些。她有一张笑脸,她的前刘海浓而且黑,她的眼睛更黑,而她的笑脸和眼珠又都在不断地颤动。她按着歌声,挥动着双臂,衣袖在律动,仿佛有风在吹。

  这支歌寄托着时代精神,而黎琳又抓住了群众的心声。

  那年秋天,我到前方去了,还有更多的同志到前方去了。

  转过年来,我又回到延安,在“文协”里工作。这里是一个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想不到,黎琳也调到这个机关来了。显然她没有到前方去。那时正是夏天,她可能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

  黎琳怎么来到这个机关,又从什么地方来?好象没有人问起。

  当时延安生活有它奇特之处,那么和谐自然。正象在一条长长的战壕里,无数人在这里肩着子弹,无数人持枪,无数人在这里同敌人搏斗,又有无数人冲到前面去了。面孔是熟悉的,但又匆匆而过;他们见面象同志那样亲密,但又很少问到过去。人们来了,又走了。他们都为着一个目标,这也是不问自明的。

  我不记得黎琳当时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但也不觉得她来到这里有什么不合适,尤其因为她是这样年轻,又是这样活泼可爱。每个窑洞都该有歌声的话,也是她的歌声最响亮。但是这时,我觉得她的歌声少了,不,它是更有力了。她的岁月仿佛比别人过得快些,她本人也在变化。她在磨练自己,又象是为着迎接一个神圣的号召。她的生命更象一根引信,这引信又在燃烧着,所以她活得那样火光缭绕而又光彩夺目。

  前一年,我只在会场上远远地望过她,现在她住在我隔壁的窑洞里,我们变成近邻了。我天天看见她。她的脸,这时有如一轮新月。她的身上,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魅力。她的四川口音,又是那样清新、可爱。

  我们住的那片窑洞,没有削坡,而是先掘成一条条小巷再挖进去的。这样,灯光就顺着小巷射出来,笑声也会顺着小巷流出来。她不时走过别人窑洞时,就象是穿隙而过的小太阳。

  她在延安有过爱人就是这个时期。她常常外出,并非全去会她的爱人。她的爱人正在学习,每个星期只来一次。他周末才来,也是周末必来。周末这天晚上,她窑洞的灯光最亮,也亮的时间最长。整个夏天,我都觉得她是非常幸福的。

  这年夏天,几场雷阵雨过后,延河水漫出河槽,推走小桥的桥板又淹没了河滩地。过河的人不得不脱下鞋和袜,喧哗加上嘻闹,还有更多的人在河湾处追逐那些象大头针一般的鱼群。这时,又是黎琳的笑声最嘹亮,好象这是她的天空,她的流云,她的河水,她的鱼群……温馨的笑声充满了山谷。

  不久,黎琳这个人,在延安天空悄悄消失了,象一只南来的雁,飞来又飞去了。她留下了声音,也留下了她飞去的方向。

  我从后来的报道上知道,她不曾告别新婚的丈夫,只留下一封告别的信和后来寄来的一点点礼品。

  她回到四川,看见了妈妈,她满心怀念的却是延安。她用歌一般的句子这样告诉妈妈:“在延安,将军给上课,膝盖头是桌子,读了书还种田。”她又对妈妈说:在延安不但有她心爱的人,再回延安的话她还要把二姐和大姐的孩子全带去,因为只有延安才是她心中的天堂。

  后来,连她的母亲也不知黎琳的去向了。

  这时,黎琳的岗位比双枪老太婆【《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原型是华蓥山武装起义领导人之一邓惠中。】更加接近敌人的心脏,这把尖刀直接扎在国民党军统局的电讯总台。同案七人,它的领导者就是黎琳,她已更名为震动国民党反动大本营的“军统特务”张露萍了。

  1944年这个由黎琳领导的战斗集体,被戴笠秘密杀害时,她才二十四岁。

  在贵州息烽监狱中,黎琳曾遇见过临时党支部委员车耀先同志,这是她当年到延安的引路人。这时,她没有说出自己是黎琳,仍然认定张露萍这个名字,仍然认定自己承认过的军阀小姐的身份,为的是在那艰苦的小天地里,争取更多的活动余地,使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为难友同志做出更多的贡献。

  黎琳他们牺牲之后,《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即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韩子栋同志,他当时也是息烽监狱临时党支部委员之一,曾为这七位烈士的坟墓修茸一新,并且每年前去培土和拔去野草,又亲自为他们撰写了墓志铭。韩子栋同志一直认为这七人是中华民族人民心中的丰碑。

  直到1983年,以黎琳(即张露萍)为首的“军统特务案”才得到复查和证实,最终追认他们七人为烈士。

  我们还需要知道得更多吗?一个愉快的夏天,抵得一生美酒。一首心中的歌,永世唱不完。她从未赞美过自己,而她最大的忿怒和鄙视,却是为了开枪的特务,不曾打中她的要害,她出口骂道:“笨蛋!”

  在烈士碑写上哪个名字好呢?张露萍,还是黎琳?黎琳是一首歌,一道不灭的彩虹;张露萍这个名字对敌人来说,却是一枚重型炸弹!

  1983年9月8日

  (原载1987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南来雁》)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通讯报告

<标题>=彭总智唱“空城计”

<类型>=g1

<作者>=田方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49年6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通知:彭总要紧急召见新华社一野分社随军记者。我拿起笔和本子,立即向一野总部赶去。

  初夏的西安,有些凉意。昏暗的街灯,照在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街道上,象是嘲笑,又象是控诉胡宗南的“政绩”。老百姓的顺口溜正是当时西安的写照:马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现在,人民的西安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敌人却要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兵临城下,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城外,不时传来枪炮声;城内,商店关闭,行人稀少,机关干部已接到上级通知,联络口令已经下达,随时准备迎击反扑之敌,紧张的空气令人窒息。我匆匆地从东大街走向设在西大街建国公园的总部,心里沉甸甸的,思绪纷乱。战局象演戏一般。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从陕北败退下来,二十多天前还守在西安,面对装备不多的一野似乎尚可苟延残喘。但是全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太原、南京都已解放,华北十八、十九两兵团来陕的消息,又使胡宗南内心空虚,坐立不安,生怕华北兵团西渡黄河与一野会合。所以胡宗南既畏缩西退;同时,又企图得到宁夏、青海马步芳的援军东来配合,再向西安反扑,与我决战。他派出许多化装特务,在黄河沿岸侦察。正在此时,原一野三个师归还建制西渡黄河而来。胡宗南误以为整个华北兵团过河,皇仓弃城,往正西方向逃窜。一野不费一枪一弹而得西安,那是1949年的5月20日。为了迷惑敌人,扩大战果,争取时间与华北兵团会师,一野派善于打硬仗的王震同志率领三五九旅长驱猛追胡宗南部队,一直追至宝鸡。

  当胡宗南发觉并非华北兵团全部渡河,自己上了当,立即和马步芳合兵向西安扑来。我军节节抗击,敌人紧紧地压至咸阳——西安的大门前,西安四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挡住潮水般涌来的敌人?怎样保住西安?

  我一边疾走,一边苦思。彭总召见要谈什么?有什么好主意?虽然我做新闻工作时间不短,可是转到部队当随军记者却不久。尤其是对彭总还不十分熟悉。我在地方工作时,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是威武、粗犷、严厉。来到一野后,经过几次接触,对他的认识有了实感。感到他是位个性很鲜明的人。1947年3月,青化砭战斗结束后,我要到绥德办事,正好随解送被俘敌旅长李纪云一行一道出发。一路上,群众对解放军燃放鞭炮,载歌载舞,送肉送蛋,热烈欢迎,情景十分感人。一次宿营后,房东大娘见李纪云笨拙地自己缝扣子,就一把夺过针线。她一边缝,一边嗔怪说:“你这同志象个老兵了,怎这么客气!”李纪云见老乡们忙着往村外运粮运物,便问这是干什么。大娘一下子严肃起来:“一粒粮食也不给那挨刀的胡宗南!”我与李纪云同睡一炕。他一夜未眠。在彻夜长谈中,他承认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同时,他又感慨地说:彭总真是体贴我啊。这次出发,他把我这个败将作为战场起义人员看待,现在我才明白他的善德。唉,跟他在战场上还是死对头呢!

  1948年春节后,一野在黄龙山区休整,在七届二中全会之前,彭总召集记者谈部队进城教育问题。他的谈话别具一格,风趣极了。他背着手踱来踱去,诙谐地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哟,看那个《红楼梦》可不要老盯着宝玉、黛玉,悲悲切切,缠缠绵绵,卿卿我我。要多看看那个刘姥姥。那个土老婆子才有意思呢!没进城时想进城,一进城,就花了眼,丢人、现丑、出洋相。”他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刘姥姥又憨又俗又贪的样子,笑得开心极了。过后,我才理解他这一席随随便便的谈话的深意。

  离总部愈近,我的心跳得愈烈。彭总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他一生中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究竟有多少次,谁也数不清。这次他要用什么奇策呢?真要在西安城郊决战,我军的实力是否有决胜的把握?

  总部设在一幢老式、考究的平房里。我一进门,看到阎揆要、甘泗淇、徐立清等首长早已等候。屋里唯一的一张小桌旁空放着一个凳子,很明显是给我预备的。我更感到紧张了,汗水从帽沿边淌了下来。

  “哦,是记者来啦!”随着一声爽朗的招呼,彭总从里屋走出来,边说边笑,异常轻松。他还是穿着旧军装,光头刚刚理过,脸刮得净净的,显得很精神。他并不谈正题,而是背着手踱来踱去,极有趣地讲起了“三国”上的《空城计》。讲到得意处,总要放慢速度,或者干脆停下来,用那双浓眉下的大眼睛朝我诙谐地笑笑,带有几分幽默,还带有几分诡谲。讲完了,他又用奚落的口吻说:“马继援(马步芳的儿子)那个花花公子,我们欢迎他进西安。西安有的是羊羔、美酒,漂亮姑娘多得很。”我听着彭总充满蔑视,仿佛身后有百万大军一样泰然无事的欢声笑语,心里一时轻松了许多。可转而又一想,城下的马匪可不是当年谨小慎微、多猜爱疑的司马懿,《空城计》在一千多年前的彼时彼地有成功的可能,一千多年后的现在还有这种可能吗?

  “大道如青天,欢迎他们进来嘛。”说罢,彭总便信步而去了。

  我一时感到纳闷。彭总不是要对记者发表重要谈话吗?怎么就这么走了?

  “首长,彭总给我谈什么?”我莫名其妙地问甘泗淇同志。

  “就谈这个。”甘主任严肃地点了一下头说。

  我不免有些发慌。刚才我听彭总说说笑笑地谈,竟没记下一字。经甘主任这么一点,我恍然大悟,懂得了彭总的用意。定了定神,稍一斟酌,把刚才彭总轻松愉快的谈话如实写好。新闻的主题是一野前线指挥员发表谈话,欢迎马继援进西安。语调保持了彭总的风格,谈笑风生,如有百万雄兵在手一般。

  新闻经彭总过目,第二天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同时在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我紧张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城外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了。人们稍稍松了口气。

  这个“空城计”,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原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同志回忆:当时彭总拟以少数兵力守备西安城,其它主力分别集结于西府地区和西安城郊,以粉碎敌人的反扑。

  第二天,西安全城沸腾,鞭炮连天,鼓声雷震。钟楼附近人山人海,连树上都爬满了孩子。人们欣喜若狂,欢迎星夜赶到的华北兵团。看到荷枪实弹,雄赳赳气昂昂开向城郊的队伍,人心落定,喜上眉梢。一心等着城郊的捷报,可是出乎意料传来的却是咸阳大捷。我军一举包围消灭了马继援骑兵主力。原来敌人又上了彭总的当。“大道如青天”,他们果然闯进咸阳大门。彭总料定马继援以为我军会在东北面草滩小道重兵把守,岂知早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草滩只留一旅兵力抗击,把主力移防在咸阳大门。果然不出所料,马继援的骑兵冲向咸阳中了埋伏。马匪的敢死队骑着战马,挥舞雪亮的大刀,救不了他们的命;他们那赤裸裸的肉体挡不住机关枪射出的子弹,两千多敢死队员成了“赶死鬼”了。

  西安解围,稍事休整,经过彭总的精心部署,7月中旬,又取得了扶眉战役大捷,消灭了胡宗南主力四个军四万三千多人。西北战场从此大局已定。

  以后,我每当回想起彭总唱的那出“空城计”,心里就激动不已,充满钦佩、愉快之情。1951年,我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彭总在百忙中单独接见了我。当时在敌机低空扫射、轰炸中,他在志愿军总部的山洞里对我畅谈了第五次战役的部署。我们愉快地回忆起西安之战的往事,他忍不住会心地微笑,又习惯地站起来,背手踱来踱去,我拿起相机抢拍了他的神态。后来,当公开宣布彭总为志愿军司令员时,这张宝贵的照片刊登在《解放军画报》特刊加印的活页上,人们从彭总那轻松愉快、坦然自信的神态中,还能怀疑战争的胜利不是属于我们吗?还能怀疑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吗?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回京途中,因气候骤变,飞机中途在济南降落。在餐厅吃饭时,彭总孤零零一人坐在偌大的餐桌前安然就餐,谁也不敢与他接近。我作为会议的一个秘书,身份不合,自然也不敢贸然向他进行慰问。谁能相信,这就是横刀立马,功勋盖世的彭大将军!他的不幸遭遇令多少人心如刀绞!但我深知,他是祖国、是人民、是党的赤子,他的心依然是坦荡而自信的。历史老人永不势利!历史是会给彭总做出公允的结论的。但是万万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永诀!

  (原载1990年9月《新闻知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延安精神要代代相传

<类型>=g1

<作者>=庄启东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凡是到过延安的同志,都确信“延安精神是非常伟大的,而且没有过时。“延安精神”极需我们去研究、宣传。

  我将我在延安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写出来,这些都是当时蔚然成风的延安精神。

  一、上上下下学习成风,整个延安就是一个大学校。无论学生、干部、机关、学校、领导和普通的人民群众,大家都在学习。中央设有干部教育部,部长就是罗迈同志。差不多每周都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作报告,洛甫、陈云、李富春、王首道等同志都作过报告。毛主席还亲自主持过哲学研究、红楼梦研究和文艺座谈会。以后经过整风学习,使大家又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经济封锁,停止了对边区抗战经费的接济。对此,毛主席号召边区人民和全体干部“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结果,不仅丰衣足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而且还积储了一定数量的经费,助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财政的一臂之力。

  三、法纪严明。当时没有很多成文法规,但不诿罪,不枉法,铁面无私,秉公办事。当时有一位有战功的27岁的长征旅长黄克功,因谈恋爱闹矛盾,打死了他的对象。有的同志认为年轻的长征红军干部难得,应给他去前方戴罪立功的机会。但抗大领导人认为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不管功劳多大,地位多高,都应依法制裁。后来,毛主席批准了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

  四、领导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生活。1942年8月的一天,天下大雨。林伯渠同志正在大礼堂主持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忽然一声大雷劈断了礼堂的一根大柱,延川县长刘彩云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却说:为什么雷电没有劈毛泽东呢?毛主席并没有去追查骂自己的人,而是了解群众“骂”的原因。原来是因为征粮任务重,群众借“劈雷”以发泄不满。毛主席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将原来征收20万担(每担300斤)的任务,减为16万担。结果,党群关系更密切了。

  上面这几点,当然不是延安精神的全部内容,但只要有了这样的延安精神就会无往而不胜。延安精神是永存的,决不会埋葬在历史之中。全国解放后,继承和发扬着延安精神的孟泰、王铁人、雷锋、焦裕禄等等各种类型的模范辈出。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延安精神却很生疏,更不相信延安精神还有现实意义。因此,老同志有责任将延安精神传下去。言传是需要的,而身教就更重要。这样才能使延安精神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

  (原载1990年5月30日《中国老年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母亲的奖状

<类型>=g1

<作者>=庄启东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我母亲庄老太太于1941年在绥德专区合股土纱第二届展览会上获得了甲等奖状。这奖状,现在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她一直珍藏如宝。全国解放后,本来要送中国历史博物馆里展览,已经和当时的馆长徐彬如同志说好。后因“文革”变乱,未果。“文革”后,送还我奖状,已成残破物。我于1985年二月间托人裱糊,幸好,奖状基本上还能看得清楚。

  奖状上写的庄老太太是我的母亲,本人名字叫吴珠梅,1889年生,浙江宁波市镇海区人。她家境贫寒,没有念过书,但好劳动,各种家务活都干得很好,性格好强,有正义感。1927年蒋介石反共后,父亲和我都被捕了,那时妹妹年少,家庭就靠母亲劳动维持生活。1929年父亲出狱后,母亲为他做革命工作作掩护。镇海庄市崇敬小学有一个共产党的支部,由于叛徒告密,几个党员教员都到我家堆柴草间躲避,我母亲每顿悄悄送饭,直到安全转移。我们后来在上海和重庆工作,也靠她掩护。

  1941年母亲跟我从重庆到延安,后到绥德专区。是年55岁,她还精于纺线。在绥德专区合股土纱第二届展览会上展出她的合股土纱线。吴珠梅纺的合股线,质量很好,被评定为甲等,获得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署名的甲等奖状。

  合股线是用于作为缝纫军服和织布的机制线。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不许机制线输入边区,使边区不能织布和缝制军服,企图困死边区。边区政府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用手纺车纺成了合股线,一样能够织布和缝制军服,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机制线的封锁。

  我母亲于1945年9月从绥德跟我们一起行军到东北,先到宾县、通河,后在哈尔滨、沈阳。全国解放后到北京,她一直保存着这个奖状。她于1979年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注:母亲的奖状由于存放多年,纸面发黄模糊,已无法制版,特以文字说明。

  奖状上边正中刻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像,两侧为陕北军民劳动、学习和武装的雕刻,下边正中为“发展生产”四字。奖状中部文字为:

  奖状

  绥德分区专员公署奖状 展字第捌零号

  查庄老太太生产之合股土纱已在第二届展览会展览,并经评定为甲等。

  此状

  专员 袁任远

  副专员 扬和亭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延安散记(二篇)

<类型>=g1

<作者>=田方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延安精神不能失传

  我是已经过了七十的人了。离休六年来,做了一些在职时期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没有闲着,还感到时间很不够用。环顾四周,我们同龄人中,大多都在忙着,有的还干得十分出色。甚至过了七八十岁的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今天都还在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真是老有所用,乐在其中。我在寻思,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的?是长期革命的一种惯性吗?那么这种惯性的原动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最近读了一本《延安精神研究文选》,才恍然大悟。噢!原来今天的七八十岁的革命老同志,都是那种延安精神——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时代精神哺育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今天身上仍然浓烈地充满着这种延安精神。李维汉同志生前曾十分强调“让延安精神代代相传,永放光芒”。他说他当时(四十年代初期)还是中年人,延安大多数是青年人,老年人不多,仅有的五老:董老(必武)、林老(伯渠)、谢老(觉哉)、吴老(玉章)、徐老(特立),当时也只不过六十岁左右。但是五老那种身教言传、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对于当时中青年干部的传帮带作用,可以说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一事为例:1939年秋季的一天,徐老曾经用人的五个指头为什么要大拇指和另四指分立,为什么剪刀要左右相对的通俗比喻,讲解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以致后来使我对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关系有了比较全面的理解。在全党目前正强调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候,重温徐老这种通俗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似乎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毛主席一直反对别人为他做寿,但对于他的先生徐特立同志的六十、七十、八十寿辰,都是热烈祝贺的。毛主席为什么对徐老如此尊重呢?毛主席说:“从那时(指徐特立同志于1927年加入共产党之时)至今长期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鼓吹老同志们不顾年迈体弱,都去勉强拼搏,我更希望我们大家都能保重身体,健康长寿,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地发挥我们的余热。但是,正在此时,听到一些顺口溜,说什么“四十七八,干也白搭;五十七八,等着回家”,感到有些愕然。多么可贵的四十七八和五十七八呀!这还是大有可为的时候。我们那个年岁正是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中过去的,现在正要弥补那十年的损失,所以感到干也不是白搭,回家也还是要干的。如果让我再回到四十七八和五十七八,那我拼命也要干的。但是仔细一了解,也的确不以为怪,有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待那些四十七八和五十七八的同志确实有些片面性。当然,这里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但是,根据党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大大发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曾经强调:“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在延安时,什么都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方法去做……结果困难都克服了,生活过得很好。现在中国不需要完全那样做了,但那种精神仍然需要。”

  然而,经过历次“左”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延安精神被逐步磨损了,以致今天不少老同志在感叹:再过若干年以后,当我们相继谢世之时,延安精神岂不就要失传了?我想,这种感觉决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教条主义的说教。环顾当今世界,苏联理论界也有人提出了要恢复十月革命的传统。我们自己创造而又哺育我们自己的传家宝——延安精神,我们一定要代代相传。

  (原载198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

  二、敲核桃和打西瓜

  我这里讲的是兵法,不是讲吃法,又想联系起来探讨一些经济问题。

  1947年4月,那是在强敌压境之下,党中央撤离延安,驻守在陕北靖边县青阳岔的时候,处境十分严峻。面对敌我10与1之比的强弱悬殊的局面,如何扭转?这个仗究竟怎么打法?我们心里是没有底的,不能不焦灼不安,议论纷纷。正在这时——1947年4月6日,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同志和政委陆定一同志,就在司令部驻地的一块场地上,对中央机关全体人员作了一次政治动员。当时,我也是在场听众之一。任弼时同志的讲话,已详载于1986年7月20日人民日报的《任弼时同志在转战陕北中的风范》一文,这篇文章,勾起了我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十倍于我的敌人胡宗南部队23万人,侵占延安以后,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当时,我军以一小部分队伍暴露敌前,佯装往西北方向撤退。但正当伪中央社广播宣称:“共军往安塞方向溃退,国军正追击聚歼中”的时候,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恰在延安东北方向青化砭设伏,一举歼灭了胡宗南132旅。我军受陕北人民拥戴,军民关系如鱼水,所以我军行动敌人一无所知;而敌军行动,我却了如指掌。陆定一同志就是在这个环境下讲话的,他说:

  20多万敌人在延安地区缩成一团,我们是无法消灭它的。但是,只要它拉长战线,继续北侵,就必须在漫长的战线上沿途分兵设点驻防;只要它主力前侵三天之内无法回兵救援,我们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它点上立足未稳的小股敌军。这就叫做敲核桃战术,一口吃掉,吃了就走,再捕捉下次战机。这么来回几个回合,疲劳敌军,消磨敌军士气;而我军则就地隐蔽,以逸待劳,就可以抓住战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大股敌军,积小胜为大胜,这就叫做打西瓜战术。也就是敌我力量对比,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不久又经过胜利的蟠龙战斗,5月间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驻陕北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共同奋战,全边区士气民心为之大振。

  八月间,著名的米脂沙家店战役胜利转折,我军势如破竹,西瓜越打越大,困守延安的胡宗南部队,不得不于1948年4月21日弃城南逃。延安,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

  全国战场的形势,大体也是不知道打了多少大大小小的核桃,以至逐步发展到打了多少大大小小的西瓜,最后才打了辽沈、平津、淮海三个最大的西瓜。

  战争和建设是两码事,不可硬性类比;但其中有不少哲理与科学规律也有相通之处。

  日本人早就学习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以指导其经济建设。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在研究、著书立说,怎样把孙子兵法运用于经济管理。中国丰富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既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军事辩证法,又发展了现代战争的辩证法。愚意以为,重温陕北战场从敲核桃到打西瓜的战略战术,对于今天的四化建设,我想不无有益的启示。当前,面对治理和改革的任务,面对资金、物资与人才等实际困难,面对重点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应当努力做到既要实现四化宏伟目标,又要创造一个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经济环境。

  (原载198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毛岸英和记者

<类型>=g1

<作者>=田方

<发文单位>=

<姓名>=毛岸英

<内容>=

  毛岸英从莫斯科回延安以后,毛主席曾要他到模范村吴家枣园学习农业劳动,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但是,在毛岸英去农村之前,毛主席曾要他向新闻记者学习的事,却鲜为人知。

  那是1946年3、4月间,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参加会议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组住在南关外延河边一家小旅店。一天早上,一位身材高大、身背行囊的男青年,手持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兴冲冲地来找解放日报记者组。组长接待了他,经他说明来意,才知道他当年1月刚从苏联学习回来,最近又适逢召开边区参议会。他从解放日报上读到一些新闻报道,却很难理解。比如:

  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先生,都是绥德、米脂的进步绅士。为什么共产党干革命,还要吸收从封建地主阶级里分化出来的绅士参加领导呢?

  为什么要建立“三三制”政权?

  为什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什么叫“精兵简政”?

  什么叫整顿三风?

  什么叫大生产运动?

  ……

  ……

  毛岸英不懂,向他父亲请教。日理万机的毛主席当然没有时间和他详细讲解,于是,就让毛岸英去向正在会上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们学习。

  这类问题,现今的当代人也许不少人还说不上来,但是作为40年代延安的新闻记者却是普通的常识。当然,真正要说明白,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

  于是,毛岸英就和记者们同吃、同住、同采访、同学习。几天下来,他的笔记本写满了丰富的内容,和记者们相处得日益亲密起来。那个年代,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听毛主席报告,向毛主席采访,和毛主席握手,都是很自然的事;比我们的年龄还小三四岁的毛岸英,相处得就更随便了,加上他为人朴实诚挚、平易近人、热情友好,我们彼此之间很快就熟悉了。

  我们从中餐和西餐、馒头和面包的异同,苏联人民的友好相处,日常生活,谈到我们怎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谈到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样打败强大的敌人;谈到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以及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但是,当谈到党内生活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问题时,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件他亲身的体验。他胸襟坦率地说:

  “我从莫斯科学习回延安不久,美联社的记者访问了我,要我谈谈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访问记翻译成中文,要我过目后发稿。亏得我还有一点组织纪律观念,访问记请父亲看过后再说。不料父亲并没有细看,就把稿子揉成一团,还严厉地批评了我: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懂得现在是什么样的形势,怎能对外国记者随便发表谈话!”

  年仅25岁的毛岸英认识到:“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还是父亲批评的对,我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我应当好好学习!”的确,像这样的大问题,也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经过大家一起学习和议论,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形势的认识。

  这件事,不仅是对毛岸英,就是对我们每个记者,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也许毛主席本人没意识到,他通过岸英,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原载1990年2月20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第一个开进南泥湾的人

<类型>=g1

<作者>=关秉达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五十年前,国民党反动派撕下抗日的面纱。疯狂地把枪口调向我解放区军民,并施行严酷的经济封锁。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1941年1月,一天,延安陇东专区专员马锡伍,找到延安边区工程管理局分局长、26岁的刘宗义,向他转达边区政府建设厅交给他的一项任务:勘查南泥湾。

  南泥湾,刘宗义从没有听说过。他找来地图,才发现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大约百十里。

  刘宗义迅速交待完手中的工作,只身踏上了奔向南泥湾的征程。此刻,他想起了4年前,自己从老家山东淄博奔向延安,也是这个季节……

  从庆阳动身,走了两天,到了鄜县(今富县》。县长罗成德见他只身一人去勘查南泥湾,不禁惊愕,通向南泥湾,要经过原始森林,那里野兽成群,蒿草没人;沿途随时都可能有敌人的骚扰。罗成德决定派一个排护送。于是,这支由31人、两挺轻机枪和三条毛驴组成的队伍,从鄜县开进了深山老林。

  途中,沟岔密布,山梁纵横,辨不清方向,只能摸索着行进。直走到夜幕降临,才在一座山下,见到唯一一个村庄,只有四五户人家。向他们打听南泥湾的去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说,他曾在三十年前去过,从这里要通过一条长40公里布满原始森林的艾蒿梁……

  第二天天一亮,刘宗义就和他的“保卫”队伍,按着老人所指的方向进发了。这里没有人烟,更没有路眼,每人手里提着根木棒,边走边拔开蒿草,打出通道。路上,有虎豹怒吼,有野猪嚎叫……地上,是一尺多厚的枯枝腐叶,一脚下去,犹如踏着棉花包,陷得很深,身子保不住重心,左摇右摆,前仰后合。经过一天的艰苦跋涉,他们穿过高耸入云的苍松林,越过合抱粗的白杨林,踏过齐腰深的荆棘,终于走出原始森林艾蒿梁。

  山下是九龙泉。从这再往前,就是南泥湾了。

  南泥湾,四面群山环绕,中间是个二三十平方公里的大山坳,树林茂密,蒿草丛生。刘宗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拿出全部勘测仪器:皮尺、划杆和一个手准仪。他一会儿快步奔向沟洼处,拿出皮尺俯身量一量;一会又飞步爬上山坡,举起手准仪测一测;一会又跳过沟壑,用划杆算一算。然后,再将勘测的情况和数据,一项一项记到小本子上。

  刘宗义勘测完南泥湾,立即回到了延安。边区政府通知刘宗义,朱德总司令要亲自听他勘查南泥湾的情况汇报。

  第二天一早,刘宗义直奔朱总司令驻地——延安桃园。总司令把刘宗义领到一幅地图前面,详细询问着南泥湾的地形、地貌、经济状况及土地、人口情况,并不时地用手指在地图上画圈圈。两个多小时汇报和交谈结束了,朱总司令转身提笔,写信给中央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命令他立即派部队去开辟南泥湾。当信中写到刘宗义的身份是“工程师”时,站在一旁的刘宗义连忙更正说:“总司令,我是工程员。”“哦——”总司令笑了笑,肯定而幽默地说:“你以后一定是工程师嘛!”

  刘宗义将总司令的亲笔信送给了武亭。当即,武亭带上警卫员,同刘宗义又一次到南泥湾。十天后,南泥湾便到处布下了垦荒大军。

  刘宗义,这位第一个开进南泥湾的人,如今已年逾古稀。五十年来,每当他听到《南泥湾》这首歌,总是情不自禁地思念着朱总司令、中央直属炮兵团,以及那片他亲手勘测并耕耘过的土地。

  (据《老同志之友》一九九○年第十期)

  (原载1990年10月19日《文摘周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释放南泥湾的能量——高级工程师杨毅刚探寻石油记

<类型>=g1

<作者>=孟西安

<发文单位>=

<姓名>=杨毅刚

<内容>=

  金秋时节的南泥湾,丰收的稻香中弥散着石油的清香。

  1989年9月11日上午,来延安视察的党中央总书记,特意翻山越岭,来到了闻名遐迩的南泥湾。

  油塔在稻田中引颈眺望,抽油机一起一伏挥臂招手。江泽民总书记兴冲冲地望着那汨汨涌流的石油,高兴地说:“这油是碧绿透明的,比大庆的油还清呀!”然后,他又饶有兴致地问:“这油含蜡量是多少?”

  面对总书记内行的提问,陪同的领导同志面面相觑。

  “14.8%!”突然,一个响亮的声音从众人身后传出、

  “含不含沥清?”总书记扭头又问。

  “是石蜡基石油,一般不含沥清!”

  “凝固点是多少?”

  “负4度!”……

  回答得干脆利索。延安地委书记白恩培向总书记介绍说,答话人就是发现南泥湾石油的专家。江泽民同志赞许地连连点头:“好,好,好!”接着走向前去,双手紧紧地握住专家的手,用力地摇了几摇……

  专家的眼睛湿润了,他感到了总书记握手的份量很重很重。

  沉重的历史责任感 闪耀的南泥湾精神

  这位面孔黝黑、精神矍烁的专家名叫杨毅刚。他今年55岁,是延长油矿高级工程师。这位1954年从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的高才生,自1959年调到陕北油田工作至今,已整整30个春秋。

  刚到陕北那年,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久已渴望的南泥湾学习参观。九龙泉畔,烈士碑前,老一辈革命家创业奋斗的业绩,引爆出他感情的火花,使他激动不已,深受教育;大生产展室里,359旅战士挥镢开荒、“烂泥湾”变成“江南水乡”、战士纺纱织布、粮食大丰收的幅幅照片,深深地印在他的心底。

  “南泥湾是块宝地,南泥湾精神更是革命和建设的无价之宝”。风华正茂、胸怀壮志的杨毅刚暗自下定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为延安造福,为南泥湾精神添彩。但是,正当他开始拼搏奋斗的时候,天灾人祸降临。性情耿直豪爽的他,因说了几句实话,被扣上了“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挨批判、被下放、遭冷遇。但他却自勉:“艰难时想想南泥湾,寒风吹不冷爱国心。”在逆境中,他从实践中探索陕北石油生成规律,写出了《关于延家湾出油规律的研究》等论文。1972年,他采用“压裂新技术”,把永坪油矿的一批老矿井,由日产400吨提高到上千吨,创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但是,由于“政治问题”,他的研究成果被别人窃取,他本人还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而对“打棍子、戴帽子、摘桃子”,有人劝他“挪挪窝”,调到外地条件好的地方工作,可他却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就要在先辈洒过血汗的地方干到底。我的名字叫‘毅刚’,刚毅的品格就要在困苦中磨炼!’

  为了为延安多找油,找好油,他和同伴们一起跑遍了延安的山山峁峁,沟沟洼洼。当他看到,曾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还因吃不饱肚子在发愁的时候,当他得知延安全地区自给率还不到50%,延安市自给率还不到30%的时候,他深感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说:“过去延安曾以自己的富足支援了革命,今天为什么贫穷得必须靠国家支援?延安精神永放光芒,难道延安经济就这样暗淡无光?”

  哲学打开心头锁 科学开启宝藏门

  南泥湾,这块神圣的土地,不仅蕴蓄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且蕴藏着丰富的物质财富。

  从南泥湾汲取了精神力量的杨毅刚,决心在南泥湾探寻石油,让南泥湾释放出它的地下能量。

  1977年的春天,踏着绿的脚步来到了南泥湾。杨毅刚也在这块解冻的土地上,开始了新的探索。一天,杨毅刚在属于延河川地的关子沟的3口探井中,意外地发现了油的线索。根据第4纪黄土的分水岭隔不断几亿年以前生成的油田以及南泥湾汾川河区比延河地形高100多米,石油容易在高地形成的规律,杨毅刚凭着职业的敏感和地质学家特殊的想象力,推断南泥湾很可能有石油存在。经过实地勘察,他日夜兼程地赶写出了《跟踪追击,向南泥湾高产油田进军》的报告,建议延长油矿全面勘探开发。

  然而,油矿的一些同志认为,南泥湾地面从来没有油苗的资料,何以证明有油?谁敢花钱买风险?

  得不到支持,杨毅刚自己负担风险,把自己负责的2口井布置到了南泥湾临镇。经过打探,一口井发现了薄油层,另一口井发现了斑状含油层。

  这本来是个可喜的讯息,然而局里却依据这两口井,把周围500多平方公里的一大片,排除在含油区之外。

  “发现薄油层,怎么能说没油?难道南泥湾仅仅只有泥?”问号往往是打开科学殿堂的钥匙。杨毅刚带着一连串的问号,苦苦地思索着。他想起了大庆人靠“两论起家”,又翻开了搁置已久的毛泽东哲学著作《矛盾论》,顿觉眼前一亮,茅塞顿开:地层中的石油,有和无、厚与薄、贫与富不正是辩证的统一吗?油是可以流动的液体,正因为这里贫油,就可能附近有富油区;这里含油层薄,附近就可能含油层厚,绝不能以岩油田中个别井的变差、变薄、甚至无油,而简单地否定整个区域含油的可能!

  哲学指导科学,科学如虎添翼。杨毅刚又根据延河三角州地下石油资源量为2.6亿吨的资料,而现在仅掌握有1.9亿吨的情况,进一步推断,其余的7000万吨石油,很可能蕴藏在南泥湾地层之中。1979年,他又在被认为不可能含油的地域内,有意识地布了两口井。压裂后,自喷油月产量分别为36吨和76吨。

  实践否定了南泥湾及其附近地下无油的判断。

  当年南泥湾是陕北江南 今天要让南泥湾富得流油

  1984年,杨毅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祖国的爱,向更高的目标攀登。

  为了搞清延安地区石油资源,他决定到各县进行实地调查。在延安沟壑纵横的山路上,在各个油井蓄油池旁,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位“老石油”在奔忙。仅1986年冬到1987年冬的一年中,他就跑遍了延安地区8个县的7个油田;行程约五千多公里。

  人们说,杨总为了找油,那真是“要油不要命,要油不要家”!为了摆脱家庭事务,女儿刚满两岁,就被他送回甘肃老家让母亲扶养,直到女儿上高中,他才接回延安。因为两地口音差异大,女儿上课听不懂,功课拉了下来。妻子埋怨他把家里当“旅馆”,劝他常回家给女儿辅导一下功课,他口头上虽然应诺,可就是十天半月不沾家。结果女儿大学没考上,小儿子连中学也没考上。妻子急了,说他“不顾家,连孩子的前途也不顾了”。他解释说:“国家国家,就是先有国后有家嘛!国家富了,才有个人的前途。”他还对人说:“为了延安和南泥湾,我甘愿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如有可能,我还让我的孩子干石油!”

  1987年3月,延长油矿为了支援延安经济建设,就把一批石油老井交给延安市管理。延安市缺少技术力量,就聘请杨毅刚当顾问,并决定投资50万元,让杨毅刚负责在南泥湾打井。

  南泥湾临镇的一口油井于当年9月24日完钻,10月14日冒出天然气,仍没见出油。风凉话又飘了过来:“杨毅刚瞎逞能,打出一个黑窟窿!”市领导为他捏了一把汗:“杨总呀,市上穷,这仗赢得起可输不起啊!”

  杨毅刚矢志不渝。他坚定地对市领导说:“当年,革命先辈能让南泥湾变成陕北好江南,今天,我们一定能让南泥湾富得流油!”

  一不做,二不休。他咬了咬牙,于1988年5月又在南泥湾打了第二口井。

  压裂那天,市长和杨毅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现场。结果是油虽出来了,但很不理想。事后杨毅刚形容当时他的所见所感是:抽流机象毛驴一样上下点头,出油管时断时续,流出了涓细的原油;一滴一滴,象大地母亲的乳汁,也象我心中的泪珠……

  真的没有高产油井?就这样一个个打出“黑窟窿”?有关领导怀疑了,动摇了。市长、市经委主任、市工业局长亲自召集会议研究是不是要撤点。面对“三堂会审”,杨毅刚慷慨陈述自己的理论。

  杨毅刚斩钉截铁地立下“军令状”:“若打不出高产油井,可以开除我的党籍、撤销我的高级工程师职称!”

  市长霍地站起来:“我们不是要你的党籍和职称,要的是油,是油!”

  杨毅刚头上冒汗,双目睁得彪圆:“如果最后失败了,我负责赔偿经济损失!”

  市长终于被他的决心感动了:“那好,油井打探工作再延长一个月。”并向他投射出厚望的目光:“看来,我得与你陪到底了!”

  “君子谋胜不谋败”。在杨毅刚的指挥下,井继续往深处打。8月24日,出油管终于喷出了喜讯:南泥湾第一口高产油井诞生了!日产原油8吨,月产可达240多吨!

  晶莹碧绿的原油,在骄阳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延安地区王副专员高兴得合不拢嘴:“10年探索,证明杨总的理论是正确的。他为延安石油立了大功!”延长油矿石化局局长当即表示:再打4口井,器材费用全部按内部优惠价格。

  到1988年底,市上又投资70万元,共打了9口井,压裂出油6口,产油512吨。1989年,市上又投资100万元,在南泥湾打了50口井,到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时,32口井已投产,年底产原油5500吨!

  如今已经担任延安市科技副市长的杨毅刚,雄心勃勃,决心今年在南泥湾拿下2万吨的石油,为延安做出1000万元的贡献。谈起他11个秋冬春夏,历尽了坑坑洼洼,尝遍了酸甜苦辣的经历,他感慨地说:“搞经济,千万不能忘记精神可以变物质。我就是靠这种精神去奋斗,去开发地下宝藏和能源的!”他憧憬着圣地延安的美好远景,口中不禁哼出了他自编的《南泥湾》新歌:“今日的南泥湾,与往日不一般,到处是油田,致富的好源泉!哎——”

  (原载1989年12月《延河》杂志)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南泥湾的启示

<类型>=g1

<作者>=艾克恩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传唱将近半个世纪,仍久唱不衰。这首歌唱出了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延安精神。

  1943年,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延安文艺界在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组成80多人的劳军团和秧歌队,赴南泥湾劳军。编排节目过程中,鲁艺学员贺敬之赶写一出《挑花篮》的歌舞。节目的歌词,又经鲁艺教员马可谱曲,作为慰问演出的一个节目。

  3月15日,三五九旅旅部召开了拥军大会。文艺界同志们演出的旱船、推车、狮舞、快板等文艺节目,博得阵阵掌声,尤以反映南泥湾巨变的《挑花篮》吸引人。当唱到“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时,在座的三五九旅全体官兵顿时沸腾起来。从此,“花篮的花儿香”的悠扬歌声和“三五九旅是模范”的风范力量,超越时空,传向远方。

  当时只有18岁的贺敬之永远忘不了在南泥湾烧木炭的情景:这里山林遮日、荆棘丛生、杳无人烟、野鸡成群,住草棚、喝苦水、吃野菜。尤其晚上“睡觉睡不好,蚊子到处咬,伸手抓一把,不知有多少”。那年25岁的马可先后两次到了南泥湾,同样留下强烈的印象和亲身的感受。正如他说,看到八路军战士响应党的号召,把荒芜不堪的土山沟变成富饶秀丽的米粮仓,面对这一幅幅又新又美的图画,这改造山河的劳动气息和创造精神,使得我们格外的头脑清新、耳目聪明起来。

  两位作者将群众歌曲的革命激情与抒情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南泥湾》的抒情性,恰好就在于高扬革命浪潮中的主旋律,淳朴,向上,健康,乐观,通过“花篮的花儿香……鲜花送模范”的悠扬歌声,完美地抒发了革命队伍里崇高而壮美的革命友情、战斗豪情、官兵之情、军民之情。

  《南泥湾》曲调堪称为马可的上乘之作。短短几句,却凝聚了他一生与群众风雨同舟的非凡经历,与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相连的深切感受,与民族民间音乐结下的不解之缘。

  周恩来同志一向对传统革命歌曲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尤其喜欢《南泥湾》,常常问演员:“你会唱《南泥湾》吗?”而且边问边踏着节拍哼唱起来。他说,他一听《南泥湾》,就想起了延安,就把他带回到延安。

  今天我们重唱《南泥湾》,就应像周总理那样不忘南泥湾,不忘“老延安”。

  (原载1990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6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延安迎春闹秧歌——旧事新忆

<类型>=g1

<作者>=艾克恩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陕北素称秧歌之乡。延安这块革命老根据地,更是年年少不了闹秧歌。而1943年延安整风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春,那秧歌闹得尤为红火热烈。

  大年初一,延安的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统统着上节日的盛装。妆扮一新的婆姨女子、娃娃后生以及老婆老汉,欢欢喜喜涌向南门外、新市场、杨家岭、王家坪、桥儿沟、裴庄等地。各路秧歌队,披红挂彩,锣鼓喧天,在手握象征工农掌权的镰刀斧头的“伞头”带领下,扭出各种花样的龙摆尾队形。“什么花开花朝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葵花儿开花朝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贺敬之作词、杜矢甲作曲的《七枝花》,反映了亿万人民热爱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的心声。“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猪羊出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安波填词的《拥军花鼓》,也唱出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的情怀。秧歌节目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多是取材于军民生产、练文习武、建设边区、支援前线等现实生活。其中首推鲁迅艺术学院编排的《兄妹开荒》,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的好评。毛主席高兴地连连点头说:“这才象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诗人戈壁舟目睹此情此景,不禁放怀高歌,兴诗一首《毛主席笑了》:“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秧歌队到处扭唱。我们给毛主席表演,毛主席亲自到场。大秧歌一完都往下坐,王大化演出《兄妹开荒》。”

  延安秧歌越闹越欢。特别在抗日战争临近胜利之际,规模更宏大,情绪更高昂。1945年春节,延安各路秧歌队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毛主席在一片掌声中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的九千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延安秧歌确实是全民的秧歌、正义的秧歌、胜利的秧歌。延安秧歌一直扭到了大后方,扭到了重庆。郭沫若看了之后兴奋极了,挥毫赋诗:“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原载1990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陕北乡亲

<类型>=g1

<作者>=杨泥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三孔石窑,面向东南,接住了金色的阳光。涂了翠蓝油漆的门窗在金色的阳光下,闪动着安静的波浪。窗台上垒着胀鼓鼓的南瓜,门檐下吊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红辣椒,一长串一长串的辫子蒜。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坝里,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一群咕咕觅食的鸡得意洋洋地炫耀着自己的肥硕,在人面前来回地走着。一头肥猪,懒懒卧在圈中,两头黄牛,静静地反刍,无意欣赏富足的秋色。

  这是贵儿的家,也是水萍妹妹的家。

  贵儿和水萍两口子,都是地道的陕北人,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夫妻俩恩恩爱爱地过光景。贵儿手巧,能砌石窑,能烧青砖,能下井掏煤。干活回来,擦一把汗,又抱上最小的娃娃进进出出。土地承包后,他又在属于自己的那块荒坡上开辟了一个果园,侍弄的苹果树已经挂果了。我们来了,贵儿匆匆忙忙拎来一筐黄元帅,又拿来小刀,硬让我们削着吃。贵儿话少,水萍也话少,除了笑,就是让我们喝糖水,喝茶水,吃枣,吃苹果,坐着。我们坐着,坐在沙发上,又新鲜,又感动。阳光把白净的窑洞照得明晃晃。大立柜、电视机、茶几,直让人疑心这竟然是延安拐沟里的曹坪,一个普通的陕北小山村。水萍领我看这个家。中间那孔窑洞是做饭和吃饭的地方,一口大灶安一口大锅,还有能照见人影的青石板大灶台。陕北有煤,这几年承包开采,烧的不缺了,卖出去,又能挣回现钱。

  “现在好了”。贵儿爱说这话儿,水萍爱说这话儿。是好了,西边仓房里,几口大缸,还有炕上,全堆着粮食,黄灿灿的小米,白生生的麦面;地上堆着从自家地里挖回来的土豆、萝卜,摘回来的青椒、西红柿。水萍说,现在好了,不吃粗粮了。

  还有一位老乡亲狗娃,他总是憨憨地笑着,黑红的打皱的脸,一口结实的牙。因为久别重逢,惊喜,手足无措。陕北人老实,不象城里人礼数繁多,真真假假。陕北乡亲喜欢你,那就是真正喜欢你,陕北乡亲对你好,那就是真正对你好。狗娃是这样的,曹坪的乡亲也都是这样的。刚才在二明家,一家子老老小小一齐把我们往屋里让,往炕上让,硬让我们喝水,硬留我们吃饭。回屋、上炕,这就是乡亲们表达感情的方式。二明媳妇怕我们嫌炕硬,硬要扯出一条毛毯铺上。我们就喜欢这炕,一领金灿灿的炕席,身后有被褥倚着。秸草编的炕席隐隐约约地飘散着田野的气息,苦苦甜甜,叫人想起窑洞外面温柔的南风和那爿南风一吹,水波漾动的鱼塘。家家户户的茶杯,都是印了红花的玻璃杯,家家户户的茶壶,也都是细颈鼓肚的细瓷茶壶,仿佛是家家户户的婆姨相约着一块去城里买回来的。善良好客的乡亲们,就用这茶杯、这茶壶热情豪爽地待客。狗娃也硬把我们往屋里让。狗娃媳妇,也站在一旁憨憨地笑着。狗娃一家三口,住着两孔窑,也有一个小院,从摆设上看,狗娃的日子过得还行。狗娃媳妇眼力不好,只能做一些家里的事。窑是土窑,这样的土窑洞如今曹坪只有两三家了,其余的都是砖窑石窑。有的年轻人,把自己的窑洞装饰得如同别墅,庭院栽花种草,一扇铁院门十分神秘地挂一把大铜锁。

  狗娃问我们吃不吃梨?他埝畔上有棵老梨树,正在结果。狗娃不由分说把我们带到梨树下,哗啦哗啦摇下一地果子。果子还没熟,间或有一个黄了的,狗娃就喊:“那边有一个!”边说边继续摇他的梨树,青皮的梨子滚了遍地。狗娃高兴,恨不得把所有的梨都摇下来,让我们吃。

  20年过去了,这里的乡亲还记得当年来这儿插队的每一个知青,记着他们的名字,记着他们做过的好事,关心他们现在在做什么,生活得咋样,模样变了没有。

  中午,旺俊嫂子为我们擀了杂面条儿。小小一团面,擀得一铺炕那么大,直叫我惊奇不已。旺俊嫂子说,她这手艺还很一般,前沟李渠有个婆姨,还给周总理擀过杂面条儿哩,又薄又软又滑溜,那才叫擀得好哩。

  吃着杂面条儿,我觉得,我整个人已经浸润在陕北高原的灿烂阳光里。在这9月里的一天,我来到了陕北,认识了许多陕北乡亲,认识了陕北的阳光、蓝天、枣树,认识了五畜六谷,认识了黄土山峁上,一片一片的沉甸甸的、沉思的向日葵。

  (原载1990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延安寻梦纪略

<类型>=g1

<作者>=杨宗先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延安,这块普通而寻常的黄土地,通常,人们都把它称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成长的摇篮。然而,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喝着延河水,吃着小米饭直接在它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则不唯如此。每及念起总还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延安,母亲延安啊!离开你已整整五十个春秋了,多少年来,醒时梦里,那巍巍的宝塔山,滚滚的延河水,还有那蜿蜒的平板路,土布的旧军装,以及那排排窑洞的灯光,曲曲荡漾的歌声,无不萦系胸怀。我是多么希望能够重返您的身边,来重温那时现时隐忽的数十载相思之梦。可是,囿于种种原因,这寻梦的夙愿,却总也难以实现。1987年5月,许是考虑到我们的此种情怀,组织上特别安排我们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和辽阳石油化工专科学校的几位离休的“老延安”重访故地。人之能够在生命的老年,沿着自己年轻时代的生活轨迹,再来一番故地重游,当是相当惬意的事情了,更何况,我们要去的又是对我们这些“老家伙”最具魅力的革命圣地呢。这,怎能不令我们激动万分,兴奋不已!

  还在临行之前,我们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真有些鹤发童心,情怀激烈的架势。送行时,单位各方领导热切地祝贺我们,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把延安精神发扬光大,用以鼓励青年、振兴辽化,教育后世。这样一来,原本一次轻松愉快的故地之行,因带了这些沉甸甸的思考,便不由使我们增加了许多格外的凝重与深沉,想来实在有些任重道远的意蕴哩。

  当我们由东北穿行腹地抵达西安之后,鉴于我们几人最小的也已年逾花甲,行动诸多不便,陕西省老干部局领导准备为我们租面包车赴延。初经计算,约需支付1120元车费,而长途汽车则只需150元即可,两者相差七八倍之多。虽然,前项办法也属于完全的合情合理,亦无所谓违反财经制度之虑,但我们还是心甘情愿的选择了后者。那日,刚巧又是大雨倾盆,尽管我们在“超期服役”的大客车上颠簸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可大家仍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我则乐得凑趣,诗兴大发,即赋打油诗一首:

  大雨滂沱奔延安,

  风吹衣薄未觉寒。

  喜回娘家会亲友,

  车破坐硬心益甜。

  当我们风尘仆仆赶到延安时,延安地委老干部局的陈忠孝局长已经先到车站迎候了,一见面他便热情地握着我们的手,不住地说:“老同志,辛苦了!辛苦了!我以为你们不是坐飞机就是自己带车来,怎么也想不到竟坐了这硬板大客车来了,简直过于辛苦了!”我们便也直言以告:“回延安嘛,当然要与延安精神结伴而行了,这与当年的两片脚板相比不已是很好了么?!”是啊,在党中央一直呼唤延安精神的今天,我们这些在延安土窑洞里成长起来的革命者,毕竟应当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保持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勤俭办事的传统。至此,临行前都沉甸甸的思考总算有了初步的答案。

  当延安的英姿呈现在眼前时,我们谁也顾不得休息,长途奔波的疲劳没影了,自己的年老体衰也忘却了。我们几乎差不多是循着当年足迹,贪婪地流连在宝塔山下、延河岸边,望着那昔日的土窑洞,不禁眼线迷离……

  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是在1938年9月里,从三四百里外的旬邑县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徒步到总校学习。那时,延安的古城墙完好无损,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大道贯通小城南北,路上匆匆穿行的尽是穿着灰衣服的“公家人”。那一年,我刚好18岁,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几乎一夜之间便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回顾这一切,宛如昨天。任由着思绪,我似乎又看到我们日夜不离的窑洞,宽敞无比的露天课堂,依稀之中,我们的“妈妈校长”正朝我走来,我们手拉着手地拉家常……当我抖住思绪,不禁为之一怔,延安变了!放服市区,拔地而起的楼群,正雄赳赳矗立在林荫街道的两旁,纵横交错的柏油公路,喜滋滋地沟通着古城的四面八方。不是么?豪情满怀的延安人曾用香喷喷的小米饭创造了革命的昨天,相信他们势必更能筹划更加绚丽的明天!这就是延安,这就是黄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延安精神!我不为见不到我熟悉的昨天而遗憾,相反,则为能够见到它的今天和明天而喜悦。

  翌日,好客的主人陪同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负责接待我们的是热情活泼的瓦窑堡姑娘张岚萍。很快,我们便成了一见如故的忘年交。她曾恳切地对我们说:“延安的光荣历史与赫赫声名,饱含着您们这些老前辈的鲜血和汗水,我极想能够了解你们当年的亲身经历,用以充实我的解说内容,使延安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两代延安人的心心相印与脉脉相通,也增加了对当代延安人的亲切和敬佩。她那热情甜润的声音及展厅中的大量实物、照片,仿佛带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峥嵘岁月,当我们看到墙上的“刘志丹之歌”歌词时,竟情不自禁地哼唱了起来:

  “正月里来是新年,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领队伍上呀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歌声吸引了展览大厅的观众,许多男女青年立即围拢过来,其中有些也加入了这合唱的行列。他们有大学生,有工人有记者,当得知我们当年在这片土地战斗过,就诚挚地请我们谈一谈延安,讲一讲延安精神。延安地委老干部局的韩成林同志,既担心我们吃不消,又感到盛情难却,只好答应请他们晚上到军分区招待所来谈。

  不巧,天不作美,傍晚却下起了大雨,我嘴上没说,可心里认定他们不能来了。延安精神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的,亲身经历过血和火的考验的老同志,对他才会分外热爱,倍加珍惜。在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下,隔代人对它究竟有多大的兴趣呢!正当我们铺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竟然从几里外的延安宾馆冒着大雨赶来了,未及落座,就迫不及待地连珠炮般发问:“你们为什么要来延安?”“又穷又苦的延安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抗大’、‘陕公’算学历吗?”“当时的官兵关系怎样?”“男女同学可以谈恋爱,允许结婚吗?……”

  十四岁就在王震将军领导的三五九旅当小八路的赵希久同志(原任辽阳市宏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被年轻人的真诚所打动,他侃侃而谈:“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日本救中国,不作亡国奴,至于苦呀穷呀我们都不怕,我们本来就是穷人家的孩子嘛?干革命就是为了穷变富、穷变甜么!”

  我接着说: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八路军的战士,住的都是土窑洞,点的都是豆油灯,吃的都是小米饭、土豆、白菜汤,一个月只发给几元钱的津贴费!那时的物质生活的确很艰苦,可心情特别舒畅,精神上很富裕!那时从中央领导到士兵同学,上下一心,感情融洽,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党内党外,互称同志,彼此平等相待,友爱相处,亲密无间,如同家人。生活活跃,每天从早到晚,歌声四处飞扬。

  那时,成仿吾担任我们陕北公学的校长,他是全国闻名的文学家,又是经过长征的老领导,可是他没有一点架子,时时出现在窑洞里,操场上。深夜帮助同学盖被子,清早第一个出现在操场上。那时,我当党支部生活委员,一次,正给同学们分小豆锅巴(大家送它一个美称,叫列宁饼干),他也跑来凑趣,要去一块,一面嚼着,一边高兴地说:“小杨儿,可真香啊!真香啊!”有的同学爱写诗,送给他,他字斟句酌地帮助修改,第二天就送给同学,有个女同学称赞他说:“你是我们的妈妈”!从此,“妈妈校长”这亲昵的称呼就在全校流传开来。

  谈起那难忘的生活情景,当年在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学习的孟庆新同志(原任辽阳石油化纤公司副经理)更是眉飞色舞,妙趣横生:“当年的延安可不象今天,那时小伙子多,姑娘少,十八比一……由于正在抗战,谈恋爱的风气不浓,党员结婚需要组织批准。我们一般都在三十岁以上才结婚,可以说是晚婚的鼻祖呢。”大家被逗得直笑,老孟也放声大笑起来。大家无拘无束地亲切交谈,忘记了年龄的界限,忘记了阅历的不同。是夜我们一直谈到很晚很晚。如果不是机智的梁影提醒大家已过午夜,这伙朋友们怎肯轻易放过我们呢!

  在延安的几昼夜,我们一直在紧张地活动着,在离开延安的前一夜,才有时间和精力搞了一次个人卫生。我把衬衣和外衣全部清洗,一位年轻的服务员要帮我洗,我婉言谢绝了,但我担心第二天衣服不干,耽误赶路,就把衣服放在茶房的锅炉旁,要她晚上帮我翻一翻,第二天一早,那位姑娘把我洗的衣服送还给我,熨得平平板板,叠得整整齐齐。我赶忙接过来,双手捧着这些整齐的衣服,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一再询问她们姓名,她感到这实在无法推托只好操着满口陕北腔说,“我姓刘,我没有名字……为老前辈出点力,使我感到很荣幸!”在这位普通的陕北姑娘身上,又一次看到了当代延安人的精神风貌。延安精神正在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回到辽阳后,我曾先后收到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地质矿产报社等几位忘年之交的来信,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当代青年特有的真诚、热情。有位大学生是这样写的:

  “……访问延安的几昼夜,几乎每时每刻都是在异常激动中度过的,那难忘的夜半恳谈至今记忆犹新,使我终生难忘。我追思着前辈们的丰功伟绩,不可遏止的惭愧心情油然而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认为,艰苦奋斗是革命老前辈们应尽的本份,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理应尽情地去追求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精神享受!因为时代不同了么,进入大学校门后,由于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我又有了一种无可名状的失落感,看到那些缺少文化的商人,腰缠万贯,呼风唤雨,而学富五车的学者、教师却清贫如洗,斯文扫地。我困惑不解,于是我想缀学,想经商……

  “站在延安的土窑洞前、站在新中国的发祥地上,面对你们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前辈,我扪心自问,羞愧难言。杨老请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深情厚望……”

  我久久地品味着这充满恳切真情的青年书简,延安夜谈景景幕幕仿佛又浮现在脑际。是啊,为我们的青年和事业想,我深深地感到不虚此行并引以为慰。同时,作为执政党的一名老党员,也感到自身历史责任的沉重与悠远。

  (1990年1月29日)(作者系辽阳石油化工专科学校离休干部,现年七十岁,原任辽阳化纤学院党委副书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2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难忘的教诲

<类型>=g1

<作者>=殷参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89年5月,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7周年。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亲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当时的教诲仍是难忘的。在此时刻,引起我对这次座谈会前后几年里所做工作的一些回忆。

  1938年10月,我从武汉来到延安。12月,我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那时,鲁艺在延安北门外文庙旧址山下有几排平房,山上有错落的窑洞。副院长沙可夫主持工作。鲁艺有个编审委员会,出版院刊《艺术工作》,我就是这个院刊的编辑。我进鲁艺后,听说毛泽东同志曾经在1938年的5月到鲁艺向全体同学做了一次重要讲话。当时的文学系主任何其芳曾有记述,收集在他的《毛泽东之歌》(已经出版)一书里,现在摘述几点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他说: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

  他说: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没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

  他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

  他说:你们的校歌(指鲁艺院歌)唱:“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这很对。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象陕北人。

  他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你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会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观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得到充分的发挥。

  1939年9月,我离开延安鲁艺,来到绥德抗战报工作。

  绥德是陕北一座古老城镇。城北的疏属山上有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墓碑,城西小理河边有秦大将蒙恬的墓葬,城南有高耸的二郎山,古诗词中提及的“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古战场——无定河便从城东流过,绥德地处险要,是古代兵家必争的边陲城池。城里房屋鳞次栉比,街道整齐,商业繁华,是陕北少有的城镇。抗日战争期间,绥德是延安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通道,是必经之地。

  绥德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包括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五个县,1942年又增加一个子洲县。1939年9月,抗战报创刊时,绥德还称“特区”,叫绥德警备区,由八路军管辖。当时的政府系统,从专员公署、县政府到保甲长,均属国民党统治,形成一个统战地区。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大搞磨擦,处处和我们八路军捣乱。专署也有一张报纸,叫绥德日报,是我们抗战报的对立面,他们手里没有真理,靠造谣诬蔑过日子。

  1939年10月党中央加强保卫河防(指黄河)力量,调359旅进驻绥德警备区之后,特区的武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于1940年春,把何绍南赶跑,把专署和各级政府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抗战报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它的作用。随着斗争形势的需要,我们宣传党的主张,宣传党的政策,宣传八路军抗日的功绩,针锋相对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司令员王震同志亲自领导报纸,掌握斗争策略,起到与武装斗争紧密配合的作用。抗战报充分揭露何绍南一伙搞的白银案、大烟案和勒索案,对当地专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是很沉重的。

  我在抗战报工作两年,1941年10月,被调到绥德分区文化协会主持工作。从事新闻工作使我感到:新闻工作与文艺工作都属于文化工作,它们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新闻工作要求做到:真实性、战斗性、群众性,需要严格遵守实事求是原则,容不得半点虚假。同时要求新闻工作者运用真实、生动的报道,引人入胜地记述下来,达到反映现实真实,宣传政策思想,引导人们走向党所指示的正确方向。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1942年秋天,我领着绥德分区文协下属的民众剧社下乡演出。我们下乡演出,接近农民群众,也算是走马看花的一种办法。当时秋收之后,正是乡间举办庙会较多的季节。我们采用“赶台口”的方式进行文艺宣传活动,以减轻群众办庙会的经济负担。实际上,我们剧社承担每个台口的三天演出,比同样演出时间的旧戏班所需的费用,要节省一半以上。旧戏班演的是山西中路梆子,我们剧社演的是秦腔,同样是陕北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我们剧社演出的节目,不如旧戏班的节目多,但是我们剧社完全排除诲淫诲盗的剧目,改掉出现鬼神的情节,尽量做到无害的程度。我们演出的折子戏有《打金枝》、《反徐州》、《鞭打芦花》,也常演短小的《柜中缘》、《三回头》、《三娘教子》,和宣传抗日的新戏《查路条》等等。在农村演出八个月,从秋天到冬春,赶着庙会“台口”,迎着西北风,沿着黄河岸北上,一直到黄河里出现冰凌,长途跋涉,全社同志受了不少辛苦。通过这一段时间到农村演出,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服务,对陕北农村的了解,对陕北农民的疾苦,有了更为深切的认识。这和没有参加巡回演出之前是无法比拟的。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新闻工作也同样存在启迪和指导作用。

  1989.3.15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3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散文随笔

<标题>=延安之行话理想

<类型>=g1

<作者>=陆恂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宝塔高耸,延河长流,这就是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在这里战斗了十三个春秋。这里记载着一代开拓者光荣的历史、宏伟的业绩和许多感人的故事。不久前,我和西安政治学院的师生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和聆听着这里的一切,抚今忆昔,思绪万千。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年代。那时的延安,物质条件很艰苦,为什么对人们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在那样贫瘠的山沟里,为什么能创造出震撼世界的业绩,谱写出人类进步史上辉煌壮丽的篇章?从凤凰山到杨家岭,从枣园到王家坪……我沿着老一辈革命家走过的足迹,寻觅到了最宝贵的答案:那就是延安一代人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1937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说:“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大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这是毛泽东对自己和他的战友,以及延安一代人理想信念和精神风貌的真实反映。毛泽东同志是我们为理想、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英勇奋斗的典范。他在延安的小油灯下,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写下了一篇篇光辉著作,使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而达到成熟,指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建树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延安,他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国统区,他临危不惧,力挽狂澜。靠的是什么?英国著名作家迪克·威尔逊说得好:“周对他的信仰是忠贞不渝的,……这一点使他在本世纪中国领袖人物中成为最为出类拔萃的人。”朱德同志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无产阶级代表真理”,决心为“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毛泽东曾赞誉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他这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意志,是以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同志,由于长期艰苦的斗争生活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积劳成疾,中央决定让他半休,同志们也劝他休息,但他坚定地说:“我是共产党员,能坚持一百步,就不说走九十九步!”革命烈士王若飞、叶挺同志,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了数年铁窗生活,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都没有动摇他们坚定的信仰,他们视高官厚禄为粪土,实践了“除忠实于我的理想之外,一切都办不到”的誓言。王若飞回到党的怀抱后,带着被严重摧残的病体,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叶挺出狱后发出的第一个声音就是要求重新入党,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飞回延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十年代,他虽然年逾花甲,却老当益壮,在边区建设中以身作则,为体察民情,足迹遍布边区每个县,人们称他是“人民的老黄牛”、边区政府的“不老松”。这些被鲁迅称之为“中国脊梁”的一代伟人,之所以能支撑起祖国伟岸之躯,不正靠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吗?还有许多忠贞不二的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们也正是为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怕牺牲。

  当年延安的灯光,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仁人志士,一些知识青年离开了温暖的家庭,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人生的真谛。一位名叫樊成的广东青年,从广东经西安赴延安时,因长途跋涉,气候不适,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着地朝延安方向,双手抠进黄土地,艰难地爬了28米,最后倒在通往延安的路上。西安——延安,蜿蜒起伏的七百里山路,不就是追求者用鲜血铺垫成的“信仰之路”吗?仅1937年到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去的全国青年就有2288人。是什么力量吸引这么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是他们对光明的向往,对理想的追求。因为他们从延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找到了推翻三座大山的道路,决心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人,踏上“信仰之路”的时候,有谁不是抱定随时为人民利益献身的思想准备呢?当那些握惯了笔杆子的双手抡起开荒的镢头披荆斩棘的时候,当那些曾在“窗明几净”的高等学府读书的学子再回到“桦树皮当纸,膝盖当课桌”的窑洞大学学习革命理论的时候,在“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困难关头,有谁叫过苦呢?当他们走上抗日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时候,又有谁为死亡的威胁而感到恐惧呢?显而易见,没有为民族解放事业的献身精神,没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精神。就不可能产生出如此巨大的力量。

  共产主义理想,不是“桃花源”的梦境,不是“乌托邦”的童话,也不是“太阳城”的虚构。它是科学的预见,它的实现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延安时期的实践,形成了对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上下一致、平等团结的民主精神等内容极其丰富的延安精神。而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灵魂。理想和信念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在延安创造人间奇迹的奥秘所在。

  当我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告别延安时,望着山城“旧貌换新颜”、一派兴旺的景象,心中不禁想到:今天,我们要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创造历史,走向未来,同样要象延安时期那样,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旗帜。邓小平同志说:“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要“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延安时指出:“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最根本的就是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不断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因为它是我们共产党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这一点,已被过去的历史所证明,也必将被现在和将来我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所证明。广大青年要把实现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同远大理想结合起来,立足本职,脚踏实地,努力学习、宣传和实践延安精神,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昌盛努力奋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革命先烈,无愧于子孙后代,无愧于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无愧于曾经养育我党我军成长壮大的革命圣地延安。

  (作者:西安政治学院)1990年12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4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怀念瓦窑堡

<类型>=g1

<作者>=莫文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

  背靠山坡面对川,

  登城喜望祈家湾。

  小镇玲珑民纯朴,

  众槽嘈杂畜生繁。

  红旗飘扬为首府(注1),

  四周贸易一要关。

  正战强敌策偏“左”(注2),

  创业元勋多受冤。

  〈二〉

  万里长征战经年,

  敌军追堵太危难!

  江河雪山均险过,

  无边草地路漫漫!

  出征壮士八万五,

  精华部队剩六千(注3)。

  胜利落脚根据地(注4),

  军民腾跃开心颜。

  〈三〉

  中央正确策纠偏,

  红军作战志更坚(注5)。

  腊月会议方针定(注6),

  推动抗日势无前。

  迎接高潮办学府(注7),

  理论加深红与专,

  青史夸赞瓦窑堡,

  革命贡献着先鞭。

  注:

  1、瓦窑堡当时是陕甘宁苏维埃边区的首府;

  2、指当时陕北党委肃反扩大化,将领导者刘志丹等人作为反革命逮捕,至中央红军到后,中央给以平反释放;

  8、实际是6500人;

  4、指陕北根据地;

  5、指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

  6、指党中央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同志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7、1936年6月,中央决定撒销西北红军大学,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重新训练中、高级干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并兼政治委员,7月迁保安(志丹)。

  1990年10月20日于北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5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延安诗抄(六组)

<类型>=g1

<作者>=海稜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一、长相思·忆延安

  一

  延水泱,延水长,流到黄河汇海洋,人心向太阳。

  冒风霜,斗豺狼,铁笔锄头加步枪,驱倭卫国疆。

  二

  枣园村,系深情,昼夜元戎筹运勤,为求华夏兴。

  骏马奔,羽报频,前线军情急欲焚,神兵破敌营。

  三

  南泥湾,赛江南,练武屯田战万难,丰收歌满川。

  月如盘,党如磐,团结军民共闯关,光明耀眼前。

  四

  众心齐,三山移,铁壁铜墙谁敢欺,整风扬帅旗。

  望云霓,晓鸡啼,虎跃龙腾舞态奇,东方迎曙曦。

  1990年10月从北京到延安途中

  二、延安漫步

  一

  多少相思多少情,延安今昔总牵魂。

  当年盛况依稀在,腰鼓咚咚报捷音。

  二

  哲人远去不复还,幸有宏篇耀世间。

  狂犬狺狺空吠日,红旗长舞舜尧天。

  三

  风云变幻看浮沉,独立神州举世惊。

  纵有西风吹落叶,明朝花树更欣欣。

  四

  延河滚滚乐长鸣,晚岁犹怀壮岁心。

  前赴后趋无所顾,江山代代有能人。

  1990年10月下旬参加延安精神理论研讨会期间写于延安

  三、延安行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余与新闻战线诸老友自京同机飞延安,参加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建成开馆典礼。故地重游,思绪万千,即兴赋诗七首。

  从机窗眺望延安

  临空情急望延安,满目新楼改旧观。

  宝塔巍巍雄似昔,延河哺我岂忘源?

  出席开馆典礼参观展出

  太阳灿烂照清凉,真理声音播四方。(注)

  华夏兆民齐响应,全凭正道胜魔王。

  不计高官与桂冠,风沙草履人民间;

  文章得失千秋业,实话真情溢笔端。

  (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曾是中央党报委员会、《解放》周刊社、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中央印刷厂和出版部门所在地,党中央的声音通过各种渠道传遍全国和世界。

  访枣园杨家岭党中央领导同志故居

  睹物思人,回忆当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为国家民族兴亡大业日夜操劳,还抽空纺线种地,实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推动机关部队群众生产运动,以打破被重重封锁的困难。傍晚,偶得休息,在延河边散步,喜与驻地老农谈话。旧景如昨,不禁感慨系之。

  寻访故园别有情,元戎淡泊见精神。

  运筹决胜斯民计,窑洞纺车现尚存。

  朝朝暮暮苦筹营,窑洞灯光接启明。(注)

  才欲枕边稍憩息,战情急报未眠人。

  (注)指启明星。

  偶得余闲步水边,与农把晤意绵绵。

  庄稼国事牵心上,寄语军民更向前。

  为清凉山诗社题句

  册年重返清凉山,心事浩茫似浪翻。

  窑洞门前寻旧迹,故人指点话新天。

  四、在京参加延安抗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有感

  慷慨高歌忆逝踪,当年抗战亦何雄!

  一旗独树扬天下,四海五湖唱大风。

  桃李芬芳遍国中,延安儿女出英雄。

  天南海北为民遣,蹈火赴汤做劲锋。

  回首延河五十秋,几经风雨见沉浮。

  青山满目夕阳好,万里长征志未休。

  1986年5月31日

  五、纪念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五十周年

  五十春秋弹指间,沧桑世事路艰难。

  三山倒去乾坤转,骏马奔驰天地宽。

  饮水思源慈母情,延窑灯火喜长明。

  胸怀浩志八方去,到老依然两袖清。

  烈火真金识马列,终生实践志无移。

  鱼龙变幻等闲看,过眼烟云未足惜。

  延河东去不回头,志士风流战未休。

  我有一言须记取,与民同喜与民忧。

  时而迷茫时而清,航行岂可失南针。

  宝刀未老心犹壮,我欲从关拜马恩。

  1988年5月15日草

  六、夜读感怀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发表四十八周年,对中国现代文坛的方向和前途,影响至大至深。今重温再思,回顾往昔,面对现实,不禁感慨系之。兹录短吟八首,谨表纪念之忱,未计工拙也。

  一

  四十八年有雨晴,风霜未减旧时情。

  杨家岭畔回声朗,窑洞灯光映晓星。

  二

  亦文亦武两兼长,克敌亲民有锦囊。

  逐鹿沙场拚血火,攻心制胜更高强。

  三

  文艺源泉在庶群,归根终究为人民。

  孤芳自赏非吾愿,忧乐常怀万众心。

  四

  欲挽颓风先正己,卓思绝艺见高低。

  阳春白雪知音赏,下里巴人众爱迷。

  五

  久旱霓云望眼穿,渴将甘露润心田。

  欣看万物蓬蓬长,毒草勤锄花更妍。

  六

  创造还须重继承,青从蓝出胜蓝青。

  时移世易多研考,放眼潮流辨浊清。

  七

  顿开茅塞悟真经,点石成金似有神。

  幻化风云迷不住,躬行正道有准绳。

  八

  总览前人智慧篇,奋追来日继先贤。

  文章得失千秋事,不断登攀上险巅。

  1990年5月夜读不眠赋此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6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延安精神万岁

<类型>=g1

<作者>=马冰山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第一组

  一、紧记毛主席遗训

  革命雄文扬马列,

  毕生奋斗引风雷。

  难忘书赠光明句【一九三八年我在“抗大”学习时,毛主席曾在我的学习本上题“光明”二字。】,

  更爱凌霜咏雪梅。

  二、夜读刘少奇同志著作

  多年久历风霜苦,

  夜雨难寻绝世尘。

  好在胸藏修养句,

  灯前展卷眼偏明。

  三、梦见周总理归来

  寄骨江湖魂永生,

  今朝公喜接班新。

  华胥国里重相见,

  欢道城乡尽送贫。

  四、缅怀朱总司令调寄《水调歌头》

  往事千难过,

  老辈留光芒。

  常忆朱总司令,

  杀敌在前方。

  四十余天露宿,

  将士同艰共苦,

  草地梦犹香。

  吃苦空今古,

  我辈岂能忘。

  记当年,

  挥巨笔,

  剑锋长【我在“抗大”学习时,朱总司令来校作报告后,曾在我的学习笔记本上题“抗战到底”四字。】,

  抗战一心到底,

  毋使九州伤。

  要把山河写遍,

  要教儿童诵得,

  慷慨说兴亡。

  今日神州地,

  处处乐安康。

  五、怀念彭副总司令调寄《采桑子》

  古往今来谁刚正?

  要数彭戎,

  要数彭戎;

  斗雨搏风秉大公。

  勋高不傲知多少?

  正是英雄,

  正是英雄;

  心在黎民苦乐中。

  第二组

  一、

  奔去延安最自珍,

  天涯又作解愁人。

  尽收男女四方志,

  常与中华日月新。

  二、

  延安抗大唤春回,

  桃李乘风到处栽。

  老干多随云际去,

  疏枝仍似雪中梅。

  三、

  首看飞雪在延安,

  从此年年敌严寒。

  日月光明人志大,

  老来迎客未蹒跚。

  四、

  少年壮志赴延安,

  历尽危机每自看。

  久已长游心未死,

  近来频梦出艰难。

  五、

  走遍人间七十年,

  时时清梦到延安。

  此生艰苦真吾友,

  不信身闲可熟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7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枣园紫丁香

<类型>=g1

<作者>=贾勋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枣园的紫丁香

  在政治家和诗人的眼里

  更加散发出无比的清香

  在疲倦的夜,点一支卷烟

  在抢渡黄河的构思中

  引爆中华民族抗日的宣言

  而窗外,那棵刚刚吐蕊的紫丁香

  竟把这窑洞里走出的百万雄师

  熏成一代伟人恢宏而又浪漫的诗篇

  紫丁香很普通

  可种在战火岁月的枣园

  种在政治家与诗人同一思考的冬天

  中国,终于破晓了!

  今天,四十多年前飘落的

  那片《沁园春·雪》

  依旧挂在紫丁香的枝头

  当它化成一树紫色的香雪时

  枣园里,又会走出闲庭信步的

  一代诗魂……

  (原载《人民日报》1991年2月20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8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沙区浩劫(注1)——控诉日寇“四·一二”扫荡的暴行

<类型>=g1

<作者>=夏川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是人间,

  还是鬼域?

  而今,

  我涉足在无人的沙区。

  举目四望,

  到处是一片凄凉。

  抽出新芽的枣树,

  都砍倒在地上;

  牲畜的尸骸

  被撕得稀烂,

  争食的野狗,

  两眼闪着凶光。

  顺沙集,(注2)

  界限划得分明,

  西行三十里

  村村都有灾情,

  一百四十一个村庄,

  家家能听到

  压抑的哭声。

  城布的房舍(注3)

  全烧成了灰烬,

  没剩一间草屋,

  半个猪棚;

  抓来的人,

  全都百般凌辱,

  最后是一阵乱枪的嘶鸣。

  敌人的骑兵

  到了夹河,(注4)

  意外的灾难

  在这里降落。

  没有逃脱的人

  让鬼子紧紧捆住,

  入骨的铁丝

  竟代替了绳索;

  安三的老娘

  被砍成八块,

  六十多个人

  一起倒进了血泊。

  在土镇,(注5)

  敌人更无比残暴,

  把吃奶的婴儿

  扔进烈火,

  前去抢救的父母

  一个个再用枪打倒;

  无人性的日本强盗啊,

  却站在一边放声狂笑!

  扬固的血债(注6)

  更使人顿足、捶胸,

  三百户人家

  惨死二百多人。

  有的被活埋在

  村东的道沟,

  有的给推进了

  几丈深的水井。

  挖捞出来的尸体

  令人触目心惊;

  白发老人

  背绑着双手;

  粗铁丝串着

  几个不懂事的儿童;

  还有那满脸创伤

  紧抱着孩子的母亲;

  ……

  我默默地走啊,

  默默地行,

  我走遍了沙区劫后的

  每一个乡村。

  日寇的暴行

  是一条带刺长鞭,

  每一道鞭痕

  都留下了深重的仇恨!

  这里的人们

  再没有眼泪,

  眼泪已随着

  亲人的血水流干;

  亲朋往来

  看不见欢声、笑脸,

  愤怒刚毅的神情

  代替了宽慰的语言!

  我默默地走啊,

  默默地行!

  我走遍了沙区劫后的

  每一个乡村。

  坚强的人们

  没有被敌人吓倒,

  强压住悲痛

  开始在张罗春耕!

  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1941年秋草于翼晋豫边区

  1989年改写于北京

  (注1)1941年4月12旦,日寇对初建的冀晋豫边区进行疯狂“扫荡”,前后六天。实行了空前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重点又在沙富基本区。这一地区多沙丘,通称沙区。

  (注2)沙区盛产红枣,敌人为灭绝根据地人民的生存条件,所到之处,均将枣树砍伐净尽。

  (注3—7)均为村名。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79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颂惩邪

<类型>=g1

<作者>=向叔保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86年2月打油诗

  1984或1985年间,有原在公安机关工作过的同志向我反映:“市委某领导之子犯罪严重,市公安局某处长曾向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口头汇报,因该领导表示不予重视,于是该处长回去后,经过思想斗争,索性将该案件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写成材料寄送给另一分管领导。由于受到相当阻力,直到1986年2月19日才经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三名强奸流氓犯死刑,其余判有期徒刑,当晚报登出这个消息,我读后心情十分振奋。于是我即兴写下四段打油诗,未计韵律:

  (一)

  有人想用权逃法,

  谁知结果仍该杀,

  实践证明党英明,

  权大法大自明白。

  (二)

  三个枪毙余判刑,

  党政此举得人心,

  儿辈犯法已严惩,

  父辈违纪不处行?

  (三)

  党纪国法果严明,

  全国人民好高兴,

  党风由此得好转,

  四化建设有保证。

  (四)

  回顾当年黄克功,(注)

  十年革命有功勋,

  法律面前罪难逃,

  延安精神众人颂。

  *注:1938年,红军旅长黄克功,因恋爱不成,持枪击毙女生。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严肃执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此在延安东门外广场群众大会上作出上述宣判。当场,群众情绪激昂,拥护共产党的口号四起不绝。现在看来,这就是“延安精神”,所以博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80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诗意寄情

<标题>=吾所求者

<类型>=g1

<作者>=向叔保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84年1月我离开上海市人事局,转到市委整党办工作。在市人事局处以上干部欢送会上,我以“吾所求者”之歌,藉以互相勉励。其歌如下:

  (一)

  个人荣誉

  非我所求

  吾所求者

  反正拨乱

  (二)

  个人荣誉

  非我所求

  吾所求者

  党风好转

  (三)

  个人荣誉

  非我所求

  吾所求者

  不‘左’不右

  (四)

  个人荣誉

  非我所求

  吾所求者

  安定团结

  (五)

  个人荣誉

  非我所求

  吾所求者

  国富民裕

  (六)

  个人荣誉

  非我所求

  吾所求者

  延安精神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YASGJCHFYYAJS0081

<书名>=《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参考文献>=《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目录>=编后记

<标题>=编后记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一度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物质文明建设加强了,而精神文明建设却放松了。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赖以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精神,特别是延安时期那种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和勤俭创业精神淡化了,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趁机泛滥起来,加上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的阴谋,以致酿成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近年来,我们痛定思痛,深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一个广泛深入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正在全国展开;与此同时,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传统教育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彭真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特别强调:“面对九十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的国内改革和建设任务,更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政治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不懈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克服在两个文明建设上‘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健康发展”。

  延安时代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延安精神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只有牢牢掌握这个革命的传家宝,我们才能在大海航行中不迷失方向,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90年5月,北京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重振延安精神的意愿和要求,正在不断扩大和深入人心。不少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深情怀念延安时期宝贵的光荣传统,一批中青年干部和青年学生也热情关注延安精神,积极参与各种活动,有的人还到延安参观访问,并写了许多感人的报道和文章。这些报道和文章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因而,我们从中精选一部分编辑成《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一书,向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献礼,并奉献给全国读者。

  延安精神所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不可能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作出一个十分精确和完整的概括。因此,我们主张在延安精神的研究和宣传上,在共同一致的方向和目标下,在党的现阶段的总路线指引下,实行“双百方针”。每个同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用各种形式来阐述自己对延安精神的认识和对延安精神进行研究和宣传方法的意见,特别是要研究如何根据今天的现实生活和新情况新问题,善于运用延安精神来激励人们前进的积极性创造性。

  由于出版周期较长,所以其中有的文章,我们提前推荐给有关报刊发表了,有一批是选自各种报刊已经发表过的优秀篇章,也有一批是我们特约撰写的,还有一批是首都中央新闻单位记者不久前赴延采访的见闻实录。参加编辑的同志都是业余兼顾的,时间也较匆促,因此不免有所疏漏和失误,有的篇章同一主题,各自撰写,难免有重复之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提出宝贵意见,更希望大家写出自己的文章,我们将继续从中精选佳作编辑成书,奉献给全国各族人民。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走到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祖国的大道上来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出我们的力量!让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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