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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逸传》

<REC>

<文章编号>=ZYYZ0001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张云逸传》编撰领导小组

<标题>=《张云逸传》编撰领导小组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组 长 葛东升

  副组长 姚有志 齐德学

  成 员 王江琦 赵一平 温瑞茂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2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张云逸传》编写组

<标题>=《张云逸传》编写组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主  编 温瑞茂

  副 主编 徐金洲

  编写人员 温瑞茂 徐金洲 翟清华

       潘泽庆 陈传刚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3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出版前言

<标题>=出版前言

<类型>=

<作者>=

<发文单位>=当代中国出版社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82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发文布置在全国范围内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根据编写计划,《当代中国》丛书依内容共分为五类,人物传记是其中之一。由于人物传记涉及方方面面,情况繁杂,且编写时间长,1991年人物传记从《当代中国》丛书中分立出来,确定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在丛书总序中说:

  “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能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首批编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期的开国元勋和各方面的最杰出人士的传记。这批传记的主人公将包括: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的传记,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人民军队中功勋卓著的元帅、参与新中国创建大业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著名爱国人士、贡献突出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及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等等。毫无疑问,他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代表,同时也是彪炳千秋青史的历史巨人。当然,如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我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也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必然会具有这样那样的弱点、短处,一生中也不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某些过失。但是,所有这些,当如日月之蚀,堂堂正正公之于众亦无损于他们形象的光辉。他们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业,他们的革命精神、高尚情操,他们的鸿才睿智、嘉言懿行,无不震古铄今,垂范后世。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永远值得倍加珍摄的宝贵精神财富。”

  “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社有幸承担了《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以来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的传记,获得很好的社会影响。我们将继续按照丛书的编辑出版方针,把《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做好,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年元月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4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一章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标题>=一、家世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公元1892年8月10日(清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十八日),张云逸出生在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头苑镇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文昌县位于海南岛的东北部,东、南濒临南海,北靠琼州海峡。由于该县除西南部为丘陵地带外,其余大部地区为平原,适合农耕,成为海南岛最早得到开发的地区之一。早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文昌就设紫贝县。隋朝时设武德县。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改名为文昌县,意为“偃武修文”。明、清时期,文昌属琼州府,由广东辖管。虽然经过了不同朝代的更替,但文昌“修文”的风尚一直延续下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很多风流人物。明朝的邢宥,是与丘浚、海瑞齐名的清官;近代的陈侠农、赵士槐、徐成章等堪称英雄豪杰,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国际社会活动家宋庆龄更是文昌的骄傲。文昌出外做生意和下南洋各国的人很多,是海南著名的侨乡。

  上僚村位于文昌县城以北十多里的地方,属海积平原,是个不大的村庄。这里高耸挺拔的椰子树随处可见,一块块农田散落在绿树掩映中,到处藤蔓披挂,鸟语花香,一派风景宜人的热带田园风光。

  据张氏资料记载,张云逸的先祖可追溯到南宋宁宗年间(1195—1224年),原籍福建古田的张天宿到琼州任万州司训,离任时留琼,并在此结婚生子。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落户其间:大儿子瑞全定居琼山,二儿子瑞伶住文昌北部,三儿子瑞尹定居在头苑镇上僚村。张瑞尹就成为上僚村一带张氏家族的始祖。瑞尹系传到张云逸这一代时,已是第二十一世。

  张云逸的祖辈是普通农民。他的曾祖父张在拔“以力耕为业,以不贪为实,不悖己,不欺人”,父子兄弟和睦相处。祖父张锡森“勤俭以成家,坦直以待人”【文昌上僚村:《张氏家谱》卷九,纪要,旦公派,第24、32页。】。他有四个儿子,景琚、景东(早逝)、景超、景起。张景琚是张云逸的父亲。张锡森在世时,凭着多年的积蓄,在老房子的西边新盖了一处二进三层(排)、坐北朝南的房子。后来,最北面的一层(排)分给了张景琚。

  张景琚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初三,虽不识字,但勤劳能干、耿直厚道。在农忙季节,他常常自愿帮助困难的乡亲收割庄稼,犁田耙地;农闲季节,他不计报酬地帮助人家盖房垒墙。他乐于助人的品格使他赢得了乡亲们的尊敬,村里的人们称他“圣人”。张云逸的母亲邢氏,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月初二,文昌县东昌村人。她也没有读过书,但聪明贤惠,勤快泼辣,孝敬公婆,心地善良。她除操持家务外,农忙时还能帮丈夫耕地种田,是勤俭持家的一把好手。她先后生过六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在四个子女中,长女秀兰,生于1890年;云逸排行第二,为长子;次子运鉴,生于1895年,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驻香港的机关做过联络员,新四军成立后任第二师军需员,1942年因病去世,解放后移葬于广州革命公墓;次女秀英,生于18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秀兰、秀英两姐妹随张云逸在北京生活多年。

  **TH8165000100380001**

  张云逸故居

  张云逸诞生在祖居的老房子里。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丁,他的到来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和希望。根据族谱“景运从新,蔚起文人,家修廷献,为国之桢”【文昌上僚村:《张氏家谱》卷一,世系考。】的排序,张云逸属运字辈。父母为他起名运镒,字胜之。“镒”为古代的重量单位,合20两(一说24两)。“一镒为一金”,父母希望襁褓中的儿子将来能够有好运,并且其好运能够用“镒”量、用秤称。“胜之”则是希望他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够不畏艰险,勇渡难关,胜利到达成功的彼岸。运镒的名字虽然饱含着父母的希冀,但孩子的成长又不能离开与社会群体和他人的交往。于是,父母又给他起了个乳名叫“益友”,即做一个有益于朋友的人,反过来说,好朋友多了也有益于孩子的成长。小时候张云逸一直用“益友”这个乳名,参加革命后,他按照广东话的谐音,将“运镒”改为“云逸”。从此以后,张云逸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他的革命生涯。

  张云逸家里有一亩多水田和半亩坡地,两三个人生活还可勉强度日,随着子女逐渐增多,一家人的生活日渐艰难。为了生存,张云逸的父亲租种了地主的几亩地,虽终日劳作,但由于地租过重,一年下来,仍然多以红薯和稀粥充饥,穿的是自织土布。即使如此,父母仍然不改其善良的本性,与乡亲们和睦相处,给孩子以尽可能多的关爱。张云逸的童年虽然在贫苦中度过,但在父母的呵护下,真正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稚嫩的心灵仍然是充满阳光。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他后来所彰显的对国家对民族的爱,对人民的忠诚,对党的事业的执著的品质,做事踏实、处事低调不张扬等风格,都深深打上了家庭影响的烙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5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一章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标题>=二、求学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为变法图强,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于1898年进行了“百日维新”,即戊戌变法运动。也就在这一年,6岁的张云逸进入张氏祖祠私塾(1918年改为长发小学)读书。

  张云逸的求学可谓来之不易。随着他一天天长大,父母开始为他的未来着想。尽管家庭生活困难,父母却深知读书对孩子前途的重要,表示:“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要供儿子读书”。于是,父亲借来钱后,母亲找些碎布缝了个书包,装上纸墨笔砚,左叮咛右嘱咐,把张云逸送进了私塾。

  张云逸带着父母的希望发奋读书。没过多少日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就能熟练背诵。张云逸白天在私塾上课,晚上和做针线活的母亲共用一盏海棠油灯看书。父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毛笔字是当时学生的一项基本功。家里买不起那么多纸墨,张云逸就借来毛笔字帖精心揣摩,拿着树枝在沙地上练习。就这样,他终于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他不仅学习努力,而且善于思考,遇到不懂的问题,总喜欢寻根问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次期末考试张榜,张云逸都是名列前茅。

  当时,先生(老师)惩罚学生是司空见惯的,戒尺或教鞭就是先生惩罚学生的工具,但张云逸却很少挨打。由于他书背得好,文章写得好,字写得工整漂亮,总是得到私塾先生张锡芳的表扬。这不光让同学们服气,也让很多孩子的家长羡慕,夸他是个聪明懂事的好孩子。有一次,张云逸午饭后去放牛,他看到牛开始吃草,就看起书来,结果误了上课时间。等他满头大汗跑到学校,先生已开始讲课。他向先生说明了情况,先生让他回到座位,没有任何批评或体罚。张锡芳先生很喜欢这个能够为家庭分忧、学习上进的孩子。他经常对人讲:云逸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童年自有童年的乐趣。在学习之余,张云逸常领着小伙伴们玩老鹰捉小鸡等游戏。他个子虽小,却是一个十足的孩子王,同学们都把他看成是主心骨,遇到什么问题总爱听他的意见。一次,一位同学玩耍时不慎将先生的花坛弄坏,他担心地问张云逸怎么办。张云逸说:“事情出了,害怕没用。你去找先生认错,让你父亲给先生重新做一个就可以了。先生不会责怪你的。”这位同学按他所说的做了。结果,先生不但没有批评,还表扬这位同学勇于承担责任,是个好孩子。

  张云逸从小喜欢听大人讲故事。他由衷地佩服《水浒传》里那些敢于反抗压迫、杀富济贫的梁山泊英雄好汉,幼小的心灵开始萌生铲除社会不平的念头。一次,几名驻防文昌县城的清兵,歪挎着枪,大摇大摆地到村里来催粮催款。张云逸看到这些经常以势压人、欺男霸女的清兵,气愤地对同学们说:“这些兵坏透了!我们以后决不当这样的兵!”【采访张从琤等记录,2007年11月。】

  张云逸求学之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清政府虽然镇压了康梁变法,但随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在内外压力下,其对内政策不得不有所改变。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提倡废科举、兴新学、革新旧的书院制度,把书院改为小学堂、中学堂。随后,文昌县各区乡一级的九家书院相继改建为小学堂和小学校。初级小学为五年制,高等小学为四年制。张云逸进入头苑明新高等小学读书。

  新式学校与旧式私塾相比,增加了很多课程,除了经书、国文和修身外,还要学习算术、地理、历史、图画、手工、格致【格致为“格物致知”的略语,为当时讲西学之人对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统称。】。张云逸徜徉于新知识的海洋,如饥似渴地学习。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富有吸引力。为自己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常拿“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十手所指,此心安可自欺”【[明]程登吉:《幼学琼林》,崇文书局2007年版,第132页。】这样的话来鞭策自己。

  高等小学的老师比私塾先生的视野宽阔多了。他们除给学生授以知识外,还讲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中国如何贫穷落后,中国的军事力量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也讲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张云逸震惊于这些事实,富国强兵的思想开始萌芽。

  然而,就在张云逸学兴大发,并开始懂得忧国忧民的时候,由于家庭实在无力再供他上学,他不得不辍学回到家里,帮助父母劳动。后来,他到县城的一家咖啡店做工,挣点钱贴补家用。就在张云逸无奈打工之时,四叔的一个动议改变了他的一生。张云逸的四叔张景起是一个越南侨乡的信差,每年往返于文昌和越南之间,为华侨送信带物。看到聪明勤奋的侄子被迫辍学,他非常着急。他认识横山村的乡绅赵仲昌,知道其子赵士槐在广州当军官,于是便请赵仲昌帮忙,让赵士槐帮助张云逸在广州找一个谋生的职业。赵仲昌看到张云逸是个好苗子,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张云逸的父亲张景琚就向张氏宗祠借了100块银元做路费,决意让儿子出去闯荡一番。

  1906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张云逸和同乡林少波、赵爱春等四人来到广州,投奔同乡赵士槐。多年后,张云逸还对儿子说起当时的情形:“我十四岁时到广州打工,母亲为我做了一双鞋,我舍不得穿,一直背在身上,到了广州市里要见雇主时才穿上”【张远之、王婷:《从海南贫农的儿子到开国大将——张云逸》,载《海南档案》2009年第3期。】。

  到了广州,张云逸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暂时留在赵士槐家做勤杂工。

  赵士槐出身仕宦家庭。祖父曾任候选县丞。父亲赵仲昌是同盟会会员,曾任阳春县教谕,辛亥革命后任首届国会议员。三叔赵仲景,官至福建省禁烟总司令。赵士槐先后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日本振武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同孙中山一起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性格侠义豪爽,富有正义感,回国后在清军中任中级军官,是坚定的反清志士。

  张云逸虽年纪小,但干活不惜力气,对交办的事不打折扣,钱财上也不差分厘,赵家人上上下下都喜欢他。工作之余,张云逸还能抓紧点滴时间学习。赵士槐很欣赏求学上进的张云逸,帮他选择书籍阅读,对张云逸提出的疑难问题一一解答。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张云逸的学业有了很大进步。

  1908年,在赵士槐的帮助下,张云逸报考了广东陆军小学堂。这是所官办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考取后膳食、服装和课本都是免费,还有些津贴,将来的升学和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每年都有两三千人报考,但录取仅一百人,基本每县只取一人。张云逸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为广东陆军小学堂第四期步兵科学员。同期录取的还有邓演达、陈济棠、李扬敬、张之英、林时清等【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卷十三,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

  广东陆军小学堂是两广总督于1905年在广东武备学堂的旧址上创办起来的,学制三年,地点在黄埔岛(即长洲岛),学校的训练十分严格,完全模仿日本军官训练模式,教官也大都是留日归来的军校毕业生。学校共办六期,于1914年停办,很多国共名将如张发奎、叶挺、薛岳等皆出自这个学校。

  在广东陆军小学堂,张云逸除学习国文、历史、地理、数学、外语(德语)等基础课程外,还学习步兵操典、军队内务、军人礼节等军事课程,同时还要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张云逸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专心致志,勤学苦练。每逢节假日,有同学邀请他到广州市区去逛一逛,他都婉言谢绝,坚持在校学习,力求将所学内容融会贯通,娴熟掌握,因而经常能够拿到奖学金。他的军事训练科目也非常出色,正步操练铿锵有力,持枪动作标准利索,器械训练一丝不苟,教官们都很欣赏他。张云逸认为,只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成为振兴国家的栋梁。

  张云逸在军校的生活十分节俭。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把自己的津贴费和获得的奖学金都积攒起来,逐步还清了来广州时父亲为他借的债。

  **TH8165000100420001**

  广东陆军小学第四期毕业照。第二排右二为张云逸,第四排左三为陈济棠。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6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一章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标题>=三、反清志士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广州南临港、澳,是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广东陆军小学堂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之一。中国同盟会重要领导人赵声曾任该校副监督,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邓铿在1909年任该校学长,朱执信、倪映典、胡毅生等中国同盟会重要成员都曾在该校任教或做过演讲。他们给陆军小学堂吹进的反清革命之风,使张云逸等一批热血青年成为埋葬清王朝的掘墓人。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下,张云逸开始广泛阅读《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革命书籍,以及宣传国民革命的《民报》等刊物,逐步懂得了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富强,就必须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从而确立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

  1909年10月,在邓铿等人的介绍下,张云逸和同班的几个革命青年在广东陆军小学堂秘密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

  1910年,张云逸的母亲邢氏由于贫疾交加去世,终年43岁。张云逸回家奔丧。母亲的离去使他倍感母亲的伟大,母爱的珍贵。他后来常常对儿子们说:“母亲是最伟大的,没有母亲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你们要爱母亲,要孝敬母亲。”母亲去世不久,饥饿和疾病又相继夺去了张云逸最小的两个弟弟的生命。家庭的不幸,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为完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目标,在发动镇南关、广州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孙中山决定倾全党之力,集中各地同盟会精英800人作为中坚力量,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同时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响应,进而占领广州,挥师北上,会师长江。为此,革命党人在香港成立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临近毕业的张云逸参加了这次起义。

  1911年4月27日晚,第二次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率革命志士130余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沿途一些革命党人也主动加入起义队伍。张云逸随起义军从小东门进攻总督署。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战斗,但他毫无惧色,猛打猛冲。起义军击溃总督卫队,杀死管带金振邦,占领了总督署。此时两广总督张鸣岐已经逃走,这使原定逼张鸣岐让全省清军放弃抵抗的计划不能实现。随后起义军兵分三路,策应新军、防营、民军等起义。张鸣岐则调大批清军前来镇压。革命党人与清军发生激战。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最后张云逸和几个革命党人避开清军追捕,躲入一民宅。因为张云逸是广东人,同伴建议由他假装上街买菜,弄清突围路线。28日早晨,当他探明路线返回原地时,同伴已被前来搜查的清军杀害。他迅即掩身于行人中,之后脱险。

  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共有101人牺牲。同盟会员潘达微通过善堂收殓了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红花岗,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亦称为黄花岗起义。多少年后,张云逸深情地回忆起黄花岗起义,感慨地对丁芒【丁芒,时任解放军《星火燎原》杂志编辑部编辑。】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黄花岗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酝酿在广州发动第三次起义。张云逸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1911年夏天,刚从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张云逸,和十几个同盟会员一起奔赴香港,培训准备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教他们如何射击、投弹、刺杀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基本军事常识,还担负起管理武器弹药的工作。孙中山等人则在国外积极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张云逸摩拳擦掌,等待着伟大时刻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建立起湖北革命军政府,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张云逸等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也马上行动起来,从香港开赴广州。为攻占两广总督府,张云逸与陈策同时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这时,蜂起的民军迅速包围了广州。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于11月9日宣布脱离清政府。随后,胡汉民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组织了广东军政府。

  革命军占领广州后,清军驻琼崖地区的统领刘永滇见大势已去,亦宣布琼崖独立,旋辞职,兵权移交给兵备道范云梯。当时琼崖驻有清军三个营。11月中旬,赵士槐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琼崖安抚使,负责收编琼军。下旬,赵士槐率部分民军和参加同盟会的琼籍反清志士,包括张云逸、陈策等赴海口,但范云梯拒绝接受改编,调集守兵(防守城镇的兵)和步兵(野战用)进行武力抗拒。张云逸等在赵士槐的指挥下强攻琼崖首府所在地道尹府(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拼死冲杀,附近民众也击鼓助威。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道尹府久攻不下,赵士槐接掌琼崖受阻,不得不返回广州复命。张云逸则回文昌老家看望父亲。之后,广东军政府派黄明堂带部队前来收编,范云梯逃走,海南岛遂为广东军政府控制。

  回到家乡的张云逸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向乡亲们讲述外面的见闻,动员男人剪辫子,强调剪了辫子就等于革了满清的命。他首先动员胞弟张运鉴剪辫子,然后再去做村里其他人的工作。在他的动员下,村里的男人们后来都把辫子剪掉了。

  1913年,张云逸与文昌县头苑镇赤塘村的王碧珍结婚。1915年,女儿张琼出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7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一章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标题>=四、从带兵反袁到广东统一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12年11月,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该校的前身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民国元年即1912年由广东都督胡汉民改为现名,并将陆军小学堂第四期的毕业生均编入该校步兵科,另招有中等学校毕业生150名,编入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四科,续称第三期。

  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张云逸,更加认识到强国必须强军的道理,努力学习战术、地形、军制、筑城、交通、典令、剑术、操练等课程。除此以外,他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尤其对那些高层次的外国军事书籍多有涉猎,对西方国家的军事情况也有相当的了解,从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学。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为建立专制统治,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被迫于1913年6月发动“二次革命”。在广东,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部与反袁的粤军陈炯明部发生激战。此时,张云逸等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员正在广东都督陈炯明的部队实习。8月,陈炯明部被龙济光击败,广东“二次革命”失败。龙济光就任广东都督,其军队被称为龙军。之后,张云逸从速成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海南岛,任龙军杨锦隆部(驻文昌县城)的排长。

  从任龙军的排长起,张云逸开始了真正的军人生涯。他看到士兵缺乏训练,且纪律涣散,就从出操、站队开始,亲自示范,狠抓军事训练。他对士兵说:我们都是农民子弟,要理解农民的不易,做事前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偷鸡摸狗的事不能干。他一方面教育士兵要体恤百姓,一方面又真诚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全排操课正规,纪律良好,精神饱满,面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崭露头角的张云逸很快引起杨锦隆的注意。不久,他被提拔为连长,驻军三亚。

  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天涯海角的张云逸,依然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继续追随孙中山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

  1913年10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1914年7月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立完全民国为目的,并派人到各地会党和军队中策划反袁军事斗争。张云逸反对独裁统治,拥护民主共和,自觉投入到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中。他利用工作之便,与会党进行秘密联络,在军队中积极发展“三合会”会员,吸收有革命倾向的班、排长和士兵参加,进行革命活动【帮会组织在反对清朝、建立民国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时,一些帮会组织在反对袁世凯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中,仍然是重要的依靠力量。】。到1915年春,他已经发展会员80余人。

  1914年,陈侠农被孙中山派回海南岛,担任中华革命党琼崖分部部长和琼崖革命军总司令,在海南岛各地广泛开展讨袁活动。作为同盟会的会员,又是同乡,张云逸曾尝试和陈侠农进行联络,但未能如愿。1915年3、4月间,张云逸为进行反袁斗争,借父亲有病回家探望的名义请假,潜往广州进行革命活动。此时,陈侠农由榆林派代表到三亚联络张云逸起义,两者又失之交臂。虽然如此,由于张云逸已在部队中进行了反袁工作,所以当陈侠农率讨袁军到达三亚时,参加三合会的张云逸部排长羌飞与两位班长率部起义,里应外合,迅速肃清残敌。

  张云逸到达广州后,在时任广东讲武堂提调赵士槐的介绍下,进入肇军讲武堂任教官。肇军由反正清军改编而成。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军西路巡防营管带李耀汉率部反正,1913年李耀汉被龙济光任命为肇(庆)阳(春)罗(定)司令、肇阳罗镇守使,其部队扩编成5个统15个营,因驻肇庆一带而称为肇军,是广东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张云逸以教官的身份继续在肇军中进行反袁宣传。此时,陈章甫任肇军讲武堂总教官,他非常欣赏张云逸正直的为人、沉稳的性格和革命的朝气,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交往较多。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积极开展反袁斗争,蔡锷等则发动护国战争。在广东,朱执信、邓铿作为中华革命军广东正副司令,领导反对袁世凯讨伐龙济光的斗争。张云逸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在全国一片讨袁声中,1916年4月龙济光被迫宣布广东独立,6月袁世凯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龙济光转投段祺瑞。孙中山、朱执信等坚决反对龙济光,力主除恶务尽。7月3日,护国军分三路进攻广州。张云逸参加了肇军进攻广州的行动。在此形势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把龙济光部调出广州,任命龙为两广矿务督办,驻海南岛。

  1917年7月,为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东护法,8月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将自己的20个营亲军交与孙中山。孙中山则重组粤军,任命陈炯明为粤军司令。张云逸由督军公署属官赵士槐介绍,曾进入大元帅府参谋处任参谋,并与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蒋介石和大元帅府参军吴铁城等共事。在护法战争中,龙济光部于1918年被彻底消灭。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离穗赴沪,援闽粤军驻福建漳州地区;陆荣廷入主广东,肇军一部被改编为魏邦平的护国军第五军。张云逸先后在由桂系控制的护国军第五军担任过连长、营长、师部中校参谋,这就是张云逸与桂系的历史渊源关系。

  1919年张云逸见到了广东陆军小学堂同学郑乃言【郑乃言,张云逸陆军小学堂同学和好友,曾官至国民党军少将,新中国成立后移住香港。】,两人晤谈甚久。他们对孙中山的革命愿景充满希望,对军阀政治十分不满。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张云逸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0年8月,在孙中山力主下,援闽粤军发动驱桂战争,要求“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得到粤籍军民的广泛响应和支持。护国军第五军魏邦平部在张云逸等的策动下于9月26日宣布脱离桂系。桂系兵败退回广西。孙中山重组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则将援闽粤军与魏邦平部整编为粤军第一军,下辖三个师。张云逸在粤军第一军第三师任中校参谋。1921年,张云逸调任香山护沙营营长,仍归粤军第一军第三师管辖。

  张云逸出任护沙营营长后,除搞好部队的各项工作外,深入民间调查,发现当地人民除田赋、盐税、厘金所谓“正税”以外,还有游联队费、联团费、民团费、保卫费、自卫费、捕费、附看费、沙骨费、沙天费、果木费、鸭部费、疯人口粮费、旧式农会费、中小学附加费等【余炎光、[美]陈福霖主编:《南粤割据——从龙济光到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各种苛捐杂税,这使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真正体会到了“苛政猛于虎”。为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尽量减少或不征由驻防军队征收的捐税,深受当地百姓的好评。

  张云逸任护沙营营长期间,发生了两件令他十分痛心的事。一件是赵士槐的不幸身亡。1921年6月,为统一两广,孙中山令粤军以援桂军名义进入广西,讨伐陆荣廷。援桂军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广西大部,陆荣廷只身逃往越南。但在胜利进军中,时任粤军第三军参谋长的赵士槐,为了说服有师生之谊的桂系将领归附孙中山,不幸在归途中遇害。失去了自己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张云逸悲痛不已。多少年后,他犹能记起赵士槐的名言:“我所为无惮艰险。只身入虎穴者,徒以为民耳。其济,则民之福也,天也。不济,则殉以身,亦天也。吾知书审大义,出入兵间二十年,岂畏死辱命乎!”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张云逸也有多次深入虎穴,舌战群“儒”,不畏艰险,圆满完成任务的经历,赵士槐的作风深深影响着他。第二件事是1922年春父亲张景琚的逝世。张云逸在海南任连长时,曾接父亲到三亚居住,想让他多住些日子。但父亲是一个对土地有深厚感情的人,他仅住了个把月,就自己跑回家种田去了。张云逸回家奔丧,与弟弟张运鉴为勤劳一生的父亲立碑纪念。

  两广统一后,大权在握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公开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被迫再次离穗赴沪。粤军从此分为陈炯明和许崇智两派。张云逸在香山一带抵抗叛军,但寡不敌众,遂以治病为名避入广州一家医院。8月,孙中山发起讨伐陈炯明的作战。陈炯明被迫于1923年1月率残部由广州退至惠州。孙中山由上海返抵广州,3月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此后,张云逸参加了平定桂系沈鸿英部发动的叛乱和击退陈炯明残部向广州的进攻。1923年底,张云逸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驻防江门【江门时为广东新会县重镇,1902年后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张诗教1986年6月15日回忆说:陈炯明被打败后退出广州,许崇智于1923年底回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粤军总司令,我(时任许崇智司令部上尉大队副,负责通讯)也随部队到了广州。不久,知道张云逸任陈章甫师参谋长,驻防在江门,就特地去看他。他住在江门一间酒家里,还请我吃了一顿饭。】。

  孙中山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10月,在创办黄埔军校的基础上,将粤军被改编为建国粤军。到1925年6月第一次东征结束前,张云逸任粤军杨锦隆独立旅参谋长、建国粤军旅长。随后他率部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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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逸父亲张景琚之墓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蒋介石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发现涉嫌人员中有一批胡汉民和粤军首领许崇智的老部下,遂诱捕了十几名粤军军官,迫使胡汉民出国,许崇智赴沪养病。随后,蒋介石以粤军参谋长的身份对粤军进行改编,除将其精华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外,其余粤军或就地遣散,或纳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粤军改编后,1925年9月初张云逸被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为揭阳县县长【《揭阳县志》记载:民国十四年九月,张胜之(张云逸,字胜之)任揭阳县长。《揭阳县志》中《民国时期揭阳重大事件纪略》民国十四年条目里记载:“9月1日,刘志陆在广州宣布独立,派张胜之任揭阳县县长。张胜之于14日到任视事”。此记载虽然委派方不对,但记载张云逸担任县长则是事实。】。他出任揭阳县县长之际,正值陈炯明残部再次发动叛乱之时。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回师讨伐刘、杨之机,从赣南、闽西回窜韩江、东江地区。张云逸9月14日走马上任,立即陷入叛军包围。无奈之下,他只好挂印而去,向广东国民政府复命【张云逸同族兄弟张运用回忆说:“张云逸在1923年任揭阳县长,我也去揭阳,粤军回粤,当时陈炯明带军回粤反对孙中山,当时出公告说,‘张县长因事忙急速印去’,我将揭阳县长带大印一起回海南了。”尽管他回忆的时间不对,但挂印而去是事实。】。陈炯明残部在广东国民政府发动的第二次东征作战中被彻底消灭。

  通过1925年的两次东征和南征,广东国民政府基本统一了广东。1926年初,张云逸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参谋处长的身份随师长张发奎进驻海南岛。

  在驻军海南期间,张云逸做了一件让家乡百姓乐于称道的事,这就是创办了上僚村平民小学。他回家探亲时,看到家乡出身贫寒的孩子仍然没有读书的机会,就拿出多年的积蓄捐给学校,并发动在香港等地经商的张运谭捐款,倡议将本村的长发小学改为平民小学,“凡是本村适龄的男女青少年一律免费上学,课本、纸张、笔墨也由学校供给。同时举办妇女识字班,全村妇女均免费参加学习文化,每天中午12点至2点为上课时间,主要由平民小学的教员兼任”。他还发动在海口市等地工作的知识青年回来上课。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开创的上僚村平民小学被迫停办【根据张从琤提供的《回忆伯父》的材料。】。其实,早在1919年,张云逸与上僚村小学校就各出资2500元在文昌县城的下市街购置了一家叫琼源昌的铺宇(房产),将铺宇的租金作为学校的费用。由此可以看出张云逸关心家乡建设及对家乡教育的高度重视。

  1923年,张云逸夫人王碧珍为使张家有后,自作主张,将文昌县昌洒镇昌述村的韩碧珠(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为韩碧)嫁给了张云逸【采访张远之、王婷,2011年7月20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8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一章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标题>=五、参加北伐战争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以后,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发起了以消灭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为目的的北伐战争。依据“对吴(佩孚)攻击,对孙(传芳)妥协,对张(作霖)暂不惊动”,“先克三湘,后定武汉”的作战方针,北伐军总司令部以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各一部和第八军共四万余人,担负湖南、湖北地区的主要作战任务。第四军参加北伐的部队主要是第十、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第十二师奉命从琼崖归建,张云逸作为该师参谋处长随军北伐。此时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副师长朱晖日,参谋长李汉魂,军党代表兼师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五),下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其中,第三十四团担任后方留守任务,叶挺独立团作战时多配属第十二师指挥。

  参谋处是当时国民革命军各师司令部下辖的八大处之一,其任务是协助师长、参谋长实施作战指挥。作为参谋处长,张云逸深知自己肩上责任的分量。进入战区后,他根据敌情变化,不断向张发奎、李汉魂等献计献策,制定出符合战场实际的作战方案,从而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

  7月10日,第十二师与第十师,经激战攻克醴陵,策应了第七、第八军攻占长沙及其附近地区的行动。8月19日,北伐军开始向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汨罗江防线展开攻击,第十、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于21日攻占平江、筻口,随即向鄂南挺进。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作为师参谋处长的张云逸则开始总结北伐军能够取胜的原因。其实,从醴陵之战开始,张云逸就感受到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战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下,热烈欢迎北伐军的到来,他们端茶送水,报告敌军方面的消息,帮助部队运送武器弹药,给北伐军以巨大的鼓舞。也正是由于当地农民掘断铁路,切断了守军的退路与援军的来路,才使北伐军取得了醴陵之战的胜利;也正是由于当地农民敢死队的大力协助,北伐军才一举突破了敌军的汨罗江防线。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无疑是北伐战争能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张云逸切身体会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如果说北伐军在湖南境内作战时,吴佩孚主力和奉系主力正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北京南口地区激战,无力南顾,使北伐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那么随着国民军8月15日在京张线全线退却,吴佩孚亲率主力兼程南援,北伐军在湖北境内的作战则遇到了阻力,打的都是硬仗、恶仗。不仅如此,吴佩孚于8月25日到达武汉后,部署了两万余人在汀泗桥实施重点防御,并策动孙传芳由江西出兵湖南,抄袭北伐军的后路。如果吴佩孚的阴谋得逞,北伐军将面临极为不利的形势。为实现迅速攻占武汉的既定目标,北伐军总司令部以第一军第二师加入湖北作战,同时命令第四军迅速攻克汀泗桥。

  汀泗桥是咸宁以南的军事重镇,粤汉铁路横贯其间,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鄂南通往武汉的第一道门户。从26日晨起,第十师在左,第十二师在右,对汀泗桥发起攻击。叶挺独立团作为总预备队,待命参战。第十二师虽前仆后继,连续猛攻,但由于吴佩孚亲率卫队、大刀队督战,指挥守军疯狂反扑,使北伐军攻取的阵地得而复失,双方积尸累累,几乎把汀泗河的河水阻断。为打破僵局,27日4时,张云逸等协助张发奎做出决定,以叶挺独立团绕道守军侧后攻击,以黄琪翔的第三十六团偷渡汀泗河,夺占中央阵地,对守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叶挺独立团遂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攻占了汀泗桥东北的古塘角,从侧翼发起猛攻。与此同时,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乘夜暗潜渡成功。两团的进攻使守军的阵脚大乱,再加上正面部队的配合,终于突破了守军防御。北伐军攻克汀泗桥,歼灭吴佩孚部两万余人。

  汀泗桥战役后,吴佩孚部退守鄂南第二道门户——贺胜桥。北伐军紧追不舍,于29日进抵贺胜桥以南地区。贺胜桥地区虽属丘陵地带,但河流纵横交错,时值汛期,四处一片汪洋,易守难攻。为抵御北伐军的进攻,吴佩孚以数万人布置了三道防线,并带执法队亲自督战。在第七、第八军两翼配合下,担任主攻的第四军参战部队仍把攻克贺胜桥的任务交给了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从29日下午6时起,第三十五团作为先锋开始与守军交火。为吸引敌人,保证叶挺独立团从右侧迂回到位,张云逸等建议张发奎以预备队第三十六团的一个营增援第三十五团。叶挺独立团迂回到位并开始与守军交战后,为保持该团在发起总攻时仍具有突击力,30日4时张云逸等建议张发奎抽调第三十六团的另一个营前去增援。拂晓,叶挺独立团与第三十五团同时发动猛攻,守军于7时半开始放弃第一道防线。叶挺独立团和第三十五团随即发起追击,守军企图依托第二道防线继续顽抗。张云逸等协助张发奎进行指挥,调遣黄琪翔率三十六团的最后一个营前去助战,同时命令炮兵向守军阵地轰击。在友邻部队的协助下,不到一小时,守军的第二道防线即被突破。吴佩孚的部队犹如潮水般向北撤逃,吴虽以大刀队砍死逃兵多人也无法遏止,其部队溺水而亡及被火车轧死者不计其数。吴见大势已去,遂乘火车逃往武汉。至12时,北伐军攻占贺胜桥。

  贺胜桥战役后,北伐军迅速进抵武昌城下,并于9月3日以第四、第七军及第一军第二师发起第一次攻城。由于城墙坚固,攻城失利。随后,北伐军调整部署,准备发起第二次攻城。这次,作为第一次攻城总预备队的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被派到了第一线,担任攻打通湘门至宾阳门段的任务。根据张发奎等的部署,攻城部队决定在各团挑选三四百人的敢死队,但各团、营长认为这样会伤害士兵的勇敢精神,遂决定以第三十六团的第三营和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为各该团的敢死队,第三十五团作为预备队在洪山待命。张云逸积极参与军机,献计献策,按照新部署,迅速调整好了新的进攻计划。为指挥攻城,张云逸随师司令部到达距城墙一千米的地方。5日3时战斗打响,敢死队登梯攻城。但由于守军火力太猛,战至4时两个敢死队即死伤过半,攻城行动被迫停止。天亮后,部队后撤,敢死队只能在城墙沟里暂时隐蔽,待命攻击。

  在第二次攻城作战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张云逸、叶挺等十分气愤的事。攻城开始后,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为抢头功,谎报军情,称自己的部队已经攻进城,攻城指挥部遂以第三十五团前去增援,结果使三十五团在增援途中遭到守军的猛烈扫射,吃了大亏。事后,张云逸认为,虚假之风不可长,必须严肃军纪,以儆效尤。叶挺也认为,这一行为“不仅有谎报军情之咎,而且有陷害友军之罪,必须给予应得制裁”。【段雨生、赵酬、李杞华:《叶挺将军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页。】但由于第一军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嫡系,此事在蒋的包庇下不了了之。

  第二次攻城失利后,北伐军遂停止强攻,对武昌采取了“长围久困”的方针,至10月10日,参加北伐的第四、第八军部队最后攻克该城。之后,张云逸随部队转战江西,11月上旬参加了攻克马回岭、德安、南昌诸役。孙传芳主力被消灭后,张云逸又随部队回防武汉。

  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张云逸所在的第四军参战部队攻坚摧锐,迭克强敌,为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为表彰该军的功绩,1927年1月15日武汉粤侨联谊社赠送第四军一块盾牌,正面居中写着“铁军”两个大字。从此,第四军“铁军”的美誉名扬天下。张云逸作为“铁军”的一员,也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光荣的一笔。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09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二章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

<标题>=一、加入中国共产党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26年,既是以北伐战争为标志的中国大革命进入高潮的一年,也是张云逸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由于孙中山采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开始,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随着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的各个部门和领域,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国民党内传播,一些国民党党员经过比较,最终选择脱离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云逸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国民党统一广东的过程中,张云逸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主张已有所了解。但他真正认识共产党,则是在北伐战争中。

  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始,张云逸度过了他的34岁生日。经过十几年军旅生涯的磨砺,他已经从一个热血青年逐渐走向成熟,但精神追求并没有放弃。张云逸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要消灭阶级压迫和剥削,铲除社会不平,使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此,从辛亥革命开始,他苦苦探索,孜孜以求。终于,北伐战争使他豁然开朗,并由此做出了人生的重大抉择。

  北伐军进入两湖地区,不仅使张云逸看到了农民力量的强大,也使他开始接触农民敢死队、交通队、运输队、担架队及当地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张云逸结识了王志仁。

  王志仁,1903年生,河南新县人,1925年考入武汉中学,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1926年7月中旬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湖北举办的两湖“北伐宣传训练班”,之后任湖北省农民协会组织部干事,同时进行兵运工作。

  在武昌围城期间,由于作战的需要,张云逸与负责当地农民支前工作的王志仁开始接触。有感于北伐战争是军事运动与工农运动的完美结合,张云逸询问王志仁是如何开展农民工作的。王志仁见比自己大11岁的张云逸对农民运动感兴趣,就把共产党是如何组织发动农民支持北伐战争,农民是如何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等情况一一告之。以后接触多了,双方的谈话越来越投机,感情越来越融洽,成了忘年之交。在交谈中,张云逸最喜欢谈的总是农民运动的话题。王志仁则有问必答,毫无保留。

  一次,张云逸问道:农民翻身了,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被戴着高帽子游乡或被镇压,社会各界的反应如何?王志仁说:农民运动主要是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是支持农民当家作主人的,所以农民也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对共产党举双手赞成。国民党在口头上也说支持农民运动,但当农民运动发展到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不少人就开始起来反对,甚至骂我们是“痞子”运动,要求解散农会。张云逸接着问:那你们以后怎么办?王志仁坚定地说:我们有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一定要搞下去,否则农民就没有出路!

  与王志仁的谈话,使张云逸感触颇多。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农民的生活状况并没有改变,而能够最终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虽然由于共产党员的加入而获得了新生,但在解决农民的问题上,国民党与共产党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民党的一些高官所暴露出的对农民运动的不满,说明他们最终不可能代表农民的利益;自己出身农民,而要实现自己使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幸福生活的追求,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况且,北伐战争中,在政治工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被十二师称为“全师的母亲”的廖乾吾,勇冠三军的叶挺,为攻克武昌城而英勇献身的曹渊,以及朝气蓬勃的王志仁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表现,与国民党一些高官们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批具有优秀品质的人所组成的先进政党,只有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

  经过反复考虑和对比,正向不惑之年迈进的张云逸,在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时,对是否加入共产党做出了抉择。

  一天,张云逸对王志仁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愿意加入你们的党,愿意为天下的劳动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而斗争,你看行吗?王志仁听后兴奋地表示:我立即向组织上汇报。就这样,1926年11月张云逸由王志仁、廖乾吾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张云逸1969年1月填写的九大代表登记表记载:他于“1926年11月在武昌由王之仁、廖乾伍两同志介绍人党”。另外,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保存的张云逸于1937年填写的履历表,他于1926年在武汉由王之仁介绍入党。王之仁即王志仁,廖乾伍即廖乾吾。本传记采用了张云逸1969年的说法。】。

  多少年后,张云逸回顾自己的历史时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

  从此,张云逸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且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而忠贞不渝。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0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二章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

<标题>=二、在南昌起义中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26年12月,北伐军进行扩编,以国民革命军原第四军第十二师为基础组建新的第四军,下辖第十二师、第二十五师。朱晖日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叶挺任副师长,吴涵任参谋长。张云逸任第四军特别党部委员【1937年张云逸填写的履历表。】,负责第二十五师的国民党党部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当局,还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这就形成“宁汉分裂”。为争夺国民党的正统地位,解除来自河南的吴佩孚残部,乃至深入河南的奉系张作霖部的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联合冯玉祥部,消灭吴佩孚残部,并逼退奉军。张云逸参加了由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的5月13日至6月1日的第二次北伐。京汉路战役胜利后,张云逸随部队回师武汉。

  6月,武汉国民党当局为实现东征讨蒋计划,将主要部队编组为第一、第二方面军,任命唐生智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二方面军下辖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因朱晖日升任第十一军军长,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师长由李汉魂接任,张云逸出任该师参谋长。第二十五师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武汉国民党当局内的一部分人在联共问题上也开始逐渐发生摇摆,中国共产党则开始注意掌握军队。在此形势下,张云逸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此时,武汉国民党当局决定组建政府警卫团(亦称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为此,对于由谁来出任该团团长,各方都十分关注。中共组织决定派中共党员、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参谋长卢德铭出任该团团长,但张发奎不同意,原因是卢德铭不是广东人。中共组织遂把说服张发奎的任务交给了张云逸。

  张发奎和张云逸既是广东陆军小学堂的同学,又都是广东人,两人长期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共事,私交较好。张发奎对张云逸的话还是能听得进去的。张云逸找到张发奎,晓以利害,说卢德铭虽是四川宜宾人,但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曾任叶挺独立团的连长、营长、团参谋长,作战勇敢,有勇有谋,是难得的军事干才,也是目前出任警卫团团长的最佳人选。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如果不让卢当团长,不仅难以广集人才,反而容易授人以柄。

  在张云逸的鼎力推荐和劝说下,张发奎最后同意由卢德铭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周士第在1962年8月所写《北伐先锋》一文中称:“张发奎起初不同意卢德铭同志任团长,经过张云逸同志说项后才同意。”】。就是这个团,以后在卢德铭的带领下,由武汉向南昌进发,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因未赶上起义,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7年6月下旬,武汉国民党当局决定以第一、第二方面军部队组成“东征讨蒋军”讨伐蒋介石。7月中旬,张云逸随部队沿长江南岸由鄂入赣,到达了九江以南黄老门火车站以西的黄老门村。这时,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张发奎此时想率其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另立山头。同时,由于第二方面军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稳定部队,他暂未执行汪精卫的“分共”政策。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张发奎不拥护汪精卫,则可与他合作回粤,否则脱离关系。李立三、邓中夏等认为,张发奎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应立即将中共掌握的第二方面军的部队拉出来,举行南昌起义。

  根据中共组织的安排,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的张云逸,由于与张发奎有特殊关系,继续留在第二方面军做张发奎的工作;由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由叶挺任师长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由中共掌握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第七十五团,第十一军第十师第三十团等部参加南昌起义。

  随着起义日期的临近,张云逸一方面向第二十五师的起义部队通报消息,一方面为起义部队的行动打埋伏。最后,第七十三团由团长周士第全部带出;第七十四团由团参谋长王尔琢带出一个机枪连;第七十五团驻扎在师部旁边,行动不便,最后以打野外的名义,由第一营营长孙一中拉出了三个营。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高兴地说:“没想到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

  为继续争取张发奎,南昌起义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仍把张发奎作为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之一。张发奎率部回粤后,在叶剑英、张云逸等的劝说下,也曾试图联络南昌起义南下广东的部队。据萧克回忆:“1932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当时任张发奎部第四军参谋处长)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点分化。”【《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1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二章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

<标题>=三、广州起义前后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27年9月中旬,张云逸随张发奎的部队回到广东。

  张发奎回到广东后,打着“扶持农工”的旗号,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的黄绍兹明争暗斗,在广东省政府各部门到处安插自己的人,在军事上联络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八路军的薛岳和黄镇球的两个师,同时还把琼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0月底任命张云逸为琼崖绥靖司令。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里,张云逸深知自己出任琼崖绥靖司令意味着什么,他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了中共广东省委。以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0月27日制定了《经营琼崖计划》,决定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琼崖发动起义,将琼崖变为军事策源地之一。据此,中共广东省委11月两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说明情况:“张发奎派张云逸福军一营,及其他一营去琼崖。张是同学……设法使农民加入他的军队,夺取武装,及在他们士兵中宣传土地革命”,“请通知中央要叶文龙速返港派去琼崖。张明义(即张云逸)已被张派去琼崖,带有四军一营、五军一营,新招一营均归我们。此地已派去工人十余人,由周一勤同志负责,请通知海口党部与发生关系”。就这样,中共广东省委准备在张云逸所带两个营的基础上,在琼崖再招募一个新兵营,以这三个营为基础,发动起义。

  11月,张云逸率第四、第五军各一个营共八百余人,乘两艘船从广州开赴海南岛,准备接替黄镇球出任琼崖绥靖司令。不料,发生了叶肇叛变之事。

  这时,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的矛盾激化,桂系也在争夺海南岛。李宗仁派人收买了驻海口的黄镇球部下第三十三团副团长叶肇。叶肇则在海口的长堤路码头布下宪兵和保安团,把军队埋伏于附近的椰树林里,只待张云逸所率部队的到来。由于海船吃水深不能直接靠岸,张云逸所率部队到达海口时,只能由小船接引部队分批上岸。就这样,部队登陆一批,即被叶肇的军队缴械一批。尚在船上的张云逸对此毫无所知。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得知叶肇叛变消息的张云逸的同村张姓兄弟自驾着一只小船前来通报情况。在这位兄弟的护送下,张云逸从海上转乘海口到越南海防的轮船脱离险境,之后又从越南转香港,回到广州。

  张云逸回到广州后,一方面向张发奎复命,一方面将情况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省委决定他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并做好稳住张发奎的工作。

  这时,张发奎为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一方面与桂系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又不惜与李济深兵戎相见。李济深则大兴讨伐之师。张发奎“四面受敌”,被迫将其主力调往西江地区,准备对付桂系黄绍兹部的进攻;以一部调往东江地区,准备对付陈铭枢可能从汕头地区发动的进攻;另以李福林的第五军分驻韶关、江门等地。这样,广州只剩下了第四军军部、一个炮兵团、新编第二师第三团和警察武装,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乘此时机,利用已经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为此成立了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以叶挺为总指挥。

  为确保起义成功,张云逸奉命一面通报张发奎方面的消息,一面努力排解张发奎等人对共产党可能造反的疑虑。

  由于警卫团反动分子的告密,起义计划暴露,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的计划提前到11日凌晨。12月10日晚7时,张太雷在广州旧仓巷的一座楼房里召开军事会议,黄平(后叛变)、周文雍、聂荣臻、杨殷、徐光英和教导团团营主官、警卫团团长以及工人赤卫队、市郊农军的领导人等参加会议。张云逸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张从琤访问,张诗教记录,1986年6月15日。】。会议确定了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及联络信号等。

  11日3时许,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经过十个小时激战,市内敌军大部被歼,当天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由于未及时撤出广州,12日张发奎调大批军队前来镇压。起义军浴血奋战,但寡不敌众,损失严重,张太雷也不幸牺牲。13日,起义总指挥部下达了撤退命令。

  张云逸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1990年张光东、曹立冬拜访聂荣臻,聂荣臻说“我可以证明张云逸参加了广州起义”。】。他自知身份可能暴露,遂找到广东同乡、警卫团少校团副张诗教的家里,希望能避避风头。但张诗教也参加了起义,并告诉张云逸:“你不能到我家里来,太危险了,还是再找一个安全地方吧。”【张从琤访问,张诗教记录,1986年6月15日。】后来,张云逸在一个朋友家里躲了几天,之后由广州前往香港。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给张云逸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在1937年所填的履历表“参加革命斗争经过”一栏中,写下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的北伐战争、广暴”等语。对于从1909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经历过无数重大历史事件的张云逸来说,“广暴”在其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1928年初夏,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张云逸等到苏联学习。张云逸告别了家人,乘船从香港来到上海。

  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在全国起义的规模。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六大政治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为此,中共中央加大了通过兵运工作进行武装起义的力度。

  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找到张云逸,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去广西进行兵运工作的决定。杨殷谈到,你有两广多年军事工作的经历,又有许多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是进行广西兵运的最佳人选之一。对于中共中央的决定,张云逸毫不犹豫地表示坚决服从。此后,张云逸与杨殷多次交换了对时局特别是对蒋桂矛盾的看法。

  在等待赴广西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张云逸后来感到十分有趣的事。张云逸等待去广西,叶季壮也等待党分配工作。他们两人同住在一地,也早就认识,但都不相互打听,一直独自往来。对此,《叶季壮》一书中称:“在上海,叶季壮足足等了三个月,没有任何人再来接头,心急如焚,只是经常见到张云逸进进出出。本来张云逸与叶季壮早已相识,彼此也知道是共产党员,但是出于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季壮一直不敢去问张,从不讲出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张云逸也不问他,每次相见也只是平常的问个好。后来他们在广西工作,谈起这件事时,大家都笑起来了。当时双方都遵守‘不该讲的不讲,不该问的不问’这个保密原则,尽管是熟人、共产党员,也不问对方,不谈自己。”【中共肇庆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共新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叶季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7页。】

  11月,大儿子张远之出生于香港。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2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三章  参与组织领导百色起义

<标题>=一、改造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在集中兵力进攻桂系的同时,蒋介石通过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矛盾的俞作柏,以重金收买了桂系的三个师长李明瑞、吕焕炎、杨腾辉。这三个师于4月间在阵前倒戈,使桂系迅速失败。中共中央见时机已到,于5月派张云逸(化名石赤峰或石迟峰)从上海赴香港。张云逸开始了他的广西兵运之旅。

  张云逸到香港后,在《香港小日报》报社找到了叶季壮。之后,在叶季壮的安排下,张云逸同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黄钊、陈郁以及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等取得联系,研究了进入广西的途径。

  这时,张云逸进入广西有两个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一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张云逸广东陆军小学堂的校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执掌广东军政大权。二是陈策,文昌同乡,辛亥革命时一块当过炸弹队队长,毕业于黄埔海军学校,时任国民党广东海军司令、海军学校校长,在两广的军界、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权衡利弊后,张云逸决定还是去找与自己私交很好的陈策。

  6月中旬,张云逸告别妻儿,带着叶季壮开具的与中共广西特委联系的介绍信,从香港到达广州。

  陈策热情地接待了张云逸。问明来意后,陈策给俞作柏写了推荐信,请他帮助安排张云逸的工作。7月,张云逸离开广州,经梧州到达南宁。

  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编遣分区特派员(相当于广西绥靖总司令),在广西形成了俞、李政权。然而,俞、李并不满意蒋介石的统治,想在广西建立一个脱离蒋、桂军阀控制的独立局面。为成就一番事业,俞、李开始暗中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希望能得到支持,甚至还想通过中共的关系得到苏联的帮助。俞、李之所以能够“联共”,是因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合作过,“知道共产党苦干,不要钱,作战勇敢,是一个好‘工具’”【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0页。】。出于这种考虑,他们采取了一些改良主义政策,释放了在押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解散了国民党各级市党部,逮捕了一批桂系安插在地方上的反动骨干,给工农群众一定的民主权利,并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与之合作。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叶季壮、陈豪人、龚鹤村(龚楚)、袁任远等一批干部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其中,陈豪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龚鹤村任南宁市公安局局长。9月上旬,受中共中央派遣,作为中央代表的邓小平由中央机关交通员龚饮冰陪同,乘船离开上海,途经香港、越南到达南宁,化名邓斌,领导广西地方党组织和广西各地的工农运动。到达广西后,邓小平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广西各地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为武装斗争做好准备。

  张云逸到南宁后,与仅有一面之交的俞作柏见了面,并与中共广西特委的直接联系人陈豪人接了头。在陈豪人的安排下,由俞作柏的胞弟、李明瑞的表弟、中共党员俞作豫,向俞、李再度推荐张云逸。由于张云逸是通过陈策介绍给俞作柏的,俞作柏等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最后张云逸被任命为广西教导总队(亦称教导大队或教导队)少将副主任,主任由中共党员徐开先(即徐光英)担任。

  徐开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参谋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他任教导总队主任后,主要是应付俞作柏、李明瑞,掩护张云逸等人的工作。张云逸则主要对付李明瑞的参谋长,与之联系多,而与徐则少来往,以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

  刚刚成立的广西教导总队设在南宁西乡塘,下辖3个营9个连1000多人,学员主要是从李明瑞、吕焕炎、杨腾辉3个师抽调上来的班、排长。

  为掌握这支队伍,张云逸上任不久即与徐开先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撤销营级单位,掌握教导总队的领导权。教导总队三个营的营长均为反动军官。为剥夺他们的领导权,张云逸等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撤掉了营部。对此,张云逸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不要营部,由大队直管到连;而把这三个营长,放到训练处去,表面上升他们一级,实际上削掉了他们的实权。经与俞作柏、李明瑞交涉,他们同意了。结果,把一个营长调去当大队参谋长,升为上校;另外两个营长调去当训练处的正、副处长,均升为中校。虽然这几个被调走的营长当时有些意见(但并不晓得我们的意图),却从晋级上得到了安慰;同时,我们对他们提出的训练计划,也都同意,表面上表示‘尊重’他们。这样,他们就只掌握军事训练,被剥夺了实际指挥权,脱离了群众。这些反动军官与群众隔离开以后,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再影响群众了。而我们则掌握了政治,掌握了实权,掌握了群众,可以更加顺利地开展党的工作。”【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4页。】

  二是在各连队建立中共秘密支部。为掌控基层领导权,张云逸和徐开先顶住压力,把中共广西特委派来的工人和学生出身的中共党员安排进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九个连队主官都换上了共产党员来担任,在各连队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同时大胆发展中共党员,壮大党员队伍,使之成为各连的秘密领导核心。“如教导大队,两个月便发展了三百多个新党员,使队里的党员约占全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如卢绍武(那时当班长)、李天佑等同志,就是在这时发展入党的。”【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5页。】

  三是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采取组织措施的同时,张云逸与徐开先还把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的有能力的同志,安排到教导总队当政治教员或学员。“例如,当时就把大学生何世昌同志(中共党员,后来当红八军政委)安插在教导大队当学兵”【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3页。】。通过他们对学员进行革命思想的渗透和灌输,以提高学员对工农运动的理解,从而为后来发动百色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就这样,教导总队被掌握。

  教导总队成立一个多月后,经中共广西特委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第四大队成分复杂,纪律极坏,主要由收编的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等组成。李明瑞想通过张云逸来改造这支部队。张云逸则提出两个条件:第一,由他提名一个副大队长,协助他的工作。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同意后,经张云逸推荐,中共广西特委派李谦出任副大队长。

  李谦,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中共党员,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的营长、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刚从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归来,有丰富的军事工作经验。有李谦做助手,大队领导层就为中共所控制。

  当时,第四大队有四个营,一个营调百色,一个营是俞作柏的卫队,张云逸、李谦实际领导的只有两个营。

  张云逸走马上任后,对这两个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除撤换反动军官、建立中共秘密支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外,还采取建立士兵委员会、改造部队成分的措施。

  张云逸深知,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只有把各级的领导权牢牢掌握,才能使中共的意图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保证贯彻执行。由于改造第四大队的这两个营比改造教导大队要难得多,在撤换反动军官方面,张云逸采取了不同的办法。

  这两个营的营长和连长都是贪污成性的反动军官,撤换他们必须拿出过硬的理由。为此,根据中共广西特委的指示,张云逸等在部队开展了士兵运动,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之军官的罪恶行为。而士兵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惩那些反动军官。张云逸立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同时调中共党员何莽和符禄充任。何莽是俞作柏的学生,符禄是警卫俞作柏那个营的营长。这样,既达到了目的,又不引起俞作柏的怀疑。对连以下军官,则除一部分撤职外,大部送教导大队学习,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从教导大队调一百名左右的中共党员充任连、排长。这样,仅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就牢牢控制了这两个营。

  当时,俞作柏、李明瑞虽然支持张云逸等坚决撤换军官,但认为太快了。张云逸则利用俞、李二人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心理,婉言劝道:“这班人不撤掉,就不能成就你们的事业。”俞、李听了觉得言之有理,只好同意。

  在撤换反动军官的同时,随着中共党员进入第四大队,张云逸等在各个连建立起中共秘密支部,从而使部队得到巩固。

  如果说,撤换反动军官,建立中共秘密支部,使中共掌握了第四大队,那么,进行革命的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士兵委员会,改造部队的成分,则是张云逸等把第四大队改造成革命军队的进一步措施。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张云逸要求每个中共党员都要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处处做好榜样。他不仅要求其他人做到,自己也身体力行。后来,张云逸回忆道:“我那时当教导大队副主任兼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威信很高,就是因为没有架子,能和士兵打成一片,平易近人。所以士兵有话也都肯和我说,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情况。同时,我还利用与士兵接触谈话的机会,打通他们对革命的怀疑思想,使他们从内心中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领导。有时,我也公开讲话,向士兵群众灌输革命的思想。”【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3页。】就这样,革命的思想在第四大队迅速传播,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旧军队的士兵,除了少数的兵痞流氓外,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被抓去当兵的。他们当兵前受地主的压榨,当兵后又受着反动军官的虐待,对封建反动统治者是非常仇恨的。但是,他们往往为反动派所欺骗、蒙蔽,或者是敢怒不敢言。为把他们重新拉回到人民的怀抱,同时建立起新型的官兵关系,张云逸根据中共广西特委的部署,在营、连各级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通过士兵委员会“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一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3页。】

  军队人员的构成决定着它的风气。“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份不占优势,那么它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6页。】这是张云逸从十几年戎马生涯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改造第四大队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增加士兵的工农成分,大量吸收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军。而部队成分的改变,为把第四大队改造成为革命的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上述措施外,张云逸还规定了第四大队的纪律:(1)不准抽鸦片,已抽的要戒掉,不遵守者,遣送回家;(2)不准赌钱;(3)不准嫖女人;(4)不准打人。长官不准打士兵,军队不准打老百姓【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在张云逸等人的努力下,经过改造,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面貌大为改观,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掌握。除了这两支部队外,中共党员俞作豫还掌握了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这就为后来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条件。

  (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25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3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三章  参与组织领导百色起义

<标题>=二、移兵百色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到1929年9月,国民党内部及俞、李政权与蒋介石的矛盾开始尖锐。9月中旬,张发奎在湖北通电反蒋,组织“护党救国军”,准备以广西为根据地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此同时,汪精卫派薛岳游说俞作柏、李明瑞反蒋。这样,统治广西不到三个月的俞、李政权也加入了反蒋的行列。

  当时,俞、李只有三个师又一个旅。为取得反蒋作战的胜利,俞、李决定把教导总队遣散,全部学员分回各师,叫警备第四、第五大队也随军出征。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中共广西特委决定由张云逸等出面,说服俞、李将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留在南宁。张云逸遂以第四、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都是新建,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打仗为由,最后说服俞、李只从教导总队调走非中共党员三百人,同意其留守南宁。与此同时,在中共广西特委的活动下,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了省军械库、银行等重要部门。

  俞、李于9月27日在南宁通电反蒋,10月1日誓师东征。但俞、李出兵不到十天,部队还没有出广西,就因内部叛变而失败。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第五十七师杨腾辉和李明瑞第十五师的一个旅长黄权。吕、杨、黄在广西桂平率部倒戈,俞、李不战而败,仅带身边几个马弁黯然回到南宁。以后,俞作柏经越南避居香港,李明瑞亦想通过越南出走,但被法国殖民当局拒绝入境,随后在左江地区参加了革命。

  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教导大队,主任徐廷杰(徐开先此时已调走)为达到带教导总队去投靠蒋介石的目的,鼓动从三个师调来学习的连、排长,闹着要回部队去。中共党员虽及时做了工作,但风潮越闹越大,最后中共广西特委被迫决定逮捕徐廷杰。

  对此,莫文骅回忆道:“在反蒋开始失败,而教导队主任姓许的【姓许的,指时任教导总队主任的徐廷杰。】是亲蒋的,在情况紧张时,他企图把全教导队投蒋。我党知悉,欲逮捕许,但被发觉,半夜发生兵变,他们先动手。而共产党员叫革命的跟来。许出以电筒照叫集合。李朴叫开枪打他,打不着跑走了,掉了一个皮鞋。在混乱中无人掌握,四散奔逃。后集合只存四百人。张云逸同志乘车连夜到(他在四大队驻),把队伍带入城中。”【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印,第15页。】

  事发当晚,张云逸与各支部研究决定:为稳定部队,第二天以开小组会的形式,对反动分子必须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揭露其反动本质,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争取大多数人站到革命方面来。

  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各小组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愿意跟共产党干革命。接着,张云逸又把全体学员召集起来开会,指出革命是光荣的,反革命是可耻的。当然,对于不愿参加革命的,也不能勉强。最后,张云逸让全体学员站队,根据每人自愿,愿意革命和不愿意革命的各站一边。结果,除一百名左右的反动军官、兵痞和坏分子外,多数人都愿意参加革命。张云逸等还特意为要走的人举行了一次欢送会,教育他们不要为升官发财替军阀卖命,随后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遣散了。

  在平息这场风波的过程中,由于张云逸等采取了依靠群众的正确政策,不仅孤立、淘汰了反动分子和不坚定分子,争取了大多数学员站在革命的一边,而且教育了群众,提高了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的思想水平。

  俞、李反蒋失败后,中共广西特委决定立即将中共掌握的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10月13日,张云逸调第四大队和教导大队的学员,在大批民工的帮助下,将广西省军械库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10余门山炮、迫击炮,10余挺机枪、电台和大量弹药,搬上停泊在邕江北岸洋关码头的几十条汽船和民船。14日,邓小平等率军械船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则率第四大队、教导大队等部2000余人,从陆路掩护,向百色进发。

  在向百色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莫文骅、黄奇彦等也赶来参加革命队伍。当时,莫文骅在广西军校学习。13日傍晚,他和同学黄奇彦从家回学校的路上,看到洋关码头聚集着很多部队和装载军火的船只。恰在此时,他碰到了曾与自己一起蹲过国民党监狱的难友、时任俞作柏秘书的陈叔度。陈叔度告诉他们,中共掌握的部队将开往百色。他们表示愿意跟着一起走。在陈叔度的帮助下,他们在西乡塘找到张云逸,张云逸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六十多年后,莫文骅还深情地回忆起这一幕:我们“登上一辆开往市郊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在西乡塘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里找到了张云逸同志。我们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来意。他看了我们是军官学校学生打扮,又看了陈叔度同志写的条子,便捻着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询问我们俩是否在大革命时期坐过牢、是否是军校学员、是否是共青团员等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青团,坐过牢,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加入第四大队,现在,我任命你们俩为中尉副官,具体工作由大队部副官处安排。’”【莫文骅:《骁将雄风,德高望重——深切怀念张云逸同志》,载1992年8月10日《广西日报》。】就这样,莫文骅、黄奇彦跟着张云逸参加了后来的百色起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4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三章  参与组织领导百色起义

<标题>=三、起义前的最后准备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率部到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邓小平等率军械船队也于同日晚些时候到达。

  百色地区山峦起伏,右江从中穿流东下。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韦拔群等就在这里领导开展了农民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与俞、李政权合作后,韦拔群的农军又得到俞、李拨给的200多支枪和5万发子弹,已初步形成割据;中共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带一批干部来到右江地区,恢复和发展农民运动。与此同时,中共广西特委还派出干部到左江上游的龙州地区开展工农斗争。这样,左、右江地区遂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进行武装斗争的策源地。

  在平马,张云逸第一次见到了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同志。雷经天同志为张云逸、邓小平的率队到来召开了欢迎会。会后,邓小平、张云逸听取了中共右江特委的汇报,决定除以第四大队的第三营留驻平马,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一部分发给当地农军外,其余大部军械由部队携带继续向百色进军。22日,张云逸和邓小平到达百色,住进粤东会馆。

  百色,在壮语中是咽喉的意思。它地处右江上游,是滇桂黔三省的交通要道,也是桂西主要的商品集散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随着张云逸、邓小平率部到达百色,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由秘密转为公开。23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研究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下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鉴于起义计划尚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正式批准,会议决定不急于打出红军旗号,而是有计划地先改造部队和进行建立苏区的准备工作。

  此外,会议还研究了如何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由于百色是云南通往两广的必经之路,商品贸易发达,右江附近地区比较富庶,如果部队能够指挥地方政府,即可取得税收,财政经济问题就能解决。据此,会议研究决定,“利用”俞、李政权时期的右江督办这块招牌,控制右江各县政府,稳定局势,取得各地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就这样,张云逸被宣布为右江清乡督办公署督办(简称右江督办)。

  根据会议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张云逸根据士兵的要求,严办了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第三营营长梁祝南,并对揭发出来的其他有不法行为的旧军官作了处理,或教育改造,或调换岗位,或撤职,或礼送出境。经过整顿,建立起部队的民主制度,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性积极性大大提高。

  部队整顿之后,迅即分散各地,帮助东兰、平马等地的农民打土豪,没收土豪财产分给群众,拨出武器组织农民武装。中共右江特委则在部队的帮助下,派干部到各县建立县委并发展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健全各级农民协会。张云逸、邓小平和陈豪人等多次到百色中学(省立第五中学)演讲,向师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学生参加革命。张云逸后来回忆说:“党的主力部队来到右江后,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使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大大地开展起来,而群众一经发动,政治觉悟提高了,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又迅速地扩大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9页。】

  与此同时,张云逸以右江督办名义,要求所属各县将税收款项全部上缴。命令下达后,各县一次就上缴了几万银元的税款。

  右江地区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勾结尾随警备第四大队进驻右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企图消灭警备第四大队。获悉警备第三大队准备“先发制人”的情报后,张云逸和邓小平与雷经天、韦拔群等研究决定,在百色、那坡和平马同时动手,解除第三大队的武装。

  10月28日,张云逸以商谈防务为名,在百色的公兴当铺设宴,智擒了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及其营以上军官。同一天,第四大队第一营以及恩隆、思林、那坡等县的农民自卫军,分别解除了驻平马、那坡的警备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扫清了起义的障碍。

  在张云逸、邓小平率第四大队等部到达右江地区的同时,俞作豫率第五大队到达了左江上游的龙州地区并出任左江督办,随即开展农民武装斗争。革命的烈火在右江和左江地区燃烧起来,为红七、红八军的成立,在组织上、思想上和经济上做好了准备。

  在中共广西特委的具体领导下,张云逸等从1929年7月到南宁,至10月就拉出了一支队伍,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多少年后,张云逸在总结红七、红八军创建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矛盾,来发展与壮大我们的革命力量,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成功的策略。”“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起义前成立了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征收税款,解决了革命的经费问题。”【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4~956页。】

  当年,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曾简明扼要地回顾了红军转变前的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的开始,并不是在我去之后,从南宁退到右江,工作就已有相当成绩。我们在这过程中的工作:第一,是撤换了动摇靠不住的军官,我离当地时,二十三连连长只有一二人是非同志,官长都是同志,排长亦最大部分是同志,是非同志的排长亦都另派有副排长,可见,整个的军官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撤换了动摇军官时,有的地方还不免要用政治手腕,在转变准备时期中,很少能用群众的力量解决动摇军官。第二,解决许多反动派——枪决的只有营长一个,县长一人,其余无政治活动的则驱逐出境。第三,派人到各地发展组织。第四,发展士兵组织,执行这个工作的方法如早晚点名,呼口号,个别谈话,召集群众报告讲演会等。第五,撤换县长。第六,设法收集商人枪支——因为在广西的特殊情形,所以对于这件事的执行我们还用了许多军事阴谋的办法,不过在解决了以后都对于群众有很大的宣传。第七,解散了反动军队的武装。第八,组织宣传队——这个特别组织的宣传队就是准备分配到各连组织宣传队的基础……”【《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军事通讯》1930年第2期。】邓小平从全局尤其是军事工作的角度,肯定了以张云逸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广西左、右江起义中所做的大量周到而细致的工作。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5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三章  参与组织领导百色起义

<标题>=四、出任红七军军长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29年11月初,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龚饮冰回到百色,带回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这些指示的基本内容是:在中共广东省委之下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邓小平任书记;在左、右江地区建立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批准建立红军,颁发红七军番号;要求在龚饮冰到达的十日内举行武装起义。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邓小平在百色的清风楼召开了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广西前委)第一次会议,宣布了中共广西前委的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陈豪人、张云逸、雷经天、李谦、何世昌等为委员。会议主要讨论了起义的准备问题。张云逸在会上向中共广西前委汇报了第四大队的情况,认为部队应集中于百色和平马两地以防发生变故,要进一步收缴反动民团的武装并解散其组织,起义前军队需要整编和人员调整,还要利用督办公署的名义再筹措一部分经费等等,因此起义不应太仓促,在时间上应予推迟。会议经过研究认为“党在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中已有相当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应趁桂系改组派尚不能来进攻之机,尽快在百色举行起义。考虑到起义需要必要的准备工作,决定推迟到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十二月十一日举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以后,中共广西前委又决定在右江地区组建红七军,在左江地区组建红八军。

  12月初,中共广西前委根据第五大队副大队长蒙志仁率一部叛变的情况,改变了左、右江同时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右江先行起事。之后,邓小平率何世昌等赴左江布置龙州起义及组建红八军的工作。

  根据邓小平、张云逸等商定的部署,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加紧进行。中共广西前委接管了《右江日报》,创办了《士兵之友》刊物,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坚决打击地主豪绅武装,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和扩充部队,筹足十几万银元的款项。在部队相对集中百色、平马的基础上,张云逸对部队进行了整编。

  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以原第四大队为基础组成,李谦任司令员,沈静斋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以原驻右江的警备第五大队第五营和平马、思林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为基础组成,胡斌任司令员(后为冯达飞),袁任远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以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等县的农民自卫军组成,韦拔群任司令员,李朴任政治委员。军部直属特务营、炮兵营(有的说是小炮连)、教导大队等。全军共4000余人。

  在部队整编的同时,张云逸等扩大教导大队,开办军政训练所,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连以下干部和优秀战士入队学习,以培养初级干部,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韦国清等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大队学习的。这时,部队经过扩充,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4000多人中,从旧军队来的只有1000余人,其余都是右江的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

  部队整编完成后,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12月10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召开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通过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转变为红军及组织苏维埃政府两个决议案。同日,中共广西前委还召开了百色工人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

  10日晚8时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身份,宴请百色、奉议两县长及百色商界代表,向他们宣布:本军是革命武装,明天就要正式改编为中国红军,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希望你们今后继续与我们合作。起义前夕,根据对社会上枪支分布的调查情况,张云逸命令部队收缴百色县公署、禁烟局、公安局和一些大商人、大地主、商号以及百色、那坡、平马、果化等地商团的枪支,减少了起义当中地主武装和反动政权的威胁和抵抗。

  12月11日,在百色粤东会馆和清风楼等地,升起了缀有金色五角星和镰刀锤子图案的红旗。酝酿已久的百色起义终于爆发了!

  早8时,在粤东会馆(红七军军部驻地)的门前广场,张云逸、陈豪人等召开了由部队排以上军官和军直属队人员共约500人参加的红七军成立大会。袁任远主持大会,龚鹤村宣布了红七军的干部名单和部队的编组情况。从此,红七军正式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

  这一天,从军长到士兵,红七军的每一个人都领到了一套崭新的灰色军装和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9时许,在百色的东门广场,召开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纪念广州暴动两周年大会。张云逸等出席了会议,陈豪人宣告红七军成立。大会颁布了《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一、扩大反帝运动,用民众革命力量驱逐帝国主义出华,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二、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三、推翻乡村豪绅地主的统治,乡村政权交乡苏维埃!四、扩大红军割据区域,迅速与朱毛汇合,实现割据两广!五、实行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并制定劳动保护法。六、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苏维埃,分给农民,凡没收之土地不准买卖!七、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之自由!八、男女平等!九、改良士兵生活,官兵待遇平等!十、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十一、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十二、没收反革命的财产,交苏维埃政府处理!十三、保护交通和商人营业!十四、取消一切债务!十五、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十六、准备武装保护苏联,反抗帝国主义及军阀国民党政府进攻苏联!】。会后举行了全城大游行。“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蒋介石”等口号响彻云霄。

  百色起义后,中共广西前委改为中共红七军前委,陈豪人、张云逸、何世昌、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任委员,陈豪人任书记。

  12日,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平马镇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雷经天为主席,韦拔群等为委员的右江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发展右江苏维埃运动、扩大红七军、建立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等决议。当天,张云逸从百色乘“西江轮”赶赴平马,参加庆祝活动。

  这一天,在平马镇北广场上聚集了约五万人。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及红七军的成立,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雷经天也发表了施政演说。最后,张云逸代表中共红七军前委将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大印交给雷经天。张云逸后来回忆说:“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五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2页。】。

  晚7时,张云逸乘“西江轮”返抵奉议县那坡镇。那坡群众2000余人聚集在恩奉小学欢迎张云逸的到来。张云逸即席发表演讲:“我们第四大队受群众的要求,并奉中共中央革命委员会命改为中国红军第七军,委兄弟为军长。兄弟已奉命就职了。兄弟希望各位对于红军不要害怕。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谋利的,各位见着‘拥护工农兵一切利益’等等的口号,也不用怀疑,因为工农兵是最穷苦、最大多数,红军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还有好多学生们、小商人们,也同样的受大资本家、军阀等的压迫,许多学生们因为无钱,不能升学读书,许多小商人受着大商人、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致营业破产,这种种的情形,都是社会组织不好的原故。现在我们要把从前一切组织不好的制度,通通打破去,所以我们要组织工农兵的政府——苏维埃。”“希望你们大家团结起来,同做革命工作,组织苏维埃政府。我们缴了豪绅资产阶级的枪械,都要交给你们组织赤卫队,以便你们自己保护自己。”【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多年后,张云逸认真总结了红七军、红八军成立时期的经验教训,主要有三点:首先,要“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矛盾,来发展与壮大我们的革命力量,是一个非常正确、非常成功的策略。”在具体运用这个策略时,要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兵运工作,发动士兵群众起来斗争;一是做好军官工作。就是要夺取领导权,掌握军权。两者要双管齐下,不可缺一。其次,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在百色起义中,一是有党的坚强领导,通过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结合的方式取得了军队领导权;二是进行了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三是有着左、右江人民的热烈支持。这是红七军、红八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有力保证。再次,“是对政权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左右江的革命政权在根据地发展、军队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还存在模糊认识,没有运用革命政权的力量完全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致使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北上后,地主势力“死灰复燃”【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4~956页。】。张云逸对参与组织和领导的百色起义的认识和思考,是非常深刻和独到的。

  张云逸说:“红七军、红八军的相继成立,不仅给全国红军增添了一支新的力量,更加鼓舞了全国人民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斗志;而且对反动统治者大批屠杀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回击。它证明了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从此,在祖国南部的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地与广西人民一道向反动势力展开斗争,在广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6页。】。历史证明,百色起义点燃了广西右江地区革命的烈火,诞生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军队——红七军,创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右江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游击战争,红七军及其领导的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革命力量一起,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6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四章  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标题>=一、进攻南宁受挫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红七军成立后,发动群众,消灭地主豪绅武装和土匪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右江各县的根据地基本统一起来,并使部队得到发展壮大。然而,刚刚诞生不久的红七军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却是进攻南宁。

  红七军之所以进攻南宁,是根据1929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在这封信中,中共广东省委:“红军第一步的工作,应集中在百色、平马与东兰一带,发展当地的群众斗争,使这几个中心区域成为右江群众斗争的基本力量。对于城市的夺取,在现时亦非常重要,过去避免夺取城市、主要城市的策略,必须改变。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间,也有伟大的政治影响。”至于红七军的发展方向,“毫无疑义的是应向着湘粤边界,只有这样才能与广东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朱毛的游击战争相联系,这对于推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极重要的意义”。

  据此,陈豪人认为,由于蒋桂战争重起,桂系主力集中于柳州、桂林,南宁守军不过1500支枪,且战斗力弱,如果集中红七、红八军乘虚进攻南宁,颇有把握。据此,他于1930年1月间在平马召开中共红七军前委(以下简称前委)会议,决定乘蒋桂战争重起之机,于2月8日联合红八军攻打南宁,以取得武器弹药,“扩大党的影响,震红军声威,鼓起全国革命空气”。为此,前委电促在左江地区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从速转变,以壮声势,合取南宁”,并请李明瑞到右江就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统一指挥两军的作战行动。【陈豪人:《七军前委报告》,1930年1月。】李在镇结(今广西天等县)就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

  根据邓小平、张云逸等的部署,在中共红七军前委的催促下,俞作豫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及龙州的工人赤卫队和农民赤卫队,于1930年2月1日举行龙州起义,组建红八军。该军由俞作豫任军长,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下辖第一、第二纵队,全军两千余人。

  为攻打南宁,红七军前委决定:以第二纵队一个营守百色,以赤卫军守平马,集中特务营、教导队、山炮连、第一纵队全部、第二纵队两个营、第三纵队两个营及赤卫军千余人,沿右江东下。陈豪人等还大张旗鼓地宣传,借以号召群众。张云逸对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就是打,军事上的秘密,也不应那样去宣传。”【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7页。】但陈豪人等认为“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仍然公开宣传“打到南宁有饭吃,打到南宁有衣穿,打到南宁有钱用”。

  其实,桂系为与蒋介石作战,这时已将主力撤至南宁,准备以南宁和左、右江地区为后方,进攻广东。

  1月21日,红七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率第一营占领隆安县城,以待后续部队到达。然而,红军主力尚未到达,桂系部队即开始进攻隆安。2月4日,桂军师长李画新率三个团另一个营来到隆安城下,并首先以覃兴团发起进攻。守城部队依托隆安城北面是右江,其余三面环山的有利地形,奋起抵抗。李谦受伤后,部队由沈静斋及第一营营长何莽指挥。经数小时激战,红军将覃兴团击退。李画新见隆安城易守难攻,遂于5日晨调整作战部署:以杨俊昌团攻东门,以蒙志仁团和岑建英营先攻城南老寿山、牛眠岭等阵地然后再攻西门,以覃兴团为预备队。之后,敌人向红军的城南阵地发动猛攻,第一营的两个连被迫后撤。这时,李明瑞率部分援军赶到,并以第一纵队一个营直插东门外,以第一纵队的另一个营、军政训练所和果德、思林的一千多名农民自卫军直扑城南山地。经过激战,红军夺回了老寿山、牛眠岭阵地,但东门外的部队被迫撤回城内。

  6日上午,张云逸率第二、第三纵队各两个营赶到,与李明瑞在城西北的那鸡岭开设指挥所,并研究决定:以第一纵队从县城、第二纵队从城南山地、第三纵队沿城北河岸,同时向敌人发起进攻。在红军的猛烈攻击下,敌蒙志仁团和岑建英营开始支持不住。李画新急调覃兴团增援城南,与红军血战。7日上午,敌覃兴团分别攻占了城西和城南的制高点,居高临下地扫射红军,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为保存实力,张云逸与李明瑞于10时许下令部队西撤。沈静斋从北门突围时被俘,后英勇牺牲。此战,红七军共歼敌500多人,自身也损失了300余人。

  红七军主力西撤至平马附近的村庄,桂军穷追不舍。这样,围绕是否再坚守百色,前委内部发生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坚决保卫百色;张云逸等则主张避敌锋芒,保存实力,到东兰、凤山一带休整,以利再战。最后,张云逸等的意见占了上风,前委决定向东兰、凤山一带转移。

  恰在此时,地方党组织报告说,平马之敌大部撤走,只留一个营驻守。前委遂决定收复平马,并以教导大队为主力,在恩隆县农民自卫军常备营的配合下,于2月12日发起进攻。然而,及至与敌接触,才发现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覃兴的一个整团。张云逸与李明瑞遂改变战术,决定先攻平马城外的马鞍山据点,以诱敌出城而歼灭之。攻打马鞍山的部队打垮敌人一个营,攻城部队也冲到城边。这时,敌杨骏昌团赶来增援,并从右江南岸渡河过来,企图包抄红军。为避免与敌主力决战,2月18日张云逸果断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此战,共歼敌100余人,红军和农民自卫军伤亡数十人。

  红七军从平马撤出后,到恩隆县北部的燕洞一带休整,2月27日与从百色撤出的第二纵队一个营会合。28日,红七军向亭泗地区转移。由于当地农民自卫军没有及时报告敌情,部队转移途中遭到敌蒙志仁团在公鸡山一带的伏击。公鸡山在亭泗正南,右侧是定金坡,左前侧有条巴色干渠。为打开前进的道路,张云逸到前线观察敌情后,当即命令第一纵队第一营夺取公鸡山制高点,第二纵队同时向定金坡、巴色干渠发起佯攻。战斗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营经一小时激战,攻占了公鸡山(后由第三纵队的一个营接替)。此后,敌人反扑,双方在公鸡山展开拉锯战,经四次争夺,公鸡山最终被红军控制。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打得敌人无力再攻。这时,张云逸获悉敌人援军正朝亭泗赶来,遂下令撤出战斗。之后,红七军进入东兰、凤山地区。

  亭泗一战,红军歼敌400多人,自身伤亡200余人,军部经理处的运输队被打散,几十匹马驮的现金和弹药物资被劫,造成红七军供给困难。

  红七军进攻南宁不成,又在隆安、平马、亭泗三战中受挫,而红八军遭受的损失更加严重。鉴于进攻南宁必然遭到失败,邓小平于2月7日从上海返回龙州后,根据中共中央不打南宁的决定,命令俞作豫率红八军撤回龙州。之后,桂系以重兵进攻龙州,红八军临时前委决定,由邓小平率第二纵队一个连前往雷平(今大新)与第一纵队会合,红八军待地方政权有相当基础时再向右江推进。之后,第二纵队进行了龙州保卫战,最后在小董失败,何世昌在寻找红七军的途中被捕杀害,俞作豫从香港到广州寻找党的组织时在黄花岗被杀害。

  对于进攻南宁,多年后张云逸回忆说:“那时前委决定打南宁是有些盲动的。在当时敌人兵力集结城市的情况下,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组织训练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发动游击战争,巩固与发展根据地。但是,那时我们许多同志,都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凭着一股革命热情,认为‘革命力量是不可战胜的’,而没有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去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没有看到垂死的敌人虽然必然失败,但暂时还较强大,兵力又那么集中;我们正义的斗争虽然必将获得胜利,但还有一个艰巨的过程”,“结果,不仅未能攻克南宁,反而导致红八军及左江革命政权的失败,红七军也被迫退出部分根据地,撤到山区去。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深刻吸取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就是当敌我力量悬殊过大,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向我大举进攻时,我们应适当地收缩一下,不同敌人打阵地战。这不是示弱,而是为了保全实力,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我们退出百色时曾有过争论,但最后统一了意见,决定暂时撤退,致保存了力量,以后又收复了百色等县。红八军则不懂得这一点,固守龙州与敌人硬打,结果因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8~959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7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四章  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标题>=二、游击桂黔边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亭泗战斗后,张云逸等率红七军到凤山盘阳(今属巴马县)地区休整。

  红七军刚成立时士气旺盛,然而遭受隆安、平马、亭泗三战的接连打击,士气衰落,部队的整训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如何使广大指战员迅速摆脱失败的阴影,成为张云逸等反复考虑的问题。况且,盘阳地区虽然群众基础较好,但地瘠民穷,人民生活困苦,经费无法筹措,粮食时感困难,战士的零用钱更是没有。这使大家感到红军困在右江的偏僻各县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向外游击,扩大游击区,以解决部队所面临的给养和弹药困难,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3月初,红七军前委在盘阳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议一致认为,由于敌强我弱,向南宁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经过讨论研究,会议最后决定:由于中央指示过红七军应向湘粤边界发展,所以向外游击的方向应是湘粤边界地区;又由于红七军在隆安失败时,曾电示红八军绕道桂滇边界到东兰与红七军会合,而迟迟得不到红八军的音讯,为与红八军联络便利起见,留下第三纵队守东兰,军部率第一、第二纵队及直属队在河池、南丹一带游击,待会合红八军后,再全力向湘粤边界发展。

  4月初,张云逸等率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3000余人东渡红水河,占领河池(今河池市河池镇)。

  初到河池的红七军受到了群众的冷遇。由于反动派到处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是一伙烧杀抢掠的土匪”,河池群众听说红军要来,纷纷避走他乡,遁入山林,商店也关门停业。这一情况的出现,早在张云逸等的意料之中。为打开局面,张云逸向部队重申了到新区作战的纪律:不准扰民,不准拉夫,不准奸淫掳掠,买卖公平,违者严肃处理。红军以自己的严明纪律和良好形象很快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使他们感到红军是一支好军队。于是,群众纷纷回家,商店重新营业,河池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前委召开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成立河池革命委员会,宣布取消苛捐杂税。之后,红军分兵各乡,惩办土豪劣绅,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分给群众,深得群众的拥护。

  红七军在河池驻了七八天,得知庆远(今宜州市)敌人甚少,为重要的商业县,而怀远镇又为庆远县的第一镇,商业更盛于庆远,前委遂决定游击怀远。4月中旬,红七军到达怀远。

  张云逸回忆说:“我们在怀远住了三天,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革命的道理,揭露敌人的罪恶行为,并说明我军的纪律和政策。特别是我们不论干部和士兵,和蔼地对待群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实际行动,与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就奸淫掳掠形成鲜明的对比,深深地感动了当地的群众,使他们对我军倍加爱戴。国民党反动派捏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等等谣言,在事实的面前完全破产了。当地群众反映说:‘红军对老百姓很好,张军长的队伍非常和气,没有官架子,反动派的宣传是假的。’”【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0页。】短短的三天时间,红军严明的纪律,就已经产生深深的影响:红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率部在怀远一带游击,虽然国民党造谣诬蔑共产党和红军,但广大群众嗤之以鼻,热情欢迎和支持韦拔群和红军的革命行动。

  红七军在怀远镇补充了物资,筹集了几万银元。这时,听说敌人来攻,红七军遂向思恩(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城)转进,途中遭到敌杨腾辉师的突然袭击。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张云逸等决定两个纵队暂时分开,第一纵队向西,军部率第二纵队向北。之后,军部率第二纵队经宜北(今属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直插黔南,第一纵队经河池、南丹进入贵州省,两个纵队在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会合。

  到达板寨后,张云逸等获悉:贵州军阀王家烈与湖南军阀何键在湘黔边混战,而王家烈的后方基地榕江县城却只有一个团防守。于是,4月下旬前委决定乘敌不备,攻取榕江城。红七军遂马不停蹄地向荔波县与榕江县交界的苗山开进。

  苗山是苗族人聚居的地方,他们因反抗汉族封建统治者的压迫逃到这里。由于苗汉对立,苗人很少与汉人来往,也不允许汉族军队进入苗区。红七军进入苗区后,苗人都跑到山上,严阵以待。张云逸让懂苗语的战士向他们喊话:“我们是红七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但他们心存戒备,不敢下来。为解决部队的给养,张云逸等研究决定:在谁家的米缸里拿出了多少米,就按照市价把钱放在米缸里;杀了谁家的猪,就把钱留在谁家,并写明猪的重量;杀了跑在街上没人管的猪,就贴出布告,说明重量,要失主前来领钱。苗族同胞下山后,见红军不但照价给了钱,还特意招待他们吃饭,就不害怕了,张云逸等则趁机向他们宣传红七军的政策。苗族同胞知道了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后,就自发地帮助红军筹粮,为红军带路。红军仅用了几天就秘密通过了苗山。

  榕江县城即古州镇,依山傍水,城西北有一座土岭,城东为榕江,周围是由青石砌成的高大坚固的城墙,易守难攻。4月30日中午,张云逸、李明瑞指挥部队偷袭榕江。但当红军兵临城下时,被驻守城墙的黔军发现,偷袭遂变为强攻。守军虽战斗力不强,但凭坚据守,红军没有重武器,攻城的云梯也不多,从中午打到下午4时也没有突破敌人的城池。为此,张云逸、李明瑞与前线指挥员李谦根据守军的兵力部署,重新确定主攻方向,组织部队再次攻城。部队在“攻下榕江城,迎接五一节”的口号下,奋勇作战。连长李天佑带领12名特务连突击队员,踩着云梯,身揣竹钉,奋力登城。最后,在火力的掩护下,李天佑等攀上城墙,击退守军,打开了城门。红军突入城内,守军抱头鼠窜。至下午5时许,红军以伤亡约300人的代价全歼守军,缴获山炮1门、电台1部、子弹10万余发、迫击炮2门、机枪2挺,步枪数百支和大量军需物资。

  此后,红军在古州城驻了3天,宣传教育群众,并收得10多万银元的税款,部队士气大震。

  榕江大捷后,前委本“欲直出湘南,但因未与第三纵队联络好,故又折回河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8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四章  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标题>=三、回师百色,发展红七军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主力回到河池后,5月中旬与从东兰县武篆赶来的邓小平会合。邓小平随即主持召开了红七军党员大会,传达了1930年1月中共中央《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指示信。这封指示信要求红七军应“以东兰为中心深入土地革命,以与广东福建朱毛红军相呼应而达到汇合的前途”。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讨论了红七军的下一步行动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湘南敌驻有重兵,不易通过,暂时无法和朱毛红军会合;百色地区自红七军离开后,失败情绪非常深,红七军需要回右江一个时期;回右江可以扩大红七军;回到百色可以解决服装、经济问题。大家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最后,会议决定收复百色和右江沿岸各县,深入土地革命和改编红七军,联络红八军第一纵队,三个月后向外发展。

  6月上中旬,红七军前委和军部率第一、第二纵队从东兰、凤山回师百色。途经百色以北之龙川附近的岩邦村时,获悉桂军岑建昌部数百人正在追击农民赤卫军,张云逸与李明瑞研究决定,由农民赤卫军将敌引至世家村雅尾山谷中,红七军主力在此设伏。敌人不知是计,一直追到雅尾山谷。顿时,山谷内枪声四起,敌人留下100多具尸体逃跑。

  这时,百色只有岑建英团、税警团和民团700多人驻守。张云逸与李明瑞决定分兵三路进攻:一路由城东南进攻,一路由城东北进攻,一路由城西进攻。战斗打响后,第一纵队从城东南迅速突破税警团和民团的防守,占领观音堂一带陆地,但从城东北进攻的第二纵队第一营在长蛇岭进攻受阻,岑团凭借一座钢筋水泥筑成的两层大碉堡负隅顽抗,第二纵队至天黑还未攻下。次日拂晓,部队继续进行长蛇岭攻坚。为拿下敌人的主阵地,张云逸与李明瑞、龚鹤村亲自指挥,并拉来了山炮。对此,莫文骅这样写道:“我以八五生的【“生的”为centimetre(厘米)的中文音译简称。八五生的山炮,指口径为8.5厘米(亦可称85毫米)的山炮。】山炮、迫击炮、机枪猛烈射击,战斗二天,未下。最后一天黄昏时将山炮移至敌碉堡五百米处攻击,那时只有三颗炮弹,李总指挥、张军长、龚参谋长及所有的炮兵专门人才均集中炮兵阵地指挥。响第一炮,即穿过炮楼,第二炮又中,我步兵原已攻至碉堡百米处伏下,此时即猛攻。敌退了,主要阵地一失,全线溃败。我即重占百色城”【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印,第28页。】。

  百色战斗,红七军共歼敌700余人,缴枪500多支、迫击炮2门、子弹4万余发。之后,红七军主力在农民赤卫军的协助下,相继收复了奉议、恩阳、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城,迅速恢复了右江沿岸地区。

  1930年夏天,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为策应冯玉祥和阎锡山反对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组成桂张联军北上湖南。蒋介石遂命令云南卢汉为总指挥,调滇军三个师进攻南宁,抄袭桂张联军的后路,牵制其北进。为此,滇军张冲师一万多人来到百色城下,要求红七军让出百色至南宁的右江走廊,并保证畅通无阻。

  鉴于滇军势力强大,红七军主力从百色一直撤至平马附近的乡村,让滇军通过。然而,滇军如果长期占据右江走廊,红七军的发展即成问题。为此,前委研究决定,伏击滇军辎重部队,缴获一批武器弹药,然后再收复百色城。

  据此,张云逸、李明瑞等经过周密侦察,决定在红七军第一、第二纵队和果德、思林的农民赤卫军在思林县的鹧鸪坳设伏。1930年7月中旬,滇军张冲师主力渡过右江向果化方向前进,辎重部队进入鹧鸪坳。埋伏在道路两侧的红军遂两面夹击,缴获部分物资。张冲得知辎重部队被袭,立即调主力回师与红军激战。红军经过五昼夜战斗,打得滇军不敢恋战,急忙向南宁而去。从此,“滇军对红军的威力甚为佩服,再也不敢轻视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5页。】此战,共歼灭滇军600余人,红军和赤卫军亦伤亡400百余人,并使红军在榕江、百色缴获的子弹大部消耗。

  鹧鸪坳伏击战后,红七军主力向西开进,准备收复百色。途中,前锋第二纵队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叛变。他勾结少数反动排长,杀害营长、副营长,胁迫该营大部逃往百色,投降滇军。收复百色的计划因此不能实现。

  邓小平、张云逸等遂率红七军在平马、田州、思林、果化一带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恢复和建立各县的苏维埃政权,组织农民赤卫军,开展土地革命。经过3个多月的工作,使全区的中共党员发展到1500余人,同时大量建立了农民赤卫军,使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随着右江苏区的恢复和发展,红七军也不断壮大。这时,第一、第二纵队的每个连均达到八九十人,并以奉议、平马、果德等县赤卫军组成第四纵队。

  在部队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张云逸等率红七军在平马进行整训。为此开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教导队,专门培养连排基层干部。张云逸参加在平马城隍庙举办的教导队开学典礼并讲话,勉励学员们认真学习,提高军政素质,为以后的革命工作打好基础。他多次为教导队讲课,有针对性地讲授武装斗争、士兵管理、军事战术技术等课程,还深入学员课堂、宿舍、训练场,了解学员学习、生活和训练情况。教导队的开办,基本上弥补了基层干部的缺口。

  当然,在红七军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例如,在把地方部队编为主力部队的同时,没有采取循序渐进、逐步升级、同时留下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发展的办法,而是“许多地方集中得过快过猛,没有经过上述的步骤,甚至有的把地方武装连根拔,一个不剩地都编到主力军来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6页。】这不仅不利于打击地主豪绅武装,而且引起了地方一些同志的不满。另外,在消灭地主武装的问题上,分兵不够,“没有将部队化整为零,同时也没有与地方武装及农会进行很好分工,而是胡子眉毛一把抓”【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7页。】,因而效果欠佳。20世纪60年代,张云逸对这两点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当时还缺乏经验。尽管如此,红七军经过游击桂黔边和回师百色,在政治、军事、宣传与发动群众工作上,都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并得到提高,逐渐成长为一支既能打仗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军队。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19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五章  千里转战会合朱毛红军

<标题>=一、河池整编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即邓岗)一行到达平马。10月2日,红七军前委召开会议,邓拔奇在会上传达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6月16日《中共中央给军委南方办事处并转七军前委的指示信》和南方局9月3日指示信精神,命令红七军迅速向柳州、桂林发展,沿途制造地方暴动,夺取柳、桂,出小北江,进攻广州。

  邓拔奇、陈豪人、龚鹤村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等则持有疑义。据张云逸回忆:“当时,不少同志感到两广军阀很多,有一定的势力,一下消灭是有困难的,对中央的这个指示存有怀疑。记得那时小平同志就不大赞成打大城市和北上;雷经天同志也有不愿把地方部队调走的思想;我也认为我们的部队只有一万多人,力量还不够大,也不大同意。但中央代表邓岗及陈豪人、龚鹤村等人则极力主张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有借这个问题不要小平同志当政委的企图。我感到如果反对的话,势必引起分裂。因此,我对小平同志说:我们暂时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吧,待走不通时再说。小平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0页。】最后会议决定:将红七军的四个纵队整编为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其中第十九、第二十师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第二十一师留在右江苏区坚持斗争;红七军主力则由凌云转向河池,以便联络红八军第一纵队;在河池举行阅兵式以鼓舞士气,并召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其实,中共中央于1930年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强调要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扩大红军。但红七军包括邓拔奇当时并不知晓。

  前委扩大会议后,10月4~6日,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在平马、田州分别召开誓师大会。随后,部队由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向西绕道百色、凌云、天峨、南丹向河池集中。为联络红八军第一纵队,张云逸和李明瑞还派出人员到黔桂边境去寻找。

  10月16日,部队从凌云县城陆续到达同乐镇(今乐业),但途中发生了第四纵队第二营营长罗明山假借纵队长命令,欺骗士兵,连夜率五个连逃回右江的事件。由于这些农民赤卫军有的刚从地主豪绅武装转变而来,不是一时所能改造的,为保证按时在河池集中,军部没有派部队去追。

  在北上途中,张云逸获悉由红八军第一纵队参谋长袁也烈率领的400余人进入凌云县境内,遂率红七军第一纵队第一营前往迎接。

  红八军第一纵队在龙州起义失败后,为寻找红七军,历时半年多时间,艰苦转战7000余里,粉碎了敌人无数次围追堵截,终于得到了红七军在凌云县境内的消息,遂渡过南盘江,与张云逸率领的接应队伍于10月23日在凌云县讲肥村岗里屯(今乐业县上岗村)会合,其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对此,袁也烈回忆道:“突然,前面一个骑马的指挥员,迅速跳下马来,十分高兴地向大家招手,叫队伍过来。这就是红七军军长张云逸,他一听到前哨的报告就赶来了。大家看到张军长高兴极了”,指战员们“整理服装,戴好军帽,排好队伍,迈着正步,从他面前走了过去。接着,就是一系列的令人激动的两个部队会合的场面”【袁也烈:《苦战七千里》,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65~866页。】。

  11月初,红七军各部队先后到达河池。11月7日,张云逸参加了在河池县城凤仪小学召开的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会议确定了红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在此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省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迅速打到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98页。】为了具体执行这一方针,会议认为打柳州暂时困难,先在其周围创造相当基础,然后再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会议还改选了红七军前委,张云逸仍为委员;成立士兵委员会,由陈豪人任书记。会后,对部队进行整编。

  部队整编后,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龚鹤村任参谋长,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和炮兵营、特务营、教导大队。原第一、第三纵队改编为第十九师,龚鹤村兼任师长,邓小平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五十五、第五十六团;原第二、第四纵队和原红八军第一纵队400余人改编为第二十师,李谦任师长,陈豪人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团。第二十一师,只留番号,由师长韦拔群、政治委员陈洪涛回右江重建。军部还直属炮兵营、特务营、教导大队等,全军共7000余人。

  9日,张云逸与邓小平、李明瑞等陪同邓拔奇骑马检阅部队。邓拔奇代表中共中央宣读了红七军及其各师干部的任命名单,并向红七军及其三个师各授一面军旗。

  经过整编,韦拔群把从东兰、凤山根据地带出来的约2000名优秀战士和最好的枪支毫不犹豫地交给了北上部队,自己只带着百八十人回到右江坚持斗争。9日晚,张云逸送别韦拔群。对此,张云逸在回忆中这样说:“在他返回根据地的那天晚上,我曾送他二三十里路。我们一面走一面谈,主要是鼓励他顽强地坚持斗争;说明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多,总的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困难也一定是很多的,斗争是非常艰巨、复杂的。当时,他很谦虚地要我提出批评,我说:‘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优点很多;只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对旧的关系舍不得丢掉,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干革命,主要应靠共产党员,重用思想进步的同志,亲戚朋友等旧关系是靠不住的。’他对这个意见表示诚恳接受。我们一路上谈谈扯扯,不觉已走了二十多里路了,他见我只带两个警卫员,恐怕路上发生意外,又一面谈,一面送回十几里,到离河池只几里路了,我们才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1~972页。】

  以后,韦拔群率领新组建的红二十一师(后改称独立第三师),粉碎了桂系军阀和地方民团数万人的“围剿”,在残酷的环境中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直到1932年10月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张云逸没有想到,河池相送竟成为自己与韦拔群的最后诀别。

  1959年,张云逸为《韦拔群》一书作序。1962年3月8日,张云逸在南宁又为韦拔群专门题词,评价他光辉的一生:“韦拔群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壮族人民卓越的革命战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广西右江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之一。他在长期与敌人斗争中,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劳动人民无限热爱,英勇顽强,艰苦朴素,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党为人民流尽最后的一滴血,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拔群同志在党领导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坚强的革命意志,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张云逸参观韦拔群同志纪念碑时的题词。】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0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五章  千里转战会合朱毛红军

<标题>=二、“进攻碰壁”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0年11月10日,张云逸与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红七军主力离开河池东进。11日,红七军占领怀远镇,并在此筹款数万银元。前委原计划由怀远攻打庆远,但因庆远有敌重兵把守,在邓小平、张云逸的建议下,部队遂由怀远向北,向天河县挺进。

  红七军由怀远北进后,国民党桂系军阀迅速调集部队围追堵截。当红七军行至四把坳时,天河县民团千余人前来阻击,被一阵炮击作鸟兽散,红七军进占天河。之后,红七军继续北进。18日11时,红七军先头第二十师进至罗河西南的四把村,遭遇从庆远开来的桂军覃连芳教导师,双方立即为争夺该村制高点佛子坳展开激战。张云逸、李明瑞指挥红二十师先敌抢占佛子坳进行阻击。这时,桂军杨腾辉师也从柳州赶来,向后卫红十九师发起攻击。战至下午4时,红二十师击退覃师的多次进攻,守住了阵地,但红十九师未能将杨师击退。为避免不利决战,张云逸与邓小平、李明瑞商量后,决定回师天河镇。下午5时许,红七军突破杨师防守向天河转移。杨师则尾追红军至天河,覃师则去了长安(今融安县城)。四把村遭遇战,红七军歼敌500余人,自己也伤亡了300余人。

  在向天河转移途中,有的同志主张将伤员寄养在当地群众家里,张云逸坚决不同意。他说:这里不是我们的根据地,将受伤官兵寄养在这里危险性太大,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不能丢下他们不管。于是,官兵们发扬阶级友爱,抬着伤员转移,没有丢掉一兵一卒。到此时,张云逸等第一次“体会到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的困难,真正好像是儿子失掉了母亲一样。”【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3页。】

  红七军在天河与敌隔河相持了三天后,甩掉敌人,突然北进,25日到达地处九万大山的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三防镇,在阴雨连绵中进行了数天休整。在三防休整期间,红七军召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决定下一步的行动问题。在陈豪人的主张下,会议决定攻占长安,解决部队的给养补充。

  长安是桂北的一个商业重镇,位于融江西岸。红七军如能夺取,对解决补给及下一步作战当然十分有利,但镇内驻有桂军韩彩凤独立师和覃连芳师各一个团,有两道防线,易守难攻,并且在融江上还架起浮桥,以便东西策应。12月5日下午1时许,张云逸与李明瑞等指挥红十九师从南面发起进攻,以红二十师在北面钳制敌人,至黄昏对长安形成钳形包围。入夜,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后,与敌展开巷战,敌人凭借坚固工事拼命抵抗。次日,红军向镇中心推进,双方展开拉锯战。第三天中午,为迅速攻占长安,张云逸与李明瑞调整部署,下令发起总攻。红军西线部队向镇中心突入,南线部队也接近了浮桥。守军见情势危急,遂炸断浮桥,向桂林求援。正当红七军与守敌全力争夺镇中心时,杨腾辉派一个团赶到,与红军南线部队发生激战。鉴于敌人援军已到,部队弹药消耗太大,攻击力减弱,张云逸与李明瑞等研究后,于8日午夜下令撤出战斗。

  长安之战,红七军虽歼敌600余人,并使敌师长覃连芳受伤,“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惊呼红军“全是北伐老兵”,但自身亦伤亡300余人,未能达到预定的作战目的。

  后来,张云逸回忆说:长安未克,“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对立三路线打大城市的错误,还没有很好的认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3页。】

  12月12日,红七军北上到达桂黔边的古宜县(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县城)福禄镇,休整一天。

  这时,由于四把村、长安两仗受挫,部队的伤员越来越多,指战员的情绪不免有些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军部利用休整时间,召开全体军人大会,鼓舞士气。张云逸在会上提出了“石头硬还是水硬”的问题。他说:“表面看石头比水硬,但实质它并不硬,它连一滴水珠都经不住;不信,你们看房檐下的石头不就是被滴水冲凹了吗?洪水还可以把石头搬家,那小石块就只好变成细沙了。白军再硬也必定要失败!红七军是工农军队,是汹涌澎湃的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巨浪,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红七军前进的道路。同志们,不要单单看金城江和长安这两次战斗,这不等于是敌人的胜利。革命的胜利,不是一两仗就可以打出来的,需要艰苦地斗争。我们主动撤出,这正是为了今后的胜利。干革命要有远大的目标,我们的家乡成立了苏维埃,这只是革命胜利的一部分,我们要有解放全中国工农群众的伟大理想!只有全中国受压迫、受剥削的群众都得到解放,革命才是真正的胜利。”【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3页。】他深入浅出的道理,深深地打动了官兵,提高了部队的士气。

  与此同时,红七军前委在福禄研究了是否打桂林的问题,由于意见不一,于是采取一个变通办法,派第五十五团政治委员黄一平率20名骨干化装潜入桂林作内应。部队遂东进古宜,准备打桂林。行进途中,张云逸等得知古宜有敌驻守,柳州的敌人已增援桂林,遂放弃打桂林的打算,率部向北。部队经贵州边境的水口等地复入桂境,然后翻越布贡山,于19日进入湖南双江县(今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坪坦。21日占领双江县城,24日占领绥宁县城。由于老百姓把红军当成了桂军,纷纷逃避,两座县城都是空城,部队给养无法解决,于是部队于25日到达武冈附近。

  红七军“至绥宁得报,始知国民党以全力对付江西红军,前委当时乃决定迅速出广东北江,发动群众,以牵制敌广东部队,再向江西进攻,以为江西红军之声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此时已是严冬,红军官兵们仍穿着单衣,解决给养成当务之急。本来前委并不打算攻打武冈,当得知武冈只有民团七八百把守时,遂于12月25日在距武冈20里的木瓜村决定攻城,以补充给养。

  武冈的城墙用青石筑成,高5丈,宽3丈,城的南面和东面有资水环绕,易守难攻,历史上就有“铁打武冈城”之称。接到命令后,红五十五团随即发起奔袭,由于民团顽抗,进攻受挫。夜10时,为迅速拿下武冈,张云逸和李明瑞等指挥红七军强攻武冈城。由于民团凭坚固守,红军猛攻四昼夜又未奏效。29日,张云逸、李明瑞根据守军火力逐渐减弱,缺乏弹药的情况,调整部署,以第五十五团挖掘坑道,准备实施坑道爆破,军主力待城墙炸开后发起总攻。然而,正当红军准备以炸药破城、攀云梯登城之时,湘军三个团在两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武冈增援。红军被迫停止攻城,向南撤退。此战,红军伤亡500余人,第五十五团团长何莽牺牲。

  30日,红七军从新宁县窑市(今崀山镇)进至广西资源县的梅溪镇。31日,张云逸等让部队找来渡船,架起浮桥,抢渡梅溪河,过河后炸掉浮桥,甩掉追兵。1931年1月1日,红七军进入广西全州境内,之后击溃桂系杂色部队一个团,于2日占领全州。

  到这时,红七军从离开右江苏区转战桂黔边已近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伤亡、减员三分之一,广大指战员对中共中央关于攻打桂林、柳州的指示产生了怀疑。为此,红七军前委在全州关帝庙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认为,攻打桂林已不可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找一个地方发动群众,休养补充,安置伤兵。张云逸、邓小平等在发言中总结了北上以来攻城夺寨、强攻硬打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力主放弃攻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在严重的事实面前,邓拔奇、陈豪人也开始动摇【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印,第35页。】,不得不接受大家的意见,“前委对七军的行动问题,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时间之休息,并决议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湘、粤、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编辑组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80页。】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离开红七军,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这样,全州前委会议就成为红七军北上转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红七军在全州休整了三天,筹集经费数千银元。为充实作战连队,张云逸和邓小平等还把红七军由两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两个师三个团,撤销第五十九团建制,将该团官兵补充到其他团。

  本来,张云逸等打算在这里为指战员做上棉衣,但由于桂军一个师从桂林扑来,5日红军向东南转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1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五章  千里转战会合朱毛红军

<标题>=三、激战梅花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1年1月7日,红七军占领道州(今道县)。道州是一个较大的县城,前委决定通过向商人派款,筹集经费。但由于不法商人勾结湘军来攻,部队不仅没有筹到钱,而且被迫连夜撤退,向江华转移。

  道州到江华90里。此时的湘南山区,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广西右江籍的指战员从来没有见过雪,多数人还穿着出发时的单衣草鞋,不少战士被冻僵,80多名指战员被冻死。但官兵们发扬阶级友爱,身体强的帮助身体弱的,张云逸、邓小平等把自己的坐骑用来驮行李,第二十师师长李谦一个人就扛了五六支枪。就这样,红七军于9日占领江华县城(今沱江镇)。

  前委原来估计江华、临武一带总会有一点党和群众的基础,可以落脚休息。但到了江华才知道,这里一点基础都没有。为此,邓小平、张云逸等在江华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御寒和下一步的行动问题。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没收反动官僚地主的财产,购买和征用大商户的御寒物品,然后转向湘桂边的桂岭山区开展工作,进行短暂休整,再图发展。御寒物品征集来后,由于无处做衣服,指战员们“便把五颜六色的布裹在身上”【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5页。】。

  11日,部队集合出发时,突然枪声四起。原来,江华的不法商人不仅从背后袭击红军,还引来湘军追击,致使红七军损失了担任后卫警戒任务的一个连。

  红七军长途跋涉,需要解决数千人的给养问题。而道州、江华两地的教训,使张云逸等开始考虑如何对付不法商人。对此,张云逸回忆说:“我们在道州、江华接连吃了两次亏。这里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当时我们没有抓人为‘质’。如果我们在道州扣留伪商会的几个负责人为质,他们是不敢不交钱的,更不敢招引国民党的军队来。如果我们在江华抓了几个‘头子’(如当地豪绅和保、甲长)为人质,到我们走时再放出来,他也不敢向我们袭击和招引敌军打我们。离开江华后,我们总结了‘抓人为质’的经验,以后再也没有上类似的当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6页。】

  红七军翻过湘粤桂三省交界的老苗山,14日到达广西贺县(今贺州市)的桂岭。桂岭是贺县北部的一个重镇,地主豪绅及民团势力强大,其周围都是炮楼。红七军到达后,地主豪绅裹胁老百姓躲进了炮楼,连粮食、猪、牛等也都集中到炮楼。为解决给养,张云逸等向他们说明红军只是路过的,但地主豪绅就是不卖给红军粮食。于是,张云逸等让部队向这些炮楼喊话:如果不卖给红军粮食就打!这才迫使地主豪绅们从炮楼上吊下粮食和猪肉与红军交易。

  这时,红七军由出发时的7000余人减员近半。为了充实基层和便于指挥,前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将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干部降级使用。部队缩编后,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原第十九师缩编为第五十五团,下辖两个营,龚鹤村兼团长,第一营营长章健、政治委员袁任远,第二营营长张翼、政治委员陈漫远;原第二十师缩编为第五十八团,下辖两个营,李明瑞兼团长,副团长李谦,第一营营长李谦(兼)、政治委员麦农本,第二营营长李显、政治委员黎心诚;其他干部编入教导大队(军事训练所)。

  鉴于桂岭地区地主豪绅势力强大,张云逸、邓小平指挥红七军经湖南江华县的大夕(今大锡)、码市,于1月17日到达广东省连州的东坡圩。这里是教导大队大队长冯达飞的故乡。经宣传动员,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红七军,部队给养得到部分解决。前委在东坡圩研究了是否打连州的问题,认为如打连州,北江就不易通过,就一定要在连州一带建立根据地,但估计敌军在北江尚无重兵,通过北江是可能的,因此决定到北江的湘南宜章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据此,张云逸等于18日率部向东北行进,到达星子圩。20日,当部队准备经宜章县的黄沙堡向广东乐昌县的坪石方向前进时,获悉湘军已有两个团占领黄沙圩。龚鹤村说黄沙圩有一山坳甚险,如湘军有千余兵力把守,就难以通过。前委遂决定南下夺取连州,彻底解决给养问题。

  当晚,红七军先头部队占领连州城南的商业区。21日,为攻克老城,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发起攻城作战。22日,敌人从老城向城南的商业区街道投掷燃火油和火药包,引起数十家商铺或民宅着火。张云逸等遂命令停止攻城,指挥部队救火,抢救商家物资。红七军此举赢得了连州商界的普遍欢迎和拥护,商会筹得了四万银元前来劳军,基督教会办的惠爱医院安置了数十名红军重伤员。

  红七军到达连州,粤军、湘军前来“围剿”。23日,前委获悉粤军邓辉、黎道明两团和湘军唐伯寅团向连州扑来。24日,部队向东到达西江村。在西江村,前委于24日开会,讨论是在乳源还是在连州建立根据地问题,但没有结果,25日前委继续讨论,最后决定到湖南宜章和广东乳源地区建立粤北根据地。据此,部队于26日由西江村向北,重返星子圩,准备攻打广东昌乐县的坪石。27日,部队经黄沙堡时与湘军唐团发生战斗,遂绕道向广东乳源前进,在宜章县的迳口村,击溃湘军一个营。这时,中共湘南特委驻粤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谷子元与红七军联系,并于30日将部队带到广东省乳源县的梅花圩(今属乐昌县)。

  红七军前委在中共湘南特委驻粤工作委员会处看到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和紧急通告(即停止执行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的计划),决心以梅花圩为中心,创建粤北根据地。前委之所以“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是因为这个地方如果创造成了一个巩固的基础,影响湘粤均极大,因该处离乐昌、韶关、宜章均近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3页。】

  2月3日晨,张云逸等获悉,粤军邓辉团扑来。前委研究决定,歼灭该团,为创建根据地打下基础。张云逸等遂展开部署:将指挥部设在梅花圩西北的棉花庙,以第五十五团控制圩西南的高地,以第五十八团控制圩东北面的高地。

  中午时分,战斗首先在五十五团阵地打响。敌人连续猛攻,防守前沿阵地的五十五团一个连大部牺牲。

  这时,张云逸等发现,粤军不仅火力十分猛烈,而且其后续部队还在不断涌来。原来,进攻之敌不是一个团而是粤军的三个主力团,并有地方团队配合。为加强作战指挥,张云逸赶到五十五团,邓小平和李明瑞赶到五十八团。

  张云逸到达五十五团时,正是前沿阵地最危急的时候。为把敌人压下去,张云逸命令该团第一营营长章健率部从侧翼插入敌阵,邓小平、李明瑞也命令五十八团第二营营长李显率部增援并从侧翼迂回敌人。章健率部连续发起六次冲锋后,最后被手榴弹炸倒,五十五团阵地再次告急。这时,李天佑奉命率军部特务营杀入敌阵,打垮了冲锋的粤军,才巩固了阵地。

  从下午3时开始,粤军分三路向红军全线进攻。五十八团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李谦率部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七次冲锋,在黄昏发起第八次冲锋时,不幸腹部中弹。

  李谦牺牲前,他的警卫员跑来向张云逸报告:“李师长要见张军长。”张云逸跟李的警卫员走去,只见一个同志背着李迎面走来。张云逸赶上去与李握手,询问伤情,李向张云逸告别说:“我不行了,你们坚决继续前进吧!我不能同军长一起走了,你要保重、保重!”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

  鉴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红七军黄昏后撤出战斗。

  梅花之战,红七军虽歼敌1000余人,但自身也伤亡了700余人,干部伤亡过半,除李谦、章健等牺牲外,龚鹤村、李显等负伤。如此损失之大,为红七军成立以来所未有。

  部队损失惨重已使张云逸痛苦万分,李谦的牺牲更使他伤心落泪。莫文骅回忆说:“这一役损失约七百人,队伍的极大伤亡,特别是李(谦)的牺牲,使张军长哭了!因为沉着英勇的何莽团长及刚毅勇猛的李师长,是张军长的左右手,现在都牺牲了,广西子弟,至此已大部伤亡!使他异常痛心!”【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印,第3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2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五章  千里转战会合朱毛红军

<标题>=四、北上湘赣苏区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4日凌晨,张云逸等率部队到达梅花圩东南的大坪乡杨家集会合。之后,前委召开会议,鉴于梅花圩失利无法在粤北立足,“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苏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编:《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出发前,张云逸等把龚鹤村、李显等伤员交中共地方组织安置,留下教导大队60多名骨干和300余支枪给湘南特委驻粤工委,以便使其坚持该地区的游击战争。

  5日,红七军来到乐昌以南、韶关以北的杨溪(今属乳源县)渡口,准备在此东渡乐昌河(武水)。本来,张云逸等决定5日拂晓开始渡河,但由于兵疲足痛,部队上午10时、军部12时后才赶到渡口,错过了最佳的渡河时机。部队四处搜寻,只找来了两条船。于是,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先渡河,张云逸率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殿后。由于河宽船少,至黄昏时分才过了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连。这时,粤军郭润华团分别从乐昌、韶关乘汽车赶来。邓小平与李明瑞指挥过河部队与敌展开激战,以掩护后续部队过河。然而,由于敌人攻势凶猛,河东部队被迫突围,夺路东进,向仁化方向撤退。粤军封锁了渡口,张云逸率没有渡河的七八百人连夜后撤30里,来到乳源县的一个瑶族聚集的山村,同时派人到梅花圩找中共地方组织的同志联络。

  从此,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

  到这时,离开了根据地,现在又离开了红七军主力,摆在张云逸所率七八百红军指战员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必须拿出破釜沉舟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才可能实现与朱毛红军会师的目的。为此,张云逸对部队进行政治动员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这就是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杀出一条血路,会合朱毛红军去!这是一条生路,也是唯一的出路!”

  为了把部队带到江西,张云逸于6日决定:军直的所有人把伙食担子全部丢掉,统统拿起武器,编入第五十八团,以黄子荣任团长,叶季壮为团政治委员。全团编为两个营六个连。

  莫文骅见证了这一历史瞬间,他说:“经过张军长一番的动员、解释及组织,使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是在生死关头,不齐心不拼命即有死路一条,我们现在死中求生,开小差,怕死,就是找死。张军长如此坚定,感动了战士。这样战斗情绪又鼓起来:挑伙食担的,换成拿枪的;拿棍子走路的同志,把棍子抛掉也拿起枪来;伤员病员也愿随走,干部下连,降级使用,大家一条心,队伍又复活了!”【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印,第38~39页。】

  这时,地方党的同志来了,商量如何过河。张云逸吸取了上次渡河的教训,认为白天渡河容易暴露,河面太宽费时太多,于是决定夜间在乐昌上游和坪石镇下游间渡河。关于渡船问题,决定由地方党的同志扮作商人,到坪石镇以“运粮”为名租船,开到下游。为确保渡河成功,张云逸还做好了截船过河的准备。

  7日夜,张云逸率部向昌乐河南岸的老爷庙渡口前进。他回忆道:“那天晚上,下着大雨,路上很滑,加上天空漆黑,一不小心,就要跌跤,许多同志都弄得污泥满身,我也摔倒了四五跤。每人的心里都担心着这次偷渡能否成功。这时随军行走的还有几十个小孩,他们是从右江跟部队出发的,由于这时情况非常危急,过河时很可能遇到战斗,为了不使这些小孩无谓牺牲,我们将他们留下来,托当地党组织照管,但是他们都不愿离队,偷偷地又勇敢地跟着部队后尾走来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0页。】

  部队赶到河边,从坪石“租”来的船也开来了,时间不长部队就抢渡完毕。之后,张云逸率部经天堂岭到达黄圃司(今广东乐昌县黄圃镇),8日从塘村进入湖南宜章县境。

  宜章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广泛开展的地区,也是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举行湘南起义的地方,群众基础较好。当地群众为全国到处都有红军而感到高兴,主动为红七军当向导。为避免将来被地主恶霸报复,他们又要求用绳索将其捆绑,以表示是被“强迫”的。

  张云逸率部进入宜章后,即派人四处打探五十五团。2月9日,部队在宜章县里田附近的上渡村休息两天。之后,进入郴州,在中共郴州县委书记的亲自带领下,沿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道路,经资兴、桂东,于春节前到达酃县(今炎陵县)的黄挪塘。张云逸估计敌人也要过年,于是让部队在黄挪塘休息一下,杀猪过年。不料,2月17日(大年初一)上午八九点钟,汝城县民团胡凤璋部1000余人奔袭黄挪塘,张云逸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歼其50余人。之后,张云逸又率部游击宁冈,2月下旬转到酃县水口镇下村休整。

  3月14日,湘东南红军独立师第三团团长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获悉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到达酃县,立即率部队前来迎接。于是,两部在水口镇会师。

  没想到,两部会合时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张云逸回忆说:“在会师时还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就是那时我们的红旗经过日晒雨淋和多次战斗后,已经破烂了,也不红了。王震同志的部队来时,见我们的队伍不整齐,以为是民团,但冲了几次,冲不动。我们突然遇到这一支武装,也很诧异,于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并说明我们是红军。这一场误会才得到解决,两个部队会师了。”【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2页。】

  两部会合后,一同北上茶陵,寻找红七军第五十五团。这时,湖南国民党军急忙调集新三十一师的独一旅两个团和第十九师一个团,以及茶陵、酃县的民团,企图在茶陵县湖口圩和沔渡之间围堵并歼灭红军。张云逸遂指挥两支部队在浣溪渡西渡洣水,向茶陵县城方向佯动,调动防堵的敌人回援茶陵,接着又东渡洣水,进入根据地的茶陵县尧水东北地区。回援茶陵的敌人发现红军东进,遂又掉头追击。3月24日,当第十九师的一个团及茶陵、攸县、安仁三个县的民团追至高垅以南的将军山地区时,被红军一举歼灭其300余人。可以说,这是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为湘赣苏区人民送上的一份见面礼。

  将军山战斗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湘东南独立师第三团回到莲花休整。中共莲花县委和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召开欢迎大会,为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补充了数百名新兵。之后,张云逸率第五十八团和湘南独立师第三团进驻永新,与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会合。为统一指挥赣江以西地区的红军作战,奉命成立河西临时总指挥部和中共河西临时总前委,张云逸任总指挥,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兼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滕代远任河西临时总前委书记。

  自从红七军被分成两部分后,张云逸能够把一支小部队带到湘赣苏区,实属不易。事后,他总结了四条成功的经验:(1)“不论情况如何紧张,在每天出发以前,我都要向全体指战员讲几句话,对同志们加以勉励;并说明当天出发的目的地是哪里,如果遇到敌人包围,一定要突破包围,在什么地方集中,不要掉队。”(2)“干部深入连队中去。在行军时,有情况时指挥员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以便找方向,指挥战斗;没有情况时,则走在后面,防止掉队,我们的许多干部都是这样做的。”(3)“在行军时,我们注意了沿途休息。十里一小休,二十里一大休,这样不仅可以恢复体力,还便于掉队的同志跟上来。”(4)“我们还特别强调抓紧时间煮饭吃,这不仅解决了战士们的肚饥问题,有力气爬山过岭;更加重要的是当时如果不吃饱饭,就不能战胜敌人。”【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3~984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3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五章  千里转战会合朱毛红军

<标题>=五、东渡赣江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1年4月初,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的同时,调集三个师向赣江以西地区的红军实施“清剿”。中共湘东南特委决定,河西临时总前委、河西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湘东南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粉碎敌军的“清剿”,配合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这时,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第二三○旅占领吉安县永阳、敖城等地,逼近永新县境。张云逸等分析敌情后,决定出击敌第七十七师侧后,首先歼灭永阳之敌,然后再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威胁敌军后方。

  4月4日,张云逸率部进到永阳镇以北地区,随即以湘东南独立师从北面、以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从西面进攻永阳,以红七军第五十八团为预备队。战斗打响后,独立师的两个团迅速攻入镇内。敌人则一面凭借房屋抵抗,一面集中兵力向西反击。第一七五团在敌人的反扑下撤退下来,这使张云逸的指挥部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张云逸身边只有一个排。他一面命令这个排发起冲锋,打退敌人的反扑,一面率两个警卫员迅速爬上山头,观察与指挥整个攻城作战。不久,这个排也退了下来。警卫员叫张云逸马上撤,张云逸没有答应,而是与退下来的战士一起坚守阵地。敌人蜂拥而至,并叫喊着“要捉活的!”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预备队第五十八团投入战斗,该团第四连指导员莫文骅所率的30个战士首先冲了上去,逼退敌人,才使张云逸脱险。最后,第五十八团与独立师协同作战,将敌全部击溃,占领永阳镇。

  作为红七军军长和红军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在永阳战斗中险些被俘,这是张云逸平生作战最危险的一次。

  永阳战斗后,张云逸鉴于敌人在吉安驻有重兵,同时获悉红七军第五十五团正由遂川北上,遂改变向吉安发展的原定计划。经中共湘东南特委同意,张云逸率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南下,4月上旬与李明瑞、许卓率领的红七军第五十五团在永新县天河镇(今属吉安县)会合。这时,邓小平已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

  之后,张云逸因病随军休养,河西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一职由李明瑞接任。红七军与湘东南独立师、第二十军第一七五团配合,于4月中旬取得安福之战的胜利,歼敌800余人。河西红军的作战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河东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4月底,张云逸参加了红七军在永新禾川小学召开的第二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总结了由右江苏区到湘赣苏区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会议选举张云逸、李明瑞、许卓、许进、叶季壮、佘惠、袁任远等为军前委委员,莫文骅为候补委员。

  这时的红七军由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许卓任政治委员,许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五十五、第五十八团,共2600人。

  会后,红七军在湘赣苏区及其附近地区南北转战,调动和歼灭敌人。6月下旬,红七军到达赣县沙地休整。此后,围绕是否东渡赣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问题,红七军前委发生争论。

  张云逸、叶季壮等主张东渡赣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李明瑞等不同意过赣江,主张到上犹、崇义一带的湘赣边区活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为了统一全军思想,张云逸要求许卓召开有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结果多数人赞成过江。恰在此时,从中共苏区中央局请示汇报工作回来的王首道,到红七军传达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命令红七军从速过江。前委的意见这才统一赶来,决定东渡赣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7月11日,在湘东南独立师的护送下,红七军渡过赣江到达良口,并将教导大队和伤员留在河西。此后,部队于12日到达赣县的白露,13日到达兴国县城,22日在雩都县(今于都)的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第十二军会师。从此,红七军隶属红三军团建制,加入了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完成了与朱毛红军会师的伟大历史使命。

  1931年11月15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表彰红七军英勇转战的业绩,授予其“转战千里”的锦旗。

  莫文骅在《红军第七军简史》中写道:“红七军于三○年九月从广西恩隆、奉仪、田州出发,经黔桂粤湘赣五省边境,每天行军作战(只有一次在全州休息四天),行程一万二千里,大小百余仗,历尽艰辛,卒在三一年四月到达永新,由六千四百人减少为二千六百人,七月到中央苏区汇合朱毛,达到了目的。时只留一千三百人(因在湘赣有些损失,及教导队、伤病员留在永新约四百人),然已把这支队伍锻炼成铁一般的,成为党的坚强队伍了。”【莫文骅:《红军第七军简史》,1945年2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印,第41页。】

  从广西兵运到百色起义,从回师右江到转战千里,把一支国民党军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并将其带到中央军区,使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无不浸透了张云逸的心血和艰苦努力。到达中央苏区后,中革军委充分肯定了张云逸为人民军队建设所建立的特殊功勋。

  1933年7月11日,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致电朱德、周恩来:“红军军人本其阶级政治觉悟为自己谋解放,英勇与敌人作殊死战,固是应有职责,然就牺牲本身为整个工农的苏维埃而奋斗有特殊功绩者,应予褒扬奖励,本会特制定三等红星奖章,照下述功绩发给: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的进展有特殊功绩的。第二,某一战役中曾经转移战局获得胜利的。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审核后于八一按其等次发给红星奖章。”

  据此,朱德、周恩来按“有领导红军长期斗争极有功勋的,有作战勇敢带花多次极有战功的,有参加某一战斗挽救危局关系胜负的,有领导白军兵暴的,有建立特殊功勋的”等五类情况,把核准的名单后于1933年7月29日上报项英。其中,张云逸与刘伯承、王稼祥、陈毅、萧克、何长工、罗炳辉、罗瑞卿、陈光、毕占云、滕代远、彭雪枫、陈伯钧、王诤、曾希圣等获得二等红星奖章。正因为张云逸在“领导白军兵暴”和领导“一部革命战争的进展有特殊功绩”,因而获此殊荣。当然,他也是原红七军中唯一获得二等红星奖章的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4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标题>=一、第三次反“围剿”前后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红七军到达兴国后,1931年7月中旬张云逸和李明瑞、许卓带着一个特务连,与红二十军政治委员曾炳春、代理军长萧大鹏一起,前往瑞金向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以及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汇报工作。

  部队在赣江以西的沙地时,张云逸病情加重,到赣江以东后病情越来越重。7月前后,红七军以李明瑞为军长,许卓为代理政治委员,许进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参谋长随军休养。

  8、9月间,红七军先后参加了莲塘、良村和方石岭等战斗,与红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一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0月,葛耀山出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后,在红七军推行王明“左”倾错误,大搞逼供信,造成红七军肃反扩大化,导致李明瑞、许进等被错杀,许卓、沈达飞、雷经天等受到残酷迫害。11月,张云逸被重新任命为红七军军长。他上任后,在与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等一起做好稳定部队工作的同时,率部游击赣南,在会昌、寻邬(今寻乌)一带消灭反动民团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扩大农民赤卫军和红军部队。

  对李明瑞已经由一个军阀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点,张云逸确信不疑。他后来回忆道:“在红七军前委留李明瑞在军中工作的时候,当时以李立三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曾批评我们对李明瑞太幻想了。这是由于他们对复杂的事物缺乏具体的分析,而做出简单的结论。当然,一般说来,一切军阀本质上是反动的,不容易改造过来。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经过我们艰苦的工作,环境是可以改变人的,个别军阀是可以转变过来的,从李明瑞参加革命后的转变情况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4页。】中共七大时,李明瑞及其他红七军被迫害致死的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红一方面军番号撤销,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12月,由于中革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左权于宁都起义后出任红十五军政治委员,张云逸被调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副部长兼作战科科长。1932年初,作战科改为作战局,张云逸仍兼任局长。从此,张云逸离开了红七军。1933年6月,红七军与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的第五师。从此,红七军番号撤销。

  总参谋部是中革军委领导下负责作战指挥、情报收集、通信联络、行政管理、军事训练和武装力量建设等任务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而作战局又是协助中革军委和总参谋部具体负责作战指挥的机关,称军委一局。张云逸出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副部长兼作战局局长后,除协助总参谋部部长叶剑英抓好总参谋部的工作外,以主要精力搞好作战局的工作。

  当时,军委一局下辖作战、机要、管理等科,机关业务人员基本上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的原班人员。但与原红一方面军参谋处相比,军委一局不仅人员增加,而且工作范围扩大,除主要面向中央苏区红军部队外,还要掌握其他苏区主要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活动情况,除掌握正规红军的作战情况外,还要掌握地方武装如江西、闽西、湘赣和湘鄂赣等军区部队的组建和作战情况。

  由于军委一局承担着草拟中革军委的作战命令【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总部的作战文电,多由中革军委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或总参首长亲自拟稿,有时也授意一局局长或参谋草拟后呈签,然后经机要科加密,经电台发出;或由一局文印员刻写油印,盖章后由专门人员送出。】、向中央苏区各部队和地方武装力量传达命令指示,组织共同作战的侦察、通信和行军宿营,掌握敌我动态、实力和主官情况,统计战果,整理作战经验,承办红军编制事宜等任务,中革军委领导人有关军事工作的决策、作战指挥和情况掌握,主要是通过一局来实现的,所以一局在总参谋部中起着“中心机关”的作用。为完成这些复杂而繁重、计划性时效性极强的任务,张云逸要求作战局全体人员要有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必胜信心,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要认真领会和坚决贯彻中革军委领导人的意图,善动脑勤动手,有参有谋,当好“活字典”。

  张云逸出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副部长兼作战局局长之时,正处于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向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张云逸一面随中革军委赴前方指挥作战,一面着手各级司令部的正规建设。

  在作战方面,他参加了中央红军的六次进攻战役。在作战过程中,由于侦察工作是组织战斗的第一步工作,是指挥员定下决心的基点,是完满作战计划的主因,是战斗过程复杂环境中达到机动的先决条件,所以张云逸把做好侦察工作作为一局的首要任务。为此,他不仅派参谋去做,有时也亲力亲为。

  1932年2月,奉苏区中央局之命,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等部进抵赣州城下,准备拔掉国民党军楔入赣南的这颗钉子。但赣州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红军从2月4日开始到月底,两次强攻均未奏效,且伤亡很大。张云逸率作战局随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等进驻红三军团指挥部。为弄清敌情,他深入红五军团和第十五军等前线部队,了解情况,3月3日晨与总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从红十五军驻地联名发出致朱德、王稼祥、彭德怀的电报,准确汇报了当面敌情。然而,情报再准,也无法改变赣州难以攻克的现实。3月7日,红军放弃攻打赣州。

  漳州战役后,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这样,副总参谋长【从1932年6月起,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主官由部长改称为总参谋长。】张云逸兼任了红一方面军的副参谋长兼第一局(即作战局)局长。7月,红一方面军向赣南进军,张云逸多次率一局人员随总参谋长叶剑英到梅关等地观察地形,侦察敌情。在张云逸等的努力下,红一方面军在南雄水口战役中击溃了粤军15个团,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

  8月初,中革军委决定发起乐安宜黄战役。在张云逸所率一局的参与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叶剑英等拟定了《红一方面军第一期作战计划草案》、《红一方面军关于消灭宜黄敌人的作战命令》等作战计划,分析了敌军动态,明确了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目标,并根据各军团的作战特点和所在地区赋予任务,对行军路线和行动时间都作出了极为周密的部署,从而使红一方面军于8月中旬取得歼敌约3个旅、俘敌5000余人的胜利。

  可以说,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的作战计划拟定得非常正规,对战役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对此也是非常满意的,他于8月28日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说:“此次北上的作战方案,已交弼时同志带去,后在行军过程中又拟有更具体的方案。”“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长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收获伟大成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页。】红一方面军参谋工作的重要进步,与张云逸以及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等重视司令部特别是一局的建设是分不开的。

  9月26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要求各部队在南城、南丰、宜黄地区分兵发动群众的同时,调查敌情,布置战场,以粉碎即将到来的敌之大举进攻。《训令》规定各军团组织参谋旅行团,“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所到地方须将工作结果制成书面及图表,准备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为协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筹划未来的作战,张云逸不仅依靠司令部第二局(即情报局)和各部队提供的情报,还深入前沿,调查、了解情况。10月19日20时,他与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联名致电中革军委,汇报了福建泰宁、建宁一带的情况。之后,他又到南丰县白舍镇江西独立第四师的驻地了解敌情。10月30日,他将收集的情报电告朱德、毛泽东,第二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和政委旷朱权:“(一)南丰确为毛李【毛李,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师长毛炳文、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两部,分驻城厢附近,计毛部两团驻瑶湖市附近,李逆一团驻水东,一团驻水北,余在理塔一带。(二)据敌探供称,敌廿七师师长高树勋、骑四师长关树人均被撤职。骑四师改编两营,在抚州守城”。同时,张云逸还把自己的位置及南丰方面的敌情电告参谋长叶剑英。也正是在司令部第一局及各局的努力下,红一方面军才取得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和金(溪)资(溪)战役的胜利。

  在抓好各级司令部工作方面,张云逸和叶剑英根据部队暴露出来的问题,积极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献言献策,使中革军委在加强司令部工作方面不断向前迈进。

  在张云逸和叶剑英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1932年1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搞好参谋处工作的训令,指出:“目前红军中各军、师参谋处的工作,多数是没有健全地建立起来,可是有些军、师参谋处,却分了很大的力量去编报纸和政治小册子。这样在一般的宣传教育上,似乎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因此反而减弱了自己本身所应做的工作和重复了政治部的工作,殊属不对”。2月1日,中革军委又对各军上报材料分类不清问题发出训令,指出:“查最近日各军来的报告,发现各军工作方式仍旧没有谨严的科学分工,无论什么问题总是放在一封信里。这样不仅不能使上级机关有系统地分送各部处理,而且报告人对于应报告事件,亦不能有详细的陈述。”7月2日,在张云逸和叶剑英的参与下,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根据南雄水口战役中暴露出来的有的部队误报情况的问题,发布《各级指挥员应及时准确报告军情》的训令,强调各级指挥员应不间断地将敌情据实报告;加强军与军、师与师、团与团之间的联络,“使战线一致行动毫无缝隙可乘”;要求军事公文“无论命令、通报、报告,首先要写明发出的时间与地点”;指挥阵地和指挥机关如需移动,必须通知各级指挥机关。

  与此同时,张云逸等率军委一局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1932年6月在红一方面军建立起《战斗要报》、《战斗详报》和《阵中日记》等记事报告制度。规定:《战斗要报》不拘形式,主要包括战斗概要,敌人兵力、番号、特殊装备及动向,当前敌我态势、敌情判断和本部企图,双方损失情况,剩余弹药数等;《战斗详报》包括战前敌我态势,天候气象,战区地理,双方兵力,敌指挥官姓名,本部作战部署及相关命令,作战经过,友邻动作,决战情况,战果,战后态势等;《阵中日记》主要记载上级命令,纵横关系的通报,本部每日位置,行军宿营事项,本部战斗编成及军政主官姓名,作战经过,作战间隙发生情况,地图与实际之差异处,战前战后人员数,后勤及技术作业状况等。这三个制度的建立,加强了请示、报告、值班、统计等各种规章制度,推动了各级司令部的建设,并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张云逸协助叶剑英抓好红军参谋工作的组织制度建设,重视优良作风的培养和锻炼。他身体力行,在行军作战中,总是与作战局住在一起,参加作战值班,向首长直接请示、汇报,按首长意图起草各种文书;要求参谋人员对敌情、决心、部署等各种情况做到准备无误;要求参谋人员请示报告、传达指示快捷及时;要求参谋人员严守岗位、严守职责、严守纪律、严格保密,养成严格的作风;营造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张云逸为形成总参谋部的“直、准、快、严、活”五个字的优良作风作出了贡献。

  1932年6月,为了健全和统一红军的编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张云逸率军委一局拟制了《中国工农红军军团暂行编制表》,由中革军委于9月17日正式颁发。这个编制表规定:军团辖3个军和总直属队(含参谋处、经理处、军医处、无线电队、特务营、工兵连、电话队和山炮连),每军辖3个师及直属队,每师辖3个团及直属队,每团辖4个连(其中1个机枪连)和直属队,每连辖3个步兵排,每排辖3个班;另在军团、军和师设有政治部。这一编制表为1933年6月中革军委制定颁发《中国工农红军暂行编制表》,在军团以下单位实行三三制编组奠定了基础。

  在协助中革军委进行建军和作战的同时,张云逸还于1932年1月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最高军事裁判所委员【1932年1月11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签署通令,任命袁国平为中国工农红军最高军事裁判所所长,张云逸、宋裕和为委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5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标题>=二、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参与军机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出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后,跟随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南征北战。他参加的最大规模的作战就是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10月,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发出的关于要红军抓住国民党“围剿”军的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的方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他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不久,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年底,国民党军集中40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分左、中、右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1933年1月底,蒋介石到达南昌,随后亲自兼任江西“剿共”总司令,企图把中央苏区一鼓荡平。2月,在周恩来、朱德等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以攻南丰不克而实行战略退却,拉开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序幕。

  部队南撤后,张云逸军委一局派出侦察参谋,曾希圣任局长的军委二局(情报局)也开动侦破电台,密切关注着国民党军的动向。

  从2月23日起,红一方面军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南丰以北的新丰街附近地区东渡汝水(今盱江),向黎川佯动,主力则集中于南丰西南、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地区。国民党军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误认为红军主力向黎川撤退,遂以罗卓英的第一纵队在宜黄以南地区集中,然后出广昌、宁都,切断红军归路,配合第二纵队向东、第三纵队向南,歼击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根据陈诚的部署,罗卓英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同时命令其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地区东进,到宜黄以南、洛口以北的黄陂镇与第十一师会合。这样,国民党军第一纵队与第二、第三纵队拉开了距离,并且罗卓英所率的第十一师与其他两个师穿行于深山密林之中,中间隔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联络和协作极为困难。

  25日深夜,曾希圣把破译的国民党军密码电报按照程序首先交给一局。张云逸见到罗卓英纵队孤军深入、且其一个师与另外两个师分离的情报,知道战机已到,立即向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1932年10月,叶剑英调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接任总参谋长一职。】汇报。朱德、周恩来于26日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求歼敌第五十二师;以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求歼敌第五十九师;以红十二军为预备队,随右翼队进行;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第五师在黄陂以北地区牵制罗卓英的第十一师。会后,张云逸立即向各部队传述了由朱德、周恩来签发的作战命令,并与方面军总司令部一起随红五军团北进。27日至3月1日,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地区以大兵团歼击战法,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全部和第五十九师大部。

  黄陂战斗后,红一方面军南撤东韶、洛口、小布地区休整。陈诚令其第二、第三纵队进到黄陂以南地区,与第一纵队第十一师会合。由于不知红军的去向,3月中旬陈诚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将三个纵队编为两个纵队,互相掩护,由宜黄南部向广昌前进,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为创造战机,朱德、周恩来以红十一军在广昌西北部地区积极活动,吸引敌前纵队加速前进,同时从3月15日起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北上,埋伏于宜黄县南部的草台岗、徐庄以南地区,准备歼敌一部。

  3月19日夜,在吴村的红一方面军指挥部里,张云逸和朱德、刘伯承围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分析判断敌人的进展情况。根据二局的敌情通报:“敌前纵队第十四师、第十师、第九十师和后纵队第五师经东陂、新丰向甘竹前进;其后纵队第九师在东陂山区占领阵地;第十一师已进驻黄陂”,显示敌前后两个纵队已拉开近百里的距离。刘伯承、张云逸等建议借敌人分离之机,对敌后纵队进行突袭。朱德采纳刘伯承、张云逸等的建议,决心打敌后纵队,并叫张云逸起草作战命令。敌情之后又发生两次变化,一个晚上张云逸起草的作战命令就三易其稿。最后,在确知敌第十一师已进驻草台岗的基础上,张云逸起草的作战命令经朱德、周恩来签署,于20日3时下发部队。

  这个命令还提出了八点要求和注意事项:“1.各部队行进时,须先派便衣队于当日清晨开往当日各自宿营地带游击侦察,并驱逐敌人游击队,其在前适当地点,以掩护我军运动。2.照前通报注意通信联络。3.各部须轻装。4.各部运动须注意伪装,特别要乘敌人撤收游击及黄昏与夜暮[幕]时,免早泄企图。5.独立五师于攻击前应派队先断东黄陂间(经秀山)之电话线,以及黄陂通河口电话。6.各兵团二十日停止地点,以不暴露企图并易攻敌为目的。7.附上三军团司令部制定的路线图供参考。8.各兵团须集结主力突击敌人薄弱部。”

  21日拂晓,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红一、红三军团,红二十一军和江西军区独立第五师在左,董振堂、朱瑞指挥红五军团、红十二军和宜黄两个独立团在右,向进入草台岗、徐庄地区敌第十一师突击。经一天激战,红军歼敌第十一师大部,重创前来增援的第九师一部和第五十九师残部。

  就这样,红一方面军经过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1933年5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朱德任总司令,周恩来任总政委;决定将中革军委由前方移至瑞金,增补博古、项英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以项英暂行代理主席。这个决定,是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所作出的重大组织调整,其目的是由博古、项英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由后方指挥前方,后方具有军事决策权,前方只有执行后方决策和具体指挥作战的权力。

  根据这一决定,5月间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及其各局人员也作出相应调整。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去后方工作,副总参谋长叶剑英【1933年5月,叶剑英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总参谋部任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留前方工作,分别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军委一局也一分为二,局长张云逸率大部人员留前方,副局长左权率少数人员留后方,新组建中革军委一局。这样,张云逸仍兼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一局局长。

  在作出上述组织调整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于6月间提出了“分离作战”的方针。据此,7月间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间作战,配合东方军的行动,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结果,红三军团在福建连续作战打得很苦,而中央军却基本无大仗可打,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游击活动,形成“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6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标题>=三、进行军事理论研究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胜利后和中央红军分离作战期间,张云逸随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宁都等地。由于时间相对空闲,他在总结红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军事理论研究。

  5月4日,他撰写的军事论文《战斗指挥研究的事项》在红军总司令部出版的军事刊物《红色战场》第9期上发表。在这篇论文中,张云逸提出“战斗指挥是否适当,与战斗的胜利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红军指挥员,必须加以研究,以提高军事指挥的艺术。”【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他在深化研究和总结自己多年军事工作的经验的基础上,参考了苏军战斗条令和日军战斗纲要,提出红军指战员要研究本军总的企图和自己的任务,“我军总的企图和自己任务是属哪一样(攻击,袭击,防御,侦察,警戒,掩护,钳制敌人,突击敌人,引诱敌人,或迷惑敌人,拒止敌人)?将自己的任务要彻底来研究了解”。同时对怎样达到我们总企图和任务,对任务是否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和重要的程度,自己所担负的任务和友军的关系,以及遂行任务有关的其他事项等进行研究。在研究敌情方面,张云逸认为至少有12个问题需要考虑:(1)敌人的兵力多少?有几个兵种?(2)敌人的企图是前进还是停止?(3)敌人距离本军有多少路程?还有多少时间就要与本军相遇?(4)敌人由何方来?分几路前进?(5)敌人进到何地就要与本军相遇?(6)敌人的阵地和兵力是怎样配备的?(7)敌人指挥官的性格及其经常采用的战略战术?(8)敌军素质以及受本军的政治影响如何?(9)要从各方面所得情况来研究敌情,以免误信敌人的伪变。(10)要注意敌之弱点。(11)要使用怎样的手段来侦察敌情?(12)其他关于战斗的材料。在地形和道路的研究方面,张云逸将多年参谋工作所积累的经验凝练成几句话:“一、要先从地图上及询向导详细的研究,再到实地上来侦察和判断;二、判断地形和道路要以任务为基础,敌我情况次之;如与任务相反的,良好地形均不能采用;三、应从大局来判断,不能拘少部;四、地形和道路要与兵力配合。如好地形大兵力小,或好地形小兵力大,均不能用;五、有以地形为主而决定遂行任务之策略(例如战略要某地防止敌人,但因地形不好,改取攻击防止,亦有之;如在战略上要从左翼攻有利,但因地形不好,改从右翼或中央攻的亦有之)”。张云逸还在文章中提出研究我军和友军状态的事项,包括战斗状态、各兵团位置,与友军协同动作,武器粮食的补给等。他还对指挥员下定战斗决心、作出战斗部署、攻击实施时的动作、情况变化后的处置等方面逐一进行剖析,提出自己的见解。最后指出战斗后的处置事项,列举了六个方面:判断敌人有无反攻可能和退却方向;集结和整理部队;报告上级和通报友军,指示所属;准备后一个行动;打扫战场、伤员及俘获的处置;研究敌我之优缺点。

  这篇论文是张云逸多年军事指挥的经验之作。尽管论文中对指挥员涉及的战斗指挥的九个方面只是提纲挈领地提出问题,并没有鸿篇大论,但它是对红军战术原则和实战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涉及的是红军各级指挥员经常碰到而且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9月,张云逸在《红色战场》第13期上发表《大战和小战以及游击战的动作怎样分别?》一文,对大战、小战和游击战的作战规模和制订计划、组织指挥、战术动作等方面,及其在整个战争中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文章认为:“大战——这种战斗有决定战斗胜负的意义,也就是大规模战斗,他可以解决一个战役或这项战争的大决战。他的一切行动,都是根据战略总的企图之下来规定的,非有高级指挥员、政治委员的命令,是不许擅行变更。但是没有违背总的企图,各级指挥员必须要机断专行的达此任务。凡实行大战争时,首先则须发动员令,定了作战军的组织和任务,以及后方勤务的设备,并有集中的计划,军的计划,作战的计划——例如实行战斗之先,指挥员须有敌我情况的判断,地形的侦察,地图的研究、决心采取的手段,规定各兵团的任务(钳制队、突击队等),前进路道的决定,攻击准备的位置,攻击实施的时间和目标,如何联络,如何协同动作”,等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大战就是“有系统的、有整个计划的来规定一切行动和任务,协同一致的大规模的决战的战斗。”文章认为:“小战——这种战斗,常是由作战军派出较小或较弱的兵力担任之。”小战的行动目标可以按当时的情况来决定的。小战担负的六项主要任务:1.进行搜索和侦察(步、骑兵、飞机等);2.警戒兵站地。3.掩护车辆纵列;4.保护或破坏交通;5.掩护征发;6.施行各种袭击等——例如袭击兵站运输、通信队、征发队、小部队等。“袭击是小战的主要的动作,也是出敌不意、突然袭击敌之警戒,扰乱敌人休养,并袭击敌之后方,使敌补给交通均感困难。他是采取迅速秘密坚决的手段,行动之前须有精密的侦查[察]敌情以及地形的状态。开始运动中,宜用声东击西的方法,至中途方才折回原来企图之方向,行进时要避免大道和大市镇,尤要避免开枪(如遇敌步哨、侦探,应绕道过之,或捕杀之,均可),迅速接近袭击目标,一举突入,使敌无准备时机”。如果敌人有大部队增援或袭击成功后,应立即撤退,以防敌之反攻;当行动被敌人察觉时,则撤退或隐蔽起来,并将部队分成几路迅速向指定地点集合。对于游击战,文章指出:“游击战——又叫不正规军的战斗,他是不多武装的部队,而且是短小精干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其组织多以步兵任之(亦有以骑兵任之),或被压迫工人、农民自动起来组织而成的,如敌人占领国土时,他多在敌人后方积极动作,使敌人疲惫。”游击战采取的战术,常常是出没无常,游动不定,乘敌不备的进行攻击。文章最后指出:“以上三种战斗之目的,都是消灭敌人的反抗力量,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但是他所取的手段和动作各有不同的,我们红色战士,特别是指挥员,更须彻底分别研究了解,才能够适切的处置,遭到战斗的胜利”。张云逸这些论文的发表,对提高红军指挥员的指挥水平乃至促进红军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中央红军分离作战期间,广东国民党军陈济棠部乘机侵占了中央苏区南部的一些地区。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南线军事工作的领导,从1933年7月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以张云逸兼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在不离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的条件下,张云逸对粤赣军区的工作给以指导。

  1933年9月3日,张云逸因病回瑞金,前方一局局长暂由周恩来代理。10月,左权接替张云逸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一局局长兼粤赣军区司令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7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标题>=四、奉命与十九路军谈判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回瑞金养病,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总会委员【1933年9月19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布《关于改组抚恤委员会的通知》,决定将中革军委抚恤委员会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总会,由曾日三、张云逸、贺诚、徐梦秋、钱壮飞五人组成,以曾日三为主席;各军团、军区的抚恤委员会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各分会。中国工农红军抚恤委员会总会及分会的建立,较好地解决了红军下级指战员的死伤抚恤问题。】。

  然而,就在张云逸回瑞金不久,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1933年9月25日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当时中央红军才10万人,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重的。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籍军事顾问李德,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寻战于国民党军重兵和堡垒之间,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经过两个月的作战,红军完全陷入被动。然而,就在此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应当说,福建事变给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带来了一线生机。

  福建事变之所以能够发生,是日本侵华所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如果说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那么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热河的占领,并把绥东、察北、冀东拱手送给了日本人,使华北门户洞开。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国社会各阶层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中国共产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就引起了蒋光鼐、蔡廷锴等国民党军将领的不满。特别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蔡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更加愤慨,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而被派往福建“剿共”与红军作战的事实,更使他们认识到,继续进行“剿共”内战没有出路,于是毅然与蒋介石决裂,走上了抗日反蒋的道路。福建事变,反映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政治要求和抗日呼声。

  事实上,在发动福建事变以前,蒋、蔡就采取了联共反蒋抗日的方针,并派陈公培同红军进行谈判。1933年10月,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达江西瑞金,同中共代表潘汉年经过谈判于26日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之后,中共临时中央派张云逸偕同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方方,与第十九路军代表陈小航(即罗稷南)在汀州(长汀)谈判,以便把《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进一步具体化。经过十多天的谈判,张云逸代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陈小航代表“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此时福建事变已经爆发),于11月27日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见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6页。】,规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永定河为双方的边界,恢复双方的交通贸易和邮政,保护双方的商务和公务来往安全等。

  条约签订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赖祖烈等,带黄金、银元和矿产样品,到龙岩同陈小航等谈判,买回了大量中央苏区急需的食盐、煤油、西药、布匹等物资,销售了一批苏区的农矿产品如钨砂、樟脑油、毛边纸等。福建的一些中小商人也纷纷来到苏区做生意。《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签订,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十分有利。

  然而,尽管中共临时中央派张云逸等同第十九路军代表谈判,但博古等人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无视由于日本侵略所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采取“左”倾关门主义,否认国民党内部因抗日问题正在发生分化,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认为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

  正是在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才发生了中共临时中央一面派张云逸等与陈小航谈判,一面令红军继续围攻在顺昌、将乐的第十九路军刘和鼎部的事情。对此,张云逸回忆说:“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的行动。”【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1页。】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前往镇压第十九路军,对中央红军暂取守势。这时,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已变成唇亡齿寒的关系。能否处理好福建事变后与第十九路军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成败。

  当时,第十九路军有正规军33个团7万余人和4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如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作,直接出兵援助,并同他们并肩作战,战力至少可增加一倍,不仅可以消灭蒋军一部或大部,粉碎其第五次“围剿”,而且可以避免福建人民政府垮台,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为此,周恩来、张闻天主张应与第十九路军配合作战。

  除了直接出兵援助的办法之外,毛泽东主张应利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大大减轻,其后方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以红军主力出击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威胁国民党军之根本重地——沪宁杭地区,迫使国民党军回援,借以粉碎其“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是间接出兵援助的办法。

  然而,博古等人既不直接出兵援助,也因害怕丢掉中央苏区而拒绝采纳毛泽东外线出击的主张,从而使第十九路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仅如此,博古等人在坐视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消灭的同时,还想趁机从第十九路军中争取点部队到红军来。

  12月下旬的一天,博古找到张云逸说:“十九路军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与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你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他还特别强调:你“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2页。】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第十九路军反蒋抗日,博古却只字未提。

  张云逸思量再三,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因为福建人民政府要的是红军出兵援助,而作为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中共临时中央已决定不出兵援助的方针下,张云逸又怎能决定问题呢?于是,张云逸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再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圜的余地。博古同意了他的建议。

  之后,张云逸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于1934年1月上旬来到福州,与早已来到这里的中共代表潘汉年、黄火青等会合。这时,福建人民政府已处于失败的前夜。

  福建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见到张云逸开口就问:“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张云逸只能应付地答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哪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却是张云逸这样一句话,于是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压低声音说:“我们的司徒飞旅【司徒飞旅,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补充师第二旅,旅长司徒飞,福建事变后改为第十九路军第六师。】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听了李的话,张云逸心中也非常着急。他真的希望中共中央能够改弦更张,在第十九路军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以红军主力猛击蒋军的侧背,使这股反蒋势力不致迅速被扼杀。然而,就在蒋介石对第十九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福建人民政府派第十九路军参谋长尹时中到中央苏区求援时,博古等仍主张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去同蒋介石的部队作战,而命令红军西进永丰地区,继续攻打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这样,蒋介石便毫无顾忌地集中力量进攻第十九路军。

  在蒋介石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收买之下,十九路军难于支撑蒋介石军队的压迫,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开始动摇,十九路军领导人也由于战争的不断失利丧失了锐气,忙于部署撤退。张云逸鼓励他们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3页。】但他们已无心再图进取,部队跑的跑,降的降,形势急转直下。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停止办公,陈铭枢、蔡廷锴、李济深等逃到香港,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就这样被蒋介石迅速摧毁了。随十九路军主力南撤的张云逸,曾试图阻止十九路军部分将领的叛变行为,也希望能够争取一些部队去苏区,均未成功。随后,在云应霖、丁荣光的帮助下,乘小艇经厦门、广东返回苏区【吴明刚:《福建事变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之后,蒋介石再调兵西移,集中力量“围剿”中央红军,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绝境。

  多年后,张云逸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福建事变的做法的经验教训时说:“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3~914页。】

  张云逸还把党如何处理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进行了对比和分析,他说:西安事变后,“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与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则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果,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一百四十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4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8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标题>=五、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任总书记,中共临时中央随即结束。

  同月,在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的情况下,为了统一前后方对中央红军的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从前方回到瑞金,并入中革军委总司令部。朱德仍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叶剑英、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兼任军委一局局长。这时,军委一局驻瑞金县沙洲坝乌石垅村。

  中革军委虽经组织调整,但军事指挥权依然掌握在博古、李德等少数人之手。

  国民党军镇压了第十九路军之后,从1934年1月25日开始,重新组织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博古、李德等人完全不顾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客观情况,全盘否定红军以往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要求中央红军在重要城镇、交通要道等地构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而形成了以主力对主力、以碉堡对碉堡、以阵地对阵地的消耗战。在消极防御方针的指导下,红军指战员虽然英勇奋战,也不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4月10日,北线国民党军集中11个多师的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则集中红军主力9个师,在“武装保卫赤色广昌,不让敌人侵占苏区寸土”的口号下,展开广昌保卫战。结果,至28日红军以伤亡5093人的代价歼敌2626人,被迫撤离广昌。

  在参谋军机的日子里,张云逸无法改变博古、李德确定的作战计划和方针,他所能做的只是协助总参谋长刘伯承,把作战计划制订得尽可能完善,以便使部队尽可能减少损失。从2月14日到3月9日的25天时间里,军委一局就完成中央红军作战情况标图47幅【总参谋部作战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史》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3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张云逸率一局起草了《关于执行命令的训令》。训令指出:“1.各级指挥员对上级指挥员的命令如某些没有了解时,应由参谋长负责将上下全文向首长详细解释,并由政治委员最后决定。如再有怀疑,必须向上级补充解释,决不能用这种疑问作为不遂行或迟行任务的理由。2.在命令内有疑问的地方与原来任务相反时,应立即将全文详细研究,或请示上级。3.在命令中有些发生怀疑而又没有时间请示时,应在上级指挥员企图下和当前实际情况来机动处置,但须取得政治委员同意下执行。4.上级对下级发命令时,为要使部属切实了解,可加派参谋人员口述和解释,但必须令口述参谋复诵一次,受令者亦同样复诵一次。5.发命令最好附图标志,就口传命令亦同样附图标志。6.团以下要尽量用口传命令,但必须用要图标志;任口传命令者要复诵,口传完毕亦要受命令者同样复诵一次,或笔记手部中。7.用电话传达命令,要用密码或在重要的地方用密码,特别是在白区更须注意,传达后须要受命令者笔记并复诵一次。8.受命令者接到命令后,须由参谋长负责将执行命令情形报告上级参谋长;如没有报告,上级参谋长应即向其追问和检查”。这个训令于3月24日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向部队下发,尽管受当时“政委有最后决定权”制度的影响,但不失为红军执行命令制度的蓝本。

  广昌战役期间,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张云逸派作战参谋深入前线,检查各部队的工事、粮食和弹药等情况,拟制了各部队的人员和武器的补充计划。广昌战役后,鉴于国民党军多路纵队向中央苏区进逼,为及时掌握敌人的一切行动,张云逸率军委一局草拟了《关于侦察工作的指示》,提出了要广泛动员群众报告消息,捕捉敌探,破坏敌军通信联络,健全侦察队组织,建立边区各区工作委员会和侦察网,注意建立白区侦察网,建立递步哨组织等,并详细介绍了布置侦察网的方法。这个指示由中革军委于5月21日向各军区下达。

  尽管张云逸等尽职尽责,但作战计划上的完善无法弥补也不能挽回战略指导上的错误。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日子里,张云逸领教了李德主观臆断、简单粗暴的瞎指挥。5月,李德要到会昌前线视察,博古指定由总参谋长刘伯承陪同。但刘伯承对李德甚至连迫击炮的位置都要标在地图等高线上的指挥方法非常反感,遂以脑贫血为由拒绝陪同。张云逸只好硬着头皮,陪着李德走了一趟。下车伊始,李德就按照作战地图到处指手画脚,遇事暴跳如雷,独断专行,完全按照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教科书上的阵地战战法指挥红军作战。这次出行,张云逸加深了对李德错误军事指挥的认识,也更懂得了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战术的正确。

  事实上,广昌保卫战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已陷入困境。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建宁后,6月蒋介石开始部署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的全面“围剿”,形势日趋恶化。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29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六章  在中央苏区

<标题>=六、在大庾岭坚持斗争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中央苏区的形势愈来愈严峻,博古、李德等人开始考虑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根据共产国际6月25日指示,于7月间作出一些重要决定:一是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民主运动,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调动国民党军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一是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给湖南国民党军以致命威胁,迫使它在战场及战略上进行重新部署,打破湖南国民党军对湘赣苏区的压迫,联络红二军团(红三军),支持中央苏区的作战。要求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同时要求“留在现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军区及各分区、地方党政组织、地方的独立团(营)游击队,担任继续发展游击战争、捍卫苏区。”作为中共中央战略考虑和红六军团转战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张云逸被派往湘赣担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以便能够在红六军团主力撤离湘赣苏区后,湘赣苏区仍然能够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保存下来并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带着医生欧阳山、警卫员、机要人员和一部无线电台,从瑞金南下到达会昌,会合由红二十二师提供的一个多步兵连,共同组成三百余人的西征支队。所谓西征支队,其实就是护送张云逸到湘赣的部队。

  从中央苏区到湘赣苏区,路途远,敌情复杂,要穿过国民党湘军和粤军部署的几道封锁线。7月下旬,为避开国民党军的强势拦阻,张云逸率西征支队夜渡桃江(即信丰河),沿着南岭山脉迂回前行,准备通过大庾(今大余),北行经崇义、上犹等地进入遂川、泰和、万安交界处湘赣苏区内。但当西征支队行至大庾附近的一个山谷中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己的粤军的包围袭击。张云逸指挥部队与敌激战四个多小时,才突出重围,进入赣粤交界地区的大庾岭。由于紧张战斗和连续急行军,张云逸患了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高烧40多度,时常昏迷,病情严重。张云逸不得不留在大庾岭养病,暂时搁下前往湘赣的任务。同时留下的有伤病员和张云逸身边的警卫员、挑夫和随队医生欧阳山共23人,4条短枪。此时,由于电台在突围中损失,张云逸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络。

  此时,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与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军区均不知道张云逸在大庾岭病重的情况,中共湘赣省委还在等待着张云逸的到来。7月30日,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致电中革军委,汇报红六军团的状况,并在干部调配问题上,对省军区“各团所缺之团长及政委,须待云逸到后以红校学生补充,军区政治部主任以贺友仁继任。”7月31日,任弼时和王震在关于六军团状况的报告(续前)中,谈到中共湘赣省委常委的调整:“现省委常委决以洪时(陈洪时)、旷光明(原宣传部部长)、谭余保(省苏)、姚原德(工会)、旷逸爱(原妇委)、王用济、张云一(张云逸)组成。准备八月半召省扩大会,讨论国际十三次扩大会决议及目前工作,并补选省委委员。”8月9日,新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后叛变)致电党中央并转军委朱德、周恩来,汇报红六军团走后情况,并询问“云逸同志是否还会来湘赣工作?决定留在军区之彭辉明尚在北路,因交通不便,一时不易过来,军区首长如何公布,请即电示。”朱德、周恩来等中革军委领导人对张云逸的安全十分关注,于8月14日24时致电陈洪时,询问:“张云逸现有无消息?望告”。

  此时的张云逸仍在病重当中。由于没有与中共地方组织及游击队取得联系,部队少盐缺粮,生活极端艰苦。为战胜病魔,早日康复,重返工作岗位,张云逸在欧阳山医生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用土方,吃草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张云逸的病情终于开始好转。病情稍稍稳定的张云逸就和大家一起采蘑菇,挖野菜,用清水煮着吃。过了一段时间,中共南雄地方组织得知张云逸等在南雄北山养病,就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生活有了着落,更重要的,是与中央恢复了联系。随后,中革军委任命彭辉明任湘赣省军区司令员,领导湘赣地区的武装斗争。

  在大庾岭养病期间,张云逸指导了南雄地区的游击战争。

  南雄游击队曾是粤赣军区的一支地方武装。国民党粤军占领南雄地区后,南雄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兵分三路进行游击战争:一支去江西省崇义县的聂都【聂都镇,今聂都乡,位于江西省崇义县西南部。】地区;一支去江西的龙南、全南、定南地区;一支留原地活动。此时,张云逸一行主要随聂都游击队行动。

  为了发展聂都地区的游击战争,张云逸带病坚持工作,听取游击队的工作汇报并作出指示。根据过去游击队的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只限于偏僻地区的情况,张云逸“将党最近的策略与任务详细告诉他们,并提议加紧向比较大的市镇去发动群众,特别是坚决消灭自己力量所能消灭的地主武装,来武装自己,同时要加紧部队的政治教育,以提高队员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使每个队员,都成为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与执行者。”【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按照张云逸的部署,聂都游击队夜行120里,袭击了南雄县百顺镇,全歼了守敌,缴枪数十支,活捉了许多土豪和国民党军的一个“禁烟局”局长,并将没收土豪的东西分给群众,将“禁烟局”出卖的鸦片当着众人烧毁。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工农民主政府的主张与游击队的任务,并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接着,聂都游击队又冒雨夜袭赣南游仙圩【游仙圩,位于江西省大余县中南部。】,仅用了几十发子弹,未伤一人,就俘虏了国民党军官兵100多人,缴枪90多支,机关枪2挺,银元数千元。

  百顺、游仙圩两次战斗,不仅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也坚定了聂都游击队的信心。于是,游击战争在赣粤边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为了把游击战争推向更大规模,张云逸非常重视游击队员军政素质的全面提高。他强调要每天进行军政教育和文化运动,要经常召开党的会议,召开政治军事讨论会,实行财务公开,官兵平等。由于游击战争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张云逸把游击队的群众工作方法,归纳为三点:“1.它(游击队)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好的威信。2.没收土豪的东西,分给贫苦群众,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对工农群众东西,不许侵犯一针一线。3.对群众的态度和蔼,一切行动,都以群众的利益为自己利益,因为这样,群众与游击队好像亲兄弟一样!”【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在张云逸的指导下,聂都游击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发展壮大起来,人员素质和武器装备都有很大提高,成为大庾、南雄地区对敌斗争的一支劲旅。

  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聂都游击队还建立起自己的临时后方——军事根据地。这里背靠悬崖,前面“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是收养伤病员与储藏军械、粮食之地,也是游击队休息的地方。张云逸回忆道:这个地方“是建立在高山顶一块平地上,长宽各约五六十米达,旁边有一条山谷,四季都有川流不息的清水,夜后静听水流的音响,好像坐在海边的楼阁中,神志清爽极了,谁都不觉得是处在一个偏僻的军事根据地呢。”【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在大庾岭打游击期间,张云逸一面鼓励游击队员要坚定革命胜利的信念,一面设想在艰苦的环境中如何继续坚持和发展对敌斗争。他对从瑞金和会昌带出来的人讲:“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指中央红军——编者注),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欧阳山:《难忘的日日夜夜——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载1982年7月31日《羊城晚报》。】。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1月初,张云逸奉命率小分队22人,在聂都游击队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军包围,与进抵大庾岭的红三军团第四师会合。至此,在大庾岭度过艰苦而难忘的130多个日日夜夜之后,张云逸随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0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七章  在长征路上

<标题>=一、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赶上长征的队伍后,被分配到红八军团帮助工作。

  红八军团成立于长征前夕。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二十一师4300余人和红二十三师组成红八军团。长征开始时,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中央代表刘少奇,参谋长唐濬(后毕占云),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三师。

  张云逸到达红八军团后,协助周昆、黄甦指挥部队,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

  然而,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长征初期中央红军采取了甬道式的开进队形:红一、红九军团在左,红三、红八军团在右,中央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军委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这就使红军主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军委纵队的前进速度又决定着整个红军的前进速度。由于中央机关带上了笨重的机器和“坛坛罐罐”,有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一天只走几十里,致使红军主力的机动能力和战斗力严重削弱,并使各作战部队在通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伤亡。

  为了弥补前卫部队红一、红三军团和后卫部队红五军团的伤亡,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达改编命令,决定将红八、红九军团由各辖两个师改为各辖一个师。其中,以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补充红三、红五军团,干部的分配由中央代表刘少奇等负责。根据中革军委的决定,张云逸协助红八军团完成改编,将红二十一师的人员和武器交归红三、红五军团。这样,红八军团只剩下红二十三师几千人。

  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企图,遂调整部署,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了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并将中央红军编成四个纵队,以第八、第九军团编成第四纵队,“经永明(如不能占领永明,则从北绕过之)、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县道前进”,担任南线翼侧掩护和配合任务。

  从27日开始,红一军团主力从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随即控制渡河点,掩护后续部队渡河。这时,国民党湘军等向全州前进,国民党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此时,红八、红九军团还在湖南境内的永明(今江永)、江华地区。为不使红八、红九军团被敌人截断,朱德于27日15时30分发出命令,要红八军团不惜任何牺牲夺取永明县境内湘桂边界的都庞岭的鞍部三峰山进入灌阳。据此,张云逸协助指挥红八军团日夜兼程,向西赶进,但由于前进路上敌情紧急,耽误了行动时间。29日晚,红八军团随红九军团到达广西灌阳县的水车地区。

  这时,何键和白崇禧的部队已经到达全州和兴安,正沿湘江两岸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并截击尚未渡河的红军。中革军委命令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在湘江两岸顽强阻击国民党军,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红五、红八、红九军团渡河。

  30日,张云逸随红八军团西渡灌江。红八军团奉命经下陂、钟家铺、古岭头向湘江挺进,与其他部队一起,掩护军委第一、第二纵队渡过了湘江。当红八军团进到古岭头地域时,与前来堵截的国民党桂军发生激战,到12月1日,红八军团后尾被桂军打散。在与中革军委一度失去联络的情况下,张云逸协助周昆、黄甦指挥红八军团主力奋力突围,最后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渡过了湘江。此后,国民党军封锁了湘江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以东,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一战,红八军团仅剩1000多人,整个中央红军也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渡过湘江后,为实现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目标,红军经广西龙胜向湖南通道进军。

  这时,张云逸已离开红八军团,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担负为军委纵队侦察敌情,寻找向导,征集资材,勘察道路等任务。

  当时,军委纵队由刘伯承(后李湘舲、邓发)任司令员,陈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钟伟剑任参谋长,李富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梯队和干部团。第一梯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各局、总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卫局、政治保卫团、工兵营、炮兵营、警卫营等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后蔡树藩任政治委员);第二梯队由总卫生部和医院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第三梯队由总供给部和通信队等部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迈(李维汉);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

  12月1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通道县城(今县溪镇)。蒋介石为堵截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重兵向绥宁、洪江、靖县等地集中。为此,中共中央一面开会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一面命令红一、红三军团等部侦察入黔的道路。

  张云逸奉命率军委先遣队到达通道附近的下金店,调查入黔的道路情况。12日,他将调查的情况写信报告给朱德和周恩来:

  1.我们十七时到下金店,这里群众完全逃跑了,只出一个老头子来问这路线。2.红章(中革军委第二纵队代号)黄昏只到了上金店,我已取得联络,并告诉他向军委取联络。3.南昌部队(红一军团代号)今早已出发,据群众说向庐溪方面去。4.我们明十三日拟经庐溪向播扬所方面侦察西向的道路,适当否,请示。5.第一纵队明十三日应直向庐溪,不要经金店,较近。6.向导派四队人去山上找,尚未得到报告。这里有三个贵州人……已找到,询他,均说不懂得路,现正在监视和宣传中。【张云逸关于金店情况致朱德、周恩来信,1934年12月12日。】

  在这封信中,张云逸还附了一份路线图。

  当天,中共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议陷入急论中。此时二局将破译的国民党军调兵遣将的电报报上来,证实敌已在红军北上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但由于博古、李德固执己见,通道会议没有达成实行战略转兵的一致意见,而决定绕道贵州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红军占领黎平后,湘西的国民党军重兵开始向黔东北集结,以继续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北上川黔边建立新苏区。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镇)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的决议,决定北渡乌江,占领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苏区。

  根据猴场会议的决定,红军从瓮安及其附近地区向乌江边开进。

  乌江是贵州的最大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峭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在乌江的对岸有王家烈的黔军教导师一部凭险防守。从回龙场到茶店的乌江对岸有敌三个团,企图阻止红军北渡。这时,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部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已到达施秉,周浑元纵队四个师由施洞口向新老黄平前进,距离红军只有几天的路程。红军能否突破乌江天险,摆脱薛岳部的追击,即成为创建川黔边新苏区计划成败的关键。

  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在瓮安县的江界河及余庆县的回龙场,红三军团在开阳县的茶山关一带实施渡河。

  占领江界河渡口并负责架桥的是红一军团第二师。该师的具体任务是:侦察对岸敌情;如对岸无敌,即派一个团到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向珠场(今珠藏)侦察、警戒;和工兵一起进行架桥,以便第二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由此过江。

  筹划北渡乌江的工作从12月31日开始。晚21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刘亚楼:“已令军委先遣队张云逸同志率工兵两连并架桥材料协同你们架桥。”22时,朱德发出《关于红军二师、工兵营等部队在江界河架桥受张云逸指挥问题致张云逸电》。该电指出:

  一、野战司令部于本日十五时到猴场宿营,决明一日现地休息一天。二、已令第二师于明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如对岸无敌,即先遣一团渡河,向珠场侦察警戒,掩护工兵架桥。三、先遣队明日应随二师进至江界河附近,协同该师架桥(须多收集架桥材料),并侦察对河敌情及通珠场、遵义道路、人家、里程,附带在该地域征集资材。四、已令工兵营派土工连,由营长率领,并携带在猴场所搜集之绳索、铁丝,于明一号晨前往江界河协助架桥,并直受你指挥。五、执行情形望随时电告。

  据此,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连夜向江界河渡口赶进。

  1935年1月1日,陈光率第四团到达江界河,团长耿飚、政治委员杨成武进行火力侦察后发现,渡口大道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一羊肠小道与大道相通。因此,陈光与耿飚、杨成武研究决定,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的小道。但强渡没有成功。当晚,部队组织18名勇士乘3只竹筏偷渡,只有第三连连长毛振华等5人划到对岸,其余两只竹筏被激流卷了回来。当时,陈光等不知毛振华等5人已经到达对岸,还以为他们被激流冲走了。

  2日拂晓,张云逸率军委工兵营来到江界河渡口。他听取了陈光、耿飚和杨成武的汇报后指出:“追击我们的薛岳部两个纵队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军委催促我们迅速完成架桥任务。如果我们过不了江,势必要背水一战,情况将更加危急。”他认为佯攻渡口大道、主攻渡口上游小路的作战方案没有错,问题是强渡的规模太小,应加大强渡的规模和力度。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红四团紧急动员,在工兵营的帮助下,绑扎了六十多个竹筏。

  当日9时许,在毛振华等五名勇士的接应下,部队一举强渡成功。随后,张云逸率工兵营官兵群策群力,不分昼夜地投入了紧张的架桥工作。

  浮桥是这样搭成的:先用三层叠起的竹排做桥脚,每对桥脚中间铺上两根枕木,枕木上用三四个桥桁连接起来,桥桁上再铺上门板,门板上又系以横木,组成一节一节的门桥。整个浮桥由一百多副门桥组成。工兵营还用大篓子装满石块,中间交叉三根两头削尖的长木棍作为锚爪,锚的顶端系一根粗锚钢,制成石锚,以解决浮桥的固定问题。

  3日,张云逸领导工兵营官兵,用竹筏和门板架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张云逸陪着总参谋长刘伯承验收了浮桥。刘伯承走到浮桥上,这踩踩,那晃晃,然后赞不绝口地说:“工兵同志做了许多工作,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在没有器材的情况下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保证了部队顺利渡江,你们为部队渡江立了大功。”随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主力、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此通过乌江。毛泽东走在浮桥上,称赞说:“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成这样的桥,世界上都没有。”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红三军团在茶山关也顺利渡过了乌江。薛岳的八个师被甩在乌江以南。

  强渡乌江,是遵义会议前党根据毛泽东的主张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多年后,张云逸回忆至此,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张云逸以军事家的眼光,把架桥这个战术任务,提到了战略的层面和政治的高度来重视,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渡过乌江后,红一军团第二师于1935年1月7日凌晨攻占遵义。之后张云逸率军委先遣队进入遵义城。进城不久,他接受了新的任务。

  10日,朱德致电张云逸、陈光、刘亚楼等,要张云逸“率政卫团之一个连及先遣队全体人员于明(十一)六时三十分由遵义城出发,经四渡站、娄山关,向桐梓前进,当晚可在距桐城三十里处择地宿营”,主要任务是:“1.进行侦察:A.敌情——侦察桐城以北之松坎、綦江东北之正安、南川以西之赤水,尤须注意侦察退往赤水之侯敌之担【侯之担,时任第二十五军(黔军)独立第一师(教导师)师长。】情形及溃退方向,盘踞綦江之穆、廖两旅【指穆肃中、廖泽,时分任川军边防第二路司令、川军模范师第三旅旅长。】行动及其最近企图、部队状况、战斗力强弱等。B.道路——桐梓周围之松坎、綦江、正安、赤水、仁怀、绥阳、遵义各大小道路、里程、人家、地形、政治经济情况,尤其特别侦察松坎之地形及通川道路,赤水方面同须注意。以上对敌情、道路侦察所得,须详细制成地形略图并路线图,适时报告军委,其重要者可随时以书面或无线电报告。2.征集资材:A.先遣队特别注意桐梓境内贵州军阀如王、毛、侯【指贵州桐梓系的地方军阀王家烈、毛光翔、侯之担。】等家产之调查与没收。B.对城市大土豪须采取各种办法,有计划有秩序处理之,第二师则担任一般的征集资材。C.购买布匹、洋油、通讯材料、药品等,对地形图、报纸,及有关军事之图书表册,亦须注意搜索之。D.为进行以上工作,先遣队对总供给部特派员杨至诚同志,应指导其工作。”同时还要求先遣队和二师保卫人员协同进行肃清城市反动派的任务,并要求和第二师司令部、政治部保持密切联络,要经常用无线电向军委汇报情况。【朱德关于先遣队到达桐梓后的任务致张云逸、陈光、刘亚楼转刘伯承、陈云电,1935年1月10日。】

  这时,陈光、刘亚楼已率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娄山关、桐梓地区前进。张云逸接受任务后,率部从遵义出发,沿第二师前进的道路北进,并在沿途开展工作。

  在遵义城北,张云逸找到瓦厂青年工人黄忠诚了解情况,并请他当向导。之后,张云逸骑着马,与黄一边走一边聊,到了站上。在相互交谈的过程中,黄忠诚知道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遂在张云逸的鼓励下参加了红军。

  12日,张云逸率部经板桥、娄山关进入桐梓城。随后,他将侦察的桐梓附近的地形、道路,绘制成地图,派人报送中革军委;按照政策征收了贵州军阀和土豪劣绅的资材,购买了红军急品、布匹、洋油、通讯器材等物品;搜集了一批报纸和有关贵州特别是黔北地区兵要地志等军事书籍。在此基础上,他还率部书写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将没收土豪劣绅的部分财产分给群众,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会议全面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挥权,补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中国革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由于彭雪枫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军委一局局长由叶剑英兼任。之后,张云逸兼任一局局长,但其主要工作仍然是负责先遣队。

  1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上确定的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而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中央红军由遵义南北地区北上。

  这时,蒋介石调集薛岳的中央军以及黔军、川军、滇军、湘军等部共40万人向黔北集中,并以潘文华率10多个旅的川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阻止红军进入川南,企图“围剿”红军于川黔地区。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要求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土城地区前进,渡过赤水,从四川泸州、江安之线渡江。

  据此,张云逸率军委先遣队随红一军团撤出桐梓,到达土城附近地区,为主力的到来打前站。1月25日2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致电张云逸:“张司令员:1.我们及二师主力今晚宿营猿猴,一师已占领旺龙场及七里坎,其侦察连及二师之一部占领川丰坳。2.明日拟续向赤水前进,请即转告赵尔陆同志率后方部,经猿猴过河,到达背兴照及背兴照与川丰坳之间宿营。”【林彪关于红一军团第一师已占领旺龙场致张云逸电,1935年1月25日。】林彪在这封电报中的主要意思是,请张云逸转告红一军团供给部(又称后方部)部长赵尔陆如何率部跟进。为此,张云逸作出妥善安排后,与军委纵队在土城附近地区会合。

  1月28日,由于情况不明和轻敌等原因,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失利。次日,红军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这时,军委纵队改称中央纵队,张云逸率领先遣队与中央纵队第二、第三梯队随红九军团行动,并为中央纵队开路。

  部队进入川南后,中革军委根据各军团战斗人员减少的情况,于2月10日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除干部团外,将全军编成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多余人员补充到战斗连队,干部降级使用。这就是著名的扎西(今云南省威信)整编。

  红军一渡赤水后,鉴于各路敌军逼近川南,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在川滇黔边创造新苏区,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开始东渡赤水(二渡赤水)。张云逸奉命率干部团第三营及工兵连附电台前进,在太平渡、顺江渡之间侦察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渡东渡赤水后,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

  蒋介石见红军东渡赤水,遂指挥多路部队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从3月16日开始再次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张云逸于16日晨指挥各兵团后方从坛厂、桑树湾地区向茅台镇地区前进,之后与军委纵队会合,在茅台镇附近地区西渡赤水,重入川南。

  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兵围堵。红军突然于3月21日晚又挥师东进,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张云逸率先遣队为中央纵队的开路先锋,由大村到达九溪口,东渡赤水。之后南渡乌江,西进云南,于5月上旬在皎平渡北渡金沙江,到达四川省会理东南的通安镇。

  5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干部团等部准备于9日袭占会理城,同时决定“军委后梯队随干部团前进,张局长(指张云逸)率前梯队一部及五军团后方仍留通安。”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先遣变成殿后。

  从5月15日开始,红军沿西昌、冕宁北上。5月29日,红一军团第四团夺取泸定桥。之后,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6月1日,中革军委决定由张云逸率干部团上干队“沿途负责搜查并收容各部队落伍人员”。从此,张云逸的任务由殿后变为收容。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1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七章  在长征路上

<标题>=二、领导收容队和筹粮工作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夺占泸定桥,红军暂时摆脱了严重的作战局面。然而,由于长期行军作战,特别是经过从安顺场到泸定桥160公里的急行军,各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开始增多。不少官兵因生病、身体不够强壮和营养不良等原因,跟不上部队的前进速度,开始掉队。这样,收容落伍人员,巩固部队,成为红军夺取泸定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为此,从6月1日开始,朱德多次致电各军团,要求做好落伍人员的收容工作。6月2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提高部队战斗情绪瓦解白军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各军团“巩固部队首先是与疾病现象斗争,政治部应会同卫生机关在部队中进行群众的卫生运动,加强收容工作”。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以张云逸率干部团的上干队组成收容队,收容军委纵队和各军团的落伍人员。

  上干队即上级干部队,由高中级干部组成。中革军委决定由上干队组成收容队主要考虑他们职务高,经历丰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强,做收容工作最合适。

  之后,张云逸率上干队把掉队的官兵和拄着棍子赶来的伤病员收拢在一起,沿着军委纵队前进的道路,经荥经县的石坪(今泗坪)、小河子(今荥河)向城厢镇(今全县城)前进。

  为做好收容工作,张云逸要求上干队的每一个人都要做好几个收容对象的思想工作,只要还有一线希望,都要鼓励他们坚定地走下去;要求医务人员想尽一切办法治疗伤病员,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要求大家发扬阶级友爱,团结互助。在他的领导下,尽管收容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家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着前进。

  当时,粮食是收容队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收容队是跟在部队的后面走,前面部队筹粮后,收容队再筹粮就变得很困难。尽管如此,每到一地,张云逸就发动每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员去筹粮。粮食筹集来了,他就叫收容队尽量减轻行李包裹,让医务人员背枪,让上干队人员扛粮,有时还雇挑夫帮助运粮。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伤病员有时还能吃上猪牛肉。

  随着伤病员的病情逐渐好转,收容队的前进步伐开始加快。开始,后面有李井泉率领的独立第四营掩护,到了宝兴以后,他们就走到了后卫红五军团的前头。6月15日,朱德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第三军团进大硗碛地域,并令张云逸率收容队跟进”。16日,朱德致电董振堂、李卓然等:“五军团及独立营继续扼守宝兴一天,准备十八号移盐井坪,彻底破坏来路隘口桥梁,并令云逸收容队明日移板桥。”

  板桥位于夹金山的南麓。这时,红一军团早已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位于懋功(今小金)以北的八角等地;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团位于夹金山以北、懋功以东的达维地区;红五、红九军团均在夹金山以南的大硗碛一带。

  在“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等口号的鼓舞下,张云逸率收容队带上棉衣、皮衣、辣椒、烧酒等御寒物品,于20日左右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白雪皑皑、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的大雪山——夹金山,与军委纵队会合,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收容落伍人员的光荣任务。被收容的这些落伍人员,幸存下来的大多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和将军。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云逸负责军委纵队的筹粮工作。7月中旬,军委纵队驻侧格地区,根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指示,张云逸率军委纵队所有人员(除值班人员外)参加割麦工作,不仅使每个平均至少存余15斤麦子,而且替医院筹集了粮食,以备在毛尔盖地区停留7天之用。

  8月间,为执行《夏(河)洮(河)战役计划》,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军委纵队跟随右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不久就开始穿越数百里的茫茫草地。

  由于草地上荒无人烟,部队断粮,不少红军官兵因饥饿、疲劳和疾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次,张云逸见到原红七军的云广英艰难地前进,就鼓励他说:“我们要是不参加红七军,哪里能看到这些地方呢?干革命是不能怕艰苦的,坚强的革命意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正如钢铁是在几千度高温的洪炉中炼出来一样。我们一定能完成北上抗日的使命,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伟大理想是一定会实现的。”【云广英:《参加红军前后》,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5页。】

  张云逸虽然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激励战友前进,但粮食的极度匮乏,使他身体虚弱,没过几天就染上了疾病。莫文骅得知这一情况,就将自己分到的四两腊肉,全部拿出来,切成两半,分送给张云逸和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对莫文骅说:“你的那二两腊肉,比金子还珍贵啊,可真帮了大忙了。”经过六天六夜的艰难跋涉,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

  此后,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一部南下,中共中央于9月10日率红一、红三军及军委纵队先行北上,9月18日经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在哈达铺,部队进行短暂休整,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林彪兼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司令员(10月由彭雪枫接任),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军委纵队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全支队共七千余人。

  陕甘支队于23日由哈达铺出发,27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在榜罗镇,中共中央从国民党的一份报纸上了解到,在陕甘地区尚有刘志丹等率领的红军和大片革命根据地,遂决定率陕甘支队向陕北前进。之后,张云逸随部队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2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八章  在陕甘宁苏区

<标题>=一、支援东征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随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停驻了11天,1935年11月2日到达甘泉县下寺湾。

  在下寺湾,中共中央于11月3日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下辖红一、红十五军团一万余人。11月8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参谋部、政治部、动员武装部、兵站部和卫生部,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兼一局(作战局)局长。离开下寺湾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部队南下会合红十五军团,准备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张云逸则随中共中央机关北上陕甘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瓦窑堡。

  陕甘苏区由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组成。刘志丹等领导建立了红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谢子长等领导建立了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两个根据地和部队实现了统一领导和指挥。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15日长征到达陕北永坪后,成立了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作为陕甘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17日,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然而,就在红十五军团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在后方、聂洪钧在前方主持发动了错误的肃反,致使二百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杀害,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刘景范、马文瑞等领导干部被逮捕,使陕甘苏区陷入严重危机。

  这样,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解决陕北的错误肃反,稳定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恶化的形势。为此,中共中央于11月7日【关于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的时间,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认为是193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宋霖、吴殿尧主编的《朱理治传》则认为是11月7日。本书采用了后者的说法。】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以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中共陕北省委【193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陕甘晋省委改为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委员的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也称“五人委员会”或“五人小组”),专门负责审理陕北的肃反问题。7日下午,中央党务委员会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杨秀山、习仲勋、赵启民等18人。【关于释放刘志丹等人的时间,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认为是1935年11月10日或以后,《郭洪涛文集》认为是11月13日,宋霖、吴殿尧主编的《朱理治传》则认为是11月7日。本书采用的是后者的说法。】之后,根据“五人委员会”的报告,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1月26日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原中共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高岗等人平反,同时宣布《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同日,中央党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分别给戴季英和聂洪钧以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陕北肃反问题的基本解决,使陕甘苏区转危为安。

  11月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下寺湾发布《西北军委后方工作计划》,决定在瓦窑堡成立军委后方办事处。之后,军委后方办事处以周恩来兼主任,聂洪钧兼副主任,张云逸兼参谋长,钟赤兵为政治部主任。后方办事处负责管理前后方的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兵站、地方武装动员及地方兵站等一切事宜,并受西北军委委托指挥某些军区及军分区工作。然而,后方办事处成立之初,机构、人员均不健全,难以发挥作用,保障前后方供给的任务主要靠地方。

  当时,红一方面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吃饭和穿衣问题。11月的黄土高原,天气已很寒冷。刚刚结束长征的大多数红军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草鞋。为此,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杨立三于11月9日致电博古:“现在天气已很冷,做衣与运粮宜并重”【逄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页。】。据此,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中共陕甘省委和陕北省委为部队紧急筹粮,同时发动群众做棉衣、棉鞋。之后,中共陕甘省委仅在中宜、鄜县(今富县)就筹粮40万斤,仅在肤施(今延安)和红泉(今延安南部和甘泉北部)两县60天内就发动群众做棉衣、布鞋、土布裤子各8000套、帽子800顶。中共陕北省委则筹粮970担,20天内赶制棉衣5000套、棉鞋5000双。张云逸率军委后方办事处指导和协助两省委把粮食、棉衣和棉鞋运往前方。

  11月20~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张云逸则带着中共陕北省委筹集的一批粮食和棉衣、棉鞋和一个剧团去前线慰问【《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周恩来于12月上旬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后,多次召集张云逸等开会,整合各后方机关,使军委后方办事处逐步健全起来,并下辖参谋处、后方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红军学校、兵站部、动员武装部、补充第一师、补充第二师、陕北省军事部、陕甘省军事部、关中军区、东南军区、西南军区、绥(德)吴(堡)军区、东北军区。

  这时,聂洪钧调走,刘志丹任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张云逸兼参谋处处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叶季壮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吕振球分任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周昆任红军学校校长;杨立三、李文楷分任兵站部部长和政治委员;戴季英任动员武装部部长;毕士悌(后姚喆)、黎林分任补充第一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张福前(张震东)任补充第二师师长;钟赤兵任陕北省军事部部长;萧劲光任陕甘省军事部部长。参谋处下设作战科(张云逸兼科长)、谍报科(曾希圣兼局长)、通信科、器材科、管理科。动员武装部下设新兵训练处,处长周士第、政治委员黎林。

  12月间,刘志丹调任红二十八军军长。这样,张云逸就成为周恩来在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要助手。

  12月17~25日,根据华北事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以及以发展求巩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以山西为主要作战方向,准备经山西到绥远打通国际路线、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

  应当说,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十分正确。中共中央把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猛烈地扩大红军,为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准备力量,而陕甘革命根据地地瘠民贫,人力物力资源匮乏,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扩大,且处在黄河的“几”形之内,东、西有黄河阻碍,北面是沙漠,南面是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回旋余地小,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以巩固求巩固和以巩固求发展都难以达到猛烈扩大红军的目的,而只有以发展求巩固才是唯一正确的决策。

  东征山西的战略确定以后,毛泽东、周恩来1935年12月24日签发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据此,张云逸等协助周恩来拟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该《计划》包括人员的补充及特种部队的组成、红军学校培养教育计划、医院的设置及卫生教育计划、通信设置及人才培养计划、服装和粮秣等供给计划、兵站计划、造船计划、整理和扩大地方武装计划等。其中,关于人员补充,《计划》要求从地方上动员5000人参军。关于工兵的组成,《计划》要求从地方上征调造船工人100人,于1936年1月5日集中,限25天内造筏子100只,同时征调划船工人200人,于2月初集中,之后从造船和划船工人中各抽调50人共100人组成工兵连,直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关于兵站的设立,《计划》要求在1936年1月设立瓦窑堡—永坪—延长县—临真镇接红一军团的兵站线,总兵站设于延长,1936年2月再设立10个新的兵站。关于造船,《计划》要求供给部收集公羊皮3500张,制成浑筒3000个,征调造船工人50名专司其事,之后造羊皮浑筒筏子100个,每个筏子能坐30人,于1936年1月底前完成。关于组建地方武装,《计划》要求在1936年1月组建6个独立营,每个独立营以229人为标准,在1935年12月组建红二十八军的基础上,1936年1月再组建红二十九军。

  根据这一计划,前后方党政军民齐动员,至1936年2月红军东征前,各项计划基本完成,有的还超额完成了计划。在兵站线的建立方面,周恩来、张云逸、杨立三等吸取中央苏区建设兵站线的经验,针对东征的方向和特点,领导设立多个兵站,要求各兵站分段负责,做到逐级接力转送。东征战役开始后,周密的兵站系统、先进的物流理念和根据地的有力支撑,保障了东征的给养、伤员、弹药和缴获的前运后送。在扩大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等方面,张云逸等协助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至1936年1月,不仅动员了5000余名青壮年参军,另有750名伤病员归队,还争取了2000多名国民党军俘虏兵参加红军,使红一方面军达到1.27万人。另外,在北线组织了红二十八军,在南线组建了红二十九军,还整理和组建了6个独立营、10个基干游击队。

  船只是决定红军能否实现东征的关键。为此,张云逸随周恩来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绥德、清涧等县加紧造船。红军游击师师长阎红彦自告奋勇负责清涧地区的造船。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各级先后征调造船和划船工人300余名,到1936年1月底共造船34只(其中大木船4只),羊皮浑筒筏子100只,基本满足了部队过河的需要。

  随着东征日期的临近,张云逸到绥德、清涧县黄河沿岸地区,指导渡河的各项准备工作。到了河边,他才领略到黄河是拱卫陕北的一道天然屏障。它犹如一把利剑,把山西和陕西东西分开,并使东西两岸形成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西面是松软的土山,东面则是坚硬的石头山。河宽数里不等,在河滩的宽阔处,形成一个个渡口。这一带,黄河西岸和东岸的渡口有沟口、马花坪、河口、延水关、清水关、军渡、三交、永和关、铁罗关、马头关、平渡关等。当时,红军的造船地点多选在无定河等河道里。这样既隐蔽,又便于将所造船只拖入黄河。水手办事处的高长久回忆说:“有几位老水手工人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从包头到泗水一带的水情。我根据老工人的叙述,描绘了一幅简单的草图,交给了张云逸参谋长。张参谋长看了这张图非常高兴,连声称赞说:‘好极了!’”【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7页。】

  在各项准备完成后,1936年2月20~23日,红一方面军全部从绥德、清涧间的沟口、马花坪、河口、舍峪里一带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在红军东征期间,张云逸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

  第一,为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献言献策。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张学良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背负着“不抵抗”名声的东北军在关内“剿共”战场上损兵折将,又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内政局的变化,更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都深深影响着处于彷徨中的东北军。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并把能否争取与东北军一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能否成功的关键。为此,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会谈,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在此基础上,1月25日张云逸与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叶剑英等20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红军东征期间,军委后方办事处负责保卫陕甘根据地的安全,并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但张云逸接待的第一位客人既不是东北军的,也不是西北军的,而是一位牧师——董健吾。原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下,从1935年底起,国民党上层的一些人试探了解苏联对华援助的态度,并寻求政治解决国共的关系。1936年1月,宋子文、孔祥熙及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找到宋庆龄,谋求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受宋庆龄之托,中共党员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带着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密函和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于2月27日到达瓦窑堡。此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山西前线,周恩来在清涧县折家坪部署红二十八军作战。林伯渠和张云逸在瓦窑堡接待了董健吾。之后,主持中共中央后方工作的博古会见了董健吾,并将情况报告给张闻天、毛泽东等。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于3月4日复电博古,由董健吾向南京政府转达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五项要求。至此,中断了八年之久的国共关系得以恢复。

  与此同时,2月25日李克农等到洛川,与王以哲会谈,达成红军与其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互相通商的口头协议。3月初,张云逸奉命要求陕甘苏区地方红军、游击队,秘密落实口头协定,把第六十七军当友军看待。3月4日,中共中央叫李克农经王以哲向张学良转达由董健吾带给南京政府的中共五项要求。5日,张学良秘密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中共帮助介绍他的代表前往苏联商谈合作抗日问题。4月9日,根据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举行高层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从此,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实现了秘密停战。

  这时,蒋介石正准备以东北军、西北军封堵黄河西岸,会合阎锡山的晋绥军与陈诚的中央军,消灭红军于黄河东岸地区。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张云逸和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时军委二局在后方归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辖制,为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处谍报科,曾希圣兼任科长。】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李克农:“我们认为目前与张王的谈判,不[仅]在使其同意,而且怎样促其迅速动作,因有以下的意见给你作谈话的材料:A.不早公开抗日而受蒋压迫进攻苏区,一定要受到全国抗日人民及东北军本身以不好认识。B.蒋介石陆续增调部队入陕晋边界(胡宗南东调及四三师原来位置大概在豫晋边),目的在对付整个抗日人民及部队。C.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浪潮日形高涨,谁先发动时代大革命的,必成。是以发难例子,谁能取抗日领导权与全国人民之真实拥护,如蔡唐云南起义,段祺瑞马厂誓师。D.甘肃已无蒋之嫡系部队,正好乘机部署与苏联直接联系,以免后顾之虑。E.日本继续增兵,平津牵延时日,徒给日本强盗与汉奸们的准备机会。F.秘密时期愈久只有受到损失,十九路军的教训就是。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以公开通电号召来推动,比秘密的力量要大。”【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张云逸和曾希圣建议的目的,是使张学良等由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转变为公开打出抗日旗帜的实际行动。这个建议看似有些激烈,实为推动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一剂良药。这时,张学良正处于极度的矛盾之中,他虽然主张联共抗日,又不愿与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蒋介石立即决裂。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到4月下旬,张学良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甚至想到了反蒋问题。他对中共派往他身边的刘鼎说:再等半年,只要苏联接纳他的抗日主张,助其抗日,而蒋仍不抗日,他就不惜和蒋介石翻脸,“要干就彻底干!”【张友坤等主编:《张学良年谱》(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99页。】

  第二,协助周恩来部署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

  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不到十天时间,就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为在晋西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彭德怀、毛泽东于3月1日致电周恩来等,要求红二十八军和陕北地方武装乘晋绥军东撤之机,迅速收复吴堡、葭县(今佳县)、神木、府谷等地区,使黄河东西两岸连成一片。据此,周恩来命令红二十八军向无定河流域发展,进而打通与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为配合红二十八军的行动,张云逸、钟赤兵于3月20日命令陕北独立团向无定河左岸地区游击,同时命令骑兵团在张家畔(今靖边县城)、宁条梁地区活动。至3月23日,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苏区,“三边有新开展,敌八十六师部队撤向榆林、米脂,我骑兵团在蒙边获马一批,可成立一新骑兵连”【中革军委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李富春,罗迈(李维汉)、张云逸,刘炎,宋任穷、刘志丹,朱理治、萧劲光的电报,1936年3月23日。】,“神(木)葭(县)苏区恢复大部,葭(县)榆(林)方向也有发展”【神府特委致西北中央局的电报,1936年3月24日。】。

  第三,全力迎接东征红军西撤。从3月下旬开始,蒋介石命令阎锡山的晋绥军与进入山西的陈诚中央军对红军作战,同时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封锁黄河西岸,企图将红军围歼于黄河东岸地区。红军一面与敌作战,一面部署后方前送后运,积极配合作战。3月28日19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李维汉、张云逸并告林彪、聂荣臻,“(一)一军团之两个师于三四两日可到永和、大宁、吉县,担任扫除沿河东岸堡垒线,后送伤员百余、现款七万元,接引新兵、归队兵、通信器材及其后方。(二)集中补充师之新兵、红校毕业生,准备送前方地方工作,伤病员健康归队者、无线电用之干电池、新书报等,限四号经延长送至禹王坪附近,准备五号渡河,由云逸同志新任指挥之,并组织担架三十付,到禹王坪接运前方伤兵,前送人员、物品数目即告。”

  这时,红军学校已没有毕业学员,张云逸只能带补充师及游击第十二分队向黄河西岸赶进。30日1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张云逸,要其派快马飞送川口镇、高家村、河口一带的杨立三并告周恩来:“甲、我一二两师六号或七号可达河边,一师由清水关向永和关打,二师由平渡关向清水关打。山炮连应于七号开到延水关附近,八号或九号、十号协同攻击永和关。乙、立即放船十五只到贺家畔、高家畔,准备水手,派数个得力干部指挥,看见永和关得手,迅速下放永和关,不得手亦须坚决乘夜放下。丙、船十五只,分布禹王坪三只,西马斗关五只,清水关四只,延水关三只。丁、上列四大渡口另各备皮筏三十片,每张载十人左右。此外,次要渡口由省委通知沿河各区,准备皮筏。”据此,周恩来命令张云逸率补充师和杨立三等率领1500余人和100余牲口向南前进,于4月4日到达马厂坪;命令山炮连于3日到达距延水关只有半天行程的刘厂原;同时决定先将15只船集中到清水、延水两关,待命下驶。

  如果说1936年3月底以前黄河西岸部队的上述任务因情况曾一度中止,那么4月15日以后则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4月15日,由陈赓、杨成武率领的红一军团第一师占领清水关对岸的黄河东岸地区,彭德怀、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的伤员立即西渡,第一师待命准备于23日西渡【彭德怀、毛泽东致林彪、聂荣臻、陈赓、杨成武、张云逸的电报,1936年4月15日20时。】。据此,张云逸率补充师和第十二分队于16日离开冯家坪,向延水县城开进。周恩来则于4月16日致信李文楷、杨立三,延水县城至河边之兵站线如何设置,由杨立三与张云逸商量办理。17日周恩来再次致信李文楷转杨立三:“顷得前方来电,我军先向大宁行动,攻击永和关及其以下各渡口改期,望你暂停船只下驶,仍派人在延水关附近继续侦察瞭望,并与谷林村张参谋长(今晚可到)处保持联络。只要发现永和关及其以南有我军攻击或得到参谋长命令,应即率船下驶,偷过永和关,其他一切不变。”【《杨立三年谱》编辑组编:《杨立三年谱(1900—1954)》,金盾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17日晚,张云逸到达延水县城以东的谷林,见到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四科(局)科长(局长)宋裕和,以及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刘炎。18日,张云逸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我昨晚到谷林与宋局长面谈渡河部署,本十八日我亲到河边进行侦察。(二)十八日完成渡河一切组织,候令渡两条。(三)方面军及一军团后方补充师均十八日集中谷林、土岗之线,距河边约廿里。炮兵营在中土湾,距延水关廿五里。(四)我们组织两个步兵连,迫炮一门,由刘炎同志指挥,集中土岗,要时可到河边策应对岸部队动作。”【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从4月21日开始,随着红一、红十军团向晋西集中,敌军也跟踪围拢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东岸地区。在此情况下,22日1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张云逸:“一军团派出一部占领永和关,保证将贺家畔船只全数放下,另派小部保持清水关、铁罗关、马斗关、平渡关四渡口于我手中”,以造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局面。据此,张云逸率部到达延川县城东南的清水关。22日21时,彭德怀、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林彪、聂荣臻:“马斗关已到敌,船速位置于清水关,林聂负责保持清水关渡口于我手中”;“船十四只,周速令其放到清水关,由云逸保护之,防止敌机轰炸”;“立即征集大批水手于清水关”,以便准备接应东征军从黄河对面的铁罗关西渡。到4月28日,由于“在山西是阎锡山加蒋介石(五十一个团),再加堡垒主义”【彭德怀、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叶剑英、杨尚昆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20时。】,红军难以立足,彭德怀、毛泽东决定红军西渡撤回陕北。5月2日7时,毛泽东下达各部队的渡河顺序,并根据敌人飞机不断轰炸的情况,规定每天上午8点至下午4点不得渡河。5月2日21时,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直属队从清水关西渡黄河后,致电毛泽东、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以张云逸、宋裕和、杨立三“组织渡河指挥团,张云逸为团长。各军团到此与张等接头并接受渡河指示。”张云逸一面组织各部队渡河,一面致电西北办事处政治保卫局局长周兴,要求“通令各县加紧赤色戒严,封锁消息,并注意检查逃兵送回”【张云逸关于红军凯旋、加紧封锁消息和注意逃兵问题致周兴电,1936年5月5日。】。

  至5月5日,在张云逸等的精心组织下,红军带着刚从山西参军的8000余青壮年和筹集的30万元款项,从清水关一带安全西渡。当时在延川县任县委书记的贺光华回忆说:“战争打响后,我亲自带了370付担架的担架队,送到清水关渡口,交由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同志接收。张高兴地说:‘你们这些担架队员年纪轻,热情高,不愧是老苏区的人民!’”【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78页。】

  5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开始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3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八章  在陕甘宁苏区

<标题>=二、从红军西征到西安事变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后,随即组成西方野战军,于1936年5月19日由彭德怀率领发起西征战役,至7月27日以占领陕甘宁边界的广大地区而结束西征。之后,西方野战军以战备姿态转入休整,准备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

  红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清剿土匪,消灭民团,巩固苏区。为此,6月间中共中央由瓦窑堡迁至保安县(今志丹县,中共中央曾一度将之改称红安),军委后方勤务部率供给部、卫生部、工厂、医院、兵站及补充师到达吴起镇附近后,军委后方办事处把保卫保安和吴起镇的安全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任务。

  至7月初,陕甘宁边区的剿匪任务虽然完成了80%以上,但敌人在保安和吴起镇南面建立的最大民团据点——旦八镇仍然没有攻克,汤恩伯以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一部联合土匪,不断从北面骚扰和进攻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甚至派兵占领宁条梁,严重威胁着中共中央和红军前后方交通线的安全。为此,张云逸于7月6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一)汤敌以八十六师一部,[向]西扰乱靖边的苏区,该敌令一团一营进占首市。在这情况下,我提议为要发展米横游击战争,使敌不能[实现]西进的企图,宁方面须派兵坚决打击和消灭进占宁条梁之敌,使其不敢动作。(二)已令红三团之第一连及红校,向宁条梁方面加紧侦察警戒。(三)红三团主力五号可抵旦八寨执行任务。”【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当时,为清剿土匪,中革军委将苏区内的地方部队编成六个作战区,其中由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地方武装编成第五作战区,以刘金轩、刘道生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云逸电报的主旨是加强三边以东地区的游击战争,牵制敌人,以确保三边和保安、吴起镇地区的安全。接此电报后,周恩来于7月8日14时致电博古和张云逸:“已令山西游击队至侯家河、大川、上沟活动,归两刘指挥;靖边独立营则向北游击,掩护靖边、子长边境工作。子长、安塞两游击队归两刘直接指挥,在李失咀以北行动,以掩护赤安。现靖边仍归陕甘管,已告省委特加强靖边、子长、安塞三县交界工作。惟赤安通安塞、甘泉两道上尚须得力部队去,十号后可派部队去靖边。”【周恩来对山西游击队行动及东线敌情及我兵力部署问题致博古、张云逸电,1936年7月8日14时。】在张云逸协助下,周恩来指挥地方部队加强了在保安、吴起镇以东地区的游击活动,同时以红三团围困旦八镇,从而保证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事实上,由于中共中央驻保安,军委后方办事处的工作归中共中央直接指挥,张云逸则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性工作。如将敌情变化、东北军的内部情况、国内政治动态以及日本公使和军官会议等情形,及时通报给各有关部队,从而保证了红军的作战和红一方面军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应董必武的邀请,张云逸还担任了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授课任务。

  在这段时间内,张云逸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参与讨论制定大政方针。1936年5月28日,他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8页。】。会议讨论制定了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的方针,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领导地位。9月15日至17日,他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讨论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强调“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10月11日至12日,他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讨论红军政治工作问题。会议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政治工作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等,并提出了使用干部的标准问题。这些决策,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陕甘宁边区生活极为困难,193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起在高级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小范围内实行津贴制度。据此,9月25日张云逸和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叶剑英、军委三局局长王诤【5月,红一方面军东征结束后,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撤销,其参谋处改称西北军委参谋部,下设四个局:一局局长边章五,二局局长曾希圣,三局局长王诤、四局局长宋裕和。】,签署了《关于重新划分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的决定》。该《决定》根据无线电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将其津贴分为每月15元、12元、9元、5元、2元五种,给技术人员以特殊的关照。9月3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高级干部中获得第一、第二级津贴人员名单。张云逸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叶剑英、杨尚昆、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12人为一级津贴,每月5元;罗瑞卿、刘晓、朱瑞、邓小平、王首道、周昆、袁国平等12人为二级津贴,每月4元。

  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逼蒋抗日,10月2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张云逸等46位将领的名义联合发表致蒋介石及西北将领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议通过谈判解决国共关系的问题。但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命令胡宗南等部沿黄河东岸地区北进,致使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无法实现。为此,中革军委于11月8日提出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在12月上旬以后,由红一、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用三个月左右时间东进到达黄河沿岸,于适当时机开始在延水和延川、清涧和绥德、神木和府谷三区造船,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如能与南京政府订立协定则按协定行动,如不能订立协定则实行东征;如东征有利,则在晋、冀、鲁、豫、皖、鄂、陕等省机动作战,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争取与南京政府订立协定,实现共同抗日。据此,中革军委一面指示红军三大主力阻击胡宗南等部东进,一面派张云逸等到绥德、清涧一带监督造船。

  11月,红军三大主力协同作战,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一个师又一个旅,阻止了其追击行动。之后,为保障红军的集中统一指挥,12月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扩大中革军委组织,以张云逸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23人为委员。山城堡战役虽然使陕甘宁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压力大大缓解,但造船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而是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12月6日,张云逸赶赴隶属于中共陕北省委的中共东地区特委。当时,中共东地区特委书记为白炳忻(即马义),下辖葭县、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延长、红泉等县委。由于红一方面军西征,东地区大部被国民党军及其地方武装侵占,绥德县游击队已从无定河东岸退到西岸地区活动。敌人在密探的引领下经常以一两个连的兵力进犯苏区。这就是说,如果不能驱逐黄河西岸的敌人,即无法展开造船工作。

  为此,张云逸于7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我们要保持交口、延川、清水、马头关,用各种必要[手段]迫退或打延长东西村之敌。现在东线两个独立营只有二百人,拟请速调得力一团兵力前来,由保卫局派得力人来帮助肃反工作。”【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9日,张云逸再次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无定河已结冰,马义已派游击队深入无定河东岸,捣毁保甲,拆除碉堡;已与戴季英、邵式平等开会,专门研究了寻找工人、造船板和弄清黄河沿岸情况等事宜;“现在交口以西苏区开始购木造板,并就特委会各县收买,铁匠以造梭镖为名来造工具,今日正开始进行。”【张云逸关于我军拟由无定河过河及打击民团保甲和造船情况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2月9日。】

  这时,为掩护造船,中革军委派独立第二团到东地区加强力量。为使恢复苏区与造船工作同时展开,10日周恩来与郭洪涛致电张云逸:“调独立二团过东地区活动,归张云逸同志指挥”,“独立二团为东地区之主力部队,不应位于一定位置,应灵活的运用于适当方向,打击敌出扰之较大部队,遗防调安定独立营接收。东地区游击队的位置应重新布置。”据此,张云逸一面指挥部队打击敌人出扰,一面组织造船工作。

  山城堡战役后,中共中央一面准备东渡黄河,一面加紧对南京政府展开统战工作。12月1日张云逸和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贺龙、林彪、徐向前等19位红军将领,致函蒋介石,表明红军为自卫计,不得已而进行山城堡之战,呼吁蒋介石“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红军在西北的力量大为增强;山城堡战役更加显示了红军的实力。此时,绥远抗战再度爆发,全国各地再一次掀起援绥抗日的浪潮。在全国抗日形势的推动下,张学良与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迫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成为转换中国时局的枢纽。

  随后,张云逸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工作。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4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八章  在陕甘宁苏区

<标题>=三、在西安事变爆发后的日子里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关系进入重大调整期。从事变发生到1937年5月,张云逸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命令部队不断更换电台密码,严防技术泄密。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内外各种势力都在利用各种手段特别是技术手段,侦察中共方面的情报,以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为此,张云逸指示军委通信局和各兵团不时更换密码,使电台密码不被破译,从而为和平处理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即使在事变和平解决后,张云逸仍然十分重视电台的保密问题。1937年2月25日,他致电各兵团参谋长:“现(敌)特别注意侦察我们电台。为着保障密本不泄露:(一)在现时,各兵团尽量减少发报,以后每十天发一次报,不便可以写信。(二)今日已起用新密本,一律不准外用,走要密本。请令机要科特别多调换用法。”【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页。】技术上的严格保密,更好地服务了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调整的大局。

  第二,继续抓紧进行恢复苏区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准备指挥20万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西安,李仙洲准备率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抢占肤施,陕北的高桂滋准备率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配合李仙洲部的行动,而杨虎城则决心让出延安、甘泉给红军以集中兵力于西安。这样,能否先机占领延安、宜川、延长等地,对红军应付由于西安事变带来的各种可能至关重要。

  为此,12月16日张云逸致电毛泽东:“一、延长县长、民团均走,我延宜独立营昨占延长,现县委、县苏亦去恢复工作。二、依十四日十七时电令,独立团与清涧独立营配合游击队,以相机占领延川、永坪姿势,威胁敌二十一师。三、十五(日)电当与特委讨论执行。四、在预[禹]王坪下游之均针汗、宜川、吉县间已结冰。绥德来人云,枣林坪已结冰。待式平、季英回交口该造船工作后,就率电台到甘谷驿。电复不清,是否在平头关、预[禹]王坪造船十至二十只。”17日,中央军委致各台首长:“云逸指挥之独二团及独立营即[占]永坪、延川,威胁二十一师,扬言我大军将开来恢复苏区,以政治上坚强之一小部相机接防延长,以电台进驻甘谷驿,与肤施之志文、春圃取密切联系”;白志文、黄春圃率红一团和安定独一团进驻延安,以白志文为延安城防司令员、黄春圃为政治委员;“张参谋长以徒步经平谷驿与白黄向甘泉与陕甘工委军事部曹部长(指曹力如)联络。”至19日,张云逸指挥部队完成了进占延川、永坪线的任务【张云逸致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2月19日。】。在张云逸、白志文、黄春圃等部的共同努力下,至22日红军占领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为中共中央以后进驻延安奠定了基础。

  第三,完成造船任务。

  红军扩大苏区,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1936年12月19日中共清涧县委向张云逸报告: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集中一个团的兵力在黄河西岸的清涧河口造船,限五天完成;高桂滋第八十四师的骑兵亦在准备干粮。张云逸估计李仙洲部有由河口东渡或准备用船接运汤恩伯部回陕北两种可能,遂于20日致电毛泽东:“已令独二团、独立营向清绥方面活动,恢复苏区。如敌造船接汤恩伯,我应令独立团妨害其造船,否则让其东渡,截其后尾。请曾局长(指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编者注)注意即电告。”戴季英同志“由清涧谓,造船工人十分队在绥德进行恢复苏区,不可来。请令四钧(指红四方面军——编者注)造船队来依期完成任务,否[则]只有板子。”26日,张云逸再次致电毛泽东:“(一)马义同志由清涧县苏委廿五日来信云:汤恩伯部由宋家川渡河,已到绥德苏区,人数未详。(二)汤敌渡河后有向延川前进可能。现在我东地区部队不能固守,拟定只取游击战争来迟滞该敌。(三)预[禹]王坪附近之五龙层已结冰,小商人均由冰中来往,东岸只设查哨,没有白军。据韩城来商人云:韩城附近黄河亦结冰。(四)已依子昆(批一局局长周子昆——编者注)电准备板,必要时架桥。目前我的工作已注重指挥地方部队行动。”【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这样,由于黄河已结冰,造船工作变为只是准备架桥的板子,张云逸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民党向陕北进犯。到1937年2月,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军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造船工作也基本停止。

  东边的造船工作虽然结束,但西边的造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展开。这时,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军西路军正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激战。为救援西路军,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27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红二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二十八军和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西进增援。为准备援西军西渡黄河作战和接应西路军,中共中央指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亦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周昆和政治委员袁国平,要其组织工兵连等力量加紧造船。其实,早在2月24日,张云逸就致电周、袁:“一、工兵连已否到达步校?二、请问该连能否单独造船,造船速度如何,还缺少什么器材及人员?三、请在庆阳打造十个船的钉子。以上之项请立复。”25日,袁、周复电张云逸:工兵连一天只能造一只能容15人的小船,需钉子2000个,直径1.3尺、长2丈的大树两根,桐油5斤,石灰6斤,再加其他材料;如要造能容纳30人的大船,则工匠、材料加倍,钉子可以在乡间打造,但木料难以解决。27日,毛泽东致电周、袁:现因准备救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5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协助周、袁组织力量造船。但因西路军于1937年3月间失败,造船工作也因之停止。

  第四,主持后方司令部工作。

  为适应抗日战争大局的需要,加强根据地后方建设,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中革军委后方司令部,以刘伯承为司令员。此时,刘伯承任援西军司令员,筹划和领导增援西路军等项工作。中革军委决定由张云逸代理司令员。1937年3月9日,中革军委后方司令部发出通令,通告后方司令部已成立,领导后方供给部、卫生部和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军以及陕北军事部、陕甘宁省军事部、第七十四师、神府特区军事部、关中特区武装部、五县(延安、延长、甘泉、鄜县、宜川)警备司令部、延安防守司令部。通令要求各局各部,须经常将工作报告送后方司令部,并切实执行后方司令部的命令。张云逸在代理司令员期间,处理了后方各局各部及留守部队的大量工作请示和报告,完成了中革军委交给的各项任务,保证了后方部队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4月,张云逸的后方司令部工作告一段落。

  第五,主持中革军委后方机关和部队的精简整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代表会议、迅速完成抗战之一切准备等五项要求,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项保证。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根绝赤祸案”虽然仍然坚持反共立场,但将武装“剿共”方针改变为“和平统一”,表明国民党实际开始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此,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国革命进入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阶段。

  为迎接国共联合抗战局面的到来,减少财政开支,1937年2月16日,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签署了《中共中央各机关缩编办法》。其中规定:“中央党政各机关之编制统归中央编制委员会办理之,该委员会以林伯渠、凯丰、郭洪涛、周兴、谢觉哉同志为委员,并以林伯渠同志为主席;军委后方各机关以刘伯承、张云逸、林彪同志为缩编委员会。在刘参谋长因公外出时,以张云逸同志为主席,并由叶季壮同志参加;缩编以提高机关之工作效率,裁汰闲杂人员为原则,上述两委员会秉承此项原则全权办理,并于三月一日前完成之。”【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28页。】据此,刘伯承出任援西军司令员后,中革军委缩编委员会主席由张云逸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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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张云逸在延安。

  2月17日,张云逸等召集军委后方各机关与部队领导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缩编的命令,讨论决定:“1.以减少人员增加工作效能为原则,如某部门二人能负这工作,只要二人,多者应裁去,另分配工作。2.如某部门或部队有这个人对工作没有很多帮助的,应裁去,另分配其他工作。3.如某部工作无多,不要分占个科的应合并,裁去一部分人员。4.各部门的勤务员应改为某部门工作人员共用,并以三人至五人共用(勤务员:红大学员一组用一勤务员,如有特别情形在例外)。5.马匹,只许各机关首长用骑马一匹,其余必要的均称为公用的马。如某科有马二匹为工作必要时用,多的马均编为运输队。每个运输员管理二匹马。原有运输队仍暂照旧管理。6.编余干部,[送]学校或分配新的工作,其他人员强壮者送战斗部队外,余均依命令执行。7.由政治部负责动员外,各机关首长更要详加解释,免误会红军不要他;依这一决定,限各首长依上原则提出编制表意见,十九日送来。编委审定后,廿一日起进行缩编,廿五日完毕,廿六日检验”【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5页。】。

  根据上述规定,各单位于19日送来编制表。张云逸等审定后,20日发还各单位。21日,各单位根据军委编委会审定的方案进行缩编。23日,中革军委决定由李德负责审查军委编委会的决定。之后,经二次讨论原则上通过了张云逸等审定的方案,缩编工作继续进行。到28日,军委后方各机关和部队缩编完毕。到2月底,后方各机关和部队共裁员1505人。

  在张云逸的主持下,经过缩编,军委后方各机关和部队均裁减了冗员,提高了工作效率;充实了基层部队,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红军学校输送了400多人;财政开支大为减少,“三月份预算只五万三千余元,较二月减少约四万元(二月是苏票)之银”【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关于这次缩编,张云逸于1937年3月2日向林伯渠作了《军委后方机关与部队缩编经过情形报告》。

  第六,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张云逸多次参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2月,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陪送前来延安同中共中央进行联络的抗日民主人士、国民党安徽皖北地方实力派将领余亚农,东渡黄河,返回国民党统治区。

  1937年4月初,张云逸奉命赶到黄河边,代表中共中央宴请并欢送从延安经山西吉县返回广西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作为桂系的重要智囊人员,刘仲容是在1936年6月两广事变后奉李、白之命来到西安,与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了广泛联系,随后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到陕北访问的。这次接触,为张云逸赴广西顺利开展统战工作开了一个好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展开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赴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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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4月,张云逸(右)与莫文骅合影。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4月25日,张云逸离开延安,乘汽车准备赴西安转香港,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开展华南地区的统战工作。与其同行的还有准备到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周恩来,以及准备前往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孔石泉。为保证周恩来、张云逸等的安全,中共中央保卫局派出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率12个人的警卫班随车护送。当汽车驶离延安60里路的甘泉县劳山镇以南的湫沿山时,突然遭到土匪的猛烈袭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司机不幸中弹牺牲。有些随从人员亦在车上就牺牲了。周恩来一面还击,一面指挥人员向右边的密林深处转移。张云逸亦果断命令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侍从副官陈友才和警卫员掩护周恩来迅速突围,同时命令陈国桥率警卫班组织抵抗。

  在警卫班的掩护下,张云逸与孔石泉等保护周恩来穿行于茅草、梢林中,向北突围。孔石泉回忆说:“当时敌人很疯狂,不断向我们射来密集的子弹。我们撤下公路,是凭借着茅草、梢林的掩护,迅速转进一个小山坳的。……为了缩小目标,我们几个人并不集中在一起走,而是分散走,相互保持一段距离。……那里没有路,一路都是山坡坡,很不好走。”【董保存、鲁南选编:《将帅历险记》,大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在突围中,张云逸手部被子弹擦伤了皮肉;孔石泉的衣领右侧被穿了几个洞,但没有伤着;周恩来安全无恙。脱离险境后,张云逸对周恩来分析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是正规部队,倒像是一帮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周恩来同意了张云逸的建议。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张云逸与周恩来等五人到达延安以南的三十里铺。红军在这里设有检查站。

  周恩来等遇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军委警卫团团长黄霖立即率骑兵排前来救援,张云逸随部队再次前往战场。当张云逸等到达沿湫山时,匪徒们已经逃之夭夭。当看到陈友才、陈国桥等十余人牺牲的惨烈场面,张云逸眼里流出了热泪。他在血泊中找到已经壮烈牺牲的机要员曾洪才,发现他随身携带的电报密码本还在,也没有发现被人翻动的痕迹。尽管如此,他考虑到密码本已失控几小时,根据保密原则,还是把密码本销毁了。张云逸做好善后工作后,返回三十里铺,向周恩来做了汇报,随后与周恩来等人乘马返回延安。

  劳山脱险后,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三人照了一张合影。周恩来在合影背面题写了“劳山遇险,仅剩三人”的题词。劳山遇险在周恩来和张云逸的革命生涯中都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三十多年后,1973年周恩来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时,谈起劳山遇险经过,曾感慨地说:“我一生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后来,周恩来在病危期间把遇险后三人的合影照片放在自己的贴身衣袋中,经常拿出来看。张云逸对劳山遇险也是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张照片一直挂在卧室中,直到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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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4月,张云逸(中排右五)与周恩来(后排左一)、叶剑英(后排右三)、孔石泉

  (后排右四)在红军驻西安办事处。

  劳山脱险后不久,张云逸又踏上了征途,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到香港,开始了他的华南统战之旅。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5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九章  从中央代表到新四军参谋长

<标题>=一、赴华南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在派出周恩来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相继派出代表赴西北、华北、西南、华南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就双方合作抗日等有关事宜进行接洽,以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形势下,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1937年5月中旬到达香港,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

  在张云逸到达香港之前,云广英、陈英夫妇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延安先期抵达香港,做准备工作。张云逸到达香港后,首先与设在九龙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接上了头。在这里,张云逸见到了云广英、陈英夫妇及南临委的负责人薛尚实等同志,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和中共中央当前的方针政策。薛尚实等则向他介绍了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有关情况。对于这两个革命团体,张云逸在延安也有所了解。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是由原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与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于1935年7月在香港组建的。大同盟成立后,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作为其基本的政治目标,并提出了抗日反蒋的“八项具体行动纲领”。此后,大同盟参加了由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936年6月发动的打着“抗日救国”旗号的两广事变,参加了由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领导的救国会运动,同时联苏联共,支持国共合作。1936年9月,毛泽东还亲自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往香港,并同时捎去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以便双方以此为基础签订抗日救国协定。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大同盟放弃了反蒋口号,提出了新的“八条行动纲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前身,是1930年由邓演达发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召开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彭泽湘、谭平山、章伯钧等都是其重要成员。该会以争取民族解放为己任,主张联苏联共,召集全国人民非常代表会议,实行土地改革,实行全国总动员,尽快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求得民族解放。该会成立后,派人分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了两广事变。

  除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外,国民党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也在香港设有常驻代表,负责桂系与各方政治势力的联络工作。

  对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张云逸并不陌生。1933年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的军事联络员,在处理福建事变的过程中,同他们打过交道。此外,在来香港之前,张云逸就同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有过接触,对于桂系的政治主张也有一定的了解。这是张云逸在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

  在九龙安顿下来后,张云逸先后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及桂系三方代表取得联系,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表达了中共愿与各方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立场。三方代表均表示拥护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为深入交换意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推动全国抗战的早日实现,张云逸几次召集三方代表举行四方代表座谈会,就有关问题做进一步磋商。这几次座谈会虽因全国抗战的爆发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但使三方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了解与认识。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初期,由于国民党当局抗战比较积极,在政治上又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有些中间党派的领导人对蒋介石合作抗日的诚意估计过高,强调其他党派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甚至主张解散自己的党派组织。1937年10月30日,在陈铭枢的坚持下,已由香港迁到南京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张云逸在香港召集的四方代表座谈会也就此终止。

  在香港工作期间,张云逸派人赴广西与刘仲容取得了联系,告知不久即将到桂林代表中共中央回访李宗仁。对于中共代表与李宗仁会谈一事,刘仲容早已有思想准备。对此,他回忆说:1937年春天在延安时,毛泽东数次接见了我,详细询问了广西及天津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对广西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应特别做好,并决定派一个中共代表赴广西会见李宗仁、白崇禧,协商抗日问题,进一步了解广西的情况。他还问我,李、白是否可以秘密接待中共方面的代表,我说可以做到。毛泽东又说,估计中共方面派出的这位代表在我回广西后不久即可到达,到时再去找我,要我先同李、白讲好。我是这年5月回到桂林的。回到桂林后,即向李宗仁转达了毛主席的话。大约在一个月后,有位香港的客人访问我,说他是张云逸同志派来的。他通知我,不久张云逸要来桂林回访李宗仁,要我为这次会见安排一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李宗仁、白崇禧得知张云逸已抵达香港,立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尽快来广西晤面。李宗仁之所以急着要见张云逸,是由当时的背景所决定的。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曾与国民党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等,由于利害冲突和对蒋介石对日政策的不满,发动两广事变,通电全国,主张“抗日救国”,并将两广的军队改称抗日救国军,继而派兵向湖南、江西进发。两广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代表与桂系取得联络,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但在蒋介石的收买下,广东军队被瓦解,陈济棠被迫下台。最后,蒋介石以收回要李、白离开广西的命令,并答应李、白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并务求在短期内实现”等条件,和平解决了历时三个月的两广事变。两广事变虽已解决,但此后蒋介石通过各种手段打压桂系。张云逸抵达香港前后,桂系正面临着财政上的巨大压力。对此,张云逸曾指出:“这时正蒋以经济压迫桂省(操纵纸票),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办法应付,亟求外援,闻我到港,就来电催促入桂,态度还诚恳。”【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李宗仁、白崇禧希望通过与张云逸的会谈,使桂系能与中共方面结成某种关系的同盟,以摆脱目前的不利局面,至少可以增加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张云逸通过在香港的活动,在初步了解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及桂系的有关情况后,确定了“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其它方面工作;第二步以广州为中心,向福建发展”【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的工作方针。同时,张云逸接受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决定尽快赴广西,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指示南临委配合云广英在香港、广东开展有关方面的联络工作。工作部署完毕后,张云逸带着秘书罗理实由香港乘船赶往广西。

  李宗仁、白崇禧对张云逸的此次访问非常重视。根据毛泽东与刘仲容的事先约定,张云逸此次访桂要秘密进行,不能声张,以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为确保张云逸的安全,李、白令王公度安排接待。王公度是当时桂系内部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曾任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和广西省政府委员等职,集组织、政工、青训等大权于一身。根据李、白的指示,王公度立即对张云逸访桂的接待工作做了严密而周到的安排。同时,李宗仁、白崇禧还将王公度、李任仁、黄旭初、李品仙、潘宜之等桂系重要成员召集到一起,商讨如何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的问题。

  6月初,张云逸与秘书罗理实根据王公度的通知,在广西梧州离船上岸。梧州市公安局局长李尘一遵照王公度的安排,派汽车护送张云逸由梧州到桂林。当张云逸乘车到达荔浦汽车站时,刘仲容在此迎候。在刘仲容的陪同下,张云逸来到了桂林。为保证张云逸起居和出行的安全,刘仲容根据李、白的指示,派人对张云逸进行秘密保护。

  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了初次会谈。张云逸指出:中日两国间的矛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中国内部阶级之间、党派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虽然还存在着各种矛盾,但这些矛盾已降至次要和从属的地位,从而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各种力量应该团结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正在为达此目的而不懈地奔走和努力;目前国内和平虽已实现,但还不巩固,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政策上已经开始转变,但这种转变还只是开始,很不彻底,全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与人民抗日自由权利的取得以及全国抗战的发动,还需要战胜各种障碍与阻力,不是几天就能实现的,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并将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作为当前任务的重心。张云逸还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日本侵略者是一定能够被打败的。

  李宗仁、白崇禧在会谈中表现出了积极的抗日情绪。他们同意张云逸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赞成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共同对外。李宗仁还告诉张云逸,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第二厅厅长刘健群目前也已到桂,意在劝说他和白崇禧早日进(南)京,辅佐蒋介石。但李宗仁对蒋介石仍有不满情绪,对其能否真正走上抗日的道路心存疑虑。张云逸遂“以抗日前途为要相劝”【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由于是初次会谈,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在谈话中未涉及具体问题,只是相互交换一下双方对当前国内形势的看法,表明彼此的政治立场,为下一步举行具体会谈做铺垫。

  与李宗仁、白崇禧见面后,张云逸又与刘仲容等桂系成员分别作了会谈。在与他们的会谈中,张云逸感到由于蒋介石的压迫,桂系不少人对于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确实很有诚意,并希望通过与中共合作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借以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此外他们还想通过中共方面获得苏联方面的某些援助。当然,由于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加上一些人对中共的偏见以及对红军力量的轻视,张云逸也听到了一些反对与中共合作的论调,但这不是主流。另外,张云逸还从刘仲容口中得知:蒋介石正在广西拉拢右派势力,企图分化桂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谭平山正在广西活动;受蒋介石压迫的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也派代表来桂,希望通过桂系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络,合三方之力来推动全国政治局面的发展;李宗仁已答应刘湘,准备介绍其代表与张云逸会面。

  6月13日和14日,张云逸将与李宗仁、白崇禧初次会谈的情况以及自己到桂林后通过各种途径所了解到的情况,通过电台向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

  6月15日,张云逸与李宗仁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在此次会谈中,李宗仁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方针,并约请张云逸与他的几个高级干部就如何巩固国内的和平统一、实现民主和促成全国抗战,以及如何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具体讨论,并拟出有关方案。张云逸还与李宗仁商定,此方案一经各方确认同意后,即根据该方案分头进行联络工作。在李宗仁的引见下,张云逸还结识了刘湘的代表张斯可,并邀其一起参加合作抗日方案的讨论。16日,张云逸致电中共中央,请示与桂系拟定合作抗日方案的方针。

  此时,中共中央正通过各种途径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就合作抗日及红军改编等问题进行谈判。为向外界表明国民党政府准备抗日的姿态,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准备于江西庐山召开一个谈话会,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共商抗日御侮大计。在此情况下,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给张云逸的复电中指出:“(一)同意你在港桂活动的方针。(二)目前国共合作渐趋明朗化,此间拟不久发表宣言。(三)蒋甚注意我们与川、桂连络,向人言:桂方对蒋表示反对联共。我们应坦白的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我们联蒋亦只有在抗日与民主道路上推动,他如挑拨内战不仅无益,也不可能。(四)为扩大蒋、汪在庐山函请谈话范围,应设法推动粤、桂、港三方政治人物应约前往。如可能,其谈话要点应请注意:(1)宣传救亡纲领;(2)开放爱国的言论、思想、自由;(3)撤废紧急治罪法、新闻检查条例;(4)释放政治犯(包括七君子);(5)国民大会选举之扩大及讨论救亡任务。(五)港桂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或利用现成团体或另组宪政促成会,其目的在:吸收各界各团体的负责分子参加,做到下列各事:(1)讨论宪法草案,并提出具体的修改方案。(2)讨论并产生解决国难的提案。(3)联合平、津、沪、汉、陕、晋各地民众团体,推出国民大会[代表]二百四十名,指定代表的候选人,要求国民政府聘任。其办法可先由各地拟出名单与上海交换意见,然后会同各地代表决定倍数名额,交国府选聘。(4)出版讨论宪法草案及解决国难方案的刊物。(六)在国大代表复选中,我们应赞助候选名单上之抗日左倾分子。(七)各方情形望经常电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张云逸电,1937年6月24日。】从上述电报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把抗日与民主作为推动全国形势发展的主要手段。

  张云逸于6月27日才收到毛泽东等人的上述电报。在此之前,张云逸已代表中共方面与桂、川双方就合作抗日的纲领草案进行了数日的讨论,并最终达成了协议。尽管没有收到中共中央关于谈判方针的指示,但张云逸凭着对形势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与桂、川双方达成的合作抗日纲领草案的各项内容与中共中央6月24日电报精神是一致的。26日,张云逸将该纲领草案向毛泽东作了摘要报告,并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电文如下:

  毛:

  我们连日与桂当局和川代表讨论结果,为一致挥[推]动实现抗日起见,决定纲领草案七条,摘要如下:

  (一)巩固和平统一,实现民主政治,抗日收复失地为目的;

  (二)召开国防会议,应充分接收各方抗日领袖主张;

  (三)树立抗日旗帜,扩大宣传;

  (四)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

  (五)努力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和指定代表名额,分配于各党派指定名额;

  (六)向抗日力量彼此间之互助;

  (七)如各方同意此纲领,即组织共同纲领之机构。此种组织乃系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抗日为任务,不得含有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味。

  以上各项有何指示,请即电复。我拟和桂方代表赴延面谈。

  云逸【张云逸致毛泽东电,1937年6月26日。】

  收到张云逸的报告后,毛泽东于6月27日在复电中指出:纲领草案所包含的七项内容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做法;方案既定,即应推动桂、粤、港各方努力去做。毛泽东还告诉张云逸,暂时无回延安的必要,有什么消息可通过电台保持联络。

  同日,张云逸在给毛泽东等人的报告中指出:“李白对我们甚诚恳。观其最近公开演说,与各什记刊物,皆无反共言论。蒋代表来桂时,李总司令且曾提议,谓时势如此,应乘机促成国共合作。此次我们与川联络,亦出李总司令所介绍。所闻桂对蒋表示反对联共军不确。”【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电文中的“李总司令”指李宗仁,他曾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张云逸在报告中还指出,他正设法与广东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目前已有了一定的进展,详情待日后再告。

  7月上旬,张云逸代表中共方面与李宗仁及刘湘的代表张斯可正式签订了三方共同推动抗日的纲领及实施方案。这是张云逸对广西、四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目的在逼蒋抗日。尽管由于全国抗战的爆发,该纲领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同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七人代表红军指战员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实行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代表全体红军请缨杀敌,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9日,红军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九人代表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表示: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李宗仁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立即约见张云逸,探询中共方面对事变的态度和主张。张云逸据实以告,并向李宗仁建议,广西方面也应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全国民众表明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根据张云逸的建议,李宗仁召集广西各界代表举行谈话会,商讨广西方面如何应对卢沟桥事变的问题,最后决定:李宗仁以其本人名义给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及华北地方当局各发一主张抗战的通电;广西各方领袖及民众抗日团体通电全国民众,敦促国民党南京政府立即发动全国抗战;速派得力代表去华北联络,表达对第二十九军抗战官兵援助之态度及慰劳之情,鼓励抗日将士;促请南京政府立即明令抗日,并指示各方任务及准备抗日的办法;加紧扩大对卢沟桥事变的宣传,以提高军民抗日之情绪。

  虽然桂系赞成中共方面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和主张,但李宗仁、白崇禧对蒋介石此时是否愿意抗战仍心存怀疑,所以当7月14日蒋的亲信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致电白崇禧,请白赴庐山或南京与蒋介石会面时,白崇禧以蒋介石对抗战尚未下定最后决心为由予以拒绝。据曾担任白崇禧秘书的程思远回忆,白崇禧之所以不愿在卢沟桥事变后立即与蒋介石晤面,与桂系此前采取的政策有关。程思远说:“张云逸访桂后,李、白采行了中共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即蒋介石如不抗日,那么李、白就不入京,企望以此对蒋施加压力。”【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为使桂系尽快与蒋介石就团结抗日一事达成谅解,以利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继续做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在与李宗仁会谈时,张云逸扼要地向其介绍了华北方面的情况及蒋介石当前的态度。他说:日本正向华北大举出兵,第二十九军官兵正在英勇抵抗,华北及其他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已迅速开展起来;蒋介石也表示决心抗战,并已令孙连仲、关麟征、高桂滋、李仙洲、赵寿山等十个师向石家庄集结。为坚定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各方均应表示出诚意,拥护蒋介石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不能有牵制之意。张云逸特别强调:此时各方任务在于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一面真正地准备自己一切抗日救亡的步骤,并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一道去做。现在是中国存亡之紧要关头,又是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彻底转变政策的关头,各方的做法必须适合上述之总方针,只有这样全国力量才能凝聚起来,共御外侮。李宗仁表示同意张云逸的意见。对于白崇禧的争取工作,张云逸当年作过这样的回忆:“我初对白谈话,他表示冷淡。在卢沟桥事变中我依中央指示写二次信给白(他在南宁)提出具体办法,表示好些。他曾公开对大众报记者说,共产党主张拥蒋抗日很对,他将入京时亦找我询问意见,我所提出意见他都满意。”【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8月4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电邀飞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10月10日,李宗仁也离开广西奔赴南京,随即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职。李宗仁赴南京之前,张云逸又与李宗仁进行了一次面谈,并且指出:“现在虽抗战了,我们抗战力量还要加强团结,方能坚决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否则时时有妥协投降的可能。”【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李宗仁非常赞成张云逸对抗战前途所作的分析。为保持同中共方面的联络,李宗仁还派刘仲容作为他的代表常驻延安。

  在推动桂系参加全国抗战的同时,张云逸还积极开展对四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刘湘的争取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刘湘急切地想了解中共方面对事变的态度。张云逸遂将中共中央及红军诸将领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交给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并建议四川方面应与中共及桂系采取一致的立场。张斯可将中共中央、红军将领的通电及张云逸的建议一并电转刘湘。刘湘非常赞赏中共方面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并电邀张云逸入川,希望能同中共方面就合作抗日事宜与张云逸进行面谈。张云逸通过张斯可转告刘湘:只要真诚主张抗日,并拥护蒋介石来领导抗战,许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刘湘基本接受了张云逸的意见,在抗日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缓和,最终与蒋介石达成四川出兵抗日的协议。为推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云逸也曾考虑入川一趟,亲自做刘湘等人的工作。但四川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内部关系比较复杂,短时间内统战工作恐难以取得成效,而张云逸去四川又不能待得太久,于是他致电中共中央,表示自己入川只能短时间在那里开展工作,建议中央再派一个得力同志入川。中共中央考虑到对桂系的统战工作无人替代,没让张云逸入川,而是派李一氓去做刘湘的工作,继而又派罗世文常驻四川,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刘湘保持联系。同时,刘湘也派出代表常驻延安。这样,通过张云逸的牵线搭桥,中共方面与刘湘方面就建立起了正式的联系。

  在广西期间,张云逸还与云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龙云的代表但懋辛取得了联络,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懋辛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表示回云南后愿为中共方面与龙云建立联络关系而努力奔走。但让张云逸感到遗憾的是,自与但懋辛分手后,直到1937年12月也未接到他的消息。实际上,在当年8月,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期间,已经与龙云就双方合作抗日的事宜进行了商谈,并交换了电台密码,继而双方建立起了通讯联系,只不过张云逸还不知情。

  张云逸在广西的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于7月15日电示张云逸,要其在桂林再停顿若干天之后,便请李宗仁介绍去广州,与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就中共方面准备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事进行磋商。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张云逸确实做好余汉谋的工作,“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为方针;求得他们开放爱国运动、积极救亡”,并强调此事“须着力去做”【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页。】。据此,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就桂系参加全国抗战事宜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即从广西返回香港,准备赴广东。

  自1936年陈济棠下台之后,蒋介石的势力迅速渗入广东。此后,粤系内部逐渐分化,最后形成了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等人为代表的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派”,以及以余汉谋为代表的“粤余派”。为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两派之间斗争不断,矛盾日渐尖锐。“粤余派”掌握着七八万人的军队,省级以下的地方政权亦为其掌握,而“中央派”的势力只掌握着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的政权,仅有几千人的税警团和一个宪兵司令部及宪兵队,并且在其掌握的政权中,余汉谋也安插了部分势力。在了解了广东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大致情况后,张云逸即带着云广英、陈英夫妇于8月上旬由香港赶到广州。

  由于李宗仁从中牵线,张云逸到达广州后很快就与余汉牟取得了联系。张云逸最初的计划是以余汉谋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通过争取余汉谋来推动整个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如其在广西通过争取李宗仁、白崇禧来推动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样。但是,张云逸很快就发现,由于广东国民党内部有派系争斗,他在广西采取的工作方式在广东根本行不通,广东国民党当局甚至不太欢迎他的到来。余汉谋派来与张云逸进行接洽的秘书公然说:中共方面最好在扬子江以北活动,不要来南方。张云逸在1937年12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八月间[我]就到粤,与余汉谋面谈,他对抗战表示坚决,但与我们发生关系似害怕”,因为广东国民党分“粤余”和“中央”两派,“磨擦很厉害”,如同余联络,他恐“中央派”知道后引起蒋的不满,所以“不敢与我做朋友”,“同时更怕我党去粤活动”。【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4页。】

  为打消余汉谋的顾虑,张云逸决定转变工作方式,先做广东国民党“中央派”的工作。在取得“中央派”的支持后,张云逸又与其派出的代表一同去见余汉谋。余汉谋见有“中央派”的代表一同前来,心里有了底,对张云逸的态度也就好了些。张云逸趁势就合作抗日的一系列问题与粤方展开谈判。在谈判中,张云逸阐明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粤方赞成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中共闽粤边游击区及红军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张云逸还指出,闽粤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应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改编,继而开赴前线抗日。不过,在会谈中,粤方只同意双方停止军事冲突、指定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允许中共方面在闽粤边游击区进行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等事项。后经张云逸多方做工作,余汉谋才表示同意与中共方面合作抗日。【参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就在张云逸奔走于香港、桂林、广州等地做统战工作的同时,国共两党终于就红军主力改编等问题达成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军委(以下简称中央军委)颁布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的命令(简称八路军,9月11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但八路军的称呼一直被沿用下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代表团提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

  自9月下旬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广州市区及粤汉(广州至武昌)铁路和广(州)九(龙)铁路,华南的形势日渐紧张。在此形势下,张云逸经过谈判,使广东国民党当局陆续释放了大部分政治犯,并同意开放民众的抗日运动,允许中共方面派人参加。另外,余汉谋还同意中共方面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2月,张云逸在香港与张文彬、廖承志、云广英等人一起讨论了组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以及办事处成立后的工作任务、方针等问题。张文彬、廖承志二人是受中共中央的指派分别于9月和12月来到香港的。张文彬到香港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0月在南临委的基础上组织了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工委,后归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并任书记,领导广西和广东两省的中共组织。廖承志到香港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两广的情报及对外联络工作。张云逸与张文彬、廖承志等就组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有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后,便携云广英来到广州。不久,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市德政北路成立,由云广英任主任。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采办军需物资、介绍青年到延安学习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张云逸调到新四军工作后,办事处的工作由廖承志负责领导。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张云逸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6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九章  从中央代表到新四军参谋长

<标题>=二、福建之行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7年10月,张云逸到达福建,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等谈判红军游击队改编等事宜。

  张云逸的福建之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1934年红军主力陆续离开南方各苏区开始长征后,留在豫、鄂、皖、湘、闽、浙、赣、粤八省苏区的各红军游击队,在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坚持游击战争,挫败了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于己的强敌进攻,逐渐形成了闽赣边、闽粤边、闽东、闽西、闽北、闽中、琼崖等15个游击区。但是由于长期转战于深山密林之中,这些红军游击队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在对西北红军主力停战的同时,调动大批兵力对活动在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进行疯狂“清剿”,企图在中共中央与这些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之前将其全部消灭,拔除中国共产党在南方保持的这些战略支点,这就使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仍然处于“清剿”与反“清剿”的艰苦斗争之中。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当局无力对南方各红军游击队继续进行大规模“清剿”,于是采用“招抚”政策,想借谈判之机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收编。由于部分游击区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消灭或吞并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警觉性不高,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改编谈判中,没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致发生了部队改编后被集体缴械的事件。如中共闽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在1937年6月与国民党驻闽粤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五七师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接受对方的要求,将由特委领导的红三团和独立营改编的近千人的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开进漳浦城驻防,结果于7月16日被第一五七师以点编发饷为名包围缴械。史称“漳浦事件”(亦称“何鸣事件”)。

  为加强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自1937年8月起陆续发出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并派出代表到南方各游击区进行传达,同时要求正在南京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以及正在南方开展统战工作的张云逸等派人到有关地区进行传达,并就漳浦事件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

  与此同时,张云逸也接到了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邀请他去福建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的电报。

  当时,福建境内有数支红军游击队在活动。自来到华南后,张云逸十分关注福建各游击区的工作。还在1937年6月,他在给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的信中指出,在与驻闽粤军谈判时一定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精神进行,保持独立性,“不能随便轻易答复对方的问题”【郑复龙:《八闽健儿抗日征程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漳浦事件发生后,张云逸和南临委又派人赴闽南,向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人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张云逸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派人通知张鼎丞等闽西游击区领导人,要其同粤军接洽时务须慎重,谨防上当。9月,张鼎丞等根据张云逸、南临委的指示,派谭震林率闽西红军游击队一部到闽南,与中共闽粤边特委重新组建的红三团会合,坚持闽粤边的武装斗争,从而稳定了闽粤边的形势,保住了这块游击区。除了闽西、闽粤边有红军游击队外,张云逸还了解到闽中、闽北、闽东也有红军游击队在活动。

  由于与陈仪过去没有任何联系,加之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暖昧,张云逸对陈的邀请实感意外。全国抗战爆发后,各省纷纷发表通电或声明,支持抗战,并迅速掀起了动员民众参加抗日的热潮,可是由陈仪主政的福建国民党当局在这方面却毫无声息。当有人攻击其不思抗战时,陈仪反驳说,不是他不抗日,而是蒋介石有指示。他还宣读了蒋介石发给他的一封电报,大意是说东南方面对日本应采取缓和态度。陈仪甚至说,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大家应安守本土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陈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44页。】。与此同时,他仍未放弃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错误政策,福建某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仍在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这就使得张云逸对于陈仪邀请其赴闽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

  不过,张云逸认为,能够赴闽仍然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就福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与陈谈判,表明中共方面的态度,促其放弃继续“清剿”红军游击队的错误政策,推动福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就漳浦事件与之直接交涉,另一方面也便于与福建境内的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向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经过慎重考虑后,张云逸决定接受陈仪的邀请,到福建走一趟。南方工委也同意他赴闽与陈仪谈判。这样,张云逸利用与广东国民党当局谈判的间隙,于10月由香港来到了福建。

  在福州、漳州等地,张云逸与陈仪及驻闽粤军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长)汀漳(州)师管区司令涂思宗等人广泛接触,向其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并就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福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以及他准备到福建各游击区执行公务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对于当时谈判的情况,张云逸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陈表面亦还好,实际的企图是[将游击队]收编或调走北上。甚至有些军队请求进剿,我以团结抗日力量谈,陈无词”;“在福州就我公开与省政府各委员及保安处长、市长接谈,在漳州与黄涛(师长)及师管区涂思宗等接谈,给这些[人]知道我们闽省部队与西北红军是有关系,不以土匪对待,一般的论调都转好些”;“闽当局对我们一般说不很坏,政治犯没有放,现在闽我交涉,他云未奉命为词,争无效”【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1、第76页。】。为防止意外,每次与国民党方面会谈时,张云逸都让秘书林青以勤务员的身份在外面等候。林青回忆说:“开始,我对此称呼有些不乐。张云逸同志看出我的心事,耐心地对我说:‘你作为勤务员,在外面呆着,我万一出事,你还可以回去报告组织。如果你作为秘书跟我到里面,一出事,也走不了啦!’”【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经张云逸这么一解释,林青心里的疙瘩顿时解开了。他对张云逸心思的缜密由衷地佩服。

  陈仪邀请张云逸来福建的真实目的,是想取得中共方面的同意,将福建境内的红军游击队收编,归其所用,或者由中共将其全部调离闽境,以达到稳固其在福建统治的目的。因而,对张云逸到游击区去的问题,陈仪只同意他去闽西与张鼎丞等人会面,不同意他去闽东。陈之所以同意张云逸去闽西,是因为由张鼎丞领导的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已就闽西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与福建国民党当局达成了协议,部队已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并经过了“点编”。陈之所以不同意张云逸去闽东,是因为闽东红军游击队此时正在与当局进行接洽,陈企图将其收编。他担心张云逸去闽东会使他的计划落空,遂诡称闽东根本没有红军游击队。中共闽东特委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向正在与其接洽的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处副处长兼保安第二旅旅长黄苏提出严正抗议,指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同时把红军游击队一部集结到靠近宁德县城的山上,吓得黄苏下令全城戒严,并将宁德县城的城门关了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东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闽东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毕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在谎言被揭穿后,为阻止张云逸与闽东游击队领导人叶飞见面,陈仪要么说闽东红军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要么说闽东红军游击队正在与保安第二旅谈判,不必去了。但不管陈仪如何狡辩,张云逸从容应对,最后迫使陈不得不让张云逸与叶飞见面。为了达到将叶飞部收编的目的,陈仪又耍了个花招,说准备派一个参谋与士兵陪同张云逸去保安第二旅,要张云逸写信约叶飞到旅部面谈。这一招,的确给张云逸出了一个难题。如果不去保安第二旅,就暂时无法与叶飞见面;如果去见面,在对方的监视之下,就无法向叶飞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只能讲些言不由衷的话,这样一来说不定还会给叶飞造成误解,从而给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工作造成损失。考虑再三,张云逸决定还是不去保安第二旅见叶飞。

  为了尽快将中共中央的指示传达给叶飞,张云逸想了一个办法,即以传达国共合作抗日方针为由,派人秘密携带中共中央的有关文件去闽东游击区,并邀请福建国民党当局派人一同前往。这样,既能取得对方的同意,又可确保己方人员的安全。这一招果然奏效。陈仪听说张云逸不再坚持要见叶飞了,便欣然同意张云逸的建议,并决定由福建省保安处派一人陪同张云逸指定的人员前往闽东游击区。张云逸找来受南方工委指派先期来到福州的中共党员孙克骥,向其交代任务,并告诉他说:“现在国共合作,他们(按:指国民党方面)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孙克骥:《新四军三支队改编前后》,载《福建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他还告诉孙克骥,要做两手准备,如果对方派来的人失约,就设法到闽北找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带给叶飞的文件可交他派人转送。孙克骥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根据张云逸的指示,孙克骥住进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与福建省保安处派来的人约定了启程日期。可是到了启程那天,对方的人却没有来。孙克骥遂去闽北找到了中共闽赣省委书记黄道,请其尽快把文件转送给叶飞。完成任务后,孙克骥留在闽赣省委工作,并通过苏区中央分局秘书长涂振农将有关情况向南方工委作了报告。在此期间,福建国民党当局以种种条件为诱饵,企图收编闽东红军游击队,但叶飞等坚决表示可以谈判、拒绝收编。陈仪见实在无法收编闽东红军游击队,就给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派人前来联络,以便将这支部队调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随即派顾玉良赴福建,与叶飞等人取得了联系。随后,顾玉良参与了中共闽东特委与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最后双方终于就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改编等问题达成了协议。

  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与陈仪等人进行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漳浦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一面令驻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一面令在南方的张云逸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交涉,以求得善后问题的解决。可是,当张云逸就漳浦事件向陈仪提出抗议,要求迅速归还被扣的红军游击队人员和枪支时,陈仪说这是驻闽粤军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下令干的,他事先并不知情,但枪支可以日后查明归还。而当张云逸赶到漳州,与黄涛进行交涉时,黄涛却说只是奉令行事,做不了主,要归还人枪得有上级的命令才行。为此,张云逸又赶到广州,与粤军的最高长官余汉谋进行交涉。谁知,余汉谋又说此事发生在福建,与他无关,应是陈仪下令干的。没办法,张云逸只好返回福州,再找陈仪交涉。

  在交涉漳浦事件期间,张云逸途经厦门时,见到了何鸣。漳浦事件发生后,何鸣曾在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任职,当过一段时间的少尉官,后由漳浦来到厦门,在国民党侦缉队工作。在与何鸣的交谈中,张云逸当面指出其在漳浦事件中所犯的错误,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告诫他: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目前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抗日,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没有放弃吞并或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图谋,因此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时候,仍要时刻保持警惕,以免上了蒋介石集团的当。何鸣向张云逸承认了错误,并请求重回闽粤边游击区工作。张云逸要其在厦门安心做抗日工作,等候他与国民党方面交涉的结果。后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何鸣到了闽西游击区,在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工作,1939年6月因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而被错杀。1940年夏,张云逸同当年曾在闽粤边游击区工作过的柯志达谈起何鸣在漳浦事件中所犯的错误时指出:“他主要是由于年轻幼稚,缺乏与国民党和谈抗日的经验,政治上不成熟,思想右倾麻痹,警惕性不高,因而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当,受了骗。”【陈方主编:《青山不老——红色健康老人柯志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1页。】

  就在张云逸为交涉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往返奔走于福建、广东两省之时,在南京的博古、叶剑英等人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的交涉取得了进展。何应钦同意归还被扣的人员和枪支,并批准这些人枪归还中共方面后仍编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他还将此事电告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令其照办。10月23日,毛泽东将这一消息电告张云逸,要其立即通知中共闽粤边特委,准备接收返还的人枪,同时要其告知余汉谋,不要再从中阻挠。张云逸立即将上述情况分别告知陈仪和余汉谋。陈、余二人虽在口头上表示将尽快归还被扣的人枪,却不付诸行动,一再拖延。由于还有好多事情需要处理,国民党方面又已答应归还被扣的人枪,张云逸便将督促归还人枪的事交给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办理。

  赴闽西游击区,向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是张云逸在福建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已经接受改编的闽西红军游击队,虽然得到福建国民党当局的承认,但陈仪并没有放弃将之吞并或消灭的企图。10月下旬日军占领金门后,陈仪于当月底通过黄涛给闽西游击区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等转来一份电报,要张、邓率部立刻开往漳州、厦门前线。黄涛表示可以派汽车接运。张鼎丞、邓子恢等认为,陈仪此举或者想用抗日名义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或者想把红军游击队拉到漳州城集中缴械,但如果不去政治上又不利。经过研究,张鼎丞等人最后决定:不走对方安排的路线,而是取道永定、平和转漳浦开赴前线,不经漳浦城;部队步行开进,不坐对方的汽车;同时请对方划出部队的防线,以便与粤军并肩作战。陈仪接到张鼎丞等人的答复后,深恐闽西红军游击队到闽南与红三团会合,进一步发展壮大,因此赶紧收回了要闽西游击队开赴厦门前线的命令。没过多久,福建国民党当局又要邓子恢把部队带到龙岩城接受检阅,并企图将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保安团。这些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驻龙岩的福建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署就停发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经费。邓子恢等见福建国民党当局不怀好意,为防止意外,就将部队分驻于龙岩的雁石圩和苏邦两地。国民党龙岩专署借此散布谣言,说红军游击队进驻雁石圩,是企图进攻龙岩城,同时派人将龙岩城东的见龙桥烧毁,反诬是红军游击队所为,弄得城内人心惶惶,国民党军则准备前来“围剿”。据邓子恢回忆:“这时候,我们的处境真是进退两难:国民党把我们搁浅在这里,根本不让去抗日,即使让我们去了,与国民党军队一起作战,又凶多吉少;留在后方,政治上又不好说话;如果再打内战,又怕违反党的政策。就在这时候,党中央代表张云逸同志找我们来了。大家好像漂泊多日,突然脚踏着了实地,连忙请他传达中央意旨。”【《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这时,国共两党正在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进行谈判。虽然谈判还没有结果,但中共中央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方针业已确定。张云逸到达闽西后,召集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举行了一次扩大会议,在会上全面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方针。张云逸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红军十年血战的结果,必须十分重视。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企图利用“北和南剿”的方法来拔除这些战略支点,“剿”的方法失败后,现在又借抗日之名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和平“收编”。故而,中共中央要求各游击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更应提高警惕,以免上当。不过,为适应全国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认为,在保存与巩固红军游击队和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较大的部队可与附近的国民党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须严防被瓦解或被消灭;小的部队原则上可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在未与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当地驻军谈判好以前,红军游击队可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击队的名义,独立地去发动与组织人民群众,建立中共秘密组织,扩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的机会后,应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训,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以粉碎国民党瓦解和消灭红军游击队的图谋。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游击区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等各方面均应实行转变,以“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接着,张云逸又指出:各游击区与国民党方面达成停战协定后,红军游击队不能全部下山集中,否则对我们是十分不利的。中央要求我们采取下列步骤,既达到保存这些战略支点的目的,又答复了国民党方面:(1)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要说明:必须由中共中央派人前来传达方针,至少需几个月时间部队才能开动;各区游击队开动之前,邻近周围200里内之国民党驻军应首先开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开动,日后不能再向该地派驻国民党军队;按照附近国民党军队保留的数目来确定游击队保留的数目,以保护原有游击区内游击队家属的安全;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游击区土地关系不变更;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员和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2)闽西、闽南及浙南红军游击队暂留在原地,因为日本即将进攻闽、粤、浙三省,这三个地区的部队要为保卫各该游击区及其附近国土而战,目前不能集中。(3)游击区部队集中后,国民党方面不得干涉其领导指挥权,也不得向该部队插入任何人。

  最后,张云逸还告诉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人:“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39页。】

  听完张云逸的传达,闽西游击区领导人的思想豁然开朗。中共中央的指示,解除了他们在关于部队是走是留、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是打还是不打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困惑。当时在闽西游击区工作的温仰春回忆说:“以前,我们担心开展自卫斗争会破坏合作的局面,经过张云逸同志指点后,思想明确了,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编:《从和谈到北上抗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张云逸的闽西之行,还解决了闽西游击区领导人之间思想不统一的问题。当时,闽西游击区的领导人在与福建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战谈判的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9月中旬,张鼎丞等人曾给张云逸和南临委发出过一份关于闽西游击区与福建国民党当局谈判及闽西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的情况报告,并请张云逸和南临委将该报告转电中共中央。张鼎丞等在报告中还提出,在中共中央未派人来闽西前,请张云逸或南临委其他负责人来闽西巡视一次,以解决闽西游击区领导人之间思想认识不统一的问题。此次,张云逸通过对中共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的传达,把闽西游击区领导人之间的不同认识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从而消除了他们之间的分歧,增强了其内部的团结。他们向张云逸一致表示,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方针,以后要在中共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做好各项工作。

  在闽西游击区,张云逸还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宣传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并代表中共中央慰问基层指战员。据当时在闽西红军游击队担任组织科科长的陈茂辉回忆,张云逸向他询问了闽西红军游击队能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并保存了大批干部和部队的经验。他还对陈茂辉说: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要顾全大局,同国民党合作抗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为此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要依靠广大骨干,向干部、战士和群众讲清道理,以便改编和集中部队,实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陈志凌主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第4卷·军事篇(上),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06页。】张云逸还集合了两个营的红军指战员,向他们介绍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已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及红军主力已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等情况,要求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坚决听从中共中央的命令,待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问题达成协议后,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做好改编的各项工作,随时准备出动,奔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红军指战员对张云逸的讲话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张云逸离开闽西后,又到福州与陈仪等人就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经费问题进行交涉,陈最后答应继续给闽西红军游击队拨发经费。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则根据中共中央和张云逸指示的精神,提出了“紧张自己工作,严密自己戒备,静观事态发展,避免坠入奸计”【方方关于闽粤赣边区政治形势与党的工作问题致中共中央报告,1938年1月15日,转引自郑复龙:《八闽健儿抗日征程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的斗争口号,率领部队一面加紧整训,一面积极开展抗日宣传。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张鼎丞等人最终粉碎了福建国民党当局吞并或消灭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图谋,维护了闽西国共合作的局面。

  在福建期间,张云逸还处理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派人去赣粤边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纠正中共赣粤边特委在与江西国民党当局谈判中出现的偏差。当张云逸得知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正在与江西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的消息后,决定立即派人前去联络,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以利其更好地进行谈判。10月1日,张云逸将此事电告中共中央。赣粤边特委是于1937年9月上旬开始就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同江西国民党当局展开谈判的,至9月下旬双方基本达成一致协议。但是,由于赣粤边特委与中共中央久失联络,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未能完全了解,以至答应对方将红军游击队调离赣粤边游击区。这种做法不仅有悖于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的工作方针,而且还带有很大的危险性。

  为纠正赣粤边特委在指导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0月1日致电张云逸,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的方针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说明,并指出:他们“似还不明白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性原则,似还更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要求张云逸速通知赣粤边特委领导人来延安讨论有关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由于张云逸正在漳州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一时无法抽身前往江西。在与南方工委商量后,张云逸派云广英去江西向赣粤边特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云广英接受任务后,立即由广州动身,经南雄进入江西。在大庾县,云广英找到了赣粤边特委公开设立的办事处,向杨尚奎等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的方针,并要他们转告特委领导人。据云广英回忆:“因为他们久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听到中央指示的精神,非常高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651页。】根据张云逸的指示,云广英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部队买了一些肉,以示对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的慰问。回到香港后,云广英将有关情况向张云逸、张文彬作了汇报。不久,顾玉良受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派遣,来到江西面见赣粤边特委领导人,将携带的中共中央文件交给他们,并向其口头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精神。由于张云逸及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派人及时向赣粤边特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从而使其在指导红军游击队谈判改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很快得到纠正,没有造成不良后果。

  此次南方之行,张云逸除了在广西、广东、福建开展活动外,还在香港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当时他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来看,其工作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导滇桂边和琼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当时,滇桂边游击区有一支规模不小的红军部队。它是以原红七军留下的一部分队伍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游击区领导人因“不了解新策略与组织观念薄弱”,“以投降方式与广西百色民团指挥部来谈判”,对于阻止其以此方式进行谈判的人“竟以手枪威胁”,“谓阻止谈判是汉奸”【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张云逸得知此消息后,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同南方工委商量对策,并决定派人去指导该部的谈判改编工作。张云逸还亲自向该同志交代了部队谈判改编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不过,当张云逸派去的人到达广西时,这支红军部队已被桂系用诱骗手段收编了。这是全国抗战初期桂系与中共在合作抗日中出现的一段不和谐的声音。在香港,张云逸还为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中共琼崖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当时,琼崖特委有中共党员200余人,并保存了100余支枪,分散在各地,但没有部队组织。1937年冬,琼崖特委拟将分散在各地的同志及枪支集中起来,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改编事宜。张云逸得知此事,立即致电琼崖特委,指示他们不能将干部集中起来去谈判,枪支也不应集中,分散在各县的同志可参加该地的地方武装,并要有武装来保障党的工作。根据张云逸的指示精神,中共琼崖特委以这些党员和枪支为基础,开展抗日斗争,最终建立起一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期成为解放海南岛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积极开展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时任张云逸秘书的林青回忆说:“在香港期间,张云逸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亲自做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他们从政治上、物质上支持抗日人民武装力量。”【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在香港,张云逸还曾做过著名爱国将领、原第十七路军(即西北军)领导人杨虎城的工作。对此,林青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一天,杨虎城将军从欧洲归来。路过香港时,张云逸同志代表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同志拜访并宴请了他,同时转达了我党的意见,欢迎杨将军到延安去,共策抗日大计。张云逸同志对他说:“周恩来先生在武汉,我们希望你经武汉到延安去,这样对你的安全,对你的前途有好处。”但是,杨虎城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还缺乏认识,认为蒋某对他还好。他对我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准备到重庆去。他说:“蒋介石不会向我下毒手吧?”张云逸同志说:“要警惕,蒋介石是个屠夫。”后来,杨虎城将军果然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

  第三,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关于在香港开展宣传工作的有关情况,张云逸本人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作了扼要的概括。现将有关内容摘录于下:

  丁、宣传的工作

  1.将我党的主张做个别的宣传。

  2.在香港争取二家报纸在我们这方面来,一珠江大众,一珠江报。副社长对我党同情,我们党及领袖的言论均能发表,大众报现在已争到我们掌握中了,所有编辑都是我们同志,其中四人者,二人是我公开介绍,其余二人是用别的关系介绍。

  3.我八路军的消息均能在各报纸上发表,在一般的要求有八路军的消息的报纸容易销些。

  4.我党的主张及我军的消息,除在香港发表外,并寄到南洋各埠有关系报上发表。

  5.最近南洋新闻记者阵地考察团回国,在香港我以八路军名义欢迎和招待他们。据他们谓,南洋华侨对八路军很好,南洋各团体送八路军旗子特别多,共二十多面,并有文化团体捐百多元买东西给八路军将士,现在继续捐募中。该团有三人不日到陕北来。【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第四,积极帮助林青建立秘密电台。尽管张云逸在香港的工作很忙,但他对建立秘密电台的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当时,中共中央派林青到香港,就是为了建立秘密电台。林青刚到香港时,建立电台的条件尚未成熟,张云逸便让林青暂时当他的秘书。不过,在张云逸的努力下,筹建电台的工作很快就展开了。张云逸通过四方奔走,找到了适宜于电台工作的用房。通过香港广西银行,张云逸买到了一部高级多频段收音机交给林青,让他先抄收延安新华社播发的新闻。同时,张云逸还通过关系聘请了英文教师来教林青学习英文,以便其日后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出于掩护工作的需要,张云逸把在南方工委工作的女同志李静调来,协助林青工作。后来,张云逸亲自当“红娘”,让他们组成了“华侨”家庭。林青、李静夫妇结婚的当天晚上,张云逸专程登门道贺,同他们一起吃晚饭,再三勉励他们夫妇要努力工作,让红色电波永不消逝。张云逸还说:做好香港与延安之间的通信联络工作,任务艰巨,使命重大,要有默默奉献的精神,甘当一名无名英雄;香港环境特殊,只有学会同各种人打交道,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和矛盾,才能保证党的地下工作长期坚持下去。张云逸的话,使林青深受教育。林青认为,张云逸对他这样一位红色通信兵的培养可谓煞费苦心,从而为其能够在香港坚持九年的地下电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见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2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160页。】。1938年2月,林青的电台与中共中央的电台终于沟通了联络。此时,张云逸已经离开了香港。

  自1937年5月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以来,经过半年多的往返奔波,张云逸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一系列重要任务。1937年12月19日,张云逸辗转来到武汉。24日,他在武汉向中共中央全面而扼要地报告了其在南方开展工作的有关情况,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就以后党在南方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如派人赴贵州和云南开展工作,加强在南方的舆论宣传,充实南方工委的领导机关,派更多的干部在南方进行公开活动,加快当地干部的培养,等等。这些建议后来基本上都为中共中央所采纳。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7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九章  从中央代表到新四军参谋长

<标题>=三、参与组建新四军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在南方开展工作时,国共两党正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进行谈判。1937年8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同意中共方面派人赴南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并协助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6日电令:鄂豫皖边区高敬亭部、湘鄂赣边区傅秋涛部、粤赣边区项英部、浙闽边区刘英部、闽西张鼎丞部统交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国民党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该军军长的任职命令。此后,国共两党就新四军的编制、建制、干部、经费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武汉,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组建新四军的想法,是由叶挺提出来的。叶挺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其所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战功卓著,与其他部队一起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美誉。1927年冬,叶挺参与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长期流亡海外,从而脱离了中共组织。1933年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时,张云逸曾在福州与参与事变的叶挺见过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叶挺由澳门来到上海,见到了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由其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同意。之后,叶挺通过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战争时期第四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9月2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不久,叶挺即领到了新四军的关防及五万元的筹建经费。但由于蒋介石的任命事先并未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因此叶挺并未立即呈报就职。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于11月上旬来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经过与其面谈后,“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这样,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为便于新四军改编工作的进行并加强对南方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武汉组织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代表团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长江局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成(后为工作便利起见,两者合并,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简称新四军军分会)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等组成,项英、陈毅分别任主席(后称书记)、副主席(后称副书记),主要负责新四军的工作;东南分局归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等组成,项英、曾山分别任书记、副书记,主要负责东南各省党的工作。此外,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给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全体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以高度的评价。

  张云逸于12月19日到达汉口后,立即与先期到达的叶挺取得了联系。此时,叶挺已根据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暂驻武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的指示,在汉口大和街26号设立了新四军筹备处,并为筹建军部及与国民党谈判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等事四方奔走。

  关于张云逸在新四军中的任职,中共中央有两个考虑,一是担任新四军参谋长,一是担任支队领导人。关于新四军参谋长的人选,除了张云逸外,中共中央还考虑过陈毅、周子昆、周士第等人。陈毅与叶挺一起参加过南昌起义,周子昆、周士第都曾在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工作过。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中共中央最后决定由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关于新四军各支队的领导人,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决定,由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支队司令员。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新四军编为四个支队及中共方面提出的四个支队司令员的人选。后经过叶挺及中共方面的交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陆续核准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国共双方还商定,江南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长江以北的第四支队归第五战区管辖。

  张云逸到达汉口时,中共中央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大批干部尚未到来。他是受中共中央指派第一个到达汉口与叶挺会合的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的到来,令叶挺喜出望外。张云逸也为能再次见到叶挺并与其一起工作而感到高兴。在武汉,张云逸还见到了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随后,在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导下,张云逸投身于新四军的筹建工作之中。

  1937年12月23日,项英率领由延安派赴新四军工作的一批干部到达汉口,与叶挺、张云逸会合。项英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1月7日到达延安的。在延安,项英与叶挺就组建新四军的有关事宜交换过意见,随后又参加了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后,项英即离开延安来到汉口。1938年元旦前后,曾山、周子昆等又率领中共中央派赴新四军工作的两批干部先后到达汉口。随着大批干部的到来,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加快了步伐。

  项英来到汉口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与叶挺、张云逸、周恩来、王明、博古等人就编组新四军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张云逸召集在汉口的新四军干部开了一次会议。叶、项分别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上海、南京失守的经过,分析了两地失守的原因及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并就如何编组新四军的问题作了说明。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的成立。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叶挺、项英、张云逸等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部第一步设南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的指示,决定尽快将军部迁至南昌,以便更好地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集结和改编。由于叶挺需要留在武汉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项英与张云逸等率军部机关人员先行。临行前,张云逸与叶挺、项英、周子昆、曾山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门前一起拍照留念。

  1938年1月4日,张云逸与项英等在汉口招商局第二码头登上了驶往九江的“江裕”号轮船。他们到达九江后乘车南行,6日抵达南昌。据与张云逸同行的周子昆所述:“这次沿途经过,一切均很好,特别在途中所遇友军、宪警、群众等,对我们是极端的敬仰。我们对他们的宣传,他[们]亦表现着同情与接受。我们亦给了一些好的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抵达南昌后,张云逸、项英等将新四军军部设在书院街高升巷原张勋公馆内。9日,新四军军部正式办公。2月11日,叶挺赶到南昌新四军军部,与张云逸、项英等会合。

  到达南昌后,张云逸与项英等一面建立健全新四军军部各机关,一面接待来自南方各游击区的人员,与之一起研究部队的集结和改编问题。这期间,张云逸见到了闽北红军游击队领导人黄道和闽东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叶飞等人。1937年张云逸到福建时,曾打算到闽北、闽东游击区与黄道、叶飞等人会面,但由于陈仪的阻挠,未能成行。此次见面,使张云逸甚为高兴。他向黄道、叶飞详细了解了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情况。之后,张云逸与项英、陈毅等研究决定,将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闽北黄道部编为第五团,闽东叶飞部编为第六团。同时,张云逸与项英等还研究确定了新四军其他三个支队的编制序列:第一支队,由湘鄂赣、湘赣边、赣粤边等地红军游击队编成,下辖第一、第二团;第二支队,由闽西、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编成,下辖第三、第四团;第四支队,由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编成,下辖第七、第八团。后在征询有关游击区领导人意见的基础上,新四军军部对原定改编方案进行了局部调整,将原定编入第一支队的闽赣边(长)汀瑞(金)红军游击队和原定编为新四军独立大队的浙南红军游击队均编入第二支队,第四支队增编第九团和手枪团。

  在确定新四军编制序列的同时,张云逸与项英、陈毅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长江以北的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留在江北,准备将来配置到皖北地区,同时决定迅速将长江以南的各地红军游击队集中到皖南歙县岩寺镇一带整训。为此,陈毅赴皖浙赣边游击区,项英、曾山赴湘赣边、赣粤边游击区,张云逸赴闽北、闽东、闽西南游击区,参谋处处长赖传珠赴湘鄂赣边游击区,分别集中部队。

  1938年2月2日,张云逸离开南昌,前往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去指导闽北红军游击队的具体改编工作。途中,张云逸接到新四军军部电令,要求第三支队到浙江省开化县集结待命。

  闽北红军游击队,是根据中共闽赣省委与江西省国民党当局达成的协议,逐步集结到铅山县石塘镇的。当时,这支部队已改编为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张云逸到达石塘后,看望了在此集结的红军指战员,传达了新四军军部关于闽北、闽东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方案,代表新四军军部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共闽赣省委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表示敬意,鼓励红军指战员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北上打击日本侵略者【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381页。】。同时,张云逸还与已调任东南分局宣传部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的黄道及中共闽浙赣特委(由原中共闽赣省委改称)书记曾镜冰等人一起,研究了第三支队领导机构和第五团的组建问题,决定从闽浙赣特委抽调一部分干部到第三支队司政机关工作;第五团以饶守坤为团长,曾昭铭为副团长,杨元三为参谋长,刘文学为政治处主任,下辖三个营和机炮连;以闽东北红军游击队为主编成第一营,严昌荣为营长,桂逢洲为副营长;以闽北红军游击队为主编成第二营,陈仁洪为营长,马长炎为副营长;以闽浙赣特委机关直属部队和崇安、建阳游击队为主编成第三营,周汝春为营长,阙中一为副营长。

  2月9日,在石塘镇的一所学校里,第五团举行了营以上干部就职仪式。张云逸主持会议,黄道受东南分局的委托,宣布了新四军军部关于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的命令。之后,张云逸宣读了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该决议“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现在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任务,是在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日寇。政治局相信南方过去各游击区的同志同样能够在中央及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之下,完成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的神圣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张云逸宣读完决议后,在场的新四军指战员无不激动万分、热血沸腾。时任第五团第二营营长的陈仁洪后来回忆道:“多少年没有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同志们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这热情的鼓励、高度的评价,如同那潇潇春雨,滋润着大家的心田,大家觉得心里暖烘烘、甜滋滋的。”【陈仁洪:《从闽北到皖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最后,黄道代表原闽赣省委对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作了总结。

  会后,第五团立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张云逸因有其他任务,未等部队整编完毕,就带着秘书徐平羽、记者马骏以及闽浙赣特委宣传部部长王助、统战部部长孙克骥等离开石塘,赶往福建。

  临行前,张云逸与黄道、曾镜冰等人就第五团北上后闽北游击区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并决定在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建立新四军第三支队留守处,在铅山县石塘、河口镇分别组建第五团通讯处、留守处。2月13日,饶守坤、曾昭铭将闽赣边区抗日义勇军已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的情况函告国民党崇安县县长。20日,叶挺又函告国民党崇安县县长:新四军军部已委任曾镜冰、汪林兴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崇安留守处主任、副主任。25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在石塘镇河滩上举行了北上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向浙江开化开进。此时,全团共9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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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张云逸(前右)与傅秋涛(前左)、崔义田(后右)、宋裕和的合影。

  张云逸一行离开石塘后,经福建崇安、南平直奔古田县。张云逸此次来福建的任务有三:一是到闽东游击区指导部队的改编工作;二是同陈仪商谈在福建设立新四军办事机构的有关事宜;三是就归还漳浦事件中被扣人枪一事继续同福建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在张云逸动身来福建之前,闽东红军游击队已在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和中共闽东特委书记叶飞的主持下完成了改编。按照新四军军部的决定,该部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由叶飞任团长、阮英平任副团长。全团共1300余人。张云逸到达古田时,该团已准备由屏南县北上,继而取道政和、松溪、浦城等地向皖南开进。得此消息后,张云逸立即将第六团的有关情况电告新四军军部,同时令孙克骥携带自己写给叶飞的信沿第六团拟定的北上路线追赶部队。张云逸给叶飞写信的目的,主要是要他提高警惕,时刻注意部队北上途中的安全,以免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暗算。

  张云逸到达古田县城的当天,国民党古田县县长设宴招待,并请国民党某保安旅旅长等人作陪。席间,对未能将叶飞部收编为己有而耿耿于怀的县长在谈起该部时,竟妄下断语,说叶飞的部队带不出福建,到不了浙江人员就会全部跑光。张云逸毫不客气地指出:希望中国军队人员跑光的,应该是日本人及其走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不应有此幸灾乐祸想法的。而且看事物不能光看表象,叶飞部虽然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指战员没经过什么正规训练,文化知识也不多,但这是一支有较高政治觉悟的部队,其结果很可能要使县长大人失望。听到这样的回答,县长感到无地自容,着实尴尬。为替县长“解围”,态度傲慢的保安旅长出言不逊,向张云逸炫耀其参加国民革命的历史是如何之长。张云逸便以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这位保安旅长。这一不和谐的小小插曲,为张云逸留下了古田“舌战群顽”的佳话【参见孙克骥:《新四军三支队改编前后》,载《福建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

  鉴于叶飞部已经完成了改编,张云逸取消了原定去闽东的计划,由古田直奔福州。2月13日,张云逸抵达福州。次日,张云逸接受了《福建民报》记者的采访,介绍了此次赴闽的目的,并指出,只要全国军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并联合爱好和平之国家,共同制裁日本侵略者,则日本军阀势必灭亡,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2月15日出版的《福建民报》,以“新某军参谋长张云逸前天抵省”为题,对张云逸的上述谈话内容进行了报道。

  在福州,张云逸与陈仪就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问题进行了磋商。陈仪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但限定办事处的人员不能超过20人。张云逸遂致电中共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要其立即到福州接受任务。正在宁德主持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留守处工作的范式人接电后,立即带了一个警卫班赶到福州。张云逸向其介绍了与陈仪商谈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的情况,传达了由王助以新四军高级参议的名义出任办事处主任、范式人以新四军上校秘书的身份参加办事处工作的组织决定,并嘱咐道:办事处的工作对外不要张扬,要多了解情况,对在福建国民党省保安处的叛徒要提高警惕,要用合法的名义开展城市工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布置完工作后,张云逸带着范式人一起去见陈仪,算是向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报到”。遵照张云逸的指示,新四军办事处于1938年2月底在福州的安民巷正式设立。

  在福州,张云逸还就归还漳浦事件中被扣的红军人员和枪支问题与陈仪等人再次交涉。在国共合作抗日局面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陈仪等知道无法再对此事进行敷衍,不得不采取实际行动。由于新四军军部已决定将闽粤边的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张云逸遂通知张鼎丞派人到福州办理枪械交接手续。张鼎丞随即派温仰春等到福州办理此事。最后,福建国民党当局只归还了300余支(挺)枪。被扣的红军指战员除一部被继续关押或遭到杀害外,大部被强行编入第一五七师。

  完成在福建的各项任务后,张云逸马不停蹄地赶往浙江开化。

  1938年2月底,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到达浙江开化县华埠镇,与先期到此的第六团会师。第六团是于2月27日抵达华埠镇的。当新四军军部于2月中旬接到张云逸关于第六团已先行北上的报告后,决定派参谋处处长赖传珠到江西玉山等候叶飞部。2月23日,赖传珠致电叶飞,要其在玉山附近停止前进,等候传达命令。次日,赖传珠乘车赶往玉山,25日与叶飞在玉山会合,向其传达了军部要第三支队到浙江开化集结的命令。据此,叶飞率部向开化转进。当第六团到达浙江常山县球川镇时,孙克骥也风尘仆仆地赶到,将张云逸的信交给了叶飞。之后,孙随叶飞部一起到了开化。

  第五、第六团在华埠会师前后,张云逸也赶到了这里。在华埠,张云逸开始着手组建第三支队的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并对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整训。“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孙克骥:《新四军三支队改编前后》,载《福建党史通讯》1987年第3期。】

  在华埠,张云逸见到了前来看望第三支队指战员的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并为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请其为第三支队的干部讲话。据孙克骥回忆:“欢迎会场设在华埠镇上一所小学里,支队全体营以上干部参加。张司令员对陈毅同志很尊重,亲自主持欢迎会并请陈毅同志讲话。会场没有讲台,陈毅同志就站着讲话。陈毅同志的讲话大致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南京已沦陷,徐州正吃紧,形势严峻,抗战将是长期的。第二部分讲统一战线,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各阶层、各抗日力量都团结起来。第三部分讲要到江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孙克骥:《我首次见到叶挺军长和陈毅司令员》,载《铁军》2006年第4期。】之后,张云逸在陈毅的陪同下看望了来到华埠的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成员大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张云逸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对他们自愿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洪流中的行为予以赞扬。

  1938年3月中旬,张云逸率第三支队由开化向皖南歙县的岩寺镇开进。此时,第一支队已到岩寺。为使刚刚组建的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熟悉部队情况,同时协助第三支队开展文化活动和抗日宣传,张云逸同陈毅商量后,让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随第五团行动。直到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第一支队战地服务团才离开第五团,赶到歙县岩寺附近的王村归建。3月下旬至4月初,张云逸率领的第三支队陆续抵达岩寺,部队分驻于西溪南、砖桥两地。

  4月5日,新四军军部由南昌迁至岩寺。不久,第二支队亦赶到岩寺。在此之前,第四支队于3月下旬在皖西霍山县集结完毕。至此,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主力胜利完成了下山、改编和向皖南、皖西集结的任务。新四军完成改编和集结后,共辖有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1万余人,有各种枪6200余支(挺)。

  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岩寺一带集结后,张云逸与叶挺、项英、周子昆、邓子恢等,分别到各部队看望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操着不同方言的新四军指战员,先后召集排以上和营以上干部会议,要求做好开赴敌后作战的各种准备,并对三个支队的人员和编制进行了局部调整。其中,涉及第三支队人员调整的情况是: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调任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赵凌波、胡荣分别任第三支队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和第六团副团长阮英平到延安抗大学习,孙仲德任第五团团长,吴焜任第六团副团长;黄元庆、刘松青分别任第六团参谋长、政治处主任。

  由于新四军处于初建阶段,张云逸以新四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任第三支队司令员,工作十分繁忙,很是辛苦。为减轻其工作压力,叶挺曾于2月27日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云逸同志任三支队司令又兼军参谋长,分身无术,望于陈赓、士第两同志中抽调一人到四军,使云逸同志得专任一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3页。】当时,陈赓已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周士第任八路军第一二○师参谋长,均已随部队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暂无调到新四军工作的可能,张云逸不得不继续身兼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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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张云逸(中)与张鼎丞(左)、卢胜在皖南。

  4月20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率一批国民党军官来到岩寺,对集结于此的新四军三个支队进行“点验”。点验,本来是军队的一项正常工作,即清点枪械的数量,核定编制的员额。但蒋介石对新四军进行点验的真实企图,是为了卡住新四军的编制员额,限制新四军的发展。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官曾公开扬言:新四军要以此次点验的员额定编,日后若有超编、扩编或招兵买马之事,当以不遵从国民政府领导和违反抗战纪律论处。对此,新四军指战员都非常气愤,张云逸严正地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不能听凭国民党摆布。他们又要我们到前线抗日,又要在我们脖子上拴绳子,稍微要点自由就用绳子勒你一下,这种寄人篱下、听人摆布的事我们共产党人不干。”【潘启琦:《跟随张云逸转战南北》,载《铁军》2007年第5期。】不过,为了顾全大局,叶挺、项英、张云逸等最终还是同意第三战区的点验,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根据军部的指示,三个支队将所属的各团、营、连的花名册造好,人员不够的就临时想办法补足。如第三支队第五团根据张云逸的指示,将第三营拆散,平均分给第一、第二营,使这两个营各辖有四个连,每连150~160人。第三营除营长、副营长外,点验时全部由第一营来替补。第一营的干部战士均起一个假名,作为第一营点验时全使用真名,作为第三营点验时均使用假名。这样,一个营的人数在花名册上就变成两个营了【参见陈仁洪:《从闽北到皖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点验是以营为单位进行的,点验官只管拿着花名册点名,根本记不住谁是谁。就这样,第三战区的点验被应付过去了。

  此后,张云逸协助叶挺、项英督导集结在岩寺的新四军三个支队进行军政整训。军事整训主要是克服部队的游击习气,建立部队的正规制度,培养部队的正规作风,同时进行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政治整训主要是让指战员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激发指战员爱国杀敌的热情,使其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为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军部还将1938年2月组建的教导队扩编为教导营,为部队培训干部;另外,选送了一批干部赴延安学习。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整训时间虽然短暂,但收效明显。第三支队第六团团长叶飞后来回忆道:“皖南练兵是六团由一支游击部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的重要一章,揭开了挺进敌后的胜利序幕。”【《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部队在岩寺整训的同时,新四军军部从三个支队各抽调一部,组成一支400余人的先遣支队,于4月28日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由皖南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张云逸与叶挺、项英、袁国平等人亲自为这支部队送行。6月17日,先遣支队在江苏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日军车队,毙伤日军21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及军用品一部。这是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的第一仗。捷报传开,张云逸等军部领导人都非常高兴,蒋介石也发来电报对先遣支队予以嘉奖。完成战略侦察任务后,先遣支队解散,所部归还各原建制。

  新四军军部于5月5日离开岩寺,7日进抵太平县(今属黄山市)麻村,26日移驻南陵县土塘村。军部移驻太平期间,张云逸接见了赶来报到的闽中、湘南、湘粤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

  闽中红军游击队曾于1937年10月编入国民党军第八十师,改番号为第八十师特务大队。当时,正在福州的张云逸得知这个消息后,曾指示中共闽中工委,不能把闽中红军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而应派人与福建国民党当局商谈具体的改编办法。但闽中工委未能派人与张云逸取得联系。后根据国民党方面的指示,闽中工委书记、闽中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刘突军等率部队开赴泉州驻防。1938年2月,张云逸再次到福建时,闽中红军游击队要求编入新四军。为阻止闽中红军游击队加入新四军,国民党军于3月杀害了刘突军等部队领导人,并将驻扎在泉州承天寺的闽中红军游击队包围缴械,制造了“泉州事件”。后在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交涉下,闽中红军游击队的指战员才重获自由,被缴去的枪支也归还给了他们。4月,闽中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由泉州承天寺开至福州洪山桥进行了短期整训,随后离开洪山桥北上,5月中旬抵达太平。湘南、湘粤边红军游击队于4月中旬由湖南耒阳一带向皖南开进,5月中旬抵达岩寺后,得知军部北移,旋又赶至太平。这几支部队后来均被编入军部特务营,担任保卫新四军军部的任务。

  张云逸在接见闽中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杨采衡等五位干部时,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有关情况,包括人数,指战员的情绪,部队中党员、团员的数量等问题。杨采衡一一作答:这支部队共160余人,中共党员占95%左右,其中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全过程的老党员和老游击队员占60%以上,年龄平均在25岁左右。全体指战员都明白打击日本侵略者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所以迫切要求加入新四军。这次从福建北上途中,大家都非常愉快,精神饱满,在路上徒步行军十余天,没有发生违纪事情,也没有掉队的。对于张云逸当年接见时的情形,杨采衡后来作了如下的回忆:

  张参谋长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带着慈祥而又愉快的神情微笑地说:“你们闽中游击队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泉州事变’的全过程中表现很坚强沉着。现在,队伍开到军部来了,这很好。我向你们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军部根据闽中部队老游击队员、老骨干、党团员多的特点,决定大部分编进军部特务营,担负警卫军部任务。”

  张参谋长对闽中子弟兵亲切的关怀、高度的议价、充分的信任,使我们心情格外激动,大家都在默默地想,一定不辜负军首长的期望,继续发扬英勇奋战精神,多杀鬼子,为军部争光。

  张参谋长接见我们时,还说了一段极为动人的话:“我也是闽中的莆田人,我的祖辈是从原籍莆田迁到广西(按:应为广东)去的。我很高兴看到,闽中党和人民培养出这支队伍。希望你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不断提高,不断前进!”

  我们回到部队之后,马上向全体战士传达张参谋长接见我们时的讲话精神。大家听了以后,倍感亲切,觉得来到军部就象投进母亲的怀抱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综合篇》,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58页。】

  军部移至南陵土塘村后,张云逸和项英于6月2日到休宁县屯溪镇会见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并就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的活动地区及主要任务进行了协商。最后,顾祝同同意将安徽境内的丹阳湖(丹阳镇)至当涂、芜湖一带及苏南溧水、金坛、武进、江阴一带划归江南新四军的活动范围,规定江南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破坏沪宁(上海至南京)、京芜(南京至芜湖)铁路,牵制日军。据此,张云逸和项英回到土塘后,研究确定了江南新四军的部署: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军部率第三支队于皖南南陵至泾县间的山地一带进行整训。

  为推动新四军参谋工作的开展,以利日后作战,新四军军部于6月下旬在南陵土塘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军部领导人对此次会议十分重视,叶挺、项英均到会并讲了话。张云逸于22日在会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他针对新四军组建之前部队指战员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对部队参谋工作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强调指出:参谋工作“是军事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要正确了解参谋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应该从政治目的上与战争胜败上来估计,不应该照一般人认识参谋工作是辅助主官的幕僚、无兵无权不关重要的东西,这是非常有害于战争组织的。我们新四军是不容有这样认识的”。【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在明确了参谋工作在部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后,张云逸还就参谋工作的主要任务、参谋工作的组织系统、参谋长及各科的主要工作、参谋人员的培养教育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他的这一报告,对于推动新四军参谋工作的建设和发展,进而更好地达到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7月28日,项英离开新四军军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8月2日,张云逸等根据项英临行前研究确定的部署,率新四军军部离开南陵土塘,进驻泾县云岭村。此后,云岭便成为新四军军部的常驻地,直到1941年1月4日离开。

  新四军军部移驻云岭时,芜湖及其周围的日军不断向皖南的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占领了青弋江沿岸的部分地区,企图沿青弋江继续向皖南纵深进攻。9月28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强令新四军第三支队接替青弋江芜湖至父子岭一线的防御任务,阻止日军西犯。当时,驻皖南的新四军第三支队仅有第五团和第六团第三营(该团另两个营已由叶飞率领开赴苏南敌后)共四个营的兵力,武器装备又落后,根本不适合打阵地防御战。不过,叶挺、张云逸等反复研究后,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务。由于项英不在,叶挺准备于10月初赴屯溪会见顾祝同,军部研究决定由张云逸主持军部工作,谭震林率第三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部队出发前,张云逸看望了指战员,并就开赴前线后的作战进行了部署。10月30日至11月4日,在谭震林的指挥下,第三支队在南陵东北的马家园一带击退日军进攻,以伤亡32人的较小代价取得了毙伤敌300余人的战果。捷报传来,青弋江一带的群众自发募集了3000余元慰问第三支队,叶挺、张云逸和10月22日由延安返回云岭的项英都倍感欣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8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章  发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

<标题>=一、初到江北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8年10月31日,张云逸参加了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听取项英关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于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会议根据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新形势,以及八路军已经在华北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并初步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而新四军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主张,强调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会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刘少奇、周恩来、项英分别任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书记。

  会议期间,项英接到了长江局转来的叶挺于9月30日发出的请其“从速南归”【段雨生、赵酬、李杞华:《叶挺将军传》,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3页。】的电报。经中共中央批准,项英未等会议结束即离延安南返。因此他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了解不够全面,以致他在新四军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解释统一战线问题时,仍然强调“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无论做什么群众工作,必须采取合法的手续、方式才能发展”【项英:《中共六中全会的总结和精神》,1938年10月31日。】。项英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这种错误认识,给新四军日后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在新四军面临着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展华中”战略任务的形势下,张云逸于1938年11月10日接到通知,准备率新四军一部由皖南到江北地区活动。

  张云逸之所以能够率部到江北活动,还有李宗仁、白崇禧要求其过江的背景。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之前,蒋介石在部署武汉周围的国民党军队撤退时,要求第五战区将一部兵力撤入大别山,在敌后打游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将第二十一集团军所属的第七、第四十八军共四个师留在以皖西立煌(今安徽金寨)县为中心的大别山地区。为了使桂系军队能够在大别山长期坚持,李宗仁、白崇禧还决心令其所部学习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经与中共方面协商后,李、白正式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工作,一方面帮助桂系军队举办游击战术训练班,一方面统一指挥在江北活动的新四军,以便与桂系军队配合作战。然而,新四军军部并未及时就张云逸过江一事作出部署。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1月10日联名致电项英:“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据此,项英通知张云逸准备过江。

  同时,新四军军部经研究决定:由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的两个连过江;从军部抽调谭知耕、陈辛仁、程介一(即程懋增)等一批干部到江北工作;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抽调七名成员组成战地服务组,随张云逸过江,以加强新四军在江北的抗日宣传和民运工作。军部赋予张云逸的主要任务是,推动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东进皖东,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

  渡江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张云逸率部离开云岭,于11月17日凌晨3时在铜陵以北的一处渡口乘船渡江,天亮时抵达无为县的湖陇镇。之后,部队在此休息了两天,与第四支队前来接应的部队会合。19日,张云逸率部由湖陇镇西进庐江县城,视察了驻扎在这里的第四支队第七团一部,并听取了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的汇报。尔后,张云逸继续率部西进,准备前往舒城东、西港冲会见第四支队领导人。行军途中,他要求部队一面抓紧学习,一面配合战地服务团(即战地服务组)做好沿途和驻地的群众工作,向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战地服务组的七名成员,大都是青年学生,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张云逸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块银元当零用钱。五十多年后,参加当年战地服务团的邓德明回忆说:“那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干部和战士的津贴费往往不能按时发给,而且发的数量很少,只有几角钱。那时,突然拿到一块白花花的银元,大家多么高兴,多么感激啊!这枚银元,我在以后的很长时期里保存着它,舍不得用,以作纪念。至今回忆起来,还对张参谋长对我们服务团七个同志的特殊关怀照顾,感到无限的温暖。”【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铁军轻骑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171页。】

  11月下旬,张云逸率部到达舒城县境内。在东、西港冲,他会见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等人。

  新四军第四支队于1938年4月中旬挺进皖中,在桐城、舒城、庐江、无为、巢县一带展开。至11月,该部虽然取得了巢县蒋家河口、桐城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初步打开了皖中敌后的抗日斗争局面,但却失去了一次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1938年5、6月间,徐州及安徽大部沦陷后,皖东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权全部撤走,皖东敌后空虚,一时间陷于无政府状态。这是新四军第四支队向皖东敌后发展的最佳时机,但第四支队没有及时组织部队东进。在此情况下,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第四支队第八团首先挺进皖东。据此,第八团团长周骏鸣于8月率部由皖中东进,9月越过淮南铁路,进至全椒、滁县(今滁州市)地区。10月下旬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四个师撤入大别山,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将其军政机关一同迁至立煌县。此后,廖磊即以大别山为依托,陆续派兵向皖中、皖东敌后渗透,同时派出官员到各地恢复国民党政权,收编游杂武装,以限制新四军的发展。为了将新四军第四支队挤出皖中,国民党方面还散布谣言,说新四军在江北“游而不击”、不遵守法令和干涉行政,等等。这样,第四支队在皖中就处于与桂系的矛盾之中。

  张云逸来到第四支队后,一面派干部深入了解部队指战员对东进方针的认识,一面与高敬亭等进行交谈,要求第四支队领导人统一认识,遵照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尽快率部挺进皖东敌后。为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张云逸不辞辛劳地奔走于第四支队司令部、参谋处、政治部等单位。据时任张云逸秘书的程介一回忆:“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按:指张云逸)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中共文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2页。】

  通过调查了解,张云逸发现第四支队中有不少指战员还是拥护东进方针的,有些干部甚至因此而受到排挤和打击。为此,张云逸一方面向高敬亭说明,军部和第四支队都应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干部要求积极执行中央的东进方针是对的,不应受到指责和打击,另一方面动员被打击、排挤的干部回到第四支队工作,团结高敬亭共同贯彻中央的东进方针。【曾傅先、罗永平访问李资平的谈话记录,1984年4月4日,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另外,张云逸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受原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右倾错误影响,第四支队及江北的中共地方组织还不敢在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建立和发展武装。对此,张云逸后来作过这样的回忆:全国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是相互平行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上海、南京失守后,不少青年学生向农村撤退,安徽、河南等地有很多人想靠近中共进行武装抗日。如果中共地方组织和新四军当时向敌后发展武装,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王明只讲统战,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只是用“合法”名义替国民党组织保安队,替国民党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或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新四军不能随意调动部队。其实,中共地方组织和新四军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王明极力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有两个团就够了。犯这种右倾错误的结果是限制了自己的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由于上述原因,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江北的中共地方组织虽然也发展了部分地方武装,但总的来说成绩不大。不仅如此,第四支队还于1938年7月撤销了第九团的建制,将该团一部编入第七团,一部编为支队特务营。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张云逸指示第四支队要尽快恢复第九团的建制,同时创办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个月或半个月后就放出去发展武装。他强调指出,不发展武装是不对的。

  经过必要的准备工作,张云逸在舒城西港冲主持召开了第四支队干部会议,并在会上指出:国民党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安徽省政府已进驻大别山区,新四军在大别山很难发展;要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挺进皖东敌后地区的指示,开展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的游击战争【徐君华主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为了协调与国民党桂系军队的关系,1938年12月下旬,张云逸在戴季英等人陪同下来到立煌,与廖磊谈判。与此同时,为了驳斥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第四支队“游而不击”的诬蔑,张云逸特意从第四支队俘虏的日军中挑选了三人,一同带到立煌。立煌的群众见新四军俘虏了日本兵,纷纷赞扬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军队。

  张云逸到达立煌的当天,廖磊率军政官员宴请了张云逸一行,欢迎他的到来,并为其在省政府安排了房子。但为了摆脱对方可能的监视,张云逸最后住进了离省政府不远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廖磊表面上欢迎张云逸来江北主持新四军工作,但其真实想法是希望张云逸能够率领第四支队早日东进皖东。这样,皖中就成为桂系的势力范围,既可使新四军在皖东为其筑起一道安全屏障,又可使新四军在与日军的互相厮杀中彼此削弱力量,从而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

  桂系要求第四支队东进皖东,中共中央也要求第四支队东进皖东,但二者的目的却截然不同。前者是想借刀杀人,后者是想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张云逸与廖磊首先谈第四支队的经费问题。

  按照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新四军的军饷从国民党地方政府财政中支出。可是,自第四支队开赴皖中抗日前线后,安徽省政府已有数月没有发给军饷了。为此,张云逸在与廖磊会谈时明确指出自己是来讨军饷的。他对廖磊说:贵军驻后方,月月发薪饷,新四军第四支队由于数月没有领到薪饷,全靠社会上募捐,每人每天只发三分钱菜金。最近,廖主席又要第四支队开到津浦路沿线地区作战。战士们没饭吃、没弹药,叫他们如何去跟敌人作战?廖磊说:你们没有钱,因此兵要精,不要多。张云逸反驳道: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是省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什么要住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日本打!【黄荣:《在跟随张老战斗的日子》,载《铁军风采》2002年第4期;《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张云逸的一席话,说得廖磊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表示将立即给第四支队补发军饷和弹药。

  两人会谈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立煌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张云逸对廖磊的当面批评,成为一条轰动山城的大新闻。当时由桂系主办、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控制、在立煌非常有影响的大别山日报社,专门派记者对此次会谈进行了采访,并在报纸上刊发了这一消息。

  接下来,张云逸又与廖磊就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东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张云逸提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准备东进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两侧地区,在皖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发挥新四军游击战的特长。廖磊对此并无异议,但担心皖东从此会成为新四军的天下,因而对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对此,张云逸回忆道:“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军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我曾故意对廖磊说:如果我们与日本打仗失败了,你当司令也不光荣。”【《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页。】在张云逸的据理力争下,廖磊只好取消了对第四支队在皖东活动范围的限制。

  在与廖磊的会谈中,为了扩大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编制,张云逸还提出,第四支队主力东进后,在皖中地区还要留下一部分力量以游击纵队的名义坚持活动,以保障第四支队与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交通联系。对此,廖磊未加反对。原来,国民党方面只承认第四支队第七、第八团两个团的编制。通过与廖磊的谈判,张云逸又为该支队争取到了游击纵队的编制。

  最后,双方就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有关问题达成了以下协议:(1)第四支队向淮南铁路及津浦铁路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保持联络。(2)第四支队米津及经费不敷,由安徽省府设法发给,不得就地自筹。(3)第四支队要尊重行政系统,不得收缴民枪。(4)游击纵队以地方部队名义成立,请李宗仁批准。1939年1月4日,项英将张云逸与廖磊所达成的上述协议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在与廖磊进行会谈的同时,为了具体落实第四支队的军饷问题,张云逸专门找到国民党安徽省财政厅厅长章乃器。章表示将按国民党方面承认的第四支队两个团和一个游击纵队的编制发放军饷。在立煌期间,张云逸还注意与各界人士交往,并应邀在群众大会及桂系举办的干部训练班上就国共合作问题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影响。

  张云逸此次立煌之行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既为第四支队东进皖东铺平了道路,又解决了国民党方面拖欠的军饷问题,还为第四支队争取到了一个游击纵队的编制,可谓一举三得。

  结束与廖磊的会谈,张云逸一行东返。不过,张云逸并没有回舒城,而是越过舒城来到了第四支队第八团视察。该团自1938年9月越过淮南铁路后,于11月进至全椒、滁县地区活动,12月又西返合肥、巢县、含山一带活动。在第八团团部,张云逸见到了团长周骏鸣、政治委员林凯等人,告诉他们自己来江北的主要任务是督促第四支队东进皖东敌后。“他要求四支队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指出没有山地,平原也可以打游击,而且津浦路两侧也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因此,要开展津浦路西的游击战争,路东也要先去一部分力量,打开局面,逐步建立路西路东根据地。他还说明,要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不行,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武装也不行。”【曾傅先、罗永平访问张翼翔的谈话记录,1982年7月24日,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听了张云逸的讲话后,第八团指战员更加坚定了东进皖东的决心。

  离开第八团后,张云逸又在合肥以西的官亭视察了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1939年1月上旬,张云逸返回舒城西港冲。

  返回西港冲后,张云逸向第四支队通报了与廖磊会谈的结果,并动员部队全部向皖东敌后挺进。但有些干部的思想一时还难以打通。为了不再耽搁时间,张云逸决定先率第四支队一部去皖东与第八团会合。

  在东进皖东之前,张云逸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为第四支队催领军饷。尽管廖磊已当面答应立即补发第四支队的军饷,但张云逸担心他说话不算数。因此,回到舒城后,张云逸指派负责电台工作的黄荣与其他几个人去廖磊处催领军饷。黄荣与廖磊虽都是广西老乡,但担心完不成任务,有些犹豫。张云逸鼓励他说:不用怕,大胆有马骑嘛!大家都是广西人,跟廖磊多讲几句老乡话就行了。在张云逸的鼓励下,黄荣与几位同志去了立煌。廖磊见张云逸又派人催领军饷,不好再拖,只得派人将补发的军饷护送到新四军驻地【参见黄荣:《在跟随张老战斗的日子》,载《铁军风采》2002年第4期。】。第四支队指战员见张云逸要来了军饷,自然非常高兴。

  另一件事是组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和第三游击纵队。张云逸回到舒城后,即着手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当时,第四支队和皖中、皖西中共组织发展的地方武装,除有一部分已编入第七、第九团外,还有游击纵队、第二游击纵队和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等部。游击纵队是1938年8月后组建起来的,活动于舒城、霍山一带,司令员林英坚,政治委员刘海燕。第二游击纵队也是1938年8月后组建起来的,活动于无为一带,司令员龚同武,政治委员曹云露。淮南抗日游击纵队是1939年1月成立的,正在舒城程河道地区进行整训,司令员梁从学,政治委员汪少川。在研究了上述几支游击部队的情况后,张云逸决定以第二游击纵队第一大队为基础,加上中共皖中、皖西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扩编成立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以戴季英为司令员,下辖两个大队。同时,张云逸又以第二游击纵队第二大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三游击纵队。张云逸组建第三游击纵队的目的,是为了将其带到皖东发展。

  1939年2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第三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共2000余人向皖东进发,2月18日在合肥东北的梁园与第四支队第八团团部会合。当时,第八团第一、第二、第三营由参谋长赵启民率领,驻扎于巢县东山口附近的方老人洼地区。2月19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驻巢县的日军以为新四军会因为过节而放松戒备,便出动了五六百人分两路偷袭方老人洼。岂知第八团早有防备。日军袭来后,赵启民指挥部队奋勇反击。据他回忆:“日军很猖狂,以为他们一攻,我们就会垮,没想到战斗打响之后,我们打得既猛又狠,整整打了一天,日军死伤一百多人,我亦伤亡三十余人。黄昏时日军开始撤退,我追击到东山口,战斗结束。这在当时就是个大仗,不仅锻炼了部队,政治影响比军事胜利还要大,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了战胜日寇的信心。”【赵启民:《从邢集到半塔——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东进抗日纪实》,1996年11月28日。】

  张云逸对第八团在方老人洼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及表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鼓励指战员今后要多打胜仗。他还向第八团领导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东进皖东的指示,要大家下定决心,深入敌后。

  为迅速打开皖东的抗日局面,张云逸指挥第八团于2月下旬由淮南铁路东侧进至津浦铁路西侧地区,以军部特务营、第三游击纵队和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在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展开。3月,张云逸以军部特务营为基础,扩编成立第三游击纵队第二大队。之后,张云逸又恢复了被撤掉的东北抗日挺进团的番号。

  东北抗日挺进团,原称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是由原国民党东北军一部组成的一支抗日武装。1938年2月,在淞沪会战中失散的第六十七军部分官兵在政治教官、中共党员刘冲的带领下来到武汉,找到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表达了要求继续抗战的愿望。周、叶遂介绍他们到江北新四军第四支队地区活动,归第四支队领导。3月,他们由武汉来到黄安县(今湖北红安县)七里坪,与第四支队取得了联系。第四支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令其以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名义,到皖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随后,该部东进至巢县、和县、全椒、含山等地开展抗日活动,6月与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张恺帆、冯文华领导的巢县抗日游击大队合编,后又收编了全椒县的游杂武装刘子清部,部队不断扩大。7月,第四支队将该部改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并派出部分干部到该部工作。后因刘子清率部叛逃,巢县抗日游击大队又脱离该部到巢县单独活动,纵队只剩下三百余人,第四支队将该部改编为东北抗日挺进团(以下简称挺进团)。第四支队第八团东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后,该部即归第八团指挥。11月,第八团接到挺进团要叛变的情报,即于全椒大马厂将该团缴械,人员分散编入第八团。事后经查实,挺进团要叛变的情报是国民党特务一手捏造的。张云逸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决定以第八团的两个营为基础,重新恢复挺进团的番号,以成钧为团长、祝世凤为政治委员。至此,张云逸到江北后已恢复了第四支队第九团、挺进团两个团的编制,并组建了江北游击纵队、第三游击纵队。

  张云逸进入皖东后,第四支队第七团、特务营及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亦先后进至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地区。淮南抗日游击纵队还与爱国进步人士郑抱真领导的一支游击队合编。两部合编后仍称淮南抗日游击纵队,郑抱真任纵队长,汪少川任政治委员,梁从学任副纵队长。郑抱真后由张云逸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3月间,林维先、戴季英率第四支队的司政机关进至合肥、定远地区。至4月,在张云逸的推动下,进至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之间的新四军部队,计有第七团、第八团、挺进团、第三游击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以及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这就为江北新四军开辟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39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章  发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

<标题>=二、协助叶挺处理江北事务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张云逸过江后,在推动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的同时,先后与皖西、皖中、皖东的中共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沟通了与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电台联络,以便及时交换意见,取得其支持与配合。

  1939年2月,张云逸率部与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合后,为迅速打开皖东的抗日斗争局面,曾先后与周骏鸣、林凯及中共皖东工作委员会书记刘顺元等就如何开展皖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行过多次讨论。张云逸还派林凯渡江,到皖南军部汇报皖东的情况,请军部对皖东敌后的工作给予全盘指导。同时,张云逸等人于3月15日致电中原局,征求关于开展皖东敌后工作的意见。

  中原局成立于1938年11月,其领导机关是1939年1月底刘少奇等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后建立起来的。3月18日刘少奇奉召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原局由代理书记朱理治主持工作。

  对于张云逸等人的来电,朱理治非常重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于3月21日复电张云逸、周骏鸣、刘顺元及中共鄂豫皖区委书记郑位三等,指出:(1)目前日军有“扫荡”皖东的企图,国民党政权如仍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会在这次敌人进攻中遭受更大的摧残。因此,中共地方组织与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必须抓紧目前时机,一面加紧自己的工作与准备,同时推动友军、友党进步,联合他们共同粉碎敌人的此次进攻与创立皖东抗日根据地。(2)打开皖东局面的中心环节,在于江北新四军的积极活动。新四军愈能积极打击民众所痛恨的汉奸、土匪武装,愈能取得当地民众、知识分子及国民党军政当局的同情与援助,愈有利于统战工作的开展,愈能使部队巩固与扩大。(3)安徽国民党当局在整个中原仍是最开明的,同时第八团又有公开合法名义,故统战工作较其他各地都易建立,必须更加站在主动地位,团结与推动抗日的安徽国民党军政当局,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与联合抗日分子,打击与日本有勾结的汉奸当局,并向上级政府控告他们。不过,在与抗日当局接近时,要多采取隐蔽方式,以免他们遭受打击。(4)中共安徽省委机关可设在总后方,经常开办党与群众训练班,在游击队中发展中共党员,并调出一批党员经训练后派到地方工作。在目前应特别注意将地方上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来,通过他们开展党在地方的工作,并争取更多的青年加入中共组织。(5)可以用第四支队政治部的名义出版一个小报,宣传中共的主张及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394页。】朱理治此电的中心意思是在与国民党联合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4日致电东南局并中原局转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一、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主要努力去作。二、但依皖东目前情况,必须我们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决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任务。三、目前,军事上的目的是坚决消灭汉奸土匪部队、打击日寇的战斗中,迅速扩大和巩固我军民为皖东抗日武装的主力,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建立后方,而不是单纯的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因控制两条铁路,对我们工作无大帮助,也控制不了)。四、要迅速扩大我军,大大发展地方党,开办教导队与党的训练班,分派干部到每一县、区去建立县委、区委,发展地方武装与民众运动。五、要特别注意推动地方政府进步,与行[政]人员合作,努力求得同志及进步分子去作县长、区长、联保主任,并保持严格的秘密。但对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顽固分子,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让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东南局直到半个多月后才收到这一电报。当项英将此电转发给张云逸等人时,已是5月中旬的事了。此时,叶挺军长已经来到江北。

  叶挺到江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第四支队内部存在的问题,推动该部迅速东进皖东,同时组建江北指挥部,整理江北新四军。

  还在3月29日,叶挺即以个人名义致电蒋介石:“职军江北支队现位置于沿江,为含山、巢县、全椒、嘉山(按:今安徽明光市)、定[远]县一带,担任津浦南段及沿江作战,总计高、周两部官兵九千余人,与军部隔江相距颇远,以往工作连系因之亦欠密切。现因该部急须调整及伤病兵员之救护治疗与军需之补充储积各项工作亟待解决,职拟四月间前往巡视,并将军部职员分拨一部于舒城附近暂设指挥部或办事处,藉资便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页。电文中的高、周分别指高敬亭、周骏鸣。】次日,叶挺又与项英联名致电毛泽东并告刘少奇:张云逸指挥周骏鸣部在全椒附近4000余人,高敬亭部有六七千人,合计约1万人,“我们为调整江北部队及发展工作计,拟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于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

  3月31日,蒋介石复电叶挺:“该军长拟巡视江北支队并设指挥部或办事处一节,准如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蒋介石同时将此事电告白崇禧、顾祝同、李宗仁。中共中央也批准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当时,在江北活动的新四军,除了第四支队外,还有彭雪枫领导的活动于豫皖苏边地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李先念领导的活动于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罗厚福领导的活动于豫南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等。另外,在武汉周围还有一些中共地方组织以不同名义组建和领导的游击队。

  张云逸非常赞成设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自接到军部关于准备成立江北指挥部的电报后,张云逸即对如何组建指挥部进行了认真研究。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活动于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之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地方组织,无论在指挥上及建制上均归中原局。因此,张云逸认为,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必须解决与中原局的关系问题,否则关系不顺,不利于工作的开展。此外,江北指挥部应统率哪些部队,如何为这些部队配备干部,如何处理高敬亭的问题等,也都需要妥善处理和解决。

  为此,张云逸将自己的想法向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作了汇报。朱理治经与张云逸电商后,就有关问题取得了以下几点共识:(1)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为便利与密切领导关系,中原局机关可与指挥部同时行动。(2)张云逸加入中原局并兼中原局军事部长。(3)在郑位三、郭述申、戴季英三人中提一人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另派一副主任协助之。(4)江北指挥部下辖五个纵队:以第四支队第七团为基础组建第一纵队,从第四支队提拔一进步团长任司令员;第八团为第二纵队,周骏鸣、林凯为正副司令员;戴季英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为第三纵队,提议调江南第三支队参谋长赵凌波为副司令员;彭雪枫部编为第四纵队;李先念部编为第五纵队。(5)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对高敬亭的三种处理方法:上策为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中策为给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将第四支队改编为江北指挥部下属的一个纵队,交由其他同志指挥;下策为戴季英仍留第四支队工作,撤销高敬亭的职务。【朱理治关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苏皖工作的意见致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4月18日。】4月18日,朱理治将他与张云逸电商所得的上述意见向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作了报告。

  此时,新四军军部也提出了一个组建江北指挥部及扩大江北新四军的方案,具体内容包括:(1)江北指挥部以张云逸为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2)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以罗炳辉为司令员,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周骏鸣为副司令员;组织江北前敌委员会,张云逸为书记,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凯、戴季英、郭述申为委员,直属新四军军分会;(3)调第五团团长孙仲德及军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张树才到江北工作;(4)将第二支队第四团陆续调至江北,作为江北新四军的基干力量。(5)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及第五支队政治部之主任均无合适人选,请中共中央设法解决【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398页。】。

  这两个方案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对此,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考虑,并没有立即答复。不过,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1日向各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全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页。电文中的叶、陈、袁,分别指叶挺、陈毅、袁国平。】此外,指示还指出:为发展华中,八路军已准备抽调一部兵力于适当时机转移到华中;中共中央正计划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去华中,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也应计划抽调一批干部到华中;关于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前敌委员会的人员配备暂缓发表,待商妥后再说,因江北指挥部成立,中原局即可与指挥部靠近,不必另设前委。

  经过一番电报来往,中共中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要求在竹沟的中原局机关立即东进入皖与江北指挥部一起行动,基本同意新四军军部提出的关于设立江北指挥部的方案。与此同时,新四军军部决定组成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前敌委员会。

  4月27日,叶挺率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孙仲德等渡江北上,到达无为。第四团第一营则于5月24日北渡长江。

  5月3日,叶挺一行由无为到达庐江。次日下午,张云逸及第四支队第九团领导赶来与叶挺等会合。6日,张云逸随叶挺等来到庐江东汤池,并在此向叶挺报告了过江以来的工作情况和第四支队的情形。7日,叶挺召开会议,宣布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以张云逸兼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在江北地区的部队。不久,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前敌委员会也正式组成。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前敌委员会的成立,使江北新四军有了领导重心,为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5月9日,叶挺率张云逸、邓子恢等由东汤池赶到舒城西港冲,解决第四支队的问题。叶挺见到高敬亭后,向其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组建江北指挥部的决定,要其率第四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和第九团迅速东进皖东。随后,叶挺、张云逸等人在西港冲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求第四支队东进皖东的指示,研究第四支队东进皖东后的工作方针等问题。会议开了两天。在此期间,叶挺、张云逸收到了项英转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4月24日发出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叶挺遂将这一指示电的精神一并进行了传达。最后,会议决定:第四支队今后的方针应是广泛发展,于本年“八一”节前在可能范围内扩大至20个团,并与第三支队配合,作进攻南京、截断津浦线之新主力;在舒城与皖东各建一游击战的支点,并由新四军军部派得力干部50人加强第四支队;军部从6月起每月补助第四支队津贴2万元,作为广泛开展游击战的经费。叶挺还敦促第四支队要按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命令,限三个月内撤出舒城,转到淮南铁路以东下塘集(今长丰县下塘镇)、定远一带活动。高敬亭提出后方机关、医院马上走有困难。叶挺说,限两星期必须出动【许道化、吴克文主编:《被错杀的将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4页。】。由于此时第四支队大多数干部表示拥护东进皖东的方针,高敬亭在会上也表示赞同东进。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见高敬亭已接受了东进的方针,便离开西港冲。5月20日前后,他们赶到合肥东北的青龙厂。可在此期间,高敬亭仍停留在西港冲,并未率第四支队后方机关和第九团东进。在此情况下,叶挺与张云逸于5月18日直接下令,限第九团于月底之前到达合肥以东的草庙集、梁园一带集中,担任向淮南凤阳地区游击的任务。第九团接到命令后,于20日开始陆续东进。谁知,高敬亭却背着叶挺、张云逸等,擅自令第九团停止东进。第九团领导人没有执行高的命令,并将有关情况报告了江北指挥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治委员曹玉福于5月20日携带在定远打土围子时缴获的钱财叛逃,投靠了国民党桂系军队。

  在部队东进的关键时刻和敌我斗争的非常时期,发生主力团领导叛逃的事件,对于思想刚刚统一但还不稳定的第四支队来说,其影响无疑是十分恶劣的。因此,当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接到报告后,都非常震惊。此时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决定立即在部队中展开批判杨、曹叛逃的教育,以平息这一事件对部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稳定军心。由于杨、曹二人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部队在批判杨、曹叛逃事件时,牵涉到了高敬亭的领导责任问题。6月4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召见高敬亭,并将其扣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同时,他们将处理高敬亭的有关情况报告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接到江北新四军正在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报告后,于6月15日作出决定,撤销高敬亭的职务,派八路军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来整理新四军第四支队,并担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江北指挥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高敬亭职务的电报后,对高敬亭由内部审查转为公开批判。6月21日至23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褚家圩子召开批斗高敬亭大会,叶挺等不少人在会上对高敬亭作了批判发言。

  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处理高敬亭的问题非常慎重,曾电示新四军军部:“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77年4月27日。】。可是电报到江北时,已经晚了。6月24日上午,高敬亭在青龙厂被枪决。这是一桩不该发生的悲剧。对中国革命有功的高敬亭,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期间的确犯过严重错误,但罪不当诛。

  张劲夫后来在总结这一事件的教训时曾指出:“今天看来,假如没有发生杨曹叛变事件,高敬亭同志也可能不会遭此厄运的。要知道那是战争年代,前有日本鬼子,身后有国民党顽固派重兵,新四军四支队还处在‘游击’状态,发生主力团团长和政委一起叛变事件对部队的震动太大了,它的严重性不能不引起新四军首脑机关的高度警惕,再加上高敬亭同志平时已经暴露出的那些毛病,为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和更严重的损失,这就促使了军首长采取了非常措施。这就是历史啊!”【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50页。】

  1975年11月,高敬亭的女儿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澄清其父高敬亭被枪决的原因,并作出结论。此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认为此案处理不当,要求中央军委开会讨论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后,决定对高敬亭给予平反,并恢复名誉。据此,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给高敬亭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高敬亭后来被国务院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处理完高敬亭的问题后,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根据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对在皖中和皖东敌后活动的新四军各部统一进行整编:保留第四支队的建制;以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将江北游击纵队划归江北指挥部指挥。这样,江北指挥部下辖两个支队、一个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成立之前,张云逸陪同叶挺等人到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第八团驻地看望部队,并在徐小集参加了军民联欢会,叶挺还在会上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7月1日,第五支队在藕塘附近的安子集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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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在东汤池江北指挥部,叶挺为张云逸(中)与罗炳辉(左)拍摄的合影。右上为叶挺在照片背面题写的“新四军中:大小两位”。

  自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逐渐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的磨擦事件开始出现,并有日渐增多的趋势。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9年6月1日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要求全党用全力来进行反对国民党投降分子、反共分子的斗争,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武装磨擦,要站在自卫的立场上给以坚决的抵抗,以达巩固国共合作、巩固统一战线和继续抗日的目的。6月22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目前时局及八路军新四军之任务的指示》,指出华中新四军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由于目前对友军工作的意义大为增加,各军政领导应尽可能亲自做友军的联络工作。7月7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国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三大口号。

  张云逸与叶挺等人认真研究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有关指示,在具体分析了安徽国民党当局的态度后认为:桂系初到安徽时,立足未稳,做些表面文章,对群众抗日活动,在一定时间内是允许的;现已逐步站稳了脚跟,为巩固其地位,发展其势力,加上全国反共高潮要来,桂系翻脸不认人怕是难免的,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问题,绝不能对桂系存有幻想。不过,暂时还可把桂系作为中间力量来争取,但要有拉有打,提高警惕【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中共鄂豫皖区委也认为,国民党虽有投降妥协之可能,但安徽国民党当局“对抗战尚不曾有动摇”,“目前为了对付顽固分子及应付将来恶劣变化,加强统战工作、缓和我与五路军之关系非常重要”,并建议叶挺、张云逸务必于百忙中抽空来立煌一趟,与廖磊当面会谈,以解决江北新四军的发展、活动区域等问题【郑位三致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的电报,1939年7月1日。电报中的“五路军”指的是桂系军队。1937年2月,蒋介石下令将桂系军队统一编为第五路军,以李宗仁、白崇禧为正、副总司令。4月,李、白二人就职。全国抗战爆发后,桂系军队已不再使用第五路军的番号,但中共方面习惯上仍将桂系军队称为第五路军。】。

  叶挺、张云逸接受了中共鄂豫皖区委的建议,并就与廖磊会谈时应着重交涉的有关问题与中共鄂豫皖区委交换了意见。当时,廖磊最害怕的就是江北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大,会危及其在安徽统治地位的巩固。因此,叶挺、张云逸决定去会见廖磊,向其多做解释工作,以团结其共同抗日。与此同时,中共鄂豫皖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6月中旬开始由立煌陆续向庐江东汤池江北指挥部驻地撤退,继而又有计划、分步骤地安排在大别山地区活动的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人士向新四军活动地区撤退,以防患于未然。

  7月上旬,张云逸与叶挺等来到立煌。11日,叶挺首先与廖磊进行会谈,向其扼要通报了整顿江北新四军的情况,强调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意义。13日,张云逸又与廖磊进行会谈,就如何改善双方的合作关系提出了具体意见。廖磊虽赞成团结抗战,但在涉及新四军的具体问题时仍是老调重弹,要求新四军不要发展得过多,不要自筹经费,等等。会谈中,为表示团结抗日的诚意,叶、张决定将新四军第四支队驻立煌的兵站改为新四军办事处,以中共鄂豫皖区委组织部部长何伟担任办事处主任。同时,叶、张也向廖磊提出了以下各点:(1)由省政府通令各地,今后如有涉及新四军的问题,应向新四军在该地最高指挥员交涉解决,若在该地的新四军最高指挥员不接受时,应报告上级,但情况要确实;(2)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要协助新四军进行抗日活动;(3)政府不能无原则地限制新四军的活动;(4)新四军活动地区的民众武装要归新四军统一指挥;(5)新四军合理筹措给养政府要予以协助;(6)发给8月份的补助费。对叶挺、张云逸提出的上述各点,廖磊附一解释后表示同意,但对第四点未予明确答复。事后,张云逸与叶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据一般视察后,(廖磊)此次对我们是很冷淡的,并怕我力量扩大,最近派到我军活动地区行政专员都是反共分子,限我发展。现在我们只有一面努力与他表示合作,一面巩固与发展自己力量,来巩固合作。”【叶挺、张云逸致项英转延安、重庆电,1939年7月15日。】

  张云逸和叶挺的此次立煌之行,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虽然廖磊此时对新四军的态度已很冷淡,但在随后的几个月内他尚未公开推行反共政策,因而使新四军在皖中、皖东的活动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另外,张、叶把第四支队在立煌的兵站改为新四军办事处,宣布由何伟任办事处主任,多少也“起了点缓冲作用”,“使我党赢得了时间,把许多要撤退的干部,在一九三九年底、一九四零年初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基本上全部撤出了,包括办事处的武装、电台,还有何伟同志及所有干部都顺利撤到新四军地区了,没有受到损失。”【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57页。】

  结束与廖磊的会谈后,张云逸与叶挺等于7月22日回到东汤池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此时,中共鄂豫皖区委宣传部部长彭康、军事部部长谭希林已由立煌撤退到了东汤池。没过几天,郑位三和张劲夫也撤到了东汤池。此后,中共鄂豫皖区委与张云逸领导的江北指挥部一起行动。

  一天下午,正在江北指挥部研究工作的张云逸忽然接到报告,说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派人来了。张云逸喜出望外,赶紧出外迎接。还没走出房间,参谋已将来人带到了他的面前。来者叫谭友林,时任游击支队第二团政治委员,是由皖北蒙城赶来的。

  对新四军游击支队的情况,新四军军部一直比较关注。还在酝酿组建江北指挥部时,新四军军部就曾考虑将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纳入指挥部的建制。因此,叶挺、项英于3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彭雪枫部“如果能与我们发生关系最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页。】4月10日,叶挺、项英又致电中共中央:“我们为扩大影响计,拟向委员长力请准彭雪枫所部向徐州附近挺进,担任苏鲁豫皖边境游击战,以便与凤阳张云逸部联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78页。】

  当时,中共中央为了使新黄河【新黄河,指1938年改道以后的黄河。这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犯,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沿贾鲁河入安徽颍河及西淝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历史上把这段改道后的黄河称为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复归故道。】以北地区的工作能取得北方局和八路军的直接帮助,将这一地区党的工作划归北方局管理,受山东分局直接指挥,在此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则由八路军前方总部和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指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叶挺、张云逸曾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彭雪枫部以新四军名义在蒙城一带活动,应与指挥部联系,以便直接指挥和了解该部情形。考虑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业已成立,彭雪枫部活动的地区又属中原局管辖,因此中共中央采纳了叶挺、张云逸的意见。6月1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告彭雪枫:新四军游击支队划归叶挺、张云逸指挥,部队活动地区党的工作划归中原局管理。

  这时,彭雪枫为扩大游击支队的回旋余地,并沟通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联系,正率支队主力在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铁路以西、宿县至蒙城公路以东的宿(县)蒙(城)凤(台)怀(远)地区(即淮上地区)活动。部队虽已发展到3个团、1个总队共5000余人,但仍然使用周恩来、叶剑英等于1938年为其暂定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名义,没有正式番号。由于长期流动作战,根据地没建立起来,给养没有保障,国民党方面又一再压制,部队的发展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雪枫派谭友林向叶挺、张云逸汇报情况,请求解决部队的番号和给养问题。

  张云逸和叶挺与谭友林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详细询问了游击支队的情况。叶挺听完谭友林的汇报后,向谭讲了四点意见:(1)游击支队克服了饷款、军服和弹药不足等困难,孤军深入敌后,在军事上取得了成绩,在军队建设上打下了相当的根基,这是值得褒奖的;(2)游击支队活动的区域,是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叉地带,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在那里进一步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3)关于部队的正式番号问题,新四军现已有五个支队,游击支队将来可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弹药问题,可由江北指挥部尽力支援一些;(4)请转告彭雪枫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不断扩充,要打好根基,使游击支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正规的部队【粟裕、陈雷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7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6~57页。】。

  根据叶挺的指示,张云逸为谭友林准备了5000元现款、一批西药、几万发子弹和一些轻重机枪。由于谭来时只带了个警卫班,出于安全的考虑,叶挺、张云逸让谭希林先把现款和西药带走,并嘱其转告彭雪枫,下次多派些人来取枪支弹药。不久,彭雪枫派了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来江北指挥部,将枪支和子弹运走。

  此后,张云逸通过电台与彭雪枫保持联系,了解并指导其工作。8月,江北指挥部得到报告,游击支队在淮上地区连战皆捷。张云逸遂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彭雪枫:“捷报频来,不胜欣慰!你们艰苦奋斗,为国家民族效命疆场,不特增加了本军的战绩与荣誉,更大大提高了我党的威信。尚望继续努力,积极动作,争取不断胜利,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是所至盼。”【《彭雪枫传》编写组:《彭雪枫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420页。】经过艰苦奋战,游击支队逐渐建立起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部队也随之发展壮大。

  叶挺在江北活动期间,张云逸还陪同他到寿县曹家岗,看望了曹渊烈士的亲属。曹渊在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叶挺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他身先士卒,作战勇敢,是叶挺手下的得力干将,后在率部攻打武昌城时壮烈牺牲。此后,亲自看望并慰问曹渊的亲属,成为叶挺的一大心愿。经历了北伐战争的张云逸,对于叶挺和曹渊之间的战斗情谊十分理解。所以,当叶挺提出要去看望曹渊的亲属时,张云逸欣然表示愿陪同前往。在曹家岗,叶挺和张云逸见到了曹渊的父母、兄弟,对他们表示了深切的慰问。离开时,叶挺和张云逸还与曹家老小合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1939年8月3日凌晨,叶挺结束了江北之行,南返新四军军部。张云逸、赖传珠等率江北指挥部人员为军长送行。叶挺虽然在江北只活动了约三个月的时间,却卓有成效地进行了一系列工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这段时间里,张云逸一直伴随在叶挺的左右,全力支持并配合其工作,两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但令张云逸没有想到的是,此次送别竟成为两人的最后诀别。1946年,出狱后的叶挺在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的途中不幸罹难。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0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章  发展皖东敌后游击战争

<标题>=三、主持江北指挥部工作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叶挺南返后,作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江北前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张云逸担负起了领导江北新四军的全面工作。

  当时,由于各部队整编,干部和人员调整较大,加之受处理高敬亭问题的影响,部队指战员的思想不够稳定,有的部队逃亡现象比较严重。这样,摆在张云逸等人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稳住军心、巩固部队。为此,张云逸等在继续搞好编制调整的同时,狠抓部队的整训工作。

  叶挺在江北时,虽将江北游击纵队划归江北指挥部指挥,但对该部的编制问题未来得及讨论和解决。为此,张云逸于1939年8月16日在江北指挥部主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该部的编制问题,最后决定将江北游击纵队编为两个大队。由于该部是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的,没有老部队的底子,战斗力不强,难以担负起坚持皖中阵地、保障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交通联络的任务。为改变这一状况,张云逸等人重新研究后,于9月11日下令,把新四军军部从江南派到江北活动的第四团第一营划归江北游击纵队建制,编为第一大队,把江北游击纵队原第一、第二大队依次改为第二、第三大队。经过这次调整,江北游击纵队不但扩大了编制,而且有了老部队作骨干,这就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经过调整,江北指挥部所属各部的编制如下:

  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此时尚未到职,由戴季英代理),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副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谭希林,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和特务营(由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一营改编)、教导大队。第七团,团长秦贤安,政治委员徐海珊;第九团,团长詹化雨,政治委员高志荣;第十四团(由支队特务营与淮南抗日游击纵队第二、第三营等部编成),团长梁从学,政治委员李世焱。

  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下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团和特务营、教导大队(由第八团教导大队改编)。第八团,周骏鸣兼团长,政治委员陈庆先;第十团(由挺进团改编),团长成钧,政治委员徐祥亨;第十五团(由第三游击纵队大部和原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发展组建的游击先遣队编成),团长林英坚,政治委员刘景胜。

  **TH8165000200650001**

  张云逸(右四)与罗炳辉(左二)等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政治委员黄岩,参谋长桂逢洲,政治部主任桂蓬(黄育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大队。

  此外,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还直辖特务营和教导队。

  部队的整训分为军事整训和政治整训,以团单位进行。为了巩固部队,张云逸、邓子恢等特别要求部队搞好政治整训,加紧进行党的政策教育、阶级教育及部队的优良传统教育,自下而上地对照检查工作中的不足;开展反逃亡斗争,同时注意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不良分子。在整训中,张云逸、邓子恢等还建立健全了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各种制度;除抽调部分干部送皖南军部受训外,另在江北指挥部及各支队开办教导队,轮训干部。经过了一个月的整训,至9月底,“部队已稳定下来,逃亡停止,干部提高了一步,政工制度逐渐建立,纪律改善,作战胜利影响扩大,地方工作开始发展”【张云逸、邓子恢关于江北部队政治工作总结致中央军委的电报,1940年10月。】。

  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张云逸等加紧研究部署部队向皖东的战略展开。对此,叶挺在江北时,曾与张云逸等人讨论确定了第四支队主要在津浦铁路以西地区活动,第五支队开赴津浦铁路以东地区活动,江北游击纵队在淮南铁路两侧地区活动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张云逸与邓子恢、戴季英、罗炳辉、郭述申等研究决定:将第四支队展开于定远、凤阳、滁县、全椒等地;将第五支队展开于来安、天长、盱眙、嘉山、仪征、六合(今为南京市六合区)等地;江北游击纵队除以一部坚持无为地区外,其余部队进至和县、含山及合肥东北地区活动。据此,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和政治委员郭述申,于8~10月间率部先后进至津浦铁路以东地区,之后第五支队司令部率直属队活动于盱眙县半塔集【半塔集,当时属于安徽省盱眙县,后盱眙县划归江苏省,半塔集划归安徽省来安县。】一带;第八团活动于来安、天长、扬州等地;第十团活动于盱眙、嘉山两地;第十五团活动于六合、仪征两地。与此同时,第四支队在津浦路西定远、滁县、全椒等地展开。江北游击纵队则以一部进至合肥青龙厂、定远永康镇一带活动。

  各部队实行战略展开后,积极打击日伪军和土匪武装,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使皖东的抗日斗争局面迅速得到改善。受军部派遣、于1939年8月下旬到江北指挥部工作的梁国斌,经过对皖东一个月的考察,“深切感到敌后的革命形势生气勃勃,令人鼓舞,和皖南的沉闷空气,成为鲜明的对照”。他还指出:“在江北敌后,我军积极收缴敌伪枪支,扩大队伍,自己筹粮筹款。党可以公开在部队活动,政治宣传工作十分活跃,象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及其他许多抗日武装游击队,都是坚决冲破国民党各种限制而发展起来的,到处军民团结,官兵一致,士气高涨。想起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时,连党的组织生活都要偷偷摸摸地躲到山沟里开,甚至新四军全军党代表大会也要跑到山上草棚里面去秘密举行,平时连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名称都不允许公开谈论,处处受制于国民党,捆绑自己的手脚,使近一万人的队伍处于皖南泾县一带敌伪顽之间,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这种局面真是令人不能容忍。”【福建人民出版社编辑:《闽赣路千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5页。】

  在部队实施战略展开期间,1939年9月11日,江北指挥部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左翼女作家、新闻记者。1928年至1940年间,她先后以德国《法兰克福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撰写了不少反映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通讯和报道。她是随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和军医处医务主任宫乃泉等人一起由军部来江北的。对史沫特莱的到来,张云逸热情接待,专门为其举行了一个欢迎晚会。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他还是断断续续地接受了史沫特莱的采访,向其介绍江北新四军的情况。张云逸的谈吐,给史沫特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张云逸是个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博览群书,善于思考,我不断从他那里学到许多有启发性的新知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为使史沫特莱加深对江北新四军的了解,张云逸还特意安排她去参观了江北指挥部教导队,使其能与新四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交谈。

  9月18日夜,史沫特莱在宫乃泉的陪同下,向张云逸辞行,准备前往立煌。对这次话别,史沫特莱作了如下记述:

  张司令员正患疟疾,他坐在床上,要我谈谈我对教导队的观感。他说,当然比不上军部的,因为这里才创办不久,而且缺乏胜任的教员。

  我对他转述了学员们告诉我的关于和日本人打仗的一些经历,和他们对敌人的力量和弱点的看法。他们说,日本人装备好、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抓一个日本兵一般需要三个中国兵,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把他打伤。他们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各种困难:武器差、弹药少、吃穿不好,而且,医务人员和药品缺乏。然而他们却谈论着会使西方士兵感到可怕的克服困难的办法。

  ……

  张司令员听了,还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问到我对教育工作本身的想法。我告诉他,政治课和地理课的讲授太抽象。学员们学到一些外国地名,却不知道它们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我说,特别是他们缺少一张地图。有些政治课似乎也太偏重理论。讲授这样一个科目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占有的只是书本知识,他们的理论概念大多来源于外国作者的著作。但是中国自己也有一部革命历史和许多伟大的领袖人物。我以为,把适用于苏联工业发展的口号照搬到不发达的中国来,是非常牵强的。

  张司令员打断我的话头,当即命令他的参谋长把当时仅有的一张,也就是挂在司令部里的那张世界地图送到教导队去。

  这只是表面上看得见的,在这种姿态背后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一种不顾一切条件,竭力要教,要学的意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著,江枫译:《中国的战歌》,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7页。】

  9月19日,史沫特莱离开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专门派了一个班的兵力护送,使其安全抵达目的地。

  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为迎接这一特殊日子的到来,同时也为了加强对部队建设的指导,张云逸撰写了《纪念本军成立两周年——为完成建军任务而斗争》的纪念文章,发表在次日出版的《抗敌报》上。文章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指出,当前是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准备和充实新的反攻力量的时候,为了争取反攻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首先要完成建军的任务。关于如何建军,张云逸指出:“我们要知道,因为本军的装备不但还没有达到现代化,并且相差尚远,所以我们建军的要求是不能与一般军队相雷同的,是应该依据我军现有的条件来进行的,这就是说,既要适合当前的装备与作战,又要注意到将来的发展,假如离开现实只注意到将来,一定会使所建之军不能担负目前作战的任务。假如只顾到现实而不注意将来新的发展,就不能造成为现代化的国防军,也不能在大举反攻中起主力军之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建军,必须尽量利用现有的物质与装备进行建军工作,这才不致陷入‘好高骛远’的幻想中。但同时我们又要学习各种新兵器的使用与提高新战略战术的素养,准备将来自己能有新的装备并能使用,成为现代的国防军,又能够担负起反攻中主力军的任务,切实回答我们军长努力创造铁的新四军的号召。才是我们建军的正确要求,也是我们全体同志所应该共同努力的。”【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同时,张云逸还提出了建军工作中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技术上应达到的一些具体要求。最后张云逸强调:要完成建军工作,“主要的是要依赖健全的政治工作来保证,特别是要有党的领导与模范作用来保证。同时亦须有管理教育与严格训练,执行铁的纪律,并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更确切的说:就是要各级干部的团结和努力,全体战士的拥护和执行。”【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张云逸在该文中所提出的建军思想,兼顾现实与未来,着眼于特点和发展,对加强新四军的建设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10月12日当天,江北指挥部还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据赖传珠日记记载:指挥部“请群众及客人吃饭”,“到者2000余人”,“气氛非常热烈”,指挥部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就达19面,“说明群众对本军印象甚佳”,“我们的工作是很好的。”【《赖传珠将军日记》上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展开后,为更好地指挥各部队的行动,张云逸与中原局商量后,于10月22日率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东进皖东。到定远后,张云逸将江北指挥部暂设在藕塘镇。与此同时,中原局派郑位三率中共鄂豫皖区委的一批干部也由东汤池东进皖东,协助部队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张云逸离开后,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设立留守处,由参谋长赖传珠率一部分人员留守。

  到达皖东后,张云逸等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继续与桂系谈判,做好统战工作。

  张云逸刚到定远,就接到了廖磊于10月23日病故的消息。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张云逸致电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主任何伟,让其代表新四军前去参加廖磊的葬礼,同时以叶挺和他的名义为廖磊题写了一副挽联,另以他和叶挺、项英及江北新四军将领戴季英、罗炳辉、彭雪枫等人的名义电唁廖磊的家属。

  为了减少新四军在皖东活动的阻力,张云逸还专程到全椒县古河镇,会见了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公署督察专员(皖东专员)兼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在与李的会谈中,张云逸阐述了他对中国抗战形势及皖东局势的看法,希望双方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进一步密切合作,共同对敌,争取抗战的胜利。李本一对张云逸的谈话连连点头称是。时任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公署秘书兼第十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李海回忆说:“张参谋长对人诚恳、友好的态度和他在谈话中显示的非凡军事才能和政治水平,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李本一也不得不佩服地说:‘这些共产党人真有两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页。】

  第二,建立部队的保卫系统。

  到藕塘后不久,张云逸发现,由于新四军刚刚进入皖东,封建帮会、土匪恶霸以及汉奸等各种反动势力经常制造各种麻烦,甚至干扰破坏新四军和中共地方组织的正常活动,成为新四军开辟皖东的一大障碍。为此,张云逸、邓子恢等研究决定,由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梁国斌负责在部队建立保卫系统,并派他先到津浦路东,把第五支队的保卫系统建立起来,以取得经验,然后再由点到面,把整个部队的保卫系统建立起来。

  梁国斌到津浦路东后,在罗炳辉、郭述申等人的配合下,很快在第五支队司令部驻地盱眙县半塔集办起了“路东保卫训练班”。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第五支队即以这批受训人员为基础,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保卫系统。梁国斌返回江北指挥部后,张云逸、邓子恢对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决定在江北指挥部设立军法处,以梁国斌为处长。此后,根据张云逸、邓子恢的指示,梁国斌以江北指挥部军法处的名义,又开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了一批保卫干部。到1940年春,江北指挥部所属各部队都建起了保卫系统。军队保卫系统的建立,对确保部队的安全,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皖东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江北指挥部又把军队保卫工作与地方保卫工作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

  第三,改善部队的医疗卫生条件。

  江北指挥部成立前,由于部队缺少医护人员及药品和医疗器材,医疗技术和水平较低,致使部队经常因指战员生病发生非战斗减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张云逸把军部派到江北工作的医护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直接分配到各团,以改善部队的医疗卫生条件,一部分留在东汤池组建江北指挥部军医处,以加强对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和对卫生干部的培训,同时建立了医院。江北指挥部到达皖东后,张云逸就如何改善部队的医疗卫生工作征求军医处主任宫乃泉的意见。宫乃泉认为,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是搞好医疗卫生干部的培训,并建议开办卫生干部训练班。张云逸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要他具体负责。

  宫乃泉从各部队抽调了四十多名指战员,作为训练班的学员。1939年11月的一天,江北指挥部第一期卫生干部训练班在定远县大何家开学。在开学典礼上,张云逸“表扬宫乃泉同志热心办学的精神,要求同学们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克服困难,勤学苦练,强调战争环境学习时间既不允许长,又要学好”;“张指挥语重心长的讲话,给同学们很大的教育与鼓舞。”【阮汉清:《江北指挥部的第一期卫生干部训练班》,见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党史办公室:《淮南革命史资料选编》(上),1982年编印。】1940年春,训练班迁到盱眙办学,同年7月学员结业。以后,江北指挥部又开办了一期训练班。卫生干部训练班的开办,为部队输送了急需的医疗干部。在他们的推动下,部队的医疗卫生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

  第四,提出关于“发展华中”的具体方案。

  部队实行战略展开后,如何创建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而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为此,张云逸与中共苏皖省委、中共鄂豫皖区委领导人经过研究,拟定了创建抗日根据地进而发展华中的方案。1939年10月29日,张云逸与郑位三将这一方案电告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1)以皖东北现新四军活动区域为基础创建根据地,分三个地区进行:第四支队在津浦路西滁县、全椒、定远、合肥四县边区创建根据地;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嘉山、来安、六合、天长四县边区创建根据地;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在淮河以北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之间地区创建根据地。(2)以军事力量配合地方党开展民运工作与发展地方党组织,积极争取县级地方政权在我影响甚至于直接领导之下,区、乡一级政权也应力争在我直接领导之下。(3)上述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完成后,准备将来再向西发展,在舒城、桐城边界地区创建山岳根据地。现以舒城西港冲等地为基础,借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后方机关和医院的掩护,由地方党积极秘密工作,不表面化。(4)舒城、桐城地区为皖东及鄂东的中心,可与新四军李先念等部联络,一有事变则可控制大别山与皖东相呼应,且地形、群众有利于我。皖东北各根据地则可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联络,更可南北联成一气。

  在这一方案中,关于创建皖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想法是完全可行的;关于发展华中的具体设想,从当时张云逸所处的地位来看,能够提出这样的意见已属难能可贵。一个月余后,刘少奇来到皖东,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发展华中的战略计划。

  在张云逸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新四军江北部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在皖东敌后初步站稳了脚跟。至1939年12月,第四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地区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亦称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在皖东津浦路东地区开辟了以盱眙半塔集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亦称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然而,就在张云逸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之时,忽然接到报告,国民党顽固派于11月11日包围袭击了新四军原第八团设在河南确山竹沟的留守处,杀害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家属及群众二百余人。这就是震动全国的“竹沟惨案”,亦称“确山事件”。张云逸了解到竹沟惨案的真相后,立即将有关情况电告新四军军部,同时致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制止对新四军人员的屠杀行为,派人彻查此案,严惩凶犯,抚恤被难人员及其家属,并确保今后新四军人员及其家属的安全。与此同时,张云逸还命令所属各部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工作,密切注意周围国民党军的动态,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皖东的抗日斗争局面虽然初步打开,但由于当时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国民党压力下一再退让,“多方限制部队的发展,限制群众运动,致使部队发展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和客观可能。”【《邓子恢自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页。】当时,皖东的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抗日民主政权还没有建立,部队的供给十分困难,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又从东、西、北三面进逼,江北指挥部处于相当的危险之中。直到刘少奇来到皖东,江北指挥部划归中原局指挥,这些问题才逐步得到解决。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1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一章  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一、参与擘画发展华中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39年12月初,在定远县藕塘镇附近的山黄村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与邓子恢等迎来了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服)。随同刘少奇一起来的还有徐海东等人。

  刘少奇于9月15日从延安出发,10月上旬到达河南确山县的竹沟,11月4日到达安徽涡阳县的新兴集,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皖东。刘少奇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徐海东则是来就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职务的。为欢迎刘少奇一行的到来,江北指挥部在滁县瓦屋薛村召开了有军地领导人及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大会。张云逸致欢迎词,刘少奇发表了阐述中共中央发展华中战略方针的重要讲话。

  然而,刘少奇刚刚到达皖东,江北指挥部就接到了国民党军事当局要江北新四军撤回江南的电报。

  早在1939年9月,为限制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蒋介石就下达了要求江北新四军撤回江南第三战区的命令。廖磊病故前,也曾要求在安徽境内的新四军撤回江南,遭到张云逸的拒绝。这次,蒋介石不仅要求江北新四军南撤,而且集中了桂系军队、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及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等近二十个团的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皖东新四军合围,企图用武力压迫新四军过江南。在此形势下,张云逸和刘少奇、徐海东于12月1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及项英:“我们的对策是以包围打破包围,并控制东进道路。”【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所谓“控制东进道路”,就是控制东进苏北的道路。关于发展苏北,刘少奇在11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了华中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创造苏北根据地,并且判断在苏北放手发展的可能性更大。11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项英等:“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为此目的,新四军军部应指导张云逸、徐海东、罗炳辉(罗如可留,以留他不走为宜)、周骏鸣诸同志,使他们明确了解上述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为实现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苏北的战略计划,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在瓦屋薛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中原局会议。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郭述申、戴季英等参加了会议。徐海东回忆说:“会上宣布我、张云逸为中原局委员。少奇还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发展方向不明确,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失去原则,没有抗日根据地等。会议批评了右倾错误,布置了华中的工作,解决了组织问题,确定了发展方向。”【《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正如徐海东回忆,这次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组织问题,二是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

  关于组织问题,为加强对皖东工作的统一领导,加快发展华中的步伐,刘少奇针对中原局委员只有他和郑位三、郭述申三人在皖东的实际情况,于12月31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建议增加张云逸、徐海东、刘子久(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为中原局委员,并请示中原局到皖东后,江北前敌委员会是否需要存在。1940年1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中原局并告项英:“同意增加云逸、海东、子久三人为中原局委员”;“前敌委员会改成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从此,张云逸成为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参加中原局的工作。皖东军政委员会的建立,结束了江北新四军属于新四军军部领导,而皖东中共地方组织又属于中原局领导的两张皮现象。

  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刘少奇在第一次中原局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华中地区敌、我、友三方的情况,指出:“豫皖苏边和皖东地区都是面向日伪,背靠国民党顽固派。如果我们向西发展,将会同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的限制,且不易取得中间势力的同情。苏北地域辽阔,全属敌后,我们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暗中勾结日伪,积极反共反人民,人民恨之入骨,群众迫切要求我们前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向东发展,政治上、军事上对我们都有利。因此,苏北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集中力量向这一地区发展。”【《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

  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确定后,张云逸与刘少奇、邓子恢等就如何发展苏北进行了具体研究。从当时的情况看,发展苏北有两个最佳选择,一是由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从淮河以南的皖东向苏北发展,二是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从淮河以北的豫皖苏边地区东进苏北。但第四、第五支队立即向苏北发展确有困难:一是韩德勤部的六个团已伸入到盱眙、天长一带,如第四、第五支队东进,他们必然向东跟进;二是如果新四军在皖东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东进苏北的部队就得不到供给保障;三是如果第四、第五支队东进苏北,则难与后方保持联络,皖东即会丢失,并且新四军对苏北地区情况不熟,不一定能够立足。据此,他们研究认为,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尚未建立起巩固根据地的情况下即挥师东进有些冒险;相比之下,由彭雪枫部从皖东北地区向苏北发展则比较稳妥,并可与山东八路军取得联系。

  这样,张云逸与刘少奇、邓子恢等研究了一个由第四、第五支队抽调部队到淮北,配合彭雪枫部发展苏北的计划:(1)由刘少奇、徐海东、罗炳辉、郭述申和邓子恢等率第九、第十、第十四、第十五团北渡淮河,在皖东北整理后即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2)由张云逸、戴季英和周骏鸣等率第七、第八团和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东坚持,联系江南与淮北;与此同时,由管文蔚、叶飞率新四军挺进纵队一部从苏南北渡长江,在扬州、六合地区活动。(3)新四军到苏北后首先在淮阴以北发展,立定脚跟后,再向南发展,配合第七、第八团及江南部队向东、向北发展。(4)为实现上述计划,先派谭希林率一个团去凤阳津浦路两侧侦察淮河沿岸情况,准备渡河条件,一旦确定北渡淮河的具体日期,即令彭雪枫率部南下予以策应。12月19日,刘少奇将与张云逸、邓子恢商量的这一计划报告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和彭雪枫。

  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项英:“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从四、五支队酌抽部队过淮河是很对的,中原局宜靠近彭雪枫部;在淮河以南地区则在巩固原有武装及阵地外,绝不放松一切机会去求发展。因此,应从江南酌派部队及干部去增强之,以便胡服能从四、五支队抽四个团过淮河。但在江南部队未到达以前,胡服处似不宜抽得太多。”“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路]南段地区。”“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140页。】这样,中共中央把张云逸与刘少奇、邓子恢等研究的发展苏北的计划,发展为由江南加强皖东、由皖东加强淮北、由皖东北向苏北发展的计划。

  为落实发展苏北的计划,张云逸和刘少奇、邓子恢等以中原局的名义于12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山东分局并告彭雪枫、张爱萍: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皖东北及苏北地区“现经中央划归中原局管理,且指定为新四军发展的主要方向”,“故在该地区活动之八路军部队及其他一切党所领导的部队,如黄春圃纵队等,须统一归彭雪枫同志指挥。”“党在该地区成立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以张爱萍为书记,金明、黄春圃等诸同志参加,以统一党与部队及民运、统战工作等领导。”【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黄春圃即江华,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之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27日,张云逸与刘少奇、徐海东、邓子恢致电项英、袁国平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彭雪枫部已发展到10多个团,故彭部番号仍用游击支队名义太小,且汉奸部队接头反正,亦不便委以较大名义,近雪枫来电要求将支队名义改为纵队,我们已复电同意。30日,刘少奇、徐海东又致电彭雪枫,要求该部争取在半年内发展至2.5万人枪。1940年2月1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彭雪枫部正式改番号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与此同时,张云逸等还就李先念部的工作作出部署。由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到1940年1月初已发展到9000余人,在豫鄂边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张云逸、刘少奇等认为,李先念部活动的地区有进一步发展扩大的可能。为此,他们要求该部在半年内发展到2万人。为加强对鄂中、鄂东新四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1940年1月3日,张云逸与刘少奇、徐海东、邓子恢致电朱理治、李先念:“所有在鄂中、鄂东活动皆党所领导的部队,统归你们指挥节制,部队番号改称挺进游击纵队。”【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据此,李先念部于1940年1月上旬在湖北京山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其后,该部根据中原局的指示挺进平汉路以东的大小悟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次中原局会议的最大意义就是确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为此,张云逸等协助刘少奇制订了发展苏北的计划。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计划不得不改变。

  造成改变这一计划的第一个因素是由于日军发动了对皖东的第一次大“扫荡”。从1939年12月中旬起,日军从南京、明光、蚌埠等地抽调2000余人向滁县、沙河集(今滁州市沙河镇)、全椒等地集结,准备对皖东津浦路西地区进行“扫荡”,企图乘新四军在皖东立足未稳而一举加以歼灭,同时驱逐或消灭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为粉碎敌人的“扫荡”,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研究了反“扫荡”的战法,并决定由徐海东指挥作战。徐海东根据张云逸、刘少奇关于“避敌锋芒,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敌不意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以缩小‘扫荡’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的指示精神,从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滁县太平集迅速赶到第七团团部,向参战的第四支队各部传达了中原局与江北指挥部的决心和部署,要求广大指战员做好充分准备,打好这一仗。

  从12月19日夜起,日伪军由全椒、滁县分路出动,向以全椒县周家岗为主要目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驻地发动进攻。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第四支队于21日起在全椒县玉屏山、复兴集、周家岗、大马厂等地与敌展开激战。为配合对周家岗的“扫荡”,驻巢县日军于21日出动近千人的兵力经含山县向全椒西南的古河镇发动进攻。古河为国民党军李本一部驻守。李本一在日军到达前就率主力跑到和县善后集躲了起来,只以桂系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一部防守,致使古河陷落。国民党军的作战虽然失败了,但在新四军的英勇抗击下,日伪军于23日开始撤退。新四军乘胜追击,将周家岗、大马厂、复兴集、古河等地一一收复。到这时,李本一又带着他的随从返回古河。为团结其共同抗日,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研究决定,新四军撤出古河。

  经过三昼夜激战,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160余人。由于这是新四军进入皖东后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扫荡”作战,所以在皖东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听到新四军反“扫荡”胜利的消息,像赶集一样,带着大米、猪肉、布鞋来到第七、第九团部队驻地表示慰问。对于这次作战,张云逸后来作过如下的回忆:

  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县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日军“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日军“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日军的抗日部队。【《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298页。】

  在第四支队进行周家岗反“扫荡”作战期间,赖传珠根据张云逸和刘少奇的指示,除留少数人员外,率驻庐江东汤池的江北指挥部留守处、特务营、教导队向皖东开进。周家岗反“扫荡”胜利后,赖传珠率部赶到定远藕塘镇,与张云逸、刘少奇等会合。与此同时,留在东汤池的中共鄂豫皖区委机关一部分人员也一同迁到藕塘镇。中原局鉴于鄂豫皖区委已远离大别山,不便领导那里的工作,就撤销了该组织,区委领导成员及所属干部重新分配工作。

  周家岗反“扫荡”的胜利,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张云逸等人知道,日军绝不会就此罢手,必然对新四军实施报复,对皖东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皖东的严重敌情,使原定的从皖东抽兵北上淮北以配合彭雪枫部向苏北发展的计划暂难实现。

  影响原定发展苏北计划的第二个因素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皖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新四军刚取得周家岗反“扫荡”的胜利,张云逸就接到第四支队确山竹沟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发来的关于王恩久等同志被害的报告。王恩久系竹沟留守处交通科科长。竹沟惨案发生后,王国华根据张云逸的指示派王恩久到国民党确山县政府,就如何处理竹沟惨案的善后事宜进行交涉。岂料,他在前往确山的途中即被国民党确山县常备队暗杀。同时,国民党确山县县长还派人杀害了二十余户新四军抗日军人家属,并将其财产劫掠一空。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使张云逸气愤已极。他于1939年12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转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窃以本军部队参加抗战期近二载,牺牲奋斗,何有负民族国家?乃前线血战方酣,而后方家属及留守人员,屡遭杀戮,朝不保夕,是何居心,殊难索解。苟不从严惩,至惨案继续扩大,则本军豫南抗战官兵家属及留守人员将无噍类矣,有功不赏犹可作罢,有冤不伸实难忍默,故此除将本案报告本军叶军长、项付军长外,特再呈恳钧座允予所请各节,以昭冤屈,而遏乱萌。素仰钧座明达识远,顾全大局,伏祈饬电,严惩凶首,抚恤死伤,并保障今后我军人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103页。】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国民党顽固派在确山就相继制造了两起针对新四军的流血磨擦事件。这不能不引起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对国内抗战局势的高度关注。周家岗反“扫荡”胜利后,接替廖磊出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和江苏的韩德勤,正率部向皖东地区推进,磨擦形势日渐紧张,使皖东新四军难以分兵他顾。

  影响原定发展苏北计划的第三个因素是,内部意见不统一。中共中央虽然同意新四军集中力量突击苏北的计划,但项英强调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对刘少奇从江南抽兵到江北的意见表示“确难遵行”【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4页。】。中共中央考虑到皖南的情况,同意皖南不再调兵到江北。

  由于上述三个原因,新四军集中力量发展苏北的计划暂难实现。这样,在大力发展苏北前,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就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刘少奇于1940年1月在定远县山黄村召开了第二次中原局会议。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郭述申、戴季英等人出席了会议。刘少奇针对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领导思想中有原则的缺点,没有坚定而明确的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在建军与精兵主义口号下,放松了发展。在统一战线中对同盟者顾虑太多,常不肯超出同盟者意志之外去行动和发展,因此放弃了许多发展的机会”,以及“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弱,不具体了解没有用心去进行地方工作和解决部队的给养,因此,部队相当建立每月虽然有数万之津贴,仍是很困难”【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的情况,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提出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并针对项英一再批评所谓“招兵买马”的“人、枪、款主义”,指出:有兵为什么不招?有马为什么不买?发展革命武装,应当多多益善嘛!他还强调,新四军不仅要有人,要有枪,还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政权,从而提出了“建家”思想。他说:有了根据地和政权,我们就可以招兵、征粮、收税;有人、有粮、有钱,开展游击战争就有了可靠的依托。针对有人担心国民党不批准新四军建立政权及新四军建立政权是否会破坏统一战线的疑惑,刘少奇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干事要国民党批准干什么?有利抗战,人民批准就可以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统一于抗日,统一于救国,只要有利于抗日救国,就符合统一战线的原则。【参见《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对此,张云逸回忆道:“少奇来后,首先传达了中央的正确指示,批评王明右倾错误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完全做国民党的工具是不对的,但没有指出这是犯了右倾错误,因为当时中央还没有做正式结论。当时少奇还指出:抗战主要是枪杆子,什么群众工作都要发展武装;第二,强调要有家——建立根据地,使党和群众统一领导起来。最后,少奇还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统一了大家对发展抗日武装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认识问题,作出了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及在华中首先在皖东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1940年1月13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说:“我来此经过多次讨论说服,慎重的批评解释后,发展的方针是明确了”。【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页。】1月19日,刘少奇又致电中共中央:“这里各方面的工作,一切布置路线已明确,工作在推进中,我相信在二三月后部队会大大发展,并走向进步和健全。”【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7~368页。】

  根据第二次中原局会议的决定,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制定了扩军方案,计划在1940年6月以前使皖东新四军扩大到3.5万人。为便于此后配合第四、第五支队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张云逸和刘少奇等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后,于1940年1月撤销了中共苏皖省委,并以津浦铁路为界,另组织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皖东津浦路西省委(简称路西省委)和以张劲夫为书记的中共皖东津浦路东省委(简称路东省委)。

  在中原局的领导下,部队建设和地方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扩军方面,至1940年2月,新四军第四支队由减员后的4000余人发展到6000余人,除原有的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外,另新组建了特务团;第五支队由减员后的2000余人也发展到6000余人;江北游击纵队则由原来的1500人发展到约3000人,并组建了教导大队。3月,根据张云逸等指示,江北游击纵队将和县、含山、合肥、寿县、无为等地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编入该部,并将第一、第二、第三大队分别扩编为新七、新八、新九团。至此,江北指挥部已由成立之初的6个团9000余人发展到10个团1.5万人。在地方工作方面,由中共皖东地方组织和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组织与领导的游击队也已发展到约5000人,拥有各种枪2000余支(挺);群众运动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中共地方组织和党员的数量也得到普遍发展。

  与此同时,第五支队第八团于1940年1月中旬在六合县竹镇地区,与江南指挥部派到江北活动的由陶勇(即张道庸)、卢胜率领的苏皖支队胜利会师,从而沟通了江北指挥部与江南指挥部之间的联系。随后,第八团与苏皖支队协同作战,在天长、六合地区连续取得对日伪军作战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新四军在皖东敌后的影响。为加强苏皖支队的力量,2月间江南指挥部派梅嘉生、张震东率新四军挺进纵队第三团主力由江都地区西进,与苏皖支队合编,仍称苏皖支队,以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必然为国民党顽固势力所不容,他们必然要制造磨擦,以限制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军在江北指挥部周围布置了近二十个团的兵力,并不断对新四军进行挤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此形势下,敢不敢针锋相对地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就成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刘少奇于1940年2月下旬在定远县大桥集附近的湾杨村主持召开了第三次中原局会议。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郭述申、戴季英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反磨擦的方针,“决定对北取攻势,对南取守势,强调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刘少奇主持的三次中原局会议,先后解决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开展反磨擦斗争的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皖东乃至整个华中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对推动华中工作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与刘少奇的接触中,张云逸深受教育,深刻理解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工作方针。他后来回忆道:“在刘少奇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自从刘少奇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2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一章  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二、定远、半塔集反顽作战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在张云逸等协助刘少奇擘画发展华中的同时,国民党方面则千方百计地想消灭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或将之压迫回江南。

  1940年1月18日,蒋介石电令李宗仁等,要求第五战区派兵协助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清剿”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2月,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要求韩德勤派兵协助其“清剿”在洪泽湖地区活动的新四军。3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制定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计划调动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第九十二军李仙洲部(附一个骑兵师)以及韩德勤部,东西夹击,将活动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的新四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以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南北联系。该方案的出笼,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准备在华中地区掀起大规模的反共磨擦。

  自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冬在华北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在密切关注着华中局势的发展。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为此,“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263页。】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对华中工作作出如下部署:陈毅部猛烈发展苏北,将部队扩大到2万至3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的广大地区,扩大军队至4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总人数应由1万扩大到4万以上,决不能让任何反动派隔断徐州至浦口间八路军、新四军的联系。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将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可能掀起的反共磨擦作为当务之急,加紧进行各方面的工作。为改善皖东新四军被国民党军东西包围的不利态势,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最初决定对西面的桂系和东面的韩德勤部区别对待,对桂系以政治争取为主,对韩德勤部则以军事打击为主。但是,由于桂系积极反共,迫使张云逸和刘少奇等不得不首先考虑打击桂系。

  李品仙接任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后,公开推行反共磨擦政策,致使皖东各地的反共磨擦事件接连不断。在其指使下,安徽国民党当局不但解散了许多进步的抗日团体,而且还逮捕、关押甚至杀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残杀新四军指战员及其家属;一些顽固派武装甚至明目张胆地劫夺新四军指战员的枪支、弹药和粮食。当局还以各种名义禁止民众接近、帮助和参加新四军,否则就要没收其财产,烧掉其房子,甚至将其处死。另外,当局还捏造事实,散布谣言,说真的新四军已调回江南了,在江北的共产党是“伪党”,在江北的新四军是“伪军”。皖东专员兼第五战区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在给张云逸的信中,公然指责新四军在皖东对民众强征勒索,任意摊派粮款,不尊重行政系统,违犯法令擅自组织游击队和阻碍、破坏地方政府征兵,要求新四军撤回江南。

  李本一的来信,是国民党顽固派先礼后兵、决意要在皖东进行大规模磨擦的信号。为此,张云逸和刘少奇等针锋相对,同样是先礼后兵。为制止顽固派的反共磨擦行为,张云逸曾多次致电李品仙,呼吁其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要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张云逸还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代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向李品仙提出了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的建议,要求桂系军队不越路东犯,皖东新四军亦不越路西进。但李品仙对此置之不理。为回击李本一对新四军的指责,张云逸于1940年2月23日写了一封长达2700余字的复信【见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12页。】。

  在这封信中,张云逸就李本一指责皖东新四军对民众强征勒索一事指出:敝军经费困难,人所周知。国民政府所给敝军经费,原极有限,全军总计每月不过13万元法币。以全军六个支队,再加鄂境之挺进纵队,在无为活动之江北游击纵队,以及军部直属队等,分配每个支队仅万余元。即全数以之购粮,尚不够买一团人员之粮食,而况一切装备器材、医药等费用,均在此数之内,其拮据情形,当可想见。尽管如此,共产党、新四军历来反对对民众强征勒索。由于经费严重不足,“以致敝军官兵,时常枵腹作战。皖东民众亲见敝军此种在敌后艰苦奋斗之精神,多为感动,绅士富室,也复深明大义,愿以藏粮若干捐助敝军。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央早有明令,人民自愿捐输,保障抗战国军给养,义举仁风,正待发扬之不暇,而敝军得此也可稍舒困难,想吾兄也不致反对也。但有不明大义、胸怀成见之徒,唯恐敝军与民众关系加强,给敌寇汉奸以更多之打击,故造作谣言,百端破坏,谓敝军勒派粮款,向上峰诬告。”

  对李本一指责皖东新四军不尊重地方行政系统一事,张云逸指出:“敝军驻防各地,向来尊重地方行政系统。即以弟之所知,自古以来,所有军队驻防区域,无不派委或荐委行政人员,即抗战以来,中央也有军政统一指挥原则之规定,故各战区之军事长官多兼行政长官。然而敝军同属国军,自担任皖东防务二年以来,即一乡保长,也未曾派委或荐委,此种尊重行政系统之精神,乃开历史上未有之先例。”

  对李本一指责皖东新四军违犯法令擅自组织游击队和阻碍、破坏地方政府征兵一事,张云逸指出:“敝军组织游击队,配合军队作战,乃系中央抗战国策,号召沦陷区民众向敌游击,保卫国土家乡,坚持敌后抗战,粉碎日寇以战养战之阴谋。委座前于去岁‘七七’抗战两周年纪念日发表告沦陷区同胞书,也有号召民众自动组织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抗战之训示,又有‘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均有武装抗日之责任’的指示。是则敝军在防区内组织游击队,正为具体实施最高统帅之意旨,丝毫未违触法令。至于地方政府,组织[敌]后预备队,弟也甚赞成,也愿尽力帮助,绝无阻碍破坏情事。敝军参加抗战,两年以来,伤亡巨大,必须补充,以求继续抗战。所赖敝军纪律严明,影响良好,各地民众多自动要求加入敝军。在敝军服务,也系为国家服兵役。明达如兄,想不致以壮丁参加敝军服务,为非服兵役也。所示阻碍征兵一节,自无此事。”

  对李本一要求皖东新四军调回江南一事,张云逸指出:“敝军上峰并无南调之命,当此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战争,实为胜负关键。皖东地处冲要,敝军奉命坚持此间游击,历时甚久,自不能南调。且津浦滁全等地之敌,时思进犯,来日大难,正须全力坚持,以保皖东国土,以免人民为敌蹂躏,恐上峰当不致有令敝军南调之议也。况江南本军所在地区狭小,现有三个支队活动,兵力已够担负游击之任务。而况大江为敌所驻,交通阻隔,纵有明令,敝军也不能南渡”。

  张云逸在信中不仅驳斥了李本一对江北新四军的种种无理指责,而且还义正词严地指出:“敝军担任皖东防务,大小数百战,伤亡巨大,保障皖东国土,发动皖东民众,给敌寇以有力打击,对国家民族可谓无负矣,对毁谤之事,破坏与危害敝军之事,乃层见迭出,弟也有不得不为兄告者。”张云逸列举了安徽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新四军官兵家属,劫夺其家产,禁止新四军退伍及伤残官兵在家乡居住,禁止新四军印发书报,阻挠民众援助、参加新四军等各种错误行径,要求当局及李本一对“对此类无法无天之行政党务人员,尚祈予以严重彻查,绳以国法,并祈愿报上峰,与以明令制止”。最后,张云逸还指出:在此抗战相持阶段,“凡属忠于国家民族,不畏损害一己私利之黄帝子孙,均于此时奋发有为,坚持抗战并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彼想尽一切方法危害、破坏、孤立敝军之行政党务人员,如以倒行逆施,彼尽情挑拨敝军敝党与友军友党之关系者,实欲投降敌寇,响应汪贼(按:指汪精卫),以出卖祖国也。彼等也明知,国共分裂,抗战即不可能,不力求进步,抗战即无胜利希望。然而,必欲集中反对敝军敝党,反对进步,坚持倒退,分裂国共合作者,即彼等投降敌寇之准备步骤也。明达如兄,当能洞察彼等奸谋,而不为其骗诱,故敢尽肺腑之忠言,以明是非及前途之得失利害”,望“给彼企图投降,反对进步,坚持倒退分裂者,以彻底之肃清”。

  李本一指责的目的在于要求皖东新四军撤回江南,而张云逸的回答则是江北新四军不可能南撤,从而明确表达了新四军对南撤问题的立场。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张云逸等人的电报中指出:国民党方面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对于此类命令(不但南开一事,凡属此类无理命令皆然)应一概置之不理。蒋对八路军不知下过多少无理命令,均以不理二字了之。但不理不是不回电,必要时须回他几个电报,声明碍难执行。有时须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他答复。例如,现在可以江南、皖南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为理由,请蒋准予抽出数千人北开皖东,即是一例。又如,以粮食不足为理由,要求李品仙增划数县为我防地,而且再三再四,不准不休。只有不断向顽固派提出新问题,一步步向之逼紧,才能争取我之独立地位。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磨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刘少奇、张云逸、陈毅并告朱德、彭德怀电,1940年3月5日。】由此看来,张云逸致李本一的信不仅符合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而且先声夺人,完全处于“有理”的地位。

  国民党顽固派见“先礼”不成,遂准备兵戎相见。1940年2月下旬,李品仙开始调动部队,以分别对付淮北的彭雪枫部和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皖东,桂系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一部及游击第八纵队季农部,进至合肥以北的吴山庙(今为长丰县吴山镇)、青龙厂一带;李本一下令捕杀新四军人员及其家属和地方进步抗日人士,并指使国民党滁县县长樊公纯率县常备队袭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一部,抢走枪十余支。3月,李品仙派一个保安团到无为,切断了江北指挥部与江北游击纵队及皖南军部之间的交通联系。

  面对李品仙挑起的反共磨擦,张云逸和刘少奇等一方面命令部队进行必要的回击,抓了一些俘虏,缴获了一批顽军阴谋消灭江北新四军的密令和文件,并将其公之于世,使群众了解国民党顽固派的真正嘴脸,同时准备进行反顽作战。2月27日,张云逸和刘少奇、郑位三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李品仙“召集县长会议讨论镇压共产党,并加紧与我军磨擦,企图消灭我军”;“我们之方针是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在一三八师部队及季部如向我进攻时,我们准备给以坚决回击,消灭该部及李本一部”;“一三八师系正式国军、李品仙主力,和我冲突是李品仙直接与我冲突,因此我们准备借此肃清皖东顽固武装,以便进一步巩固我们阵地,建立政权。”【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28页。】

  3月上旬,江北指挥部获悉:有一个自称李春初的人,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游击队党务主任委员的身份,率领一千多人的武装要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门前通过,另外还有两三路来历不明的武装正在向江北指挥部逼近。当时,江北指挥部驻定远县大桥镇,防守兵力只有警卫营。得到情报后,张云逸与刘少奇等立即得出结论:顽军借路通过是假,探听虚实进而里应外合地消灭江北指挥部才是真。于是,张云逸、刘少奇下令拒绝李春初所部借路通过。

  其实,李品仙早已做好了分三路进攻江北指挥部及第四支队的准备:西路,以进至合肥以北拱园的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及保安第八团等部共六个团的兵力,准备进攻在津浦路西活动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北路,以国民党皖北行署主任兼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颜仁毅率部由定远县城出动,直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定远县大桥镇;南路,以李本一率领第十游击纵队由全椒县古河镇北犯滁县界牌集(现属定远县),企图在大桥镇与颜仁毅部南北夹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也蠢蠢欲动,准备进攻在津浦路东活动的新四军第五支队。

  在同李品仙部及韩德勤部的冲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决心趁韩德勤尚未完成进攻部署之际,尽量争取韩德勤部中立,集中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主力,首先在津浦路西反击李品仙部的进攻,待路西局势稳定后,再挥师东进,打退韩德勤部的进攻。3月6日,张云逸和刘少奇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我已决心迎击来皖东向我进攻之广西军,并进一步巩固我在皖阵地。”“彭雪枫之第六支队及李先念之挺进纵队有与第四、第五支队作战略配合之任务。”【刘少奇、张云逸、郑位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电,1940年3月6日。】他们在电报中要求李先念部即调2~3个团过平汉路东向大别山发展,建立平汉路东抗日根据地,扩大部队,并坚决打击来犯之一切顽固派武装;彭雪枫部即准备调得力部队,在适当时机向皖北发展,深入蒙城、怀远、凤台活动,建立皖北抗日根据地;并认为这一计划如能成功,就会极大改善新四军在华中的处境,同时也将进一步拓展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并为新四军日后向苏北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对实现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有着重大意义。

  鉴于李品仙部从西、北、南三面同时压来,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研究了三路顽军的特点,决定先反击由南面来犯的李本一部和由北面来犯的颜仁毅部,对于西面的桂系正规军,则暂时采取统战的态度,派人前去联络,并到处张贴、散发欢迎五路军与新四军团结抗日的标语和传单,力争延缓其向皖东新四军发动进攻的时间,同时就反顽作战作出全面部署:将第九团由合肥东北的王子城调回大桥镇,担任保卫江北指挥部及抗击颜仁毅部的任务;令第七团由全椒县周家岗一带西撤界牌集地区抗击李本一部的进攻;令在凤阳红心铺地区的第十四团南下定远,准备加入对颜仁毅部的作战;令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主力由津浦路东火速开至路西参战;调陶勇的苏皖支队前来增援第四、第五支队;令在含山、和县地区活动的江北游击纵队北上,牵制顽军东进,袭击顽军侧后,配合新四军在津浦路西地区的作战。

  然而,部署尚未就绪,顽军即发动了进攻。3月4日,南路李本一部之第十游击纵队占领了界牌集,推进至江北指挥部所在的大桥镇东南地区;西路,桂系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的一个团已推进至王子城、八斗岭一带,保安第八团向青龙厂的江北游击纵队新八团发起了进攻;北路颜仁毅部进展更快,由于其行动诡秘,沿途封锁消息,当张云逸和刘少奇等接到报告时,其先头部队已进至大桥镇附近。大桥镇旁边有定远县的最大河流——池河经过。颜部先头部队就在池河西岸,与江北指挥部仅一水之隔。这时,第九团尚未到达大桥镇,形势十分危急。为此,张云逸与刘少奇等决定:一面组织当地群众对颜部表示欢迎,借以稳住颜部,一面给第四支队参谋长兼第十四团团长谭希林、第十四团政治委员李世焱发去一封“万分火急”的电报,令其迅速到江北指挥部受领任务。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的打算是:以第十四团袭占定远城,迫使颜仁毅率部回援,然后以第九团和第十四团南北夹击,在运动战中歼灭该部;即使颜部不回援定远,以特务营顽强坚守,也能等到第九团的到来。

  谭希林、李世焱接到电报后,连夜骑马赶到江北指挥部。谭希林后来回忆道:“到了大桥,已经快天亮了。我走进指挥部,看见少奇同志、张云逸及郑位三等负责同志正围着火盆,在计议对策。他们的举止还是那么安详,谈吐还是那么从容不迫。但地上却丢了许多烟蒂。想来首长们已进行了一整夜的商谈。他们决定:大桥方面,特务营迅速抢占池河东岸的有利地形,准备坚守待援;同时派干部连夜动员群众,过河欢迎五路军抗日,以此重申大义,促其猛醒,避免磨擦。其余主力部队则作好准备,在必要时向顽军展开反击。”“天一亮,河西已锣鼓喧天,彩旗飘扬,成百上千的群众,拥道高呼口号,声震四野。顽固派愕然相顾,一时不知所措。我们争取了时间,集结了兵力。”“少奇同志送我们出征时,又特别叮咛道:‘你们去打仗,我们去讲理,你们打赢了,我们好说话;打输了,我们就是有理也讲不通。’接着又说:‘把他们进攻我们的有生力量消灭掉,使他们感到痛、认输了,就可以了,还要给他们留一条抗日的道路。’”【陈毅等:《星火燎原》(15),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页。】

  根据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的部署,参战的新四军各部陆续向顽军发起反击。由罗炳辉率领的第五支队主力和由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及时赶到津浦路西,加入对顽作战。在南线,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击溃了进占界牌集的第十游击纵队;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在滁县施家集歼灭滁县保安团800余人,并在全椒县管家坝击溃第十游击纵队1个营,之后与第七团会合,反击西面的顽军第一七六师所部;在北线,第十四团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定远县城,消灭了守军。为配合第四、第五支队等部作战,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新八团在青龙厂、褚家圩一带消灭保安第八团及其他土顽武装各一部;江北游击纵队新七团袭击了含山、和县县城,歼灭顽军一部。

  随着战局的发展,张云逸与刘少奇、郑位三于3月13日致电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领导人并报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皖东顽固势力已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我若不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即不能在皖东存在。现在我已占领定远城,并向皖北行署武装进攻,斗争已入紧急关头,我应不顾一切的坚决彻底的消灭一切顽固武装及伪政权,坚决建立进步的抗日民主政权,坚决向顽固分子进攻。同时,争取一切中间分子,尽可能中立他们。在这一紧急关头,如果对顽固派进攻不坚决,如果动摇,就要造成绝大的罪恶。”【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6页。】据此,新四军各参战部队继续对各路顽军实施打击。经过数日激战,李本一部最终被赶回了古河;第一七六师的一个团被迫在王子城、八斗岭一线固守待援;颜仁毅部在回援定远的途中在高塘镇遭到第十四团和第九团的截击,大部被消灭,颜只带着少数人员逃往寿县。

  定远自卫反击战,共歼灭顽军2000余人(内俘1000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作战结束后,张云逸于3月20日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强烈抗议李品仙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要求李、白严惩破坏国共合作的顽固分子。在此之前,张云逸还致电新四军军部并中共中央,提议由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直接向李宗仁、白崇禧交涉如下事项:(1)要求严惩进攻、屠杀皖东新四军指战员及其家属和进步人士之李本一、颜仁毅等顽固分子,如有可能,相机提出由张云逸任皖北行署主任或皖东专员一职;(2)制止李本一对新四军之敌对行动,并要求桂系军队停止向皖东、皖北增兵;(3)抚恤新四军被杀人员,释放被捕新四军人员及其家属,停止迫害一切与新四军接近之进步人士;(4)停止一切反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反动言论及行动。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按照张云逸的提议与广西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请李宗仁、白崇禧制止李品仙对新四军的军事磨擦。新四军军部也以叶挺的名义致电李品仙,请其制止李本一等对皖东新四军的进攻。

  3月21日,张云逸与刘少奇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现江北指挥部对皖东地方顽固势力采取进攻姿态,对桂系军队采取防御姿态,并向其表明新四军愿与之停战议和之态度。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指出:“迭电均悉。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

  华中的反顽斗争关系全局。为援助华中新四军的反磨擦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3月21日致电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安徽主席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我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在此种情况下,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82页。】据此,朱德、彭德怀决定派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等部南下华中援助新四军。

  当新四军集中主力在津浦路西进行反顽作战时,苏北的韩德勤乘新四军第五支队主力西调、路东地区空虚之机,调集所部第八十九军第一一七师、独立第六旅、常备第十旅等部1万余人,于3月21日起分路向新四军第五支队指挥部驻地半塔集等地发动进攻,欲歼灭或驱逐路东的新四军。当时,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在路东的兵力只有后方机关、特务营和教导大队等部共2400人左右,情况十分危急。负责后方留守的邓子恢、郭述申和周骏鸣等,一面部署部队坚守半塔集,一面将情况电告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

  定远自卫反击作战后,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原打算把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留路西活动一个时期,以协助第四支队彻底肃清地方顽固势力,稳固路西。可是,韩德勤部的来犯,使他们不得不改变这一计划。3月22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电示新四军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持半塔,待路西主力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刘崇文、陈绍畴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页。】据此,在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及路东省委书记方毅等人的指挥下,第五支队留守部队在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以教导大队五百余人坚守半塔集,以第十、第十五团留守部队及特务营在半塔集南北两翼钳击围攻之敌,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打退了韩顽连续数日的进攻,从而为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研究决策进而调整兵力部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张云逸和刘少奇、郑位三等接到路东告急的电报后,之所以没有立即派兵增援,而是经过了近一个星期的决策过程,是因为皖东的反顽作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且整个华中的新四军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当时,路东的形势危急,路西的情况也十分严重。定远自卫反击战后,李品仙决调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二师增援皖东;新四军军部拨给江北指挥部的七万元军款及派到江北工作的指战员二十余人,在无为被保安团扣留;李本一等在皖东继续捕杀新四军人员;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的人员也被李品仙驱逐。与此同时,桂系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的两个团由蒙城向皖东北推进,准备配合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部、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及鲁苏战区于学忠部,进攻彭雪枫部。在此形势下,解决华中时局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中共中央派八路军支援华中新四军,以防止皖东北被顽军占领,避免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的处境更加孤立和被动;二是要处理好华中新四军与桂系的关系。因为桂系军队的战斗力较强,是新四军发展华中的主要障碍之一,如果与其关系处理不好,不仅皖东新四军要处于桂系军队和韩德勤部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境地中,而且彭雪枫部及在鄂东的李先念部也同样要受到桂系军队的威胁。为此,张云逸和刘少奇、郑位三于3月23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准备将津浦路西的新四军主力调至路东,首先稳定并巩固路东,以游击战坚持路西地区;建议八路军一部向豫东及皖东北移动,支援华中新四军,同时请驻重庆的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分别与桂系方面作和解交涉。

  中央军委对皖东反顽斗争非常重视,经与朱德、彭德怀协商后,3月29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之[于]危境”;“我们完全同意朱、彭之决心,将三四四旅调到陇海路南增援华中”;“三四四旅应速开动,其电台即与胡服联络”;“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军事策略应当如下: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在华中为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皖南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陈支队,指以陈毅任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一支队。】

  由于路东情况紧急,张云逸和刘少奇等不待中央军委指示到达,即决定将第四支队第七团及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全部移至津浦路东反击韩顽。3月27日,张云逸与罗炳辉率领第五支队主力、苏皖支队东进,28日越过津浦铁路,直指半塔集。30日,第四支队第七团亦奉命开赴路东参战。

  张云逸一面指挥部队开进和作战,一面开展统战工作。3月27日,他致电叶挺、项英转呈蒋介石、顾祝同、卫立煌、于学忠,要求严令制止韩德勤部蓄意破坏抗战的行为。29日,他又与戴季英联名致电国民党安徽省党政军各部门:定远之战,“本军为求生存立足,不得已迫而自卫,击退向我进攻之部队。然本军愿望在求团结抗战,绝无意进攻一切抗日友军,只要友军停止向本军进攻,一切问题无不愿意和平解决,竭诚商讨。”【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在张云逸率部进入路东之前,叶飞部已赶到六合县竹镇以东的马集附近。原来,在苏南的陈毅获悉韩德勤部进攻半塔集的消息后,立即命令正在苏北江都吴家桥一带活动、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星夜驰援。据叶飞回忆:“三月二十二日,顽军围攻半塔集的第二天,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获悉后,立即给我们来电,命令挺进纵队火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救兵如救火。二十二日接到电令,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稍作准备,二十三日即由我率领挺纵一团和四团各两个营,从吴家桥地区出发,从邵伯湖西渡运河,横跨天(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急进。”【《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该部在横跨天扬公路时,消灭了遭遇的日伪军一百余人,随后又在马集先后歼灭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和独立第六旅各一部,从而在半塔集东南方向打开了一个缺口。张云逸率部赶到路东后,叶飞又立即派人与张云逸取得了联系。

  韩德勤部连日进攻半塔集未能得手,又见张云逸、叶飞率领的援军已经赶到,遂于3月28日晚下令部队向东、向北撤退,半塔集之围遂解。3月29日,张云逸命令新四军分成四路向韩部发起全线反击,并以罗炳辉任前敌指挥、叶飞任副指挥。第五支队第十团、第四支队第七团和叶飞的挺进纵队各自为一路,分别从半塔集的西北、东北、东南方向对韩部展开追击;第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组成一路,从半塔集北面的古城向半塔集东北方向追击。

  与此同时,刘少奇等率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机关于4月1日离开津浦路西,5日进驻半塔集。从此,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挥重心即由路西转到了路东。刘少奇等到半塔集后,张云逸与邓子恢即赶赴前线,直接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

  韩德勤不甘心失败,更害怕自己的势力从此被新四军逐出皖东,遂一面命令所部向盱眙县城至第家店、岗村等地集中,固守待援,一面从苏北兴化调兵西援。然而,“韩部官兵均不知为什么打新四军,因在战斗中伤亡甚大,情绪极低,士兵中传说,如新四军来打即缴枪回家。”【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军委电,1940年4月6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决心乘胜追击,力争将韩部驱出皖东。在张云逸等人的指挥下,新四军各部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一鼓作气,最后将韩部赶过了三河【三河是连接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的一条河流,时为苏皖两省界河。三河以北属江苏省,以南属安徽省。】,使其退回到苏北和淮河以北。4月9日,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共歼灭顽军一千余人。

  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不仅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华中抗日反顽斗争和建立发展整个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具有重大的意义。4月10日,刘少奇怀着兴奋的心情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朱德、彭德怀、项英:“韩德勤部在我全体官兵英勇反攻之下,已全部退过淮河北岸,我已扼守淮河各要点,本地顽固武装已大部退走,淮南运河以西、津浦路东之顽固武装已不多,再加肃清,即冲开了建立民主根据[地]之大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27页。】陈毅认为:“半塔守备[战]是固守待援的范例。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对于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在此次反顽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是绝大的错误。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反击韩德勤、李品仙部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持斗争等,“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5~756页。】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1964年春,来安县人民为纪念在半塔集保卫战中牺牲的烈士,修建了半塔烈士纪念碑。张云逸应邀于5月1日为纪念碑题写了碑文——《半塔烈士纪念碑记》。全文如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发动芦[卢]沟桥事变,进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国人民并与国民党合作,进行抗战。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中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在日寇诱降下,亦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猖狂进攻。

  一九四○年三月,安徽省国民党顽军李品仙部,配合日寇向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大桥地区进犯。与此同时,江苏省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以十团之众,向我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大举进攻,妄图趁我第四、第五支队和游击纵队主力在津浦路西反击日、顽军之际,一举歼灭我江北部队。此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同志和第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骏鸣同志在路东指挥第五支队教导大队四百余人固守半塔集,并以一个营及地方游击队袭击顽军侧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苦战十昼夜,击退了顽军多次进攻,半塔阵地,屹立不动。直到路西我军大捷,我和副指挥罗炳辉同志,按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兼程回师路东,迂回攻敌之后。叶飞、陶勇两同志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员陈毅同志命令率在江北部队赶来驰援。半塔守备部队亦乘机出击。敌被我军三面夹击,伤亡惨重,乃仓惶溃退。我军乘胜追击至淮河南岸,俘获甚多,胜利结束这一战役。

  这次战役,在刘少奇同志的指挥下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援下,军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仅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且对华中抗战全局关系至为重大。

  安徽省来安县人民为纪念半塔战役与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光荣牺牲同志们的卓越贡献,援建此碑,以铭不朽。我当时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员曾参预此役,目击革命烈士们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备详史实,谨为之记。

  张云逸

  一九六四年五月一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3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一章  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三、创建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半塔集保卫战后,张云逸与刘少奇等开始了全面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皖东抗日根据地是1940年建立起来的,它包括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省大部地区和江苏省一部分地区。由于其主体部分在皖东,故称皖东抗日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以及根据地内党政军领导机构的调整,皖东抗日根据地于1942年(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是1943年)改称淮南抗日根据地。后来,人们习惯上也将改名之前的皖东抗日根据地称为淮南抗日根据地,将皖东地区称为淮南地区。】的工作。由于皖东地区地处蚌埠、合肥、南京、扬州四个城市之间,新四军的活动对日伪军的津浦、淮南铁路交通,以及长江、运河、淮河和高邮湖、洪泽湖等水上交通都构成巨大的威胁。为消灭新四军,日伪军除在铁路沿线以及淮河、运河、长江沿岸增设据点外,还不断对皖东地区进行“扫荡”。不仅如此,国民党顽固派为限制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并策动地主武装发动暴乱。所以,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抗日和反顽等斗争互相交织。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新四军首先进行了照明山自卫战。

  定远自卫反击战后,李品仙部决意趁新四军主力集中津浦路东对付韩德勤之机,进攻津浦路西地区。但由于张云逸等一再要求与桂系进行和谈,李品仙不得不于1940年4月上旬耍起了两面派手法:一面通过第五战区第十三游击纵队司令张节给张云逸转去他的两封电报,表示愿与新四军进行和谈,一面命令所部抢占新四军的防地。在他的指使下,桂系军队第一三八师一部和第五战区第二十游击纵队共两千余人,于4月5~6日袭击了驻合肥青龙厂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一部,推进至合肥东北的八斗岭及定远的张桥、高塘以西地区;保安团占领了无为县的三官殿等地。

  当时,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正集中力量追击韩德勤部,无力西顾。为牵制桂系军队的东犯,张云逸与刘少奇、邓子恢等于4月8日致电李先念等,要求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除已有的三个团外,再从平汉路西抽调两至三个团到平汉路东活动,“有计划的向大别山推进,并派得力游击队向大别山伸入”,“以吸引桂军不能向东攻我四、五支队”【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20日,张云逸与刘少奇致电彭雪枫,要其派三个团到怀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减轻桂系军队东犯对第四支队造成的压力。与此同时,张云逸还于4月16日致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强烈要求制止国民党顽军在安徽制造磨擦流血事件,并派人前来商谈解决磨擦冲突的方案。

  为团结桂系共同抗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4月12日致电中原局:(1)当蒋介石推动桂系向我发动进攻时,我应通过各种方式向桂系表明新四军不愿同其磨擦,请其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2)当其迫于命令向我发动进攻时,新四军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3)当其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4)只有当其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地方实力派作出警告,使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然而,李品仙无视张云逸等的一再忠告,4月21日以第一七六师一部配合保安第四、第八团共4000余人的兵力,继续向在巢(县)无(为)边界之照明山地区活动的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发动进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奋起自卫,参谋长桂逢洲以下100余人牺牲。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系军队的口号,只提反对李本一等地方反共顽固派头子的口号,对桂系军队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与其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团结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对淮南铁路以西地区不可发动游击战争【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据此,张云逸一面与李品仙等进行交涉,一面令江北游击纵队暂时撤出无为,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界牌集等地转移,同时将第四支队第七、第九团部署于合肥东北的广兴集、梁园一带,以增强对桂系军队的防御力量。

  照明山自卫战后,张云逸等于5月指挥部队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1940年5月中旬,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及伪军一部共3000余人,对淮南津浦路西地区进行“扫荡”,另以800余人在津浦路东地区向六合县竹镇地区进犯。当时,正是麦收时节,津浦路西、路东的各抗日民主政权刚刚建立。为了保护麦收和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张云逸等迅速就反“扫荡”作出部署。据此,新四军第四支队避实击虚,不断对日伪军的小股部队予以打击,并击退了敌人对藕塘的进攻,最后迫使日伪军除在定远县城等地留下几个据点外撤回原防。进犯竹镇、半塔集的日军在第五支队的打击下也撤回六合、浦口。

  5月27日,日伪军又出动了2000余人对津浦路东地区进行“扫荡”。其中,由滁县、沙河集出动的1000余日伪军占领来安县城后,即构筑工事,准备长期驻守。由嘉山县明光镇出动的1000余日伪军进占津里后,继续东犯。同时,六合、天长等地之敌也有出犯的迹象。根据敌人分路进攻的情况,张云逸等制订了将路东分成四个区域的反“扫荡”作战计划,并调苏皖支队、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各一部协助第五支队作战。5月30日,罗炳辉指挥第八团主力和第十团一部夜袭来安城,歼灭日伪军一部。次日,滁县日军乘10余辆汽车来援,遭到第八团1个营的伏击。为进一步调动敌人,寻找有利战机,张云逸于6月3日专门赶到来安县舜山集,与罗炳辉商谈下一步作战方案,并决定派第五支队破袭津浦铁路南段。据此,第五支队先后袭击了滁县、沙河集、乌衣镇、担子街以及嘉山、张八岭等地,迫使敌人回防。6月初,日伪军由滁县出动1000余兵力,南犯全椒、周家岗一带,遭到第四支队的猛烈反击,被迫撤回滁县。

  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之后,张云逸等又指挥了6月的反磨擦作战。

  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挤出无为地区后,李品仙一面令桂系军队继续向新四军第四支队进逼,一面在皖西实行“清乡”、“清党”,大肆逮捕和迫害中共党员及抗日群众,同时,还以第七军配合鄂东地方顽固势力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发动进攻。在此形势下,中央军委认为:“李品仙的反动不加以打击是不会回头的。李如愿和,可与谈判撤兵、释人、停捉、停杀等条件。我军事上亦可不打桂军,但凤阳、定远、合肥、无为一带之地方反动武装及顽固势力必须肃清干净,即用以孤立桂军。四、五支队主力宜向西调,完成此任务。同时也是压迫李品仙让步之必要步骤。李先念主力仍须继续打击鄂东反动派,如此东西加以痛击后,才有可能缩小李品仙的反动范围,压迫他让步。”【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并告项英、陈毅电,1940年5月5日。】据此,正在皖东北视察指导工作的刘少奇于5月8日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等,要求第四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采取积极动作,坚决消灭津浦路西的第十、第二十游击纵队等国民党地方顽固派武装;第五支队在肃清路东地方顽固势力后,准备于必要时抽调一个团到路西配合第四支队作战;李先念部主力及鄂东各游击队应继续积极活动,坚决打击鄂东地方顽固派武装,对桂系军队不采取攻势,但彼若来攻则坚决还击。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张云逸在路西反“扫荡”作战结束后,指示第四支队于5月下旬向侵占全椒县大马厂、滁县珠龙桥等地的国民党顽固派武装发起反击,迫其撤回全椒县古河镇。之后,张云逸要求第四支队集中主力攻下古河,消灭第十游击纵队李本一部。然而,正当第四支队主力围攻古河时,日伪军1000余人于6月初再次来犯,第四支队被迫移兵对付日伪军。桂系军队第一七六师则乘机向古河增兵,保安第四、第八团也由无为推进至含山境内。与此同时,桂系第七军已占领了鄂东北的大小悟山地区,并在第七十五军的增援下追击李先念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被迫向平汉路西转移。在此形势下,刘少奇要求张云逸集中第四支队两个主力团配合江北游击纵队,消灭保安第四、第八团,占领并控制无为全境,恢复皖东与江南军部的交通。为完成这一任务,刘少奇还请新四军军部令第三支队过江配合第四支队作战。

  但是,恢复无为的军事行动尚未开始,顽军即向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6月中旬,桂系军队第一七六师副师长谭何易,以该师一部配合保安第四、第八团和第十游击纵队等部,先后向全椒县管家坝、合肥东北的广兴集、定远县的大桥和安子集等地进犯。谭何易还派人到处张贴布告,将张云逸、罗炳辉、戴季英说成是土匪头子,扬言要将张云逸等及其领导的“匪军”全部剿灭。李品仙则假惺惺地致信戴季英,表示要与新四军和谈。

  为粉碎顽军的进攻,张云逸与刘少奇、罗炳辉、赖传珠等人在半塔集东北的大田郢接连召开会议,决定第四支队坚决反击顽军的进犯;调第五支队第八团和第十团一部到路西参战;令江北游击纵队在含山、和县打击当地顽军,配合第四支队的行动;由张云逸赴路西统一指挥作战。

  6月17日,张云逸赶到路西,与戴季英、郑位三等人会合,传达了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作战部署。随后,张云逸一面致电李品仙,请其顾全大局,派人前来商谈和解的条件,停止对新四军的进攻,一面指挥部队向顽军发起反击。第四支队在合肥东北的古城集,第五支队第八团和第十团第一营在合肥东北的栏杆集,江北游击纵队在含山县的仙踪、和县的善后集等地,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歼其一千余人,迫使其退回八斗岭、古河等地。

  遭此打击后,李品仙被迫派出代表张节与新四军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何伟进行谈判。关于与李品仙和谈的条件,张云逸与刘少奇等曾进行过多次讨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五点意见:(1)双方以淮南铁路及无为县为界分区抗日,皖东新四军不过淮南铁路及无为线以西,国民党军队不过该线以东;(2)撤销不抗日、只搞反共磨擦的李本一之职务,并加以惩处;(3)无条件释放一切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及其家属以及其他进步人士,抚恤受难人员及其家属;(4)恢复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5)皖东新四军活动区域之行政人员由江北指挥部保荐,经省政府加委。但在双方断断续续的谈判中,李品仙表示只接受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的建议,对其他各项均不予答复,双方始终未能就全面停止冲突达成协议。此后,李品仙所部仍不断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制造磨擦事件。

  在6月中旬的反磨擦作战前后,为加强江北游击纵队,使之担负起恢复无为、联系淮南与皖南新四军军部联系的重任,张云逸等对该部的编组及领导人进行了调整:以第四支队第十四团与江北游击纵队新八团对调,改称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作为该纵队的主力;江北游击纵队原新七团改称第二团;新九团撤销。调整后的江北游击纵队,由第四支队参谋长谭希林任司令员,江北游击纵队原司令员孙仲德改任政治委员,郑抱真任副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团调离第四支队后,该支队的特务团改称第十四团。9月,新八团又调回江北游击纵队,改称第三团。

  6月反磨擦作战后,张云逸等领导平息了7月发生在津浦路东地区的暴乱。

  韩德勤在半塔集失败后,策动淮南津浦路东的反动地主恶霸、土匪头子、封建帮会及暗藏的汉奸特务,于7月间在来安、盱眙、天长、嘉山、六合、仪征等地先后发动武装暴乱,疯狂残杀根据地的干部和抗日群众,破坏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团体。为策应暴乱,韩德勤派出两个团偷渡三河,侵入盱眙;龟缩在高邮湖西岸和长江沿岸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八百余人向路东地区发动进攻;津浦路西的反共顽固分子也派出数十人的武装特务潜入路东进行破坏活动。

  暴乱发生后,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制定了“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打击为首分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把武力镇压和政治上分化瓦解结合起来”【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编:《从和谈到北上抗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页。】的平暴政策,指示根据地的党政军民迅速行动起来,全力支持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和津浦路东联防保安处的平暴行动,同时要求第五支队坚决打退来犯的国民党顽军,以保护各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安全。

  在中原局、江北指挥部的正确领导下,路东各地的这次武装暴乱至7月中旬即被镇压下去。向路东进犯的国民党顽军在新四军第五支队的反击下或被歼或撤逃。这次平定暴乱的行动,不仅清除了一些暗藏在根据地内的反动势力,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和汉奸特务,而且还争取了一些对新四军、抗日民主政权不够了解的群众,极大削弱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以及反动势力在路东的社会基础,从而保卫了新生的抗日民主政权,巩固了路东抗日根据地。

  在进行抗日、反顽和平暴斗争的同时,张云逸等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1940年3月17日,以江北指挥部统战科科长魏文伯任县长的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这是新四军在皖东敌后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此后,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21日关于建立皖东十五县抗日民主政权的指示,把从大别山撤出的一千多名干部和从部队抽调的大批干部,经过短期培训,分派到皖东各县、区、乡建立政权,从而加快了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步伐。

  在津浦路西,继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滁县、凤阳两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也宣告成立。4月中旬,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张云逸和刘少奇等人的指示,定远、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以魏文伯为主任的定凤滁三县联防办事处。这是一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它的成立有助于加强对路西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统一领导。6月,全椒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8月,定凤滁三县联防办事处改称淮南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黄岩任主任,魏文伯任副主任。9月,合肥东南各区联合办事处、和(县)含(山)巢(县)各区联合办事处两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成立。至此,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共建立了六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在津浦路东,根据张云逸和刘少奇的指示,新四军第五支队同路东省委经过紧张的筹备,于3月中旬分别成立了来安和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4月上旬,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机关迁至半塔集后,张云逸和刘少奇、邓子恢等直接领导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此后,六合、盱眙、天长、仪征、高邮五县抗日民主政府亦相继成立。4月18日,路东也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抗日民主政权领导机构——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以贺希明任主任。至5月,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建立了七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过程中,张云逸和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应“团结广泛小资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逄先知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的指示,注意吸收进步人士及开明士绅参加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另外,根据江北指挥部军法处处长梁国斌的建议,在张云逸、刘少奇等人的支持下,津浦路东还成立了联防保安总处,由梁国斌兼任处长。津浦路东联防保安总处成立后,“把军队和地方的保安工作结合起来,对保卫军队和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研究室编:《从和谈到北上抗日》,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各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抓紧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张云逸和刘少奇、郑位三、邓子恢等根据淮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取消了过去国民党旧政权的各种苛捐杂税,制定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旧债停息还本、借粮还粮、借钱还钱的减租减息政策,以及有关财政、贸易、税收等方面的法规。他们还就征收公粮、惩治汉奸、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抗日自卫队、组织农会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些政策和法规通过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公布实施后,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积极性。

  建立群众性的地方抗日武装,并使之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在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在成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路东有的县组建了独立(模范)营,有的县组建了县总队,各区、乡则建立了不脱产与半脱产的模范队、青年队等群众性抗日武装;路西各县则建立了总队部,各区成立了中队,各乡组织起了人民自卫军和基干民兵。在此基础上,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组建了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并采取了如下措施:第一,以能力较强的干部去发展地方武装。1940年4月18日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成立时,张云逸和刘少奇等以江北指挥部副参谋长杨梅生任联防司令部司令员,以第十五团原团长林英坚担任副司令员,由第八团原政治处主任祝世凤任政治部主任。第二,抽调主力部队组建地方武装。为使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能够切实担负起保卫路东根据地的重任,张云逸与刘少奇等从第五支队抽调部队组建了四个独立团归其指挥。独立第一团,以第十五团第三营为基础编成,活动于来安地区;独立第二团,以第十五团第一、第二营为基础编成,活动于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独立第三团,以第五支队特务营为基础编成,活动于盱眙、嘉山地区;独立第四团,由江北指挥部特务营一部与天长县地方武装编成,活动于天长、六合地区。此外,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还组建了特务营。根据组建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的经验,张云逸等指示津浦路西也成立各县联防司令部。据此,淮南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于1940年6月成立,以魏文伯兼任司令员,路西省委书记彭康兼任政治委员,程式任参谋长。

  随着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和地方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至1940年8月中旬,已发展到2万余人。其中,第四支队下辖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及新八团,共7000余人,另有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辖地方武装1000余人;第五支队下辖第八、第十团,共3000余人,路东另有地方武装4个独立团约3000人(此时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已撤销);江北游击纵队有第一、第二团,共3000余人,另有地方武装近1000人;江北指挥部直属队有2000余人【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关于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情况致毛泽东、王稼祥电,1940年8月17日。】。

  为适应部队不断发展壮大的要求,张云逸于1940年5月将江北指挥部教导队扩建为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以加强对部队干部的培养。当时,全校学生达700多人,老干部占多数。此后,根据张云逸的指示,第四支队司令部和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在定远县缸窑胡村共同创办了教导队。张云逸出席了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就如何办好教导队、加快干部的培养作了重要指示。7月上旬,第五支队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召开了中共党员代表大会,“总结了支队成立一年来的战斗及工作,提出了正规化、党军化、群众化的建军要求。”【《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这就为部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自刘少奇来到皖东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后,淮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迅速发展。张云逸后来回忆说:“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创建期间,中原局开会讨论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员的名单。刘少奇在会上发言,主张要选张云逸和邓子恢为中共七大的代表。对此,郭述申回忆道:“在讨论酝酿出席‘七大’代表的中原局会议上,他(按:指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党的干部,都要加强党性锻炼,要有很好的‘党德’。他说:‘七大’的代表,就是要选[像]邓子恢、张云逸那样有‘党德’的同志。这是我第一次听刘少奇用‘党德’一词来概括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刘少奇在皖东》编审委员会编:《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9页。】虽然张云逸完全符合出席中共七大的条件,但由于工作上的原因,他最终未能参加此次盛会。因为徐海东自1940年1月生病后,第四支队司令员由政治委员戴季英代理。1940年7月,戴季英、郭述申等准备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这样,第四支队司令员改由张云逸兼任,政治委员由郑位三代理。张云逸在协助刘少奇抓好全面工作的同时,还要与郑位三等一起抓好第四支队的工作。

  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如何打通淮南与皖东北、苏北以及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联系,是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打通淮南与皖东北、苏北的联系,就必须开辟淮(安)宝(应)地区。事实上,平息了路东各地的暴乱后,张云逸和刘少奇等就准备派部队开辟这一地区。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淮宝地区地处洪泽湖与高邮湖之间,位于三河以北,运河以西,当时为韩德勤部所占领。进攻半塔集失败后,韩德勤便以一部兵力据守此地,并经常派兵南渡三河,破坏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为根除韩德勤部对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威胁,就必须占领这一地区。二是淮宝地区是沟通淮南与皖东北、苏北地区联系的捷径,占领了这一地区,就能更好地配合八路军的南下和江南新四军的北上,共同开辟苏北。当时,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属陇海南进支队在皖东北地区活动。8月上旬,黄克诚率领第四纵队一部也挺进皖东北。黄克诚原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1940年6月奉命率该部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1.2万人的兵力抵达涡(阳)北地区,与新四军彭雪枫部会合。随后,彭、黄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由中原局统一指挥。8月中旬,中原局决定将活动于津浦铁路以东的八路军各部与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津浦铁路以西活动的八路军第四纵队重新编组,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于7月上旬率2个主力团由苏南北渡长江,进入江都吴家桥地区,与先期过江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7月中旬,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仍分别任正、副指挥,所属部队则被统一整编为3个纵队,总兵力达7000余人。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形成了南北对进、共同发展苏北的局面。

  为了尽快打通淮南与皖东北、苏北的联系,并解除韩德勤部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威胁,张云逸和刘少奇于8月上旬派罗炳辉率第五支队第八、第十团和第四支队第七团先后北渡三河,执行开辟淮宝的任务。同时,刘少奇令黄克诚率八路军一部南下淮宝地区,配合新四军作战。在新四军、八路军的共同打击下,盘踞于淮宝地区的韩德勤部大部被歼,残顽逃至运河东岸。8月底,第五支队在此建立了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淮宝办事处。

  为了开辟苏北,9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东渡运河,进入苏北,开辟了淮海区。陈毅、粟裕则指挥所部开辟了以泰兴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9月底至10月上旬,陈毅、粟裕又以所部7000余人打败了韩德勤部3万余人的进犯,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在苏北站稳了脚跟。为配合黄桥决战,张云逸派出3个团进抵运河西岸,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由苏北淮海区南下。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与苏北指挥部一部在东台以北的白驹胜利会师。至此,由刘少奇领导、张云逸参与谋划的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打通淮南与皖南军部的联系,则是在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之后才实现的。

  日伪军几次“扫荡”淮南抗日根据地,均未达到预期目的。为此,日军经过精心准备后,于1940年秋季纠集了一万多人对淮南津浦路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敌人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采取大兵团分进合击、数路齐头并进以及夜间运动包围、拂晓袭击等战术,消灭路东地区的新四军主力及根据地的领导中枢——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彻底摧毁路东抗日民主政权,以达到伪化路东、断绝新四军与八路军之联系、保障南京及津浦铁路之安全的目的。9月5日,日伪军开始出动。

  针对日伪军的企图,张云逸和刘少奇、邓子恢、郑位三等决心采取内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并就反“扫荡”作出部署: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率第四支队第十四团及路东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在内线就地坚持,分散游击,袭扰和疲惫敌人;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五支队第八团在外线活动,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及据点,牵制敌人,以配合内线作战;第四支队司令部率第九团留守路西,协同江北游击纵队防范国民党顽军乘隙东犯。根据地的群众则坚壁清野,配合作战。

  为摧毁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意志,日伪军实行灭绝人寰的杀光、烧光和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铁蹄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半塔集惨遭杀害的群众有一百余人,有的是无头尸体,有的身上被敌人刺刀捅了许多窟窿。一位72岁老人被敌人杀害后将尸体倒挂在树上,惨不忍睹。”【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当时在路东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秋风起,稻谷香,鬼子汉奸来‘扫荡’,古城汊涧狼烟起,所到之处一扫光。”【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9页。】敌人的野蛮和残暴,更加激起了抗日军民的愤怒和仇恨。在张云逸和刘少奇等的指挥下,新四军在盱眙、来安、嘉山、六合、天长等地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使进犯之敌不断遭受打击。9月7日,第十四团第三营在六合县盘山地区伏击了由六合县城向竹镇开进的日军指挥机关,并与之激战5小时,打死打伤日军20余人。日军极为惶恐,先后出动了24架次飞机前来救援,才使其指挥机关得以逃脱。张云逸、刘少奇等人对这次战斗极为关注,专门在半塔集召见了指挥此次战斗的第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程明,听取情况汇报。程明后来回忆道:一天上午,他来到江北指挥部,向刘少奇等人详细报告了这次战斗的经过,并谈到了在战斗组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这时,坐在少奇对面的张云逸同志接过话题,以高度赞扬的口气说:‘打得不错啊!敌人是陆空联合作战,你们打的是现代化战争,不简单啊!’”【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日伪军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不断打击下,疲惫不堪,被迫于9月17日提前结束了“扫荡”。日本同盟通信社在9月9日的新闻报道中,大肆吹嘘日军此次“扫荡”的战果,说日军在津浦线、大运河中间地区歼灭张云逸所指挥的新四军约一万人,并彻底破坏了江北新四军联络系统,使新四军建设苏皖抗日根据地的努力成为画饼【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3),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3页。】。战后,江北指挥部在《津浦路东反日伪“扫荡”总结》中写道:“敌人用九牛二虎之力,经各方面动员与准备,对我实行大‘扫荡’。预定一个月时间,在十二天就结束了。这次敌人‘扫荡’得到了一些什么呢?据敌人口中自供:指挥部没有包围着,新四军主力没有打倒,政府人员没有捉住,除建立了孤立无援的盱眙城据点外,连第二个新据点没有增加,‘扫荡’的目的一个也没有实现”;这次反“扫荡”作战,“总共经过大小战斗六十五次,我们伤亡两百余人,敌伪将近六百人的死伤,反比我们多一倍以上。我缴获枪支比损失倒有两倍数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49页。】。遭此沉重打击后,日伪军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内再也没敢对路东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扫荡”。

  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后,淮南与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联系也建立起来。

  1940年6月反磨擦作战后,张云逸和刘少奇等本打算趁势派第四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恢复无为。但到了7月上旬,不但国民党顽军没有停止对路西的军事进攻,驻津浦铁路沿线的日伪军也频繁地四处窜扰,并加强了对铁路的控制,新四军路西与路东的交通有被敌截断的危险。在此情况下,张云逸和刘少奇等认为,如此时仍以主力深入无为,则会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我深入无为部队有被顽军隔断之危险。二、占领无为不见得有完全的把握,桂军必来增援。即使占领,对江南部队虽有益,但如不再向庐江、桐城行动,则对皖东之战略意义并不大,而向庐桐行动则在政治上尚属不妥。三、因我兵力更加分散,如大别山方面没有援军到东或我再向东行动时,则甚感受兵力分散之困难。”【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所以,他们暂时放弃了恢复无为的打算。7月,日军进攻无为,桂系军队撤往庐江以西,但不久又返回,无为地区遂成为国共双方的拉锯地带。

  8月,新四军军部派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率第五团第三营由皖南北渡长江,进入桐(城)庐(江)无(为)地区活动,为军部及皖南部队北移作准备。林维先率部过江后,根据军部的指示,以第三营为基础组建了挺进团。随后,挺进团在桐庐无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武装。9月,林维先致电江北指挥部,请求派部队增强巢(县)无(为)地区的军事力量。张云逸等接到电报后,令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委员孙仲德率第二团一部进入巢南任家山地区活动。中共巢湖地委亦同时进入巢南山区活动,并将其领导的独立营编入江北游击纵队。此后,根据张云逸等人的指示,孙仲德率所部(不久改称无为游击纵队)转战于巢无地区,并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挺进团与无为游击纵队在皖中的活动,不仅打击了当地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及其他各种反动势力,为新四军在江北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并一度打通了淮南与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交通联系,而且也配合了中原局、江北指挥部为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斗争。

  1940年10月21日,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离开皖东,东进苏北。为支持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张云逸抽调了赖传珠等江北指挥部一部分干部及军政干部学校的2个大队共1000余人,随刘少奇一起去苏北。刘少奇与陈毅、粟裕会合后,为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各部,于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24日迁至盐城),总指挥叶挺,政治委员刘少奇,副总指挥陈毅(在叶挺未渡江来苏北之前暂由其代理总指挥),参谋长赖传珠。

  刘少奇离开皖东后,张云逸在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等人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至1940年底,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之间已发展成为东西长200余公里,南北宽15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江北指挥部所属兵力已由1939年7月时的9000余人发展至约1.8万人,根据地人口达200余万。“淮南地区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新四军战史》编辑室:《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4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一章  开辟皖东(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四、营救新四军被捕人员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在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张云逸意想不到的事情。他的妻子韩碧、儿子张远志(后改名张远之)和二十余名新四军指战员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后,被国民党顽军无理扣押。

  自1929年5月离开香港赴广西做兵运工作,张云逸与妻儿一别就是八年,直到1937年5月赴华南做统战工作,才与妻儿有过一段短暂的团聚时间。据张远之回忆:“大约在1937年5、6月间,党组织安排母亲韩碧带着我到了香港,在这里,我见到了父亲。这年我9岁,平生才有了叫爸爸的机会。后来得知,父亲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港、澳和华南地区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为了适应隐蔽工作的需要,将我们母子接来同住。一来可以掩护父亲进行工作,同时也让母亲能够照顾父亲,我们全家第一次重聚。那段时间,父亲更多地是奔走于港、澳、粤、闽、桂之间,与母亲和我相聚的日子也很少,即使这样,也是我非常高兴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就持续了几个月。”【刘顺发:《张远之回忆父亲张云逸母亲韩碧》,载《铁军》2006年第12期。】1937年12月,张云逸告别妻儿,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9年夏,新四军军部派叶挺的弟弟、时任新四军军需处处长的叶辅平,到香港接收南洋爱国华侨捐赠的两车药品和军需物资,顺便将韩碧母子一同接回军部。这样,韩碧母子于同年7月乘船离开香港,经越南回到中国内地。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叶挺军长还接见了韩碧母子。后来,母子二人经湖南、江西到达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此时,张云逸正在江北指挥部,无缘见面。此后,新四军军部安排韩碧母子到教导队学习。从此,母子二人就穿上了军装,参加了新四军。

  1940年3月22日,韩碧母子随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等干部战士二十余人,携带新四军军部拨给江北指挥部的军饷七万元(法币),由皖南偷渡长江北上。过江后,曾昭铭一行在去往无为开城桥(今开城镇)的途中被扣。张远之回忆说:从江边到开城桥可以走陆路,也可以走水路。走陆路比较安全,不需要经过国民党的控制区;走水路要经过国民党设在襄安镇附近的哨卡。当时因考虑到同志们经过一夜的渡江和行军比较困乏,就决定走水路,乘两艘小木船前往开城桥,这样大家可以得到休息【张远之:《我和母亲韩碧参加新四军及被国民党关押的经历》,2007年6月。】。可是,当船行至刘家渡时,安徽省国民党保安第八团以检查为由将船拦住。张远之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的回忆:

  下午,当船行到襄安附近遇到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一个哨卡。哨兵叫我们的船靠岸,要对我们进行检查。在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环境下,我们是带有国民革命军的正式护照的,当时不了解江北我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擦已经相当激烈,多次发生扣捕和杀害新四军官兵及家属的事件,已达到公开反共的程度,认为只要给他们看一看证件就可以通行,所以就将船靠岸。开始只是两个哨兵对船进行检查,不一会儿,哨卡里的国民党兵大约有一个排出来占据了岸边工事,我们的小船就在其火力控制之中。曾副主任立刻派人到襄安进行交涉。记得是丁副官带两个同志一起去的。他手里拿着手榴弹,随去的同志也带有短枪前去谈判,如果敌人动硬的就拼到底同归于尽。我们在船上等了一段时间,回来的同志说,交涉的结果是不能放行,曾副主任决定亲自找他们的上级据理力争。我们随曾副主任离船到了襄安镇,这里是国民党保安第八团的驻地,进去以后发现已陷入狼窝,没有可能离开了。国民党收缴了我们的武器,把我们25个人关押在一间大房子里。【张远之:《我和母亲韩碧参加新四军及被国民党关押的经历》,2007年6月。】

  **TH8165000201010001**

  1939年9月,张云逸夫人韩碧、长子张远之在皖南。

  3月23日,江北指挥部接到曾昭铭、韩碧母子等一行人被扣的报告。

  当时,皖东新四军刚刚打败桂系军队和安徽国民党地方顽军对津浦路西地区的进犯,因此顽方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想拿这批新四军指战员作“人质”,逼迫张云逸等在谈判中让步,以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达成他们在战场上未能实现的目的。如若不然,被扣新四军人员恐怕就是凶多吉少。所以,张云逸得知曾昭铭、韩碧母子等人被扣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着急。

  为营救曾昭铭一行人,张云逸与刘少奇等人商量后,决定采取三个办法:(1)给李品仙发抗议电,并将此电公布于众,对其造成社会压力,逼其放人;(2)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发抗议电,通过他们促令李品仙放人;(3)由江北游击纵队派人前往无为县城与顽方进行交涉。

  **TH8165000201020001**

  曾昭铭

  给李品仙的抗议电是由张云逸一人署名的,对外公布时则由张云逸与戴季英共同署名,时间是3月29日。电文内容如下:

  立煌各厅、会长官,省参政会,省党部,各军、师、旅、团长官,各团体,各机关,各界同胞公鉴:

  云逸顷呈李主席一电,文曰:李主席钧鉴,自职部第四支队驻防皖东,坚持抗战以来已逾两年,军政民尚称融洽。与敌大小数百战,伤亡巨大,艰苦备尝。虽不敢言功,然自问对国家、民族亦无大过,而对地方行政素极尊重,每次收复失地,均请省府委派行政人员,即一乡保长本军亦从未委派,竭尽心思努力,无非冀求团结抗战。虽然如此,但尚不能见谅于皖东行政长官。如省政府皖北行署主任颜仁毅、五区专员李本一近对本军步步进逼,百端磨擦。始则令地方政府常备队及游击队多次围攻本军小部队,到处捕杀本军官兵及官兵家属,惨案日必数起,被害者不下数百人,以至侮辱本军高级军官眷属,即云逸之眷属亦在扣押中,并扣留江南送来之军款七万元及本军被服、兵工器材等。又于三月七日以后,行署主任、五区专员、定远县长进而指挥所部三千余人三路围攻我驻大桥之本军江北指挥部、四支队司令部及后方机关,声言要剿灭本军,驱逐本军离皖东,向我作大规模之武装进攻。本军为求生存立足,不得已迫而自卫,击退向我进攻之部队。然本军愿望在求团结抗战,绝无意进攻一切抗日友军,只要友军停止向本军进攻,一切问题无不愿意和平解决,竭诚商讨。但据传言,大别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规军动员向皖东前进,将对本军作无情之攻击云云。当此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汪逆精卫粉墨登场,全民合力御侮,尚难期抗战之胜利,若再自相残杀,则抗战前途,民族、国家前途将何堪设想?若谓本军有何不是,均望坦白见告,一切自能以和平途径解决,本军极愿虚心接受,亦何致以兵戎相见!现本军愿竭尽一切努力,饬令所属避免冲突,万望钧座转饬所属,停止对本军之攻击及仇视本军官兵之行为,并制止前项传言,则国家、民族幸甚。职等待命皖东,伫候示复,只遵等语。特电奉达,望各厅、部、会及各军长官、各界贤明人士同声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固团结以抗战,共同保卫皖东,保卫安徽,保卫全中国,则抗战之胜利可期,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建立有望,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此,敬候勋祺。

  新四军江北指挥张云逸

  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戴季英率全体官兵同叩【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1页。】

  给林森、蒋介石等人的电报是张云逸于3月31日发出的。电文内容如下:

  国府林主席、委员长蒋、桂林李司令长官、白主任钧鉴:

  窃职自参加辛亥革命以来,为国奔走已三十年。遵先总理遗训,为国忘家,原籍仅存弱妻稚子,自给自食,苟延残喘。不意去岁粤中沦陷,逃难异乡,流离失所,幸获亲友协助,跋涉数千里,奔抵江南军部。近又冒险渡江来职部,路经安徽无为,竟被该地驻军保安第八团将职妻韩氏、儿远志及护送官兵二十余人与军饷法币七万元及一切物品均被扣留。彼等炮火余生,不罹于暴寇之手,反被国家军队横加捕押。职奉命抗战敌后,家属既未受优待,亦不应加以侮辱。近查皖、鄂、豫各省地方政府扣捕杀戮新四军官兵家属到处皆是,被害者已有千数百人。今竟侮辱及于职等高级军官之家属,于法于情难安缄默。谨再冒渎,伏请钧座电令安徽李主席,明令释放职妻、子与人员,归还所扣国币、枪支等项,并通令皖、豫、鄂各省地方政府,对示本军官兵家属一视同仁,给以优待,严办残害本军官兵家属之地方公务人员,以安前方浴血抗战将士之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官张云逸

  世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页。】

  两电虽然发出,但蒋介石、李品仙等根本不予理睬。不仅如此,江北游击纵队派出的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田丰前往无为县城进行交涉时,又惨遭毒手。据当时任无为县县长的李天敏回忆:田丰到无为时携带了三封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的公函,分送安徽省保安旅司令吴绍礼、省保安第八团和国民党无为县政府。公函大意略谓:最近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眷属由皖南泾县来江北,路经无为县境刘家渡时被驻地部队无故扣留,不知下落,要求协助放还。给保安第八团的公函,田丰进城时就先送过去了。吴绍礼当时不在保安司令部,需等他回来再交给他,因此田丰就在县政府住了下来。“田科长在县政府住了三四天,感到有些焦急。在一次谈话中他问吴司令为什么还没有回来。这事我当然不知道,回答不了。趁此,我以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说:‘是不是一定要见他?’意思是即使见了他也不一定解决问题,不如不等他见面。田科长表示:‘首长交给我任务,不完成任务不行。’又过一两天,司令部来电话要田科长去,说吴司令回来了。我转告了田科长,他就带着公文去吴绍礼司令部。不料,田科长到司令部未曾与吴绍礼见面就被关押起来。”【政协无为县委员会编:《百年沧桑话无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不久,丧心病狂的吴绍礼竟指使手下将田丰活埋于保安司令部后面的张家山上。

  中共中央对张云逸妻儿等被扣一事十分关注,多方设法营救。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令其在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时将释放被扣的张云逸家属等新四军指战员作为一项重要条件提出,要求对方加以解决。4月中旬,中央军委电示项英,要求新四军军部就顽方无理扣押张云逸妻儿一事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重抗议,促令放人。5月5日,中央军委在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及刘少奇等人的电报中又指出:八路军应乘李品仙、韩德勤等部顽军向新四军发动进攻之际,派必要兵力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的反磨擦斗争,“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不入华中不能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89页。】。八路军第二纵队第三四四旅应开入淮河北岸,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应开入苏北。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的部队,并恢复新四军立煌办事处,释放张云逸夫人及一切被捕的中共党员,退回军款,则八路军暂时可不开入淮河以南。另外,中共中央还指示设在重庆的南方局直接与国民党当局就释放韩碧母子等人的问题进行交涉。

  新四军军部也多次致电蒋介石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人,要求释放张云逸的妻儿及其他被扣押的新四军人员。4月21日,项英致电正在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谈判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要其向顾指出,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在江北的磨擦问题只要双方有诚意,还是不难解决的,以本军参谋长张云逸的夫人作抵押条件,是无济于事的。然而顾祝同坚持江北新四军必须立即调回江南,并说只要江北新四军南调,就可以释放张云逸夫人,退还扣留的军饷【项英关于袁国平与顾祝同谈判情况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4月。】。顾祝同的表态,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无理扣押韩碧母子等人的真实企图。

  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等在重庆也积极奔走,呼吁国民党当局尽快下令释放韩碧母子等人。在中共各方面的不断抗议和呼吁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将派人查明事件真相并释放韩碧母子,归还军饷。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给新四军军部发了一封电报,说已令李品仙办理此事。新四军军部将此情况电告了张云逸。

  尽管蒋介石让李品仙办理放人之事,但李能否放人还难以预料。新四军军部接到张云逸关于田丰被扣押的报告后,决定以张云逸的名义再次向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发出抗议电。电报略谓:驻无为之保安第八团无理将本人眷属及护送人员20余人并2、3两月经费及夏衣费7万元一并截留,现生死不明。彼等虎口余生,不罹于暴敌之手,而我国军竟押职于国法以外。此事曾得军事委员会复电,令李主席查明释还。本军江北游击纵队派员前往交涉,彼不仅未能遵命,反将我派去人员一并扣留。事出于悖谬、违法,难安缄默,请严令李主席转令迅予释还。【项英关于与国民党方面交涉释放韩碧母子等人的情况经过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4月。】

  在营救韩碧母子等人的过程中,桂系军队和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仍不断向皖东新四军发动进攻,企图将新四军挤出津浦路西地区。张云逸虽然牵挂妻儿及被扣新四军指战员的安危,但面对顽军的来犯,毅然指挥新四军坚决反击,并取得了1940年6月反磨擦作战的胜利。

  在新四军的打击及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李品仙被迫派出代表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进行和谈。张云逸、刘少奇等遂将释放韩碧母子等人作为一项重要条件与对方进行交涉,以期达成停止磨擦的协议。李品仙则避开扣押韩碧母子等人以及驱赶新四军驻立煌办事处工作人员等事不谈,一味要求新四军退出津浦路西到津浦路东地区活动,并表示只要新四军退出津浦路西地区,其余一切条件都好说。这说明李品仙也将释放韩碧母子等人作为一个重要筹码,企图以此逼迫新四军就范。这样的无理要求,张云逸当然不能接受。李品仙以有“人质”在手,有恃无恐,在谈判中态度越来越强硬。后来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李品仙要第四支队全部过津浦路东,否则要打我们,这条件为我所不能接受,而彼方并无多话可谈,现[谈判]陷停顿状态中。”【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并告叶挺、项英电,1940年8月4日。】

  在中原局、江北指挥部及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南方局设法营救韩碧母子等人的过程中,韩碧母子则经历了种种坎坷,甚至准备慷慨赴死。

  韩碧母子等人最初被保安第八团关押在无为襄安镇,后来被押送至庐江,交由桂系军队第一七六师关押。在无为,保安第八团只收缴了被扣新四军人员携带的武器。但到了庐江,顽军又全部收缴了被扣人员携带的军饷及私人物品,就连韩碧的一个金戒指也被掳走了。到庐江后,顽方将被扣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分开关押。韩碧被扣后,虽然没有承认自己是张云逸的家属,可张云逸向安徽各界公布的给李品仙的抗议电早就传开了,顽方已经知道她的身份。因此,韩碧母子和曾昭铭副主任等几位排以上干部被关押在一起。

  在被关押期间,曾昭铭等人根据长期的斗争经历,已经意识到顽方是不会放过他们的。有位同志还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说顽军要将大家活埋。韩碧母子也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曾昭铭估计自己此次被扣是凶多吉少,韩碧母子或许有获释的可能,就将其身上携带的一支派克钢笔送给张远之以作纪念。不久,国民党顽军又将韩碧母子押往桐城,交由第一三八师关押。这样,韩碧母子就与曾昭铭等人分开了。对于被押送至桐城以后的经历,张远之回忆道:

  在桐城,有一天他们把我们母子带到一个大厅里,押上一个犯人。他原是十九路军的将领,叫云应霖,是海南同乡,和我们认识。他可能是因主张积极抗日和我军的关系较好而被逮捕的。他指认我们就是张云逸的夫人和儿子。此时母亲觉得承认不承认反正都是死,也就承认了是张云逸的家属。这样就明确了我们是新四军抗日将领家属的身份,我也只好改回姓张了【在此之前,韩碧母子为了不使张云逸受制于国民党顽固派,一直没有承认自己是张云逸的家属,张远之使用的是其一个小学同学的名字。】。

  此前,我们母子是关在一栋关押犯人的民宅院里的一间小房里。从小窗可以看到其他的一些“犯人”。不久以后,敌人又把我们关到另一处宅院的最里边的一间小房子内,由带枪的便衣看守。在被关押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曾将我们由桐城转押到岳西、霍山、六安等地区,最后交给国民党第十三游击纵队,由司令部看管。在这里允许我们到户外走动。这支队伍和我军的关系较好,其副司令黄师狱解放后还在安徽省任职。到这里就是准备放我们母子回新四军了。【张远之:《我和母亲韩碧参加新四军及被国民党关押的经历》,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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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曾昭铭赠送给张远之的钢笔。

  国民党顽固派本想将韩碧母子作为人质长期关押,但在中共各方面的一再抗议和严正交涉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答应尽快放人。正因为如此,韩碧母子最后才被交给了当时与皖东新四军关系较好的第五战区国民党军第十三游击纵队看管。

  1940年9月上旬,江北指挥部接到国民党方面准备释放韩碧母子的通知。此时,张云逸与刘少奇等正在指挥路东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决定由江北游击纵队派人前去迎接。这样,韩碧母子就在江北游击纵队一部的护送下,来到了江北指挥部。至此,被关押了半年之久的韩碧母子终于回到了新四军。在滁县太平集,张云逸见到了劫后余生的妻儿,心情自然是百感交集。

  这次被扣押的新四军指战员一共25人,除韩碧母子和一位同志在被押送途中逃出外,其余22人皆被杀害。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指战员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5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二章  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一、在皖南事变前后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黄桥决战后,韩德勤部处于陈毅与黄克诚两部的南北夹击之下,苏北形成了新四军与八路军共同发展的局面,并且与淮南、豫皖苏边根据地相连,在华中地区形成了中共领导的一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中地区经济富庶,人口众多,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此生根,必然为国民党顽固派所不容,他们的大举进攻必然会到来。在此形势下,如何筹划全局,是中共中央和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必须考虑的问题。

  1940年10月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等:在顽军的大举进攻下,最困难的是皖南与新四军军部,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应北渡长江;如决心北上皖东,则由第四支队派部到无为接应。12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并报毛泽东等:“李品仙在重庆令各部将于最近向皖东大举进攻。因我军在苏北之胜利,使津浦路东西直至海边各根据地打成一片,实为顽固派不能坐视之事。现我在皖东兵力薄弱(因四个团东进),且部队未整训好,在屡次战斗中伤亡数目较大,棉衣未作好,今年路西灾荒我中心区十分严重,故在顽固派大举进攻下只能以游击战争坚持,原有阵地不能巩固。”“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果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可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同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刘少奇等:“蒋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一面向桂军呼吁,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敌。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页。】

  由上可以看出,中共中央赋予张云逸等的任务是:坚持淮南,拱卫苏北,保持西进的道路,并准备迎接新四军军部北上。

  可以说,淮南的地位十分重要,张云逸等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然而,如不增加援兵,仅以当时第四、第五支队的实力,还难以对付桂系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原局考虑的最佳方案是,由皖南新四军军部率第三支队北渡长江,这样既能免除军部遭顽军围攻的危险,又能巩固淮南。但在军部到达江北以前,淮南又如何坚持呢?10月19日,刘少奇、邓子恢、赖传珠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张云逸、郑位三等:因皖东部队长期作战,疲劳减员,若桂系军队大举进攻,不宜与之作战,而应将主力留在津浦路东休整补充,在路西以2~3个坚强的团以游击战与之周旋,待路东部队休整好,集中主力消灭了韩德勤部,苏北问题完全解决之后,再抽调主力到路西,将桂系军队一举击破。但是,中央军委既不同意在苏北先消灭韩德勤部的意见,对在路西只以2~3个团与桂系军队周旋的做法也心存疑虑。出于对“皖东决不可失”的考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10月25日致电刘少奇:“为巩固皖东,防御李品仙进攻,请你们考虑罗炳辉是否调回皖东问题,如待李品仙进攻时再调,是否来得及,均请考虑见复。”【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据此,刘少奇于28日复电毛泽东等:拟将第四支队两个团调回津浦路西,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一个团返回路东,只留第五支队一个团在淮宝地区活动。

  就在刘少奇与中共中央商讨如何坚守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对策之时,李品仙于10月下旬以第一三八师、第十游击纵队及保安第八团等部共七个团的兵力,对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

  蒋介石企图消灭或驱逐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阴谋由来已久。最初,他想把江北的新四军全部调回江南,以便将之置于江南国民党军的包围和监视之下。此计不成,他又指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于1940年7月16日提出了将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挤出华中、撤至黄河以北的所谓“中央提示案”,规定:“十八集团军全部及新四军全部应扫数调赴朱副长官(按:指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所负责之区域内(即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并将新四军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归朱副长官指挥”;“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须于奉命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前条之规定地区内”;“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调赴前条规定之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各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地境线外,又除军事委员会别有命令规定外,在其他各战区以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皖南事变》编纂委员会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将之作为“皓电”发给八路军总部和新四军军部,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佳电”,拒绝了其要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抗战大局,“佳电”表示新四军江南正规部队将撤至江北。

  李品仙正是按照“皓电”,命令所属部队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李品仙部开始东犯后,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致电李品仙,呼吁遵守以前商定的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的协议,团结对敌。但李品仙无视张云逸的劝告,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逐步向东推进,而且每占领一地即构筑碉堡,建立起封锁线,以防止新四军再向西进。至11月中旬,顽军已相继占领了合肥东北的梁园、草庙集、王子城,杜集(今属长丰县)以及全椒县的复兴集等地。

  面对顽军的步步进逼,张云逸令第四支队第九团和江北游击队与之周旋,为主力西返赢得时间。不久,第四支队第七、第十四团及第五支队第八团先后赶到津浦路西。之后,张云逸集中第四支队全部、江北游击纵队大部以及第五支队第八团共六个多团的兵力,分别在全椒县的周家岗,滁县的鸦窝集、界牌集,定远县的藕塘、吴家圩等地构筑工事,以坚守路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并调江北指挥部新任副指挥罗炳辉到路西协助指挥作战。11月22日,顽军分三路攻占了全椒县周家岗,23~24日又以1个团进攻界牌集。守卫界牌集的江北游击纵队第一团的两个连,面对5倍于己顽军的进攻,顽强战斗,最后在团主力的配合下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歼顽军300余人。

  新四军第四支队等部虽英勇作战,但由于敌强我弱,部队伤亡较大,不得不且战且退。为挽救淮南危局,张云逸于11月26日致电叶挺、项英并转朱德、彭德怀:

  查此次李本一及一三八师,向职部一带作无理之进攻,显系亲日派以反共达到投降之阴谋。职部以大敌当前,何忍同室操戈,自相水火,让敌伪坐收渔利,当令所部一再退让,俾能化干戈为玉帛,共风雨以同舟。孰知该部不以为善,反以为软弱可欺,节节进攻,有加不已,致使职部伤亡惨重,群众遭受流离浩劫,事之可痛,莫过于此!当令直属五支队司令罗炳辉率部前往增援,惟值日寇奸伪扫荡路东又再次开始,五支队为巩卫路东,安有余力前往?!窃以职属四支队、游击纵队,深入敌后转战数载,艰苦备尝,虽不敢言屡获战绩,但亦可告无愧。今遭此无理之进攻,岂忍坐视此抗战经年之部队任其消灭,自应保存。

  职思惟至再,只有恳请钧座一面令驻苏北之八路军、新四军兼程前来增援,一面电请委座(按:指蒋介石)严加制止李本一及一三八师之罪恶行动。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156页。】

  张云逸的求援电报虽然发出,援兵却没有到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1月27日批准了刘少奇关于进一步削弱韩德勤部的作战计划。据此,11月29日至12月16日,黄克诚部和陈毅部在苏北联合进行曹甸战役。在此情况下,张云逸只能率部独立支撑淮南局面。12月16日,刘少奇致电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并报中央军委:我主力在苏北攻击顽军工事受挫,苏北已形成僵局,短时期内无法解决,因此不能增援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必须在不依靠任何增援条件下,独立支持皖东,这是一种严重而复杂的任务。目前江北指挥部应以确保淮南津浦路东地区,打击顽军之继续东进,保障苏北为目的。路西准备变为长期的游击区及秘密工作区域,而将第四、第五支队全部集中到路东整训,扼守津浦路,消灭进入路东之顽军,留江北游击纵队在路西坚持。在路西即须布置地方党的秘密工作及游击队工作;在路东要迅速准备战场,布置侦察游击小组,准备粮食等。一切机关应缩小,使之便于行动。刘少奇在电报中还强调:“为了胜利的完成上述任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整训,补充部队,在党内及干部中作深入的动员解释,要造成全党全军以必死的决心与勇气来保卫皖东,粉碎反共军之对我进攻,你们应深入到下层亲自去指导、督促、检查这些工作。”【刘少奇致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等人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电,1940年12月16日。】

  在路西的反顽作战陷入困难的情况下,日伪军也趁火打劫。12月20日,定远、滁县等地的日伪军纠集了2000余人,向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在日伪顽的共同进攻下,路西抗日根据地最困难时只剩下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东西60余里、南北40余里的狭小地带,其余均成为游击区。但在新四军的坚决打击下,日伪军被歼400余人,退回原防。23日,中央军委电示张云逸、彭雪枫、刘少奇等人:“目前淮北与皖东须由雪枫与云逸所部独立支持之,无论敌人或顽军进攻,均用游击战争与之周旋,不要希望任何增援,华北增援不可能,也不适当。”“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

  根据刘少奇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张云逸一面指挥部队与日伪顽在路西周旋,一面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路东,并就各部的行动重新作出部署:由罗炳辉、郑位三率第七、第八、第九团坚持定远以东的路西阵地,将第十四团调至路东;由谭希林率江北游击纵队主力在定远以西等地活动;由孙仲德率领的无为游击纵队与第三支队挺进团仍在无为、巢南、桐城一带坚持活动,以便接应皖南新四军军部北上;第十团仍在淮宝地区活动;江北指挥部率第十四、第十五团,独立第三、第四团坚持路东阵地。其中,抽出第九、第十四、第十五团及独立第四团进行整训。

  关于巩固路东的工作,张云逸还在路西时,就与邓子恢等着手进行。11月底,张云逸返回路东后,又与邓子恢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当时,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是纠正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注意兼顾地主与农民双方的权益,对佃田、当田、退田政策进行适当调整,使一些逃亡地主能够回乡生活,进而缓和根据地内的阶级矛盾,保持根据地的社会稳定;在制定政策时注意征求士绅和地主等方面的意见。二是注意开展争取伪军的工作,对其实行打拉结合、区别对待的政策。对态度好的则以争取为主,使其能够为新四军提供情报,对反共的则给予坚决打击。经过争取,新四军逐渐与仪征、来安、嘉山、天长等地的数股伪军取得了联络,从而减少了其对根据地的进犯和骚扰。三是进一步推进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四是制订扩军计划,充实与加强各县地方武装。五是加紧进行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为总结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张云逸与邓子恢还商定,拟于1941年1月召开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临时参议会。张云逸提议仍由邓子恢担任议长,副议长可由地方推选的有威望的非中共党员担任。

  在加强路东建设的同时,张云逸心里仍惦记着新四军军部的北移之事。返回路东前,新四军军部已令准备到江北指挥部工作的原中央军委第二局局长曾希圣在无为组织了渡江指挥部,负责筹集船只、粮草,准备接应军部和皖南部队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为此,张云逸令无为游击纵队等部配合渡江指挥部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可是新四军军部迟迟没有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由云岭一带出发,准备经苏南北移,7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顽军的重围。经数日激战,除一部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先后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张云逸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戒备,确保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安全。1941年1月13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致电张云逸等:如顽军主力来攻,只以小部队与之周旋,无完全胜利把握,切戒硬碰硬打;情况紧张时,第四支队主力可撤退至路东防守,只留谭希林指挥游击纵队及地方武装在路西坚持。中共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后,1月20日,刘少奇、陈毅又致电张云逸等:顽军大举进攻时,“我四支队及游击纵队有以游击战抵抗反共军之进攻、不让反共军深入路东之任务”;“应在部队中及地方党员中动员,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坚持路西阵地,保障路东。否则皖东一失,华中全局皆非,我军即无路可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据此,张云逸令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第九团开至路东地区,与第五支队一起,准备扼守津浦铁路,确保路东;以江北游击纵队、第八团及路西地方武装在路西坚持,牵制国民党顽军东进。与此同时,在冬季扩军3400人的基础上,张云逸与邓子恢等决定,将2月作为扩军突击月,再征收3000名新兵补充部队,收购20万发子弹、2万双鞋子,并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准备应付顽军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

  第二,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政治上取全面攻势”的方针,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的反动行径。1941年1月13日,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在天长县张公铺举行成立大会。张云逸在会上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宣读了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声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通电。与会人员听了张云逸的讲话后义愤填膺,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参见李晓光:《张云逸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1月17日,张云逸领衔,与邓子恢、陈毅、张鼎丞、粟裕、戴季英、罗炳辉、周骏鸣、郭述申、彭雪枫、李先念、谭希林、孙仲德一起,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

  顷接电报:我叶、项军长统率本军军部及江南部队万余人,为执行渡江北移之令,遵循顾司令长官(按: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行至太平以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之众重重包围,攻击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进退失据。消息传来,全军震撼。窃我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深入敌后,与敌不断战斗三年于兹,大小战斗约三千余次,毙敌伪官兵两万余名,缴获长短枪五万余支,俘虏敌伪官兵万余名,克复收复国土数十县,使青天白日旗飘扬于京沪郊外、江淮原野。似此浴血抗战,肝脑涂地,有功于国,却未得赏,乃与敌伪决战于前,而国军攻我于后。在皖东,李品仙部攻我四支队于定远、全椒一带,屡经退让,并连电上峰,请求制止,迄未奏效。在皖北与鄂中,汤恩伯与王仲廉部又向我六支队及挺进纵队无理进攻。今我江南部队更以遵令北移,被诱围歼,服从命令何罪?而竟遭受七万余国军之包围聚歼。上官(按:指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命令竟是奸诈诱围之计,命令之尊严何在?国之法纪何在!军纪森严岂不从兹荡然!有功不赏,反遭屠杀,遵行命令,复被聚歼,世之负义蔑理有更甚于此者!我新四军以抗战遭屠杀,以服从命令被聚歼,使云逸等何以对将士?!便以军心,接电之日,群情惶骇,将士哗然慨愤,且均为恳请委座制止顾司令长官之破坏抗战、分裂破坏团结之行为,解放江南之包围,撤退华中之反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放下摧残我抗日将士之屠刀,挽救濒临垂危之国命。悻我叶、项军长及被围之江南部队陷于不拔境地,则我华中华南新四军不能不再考虑北移命令,即对一切命令亦不再执行之。考虑我将士义愤所激,被迫行动,则将来华中合作抗战之破坏与对国家民族所发生任何影响,其责任均由顾司令长官之破坏国法行动负之。时局紧急,敬请全国同胞仗义执言,以伸千古之奇冤,而利敌后之抗战。临电悲愤,不尽欲言。【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4页。】

  第三,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新四军军部。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政府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和谈话,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张云逸得知这一消息后,与邓子恢联名于1月24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刘少奇、陈毅:“(一)蒋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消灭我军部和皖南部队,甚至宣布法办叶军长,通缉项付军长等罪行,我们全军应即通电全国坚决反对。(二)我们是否应立即组织新的军部代理职权并向全国宣布。(三)以上意见请你们决定宣布,以便执行。”【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其实,为回击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23日,中央军委又以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的名义发布了《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24日,中央军委向全国发出《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由于通讯不畅,张云逸与邓子恢没有得到这些消息。但是,他们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大局和中共中央的意图。

  第四,收容新四军突围和失散人员。皖南事变发生后,1月18日刘少奇致电张云逸、罗炳辉等,要求尽量收容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新四军指战员,并安排他们在芜湖附近及铜陵、繁昌地区打游击。张云逸遂命令在皖中地区活动的无为游击纵队多方派出人员,在沿江一带加强侦察,一旦发现突围过江的新四军指战员,立即接应并保证其安全北渡。1月22日,张云逸接到曾希圣、孙仲德发来的电报,说皖南北移部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火星(原第三团团长),率领一部分人员突出重围,现已安全到达无为东乡,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突围人员正陆续零星向无为北渡中。看完这一电报,张云逸非常高兴,立即与邓子恢复电曾、孙二人,要其继续做好收容和安置工作。从23日开始,张云逸与邓子恢不断把收容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刘少奇、陈毅并中央军委。至2月14日,已收容的过江人员共计578人,另外还有一部分突围的人员在铜陵、繁昌地区坚持活动。

  中央军委对皖南新四军突围人员的收容和安置工作十分重视。接到张云逸和邓子恢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于1月28日复电指出:“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49页。】。2月8日,刘少奇也电示张云逸、邓子恢等,要求派人到江南芜湖附近建立抗日根据地。10日,刘少奇在给张云逸、邓子恢等人的电报中进一步强调,经营皖南是江北指挥部的任务之一,要求派曾希圣、黄火星二人带电台回江南铜陵、繁昌、芜湖一带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准备将来出黄山向赣东发展。中央军委和刘少奇要曾、黄率部重返皖南,是为了坚持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但张云逸和邓子恢认为,在顽军仍于皖南大举“搜剿”新四军突围人员,白色恐怖依然严重,新四军突围人员情绪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不宜立即派出大批兵力过江。为此,他们在电令曾希圣、孙仲德派得力人员去皖南收容突围失散人员的同时,决定先派出小股部队渡江到皖南活动,受中共皖南特委领导,其余突围到江北的部队除留一部在无(为)桐(城)庐(江)地区活动和整训外,大部人员转至皖东地区整训。这些突围到江北的人员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七师的一部分。

  第五,就整个华中的军事部署向新四军军部及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皖南事变后,为达到将华中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消灭或驱至黄河以北的目的,李品仙以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二师等部增援第一三八师,准备向淮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部准备向李先念部发动进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部东进,向彭雪枫部进逼。在此形势下,张云逸与邓子恢于1941年1月24日致电刘少奇、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一)在华中政治宣传上要采取自卫原则,但在军事上我们要采取进攻的战略,并规定进攻的计划,乘有利时机则全线的一致行动。过去在皖东打,对皖北不动,在苏北打,其它的亦不动,想以局部解决,但因现在情况已变,反共军是有整个计划与动作,我们也应整个的部署进攻,以免陷于被动。

  (二)我们对华中军事上部署意见是:1.我华中军事上突击方向应在皖北,坚持打败汤恩伯,乘胜进逼豫南与我李先念部配合动作,同时威胁大别山侧背。在苏北,主力(连八路军)均应向这方面集中。2.皖东为钳制方面,但在目前须集中必要兵力(附山炮兵)消灭其进入津浦路西之一部,停止其继续进攻,一面从政治上争取其中立。如我主力进到豫南,则敌已处在夹击地位,此时如果桂军下山,则我皖东部队和豫南部队即夹击大别山而占领之。3.苏北地区只留必要兵力控制韩德勤,和从政治上争取陈李(按:指陈泰运、李明扬)等部,以巩固苏北根据地。我苏北主力应向西进逼。

  (三)方针并不是说令下来即打下去,首先当以游击者来打击他,逐渐削弱他,待有利的机会可乘。应依这方针进行,如没有事先准备,一遇到好的时会就来不及,请你们考虑早日决定示知。【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178页。】

  中央军委对这一建议高度重视,并将之吸收到自己的决策中。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等:“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的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的道路”;“如此着成功,黄克诚应准备向河南发展”。“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6页。】由上可以看出,张云逸和邓子恢所主张的新四军主力向西进攻,与中央军委强调的新四军要建立的第一个战略区基本相同,足可以看出他们在发展华中问题上所具有的战略眼光。

  后来,发展豫鄂陕边的计划之所以没有付诸实施,是因为就在张云逸和邓子恢提出上述建议的当天,日军为打击中国第五战区的主力,打通平汉路,发动了豫南战役,对汤恩伯、李仙洲、何柱国部及桂系军队进行攻击。为了利用日蒋矛盾,不致引起国共全面破裂,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于2月中旬放弃了向国民党大后方发展的方针,决定继续巩固在华中的已有阵地。

  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然而,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在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收敛其反共行动。至1941年3月,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其消灭或驱逐八路军、新四军至黄河以北的图谋遭到彻底破产。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6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二章  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二、主持新四军第二师的整编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41年1月25日,刘少奇和陈毅等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军部将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并以每个师的活动范围为基础形成七个战略区:第一师活动于苏中地区,第二师活动于淮南地区,第三师和独立旅活动于苏北地区,第四师活动于豫皖苏边区(后转移至淮北地区),第五师活动于豫鄂边区,第六师活动于苏南地区,第七师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另外,军部还直辖特务团、抗大第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等单位。全军共九万余人。

  为加强对新四军及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东南局,1941年3月27日决定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组织新的中原局,由刘少奇、陈毅、邓子恢、赖传珠、饶漱石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简称华中军分会,又称新四军军分会)。4月27日,中原局改称华中局,以刘少奇为书记、饶漱石为副书记,陈毅、曾山为委员。这样,华中局的领导范围就由原中原局领导的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苏、皖、豫、鄂地区扩大到长江以南的苏、皖、闽、浙、赣等地区。5月22日,陈毅、刘少奇发布通令:奉中共中央电令,任命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委员,以刘少奇为书记。

  新四军第二师,是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组成的,张云逸兼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在延安,未到职)、张劲夫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同时,第二师还组成了以张云逸为书记,郑位三、罗炳辉、郭述申、周骏鸣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以加强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样,张云逸作为新四军副军长,除了参与新四军的全面领导工作之外,还要直接领导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邓子恢虽然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但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形势紧张,所以他并没有立即赴军部就职,而是暂时留在淮南,协助张云逸、郑位三等工作,直到1941年5月才离开。

  **TH8165000201170001**

  1941年5月,张云逸(前排左一)送邓子恢(前排左二)从新四军第二师调淮北主持皖东北根据地工作。

  皖南事变后,摆在张云逸面前的头等任务,便是遵照军部的指示抓紧对部队进行整编。为此,他与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周骏鸣等一起,以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基础组建了第二师师部,下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司令部由周骏鸣负责,政治部由张劲夫暂时负责,供给部和卫生部分别由这两个部的部长胡弼亮和宫乃泉负责。1941年秋,根据军部的指示,第二师又组建了军工部和社会部,由吴师孟、侯政分别任部长。

  师部领导机构组成后,张云逸等遵照军部确定的“三三制”编组方案及所授予的部队番号,分别将第四、第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四、第五、第六旅;将第四支队第七、第九、第十四团分别改编为第四旅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将第五支队第八、第十、第十五团分别改编为第五旅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团;将江北游击纵队第一、第三团分别改编为第六旅第十六、第十八团,将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第一营和纵队特务营改编为第六旅第十七团。在皖中巢无地区活动的无为游击纵队及第三支队挺进团,根据军部的指示均编入第七师。

  由于各旅、团的领导班子能否配备好,将直接影响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为此张云逸等花了很多精力,反复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张云逸等终于确定了各旅、团的领导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后黄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后王敬群)。第十团,团长秦贤安,政治委员钟铭镖;第十一团,团长吴华夺,政治委员高志荣(后蔡炳臣);第十二团,团长杜国萍(后谭知耕),政治委员徐海珊(后余明)。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后祝世凤)。第十三团,团长林英坚,政治委员祝世凤(后童浩生);第十四团,团长宋康(后宋文),政治委员胡炜;第十五团,团长饶守坤,政治委员朱云谦。第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第十六团,团长张翼翔,政治委员邓少东;第十七团,团长艾明山,政治委员殷绍礼;第十八团,团长陈庆先,政治委员谭光廷(后廖成美)。

  第二师各旅从1941年2月开始整编,到5月全部完成。

  在部队整编的过程中,张云逸还安排了部分由皖南突围到达淮南的干部。1941年4月26日,原军部测绘室负责人熊永龄等辗转来到淮南。张云逸对突围的干部非常关心。据熊永龄回忆:“4月28日上午这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和时刻,这是新四军第二师张云逸师长、罗炳辉副师长亲自接见我的时候。接见时,他们那种亲切热情慈父般的关怀抚慰,使我感动得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稍缓一缓才慢慢地详尽地汇报了我所经历的八天八夜战斗经过和老红军战士奋勇拼杀抢夺阵地,以及多次突围受阻等情景。张云逸师长仔细听我汇报静静地思索着;罗炳辉副师长听得悲愤填膺,在室内来回走动,用拳头敲击手心。我汇报后,张、罗首长留我在淮南二师工作。回到了自己部队备感温馨与庆幸,觉得无限光明,认为张、罗首长对我又如此信任,当即表示服从分配。”【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在部队整编的同时,为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张云逸与邓子恢等对部队进行全面整训,并分别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

  1941年2月间,张云逸主持召开了全师的第一次参谋工作会议。会议首先由团以上各单位汇报参谋工作情况,并对日后如何改进和提高参谋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最后由张云逸作会议总结。

  张云逸在总结报告中分三个专题,对目前参谋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今后参谋工作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及各科参谋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分别作了详细阐述。针对一些人因对参谋工作认识不够产生的各种不正确的言论和行动,进而影响了参谋工作的开展乃至作战胜利的情况,张云逸要求必须注意提高参谋工作人员的素质和威信,处理好上下级参谋处的关系,搞好参谋人员的教育,并使用好参谋人员。他说:“参谋处是军队指挥机关头脑部门,一切号令都是经过参谋处的,其任务主要的是保证军队打胜仗。在平时,主要是整训部队,在战时,主要是组织战斗”【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要根据时代与目前的客观需要来进行参谋工作;参谋工作要有经常性、有计划、有系统,而且要精密,不能粗心大意;写字切勿潦草,尤其是作战文件,要用正楷字体;要遵守时间;要学习判断方位;平时要注意收集敌情、道路、地形等方面的情况,绘制成图;战前要提出作战方案,供首长下决心,根据首长的决心部署作战,并订出作战计划,同时要建立通信联络线,计划后方勤务事项,建立指挥所;战后要指挥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处理伤亡人员,组织准备进行新的战斗。他在报告中还对作战、侦察、通讯、教育各科参谋工作的性质、任务及如何具体开展工作等内容逐一作了说明。

  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了第二师参谋工作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张云逸所作的总结报告,内容丰富、翔实,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推动正在整编中的部队整训及加强司令机关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后不久,为切实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推动参谋工作朝着更高水平发展,张云逸还指示熊永龄组织了师司令部参谋训练队,任命其为队长兼教员,对师里的参谋人员轮流进行培训。

  政治工作会议是在1941年3月18日召开的,亦称“三一八政工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1940年10月以后,由于未能打退桂系军队对淮南的进攻,路西根据地缩小,加之皖南事变的发生,部队的士气受到影响,有的产生了悲观情绪,有的甚至对桂系军队产生了某种恐惧心理。另外,有人认为皖南事变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嚷着要为死难的烈士报仇,坚决消灭国民党顽固派。在此情况下,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统一认识,树立坚持淮南的胜利信心,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张云逸与邓子恢、郑位三等决定召开一次全师的政治工作会议,以总结两年来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推动全师政治工作的开展,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为全师的整训提供思想保证。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第二师的这次政治工作会议非常重视,于3月18日当天致电张云逸等,就会议的注意事项及日后如何开展政治工作专门作出指示。电报指出: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自归中原局领导以后,政治工作已有转变,并获得了许多成绩,但因基础不强,传统不佳,干部政治文化水平落后,加之长期处于分散作战的环境中,故至今尚未赶上主力兵团,因此第二师的政治工作极需加强和改进。应尽可能肃清部队中存在的游击习气,反对干部中存在的狭隘落后的观念,提倡进步和学习,提高原则性,坚决反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统一没有独立、只有联合没有斗争的错误,如不敢建立根据地,不敢公开提出党对军队的领导,不敢扩大部队等。要向到会的全体干部指出:我军政治工作是有其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是从党的独立性而来的,应使政治工作成为实施党的政策的武器,降低这种作用,降低政治工作在我军的地位,在形式上内容上对国民党作任何迁就都是不许可的。在目前,仍需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积极进行统战工作;统战对象不仅是各个抗日的民主力量,还包括正在进攻新四军的国民党顽军;认为此后对顽固派只有打的方针,没有争取与团结的方针是非常有害的。电报还要求第二师的广大干部设法打破目前所处的困境,定下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信心,认清全局,照顾全局,反对悲观情绪,在中央军委及中原局的领导下,与全军指战员一起奋斗到底。

  三一八政工会议历时20天,张云逸、邓子恢和郑位三等师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并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贯彻到会议之中。张云逸还安排由皖南突围而来的同志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请与会的原八路军部队的领导同志介绍了八路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张云逸本人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据张劲夫回忆:“这次会议在(天长县)张公铺附近的赵庄举行,用芦苇席为顶,毛竹为柱,临时搭了一个会场,可容纳数百人。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号召要建立铁的党军,对部队要加强阶级教育,恢复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基层要开展模范支部活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另据周骏鸣、刘顺元、成钧、赵启民等回忆:张劲夫在会上对江北指挥部两年来的政治工作作了全面总结,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领导同志作了指示,一致提出要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会议强调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及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确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和任务,要求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和严格的纪律,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各种不良思想作风【参见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回忆邓子恢》编辑委员会编:《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对第二师的整训及其后来部队的发展和建设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会后,第二师所属部队都以不同形式对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并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各项要求,从而逐步纠正了各种错误思想,统一了认识,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

  在整编主力部队的同时,根据军部的指示,张云逸与邓子恢、郑位三、罗炳辉等专门研究了地方武装的整编问题。当时,淮南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脱产地方武装的编制有所差异。路西的地方武装主要是各县的游击队,由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指挥;路东的地方武装主要有独立第三、第四团以及各县的独立营,由江北指挥部直接指挥。与路西相比,路东力量较强。1941年2月21日,张云逸、邓子恢在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称,路东独立第三、第四团有1600余人枪,9个独立营1500余人枪,区、乡集中之模范队1000余人枪;各保还有不脱离生产的青年队三四十人,共8万人,枪5000余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83页。】

  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张云逸等决定重建在1940年8月撤销的淮南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调整路东、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的编制,充实和加强联防司令部领导干部的配备。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梁从学调任第四旅旅长后,张云逸等人决定以郑抱真任司令员,调第十八团政治委员谭光廷任政治委员(其所遗职务由廖成美接任),以李国厚、杨元三分别任司令部参谋长、副参谋长。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有时亦称独立旅)重建后,张云逸等人决定以杨梅生任司令员,以路东省委书记刘顺元兼政治委员,以罗占云任副司令员,以赵俊、樊执中分别任参谋长、副参谋长,以王敬群(后张树才)、李代耕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关于地方武装的编制,由于路东与路西情况不同,张云逸等并没有强求一致,而是根据两地的不同情况,采取了灵活的编组方法。在路东,主要是加强各独立营的力量,并重新编组了部分独立团。如为加强嘉山、盱眙、来安三县地方武装的力量,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从独立第三团调两个连分别编入嘉山、盱眙独立营,从独立第四团调一个连编入来安独立营。同时,将天长、六合、高邮等地的独立营编成独立团。另外,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还从特务营抽调一个连编入淮宝独立团,以加强淮宝地区的武装力量。在路西,主要是整顿和扩编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的各县游击队。根据张云逸等人的指示,凤阳、滁县、定远等县的游击队陆续组成独立营,每营下辖3至4个连;全椒县组织了1个独立连;合肥组织了1个游击队;联防司令部还组建了辖有2个连的警卫营,以保卫机关的安全。这样,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共组织了14个连,约有1300人【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625、614页。】。

  通过整理地方武装,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进一步巩固,为日后第二师发展壮大地方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创办抗大第八分校,也是张云逸在整编部队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重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张云逸一贯的思想。他认为:“治军必先治干,有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带出什么样的部队。”【陈方主编:《青山不老——红色健康老人柯志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1939年江北指挥部成立后,为加强对部队营以下基层干部的培训,张云逸即创办了教导队。随着干部培训规模的扩大,1940年5月他将教导队扩建为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同年10月下旬,刘少奇、赖传珠率军政干部学校的第一、第二大队离开淮南赴苏北后,学校只剩下第三大队(下辖四个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为了适应部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张云逸于2月以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第三大队为基础,扩建成立了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

  1941年4月12日,刘少奇致电中央军委:为了号召外地知识青年来淮南抗日根据地受训,需要扩大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因此,提议将现有军政干部学校改为抗大分校。不久,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在淮南设抗大第八分校,归第二师直接领导,同时与抗大总校发生关系【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0页。】。在此之前,张云逸已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与罗炳辉等人就组建抗大第八分校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研究,并决定第二师军政干部学校改建为抗大第八分校后,仍由张云逸兼任校长。学校的其他领导人分别为:罗炳辉兼任副校长,教育长冯文华,政治部主任高志荣,训练处处长黄一平、副处长王淑明,供给处处长翁行茂。

  5月4日,抗大第八分校在天长县张公铺举行开学典礼。张云逸、罗炳辉、郑位三、周骏鸣、张劲夫及淮南路东地方领导人都赶到张公铺出席会议。“张云逸做了动员报告,着重阐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大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抗日战争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

  抗大第八分校第一期共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学员365人,分为7个队,其中有1个队为营级以上的干部队,其余为连、排级干部队。学习内容主要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以及军队的条令、条例,班、排、连、营攻防战术等,同时还进行射击、刺杀、投弹和近战、夜战等技战术训练。学员使用的教材,除了有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撰写的一些重要论著外,还有抗大总校及华中局党校使用的教材(或对其加以改编后下发学员使用)。此外,第二师参谋处、政治部及抗大第八分校本身,也编印了一部分补充教材。张云逸不仅研究确定办校的方针,而且注重学员战斗作风的养成,要求对学员进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此外,他还抽时间为学员讲课,解答学员的疑难问题。对此,当时在学校政治部工作的陈祥回忆说:“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并经常亲自教操,亲自作战术示范动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对于(学员)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只要提出来,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到弄懂为止。谁的军事动作不合要求,他便反复纠正。一个高级指挥员能够这样,确是可贵的,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楷模。”【中共文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8页。】1942年,张云逸去淮北新四军第四师视察工作时,还将在此收集到的刘少奇撰写的《统一战线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等几个报告的油印本寄给第八分校,作为政治理论教材使用。

  与华中其他几个抗大分校相比,张云逸创办的第八分校在教育工作和学校管理方面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1942年8月,陈毅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八分校注重军事演习,开办文化预科,注重体格锻炼,注重学校生活的严格化,养成严格的军人生活。”【洪学智、薛暮桥主编:《华中抗日革命熔炉》,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抗大第八分校第一期学员于1942年春毕业。1943年秋第二期学员毕业后,该校缩编为第二师教导团。

  第二师完成整编后,至1941年5月,共有主力部队1.55万余人,另有地方武装数千人。对于张云逸主持的第二师的整编工作,新四军军部非常满意。1941年7月,军部在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各师的情况时指出:第二师部队组织整理比较好,各旅团战斗力相差不大,其中第四、第五旅最强,第六旅、独立旅(即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次之,但第六旅在去年与国民党顽军斗争中表现了进步和游击的坚强性。每团平均1200至1500人左右,每连平均轻机枪3挺,装备一般还好。全师排级以上干部大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战士,仅少数干部为抗战以后入伍的;全师部队人员大部分由地方党动员及部队自己扩大来的,贫农、雇农和工人占多数。

  在组建第二师的同时,张云逸还与邓子恢协助曾希圣对第七师的部队进行了整编。1941年3月17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张云逸、邓子恢、曾希圣等:“一、指定孙仲德无为纵队、林维先挺进团及现有散布在皖南部队及已突围过江之皖南部队,均归七师编制,即由张、邓协同曾希圣商定编制办法,并开始工作。二、皖南部队,其业已过江者,应将其中干部拨二分之一送苏北分配工作,余由七师平均分配。三、七师活动地区暂时以孙、林部队驻地为中心,积极整训编制,并即派人过来铜繁地区作收容开辟工作,以便七师部队能迅速转移皖南活动去恢复工作。”【计高成主编:《陈毅在盐城》,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4月21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又致电曾希圣、孙仲德、何伟并告张云逸、邓子恢:原对外之江北游击纵队名义取消,活动在无为及江南的部队一律改称新四军第七师,部队暂归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指挥。电报同时要求即将编入第七师的部队大胆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立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组建地方武装,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据此,张云逸和邓子恢协助曾希圣研究拟定了第七师的编组方案及干部配备。为搞好第七师的整编工作,张云逸等还调原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何伟到该师工作,详细传达中原局、新四军军部的有关指示,对该师予以政策上的指导。至1941年5月,新四军第七师组建完毕。该师下辖第十九旅和挺进团,师长张鼎丞(在延安,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

  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及各师整编的完成,标志着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新四军阴谋的彻底破产。从此,新四军在部队编制、活动范围等方面不再受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可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华中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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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元旦,张云逸(前右五)、罗炳辉(前右二)等在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二师师部与指战员会餐,共庆新年。

  随着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健康发展,1941年8月10日这天,张云逸迎来了他虚岁50岁的生日。郑位三等提出要为其祝寿,张云逸说什么也不同意。但郑位三等还是坚持要有些表示,否则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张云逸见盛情难却,只好提出一切从简。最后,郑位三等尊重他的意见,在师部驻地盱眙县黄花塘举行了由师直营以上干部参加的集会。会议由张劲夫主持,郑位三代表第二师全体指战员向张云逸致祝词。张云逸也在会上讲了话。据第二师直属队政治处宣教股股长罗晴涛回忆:“祝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张云逸同志投身革命以来,特别是在军队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内容丰富感人。接着张云逸同志讲话,主要是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的过程。讲得生动实在,真是催人泪下,使我们深受教育。会场上几次高呼口号向他表示敬意。会毕,到会干部排着队一一和他亲切握手,那时没有鲜花,更没有贺礼,就是凭一股热情,有的同志饱含热泪,为这位长者祝福、贺寿。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且非常朴实亲切。”【罗晴涛:《给张云逸副军长做五十大寿》,载《铁军》2002年第4期。】当天晚上,第二师在师部门外的场地上,为张云逸举办了一个简单而朴素的聚餐会,算是“寿宴”。当时,第二师正在黄花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为表达对师长的敬意,郑位三还代表师军政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发出向张云逸学习的号召。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7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二章  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三、坚持路西,确保路东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地处津浦铁路两侧,紧扼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权所在地南京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日伪顽所必争。为确保津浦铁路和南京北侧的安全,1941年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分驻津浦铁路蚌埠至浦口段及淮南铁路及其两侧地区;伪军则以第四、第六师和警卫第二师等分驻淮南。日伪军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及其周围共设置据点约120个,总兵力约3万人。国民党顽军为达到进入淮南津浦路以东、进而争夺苏北的目的,以第一三八、第一七一、第一七二师,第八、第十游击纵队及保安第三、第六、第八团等部,分驻合肥以东、全椒以西地区,并且在津浦路西经常保持2万人左右的兵力。淮南抗日根据地处于日伪顽的三面夹击之中。

  针对淮南的形势,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赋予第二师的任务是:随时准备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坚持津浦路西,阻止国民党顽军东犯,配合友邻向东发展,确保津浦路东。据此,张云逸等作出了相应的部署:“以路东为基地,将六旅及五旅第十三团部署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坚持路西阵地。调四旅到路东整训和机动,并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策应路西作战,保卫路东。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巩固和发展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及皖东北地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张云逸则率师部驻路东天长县赵庄(后迁至盱眙县黄花塘),指挥全局。

  1941年,淮南路西地区的斗争复杂而激烈。从1月中旬起,日伪军出动2000余人对路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进行“扫荡”,目标直指驻定远朱家湾附近的大户刘村的江北游击纵队指挥部。日伪军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军以第一三八师等部2000余人趁机向路西进犯,结果同样遭到江北游击纵队等部的顽强阻击。李品仙见此次作战未能占得便宜,便令在淮南铁路以西的第一七二师东越淮南铁路,准备向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在此形势下,张云逸令路西部队以游击战同顽军周旋,不打无把握之仗,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至2月,新四军在路西的部队退守定远藕塘等地,与顽军形成对峙。

  日军侦悉国民党军的两个师正与新四军一部在津浦路以西地区交战,便趁火打劫,从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第十五、第十七、第一一六师团各抽调一部,连同当地的伪军共5000余人,对路西地区展开大规模“扫荡”,欲将此地的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

  面对日伪军的大举进攻,张云逸立即指挥第六旅和第五旅第十三团迎敌。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他令参战各部以小部队和地方武装与敌纠缠,将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隐蔽待机。急欲寻求与新四军主力作战的日伪军,在新四军小部队和地方武装的牵制和袭扰下,到处扑空,疲惫不堪。

  在指挥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张云逸密切关注着日伪军同国民党军的作战情况。3月6日,他接到第六旅旅长谭希林的来电:侵占全椒县大马厂、滁县界牌集的国民党顽军,在日军的进攻下已向西撤退,目前正在合肥东北的八斗岭、梁园一带与日伪军作战。据此,张云逸估计桂系军队与日伪军的作战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最后很可能要撤回淮南铁路以西地区。邓子恢、郑位三等人都同意这种估计。于是,张云逸于当日向刘少奇、陈毅提出如下建议:如桂系军队撤回淮南铁路以西,第二师即以第五、第六两旅全力恢复路西地区;如日军继续向大别山“扫荡”,第二师即乘机进占大别山。陈毅、刘少奇同意张云逸提出的全力恢复津浦路西地区的建议,但考虑到桂系军队在日军结束“扫荡”后,有再度向皖东进攻之可能,因此不主张第二师部队从津浦路西地区再向西推进。3月12日,陈、刘致电张云逸:第六旅收复周家岗、界牌集、复兴集后,设法扼守之,并开展地方工作,不再向西推进;如顽军来攻,能将其击退或消灭其一部时则打击之,否则向后撤退;对顽军应加紧政治宣传,使其停止对皖东的进攻。遵照陈、刘的这一指示,张云逸令路西部队乘日伪军兵力分散、士气低落之际,全力向敌人反击,相机收复失地。据此,路西各部分别在定远之朱家湾、靠山集、永康镇,滁县之施家集、皇甫山、花山等地同日伪军作战10余次,歼敌5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3月中旬结束“扫荡”。路西部队乘胜收复界牌集、复兴集等地。

  在日伪军的打击下,淮南津浦路西的桂系军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白崇禧得知情况后,立即电示李品仙,要其以保存实力、巩固大别山为主,对东进“清剿”淮南新四军之事暂时不提【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15日。】。据此,李品仙于3月下旬开始将渗入淮南津浦路西的第一三八、第一七二师,第十游击纵队等部陆续撤回淮南铁路以西,只留少数部队在全椒古河等地固守,作为日后东犯的跳板。至此,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持续了约半年时间的紧张而严重的局面才缓和下来。即使如此,在以后的大约半年时间内,桂系军队和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对路西地区的小规模军事进攻仍然不断。

  为了牵制日伪军对路西地区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1941年3月反“扫荡”结束后,张云逸到路西检查工作,指示第六旅及路西省委(5月改称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委)分别抽调人员西越淮南铁路,到寿县瓦埠湖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据此,第六旅派第十八团政治处主任杨效椿率一个连进至瓦埠湖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路西省委也同时派去了地方干部,配合部队开展工作。10月,第十八团团长陈庆先又率团主力一部进入寿县地区活动,拔除了尹大郢伪军据点,俘虏伪军一百余人。此后,第十八团部队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在寿县地区建立了四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部队本身也得到扩大。同年8、9月间,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委又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分别派出干部进入巢(县)合(肥)、含(山)和(县)地区发展抗日武装。

  为进一步改善路西地区的斗争局面,张云逸还指示第六旅抓紧时间进行剿匪工作。当时,定远县谢家圩等地盘踞着牛登峰、陈华斌、谢黑头、王华锦等六股土匪武装。他们勾结日伪军与国民党顽军,无恶不作,经常袭击驻路西的新四军部队和区、乡的抗日民主政府,杀害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为路西人民深恶痛绝。根据张云逸的指示,第六旅于6月间突击进行剿匪作战。经过半个月的作战,先后拔除了油坊户、谢六巴圩、花张集等据点,毙其180余人,沉重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迫使其再也不敢恣意出扰,安定了民心,保护了群众利益。但由于国民党顽军第一七一师及第十游击纵队对土匪实施增援,第六旅未能将其彻底消灭。

  1941年秋,为策应淮河北岸的汤恩伯部进攻新四军第四师,从10月上旬起,国民党顽军第一七一师及保安第六、第八团,第十游击纵队共7000余兵力,分路向驻守在定远以南的新四军第二师部队发起进攻。同时,第一七二师及第四十八军的两个师分别在淮南铁路以西的巢县和寿(县)西地区集结待命,准备随时投入作战。当时,第二师驻守在定远以南地区的部队主要是第十三、第十六团及第十七团一部,而第十八团在寿县及淮南铁路两侧地区活动,第十七团主力则在凤阳地区活动。由于兵力对比悬殊,至11月中旬,定远之大桥、滁县之界牌集,合肥之广兴集,全椒之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等地先后被顽军占领,路西的形势又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顽军的步步进逼,张云逸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指示新四军第二师展开广泛的舆论宣传战,谴责桂系军队及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张云逸还于10月中旬致电第一七一师,呼吁其停止对路西根据地的进犯。11月上旬,他又将顽军进犯路西的罪行详细电告陈毅、刘少奇及朱德、彭德怀、叶剑英,请他们转呈蒋介石,以示抗议,并要求蒋介石制止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挑衅,以利团结抗战。与此同时,张云逸与罗炳辉、郑位三、周骏鸣等根据陈毅关于“一切不利抗战团结的磨擦内争,逼迫我们退无可退、忍无可忍,危害抗日军民生存时,则我们站在抗日自卫立场,当作严正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页。】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第四、第六旅及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地方武装进行大桥战役,并制定了如下的作战方案:第十一团负责攻打大桥;第十六团负责在大桥以南新张家进行打援;第十三团负责防守滁县西南的赫郎庙一带阵地并相机参战;第十七、第十八团分别负责保障战场北侧和西南侧的安全;第十二团为战役预备队。为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张云逸等还组织了以谭希林为司令员、王集成为政治委员的野战司令部。

  当时占据大桥镇的是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一团第一营(营长韦刚)和定远县的土顽武装。张云逸等之所以要选择攻击大桥,是因为大桥的位置最突出,守卫大桥的韦刚之第一营是桂系军队精锐之一部,歼灭该部既不扩大反顽作战的规模,又可动摇整个路西的顽军。据时任第十一团团长的吴华夺回忆:在11月15日大桥战役野战司令部召集的作战会议上,谭希林传达了张云逸、罗炳辉两位首长的指示,同时还有第四师政治委员邓子恢发来的电报。“张、罗、邓三首长指示归纳起来,除了讲明全局斗争简况外,就是要求我们务必守好路西这座‘华中西大门’。‘守门’良策莫过于歼敌逐顽,假如消极防守,那就要被对方驱出路西。桂顽怕失元气是另有所图,我们对国家人民未来负责,也不能大打消耗仗,只有打他个相当规模的歼灭战,其余顽军将不打自退。大桥是对方的突出阵地,韦营又是桂顽的一把利刀,打掉了它,路西情况必将好转。”【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由此看来,张云逸等之所以决定组织大桥战役,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11月16日夜,第十一团向大桥发起猛攻,至次日攻克大桥,歼灭顽军大部,少数顽军在突围中亦被消灭。同时,第十六团在新张家伏击了企图增援大桥的桂系军队第五一一团第二营,将其全部歼灭。18日,第一七一师副师长兼第十游击纵队司令李本一率保安第六团800余人,向大桥反击,被第十二团击退。当天中午,第十三团乘顽军动摇之际以5个连的兵力收复广兴集。此后,国民党顽军被迫撤至广兴集以南至合肥东北的栏杆集一线固守待援。

  此役,新四军第二师共歼桂系军队约2个营,其中毙伤520余人,俘300余人。对长期受桂系军队袭扰的第二师来说,能够一举歼灭其两个营,意义非同小可。新四军第二师在《一九四一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中认为:“这一战斗是我军在反顽斗争空前胜利的大战。它有着下面几个意义:(1)转变路西敌我的形势;(2)提高我军对桂顽作战的自信心;(3)给予桂军空前未有的严重打击;(4)提高路西群众对我军的信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37~538页。】战后,张云逸与罗炳辉、郑位三等联名发去嘉奖电,表扬第二师参战各部在此次反顽作战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也要求参战官兵“必须胜而不骄”,并希望“更百倍努力,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加强政治工作,组织与健全地方武装的配合,积极发动民众更大的帮助,按受战斗的经验教训,为击退反共军新的进攻及保卫路西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坚决胜利的斗争”【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198页。】。同时,张云逸等还授予了在此次战役中表现突出的第十一、第十六团以“铁锤子团”的光荣称号,并分别颁发“铁锤子团”锦旗一面。

  然而,大桥战役结束后仅一个多星期,李本一即率第一七一师第五一二团、第十游击纵队及保安第八团等部共4000余人,于11月27日分三路再次向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大举进犯,以图报复。28日,顽军向驻守在滁县赫郎庙一带的第十三团发起猛攻,并对该团第三营形成四面围攻之势。为增援第三营,第十三团团长林英坚亲率三个连向赫郎庙北部的顽军阵地突击,打退了顽军。但林英坚在作战中不幸牺牲。

  接到林英坚牺牲的报告,张云逸心里非常悲痛。林英坚是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参加过四次反“围剿”作战,后又参加了长征。全国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工作。1938年11月张云逸过江后,林英坚便一直在张云逸的领导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五支队第十五团、第二师第十三团团长等职,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指挥员。赫郎庙战斗结束后,第二师师部于1941年12月在盱眙县岗村为林英坚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张云逸还专门为林英坚写了悼词。他在悼词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伟大的,为党牺牲是最光荣的!”【萧志远主编:《江淮英烈传》第1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赫郎庙战斗后,顽军虽再次侵占了路西中心区的定远藕塘集、得胜集和滁县太平集等地,但第二师路西部队遵照张云逸的指示,绕至顽军后方寻机给其以打击,最后迫使顽军不得不退出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在周家岗、鸦窝集、广兴集一线与新四军形成对峙。这样,路西局面暂时稳定下来。1941年底,根据谭希林的建议,张云逸将在路西奋战了一年的第六旅调到路东休整补充,调第四旅到路西坚持斗争。

  在路西进行反顽作战的同时,为对付日伪军对路东可能进行的“扫荡”,张云逸等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其一,实行机关精干化、军事化。即缩小各机关的规模,并将机关人员全都武装起来,以便随时应对各种情况。其二,确定分区驻扎和坚守的办法。即将路东根据地分为东、南、西、北区和中心区,将路东的党政军群各机关分驻各区,并规定各区地方武装要坚持各区,非至万不得已,不能离开本区。这样就避免了日伪军“扫荡”时,所有机关都挤在一处的不利局面。其三,改造地形。主要是对公路、桥梁、田沟、地沟等进行改造,使敌人无法顺利通过,以延缓其前进的速度,而根据地军民则可利用改造过的地形进行疏散转移、运动部队和袭击敌人。为此,张云逸与罗炳辉、郑位三等于1941年3月专门发布命令,就改造地形的目的、方法、区域划分等作了明确说明。改造地形的决定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其四,加强对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的训练。针对以往因侦察警戒不好或干部疏忽和警觉性不高而造成损失的教训,张云逸等要求各级干部平时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一定要把地形摸熟,对敌人进行不间断的侦察,在敌人进行“扫荡”时要有分工协作的精神,能够从容应对,以便发挥整体的力量。对民众的训练,主要是学习坚壁清野、对敌侦察、送情报以及被敌人捉住时如何脱身等。上述措施的制定和施行,在路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以后的反“扫荡”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自1941年春季起,驻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为蚕食路东抗日根据地,扩大伪化区,不断增设据点,抢修公路。在判明敌人的企图后,张云逸决定集中第四旅第十二团、第五旅第十五团和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独立第四团等部,进行反蚕食作战,以巩固路东抗日根据地,并开展天仪扬地区的工作。从4月10日至15日,第二师各参战部队在罗炳辉的指挥下,相继袭击了仪征谢家集、金家集、刘家集等日伪军据点,并在十二里岔伏击了由仪征出援之敌,同时破坏了天长至芦龙镇的公路,歼灭日伪军270人左右。17日,第十二团在六合东北的金牛山击退了由扬州等地前来偷袭的700余日伪军,取得了反袭击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此战,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虏日军2人、伪军30余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这次反蚕食作战,沉重地打击了路东的敌人,极大地振奋了根据地的人民,增强了第二师指战员对敌作战的勇气与信心,也提高了该师在淮南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战后,张云逸等给第十二团发了嘉奖令,罗炳辉还代表张云逸、郑位三专门到该团进行了慰问。

  当然,这次反蚕食作战的胜利,也极大地震动和刺激了日军。为报复新四军,5月下旬日军开始陆续向路东地区增兵,至30日仅来安、天长、六合、盱眙等地的敌人即达5000人以上。另外,滁县增加敌人2000多人,嘉山亦有敌增兵的消息。日军在集结兵力过程中,还占领了天长之石梁、来安之张山、盱眙之半塔集、六合之竹镇及滁县之兴隆集等地。根据情报,张云逸等判断,日军即将对路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以破坏麦收和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第二师主力。为此,张云逸等立即制定了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在敌人开始“扫荡”时,用小部队以阻击、纠缠、夜袭、伏击等战法,阻滞敌人前进,消耗、疲惫和迷惑敌人,掩护根据地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主力集中于机动位置,选择有利地形,待机歼敌;各部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保存力量与争取胜利的原则下,独立自主地进行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1~502页。】。根据这一作战方针,张云逸等决定以第四旅旅部指挥第十二团和独立第四团打击由天仪扬地区出犯之敌;以第十一团打击由来安、六合地区出犯之敌;以抗大第八分校及天长、高邮、宝应地方武装活动于天高地区,监视敌人;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率地方武装及各机关活动于根据地中心区,协助群众进行破路、坚壁清野等工作;师部率第十团活动于盱眙县岗村、马坝之间,并将在淮宝地区活动的第五旅之第十四团调至岗村一带,准备打击由盱眙出犯之敌,并协同第十一团歼灭由来安向盱眙进犯之敌。新四军军部对此次路东反“扫荡”作战也十分重视,5月31日和6月3日分别致电第二师,提出要求,强调只要主力军、地方军及人民武装三方面密切配合,就可以取得胜利。

  自5月28日起,日军第十一师团纠集2000余兵力,在2000余伪军配合下,由来安、天长、盱眙等地分路出犯。由于根据地军民做了充分准备,第二师参战各部在来安之老油坊山、王郢、小谢营,天长之石梁,盱眙之车棚等地,先后作战20余次,歼灭日伪军500余人,迫使日伪军于6月上旬结束“扫荡”,返回原防。此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敌人,使日伪军再也不敢随意对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路东也由此获得了一年多的稳定发展时间。

  在指挥第二师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张云逸还以大局为重,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派第五旅率第十四、第十五团配合新四军第三、第四师作战,发展淮宝和皖东北地区。

  1941年春,新四军第四师在豫皖苏边地区反磨擦斗争失利后,撤至皖东北地区。6月8日,陈毅、刘少奇致电张云逸,要其派第五旅的两个团迅速进至洪泽湖以西的双沟(今江苏省泗洪县双沟镇)、管镇(今江苏省盱眙县管镇镇)以北,泗县、青阳以南地区,归第三师第九旅指挥,准备配合第九旅消灭深入津浦路以东的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以确保皖东北地区。据此,张云逸令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率第十四、第十五团由淮宝地区西渡洪泽湖,进入泗县。随后,第十四、第十五团兵分两路继续西进,打击当地的日伪军和土顽武装,并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经过一系列战斗,第五旅恢复了皖东北的泗(县)南、泗北地区,发展了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地区。1941年7月,张云逸又派第四旅率第十、第十一团渡过淮河,进入淮阴、泗阳地区活动。后因淮南路西形势紧张,将第十一团调回淮南,留第十团在淮泗地区作战。8月23日,华中局决定,将第二师创建的淮宝抗日根据地交给第四师,划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铁路(铜山、蚌埠、凤阳段)以东为淮北苏皖边区(简称淮北区,即淮北抗日根据地),作为第四师活动地区,同时组织区党委及行政公署,后来又成立了淮北军区。

  1941年,新四军第二师在张云逸等的指挥下,与日伪顽军及土匪武装共进行大小战斗500余次,缴获各种枪近3万支(挺)、子弹约6.5万发,俘虏日军12人、伪军1847人、顽军700余人,毙伤日军1462人、伪军1958人、顽军2313人,第二师自身伤亡了2381人【此系根据罗炳辉1942年2月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二师工作报告》所统计的数字。】。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轮番进攻下,淮南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财政经济亦发生困难,特别是路西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

  1942年,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从总体上来说没有太大的改变,仍处于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路东、路西日伪军据点共180余个,其中新增据点近30个。虽然日伪顽军对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次数有所减少,但小规模的进攻仍然不断。为坚持路西,张云逸令第四旅与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所属第十八团(1941年底由第六旅转隶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团(这四个独立团于1941年秋冬先后成立)等地方武装配合作战,寻机打击出扰之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军。

  1942年1、2月间,日伪军集中2000余人对定(远)凤(阳)怀(远)地区进行“扫荡”。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第四旅与路西地方武装在定凤怀地区不断打击出犯之敌。第十二团击溃了由定远县城向天长集“扫荡”的300余日伪军,夺回耕牛30余头,交还给群众。第十八团伏击了向定远永康镇据点运输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队,俘虏日军6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并击溃了企图前来报复的日军一部,毙伤敌70余人。在第四旅的连续打击下,日伪军被迫结束“扫荡”,返回原防。

  之后,张云逸命令第四旅与路西地方武装在继续打击日伪军出扰的同时,尽可能拔除某些敌、顽及土匪武装的据点,进一步改善路西的斗争局面。3月6日,第十八团在怀远拐集击溃伪军一部,歼其50余人。3月下旬,第十一团连续袭击了定远城西的十八里岗、西三十里店、杨家楼等敌人据点,歼灭日伪军200余人。4月上旬,第十团在路西独立第四团(1942年春成立)和独立第五团的配合下,一举攻克土匪武装牛登峰部盘踞的定远杞岗据点,歼其200余人,仅牛登峰率三四人逃走。6月,第四旅一部袭击定远双庙子据点,全歼日伪军110余人。7月,第十团攻克土匪武装盘踞的定远谢家圩据点,歼灭其300余人,活捉匪首谢黑头。独立第三团夜袭凤阳城,抢出大批布匹及其他物资。经过半年多的作战,第四旅和路西地方武装有力地打击了路西敌、顽及土匪武装的嚣张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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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期间,张云逸(右)与陈毅(中)、彭雪枫在一起。

  1942年10月,国民党顽军又调集第一七一师、游击第十纵队和保安第六团等部共六个团的兵力,向路西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进攻。为加强对路西部队作战指挥的统一领导,张云逸等研究决定,由罗炳辉率师部部分人员到路西组织野战指挥所,指挥此次反顽作战。10月下旬至11月初,罗炳辉指挥第四旅第十、第十一团和第六旅第十八团,经过10天的反击作战,歼灭顽军1500余人,打退了顽军的进攻。12月,第二师又粉碎了3000多日伪军对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路东地区相对稳定。在此形势下,张云逸要求调至路东的第六旅在1942年上半年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补充,同时要求路东地方武装在继续打击小股出犯之敌的基础上,进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发展路东抗日根据地。据此,路东地方武装在淮南苏皖边区军区(1942年1月由路东各县联防司令部改称)的指挥下,自1942年春起向日伪据点发起主动进攻。2月,独立第四团配合来安独立营夜袭来安东南的相官集,摧毁碉堡5座,全歼据点内的伪军90余人。4月,该团又一举攻克六合重镇东沟,歼伪军100余人。同年秋,独立第三、第四团向盘踞在六合新集的伪军发起进攻,俘伪军160余人,并收复该镇。在此期间,为配合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进行的反“清乡”斗争,根据军部指示,张云逸指挥第六旅及路东地方武装于7月发起了天长—仪征—扬州公路破击战。各参战部队分别袭击了六合东沟,仪征十二圩、新城、龙河集、大仪集等敌人据点,歼灭日伪军数百人,从而打乱了其进犯苏中的部署,对进一步巩固路东抗日根据地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进行反“扫荡”作战,到能够主动向敌人出击,进而拔除日伪军的据点,这说明敌我力量正在逐渐消长,第二师的战斗力正在逐步增强。

  在以军事手段打击来犯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同时,张云逸还注重开展敌军工作及对顽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加强对敌军工作,张云逸于1941年秋通过内线关系搞来一本南京伪军代号为教导旅的电台呼号和密码,交给师部电台第三台使用。该电台原来负责第二师师部与延安的中央台和新四军军部的战报台之间的联络工作,此后即根据张云逸的指示,兼负侦听、破译伪军电报的责任。由于有了伪军电台的呼号和密码,第二师不仅在获取日伪情报方面受益颇多,而且对开展敌军工作也带来诸多的便利条件。为了加强对敌军的工作,同年11月张云逸等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在第二师成立了情报处和日伪军工作委员会,并任命侯政为情报处处长,刘顺元为日伪军工作委员会主任。1942年1月,张云逸等根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之间发生的裂痕和矛盾,及时研究制定了《敌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该条例共七条,对于自愿到根据地来工作或生活的日伪军及敌占区人员的安置分别作了明确规定。为贯彻落实该条例,张云逸等第二师领导人与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及淮南苏皖边区军区主要领导人还于同月联合发出训令,指出:“查自日寇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惜与全世界民主国家为敌后,为补其人力、物力、财力之不足,乃加重敌占区民众之经济剥削,及抽调伪军,搜捕壮丁,送往国外,充当炮灰,故各地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均大起恐慌,纷纷来归本部(署)。为加强敌伪工作,使敌伪军加速瓦解起见,特制定敌伪军及伪组织工作人员来归保护条例。除分别通令及布告周知外,合将原条例散发,仰切实遵照执行,并广为宣传为要。”【《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该条例的颁布实行,对推动淮南抗日军民开展敌军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开展敌军工作时,张云逸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伪军的争取和瓦解工作,指出:“对伪军工作的基本方针为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与巩固伪军”,“对已组成的伪军应采取加紧争取之方针”【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致新四军第一师电,1941年12月4日。】,为此可利用日军歧视、虐待伪军的各种事实,通过写信、寄贺年片、送小礼物等方式广泛进行瓦解伪军之宣传鼓动工作。在张云逸的指导下,淮南抗日军民不仅与越来越多的伪军建立了联系,使之成为两面性的伪军,而且还争取了部分伪军主动前来投诚。

  在反顽斗争中,张云逸既坚持自卫立场,又严格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一再呼吁桂系军队等停止向淮南津浦路西根据地的进攻,停止制造反共磨擦事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为加强对桂系的统战工作,1941年5月,张云逸曾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建议由中央电示在香港的负责同志,以他的名义请在香港活动的广西银行行长张少棠等与桂系关系密切的人物出面做李宗仁的工作。张少棠系李的亲信,与张云逸也有过交往。中央军委极为重视张云逸的建议,立即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出面做相应的联络工作。尽管此项工作最终收效不大,但张云逸通过此举再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相忍为国、团结抗战的诚意。此后,张云逸仍设法利用各种渠道和机会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在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桂系军队及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虽然不断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制造磨擦事件,但始终不敢把对路西的局部军事进攻发展成为对整个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全面进攻,这与张云逸在其中所做的各种工作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张云逸等胜利地完成了新四军军部赋予的坚持路西、确保路东的任务,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配合友邻部队发展了皖东北及淮泗地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8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二章  巩固淮南抗日根据地

<标题>=四、加强根据地全面建设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在日伪顽的三面夹击之下,要完成坚持路西、确保路东的任务,中心一环就是加强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为此,张云逸花费了大量心血。

  淮南抗日根据地横跨津浦铁路。路东比路西要稳定一些,因此路东根据地的建设比路西要快、要好一些。

  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了动员路东地区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都来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并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出谋划策,1941年1月中旬,经过张云逸、邓子恢等的紧张筹备,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1942年改称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共有代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137名参议员与会。邓子恢代表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向大会报告了办事处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并指明了日后工作应当努力的方向。之后,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会议选举邓子恢为参议长,民主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邓子恢、方毅为联防办事处主任、副主任;制定了《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人权保障条例》、《财产保护条例》、《劳动保护条例》、《教育保护条例》等加强根据地建设的法令法规。张云逸认为:“此次参议会成绩很好,一般参议员很满意。路东从此人心大定,以后路东工作还有新的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75页。】2月21日,张云逸与邓子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刘少奇、陈毅详细地报告了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地理条件、创建过程及当前的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建设、财政状况、经济状况、党的建设、文化教育共八个方面的情况,认为“路东根据地可谓建立了基础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82页。】。

  刘少奇看过这个报告后,对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比较满意。3月2日,他复电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郑位三:“路东地方工作报告悉。根据地工作业已走上正轨。今后应着重下列的工作:一、深入组织工作。不论党与群众团体及乡保政权等,均须切实健全,与群众密切联系,建立支部经常工作与经常生活,及乡保政权的经常工作等。这须抽出干部来加以训练。二、广泛的教育工作。不论对党员对群众均须切实教育,大办学校与民众夜校等,提高干部与人民的民族觉悟及政治文化水平。三、开展敌伪区工作。成立敌伪区工作委员会,开办特别的训练班,选择同志与部队到伪占区去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及进行秘密工作。四、缩小机关,提高工作人员的质量与速度,抽出大批工作人员来训练,实行军事化,以便在紧张时能上火线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86页。】据此,张云逸等展开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工作。

  对地方工作,张云逸主要抓大政方针的研究制定及对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至于具体事宜则由中共皖东津浦路西区委、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1941年5月由路东省委改称)及各级政权机构去组织实施,他本人从不过多干预。但是,张云逸也抽时间参加一些地方工作会议,了解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或建议,有时还会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倾听群众的呼声。如果发现地方工作中有什么问题,他会及时向当地的有关部门反映,并与之一起研究解决的方法。

  在张云逸等的努力下,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等各机关和团体也都行动起来,各项工作相互配合、有条不紊地进行,从而使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

  抗日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完善。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自1941年1月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后,1942年5月又召开第二届参议会。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于1941年9月也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1942年初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通过召开参议会,参议员们就根据地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纷纷发表意见,形成决议,从而使根据地建设的各种法规性政策逐步完善。在此基础上,根据华中局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当力求符合三三制原则,仍当大胆吸收党外进步分子与中间分子参加”【华中局致张云逸、郑位三、刘顺元等人的电报,1941年12月25日。】的指示,张云逸等进一步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到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权中工作,并加大对原有的各级政权、特别是基层政权民主改造的力度,废除保甲制度,划大乡为小乡,实行乡、保长选举制度。“据路东1942年2月统计,各县政府的干部,共产党员占33.9%,进步人士占19.4%,中间人士占28.9%,其他人士占17.8%;各区政府的干部,共产党员占33.7%,进步人士占20.7%,中间人士占24.9%,其他人士占20.7%;各乡公所干部,共产党员占23.7%,进步人士占17.6%,中间人士占40.2%,其他人士占18.5%。”【龚意农主编:《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页。】“三三制”原则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不仅使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具备了统一战线的性质,而且使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抗日民主政府的指导下,根据地内的农抗会、工抗会、妇抗会、文抗会、儿童团等各种民众抗日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至1941年底,路东、路西地区有组织的群众分别达14万余人和12万余人。至1942年10月,路东地区有组织的群众发展至30万人。与此同时,中共地方组织也得到发展。路东地区至1941年10月有7个县委、31个区委、402个支部,5038名党员;路西地区至1942年初有6个县委、3518名党员。

  根据地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农业方面,进一步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又争取了地主、富农参加抗日斗争。1942年,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为度过灾荒,张云逸除从第二师的存粮中拿出300担小麦交由政治部赈济灾民外,还号召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机关立即行动起来,组织生产救灾。为鼓励根据地人民开荒生产,路东、路西抗日民主政府分别颁布了有关奖励生产的法令。部队也积极响应号召,投入生产运动。张云逸还与罗炳辉、郑位三致函路东参议会,决定以全师本年秋季生产收获的20%捐助救灾之用。经过共同努力,根据地军民最终战胜了灾荒,并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在工业方面,张云逸等积极推动根据地发展工业,生产抗日军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和军需产品。据此,第二师先后创办了纺织厂、被服厂、卷烟厂、纸厂、榨油厂、手榴弹厂和修械所等。地方上也创办了一些工厂。在张云逸直接关怀下,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飞马牌”香烟,质量上乘,不仅深受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喜爱,甚至还远销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及敌占区。从此,“飞马牌”香烟蜚声大江南北。

  为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张云逸还主张根据地要积极发展贸易。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贸易的基本方针是:“对内实行贸易自由,根据地内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保护商人,发展贸易;对外实行贸易统制。”【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编:《永恒的记忆·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为促进贸易的开展,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在所属各县的一些主要集镇都设立了公营民生商店,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在天长设立了利华贸易公司,并在其他地区设立了一些分公司和门市部。此外,由于淮南抗日根据地与南京等地仅一江之隔,受日伪的各种经济政策影响较大。为稳定根据地的金融市场,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于1942年创办了淮南银行,发行了淮南币,并逐步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对根据地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日渐深入。1941年2月21日,张云逸与邓子恢向中共中央并刘少奇、陈毅报告路东抗日根据地的概况时指出:根据地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是“实行国防教育,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85页。】,推行方法是恢复和增强各乡、保小学及改良私塾,开办学校和各种训练班等。在张云逸等人的推动下,根据地党、政、军、民等各方面都协力抓好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开展,从而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至1941年底,路东已建有中学2所、小学271所,有学生1.5万余人;出版通俗读物28万余册、党内教育材料7582册;党训班、军训班、农训班、青训班、文教班等各种训练班的学生达4621人;此外,路东地区还建立了10个剧团。路西地区至1942年5月,共设立小学141所,有学生5056人,民众夜校45所,识字班86组【《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编:《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202页。】。为配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实施,根据地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1941年秋,路东地区在天长县大通镇举办了青年运动会,来自盱眙、嘉山、来安、六合、天长、仪征、甘泉等县的运动员参加了比赛。张云逸出席了运动会的开幕式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号召根据地的青年,加强体质锻炼,投身到抗日战争洪流中去,为捍卫中华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力量。”【万钧:《抗日时期的路东青年运动会》,载《天长文史》第3辑,1989年版。】此次运动会对推动路东群众性文体活动的开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根据地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早在1940年4月,刘少奇就曾指示张云逸等,要建设正规化铁的党军,建设巩固的主力军,使其战必胜、攻必克、守必稳,并就如何搞好部队建设提出了五点意见,即要有计划性、经常性、彻底性、不妥协性和实干加苦干的决心。自创建淮南抗日根据地起,张云逸等就在根据地实行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及民兵、自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第二师组建后,张云逸考虑最多的就是军队的发展和建设问题。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在组建新四军第二师的同时,对所属各部进行过短期的军政整训。在此期间,他与邓子恢等人主持召开的第二师参谋工作会议和三一八政工会议,都是为了加强部队建设。1941年5月4日,新四军军部致电各师领导人,要求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并强调:“只有这样使部队战斗力坚强,才能应付与适应将来艰苦斗争的环境,去完成自己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69页。】关于如何整训部队,军部提了五个方面的意见:一是加强政治教育;二是建立健全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三是加强部队军事教育;四是加强基层部队的党支部建设;五是改善领导方式。张云逸认为,军部的指示不仅适用于全军,也符合第二师的实际。

  第二师刚组建时,排以上干部大都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部队成分以贫农、雇农和工人为主,部队的军政素质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随着作战伤亡的增加和新战士的大量补充,新成分越来越多,再加上部队长期分散活动,作战频繁,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跟不上,各种制度也不健全,部队中军阀主义、游击习气等不良倾向有所增长。此外,部队在作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诸如一些干部的组织领导和指挥能力不强,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不高,部队中有的组织纪律松懈等等,都足以说明对部队进行整训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针对上述情况,张云逸与郑位三、罗炳辉等商定,整训不搞“一刀切”,时机可由各部队根据情况灵活掌握;没有大块时间就挤时间,争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进行整训;整训时一次无法集中太多的部队,可以轮番进行。同时,张云逸等还强调,整训中既要结合部队的实际情况,又要注意借鉴友军乃至日、伪、顽军的长处,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不良现象或问题,力争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通过整训,要达到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强化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建立健全参谋工作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基层部队的党支部建设,提高技战术和指战员的体能,文化教育要上一个新台阶,提高后勤保障能力的目的。

  为推动部队整训工作的开展,张云逸等狠抓党支部建设。为此,第二师政治部发出了“创造模范支部”的号召。张云逸在第二师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组织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部队中党的工作,要加强部队中党的工作就必须加强支部工作,“只有把支部工作干好,才能使党的工作健强起来,因为支部是党的基本的组织,师政治部提出创造模范支部的号召是很正确的。”为加强党支部建设,张云逸要求对全体党员加强教育,提高其党性修养,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之能带领群众圆满完成各种任务。在张云逸等的推动下,第二师掀起了创造模范党员和模范支部的活动,使基层部队的党支部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党员的质量普遍提高。在此基础上,各部队大力发展中共党员,使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至1941年底,第二师共建有262个党支部,其中,第四旅59个,第五旅56个,第六旅48个,师直属队39个,联防部队60个。党员共8041人,占部队总人数的4%以上,平均每个支部有30名左右的党员。

  为了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第二师针对指战员文盲多、文化水平低的情况,开展了扫盲工作,并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张云逸等强调扫盲工作要从教字和识字做起,持之以恒。为此,师政治部副主任张劲夫还亲自编写了一套文化课本,要求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从此,第二师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行军时,前面战士背后挂有识字牌,一面行军,一面识字;驻军时,每天除军事训练外,都要上文化课,按进度要求,认字写字。”【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在军事整训中,第二师提出了“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口号,注重练技术、练战术、练体力。张云逸、罗炳辉等师领导不仅经常到训练场,而且军装、绑腿都穿扎得整整齐齐,以无声的行动教育指战员要注意平时军容风纪的养成。有时,他们还为指战员做动作示范,纠正训练中出现的问题。第二师对军事训练的要求非常严格,这在当时整个新四军中都是非常有名的。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有些指战员对于这种严格训练曾产生过畏难或抵触情绪。张云逸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与郑位三等人一起做思想解释工作,说明严格训练的必要性,从而使这些指战员逐渐消除了畏难或抵触情绪,愉快地投入到军事训练中去。

  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交流,是第二师整训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二师各旅、团均设有教导队或短期训练班。据统计,1941年张云逸等选调了876人入抗大第八分校受训,同时从该校调出527名干部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另外,张云逸等还从部队中抽调105名干部到地方工作。

  经过不断整训,第二师的正规程度大大提高,各种制度都初步建立起来,政治工作逐渐深入,指战员的技战术水平得到提高,体能和行军力大大增强,官兵关系得到改善,部队的纪律性和执行命令的坚决性得到增强。第二师的整训,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在1941年6月上旬新四军军分会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陈毅专门表扬了第二师的整训工作,认为该师虽然历史较短,可是锻炼得很好,特别是通过整训使部队有了很大的进步,部队的战斗力也提高了。他在1941年7月10日发表的《论建军工作》一文中又对第二师的整训工作予以表扬。文章说:部队体魄锻炼非常重要,“二师在这方面很有成绩,值得表扬,我们的战士一般体格差,特别需要加强训练,造成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姿势,准备同敌人格斗的本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84页。】1941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新整编并经过了整训,从而打下了建军的基础,特别是第二师成为“全军建军的模范”【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34页。】。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

  在对主力部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张云逸等注意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在保卫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张云逸等非常重视发挥地方武装的作用,有时令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有时令其单独遂行战斗任务。当时,淮南地方武装分脱产与不脱产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各县独立营(团)及区、乡模范队(统称地方部队),后者主要是各区、乡的自卫队、青年队。能够投入作战的主要是前者,但后者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并且能为主力部队及地方部队补充兵员。不过,第二师刚组建时,地方武装数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还难以担负起配合主力保卫根据地的任务。为此,张云逸决定进一步推动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建设,以提高其战斗力。

  新四军军部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建设也相当重视。1941年9月23日,陈毅、刘少奇曾就如何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一事专门致电张云逸等,要求第二师准备在冬季再动员一批新兵约2000人补充主力部队。他们在电报中指出,如果主力部队经补充后还不充实,应适当缩编,而以发展地方部队为主,并强调:“要抽一批得力干部或主力之一部编入地方部队。要大大发展地方部队,提高地方部队的战斗力与政治水平”;“一般要放弃收编地方部队补充主力的办法,使地方部队正规化亦不可过急,要以长期工作和斗争来逐渐提高地方部队达到主力的水平,并切实培养地方干部及外来的地方工作的好同志到地方部队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11~512页。】对地方部队的要求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好的群众纪律,执行党的政策;有战斗力及战斗积极性。除上述三条要求外,其他方面可以放松些,如军事、政治制度执行不要太严,并可允许战斗员请假回家,在部队中亦可实行相当的民主,不作大的战略调动等。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每个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均应包含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民兵、自卫队)三部分,并强调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

  张云逸非常赞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关于大力发展地方武装的指示。他认为:我军大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主力发展在目前情势下已不可能,但地方军则仍可发展与建立,故讲发展则以地方军为主,而主力则采取精兵主义。”【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云逸进一步强调,应当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用一切力量从各方面提高部队的质量,增强战斗力,普遍建立地方军,大量发展人民武装。

  根据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张云逸与郑位三、罗炳辉、刘顺元、方毅等就如何发展地方武装进行了多次研究,形成共识。为理顺地方武装的领导与指挥关系,张云逸等决定各县独立营(团)在建制上仍隶属联防司令部;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及其所属地方武装由第二师第六旅统一指挥;将各县军事科改为县总队,直接领导脱离生产的模范队与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青年队。关于地方武装的教育训练,张云逸等决定军事教育以军队的规章制度及基本的作战技能为主,政治教育以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内容为主,训练方式采用集中训练与轮流调训相结合的办法,定期向受训人员集体授课。为提高路西地方武装的独立作战能力,张云逸等于1941年下半年决定将路西各县独立营扩建为独立团,每团下辖四至五个连。同年底,又决定将第六旅第十八团划归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建制,并调陈庆先任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员,吕清任政治部主任,以进一步加强路西的地方武装力量。

  在张云逸等的推动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武装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1年底,路西地方部队除了第十八团外,另组建了4个独立团,即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团;路东地方部队发展到4700余人。1942年路西又组建了独立第四团和淮西独立团【淮西独立团,因其在淮南铁路以西地区活动而得名。】,路东组建了独立第五团。此外,路西、路东还组织了大量的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和自卫队。

  新四军军部对于淮南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的发展和建设十分满意,并在1941年12月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一年来新四军取得了很多成绩,“在地方武装方面,发动了敌后民众,创造了数个地方兵团及各区县地方自卫队,总数达数万以上,尤其在一、二两师地区,更蓬勃的生长,经过了战斗锻炼,已有相当的战斗力,成为保卫巩固华中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34页】陈毅在1942年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还特别表扬了淮南地方武装在作战中所起的模范作用。他说:“津浦路东,来安、嘉山及其他某些地区边区人民的武装斗争,对敌伪采取顽强的自卫游击,背靠我中心区,向敌伪区进击,逐步前进,灵活回旋,终于使敌伪军不敢轻易下乡,陷于完全的防守地位。而我方则取得了巩固和发展边区的胜利。这是属于人民游击进攻的最好例子。”“津浦路西定远、凤、怀一带,有四万至五万人民武装参加自卫战斗。使一切进攻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恶势力,受着不断打击,予我主力军以极大帮助。这是人民参战工作、人民独立防卫工作的范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2页。凤、怀,指安徽省凤阳县和怀远县。】

  执行精兵简政政策,是加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为减轻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爱惜和节省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利长期抗战,张云逸等积极贯彻中共中央于1941年冬发出的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

  精兵简政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它涉及部队和地方有关单位体制编制的调整、人员的去留和工作岗位的变动、工作思路的转换等许多重大问题。为做好此项工作,张云逸等第二师领导人以主要精力放在部队方面,地方的简政工作则交由地方工作领导人研究决定。

  1942年1月9日,张云逸等向新四军军部报告了对第二师主力部队实行精简的意见,即将现有的8个主力团(第六旅第十八团已于1941年底改为地方武装)再裁去2个,保留6个主力团。14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电张云逸等,同意第二师的缩编方案,但同时强调:路西应留2个主力团,配合第十八团坚持,并留1个旅部指挥之;缩编时应设法调出团以上干部若干名,送华中局党校受训;团以下营、连干部,应抽一批好的加强地方武装,其余送抗大第八分校受训。据此,张云逸于1月21日主持召开了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会议,对第二师及淮南抗日根据地如何进行精兵简政进行了专题讨论。31日,张云逸将讨论的结果电告华中局:

  1.根据路东、路西根据地经常处于敌、顽两面夹击的具体情况,决定主力部队按五分之三、地方部队按五分之二的原则进行缩编。(1)主力缩编后,每旅下辖2个团(撤销第四旅第十二团、第五旅第十五团),每团保持2000人。(2)路东根据地的地方部队(包括地方党政一切工作人员与保安部队,民兵除外)保留1.2万人,其中6000人为联防部队(独立团、营、游击队),2000人为保安武装,其余4000人为地方党、政、民运工作人员。路西根据地精简的情况由路西军政党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再告。(3)缩编机关人员补充连队。

  2.简政问题由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自行讨论决定后,再告华中局核准执行。

  3.部队缩编后,将抽调大批军政干部到抗大华中总分校与华中局党校受训,另外,第二师亦正筹办参谋训练班、卫生训练班、电台及机要人员训练班。

  除了张云逸在上述报告中提到的情况外,第二师在精简过程中还裁减了师、旅、团各级司、政机关的人员,合并了部分伙食单位,并将师供给部、军工部合并,撤销了印刷所,缩减了抗大第八分校及卫生部的规模。

  与此同时,淮南抗日根据地地方行政机构也进行了精简。如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将原来所属的六个县重新划分为定(远)凤(阳)怀(远)、定凤嘉(山)、滁县、定远、合肥五个县,裁去各级政府不必要的老弱人员和一些平行机关,并重新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精兵简政的实行,扭转了淮南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较好地解决了部队和地方机构庞大与社会经济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减轻了广大群众的负担,同时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进一步充实和加强了地方武装,使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根据地党、政、军、民之间的联系。

  华中局对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2年2月,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第二师各部经过整训,已经成为“正规的党军”,因此,在多次反“扫荡”与反磨擦的战斗中,获得很大的胜利,并使部队有发展,初步建立了地方军;主力军“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均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这是值得其他各师学习的)”;第二师还抽调了一批干部,并以主力之一部去加强地方军,又以一批干部供给军部及其他部队,在财政上粮食上帮助其他根据地,以主力之一部经常到其他地区活动。根据地工作方面,在淮南津浦路西基本上坚持了原来阵地,在路东,已经相当深入地发动和教育了群众,大大改善了基本群众的生活,并在基本群众中切实地进行了组织工作,党和群众有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训练了较多的干部积极分子,又向敌后地区进行工作,获得了一些成绩,建立了一些人民武装,在政权上已部分地完成了改造工作,财政粮食工作及扩军工作都比较正规地进行了,因此,“皖东特别路东根据地的工作,与华中其他各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刘少奇:《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194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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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张云逸(左五)与陈毅(左六)、罗炳辉(右四)在淮南与新四军第二、第四师部分干部合影。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49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三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上)

<标题>=一、初到军部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中共中央之召离开华中,准备回延安工作。刘少奇走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代理新四军军分会书记。5月,饶漱石率工作组到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检查工作,后又由淮南去了第四师,直至9月才返回军部。在此期间,陈毅一人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工作。尽管他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在工作中全力以赴,但由于工作头绪实在太多,还是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在此情况下,他曾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请“张于负责二师工作外,对军部工作亦宜留意,多提意见”,以便给其以帮助;提议以谭震林担任军政治部主任一个时期,这样“华中局及军部多有几个人才好办事”【陈毅致张云逸、饶漱石电,1942年7月9日。】。中共中央也认为有必要加强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力量,遂决定调张云逸回军部工作,免去饶漱石所兼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10月26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了任命谭震林为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通知。

  张云逸交代完工作后,于1942年10月中旬离开盱眙县黄花塘,向新四军军部驻地苏北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进发。为确保张云逸的安全,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于10月17日专门发出指示,要求沿途新四军各部派队护送张副军长到军部。途经淮北时,张云逸在泗县半城彭雪枫的第四师师部留住了一段时间,代表军部对该师及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予以检查和指导。

  11月9日上午,张云逸到达阜宁县停翅港西北的官路曹。为迎接他的到来,新四军军部、华中局特意在官路曹准备了一个热烈而又简短的欢迎仪式,组织了军部直属队、华中局党校及抗大华中总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是以原抗大第五分校为基础成立的,陈毅兼任校长。该校于1942年6月1日开学。】的数百名人员在此列队迎候。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等也都从数里之外的停翅港前来迎接。据当年参加过欢迎仪式的梁德圻回忆:“当时,我是抗大华中总分校的一名干事。从华北初来,对一切都知之甚少。列队迎候的时间颇长,就陆续听到不少老同志讲述副军长的生平和历史。待到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等首长陪着张副军长来到,当时的印象是‘年老、矮小、慈祥’,心中充满着崇敬的喜悦。”【梁德圻:《张云逸:见证百年中国历史风云》,载《铁军》2006年第11期。】欢迎仪式结束后,张云逸在陈毅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停翅港新四军军部驻地。

  11月10日晚,新四军军部为张云逸的到来召开了一个欢迎大会。会议由饶漱石主持,陈毅致欢迎词。陈毅在致词中首先介绍了张云逸的生平和革命经历,说张云逸是模范的共产党员和模范的革命军人,具有忠诚于党、坚决执行和服从命令的优秀品质,具有高度的警觉性和虚心精神,号召新四军指战员以张副军长为榜样,向张副军长学习。最后,张云逸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李晓光:《张云逸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欢迎大会结束后,张云逸与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新四军政治部剧团演出的话剧《罪与罚》。

  作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的职责主要是协助陈毅领导新四军的军事工作。他虽然在军部年龄最大,但从不摆老资格、争名争利,而是甘当配角,主动配合陈毅的工作。据韦国清、张劲夫、胡立教等人回忆: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义[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淮南研究分会编:《战斗在淮南——新四军第二师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另据时任华中局秘书的岳夏(罗若遐)回忆:张云逸“在工作中从不突出个人,从不居功骄傲,而是随时随地尊重党的集体领导,尊重领导核心,尊重担任党政军正职的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总是摆在会议桌上提出或通过个别交谈的方式,以协商的口吻提出,从不在背后议论。他不论是对上级、平级还是下级,都能推心置腹,赤诚相待”;“在每日华中局、军部的碰头会上,他总是按照通过的集体讨论的意见,提出补充意见和具体实施的措施”【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革命回忆录》(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6~167页。】。由于其一贯的谦虚谨慎及甘当配角的美德,回到军部工作后,张云逸同军部、华中局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后来,陈毅曾亲切地称张云逸为“同志长兄”,赞其“胸襟开阔”,“有大海容人之量”【陈毅致张云逸的信,1952年6月9日。】。

  张云逸离开第二师后,该师的领导干部需要重新配备。为此,张云逸到军部后不久即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等就此进行了反复研究。就在这时,新四军军部接到了中共中央于1942年12月1日发出的《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该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在1942年冬至1943年春切实做好加强各地统一领导及精兵简政的工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已于9月1日颁发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建立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据此,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等结合第二师的具体情况,对淮南抗日根据地及第二师的统一领导和精简整编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

  经过多次讨论,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等商定:派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到第二师工作,以加强该师的领导力量;第二师以罗炳辉任师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以韩振纪、詹化雨分别任正、副参谋长;由谭震林、罗炳辉、刘顺元组成中共淮南区委,以谭震林为书记,刘顺元为副书记;将津浦路西、路东两个区党委改为地委;第六旅与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合并,第六旅旅长谭希林兼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和中共津浦路西地委书记;第五旅与淮南苏皖边区军区合并,第五旅旅长成钧兼淮南苏皖边区军区司令员,第五旅政治委员赵启民兼淮南苏皖边区军区政治委员和中共津浦路东地委书记。12月2日,华中局电告新四军各师及所属各区党委:“因副军长不能经常在二师一个地区工作,有时须代表华中局及军部到各地视察工作,有时须反[返]部,故不宜参加区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957页。】中共中央书记处也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于1943年1月4日作出张云逸专任副军长一职、免兼第二师师长的决定。

  1943年2月12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将商定的上述淮南抗日根据地及第二师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方案上报中共中央。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根据上述方案,淮南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2月成立了淮南区党委、淮南行政公署和淮南军区。淮南行政公署主任方毅、副主任汪道涵。原津浦路东、路西联防办事处分别改为专员公署。汪道涵兼任路东专员公署专员,郑抱真任路西专员公署专员。第二师师部兼淮南军区领导机关,罗炳辉、谭震林分别兼任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韩振纪、詹化雨分别兼任军区正、副参谋长,第二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副主任余立金分别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原淮南苏皖边区军区和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分别改编为淮南军区下属的津浦路东军分区和津浦路西军分区。第五旅旅部兼津浦路东军分区机关,第六旅旅部兼津浦路西军分区机关;第四旅作为全师的机动部队。至此,淮南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

  新四军第二师领导人调整后,师原政治委员郑位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赴新四军第五师工作,师原参谋长周骏鸣赴延安学习。谭震林到第二师工作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仍由饶漱石兼任。在此前后,新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七师等部也都按照新四军军部、华中局的指示实行了精简,并重新调整配备了干部。1943年3月21日,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将新四军各师精简后的师、旅级干部配备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在张云逸回新四军军部工作时,华中日军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扫荡”行动,目标直指新四军军部及新四军第四、第三、第二师活动的淮南铁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不过,由于一时间难以调集足够的兵力,日军在策划此次“扫荡”行动时制定了一个分步实施的方案。该方案计划先由北而南,即先对淮北区和苏北的淮海区进行“扫荡”,将在这一地区活动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向南压缩,防止新四军军部北移,然后再对苏北盐阜区进行“扫荡”,形成南北合击之势,从而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及被其包围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据此,华中日军于1942年11月中旬纠集第十七师团、独立混成第十三旅团连同伪军共1.5万余人,对淮北、淮海及淮南定远地区同时展开“扫荡”。

  日军的这次“扫荡”行动,很快就被陈毅、张云逸等所察觉。11月18日,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各师做好反“扫荡”准备,并就如何进行反“扫荡”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据此,新四军第四、第三、第二师等部,先后展开反“扫荡”作战。至12月中下旬,基本粉碎了日伪军对淮北、淮海及淮南定远地区的“扫荡”。

  日军在对淮北等地进行“扫荡”的同时,于12月中旬起开始向苏北集结兵力,准备对盐阜区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判明敌人的企图后,为避免与敌人硬拼,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等确定了如下的反“扫荡”部署:第一师准备向苏南机动;第三师在情况紧急时以一部向山东机动,以一部留在原地坚持斗争;第二、第四师及新四军军部以第七师活动的巢无地区及皖南为疏散机动方向;其余各部留原地坚持斗争。他们还决定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于12月25日转移。

  在转移前的一段时间里,张云逸协助陈毅、饶漱石对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进行了精简。这次精简,既是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也是为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转移作准备。在精简的过程中,机关的大批干部被充实到部队或地方工作;部分身体不太好的同志暂时回家休养;部分同志被派往敌占区,以做买卖等方式从事秘密工作;部分女同志被送到当地群众家里“打埋伏”,待形势好转后再行归队;有些同志还主动将自己的孩子寄养到群众家里。

  12月25日,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等率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离开阜宁县停翅港,踏上了向淮南转移的路程。

  苏北虽然是新四军在华中建立的中心区,但由于日伪军不断“扫荡”,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很难长期留驻此地。因此,给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找一个能够长期落脚的地方,以利指挥全局,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事实上,早在1941年7月,日军对苏北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陈毅、刘少奇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由盐城迁至阜宁后,就开始考虑将领导机关移至皖东的问题。8月10日,他们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因苏北水网为敌控制,军部在阜宁,与华中交通甚困难,与盐河以北及运河西之交通亦不容易,且在敌人‘扫荡’时,无法作大的转移。我们认为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工作为好。因由皖东到淮河北岸,到苏北、华北,到赣、浙、闽,各地交通均比在阜宁转便利,并可设法经无为、桐城、宿松、蕲春等地与李先念联系,输送一批干部给李,加强李部在鄂东工作。又因皖东有山地,敌伪威胁较小,比较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292页。】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陈毅、刘少奇: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因此,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迁至淮南抗日根据地之事,可以说中共中央早就批准了。淮南津浦路东地区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在1942年底的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当中,相对来说是最巩固和最稳定的。张云逸和刘少奇在这里工作过,饶漱石和陈毅也来过这里。1941年冬,陈毅曾来看望第二师指战员,并在黄花塘住过一段时间。他们都对这里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也是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迁至此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第三师第七旅一部的护送下,张云逸等由阜宁一路向西,渡过废黄河后,绕道淮阴城北,西渡运河进入淮北抗日根据地。接着,张云逸等又向南行进,经高良涧、蒋坝,在第二师第五旅一部的护送下,进入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1月4日,张云逸在骑马时不慎落马跌伤,所幸伤势不重。1月10日,张云逸等随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经东阳城安全抵达盱眙县的黄花塘。此后,这里即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

  黄花塘位于盱眙县城东南约35公里处,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分为上庄和下庄,村中有一个并不太大的水塘,周围是一片树林。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庄,由于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到来而使其日后名扬天下。黄花塘村名的由来,更有一番故事。据民间传说,清朝时有一年山东大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只能背井离乡。其中的一批山东人一路讨饭来到这里,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度过了荒灾,保住了性命。在他们返回山东前,为表示对当地人的谢意,在村里挖了一个水塘。由于是从早上开挖,到黄昏时才挖成,因此把这个水塘叫做“黄昏塘”。据1993年出版的《盱眙县志》记载:黄花塘原名黄晖塘,又名黄昏塘。抗日战争时期,当地军民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将该塘深挖,增加蓄水量。经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副师长罗炳辉提议,黄昏塘改名为黄花塘【盱眙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盱眙县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88页。】。这样说来,黄花塘的村名还是张云逸和罗炳辉给取的。

  为迎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的到来,第二师师部提前由黄花塘南迁至来安县的大刘郢。

  到达黄花塘后,张云逸协助陈毅和饶漱石继续对军部直属单位和华中局机关进行精简和调整。1943年1月,抗大华中总分校由苏北移至盱眙县后,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几经研究,决定停办该校,除了将部分干部送延安学习外,其余人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和华中各抗大分校工作。抗大华中总分校就此撤销。随后,新四军军部又将供给部和卫生部合并为供卫部,以宋裕和任部长,崔义田、戴济民、齐仲桓任副部长。与此同时,华中局机关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增设了敌区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和情报部。

  华中局之所以增设敌区工作部和情报部,是由上海全部沦陷后的形势所决定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整个上海沦陷。1942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江苏省委及其下属各级组织以及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全部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以保存力量。据此,中共江苏省委及其他各级干部,从1942年秋季起陆续转移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斗争、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等,也一同撤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江苏省委撤至淮南后,在黄花塘东南几公里的泥沛湾顾家圩子举办干部训练班,集中由上海撤退到此的干部进行学习。后来,张云逸还到顾家圩子看望了刘晓、刘长胜等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人,并给中共江苏省委干部训练班作过辅导报告。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撤销中共江苏省委,在华中局下面设立敌区工作部,负责领导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党的秘密工作和群众运动。3月,华中局敌区工作部成立,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分别任部长、副部长。4月,华中局又成立了情报部,潘汉年任部长。至此,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的精简调整工作告一段落。

  经过精兵简政,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变得更加精干。1943年1月19日,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将军部和华中局精简的情况向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作了报告。报告指出: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前后共进行了四次精简,精简前有16个直属单位,共3884人。此次(即第四次)精简,将军部第二科(即侦察科)与侦察队合并为一个单位,取消第三科(即通讯科);医院移交地方办理;供给、卫生部合并;军政治部所属的鲁迅文艺工作团人员分到各师,以加强各师的文化娱乐工作;印刷厂解散,一部人员分散到地方隐蔽,一部人员分配其他工作;华中局与军政治部和报社合并为一个单位;华中抗大总分校撤销,精简下来的干部大部充实到华中抗大各分校,一部分送延安学习,学员回原单位分配工作;同时将军部和华中局的勤务员全部取消,由特务员或通讯员兼负勤务工作。经过精简,军部直属单位仅剩下9个,共1803人;精简前战斗员占总人数的31.6%,精简后占65.4%。

  经过精简和调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分驻于黄花塘周围的村庄。军司令部驻黄花塘以西,军政治部驻黄花塘东南的大、小王庄,军供卫部驻黄花塘东南的常庄,军部直属特务团驻黄花塘西北的岗村,华中局城工部和新华社华中分社驻大王庄。黄花塘只住有陈毅、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军部、华中局领导及少数机关干部。当时,陈毅与饶漱石住的房子都是新盖的,张云逸住在当地一位叫徐景刘农民的家里。过春节时,张云逸还为房东徐景刘写了一副对联:“堂开迎五福,老少均平安。”按照方位来说,陈毅住在水塘的东面,饶漱石及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彭康等几位干部住在水塘的西面,张云逸、曾山、潘汉年等则住在水塘的南面。

  从1943年1月到1945年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一直驻黄花塘。在此期间,出于保密的需要,军部及军部首长都使用代号。新四军军部的代号为“黄河大队”。陈毅使用过五○一、九○九的代号;张云逸使用过五○二、七○七的代号;饶漱石使用过五○三、五○五的代号;赖传珠使用过三○三的代号。直到1945年2月28日,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才由黄花塘南迁至盱眙县的千棵柳。

  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为纪念这段光荣的历史,中共盱眙县委、县政府于1965年将黄花塘村所在的原岗村公社更名为黄花塘公社(现改为黄花塘镇),并在黄花塘村兴建了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室。1985年,陈列室建成并对外开放。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已成为江苏省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云逸当年所居住的民房几经翻修完好如初,当年他使用过的方桌、小书橱等一些物品也被悉心地保存着。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0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三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上)

<标题>=二、参加整风运动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加强党内思想政治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整风运动,是1942年4月从延安开始、继而逐步推广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精神,八路军、新四军也进行了整风。

  张云逸回新四军军部工作以前,华中局、军部以及所处环境相对安定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七师等单位已经开始了整风学习。张云逸到军部不久,就赶上日军对苏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因忙于部署反“扫荡”,只好暂时停止整风学习。1943年初,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迁到黄花塘后,华中地区的各项工作重新走上正轨。在此情况下,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等决定对新四军1942年的整风运动进行一个小结,以便使新四军的整风运动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开展。

  根据华中局和军部所掌握的材料,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等发现,1942年新四军的整风运动,虽然在提高干部思想觉悟和转变工作作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不少单位没有抓住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一中心环节来进行整风;没有按照不同的对象制订不同的学习计划;部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没有亲自领导这一运动,而是把它交给宣传教育部门去组织进行;没有将整风的重点放在主要领导干部方面,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在整风中没有进行彻底的自我反省;整风学习没有与实际工作相联系,缺乏应有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等等。由于这些缺点的存在,致使整风运动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为此,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等研究决定,在1943年的春耕告一段落后,从5月开始,各根据地要把整风运动引向深入。据此,华中局于1943年4月10日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华中各战略区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本地区的整风学习,规定各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要根据职务和文化水平的高低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强调整风学习必须与自我反省和改造干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相联系。这样,新四军1943年的整风运动转入了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阶段。

  1943年6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陈毅和饶漱石,要求利用新四军各师主要领导人到军部的时机,对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风,以诚恳、坦白的态度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打通思想,严格检查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党性,以便改善党的领导,增进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6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陈毅和饶漱石:“在布置生产及夏收任务后,你们除开一般的应付战争情况外,应集中力量于整风,进行干部教育与审查干部,务必在今年底至明年春,能达到深入整风、改造干部思想、清查坏人与巩固内部之目的。为此,你们须组织一切负责同志并你们自己,亲自参加与领导这个工作。这是你们目前的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原定计划,8月13日陈毅召集“直属队各部首长会议,检查直属队的工作,及谈对领导与今后工作的意见”【《赖传珠将军日记》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7页。】。陈毅动员后,大家各抒己见,互相启发,发言越来越热烈。政治部的干部纷纷讲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如何受到削弱,其意见集中到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的身上。第二天的发言更加热烈,许多人的言词相当尖锐而激烈【《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会议上的这些情况,触发了饶漱石的敏感神经。

  饶于8月18日从大刘郢搞农村调查回来后,认为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20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于是把陈毅在1929年主持召开红四军“七大”时选掉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等事,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有关人员中传播,说陈毅有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破坏党的团结及个人主义严重等十大错误,给人造成他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老账新账的强烈印象。陈、饶之间的矛盾公开后,“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在此基础上,1943年10月16日下午,新四军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五○一(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潘(汉年)等5人发表批评意见,晚7时散会。”【《赖传珠将军日记》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8页。】接着,饶漱石和陈毅分别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和各自的意见。

  毛泽东接到陈、饶的电报后,于1943年11月7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调陈毅到延安参加拟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就此谈通历史和现时的一些问题,新四军军长的职务由张云逸代理。次日,毛泽东致电陈毅并告饶漱石:“(一)来电已悉。此次事件是不好的,但是可以讲通,可以改正的。(二)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例如四中全会是错误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的新陈独秀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等,如对此问题充分明了,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这就是发生在新四军历史上的“黄花塘事件”的大致经过。

  陈毅接到毛泽东1943年11月8日要其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电报后,于11月25日离开黄花塘,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张云逸则先行赶到淮北新四军第四师师部,布置护送陈毅北上的任务,并在此送走了陈毅。12月4日,张云逸由淮北返回黄花塘。此后,张云逸以新四军代理军长的身份,在主抓新四军军事工作的同时,参与华中局的领导工作,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一起,继续领导华中地区的整风运动。

  1944年2月1日,华中局指示所属各区党委,要求在1944年内完成整风、审干与防奸的工作,并规定:所处环境相对稳定的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可采取机关学校化的办法对一切直属机关进行整风,即直属机关各部除留少数干部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干部全部编入整风队,进行集体整风,同时开办地方与部队干部的整风班,轮流抽调地方县、区级和部队营、连级干部参加整风审查;所处环境不太稳定的第一、第五、第七师及第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可到附近较稳定的邻区开办地方与部队干部整风班,轮流训练县、区与营、连级干部;旅、团及地委一级的干部可大批抽调到华中局进行整风。华中局还强调,各地的整风要根据不同环境、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来进行。3月13日,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就华中各地如何搞好整风工作作出进一步指示。张云逸等在电报中指出:华中各地整风的重点首先当放到营、连和县、区级以上干部身上,地委和团级以上干部可调至华中局整风。如果先把营、连和县、区级以上干部思想打通了,再依靠他们去帮助排、班与支部干部,则整个整风工作就会较容易开展下去;整风是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不宜采取突击运动,亦不宜采用“闪电战术”来进行;在审查干部中要特别谨慎,注意把握好分寸,每次审查的干部不要过多、方法也不要过严,在审查中发现有问题的干部后不要大肆声张,以免影响干部情绪,扰乱工作步骤,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增加日后工作的困难。

  为深入了解华中各战略区的有关情况,以增强对整风运动指导的针对性,1944年3月20日至4月2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召开了有各根据地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在各战略区代表报告各自有关工作情况的基础上,为肃清王明、博古右倾错误在新四军和华中地区的影响,张云逸于4月1日作了《关于王明博古路线问题的报告》。该报告首先从四个方面指出了王明、博古在长江局时的右倾错误:在军事上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在政治上迷信国民党,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组织上反对中共中央,在党内闹独立性;在干部政策上搞宗派主义。之后,报告总结了王明、博古的右倾错误在新四军和华中地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一是受王明、博古错误的影响,项英没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使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受到了重大损失;二是大后方很多地方的中共组织被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三是在全国抗战初期不执行中共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致使新四军丧失了在华中发展的大好时机;四是大别山地区因受王明、博古的错误领导,中共的秘密工作和群众工作基本垮掉了。通过对王明、博古右倾错误的清算,使华中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而为整风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

  **TH8165000300330001**

  1944年,张云逸(前排左四)与饶漱石(前排左三)等在淮南。

  紧接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于4月3日至20日召开了华中整风会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第二师、淮南区党委等单位的六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在各单位汇报整风情况的基础上,曾山、潘汉年、赖传珠、张云逸、饶漱石等也都在会上作了发言。张云逸在发言中指出:军队整风要抓住自身的特点。军队是党的武装,军队的干部应是正派的,没有问题的。军队的整风非但不能妨碍战斗,相反要通过整风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队的整风要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固执守旧、舍不得老一套的做法。军队的整风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进行。在整风中,民主与集中应有适当的运用。上级应允许下级批评,下级批评对的上级要作自我批评,下级批评不对的上级都要作出解答。整风中要肃清个人主义思想,要使个人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此外,整风中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应互相取长补短。

  最后,会议对华中两年来的整风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同时对审干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会后,各战略区遵照华中局之前的指示,抽调大批地委和团级以上干部到华中局集中整风,同时,开办整风班,轮流抽调县、区级和营、连级干部参加集训,开展审查干部工作。由此,华中地区的整风运动转入了审干防奸阶段。

  在整风的过程中,中共中央把打通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各师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作为整风的重要环节。4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华中局,要求在华中整风会议结束后,召集新四军各师主要领导人到华中局,用整风的精神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加以检讨,以便增进各主要干部间的团结,改善其领导方法。据此,张云逸与饶漱石决定于6月间举行会议,并一面通知各师主要领导人来华中局开会,一面就近指导第二师和淮南区党委的工作。

  5月13~17日,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参加了淮南区党委召开的整风会议,并帮助第二师领导打通思想。他们于18日返回黄花塘,20日向刘少奇报告了淮南区党委和第二师的整风情况,认为淮南区党委和第二师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已达到融洽无间的程度。

  6月中旬,各师的主要领导人已陆续到达黄花塘。19日,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各师主要领导人参加的整风思想交流会正式开始。经大家讨论决定:每天上午的7点半至11点半和下午的2点半至4点半为开会时间,由参加会议的每个人作自我反省报告,并按饶漱石、刘炎、谭震林、黄克诚、张爱萍、彭雪枫、邓子恢、粟裕、曾希圣、罗炳辉、赖传珠、曾山、张云逸的顺序发言。至30日,除张云逸外,都发言完毕。7月1~3日休会三天。4日,张云逸最后发言。

  从7月5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先是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进行集中学习和讨论,接着新四军各师领导人报告了对“十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最后对新四军历史上的一些事件进行了检讨。其间,张云逸主要参加了对华中军事问题的讨论,并召集彭康和赖传珠等对华中的统一战线策略问题进行了检讨。此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对推动华中地区的整风运动乃至加强华中局和新四军的建设,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至1945年初,新四军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基本告一段落。从总体上看,这一整风运动基本上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当然,除了“黄花塘事件”和“扬帆案件”以外,在审干和防奸阶段,也出现过一些偏差。但在张云逸等的努力下,这些偏差很快就被纠正过来。

  所谓“扬帆案件”是康生和饶漱石一手制造的冤案,但张云逸的一句话对挽救扬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扬帆时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有人说扬帆是国民党特务。于是,康生致电华中局,要求把扬逮捕,进行审查。饶漱石未经任何调查取证,即于1943年12月将扬关押起来,并组织了一个由他亲自负责的审查小组,对扬轮流进行审查,要其如实交待“特务事实”。扬说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饶漱石就是不相信。据扬帆回忆:他按照饶的要求,对饶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了书面答复,但连续交了几次答卷,都没有通过。无奈之下,他写了一个誓词交给饶。誓词说:如果自己参加过共产党及其外围以外的任何政治组织(中苏文化协会除外),甘愿受极刑。但饶还是不相信,将扬写的誓词退了回来,并召集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一些干部参加对扬的“劝说会”。扬帆就此回忆说:“在座诸人异口同音,劝我坦白,仿佛已肯定我是内奸,只有张云逸副军长这样说:‘你是特务赖不过去,不是特务不可乱说。’我在万种悲愁中,这一句话使我感动欲哭。”【扬帆口述、丁兆甲整理:《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就是张云逸的这一句话,使扬帆没有“屈打成招”。后来,扬被关押了十个月后获释,饶漱石向扬赔礼道歉。

  1945年3月,新四军政治部发出《关于整风善后工作的指示》,对于如何处理整风中遗留的一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此后,新四军各部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对整风过程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恢复了被错批、错斗、错捕同志的名誉和工作,并对其他一些有关问题也作了处理。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的结束。八路军、新四军的整风运动也随之结束。

  这次整风运动,对全党来说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整风,使全党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对张云逸来说,经过整风,更加认识了王明机会主义先“左”后右的错误及对新四军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加坚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其以后更加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各项决策奠定了基础。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1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三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上)

<标题>=三、在大生产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中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伪军的不断“扫荡”,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这样,开展大生产运动,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借以减轻人民负担,巩固抗日民主政权,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此,中共中央对八路军留守处于1938年开始的生产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1939年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据此,八路军各部陆续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华中地区的新四军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和军事斗争比较激烈,只有张云逸领导的第二师等少数部队从1942年起开展了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运动。

  1943年春天,淮南、盐阜、淮北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春荒,有的群众家里开始断炊,张云逸等动员部队拿出粮食救济群众。为克服经济困难,1943年2月13日刘少奇从延安致电陈毅、张云逸等,要求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应集中注意生产问题,凡部队和机关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应设法自己动手及动员人民生产,要将财政经济的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要放在税收与发行纸币上。据此,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等把开展生产运动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专门讨论了生产救灾问题,并把“加紧生产运动”作为1943年春季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由于厉行节约与发展生产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因此张云逸等在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强调要开展节约运动。3月,他们以华中局的名义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指出:“厉行生产节约运动是当前敌后军民为克服日益严重的物质困难,积蓄力量,渡过黎明前黑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我华中全体军民当前严重的政治任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尽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但由于1943年华中的对敌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新四军各师所面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生产运动未能普遍和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只有军直机关和第二、第三、第四师进行了农业生产。

  194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各师:“在不妨害战斗与工作条件下,要使每一个战士与工作人员适合各人情况的都去参加一些生产劳动,为切实改善本部队本单位的生活而斗争”;“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农业、手工业生产所得,应一律用以改善各该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的生活”;“各部队、机关、学校的首长,均应亲自计划与组织生产,务使今年生产能获得显著成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94页。】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于4月1日研究决定:1944年新四军的生产运动要上一个新的台阶;军直属队及第二、第三、第四师在去年开展生产的基础上,生产任务再提高一些;其他各师和第十六旅则全面展开生产运动。其中,对军直属队1944年的生产任务作了这样的规定:(1)各机关、部队的生产要能解决8个月的伙食费,工作特别繁忙的机关除个别人员外,可自己生产解决4个月的伙食费。(2)无论部队、机关、学校人员均须种植青麻3斤,能够自织草鞋两双;吸烟的人员应自己种植烟叶。(3)在完成上述任务的情况下,提倡与鼓励各单位人员在不妨碍工作、学习与身体健康的条件下,进行更多的生产;超过上述生产计划的部分,以70%归生产劳动者个人支配和使用,30%归该伙食单位。(4)经营商业必须经上级批准(营、连一律不准经商),且经商所得的利润85%归公家,15%归该伙食单位,用以改善生活;经商单位的主管领导要加强管理,以免发生各种不良现象【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张云逸于1943年春主持召开了军部机关及直属队生产动员干部大会。他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在延安中央机关和留守兵团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军部由于受日伪扫荡的影响,没能及时开展生产,现在到了淮南,环境相对稳定,要不失时机的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一方面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抗战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机关部队的生活,增强指战员的体质,提高部队战斗力。各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成为各师和各军区的榜样。”【李晓光:《张云逸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为领导军部和直属队的大生产运动,还成立了由张云逸、赖传珠等组成的生产节约委员会。

  张云逸不仅号召全军开展大生产运动,而且身先士卒,亲力亲为,为全军作出表率。据当时在军司令部工作的金冶、吴健回忆:

  张云逸副军长当时已经50多岁了,他照样带头开荒、刨地、拾粪。大家照顾他的身体,不让他干重活,但他闲不住。他亲自喂了几只鸡,把下的蛋都攒起来,送到伙房供大家改善生活。他的房前屋后,种的西红柿,在司令部是长得最好的,我们经过他家时,他总要摘几个新鲜西红柿给我们吃。在军首长的直接影响下,司令部人员个个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新四军军部在黄花塘》,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0页。】

  另据当时在军部通信连工作的杨瑞祥回忆:

  当时,我们管蕃茄叫洋柿子,张副军长可总叫它的学名“蕃茄”。他很会侍弄蕃茄,告诉我们:“给蕃茄上肥料,骨灰最好,上这种肥料,蕃茄长得又红又大。”他种的蕃茄长成后,大的重十二两。他种的辣椒、茄子、苦瓜长得也都好,真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石瑛、汪浩等:《江淮烽火》,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4~75页。】

  由于种西红柿种出了经验,此后张云逸不仅将之传授给部队的官兵,还介绍给当地的群众,从而使当地的老乡们也种出了长势喜人的西红柿。

  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华中地区的大生产运动于1944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广大新四军指战员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开垦荒地,种植粮食、蔬菜及棉、麻、烟叶等经济作物,饲养鸡、鸭、猪、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纺纱织布,熬盐,捕鱼,开办磨粉坊、豆腐坊、油坊等手工业作坊,以弥补部队的日常生活所需。据不完全统计,至1944年底,第四师开荒4600余亩,养猪1300余头。第一师和苏中地方机关开荒3.7万余亩。第十六旅在苏南溧阳、溧水地区开荒2000余亩。军部直属队和第二、第三、第四师都基本实现了全年蔬菜自给8个月,油盐、肉食自给4个月的目标【徐君华主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497页。】。此外,新四军各部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还抽调一部分指战员帮助当地群众发展生产,使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在领导华中抗日军民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外,张云逸等还特别注重加强军工生产。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再也没有从国民党当局那里得到过任何武器弹药,武器弹药的消耗除了从作战缴获中获得补给外,主要靠自己动手生产。自1944年春转入局部反攻后,随着新四军作战次数的日益增多,作战规模的不断扩大,各种物资消耗也随之大大增加,这就对军工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张云逸等要求在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同时,加紧进行军工生产。据新四军军部概略的统计,至1944年8月,新四军共有从事军工生产的员工1800余人,每月平均生产枪榴筒86具、掷弹筒7个、手榴弹4.2万余枚,迫击炮弹1700余发,掷弹筒弹600个、枪榴弹2.7万余发、机步枪弹3.8万余发、驳壳枪弹7000发、燃烧弹60发、地雷410个、刺刀350把、信号弹200个。手榴弹可以全部自给;在材料不缺的条件下,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可自给70%左右;在有现成弹壳的条件下,步枪弹能自给40%。总的估计,各种弹药平均可以做到30%~35%的自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923页。】。与此同时,新四军军工部门的同志还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逐一解决实战中遇到的难题。例如,为解决敌人坚固据点难以攻克的问题,新四军第二、第三师生产出了一种威力较大的带枪榴筒的枪榴弹;第二师还将迫击炮改造为平射炮,在作战中集中数门这样的炮,在200米的范围内实行抵近射击,可一举摧毁敌人坚固的据点;第四师生产出了平射、曲射两用炮;第一师仿造出了小型迫击炮及平射炮弹。

  对于新四军军工生产所取得的成绩,张云逸等感到由衷的高兴。为此,他们一面将新四军在军工生产方面取得的经验向刘少奇及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滕代远报告,一面决定于1944年9月在黄花塘召开一次全军性的兵工生产会议,以交流和总结新四军各部在军工生产方面的经验,调动从事军工生产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军工生产的进一步发展。9月20日,新四军兵工生产会议开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和第十六旅及浙东游击纵队均派出代表与会。张云逸和赖传珠等军部有关领导人参加了会议。10月6日,会议结束。

  此次兵工生产会议听取了新四军各部代表关于军工生产情况的汇报,表彰了在研制武器弹药过程中多次身负重伤、仍然忘我工作的第二师军工部工务科科长吴运铎等一批军工生产战线上的先进典型。会议期间进行了枪榴弹、掷弹筒、平射炮、小迫击炮、平曲射两用炮等武器的射击表演,并展出了新四军各部自行研制的一些主要军工产品。张云逸在会上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新四军的兵工生产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手榴弹、地雷、刺刀、大刀、复装子弹等不仅各师军工部都能生产,旅和军分区的军工部也能成批生产;新四军在战斗中发展起来的这支优秀的军工生产队伍,不但能够仿造日军的武器,还能研制新的武器,在战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今后军工部门必须进一步总结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造出更多更好的武器弹药来支援前方多打胜仗【参见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9——新四军后勤战线》,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512页。】。赖传珠代表新四军军部对新四军兵工生产的特点、过去新四军在兵工生产方面取得的成绩及有关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对日后新四军如何进一步搞好兵工生产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邓逸凡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工作及工会工作的报告。

  这次会议对推动新四军的军工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会后,新四军各部更加注重军工生产,先后健全、充实了军工生产的领导机构,增加了军工生产的人员,扩大了军工生产的规模。至全国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已拥有各类军工厂46个,从事军工生产的员工近万人,能修造的武器弹药多达30余种【《新四军战史》编辑室:《新四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437页。】。

  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张云逸不忘开源节流,并将开展节约运动作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一个重要措施。1944年3月1日,他在第二师的供给工作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这个报告全文刊载在同年5月20日华中局宣传部出版的《真理》杂志第18期上。在这个报告中,张云逸充分肯定了第二师在生产运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该师供给工作中所存在的浪费行为,并分析了产生浪费现象的根源。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只认识贪污是罪恶,浪费是小事,是不会犯罪的。但恰恰相反,浪费是极严重的事,它与贪污都同样是危害革命的行为。在我们的队伍中,一般的都有这样的倾向,认为贪污事大,浪费事小,对公开贪污的人是会反对,而不知暗中浪费的数目,日渐积累,其对革命的损害实与贪污者不相上下。”【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因此,张云逸要求既要反对贪污,又要同浪费的恶劣现象作不倦的斗争,要求做供给工作的干部要把好财物的出口关,当用的则用,不当用的就是有单位来要也不能给。

  为克服部队供给工作中存在的浪费现象,张云逸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一切干部,特别是供给干部及其主管领导,必须有全局意识,要上下兼顾,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克服各种苦乐不均的现象。他说:“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一个大家庭,但我们的关系也是多方面的,如片面的了解问题,简单的处理问题,必会造成错误,会影响全家的生活。”【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因此,作为这个“大家庭中的管家人”的供给干部在工作中就要“面面俱到”,既要照顾到上级,又要照顾到下级;既要照顾到军队的利益,又要照顾到人民的利益;既要照顾到自己和本单位的利益,又要照顾到别人的和公众的利益。

  为了使部队做好供给工作,张云逸在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他说,由于新四军身处敌后,作战频繁,没有固定的后方,情况变化又快,供给工作如过于集中,则不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因而必须分散,但分散后若没有统一领导,又弊病百出。所以,必须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办法。所谓统一领导,就是统一规定任务,统一管理办法,统一定期检查,统一分配。只有统一领导,才能使全军步调一致并加强团结,才能消除部队间生活上的参差不齐现象。所谓分散经营,就是根据共同的计划,由各地根据具体的条件去经营。这样,既适合敌后斗争情况,又便利各地部队的供给。二是整理和健全供给机构。张云逸指出,供给工作的好坏对部队的巩固和战斗力的提高影响甚大,所以担任供给工作的干部必须纯洁,忠实于党的事业。凡是贪污浪费与教育不改者,必须立即处置。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对供给部门的领导,增强对供给干部的政治教育,培养和审查供给干部,使各级供给机构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重复过去贪污浪费的错误。三是供给工作要做到会搞、会用、会管。张云逸强调,只有会搞、会用、会管,才能克服财经困难和浪费现象。会搞,就是要什么,搞什么,并且要搞得到、搞得好,不能无的放矢。为此,供给干部对于部队需要的东西,要进行调查研究。会用,有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要做到应该用的就用,不应该用的就不用;第二,要分轻重缓急,重要和紧急的先用,不重要和不紧急的后用;第三,公家有能力办得到、且对部队有益的就用,若公家的能力办不到、对部队无益的,就不用;第四,要做到物尽其用,不使东西随便轻易地浪费掉。会管,首先是要用会保管的人。管粮人、管钱人、管衣人都要选择得很适当。他们都应纯洁忠实,刻苦细心,为革命负责。其次要懂得并采取保管的正确办法,不致造成浪费。再次要选择好保管财物的地方。张云逸的这个报告,对加强新四军的供给工作乃至整个后勤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张云逸等还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号召,领导新四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

  拥政爱民运动,是拥护政府、爱护人民运动的简称。这一运动最早开始于1942年的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军政、军民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政、军民团结,以利坚持长期抗战。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当地的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广大群众开展了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拥军优抗运动。为了密切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关系,中共中央于1943年10月1日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机关于1944年阴历正月普遍地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据此,张云逸等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部署。随后,新四军政治部、华中局分别于12月5日和12日发出《关于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和《关于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的指示》,决定1944年2月1日至3月1日(即阴历年前后)为华中地区的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月,并对新四军如何开展拥政爱民运动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

  为使新四军指战员加深对开展拥政爱民运动重要意义的理解,张云逸于1944年1月20日在新四军直属队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实行拥政爱民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新四军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后指出:如果没有华中敌后广大人民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支持和帮助,新四军要在华中敌后坚持六年艰苦抗战是不可能的;如果新四军能本着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宗旨,继续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认真执行拥政爱民政策,做到军、政、民同心同德,融洽无间,那么新四军就将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关于如何开展拥政爱民工作,张云逸在报告中讲了五点意见:一是要在部队中加强拥政爱民的思想教育;二是定期举行军民联欢;三是努力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减轻人民的负担;四是节约民力,帮助人民耕种;五是加紧战备,保护人民生产。张云逸强调,不能只将上述五个方面作为拥政爱民运动月中开展的工作,而应将其作为部队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新四军各部在1944年春节前后,普遍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运动。新四军运用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等形式,对部队的拥政爱民公约和纪律进行广泛的宣传,并召集有当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军民联欢会,听取地方政府和人民代表的意见,进行自我批评。各部队还派出检查组,到驻地居民中进行访问调查,如发现有侵犯群众利益或违犯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事件,立即进行道歉和赔偿。此外,各部队还利用作战和训练的间隙,帮助驻地群众进行耕种土地、兴修水利、消灭虫害等生产救灾工作。以后,拥政爱民成为新四军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在新四军掀起大规模拥政爱民运动的同时,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掀起了拥军运动。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密切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华中敌后的对敌斗争力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2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三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上)

<标题>=四、指导新四军整训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44年春季以后,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陆续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作战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攻坚战和运动战也逐渐增多。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并为全面反攻作准备,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1日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在一年的时间内,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利用一切可能的间隙,特别是要抓住1944年11月至1945年2月这个整训的关键时期,轮番整训部队及民兵、自卫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页。】,以完成在全面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国民党方面可能发动的国内突然事变的任务。

  据此,张云逸与赖传珠于1944年8月3日专门研究了新四军的整训问题。8月5日,张云逸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各师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作了《中央关于整训部队指示及我们的意见》的报告。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新四军的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项,而以练兵为中心,练兵应着重提高战斗技术,同时在干部中应讨论带兵、养兵、用兵的方法,以创造新的管理方法,增强官兵体力及提高指挥艺术。这四项是当务之急,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新四军的战斗力即可提高数倍,这样便能满足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9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联合发出《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在思想、组织与工作布置上重视民兵的教育训练工作,以提高其素质,使其既能成为广大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又能成为正规军的广大预备兵员,并对如何搞好民兵的军事训练提出了具体要求。

  此次整训,与以往整训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一,这次整训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其二,这次整训强调要改变过去由领导包办的练兵方法,而采取群众性的练兵方法,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练兵的积极性;其三,这次整训的对象不但包括主力军和地方军,而且包括民兵和自卫队。针对此次整训的上述三个特点,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等就新四军整训的时间、内容、对象和方法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1944年10月,华中局正式发出《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要求新四军各部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结合实战经验,在缺什么就教什么、用什么就练什么的原则下进行整训,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规定从1944年冬至1945年3月为第一期训练的时间,各师主力部队均应抽调一部在师部附近进行集中训练,以创造和总结经验,然后将之推广到部队。强调整训的内容,在军事方面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在技术上主要是进一步熟练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在战术上以单兵动作为主,班、排动作次之,特种兵以技术训练为主,同时重视指战员体能的锻炼和提高;在政治方面以整风教育为主要内容,辅以时事教育及其他必要的政治文化教育。此外,指示还要求,在工作部署上,政治机关应与军事机关共同讨论,共同制订计划,克服过去军政不配合的现象,以保证整训计划的实施与完成;在纪律教育方面,应在打通思想、启发群众自觉的基础上严格军纪,并同山头主义、军阀主义等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以达到不仅在军事生活上一致,而且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也一致的目的。

  为推动新四军整训运动的开展,张云逸亲自督导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的整训工作。1944年10月,他在新四军直属队纪念新四军成立七周年的干部大会上作了《练兵的办法》的报告。报告首先分析了中共中央要求全军抓紧时机进行整训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为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并为全面反攻准备力量,以便配合同盟国的军队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需要全军部队加紧整训,认真练兵,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同时,日军的装备和技术仍然强于我军,要战胜强敌,我军必须加紧练兵,提高技术战术水平,提高自身的战斗力。从主观方面来说,我军虽然经过了数年抗战的锻炼,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作战经验,并具有英勇善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但由于过去军事教育上犯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对于整训军队工作,有潦草从事、不求实际的缺点,许多血的经验教训没有及时地总结出来并以之教育部队,以致在过去的战斗中,因军事技术的不足,导致我们不少同志作了无谓的牺牲,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些全歼敌人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提高军事技术,再加上我军的英勇气概,则我军的士气将更为高涨,我军的战斗力将更为强大,给敌人的杀伤必然增多,而我们的损失则必然减少。

  在讲完军队整训的必要性之后,张云逸在报告中指出了练兵的内容:首先要练技术,但不是练现代化的高级技术,而主要是练目前要使用的技术——射击、投弹及白刃战(刺杀)技术。关于这三大技术,张云逸强调,除了要使指战员了解其使用方法和要领外,更主要的应该多练苦练,应当纠正过去重训不重练的偏向,只有多练苦练才能烂熟,才能发挥武器的效能。所谓“艺高胆大”、“熟能生巧”就是这个道理。

  接着,张云逸对三大技术训练要达到的目标及如何进行三大技术训练作了阐述。关于射击,张云逸说,这是步兵杀伤敌人的主要技术,对射击的要求是瞄得快,打得中。我们要求一方面普遍提高射击的水平,另一方面应当每个班创造一个到两个神枪手。要达到这个要求,首先要学会射击的方法,即瞄准击发的要领及各种姿势与动作,应当练习在各种情况下利用各种地形地物的射击姿势及各种气候下的射击方法。由于战场上的敌人是活动的,因此一个好的射击手,不仅要打得中,而且要瞄得快,若瞄得太慢,就会丧失射击时机。至于机关枪、掷弹筒、炮兵、骑兵等的射击训练,同样要做到瞄得快,打得中,并能达成与其他兵种配合作战的目的。同时,射击不是单纯的与敌人拼火力,还应当与运动联系起来,以收互相配合之效。关于投弹,张云逸说,这是近战战术中主要的技术,对投弹的要求是投得远、投得准,最低限度要能普遍地投35米远以上,而且要很准确,当然投得愈远、愈准确则更好。练习投弹时不应当只是在操场上去练,还应当多在野外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地形地物,进行立投、跪投、卧投或其他投掷姿势的练习。投弹还要注意拉火以后到投掷的时间。投快了,弹刚着地尚未爆炸,敌人可以拾起来再掷向我们;投慢了,就会炸伤自己,因此以弹刚着地就爆炸为最好。关于刺杀,张云逸说,这是步兵进行冲锋格斗时的动作,也是最后与敌人决胜负的动作,对刺杀技术的要求是练得有劲、敏捷,而且能持久。要达到这个要求,首先要练力,其次要练法,然后再把力与法结合起来。在训练中不必去追求形式的统一,应练些合乎战场实用的拼刺方法,并且要把这些技术与战术动作联系起来。这样,才能给敌人更大的杀伤,减少我们不必要的损失。张云逸强调,以上三大技术不仅要学会单独使用,而且要学会三大技术相互配合使用,以及与战术动作联系运用,这样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获得更大的效果。

  张云逸在报告中指出,除了三大技术外,还应对土工作业进行训练。他说,土工作业也是近战必要技术之一,不论进攻或防御都有重大作用。在防御战斗中,可以利用工事发扬火力,杀伤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以坚守阵地,同时减少自身的伤亡。在进攻战斗中,可以利用野战工事来发扬火力压制敌人,同时又能利用工事的掩护接近敌人。张云逸在报告中还指出,此次整训,主要是为了提高军事技术,但同时也要提高工作效能。在战斗部队,练习三大技术,提高技术,加强战斗力,是最基本的东西。而在各机关部门,学习本身业务,提高工作效能,是最重要的事情。但不论军事、政治、后勤等干部,在这次练兵中,均须尽可能参加,学会带兵、养兵、用兵的本领,加强军事生活的锻炼,达到人尽其能,学用一致的目的。

  最后,张云逸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此次练兵中应采用的方法,即如何练兵的问题。他主要提到了五种练兵的方法。一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方法。张云逸说,练兵应该从实际出发,否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有害。如军部直属队有各机关、各部门与战斗部队之分,各部门及各部队之间都各有不同的特点,不能采取通盘一律的练法,否则便会脱离实际,达不到练兵的目的。二是要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他要求改变过去由司令部与教员包办的做法,使练兵成为广大群众性的运动,使官兵视练兵为己任,自觉努力训练。同时指战员应在一起共同训练,采取干部教战士,战士教干部,战士教战士的互为师生的教学方法。在教练技术时,只强调技术高低之分,而无干部与战士上下级之别,谁有一技之长,谁比别人练得好,谁就有资格当教员,别人应当尊重他,学习他的技术,向他看齐。在练兵开始之前应抽调一部连排干部,集中到团部、营部,由部队领导亲自负责或指定适当人员负责进行短期训练,以便首先教好一批干部再回去教战士。三是练兵与实战相结合的办法。张云逸说,练兵不是为了练得整齐,练得好看,而是为了战胜敌人,因此这次练兵必须本着练兵与实战结合的原则去做。练兵就是战斗的准备,在练兵中可以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战斗就是练兵的实施,在战斗中可以考查练兵的成绩。应当彻底克服练兵与实战脱节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毛病。譬如现在我们在敌后打游击,就要练打游击必需的动作。我们为着将来对敌全面反攻,准备打正规战,就要先学会打阵地战、运动战的动作。又如敌人现在采用碉堡政策,我们就要练打碉堡的办法。四是练兵领导的方法。张云逸强调,要深入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动员群众打通思想,使领导者了解部队实情,又使群众了解练兵的重要性。部队领导应亲自上课,亲自到操场,以身作则,领导练兵,掌握骨干,团结群众,采取一般号召与具体领导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等办法。五是抓典型带全体的练兵方法。张云逸指出,由于这次练兵是群众性的运动,因此在练兵中应注意选择与培养典型,如以连或团为单位,或以某个部门为单位选择几个好的射击手、投弹手、刺杀手、劈刀手等,作为全体练兵的标准,以推动练兵工作的进步。

  张云逸的这个报告在1944年11月被新四军司令部出版的《军事建设》第6期全文刊载,成为指导新四军整训的一篇重要文献。

  在张云逸的亲自督导下,新四军军部直属队及军部机关的整训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张云逸还将军部特务团整训的简要情形向新四军各师作了通报。他在给各师的电报中指出:“军特务团由于开始掌握了新的练兵方法,群众的情绪提高,采取群众路线去进行,始终在高涨着,因此在短短的三个星期当中获得了不少的进步和成绩(如第一次射击每百发子弹中靶十五颗,第二次每百发子弹中靶六十颗,该部经验现正在整理,当另文来介绍)。”【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6页。】

  对军部机关的整训,当时在新四军军部工作的金冶回忆道:“军部首长对军部机关的作风要求也很严格,部队练好军事技术,机关要练好本职业务本领,要求提高工作效率与质量,并要求严格遵守纪律。军部机关学生出身的干部多,生活比较散漫,路上见了首长,避而过之。张云逸副军长有办法,你不敬礼,我军首长先向你敬礼。在这样严师的熏陶下,军部机关的面貌焕然一新。”【金冶:《在统帅部的日子里》,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华中局和军部关于整训的指示下达后,有的师迅速行动起来,从1944年11月起对部队展开整训。但新四军大部由于当时仍在继续执行扩大根据地的任务,战斗比较多,部队调动频繁,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整训或没有把整训当成中心工作来抓。1944年12月,张云逸收到几个地区关于部队整训情况的报告后,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在已经开始整训的部队中,除了个别部队稍有成绩外,多数部队还没有掌握新的整训方法,仍然由司令部包办,没有形成群众性练兵的热潮,而且在练兵中还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过多和过快的要求。有的部队在没有进行射击基本要领训练的情况下,就要求进行实弹射击;有的在投弹训练未能达到投远和投准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不同地形、敌情情况下投弹的训练;有的在三大技术没有分项苦练的情况下,就要求进行战术动作的训练。这些做法显然违背了训练的基本规律。另外,有的部队在对干部进行整训时,一开始就进行提高战术素养与实战指挥的训练。张云逸认为,整训必须解决战术用兵问题,但对干部的战术训练应在练好了技术以后才能进行。

  为此,1945年1月16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各师:新四军在整训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弊病,若照这样的旧方法、老一套练下去,恐怕很难收到预期效果,也无法完成中共中央下达的整训任务。“凡环境允许整训的部队又未完全采取新方法者,必须赶快回过头来深入动员,必须将新的练兵方法在各级干部及战士群众的思想中搞通。在思想准备方面多花费些时间是有代价的,只要一掀起群众自觉的练兵热潮,而又能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和正确的方法巩固保证,并不断检查、总结、竞赛提高之,是会得到不可预计之优良成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7页。】因此,张云逸等要求各师接此电后,结合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整训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下发的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和晋绥军区整训的经验材料,详加研究与讨论,以改进目前的整训工作。据此,新四军各师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在主力军和地方军整训的同时,华中各地对民兵和自卫队也分期分批进行了整训。至1944年底,仅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就训练民兵10万人。

  在整训过程中,一些根据地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据不完全统计,仅淮南、苏北军区及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就有3.8万余人参军,淮北地区参军的县、区、乡、村干部就有84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在大扩军的基础上,新四军各部又组建了一批新的部队,以适应将来全面反攻作战的需要。

  在得知新四军各部在整训中实行了扩军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于1945年3月2日致电华中局所属各区党委,对大扩军后部队的主要任务及其编制、配置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电报指出:“一、经过去年大扩军后,江北各地今后主要任务应放到整训部队与发展民兵上面。估计在接近反攻时,华中敌后情况可能日趋严重,如果继续不断扩军,不但超过限度有丧元气,要影响将来应付最艰苦的局面,而且经济上也势将难维持。二、中央指示,部队编制目前一般仍宜采用千五六百人的中团制和千人左右[的小团制]。二千人以上大团制抗战初期华北采用过,并不合乎实际,可在将来配合盟军作战时始采大团制。三、大扩军后宜将主力、地方团、县区武装三者进行适当分散不集中的配置,仍是最好的储蓄力量的办法。四、各地于大发展后,应特别注意主力的培养与锻炼,只求数量的可能偏向必须及时防止和纠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8页。】据此,新四军各部在抽调部分兵力进行局部反攻的同时,继续进行部队的整训工作。

  在张云逸等的指导与推动下,新四军经过整训,组织性和纪律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部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更为融洽。广大民兵、自卫队的军政素质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从而成为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强大后备力量。部队和民兵的整训,为尔后新四军的大发展与实行全面反攻作了切实的准备。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3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四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中)

<标题>=一、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1943年,华中敌后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日军在华中地区的总兵力约为21万人,其中一半左右是用来对付新四军的;华中地区的伪军20余万人几乎全部用来对付新四军。此外,华中地区的国民党顽军继续制造反共磨擦。张云逸等人的任务,就是率领华中抗日军民打退日伪顽的进攻,巩固抗日根据地。1943年1月28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指出:“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全党千百倍提高自己的信心和警惕,准备在任何严重的环境下,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是目前华中全党最基本的战斗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1943年2月12日,日军抽调第十七、第十五、第三十五师团及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和伪军共2万余人,从宝应、兴化等地出动,开始对苏北地区发动春季大“扫荡”。此前,韩德勤主动派人与新四军第三师商谈反“扫荡”中两部协调行动的问题。实际上这是韩在为自己准备后路。为团结韩部继续抗战,第三师不念旧恶,与韩达成如下协议:当日军“扫荡”韩部时,第三师配合韩部作战;韩部困难时,可向新四军规定的地区转移,但对根据地的地方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不得加以侵害,日军“扫荡”过后即返回原防;当日伪军“扫荡”新四军时,韩方应原地不动。

  日军对苏北地区的此次“扫荡”,首先打击位于淮安以东地区的韩德勤部。根据与韩德勤达成的协议,新四军第三师各部积极配合韩部作战。

  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高度关注这次规模空前的“扫荡”,并于2月16日致电黄克诚等:“我们的中心任务为坚持与保卫根据地,粉碎敌人‘扫荡’,并适当配合友军作战,扩大我政治影响,以促进全国团结和国共关系之改善。”电报还指出,若韩部于日军“扫荡”时被迫向新四军防区转移,新四军可划出一定地区给其休整,但应“责之严守我制度与不得破坏群众组织,并于‘扫荡’后即时退返原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453页。】在日伪军的打击下,驻扎在宝应县曹甸镇及淮安县车桥、泾口镇一带的韩德勤部大部被歼,残部均向北突围至涟水以东的新四军防区。从17日开始,敌人转移兵力,寻歼新四军第三师。在根据地群众和友邻部队的支持与配合下,至4月14日新四军第三师取得了这次反“扫荡”的胜利。

  在反“扫荡”作战期间,遵照张云逸等的指示,新四军第三师对退入淮阴、涟水、苏家咀之间的韩德勤部供应粮草,接济经费,充分表达了中共方面与其团结抗日的诚意。然而,韩德勤恩将仇报。日军停止对其“扫荡”后,该部既不返回原防,也不“原地不动”,以策应新四军第三师的反“扫荡”作战,反而于3月3日西进,侵占了第三师淮海根据地中心区泗阳县里仁集(今泗阳县里仁乡)、程道口等地,完全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协议。3月中旬,韩德勤又率其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纵队等部西渡运河,侵入第四师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泗阳县之莫唐圩、界头集、金锁镇、山子头一线,并逮捕根据地的干部,杀害新四军伤病员,强缴根据地地方人员的枪支。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率五个团的兵力从阜阳、蒙城地区越过津浦路东犯,准备与韩德勤部会合于淮北地区,夺取洪泽湖两岸,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为驱逐韩德勤,阻止王仲廉部东进,张云逸等决定以第四师主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十团等部进行自卫反击作战。在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统一指挥下,3月18日零时至14时,新四军参战部队全歼了侵入山子头地区的韩德勤部独立第六旅和保安第三纵队,活捉了韩德勤以下一千余人。

  韩德勤被俘后,因怕新四军问罪于己,先是不敢承认自己是韩德勤;待新四军准备将其释放时,韩担心安全没有保障,又承认自己是江苏省政府主席,并表示不愿意走,要求见第四师首长;在第四师师部,韩德勤对自己的反共行径百般狡辩,要求新四军为其掩饰战败被俘的情节,归还其人枪,并要面见新四军首长,如果不答应其要求,韩就“杀身成仁”,并吃了几十根火柴,欲求自尽。由于如何处理韩德勤的问题事关重大,张云逸等于18日请示中共中央如何处理。21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彭雪枫、邓子恢并陈毅、饶漱石:韩德勤被俘前,蒋介石令王仲廉星夜援韩,韩被俘后尚无反应。你们应准备释韩,但暂时不释,待王仲廉及重庆反应明了后再行处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如韩同意西去,则发还一部分人枪就地解决问题;如韩不同意西去,则暂留一时期,待国民党表示态度后解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日命令王仲廉部4月5日前赶到洪泽湖地区。22日,王仲廉部推进至灵璧县北部。在此形势下,陈毅于23日12时离开黄花塘,接着夜渡洪泽湖,于25日到达第四师师部,代表军部处理韩德勤问题。

  围绕处理韩德勤的问题,中共中央与新四军军部和第四师领导人之间,紧急磋商,目的是何时放韩对形势更为有利。26日,赖传珠“向五○三(饶漱石)提出,韩(德勤)事无法隐瞒,解决问题不能以韩为主,局部解决困难,王(仲廉)西返不可能,因此以不放为有利。”【《赖传珠将军日记》下册,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页。】为此,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陈毅和第四师领导人,主张暂不释韩。27日,陈毅两次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并转中共中央,主张在与韩进行谈判的同时,恢复韩与顾祝同的电台联络,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同时,由于重庆方面见到韩有下落并且没有被俘,必然鼓动王仲廉部东进,新四军可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再歼其一部。28日,刘少奇就处理韩德勤问题致电陈毅、彭雪枫、邓子恢并张云逸、饶漱石:你们应努力争取韩德勤与我订立一个协定,之后即可释放韩德勤,并送其回原部队;对王仲廉东进部队应取先礼后兵策略,于适当时机予以打击,使其在路东不能立足。当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致电陈毅、彭雪枫、邓子恢并报刘少奇:完全同意刘28日电示,只有采取此方针对我最有利。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转陈毅:“陈二十七日两电悉。同意陈所提办法处理韩、王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为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须先礼后兵,不必急打。”【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页。】事实上,汤恩伯得到韩德勤被俘的消息后,于3月28日命令王仲廉部由津浦路东地区西返。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4月1日新四军释放了韩德勤。2日,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并转中共中央:韩德勤已于昨天下午送其归队,彼第一步到运河两岸收集旧部,恢复办公;双方签订友好协定;请华中局、军部通知各地,对韩部应采取友好协助态度。4日,韩的代表吕汉卿与彭雪枫秘密签订了“韩副总司令与新四军陈军长晤谈备忘录”。根据这一备忘录,韩德勤同意不再策动津浦路西的国民党军向东进犯,新四军则划出淮阴附近的部分地区由韩部驻守,以衔接到其曹甸原防。不久,韩德勤将其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和江苏省政府机关搬到了安徽阜阳。至此,韩德勤部完全撤出了苏北地区。

  在整个抗战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国民党顽军的关系,始终是张云逸等面对并须认真处理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陈毅、张云逸等通过捉放韩德勤,既打击了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气焰,迫使其最终表示与新四军合作抗日,又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从而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在指挥新四军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同时,张云逸还参与指导了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进行的反“清乡”斗争。

  为达到把华中变成继续进行侵华战争的重要后方基地,强化汪伪政权“以华制华”,掠夺战略资源和人力资源“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从1941年起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清乡”。为此,汪精卫等组织了“清乡”委员会,他们把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和中国台湾、东北实行过的各种殖民统治办法,以及蒋介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等“围剿”红军的办法都搬了出来,制定了一整套毒辣的“清乡”办法,即首先进行旨在消灭抗日军民的“军事清乡”,接着进行通过编组保甲等手段强化治安的“政治清乡”,然后进行“经济清乡”和“思想清乡”,企图通过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经济掠夺和思想奴化,实现由点线的占领到面的占领。因此,反“清乡”斗争是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民所经历的一场特有的斗争。

  在对苏南实施“清乡”的基础上,日军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和汪伪政权“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纠集了日伪军1.6万余人,准备于1943年4月开始对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之第四军分区即(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乡”。为此,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于1943年3月16日致电第一师、第十六旅和浙东指挥部:“敌寇对苏中‘清乡’,曾经作过较长期之准备和动员,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面作过相当充分部署,而且对内战‘剿共’经验与苏南‘清乡’经验作过综合的研究。因此,你们对此次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敌寇‘清乡’,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清乡’与‘扫荡’是不同的。‘清乡’不仅在于动员配备优势武力以打击驱逐我主力,而且在于动员配备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各方力量,彻底破坏我地方党政群众组织,摧毁我根据地,把我根据地彻底伪化、殖民地化。因此,我们也只有动员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锄奸保卫等各方面的力量,开展反‘清乡’斗争,才能粉碎敌寇的‘清乡’。”【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4月8日,张云逸与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又致电粟裕:可参考第十六旅在苏南反“清乡”的经验,动员群众及民兵大破敌之竹篱笆,并将其烧毁,以打破日伪军用竹篱笆围圈进行“清乡”的计划【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7页。】。

  据此,苏中区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在1943年4月至1944年2月接连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期清乡”、“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巩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苏南、浙东、豫鄂边区等地的新四军也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苏北、淮北等地的新四军则粉碎了敌人的“蚕食”活动。

  据统计,1943年新四军各部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共作战4500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同时击退了国民党顽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多次进犯,从而坚持与保卫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度过了华中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为新四军在1944年转入对敌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4年春,日军抽调50余万兵力(其中从华中地区抽走8个师团),发动了旨在打通从中国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与此同时,为巩固其在华中的统治,日军又新组建了一批部队,使其在华中地区的总兵力仍保持17万人左右,并不断对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尽管如此,日军深知其战斗力已大为下降,不得不缩小防区,扩充伪军,将一些次要据点交由伪军守备。张云逸等根据敌我力量此消彼长的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在领导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粉碎敌人“扫荡”和“清乡”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指挥新四军发起攻势作战,实施局部反攻。

  在反“扫荡”方面,1944年张云逸等在领导华中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和反“清乡”的基础上,成功地粉碎了日伪军于12月间对苏北地区发动的大“扫荡”。12月上旬,日军为掩护由河南调至苏北的伪军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南下阜宁和盐城地区,调集第六十五师团一部连同伪军共6000余人向涟水、阜宁、滨海等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张云逸等与黄克诚研究后,决定以第三师兼苏北军区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进行反“扫荡”作战,将第三师主力集中于阜宁、滨海、灌云等地,阻击孙良诚部南下。至12月10日前后,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不但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而且将南下的孙良诚部压缩于阜宁、盐城一带。

  发动攻势作战方面,在张云逸等的领导下,1944年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部队先后进行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作战,并于12月间派出一部兵力渡江南下,进军东南;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从8月开始发起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攻势作战;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以及第十六旅和浙东游击纵队等部,也都发起了攻势作战。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张云逸等人指挥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6582次,攻克敌据点570处,摧毁敌碉堡764座,毙伤俘日伪军5万余人,迫使伪军反正18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8页。】,收复了大片国土,基本制止了日伪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改善了各地区的斗争局面。

  在中国抗日军民和其他同盟国军队的共同打击下,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本法西斯开始走向末路。为作最后挣扎,侵华日军根据其大本营的指示,开始收缩兵力,以确保其在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的重点地区。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于1944年12月15日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中指出:1945年全中国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并强调解放区【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中,将敌后抗日根据地称为解放区。此后,解放区一词被广泛使用,并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词的替代语。】军民1945年首要的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1945年春,日军开始向京、沪、杭和华中沿海地区收缩兵力,将一些据点交由伪军守备。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抓住华中日军调整部署的有利时机,集中新四军部分主力向敌守备薄弱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发动进攻,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趁伪军孙良诚部刚抵达苏北、立足未稳之际,自1945年1月下旬起主动发起攻势,至3月中旬共歼灭该部1200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4月下旬,该师针对日军撤出阜宁,防守阜宁的伪军内部矛盾突出,且城内粮草缺乏的情况,集中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仅用三天即攻克阜宁城及其外围日伪军据点20余处,歼灭伪军2400余人,收复村庄580余个,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苏中军区部队于2月下旬向盘踞在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之间的伪军据点发起进攻,歼灭伪军900多人,解放了兴化、高邮、宝应地区2400平方公里的水网地带。4月下旬,苏中军区部队又在高邮以东地区伏击调防的日伪军,一举歼敌1800余人。

  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和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在张云逸等的直接部署和指挥下,粉碎了日伪军打通淮河至运河水运交通的企图。1945年2月,日军由淮阴、天长、高邮等地集中了5000余人向淮河下游和三河沿线进犯,企图打通淮河至运河的交通,以切断淮南、淮北、苏中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张云逸等人一面指挥新四军第二、第四师以伏击、截击、围困等手段积极打击进犯之敌,一面令新四军第一、第三师分别向江都、高邮、淮阴等地发动攻势,钳制日军。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向淮河下游和三河沿线进犯的日伪军于4月中旬被迫向高邮、五河等地撤退。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则趁势发起反击,接连拔除10余处日伪军据点,至4月底歼灭日伪军近800人,扩大了津浦路东解放区。为进一步扩大淮北解放区,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于4月中旬起对泗县、灵璧、睢宁、涡阳等地的日伪军发起了历时近一个月的攻势作战,破袭了泗县、灵璧等地的部分公路,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0余处,解放了1200平方公里的国土。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欧洲战事结束。6月,美军攻占冲绳岛,打开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南部通道。在中国战场,侵华日军在解放区军民的不断打击下,困守于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和沿海一带。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为作垂死挣扎,日军大本营于5月底进一步收缩在华兵力,并从华北和华南抽调8个师团进入华中,使华中地区的日军兵力增加到62万余人。同时,日军还将在山东的伪军第三方面军调到安徽蚌埠和淮南一带。

  张云逸等研究了国内的形势后认为:“敌伪集中兵力准备决战,故在华南、华中各地主动放弃许多城市和地区。但长江下游与津浦路沿线,除非经过决战失败,似不致轻弃。”【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2页。】据此,张云逸等决定乘日伪军向沿海、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收缩之际,令新四军继续对敌守备薄弱的城镇据点展开积极进攻,以进一步扩大解放区。由此,新四军各部展开了更为猛烈的夏季攻势。

  为歼灭盘踞在宿县西南地区的伪军第四方面军一部,扫除开辟宿(县)蒙(城)怀(远)地区的障碍,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部队于5月下旬集中1.3万余人的兵力发起宿(县)南战役,至7月1日共歼灭伪军1900余人,不仅巩固了涡河以北地区,而且开辟了宿南新区,使淮北津浦路西解放区的8个县连成一片。此外,第四师兼淮北军区还集中地方武装9个团,在主力一部的配合下,于6月至7月进行了睢宁战役,攻克睢宁县城及其外围伪军据点17处,歼灭伪军2200余人,收复国土300余平方公里。

  在进行宿南、睢宁战役的同时,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所部及苏中军区部队继续向伪军第二方面军发动攻势,先后在苏北盐阜、淮海和苏中淮安地区攻克其据点数十处,争取近1000名伪军反正。至7月底,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部队已解放了盐城、阜宁以东的全部地区,使淮海区扩大了一倍。

  此外,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于5月争取了嘉山县伪保安大队反正,并乘势攻入该城;6月又攻克六合县东沟镇伪军据点,全歼伪军1个营约400人。

  新四军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部队于7月间一度收复至德(今东至)县城,并解放了彭泽、至德之间部分地区,拔除了巢湖南岸巢(县)盛(家桥)公路沿线部分日伪军据点。

  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中,张云逸等指挥新四军先后解放阜宁、睢宁等县城及其他日伪军据点100余处,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并争取4700余伪军反正,将日伪军进一步压缩到华中的主要城镇、交通要道附近及沿海地区,进一步扩大了华中解放区。

  1944年至1945年上半年,新四军积极发动对日攻势作战,但国民党顽军却趁机侵犯解放区,使新四军不得不在对日举行攻势作战的同时,对顽军进行自卫反击作战。

  盘踞在苏中东(台)泰(县)兴(化)三角地区的国民党长江下游挺进军陈泰运部,于1944年上半年同“清乡”的日伪军相配合,先是不断进犯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的南如海启地区,残杀抗日军民,之后又派出特务窜入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进行破坏活动,并有配合日伪军对泰县、如皋、海安等地进行“清乡”的企图。在此形势下,张云逸于7月8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请示是否可以对陈泰运部予以打击。毛泽东在张云逸的这一电报上批示:“在陈泰运确实配合敌伪向我进攻时,可在自卫立场上予以打击,但不能离开自卫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8月26日,毛泽东与刘少奇、陈毅联名电示饶漱石、张云逸:对陈泰运部可站在自卫立场上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其歼灭。据此,张云逸令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做好讨伐陈部战役的准备。8、9月间,陈泰运部勾结伪军对苏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实行封锁,并配合伪军向驻紫石(今海安)县仇湖以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在该地活动的新四军,控制整个东泰兴三角地区。为消除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这个祸患,张云逸根据自卫原则,集中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6个团的兵力,于9月下旬至10月底进行了讨陈战役,一举歼灭该部2300余人,从而控制了东泰兴紫(石)四县交界地区,贯通了苏中军区各军分区之间的联系。

  1944年6月,新四军第二、第七师乘日军拆除淮南铁路南段铁轨之际,向该段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拔除了部分日伪军据点。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不但不配合新四军作战,反而偷袭新四军第二师巢北支队【1943年12月,新四军第七师原巢湖支队调入淮南抗日根据地后改称巢北支队,并改隶新四军第二师。1944年9月,该部重新调归第七师建制。】,使该部遭受很大损失。7月中旬,桂系军队占领了苏皖交界的江(浦)全(椒)地区,并对巢(县)合(肥)地区展开“清剿”,从而切断了新四军第二师与第七师的联系。同时,桂系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自桐城、庐江一带东犯,企图与第一七一师东西对进,将新四军第七师挤出皖中地区。

  为粉碎桂系军队的企图,张云逸等准备在淮南津浦路西地区择机组织一个自卫反顽战役,恢复第二师与第七师的联系,并巩固淮南津浦路西地区。7月26日,张云逸等将这一意见电告毛泽东。随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研究了具体的作战部署。30日,张云逸等致电第二师,要求于8月20日前完成自卫反顽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8月2日,中共中央复电张云逸等:同意在淮南津浦路西组织一个自卫反顽战役,但强调:“目前宜集结必要充分兵力专门整训,精研包围歼灭办法,俟彼来攻,让其前进至适当地点,我用全力歼灭其一部,然后找机会再歼其一部,打出威风来,否则不易解决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747页。】据此,张云逸令新四军第二、第七师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加紧进行反顽作战的准备。

  8月下旬,新四军第七师击退了桂系军队和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近2000人向巢(县)无(为)中心区周家大山阵地的进攻,毙顽军300余人,守住了阵地。11月10日,日伪军以6000余人兵力向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定远县藕塘、张桥等地进行“扫荡”。13日,桂系军队第一七一师连同安徽国民党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紧随日伪军之后,向淮南路西根据地进犯。面对日伪顽的联合进攻,张云逸等首先指挥第二师兼淮南军区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随后又集中第二师第五旅及淮南军区津浦路西军分区部队对付进犯的顽军,并于20日在定远县占鸡岗一举歼灭了第一七一师及地方土顽武装2000余人。几天后,第二师第四旅又攻克了周家岗等地的顽军据点,歼灭顽军300余人。为夺回周家岗,顽军集中了约7个营的兵力向周家岗等地进攻。11月25~27日,张云逸等连电第二师,要求集中主力歼灭来犯的顽军一路或一部,以确保周家岗等地,并相机恢复江(浦)全(椒)地区。张云逸等在电报中强调:对于新收复的地区,不要分兵处处把守,而应择其要点筑垒扼守,以便能集中主力进行整训和机动;自卫战应注意有节与适可而止的原则,以免造成连续作战的局面,于大局不利。据此,第二师派兵在周家岗以南孤山一带严阵以待。顽军见无隙可乘,只得在孤山以南的三合集至西王集一带构筑工事,与第二师形成对峙。

  1945年2月,驻巢县、桐城的桂系军队第一七一、第一七六师,趁新四军第七师在皖中无(为)东地区进行反“扫荡”之际,向巢无和(县)含(山)解放区发动进攻。面对日伪顽的同时进攻,张云逸等指示新四军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领导人谭希林、曾希圣等,要求首先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然后再以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打击和袭扰进犯的顽军,同时命令第二师向顽军第一七一师发动进攻,以策应第七师的作战。3月初,第二师相继拔除了第一七一师在定远、全椒等地的据点10余处,歼灭顽军近1000人,迫使其暂时停止了向皖中解放区的进攻。然而没过多久,桂系军队又调集第一七一、第一七六师准备再次进犯淮南津浦路西及巢(县)南地区,并增调驻合肥的第七军第一七二师至皖东参战。

  此时,张云逸等正考虑抽调新四军第二师主力执行向东南发展的战略任务。而长期楔入淮南津浦路西和皖中地区的桂系军队不仅威胁着这两块解放区的安全,且使第二师主力无法渡江南下。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打通第二师与第七师之间的联系,巩固巢南地区,并相机解决淮南路西问题,以便执行新的发展任务,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决定,集中第二、第七师主力在淮南津浦路西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自卫反顽战役。为保证作战的胜利,张云逸等还决定将第三师第七旅调至淮南津浦路西参战,同时为加强皖中地区的作战力量,还决定第三师组建独立旅,调至皖中参战。据此,第七旅于3月中旬由淮北地区南下,4月初到达淮南津浦路西地区。第三师从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第二、第三支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部队,于4月4日在江苏泗阳县组成了以覃健为旅长的独立旅。之后,独立旅由苏北南下皖中。

  由于这次是新四军空前规模的反顽作战,为加强对战役的组织和领导,张云逸等决定组织路西反顽战役指挥部,以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和第七旅旅长彭明治分别任正、副指挥,统一指挥参战的新四军各部。同时,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率领从军部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的精干指挥机关,于4月6日由千棵柳【新四军军部于1945年2月28日由黄花塘南迁至今盱眙县的千棵柳。】出发,经来安县自来桥过津浦路,于10日到达定远县的大赵家,部署作战任务。当天,谭震林及第五旅旅长成钧、政治委员赵启民等都赶到大赵家会合。11日,张云逸在大赵家主持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力求在运动战中歼灭顽军第一七一师主力。13日,第七、第五、第四旅移至定远县大桥一线,覃健率独立旅到达盱眙县的古城,张云逸令独立旅休息两天即西进参战。

  14日晚10时左右,反顽战役打响。第五旅包围了驻王子城及其附近村庄的桂系军队一个团,第四、第七旅插至王子城以西和以东地区,准备打援。15日,第五旅第十五团开始对王子城实施迫近作业,并将外围村庄占领。16日,驻梁园的桂系军队一个团(两个营)向王子城西南的富旺集增援,被第四旅包围于大小鲁庄;驻三官集的桂系军队一个团(两个营)向王子城东南的黄疃庙出犯,遭第四旅阻击不得前进。张云逸、赖传珠等得知新四军包围了王子城和大小鲁庄的两处顽军,便打电话提醒谭震林等,前方部队不宜多处包围顽军,否则使兵力分散,不好机动出击。桂系第七军第一七一师师长曹茂琮见两个团被包围,一个团进攻受阻,于17日再令其两个团向黄疃庙增援。双方展开激战。被包围于大小鲁庄等地之顽军则趁机突围,第四旅发起追击。第七旅于18日占领黄疃庙后,亦向退却之顽军发起追击。至21日,反顽作战结束。

  此次反顽作战,新四军以8个团对桂系军队5个团,在兵力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再加上既想攻城,又想打援,作战重点不突出,因而未能形成歼灭战,而打成了击溃战。尽管如此,新四军以伤亡2500余人的代价歼灭桂系军队第一七一师等部3600余人,给其以应有的教训。在此期间,新四军第七师含和支队东进苏皖交界的江浦、全椒地区,策应路西反顽作战,并先后攻克、逼退顽军据点多处,23日与第三师独立旅在江浦石村庙会师。此后,第三师独立旅南下皖江地区,加强了第七师的作战力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4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四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中)

<标题>=二、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是由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四师的前身——新四军游击支队创建的。1941年2~5月,新四军第四师在与国民党顽军汤恩伯部进行反磨擦作战受挫后,被迫放弃这一地区,退至津浦路东的淮北苏皖边区。此后,“打回路西去,收复豫皖苏边区”,便成为新四军第四师全体指战员一个矢志不移的信念。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实施豫湘桂作战计划,先后向河南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动进攻,至5月25日占领了郑州、漯河、洛阳、卢氏、陕县等30多座城市。在不到40天的时间里,第一战区的国民党军队竟损失了20多万人,丢掉了4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迫退至洛宁、嵩县以西的伏牛山区。

  国民党军的溃退,为第四师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为此,4月下旬和5月上旬,第四师领导人两次致电新四军军部,请示能否恢复豫皖苏边区。然而,在对日军的整个作战计划、作战目的及作战结果尚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张云逸等认为,可以进行恢复豫皖苏边根据地及向河南发展的必要准备,但部队不必急于行动,并于5月4日致电中共中央:“我们除令四、五、七师仍继续加强原有地区巩固工作外,并进行必要之准备,特别是在顽战区地下党工作,以静待整个情况之变化,不宜过早行动。如果敌人打通平汉路后,我们之方针如何?请示为盼。”【张云逸、饶漱石致中共中央电,1944年5月4日。】

  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张云逸等的建议,并于5月11日致电华中局并转豫鄂边区党委,北方局并转冀鲁豫分局: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估计“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敌后地区,而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及国内国外各种压力之下,最近又对我党表示好感。林伯渠、王若飞同志已应国民党之邀请前赴重庆进行谈判。”“因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目前决不应向河南推进,以免引起和国民党方面的磨擦,妨碍大局。”然而,应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和党员去河南,“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为此,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中央决定:在郑州以西地区,由北方局负责;平汉路以东之豫东地区,由冀鲁豫分局负责;豫南及皖北地区,由华中局及豫鄂边区党委与淮北区党委负责。”【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据此,张云逸等于5月19日以华中局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新四军第四、第五师分别查明情况,做好发动与指导豫南、皖北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部署,同时要求各区党委准备抽调一批河南和安徽籍的干部,以待将来派到豫南和皖北开展工作。

  从5月下旬起,日军暂停在河南的军事行动,开始向湖南发动进攻。在局势已经明了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发展河南的工作重新进行了研究和部署。6月23日,刘少奇与陈毅联名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并新四军第五师领导人:“五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电报同时要求第四师可以一部西越津浦铁路,到安徽西北地区待机,但不宜向河南急进。7月9日,陈毅又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中共中央前后两电,一要第四师越津浦铁路西进,开展涡阳、蒙城等地的工作,一要第五师准备向河南和湘鄂赣边发展。将来日军若打通了浙赣铁路,则第十六旅、第七师和浙东部队还要向江南发展。请你们与各师就此进行商议,预作准备,并将商定之具体意见从速电告中共中央。据此,张云逸等与正在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的各师领导人(第五师除外)开始研究进军河南的方案。

  在此之前,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等曾于7月3日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曾山并刘少奇、陈毅:“我们对河南发展的可能和需要,完全同意”,但“我们现在存在几个困难,确与发展河南的任务矛盾”【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这就是严重的财政困难、根据地不够巩固以及严重缺乏干部。由于这三大困难,第五师至少在半年内仍以巩固原有根据地为主;对于发展河南,只能派出约七个连的兵力,暂在信阳、罗山境内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并拟组织河南工作委员会领导此项工作。张云逸等接到第五师的来电后,于7月6日以华中局的名义复电指出:“根据中央指示发展河南,打通八路军、新四军联系,为我党目前颠扑不破的战略方针。因此,五师必须争取时间,迅速准备向北发展的一切条件”;“我们深悉你们目前集中力量进行巩固工作之重要,但目前五师向北发展客观顺利条件,对五师与全国今后发展前途均有极大意义,不可错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中共中央在研究了第五师的电报后,考虑到该师目前的状况,同意其在半年内以巩固原有地区为主、以发展河南工作为辅的请求。关于发展河南敌后的工作,中共中央要求第五师首先沿平汉路两侧向北发展,求得与华北八路军打通联系,以便中央能派干部到第五师工作,同时要求第五师派得力干部去领导河南工作委员会。7月10日,中共中央将上述决定电告第五师并华中局。

  张云逸等在讨论进军河南敌后方案时,“除一致拥护先机完成贯通中原的战略方针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最终形成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若目前向河南敌后大规模进军不致影响全局,则新四军除第二、第五师另派部队向北发展外,还可集中十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由第四师地区向豫东挺进。为此,需要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遣大批部队向睢(县)杞(县)太(康)地区挺进,以为策应。第二方案是:若目前还不宜以过大兵力向河南敌后行动时,可先由第四师派遣三个步兵团附一个骑兵团,由江苏铜(山)南、安徽宿(县)北一带越过津浦路,向萧(县)永(城)砀(山)地区挺进,首先恢复原豫皖苏边根据地,继而与睢杞太打成一片;另以一个步兵团由宿南、涡(河)北间越过津浦路,进行钳制作战,尔后两部再会合。第三方案是:若目前只可用较小部队西进,则最少需以一个主力团向萧永砀地区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和恢复根据地。

  经过比较研究,张云逸等觉得第二方案比较可行,并认为若能恢复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与睢杞太打成一片,便可沟通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随后新四军再以此为基础大举西进,协同八路军南下,再由新四军第五师派兵北上,便可打通第五师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全面联系,中共中央赋予的贯通华中、华北和陕北之间联系的战略任务即可实现。据此,张云逸等令第四师在半个月至一个月内做好西进的准备,同时要求各根据地迅即抽调河南一带的地方干部到华中局集训,准备随军出发。7月11日,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将上述意见电告中共中央。

  7月25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1)北方局已决定由八路军太岳军区派两个团南渡黄河进入豫西地区开展斗争;冀鲁豫分局已派一个营加强睢杞太地区;新四军第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线向河南发展;华中局提议在新四军第四师抽五个团进入永城、夏邑、萧县、宿县地区建立阵地,打通与睢杞太的联系,并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2)新四军第四师西进部队应配置百名以上的地方干部,由师长彭雪枫、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率领,经集训后西进。(3)新四军第三师派一部进入淮北地区。(4)八路军鲁南军区可接收运河支队地区,以便第四师向西发展;冀鲁豫军区应相机派出一部打开微山湖西岸局面,以策应第四师在南面的发展。(5)中央正准备派遣一批干部到河南及湘、鄂等地工作,以配合新四军向河南敌后发展。此电表明,中共中央事实上批准了张云逸等提出的新四军进军河南敌后的第二方案。

  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了《关于发展河南敌后工作的指示》。该指示指出:“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的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在发展河南的工作中应注意下列各点:第一,各部发展河南,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及其边沿区开展工作;第二,发展新区首先应着重政治宣传,争取同情,建立并扩大武装,以自己的力量扫除阻碍,使局面初定,随后再转入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第三,迅速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严肃群众纪律,为人民多做好事,与人民同甘共苦;第四,以我为主建立抗日政权,但要善于吸引当地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出来做事,作我之助手;第五,应注意容纳和吸收当地专门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

  接到中共中央7月25日的电报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及彭雪枫、邓子恢等开始研究第四师西进河南敌后的具体计划,并最后商定:由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率第四师第十一旅的两个团、第九旅的一个团、萧(县)铜(山)独立团及骑兵团,从萧(县)铜(山)地区西进,首先解决国民党地方顽军苏北挺进军第十三纵队刘瑞歧部、第二十八纵队刘子仁部,恢复萧(县)夏(邑)永(城)地区,再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由宿(县)东游击支队派一个大队,配合宿西游击队,向宿西发展,另由泗(县)五(河)灵(璧)凤(阳)独立团派一个营进出淮上,此二路为牵制方向;第四师抽调原路西工作干部数十名,配备好萧县、永城、宿西、夏邑、砀山等县之党政机构,随同出发;经费上先自带一个月的粮款,一个月内不在当地筹粮;为统一领导此次行动,由彭雪枫、吴芝圃、张震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彭雪枫为书记;淮北路东地区由邓子恢和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刘瑞龙二人主持工作,邓并指挥路东部队进行整训,军事上以第九旅旅长韦国清为淮北军区参谋长。

  为配合第四师主力西进,张云逸等决定调第三师第七旅和第一师第十八旅第五十二团进入淮北作为机动力量,同时命令第二、第七师予以策应。为解决第四师西进部队的经济困难,张云逸等专门拨给该部200万元。

  1944年8月15日,第四师主力在彭雪枫、张震、吴芝圃的率领下誓师西进,之后越过津浦路,在相继歼灭、击溃几股国民党顽军后,于8月下旬进至萧永地区。27日,彭雪枫、张震、吴芝圃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为在永(城)夏(邑)边歼灭阻我西进的顽苏北挺进军第二十八纵队刘子仁部,提议增调两团西进。次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复电指出:同意调第九旅第二十六团赴路西参战;你们目前主要任务是争取巩固已得胜利,完全肃清萧永边残存的顽军力量,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稳定这一西进的立足基地,此任务完成后再逐步西进。据此,彭雪枫等指挥第四师西进部队在萧永宿地区连续发动攻势作战,拔出了一批伪军据点,随即展开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至9月上旬,第四师西进部队建立了萧县、永城、宿西3个县、15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组织了1000余人的地方武装,为继续西进打下了基地。

  为阻止新四军西进,夺回萧永宿地区,国民党顽军准备以骑兵第八师、暂编第六十二师、暂编第三十师由涡河以南北犯,以陇海路北之苏北挺进军耿继勋、刘瑞歧两部越路南犯,以津浦路东之第三十三师段海洲部及苏北挺进军第六纵队苗秀霖部越路西犯,企图从南、北、东三面夹击第四师西进部队。在得知顽军的上述企图后,张云逸等多次致电彭雪枫等,就反顽作战作出部署,并将有关情况及时电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9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张云逸、饶漱石:为巩固第四师西进的成果并对顽军实施各个击破的方针,第四师西进部队应立即在萧夏永地区布置战场,准备迎击来犯之顽军;第四师在津浦路东的部队应待段、苗两部西犯后,派得力部队尾进,配合西进部队将其消灭于萧永地区;第三师第七旅应进入泗南、灵璧一线,准备必要时过路增援;在宿西的游击队应加强活动,牵制涡阳、蒙城的顽军;第五师北进部队应尽可能向北推进;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负责消灭陇海路北的耿、刘残部并打通与彭雪枫部的联系,其水东地区的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活动,牵制豫东的顽军,防其全力向萧夏永地区进犯。电报最后指出:“新黄河以东地区,为我华北、华中的联系枢纽,战略上极为重要,目前已成为顽我必争。我军必须在连续不断的战斗胜利中,才能完全巩固该地区的发展……各部作战上之配合,统归彭师长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据此,张云逸等就第四师西进部队的反顽作战作出部署,并令第三师第七旅做好随时到路西参战的准备。

  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第四师西进部队于9月11日集中3个团在夏邑县太平集以东的八里庄、小楼子、张庄一线歼灭顽苏北挺进军第二十八纵队1000余人。次日,第四师第九旅、第三师第七旅各两个团及第一师第五十二团在第七旅旅长彭明治、第九旅旅长韦国清的统一指挥下,于宿县东北地区截歼由灵璧高楼、渔沟西犯的段、苗两部1000余人,从而打乱了国民党顽军三路进攻第四师西进部队的计划。不幸的是,彭雪枫于11日凌晨在指挥八里庄战斗时,被流弹击中牺牲。

  接到彭雪枫牺牲的消息,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极为悲痛。他们深知第四师指战员对彭雪枫师长的感情,为不影响作战,连发数电给第四师西进部队。其中一封电报是发给第四师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及西进部队各旅、团领导人的,电文如下:

  惊悉雪枫同志光荣牺牲,极为痛悼。但在前线战局紧张,你们应以战事为重,切勿受情感影响。至于前方指挥,着由张震同志负责,政治领导着吴芝圃同志负责,你们须团结一致,接受张、吴领导为要。

  张饶赖

  十一日十八时

  另一封电报是发给张震、吴芝圃的,电文如下:

  接张、吴急电。痛悉雪枫同志于追击李光明残部时光荣牺牲,噩耗传来,深为震悼!盼张、吴负责妥为装殓,派员护返师部,另期举行盛大追悼外,仰传达前方全体指战员,更加加紧团结,服从张参谋长指挥,誓竟彭师长遗志。查我军西进,不出兼旬即(歼刘瑞歧精锐,击溃刘子仁全部,先后俘李光明等千数百人,并缴获极多)获此伟大胜利。我们深信我前线指战员,在张参谋长、吴主任指挥下,必能粉碎敌顽进攻,巩固萧永夏抗日基地,并完成与八路军打成一片的光荣任务。特委托张、吴代表我们向前方各受伤同志表示慰问,并祝他们早日恢复健康。

  张饶赖

  九月

  与此同时,张云逸与饶漱石还于9月11日晚上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报告了彭雪枫牺牲的消息及新四军军部暂令张震指挥第四师西进部队的决定。至于第四师师长的人选,张、饶请中共中央决定。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新四军的创建与发展过程中,张云逸与彭雪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自1931年7月张云逸率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后,即与时任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委员的彭雪枫相识。虽然张云逸在年龄上比彭雪枫大了十几岁,但这并没有成为两人交往的障碍。当时,彭雪枫给张云逸留下了一个“年轻有为”的良好印象。全国抗战爆发后,彭雪枫一手创建了新四军游击支队,并率部开辟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虽然在1941年反磨擦斗争中遭受挫折,但他没有气馁,随后率部转战淮北苏皖边区,使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彭雪枫也在战斗中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对于彭雪枫,张云逸作过这样的评价:“雪枫同志十几年来一贯表现忠诚为党,热爱人民,勇于负责,聪明果断,作风雷厉风行,而对干部与战士则极其友爱,在战阵中则英勇善战,制服敌人,平时则专心学习……成为文武兼长,军事政治并茂之我党我军重要干部。”【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编:《彭雪枫纪念文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为缅怀彭雪枫的丰功伟绩,延安和淮北各界在1945年2月先后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为纪念彭雪枫同志,张云逸专门撰写了《悼彭雪枫师长》一文,于1945年2月5日刊登在新四军第四师创办的《拂晓报》上。在这篇文章中,张云逸高度评价了彭雪枫革命和战斗的一生,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向彭雪枫同志学习,学习他优秀的革命品质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完成其未竟的革命事业。

  彭雪枫牺牲后,中共中央于1944年9月13日决定:调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任第四师师长,第四师第九旅旅长韦国清任第四师副师长,并由韦国清赴津浦路西统一指挥反顽作战,张爱萍兼第九旅旅长驻津浦路东。据此,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商定,以韦国清率第九旅第二十六团赶赴路西并统一指挥路西部队,淮北路东的部队则由彭明治统一指挥。不久,韦国清率第二十六团到达路西,与张震、吴芝圃会合。

  遭受新四军的打击后,国民党顽军竟策动驻徐州、商丘的日伪军对第四师西进部队进行“扫荡”。在韦国清的统一指挥下,第四师西进部队粉碎了1000余日伪军对萧永地区的“扫荡”,10月7~8日又在砀(山)南刷集、关帝庙等地歼灭了顽苏北挺进军第三纵队800余人,打通了与陇海路北八路军的联系。

  10月12日,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军长王毓文令暂编第十四师、骑兵第八师、苏北挺进军等部向萧永地区推进,准备以分进合击的战法消灭第四师西进部队。鉴于此次顽军投入的兵力较大,路西的新四军部队在兵力对比上不占优势,为确保反顽作战的胜利,张云逸等令彭明治率第三师第七旅的两个团赴路西参战,并组织了以韦国清为司令员、彭明治为副司令员、张震为参谋长、吴芝圃为政治部主任的路西战役野战司令部,以统一对路西部队的作战指挥。张云逸等还就反顽作战的方针作出指示,要求新四军参战部队在顽军主力分头前进时,以移动防御钳制与阻击其一路,另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

  自10月14日起,顽军分别由涡阳、蒙城、永城以西及徐州西北出动,从南、西、北三面向萧永地区的新四军西进部队进逼。在路西战役野战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下,新四军西进部队自15日起向顽军发起反击。至10月30日,将三路进犯之顽军全部击退,并将由涡阳、蒙城方向北犯的顽军主力赶回涡河以南。此次反顽作战共歼灭顽军3600余人,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其间,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一部奉命南下,在淝河以北地区与新四军西进部队会合。

  11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张云逸、饶漱石:顽军被击败后,估计暂时不会再大举进攻,新四军西进部队应抓紧时间休整,继而分头进行涡河北岸的群众工作,以巩固涡河以北阵地;新四军军部与淮北区党委应速派大批干部去路西,帮助建立地方武装与政权及进行群众工作;同时,新四军西进部队应在八路军南下部队配合下迅速打通与水东地区的联系。据此,张云逸等于11月6日以华中局名义致电张爱萍、邓子恢:路西除抽调部队协同南下之八路军相机西进打通与水东地区的联系外,应集中力量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设抗日政权及发展党的组织。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新四军西进部队自11月起大刀阔斧地展开恢复地区的全面建设工作。同时,第四师第十一旅与骑兵团还由涡(河)北龙山集北上,开辟了商丘、毫县、永城之间的地区。至1944年底前后,新四军西进部队在路西恢复了3200余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建立了近2万平方公里的游击区以及永城、夏邑、萧县等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淮北行政公署第二专署及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组建了一批群众抗日团体及地方武装,解放人口250万。

  自1944年8月起,张云逸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指挥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及第三师第七旅在八路军一部的配合下,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先后歼灭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1.3万余人,控制了津浦铁路以西、陇海铁路以南、商(丘)毫(县)公路以东、涡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完成了恢复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扩大了新四军战略反攻的前进基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5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四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中)

<标题>=三、发展东南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组织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进军浙江,发展东南,既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44年赋予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张云逸在对日反攻作战中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

  发展东南是在发展苏南、皖南和浙东的基础上展开的。张云逸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时,发展浙东的工作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基础。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把发展浙东作为发展江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2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给刘少奇、陈毅的电报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甬,是宁波的别称。总指挥部,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4月,日军为加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控制和封锁,派兵占领了杭甬路两侧地区。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要求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组织开展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的游击战争,并准备成立一个战略单位。据此,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在沪杭甬间的浙东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把这个任务交给时任江南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六师师长谭震林负责。5月起,中共浦东工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根据江南区党委的指示,陆续进入浙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夏,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占领了浙江大片地区的新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令中共皖南特委原书记谭启龙到浙东主持工作。6月下旬,谭启龙到达浙东。不久,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又增派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一批干部赴浙东工作。随后,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成立了以谭启龙为书记的中共浙东区委和以何克希为书记的浙东军政委员会,以及由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的第三战区三北(按: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浙东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至1943年夏,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初步建立了包括四明、会稽、三北和浦东四个地区在内的浙东抗日根据地。

  尽管中共领导的浙东抗日武装为适应敌后斗争的环境,一直没有公开使用新四军的番号,但这支部队的发展壮大及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逐步建立,还是引起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仇视。不但日伪军频繁对其加以“扫荡”,国民党顽军也多次想消灭这支抗日武装。自1943年11月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根据蒋介石“限期剿灭浙东奸匪”的命令,调集1.2万余人的兵力对中共领导的浙东抗日武装发起大规模进攻。在此形势下,为号召浙江人民坚持团结抗战,凝聚和发展抗日力量,制止国民党顽军的进犯,张云逸等人决定在浙江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旗帜,并于12月22日下令,将中共领导的浙东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1944年1月,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并颁布了施政纲领(草案)。从此,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一个新时期。

  浙东游击纵队建立后,如何加强该纵队与苏皖边新四军第十六旅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扩大江南阵地,并能在日伪顽进攻时互相策应,是张云逸接下来要考虑的问题。1944年2月14日,张云逸和饶漱石、赖传珠致电谭启龙等,要求在广泛发展浙东游击战争的同时,纵队主力分散转向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以西、沿海及绍兴以北地区开展工作,设法与活动在安徽郎溪、广德地区之新四军第十六旅打通联系,同时以一部兵力发展沿海岛屿的游击战争。4月,张云逸等再次致电谭启龙等:浙东游击战争应当以向敌后发展为中心,特别是向西北打通与第十六旅及向东北打通与上海浦东地区的联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浙东游击纵队应加强嘉兴至杭州铁路以东、钱塘江以北(即海北)地区的工作,积极收集和研究这一地区的有关情况,做好向该地区发展的准备;军部准备派第十六旅以一部深入安吉、长兴、武康间活动,以策应你们的行动,以便日后两部能打通相互之间的联系。据此,浙东游击纵队不久即派出部队开赴海北,陆续在海宁、海盐等钱塘江北岸地区建立了游击基点。

  就在张云逸等筹划如何打通浙东游击纵队与第十六旅联系的时候,美军提出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作战设想,从而使得中共中央下决心大力发展东南。

  1944年8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人员开始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商讨关于将来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新四军能否配合作战的问题。美军观察组人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为了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进程,毛泽东等欣然表示同意。为此,毛泽东于8月21日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据此,张云逸等于8月26日致电第十六旅和第一师,提出了向东南发展的两个步骤:第十六旅第一步进占武康、安吉、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之间的地区,第二步再向京杭公路以东、沪杭公路以北及苏(州)嘉(兴)铁路以西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基地,以便掩护和支持城市工作。

  然而,发展东南仅靠浙东游击纵队和第十六旅,兵力显然不够。正在这时,日军为防止美军在中国浙江东部沿海登陆,于1944年8~10月了发动浙东作战,相继占领了丽水、温州、福州等地,闽、浙两省沿海地区沦陷,这就使得新四军抽调部分主力渡江南下,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成为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于9月27日致电华中局,对发展东南作出新的部署:浙东游击纵队向沿海地区发展,浙东区党委加强富春江沿岸地区的工作,准备迎接第十六旅南进;第十六旅除将中心工作放在太湖西南岸地区外,应沿(南)京杭(州)公路逐渐南伸天目山地区,造成夹钱塘江与浙东相呼应的战略态势;“估计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且必须加强干部,建议派叶飞、朱克靖等同志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建议恢复六师师部,以叶飞任师长。苏南区党委名单及六师军政人选,请考虑提出交中央核准,将来六师师部可设在天目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49~550页。】

  应当说,派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的重要举措。张云逸等表示完全赞成,并于10月9日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苏中区党委,要求速将抽调第一师部队南进的相关部署报告华中局。

  时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的粟裕,在分析研究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华中局的来电后,向华中局建议由他率部执行南进任务,留叶飞在苏中主持工作。张云逸等考虑到粟裕曾在苏浙一带工作过,对那里的情况更为了解,便同意了他的建议。10月23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将粟裕主动请缨的建议及华中局的意见电告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请中央定夺。

  24日,中央军委复电华中局:(1)同意由粟裕率两个团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第一、第二师中再抽调部队南下,所有苏南及浙江地区的新四军统由粟裕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工作。(2)新四军(第五师除外)当前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已派出的部队外,将来仍须派出部队。(3)美军有在杭州湾登陆的可能,而且时间可能很快,应十分注意发展宁波、杭州、上海三角地区的工作,以便配合美军作战。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1)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浙江的工作,必要时还可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2)准备从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中再抽调五六个团渡江南进;(3)从新四军直属队及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经过两三个星期的训练后陆续派往苏浙地区工作;(4)具体部署各大城市的工作;(5)对苏浙各地区的工作作出具体布置。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张云逸等于11月12日将粟裕、叶飞等找来黄花塘,共同研究新四军向南发展及坚持苏中抗日根据地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形成了以下关于发展东南的初步方案。

  关于发展东南的军事部署:由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第一团(后改为第七团)和特务第一、第四团3个团及300余名干部渡江南下,配合第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之间的地区,作为向浙西天目山发展的前进阵地,然后再抽调1个团东渡富春江,打通与浙东游击纵队的联系,继而向东夺取象山沿海地区,接着沿海岸南下,打通与浙南游击队和中共福建省委的联系;明年春天再派5个团(其中第二师抽调2个团,苏中军区抽调3个团)南下。

  关于开展苏浙地区的工作问题:派苏中第四地委副书记陈伟达及苏中(南)通海(门)工委书记顾复生到浦东工作,以加强对中共浦东地委的领导,同时由苏浙军区派出部队深入杭州、嘉兴地区开展工作,打通与浦东的联系;中共苏(州)常(熟)太(仓)地委和镇(江)丹(阳)武(进)地委,负责开展沪宁铁路沿线的工作。

  并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问题:宁波由浙东区党委负责,杭州由苏南区党委负责,南京由淮南区党委负责,上海由华中局直接负责。

  关于苏浙及苏中地区的统一领导问题:粟裕率部南下后组织江浙指挥部,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在谭未南下前由粟以华中局代表名义指挥苏南、浙江新四军及苏南、浙江地方党的工作;粟裕南下后,叶飞、钟期光参加苏中区党委,并以叶为书记,陈丕显为副书记;天目山局面打开后,可考虑恢复第六师师部及建立浙江部队新的指挥机关问题。

  11月20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将上述方案电告中共中央。

  在这封电报中,鉴于新四军要同时执行西进、南下两个任务,兵力不够分配,张云逸等提议八路军派两三个团到淮北,并将在山东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二十三团调回淮北,以便第三师主力能够接防苏中和淮南,从而使第一、第二师主力能够大部抽出南下。为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张云逸等还请求中共中央从八路军或中央机关中抽调几个师级的军政干部到华中工作。

  11月26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同意张云逸等关于发展东南的各项部署,并指出:“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各根据地机动兵团抽走以后,应由老的地方独立团提升若干为机动兵团,再由老的独立团留一部分作底子,成立新的独立团,担任地方守备。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师级干部明春延安可派几个到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据此,张云逸等只能自己解决部队南下和就地坚持所需要的兵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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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时期,张云逸(中)与罗炳辉(右四)、钟期光(右一)等合影。

  就在张云逸等组织粟裕率部南下之时,刘少奇、陈毅又于12月26日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了新四军将战略重心移至江南的意见:(1)为使新四军能在全面反攻时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新四军目前必须大力着手发展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华中局及新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长江以南地区。(2)为发展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新四军主力开始分批南下,粟裕率三个团第一批南下;叶飞(或谭震林同去)准备率第二批去,嗣后视情形再从第二、第三师抽调部队作为第三批南下。派去南下的部队每团均应留下三分之一的底子,番号仍旧,使其在原地继续发展。(3)全面反攻开始后,新四军除留一部在江北防御国民党顽军外,主力均应南渡长江,以达成“破敌、收京、入沪,配合盟军登陆等任务”。(4)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应预有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期进入江南去主持全局,而江北现地应于军部南移后成立一个独立工作的大单位,负责江北工作,并担负起华中战略后方的重大任务。(5)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应开始考虑江北大军区的人选,将来这个单位仍是华中局下面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单位。(6)中央决定将华中前后来延安的100余名干部全部派回华中工作,另从延安抽调400名左右的干部来华中工作,并调东南各地的新知识分子约400人同来。对以上意见你们详加考虑并电告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

  对于刘少奇、陈毅提出的上述意见,张云逸等人还来不及详加讨论,因为这时他们正在关注着粟裕率部偷渡日军长江封锁线这一重大军事行动。

  在突击准备的基础上,为确保部队安全渡江,粟裕于12月中旬再次由苏中到达黄花塘,与张云逸等研究确定:渡江的时间为12月27日晚上,由粟裕和陶勇分别率队从仪征和江都地段启航,在镇江东西两侧登陆,然后直插太湖西南的长兴地区。当时,日伪军在长江两岸的据点林立,江中又有日军舰艇昼夜巡逻,7000多人的队伍能否安全渡江,实在令人担忧。因此,从27日晚上开始,张云逸就密切注视着部队的渡江情况,并与饶漱石、赖传珠等商讨处置各种意外情况的方案。然而,令张云逸感到欣慰的是,在粟裕的周密部署和指挥下,第一师的3个团全部安全渡江,并先后到达浙江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1945年1月7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向中央军委报告了粟裕率部南下并与第十六旅会合的情况。

  部队到达长兴地区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于1月13日向粟裕及第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领导人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苏浙军区的命令,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的新四军部队。1月25日,华中局决定由粟裕暂时兼任苏皖区党委(由原江南区党委改称)书记,并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指导浙东区党委的工作。2月5日,苏浙军区在长兴县宣告成立。第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及第一师首批南下部队分别整编为苏浙军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另在茅山、太涌地区分别组建第一、第二军分区。

  处理完新四军第一师首批南下部队的有关事宜后,张云逸等才回过头来讨论刘少奇、陈毅于1944年12月26日发来的指示电。为集思广益,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还于1945年1月将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负责人召集到黄花塘,一起讨论向江南发展和坚持原有根据地的问题。经过几天讨论,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各师的领导人就向南发展与坚持原有阵地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2月3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

  1.根据目前浙江的敌顽情况,苏浙地区的新四军应首先进占吴兴、长兴、武康间之敌后地区,并于任务完成后相机派两个主力团东渡富春江,打通与浙东的联系。与此同时,派第一师的另外两个团由江北到皖南活动,相机恢复皖南,以便调动和分散国民党顽军,达到控制天目山的目的。

  2.为继续向南发展,拟于2月底派第一师第五十二团南下,3月初派谭震林率第二师第五旅的三个团南下。此后,视情况再派叶飞于3、4月间率第一师的另外三个团南下。4月底可由第三师从淮海区抽调两个团组成一个新的旅,由抗大第五分校校长谢祥军率领归第七师指挥,担负发展皖南的任务。若江南局面打开了,还需从江北抽调主力南下。

  3.第七师目前的基本任务,除了监视桂系军队和巩固江北阵地外,今后的主要发展方向为江南,特别要加紧开展芜湖、宣城等地的游击战争,造成恢复皖南阵地与将来控制黄山山脉和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并向赣东北开展游击战争。为此,决定从第三师之淮海区抽调两个团归第七师指挥,担任发展皖南的任务。由于淮北、淮南、苏中、苏北都有一部分部队被敌顽牵制,不能调动,为准备更多的兵力向南发展,建议或将淮北津浦路西地区交八路军管理(新四军第四师仍留第十一旅协同坚持),或由八路军派两个主力团到陇海路以南,同时将在山东地区活动的第三师第二十三团调回华中。如此,全面反攻开始后,现有华中新四军各师主力(除第四师第十一旅及第五、第七师监视桂系军队外)均可南下,而现有地区可由现在与今后提升的各地方兵团担任警备任务。

  4.准备从江北抽调党政军民等大批干部到江南工作。

  5.为解决经费困难,华中局决定于半年内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抽出法币10万元作为发展经费,拟于5月前在华中发行统一货币。

  6.谭震林率部南下后,淮南区党委书记由罗炳辉暂代,并增加黄岩、方毅为区党委委员。叶飞率部南下后,将苏中、苏北两区党委合并,以黄克诚为书记,陈丕显为副书记,直辖盐阜、淮海区地委及苏中第一、第二、第三地委。叶飞未走前,领导关系暂不变,但仍以黄克诚为华中局代表,协同叶飞、陈丕显处理苏中有关事宜。新四军军部与华中局南移后,江北另成立分局和军区,以黄克诚负责为宜。关于各地党政负责干部的重新配备,待各师主要负责人返回商讨后再作决定。

  7.决定于半年内从江北各地抽调50%~80%的外来干部担任向南发展的任务,同时华中局及各地党委开办专门学校,以培养干部。

  为使中共中央更加了解新四军军部关于发展江南和就地坚持的全面部署,2月5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又致电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第一师自粟裕率3个主力团南下后,军部决定再抽第一、第五十二团和特务第二团及1个地方兵团,共4个团8000人左右,继续南进。第五十二团约2月底可由淮宝区出动。叶飞率其余3个团在3月至5月间可出动。第一师主力抽走后,苏中准备以地方武装为基础,至5月补充和扩建9个新的主力团,同时各县仍保留警卫团或独立团的编制。叶飞南下后,拟将苏中与苏北军事机构合并为一战略指挥机关,由黄克诚负责,但对外仍保持第一、第三师的番号。

  第二师拟于3月初由谭震林率领第五旅的3个团约7400人南下。第四旅在原有第十、第十一团的基础上准备成立第十二团。第五旅抽走后,在淮南津浦路西成立第十七团,连同原有的第十八团,作为重组第六旅的基础。在淮南津浦路东成立独立第三团,连同原有的独立第四团,作为重组第五旅的基础。此外,第二师还保持1个特务团。谭震林南下后,拟对第二师及其所属各旅领导成员进行调整。

  第三师淮海区有4个支队,拟从该区抽调主力一部组建2个新团编成一旅,由谢祥军任旅长,准备开赴皖南地区活动。如第三师第二十三团调回华中,可补充第七旅1个团,使该旅达到8000人左右,作将来的机动兵团。

  第四师的主力有第九旅的3个团、第十一旅2个团、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之第一、第二团(准备以该两团为基础成立第十二旅),以及骑兵团和特务团。地方兵团除了萧县独立旅外,另有10个独立团、5个独立大队等。如八路军能抽调2个团到淮北津浦路西,则第九旅主力在必要时亦可南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74~576页。】。

  从上述两份电报可以看出,张云逸等已就向南发展及坚持江北阵地有了通盘考虑。可以说,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江南,以“破敌、收京、入沪”和配合美军登陆的作战设想,实在是令人鼓舞,张云逸等为此也开动脑筋,提出了关于发展江南的大胆设想。

  然而,中共中央的复电未到,张云逸等却收到了粟裕于2月6日发来的关于准备向浙江孝丰进兵的电报。

  为了打通与浙东的联系,继而向南发展,粟裕曾于1945年1月17日致电张云逸等,提出了发展东南的两个作战方案:一是全力攻占孝丰及其东南、西南地区,继而控制天目山,然后再经武康、德清、杭(州)嘉(兴)湖(州)地区打通与浦东和浙东的联系;二是以第一纵队进兵天目山以北的莫干山,由安吉、递铺以东向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地区发展,随后向东深入杭嘉湖地区,打通与浦东、海北的联系,最后再向南打通与浙东的联系。

  张云逸等对粟裕提出的这两个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孝丰位于天目山北麓,是苏南、皖南与浙西往来的要冲,地位十分重要。控制了孝丰,就能控制天目山、进而迅速打开浙西的局面,部队日后向杭嘉湖地区发展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但是,孝丰当时由国民党军驻守,攻打孝丰不但在兵力上没有把握,有陷于僵局的可能,而且夺取孝丰在政治上对新四军不利。相比之下,由莫干山东进比较有把握。权衡利弊后,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1月20日电告粟裕,同意实行第二作战方案。

  然而,苏浙军区部队准备于1月底向莫干山地区前进时,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为此,粟裕于2月6日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建议改向孝丰进兵,控制天目山,以解决粮食问题,并打下向东南发展的基础,为此还建议江北的后续部队要尽快南下。

  2月7日,张云逸等电告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国民党顽军在天目山附近有近五个师的兵力,若进兵孝丰,必将陷于连续战斗,不仅在政治上不利,而且不利于打通与浙东的联系。因此,你们目前不要主动挺进顽区进行作战,除以一二个团迅速前往浙东打开局面外,迅速派部队控制安徽宣城一带地区,以确保苏南、皖南的联系及江北部队南下时的交通安全,因谭震林将率三个团经皖南进入苏南。

  新四军主力渡江南下,担负着“破敌、收京、入沪”的目的,必然要扩大江南阵地。驻浙西天目山地区之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顾祝同的部队,也在考虑时机成熟时收复沪宁杭地区,必然不能允许新四军在江南扩大地盘和有过大的兵力。这样,国共在江南的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粟裕提出的进兵孝丰的问题,使张云逸等不得不考虑如何与国民党顽军作战乃至新四军主力是否移至江南的问题。为此,张云逸等又于2月10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电文如下:

  毛、刘、陈:

  丑江及虞致粟【丑江,指2月3日;虞,指7日;粟,指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电]计达,再补充下列意见:

  一、根据各方考虑,我们感到发展东南,控制苏南、浙江,远较发展河南、控制中原为难。且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可能较快,我们所有准备时间可能较各地为短促。国民党自中原战役后,在河南、皖东北力量较为减弱,但在江南力量基本未变。今天国民党以夺取南京、杭州为目标,在大别山与天目山仍保持优势兵力,大别山桂顽兵力较为分散,后方空虚,对我威胁较小,但天目山国顽保有强大兵力,又占有优越阵地(山地与有广阔后方),为我向南发展的主要障碍。为了确保将来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与发展东南起见,非集中主力,准备迟早与该顽决战,并求得在决战中歼灭其主力一部或大部(五十二师或包括六十二师),则很难迅速打开局面。

  二、准备将来与天目山国顽决战的地点问题。在浙赣路敌情不变的条件下,我们认为,以吸引国顽到皖南为最好,在苏南敌后次之,在浙西天目山对我最不便。因为皖南敌人据点不多,有较广阔战场,我有七师及江南根据地与敌后作依靠,山地少,粮食有办法,群众条件好(桂顽被吸引到皖南,则苏南我军亦易突入浙江内地)。苏南敌后地区虽小,不便集中较大部队决战,但顽亦不敢以大部队深入我敌后根据地,我易掌握主动地位(但非一二次决战能解决问题)。浙西敌后则地区狭隘,交通发展,又为水网区,或无工作基础,不能集中大兵团作战,且易遭敌人夹击。浙西顽区则多占山岭,缺少粮食,顽有强固工事,可以源源接济。我军为平原地区生长部队,多不惯平[山]地战,部队的集中和增援与粮食的接济和运输易[亦]同样有受敌山[人]夹击之顾虑。过去皖南失败除坚守路线原因外,对平[山]地战与粮食少未予充分准备和估计,是有影响的。

  三、如果短期内敌人不进攻浙东南,则我对浙西地区的发展,可能很迟缓,且不会很大。往浙东部队在短期内能否完全通过,尚无把握。如果苏南一二个主力团不能迅速与浙东会合,则浙东与浙江发展将很有限。新四军将来活动中心既在江南,而沪、宁、杭三角地区在美军登陆与日寇溃退之前,估计是不能容纳较大部队的。而浙西、浙东均多山、粮食少,群众工作弱。故为了争取时间,确保将来控制天目山与打下群众基础,建立江南我军巩固阵地起见,均有迅速发展皖南的必要。目前皖南国顽兵力比较薄弱,而发展皖南都[则]是调动分散浙西国顽最有效的时机。

  四、发展皖南估计要七个团的兵力。四师三个团拟调皖南,控制铜、繁、南、宣【铜、繁、南、宣,指安徽省铜陵、繁昌、南陵、宣城。】敌后,并与苏南打成一片。必要时,拟抽七旅担任发展皖南任务(发展皖南,没有坚强主力很难完成)。请中央考虑,由八路军南下担任淮北路西发展任务,以便七旅南下,是否可行,请速示,以便作进一步的打算。华中部队在数量上虽达三十万之多,但须经过很好的整训,才能机动参战,而战斗力较强者不多,我们今后当责令各地加紧整训。

  五、发展东南,确保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任务,不但较发展任何其他地区为困难,而且也较迫切。华中各方同志在执行这个伟大而光荣任务时,均表示异常兴奋和亲密团结,盼陈军长及各师军政干部能提早动身,而不要延至春后夏初,其他各方干部盼即能分批起程,估计将来敌人对长江的封锁是一定要加严。

  张、饶、赖【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439页。】

  张云逸等在这封电报中,在提出为打开江南局面,必须与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决战,而且决战的地点最好在皖南,因此在应大力发展皖南等意见的基础上,指出了发展江南困难较大,沪宁杭地区在美军登陆与日寇溃退之前,是不能容纳新四军较大部队的,从而向中共中央表达了在发展东南的问题上应持积极和审慎的态度。

  然而,张云逸等接连发出了几封关于发展东南的请示电,均不见中央的回音。就在这时,粟裕指挥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于2月中旬进行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作战,歼顽军1700余人,夺取了孝丰,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

  2月24日,中共中央经过长时间的深入考虑终于发出了致华中局的电报。其主要内容包括:

  1.肯定了张云逸等在发展东南工作中积极而审慎的态度。认为华中局“积极布置南进,同时又根据情况审慎考虑具体步骤,这种精神完全正确,中央和你们是一致的。”

  2.指出日军为保卫沿海,对顾祝同部进行“扫荡”的可能性很大。在此之前,粟裕部占领莫干山后,暂不深入突进,以巩固现地为主;谢祥军可率两个团即去皖南,贯通皖南与苏南的联系并兼顾皖南沿江西上至鄱阳湖的游击战争;浙东部队仍就现地向敌后发展。将来日军大举“扫荡”顾祝同部及美军在沿海登陆时,苏浙军区应派兵进入闽、浙、赣敌占区活动。

  3.要求在半年时间内进一步加强苏南地区的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训练人民武装,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以使新四军能够在江南生根落脚。同时,要大力加强城市工作,并派遣多支武工队,深入京、沪、杭敌后之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隐蔽的游击支点和广泛进行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居民工作,还应谨慎地去开展伪军和顽方敌后的工作。“总以布满敌后空隙、掌握一切农村为目的”,以作为将来夺取大城市的基础。

  4.指出“震林、叶飞两部现应在原地待机渡江,到四月后,看情况再定行期,当敌寇大举攻顾或盟军登陆时再转移,亦不会丧失时机。”叶飞率部南下后,苏中军区仍应保持,可由管文蔚、钟期光、陈丕显等重新组织军区领导班子。目前可委托黄克诚指挥苏中工作。谭震林未南下前,第二师领导人员不变,谭走后再考虑调整该师的领导班子问题。“至于军部南移,更是以后的事,看将来情势再决定如何实施你们的拟议。”

  5.明确了“二十三团建制即划归山东,不调回华中。八路军为准备应付可能的苏联参战,不能顾及陇海以南。淮北路西方面应由四师负责,目前发展皖北、豫东,打通水东,并准备以一部向中原西进是四师的任务。三师主力留作机动部队,一、二师担任南进,五十二团可即南下,但苏中应留下一个到二个主力团,那一带的坚持对整个江北有战略意义。”

  6.决定调整华中局等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提议华中局拟补充张云逸、赖传珠、刘晓、粟裕、谭震林、邓子恢、黄克诚、潘汉年、罗炳辉为委员,连同陈毅、饶漱石、曾山共13人成立委员会,以陈毅、饶漱石、张云逸、曾山、赖传珠5人组成常委,原来的新四军军分会撤销。“上述人员你们可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最后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590页。】。

  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华中局都主张新四军以主力迅猛发展江南,那么在张云逸等的建议下,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则开始对发展东南持谨慎态度,即是否把新四军主力大部调入江南,要看形势的发展。应当说,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战略部署的一次重大调整。

  中共中央之所以作出这一部署调整,是因为在日军尚未进攻浙赣路之前,如果新四军以主力大举南渡,必然刺激日军,引起日军推迟进攻浙赣路并对新四军进行大举“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会趁机对新四军大举进攻,这样新四军在江南能否站住脚就成了问题。但如果兵力不大,即不会给日顽双方造成很大刺激。

  此时,谭震林已根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之前与其商定的意见,做好了率部于3月初南下的准备。收到中共中央的上述电报后,张云逸等致电谭震林和叶飞,要他们延期出动。2月26日,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又联名致电粟裕:“在敌未向浙赣路进攻前,谭震林、叶飞部均暂缓出动”,“若顽向孝丰地区局部反攻,你们可集中主力歼其一部或一路,以达将其击退的目的,但不必穷追。如顽大举反攻,则可退出孝丰城,一面用少数部队以游击战术与顽纠缠,一面集结主力待顽进到对我有利地区给予打击,但切忌硬拼。今天对敌故意暴露我力小是有利的。”【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致粟裕电,1945年2月26日。】

  粟裕则从迅速打开江南局面出发,于2月28日致电华中局,建议新四军后续部队尽早南下,并指出:第二师若因路西反顽需要而一时无法离开,则请令叶飞部仍如期南来;为避免过于刺激顽方,可将叶部或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控制于宣长路以北休整与打击敌伪之“扫荡”、蚕食,以巩固原有地区。3月2日,张云逸等电告粟裕,中共中央之所以令谭震林、叶飞两部暂缓南下,主要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日顽双方,并要粟裕暂缓派苏浙军区主力向浙东开进。但粟裕认为日伪军发现新四军渡江南下后,正在长江加强防守,时间一长恐更难渡江,仍坚请叶飞部南下。

  为此,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于3月4日复电粟裕:“如果叶部早出动,确有刺激敌顽、推迟敌行动、增加我困难的极大可能,中央从这点出发电令叶、谭延期待机,是非常重要的”;“但敌正加强交通控制,如不争取时机,将来又有遇阻之危险,你们从这点出发的建议也是正确的。我们为慎重起见,一面将你电报报中央请示,一面电令叶准备于本月底出动。俟中央复电即告你。”【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致粟裕电,1945年3月4日。】同日,张云逸等人以华中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央定夺。

  中共中央在研究了粟裕的建议后,于3月11日复电华中局:“叶部可即令其南渡,谭部仍留现地待机。粟、叶两部以加强苏、浙、皖交界根据地工作为主要任务。从茅山到太湖西岸迄天目山这一广大地区的工作,应保证在半年至一年内使群众工作能比较深入,打定我党、我军向东南发展的巩固基础。大举入浙暂缓,静观变化。粟、叶两部在南面不要主动向顽方进攻,[以免]引起对外不良影响。如其来犯,则还击歼灭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页。】据此,4月7日,叶飞率由苏中军区第一团、特务第二团和江(都)高(邮)独立团组成的教导旅及一批地方干部,渡江南下,下旬到达长兴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之后,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教导旅改编为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廖政国任司令员,韦一平任政治委员。

  在叶飞率部南下之前,粟裕指挥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纵队于3月间又成功地进行了天目山第二次反顽作战,歼灭顽军1700余人,控制了孝丰、安吉、武康、德清、余杭、临安、长兴等10个县的大部或一部,基本打开了浙西的局面。

  在粟裕部取得天目山第二次反顽作战胜利前后,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等一面指示粟裕抓紧时间做好浙西新开辟地区及苏南地区的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做好建党、建政及建立地方武装、组织群众等方面的工作,巩固已得阵地,一面与粟裕等人商讨由浙西打通与浙东,进而再由浙东打通与浙南、福建联系的时机,并及时帮助解决粟裕部在向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粟裕部进入天目山地区后,部队粮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根据张云逸等人的指示,苏浙军区采取分兵就粮的办法,自4月中旬起以一部返回苏南活动,以一部向杭嘉湖地区进军,并逐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局面。5月19日,第四纵队一部渡过富春江,进入金(华)萧(山)地区,与第二纵队会师,从而打通了与浙东的联系。

  在此期间,张云逸还与饶漱石、赖传珠、曾山等就中共浙南特委和福建省委的工作作出部署。3月21日,华中局就浙南的发展方向与任务作出指示,要求浙南特委以瓯江以南敌后地区及瓯江以北沿海、沿山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并用武工队的组织形式,以山地为依托逐步向北推进,通过建立广泛、隐蔽的游击基地和秘密组织的方式,打通与浙东的秘密交通线。4月2日和5月17日,华中局又先后就福建的斗争方针和发展方向等问题作出指示,要求福建省委设法跳出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圈,以向敌后、沿海一带及浙南为主要发展方向,以不过分刺激日顽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法,在抗日救国保家乡、反对苛捐杂税等口号下,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日伪军工作及福州、厦门和敌后沿海地区的交通要道工作,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扩大影响,发展壮大自身的力量,以迎接新四军主力的到来,使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解放区连成一片。

  然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不甘心在天目山作战的失败,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集约7.5万人的兵力,准备分三路向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发动第三次进攻,以求将新四军消灭或驱逐至长江以北地区。为达此目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湘亲自担任总指挥,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担任前敌总指挥。在得到日伪军答应配合作战的承诺后,国民党顽军即从5月下旬开始,向活动于富春江西岸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发起进攻,并切断了浙西与浙东新四军的联系。与此同时,日军以1个多旅团的兵力在伪军的配合下,对天目山和杭嘉湖地区展开“扫荡”。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张云逸与饶漱石、赖传珠于6月3日致电粟裕并报中共中央:“对顽应采取诱其深入,歼其一部或一路,以杀伤其气焰和粉碎其进攻的方针”,“同时在对顽自卫战中,应避免硬拼和与顽拼消耗,且不宜死守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同时,新四军军部还电令第七师皖南支队积极活动,以策应苏浙军区部队的反顽作战。

  根据张云逸等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粟裕指挥部队相继放弃了新登、临安、天目山地区,将主力集结于孝丰及其西北地区。国民党顽军误以为新四军在溃逃,立即派兵跟踪追击。从6月19日起,粟裕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向跟踪而至的顽军突然发起反击,激战至23日,共歼灭顽军6800余人,迫使顽军全线撤退并放弃了临安。至此,苏浙军区又取得了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的胜利,从此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不久,苏浙军区再派第四纵队东渡富春江,在富阳与浙东的第二纵队会合。

  天目山第三次反顽作战胜利后,是继续调江北部队南下,还是以江南现有部队巩固已有阵地,是摆在张云逸等面前需要抉择的一个问题。对此,张云逸等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后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粟裕、叶飞部南下以前,欧洲战事正处于最后决战阶段,美军提出准备在华登陆的作战设想时,曾希望能得到中共方面的配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与阻止美军登陆,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和浙江作战,并准备“扫荡”浙赣路的国民党军。在此形势下,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都主张新四军迅速猛烈地向江南发展。然而,叶飞部南下后不久,美国、日本和中国国民党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江北新四军主力不宜再大批调入江南,以免刺激敌顽。这样,已调入江南的新四军部队只有巩固现有阵地,以待形势变化。

  为此,张云逸等于7月19日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粟裕:“在叶南下后不久,欧战即告结束,美国对华公开采取扶蒋压我的方针,日寇为集中兵力准备决战计,亦已停止对顽挺进攻击,反而采取撤兵、诱降、策动内战的方针。此时国顽亦企图利用新的形势,对我加强军事、政治压力,三战区在专门反共获得敌人局部谅解条件下,迅速集中精锐部队,打算驱逐我浙西、浙东、皖南突击部队。在此种新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仍采取迅速猛进的方法执行向南发展任务,则必将削弱对敌后之敌后的发展和巩固,则正中敌、顽毒计,并有使我被迫与顽进行单纯决战与连续战斗,陷自身于严重困难的可能。所以,在此新的形势下,我们对南发展的基本任务虽仍未变,但在执行步骤与方法上已明确提出,以巩固苏南、发展敌后之敌后、休整主力为主的方针,并指出,不要继续挺入顽区主动寻找决战,而应采掌握扩大敌、顽矛盾与诱顽深入而歼之的方针。”“在此新的形势下,我们向南发展方针为何基本不变?因为我们估计到,只要日本内部不会过早中途发生意外事变(如政变求和或自动投降等),则目前这种局势是不能持久的。”“所以采取巩固苏南、开展敌后之敌后各方面工作为主的方针,正是为了争取时间,消除我江南内部的严重弱点,替将来形势转变与大步发展准备良好与可靠阵地。”“因此,你们应……有计划地加强苏南、皖南、浙西、浙东敌后之敌后工作,广泛采用武工队方法,深入敌后之敌后一切地区,团结群众,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以扩大我今天活动范围,准备明天普遍发动地方武装起义的条件,并把上述地区当作将来向前大发展的巩固阵地。你们只有首先争取时间,发展、巩固江南阵地,才算真正立于进退两便与不败的境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4),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57页。】

  据此,谭震林、谢祥军等部停止渡江南下。粟裕则指挥苏浙军区部队就地发展,以待时局之变化。

  从迅猛发展江南到对向南发展持审慎态度,张云逸等坚持对上负责与对实际负责的一致性,反映了其对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东南战略决策的高度负责精神。而对向南发展持审慎态度,又为抗战胜利后把新四军的基本阵地从江南收缩至江北打下了基础。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6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五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下)

<标题>=一、指挥新四军全面反攻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从1945年6月开始,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令张云逸喜忧参半。

  喜的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为期不远。自1945年2月苏美英签订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议》后,7月中美英又发表了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从国内来说,6月11日中共七大胜利闭幕。这次大会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页。】的政治路线,制定了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写进新党章。同时,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的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原则,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并向全党提出了要准备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的任务,以迎接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七大的召开,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张云逸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仍然当选为44名中共中央委员之一。这是张云逸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张云逸的当选,是党对其在长期革命工作中所做贡献的一种充分肯定,也是党对其能够执行七大路线的一种信任。还有一点让张云逸感到高兴的是,经过一年半的局部反攻,华中解放区得到日益扩大和巩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兵力也发展到约30万人。7月30日,在延安的陈毅致电张云逸、饶漱石:“华中干部百余名及新调南来工作者约600均准备于8月初东来,估计10月初可到军部,我亦定8月初动身回来,请令路西淮北四师注意打通陇海路北的联系工作,以便通行。”【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接到陈毅的这封电报,张云逸顿感心头一亮,新四军长期未能解决的干部问题终于有望得到解决。

  忧的是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存在和美国开始采取扶蒋反共的反动政策。另外,由于蒋介石坚持国民党一党独裁,国共谈判陷入僵局。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革命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为此,1945年6月11日张云逸等在给新四军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在美国采取扶蒋压共与日寇诱降策动内战的条件下,国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向我加强压力,特别向我边沿地区加强军事进攻与特务活动是必然的,这点特别应加注意和警惕。”【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2页。】8月3日,张云逸又电告粟裕、叶飞等:“目前华中(同时全国也是如此)形势仍在变化中,好坏两种可能与前途都存在,尚未达到最后决定的阶段。在日寇对华中继续保持最后挣扎条件下,只要苏联对日尚不采取直接行动,与美、英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对英、美反动派和蒋介石的积极压力尚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则华中形势这种反复变化与摇摆,可能是暂时不会终止的。”【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基于上述判断,张云逸等要求新四军各师领导人本着一切从最坏处作打算、向最好处努力的基本精神,去部署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张云逸等还告诉粟裕、叶飞等:在目前全国与江南局势没有更加明确的对我有利的转变以前,华中局暂不准备增兵江南,以免将来万一局势逆转时,增加困难;在中共中央没有新的指示以前,江南仍采取巩固现有阵地和发展敌后之敌后的方针。

  在中国抗日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时刻。8月6日和9日,美军用原子弹分别轰炸了日本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出兵中国东北。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了延安总部的七道命令。这些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抗日武装对日举行全面反攻,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结束,国共两党的最后较量即将开始。

  在抗战就要胜利的关键时刻,新四军全面反攻的主要方向指向哪里?中共中央当初要粟裕、叶飞部南下的目的是“破敌、收京、入沪”,那么在抗战就要胜利时,这一战略计划还要不要贯彻?这些都是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人必须考虑的全局性问题。

  毫无疑问,新四军如能在最后反攻作战中收复南京、上海等江南大城市,对新四军乃至全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不过,蒋介石也必然派重兵收复沪宁杭地区。为慎重起见,张云逸等于8月10日向中共中央发出了请示电。全文如下:

  中央:

  如果日寇即无条件投降,我们派大兵入上海、南京恐又生变,不派兵入城,又丧失有利影响。中央方针如何,盼即示遵行。

  张饶曾赖

  未灰【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页。未灰,指8月10日。】

  中共中央于当日复电华中局:日本无条件投降,无可避免,实现在即,新四军在华中立即实行下列部署:(1)第二师准备夺取津浦线蚌埠至浦口段;第四师准备夺取徐州;第三师主力即日向津浦线集中,准备与第二、第四师共同夺取津浦线,并巩固其占领。(2)第七师准备夺取芜湖;苏浙、苏中军区部队准备夺取沪宁、沪杭甬之线。(3)以上两项行动,均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津浦线至少集中10万至15万人的兵力,沪宁线至少集中7万人的兵力。此外,各中小城镇据点由专署、分区、县政府及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就近占领之。(4)第五师集中全力进占信阳、武汉之线。(5)军部即日发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主席及上海、南京两市市长的任命公告;第五师师部即日发表武汉市市长及湖北省主席的任命公告。(6)占领城市后,立即委派官员接收公共机关,出榜安民,维持秩序,发动群众,推行新政,武装群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坚决镇压一切反抗分子。(7)以战胜者的姿态,用军、师首长名义,就近令各日伪军投降,违令者即坚决解除其武装。(8)在津浦线一面进占城市,一面要有准备击退国民党顽军李品仙、何柱国部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江南也要有击退国民党顽军顾祝同部来犯的准备。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指出:“如日本投降实现时,你们立即照上述方针办理,如敌继续抵抗,你们亦应积极准备实施上述方针,以免将来临事仓卒。”【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这个指示的精神,是要新四军集中17万到22万人的兵力同时向西(津浦线)、向南(沪宁线)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可谓气魄非凡。然而,新四军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当时,华中各解放区除日军外,还有大批伪军。仅在苏中解放区,就有孙良诚、颜秀五、陈泰运等大股伪军2万余人,若不解决,将成为新四军的心腹之患。而要消灭这些大股伪军,有时光靠地方武装还不行,必须动用一部分主力。所以,扣除用于消灭大股伪军的兵力,新四军能够抽出用于攻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兵力最多不能超过12万人。而江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掌握的国民党军兵力达9个军之多,本来就多于江南新四军,并且还在不断得到闽浙赣地区国民党军的增援,这就使新四军在夺取沪宁杭地区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据此,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于11日致电中共中央:“对同时担任向南、向西任务,颇有兵力不足、顾此失彼之感。”但“为集中兵力占领南京及准备击退顾祝同来犯,与彻底消灭苏中伪顽起见,我们由七师抽三个团渡江夺取芜湖。”同时,以苏浙军区各部夺取南京并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上海;苏中军区部队必要时渡江南下增援苏南;第三师第七旅控制江北浦口,第八旅由黄克诚率领协同苏中军区作战并彻底解决伪军,第十旅协助地方武装收复淮阴等地后向淮北机动;第二、第四师担任夺取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的任务,建议收复徐州的任务由八路军担任。在这一电报中,张云逸等还特别指出:“我们估计国顽仍将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和我争夺大城市,新内战将严重,地区可能首先在苏中。因此,我们盼八路军能有部队增援,并盼中央给我们详细指示。”【华中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8月11日。】

  尽管张云逸等决定在消灭苏中大股伪军的同时,尽量加强向西、向南作战的兵力。然而,无论如何,以苏浙军区和南下增援的力量去夺取南京、上海,力量明显不足。特别是张云逸等提出“国顽仍将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和我争夺大城市,新内战将严重”,使中共中央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新四军的战略部署。

  事实上,在朱德总司令发出七道命令的同时,8月11日蒋介石也发出了三道命令:命令国民党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命令各地伪军“负责维持治安”,“趁机赎罪”;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共领导的一切抗日武装“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对敌伪“擅自行动”。据此,江北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所属的桂系军队与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所部向津浦路及蚌埠、徐州推进,江南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向沪宁杭地区推进。这就意味着,随着抗战的即将结束,国共的军事冲突就要开始。

  鉴于江南地区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军必然要与新四军争夺沪宁杭地区,新四军又难以同时兼顾向西、向南的作战任务,中共中央遂于8月12日复电华中局:第一,“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第二,“江南在内战胜利(打几个大胜仗)后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决不退回江北”。第三,“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235页。】

  同日,中央军委也致电华中局:“江北方面,应将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以南,运河两岸,这一整块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市,解放所有地区,打定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苏中负责解决孙良诚、李明扬、陈太[泰]运等伪顽各部,二师予以协助。二、三、四师主力则迅速出动,巩固占领津浦线,对徐州、蚌埠两点之占领,主要由二、三、四各师负责,八路只能配合。必需如此,才能控制津浦线,贯通华北,取得对付李品仙、何柱国的优势。七师皖南部队,要打通与苏南联系,造成整块农村的连接,七师巢无地区,于敌伪投降,准备就地坚持,不能坚持时可退集二师地区协同作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8月12日的这两封电报,表明中共中央开始放弃在江南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原有计划,同时也明确了新四军的战略重点是发展巩固江北的基本阵地,即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应当说,在蒋介石必然以重兵夺取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等一面部署各地迅速组建机动作战兵团,一面筹划对日全面反攻作战和准备打击国民党顽军的进犯。

  在组建机动作战兵团方面,张云逸等要求新四军主力部队不再兼军区和军分区,使主力能够遂行机动作战任务,各地重新组织军区和军分区机构,并抽调地方武装编组新的兵团,以便主力机动后能担任原地区之坚持任务。据此,苏中军区将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所属的17个步兵团编成第一、第二、第三旅,同时各军分区又组建了一批新团;第二师将淮南津浦路东军分区及其所属部队编成独立旅,重新组织津浦路东军分区机关;第三师解除第八、第十旅所兼盐阜、淮海军分区的任务,重新组建盐阜、淮海军分区,第七旅由2个团增编为3个团,第十旅所辖的支队恢复为团的番号;第四师决定以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武装为基础组建第十二旅,同时将第十一旅由2个团增编为3个团。

  在对日全面反攻方面,张云逸等在8月11日以新四军军部的名义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发出向新四军投降的通牒后,一面部署新四军各部在大江南北迅速夺取广大农村和县城,一面开展对日伪军的争取工作。

  由于国民党军主力远在西南大后方,一时调动不及,为阻止新四军在华中受降和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蒋介石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将华中地区的各色伪军收归门下。8月12日,蒋介石委任南京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负责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14日,又委任伪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令其负责苏州至南京一带的“治安”。随后,驻扬州、蚌埠、徐州的孙良诚、吴化文、郝鹏举等大股伪军以及其他一些杂牌伪军,先后接受或等待国民党的收编,成为顽化伪军。他们在解放区内占据要点,为蒋介石“看家护院”,成为国民党军队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急先锋。这样,争取华中地区的部分伪军能够向新四军投诚,即成为对日全面反攻作战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此,张云逸等指示华中局情报部和各区党委敌工部,大力开展争取伪军反正投诚工作。在华中局情报部和中共淮南区委敌工部的共同争取下,伪首都警卫军第三师师长钟剑魂,于8月13日率所部3000人在六合县钟家集起义,后来改编为华中解放第一军。据此,张云逸等认为,只要工作做得好,争取部分伪军反正或起义还是有可能的,并于8月14日电示各区党委及新四军各师,要求用一切方法争取伪军反正,并准备于敌签订投降条约后,普遍动员各解放区军民收复敌据点与消灭顽化伪军,同时收缴其武装。

  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各区党委及新四军各部积极展开争取伪军的工作。张云逸也派出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的冯少白科长化名洪隆,到南京做伪军的策反工作。8月15日,他又令淮南军区南下先遣支队政治委员沙文汉率部渡江进至南京郊外栖霞山地区,策应冯少白的策反工作,并准备配合第二师等部接管南京。尽管这次策反工作没有成功,但新四军在策反其他伪军方面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张云逸等的直接指导与中共淮南甘泉县委的大力工作下,伪南京航空训练处中校飞行教官周致和、黄哲夫等6人,于8月20日成功驾驶原汪精卫座机“建国”号从扬州西郊机场飞到延安。周、黄等人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张云逸等获悉周致和等人安抵延安后,立即将此消息电告甘泉县委书记程明,并指示其继续做好伪空军人员的策反工作。不久,南京伪航空训练处少将副处长白景丰等17人又先后反正,并由甘泉县委和甘泉支队派人护送至新四军军部。张云逸抽空专门接见了反正人员。后来,根据各地报告的争取伪军工作的情况,张云逸又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在与伪军接洽谈判时,一定要加强对伪军的侦察,力争弄清其真实意图,并提高警惕,避免受骗上当,以致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日本签字投降后,在新四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之下,又有部分伪军先后反正或起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电令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其命令所指挥的日军(除被国民党军包围的外),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投降。然而,蒋介石为垄断受降权,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也于8月15日致电冈村宁次,要他命令在华日军维护占领区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不准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投降缴械和交出物资及其占领区。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当天发布的通令中,也只承认蒋介石享有在中国(除满洲)受降的权利。在此之前,美国将军麦克阿瑟还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官的名义命令在华日军不得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

  为粉碎蒋介石垄断华中地区受降权的企图,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致电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要其派出代表前来接洽华中地区日军投降的有关事宜。与此同时,张云逸等于8月15日以华中局的名义电告各区党委:“日本已投降,蒋介石命令日军暂保武装,维持秩序,待他接收,鼓励日寇拒绝向我缴枪,并制造内战口实。除淮北、淮南路西、江浙、皖中各主力部队立即准备应付内战外,各地方军与民,应即动员全部力量向各据点通牒,限其二十小时内投降,并集中力量选择一二次要敌人据点,实行军事进攻,破坏其交通,断其接济,逼其缴械,并可用各种策略手段,争其向我投降缴械。对伪军据点则采坚决打击消灭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8月15日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就与日军代表谈判时应注意和把握的事项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在与日军代表谈判时必须设法使冈村宁次愿意被华中解放区包围的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并注意阐明下列各点:一是一切接洽投降事宜应遵照朱德总司令于8月15日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进行;二是江南地区日军如愿向新四军投降,可开至江北新四军指定的地点,解除武装,新四军保证尊重其人格;三是在冈村宁次如愿意接受朱德总司令8月15日命令并决心投降时,中共方面愿意安排冈村宁次派代表飞往延安签订投降事项。

  8月17日上午,张云逸和饶漱石、曾山等由盱眙县千棵柳赶到六合县竹镇,下午亲自指导新四军代表与冈村宁次的代表——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主任桥岛进行谈判。由于冈村宁次坚持其投降的对象是重庆而非延安,只把与华中局的谈判作为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筹码,致使谈判毫无结果。通过这次谈判,张云逸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虽然“日寇投降大势已定,但敌狡猾多端,正在玩弄手段,其武装部队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他要求新四军部队对于“接洽日军投降事宜不应有过高希望,应提高警觉,可用第三者灰色面目与之接洽,以免上当”【张云逸、饶漱石致苏浙军区第二纵队领导人谭启龙、何克希等人的电报,1945年8月18日。】。根据张云逸等的指示,新四军各部加紧对日伪军作战,迫使其由小据点向大据点和交通要道撤退,从而使华中各解放区日益扩大。

  在准备反顽作战方面,张云逸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心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第四师主力夺取津浦路浦口至徐州段,同时准备对企图抢占蚌埠和徐州的桂系李品仙部和何柱国部实施反击作战。

  与此同时,为扩大新四军的基本阵地,8月17日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示苏中军区和第三师,要求苏中军区集中力量首先解决主要方向上的伪军,并抽调主力一部配合第三师消灭驻守淮阴、淮安、宝应的伪军,并收复这些城市,以打通苏中与苏北两区之间的联系。两天后,张云逸等就如何解决伪军再次致电苏中军区:“一、在敌寇不愿缴械投降前,如我硬攻,敌会顽抗,故应先解决伪军,对敌暂取逼降办法。二、主力使用要有重点,且须避免浪战,以便进行继续的战斗,否则人力物力恐有不能持久之虞。三、要打的伪军据点,应注意选择:(一)有战略意义的;(二)有胜利把握的;(三)打此个可以争取其他的。四、运河线之淮安、淮阴、宝应,如控制在我手,其意义极大。苏中部队于控制宝应后,即派刘(按:指刘飞)旅北上配合三师夺取两淮(按:指淮阴和淮安)。五、其余主力应集中先解决兴化及泰县以北可能攻克的伪据点。次要方面则用一部主力,配合地武、民兵封锁围困。六、应利用投降之伪官兵如李化南等,广泛争取其他伪军工作,并允许他争到多少,即编归他部下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这时,苏中地区的伪军孙良诚部为免遭被各个歼灭的命运,采取集中兵力固守待援的办法,一面固守宝应等地负隅顽抗,一面等待国民党援军的到来。苏中军区部队一时难以将其消灭。有鉴于此,张云逸等于8月21日电令苏中军区抽调四个主力团并指挥苏北的六个地方团,夺取更有意义的淮阴和淮安,对苏中的日伪军暂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打击和围困。

  在张云逸等的指挥下,新四军各部经过十余天的反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在江北,新四军第二师及淮南地方武装分别收复嘉山、盱眙、六合、来安、天长、定远6座县城,切断了津浦线;淮北地方武装解放了泗县县城;苏北地方武装攻克了沭阳、涟水、宿迁等县城;苏中军区部队收复了高邮三垛、泰兴黄桥、泰县姜堰等30多处日伪军据点;第七师及皖江军区部队攻克了无为县城。在江南,苏浙军区部队解放了金坛、溧水、溧阳、长兴等县城;皖江军区的皖南部队一度攻入芜湖市。从8月10日至22日,新四军各部共歼灭日伪军1.5万余人,收复17座县城和近200个重要集镇,取得了全面反攻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

  到1945年8月中旬,国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由于日军和大股伪军集中在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拒绝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另一方面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正指挥国民党军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推进,使八路军和新四军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计划难以实现。同时,蒋介石还于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商谈国内和平问题。

  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8月22日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望各地按具体情况逐步转变思想与部署。”【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文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据此,新四军军部放弃了在江北夺取蚌埠、滁县等城市的计划。张云逸与饶漱石于8月25日致电华中各区党委:目前方针,一般不作争夺大城市与重要交通要道的打算,而集中全力收复一切较小县城、市镇与农村,同时准备集结主力对进犯的国民党顽军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以转变局势;对大城市,应大量组织群众,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以便将来与国民党进行民主合法斗争,造成大城市与国民党区的民主群众运动与解放区的民主武装斗争相结合,进而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局面。

  这样,新四军各部于8月23日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反攻作战。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回华中工作。陈毅于8月25日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开延安,准备经太行返华中。次日,中共中央致电张云逸、饶漱石等:陈毅昨天飞抵太行解放区,转赴华中,其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中央决定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华中局书记,其余不变。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赴重庆谈判。

  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面派李品仙、何柱国、顾祝同率国民党军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犯。从保卫毛泽东等人的安全出发,张云逸等于8月27日致电中共中央:“李、何、顾三顽大军都在挺进中。我正部署给以有力的打击。如果打得好,对我党与国顽谈判是有极大作用的。但在毛主席亲自赴重庆时,打击国顽,不知有何危险否?请即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华中局:“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必须给以坚决打击,求得消灭其一部或大部以至全部。只要在自卫原则下能打胜仗,这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是有利的。但在方式上仍可先礼后兵,争取更多政治资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据此,张云逸等决定按照原定计划,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第七师主力,准备对进犯津浦路浦口至蚌埠段的桂系李品仙部实行自卫反击作战。同时,中共中央还决定由林彪指挥新四军第四师和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及山东军区一部,对准备抢占徐州的何柱国部作战。但由于李品仙部进占蚌埠时没有经过解放区,而是在日伪军的接应下进占蚌埠,使新四军求歼其一部的计划未能实现。此后,在黄克诚、谭震林的建议下,新四军第二、第三师主力撤回原防,攻打较大的日伪军据点。同时,由于何柱国部推进速度较快,无法防止其进占徐州,对其作战的计划也被迫取消。第四师主力也转入了对日伪军的作战。

  新四军各部在第二阶段反攻作战中,对日伪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苏中军区所部分别收复了宝应、兴化、东台、靖江、启东等县城,控制了北起淮安、南迄高邮100多公里的运河沿线,仅解放兴化一战即歼灭日伪军5700余人。第二师和淮南军区部队攻克10余处日伪军据点,并向凤阳、怀远和南京推进。苏北军区部队扫清了淮阴城外围的日伪军据点,开始围攻淮阴城。第四师和淮北军区部队解放永城、五河县城,并向宿县、怀远、蚌埠及陇海铁路徐(州)砀(山)段推进。苏浙军区部队收复了郎溪、高淳、广德、南汇等县城,并将三北、四明两地的日伪军基本肃清,控制了溧(水)武(进)公路。第七师和皖江军区部队攻克了多处日伪军据点,使皖江解放区与苏浙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8月9日至9月2日的全面反攻作战中,新四军各部共收复县城30余座,攻克重要集镇400余个,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占领了武汉周围和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及长江以北苏皖地区的许多县城及广大乡村,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华中解放区,粉碎了蒋介石独吞华中抗战胜利果实的企图。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7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五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下)

<标题>=二、参与谋划上海武装起义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在指挥新四军对日伪军实行全面反攻的同时,张云逸还参与谋划了上海武装起义。由于在谋划起义的过程中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从而使这次起义的谋划过程成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是华中局于1944年下半年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自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陆续向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军开始向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收缩。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于1944年4月向各战略区发出了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地位的号召。同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士[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为此,中央要求各地必须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强调在可能时以里应外合的办法收复大城市。为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于9月1日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部长的中央城市工作部。9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各级党组织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专门负责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工作。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就如何开展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1945年5月3日,彭真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在中共七大上作了《关于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报告,对如何开展敌占区的城市工作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华中局利用1944年6月中旬至8月中旬召开高干会议的时机,召集与会的新四军各师领导人对华中地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其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陈毅于8月3日致电华中局,要求抓紧部署开展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工作及沪宁铁路两侧地区的工作。8月17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致电毛泽东、刘少奇等,报告了新四军恢复苏南及已将活动发展到上海周围的情况。毛泽东接电后非常高兴,于8月21日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苏南有发展,甚慰。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毛泽东致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1944年8月21日。】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结合华中局高干会议讨论的意见,就如何开展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四个城市及沪宁、沪杭甬等交通要道的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决定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和苏中、苏南、淮南、浙东四个区党委来分别完成任务。具体分工是:上海的工作主要由上海地下党负责;南京至镇江铁路沿线包括浦口沿江地区的工作,由淮南区党委负责;镇江至上海铁路沿线及沿江地区的工作,由苏中区党委负责;南京、杭州两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作,由苏南区党委负责;宁波、浦东以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由浙东区党委负责。

  8月26日,华中局将以上部署电告各区党委,要求立即抽调干部成立城工部,并强调指出:各区党委除选派干部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各城市及交通要道机关内部,建立党与群众的秘密工作外,还应当派遣大批武装部队,组织武工队及游击队,向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近郊与沿沪宁、沪杭线及沿江沿海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造成将来武装包围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城市,配合城市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收复上述城市的可靠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5),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各根据地应对一二个较大集镇的已有管理办法进行研究,以积累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并经常召集有关铁路、河道、公路及城市工作等方面的会议,总结并推广成功的经验;在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时,必须反对急躁与盲动的偏向。根据华中局的部署,各区党委陆续成立了城工部等组织,分别展开工作。

  在上述四个城市中,张云逸更加关注对全国影响最大的上海。为此,他与饶漱石、曾山及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等研究后决定:目前在上海的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地下军,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将来时机成熟时,再以里应外合的方式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为尽快在上海组织起地下军,华中局城工部分批抽调上海地下党各系统负责人,到淮南抗日根据地接受培训;同时从原来由上海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干部中抽调人员派回上海,充实和加强上海工委等各级组织。此外,华中局城工部还邀请了九十多位在上海工人中有影响的老同志和失业人员,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参观学习,以便使他们回到上海后能够团结群众,配合组织地下军。

  为加强对上海城市工作的领导,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等于1944年11月研究决定:上海城市工作由华中局直接负责;调在苏中地区工作的陈伟达和顾复生到浦东淞沪地委工作,以陈任淞沪地委书记兼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政治委员,以顾任淞沪地区行政公署专员。

  1945年2月后,淞沪支队主力在司令员朱亚民、政治委员陈伟达和顾复生等的率领下,陆续由浦东进入浦西青浦地区,继而以青浦观音堂为中心,积极向昆山、嘉定、苏州、松江等地发展,淞沪支队余部留在浦东坚持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上海地下党先后在工人较为集中的浦东、沪西、沪东、南市、吴淞及郊区的杨行、龙华等地组织起了数支地下军。至1945年上半年,仅上海地下党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上海工委)系统组织的地下军即已发展到260余人。此外,上海工委还通过他们团结了上千名工人积极分子。

  据时任上海工委书记的张祺回忆:“工人地下军不设立正规军队的建制,参加方式也是相机行事,不要求一致。可以向本人(党员和群众)明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地下军;也可以以兄弟会、互助会形式,先把队伍搞起来,只要求他们服从领导。”【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30页。】

  之后,上海地下军开始大量收集日伪军的情报,同时通过伪军购买了一批枪支、弹药,并派队员到淞沪支队学习使用武器,为举行起义积极准备。

  在组织地下军的同时,上海地下党还利用读书会、兄弟会、互助会等方式,对上海伪警察进行争取工作,在伪警中建立了“新友同盟会”和“新警同仁会”的秘密组织,团结了二三百名伪警。

  在指导开展上海城市工作的同时,张云逸等还努力打造有利于举行上海武装起义的外部环境。1945年8月3日,张云逸与饶漱石致电粟裕、叶飞等:“江南阵地不仅对于将来反攻收复上海、南京占有特殊地位,而且对于将来粉碎内战阴谋也有极大作用”,所以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对向南发展,控制沪、杭、宁三角地区方针基本不变”。【军事科学院《张云逸军事文选》编辑组主编:《张云逸军事文选》,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81页。】据此,苏浙军区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上海外围发展。

  8月10日,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当天晚上,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等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夺取津浦路南段和沪宁铁路及沿线大城市的指示,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发动上海武装起义的问题。当时,张执一已经入睡,但也被唤醒前去参加会议。

  张执一,原为中共豫鄂边区襄河地委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兼鄂豫皖军区所属襄河军分区政治委员。他于1944年冬来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后由于军部与第五师的交通联系被桂系军队切断,便暂时留在军部。据他回忆:1945年8月10日那天晚上会议结束时,“饶漱石通知曾山(可能还有副军长张云逸)、刘长胜和我留下谈话,宣布:华中局决定派我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饶当众宣布,决定作为上海起义的领导机关为上海党政军委员会,以我为书记,参加者有陈伟达、朱亚民、顾复生(时为淞沪地区行政专员)等同志,其他人选俟起义时选择各部分起义领导者参加。根据华中局决定,起义成功后,即宣布成立上海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以陈伟达为总司令,我为总政治委员。”他还回忆道:“新四军军部命令我调动上海郊区的新四军淞沪支队三千余人枪,分散地隐蔽进入上海市区,发动与配合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担任进攻上海的正规军,将是以粟裕将军为首的集结在天目山地区的新四军一师部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5),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这里所说的“一师部队”,实际上是指苏浙军区的部队。】

  另据时任华中局城工部秘书兼干部科科长的张承宗回忆:1945年8月10日子夜,我也被找去开会。饶漱石传达了中央指示,说日本可能很快投降,并宣布华中局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华中地区大中城市,准备进占上海。为此,命令城工部所有干部立即回沪,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迎接新四军。接着,曾山宣布成立中共上海市委,以刘长胜任书记,以张执一、张承宗、陈伟达、陈祥生为委员,并决定由刘长胜任上海市市长【秦义民编:《浦江风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这样,准备举行上海武装起义的工作全面展开。

  8月11日,张云逸等电令苏浙军区以主力一部向沪宁线开进,策应上海武装起义;决定由黄克诚、叶飞、罗炳辉分别担任苏、浙、皖三省主席,由粟裕、方毅分别任南京市市长和副市长,由刘长胜、张执一分别任上海市市长和副市长。

  8月12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代政治委员饶漱石发布对上述三省两市主要领导人的委任命令,并授权新华社华中分社对外公布;张云逸与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致电朱亚民、陈伟达和顾复生,要求乘日本宣布投降与上海秩序混乱之际,利用各种关系,首先派部分武装隐蔽进入上海市内,以工人区域为中心,在团结社会各阶层、摧毁日伪政权、恢复秩序、解决粮食问题等口号下,广泛组织工人自卫队,实行自卫,争取大批伪军、伪警反正,并视群众条件与敌人力量的变化来提高斗争方式,直至没收汉奸粮食,缴除伪军、伪警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张云逸等在电报中指出:“如果上海群众运动已有很大发动与个别工人区域已被我控制,则浦东大部部队即可开入上海。盼将当面情况即告我们。张执一已于昨日动身来浦东。”【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致朱亚民、陈伟达、顾复生电,1945年8月12日。】同日,为准备接管上海等大城市,新四军政治部根据张云逸等人提出的意见,发出了《关于执行城市政策与严格纪律的命令》。

  与此同时,张执一、张承宗于8月11日赶到上海,向上海地下党传达了华中局关于准备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随后,张执一、张承宗与上海工委负责人张祺到达青浦观音堂,与顾复生商讨了青浦游击队从沪西配合上海武装起义的问题。

  当时,上海地下党掌握的力量并不多。据张祺回忆:在伪警察系统,有党员二三百人和一批积极分子,中共地下党员掌握着戈登路(今江宁路)伪警察分局军械库的钥匙,内有枪约2000支。在上海工委系统,有党员近800人,分布在市政、交通等部门及一些主要工厂中;在沪西、沪东、沪南、浦东、吴淞等地和一些工厂建立了一支200多人的工人地下军,有几十支短枪和淞沪支队支援的近百颗手榴弹【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36页。】。

  与之相比,日军在上海及其周围约有15万人,伪军在上海有伪税警团1.2万余人和保安团几千人。国民党在上海市区纠集地痞、流氓、无赖等组成的数支“工人忠义救国军”有上千人,在市区周围还有大批形形色色的游杂武装。

  张执一、张承宗等分析了以上形势后致电华中局:上海武装起义必须在苏浙军区主力赶到上海并对上海发起攻击时才能举行,否则难以成功。

  然而,8月12日中共中央已经调整了对新四军的战略部署,放弃了要新四军占领江南各大城市的打算。8月16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华中局,要求暂缓执行上海武装起义的计划,并指示上海地下党以群众面目和上海总工会筹备会的名义,发动广大工人及各阶层人民召开抗战胜利庆祝大会,成立上海总工会,在上海市区张贴刘长胜为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的布告。【参见秦义民编:《浦江风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等指示上海地下党暂不发动起义,仍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不以新四军身份出来活动,而继续以人民面目活动,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遵照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有关指示,上海地下党一面加紧地下军的组织工作,一面发动各行各业的群众进行公开斗争,准备迎接新四军的到来。很多工厂中都贴出了“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市长”的标语。从8月13日至17日前后,沪东、沪西、南市、闸北等地工人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日伪工厂发放解散费和生活维持费,向日伪工厂展开清算斗争。为了保护工厂,沪东、沪西纺织机器厂的工人还占领了工厂,以防止日伪破坏和盗窃物资。同时,沪西、沪东工人还分别召开了各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并成立了庆祝抗战胜利筹委会。此外,教师、学生、职员也都纷纷召开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成立筹委会。“到了这个地步,革命的洪流已不可遏止”,“整个上海在高呼:‘天亮了!大家起来砍萝卜头!’(当时群众称鬼子为‘萝卜头’)”【参见秦义民编:《浦江风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张云逸等密切注视着上海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上海的工作及时予以指导。8月16日,张云逸、饶漱石就上海工作方针致电朱亚民、陈伟达并转张执一、陈祥生:(1)如果上海群众运动高涨,在浦东的淞沪支队主力就可进入上海,以配合群众起义;(2)如果起义后情况有利还可将群众起义由工人区域推广至全市区;(3)如果起义后情况不利,部队与工人可转入农村坚持游击战争,以壮大自己。18日,华中局认为上海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要求上海地下党迅速展开起义工作,准备从一个工人区到全部工人区,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吸引各阶层人民参加起义,同时要求在上海近郊发动农民起义,以响应上海市区的工人起义【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38页。】。华中局在给张执一、陈伟达等人的另一封电报中强调:“只要上海群众条件成熟,你们应当力争在国民党未入上海与全市形势极度混乱时,发动群众武装起义。这对国际国内都有极大的意义。同时,万一起义后不能继续在城市内长久坚持时,亦可转入乡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对我们仍是有利的。在起义前后应向伪军伪政权伪警威胁与进攻,但不要主动进攻日寇,可能造成鬼子中立。”【华中局致粟裕并张执一、朱亚民、陈伟达的电报,1945年8月18日。】同日,张云逸、饶漱石还电示张执一、陈伟达等,要求严格把握一切依靠力量、依靠群众的原则,大胆而又谨慎地部署起义工作,并强调只有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使自己手中有了可依靠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发动上海市内工人与市民参加起义,才能更有办法夺取上海近郊的农村。

  为慎重起见,张云逸、饶漱石等人于8月18日夜又以华中局名义致电粟裕并告张执一:(1)不管上海群众能否起义,党的组织均应采取隐蔽方针,以便长期坚持;上海武装起义后,应立即向外界公开刘长胜、张执一为正、副市长的消息(在刘未到上海时由张代理市长),并广泛张贴安民布告,以号召群众参加起义。(2)身份已暴露的上海地下党的干部目前应积极领导和参加公开的群众运动,准备起义或于起义后形势对我不利(不能在城市继续坚持)时,领导工人及武装起义的市民转入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夺取农村。(3)即使举行武装起义或万一起义后不能继续在城市坚持时,上海市区内的各工厂均应保持个别未暴露身份的工人干部,以作长期隐蔽坚持之打算。

  8月19日上午,张云逸、饶漱石等综合各方面的情况,以华中局的名义发出举行上海武装起义的训令。其内容如下:浙东、江浙、浦东:(粟转张陈诸陈【粟张陈诸陈,分别指粟裕、张执一、陈祥生、诸亚民(即朱亚民)、陈伟达。】),

  (一)根据已有群众力量可即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即使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至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胜利仍有把握,故无须顾虑。

  (二)可用庆祝日本投降名义,首先在工人区域召集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等方式发动群众起义,起义后即占领工人区域并缴除附近伪军武装。

  (三)华中局决定张执一、陈维[伟]达、陈祥生、浦东支队(按:即淞沪支队)及上海党各一负责人,共五人组织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武装起义,张执一任书记,陈维[伟]达副之。

  (四)起义的公开指挥机关由陈维[伟]达任总司令,并从各企业有威望老工人领袖中及反正伪军、伪警中有威望的领袖各提拔数人任副总司令,张执一任政委,陈祥生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各大工厂、各区域、各重要街道均应有总指挥,当挑选工人中有威望领袖任总指挥官。

  (五)已动员江南各地武装策应你们了。

  华中局

  八月十九日九时四十分

  之后,张云逸等又电示张执一、陈祥生:(1)上海起义后除对顽抗不愿缴械投降的伪军、伪警应坚决消灭外,要广泛吸收各阶层各界人士参加政权。(2)在反动武装尚未完全解决与革命秩序未完全恢复前,上海的财政、税收、金融、海关、邮电等一切行政、经济社会机关,只要其服从我之命令,一切暂时照原利用,以待将来逐步改造,免致混乱。(3)上海伪保甲制及帮会、流氓、宗教团体应很好掌握和利用,但对坚决助顽反我的大流氓应采取杀一儆百的策略,以震慑和争取之。

  为确保起义的成功,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决定派刘长胜到上海,以加强对起义的领导。同时,他们还研究了如何解决上海日军缴械投降的事宜。由于上海当时仍驻有很多日军,若起义武装同时向伪军和日军发动进攻,很难取得胜利。为此,张云逸等人还于8月19日当天致电张执一、陈祥生:设法派人与日军接洽,争取使日军暂时保持中立,只要日军不协助伪军与起义人民作战,则起义武装可暂不向日军进攻,对上海日军缴械投降事宜可暂用谈判的方式进行。同时,华中局还致电粟裕并转谭启龙,要求立即通令江南各地方武装在各地积极活动,夺取农村,迅速扩大群众起义范围,并设法破坏铁路交通,使敌伪不能向上海增援,以配合上海群众的武装起义。

  在发出关于举行上海武装起义的一系列指示后,张云逸、饶漱石等以华中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电报全文如下:

  中央:

  (一)日本宣布投降后数小时内,我即派出大批干部出发到了上海。

  (二)上海我可武装、控制力量总共廿万人,计:水电、邮政、电车、电话、铁路工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日本工厂十万失业工人我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警我可控制。资本家不愿助我,怕内战。中间分子观望。敌人多集中主力,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惶。

  (三)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也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

  (四)因此,华中局于今晨正式发出训令,上海工人、市民与近郊游击队实行武装起义,缴除伪军、伪警武装,占领上海,但不主动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建立各阶级民主联合的上海市政府。

  (五)各种对上海指示即可源源转达中央,并盼指示。

  华中局

  八月十九日

  在这一电报中,华中局所提出的上海地下党可以武装和控制的力量总共有20万人这一数字,实际上远远超出了上海地下党实际可能控制的力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饶漱石听信了陈祥生的一面之词。

  对此,张承宗曾回忆说:“8月10日夜在华中局的会议上,饶漱石曾说陈祥生已在上海组织了十万工人,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刘长胜还和我说,饶漱石撇开城工部,另派陈祥生单独一人去上海工作,居然一下子就拉起十万人的队伍简直不可思议。因为当时上海环境险恶,组织分散,如果不通过组织,要团结广大群众,实在难以想像。”【秦义民编:《浦江风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那么,陈祥生所说的他已掌握了10万工人的数字究竟是如何来的呢?据张祺回忆:在一次由张执一主持,张承宗、陈祥生和他本人参加的会议上,陈祥生道出了其中的真相。“陈祥生在会上先说了小沙渡劳工医院的关系,又讲出沪西内外棉纱厂一个工人的名字,说这个工人掌握着3000群众。听他这么一讲,我才恍然大悟。因为那个工人是工委系统的一个党员,陈祥生同她可能认识,她在的那家厂里有3000工人,陈就胡编说她掌握了3000人。在我们追问下,陈只得承认所谓掌握10万人就是这样推算出来的。大家弄清了这出把戏,都十分气愤。因为陈这样做,不但骗取了大量活动经费,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贻误起义的大事。”【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37页。】

  后来,刘长胜到达上海后,张祺向他汇报了陈祥生弄虚作假的情况。刘长胜听后,要他立即起草一份电报,用淞沪支队的电台将此情况电告华中局。同时,他还让张祺去青浦了解淞沪支队的情况,并研究了工人地下军与淞沪支队如何配合行动的问题。张祺到青浦后,找到朱亚民、陈伟达等淞沪支队领导人。经了解,淞沪支队的实际力量还不到2000人,与号称的3000人也有出入。刘长胜了解到上述情况后,“认为单凭淞沪支队、工人地下军和其他方面的少数力量,难以确保起义的胜利,即使拿下部分地区,要守住也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将会有较大的伤亡。”【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39页。】于是,他将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华中局作了如实的汇报,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举行上海武装起义的计划。这封复电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华中局: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中央

  八月廿日十时

  毛泽东在当天还给华中局另外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华中局迅速发动京、沪、杭三角地区数百万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以策应上海群众的起义,并从江北、江南分别派出数十支武工队及大批军政干部,到各县作为起义的领导核心。

  从毛泽东起草的上述两封电报可以看出,尽管中共中央放弃了要新四军占领江南各大城市的打算,但从未否定城市群众的武装起义,相反还鼓励华中局这样做。这让张云逸等人感到备受鼓舞。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等立即下令,要苏浙军区从浙东调两个团、从苏南调一个团,要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调一个团,星夜赶赴上海,支援上海群众的武装起义;要张执一等立即坚决而勇敢地发动上海群众举行起义,并在起义后立即发动群众设法破坏飞机场,迅速扩大胜利。

  张云逸等深知,发动上海武装起义不仅涉及上海的各种政治力量,还可能涉及与盟军的关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此,张云逸等于8月20日当天还以华中局名义电告张执一、陈祥生:(1)起义前后设置单独的电台,用淞沪支队电台的密码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进行联络;(2)发动起义后需派代表与各方面进行联络,以争取其与我合作,对坚决反我的顽伪及其特工人员,可选择一两个主要通敌有据的、以汉奸罪名公开打击或逮捕之,但不要乱抓乱杀,以免造成混乱;(3)如果美军在上海登陆,应当即派人与之进行联络,要求其尊重我建立的政府,并派人与集中营里的英、美、苏各方人士进行联络,广泛建立国际、国内各界统一战线。

  就在上海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之时,8月19日陈伟达、朱亚民等致电华中局,认为上海市区缺乏起义的骨干武装,若立即发动起义,仅凭淞沪支队、上海地下军及群众力量难以占领整个上海,估计最多只能占领一两个工人区,因此请示是否待新四军主力到达后再发动起义。

  8月20日夜,张云逸、饶漱石致电朱亚民、陈伟达:“十九日电悉。我们已令浙东两个主力团及江南一个主力团赶赴上海增援起义,你们部队应向上海近郊挺进,作为上海群众起义武装骨干,因上海武装起义时[对]国际国内影响与中国革命前途均有极端重大作用,故必须贯彻,不可动摇。”【张云逸、饶漱石致朱亚民、陈伟达并告粟裕、叶飞电,1945年8月20日。】

  8月21日,张云逸、饶漱石又以华中局名义致电张执一、陈祥生:“上海起义对国际国内影响与对中国革命前途均将起决定作用,同时起义后即使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争取胜利,故万不可犹豫动摇,必须坚决贯彻。”【华中局致张执一、陈祥生电,1945年8月21日。】

  同日,张云逸、饶漱石又致电张执一、陈伟达、朱亚民:“我们已速令浙东、江浙主力兼程开沪策应起义,如你们估计现有力量可能占领一、二个工人区,盼立即占领几个工人区,并迅速推广到全市,不必等待主力到达才发动,但在主力未到前可不必向伪军集中攻击,而先集中全力推广群众组织与武装群众。”【张云逸、饶漱石致张执一、陈伟达、朱亚民电,1945年8月21日。】

  这时,苏浙军区领导人粟裕、叶飞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制定了策应上海群众武装起义的方案:准备派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率领两个主力团、叶飞率领第四纵队第十支队(相当于团)前去增援上海群众武装起义;留苏浙区党委副书记金明在苏南主持地方工作;同时将军区主力分散于沪宁铁路沿线活动,以策应上海群众的起义行动。

  若单从策应上海群众起义的角度来说,粟裕等人的意见是完全可行的。但张云逸等所考虑的是,苏浙军区既要抽调兵力增援上海的群众起义,又不能对全面反攻作战及应对国民党顽军来犯的部署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复电指出:“(一)同意金明留苏南主持地方工作,由叶飞率十支队向沪急进。俟叶到达后,由叶任上海武装起义的总司令。(二)江南主力仍应在宣(城)长(兴)路与栗[溧]武路一带收复据点,准备战场,打击来犯之顾顽。无锡至丹阳一线,主要由当地地方武装(如丹北、苏常太、江南)担任发动地方群众起义,响应上海起义。(三)叶飞出发后,如果江南主力又分散到沪宁路沿线活动,则不但有分散力量、减弱应付顾顽的危险,而且也有引起我们主力与日本尚未投降的军队陷于正面冲突的可能,这两种都对我不利的,因此不要因为上海起义变动主力原来的部署。”【华中局致粟裕、叶飞、金明电,1945年8月21日。】与此同时,张云逸等还致电粟裕并转谭启龙:同意张翼翔率第二纵队两个主力团前去增援上海群众的武装起义,部队立即北渡钱塘江,向上海挺进,愈快愈好,并派一两名熟悉上海情况的负责干部随同前往,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应星夜赶往上海。

  可是这时,何克希正率第二纵队主力一部向宁波城外推进,来不及转赴上海。得知这一情况后,张云逸和饶漱石立即调整部署,决定令谭启龙率第二纵队两个主力团与张翼翔一道立即北上,留何克希在浙东主持全局。

  根据华中局的部署,张执一与上海工委书记张祺等迅速拟定了起义的详细方案。具体步骤是:由上海工委首先在沪西地区动员群众,配合上海地下军占领信义机器厂,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据点;接着,以戈登路伪警察局内的地下党员作内应,夺取该伪警察局军械库的2000支枪武装工人;继而再兵分两路,一路解决曹家渡的伪警察局,一路解决普陀伪警察局,然后向市中心进发。其他地区的工人地下军和中共地下组织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的行动,配合新四军进占上海。【沈以行等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下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9~300页。】

  之所以选信义机器厂作为起义的据点,是因为这里存有大量的粮食,可以解决起义人员的吃饭问题,同时该厂地处沪西工人区,也便于起义后取得淞沪支队的配合。

  由于华中局此前曾有明确指示,不管上海群众能否起义,中共组织均应采取隐蔽方针,故而张执一与张祺等人并没有将起义计划传达给上海地下党的所有党员,知道内情的只有相关的少数负责干部。在研究如何发动群众时,张执一与张祺等人决定以清算日伪罪行、要求复工等既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又不至于暴露此次行动真实目的的口号,来动员群众,号召他们到信义机器厂举行示威游行。

  8月23日清晨,上海群众的武装起义行动开始了。携带着武器的沪西工人地下军队员60余人,高呼着“没收汉奸财产”、“我们要吃饭”等口号,带领着由沪西地下党动员来的2000多工人冲进了信义机器厂,并迅速控制了工厂里的电话、制高点,设立了起义指挥部。随后,地下军人员与广大工人在工厂内坚守待命。起义指挥部还做好了袭击普陀伪警察局的准备。

  占领信义机器厂的消息传开后,大批工人在沪西地下党的动员下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工厂内最多时聚集了7000多人。下午16时左右,上海工委书记张祺匆匆赶到信义机器厂,向起义指挥部传达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命令:停止起义,撤离群众。

  尽管大家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感到大惑不解,但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在起义指挥部的安排下,工人地下军队员首先撤出了工厂,随后7000多名工人也分批撤出工厂。上海的武装起义就此中止。

  停止上海武装起义,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一个正确的决定。

  中共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当时伪上海市市长、大汉奸周佛海已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率领伪军阻止新四军接收上海;同时蒋介石也委派了官员前去接收上海,国民党军的大部队也正日夜兼程向上海开进。在此形势下,若仍发动上海武装起义,已不是从日伪手中接收主权,而是变为反对蒋介石,必然会遭到其镇压。如此,不但上海地下党会受到摧残,就连进攻上海的新四军部队也有被消灭的危险。另外,毛泽东于8月20日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其去重庆谈判的电报。为顺应国内外的和平潮流,此时也不宜举行反蒋的武装起义。基于以上考虑,中共中央于21日果断作出了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决定,并于当天中午和晚上分别给华中局发出两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中止上海起义的行动。

  中共中央在21日中午发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出:“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动员]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中共中央在21日晚给华中局的电报中指出:“关于上海起义问题,我们过细考虑结果,认为在目前起义对我们和人民是不利的。应即照本日午电停止起义,保存我们在工人中及其他人民群众中的组织基础,以便将来能够进行民主运动。目前应该组织工会及其他人民团体,迅速出版新华日报上海版及其他进步报纸刊物等。党的组织尽可能保持秘密状态,只有站不住[脚]的党员才准备撤退。关于浙东部队应准备在情况严重时转到浙南。”【中共中央致华中局电,1945年8月21日。】

  据此,张云逸等立即以华中局的名义发出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电报。电文内容如下:

  张陈诸并告粟叶谭管丕【张陈诸粟叶谭管丕,分别指张执一、陈伟达、诸亚民(即朱亚民)、粟裕、叶飞、谭启龙、管文蔚、陈丕显。】:

  (一)今日日本代表已到后方与何应钦谈判,估计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市长。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可能被镇压下去,故宜将武装起义改为广泛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树立我党在上海群众的合法基础,以便在盟军登陆和国民党到达上海后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并立即建立群众性的报纸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而不要建立我们领导的市政府。

  (二)为了发动群众夺取农村,策动上海群众斗争,收缴伪顽武装,扩大部队,江浙军区(按:即苏浙军区)可派另一同志率一个次要团到上海附近一带活动,因为叶率老一团(按:指由原苏中军区第一团改编的苏浙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支队)前往将要影响对顽战斗。

  (三)浙东部队即停止出发,留原地活动。

  华中局

  八月廿一日

  8月22日晨6时,张云逸、饶漱石等人又以华中局的名义电告张执一、陈祥生、朱亚民、陈伟达:华中局决定取消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虽然华中局于8月21日、22日两次发出关于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指示,但由于通信联络不畅的原因,直到23日下午才真正停止了起义的行动。

  据张承宗回忆:“当时上海和华中局电讯联络须通过淞沪支队,淞沪支队得到电报,刘长胜、陈伟达立刻向上海进发。由于交通关系,刘长胜、陈伟达分别赶到上海已晚了一天,所以直到23日下午3时前上海地下党‘工委’并没有接到停止起义的指示。从21日至23日,起义的计划还在切实地执行着。”【秦义民编:《浦江风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对于接下来的事情,张祺作了这样的回忆:8月23日,“群众刚刚占领信义铁工厂(按:即信义机器厂)才几个小时,刘长胜急匆匆赶到我家,向我传达了中央关于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电报,要求将武装起义改为清查汉奸斗争,尽可能保持秘密状态,防止暴露党组织。我急忙赶到信义铁工厂时,已经是下午4时左右。我在工厂附近见到了参加组织这次行动的高骏,要他转告大家,立即停止行动,布置工人地下军和起义群众撤离工厂,把占领工厂的7000多群众引向清算日伪[罪行],要求复工的斗争中去。于是,群众分批列队走上街头,高呼‘要工做’、‘要饭吃’的口号。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认为只是失业工人要求复工的游行,谁也不知道那是停止起义的退兵之计。由于地下党员高度严守党的机密,国民党又正在忙于准备接收,以致他们对工人地下军准备起义和停止起义的情况,竟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张祺:《上海工运纪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1991年版,第141页。】

  对此,张承宗也指出:“党的纪律性是这次退兵之计成功的关键,严格的保密工作使鼻子伸得很长的重庆方面来的特务对这次起义毫不知情。而广大群众,直到今天也只是对1927年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耳熟能详,对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人民迎接解放的斗争记忆犹新,但对这次引而未发的武装起义却知之不多。”【秦义民编:《浦江风云》,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21页。】

  中共中央在作出停止上海武装起义决定的同时,于8月22日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要求各战略区放弃夺取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以主要兵力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同时要求各地党委继续积极派人去大城市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党的秘密工作,以争取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据此,张云逸、饶漱石等人一面着手处理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善后工作,一面就上海地下党日后的工作方针、政策等问题重新进行研究部署。

  8月22日,张云逸等致电谭启龙并告粟裕、叶飞:谭启龙、叶飞停止率部增援上海;浙东部队及谭本人均留浙东当地活动,如将来困难时,可退到浙南地区活动。

  8月24日,张云逸等以华中局的名义就停止上海武装起义后的工作方针、政策致电粟裕、叶飞等:(1)今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方针,主要是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工会及其他各种群众团体,开展群众性的反汉奸运动与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2)在以广泛的群众运动为基础和个别工人区域由我们实际控制的条件下,以和平(反内战)、民主(反独裁)、团结(反分裂)三大口号与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3)党的组织必须隐蔽秘密,不可公开和暴露,但必须在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上来秘密发展党员,在各工厂、各企业、各街道建立秘密党的组织。(4)要很好掌握党的政策。一方面要放手发展工人苦力、店员、学生、市民等群众组织,另一方面要很好掌握统一战线政策,以争取各阶层人民的同情和影响。(5)对一般的革命文化人士应令其保持灰色面目,不要暴露身份,可要他们转入各级文化教育机构及各社会机关里去工作,以合法身份开办工人学校,教育工人,并用各种可能形式开展民主运动来团结各阶层中间分子。(6)立即设法办一种群众性质的报纸和《新华日报》上海版。《新华日报》以党的面目出现,可派已暴露的党员干部出来主持,争取合法存在。(7)立即在国民党组织、国民党有关人士及社会团体中开展情报工作,并做好在形势变化时仍能隐蔽秘密工作的准备。(八)应派身份暴露的党员干部利用各种关系去开展近郊的农村工作,建立党的支部与党的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准备于形势严峻时转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或转移到江北解放区。(九)可从资产阶级对我同情分子中获得经费,并可建立贸易商业机关来作为掩护和解决将来经费上的困难。

  发出上述指示后,张云逸、饶漱石紧接着又电告朱亚民、陈伟达等:“(一)同意你们向淀山湖发展,你们部队可西移,但你们应将电台留上海附近,以保持上海与军部的联系。(二)刘长胜已来沪,我们仍在原地区,上海主要负责同志不要轻易离开上海,有要事可派次要干部来。(三)关于上海工作方针,今晚我们已发出详细指示,望朱(亚民)陈(伟达)保证迅速转交张(执一)陈(祥生),勿误。(四)群众组织形式在上海可普遍组织工会与各业群众团体,但不必组织政权。”【张云逸、饶漱石致刘长胜、张执一、朱亚民、陈伟达电,1945年8月24日。】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进行合法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凡我不能切实占领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中的工作,必须仍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将来;趁此日伪投降,国民党统治尚未建立和稳定的混乱期间,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应尽可能留下不暴露的力量,并须派遣大批干部到国民党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机关和铁路、工厂、矿山、市政、银行、学校里边开展工作,以合法斗争团结群众,以便将来更有力的进行民主运动。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张云逸等人在停止上海武装起义后对上海工作所作的部署是完全符合中共中央意图的。

  不久,张云逸等人又指示上海地下党,把在准备武装起义过程中部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地下军成员撤至青浦,并准备随淞沪支队一同北撤。10月,在上海市区和郊区活动的地下军成员及部分在准备起义过程中身份暴露的地下党员陆续集中到青浦,继而随淞沪支队一道撤往山东解放区。至此,停止上海武装起义的善后工作全部结束。

  尽管上海武装起义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内形势的迅速变化而被迫中止,但是酝酿、谋划起义的整个工作,促进了上海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使上海地下党有了更加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工人运动的干部,从而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49年5月,上海人民配合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上海,上海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中。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YYZ0058

<书名>=《张云逸传》

<参考文献>=《张云逸传》

<目录>=第十五章  代理新四军军长(下)

<标题>=三、打击拒降的日伪军

<类型>=g4

<作者>=

<发文单位>=

<姓名>=张云逸

<内容>=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1945年9月2日,同盟国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就日本投降举行了受降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结束。

  日本签字投降后,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完结。然而,蒋介石为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在垄断对日受降权的基础上,一面邀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一面令国民党军大举向解放区推进,同时命令冈村宁次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的身份,指挥华北、华中等地的日军协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犯,阴谋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于是,日本签字投降后,在中国就出现了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仍在继续顽抗,拒不向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投降,甚至还主动向解放区进攻的怪事。在华中,驻江苏南通的日伪军5000余人,夺占了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已经解放的海门县城。驻徐州的日伪军在徐州东南的徐三庄、牌坊等地重新建立了据点。驻南京栖霞镇的日军于9月7日分三路出扰,沿途烧杀抢掠。在浙东,日军协同伪军在宁波、镇海、余姚等地修建碉堡工事,增设据点,并四处抢粮烧杀,还扬言近期内将向浙东解放区进行大“扫荡”。此外,还有一部分被新四军包围的伪军依照蒋介石的旨意,占据淮阴、淮安、盐城、泰兴、高邮、扬州等城市,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准备配合国民党军队进犯华中解放区。

  在此形势下,为打通淮南、淮北、苏北、苏中四块解放区的联系,张云逸等决心拔除淮阴、淮安、盐城等伪军据点,并先后指挥新四军发起了两淮、盐城、高邮等战役战斗。

  如何收复两淮,是张云逸等部署新四军全面反攻时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淮阴和淮安两城相距不到20公里,为苏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要冲,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撤出了两淮,但两淮又被伪军潘干臣、吴漱泉部(潘、吴两部分别被蒋介石加委为国民党第六路军第二十八师和淮安独立旅)占据。1945年8月,新四军向华中地区的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后,黄克诚等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准备集中新四军第三师主力首先攻取两淮,然后再打下盐城。后因准备对付李品仙主力向津浦路的进犯,第三师主力西调。

  第三师主力西调后,张云逸等并没有放弃收复两淮的打算。8月17日以后,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连电苏中军区,要求抽调四个主力团并指挥苏北军区六个地方团,担负夺取两淮的任务。8月23日,张云逸等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8月22日《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决定仍由新四军第三师负责攻取两淮,并令该师第十旅立即返回苏北执行此任务。

  8月26日,第三师第十旅及师直属特务团等部由洪泽湖东岸的高良涧、蒋坝(今均属洪泽县)等地北返,准备攻打淮阴。为保证攻城作战的胜利,第三师令苏北军区射阳独立团、淮阴警卫团和涟水警卫团从东、北两个方向配合第十旅作战。第十旅等部至8月31日将淮阴外围的伪军据点全部拔除,9月6日对淮阴发起总攻。经两小时激战,全歼守城伪军第二十八师师长以下8600余人。

  在第十旅等部收复淮阴前后,关于如何进行津浦路作战,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人与黄克诚、谭震林及中共中央进行了一番有益的探讨。

  张云逸等原打算集中第三师的第七、第八旅与第二、第七师主力,打击可能沿津浦路东犯的桂系李品仙部,但部队在淮南津浦路两侧集结半个月后,却未见李品仙部有东犯的迹象。据此,黄克诚认为国民党军正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还顾不上向华中解放区进犯,如果第二、第三师主力再等下去,就会失去肃清解放区内残余日伪军的有利时机。为此,他同谭震林商量后,于9月3日联名致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将第二、第三师主力调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以策应第四师在徐州附近的作战,同时分别抽调第二、第三师主力一部回苏北和苏中,肃清日伪,从而将苏北和苏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另外,黄、谭二人还建议将第七师主力调到淮南津浦路西地区,以便使第二师主力能够机动作战。

  黄、谭二人的建议虽然有其道理,但张云逸等认为,国民党军暂时未向江北华中解放区进犯,并不等于其日后不来进犯。国民党军在占领蚌埠与交通要道后,有可能在一两个月内即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犯。若第三师主力调回了苏北,待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华中解放区时,再从苏北调回淮南,不仅往返费时,增加了部队的疲劳,还使第三师在苏北和淮南都打不好仗。另外,中央军委此时正在考虑由林彪、萧劲光统一指挥,以新四军第四师配合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夺取徐州的作战方案。张云逸等不能确定的是,一旦徐州战役打响,新四军除了第四师参战外,中央军委是否还要求新四军增派其他兵力。如果届时还需要新四军增派兵力,集结在淮南的第三师显然不宜调返苏北。

  经过反复研究,张云逸等于9月3日夜复电黄克诚、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1)在桂系军队进入蚌埠行动中既无歼灭机会,同意第三师第七、第八旅在津浦路东嘉山县明光镇以东之石坝、盱眙以西之仇集地区休整待机,准备战场;第二师留一个旅在路西,协同淮南军区津浦路西军分区坚持路西的斗争,以一个旅担负控制津浦路一段的任务。(2)已令第七师作参战准备,是否转移俟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