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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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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1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作者简介

<标题>=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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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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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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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铁牛,1954年出生于陕北子长县。上学期间就有文章、诗歌发表于报刊杂志,撰写的文章、论文刊载于大学学报及国家省级大型书刊。主编《子长文史资料》1—5集,编辑出版《将军故里攻坚战》。现为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会员、理事,书法作品刊于2004年《中国职工书法、绘画、摄影作品精品选》。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期间就开始搜集党中央长征进驻瓦窑堡的史料,后任瓦窑堡镇党委书记,广泛调查当事人,征集散失的资料,著述《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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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2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序

<标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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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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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内容>=

  10年前,我回故乡瓦窑堡时,曾任子长县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后为瓦窑堡镇党委书记的强铁牛同志,就与我说起征集党中央在瓦窑堡史料一事。前些年他把初稿寄我,虽然时过境迁,但党中央在瓦窑堡那段鲜活的生活,仍然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作为陕北省委巡视员,我参与了迎接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及其一些活动。离家少小爱挥戈,沐雨栉风半世多。

  当书稿又一次摆在案头,觉得《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脉络清楚。足见在成书前,铁牛同志做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另外,立著指导思想也遵从历史的真实,没有政治偏见,而且对以前因种种原因造成的不符合史实的情节进行了订正。这是该书的难能可贵之处。

  党中央在瓦窑堡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生活,必然成为启迪后人的生动史料。存史才能育人,承志方可奋进。在瓦窑堡,一个党员一面旗,不用扬鞭自奋蹄。

  70年过去了,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段不能忘记的日子,就是让子孙后代记住那血与火,泪与笑的悲壮岁月。

  年老多病,写上几句以为序。

  2005年10月 北京

  注:强晓初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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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3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序言

<标题>=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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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瓦窑堡,一个深藏在陕北高原大山皱折里的古老县城,却因70年前的一次风云际遇,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路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中国革命由此走出险境,有了可靠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拂去征战的烟尘,立马金色的高原,形容枯槁的毛泽东露出自信的笑容,挥手宣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讲这番话,正是在当时的“红都”瓦窑堡。

  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把党中央所在地选择在瓦窑堡?

  是因为瓦窑堡地处三川口,北通内蒙,东靠山西,南接关中,便于战略回旋和内外拓展?

  是因为瓦窑堡自古便是陕北最大的工商重镇,大道通衢,房窑栉比,物阜繁荣,又兼山环水绕,城坚壕深,适宜布局庞大的中央机关?

  是因为瓦窑堡是谢子长、刘志丹最早开辟的红色根据地,民风刚直,志士层出,“那怕人头挂高杆,一心闹共产”,有理想的“阶级基础”。

  这些,都因时过境迁,无从稽考。

  能够说清的是,在中央机关驻跸瓦窑堡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在此作出了一系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重要决策。

  最著名的,当属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特地指明:这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

  此外,为扩大根据地和宣传抗日主张,由彭德怀、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所进行的挥师“东征”,声威远播,曾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鲁迅、茅盾为此致电祝贺说:“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

  正是在这次东渡黄河的浴血奋战中,谢子长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群众领袖刘志丹为国捐躯,壮烈牺牲。

  当然不只这些。

  瓦窑堡注定要声闻四方,名垂青史。

  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而细节的生动性、鲜活性、丰富性,往往囿于文体体例的特殊性,在严肃的正史中只能舍弃。

  剩下的,要靠相关笔墨包括民间书写去充实。

  《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及其活化了的那段岁月,便是其中一节。

  254个红色的日子,耗去了著述者20年的心血。

  未必处处确当,然于据有依,聊备一说。且资政育人,命意何深。兹赘数语,权以为序。

  二○○五年十月三十日北京

  注:王巨才原为陕西延安行署专员、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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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4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一章  长征

<标题>=第一章  长征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10月16日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8月17日8万余红军陆续渡过江西苏区赤都瑞金附近的雩都河,离开了共产党近几年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开始了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的大撤退。催人泪下的生死离别,出征的,不知道前面是条什么路?留下的,却感知到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厄运。

  1929年冬,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在江西南部和毗邻的福建西北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到1934年春天,苏区发展到35个县、300万人口,面积相当于黎巴嫩和以色列领土的总和。1931年初冬,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选举为主席。其后不久,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党内的发言权和红军的指挥权,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却保留到长征结束,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不管怎么说,用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红军面临惨重溃败的现实。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便秘密策划了“撤退计划”。除此之外,在根据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也被蒙在鼓里,糊里糊涂地跟着踏上了盲无目标、漫无边际、生死搏斗的征途。1935年12月,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党中央的又一个红都瓦窑堡,毛泽东把这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纵论为长征。

  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行动被敌人发觉,于是乎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围追堵截,惨烈的搏斗使出征的红军伤亡减员过半。对于“仔卖爷田不心疼”的瞎指挥,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思考讨论如何摆脱敌之前堵后追的问题,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在宿营地的篝火旁,在行军的担架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朝夕相处,互相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了解。他们一块讨论分析在江西苏区所发生的事情,长征途中出现的问题,逐渐认识到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一切被共产国际派来的洋人李德所察觉,他曾劝说张闻天、王稼祥二人警惕毛泽东的“阴谋”,不应将矛头直指博古。李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起了对他和博古的抱怨和批评。

  湘江之战空前激烈,损失也极为惨重,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下了3万余人。原计划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已完全不能实现。在一次次血的教训面前,要求改变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死里逃生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红军高级将领,终于悟出了中国革命的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走的道理。

  12月12日,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李德等在通道举行会议(也被称为飞行集会),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否定了博古、李德朝二、六军团方向北进的意见。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7日、18日,在黎平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在激烈的争论中,多数与会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两次会议,不仅使沉默已久的毛泽东又有了发言权,而且其正确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认可,更使红军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权,第一次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提出:“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是长征以来,红军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和第一次改变长征落脚点,也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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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最高军事首长 周恩来

  1月7日,红军攻占紧排贵州省会贵阳之后的城市——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5日开始,17日结束。会议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尽管博古巧舌如簧,能说会道,把反“围剿”失败及撤退初期的惨败归结为国民党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以此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但还是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反感。周恩来接着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的虚怀若谷、自我批评与博古的怨天尤人,上推下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恩来指出:主要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批评博古、李德的同时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起草的发言提纲:“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发言: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把之前的军事指挥概括为,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朱德等红军将领更是义愤填膺:“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经过3天的唇枪舌战的激烈讨论,终于有了结果:一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成为政治局委员;二是常委进行适当分工;三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四是取消3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二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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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洛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川滇黔鸡鸣三省交界处的水田寨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变换中央领导人时的地点,是在川滇黔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是否是水田寨村,现在学术界特别是云贵川的党史工作者的说法更是不同。这里采用李镜著《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中的说法。】,张闻天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小屋开门见山地说:“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改变了。”毛泽东回答:“等会儿,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走后,毛泽东当即到红军总部找到周恩来转告张闻天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同意。毛泽东问:“谁来接替他(博古)呢?”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你恰当。”“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张闻天)合适”,毛泽东干脆地回答。周恩来问:“为什么?”毛泽东坐在床铺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说:“洛甫在遵义会议前就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反映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怕负不起这个责啰!”毛泽东说着深深吸了一口烟,又说:“还是洛甫合适,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共产国际那里也好交代。”毛泽东这一番审时度势的精辟见解说服了周恩来。

  第二天,象征着党中央权力的两只铁皮公文箱,从此离开了博古,随张闻天一道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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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这一让就是8年,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提出辞职,毛泽东没有同意。直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至此,毛泽东才真正担当起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附近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3人团,作为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到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和改变了党的总负责人。为什么没有提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呢?因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自己没有根据地,处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战争使大家明白的看到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路线的错误还不是为大家所了解。如果当时提出改变党的政治路线,会使党内受到过分震动,对打仗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因为路线错误可以逐步的解决,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里。在瓦窑堡会议上,只是确定了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对过去的路线错误也没有提出批判。直到王明回国以“太上皇”自居,夸夸其谈地横加指责党的政治路线时,才将其归结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以批判。

  遵义会议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从1934年9月16日中断,直到1935年12月阎红彦、刘长胜从苏联带回密电码,于1936年春天才恢复联系的。所以,1935年6月中央派陈云去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40年后,李德还提到:“这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如果联络畅通,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能允许吗?不管怎样,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又站了起来;不管怎样,遵义会议使共产党人抛弃了“先生”,开始自己想问题,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虽然在党的领导和红军指挥上有了新的改变,但迎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坦途,坎坷随时都能出现,矛盾随时都会发生。4个月之后,当红军在赤水河两岸与敌人捉迷藏的时候,张闻天收到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来的信,同时也收到了5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杨尚昆发来的电报,争论仗怎么个打法。林彪在信中埋怨: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军中主持大计,把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这种不和谐的埋怨呼声任其下去,当然不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四渡赤水,甩掉了敌人,这本来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可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对此提出了说长道短的非议。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责怪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批评了林彪,毛泽东又指责彭德怀,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把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也扯了出来。“这些都是党内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的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对于毛泽东的责难,彭德怀则认为林彪写信事先没有说过,与己无关;至于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他们写好后拿给我看,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所以没有签名。大敌当前误会总是有的。为此,彭德怀在会上没有站出来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把这件事提了出来。好在林彪说了真话,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

  其间,中央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号召红军将士坚决实行运动战,为创造新的云贵川苏区而斗争。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三次改变。

  其后不久,《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是长征第四次改变落脚点。

  你想心想事成吗?总有人会给你制造麻烦,除明火执仗者以外,麻烦的制造者往往来自自己的营垒。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胜利会师,本来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好事,也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最佳时期,可是却被拥兵自重、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破坏了。面对“只剩下一副没肉的骨头架子”的红一方面军,张国焘心里就念起了小九九,向党要权,把两支军队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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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张国焘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懋功县两河口的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刘少奇、凯丰、博古、聂荣臻、张国焘、林彪、李富春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回顾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后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他根据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及敌人兵力部署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应该去川陕甘。因此,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朱德等13人相继发言,表示同意。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第五次改变落脚点。

  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同时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会后,红一方面军北上,于7月16日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却拒不执行战役计划,讨价还价,按兵不动。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仍然不满足。

  由于张国焘一再贻误战机,中央军委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敌情,于8月3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此时的张国焘却阴一套,阳一套,口头上同意北上,骨子里却坚持南下,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对张闻天、毛泽东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并没有害怕过,但来自内部的麻烦倒使他们感到后怕。唯一的办法只能忍耐、斗争、等待,操之过急,反而使亲者痛,仇者快。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撕掉遮羞布,给陈昌浩发电报,要中央同他一块南下,否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首先接到电报,不露声色地先送给毛泽东看。这位在真刀实枪的敌人面前从未胆怯过的毛泽东的确感到后怕。难道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内讧的事,今天又要在红军内部重演吗?难道共产党人殚精竭虑为之奋斗14年的革命事业,就要毁于一旦吗?当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五位政治局委员坐在一起时,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斗争相当残酷无情。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困难纵横交错,然而最大的困难和矛盾,莫过于来自张国焘的分裂,来自自己营垒内部的明枪暗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深夜两点钟,中央随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以外出打粮的名义,悄悄地踏上了北上的征途。红军内部虽然没有因此而发生枪战,但南下的张国焘却妄自尊大,自立“中央”。直到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到瓦窑堡,才使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没有得逞。

  9月9日,竟与毛泽东一生中三次大事件相关联。中国人崇拜9这个数字,认为9是数字中最大的数。意味着登峰造极、九九归一,一个轮回的顶端和下一个轮回的开始。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巧妙地脱离张国焘“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威胁;1976年9月9日,红太阳陨落,毛泽东走完了人生的道路。这“九九之谜”引发了后人为此大做文章。不管怎样说,毛泽东等摆脱了张国焘控制的危险区域。

  北上的道路,原本就十分艰难,况且荆棘丛生、芒刺遍地。饥疲冻饿的数万红军将士要与险恶的大自然,要与以逸待劳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死神从四面八方伸出罪恶的黑手争夺他们的生命,每前进一步,红军将士都在与死神作无情的抗争。尽管如此,他们却一步一步迎着曙光,走向光明。

  中央率红三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傍晚到达红一军团驻地,甘肃迭部县俄界的高吉村。9月12日,张国焘来电指责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造成红军大分裂。”猪八戒倒打一耙,果然不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所料。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三军团高级将领21人出席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和总结。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北上的方针。变更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经过游击战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是长征途中第六次改变落脚点。

  关于对张国焘错误性质和处理方法,毛泽东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与会多数人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却说:“最后做组织处理是必要的,但现在做,就不好见面了,他还带着8万人呢!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会议口头原则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9月20日,哈达铺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关于张国焘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才在党的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在红军干部中口头传达。

  会议决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组成的5人团,负责军事指挥。这是长征以来的第四个军事指挥核心。

  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缩编部队的建议,决定设立了以彭德怀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李德参加的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9月17日,北上红军攻克川甘天险腊子口,毛泽东召见了准备向哈达铺进发的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向他们交代:“你们要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接近的,各种都搞几份来。”这位打铁出身,绰号梁大牙的侦察连长带着一支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的队伍,于当天进入哈达铺。正好,一个国民党少校副官从兰州路过哈达铺,所带的书报就成为猎物,他们又从邮电所找到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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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

  9月18日,红军乘胜进占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这些报纸便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手中。共产党的要人们忙在手中的报纸上寻找中国革命的去向。

  红军已走过了二万四千里的行程,下一步去哪?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伙伴们仍然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只知道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去宁夏、内蒙古,但都是一个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的目的地。离开中央苏区到哈达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周恩来看的那张报上有一篇《论陕乱》: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故暂不论,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该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远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确不为多,就全陕而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区域与较大根据地也。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命运,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讯,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

  毛泽东看的那张1935年7月23日天津《大公报》:“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优势。”

  张闻天捧着《晋阳日报》:“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已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已与陕北刘志丹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取得了联系。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毛泽东高兴地说:“国民党的报纸,倒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绕来绕去,我们找到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到陕北去。”张闻天接着说:“我们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块根据地了。”

  周恩来想得更为周到:“把红一军团破坏部部长贾拓夫找来,他是陕北人,知道的情况可能多一点。”贾拓夫乘着夜色骑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中药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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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拓夫

  油灯下,贾拓夫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我离开陕北前,那里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还有红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陕北闹革命比较早,从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始,武装斗争就没有间断过。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为创造军队和根据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老百姓很拥护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不时插问,贾拓夫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提出:“拓夫同志熟悉陕北的情况,可随先头部队行动,这样对我们有好处。”张闻天、周恩来问贾拓夫:“你看这样决定行吗?”“我一定当好向导,把中央顺利带到陕北去。”此后,杨成武率领的先遣团里又多了一个参加长征的陕北人。

  贾拓夫,陕北神木人。1933年冬,陕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时任省委常委的贾拓夫受省委派遣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他逃脱敌人的搜捕回陕北找到特委。在团特委负责人张汉武的帮助下,他化装成教书先生,带着年仅14岁就入党的“书童”马兆祥,从瓦窑堡附近的马家坪出发,踏上了寻找党中央的道路。经西安、上海、武汉、南昌几经辗转,于1934年初春到达江西苏区瑞金。贾拓夫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之后他和马兆祥留在中央苏区工作,贾拓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破坏部部长。马兆祥则到苏维埃红军大学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少年先锋连担任指导员。贾拓夫、马兆祥成为长征红军中唯一的两个陕北人,离开陕北近两年,他们又回到了陕北。

  谢觉哉到瓦窑堡后说:“我在中央苏区时,谢子长同志在西北闹革命,发展成什么样子?还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到哈达铺宿营,才从报上看到陕北有根据地。”

  陆定一在《榜罗镇》一文中记述:“贾拓夫他是陕北人,告诉了我们谢子长、刘志丹同志过去的情形。”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在没有看到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的报纸前,又是怎么想的呢?白区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红色根据地也几乎全部丧失。至于小根据地,今天还存在,明天就可能失去了;红军和游击队,今天还在战斗,明天不是被打散,就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更加坚定了到陕北去的决心。

  1935年9月18日,对红军和他们的领导者来说,的确值得回味。四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四年后的这一天,北上的中央红军有了明确的目的地——陕北;这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规劝正式举兵南下;这一天,陕北红26军、红27军与鄂豫皖红25军在陕北永坪镇合编为红15军团。

  9月22日,改编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齐集哈达铺关帝庙大院。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彭德怀司令员坐在大殿前早已摆好的桌子后面。毛泽东开始讲话:“我们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胜利!以前有不少同志问过我,我们走到哪里是个头?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条长征之路的尽头现在已经看见了,那就是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一块不小的根据地。从这里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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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

  彭德怀宣布了部队改编的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从俄界会议开始的部队改编工作,至此全部完成。

  9月27日傍晚,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周恩来的住处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决定改变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红军长征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改变落脚点。

  胜利在望,行军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对走在身边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下来的是树身和树根。”陕甘支队突破渭河封锁线一路高歌猛进。在萧瑟的秋风里翻越了天高云淡的六盘山,到达鸡鸣三省的陕甘宁交界处的老爷山,山的那边就是陕北根据地吴起镇的地界了。

  在西北,特别是在陕北,凡是叫老爷名称的地方,大都建有关老爷的庙宇。陕北人习惯将三国名将关云长称为关老爷,所以地名也就相沿下来了。这座老爷山上的庙宇算不上宏伟壮观,但殿堂院墙倒也整齐,虽有关老爷的一席之地,但主要供奉的却是佛教开山鼻祖释迦牟尼。

  10月16日爬山的路上,一直为红军的生存,命运而焦虑思谋的张闻天、毛泽东他们比以前显得轻松了许多。他们沿着崎岖山路高高兴兴的攀登着、交谈着。张闻天兴奋地说:“到了老爷山,也等于到了陕北根据地。这鸡鸣三省对于我们好像有缘。”毛泽东回过头:“此话怎讲?”“鸡鸣三省交权,改换错误领导;鸡鸣三省落脚,让我们在这儿扎根。”毛泽东开怀大笑着说:“有意思,有意思,真是巧合。一个水田村,一个老爷山,山水相连啊!”

  太阳落山的时候,这支衣衫不整的部队走进了古庙院子,大殿内神龛、拜台、幡幛、几案、椅凳井然有序,纤尘不染。毛泽东迎着走过来的老住持说:“昨晚,我们的部队在此借宿,打搅之处还望见谅。”“哪里,哪里,红军对庙内一切均加以保护,没有丝毫损坏,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住持说着把张闻天、毛泽东让进禅房。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的庙宇多,州县有大庙宇,乡村有小庙宇。可以说哪里有人居住,哪里就有人们敬神拜佛的庙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中国的佛、道、儒三教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它们能和谐地存在了数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毛泽东一生有文字记载的就有随母到南岳衡山还愿;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就曾与一老道讨论过三教为什么能和谐存在的问题;到过瓦窑堡附近的万佛岩,佳县的白云山,山西的五台山……

  这一夜也许就要进入根据地的家门了,毛泽东、张闻天睡意顿减,一身轻松地与住持谈经论道。住持被这两位红军长官和蔼可亲、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所折服,便建议他们占卜一下前程。毛泽东先抽出一签,递给住持:

  运行乙未又重新,重兴家业换门庭。

  桃花开放逢春雨,胸中志气满乾坤。

  毛泽东豪放地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我这个云游四海,东奔西跑的人,怕没有这份洪福哩。”张闻天也随手抽出一签递给住持:

  红鸾天喜在初冬,偶配良缘正相逢。

  碧桃树上琴瑟配,定主十月喜重重。

  毛泽东大笑着拍了一下张闻天的肩胛:“思美,等着喝你的喜酒啦!”果然言中了。11月7日,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走进瓦窑堡南门就被安排在二道街田家院居住办公。第三天,也就是农历十月十四日晚,张闻天和刘英住在了一起。直罗战役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的第二天晚上,就动员周恩来,张浩等闹新房。毛泽东嚷着:“思美(张闻天)、刘英不请客、不作数……”张浩也附和道:“就是嘛,不请客就不算结婚……”大家凑了一点钱买来南瓜籽、红枣、老苹果……热闹了一阵子。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则感慨万千“……中央有了新的家,我和刘英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家……”

  带着老爷山的神韵,随着嘹亮的鸡叫声,红军又向铁边城进发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5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章  砍“尾巴”

<标题>=第二章  砍“尾巴”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尽管一年前红军的出征出于无奈,但谁也不能否认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大陆,堪与红军远征相比美。在过去三百年中,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像一次假日远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大军则完全崩溃,而且军心涣散;他们都不能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

  1935年10月19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廿二日,寒露过后第十天的中午。陕甘支队穿过黄土裸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据说是为了纪念战国初魏国大将吴起而得名的保安县吴起镇。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西面的一个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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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陕甘边苏区吴起镇全景

  时值收秋季节,大雁南飞,秋风凉爽,一早一晚,温度偏低。这一天,定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队队长白凤清向主席王玉海报告:我们在头道川侦察时听到枪声,中午见到了中央红军,他们询问了刘志丹及当地苏维埃政府的情况,并把陕甘支队政治部的一封信交给了王玉海。他当即决定到政治部驻地彭沟门,看一看情况再说。当南腔北调被双方理解时,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吴起方面要这位县主席明天一早赶来一谈。王玉海等人则连夜通知各区、乡游击队、老百姓送粮捐物,迎接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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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图为该镇旧貌

  这一天,吴起镇周围老百姓见来了这么多衣着破烂,赤脚大片,穿戴不一的队伍。把红军听成“奉军”,这到底是什么队伍?一时迷惑不解。便扶老携幼,钻沟爬山躲藏起来。村庄里只留下生疮害病,腿脚不麻利的老汉、老婆看家守院。

  这一天下午4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被安排住在吴起镇宗湾子关帝庙后边的油房院。

  北方的关帝庙与南方的略有不同,北方叫老爷庙,南方称关圣殿,建筑规模北方也比南方的稍大一点。在这座年久失修,金粉剥落,灰尘积贮的关帝庙里,毛泽东问张闻天:“你说关云长为什么不姓关?”“他不姓关,为什么叫关云长?”张闻天反问。“关云长本不姓关,他杀了人逃到潼关,守门军卒问他姓名,他望着眼前的雄关和蓝天白云,急中生智地回答,姓关名云长。”“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张闻天追问。“在一本笔记小说里看到的。”毛泽东和张闻天边说边笑走进了油房院。安顿好行李,征尘未洗。黄昏7时毛泽东就给彭德怀发电报。

  彭司令员:

  (一)一纵队本日到吴起镇及前后十五里宿营。明(二十日)以准备作战姿势在此休息一天,对来敌筑工事警戒,并派队向来路游击。

  (二)二、三纵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宿营。

  (三)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金汤镇之间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

  (四)明日请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二、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毛

  十九日十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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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毛泽东

  怀表的分针刚走完一圈,毛泽东又发报。

  彭:

  顷据四大队报,二三纵队已在一纵队来路宿营,为便于与敌作战,二纵队明日移至吴起镇之西北地区之梁家台、朱家梁、郭沟门一带宿营;三纵队则移至吴起镇东北地区之彭家沟门、走马台、刘家坪一带宿营。请来吴起镇。

  毛

  十九日二十时

  彭德怀接连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两封电报,立即回电。

  毛政委:

  (甲)二、三纵队在头道河川口与一纵队交岔(叉),敌骑约一连尾追,与第十大队抗击。

  (乙)二、三纵队于十八时到林青园(蔺青园子)西地域,离吴起镇二十里至三十里之线宿营。

  (丙)敌骑仅以少数经常与我保持接触,其主力相距二、三十里。

  (丁)明(二十日)二、三纵队拟吴起镇超过一纵队到金佛坪,即开始宿营,补充粮食。一纵队明(二十日),在原地休息,并准备伏击少数尾追之骑兵,二十一日,二、三纵队休息一天,一纵队前进,交互休息。如何?望复。

  彭

  十九日二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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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彭德怀去武汉在汉口车站合影左起:周恩来、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之后,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马鸿逵:“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盘踞宁夏的军阀马鸿逵不敢怠慢。于是马鸿宾骑兵团,毛炳文第8师和25师,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3师和6师就像影子一样若即若离,尾随陕甘支队,残酷杀害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侵害老百姓。

  夜已经很深了,可油房院窑洞里的灯火却彻夜通明。红军干部出出进进,一场大的战斗开始策划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围绕把“尾巴”砍掉,还是带进苏区?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进入陕北苏区,给苏区人民带来胜利呢,还是带来害?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认为只能带进胜利,决不能带进害。

  20日一大清早,王玉海就急着往吴起赶,半路上碰到自称中央保卫局的名叫周兴的红军来找他。周兴说:“毛泽东找你谈话,这是秘密的,不能给别人讲。”王玉海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和贾拓夫带进窑洞,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问他陕北红军、游击队、地方政权及山形地貌情况,贾拓夫从中翻译。王玉海说:“红25军到陕北一个月了,刘志丹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大都被关押、杀害。”周恩来问:“关押在哪里?”王玉海回答:“听说在瓦窑堡。”毛泽东说:“你是县主席,想办法准备一些粮食,并把游击队、赤卫军带来做向导,行吗?”这时院里进来很多红军,王玉海就告辞完成他的任务去了。

  彭德怀赶到油房院时,纵队指挥员们也陆续赶来。院子墙上挂着吴起附近的地形草图。讨论中,一部分人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很疲劳,对情况又不熟悉,打这仗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之后再打。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则认为:我疲劳,敌亦疲劳,这一带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何况我们已有了打骑兵的经验。我们已经到了陕北苏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进家门总得有个见面礼吧,赤手空拳回家,又把敌人带进去,主人会高兴吗?毛泽东大手一挥,坚决把“尾巴”砍掉,这一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把敌人带进苏区来。彭德怀横刀立马,带领纵队指挥员上山勘察地形,部署兵力,大战就要开始了。

  保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也来到油房院,贾拓夫又当起了“翻译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问罢游击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后。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在吴起以西打一仗,把追随的马家骑兵消灭掉,把一部打回去,它就再不敢来了。你们游击队战士熟悉地形,让他们给主力红军带路,一来学习打仗方法,二来多拿枪回来武装自己和赤卫队,行嘛?”张明科高兴地回答:“行,行!”张闻天拍了拍坐在身边的那位同志说:“这是我们的民运部长,帮助你们在吴起镇开个群众大会,把我们占领的这条川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苏维埃政府好么?”张明科立即回答:“好,好得很!”毛泽东又问:“刘志丹同志现在哪里活动?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这位给刘志丹家当过长工的红军游击队长一时紧张起来,不敢说实话。在毛泽东的反复追问下他才说:“刘志丹被关押了”。毛泽东站起来:“为什么?什么时间关押的?”张明科回答:“最近关押的,为什么关押我不知道。”周恩来问:“现押在什么地方?”张明科说:“是在瓦窑堡。”瓦窑堡是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的所在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距吴起镇500多里路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感觉到事关重大,应速派人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关押他们?毛泽东回过头问张明科:“谁能知道详细情况?”“只有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张明科回答。周恩来问:“他在哪里?能找来吗?”张明科说:“能找来,但得两三天。”周恩来又说:“你派人骑马快去找来好吗?”张明科回答“行!”离开油房院,张明科立即派一中队指导员雷海清带一名战士去找龚逢春。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坐在一起。毛泽东说:“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目前行动的方针和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并不轻松,南面有东北军,西北军,西面有甩不掉的影子骑兵军,东面有阎锡山的晋军,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的杂牌军。根据地又比较贫穷,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刘志丹等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又被关押在瓦窑堡……”张闻天接着说:“就要和陕北红军见面了,一定要教育好干部和战士,尊重陕北红军,尊重陕北人民。不能以老大自居,伤害感情。防止我们和张国焘见面的悲剧重演”。王稼祥三句不离本行:“我看以政治部发布个命令,要各部队尊重地方政府,渡过经济困难的难关……”周恩来又说:“这一两天先由贾拓夫、刘向三带一电台随游击队顺洛河川南下,到下寺湾一带寻找陕北红军,并与瓦窑堡联系……”毛泽东接过话头:“对!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等候中央处理。吴起一战结束,主力迅速南下与陕北红军会师。在严冬到来之前粉碎敌人的‘围剿’,给东北军迎头一击。”

  20日黄昏,各纵队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具体部署,由游击队带路,分别埋伏于前线阵地。21日天还未亮,毛泽东就登上平台山(现改为胜利山)前沿指挥所,他和彭德怀通过电话反复告诫指挥员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对警卫员陈昌奉说:“我要休息一会,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等枪声稀疏下来再叫醒我。”

  早晨7时许,战斗打响。三纵队首先在二道川塔儿湾与敌接火,猛烈的攻击,迫使敌35师一团残部向大峁梁山上逃去,被埋伏在那里的一纵队迎头痛击,余敌向沙坬方向溃逃。头道川之敌骑主力36师,发觉其右翼遭伏击,不敢贸然前进。埋伏在扬城子一带的二纵队乘机发起攻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丢盔弃甲,调头逃命,红军乘胜追击40余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敌骑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和许多枪支弹药。毛泽东、彭德怀巡视战场时风趣的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大路上站满了红色、黑色、白色的马匹,马背上驮着一捆捆枪支、弹药箱;一群群俘虏在红军战士的押解下走了过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夸赞:“红军跑了这么多路,不休息,就打了个大胜仗。”红军战士则说:“在大门外把‘尾巴’砍掉,进了门就干净利索了。”

  吴起一战,不但鼓舞了长征将士,而且鼓舞了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毛泽东的心情更是愉快:彭德怀这位临危不惧,心底无私的将军,从长征开始就殿后;张国焘翻脸之时,就是他挺身而出使中央脱离了危险区;为了北上抗日,他又主动提出把三军团编入一军团;今天的这场大战……想到这里。毛泽东挥毫写下了: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回来看到桌子上毛泽东赞扬自己的诗句,当即拿起笔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

  虽然只有英勇红军四个字的改动,但却反映了彭德怀的坦荡无私,不把胜利之功归于己有的宽阔胸怀。国有大难可用谁,彭德怀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在危难之时站出来,为党为国分忧……

  当天下午,各纵队分别召开庆功大会,老百姓也纷纷赶来参加。红军宣传队唱着自编的歌曲:

  ……

  九月里来刮秋风,红军来到分水岭。

  为了救国救人民,打了步兵打骑兵。

  ……

  就在这天下午,徐特立和随从人员往吴起镇运粮,走到后街头,忽听河里有人喊叫。原来是杨木匠的母亲领着小孙女往回走,过河时不小心掉进河水里。徐特立看到后,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拉出祖孙二人。在场围观的群众七手八脚地抱来柴火燃着,给徐特立烘烤衣服。徐特立却说:“没关系,我正想洗个冷水澡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无不称赞这位58岁的老红军。

  21日下午4时,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报告战斗经过。

  彭、毛:

  敌骑共约二千余匹,主力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一部在二道川之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一纵队本日十时在唐儿湾与敌接触(接触前只知敌在吴起镇附近,不知唐儿湾有敌),敌当即向二道沟(川)与头道沟(川)之山逃去,头道沟(川)以北,吴起镇西北敌骑之主力,亦迅向吴起镇以西逃窜。本日战斗经过甚短,伤亡缴获均甚少。据拾获敌符号,敌为三十五师骑兵团。敌兵力究其有若干,各部队番号如何,均尚未弄清,且未见步兵及后续部队,此刻尚有少数与我追击队在芋排台对峙中。本晚宿营地:一大队芋排坪,四大队杨城子,五大队瓦房湾,十三大队沙石河湾,二大队及司令部在唐儿湾。

  林、聂

  二十一日十六时

  晚上8时,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部署结束战斗后各纵队的工作。

  一、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全部击溃,缴获正在清查中。

  二、敌毛炳文军主力尚在二十里铺,洪德城之线及其东地区,距我约三、四日行程,但其先遣兵力步骑各一团则距我较近。×镇、铁角(边)城到有奉(东北)军一部。

  三、我军坚决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及求待整理之目的。明二十二日:

  甲、一纵队移至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宿营,派队向西川上游侦察。

  乙、二纵队在杨城子及吴起镇原地休息,派队向头道川上游侦察。

  丙、三纵队在宁邑(塞)川原地休息。

  丁、支队直属队在吴起镇。

  五、准备二十三日再休息一天。

  六、加紧筹足三天粮食。

  七、加紧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训令。

  彭、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22日凌晨,龚逢春赶到吴起镇,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

  离开吴起镇时,龚逢春向张明科交代:“红军走时要派共产党员带路,给中央带路的要派分队长,至少派两个人去。”

  为防止敌人飞机的骚扰,22日天一大亮陕甘支队干部大会,就在吴起镇杨青川口高洼村的打谷场上召开了。当地游击队80余人应邀参加会议。司令员彭德怀首先讲话:“昨天,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是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团结战斗得来的。从19日到现在,区、乡干部和游击队分别到村户,发动群众支援红军。两三天时间,吴起周围三个乡共送给我们小米、荞面28000斤,黑猪50头,羊270余只;还有老百姓省吃俭用省下的蔬菜、鸡蛋等。老百姓送粮送菜,我们虽然付了钱,但是,应该知道饿肚子的时候,钱是当不成饭吃的。陕北老乡厚道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尊重陕北红军、当地政府和人民,不要以为我们是中央红军老大哥,就看不起小弟弟……”毛泽东接着讲道:“蒋介石已在西安设立了‘剿匪’总指挥部,张学良的东北军已深入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在劳山、榆林桥歼灭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但东北军仍在根据地南面,随时都有进攻根据地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南下会合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终于找到了家,要教育每一个战士尊重主人,防止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会后,中央随二纵队沿洛河川南下,一纵队、三纵队分批随后跟进。

  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左权参谋长:

  一、我军决以战备姿势,以吴起镇为中心,分驻进行整理训练,征集资材,发动群众。

  二、本纵队部署如下:

  1.第一大队副卫兵连担任消灭三道川口之堡垒民团。

  2.第二大队、第四大队及纵队直属队,分驻三道川间,完成川侦察惊(警)戒。

  3.第五大队、第十三大队仍驻二道川,由十三大队担任向头道川上游侦察惊(警)戒。

  4.侦察连驻头道川之林集(青)园惊(警)戒。

  林、聂

  二十二日

  陕北除过无定河以外,就数洛河大了。它发源于吴起境内,流经保安、甘泉、富县、洛川、黄陵、白水等地汇入黄河。从吴起到甘泉这一段,当地老百姓称为洛河川。

  1935年10月21日下午,贾拓夫、刘向三带领一支游击队,顺洛河川前往陕甘晋省委下属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6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三章  下寺湾分兵

<标题>=第三章  下寺湾分兵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5年10月22日,古历9月26日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秦邦宪)从吴起杨青川口出发,披着一身硝烟向下寺湾前进。没有了“尾巴”,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在苏区内行军,更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和红军战士感动不已。吴起距下寺湾近400里的洛河川大一点的村镇,都设立了迎接中央红军的接待站。县、区、乡干部、赤卫队宣传动员群众,拿出真心热忱地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平时冷清的洛河川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老百姓赶着猪、羊,背着粮食送往指定的地方。每相隔10多里的大路旁,就有群众烧开水,熬米汤,筐子里堆放着陕北人招待客人,逢年过节才摆上桌的黄米馍、油馍馍、黄煎……每一队红军路过时,只喝水,不吃群众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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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延安

  10月23日,陕甘支队政治部发布《关于尊重地方政府,禁止杀食耕畜和焚毁农具的命令》:

  本地已是苏区,已有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团体,本地居民的阶级成份,政府已经确定;同时,本地牛力与驴子对于生产十分重要。因此,本部特决定:

  一、打土豪要经过纵队政治部批准,要经过当地政府与群众组织的同意,并由他们派人同去没收。否则严禁打土豪。

  二、地方政府对于某人的阶级成份已确定了的,不论是否错误,我们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不得任意改变。

  三、禁止杀牛和驴子,禁止焚毁农具。土豪的牛、驴子和农具要分给农民,首先是红军家属。

  上列三项着各级的政治机关严格通知各部首长与给养人员遵照执行。

  此令。

  支队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杨尚昆

  这一道命令,有很强的政治原则,体现了成熟的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和政治艺术,也体现了对本来就很穷困的人民的爱护。所以很快就得到陕北各级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拥护。

  先行一步的贾拓夫、刘向三不几天就赶到了下寺湾。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由瓦窑堡南下到红15军团司令部驻地富县佐道铺,就“肃反”问题与徐海东、程子华交换意见。他们看到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布告”后,商定由程子华、郭洪涛前去迎接,并给瓦窑堡省委、军委发电报报告,应立即派西北军委后勤部部长白如冰去保安县,为中央红军筹集给养。

  郭洪涛、程子华赶到下寺湾就和贾拓夫、刘向三见了面,详细交谈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以及“肃反”的具体情况。吴起所了解到的情况在这里得到进一步证实。贾拓夫、刘向三决定立即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消息传出,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这一年,天气转冷比往年早了些时候,雪也比往年来的早。老天这样安排,仿佛故意考验这支走了一年,且衣衫破烂,难以遮体的部队。在向下寺湾行军的路上,就碰到了1935年下的第一场大雪。老百姓也感觉奇怪,不到10月就下雪,这在陕北是很少有的。

  1935年10月28日,古历10月初四,党中央率直属队到达位于洛河中段的下寺湾。陕甘边政府组织附近群众和列宁小学师生,到村外排成两行,夹道欢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郭洪涛、李景林的引导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不时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踏着积雪走过来的红军很栖惶【栖惶为陕北方言,即很可怜。】,穿得衣服乱七八糟,有头戴烂毡帽,有穿灰色服装的,有穿缴获国民党军服的,有穿半截裤的。大部分穿麻鞋,有的连烂草鞋也没有,脚冻肿、冻烂。老百姓看了大都掉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场就有人脱下衣服、脱下鞋子往红军手里塞,你推我给,场面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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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率红军第25军到达陕南时留影

  下寺湾在洛河川也算得上是个大镇子。洛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把小镇抛在河北面冲积的川台地上。一条并不十分笔直的小街道两旁有杂货铺,也有小客店,砖瓦房很少但都临街而建,大都是石窑洞。下着的雪被众人踩过后街道有点泥泞不堪。镇子西头有座老爷庙,前院窑洞后院殿,规模也比较大,庙前有一块可容纳数千人的广场,南头建有装饰精美的戏楼。每年5月13日是关云长老爷磨刀的日子,因此,这一天也就成了老爷庙的庙会,唱大戏、赶庙会时久成俗。天旱时,老百姓就盼这一天,因为,关老爷撩水磨刀就下雨,如果这一天不下雨,老百姓就会说今年关老爷没撩水干磨刀。

  深秋的陕北一早一晚很寒冷,所以,昼夜气温相差比较大。党中央直属队分住在下寺湾及附近村庄,列宁小学也住满了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被安排住在镇中心白云德家。毛泽东住在前院,开始了他每到一地就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常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下寺湾乡乡长田有福正忙前忙后为红军安排住处,一位红军战士找他去见毛泽东。手握着手坐下后,毛泽东问:“这方圆有多少恶霸、土豪、劣绅?”田乡长答:“没有多少。”毛泽东问:“刘志丹在这里损害老百姓没有?”田乡长答:“他破坏了几个寨子,也没别的。”当毛泽东问到红25军的情况时,这位没见过大世面的村长,因害怕红25军,就没敢说真话,只回答:“平平常常。”

  10月29日上午,陕甘边党政机关在戏楼召开军民大会。会议由李景林主持:“首先欢迎毛委员讲话。”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道:“同志们,我们是江西瑞金长征来的工农红军。……你们在陕北打倒了许多土豪。现在还有两个大土豪欺负我们,要打倒。一个是国内的蒋介石,压迫四亿五千万人民,把蒋介石打倒,老百姓方能翻身;一个是国际大土豪日本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解放。……我们要多打几个胜仗,来报答你们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欢迎。”

  彭德怀双手叉腰,高喉咙大嗓门地讲道:“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到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吴起镇打了一仗,打垮消灭了敌骑,让它暂时不敢来侵犯。这算是我们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吧!我们回到家,就要和陕北红军会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已经纠集了10多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时,将我们赶进沙漠、赶进黄河。我们要会合英勇的红26、27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保卫扩大陕北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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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

  会上,陕甘支队政治部宣布了《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和《陕甘支队告红25、26、27军全体指战员书》:

  告诉全白区工农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军阀井岳秀、高培五(桂滋)、马鸿宾和陕北的地主豪绅,用尽一切苛捐杂税、重租高利贷剥削你们,压迫你们,使你们受穷受苦,受冷受饿,成年间得不到好日子。现在,陕北有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广大的苏区,到处发展游击运动,苏区里面,打倒了地主豪绅国民党统治。工农群众分了地主豪绅的田地房子,不交租、不还债,不出款子,群众过的日子比以前好的多了。这就证明,只有苏维埃红军才是解放工农穷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经过了二万多里的长途远征,打败了十一省国民党军阀的阻拦与进攻,才来到陕北地区与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为了解放你们及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而斗争!

  亲爱的弟兄们!现在是你们翻身出头的日子到来了。我们来了,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同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起来,红军的力量就大了。不要畏惧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的进攻。有了几个主力红军的会合,有数十县发展着的赤色游击队,有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觉悟与坚决斗争,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苏区工农劳苦弟兄们!战斗的动员起来,团结在苏维埃和红军的周围,拿起枪炮和刀矛,坚决肃清苏区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积极进攻外面来的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

  邻近苏区与游击区域的群众们!建立红色的工会、农会、游击队、革命委员会。不交租,不出款,团结起来打白军,打土豪、打差人。是行不见白军面,不卖米柴给白军,报告白军消息给红军。努力发展游击战争,同红军配合起来消灭敌人。

  白区工农兵士学生们,起来罢工、罢课、抗租、抗债、抗款,举行革命兵变,发动游击战争。用你们的斗争,反对国民党军阀对苏区和红军的进攻。记着——只有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才能解除你们的痛苦!我们一致高呼: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制

  陕甘边区特委会 翻印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弟兄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的完成了党所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日听到二十六、(二十七)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应为永坪)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和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要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这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此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一给一告书,言简意赅,内涵丰富,通俗易懂,足以说明以张闻天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和以彭德怀、毛泽东为首的陕甘支队,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不但成熟老练,而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给一告书,争取到了党心、军心、民心,使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合编、合心、合力,一气呵成。

  调查了解之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很快构思并勾画出了工作思路图:

  党中央目前的任务——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

  工作策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具体分工——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负责军事,率部南下与正在和敌人作战的红15军团会合,解决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和非战斗机构赶赴瓦窑堡安营扎寨,解决“肃反”问题。

  坐在下寺湾窑洞里研究讨论工作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没有忘记在草地上翻脸的张国焘。就在他们即将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10月5日,张国焘竟然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党中央”并自封为“书记”,而且形成了决议,发布了宣言。认为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职务,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在考虑组织机构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不是像张国焘那样毫无斗争策略而鲁莽行动,将事情做到没有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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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洪涛: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11月2日,贾拓夫领着郭洪涛去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郭洪涛详细汇报了陕北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创建过程的情况,同时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主要情况:“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后方(瓦窑堡)已停止了审讯,捕人,前方也停止了捕人,但被捕的人关了禁闭,还没有释放。

  郭洪涛汇报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对陕北苏区和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肃反”是错误的,要立即释放刘志丹等同志。

  下午,周恩来、李维汉找郭洪涛谈话。周恩来说:“中央考虑撤销陕北的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重新恢复和组建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准备要你担任陕甘省委书记。”

  郭洪涛说明: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是先后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和陕甘边党组织领导下创建的。那里的游击区很大,地广人稀,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悉。陕北苏区和红27军,在谢子长同志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创建的。这里人口较多,约有40多万人,党员2万多名,红27军和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我长期在陕北苏区工作,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干部群众都比较熟悉,还是在陕北工作比较合适。

  周恩来认为郭洪涛说得有道理,并说:“等向中央反映后,可重新考虑。”第二天一早,周恩来找郭洪涛说:“中央决定同意让你担任陕北省委书记,并决定派钟赤兵,贾拓夫同志协助你的工作。钟赤兵同志是中央红军的师政委,长征途中攻打娄山关战斗中,亲临前线,被敌人的炮火把腿打断了。组织上要他留地方休养,但他坚决不同意,要求继续和同志们一起长征,是个坚强勇敢的好同志。至于贾拓夫同志,你可能认识,是你的老乡,希望你们一道把工作搞好。”郭洪涛当即表示:“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加强团结,把陕北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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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中将、独腿虎将钟赤兵

  1935年11月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郭洪涛又一次汇报了“肃反”情况,中央决定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先行一步去瓦窑堡接替戴季英任西北保卫局长,审查处理“肃反”问题。行前毛泽东一再告诫:“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名义,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下辖第15军团,由陕北红军和红25军改成。在组织方面毛泽东建议:现在暂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较为适当,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以后,再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名义。

  会议确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由组织局负责。成立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任。撤销西北工委和陕甘晋省委,恢复陕北省委,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撤销原西北军委,成立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聂洪钧为军委委员。这样决定给日后处理张国焘问题,留下了进退有余的余地。下午,王首道、郭洪涛、贾拓夫动身先行回瓦窑堡,安排迎接中央的到来。

  11月4日,中央兵分两路:

  一路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率领中央机关,从下寺湾出发,直接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安家,策划下一步的方针和策略。

  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军总部机关和陆续赶来的战斗部队,过洛河南下富县与红15军团会合,共同迎击粉碎敌人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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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丹扇鼓源于陕北巫滩艺术,又名神鼓。其凝重、拙朴、古雅、奇特,充满神圣感与

  祥和美,在中国民间舞中独树一帜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7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四章  直罗奠基

<标题>=第四章  直罗奠基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央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当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西北。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部署在陕北根据地周围的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有井岳秀、高桂滋部,还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兵力达10余万人。9月中旬以后,红15军团在甘泉劳山、富县榆林桥歼敌一师一团,虽给东北军以迎头痛击。但东北军在蒋介石的威胁下,重新组织兵力,一步一步向陕北根据地逼来,企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时,合围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

  初冬季节的陕北高原已经雪花飘飘了,这一年的初冬出奇的严寒。红一军团大多数指战员却无御寒的冬衣,只裹着破羊皮、破麻袋之类能抵挡寒风的东西。在透骨钻心的寒冷中,先后有千余人次送战地医院治疗。战士们靠旺盛的士气,原地蹦跳来抵抗刺骨的寒冷。指战员们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来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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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与彭德怀在陕北

  1935年11月5日上午,纷纷扬扬的雪花飞个不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总部机关到达甘泉县南象鼻子湾,身上的雪花还没有拍去,就通知林彪、聂荣臻等一军团领导前来参加会议。确定了打直罗战役的决心,开始研究制定战役计划。

  这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红15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窑工出身的虎将红25军军长兼红15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接到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来的信,立即离开富县张村驿前线,快马加鞭地往回奔。135里路程,中间还有两座山,3个钟头就赶回了司令部。浑身冒汗,头上冒着热气的徐海东看着4个穿灰色棉衣的人,哪一位是毛泽东?不认识。程子华向他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的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一双双描绘中国革命蓝图、拨弄战斗硝烟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他们的谈话也简单明了,没有多余的客套。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询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了战士们吃的穿的,徐海东、程子华都一一作了回答。彭德怀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铺在桌上,大家围拢过来。毛泽东问:“陕北的第三次反‘围剿’怎样了?”徐海东把敌人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报告。毛泽东看着地图又问:“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说完想法后,毛泽东接着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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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这几位叱咤风云,使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出高价买其头颅的红军指挥员,端着盛满小米干饭的粗瓷老碗,一边吃一边交谈。毛泽东问徐海东:“你现在有多少钱?是否可以借一些,解决一军团的冬装问题。”徐海东急忙喊来供给部管钱的同志问:“咱现在兜里有多少钱?”回答:“手头只有7000块现洋。”徐海东朝着程子华说:“我看咱拿出5000大洋,以解决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毛泽东笑着说:“说借就是借,等有了钱再还你们吧。”他顺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传为佳话的“借条。”

  毛泽东拍着徐海东的肩膀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我不会用它,”徐海东用手搔着光头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系,你向电台工作的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毛泽东大笑着说。

  当晚,因前方战事紧急,徐海东便告辞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急急忙忙往回赶。11月6日下午8时,毛泽东、彭德怀给徐海东发去电报。

  海东:

  一、百十七师已到鄜县,董英斌尚未动。

  二、请注意下列三事:

  甲、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

  乙、指示游击队之两个连进驻直罗镇时对黑水寺游击。

  丙、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情况,葫芦河能否徒涉电告。

  三、我们及二十五军明日在原地不动。

  彭、毛

  六日二十时

  当译电员把电报送到徐海东手里时,他那张有着酒窝的“娃娃脸”上眉开眼笑:“这铁屹<img src="816600010001.gif"/>真管用,比通信员来的都快……”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的口号声中,红15军团于11月7日至8日,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

  长满毛头柳树的象鼻子湾河滩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召开军委直属队和全军干部大会。毛泽东站在雪地上讲话:“同志们,辛苦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发展的转折点。长征中掉队落伍的不少,可是万里遍撒革命种,斗种定收千斤粮。我军现有人数是较少了,长征那样的困难都统统克服了,目前的一些暂时困难是容易解决的,今后我们要造成伟大的革命局面,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因此,一切悲观情绪都是要不得的……长征胜利结束了,我们的新任务开始了。现在我们就要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毛泽东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同红15军团的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搞好团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到了陕北根据地要自觉遵守纪律,爱护陕北人民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象鼻子湾会议之后,一度消沉的士气高涨起来了。有人曾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大雪纷飞北国天,同志身上没点棉。

  精神抖擞不怕冷,说要战胜大自然。

  行军的路上,宿营的地方歌声此起彼伏:

  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

  山药蛋、黄米饭,吃了甜又香;

  军民团结打老蒋,消灭反动国民党。

  11月9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分别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发出电报,通报敌情,部署工作。

  林、聂、徐、程:

  一、探悉:董英斌令其(一○六)十日以前进击黑水寺、龙益湾、王家角、张家湾之线,筑碉以掩护尔该军东进,并将占领该线南北地区,说该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击直罗镇。

  二、明十日部署:

  甲、一军团在原地不动。

  乙、子华率七十一师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之间荫蔽集结。

  丙、海东指挥张村驿、羊泉镇地区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湫)原一带残匪,这一任务对于今后作战甚为重要。

  丁、海东速令独立营发动直罗镇、黑水寺一带及其附近地区群众坚壁清野,将粮食、锅头搬尽,并令骑兵连向太白镇侦察。

  戊、我们在原地不动。

  彭、毛

  九日二十时

  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1军团来到富县东村一带和红15军团会师,南北两支红军走到了一起。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按照下寺湾会议决定,正式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15军团。林彪任红一军团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红15军团领导当时没有变更。全军约13000人,红15军团约8000人,红一军团约5000人。

  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后来回忆:“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共约四至五千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提到:“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进,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沿途遭敌截击,损失惨重,到达陕北瓦窑堡附近,所剩下的人数拟已不到四千人了。”在注释中,张国焘又这样说:“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拟较接近事实。”

  **TH8166000100500001**

  蒋介石

  洋顾问李德后来提供的史料说:“两军合编后,陕北红军实有兵力约为15000至16000人。其中红一军团约5000至6000人;红15军团约7000至8000人,加上陕北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4000至5000人。”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引起蒋介石的哀叹:“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他当然不会甘心,于是乎,纠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马家军和自己的嫡系中央军,从四面八方把陕北根据地包围的可谓水泄不通,但是不要忘记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条古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就是瞅准了东北军这根出头的椽子。他们要用利斧剁掉其一截。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像一条黄色的带子铺在镇子的中间,向东南飘逸而去。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但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又平静的小河。镇子上下川道里是平坦而肥沃的粮田。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的环境相对安稳,留在后方的南方干部就指导这里的农民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并获得了成功。后来又在延安的南泥湾、榆林的鱼河堡一带开辟稻田,耕作水稻,自古以来陕北不出产稻米的历史得以改写。

  11月13日下午6时,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发出电报并致彭德怀、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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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省淳化县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林、聂、徐、陈(程)并致彭、周:

  甲、敌情短期内不致有变化,各部照现在位置进行工作,在此期内不发每日行动电令。

  乙、拟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函朱理治来参加,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

  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

  二、军事政治教育。

  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

  四、地方工作计划。

  五、筹粮计划。

  六、筹款计划。

  11月18日,红1军团,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齐集张村驿的东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出席会议。决定在直罗镇歼敌一部,宣布了歼敌计划。周恩来要求各级指挥员:“一要充分做好战前动员工作,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必须打好这一仗,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和抗日救国基地放在大西北,献一份重礼;二要搞好伪装,做好隐蔽,以逸待劳,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三要严密组织指挥,急取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会后,彭德怀带领参会人员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看地形,研究具体的部署。几十架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疏忽或漏掉一个小山头,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的房屋,说不定在战斗中就会增加困难。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大家议论:“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结论得出来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他。

  当晚,红15军团一个营的战士连夜拆毁古寨。为了打好这一仗,各军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

  红15军团的战斗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党中央!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战前动员会上讲道:这一仗是我们同陕北红军会合后的首次作战,非打好不可!不然的话,我们对不起陕北苏区劳苦大众。要打出个新局面,给张国焘看看,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

  一方面军领导也分了工,司令同彭德怀随15军团行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随一军团行动,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留守总部机关协调两个军团的行动。

  大战在即,毛泽东则反复告诫指挥员们:“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11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彭德怀给林彪、聂荣臻发电报指示。

  林、聂:

  甲、方面军明二十一日消灭在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到两师之任务。

  乙、一军团于明日四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之,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附近,钳制敌后续队,于敌溃退时,截击之。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

  丙、十五军团由蔡(药)铺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彭、毛

  二十日十时

  这天下午,在红军小部队节节抗击下,敌人109师3个团,111师1个团进了直罗镇。晚上总部下达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急行军,拂晓前到达指定地域,包围直罗镇。晚上9时,林彪、聂荣臻向彭德怀、毛泽东发电报请求协调行动。

  彭、毛:

  我们拟明晨拂晓,以主力向北山寺攻击,望令十五军团照原定计划亦于拂晓向直罗镇攻击。

  林、聂

  二十日二十一时

  21日,太阳还没有冒出山头,两只铁拳就从直罗镇南北各个山头砸了下去。敌109师被夹在两山之中的一条川道里。南面枪响敌向北撤,北面枪响敌又向南反扑。山谷里川道上到处是枪声、喊杀声和敌人的哀嚎声。上午8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报,通报战斗情况。

  彭:

  一、据俘虏称:昨到直罗一带的是109师三个团及106师一个团,两团在河北,两团在河南。

  二、我一军团正在与河北之敌激战中。

  三、我在吴家台台端高地。

  四、望与十七分队联络,即告你们情况。

  毛

  二十一日八时

  战斗进行到中午,红军占领直罗镇,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逃到镇东小寨负隅顽抗。周恩来赶到攻寨前沿阵地指示:“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前来救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的106师被打阻击的红军击溃,并在黑水寺歼其一团。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率残部突围向西逃跑,被红军追到镇西25里的卧牛湾击毙。战后,当地老百姓议论:红军真神了,偏偏就让牛元峰向卧牛湾跑。这残“牛”卧下来能站起来?行军打仗也要图个吉利的地名……

  周恩来从前沿阵地打电话给毛泽东:“敌人已全部被歼灭!‘牛’也被抓住了!”毛泽东高兴得说:“啊!‘牛’抓住了!‘牛’抓住了!打得好啊!”没等毛泽东放下耳机,炊事员前来送饭,一听说抓住了牛,大声说:“好啊!给我们杀了做菜。”毛泽东对他挥了挥手,风趣地说:“不,这头‘牛’是不能给你们杀的!他是东北军的牛元峰师长。”

  直罗之战,俘敌5300多名,打死、打伤敌人1000多名,缴获枪支5300多枝,轻机枪170多挺,迫击炮8门,两架无线电台,子弹22万余发。“运输队长”送来的物资,大大改善了红军的装备。直罗之战,也使这根出头的椽子缩了回去,西面的退到甘肃合水县,东面的退回了富县城。

  11月21日晚上8时,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向已到瓦窑堡的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及中央其他同志,致电报告直罗战役胜利的消息。

  洛甫(张闻天)及中央各同志:

  捷报敌一○九师及一一一师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方面军本二十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九师之两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未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在清查中。其余两团困守土寨已为我十五军团包围,决乘夜消灭之。董英斌率两团增援,现在我阵地附近,亦决于明日继续攻击该敌。

  毛、彭、周、林、聂、徐、程

  二十一日二十时

  战后,红军部队移驻羊泉原一带,举行祝捷大会。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互派参观访问团,共同联欢,取长补短。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直罗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直罗战役胜利的意义:

  一、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后,敌主力企图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镇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

  二、我们胜利的原因: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3.战斗准备的充足;

  4.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①两个军团更加团结;②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③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④努力做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

  三、这次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

  这次胜利,最后的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

  四、这次胜利的影响:

  1.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得到进一步的团结……

  2.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

  3.巩固了苏区……群众人人高兴,拥护红军……

  4.允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

  5.日本帝国主义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我们的胜利告诉:“同胞们不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

  6.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

  7.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8.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毛泽东还讲了陕北肃反错误,刘志丹和大批被捕的同志已经释放,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工作……会场里,陕北籍红军干部、战士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会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安排部署好了南线工作后,率红军主力北上围攻甘泉县城。到达甘泉王家坪总部小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8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五章  瓦窑堡

<标题>=第五章  瓦窑堡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党中央从1934年10月离开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红色首都——瑞金,到1935年11月初,总书记张闻天率中央机关进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建立了党在农村的第二个红色首都——瓦窑堡。这里是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转危为安的落脚点;这里是中国革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起点;这里是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率红军东征抗日的出发点。一时间,这座古老的城镇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国革命的决策和指挥中心。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瓦瑶堡,在陕西安定县东三十里,元初建,依山为堡。”《安定县志·雍正本》亦载:“瓦窑堡在县东三十里,元初建,因山为堡,地当三川口,贸易者众,山西及韩城人尤多,集期三、八日”。瑶、窑读音相近,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传说;后者则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以砖瓦建筑的窑洞众多而驰名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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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旧堡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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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龙公城城墙

  相传瓦窑堡西门外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大山的小伙子。他勤劳朴实,农忙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种庄稼;农闲时他挖煤、制土坯烧砖瓦。仗义疏财、怜贫扶弱的大山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独身忙活着。一天西王母的小女儿不甘瑶池的寂寞,偷偷来到龙虎山,人间鸡犬相闻,物产丰富,草木繁茂,社会和谐的美景,以及大山的美德,感动了这位思凡的仙女,便与大山结为夫妻。龙虎山虽无瑶池的富丽堂皇,但人间烟火也使她流连忘返。西王母探知女儿与大山恩恩爱爱生活在一起时,恼羞成怒。门不当户不对,仙家女儿哪有为受苦的小子拆洗缝补而受累的道理呢?于是派神将把女儿寻回天庭。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黑云洞天,雷鸣电闪,神将拉着大山的爱妻直向瑶池而去。嚎啕呼喊的大山向西紧紧追赶,狠心的西王母把小宝镜抛向大山追来的方向,他再也挪动不了脚步,变成一座巍峨高峻的土山守望着西天瑶池。后人见此山从堡城到山顶共七级而步步升高,就名其曰七塄山。西王母的宝镜变成一泓清水,映照着西天的琼楼玉阁,山脚甘甜的泉水至今流淌,瑶池之水乎?大山眼泪乎?不得而知。

  传说毕竟无稽可考,可是瓦窑堡一带盛产煤炭却是毋庸置疑,世人皆知的。有煤又有粘土,老百姓就地利用,烧砖烧瓦,用以修窑建房。陕北有钱人家才能修得起的砖瓦房,在贫瘠而又闭塞的黄土高原上的村镇、县城中瓦窑堡当属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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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元元年蒙古族忽必烈的铁骑,踏过连绵纵横的白于山直达中原。所过之处置州设县,升安定堡为安定县,二年遂于县东设置丹头县,四年并丹头入安定。战事逐渐平息后,为发展农桑,元军实行屯垦,选中龙虎山筑堡。元初,南北长、东西窄、城堞高耸,崇墉屹立,围长数千步的小堡修筑于龙虎山前端,并在堡内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老爷庙,以求镇守一方平安。并要居民像关云长一样忠君报国。

  瓦窑堡地当三川口,周围群山环立,翠<img src="816600010002.gif"/>屏拱,西靠七塄,北对走马,东临文昌,南有黑山。河水环澜,辱水从西北而来,沿堡北与西南而来的李家川水在堡东北交汇直入黄河。东驰清涧、绥德;南至延安、鄜州;西达三边、宁夏;北到怀远、榆林;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统一志》载:“明朝于长城内边地实行军屯,瓦窑堡人丁剧增。”外地商贾纷纷来此摆摊设点,逐渐成为小小的商品集散地。三边的皮毛、食盐,山西、关中的日杂百货,本地瓷器,铸铁,煤炭等物品互通有无,买卖红盛。

  清同治年回众窜入陕北,瓦窑堡当然在劫难逃。居民死于兵、疫、饥饿,所剩十分之一二,才三五十户人家。左宗棠平息回乱后。谓人民只知闻风逃亡,不知自谋保卫,遂督导乡民自行建设堡寨,以坚壁清野。宗棠所部龙锡庆乃奉命于瓦窑堡招集流亡,筑城安民。男女老幼为城添土增砖者,日取黑豆半升,一时难民云集,筑城速度迅速。这次规模较大的修筑,除加固旧堡以外,还于旧堡东侧平坦处新筑“龙公城”。城墙北临辱水到李家川水交汇处折而向南,百米处留水门一道,以供汲水之出入,门堞上建有财神庙,戏楼。溯李家川水而上又留一城门曰东门。再上百米处折西而筑,中留便门(后称为中山门),再上百米接旧堡处筑南门,顶部书刻“龙公城”三字。旧堡高埠筑西城门,顶部镌刻“望瑶堡”三字。城北下接河水故无北门。龙公城内开辟了两条宽不足10米,南北走向,石板铺设的街道,街两边为砖瓦建筑的店铺商号。百姓为纪念龙公锡庆,将新城命名为“龙公城”,并捐资于城东学地修建“龙公祠”以示纪念。左宗棠,龙锡庆当然没有想到他们组织修筑的城池,近百年后竟成为小老乡毛泽东起死回生、安身立命之地。

  民国三年(1914年)安定县知事袁廷仁鉴于县城建于元明,偏西且人烟稀少,不足以防匪,乃召集绅士议定,向南扩建瓦窑堡外城,并规定了修筑办法。城基由老百姓修窑洞,顶背加筑城堞,费用由修建者承担。窑之地址所有者自修,则听其自然;无力或不愿修者,则由别人稍具地价修建。有或无地址者均按自愿所修孔数占用地址。这样一来,四乡群众和外来客户纷纷申请修建。外城接龙公城沿李家川水河岸约4000米折而向西,中留南门一座。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大街贯穿南北,并在靠近河边的城墙内开辟了二道街,靠近龙虎山底开辟了龙公巷,修建了龙山书院。大街两旁有连接二道街、龙公巷的数条小巷道。街面上挤满了名目繁多的商号店铺。什么魁胜店、中盛店、协成店、万益兴、义胜兴、保泰公、益恒公、汇川通、兴隆昌……瓦窑堡商贾行侣南来北往,物资交易,买卖红火,成为陕北闻名的大集镇,居民上千户,人口数万。于是废除了集期,成为像延安、绥德一样的常街市。

  1927年,安定县农民运动在谢子长领导下风起云涌,县农协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横贯县域的辱水改名为秀延河;将其源头川道改名为中山川;其支流小川道改名为马克思川(现名麻河儿川);将瓦窑堡龙公城南便门改名为中山门,南北街道改叫为中山街。

  1935年初,国民党高桂滋部李少棠500团进驻瓦窑堡,先加固了东城墙,又沿南门上龙虎山接旧堡修筑了一条近万米的土城墙,新城另一半就成为山城。8月下旬在陕北红军独立红四团团长谢绍安率部攻击下,李少棠弃城而逃,9月初,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搬进瓦窑堡,随即成立了中共瓦窑堡市委和市政府,崔田夫为第一任瓦窑堡市委书记兼市长。

  邑人杨鸿章有《登七塄山》诗一首:

  登临骋目七塄山,古城依旧气如盘。

  烟萦川树如龙卧,水绕坪田似蟒蟠。

  曾请长缨擒虎豹,更挥利剑斩楼兰。

  老来锐气消将尽,再睹沙场心亦寒。

  为迎接党中央进驻瓦窑堡,郭洪涛、贾拓夫、王首道一行于11月5日赶回瓦窑堡,召集省、市干部大会,布置欢迎和接待工作。秧歌队、腰鼓队、唢呐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彩旗到处迎风招展,“欢迎党中央!”“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从大街一直贴到瓦窑堡西南芽坪村的道路两旁。大街小巷的积雪和垃圾也打扫的干干净净。一夜之间使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堡焕发了新姿。

  1935年11月7日,古历10月12日,立冬之后的第四天。张闻天总书记带领中央机关数百人路经高桥、安塞南部、蟠龙、芽坪到达瓦窑堡。这一天是瓦窑堡历史上最盛大的节日,积雪虽然没有融化,道路也有点滑,但男女老少都倾城出动,四邻八乡的群众也纷纷赶来加入欢迎的队伍。游击队,赤卫队自觉维护秩序。万余人从南门口一直排到芽坪的道路两旁,手舞三角彩旗,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中午时分,中央机关的队伍出现在欢迎人群的眼帘:少共中央一群十五六岁的娃娃队伍,在儿童团书记赖大超、秘书长胡耀邦的带领下,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过来;跟在后面的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在内的干部团;张闻天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不时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张云逸副参谋长走在军委机关队伍的前头。他们面容憔悴,衣衫不整。赤脚片子打着裹缠,穿袜子的很少,一些战士的长裤变成了短裤,腿上和前后背裹着麻袋片或羊皮,露在外面的肉皮冻得发黑。伤病员拄着棍子,挎着绷带行走,几十副担架上不坐一个人。骡子、马、毛驴都驮着箱子之类的东西,有的女红军还背着竹篓子……这支从死神那里走出来,服装又不统一的队伍却没有官兵之分。他们的枪扛在同一侧肩上,随着口号说换肩都换肩,不时给欢迎的人群致以敬礼。这支衣难遮体的队伍,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精神抖擞,士气昂扬,歌声、号子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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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1月27日——1936年6月21日)

  党中央在瓦窑堡居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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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唢呐 子长唢呐的音乐特点是粗犷、奔放、热烈、明快、舒展,其不仅音乐清晰,刚柔相济,委婉动听,且具有纯朴、优美,浓郁的陕北风味,唢呐曲牌多为七声性雅乐调式。子长唢呐以瓦窑堡为界分为东西两个流派,东派风格粗犷、奔放、热烈、欢快;西派具有清爽纯朴特点。

  瓦窑堡一带有这样的风俗,每逢重大的迎宾活动和红事(即娶亲)白事(即丧葬),主人总要请一班吹手(唢呐手)助兴为乐。迎宾或迎亲路上喜乐高奏,持续不断,过村进庄人们闻声赶来看热闹,有众人共知同贺之意;遇丧葬白事也请吹手送灵柩,哀乐凄凄,哭声洒道,也取乡邻皆晓,共哀之情。逢年过节,传统庙会,无论秧歌、腰鼓、狮子、龙灯、竹马、旱船出台,或是大型迎送,庆祝恭贺,人们总要敲打锣鼓、钹,没有一对唢呐不能行列为一条规矩。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当然离不了唢呐手吹奏的迎宾曲。他们走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头,那两位头包羊肚儿白毛巾,胡须花白的老汉鼓着腮帮吹上手,闪亮的唢呐铜碗一会儿高高扬起,一会儿直直地朝着前方。那一群吹下手的年轻后生更是生龙活虎,吹奏的十分卖力。喜迎佳宾的《大开门》、《小开门》,恭贺新禧的《大拜门》、《小拜门》,倾吐心曲的《解心焦》、《上南坡》,风趣逗笑的《拨啦啦》、《一句半》,乞福求吉的《青天高》、《满堂红》。一曲接着一曲,在唢呐的木杆中流淌,在唢呐的铜碗里进发,在山峦间回响,在人群中荡气回肠。进瓦窑堡南门时,唢呐手们迈着缓慢的脚步,反复吹奏《将军令》、《拜鼓令》、《催鼓令》、《得胜回营》的曲牌。陕北唢呐没有河南小唢呐吹奏的那样婉转而细腻,如泣而如诉,但吹奏的却像陕北人的性格一样,粗犷而豪放,悠扬而高亢。的确让人荡气又回肠。

  张闻天和他带领的队伍被这朴实无华的迎宾表演深深感动了,那些小伙子们更是被节奏明快,浑厚高昂的唢呐曲所深深吸引。他们伸出大拇指:陕北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9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六章  贫寒的家

<标题>=第六章  贫寒的家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为什么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的情况下,陕北却能保留下这么一块全国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呢?

  这是一个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地区。在大革命初期就建立了党团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相继建立。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等人发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1700多人,在清涧举行武装起义。这是继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党所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12月30日,起义部队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红旗。其后虽然失败,但保留下了武装革命的火种,成为西北武装斗争的导炮。

  1928年5月上旬,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又组织领导了西北地区的第二次暴动——渭华起义,于8月上旬完全失败。之后,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9月,阎红彦带领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城,将师储杰等两股武装保运队改编为陕北支队。10月下旬阎红彦带领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转战到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武装会合。时值九一八事变不久,这两支队伍即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从此,西北武装斗争走上了新的发展时期。

  1932年2月中旬,反帝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流传于黄土高原的这首民歌足能说明当时的情景: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塬。

  谢浩如(子长)、刘志丹,

  领导穷人把身翻。

  东靠黄河西靠山,

  锦章、细咀子扎营盘。

  枪声一响震四方,

  好像猛虎追恶狼。

  反动走狗民团跑,

  土豪劣绅逃不了。

  打土豪、分田产,

  打开仓、把粮散。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来宣传,

  你拿斧头我拿镰。

  都是红军来的好,

  世道翻了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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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时只有一个红2团,下辖一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政治保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谢子长、阎红彦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杜衡排挤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刘志丹虽然留在部队,但也被剥夺了领导权。

  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关中遭到惨重失败。10月上旬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等幸存者先后回到照金根据地。11月恢复了红26军并成立了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与此同时,以强世清任支队长、魏武任政委的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游击区稳固地向前发展。

  1933年谢子长、阎红彦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失败后,于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西领导游击战争。阎红彦则去苏联学习并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1934年春,陕北游击区域扩大到神木、俯谷、佳县、清涧、绥德、横山、靖边、延川、延长等地。7月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随即打开安定县城,救出红军及其家属200多人。之后不久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年底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进行土地革命。“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老百姓的歌声反映出陕北武装斗争如火如荼,革命烈火越烧越旺。7月下旬谢子长率军南下,与红26军在南梁会合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红42师政委职务,改由谢子长兼任。9月将第一、第二、第三游击支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主力团,根据地各县成立了游击队,内蒙伊克昭盟成立了以曹动之为队长的乌审旗骑兵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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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王世泰,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吴岱峰,第三排左起第一人郭洪涛

  1935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前,刘志丹提议:“老谢是老大哥,又是西北军事特派员。他虽然负伤养病,但军委主席还是他当为好。我作为助手,协助他工作。”谢子长则说:“你看我病成这样,具体工作需要你担当。我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再三推辞:“只要你在世一天,这个军委主席还是你当……”会议期间,与会同志选举决定,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负责具体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辖陕北省委、政府,陕甘边特委、政府。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指挥西北武装斗争的中心。这时安定县境内已成立了赤源县、秀延县、安定县工农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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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谢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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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刘志丹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逝世。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决定秘密埋葬,对外只说老谢到苏联看病去了。西北军委所发布的布告,仍署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子长)之名。之后不久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总政委。5月5日,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在秀延县玉家湾村召开红26军、红27军全体大会,发布了谢子长牺牲的消息,刘志丹继任军委主席。为纪念“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的谢子长同志,西北工委决定将赤源县西部、安塞县北部、靖边县南部划归新成立的子长县管辖,第一任子长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为刘汉鼎。

  从此,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大到西达庆阳,合水一带,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中写到:“(1935)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造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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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

  老百姓称为“青天”的谢子长、老百姓称为“清官”的刘志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情同手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为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到西北,立下了卓越而又不可磨灭的功勋。假如不存在这块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谈到:“没有陕北就得不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就高度概括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毋庸置疑,在这里,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

  在沟壑纵横,峁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在半山坬开挖的黄土窑洞里,中央红军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找到了自己的家。

  生存的危机是红军到家后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也幸灾乐祸,认为在这里红军得不到衣食,甚至没有补充队伍的男人。用他们的话说:“从四川到西北的长征无异是走向死亡的长征。”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尽管贫穷,但这里具有光荣传统的老百姓,却有着乐善好施的热心肠。他们嘴里节,肚里挪,把仅有的口粮送给红军,甚至把留给小孩、老人或过年过节的一把白面,拌成拌汤喂到红军伤病员的嘴里……

  聂荣臻用“太穷”两个字描绘了这个家的家境。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山峁,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到干旱和洪水的袭击,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这个家怎会这么穷呢?

  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北大部地区遭受罕见的干旱,陕西尤为严重,受灾地区达80余县,面积达50余万平方公里。除沿渭河两岸有些庄稼外,其他地区赤地千里,一片荒凉,颗粒无收。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尚且如此,本来就缺水少雨的陕北又能如何呢?赤日炎炎之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了绿色,树木也是光秃秃的,树叶被饥民摘光了,树皮也被饥不择食的灾民剥净了。逃荒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倒在路边厚厚的尘土中,横着骷髅似的死尸,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

  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曾这样描述:

  哎呀……

  民国十八年遭大旱,晴天日头太阳毒。

  晒得河水断了流,晒得黄土冒烟尘,

  晒得石头烙烧饼,晒得人牲灵无处躲,

  晒得田苗断了根。

  哎呀……

  草根树皮吃了光,观音土吞下等死亡,

  人吃人来鬼唱歌,鸦儿老鸹啃石头,

  拖儿带女去逃荒,赤地千里太阳黄。

  ……

  全省因灾死亡的人口达250余万,到外省逃荒的40余万人。

  这一年对安定、横山两县来说,真是祸不单行,鼠疫发生。这对本来体质就十分虚弱的老百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没有及时控制和消灭,传染的范围越来越广。到1931年8月,鼠疫蔓延至定边、靖边、米脂、府谷、佳县、榆林及关中韩城等县,以安定、横山、绥德三县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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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鼠疫(陕北老百姓叫老鼠疮)流行大都在偏僻穷困的农村。一经传染就迅速死亡,初则一人,继之全家、全村,交叉传染,大量死亡。一贫如洗的老百姓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能动得举家外逃,以致十室九空,路断人稀,不少地方成了极其凄惨的恐怖区。仅安定县丹头一村人口就所剩无几,国民党反动政府,为防止传染,不是掩埋尸体,而是集中干柴于村院放火烧尸,安定一县死亡3000余人。

  1932年夏秋,关中、陕北霍乱流行,医疗条件较好的西安,8月9日一天死亡54人,那缺医少药的陕北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当然不会少于关中地区,全省共计死亡13万多人。安定、清涧、延川、横山等县延至10月中旬,霍乱才停止蔓延。

  虽然灾害的悲惨景象使人触目惊心,但党所组织领导人民抗粮、抗税、抗债,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斗争却并未因此而停止过,反而加速了武装斗争的进程。当中央红军走进陕北这个贫穷的家的时候,它的元气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

  离开青山绿水的江南,面对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红军队伍中也有人产生了动摇。林彪率领着一纵队踏进这个家门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曾写信要求中央批准他带一些部队,去陕南的巴山汉水打游击。毛泽东对他的这位爱将曾回电予以鼓励并委婉地提出批评。他的政委聂荣臻也曾耐心的劝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

  直罗战役以后,林彪的情绪才稍稍有点高涨。为了缓解生存危机,中央提出东征山西之初,林彪又一次给中央写信并附上干部名单,不带兵卒去陕南打游击。这次毛泽东特意要林彪从南部前线回瓦窑堡一谈,在毛泽东和林彪堂兄张浩(林育英)的劝说下,林彪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陕北有句常被人们挂在口头的俗话俚语:“儿不嫌娘丑、人不嫌家穷。”尽管陕北贫瘠而又荒漠,但这里的人们却顽强地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与剥削压迫他们的反动派搏斗,才在枪林弹雨中创建了这块根据地,并把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亲手交给领导他们闹翻身的共产党中央,为这支人困马乏的队伍提供了栖身之地。如果没有这块保留完整的根据地,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又该去何处呢?长征的结果又该是如何呢?早先江南的那块根据地不是青山绿水、物产丰富吗?为什么最终失去了呢?眼前散落在山畔沟壑之间的破窑洞终归是根据地!终归是党中央、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落脚点!这个家的家境尽管贫寒,但毕竟是个家,它能遮风挡雨,能让外出的游子无后顾之忧……中国人向来是恋家的,故土难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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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长剪纸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0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七章  民心工程

<标题>=第七章  民心工程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陕北肃反案件的处理,实质上是党中央到瓦窑堡的第一项民心工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处理的好就能赢得民心。赢得了民心,中共中央就能在陕北群众中安身立命,走向胜利。否则将会导致混乱,失去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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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贾拓夫(右)、吴溉文、郭洪涛、阎红彦在瓦窑堡合影

  问题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严重。

  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排的兵力与郭洪涛一起先期到达瓦窑堡,首先接管了西北保卫局,控制了事态。他们忙乎着找当事人谈话,翻阅问话笔录,调查取证。总书记张闻天抵达瓦窑堡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刘志丹。下午他就召集博古、刘少奇、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等听取王首道的汇报:我们仔细审阅了案卷,找被关押的干部谈话,深入调查研究。查明所谓刘志丹等同志的“罪行”纯属污蔑……张闻天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刚刚到达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这里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顾国民党反动军队正在对西北红军进行疯狂‘围剿’,妄图彻底摧毁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的严重局势,却在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大搞错误肃反,造成滥捕、滥杀,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已引起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即决定:成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委员王首道(中央保卫局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并纠正肃反错误。同时,决定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杨琪、刘景范、高岗等18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使其“左”倾路线,在各个苏区及红军中得以贯彻执行,便在各个苏区内部都成立了中央局、中央分局代表机构,并派遣中央代表去加以控制。派出的这些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大的吓人,他们有权否定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解散党委。他们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出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中央代表团”来陕北比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要迟些时候,但他们把“肃反的经验”不折不扣地带到了陕北苏区。一旦时机成熟,便成批成批抓人,杀人,也更加心毒手辣。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在党内的具体表现,他们借机剪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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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

  朱理治,江苏南通人,1927年入党,30年代初期任江苏团省委书记,1934年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3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通知他到陕北工作,5月从天津动身,7月初到达陕北永坪镇。不久朱理治接到北方代表来信,要他以北方代表名义开展工作。

  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来到陕北,他和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陕北苏区的工作。1933年1月,赣东北根据地赤色警卫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新编第10军,聂洪钧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秋红10军与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北上。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2000余人被敌包围于怀玉山区,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被俘,聂洪钧侥幸逃脱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

  1935年7月15日,在永坪召开的西北工委会议上,朱理治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机密指示”:“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同时选准了陕甘边为突破口,对陕甘边土改工作提出了激烈地批评:“有些人借口陕甘边特殊,地广人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陕甘边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公然在群众大会上骂群众是土匪,助长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猖狂进攻,使陕甘边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停止。”他又指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决不能动摇!”会后他又专门派人到下寺湾,取消了对坚持土地改革的同志的处理,同时逮捕了李西萍。肃反的大幕正在拉开,杀人的屠刀已经举过头顶。

  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张庆孚由上海到达西安,由蔡子伟护送到陕北苏区。来到苏区的张庆孚戴着眼镜,摇着肥胖的身体到处指手画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工作作风浮夸而又不扎实。人们开始怀疑“张胖子”到底是干什么来了?不久西北工委在赤源县柳渠村将他逮捕。“张胖子”坚持原则,宁死不胡说乱扯,并对审讯人员严词反驳,始终没有承认他有政治问题。直到党中央来到瓦窑堡,他才得以走出牢房。

  8月27日,陕北红军前敌指挥部在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朱理治又在会议上大讲特讲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及其重要性。聂洪钧也作了长篇报告,他以“左”的指导思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执行中央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83年3月,朱理治逝世5年之后,他的夫人苏菲鉴于一些书刊仍沿用1942年西北高干会的不正确说法,上书邓小平,希望中央组织部能将1959年中监委作出的《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党史研究和宣传文艺部门。同年5月21日,邓小平批示:“请中组部办理”。中组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于1984年2月24日向党内发出了第4号《案情复查通报》——《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进一步纠正了过去结论中对他所作的不实之词。结论肯定他对陕北错误肃反“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指出:“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党”;强调“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至此,他的这段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编者)

  朱理治【朱理治对他在陕北肃反期间所犯错误,一直表示非常沉痛。】、聂洪钧虽然逢会必讲,到处高喊反右肃反,但却冷冷清清无人响应,只好先抓几个“芝麻”小官以示中央代表的权威。突破口始终没有打开的原因,一是孤家寡人;二是没有军队支持。9月间,他们又挖空心思地从反对张慕陶右派开始。张慕陶曾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朱理治提出:“中央驻北方代表认为陕甘特委有几位同志与张慕陶右派有联系,是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在征得刘志丹、高岗同意之后,将一位同志调回西北工委机关进行考查。不久他们又发现张慕陶的通信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便引起了怀疑,于是在前线逮捕了三个说是张慕陶右派的人送到后方。

  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出发的红25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到达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26、红27军赶到永坪会合。朱理治建议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理由是程子华由江西中央苏区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随红25军长征。这样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就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正式组成,全面负责领导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

  9月17日,在永坪娘娘庙陕北红军干部学校驻地,由代表团主持召开会议。前来参加的地方干部有惠子俊、郭洪涛、崔田夫、王达成、马明方、张秀山、李静波、杨和亭等;军队干部有徐海东、刘志丹、高岗、戴季英、郭述申等;群团干部有慕纯农、白治民、史秀芸、白茜、王月明、刘英勇等共20多人。代表团三人都讲了话,朱理治、聂洪钧讲得又多又长,点名严厉批判了惠子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虽然暂时没有涉及到刘志丹,但矛头的指向却是很明确的。因此,会议气氛非常紧张。高岗、张秀山、慕纯农、史秀芸等相继发言,对一些提法和不实之词进行了必要的辩解。刘志丹则一言未发,看得出他是表示抵制的。徐海东这位战将好像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只是打瞌睡。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陕北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举陕甘特委,归省委领导、撤销西北工委。郭洪涛宣布省委组成人员名单: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了。同时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免去刘志丹的主席职务,由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戴季英任参谋长兼保卫局局长。决定红25、26、27军组成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就是这次会议为之后全面大规模肃反埋下了祸根,中央代表团的腰杆子开始硬了起来,因为戴季英这位在鄂豫皖根据地就出了名的肃反专家掌握了生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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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徐海东等在延安合影左起:李隆贵、郑位三、程子华、徐海东、陈先瑞

  会议从17日下午1时开始,到18日上午9时结束。

  18日上午,在永坪炼油厂召开纪念“九一八”和庆祝红15军团成立大会。主持会议的郭洪涛首先宣布了成立陕甘晋省委和红15军团以及人事变动的情况。刘志丹则告诫陕北子弟兵虚心向红25军老大哥学习,团结一致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徐海东、程子华也表示要多打几个胜仗,报答赤诚忠厚的陕北父老乡亲对我们的厚爱……

  庆祝大会在和谐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在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浪中,陕北父老乡亲谁也不会相信,也不会知道,肃反的屠刀正磨得霍霍作响,瓦窑堡汇川通客店的每一孔窑洞,每一问房屋的窗子都被严严实实地堵上了,只留下1尺见方的透气孔,从炕上到脚底只能睡一个人的砖巷子也垒好了。

  是向南防御,向北进攻呢?还是向北防御,向南进攻呢?争论的结果是北面井岳秀、高桂滋部好打,不足挂齿;西北“剿总”张学良的“东北虎”正在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歼其一两个师,要比向北进攻的影响大得多。红15军团8000余名将士的铁拳向“东北虎”的头上挥去。

  刘志丹正在前方甘泉劳山指挥作战,朱理治、戴季英却在后方瓦窑堡先夺权、后抓人。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南方已经丧失的那两块根据地,当初肃反的借口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但实际上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权力挑战者的整肃。张国焘就是这样干的,他一到鄂豫皖,就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所以,一批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土生土长和群众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被搞了下去。曾中生、许继慎等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没有战死在疆场,反而成为“自己人”刀下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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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红25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戴季英这位红25军长征期间的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他也长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所以他一到陕北就把那一套封建法西斯的逼、供、信肃反手段应用得更加无以复加。在严刑逼供下,与张慕陶有关系的人供出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也是张慕陶右派。根据口供,张秀山、蔡子伟、刘志丹、李启明、高朗亭等先后被押进瓦窑堡汇川通客店“爬了砖巷子”,关了禁闭。

  胡自禄走进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的办公室,小声对他说:“老马,不对劲呀!该不是出事了?”“嗯,是有些不正常。”胡自禄又说:“人心有些不稳,还有传言说红25军搞肃反,张秀山,高朗亭他们在瓦窑堡关了禁闭,接下来就要捉你马主席。”“嗯,”马文瑞突然感到一种久未有过的孤独。在文安驿会议上朱理治作长篇政治报告时,要求陕北红军主力攻打敌重兵把守的延安、绥德,遭到刘志丹等人的抵制。是啊,他们一到陕北就批评陕甘“实行富农路线,”右倾保守,看来这一回是有来头的……不几天,朱仰兴带一个排兵力来到临镇,命令各部部长,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集中到一间小屋子里开会。朱仰兴二话没说就宣布朱理治、聂洪钧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马文瑞和在场的人逮捕受审。他们捆绑了毫无准备的与会人员,戴上面罩押解着走过临镇那条狭窄的街道。消息很快在老百姓当中传了开来:“一队白军假装成红军,把咱们的马主席他们抓走了。”

  马文瑞被关在瓦窑堡汇川通一间较大的瓦房里,这时他才知道同室的狱友有高朗亭、张秀山、胖子张庆孚等几十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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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

  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也被押进了瓦窑堡的汇川通,这位年轻高大的苏维埃主席,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瓦窑堡之行,反倒成了瓦窑堡的女婿客。习仲勋被释放后,就立即投入火热而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他结识了瓦窑堡土生土长的妇女干部郝明珠。他们一块工作,一块交谈,爱情的火花一碰撞就熊熊燃烧起来,不久他们就结为伉俪。

  1935年10月1日,劳山战役打响,歼灭东北军第11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击毙师长何立中。10月5日,红15军团在甘泉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红27军81师241团3营营长李玉亭险些被枪毙,团政委李赤然仗义执言:“李玉亭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怎么能说他贪生怕死呢?”经过争论李玉亭的命是被保住了,但却造成军心的涣散。

  庆功会结束后,刘志丹只带着警卫员谢文祥往瓦窑堡赶,他想当面向中央代表团说明,这样的肃反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胡搞下去就要断送根据地!断送革命!他们走到半路上碰到省委通信员去前线给红15军团送信。这位陕北出生,陕北长,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小伙子没有把自己的老首长当外人。通信员举手敬罢礼,掏出信递到刘志丹手里。刘志丹一看包括自己在内的名单,一切都明白了:“肃反扩大化了。我们刚刚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他们就要对军事干部下毒手了”。刘志丹强压怒火,坦然地把信交给通信员:“你把信送到军团部!”自己却没有退缩,没有彷徨,毅然跨上战马直奔瓦窑堡。

  刘志丹回到瓦窑堡没顾得上回家看一眼老婆(夫人)和孩子,就直接来到军委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没让刘志丹喝一口水,更不容他分辩一句,就给他戴上了手铐脚镣。面对如此突来的待遇,刘志丹平静地说:“如果我是反革命,会自己来吗?”警卫员谢文祥和战马也被关了起来。戴季英一伙底气不足,心也是虚的,他们害怕刘志丹的警卫员和战马被瓦窑堡人看到,会引来麻烦。

  就在刘志丹离开红15军团去瓦窑堡的时候,另一位中央代表聂洪钧跑到红15军团司令部,逮捕了高岗、杨森、杨琪、高锦纯、刘景范、张策、张仲良、孔令甫、黄子文、胡宴英、赵启民、任浪华、郭宝珊、赵守一、黄罗斌等,红26军营以上干部无一幸免。他们将团以下干部就地关押审查,团以上干部则押送到瓦窑堡审讯。

  西北军委作训科长雷恩均,正在安定县栾家坪村集中整训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被俘东北军。他也接到了速回瓦窑堡的通知。但由于5500名俘虏的整训工作正值紧张繁忙阶段,又无人来接替他的工作,所以一时脱不了身,侥幸躲过一劫。

  “自己人”制造的危机,不同于敌人造成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针锋相对地与其做坚决的斗争。“内部恐怖”却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制造者是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经审讯,不容辩解。许多革命同志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许多革命同志因此而被残酷杀害、活埋。仅在甘泉下寺湾前线就有200多人死在了极左路线的屠刀之下。

  时任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万春后来回忆说:“我们听到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同志被红25军关了起来。并说刘志丹执行的是‘富农路线’。消息传来,红军内部人心惶惶,都担心不知哪一天自己也会被关进监狱,甚至砍掉了头。我心里很难受,对革命前途很悲观,甚至怀疑红25军是国民党的军队。”

  陕北乡村老百姓的议论,陕北地方干部和红军的疑虑与愤怒,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郭洪涛心里最清楚的就是这一点。他曾当着朱理治、戴季英的面疾呼:“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正是由于郭洪涛的抗争,瓦窑堡汇川通客店的大院里,虽然排列着已经挖好的活埋人的深坑,但没有一个人被埋在坑中,也就是说瓦窑堡没有杀过肃反对象。

  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向瓦窑堡陕甘晋省委发出呼叫指令:“……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出先遣队昼夜兼程驰往瓦窑堡。

  1935年11月30日,党中央在瓦窑堡书院巷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礼堂召开错误肃反平反大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张浩、贾拓夫、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杨琪、杨森、王达成、张秀山、杨和亭、聂洪钧、戴季英等参加会议。朱理治因调前线,所以没有出席这次平反大会。

  张闻天首先讲话:中央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代表团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下面请王首道把审查情况向大家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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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首道

  王首道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讲道:我们一到瓦窑堡,直接审理刘志丹案件的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五人小组按照中央“要慎重处理”的方针,没有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了调查和访问。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把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刘志丹同志,他是“首犯”,戴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的残酷迫害下,志丹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

  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和谢子长等人组织参加了渭华暴动,后回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子长同志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的领导。他和谢子长一块创建了我们落脚的陕北根据地。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发展,也是当前保留最完整的一块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与红26、27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劳山、榆林桥消灭敌人1个师和4个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党中央、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志丹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志丹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10月初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等人,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信员。通信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他看完信后表现的十分冷静。把信退给通信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捕了,这里志丹同志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气概。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过那些案卷,发现其中所列举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

  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的“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以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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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队伍到南梁

  张闻天宣布中央决定:对刘志丹等受冤的同志平反,待后分配工作;对现在还关押的同志立即释放。决定撤销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职务、聂洪钧西北军委瓦窑堡后方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董必武、博古、刘少奇也讲了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刘志丹等同志建军创地的业绩,批评了借肃反实胡闹的恶劣做法。

  张闻天让戴季英也讲一讲肃反错误到底在哪里?戴季英讲话时态度很不好,坚持“口供”材料,不承认错误。大家都很气愤,杨琪、杨森等边说边哭,大家也跟着流了泪。戴季英执行“左”倾路线,用体罚、拷打,给鼻子里灌辣子水,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残酷手段,迫害革命同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到会者很多人含着眼泪控诉。

  张闻天又让刘志丹发言,他站起来讲了三点:“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刘志丹讲过话后,会场上的气氛好多了,哭声也停止了。

  张闻天再次让戴季英讲,“如果讲得不好,只能讲三分钟”。戴季英仍然我行我素,对错误拒不承认,态度还很恶劣。李维汉、董必武、邓发大声制止了他的发言,让别的同志讲。郭洪涛讲了自己在错误肃反中的责任:“我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不是肃反主持人。但我盲目拥护了代表团朱理治的报告和永坪扩大会议的错误决议,号召反对张慕陶右派……我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又是本地干部。虽然在后来的肃反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一些同志还是被他们逮捕了。因此,政治上我有一定责任,在今后工作中接受这个严重教训……恳请同志们谅解。”

  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瓦窑堡的这次平反大会,在客观上达到了安定民心,安定军心的目的,也是党中央一到陕北就赢得民心的一个政治工程。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对陕北肃反问题是这样说的:“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刘志丹战死在东征战场时,那顶右倾帽子还没有摘掉……

  党中央进家门时就干脆利落地把追敌这条“尾巴”砍掉撂在了门外;来到家里时却没有把“自己人”捏造的“尾巴”彻底割掉。这奥妙之处,大概是搞政治的总要留点“小尾巴”,让人抓着,使你不至于跳起来。

  这次迟到的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不仅关押杀害了许多精英,而且还造成了鲜为人知的反叛和暴乱,后人称其为赤安事变。

  1934年春,强家珍率领保安县游击队,在杨青川、瓦子川、脚扎川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反动民团,扩大了苏区。10月在吴起境内马莲崾<img src="816600010003.gif"/>成立了赤安县革命委员会,辖吴起、定边、靖边接壤的部分地区。

  党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等人昭雪平反、制止肃反的时候,以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已发出的通知却仍然起着破坏作用。赤安县就发生了枪杀革命干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1935年11月5日,肃反委员会派人送信给活动于靖边县境的七支队队长黄万银,要他逮捕靖边县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二连连长金林。原因很简单,肃反起源也就是否定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采取了一条“左”得出奇的路线,将地主、富农统统扫地出门,“赶上山吃草”,甚至侵犯中农利益。在革命队伍内部,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统统列为肃反对象。送信的得知黄万银外出开会,就把信交到宗文耀的文书宋文华手里。宗文耀看罢信,立即找来金林商量对策,并在敌民团团总田魁林、张风林的唆使下,在靖边县中心涧的曹园峁村带队叛变,枪杀了七支队队长黄万银、指导员杨占鳖和班长万启珍、威逼之下七支队队员被迫随从。

  当天晚上叛匪窜至跌哨台,杀害了红军骑兵连长白志清。第二天清晨袭击了沙洼沟西靖边县政府,卸了县保卫队的枪,杀害县主席殷云山、交通站长方正东等5人。之后,赤安县八区主席赵玉玺、副主席张汉卿叛变,并奉宗文耀、金林之命派人绑架了县副主席王国清和干事郝士海,又抓了七区主席白登贵等7位同志,拉到宁条梁交给匪首殷宝山杀害。

  叛匪在赤安县永宁地区纠集100多人,颠覆了区政府,杀害了区主席赵忠福和县秘书贺满朝。12月1日,叛匪高占维袭击十区政府,区主席张克俭,秘书徐文华叛变。12月7日,张克俭假借支援三支队围攻旦八寨子,把全体赤卫队员召集起来袭击赤安县委,绑架了书记任文明、军事部长冯世祥和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的中央红军战士12人,送往叛匪曹俊章处惨遭杀害。三支队的枪也被张克俭收缴。

  1936年1月,叛匪冯颜士杀害赤安县主席袁万祥和一些中央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群众。1935年12月上旬,张廷栋、王子元等反动武装势力纠合在一起组成四五百人的还乡团,侵犯设在吴起境内的定边县革命委员会,苏区被敌占领。1936年1月中旬,顽匪王子元、蔡丰等进占杨青川,所到之处抢劫奸淫,无恶不作。时值寒冬,滴水成冰,老百姓钻沟爬山躲藏,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这次错误肃反所酿成的毒瘤迅即爆发,使党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区一个,县政府3个,区政府20多个,乡政府30多个受到严重破坏。叛匪杀害军干群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宗文耀、金林的叛变恰恰是在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给热情高涨的群众浇了一盆凉水。国民党反动派幸灾乐祸,拍手叫好。陕北军阀井岳秀亲自派人“慰劳”。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海、福州、成都、西安等地方报纸也群起而哄之,大肆渲染赤安暴乱。蒋介石乐不可支地委任宗文耀为陕北8县剿共游击总司令……

  赤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瓦窑堡,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立即决定派刘景范、龚逢春带队平息匪患,恢复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把人民群众重新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错误肃反的受害者刘景范刚走出瓦窑堡汇川通的牢房,此时此刻他感慨万千,错误肃反造成的毒瘤不摘除,根据地就不得安稳。他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瓦窑堡,奔赴平叛第一线。

  “刘景范回来打叛匪了”,鹞子川一带的贫苦百姓奔走相告。一时间鹞子川人喊马叫,被打散的游击队战士纷纷前来报到。不几天整顿好的部队改编为独立营和一支骑兵部队。时值年关,刘景范规定了三条政策:一不吃群众的年茶饭;二不杀一个人,以争取民心;三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

  与此同时,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钟赤兵派人协同甘洛游击队,从洛河川北上配合剿匪。早年就和谢子长一块出生入死闹革命,铁匠出身的栾成功奉命率领子长县游击队,出靖边直插赤安县北部参加平叛战斗。正月,刘景范指挥所属部队。采取诱敌深入,南北夹击的办法,把靖边团匪田继林、保安团匪牛生福,顺宁团匪郭占魁以及叛匪宗文耀、金林一伙歼灭于哨前湾子,击毙叛匪200多人,俘虏50多人。这一仗大快人心,基本稳定了局势。二月,在蔡砭打垮叛匪蔡丰的常备队,又在三道川阳台村消灭民团100多人,并在赤安县四区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民团头子李英堂和叛徒康积恩。几个仗打下来,失去的根据地全部恢复,党政军各级组织又迅速建立起来。1936年4月,新组建的赤安中心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吴起境内塔湾成立。朱协辉任县委书记,栾成功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新赤安县辖凤凰、杨青、水泛台、吴起、黄砭、铁边城六个区。

  不久红军西征,又全部解放了定边、靖边、盐池、曲子、环县。赤安县已成为陕北巩固的根据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1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八章  领袖之间

<标题>=第八章  领袖之间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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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陕北的红军将领周恩来

  直罗战役后,周恩来率总部工作人员先行,于1935年12月8日回到瓦窑堡。这一天下午3点多钟,周恩来、王稼祥一行走进了瓦窑堡南门。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瓦窑堡父老兄弟姐妹们的热烈欢迎。在口号声、掌声、笑声和歌声中胡须飘飞的周恩来非常激动,挥手向群众致意……住进二道街军委大院那宽敞明亮的砖窑洞。周恩来感激地说:“陕北的革命群众和红军兄弟,为我们把一切都准备的如此周到……”警卫员魏国禄接着说:“要是李佐礼同志还活着,同我们一起到陕北有多好呀!”周恩来沉痛地说:“挑夫老李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啊,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

  到瓦窑堡,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一接见被错捕、释放不久的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刘志丹从瓦窑堡西北前线赶了回来,径直走进二道街军委大院,看到周恩来时举手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急忙迎了过去,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刘志丹显然被老师的热情和得体的赞扬所感动了。他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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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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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

  数九寒天的陕北,除了人和动物有点生气外,其他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山头、原野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没有了平时那张扬的灵气;山坡上、沟道里生长着的柳树、槐树在寒风中挺着光秃秃的枝干,也失去了往日那枝繁叶茂的生气;就是以往喧闹的河流,也被坚冰覆压的失去了响声。军委大院屋檐上积雪溶化结成的冰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医院的“点滴”、噗噜、噗噜缓慢地滴在屋檐下的砖地上。周恩来办公的窑洞里温暖如春,邓颖超不时地给火炉添煤,给两个搪瓷缸子里加水。周恩来和刘志丹谈得很远也很深,不时还发出会心的笑声。刘志丹向老师汇报了陕北根据地艰难的创建历程,并介绍了已经离开人世近10个月的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为创建这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丰功伟绩。也谈到了错误肃反蒙冤的同志,对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的不满和愤怨。周恩来向刘志丹讲述了红军为什么长征,以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和张国焘的意见分歧。热情地说:“北上终于找到了家,见到了你这位主人。我们初来乍到,对根据地的情况没有你熟悉,你谈一谈该怎样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在老师面前不敢班门弄斧,谦虚地说:“一切听从中央安排。”周恩来被刘志丹的直率回答逗笑了,他拍着刘志丹的肩膀说:“叫你谈谈想法和意见,是可以得嘛。”刘志丹也笑着说:“行,说的不对处请老师指正。”说着他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一边指画一边娓娓道来:“目前红军主力离不开南部,一旦离开东北军就会长驱直入瓦窑堡。东面的黄河那边阎锡山也虎视眈眈地瞅着瓦窑堡,晋军的一个师已过河进到根据地吴堡一带。但目前不会有什么行动,一是被陕北红军打怕了,二是徘徊观望,做样子给老蒋看,可黄河防守力量还得加强。北面是空虚的,虽然只是一些杂牌部队,但他们盘踞陕北已久,一直寻找机会进犯瓦窑堡。因此,我们应该先把瓦窑堡东、北各县区的游击队组织起来,集中改编为正规红军,然后再把南部县区的游击队上升为正规红军。这样,我们的主力红军就可以来回机动作战,不受一面之敌的牵制,也可以使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大。”听完刘志丹的一席宏论,周恩来击掌称道:“好!你还有什么高见?”刘志丹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我听总书记张闻天说,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搞统一战线。我看先从大处着手,能不能先和张学良、杨虎城谈一谈,据了解他们是不反对抗日的。另外,中央虽然召集受冤的同志开过一次平反会,但同志们的怨气还没有放完,心里不痛快。陕北人就这性格,心直口快,有气放完就没事了。是不是找个机会再开个座谈会,开导开导?”周恩来站起来拉着刘志丹的手说:“你是一个襟怀坦白的好同志,你的看法和见解,我一定向中央其他领导转达,供决策时参考。等毛泽东回到瓦窑堡,我带你去见他,再商量怎样开座谈会,行吧?”老师把学生一直送到军委大门外,才恋恋不舍地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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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在志丹县金丁镇芦子沟的旧居

  老师为普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不远万里来到自己的家乡,作为学生应该尽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夫妻吃上一顿饭。刘志丹看着家中的家当满拦全一毛驴驮子,心想招待客人特别是自己的老师可不能寒酸呀!还是妻子同桂荣有办法,她说:“买一件子羊肉熬汤,再来剁荞面。我看到瓦窑堡街上小吃铺里有卖荞面碗坨的,有卖绿豆凉粉的,也有卖猪灌肠的,各样买一点你们下酒。”刘志丹看着妻子点头说:“这样也好,可咱屋里没酒啊。”“活人能叫尿憋死,你找一找供给部白如冰,叫他想办法买上一两瓶。”同桂荣说完,刘志丹一揭门帘就消失在瓦窑堡沙家巷的尽头,只有职业军人才有这样灵敏快捷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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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从直罗前线回瓦窑堡旧居。中山街中盛店大门

  瓦窑堡沙家巷刘志丹家,一间房顶一边倒的小屋炕上,大碗、小碗里盛满调好的碗坨、凉粉、灌肠,还有一小碟腌萝卜丝,白如冰带着黑瓷瓶西凤酒也来凑热闹。刘志丹引着周恩来、邓颖超,还有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走进小院就喊:“准备好了吗?”白如冰抢着一揭门帘回答:“只等贵宾一到就能开伙。”一看刘志丹身后跟着周副主席,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赶上来迎接。

  刘志丹举起酒杯说:“咱们共同举杯,一是为我的老师接风洗尘,二是为陕北根据地的大发展干杯!”周恩来对这几样下酒菜赞不绝口,“瓦窑堡的凉粉、碗坨爽口解酒……”邓颖超和同桂荣在锅灶上忙活。刘志丹的女儿小贞子嚷着要给叔叔们敬酒,邓颖超把小贞子揽到怀里高兴地说:“我们的小红军,贞娃子真懂事……”热腾腾、香喷喷的羊肉剁荞面,使这几位风里来雨里去的老红军吃得直冒汗。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由南部前线秘密回到瓦窑堡。没有迎接的人群,也没有欢迎的唢呐。毛泽东只电告张闻天、张浩在真武洞会面,所以已到真武洞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想到毛泽东早他们一步,悄悄地进了瓦窑堡。

  12月14日,周恩来和刘志丹来到中山街中盛店后院,由于事先已取得联系,毛泽东已站在窑前的月台上迎接了。周恩来指着刘志丹向毛泽东介绍:“这就是刘志丹,他是我们这个新家的主人啊……”毛泽东微笑着伸出他那宽大厚实的手。走进会客室,毛泽东端详着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贺子珍闻声从中间过洞走过来端茶倒水,她上下打量着刘志丹,怎么也不会想到,陕北人民的群众领袖就是这么衣着朴素,面容清瘦。与她在四川两河口见到的张国焘相比,刘志丹的身体显得有点单薄,但慈祥的目光里袒露着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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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在瓦窑堡

  周恩来指着贺子珍向刘志丹说:“她是我们红军中的女英雄,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很大方地伸手握住刘志丹的手说:“你们创造并保存下来这块根据地真不容易呀!”毛泽东接过话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地。”听着毛泽东情真意切的话语,刘志丹难以抑制激动之情:“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我们,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接着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为创造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功劳不小嘛!你和恩来的谈话,他都告诉了我,我们和闻天同志商量过,中央决定任命你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和你的老师搭伴,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党中央驻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你看如何?”刘志丹回答:“服从党的安排,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这时刘志丹才看到毛泽东脚上穿着一双张了口的破布鞋,这在滴水成冰的陕北怎能受得了呢。临别时,毛泽东握着刘志丹的手说:“我们委托周恩来同志这两天召集一个陕北同志代表座谈会,让大家说说心里话,出出气,你也要出面做做他们的工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就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陕北这个地方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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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

  街上的狗又咬了起来,刘志丹深夜才回到沙家巷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里,屁股还没坐稳,就对妻子说:“你赶快收拾点布,给毛主席做双棉鞋,要做厚点。他们南方人没有过惯咱们这儿寒冷的气候。千万要快些,他现在还穿得那么单薄。”同桂荣起身穿上棉衣,一边东翻西找,一边唠叨着:“你叫我怎做吗?做得小了穿不上,做得大了用不成……”这时,刘志丹才恍然大悟,光叫人做事,不给人交代办法,往往会把事情弄砸的。“尺码比我穿得鞋要大一点,他约有1米8以上的个头。你看着做,我又不能再去量人家的脚……”刘志丹比划着说。同桂荣心里有了底就忙活开了。她生火打浆糊,把碎布块一层又一层地刷糊在案板上,放到用清涧石板打磨的大锅盖上炕干,又找了块新黑市布做鞋面。剪鞋样,摊棉花搓麻绳、纳鞋底,一针一线做鞋帮。整整忙了两天才把一双大棉鞋做好。这几天刘志丹又不着家,同桂荣只好拉着贞娃子,抱着棉鞋出了家门。一出沙家巷到大街往南一拐就是中盛店。贺子珍听警卫员说刘志丹的妻子和他们的小女儿来了,赶忙走下月台迎接。正在埋头写文章的毛泽东闻声也从办公室走到会客兼开会用的中窑里。同桂荣把棉鞋递给毛泽东说:“老刘给我布置的任务,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你试穿一下,不行我再做一双。”毛泽东一边往脚上穿鞋,一边说:“志丹是个有心人,你刘嫂子也是个热心人。”同桂荣说:“老刘说怕你受不了这里的寒冷天气,把脚冻烂。我们陕北有牛皮、驴皮,可人都不爱穿皮子做的鞋,这布鞋穿起来没脚汗,没脚气。新鞋穿上两天就舒服了,上山下坬又不硌脚。”毛泽东穿着新棉鞋在地上来回走着连声说:“这鞋做得很合脚,谢谢你家老刘,谢谢你刘嫂子。”

  12月16日下午,座谈会在军委大院会议室召开。刘志丹来了,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杨琪他们也走进了会议室,聂洪钧、戴季英耷拉着脑袋坐在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董必武、王首道、贾拓夫、张云逸、郭洪涛陆续走进会议室。

  周恩来首先说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让大家坐到一块谈一谈,把窝在心里的疙瘩解开……大家先让戴季英说一下,他还是不疼不痒,躲躲闪闪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做法。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当面怒斥戴季英:“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与会同志的发言大都心平气和,认识到这是路线问题,而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情,借机泄私愤也不是不存在的。刘志丹站起来发言:“……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以大局为重,还是团结对敌。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按照中央的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他在高度评价陕北同志的革命精神时语重心长地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经过这次座谈会,受气的同志怨言少了,怨气也消了,按照组织分配有的奔赴前线作战;有的则留在后方工作。

  就在周恩来到达瓦窑堡的当天,即将离开甘泉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商量。我们刚到陕北时就发布了一些文告,争取了民心。目前战事可能缓和一段时间。我们要在陕北扎根,队伍就得扩大,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应该和刘志丹联名再向陕北劳苦大众发一文告。其意有二,一是刘志丹在陕北很有号召力;二是让老百姓知道刘志丹仍然是他们的领导人,这样可以消除错误肃反在老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彭德怀认为,发文告可以,但一定要取得刘志丹的同意和支持。毛泽东说:“那当然,文告起草好后,电报瓦窑堡,让闻天、恩来找到志丹谈一谈,若同意就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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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中盛店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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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中盛店后院陕甘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们: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总不会忘记国民党统治下面所受的无比痛苦吧?那时军阀官僚怎样压迫我们来,出说不尽的捐款,催款的人像毒虫那样咬着我们,一次捐款还没付清,下次捐款又已派到。赶付不起时就立即把我们捉去坐牢,或枪杀!——同志们,这些我们不能忘记!

  记住豪绅地主怎样凶恶地天天的上门来催我们的租,迫逼我们债,缴不出租债时,我们的牛羊牲口家里器具都被牵去拿去,甚至我们的儿女都抢去卖掉。同志们,这些我们怎么能忘记!

  更伤心的,白军来时把我们的粮食、牛羊、鸡仔,猪仔一起吃完。把我们的牲口赶走抢去,把我们的房屋拆净烧毁,将我们的壮丁,拉去当兵,将我们的妇女轮奸奸死!同志们,这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是要使我们死亡!

  我们忍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痛苦,我们勇敢的起来革命,推翻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再没有催我们捐款,逼我们租债了,我们分得土地房屋,我们获得了自由解放,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要以一切的牺牲,用一切的力量来保获我们的土地和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受着帝国主义指挥,向我们苏区残酷进攻。国民党匪军到处乱抢乱捉,大烧大杀,豪绅地主要抢回我们所得土地,要我们加倍交租还债,要剥夺我们一切革命利益。国民党匪军非但要恢复地主资本家统治,而且还引帝国主义进来屠杀我们。蒋介石正在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使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宰割摧杀残害,使我们灭族灭种。

  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国民党匪军和日本强盗来屠杀宰割我们吗?我们难道能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吗?万万不能!

  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获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应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

  同志们,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的出路只有当红军!

  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呵!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

  十二月八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2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九章  国际代表

<标题>=第九章  国际代表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唯共产国际马头是瞻,言听计从,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裁决。在党的组织领导层中,不论是谁得到共产国际的默许和认可,那谁就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尚方宝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一跃而成为党内负总责的太上皇,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在党内统治多年,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5年7月,正当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领导,为北上与南下争论不休的时候。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8月25日正式闭幕。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就《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作了报告。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战胜法西斯。并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交的《八一宣言》大加赞赏:“我赞成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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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9月29日,林彪(林育蓉)、张浩(林育英)和毛泽东在延安

  《八一宣言》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酝酿、起草,并通过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审阅后,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题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

  处在中国大西南偏僻一隅的,正在争吵的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是无法知道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宣言”已经发表。因为与共产国际的各种联络已中断近一年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后,争论并没有因为分道扬镳而停止。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国来到瓦窑堡,成为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克星”。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岗人,与林育南、林育蓉(林彪)为叔伯三兄弟。大革命时期并称林氏三杰。他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化名林仲丹,从苏联回国时改名张浩。

  1935年9月初,张浩在陈云、陈潭秋的欢送下登上莫斯科东行的列车。从莫斯科出发前,陈云曾向他介绍过红军长征,说了遵义会议以及挥军北上的情况。可是红军现在何处?境况又如何呢?这对张浩来说却是茫然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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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在瓦窑堡

  越过中蒙边境进入内蒙后,张浩就寻思着先到陕甘一带,找不到红军再去南方。要跨过内蒙进入陕甘地区,前边有狂风漫卷的沙漠,茫无边际的草原,连绵的大山,纵横的河谷。还要受到寒冷的威胁,敌人的盘查,土匪的杀戮。这一切随时都会成为张浩寻找红军的泡影;这一切也随时可能让张浩抛尸荒野,成为荒原上到处飘荡的孤魂野鬼。然而这一切没有让张浩望而却步,他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毅力,足够的盘缠,高大魁伟的身躯,热情爽朗,易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性格,踏上了通向中国西北部的漫漫路途。

  就在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走进瓦窑堡的时候,1935年11月7日,张浩也巧妙地穿过了内蒙与甘肃的三角地带,进入陕北定边。这时的他脸色黝黑,反穿光板羊皮袄,挑着货郎担,活脱脱地一个蒙古人。定边一个有着不过10多孔窑洞和数间房屋、一二十户人家的小集镇里,张浩看到了墙上新贴的欢迎红军的标语和早些时候贴过的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的布告,也看到了戴红袖章的赤卫队员,这一切让他兴奋。他对马列主义传播陕北早有所闻,但不知道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已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新近又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他挑着货郎担在小街上走来走去,他想这里可以找到党的组织,便径直来到赤卫队队部。

  “我要见你的领导。”

  “你是什么人?”门口的岗哨拦住了他。

  “我叫张浩,是党派来的,具体情况,见了你们领导会说的。”

  岗哨见这个肩挑货郎担,反穿羊皮袄的黑汉子,口气又这么大,把他当成奸细,便召唤来一大帮子人围住他。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人群中浓重的陕北口音问道。

  “我叫张浩,来干什么,见了你们的领导我再说。”张浩怕他们听不懂南方话,说得很慢。

  “我就是领导,你进来说吧!”赤卫队长让张浩进了窑洞,窗棂外围着一大群人看这稀罕人在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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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在瓦窑堡二道街田家院的旧居

  “我要找党中央,你们赶快把我送到中央,一到那里,他们会认识我的。”赤卫队长见他一副神秘模样,听了这话,心弦也绷紧了,态度立马严厉起来。

  “找党中央?你要找党中央?快说你叫什么?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张浩一看事情闹复杂了,可有些话是不能对他说呀,只好耐着性子说:“我叫张浩,是有重要事派来向党中央汇报的。好同志,请你快一点把我送到中央去。”

  赤卫队长并没有轻信,仍反复追问,张浩只是这么回答,一个劲请求把他送到中央去……赤卫队长只好一边审查,一边给省委发电报请示处理办法。

  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接到定边发来的电报,反复思考,左右掂量,张浩何许人也,虽然怀疑,却又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便拨通张闻天的电话请示。张闻天也想不起张浩是谁,来人既然请求立即送中央,觉得事出有因,便回答:“要赤卫队赶快把人送到瓦窑堡来。”郭洪涛立即回电:“速由赤卫队把人安全送来。”

  赤卫队长把张浩从定边送到瓦窑堡省委驻地时,已是11月11日,郭洪涛没有耽搁,立即带张浩去见张闻天。穿过二道街不一会就到了张闻天的住处,进了大门张闻天正在月台上散步,他停下脚步把目光聚集在郭洪涛身后,那个挑着货郎担的人脸上。他觉得这个人十分眼熟,除了憔悴和满脸风霜外,精神气质还是他多年前见到的一样,突然大喊:“林仲丹,是你呀!”郭洪涛听到林仲丹的名字也觉得似乎耳熟,忙回过头来看身后的人。此时,张浩也认出喊他的就是张闻天,撂下货担跨上月台,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洛甫(张闻天)同志,终于找到你们了。”张闻天也动情地说:“听说来了个张浩要找党中央,我想是谁呀,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就让洪涛同志发电报把你送瓦窑堡,却原来是你呀!”张浩笑着说:“赤卫队好厉害哟,要审查我,什么也不让我问,我也弄不清是你们领导的红军在这里,那敢暴露身份和真实姓名。”“你不是去了苏联吗?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找到这里的?我们也是11月7日才到瓦窑堡的,先你一步呀。”听说张浩是苏联回来的,张闻天忍不住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新婚不几天的刘英听说来了客人走出窑洞,张闻天忙向妻子介绍:“这是张浩同志,就是那位搞工人运动出了名的林育英,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刘英握着张浩的手对张闻天说:“人家长途跋涉步行而来,好不劳累,你就问个没完,让人家洗一洗,吃点东西,再说不迟。”张闻天忙说:“对,对,先吃饭休息,有话慢慢谈。”又转向张浩说:“你还得向毛泽东同志好好谈谈,他和恩来同志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噢,洪涛同志也陪国际代表吃顿饭,再走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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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和夫人刘英

  在刘英的张罗下,警卫人员把货担送到窑里。张浩就住在张闻天的住房隔壁窑洞,一日三餐也安顿在张闻天家里。刘英到供给部领来一套灰色的红军服装,张浩穿在身上越显得精神焕发。第二天张浩挑着货郎担,连同剩余的针头线脑等货物卖给了设在瓦窑堡中山大街的供销合作社,卖得2块银元,笑嘻嘻地交给了刘英:“这就算是我所交的伙食费。”刘英上街买回鸡、猪肉、豆腐,给他和张闻天改善伙食。

  陕北的冬天虽然寒冷,但张浩却感到特别温暖,因为他回到了党中央新安下的家。尽管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城瓦窑堡与大都市莫斯科无法相比,可这里却有着与莫斯科一样的自由,一样健康向上的风气。瓦窑堡的人们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他们不是开会就是宣传,到处能听到激昂的演讲和嘹亮的歌声;他们连明搭昼夜为红军赶做冬装,筹粮筹款,动员扩红,大街小巷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张浩看到这一切感到振奋,感到鼓舞。我们共产党人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吗!如今这红色政权就出现在了陕北高原。张浩很快就把自己融入其中,风风火火地忙活开了。

  刘英关切地问张浩:“你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有车坐车,没车走路。”对路途的遥远和艰险张浩却没有多说,但是他从欧洲的莫斯科走到了亚洲的瓦窑堡。一路上的苦头该从何处说起呢?进入中国境内肯定是没有车让这位国际代表四平八稳地坐着,就是凭这两只脚一步步丈量着大地走了过来。

  张闻天当然最关心的是张浩带回来的政治问题,他们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促膝长谈,白天谈不完的话题,晚上接着谈。张浩谈得最多的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张闻天不停的作着记录,偶尔提个问题讨论。刘英有时也坐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替丈夫作记录。

  《八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4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被征服,四万万同胞将都变为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八一宣言》号召: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军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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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每长谈一次,张闻天都把主要内容整理成要点致电通报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因此,直罗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就给东北军董英斌军长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张浩侃侃而谈,张闻天越听越激动,越听越高兴,不时和张浩展开讨论。张闻天用痛惜的语气说道:中共中央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发表过一系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文告,但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根据地的围攻,又由于中央苏区远离抗日前线,我们无暇顾及对日作战,就是真正要抗日,蒋介石也不会让我们到前线去。19路军曾打出抗日的旗号,结果呢?被蒋介石剿灭了,冯玉祥、吉鸿昌不也是在察哈尔高举抗日义旗吗!蒋介石还是把他们分化瓦解了;李宗仁也曾提出要抗日,同样没有什么结果。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所有这些外部环境,使我们的抗日呼吁只能成为口号而已。在党内的关门主义使我们丢失了与友军订立停战协定和联合抗日的机会,他们断言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按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同红军订立抗日协议。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遇,无不使人痛心疾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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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9月,郭述申(左)、张浩、徐海东(右)在延安

  张浩是1933年初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去的,所以对国内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他精辟地分析道:《八一宣言》与以前我党发表的文告,是有着许多不同点。其一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大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其二是不局限于只订立协定,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抗日国防政府,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平等,释放一切政治犯;其三是虽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比以前的抗日文告有了进步;其四是联合抗日不能再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要真诚的付之实施。

  张闻天击掌叫好:“还是国际代表对《八一宣言》理解得深透呀,这正是当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和毛泽东多次谈到革命的策略及统战工作,但那只是一种初步形成的想法。现在才知道这种初步的想法,同共产国际确定的策略、方针基本一致。国际又有具体指示,争取新的胜利信心就更足了。这几天,瓦窑堡与前线的电讯联络从未中断,他们之间通过电文交换意见,制定重大决策。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瓦窑堡正式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从这开始,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瓦窑堡,大家都围绕抗日统一战线这一主题,开展了与东北军、西北军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统战工作,党和红军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开动起来,众口一词地宣传统一战线,举办被俘东北军军官学习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呼声,在西北高原像春雷般的滚动着。

  工作虽然很繁忙,但张闻天和张浩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一有空就坐在一起,谈了国外谈国内,谈话的主角也在交替变换。

  张闻天向张浩讲述着让他刻骨铭心的长征:红军大搬家式的撤离,在过湘江时损失了三分之一。这残酷的现实,让我和毛泽东、王稼祥走到了一起,讨论红军到何处去?怎样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换红军指挥员,而且下边要求撤换领导的呼声也很大。这一天终于来了,打下遵义后,我们就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选举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不久常委分工时我接替博古负总责,恩来、泽东、稼祥负责军事指挥。在指挥红军作战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被中央和红军指战员认可,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和权威。我们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本来是党和红军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却被自恃人强马壮的张国焘给破坏了。张国焘找理由拒绝北上方针,认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现在要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肆无忌惮地向党要权。我说干脆把总书记位子让给他。毛泽东劝我说总书记的位子不能让。我们说服恩来同志让出了红军总政委让张国焘当。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许不可能在瓦窑堡见面并畅谈了。

  张浩专注地听着张闻天的叙述,急着问:“后来张国焘又怎样呢?”

  中央北上方针不变,当了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坚持南下,并发电报给陈昌浩:中央不改变方针,就坚决开展党内斗争。幸好电报先被剑英同志看到,他乘机把电报送给我和毛泽东他们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北上,到了哈达铺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还有一大片根据地,我们就奔向这里来了。前几天,张国焘还以他自立的“中央”给我们发号施令。张国焘如果能像陕北红军这样好,像陕北人民这样厚道,就不会发生分裂。我们今天谈联合抗日不就有雄厚的资本了吗!

  张浩情不自禁地说:“的确是这样,现在四方面军虽然在大西南徘徊不前,但中央和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我们有了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家。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至于张国焘那边我可以做一做工作。”

  好!你现在是佩带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国际代表嘛,他张国焘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嘛,张闻天高兴地说。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从前线回来,我们一块坐下开个会,认真研究一下今后的战略问题和发展方向,来指导全党和红军的工作和战斗。张闻天关心地问张浩:“听刘英说,你常常忙得回来的很晚,把吃饭都耽误了,伙食不行的话,就让刘英多加点蛋、肉,可不能把身体搞坏了。”

  张闻天、张浩二位夜以继日地工作,谈话讨论,不知不觉中为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铺垫了一定的基础。

  直罗战役告捷后,毛泽东的心情颇为舒畅,很想早日见到这位国际代表,便于12月8日电约张闻天、张浩、博古于14日在安塞会面。接电后他们三人如约抵达安塞,谁知毛泽东的心情更加急切,抄近路于13日赶回瓦窑堡。已在安塞等候的张闻天他们深夜接电,立即策马打道回府,直接去中盛店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握住张浩的手,注视着他那黑瘦的脸,热情地说:“我道是哪里又拱出个张浩来了,原来是老朋友林育英、林仲丹呀!我们的工人朋友呀!”毛泽东没有忘记恽代英向他介绍林育英时那个亲切的称呼,无限感慨:“眨眼就是10多年没见面了,听说你这些年为革命吃了不少苦?”

  张浩也非常激动地说:“那算不了什么,真正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是你。从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到扭转长征的被动局面,你是正确的。没有武装夺取政权,就谈不上革命的胜利,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这都是无数同志从革命实践中,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你从莫斯科归来,一路吃苦不少吧?”

  张闻天接过话头:“是的,他从蒙古过来,穿草原,越沙漠,翻山涉水,顶着飞雪,冒着严寒,不容易呀。”

  毛泽东:“你这次艰苦跋涉,给我们送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功劳不小啊!”

  张闻天:“张浩同志也急着向你汇报,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还有外界很多新鲜的情况。”

  “好啊,我这么急着赶回瓦窑堡,就是想听张浩同志的传达。这样吧,把恩来喊来一块听听国际代表的高论。”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一会儿周恩来就从军委大院兴致勃勃地赶来了,他和张浩曾在上海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彼此也是熟悉的。他们几个人就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倾听张浩的传达。

  “我亲自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召开的。会议认为:鉴于各国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情况也不同,决定改变过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今后各国党要根据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共产国际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指导。机械地模仿,简单的抄袭沿用别国现成的革命经验,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兴奋地说:“太好了,太正确了!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斗争策略的制定,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只能在群众的实际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已经14年了,也不再是小孩子了,小孩子学走路扶一扶是应该的,长大了就应该让他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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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中央红军司令部旧址

  “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了关门主义,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我党驻国际代表团提出的《八一宣言》受到大会的好评和赞扬……”张浩自豪地叙述着。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各自也在思考如何开创新局面,发展壮大红军的问题。“现在又有了根据地,这里的红军和人民的觉悟很高,他们的行动使我们很受感动。劳山、榆林桥、直罗战斗使东北军受到重创,暂时不会有大的冲突。本来就地瘠民穷的陕北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呀,不能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了。我们要开辟一条新路子,得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了。”周恩来提议。

  张闻天说:“我和张浩也讨论分析过如何发展的问题。就等你们回来咱一块定夺吧。开会的基础已基本形成了,咱是不是分工准备,一旦成熟就开会。我和张浩、博古负责政治方面的材料,泽东和恩来负责军事行动方面的材料。这样分工行不行?”

  “就按虚心纳谏地明君总书记闻天同志说的办吧,抓紧准备,尽快开会。解决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问题,还得请我们的国际代表张浩同志出面了。我们要在西北开好头,大闹一番,没有正确的路线是不行的。”毛泽东这番近乎总结的发言,可以说是他们这次谈话讨论的终结。

  这一夜,瓦窑堡中盛店窑洞里的灯光彻夜通明,来自共产国际的信息,使他们鼓舞,也让他们反思。从这一夜开始,他们都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华,绘制美好的蓝图。

  1935年12月17日的晚上,张浩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中盛店去找毛泽东。“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毛泽东站起来说。“我回国汇报传达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考虑让我这个党员再干什么?”张浩坦然地说。毛泽东说:“你的国际代表的任务还没有完,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你去做。眼下我们党内有一个盛气凌人的人,就是拥兵自重,自立中央,坚持搞分裂的张国焘。闻天和我说过,你和张国焘都是湖北人,又在一块从事过工人运动,相互比较熟悉。现在你又是国际代表,张国焘还可能尊重你的意见。我看就按闻天、恩来他们几个的意见,由你去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大体情况,闻天、恩来都跟我说过。我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容许分裂,不容许有两个‘中央’。”张浩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敌斗争张浩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对付的办法,但对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虽说有一顶国际代表的桂冠,但他总觉的底气有点不足。这之后,张浩穿梭于瓦窑堡的大街小巷,他一会儿找毛泽东详谈,一会儿又找周恩来了解情况,还到博古的住处讨论,一有时间就和张闻天研究。并把张国焘与中央往来电文一一过目。夜以继日的工作,张浩自觉底气足了,对如何解决也成竹在胸。

  张国焘在中央一大时,就与陈独秀、毛泽东同是中央局的委员,并担任组织部主任;中共二大时,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长;中共四大时,为中央局五位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工农部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部长;中共五大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六大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这些张浩是清楚的,但到鄂豫皖之后的所作所为,他就不了解了,因为他已到东北工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一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周恩来没有急于回答,警觉地反问:“四方面军有多少人?”本来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张国焘却有意夸大说:“有10万人。”周恩来也顺着竿子往上爬,把只有1万余人的一方面军人数说成:“有3万人。”张国焘在与朱德交谈时问一方面军的情况,朱德从被迫长征的10万人,一路拼杀过来:“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了。”朱德根本没有想到,张国焘问这些是另有图谋。当张国焘知道一方面军的底细后,心里就打起了小鼓鼓,盘算着凭自己的实力,也应在中央占相当的地位,企图统帅指挥两支红军。

  1935年6月29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对这个位子很不满意,愤然离开两河口拂袖而去。7月1日,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等,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他把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解决组织问题就是自己想当主席。其间张国焘按兵不动,以至《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行而放弃。7月6日,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到四方面军去慰问,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方案: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此刻的张国焘言下之意已毫无遮掩而剔肉露骨了,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想当最高统帅。

  7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联名电催张国焘率部北上:“速调速进,勿在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对此,张国焘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无动于衷。

  张国焘看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在中央没有引起回应,便唆使陈昌浩向中央提出要求。7月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并转朱德:“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歼敌。职意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任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张国焘想吃油糕又怕把嘴油了,转个弯让别人替自己把说不出口的话说出去。朱德接电后找张闻天、毛泽东商讨处置办法。张闻天提出:“干脆,我把位子让出来,让他当总书记好了。”毛泽东说:“不行,他想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还说不定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的。他想当军委主席,可现在这个职务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让他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说:“那咋办?”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朱德说:“那恩来怎么办?”毛泽东说:“我们一块找恩来谈一谈。”

  周恩来正在患病,几乎无法行动。周恩来看完电报抬起头说:“这张国焘真是节外生枝,到底要什么位子,才能满足吗?”毛泽东向周恩来说了他们几位刚才的分析讨论后,又说:“军权不能让他抓去,让他当总政委行吗?”周恩来说:“这么安排好,我就把总政委的位子让给他。”当天,在芦花(今黑水)周恩来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此后,张国焘才调动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7月21日,张国焘又提出了一个9人名单,要求中央批准进入政治局。中央认为目前军事统一问题最为迫切,所以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7月26日,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没有圆满解决,下令前线部队停止前进,因而一再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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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陈昌浩

  8月4日至6日,中央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张国焘表示怀疑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提出召集红军高级干部讨论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苏区已丧失,红军损失重大,苏维埃已经失败。张国焘借题发挥,目的就是要大家拥戴他当党和红军的领袖。张闻天、毛泽东驳斥:遵义会议已对中央的政治路线作过检讨,等有了安定的环境坐下来再行解决。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的政党,中央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红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所以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西北,首先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为实现新的战略方针,特别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为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特殊情形下,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于策略性的让步,会议才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只好待机而动。

  这以后,张国焘视中央无能,得寸进尺,借口统一指挥,利用总政委的名义收缴了各军团、各军的电台密码,企图切断中央与红军的联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忍无可忍,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决不能任其无所不为。为顾全大局,中央在张国焘置《决议》于不顾,拒不北上的情况下,还是耐心地做工作,等待他的转变。

  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要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后大吃一惊,字里行间隐藏着杀机,便将内容暗记在心,去找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的陈昌浩,挥手示意叶剑英完了再说。叶剑英就立即赶往中央驻地,将电报送给张闻天、毛泽东他们看,毛泽东随手抄了一份,要叶剑英迅速赶回,不露声色,以防意外。

  经过紧急磋商,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中央必须率一、三军团立即北上。当天晚上的半夜三更以外出打粮名义迅速脱离险境。陈昌浩得知中央不辞而别,立即找到徐向前问怎么办,徐向前说:“要走就让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如果张国焘的密电直接让陈昌浩接到;如果叶剑英没有立即告诉中央;如果徐向前不说这句话;如果不是彭德怀殿后保驾;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早已改写了。之后中央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口气就变为命令直接下达了,可张国焘仍执迷不悟。

  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为教育争取张国焘,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暂不作组织结论。9月14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要求总政委放弃错误立场,执行中央路线。张国焘接电后仍不思悔改,于9月15日在阿坝召开会议,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标语,批斗朱德、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支持南下。他们二人顶住压力:“毛儿盖会议,我们举手同意北上。你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当时你张国焘也举了手。从全国形势看北上才有出路,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打得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认为毛泽东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并通过了《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张国焘不顾众人反对,私欲膨胀,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地做法能说比毛泽东他们高明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露出了可供抓住的尾巴——反党。

  就在张浩即将到达瓦窑堡的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毛泽东:他已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毛泽东等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党中央虽然把家安顿在了瓦窑堡,但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严重挑战和分裂。

  1935年12月18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诸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我已带着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给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的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接电后张国焘十分得意,自以为与林育英有多年的交情,便立即向国际代表致电告状:毛泽东等是右倾机会主义,北上行动是逃跑,要尽力反对毛、周、张(闻天)路线,提出陕北苏区及红军接受其领导……并要共产国际承认他宣布成立的“中央”。

  张浩深思熟虑之后,于12月22日又致电张国焘:一是希望党内争论目前不应该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对敌。党内可有争论,对外应一致;二是党的组织问题,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土地广大,交通不便,政治经济不统一,发展不平衡,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代表团代管。此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请认真考虑后答复。

  12月24日,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张国焘致电,表示了必要的妥协;同意张浩的建议,如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你处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瓦窑堡)发生横向关系。张国焘感觉到事态的发展已不可逆转,便自找梯子下楼。于1936年1月22日,向张浩、张闻天致电:此处对兄等决议详细讨论的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准备成立西南局,同时提出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可以看出张国焘对自己成立的“中央”已产生了动摇,但又一时拉不下面皮承认瓦窑堡的党中央。

  193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张浩也认为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已不是进军路线之争,而是事关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之争。他又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这给张国焘以当头棒喝,他感觉到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了。张浩抓住张国焘心态的变化,2月14日,他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一致,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并望兄等速率部北上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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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

  这是王泉媛老人在讲述战斗故事时,向战士们演示当年英姿

  就在党中央率领红1军团、红15军团渡河东征的时候,张国焘所率南下部队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的方针自然宣告失败,只得率部向西北转移。1936年6月6日取消了自立的“伪中央”,6月19日张浩在瓦窑堡向张国焘发出最后一份电报,便随党中央转移到陕北保安,继续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2月2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一部(另一部西征)回到了陕北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