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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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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1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作者简介

<标题>=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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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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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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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铁牛,1954年出生于陕北子长县。上学期间就有文章、诗歌发表于报刊杂志,撰写的文章、论文刊载于大学学报及国家省级大型书刊。主编《子长文史资料》1—5集,编辑出版《将军故里攻坚战》。现为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会员、理事,书法作品刊于2004年《中国职工书法、绘画、摄影作品精品选》。任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期间就开始搜集党中央长征进驻瓦窑堡的史料,后任瓦窑堡镇党委书记,广泛调查当事人,征集散失的资料,著述《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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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2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序

<标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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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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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内容>=

  10年前,我回故乡瓦窑堡时,曾任子长县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后为瓦窑堡镇党委书记的强铁牛同志,就与我说起征集党中央在瓦窑堡史料一事。前些年他把初稿寄我,虽然时过境迁,但党中央在瓦窑堡那段鲜活的生活,仍然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作为陕北省委巡视员,我参与了迎接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及其一些活动。离家少小爱挥戈,沐雨栉风半世多。

  当书稿又一次摆在案头,觉得《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内容丰富、资料详实、脉络清楚。足见在成书前,铁牛同志做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另外,立著指导思想也遵从历史的真实,没有政治偏见,而且对以前因种种原因造成的不符合史实的情节进行了订正。这是该书的难能可贵之处。

  党中央在瓦窑堡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生活,必然成为启迪后人的生动史料。存史才能育人,承志方可奋进。在瓦窑堡,一个党员一面旗,不用扬鞭自奋蹄。

  70年过去了,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段不能忘记的日子,就是让子孙后代记住那血与火,泪与笑的悲壮岁月。

  年老多病,写上几句以为序。

  2005年10月 北京

  注:强晓初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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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3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序言

<标题>=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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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瓦窑堡,一个深藏在陕北高原大山皱折里的古老县城,却因70年前的一次风云际遇,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路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中国革命由此走出险境,有了可靠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拂去征战的烟尘,立马金色的高原,形容枯槁的毛泽东露出自信的笑容,挥手宣告: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讲这番话,正是在当时的“红都”瓦窑堡。

  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把党中央所在地选择在瓦窑堡?

  是因为瓦窑堡地处三川口,北通内蒙,东靠山西,南接关中,便于战略回旋和内外拓展?

  是因为瓦窑堡自古便是陕北最大的工商重镇,大道通衢,房窑栉比,物阜繁荣,又兼山环水绕,城坚壕深,适宜布局庞大的中央机关?

  是因为瓦窑堡是谢子长、刘志丹最早开辟的红色根据地,民风刚直,志士层出,“那怕人头挂高杆,一心闹共产”,有理想的“阶级基础”。

  这些,都因时过境迁,无从稽考。

  能够说清的是,在中央机关驻跸瓦窑堡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在此作出了一系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胜利进程的重要决策。

  最著名的,当属1935年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及随后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特地指明:这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

  此外,为扩大根据地和宣传抗日主张,由彭德怀、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所进行的挥师“东征”,声威远播,曾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鲁迅、茅盾为此致电祝贺说:“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

  正是在这次东渡黄河的浴血奋战中,谢子长的亲密战友,伟大的民族英雄和群众领袖刘志丹为国捐躯,壮烈牺牲。

  当然不只这些。

  瓦窑堡注定要声闻四方,名垂青史。

  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而细节的生动性、鲜活性、丰富性,往往囿于文体体例的特殊性,在严肃的正史中只能舍弃。

  剩下的,要靠相关笔墨包括民间书写去充实。

  《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及其活化了的那段岁月,便是其中一节。

  254个红色的日子,耗去了著述者20年的心血。

  未必处处确当,然于据有依,聊备一说。且资政育人,命意何深。兹赘数语,权以为序。

  二○○五年十月三十日北京

  注:王巨才原为陕西延安行署专员、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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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4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一章  长征

<标题>=第一章  长征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大转移,10月16日红军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8月17日8万余红军陆续渡过江西苏区赤都瑞金附近的雩都河,离开了共产党近几年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开始了究竟走向何处?谁也捉摸不透的大撤退。催人泪下的生死离别,出征的,不知道前面是条什么路?留下的,却感知到迎接他们的将是一场厄运。

  1929年冬,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在江西南部和毗邻的福建西北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到1934年春天,苏区发展到35个县、300万人口,面积相当于黎巴嫩和以色列领土的总和。1931年初冬,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选举为主席。其后不久,毛泽东就被剥夺了党内的发言权和红军的指挥权,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却保留到长征结束,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不管怎么说,用什么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红军面临惨重溃败的现实。博古、李德、周恩来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便秘密策划了“撤退计划”。除此之外,在根据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们也被蒙在鼓里,糊里糊涂地跟着踏上了盲无目标、漫无边际、生死搏斗的征途。1935年12月,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党中央的又一个红都瓦窑堡,毛泽东把这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纵论为长征。

  长征之初,大搬家式的行动被敌人发觉,于是乎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围追堵截,惨烈的搏斗使出征的红军伤亡减员过半。对于“仔卖爷田不心疼”的瞎指挥,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指挥员的不满,也引起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不满。他们开始思考讨论如何摆脱敌之前堵后追的问题,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在宿营地的篝火旁,在行军的担架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朝夕相处,互相越来越亲近,越来越了解。他们一块讨论分析在江西苏区所发生的事情,长征途中出现的问题,逐渐认识到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这一切被共产国际派来的洋人李德所察觉,他曾劝说张闻天、王稼祥二人警惕毛泽东的“阴谋”,不应将矛头直指博古。李德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抱怨:毛泽东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引起了对他和博古的抱怨和批评。

  湘江之战空前激烈,损失也极为惨重,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下了3万余人。原计划去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设想,已完全不能实现。在一次次血的教训面前,要求改变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的呼声越来越高。死里逃生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红军高级将领,终于悟出了中国革命的路,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走的道理。

  12月12日,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李德等在通道举行会议(也被称为飞行集会),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否定了博古、李德朝二、六军团方向北进的意见。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7日、18日,在黎平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在激烈的争论中,多数与会同志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两次会议,不仅使沉默已久的毛泽东又有了发言权,而且其正确的主张得到大家的认可,更使红军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权,第一次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提出:“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是长征以来,红军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和第一次改变长征落脚点,也是从思想上、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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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最高军事首长 周恩来

  1月7日,红军攻占紧排贵州省会贵阳之后的城市——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5日开始,17日结束。会议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尽管博古巧舌如簧,能说会道,把反“围剿”失败及撤退初期的惨败归结为国民党军事力量过于强大,以此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但还是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反感。周恩来接着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的虚怀若谷、自我批评与博古的怨天尤人,上推下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恩来指出:主要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批评博古、李德的同时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两个报告之后,张闻天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起草的发言提纲:“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发言: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把之前的军事指挥概括为,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朱德等红军将领更是义愤填膺:“如果继续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经过3天的唇枪舌战的激烈讨论,终于有了结果:一是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成为政治局委员;二是常委进行适当分工;三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四是取消3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二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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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洛甫):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川滇黔鸡鸣三省交界处的水田寨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商谈变换中央领导人时的地点,是在川滇黔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是否是水田寨村,现在学术界特别是云贵川的党史工作者的说法更是不同。这里采用李镜著《新写长征图文档案》中的说法。】,张闻天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小屋开门见山地说:“老毛,从遵义出发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博古再继续领导下去,怕没有人服了,我看应该改变了。”毛泽东回答:“等会儿,找恩来商量商量,听听恩来的意见。”张闻天走后,毛泽东当即到红军总部找到周恩来转告张闻天的意见,周恩来表示同意。毛泽东问:“谁来接替他(博古)呢?”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看你恰当。”“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张闻天)合适”,毛泽东干脆地回答。周恩来问:“为什么?”毛泽东坐在床铺上点燃了一支香烟慢慢地说:“洛甫在遵义会议前就对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会上他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大家反映很好。他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又能团结人。这第一把‘交椅’理应让他来坐。我嘛,怕负不起这个责啰!”毛泽东说着深深吸了一口烟,又说:“还是洛甫合适,他虽然不满意博古,但他们毕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共产国际那里也好交代。”毛泽东这一番审时度势的精辟见解说服了周恩来。

  第二天,象征着党中央权力的两只铁皮公文箱,从此离开了博古,随张闻天一道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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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这一让就是8年,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提出辞职,毛泽东没有同意。直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至此,毛泽东才真正担当起中共最高领导职务。

  1935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附近召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3人团,作为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机构,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到此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和改变了党的总负责人。为什么没有提政治上的路线错误呢?因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战争,自己没有根据地,处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战争使大家明白的看到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路线的错误还不是为大家所了解。如果当时提出改变党的政治路线,会使党内受到过分震动,对打仗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帮助。因为路线错误可以逐步的解决,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里。在瓦窑堡会议上,只是确定了党的新的政治路线,对过去的路线错误也没有提出批判。直到王明回国以“太上皇”自居,夸夸其谈地横加指责党的政治路线时,才将其归结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加以批判。

  遵义会议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从1934年9月16日中断,直到1935年12月阎红彦、刘长胜从苏联带回密电码,于1936年春天才恢复联系的。所以,1935年6月中央派陈云去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40年后,李德还提到:“这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如果联络畅通,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能允许吗?不管怎样,遵义会议使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又站了起来;不管怎样,遵义会议使共产党人抛弃了“先生”,开始自己想问题,走自己的路。

  遵义会议虽然在党的领导和红军指挥上有了新的改变,但迎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坦途,坎坷随时都能出现,矛盾随时都会发生。4个月之后,当红军在赤水河两岸与敌人捉迷藏的时候,张闻天收到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写来的信,同时也收到了5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杨尚昆发来的电报,争论仗怎么个打法。林彪在信中埋怨: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军中主持大计,把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这种不和谐的埋怨呼声任其下去,当然不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四渡赤水,甩掉了敌人,这本来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可有些人还是不理解,对此提出了说长道短的非议。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责怪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批评了林彪,毛泽东又指责彭德怀,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把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也扯了出来。“这些都是党内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的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对于毛泽东的责难,彭德怀则认为林彪写信事先没有说过,与己无关;至于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他们写好后拿给我看,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所以没有签名。大敌当前误会总是有的。为此,彭德怀在会上没有站出来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又把这件事提了出来。好在林彪说了真话,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

  其间,中央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号召红军将士坚决实行运动战,为创造新的云贵川苏区而斗争。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三次改变。

  其后不久,《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是长征第四次改变落脚点。

  你想心想事成吗?总有人会给你制造麻烦,除明火执仗者以外,麻烦的制造者往往来自自己的营垒。

  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胜利会师,本来是一件可庆可贺的好事,也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最佳时期,可是却被拥兵自重、野心勃勃的张国焘破坏了。面对“只剩下一副没肉的骨头架子”的红一方面军,张国焘心里就念起了小九九,向党要权,把两支军队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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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 张国焘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四川懋功县两河口的那座古老的喇嘛寺里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刘少奇、凯丰、博古、聂荣臻、张国焘、林彪、李富春出席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回顾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后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他根据政治、经济、地理环境及敌人兵力部署情况,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应该去川陕甘。因此,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朱德等13人相继发言,表示同意。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是长征途中第五次改变落脚点。

  6月29日,中央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同时增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会后,红一方面军北上,于7月16日攻下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却拒不执行战役计划,讨价还价,按兵不动。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仍然不满足。

  由于张国焘一再贻误战机,中央军委不得不根据变化了的敌情,于8月3日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此时的张国焘却阴一套,阳一套,口头上同意北上,骨子里却坚持南下,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对张闻天、毛泽东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他们并没有害怕过,但来自内部的麻烦倒使他们感到后怕。唯一的办法只能忍耐、斗争、等待,操之过急,反而使亲者痛,仇者快。

  1935年9月9日,张国焘迫不及待地撕掉遮羞布,给陈昌浩发电报,要中央同他一块南下,否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首先接到电报,不露声色地先送给毛泽东看。这位在真刀实枪的敌人面前从未胆怯过的毛泽东的确感到后怕。难道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内讧的事,今天又要在红军内部重演吗?难道共产党人殚精竭虑为之奋斗14年的革命事业,就要毁于一旦吗?当毛泽东与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五位政治局委员坐在一起时,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目前的斗争相当残酷无情。来自各方面的矛盾,各方面的困难纵横交错,然而最大的困难和矛盾,莫过于来自张国焘的分裂,来自自己营垒内部的明枪暗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深夜两点钟,中央随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以外出打粮的名义,悄悄地踏上了北上的征途。红军内部虽然没有因此而发生枪战,但南下的张国焘却妄自尊大,自立“中央”。直到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到瓦窑堡,才使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没有得逞。

  9月9日,竟与毛泽东一生中三次大事件相关联。中国人崇拜9这个数字,认为9是数字中最大的数。意味着登峰造极、九九归一,一个轮回的顶端和下一个轮回的开始。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1935年9月9日,毛泽东巧妙地脱离张国焘“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威胁;1976年9月9日,红太阳陨落,毛泽东走完了人生的道路。这“九九之谜”引发了后人为此大做文章。不管怎样说,毛泽东等摆脱了张国焘控制的危险区域。

  北上的道路,原本就十分艰难,况且荆棘丛生、芒刺遍地。饥疲冻饿的数万红军将士要与险恶的大自然,要与以逸待劳的敌军作殊死的搏斗。死神从四面八方伸出罪恶的黑手争夺他们的生命,每前进一步,红军将士都在与死神作无情的抗争。尽管如此,他们却一步一步迎着曙光,走向光明。

  中央率红三军团于1935年9月11日傍晚到达红一军团驻地,甘肃迭部县俄界的高吉村。9月12日,张国焘来电指责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造成红军大分裂。”猪八戒倒打一耙,果然不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所料。当天,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三军团高级将领21人出席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和总结。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北上的方针。变更了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经过游击战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是长征途中第六次改变落脚点。

  关于对张国焘错误性质和处理方法,毛泽东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与会多数人要求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却说:“最后做组织处理是必要的,但现在做,就不好见面了,他还带着8万人呢!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会议口头原则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9月20日,哈达铺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关于张国焘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才在党的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在红军干部中口头传达。

  会议决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林彪组成的5人团,负责军事指挥。这是长征以来的第四个军事指挥核心。

  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缩编部队的建议,决定设立了以彭德怀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李德参加的编制委员会,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9月17日,北上红军攻克川甘天险腊子口,毛泽东召见了准备向哈达铺进发的一军团侦察连长梁兴初、指导员曹德连,向他们交代:“你们要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的和比较接近的,各种都搞几份来。”这位打铁出身,绰号梁大牙的侦察连长带着一支化装成国民党军队的队伍,于当天进入哈达铺。正好,一个国民党少校副官从兰州路过哈达铺,所带的书报就成为猎物,他们又从邮电所找到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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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

  9月18日,红军乘胜进占甘肃宕昌县哈达铺,这些报纸便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手中。共产党的要人们忙在手中的报纸上寻找中国革命的去向。

  红军已走过了二万四千里的行程,下一步去哪?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伙伴们仍然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目标。只知道还要北上,去甘肃、去陕西、去宁夏、内蒙古,但都是一个笼统的方向,不是确定的目的地。离开中央苏区到哈达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周恩来看的那张报上有一篇《论陕乱》:

  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故暂不论,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该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远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确不为多,就全陕而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十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不过万余。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严重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区域与较大根据地也。大体言之,陕北二十三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五县及米脂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六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三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命运,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讯,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广大相若。

  毛泽东看的那张1935年7月23日天津《大公报》:“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优势。”

  张闻天捧着《晋阳日报》:“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已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已与陕北刘志丹之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取得了联系。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毛泽东高兴地说:“国民党的报纸,倒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绕来绕去,我们找到落脚点了,我们应该到陕北去。”张闻天接着说:“我们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一块根据地了。”

  周恩来想得更为周到:“把红一军团破坏部部长贾拓夫找来,他是陕北人,知道的情况可能多一点。”贾拓夫乘着夜色骑马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中药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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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拓夫

  油灯下,贾拓夫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我离开陕北前,那里不仅有党的组织,而且还有红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陕北闹革命比较早,从1927年10月清涧起义始,武装斗争就没有间断过。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为创造军队和根据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老百姓很拥护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不时插问,贾拓夫尽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提出:“拓夫同志熟悉陕北的情况,可随先头部队行动,这样对我们有好处。”张闻天、周恩来问贾拓夫:“你看这样决定行吗?”“我一定当好向导,把中央顺利带到陕北去。”此后,杨成武率领的先遣团里又多了一个参加长征的陕北人。

  贾拓夫,陕北神木人。1933年冬,陕西省委遭到敌人破坏,时任省委常委的贾拓夫受省委派遣去江西瑞金参加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他逃脱敌人的搜捕回陕北找到特委。在团特委负责人张汉武的帮助下,他化装成教书先生,带着年仅14岁就入党的“书童”马兆祥,从瓦窑堡附近的马家坪出发,踏上了寻找党中央的道路。经西安、上海、武汉、南昌几经辗转,于1934年初春到达江西苏区瑞金。贾拓夫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之后他和马兆祥留在中央苏区工作,贾拓夫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破坏部部长。马兆祥则到苏维埃红军大学学习,三个月后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少年先锋连担任指导员。贾拓夫、马兆祥成为长征红军中唯一的两个陕北人,离开陕北近两年,他们又回到了陕北。

  谢觉哉到瓦窑堡后说:“我在中央苏区时,谢子长同志在西北闹革命,发展成什么样子?还存在不存在?都不知道。到哈达铺宿营,才从报上看到陕北有根据地。”

  陆定一在《榜罗镇》一文中记述:“贾拓夫他是陕北人,告诉了我们谢子长、刘志丹同志过去的情形。”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在没有看到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的报纸前,又是怎么想的呢?白区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红色根据地也几乎全部丧失。至于小根据地,今天还存在,明天就可能失去了;红军和游击队,今天还在战斗,明天不是被打散,就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更加坚定了到陕北去的决心。

  1935年9月18日,对红军和他们的领导者来说,的确值得回味。四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四年后的这一天,北上的中央红军有了明确的目的地——陕北;这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规劝正式举兵南下;这一天,陕北红26军、红27军与鄂豫皖红25军在陕北永坪镇合编为红15军团。

  9月22日,改编的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齐集哈达铺关帝庙大院。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彭德怀司令员坐在大殿前早已摆好的桌子后面。毛泽东开始讲话:“我们现在坐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安安逸逸地开会了,这本身就是个胜利!以前有不少同志问过我,我们走到哪里是个头?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这条长征之路的尽头现在已经看见了,那就是陕北!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一块不小的根据地。从这里到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张国焘看不起我们,他对抗中央,还倒打一耙,反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我们要抗日,他要躲开矛盾,究竟哪个是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怕骂,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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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

  彭德怀宣布了部队改编的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云逸任副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从俄界会议开始的部队改编工作,至此全部完成。

  9月27日傍晚,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周恩来的住处正在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当前形势和战略方针。决定改变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方针,迅速赶往陕北苏区,把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红军长征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改变落脚点。

  胜利在望,行军的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兴高采烈。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对走在身边的红军战士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懂吗!保存下来的是树身和树根。”陕甘支队突破渭河封锁线一路高歌猛进。在萧瑟的秋风里翻越了天高云淡的六盘山,到达鸡鸣三省的陕甘宁交界处的老爷山,山的那边就是陕北根据地吴起镇的地界了。

  在西北,特别是在陕北,凡是叫老爷名称的地方,大都建有关老爷的庙宇。陕北人习惯将三国名将关云长称为关老爷,所以地名也就相沿下来了。这座老爷山上的庙宇算不上宏伟壮观,但殿堂院墙倒也整齐,虽有关老爷的一席之地,但主要供奉的却是佛教开山鼻祖释迦牟尼。

  10月16日爬山的路上,一直为红军的生存,命运而焦虑思谋的张闻天、毛泽东他们比以前显得轻松了许多。他们沿着崎岖山路高高兴兴的攀登着、交谈着。张闻天兴奋地说:“到了老爷山,也等于到了陕北根据地。这鸡鸣三省对于我们好像有缘。”毛泽东回过头:“此话怎讲?”“鸡鸣三省交权,改换错误领导;鸡鸣三省落脚,让我们在这儿扎根。”毛泽东开怀大笑着说:“有意思,有意思,真是巧合。一个水田村,一个老爷山,山水相连啊!”

  太阳落山的时候,这支衣衫不整的部队走进了古庙院子,大殿内神龛、拜台、幡幛、几案、椅凳井然有序,纤尘不染。毛泽东迎着走过来的老住持说:“昨晚,我们的部队在此借宿,打搅之处还望见谅。”“哪里,哪里,红军对庙内一切均加以保护,没有丝毫损坏,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住持说着把张闻天、毛泽东让进禅房。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的庙宇多,州县有大庙宇,乡村有小庙宇。可以说哪里有人居住,哪里就有人们敬神拜佛的庙宇。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中国的佛、道、儒三教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它们能和谐地存在了数千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毛泽东一生有文字记载的就有随母到南岳衡山还愿;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就曾与一老道讨论过三教为什么能和谐存在的问题;到过瓦窑堡附近的万佛岩,佳县的白云山,山西的五台山……

  这一夜也许就要进入根据地的家门了,毛泽东、张闻天睡意顿减,一身轻松地与住持谈经论道。住持被这两位红军长官和蔼可亲、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所折服,便建议他们占卜一下前程。毛泽东先抽出一签,递给住持:

  运行乙未又重新,重兴家业换门庭。

  桃花开放逢春雨,胸中志气满乾坤。

  毛泽东豪放地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我这个云游四海,东奔西跑的人,怕没有这份洪福哩。”张闻天也随手抽出一签递给住持:

  红鸾天喜在初冬,偶配良缘正相逢。

  碧桃树上琴瑟配,定主十月喜重重。

  毛泽东大笑着拍了一下张闻天的肩胛:“思美,等着喝你的喜酒啦!”果然言中了。11月7日,张闻天带领中央机关走进瓦窑堡南门就被安排在二道街田家院居住办公。第三天,也就是农历十月十四日晚,张闻天和刘英住在了一起。直罗战役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的第二天晚上,就动员周恩来,张浩等闹新房。毛泽东嚷着:“思美(张闻天)、刘英不请客、不作数……”张浩也附和道:“就是嘛,不请客就不算结婚……”大家凑了一点钱买来南瓜籽、红枣、老苹果……热闹了一阵子。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则感慨万千“……中央有了新的家,我和刘英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家……”

  带着老爷山的神韵,随着嘹亮的鸡叫声,红军又向铁边城进发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5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章  砍“尾巴”

<标题>=第二章  砍“尾巴”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尽管一年前红军的出征出于无奈,但谁也不能否认长征是军事史上一场伟大的壮举。成吉思汗曾横扫欧亚大陆,堪与红军远征相比美。在过去三百年中,汉尼拔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像一次假日远行;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大军则完全崩溃,而且军心涣散;他们都不能与红军长征相提并论。

  1935年10月19日,也就是农历九月廿二日,寒露过后第十天的中午。陕甘支队穿过黄土裸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据说是为了纪念战国初魏国大将吴起而得名的保安县吴起镇。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西面的一个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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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陕甘边苏区吴起镇全景

  时值收秋季节,大雁南飞,秋风凉爽,一早一晚,温度偏低。这一天,定边县革命委员会保卫队队长白凤清向主席王玉海报告:我们在头道川侦察时听到枪声,中午见到了中央红军,他们询问了刘志丹及当地苏维埃政府的情况,并把陕甘支队政治部的一封信交给了王玉海。他当即决定到政治部驻地彭沟门,看一看情况再说。当南腔北调被双方理解时,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吴起方面要这位县主席明天一早赶来一谈。王玉海等人则连夜通知各区、乡游击队、老百姓送粮捐物,迎接中央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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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边苏区吴起镇,图为该镇旧貌

  这一天,吴起镇周围老百姓见来了这么多衣着破烂,赤脚大片,穿戴不一的队伍。把红军听成“奉军”,这到底是什么队伍?一时迷惑不解。便扶老携幼,钻沟爬山躲藏起来。村庄里只留下生疮害病,腿脚不麻利的老汉、老婆看家守院。

  这一天下午4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被安排住在吴起镇宗湾子关帝庙后边的油房院。

  北方的关帝庙与南方的略有不同,北方叫老爷庙,南方称关圣殿,建筑规模北方也比南方的稍大一点。在这座年久失修,金粉剥落,灰尘积贮的关帝庙里,毛泽东问张闻天:“你说关云长为什么不姓关?”“他不姓关,为什么叫关云长?”张闻天反问。“关云长本不姓关,他杀了人逃到潼关,守门军卒问他姓名,他望着眼前的雄关和蓝天白云,急中生智地回答,姓关名云长。”“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张闻天追问。“在一本笔记小说里看到的。”毛泽东和张闻天边说边笑走进了油房院。安顿好行李,征尘未洗。黄昏7时毛泽东就给彭德怀发电报。

  彭司令员:

  (一)一纵队本日到吴起镇及前后十五里宿营。明(二十日)以准备作战姿势在此休息一天,对来敌筑工事警戒,并派队向来路游击。

  (二)二、三纵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宿营。

  (三)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金汤镇之间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

  (四)明日请彭(德怀)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二、三纵队交叶(剑英)、邓(发)指挥。

  毛

  十九日十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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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委毛泽东

  怀表的分针刚走完一圈,毛泽东又发报。

  彭:

  顷据四大队报,二三纵队已在一纵队来路宿营,为便于与敌作战,二纵队明日移至吴起镇之西北地区之梁家台、朱家梁、郭沟门一带宿营;三纵队则移至吴起镇东北地区之彭家沟门、走马台、刘家坪一带宿营。请来吴起镇。

  毛

  十九日二十时

  彭德怀接连收到毛泽东发来的两封电报,立即回电。

  毛政委:

  (甲)二、三纵队在头道河川口与一纵队交岔(叉),敌骑约一连尾追,与第十大队抗击。

  (乙)二、三纵队于十八时到林青园(蔺青园子)西地域,离吴起镇二十里至三十里之线宿营。

  (丙)敌骑仅以少数经常与我保持接触,其主力相距二、三十里。

  (丁)明(二十日)二、三纵队拟吴起镇超过一纵队到金佛坪,即开始宿营,补充粮食。一纵队明(二十日),在原地休息,并准备伏击少数尾追之骑兵,二十一日,二、三纵队休息一天,一纵队前进,交互休息。如何?望复。

  彭

  十九日二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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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1月,彭德怀去武汉在汉口车站合影左起:周恩来、彭德怀、郭沫若、叶剑英

  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之后,蒋介石慌了手脚,急电马鸿逵:“红军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企图进入陕北会合刘志丹,兹令你部骑兵前往堵截,相机包围,予以歼灭。”盘踞宁夏的军阀马鸿逵不敢怠慢。于是马鸿宾骑兵团,毛炳文第8师和25师,东北军何柱国骑兵第3师和6师就像影子一样若即若离,尾随陕甘支队,残酷杀害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侵害老百姓。

  夜已经很深了,可油房院窑洞里的灯火却彻夜通明。红军干部出出进进,一场大的战斗开始策划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围绕把“尾巴”砍掉,还是带进苏区?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进入陕北苏区,给苏区人民带来胜利呢,还是带来害?讨论来,讨论去,大家还是认为只能带进胜利,决不能带进害。

  20日一大清早,王玉海就急着往吴起赶,半路上碰到自称中央保卫局的名叫周兴的红军来找他。周兴说:“毛泽东找你谈话,这是秘密的,不能给别人讲。”王玉海由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和贾拓夫带进窑洞,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问他陕北红军、游击队、地方政权及山形地貌情况,贾拓夫从中翻译。王玉海说:“红25军到陕北一个月了,刘志丹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大都被关押、杀害。”周恩来问:“关押在哪里?”王玉海回答:“听说在瓦窑堡。”毛泽东说:“你是县主席,想办法准备一些粮食,并把游击队、赤卫军带来做向导,行吗?”这时院里进来很多红军,王玉海就告辞完成他的任务去了。

  彭德怀赶到油房院时,纵队指挥员们也陆续赶来。院子墙上挂着吴起附近的地形草图。讨论中,一部分人认为:红军长途行军很疲劳,对情况又不熟悉,打这仗没有把握。等把敌人引进苏区,了解情况之后再打。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则认为:我疲劳,敌亦疲劳,这一带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何况我们已有了打骑兵的经验。我们已经到了陕北苏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进家门总得有个见面礼吧,赤手空拳回家,又把敌人带进去,主人会高兴吗?毛泽东大手一挥,坚决把“尾巴”砍掉,这一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要打好!决不把敌人带进苏区来。彭德怀横刀立马,带领纵队指挥员上山勘察地形,部署兵力,大战就要开始了。

  保安县游击队队长张明科也来到油房院,贾拓夫又当起了“翻译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问罢游击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后。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在吴起以西打一仗,把追随的马家骑兵消灭掉,把一部打回去,它就再不敢来了。你们游击队战士熟悉地形,让他们给主力红军带路,一来学习打仗方法,二来多拿枪回来武装自己和赤卫队,行嘛?”张明科高兴地回答:“行,行!”张闻天拍了拍坐在身边的那位同志说:“这是我们的民运部长,帮助你们在吴起镇开个群众大会,把我们占领的这条川的群众组织起来,成立苏维埃政府好么?”张明科立即回答:“好,好得很!”毛泽东又问:“刘志丹同志现在哪里活动?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这位给刘志丹家当过长工的红军游击队长一时紧张起来,不敢说实话。在毛泽东的反复追问下他才说:“刘志丹被关押了”。毛泽东站起来:“为什么?什么时间关押的?”张明科回答:“最近关押的,为什么关押我不知道。”周恩来问:“现押在什么地方?”张明科说:“是在瓦窑堡。”瓦窑堡是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的所在地,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距吴起镇500多里路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感觉到事关重大,应速派人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要关押他们?毛泽东回过头问张明科:“谁能知道详细情况?”“只有红26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张明科回答。周恩来问:“他在哪里?能找来吗?”张明科说:“能找来,但得两三天。”周恩来又说:“你派人骑马快去找来好吗?”张明科回答“行!”离开油房院,张明科立即派一中队指导员雷海清带一名战士去找龚逢春。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坐在一起。毛泽东说:“完成一年的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目前行动的方针和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并不轻松,南面有东北军,西北军,西面有甩不掉的影子骑兵军,东面有阎锡山的晋军,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的杂牌军。根据地又比较贫穷,群众生活十分艰苦。刘志丹等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又被关押在瓦窑堡……”张闻天接着说:“就要和陕北红军见面了,一定要教育好干部和战士,尊重陕北红军,尊重陕北人民。不能以老大自居,伤害感情。防止我们和张国焘见面的悲剧重演”。王稼祥三句不离本行:“我看以政治部发布个命令,要各部队尊重地方政府,渡过经济困难的难关……”周恩来又说:“这一两天先由贾拓夫、刘向三带一电台随游击队顺洛河川南下,到下寺湾一带寻找陕北红军,并与瓦窑堡联系……”毛泽东接过话头:“对!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等候中央处理。吴起一战结束,主力迅速南下与陕北红军会师。在严冬到来之前粉碎敌人的‘围剿’,给东北军迎头一击。”

  20日黄昏,各纵队按照彭德怀司令员的具体部署,由游击队带路,分别埋伏于前线阵地。21日天还未亮,毛泽东就登上平台山(现改为胜利山)前沿指挥所,他和彭德怀通过电话反复告诫指挥员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对警卫员陈昌奉说:“我要休息一会,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等枪声稀疏下来再叫醒我。”

  早晨7时许,战斗打响。三纵队首先在二道川塔儿湾与敌接火,猛烈的攻击,迫使敌35师一团残部向大峁梁山上逃去,被埋伏在那里的一纵队迎头痛击,余敌向沙坬方向溃逃。头道川之敌骑主力36师,发觉其右翼遭伏击,不敢贸然前进。埋伏在扬城子一带的二纵队乘机发起攻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丢盔弃甲,调头逃命,红军乘胜追击40余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敌骑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700余匹和许多枪支弹药。毛泽东、彭德怀巡视战场时风趣的说:“步兵追骑兵,这是个创举啊!”

  大路上站满了红色、黑色、白色的马匹,马背上驮着一捆捆枪支、弹药箱;一群群俘虏在红军战士的押解下走了过来。看热闹的老百姓夸赞:“红军跑了这么多路,不休息,就打了个大胜仗。”红军战士则说:“在大门外把‘尾巴’砍掉,进了门就干净利索了。”

  吴起一战,不但鼓舞了长征将士,而且鼓舞了根据地的干部群众,毛泽东的心情更是愉快:彭德怀这位临危不惧,心底无私的将军,从长征开始就殿后;张国焘翻脸之时,就是他挺身而出使中央脱离了危险区;为了北上抗日,他又主动提出把三军团编入一军团;今天的这场大战……想到这里。毛泽东挥毫写下了: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回来看到桌子上毛泽东赞扬自己的诗句,当即拿起笔把最后一句“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放回了原处: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

  虽然只有英勇红军四个字的改动,但却反映了彭德怀的坦荡无私,不把胜利之功归于己有的宽阔胸怀。国有大难可用谁,彭德怀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在危难之时站出来,为党为国分忧……

  当天下午,各纵队分别召开庆功大会,老百姓也纷纷赶来参加。红军宣传队唱着自编的歌曲:

  ……

  九月里来刮秋风,红军来到分水岭。

  为了救国救人民,打了步兵打骑兵。

  ……

  就在这天下午,徐特立和随从人员往吴起镇运粮,走到后街头,忽听河里有人喊叫。原来是杨木匠的母亲领着小孙女往回走,过河时不小心掉进河水里。徐特立看到后,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拉出祖孙二人。在场围观的群众七手八脚地抱来柴火燃着,给徐特立烘烤衣服。徐特立却说:“没关系,我正想洗个冷水澡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无不称赞这位58岁的老红军。

  21日下午4时,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报告战斗经过。

  彭、毛:

  敌骑共约二千余匹,主力向吴起镇以北迂回,一部在二道川之唐儿湾、刘家亭子一带。一纵队本日十时在唐儿湾与敌接触(接触前只知敌在吴起镇附近,不知唐儿湾有敌),敌当即向二道沟(川)与头道沟(川)之山逃去,头道沟(川)以北,吴起镇西北敌骑之主力,亦迅向吴起镇以西逃窜。本日战斗经过甚短,伤亡缴获均甚少。据拾获敌符号,敌为三十五师骑兵团。敌兵力究其有若干,各部队番号如何,均尚未弄清,且未见步兵及后续部队,此刻尚有少数与我追击队在芋排台对峙中。本晚宿营地:一大队芋排坪,四大队杨城子,五大队瓦房湾,十三大队沙石河湾,二大队及司令部在唐儿湾。

  林、聂

  二十一日十六时

  晚上8时,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部署结束战斗后各纵队的工作。

  一、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全部击溃,缴获正在清查中。

  二、敌毛炳文军主力尚在二十里铺,洪德城之线及其东地区,距我约三、四日行程,但其先遣兵力步骑各一团则距我较近。×镇、铁角(边)城到有奉(东北)军一部。

  三、我军坚决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及求待整理之目的。明二十二日:

  甲、一纵队移至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宿营,派队向西川上游侦察。

  乙、二纵队在杨城子及吴起镇原地休息,派队向头道川上游侦察。

  丙、三纵队在宁邑(塞)川原地休息。

  丁、支队直属队在吴起镇。

  五、准备二十三日再休息一天。

  六、加紧筹足三天粮食。

  七、加紧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训令。

  彭、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22日凌晨,龚逢春赶到吴起镇,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

  离开吴起镇时,龚逢春向张明科交代:“红军走时要派共产党员带路,给中央带路的要派分队长,至少派两个人去。”

  为防止敌人飞机的骚扰,22日天一大亮陕甘支队干部大会,就在吴起镇杨青川口高洼村的打谷场上召开了。当地游击队80余人应邀参加会议。司令员彭德怀首先讲话:“昨天,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是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团结战斗得来的。从19日到现在,区、乡干部和游击队分别到村户,发动群众支援红军。两三天时间,吴起周围三个乡共送给我们小米、荞面28000斤,黑猪50头,羊270余只;还有老百姓省吃俭用省下的蔬菜、鸡蛋等。老百姓送粮送菜,我们虽然付了钱,但是,应该知道饿肚子的时候,钱是当不成饭吃的。陕北老乡厚道啊!因此,我们一定要尊重陕北红军、当地政府和人民,不要以为我们是中央红军老大哥,就看不起小弟弟……”毛泽东接着讲道:“蒋介石已在西安设立了‘剿匪’总指挥部,张学良的东北军已深入陕北根据地。陕北红军在劳山、榆林桥歼灭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但东北军仍在根据地南面,随时都有进攻根据地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南下会合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行军终于找到了家,要教育每一个战士尊重主人,防止我们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会后,中央随二纵队沿洛河川南下,一纵队、三纵队分批随后跟进。

  林彪、聂荣臻发电报给左权参谋长:

  一、我军决以战备姿势,以吴起镇为中心,分驻进行整理训练,征集资材,发动群众。

  二、本纵队部署如下:

  1.第一大队副卫兵连担任消灭三道川口之堡垒民团。

  2.第二大队、第四大队及纵队直属队,分驻三道川间,完成川侦察惊(警)戒。

  3.第五大队、第十三大队仍驻二道川,由十三大队担任向头道川上游侦察惊(警)戒。

  4.侦察连驻头道川之林集(青)园惊(警)戒。

  林、聂

  二十二日

  陕北除过无定河以外,就数洛河大了。它发源于吴起境内,流经保安、甘泉、富县、洛川、黄陵、白水等地汇入黄河。从吴起到甘泉这一段,当地老百姓称为洛河川。

  1935年10月21日下午,贾拓夫、刘向三带领一支游击队,顺洛河川前往陕甘晋省委下属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下寺湾。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6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三章  下寺湾分兵

<标题>=第三章  下寺湾分兵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5年10月22日,古历9月26日下午,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秦邦宪)从吴起杨青川口出发,披着一身硝烟向下寺湾前进。没有了“尾巴”,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特别是在苏区内行军,更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和红军战士感动不已。吴起距下寺湾近400里的洛河川大一点的村镇,都设立了迎接中央红军的接待站。县、区、乡干部、赤卫队宣传动员群众,拿出真心热忱地欢迎远道而来的亲人。平时冷清的洛河川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老百姓赶着猪、羊,背着粮食送往指定的地方。每相隔10多里的大路旁,就有群众烧开水,熬米汤,筐子里堆放着陕北人招待客人,逢年过节才摆上桌的黄米馍、油馍馍、黄煎……每一队红军路过时,只喝水,不吃群众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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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博古(秦邦宪)、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延安

  10月23日,陕甘支队政治部发布《关于尊重地方政府,禁止杀食耕畜和焚毁农具的命令》:

  本地已是苏区,已有苏维埃政府与群众团体,本地居民的阶级成份,政府已经确定;同时,本地牛力与驴子对于生产十分重要。因此,本部特决定:

  一、打土豪要经过纵队政治部批准,要经过当地政府与群众组织的同意,并由他们派人同去没收。否则严禁打土豪。

  二、地方政府对于某人的阶级成份已确定了的,不论是否错误,我们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意见,不得任意改变。

  三、禁止杀牛和驴子,禁止焚毁农具。土豪的牛、驴子和农具要分给农民,首先是红军家属。

  上列三项着各级的政治机关严格通知各部首长与给养人员遵照执行。

  此令。

  支队政治部

  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杨尚昆

  这一道命令,有很强的政治原则,体现了成熟的政治家们的远见卓识和政治艺术,也体现了对本来就很穷困的人民的爱护。所以很快就得到陕北各级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拥护。

  先行一步的贾拓夫、刘向三不几天就赶到了下寺湾。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由瓦窑堡南下到红15军团司令部驻地富县佐道铺,就“肃反”问题与徐海东、程子华交换意见。他们看到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的“布告”后,商定由程子华、郭洪涛前去迎接,并给瓦窑堡省委、军委发电报报告,应立即派西北军委后勤部部长白如冰去保安县,为中央红军筹集给养。

  郭洪涛、程子华赶到下寺湾就和贾拓夫、刘向三见了面,详细交谈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以及“肃反”的具体情况。吴起所了解到的情况在这里得到进一步证实。贾拓夫、刘向三决定立即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消息传出,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这一年,天气转冷比往年早了些时候,雪也比往年来的早。老天这样安排,仿佛故意考验这支走了一年,且衣衫破烂,难以遮体的部队。在向下寺湾行军的路上,就碰到了1935年下的第一场大雪。老百姓也感觉奇怪,不到10月就下雪,这在陕北是很少有的。

  1935年10月28日,古历10月初四,党中央率直属队到达位于洛河中段的下寺湾。陕甘边政府组织附近群众和列宁小学师生,到村外排成两行,夹道欢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郭洪涛、李景林的引导下,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不时向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踏着积雪走过来的红军很栖惶【栖惶为陕北方言,即很可怜。】,穿得衣服乱七八糟,有头戴烂毡帽,有穿灰色服装的,有穿缴获国民党军服的,有穿半截裤的。大部分穿麻鞋,有的连烂草鞋也没有,脚冻肿、冻烂。老百姓看了大都掉下了同情的泪水,当场就有人脱下衣服、脱下鞋子往红军手里塞,你推我给,场面十分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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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率红军第25军到达陕南时留影

  下寺湾在洛河川也算得上是个大镇子。洛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把小镇抛在河北面冲积的川台地上。一条并不十分笔直的小街道两旁有杂货铺,也有小客店,砖瓦房很少但都临街而建,大都是石窑洞。下着的雪被众人踩过后街道有点泥泞不堪。镇子西头有座老爷庙,前院窑洞后院殿,规模也比较大,庙前有一块可容纳数千人的广场,南头建有装饰精美的戏楼。每年5月13日是关云长老爷磨刀的日子,因此,这一天也就成了老爷庙的庙会,唱大戏、赶庙会时久成俗。天旱时,老百姓就盼这一天,因为,关老爷撩水磨刀就下雨,如果这一天不下雨,老百姓就会说今年关老爷没撩水干磨刀。

  深秋的陕北一早一晚很寒冷,所以,昼夜气温相差比较大。党中央直属队分住在下寺湾及附近村庄,列宁小学也住满了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被安排住在镇中心白云德家。毛泽东住在前院,开始了他每到一地就调查研究的工作。他常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下寺湾乡乡长田有福正忙前忙后为红军安排住处,一位红军战士找他去见毛泽东。手握着手坐下后,毛泽东问:“这方圆有多少恶霸、土豪、劣绅?”田乡长答:“没有多少。”毛泽东问:“刘志丹在这里损害老百姓没有?”田乡长答:“他破坏了几个寨子,也没别的。”当毛泽东问到红25军的情况时,这位没见过大世面的村长,因害怕红25军,就没敢说真话,只回答:“平平常常。”

  10月29日上午,陕甘边党政机关在戏楼召开军民大会。会议由李景林主持:“首先欢迎毛委员讲话。”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道:“同志们,我们是江西瑞金长征来的工农红军。……你们在陕北打倒了许多土豪。现在还有两个大土豪欺负我们,要打倒。一个是国内的蒋介石,压迫四亿五千万人民,把蒋介石打倒,老百姓方能翻身;一个是国际大土豪日本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解放。……我们要多打几个胜仗,来报答你们和广大群众对我们的热烈欢迎。”

  彭德怀双手叉腰,高喉咙大嗓门地讲道:“长征以来,我们做梦也想找到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点了。我们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一直苦恼我们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吴起镇打了一仗,打垮消灭了敌骑,让它暂时不敢来侵犯。这算是我们送给陕北人民的见面礼吧!我们回到家,就要和陕北红军会师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已经纠集了10多万兵力,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企图趁我立足未稳之时,将我们赶进沙漠、赶进黄河。我们要会合英勇的红26、27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保卫扩大陕北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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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

  会上,陕甘支队政治部宣布了《给陕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和《陕甘支队告红25、26、27军全体指战员书》:

  告诉全白区工农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军阀井岳秀、高培五(桂滋)、马鸿宾和陕北的地主豪绅,用尽一切苛捐杂税、重租高利贷剥削你们,压迫你们,使你们受穷受苦,受冷受饿,成年间得不到好日子。现在,陕北有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广大的苏区,到处发展游击运动,苏区里面,打倒了地主豪绅国民党统治。工农群众分了地主豪绅的田地房子,不交租、不还债,不出款子,群众过的日子比以前好的多了。这就证明,只有苏维埃红军才是解放工农穷人的唯一出路。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我们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经过了二万多里的长途远征,打败了十一省国民党军阀的阻拦与进攻,才来到陕北地区与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为了解放你们及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而斗争!

  亲爱的弟兄们!现在是你们翻身出头的日子到来了。我们来了,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也来了。我们同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起来,红军的力量就大了。不要畏惧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地主豪绅的进攻。有了几个主力红军的会合,有数十县发展着的赤色游击队,有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觉悟与坚决斗争,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苏区工农劳苦弟兄们!战斗的动员起来,团结在苏维埃和红军的周围,拿起枪炮和刀矛,坚决肃清苏区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积极进攻外面来的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为保卫和发展苏区而斗争!

  邻近苏区与游击区域的群众们!建立红色的工会、农会、游击队、革命委员会。不交租,不出款,团结起来打白军,打土豪、打差人。是行不见白军面,不卖米柴给白军,报告白军消息给红军。努力发展游击战争,同红军配合起来消灭敌人。

  白区工农兵士学生们,起来罢工、罢课、抗租、抗债、抗款,举行革命兵变,发动游击战争。用你们的斗争,反对国民党军阀对苏区和红军的进攻。记着——只有苏维埃红军的胜利,才能解除你们的痛苦!我们一致高呼: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制

  陕甘边区特委会 翻印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十一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弟兄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的完成了党所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日听到二十六、(二十七)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应为永坪)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堡,消灭白军和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要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这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此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本家的反动统治,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就在前面!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这一给一告书,言简意赅,内涵丰富,通俗易懂,足以说明以张闻天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和以彭德怀、毛泽东为首的陕甘支队,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不但成熟老练,而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给一告书,争取到了党心、军心、民心,使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合编、合心、合力,一气呵成。

  调查了解之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很快构思并勾画出了工作思路图:

  党中央目前的任务——保卫与扩大陕北根据地。

  工作策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

  具体分工——兵分两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负责军事,率部南下与正在和敌人作战的红15军团会合,解决根据地的军事之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负责政治、率领中央机关和非战斗机构赶赴瓦窑堡安营扎寨,解决“肃反”问题。

  坐在下寺湾窑洞里研究讨论工作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没有忘记在草地上翻脸的张国焘。就在他们即将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10月5日,张国焘竟然在卓木碉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党中央”并自封为“书记”,而且形成了决议,发布了宣言。认为中央已“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职务,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在考虑组织机构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不是像张国焘那样毫无斗争策略而鲁莽行动,将事情做到没有回旋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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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洪涛: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

  11月2日,贾拓夫领着郭洪涛去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郭洪涛详细汇报了陕北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创建过程的情况,同时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主要情况:“肃反”是错误的,是逼供信搞出来的。后方(瓦窑堡)已停止了审讯,捕人,前方也停止了捕人,但被捕的人关了禁闭,还没有释放。

  郭洪涛汇报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对陕北苏区和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肃反”是错误的,要立即释放刘志丹等同志。

  下午,周恩来、李维汉找郭洪涛谈话。周恩来说:“中央考虑撤销陕北的中央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重新恢复和组建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准备要你担任陕甘省委书记。”

  郭洪涛说明: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是先后在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和陕甘边党组织领导下创建的。那里的游击区很大,地广人稀,我对那里的情况不熟悉。陕北苏区和红27军,在谢子长同志和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创建的。这里人口较多,约有40多万人,党员2万多名,红27军和地方武装共8000余人。我长期在陕北苏区工作,对那里的山山水水,干部群众都比较熟悉,还是在陕北工作比较合适。

  周恩来认为郭洪涛说得有道理,并说:“等向中央反映后,可重新考虑。”第二天一早,周恩来找郭洪涛说:“中央决定同意让你担任陕北省委书记,并决定派钟赤兵,贾拓夫同志协助你的工作。钟赤兵同志是中央红军的师政委,长征途中攻打娄山关战斗中,亲临前线,被敌人的炮火把腿打断了。组织上要他留地方休养,但他坚决不同意,要求继续和同志们一起长征,是个坚强勇敢的好同志。至于贾拓夫同志,你可能认识,是你的老乡,希望你们一道把工作搞好。”郭洪涛当即表示:“一定不辜负党中央的期望,加强团结,把陕北的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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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中将、独腿虎将钟赤兵

  1935年11月3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郭洪涛又一次汇报了“肃反”情况,中央决定派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先行一步去瓦窑堡接替戴季英任西北保卫局长,审查处理“肃反”问题。行前毛泽东一再告诫:“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名义,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下辖第15军团,由陕北红军和红25军改成。在组织方面毛泽东建议:现在暂用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较为适当,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以后,再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名义。

  会议确定:在党的工作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后方军事工作,如扩充红军、动员粮食,由组织局负责。成立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任。撤销西北工委和陕甘晋省委,恢复陕北省委,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撤销原西北军委,成立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程子华、徐海东、郭洪涛、聂洪钧为军委委员。这样决定给日后处理张国焘问题,留下了进退有余的余地。下午,王首道、郭洪涛、贾拓夫动身先行回瓦窑堡,安排迎接中央的到来。

  11月4日,中央兵分两路:

  一路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率领中央机关,从下寺湾出发,直接去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安家,策划下一步的方针和策略。

  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军总部机关和陆续赶来的战斗部队,过洛河南下富县与红15军团会合,共同迎击粉碎敌人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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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丹扇鼓源于陕北巫滩艺术,又名神鼓。其凝重、拙朴、古雅、奇特,充满神圣感与

  祥和美,在中国民间舞中独树一帜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7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四章  直罗奠基

<标题>=第四章  直罗奠基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央红军的北上,国民党当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西北。1935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部署在陕北根据地周围的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有井岳秀、高桂滋部,还有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兵力达10余万人。9月中旬以后,红15军团在甘泉劳山、富县榆林桥歼敌一师一团,虽给东北军以迎头痛击。但东北军在蒋介石的威胁下,重新组织兵力,一步一步向陕北根据地逼来,企图趁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时,合围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

  初冬季节的陕北高原已经雪花飘飘了,这一年的初冬出奇的严寒。红一军团大多数指战员却无御寒的冬衣,只裹着破羊皮、破麻袋之类能抵挡寒风的东西。在透骨钻心的寒冷中,先后有千余人次送战地医院治疗。战士们靠旺盛的士气,原地蹦跳来抵抗刺骨的寒冷。指战员们寄希望于打一个胜仗来解决棉衣等军需、给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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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与彭德怀在陕北

  1935年11月5日上午,纷纷扬扬的雪花飞个不停,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总部机关到达甘泉县南象鼻子湾,身上的雪花还没有拍去,就通知林彪、聂荣臻等一军团领导前来参加会议。确定了打直罗战役的决心,开始研究制定战役计划。

  这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马不停蹄地赶到红15军团司令部驻地甘泉县道佐铺。窑工出身的虎将红25军军长兼红15军团军团长的徐海东,接到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来的信,立即离开富县张村驿前线,快马加鞭地往回奔。135里路程,中间还有两座山,3个钟头就赶回了司令部。浑身冒汗,头上冒着热气的徐海东看着4个穿灰色棉衣的人,哪一位是毛泽东?不认识。程子华向他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的说:“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一双双描绘中国革命蓝图、拨弄战斗硝烟的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他们的谈话也简单明了,没有多余的客套。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询问了部队的情况,也问了战士们吃的穿的,徐海东、程子华都一一作了回答。彭德怀拿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旧地图铺在桌上,大家围拢过来。毛泽东问:“陕北的第三次反‘围剿’怎样了?”徐海东把敌人的情况作了扼要的报告。毛泽东看着地图又问:“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徐海东说完想法后,毛泽东接着说:“好吧,先按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咱们再共同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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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这几位叱咤风云,使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出高价买其头颅的红军指挥员,端着盛满小米干饭的粗瓷老碗,一边吃一边交谈。毛泽东问徐海东:“你现在有多少钱?是否可以借一些,解决一军团的冬装问题。”徐海东急忙喊来供给部管钱的同志问:“咱现在兜里有多少钱?”回答:“手头只有7000块现洋。”徐海东朝着程子华说:“我看咱拿出5000大洋,以解决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毛泽东笑着说:“说借就是借,等有了钱再还你们吧。”他顺手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下了传为佳话的“借条。”

  毛泽东拍着徐海东的肩膀说:“给你一部电台带着。”“我不会用它,”徐海东用手搔着光头说。“不要你自己动手,需要联系,你向电台工作的同志说,他们会使用它,”毛泽东大笑着说。

  当晚,因前方战事紧急,徐海东便告辞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急急忙忙往回赶。11月6日下午8时,毛泽东、彭德怀给徐海东发去电报。

  海东:

  一、百十七师已到鄜县,董英斌尚未动。

  二、请注意下列三事:

  甲、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

  乙、指示游击队之两个连进驻直罗镇时对黑水寺游击。

  丙、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情况,葫芦河能否徒涉电告。

  三、我们及二十五军明日在原地不动。

  彭、毛

  六日二十时

  当译电员把电报送到徐海东手里时,他那张有着酒窝的“娃娃脸”上眉开眼笑:“这铁屹<img src="816600010001.gif"/>真管用,比通信员来的都快……”在“打胜仗迎接中央红军”、“打下张村驿,去见毛主席”的口号声中,红15军团于11月7日至8日,一鼓作气攻下了张村驿,打开了东村,扫清了附近的两个小据点。

  长满毛头柳树的象鼻子湾河滩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召开军委直属队和全军干部大会。毛泽东站在雪地上讲话:“同志们,辛苦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发展的转折点。长征中掉队落伍的不少,可是万里遍撒革命种,斗种定收千斤粮。我军现有人数是较少了,长征那样的困难都统统克服了,目前的一些暂时困难是容易解决的,今后我们要造成伟大的革命局面,要联合一切抗日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起来抗战……因此,一切悲观情绪都是要不得的……长征胜利结束了,我们的新任务开始了。现在我们就要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毛泽东一再叮嘱大家,一定要同红15军团的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搞好团结,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到了陕北根据地要自觉遵守纪律,爱护陕北人民的一草一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象鼻子湾会议之后,一度消沉的士气高涨起来了。有人曾写过这样一首打油诗:

  大雪纷飞北国天,同志身上没点棉。

  精神抖擞不怕冷,说要战胜大自然。

  行军的路上,宿营的地方歌声此起彼伏:

  陕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汤;

  山药蛋、黄米饭,吃了甜又香;

  军民团结打老蒋,消灭反动国民党。

  11月9日晚8时,毛泽东、彭德怀分别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发出电报,通报敌情,部署工作。

  林、聂、徐、程:

  一、探悉:董英斌令其(一○六)十日以前进击黑水寺、龙益湾、王家角、张家湾之线,筑碉以掩护尔该军东进,并将占领该线南北地区,说该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击直罗镇。

  二、明十日部署:

  甲、一军团在原地不动。

  乙、子华率七十一师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之间荫蔽集结。

  丙、海东指挥张村驿、羊泉镇地区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湫)原一带残匪,这一任务对于今后作战甚为重要。

  丁、海东速令独立营发动直罗镇、黑水寺一带及其附近地区群众坚壁清野,将粮食、锅头搬尽,并令骑兵连向太白镇侦察。

  戊、我们在原地不动。

  彭、毛

  九日二十时

  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1军团来到富县东村一带和红15军团会师,南北两支红军走到了一起。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按照下寺湾会议决定,正式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红15军团。林彪任红一军团司令员,聂荣臻任政委、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红15军团领导当时没有变更。全军约13000人,红15军团约8000人,红一军团约5000人。

  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后来回忆:“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共约四至五千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提到:“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进,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沿途遭敌截击,损失惨重,到达陕北瓦窑堡附近,所剩下的人数拟已不到四千人了。”在注释中,张国焘又这样说:“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拟较接近事实。”

  **TH8166000100500001**

  蒋介石

  洋顾问李德后来提供的史料说:“两军合编后,陕北红军实有兵力约为15000至16000人。其中红一军团约5000至6000人;红15军团约7000至8000人,加上陕北地方部队和独立部队4000至5000人。”

  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的会师,引起蒋介石的哀叹:“我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天不亡毛,非人力之所及也。”他当然不会甘心,于是乎,纠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马家军和自己的嫡系中央军,从四面八方把陕北根据地包围的可谓水泄不通,但是不要忘记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条古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就是瞅准了东北军这根出头的椽子。他们要用利斧剁掉其一截。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像一条黄色的带子铺在镇子的中间,向东南飘逸而去。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但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完好。镇北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又平静的小河。镇子上下川道里是平坦而肥沃的粮田。抗日战争爆发后,陕北的环境相对安稳,留在后方的南方干部就指导这里的农民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并获得了成功。后来又在延安的南泥湾、榆林的鱼河堡一带开辟稻田,耕作水稻,自古以来陕北不出产稻米的历史得以改写。

  11月13日下午6时,毛泽东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发出电报并致彭德怀、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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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红军第1军团和第15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在陕西省淳化县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林、聂、徐、陈(程)并致彭、周:

  甲、敌情短期内不致有变化,各部照现在位置进行工作,在此期内不发每日行动电令。

  乙、拟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函朱理治来参加,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

  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

  二、军事政治教育。

  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

  四、地方工作计划。

  五、筹粮计划。

  六、筹款计划。

  11月18日,红1军团,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齐集张村驿的东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出席会议。决定在直罗镇歼敌一部,宣布了歼敌计划。周恩来要求各级指挥员:“一要充分做好战前动员工作,使全体指战员认识:必须打好这一仗,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和抗日救国基地放在大西北,献一份重礼;二要搞好伪装,做好隐蔽,以逸待劳,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三要严密组织指挥,急取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会后,彭德怀带领参会人员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看地形,研究具体的部署。几十架望远镜从左到右,从东到西,细心地观察道路、山头、村庄和河流。疏忽或漏掉一个小山头,一棵小树,一条小沟,一家独立的房屋,说不定在战斗中就会增加困难。边走边观察,边观察边研究,从这个山头转到那个山头,大家议论:“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结论得出来了:把敌人放进直罗镇,再消灭他。

  当晚,红15军团一个营的战士连夜拆毁古寨。为了打好这一仗,各军团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

  红15军团的战斗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党中央!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战前动员会上讲道:这一仗是我们同陕北红军会合后的首次作战,非打好不可!不然的话,我们对不起陕北苏区劳苦大众。要打出个新局面,给张国焘看看,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

  一方面军领导也分了工,司令同彭德怀随15军团行动,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随一军团行动,毛泽东、王稼祥、叶剑英留守总部机关协调两个军团的行动。

  大战在即,毛泽东则反复告诫指挥员们:“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要击溃战!”

  11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彭德怀给林彪、聂荣臻发电报指示。

  林、聂:

  甲、方面军明二十一日消灭在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到两师之任务。

  乙、一军团于明日四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之,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附近,钳制敌后续队,于敌溃退时,截击之。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

  丙、十五军团由蔡(药)铺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彭、毛

  二十日十时

  这天下午,在红军小部队节节抗击下,敌人109师3个团,111师1个团进了直罗镇。晚上总部下达命令: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急行军,拂晓前到达指定地域,包围直罗镇。晚上9时,林彪、聂荣臻向彭德怀、毛泽东发电报请求协调行动。

  彭、毛:

  我们拟明晨拂晓,以主力向北山寺攻击,望令十五军团照原定计划亦于拂晓向直罗镇攻击。

  林、聂

  二十日二十一时

  21日,太阳还没有冒出山头,两只铁拳就从直罗镇南北各个山头砸了下去。敌109师被夹在两山之中的一条川道里。南面枪响敌向北撤,北面枪响敌又向南反扑。山谷里川道上到处是枪声、喊杀声和敌人的哀嚎声。上午8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发报,通报战斗情况。

  彭:

  一、据俘虏称:昨到直罗一带的是109师三个团及106师一个团,两团在河北,两团在河南。

  二、我一军团正在与河北之敌激战中。

  三、我在吴家台台端高地。

  四、望与十七分队联络,即告你们情况。

  毛

  二十一日八时

  战斗进行到中午,红军占领直罗镇,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逃到镇东小寨负隅顽抗。周恩来赶到攻寨前沿阵地指示:“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牛元峰蹲在寨子里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请求董英斌前来救援。他哪里知道,董英斌的106师被打阻击的红军击溃,并在黑水寺歼其一团。晚上牛元峰待援无望率残部突围向西逃跑,被红军追到镇西25里的卧牛湾击毙。战后,当地老百姓议论:红军真神了,偏偏就让牛元峰向卧牛湾跑。这残“牛”卧下来能站起来?行军打仗也要图个吉利的地名……

  周恩来从前沿阵地打电话给毛泽东:“敌人已全部被歼灭!‘牛’也被抓住了!”毛泽东高兴得说:“啊!‘牛’抓住了!‘牛’抓住了!打得好啊!”没等毛泽东放下耳机,炊事员前来送饭,一听说抓住了牛,大声说:“好啊!给我们杀了做菜。”毛泽东对他挥了挥手,风趣地说:“不,这头‘牛’是不能给你们杀的!他是东北军的牛元峰师长。”

  直罗之战,俘敌5300多名,打死、打伤敌人1000多名,缴获枪支5300多枝,轻机枪170多挺,迫击炮8门,两架无线电台,子弹22万余发。“运输队长”送来的物资,大大改善了红军的装备。直罗之战,也使这根出头的椽子缩了回去,西面的退到甘肃合水县,东面的退回了富县城。

  11月21日晚上8时,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向已到瓦窑堡的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及中央其他同志,致电报告直罗战役胜利的消息。

  洛甫(张闻天)及中央各同志:

  捷报敌一○九师及一一一师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方面军本二十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九师之两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未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在清查中。其余两团困守土寨已为我十五军团包围,决乘夜消灭之。董英斌率两团增援,现在我阵地附近,亦决于明日继续攻击该敌。

  毛、彭、周、林、聂、徐、程

  二十一日二十时

  战后,红军部队移驻羊泉原一带,举行祝捷大会。红1军团与红15军团互派参观访问团,共同联欢,取长补短。11月30日,在富县东村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直罗战役同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直罗战役胜利的意义:

  一、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后,敌主力企图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镇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

  二、我们胜利的原因:

  1.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2.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3.战斗准备的充足;

  4.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①两个军团更加团结;②抓住战略枢纽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③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④努力做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

  三、这次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

  这次胜利,最后的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

  四、这次胜利的影响:

  1.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得到进一步的团结……

  2.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

  3.巩固了苏区……群众人人高兴,拥护红军……

  4.允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

  5.日本帝国主义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我们的胜利告诉:“同胞们不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

  6.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

  7.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8.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毛泽东还讲了陕北肃反错误,刘志丹和大批被捕的同志已经释放,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工作……会场里,陕北籍红军干部、战士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会议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叶剑英安排部署好了南线工作后,率红军主力北上围攻甘泉县城。到达甘泉王家坪总部小住。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8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五章  瓦窑堡

<标题>=第五章  瓦窑堡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党中央从1934年10月离开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红色首都——瑞金,到1935年11月初,总书记张闻天率中央机关进驻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建立了党在农村的第二个红色首都——瓦窑堡。这里是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转危为安的落脚点;这里是中国革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起点;这里是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率红军东征抗日的出发点。一时间,这座古老的城镇成为万众瞩目的中国革命的决策和指挥中心。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瓦瑶堡,在陕西安定县东三十里,元初建,依山为堡。”《安定县志·雍正本》亦载:“瓦窑堡在县东三十里,元初建,因山为堡,地当三川口,贸易者众,山西及韩城人尤多,集期三、八日”。瑶、窑读音相近,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展示了一个美好的传说;后者则是货真价实、地地道道以砖瓦建筑的窑洞众多而驰名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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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旧堡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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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龙公城城墙

  相传瓦窑堡西门外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位名叫大山的小伙子。他勤劳朴实,农忙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种庄稼;农闲时他挖煤、制土坯烧砖瓦。仗义疏财、怜贫扶弱的大山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无闻地独身忙活着。一天西王母的小女儿不甘瑶池的寂寞,偷偷来到龙虎山,人间鸡犬相闻,物产丰富,草木繁茂,社会和谐的美景,以及大山的美德,感动了这位思凡的仙女,便与大山结为夫妻。龙虎山虽无瑶池的富丽堂皇,但人间烟火也使她流连忘返。西王母探知女儿与大山恩恩爱爱生活在一起时,恼羞成怒。门不当户不对,仙家女儿哪有为受苦的小子拆洗缝补而受累的道理呢?于是派神将把女儿寻回天庭。一天晴朗的天空突然黑云洞天,雷鸣电闪,神将拉着大山的爱妻直向瑶池而去。嚎啕呼喊的大山向西紧紧追赶,狠心的西王母把小宝镜抛向大山追来的方向,他再也挪动不了脚步,变成一座巍峨高峻的土山守望着西天瑶池。后人见此山从堡城到山顶共七级而步步升高,就名其曰七塄山。西王母的宝镜变成一泓清水,映照着西天的琼楼玉阁,山脚甘甜的泉水至今流淌,瑶池之水乎?大山眼泪乎?不得而知。

  传说毕竟无稽可考,可是瓦窑堡一带盛产煤炭却是毋庸置疑,世人皆知的。有煤又有粘土,老百姓就地利用,烧砖烧瓦,用以修窑建房。陕北有钱人家才能修得起的砖瓦房,在贫瘠而又闭塞的黄土高原上的村镇、县城中瓦窑堡当属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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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元元年蒙古族忽必烈的铁骑,踏过连绵纵横的白于山直达中原。所过之处置州设县,升安定堡为安定县,二年遂于县东设置丹头县,四年并丹头入安定。战事逐渐平息后,为发展农桑,元军实行屯垦,选中龙虎山筑堡。元初,南北长、东西窄、城堞高耸,崇墉屹立,围长数千步的小堡修筑于龙虎山前端,并在堡内修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关帝老爷庙,以求镇守一方平安。并要居民像关云长一样忠君报国。

  瓦窑堡地当三川口,周围群山环立,翠<img src="816600010002.gif"/>屏拱,西靠七塄,北对走马,东临文昌,南有黑山。河水环澜,辱水从西北而来,沿堡北与西南而来的李家川水在堡东北交汇直入黄河。东驰清涧、绥德;南至延安、鄜州;西达三边、宁夏;北到怀远、榆林;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统一志》载:“明朝于长城内边地实行军屯,瓦窑堡人丁剧增。”外地商贾纷纷来此摆摊设点,逐渐成为小小的商品集散地。三边的皮毛、食盐,山西、关中的日杂百货,本地瓷器,铸铁,煤炭等物品互通有无,买卖红盛。

  清同治年回众窜入陕北,瓦窑堡当然在劫难逃。居民死于兵、疫、饥饿,所剩十分之一二,才三五十户人家。左宗棠平息回乱后。谓人民只知闻风逃亡,不知自谋保卫,遂督导乡民自行建设堡寨,以坚壁清野。宗棠所部龙锡庆乃奉命于瓦窑堡招集流亡,筑城安民。男女老幼为城添土增砖者,日取黑豆半升,一时难民云集,筑城速度迅速。这次规模较大的修筑,除加固旧堡以外,还于旧堡东侧平坦处新筑“龙公城”。城墙北临辱水到李家川水交汇处折而向南,百米处留水门一道,以供汲水之出入,门堞上建有财神庙,戏楼。溯李家川水而上又留一城门曰东门。再上百米处折西而筑,中留便门(后称为中山门),再上百米接旧堡处筑南门,顶部书刻“龙公城”三字。旧堡高埠筑西城门,顶部镌刻“望瑶堡”三字。城北下接河水故无北门。龙公城内开辟了两条宽不足10米,南北走向,石板铺设的街道,街两边为砖瓦建筑的店铺商号。百姓为纪念龙公锡庆,将新城命名为“龙公城”,并捐资于城东学地修建“龙公祠”以示纪念。左宗棠,龙锡庆当然没有想到他们组织修筑的城池,近百年后竟成为小老乡毛泽东起死回生、安身立命之地。

  民国三年(1914年)安定县知事袁廷仁鉴于县城建于元明,偏西且人烟稀少,不足以防匪,乃召集绅士议定,向南扩建瓦窑堡外城,并规定了修筑办法。城基由老百姓修窑洞,顶背加筑城堞,费用由修建者承担。窑之地址所有者自修,则听其自然;无力或不愿修者,则由别人稍具地价修建。有或无地址者均按自愿所修孔数占用地址。这样一来,四乡群众和外来客户纷纷申请修建。外城接龙公城沿李家川水河岸约4000米折而向西,中留南门一座。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大街贯穿南北,并在靠近河边的城墙内开辟了二道街,靠近龙虎山底开辟了龙公巷,修建了龙山书院。大街两旁有连接二道街、龙公巷的数条小巷道。街面上挤满了名目繁多的商号店铺。什么魁胜店、中盛店、协成店、万益兴、义胜兴、保泰公、益恒公、汇川通、兴隆昌……瓦窑堡商贾行侣南来北往,物资交易,买卖红火,成为陕北闻名的大集镇,居民上千户,人口数万。于是废除了集期,成为像延安、绥德一样的常街市。

  1927年,安定县农民运动在谢子长领导下风起云涌,县农协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横贯县域的辱水改名为秀延河;将其源头川道改名为中山川;其支流小川道改名为马克思川(现名麻河儿川);将瓦窑堡龙公城南便门改名为中山门,南北街道改叫为中山街。

  1935年初,国民党高桂滋部李少棠500团进驻瓦窑堡,先加固了东城墙,又沿南门上龙虎山接旧堡修筑了一条近万米的土城墙,新城另一半就成为山城。8月下旬在陕北红军独立红四团团长谢绍安率部攻击下,李少棠弃城而逃,9月初,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搬进瓦窑堡,随即成立了中共瓦窑堡市委和市政府,崔田夫为第一任瓦窑堡市委书记兼市长。

  邑人杨鸿章有《登七塄山》诗一首:

  登临骋目七塄山,古城依旧气如盘。

  烟萦川树如龙卧,水绕坪田似蟒蟠。

  曾请长缨擒虎豹,更挥利剑斩楼兰。

  老来锐气消将尽,再睹沙场心亦寒。

  为迎接党中央进驻瓦窑堡,郭洪涛、贾拓夫、王首道一行于11月5日赶回瓦窑堡,召集省、市干部大会,布置欢迎和接待工作。秧歌队、腰鼓队、唢呐队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彩旗到处迎风招展,“欢迎党中央!”“欢迎中央红军!”的标语从大街一直贴到瓦窑堡西南芽坪村的道路两旁。大街小巷的积雪和垃圾也打扫的干干净净。一夜之间使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堡焕发了新姿。

  1935年11月7日,古历10月12日,立冬之后的第四天。张闻天总书记带领中央机关数百人路经高桥、安塞南部、蟠龙、芽坪到达瓦窑堡。这一天是瓦窑堡历史上最盛大的节日,积雪虽然没有融化,道路也有点滑,但男女老少都倾城出动,四邻八乡的群众也纷纷赶来加入欢迎的队伍。游击队,赤卫队自觉维护秩序。万余人从南门口一直排到芽坪的道路两旁,手舞三角彩旗,等待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中午时分,中央机关的队伍出现在欢迎人群的眼帘:少共中央一群十五六岁的娃娃队伍,在儿童团书记赖大超、秘书长胡耀邦的带领下,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过来;跟在后面的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在内的干部团;张闻天走在队伍的中间,他不时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张云逸副参谋长走在军委机关队伍的前头。他们面容憔悴,衣衫不整。赤脚片子打着裹缠,穿袜子的很少,一些战士的长裤变成了短裤,腿上和前后背裹着麻袋片或羊皮,露在外面的肉皮冻得发黑。伤病员拄着棍子,挎着绷带行走,几十副担架上不坐一个人。骡子、马、毛驴都驮着箱子之类的东西,有的女红军还背着竹篓子……这支从死神那里走出来,服装又不统一的队伍却没有官兵之分。他们的枪扛在同一侧肩上,随着口号说换肩都换肩,不时给欢迎的人群致以敬礼。这支衣难遮体的队伍,在寒冷的冰天雪地里精神抖擞,士气昂扬,歌声、号子声在白雪皑皑的旷野上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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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1月27日——1936年6月21日)

  党中央在瓦窑堡居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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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唢呐 子长唢呐的音乐特点是粗犷、奔放、热烈、明快、舒展,其不仅音乐清晰,刚柔相济,委婉动听,且具有纯朴、优美,浓郁的陕北风味,唢呐曲牌多为七声性雅乐调式。子长唢呐以瓦窑堡为界分为东西两个流派,东派风格粗犷、奔放、热烈、欢快;西派具有清爽纯朴特点。

  瓦窑堡一带有这样的风俗,每逢重大的迎宾活动和红事(即娶亲)白事(即丧葬),主人总要请一班吹手(唢呐手)助兴为乐。迎宾或迎亲路上喜乐高奏,持续不断,过村进庄人们闻声赶来看热闹,有众人共知同贺之意;遇丧葬白事也请吹手送灵柩,哀乐凄凄,哭声洒道,也取乡邻皆晓,共哀之情。逢年过节,传统庙会,无论秧歌、腰鼓、狮子、龙灯、竹马、旱船出台,或是大型迎送,庆祝恭贺,人们总要敲打锣鼓、钹,没有一对唢呐不能行列为一条规矩。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当然离不了唢呐手吹奏的迎宾曲。他们走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头,那两位头包羊肚儿白毛巾,胡须花白的老汉鼓着腮帮吹上手,闪亮的唢呐铜碗一会儿高高扬起,一会儿直直地朝着前方。那一群吹下手的年轻后生更是生龙活虎,吹奏的十分卖力。喜迎佳宾的《大开门》、《小开门》,恭贺新禧的《大拜门》、《小拜门》,倾吐心曲的《解心焦》、《上南坡》,风趣逗笑的《拨啦啦》、《一句半》,乞福求吉的《青天高》、《满堂红》。一曲接着一曲,在唢呐的木杆中流淌,在唢呐的铜碗里进发,在山峦间回响,在人群中荡气回肠。进瓦窑堡南门时,唢呐手们迈着缓慢的脚步,反复吹奏《将军令》、《拜鼓令》、《催鼓令》、《得胜回营》的曲牌。陕北唢呐没有河南小唢呐吹奏的那样婉转而细腻,如泣而如诉,但吹奏的却像陕北人的性格一样,粗犷而豪放,悠扬而高亢。的确让人荡气又回肠。

  张闻天和他带领的队伍被这朴实无华的迎宾表演深深感动了,那些小伙子们更是被节奏明快,浑厚高昂的唢呐曲所深深吸引。他们伸出大拇指:陕北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09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六章  贫寒的家

<标题>=第六章  贫寒的家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为什么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的情况下,陕北却能保留下这么一块全国仅存的红色根据地呢?

  这是一个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地区。在大革命初期就建立了党团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等群团组织相继建立。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12日,谢子长等人发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1700多人,在清涧举行武装起义。这是继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党所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12月30日,起义部队打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的红旗。其后虽然失败,但保留下了武装革命的火种,成为西北武装斗争的导炮。

  1928年5月上旬,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又组织领导了西北地区的第二次暴动——渭华起义,于8月上旬完全失败。之后,谢子长、刘志丹回陕北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9月,阎红彦带领晋西游击队到达安定县城,将师储杰等两股武装保运队改编为陕北支队。10月下旬阎红彦带领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转战到南梁地区与刘志丹领导的武装会合。时值九一八事变不久,这两支队伍即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从此,西北武装斗争走上了新的发展时期。

  1932年2月中旬,反帝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流传于黄土高原的这首民歌足能说明当时的情景: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塬。

  谢浩如(子长)、刘志丹,

  领导穷人把身翻。

  东靠黄河西靠山,

  锦章、细咀子扎营盘。

  枪声一响震四方,

  好像猛虎追恶狼。

  反动走狗民团跑,

  土豪劣绅逃不了。

  打土豪、分田产,

  打开仓、把粮散。

  车子推、口袋掂,

  家家户户吃白面。

  常开会、来宣传,

  你拿斧头我拿镰。

  都是红军来的好,

  世道翻了个底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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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时只有一个红2团,下辖一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政治保卫队和少年先锋队。谢子长、阎红彦被“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杜衡排挤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刘志丹虽然留在部队,但也被剥夺了领导权。

  1933年5月,红26军南下关中遭到惨重失败。10月上旬刘志丹、汪锋、王世泰、吴岱峰等幸存者先后回到照金根据地。11月恢复了红26军并成立了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与此同时,以强世清任支队长、魏武任政委的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游击区稳固地向前发展。

  1933年谢子长、阎红彦由上海中央局派往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失败后,于1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西领导游击战争。阎红彦则去苏联学习并参加共产国际代表会议。

  1934年春,陕北游击区域扩大到神木、俯谷、佳县、清涧、绥德、横山、靖边、延川、延长等地。7月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随即打开安定县城,救出红军及其家属200多人。之后不久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年底成立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进行土地革命。“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老百姓的歌声反映出陕北武装斗争如火如荼,革命烈火越烧越旺。7月下旬谢子长率军南下,与红26军在南梁会合并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红42师政委职务,改由谢子长兼任。9月将第一、第二、第三游击支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主力团,根据地各县成立了游击队,内蒙伊克昭盟成立了以曹动之为队长的乌审旗骑兵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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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王世泰,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吴岱峰,第三排左起第一人郭洪涛

  1935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前,刘志丹提议:“老谢是老大哥,又是西北军事特派员。他虽然负伤养病,但军委主席还是他当为好。我作为助手,协助他工作。”谢子长则说:“你看我病成这样,具体工作需要你担当。我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命令你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再三推辞:“只要你在世一天,这个军委主席还是你当……”会议期间,与会同志选举决定,谢子长为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负责具体工作。同时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辖陕北省委、政府,陕甘边特委、政府。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指挥西北武装斗争的中心。这时安定县境内已成立了赤源县、秀延县、安定县工农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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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谢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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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刘志丹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逝世。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决定秘密埋葬,对外只说老谢到苏联看病去了。西北军委所发布的布告,仍署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子长)之名。之后不久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总政委。5月5日,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在秀延县玉家湾村召开红26军、红27军全体大会,发布了谢子长牺牲的消息,刘志丹继任军委主席。为纪念“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的谢子长同志,西北工委决定将赤源县西部、安塞县北部、靖边县南部划归新成立的子长县管辖,第一任子长县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为刘汉鼎。

  从此,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大到西达庆阳,合水一带,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中写到:“(1935)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造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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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赤卫队

  老百姓称为“青天”的谢子长、老百姓称为“清官”的刘志丹,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情同手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为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到西北,立下了卓越而又不可磨灭的功勋。假如不存在这块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谈到:“没有陕北就得不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这就高度概括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毋庸置疑,在这里,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

  在沟壑纵横,峁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在半山坬开挖的黄土窑洞里,中央红军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找到了自己的家。

  生存的危机是红军到家后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问题。蒋介石也幸灾乐祸,认为在这里红军得不到衣食,甚至没有补充队伍的男人。用他们的话说:“从四川到西北的长征无异是走向死亡的长征。”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里尽管贫穷,但这里具有光荣传统的老百姓,却有着乐善好施的热心肠。他们嘴里节,肚里挪,把仅有的口粮送给红军,甚至把留给小孩、老人或过年过节的一把白面,拌成拌汤喂到红军伤病员的嘴里……

  聂荣臻用“太穷”两个字描绘了这个家的家境。

  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也提到: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瘠的黄土山峁,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遭到干旱和洪水的袭击,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这个家怎会这么穷呢?

  民国十八年(1929年)西北大部地区遭受罕见的干旱,陕西尤为严重,受灾地区达80余县,面积达50余万平方公里。除沿渭河两岸有些庄稼外,其他地区赤地千里,一片荒凉,颗粒无收。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尚且如此,本来就缺水少雨的陕北又能如何呢?赤日炎炎之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了绿色,树木也是光秃秃的,树叶被饥民摘光了,树皮也被饥不择食的灾民剥净了。逃荒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倒在路边厚厚的尘土中,横着骷髅似的死尸,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

  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曾这样描述:

  哎呀……

  民国十八年遭大旱,晴天日头太阳毒。

  晒得河水断了流,晒得黄土冒烟尘,

  晒得石头烙烧饼,晒得人牲灵无处躲,

  晒得田苗断了根。

  哎呀……

  草根树皮吃了光,观音土吞下等死亡,

  人吃人来鬼唱歌,鸦儿老鸹啃石头,

  拖儿带女去逃荒,赤地千里太阳黄。

  ……

  全省因灾死亡的人口达250余万,到外省逃荒的40余万人。

  这一年对安定、横山两县来说,真是祸不单行,鼠疫发生。这对本来体质就十分虚弱的老百姓来说,更是雪上加霜。由于没有及时控制和消灭,传染的范围越来越广。到1931年8月,鼠疫蔓延至定边、靖边、米脂、府谷、佳县、榆林及关中韩城等县,以安定、横山、绥德三县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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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鼠疫(陕北老百姓叫老鼠疮)流行大都在偏僻穷困的农村。一经传染就迅速死亡,初则一人,继之全家、全村,交叉传染,大量死亡。一贫如洗的老百姓束手无策,坐以待毙;能动得举家外逃,以致十室九空,路断人稀,不少地方成了极其凄惨的恐怖区。仅安定县丹头一村人口就所剩无几,国民党反动政府,为防止传染,不是掩埋尸体,而是集中干柴于村院放火烧尸,安定一县死亡3000余人。

  1932年夏秋,关中、陕北霍乱流行,医疗条件较好的西安,8月9日一天死亡54人,那缺医少药的陕北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当然不会少于关中地区,全省共计死亡13万多人。安定、清涧、延川、横山等县延至10月中旬,霍乱才停止蔓延。

  虽然灾害的悲惨景象使人触目惊心,但党所组织领导人民抗粮、抗税、抗债,要饭吃、要土地,要自由的斗争却并未因此而停止过,反而加速了武装斗争的进程。当中央红军走进陕北这个贫穷的家的时候,它的元气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

  离开青山绿水的江南,面对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红军队伍中也有人产生了动摇。林彪率领着一纵队踏进这个家门的时候,就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悲观的情绪。他曾写信要求中央批准他带一些部队,去陕南的巴山汉水打游击。毛泽东对他的这位爱将曾回电予以鼓励并委婉地提出批评。他的政委聂荣臻也曾耐心的劝说:“你不要看到目前这几个破窑洞,它终归是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不是经过两万五千里才找到这几个破窑洞吗?你去陕南搞不好,连破窑洞也找不到。”

  直罗战役以后,林彪的情绪才稍稍有点高涨。为了缓解生存危机,中央提出东征山西之初,林彪又一次给中央写信并附上干部名单,不带兵卒去陕南打游击。这次毛泽东特意要林彪从南部前线回瓦窑堡一谈,在毛泽东和林彪堂兄张浩(林育英)的劝说下,林彪才放弃了这个念头。

  陕北有句常被人们挂在口头的俗话俚语:“儿不嫌娘丑、人不嫌家穷。”尽管陕北贫瘠而又荒漠,但这里的人们却顽强地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与剥削压迫他们的反动派搏斗,才在枪林弹雨中创建了这块根据地,并把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亲手交给领导他们闹翻身的共产党中央,为这支人困马乏的队伍提供了栖身之地。如果没有这块保留完整的根据地,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又该去何处呢?长征的结果又该是如何呢?早先江南的那块根据地不是青山绿水、物产丰富吗?为什么最终失去了呢?眼前散落在山畔沟壑之间的破窑洞终归是根据地!终归是党中央、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落脚点!这个家的家境尽管贫寒,但毕竟是个家,它能遮风挡雨,能让外出的游子无后顾之忧……中国人向来是恋家的,故土难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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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长剪纸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0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七章  民心工程

<标题>=第七章  民心工程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陕北肃反案件的处理,实质上是党中央到瓦窑堡的第一项民心工程。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处理的好就能赢得民心。赢得了民心,中共中央就能在陕北群众中安身立命,走向胜利。否则将会导致混乱,失去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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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贾拓夫(右)、吴溉文、郭洪涛、阎红彦在瓦窑堡合影

  问题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严重。

  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带着一部电台和一个排的兵力与郭洪涛一起先期到达瓦窑堡,首先接管了西北保卫局,控制了事态。他们忙乎着找当事人谈话,翻阅问话笔录,调查取证。总书记张闻天抵达瓦窑堡的第一件事就是释放刘志丹。下午他就召集博古、刘少奇、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云逸、郭洪涛等听取王首道的汇报:我们仔细审阅了案卷,找被关押的干部谈话,深入调查研究。查明所谓刘志丹等同志的“罪行”纯属污蔑……张闻天听完汇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刚刚到达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这里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也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不顾国民党反动军队正在对西北红军进行疯狂‘围剿’,妄图彻底摧毁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根据地的严重局势,却在根据地和红军内部大搞错误肃反,造成滥捕、滥杀,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已引起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

  当即决定:成立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委员王首道(中央保卫局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并纠正肃反错误。同时,决定首批释放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杨琪、刘景范、高岗等18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为了使其“左”倾路线,在各个苏区及红军中得以贯彻执行,便在各个苏区内部都成立了中央局、中央分局代表机构,并派遣中央代表去加以控制。派出的这些机构和个人的权力大的吓人,他们有权否定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解散党委。他们从“左”倾教条宗派主义出发,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

  “中央代表团”来陕北比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要迟些时候,但他们把“肃反的经验”不折不扣地带到了陕北苏区。一旦时机成熟,便成批成批抓人,杀人,也更加心毒手辣。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惯用的伎俩,在党内的具体表现,他们借机剪除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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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

  朱理治,江苏南通人,1927年入党,30年代初期任江苏团省委书记,1934年任河北省委代理书记。1935年3月,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通知他到陕北工作,5月从天津动身,7月初到达陕北永坪镇。不久朱理治接到北方代表来信,要他以北方代表名义开展工作。

  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来到陕北,他和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陕北苏区的工作。1933年1月,赣东北根据地赤色警卫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新编第10军,聂洪钧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34年秋红10军与红7军团合编为红10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的率领下北上。1935年1月,北上抗日先遣队2000余人被敌包围于怀玉山区,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被俘,聂洪钧侥幸逃脱找到上海临时中央局。

  1935年7月15日,在永坪召开的西北工委会议上,朱理治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机密指示”:“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同时选准了陕甘边为突破口,对陕甘边土改工作提出了激烈地批评:“有些人借口陕甘边特殊,地广人稀,反对发动群众搞土改。陕甘边经济委员会秘书李西萍公然在群众大会上骂群众是土匪,助长了地主、富农对农民的猖狂进攻,使陕甘边土地改革运动一度停止。”他又指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决不能动摇!”会后他又专门派人到下寺湾,取消了对坚持土地改革的同志的处理,同时逮捕了李西萍。肃反的大幕正在拉开,杀人的屠刀已经举过头顶。

  也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张庆孚由上海到达西安,由蔡子伟护送到陕北苏区。来到苏区的张庆孚戴着眼镜,摇着肥胖的身体到处指手画脚,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工作作风浮夸而又不扎实。人们开始怀疑“张胖子”到底是干什么来了?不久西北工委在赤源县柳渠村将他逮捕。“张胖子”坚持原则,宁死不胡说乱扯,并对审讯人员严词反驳,始终没有承认他有政治问题。直到党中央来到瓦窑堡,他才得以走出牢房。

  8月27日,陕北红军前敌指挥部在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朱理治又在会议上大讲特讲北方代表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及其重要性。聂洪钧也作了长篇报告,他以“左”的指导思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陕甘党过去没有充分的执行中央代表的正确指示,妨害了工作的进展。”号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83年3月,朱理治逝世5年之后,他的夫人苏菲鉴于一些书刊仍沿用1942年西北高干会的不正确说法,上书邓小平,希望中央组织部能将1959年中监委作出的《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转发给党史研究和宣传文艺部门。同年5月21日,邓小平批示:“请中组部办理”。中组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于1984年2月24日向党内发出了第4号《案情复查通报》——《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进一步纠正了过去结论中对他所作的不实之词。结论肯定他对陕北错误肃反“一直表示沉痛,作过多次检查,态度是诚恳的”,并指出:“他自1927年入党后,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有不少贡献,把一生献给了党”;强调“今后对西北党的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应以《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来统一认识”。至此,他的这段历史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编者)

  朱理治【朱理治对他在陕北肃反期间所犯错误,一直表示非常沉痛。】、聂洪钧虽然逢会必讲,到处高喊反右肃反,但却冷冷清清无人响应,只好先抓几个“芝麻”小官以示中央代表的权威。突破口始终没有打开的原因,一是孤家寡人;二是没有军队支持。9月间,他们又挖空心思地从反对张慕陶右派开始。张慕陶曾任陕西省委委员、常委。朱理治提出:“中央驻北方代表认为陕甘特委有几位同志与张慕陶右派有联系,是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在征得刘志丹、高岗同意之后,将一位同志调回西北工委机关进行考查。不久他们又发现张慕陶的通信员给另一位同志送信,便引起了怀疑,于是在前线逮捕了三个说是张慕陶右派的人送到后方。

  1935年9月15日,从鄂豫皖出发的红25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到达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26、红27军赶到永坪会合。朱理治建议程子华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理由是程子华由江西中央苏区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随红25军长征。这样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就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正式组成,全面负责领导西北党政军各项工作。

  9月17日,在永坪娘娘庙陕北红军干部学校驻地,由代表团主持召开会议。前来参加的地方干部有惠子俊、郭洪涛、崔田夫、王达成、马明方、张秀山、李静波、杨和亭等;军队干部有徐海东、刘志丹、高岗、戴季英、郭述申等;群团干部有慕纯农、白治民、史秀芸、白茜、王月明、刘英勇等共20多人。代表团三人都讲了话,朱理治、聂洪钧讲得又多又长,点名严厉批判了惠子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虽然暂时没有涉及到刘志丹,但矛头的指向却是很明确的。因此,会议气氛非常紧张。高岗、张秀山、慕纯农、史秀芸等相继发言,对一些提法和不实之词进行了必要的辩解。刘志丹则一言未发,看得出他是表示抵制的。徐海东这位战将好像对政治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只是打瞌睡。

  这次会议决定撤销陕北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改举陕甘特委,归省委领导、撤销西北工委。郭洪涛宣布省委组成人员名单: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大家没有意见就算通过了。同时改组西北军事委员会,免去刘志丹的主席职务,由聂洪钧任军委主席,戴季英任参谋长兼保卫局局长。决定红25、26、27军组成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就是这次会议为之后全面大规模肃反埋下了祸根,中央代表团的腰杆子开始硬了起来,因为戴季英这位在鄂豫皖根据地就出了名的肃反专家掌握了生杀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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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徐海东等在延安合影左起:李隆贵、郑位三、程子华、徐海东、陈先瑞

  会议从17日下午1时开始,到18日上午9时结束。

  18日上午,在永坪炼油厂召开纪念“九一八”和庆祝红15军团成立大会。主持会议的郭洪涛首先宣布了成立陕甘晋省委和红15军团以及人事变动的情况。刘志丹则告诫陕北子弟兵虚心向红25军老大哥学习,团结一致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徐海东、程子华也表示要多打几个胜仗,报答赤诚忠厚的陕北父老乡亲对我们的厚爱……

  庆祝大会在和谐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着,在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浪中,陕北父老乡亲谁也不会相信,也不会知道,肃反的屠刀正磨得霍霍作响,瓦窑堡汇川通客店的每一孔窑洞,每一问房屋的窗子都被严严实实地堵上了,只留下1尺见方的透气孔,从炕上到脚底只能睡一个人的砖巷子也垒好了。

  是向南防御,向北进攻呢?还是向北防御,向南进攻呢?争论的结果是北面井岳秀、高桂滋部好打,不足挂齿;西北“剿总”张学良的“东北虎”正在气势汹汹地向我扑来,歼其一两个师,要比向北进攻的影响大得多。红15军团8000余名将士的铁拳向“东北虎”的头上挥去。

  刘志丹正在前方甘泉劳山指挥作战,朱理治、戴季英却在后方瓦窑堡先夺权、后抓人。人们大概还记得,在南方已经丧失的那两块根据地,当初肃反的借口就是“清理阶级队伍。”但实际上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权力挑战者的整肃。张国焘就是这样干的,他一到鄂豫皖,就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所以,一批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土生土长和群众关系密切的领导干部被搞了下去。曾中生、许继慎等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没有战死在疆场,反而成为“自己人”刀下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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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红25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戴季英这位红25军长征期间的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他也长期战斗在鄂豫皖苏区。所以他一到陕北就把那一套封建法西斯的逼、供、信肃反手段应用得更加无以复加。在严刑逼供下,与张慕陶有关系的人供出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也是张慕陶右派。根据口供,张秀山、蔡子伟、刘志丹、李启明、高朗亭等先后被押进瓦窑堡汇川通客店“爬了砖巷子”,关了禁闭。

  胡自禄走进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马文瑞的办公室,小声对他说:“老马,不对劲呀!该不是出事了?”“嗯,是有些不正常。”胡自禄又说:“人心有些不稳,还有传言说红25军搞肃反,张秀山,高朗亭他们在瓦窑堡关了禁闭,接下来就要捉你马主席。”“嗯,”马文瑞突然感到一种久未有过的孤独。在文安驿会议上朱理治作长篇政治报告时,要求陕北红军主力攻打敌重兵把守的延安、绥德,遭到刘志丹等人的抵制。是啊,他们一到陕北就批评陕甘“实行富农路线,”右倾保守,看来这一回是有来头的……不几天,朱仰兴带一个排兵力来到临镇,命令各部部长,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刘大才等集中到一间小屋子里开会。朱仰兴二话没说就宣布朱理治、聂洪钧关于开展“党内肃反的指令,”马文瑞和在场的人逮捕受审。他们捆绑了毫无准备的与会人员,戴上面罩押解着走过临镇那条狭窄的街道。消息很快在老百姓当中传了开来:“一队白军假装成红军,把咱们的马主席他们抓走了。”

  马文瑞被关在瓦窑堡汇川通一间较大的瓦房里,这时他才知道同室的狱友有高朗亭、张秀山、胖子张庆孚等几十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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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

  陕甘边政府主席习仲勋也被押进了瓦窑堡的汇川通,这位年轻高大的苏维埃主席,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瓦窑堡之行,反倒成了瓦窑堡的女婿客。习仲勋被释放后,就立即投入火热而繁忙的工作,在工作中他结识了瓦窑堡土生土长的妇女干部郝明珠。他们一块工作,一块交谈,爱情的火花一碰撞就熊熊燃烧起来,不久他们就结为伉俪。

  1935年10月1日,劳山战役打响,歼灭东北军第11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击毙师长何立中。10月5日,红15军团在甘泉王家坪召开庆祝劳山战役胜利大会。红27军81师241团3营营长李玉亭险些被枪毙,团政委李赤然仗义执言:“李玉亭被炮弹炸昏后,醒来又投入战斗,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怎么能说他贪生怕死呢?”经过争论李玉亭的命是被保住了,但却造成军心的涣散。

  庆功会结束后,刘志丹只带着警卫员谢文祥往瓦窑堡赶,他想当面向中央代表团说明,这样的肃反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胡搞下去就要断送根据地!断送革命!他们走到半路上碰到省委通信员去前线给红15军团送信。这位陕北出生,陕北长,跟着刘志丹闹革命的小伙子没有把自己的老首长当外人。通信员举手敬罢礼,掏出信递到刘志丹手里。刘志丹一看包括自己在内的名单,一切都明白了:“肃反扩大化了。我们刚刚取得一场战斗的胜利,他们就要对军事干部下毒手了”。刘志丹强压怒火,坦然地把信交给通信员:“你把信送到军团部!”自己却没有退缩,没有彷徨,毅然跨上战马直奔瓦窑堡。

  刘志丹回到瓦窑堡没顾得上回家看一眼老婆(夫人)和孩子,就直接来到军委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没让刘志丹喝一口水,更不容他分辩一句,就给他戴上了手铐脚镣。面对如此突来的待遇,刘志丹平静地说:“如果我是反革命,会自己来吗?”警卫员谢文祥和战马也被关了起来。戴季英一伙底气不足,心也是虚的,他们害怕刘志丹的警卫员和战马被瓦窑堡人看到,会引来麻烦。

  就在刘志丹离开红15军团去瓦窑堡的时候,另一位中央代表聂洪钧跑到红15军团司令部,逮捕了高岗、杨森、杨琪、高锦纯、刘景范、张策、张仲良、孔令甫、黄子文、胡宴英、赵启民、任浪华、郭宝珊、赵守一、黄罗斌等,红26军营以上干部无一幸免。他们将团以下干部就地关押审查,团以上干部则押送到瓦窑堡审讯。

  西北军委作训科长雷恩均,正在安定县栾家坪村集中整训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被俘东北军。他也接到了速回瓦窑堡的通知。但由于5500名俘虏的整训工作正值紧张繁忙阶段,又无人来接替他的工作,所以一时脱不了身,侥幸躲过一劫。

  “自己人”制造的危机,不同于敌人造成的白色恐怖。后者敌我分明,革命者敢于义不容辞,针锋相对地与其做坚决的斗争。“内部恐怖”却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为制造者是以“真革命”自居,挥动手中的权力棒,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经审讯,不容辩解。许多革命同志因此而蒙受不白之冤;许多革命同志因此而被残酷杀害、活埋。仅在甘泉下寺湾前线就有200多人死在了极左路线的屠刀之下。

  时任绥德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李万春后来回忆说:“我们听到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马文瑞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同志被红25军关了起来。并说刘志丹执行的是‘富农路线’。消息传来,红军内部人心惶惶,都担心不知哪一天自己也会被关进监狱,甚至砍掉了头。我心里很难受,对革命前途很悲观,甚至怀疑红25军是国民党的军队。”

  陕北乡村老百姓的议论,陕北地方干部和红军的疑虑与愤怒,瓦窑堡大街小巷的恐怖气氛,仿佛凝聚在陕北大地上空的瓦斯,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稍微给点火花,它就会爆炸的。郭洪涛心里最清楚的就是这一点。他曾当着朱理治、戴季英的面疾呼:“说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正是由于郭洪涛的抗争,瓦窑堡汇川通客店的大院里,虽然排列着已经挖好的活埋人的深坑,但没有一个人被埋在坑中,也就是说瓦窑堡没有杀过肃反对象。

  就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党中央向瓦窑堡陕甘晋省委发出呼叫指令:“……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并派出先遣队昼夜兼程驰往瓦窑堡。

  1935年11月30日,党中央在瓦窑堡书院巷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礼堂召开错误肃反平反大会。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博古、刘少奇、邓发、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张浩、贾拓夫、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杨琪、杨森、王达成、张秀山、杨和亭、聂洪钧、戴季英等参加会议。朱理治因调前线,所以没有出席这次平反大会。

  张闻天首先讲话:中央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代表团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下面请王首道把审查情况向大家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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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首道

  王首道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讲道:我们一到瓦窑堡,直接审理刘志丹案件的戴季英就拿出许多案卷来,作为刘志丹等同志是“右派”,“反革命”的“证据。”我们五人小组按照中央“要慎重处理”的方针,没有轻信这些案卷。立即进行了调查和访问。

  同干部本人谈话,是了解干部的重要途径之一。志丹被捕时,戴季英没有让他说一句话,就把他关押起来了。我们亲自访问了刘志丹同志,他是“首犯”,戴着手铐,还钉了脚镣。他说:“我承认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红25军来到陕北,对我们帮助很大,现在中央又派人来,我非常高兴。”在“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者的残酷迫害下,志丹丝毫不考虑个人得失和安危,而是一心想着党的事业。

  据调查了解,刘志丹同志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毕业后,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和谢子长等人组织参加了渭华暴动,后回陕北开展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和子长同志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和红26军的领导。他和谢子长一块创建了我们落脚的陕北根据地。在他和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使这块根据地有了迅速发展,也是当前保留最完整的一块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与红26、27军胜利会师,改编为红15军团。刘志丹与徐海东等同志共同指挥作战,在劳山、榆林桥消灭敌人1个师和4个营,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为党中央、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创造了条件。从志丹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是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像这样一位同志,怎能说成是“右派”、“反革命”呢?

  我们又了解到,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陕北许多村子有多少人家,多少窑洞,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处处关心群众生活,不管斗争多么艰苦,总是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人们亲切地称他老刘,千方百计地给老刘的部队以支持和掩护。正因为这种鱼水相依的关系,陕北根据地才能在艰难困苦中建立和巩固下来。我们一到陕北,就听到了当地流传的一首民歌: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这首民歌充分体现了陕北人民对志丹的高度信任和无比热爱。一个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群众领袖,又怎能是一个“右派”和“反革命”呢?

  我们又进一步调查了志丹同志被捕的经过。那是在10月初的一天,戴季英等人秘密命令红15军团保卫部立即逮捕刘志丹等人,刚好那一天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递命令的通信员。通信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他看完信后表现的十分冷静。把信退给通信员并说:“你赶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捕了,这里志丹同志表现出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气概。

  在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我们向戴季英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能建立和巩固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他都回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我们仔细地翻阅过那些案卷,发现其中所列举志丹的“罪状”都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刘志丹执行“富农路线”,是指他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生活出路;所谓“梢山主义”,是指他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所谓“投降主义”,是指他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等等。显然,这些“罪状”只能证明刘志丹等同志坚持了正确路线。

  我们还陆续提问了几个所谓的“犯人”,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党中央派来的时候,就敢讲真话了。经过再三审查,证明所谓“口供”中,除极少数是坏人故意捏造事实,蓄谋破坏以外,其余都是逼供信所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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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队伍到南梁

  张闻天宣布中央决定:对刘志丹等受冤的同志平反,待后分配工作;对现在还关押的同志立即释放。决定撤销戴季英西北保卫局局长职务、聂洪钧西北军委瓦窑堡后方办事处副主任职务。

  董必武、博古、刘少奇也讲了话,他们高度赞扬了刘志丹等同志建军创地的业绩,批评了借肃反实胡闹的恶劣做法。

  张闻天让戴季英也讲一讲肃反错误到底在哪里?戴季英讲话时态度很不好,坚持“口供”材料,不承认错误。大家都很气愤,杨琪、杨森等边说边哭,大家也跟着流了泪。戴季英执行“左”倾路线,用体罚、拷打,给鼻子里灌辣子水,坐老虎凳等法西斯残酷手段,迫害革命同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在下寺湾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到会者很多人含着眼泪控诉。

  张闻天又让刘志丹发言,他站起来讲了三点:“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刘志丹讲过话后,会场上的气氛好多了,哭声也停止了。

  张闻天再次让戴季英讲,“如果讲得不好,只能讲三分钟”。戴季英仍然我行我素,对错误拒不承认,态度还很恶劣。李维汉、董必武、邓发大声制止了他的发言,让别的同志讲。郭洪涛讲了自己在错误肃反中的责任:“我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不是肃反主持人。但我盲目拥护了代表团朱理治的报告和永坪扩大会议的错误决议,号召反对张慕陶右派……我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又是本地干部。虽然在后来的肃反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一些同志还是被他们逮捕了。因此,政治上我有一定责任,在今后工作中接受这个严重教训……恳请同志们谅解。”

  会议结束时,李维汉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瓦窑堡的这次平反大会,在客观上达到了安定民心,安定军心的目的,也是党中央一到陕北就赢得民心的一个政治工程。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对陕北肃反问题是这样说的:“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当时中央决定对释放干部的工作分配办法是:地方干部由陕北省委负责,军队干部由军委负责。”刘志丹战死在东征战场时,那顶右倾帽子还没有摘掉……

  党中央进家门时就干脆利落地把追敌这条“尾巴”砍掉撂在了门外;来到家里时却没有把“自己人”捏造的“尾巴”彻底割掉。这奥妙之处,大概是搞政治的总要留点“小尾巴”,让人抓着,使你不至于跳起来。

  这次迟到的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不仅关押杀害了许多精英,而且还造成了鲜为人知的反叛和暴乱,后人称其为赤安事变。

  1934年春,强家珍率领保安县游击队,在杨青川、瓦子川、脚扎川开展游击战争,摧毁反动民团,扩大了苏区。10月在吴起境内马莲崾<img src="816600010003.gif"/>成立了赤安县革命委员会,辖吴起、定边、靖边接壤的部分地区。

  党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等人昭雪平反、制止肃反的时候,以朱理治、聂洪钧、戴季英为首的肃反委员会已发出的通知却仍然起着破坏作用。赤安县就发生了枪杀革命干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1935年11月5日,肃反委员会派人送信给活动于靖边县境的七支队队长黄万银,要他逮捕靖边县警卫一连连长宗文耀、二连连长金林。原因很简单,肃反起源也就是否定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采取了一条“左”得出奇的路线,将地主、富农统统扫地出门,“赶上山吃草”,甚至侵犯中农利益。在革命队伍内部,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统统列为肃反对象。送信的得知黄万银外出开会,就把信交到宗文耀的文书宋文华手里。宗文耀看罢信,立即找来金林商量对策,并在敌民团团总田魁林、张风林的唆使下,在靖边县中心涧的曹园峁村带队叛变,枪杀了七支队队长黄万银、指导员杨占鳖和班长万启珍、威逼之下七支队队员被迫随从。

  当天晚上叛匪窜至跌哨台,杀害了红军骑兵连长白志清。第二天清晨袭击了沙洼沟西靖边县政府,卸了县保卫队的枪,杀害县主席殷云山、交通站长方正东等5人。之后,赤安县八区主席赵玉玺、副主席张汉卿叛变,并奉宗文耀、金林之命派人绑架了县副主席王国清和干事郝士海,又抓了七区主席白登贵等7位同志,拉到宁条梁交给匪首殷宝山杀害。

  叛匪在赤安县永宁地区纠集100多人,颠覆了区政府,杀害了区主席赵忠福和县秘书贺满朝。12月1日,叛匪高占维袭击十区政府,区主席张克俭,秘书徐文华叛变。12月7日,张克俭假借支援三支队围攻旦八寨子,把全体赤卫队员召集起来袭击赤安县委,绑架了书记任文明、军事部长冯世祥和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的中央红军战士12人,送往叛匪曹俊章处惨遭杀害。三支队的枪也被张克俭收缴。

  1936年1月,叛匪冯颜士杀害赤安县主席袁万祥和一些中央红军留下的伤病员及地方干部、群众。1935年12月上旬,张廷栋、王子元等反动武装势力纠合在一起组成四五百人的还乡团,侵犯设在吴起境内的定边县革命委员会,苏区被敌占领。1936年1月中旬,顽匪王子元、蔡丰等进占杨青川,所到之处抢劫奸淫,无恶不作。时值寒冬,滴水成冰,老百姓钻沟爬山躲藏,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这次错误肃反所酿成的毒瘤迅即爆发,使党辛辛苦苦组建的特区一个,县政府3个,区政府20多个,乡政府30多个受到严重破坏。叛匪杀害军干群70多人和许多中央红军伤病员。宗文耀、金林的叛变恰恰是在中央红军离开吴起镇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给热情高涨的群众浇了一盆凉水。国民党反动派幸灾乐祸,拍手叫好。陕北军阀井岳秀亲自派人“慰劳”。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海、福州、成都、西安等地方报纸也群起而哄之,大肆渲染赤安暴乱。蒋介石乐不可支地委任宗文耀为陕北8县剿共游击总司令……

  赤安事变的消息传到瓦窑堡,党中央和陕北省委立即决定派刘景范、龚逢春带队平息匪患,恢复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把人民群众重新从敌人魔掌中解救出来。错误肃反的受害者刘景范刚走出瓦窑堡汇川通的牢房,此时此刻他感慨万千,错误肃反造成的毒瘤不摘除,根据地就不得安稳。他带着满身的伤痕离开瓦窑堡,奔赴平叛第一线。

  “刘景范回来打叛匪了”,鹞子川一带的贫苦百姓奔走相告。一时间鹞子川人喊马叫,被打散的游击队战士纷纷前来报到。不几天整顿好的部队改编为独立营和一支骑兵部队。时值年关,刘景范规定了三条政策:一不吃群众的年茶饭;二不杀一个人,以争取民心;三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的阴谋。

  与此同时,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钟赤兵派人协同甘洛游击队,从洛河川北上配合剿匪。早年就和谢子长一块出生入死闹革命,铁匠出身的栾成功奉命率领子长县游击队,出靖边直插赤安县北部参加平叛战斗。正月,刘景范指挥所属部队。采取诱敌深入,南北夹击的办法,把靖边团匪田继林、保安团匪牛生福,顺宁团匪郭占魁以及叛匪宗文耀、金林一伙歼灭于哨前湾子,击毙叛匪200多人,俘虏50多人。这一仗大快人心,基本稳定了局势。二月,在蔡砭打垮叛匪蔡丰的常备队,又在三道川阳台村消灭民团100多人,并在赤安县四区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民团头子李英堂和叛徒康积恩。几个仗打下来,失去的根据地全部恢复,党政军各级组织又迅速建立起来。1936年4月,新组建的赤安中心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吴起境内塔湾成立。朱协辉任县委书记,栾成功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新赤安县辖凤凰、杨青、水泛台、吴起、黄砭、铁边城六个区。

  不久红军西征,又全部解放了定边、靖边、盐池、曲子、环县。赤安县已成为陕北巩固的根据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1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八章  领袖之间

<标题>=第八章  领袖之间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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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到陕北的红军将领周恩来

  直罗战役后,周恩来率总部工作人员先行,于1935年12月8日回到瓦窑堡。这一天下午3点多钟,周恩来、王稼祥一行走进了瓦窑堡南门。他们在这里受到了瓦窑堡父老兄弟姐妹们的热烈欢迎。在口号声、掌声、笑声和歌声中胡须飘飞的周恩来非常激动,挥手向群众致意……住进二道街军委大院那宽敞明亮的砖窑洞。周恩来感激地说:“陕北的革命群众和红军兄弟,为我们把一切都准备的如此周到……”警卫员魏国禄接着说:“要是李佐礼同志还活着,同我们一起到陕北有多好呀!”周恩来沉痛地说:“挑夫老李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是啊,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倒在了长征途中……”

  到瓦窑堡,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一接见被错捕、释放不久的陕北党政军领导人。刘志丹从瓦窑堡西北前线赶了回来,径直走进二道街军委大院,看到周恩来时举手就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急忙迎了过去,紧紧握住刘志丹的手,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你受苦了,我们感谢你创造了这块根据地,使中央有了落脚地。”刘志丹显然被老师的热情和得体的赞扬所感动了。他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都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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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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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

  数九寒天的陕北,除了人和动物有点生气外,其他一切都显得死气沉沉,没有一点活力。山头、原野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没有了平时那张扬的灵气;山坡上、沟道里生长着的柳树、槐树在寒风中挺着光秃秃的枝干,也失去了往日那枝繁叶茂的生气;就是以往喧闹的河流,也被坚冰覆压的失去了响声。军委大院屋檐上积雪溶化结成的冰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就像医院的“点滴”、噗噜、噗噜缓慢地滴在屋檐下的砖地上。周恩来办公的窑洞里温暖如春,邓颖超不时地给火炉添煤,给两个搪瓷缸子里加水。周恩来和刘志丹谈得很远也很深,不时还发出会心的笑声。刘志丹向老师汇报了陕北根据地艰难的创建历程,并介绍了已经离开人世近10个月的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为创建这块根据地出生入死的丰功伟绩。也谈到了错误肃反蒙冤的同志,对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的不满和愤怨。周恩来向刘志丹讲述了红军为什么长征,以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历程和张国焘的意见分歧。热情地说:“北上终于找到了家,见到了你这位主人。我们初来乍到,对根据地的情况没有你熟悉,你谈一谈该怎样巩固发展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在老师面前不敢班门弄斧,谦虚地说:“一切听从中央安排。”周恩来被刘志丹的直率回答逗笑了,他拍着刘志丹的肩膀说:“叫你谈谈想法和意见,是可以得嘛。”刘志丹也笑着说:“行,说的不对处请老师指正。”说着他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一边指画一边娓娓道来:“目前红军主力离不开南部,一旦离开东北军就会长驱直入瓦窑堡。东面的黄河那边阎锡山也虎视眈眈地瞅着瓦窑堡,晋军的一个师已过河进到根据地吴堡一带。但目前不会有什么行动,一是被陕北红军打怕了,二是徘徊观望,做样子给老蒋看,可黄河防守力量还得加强。北面是空虚的,虽然只是一些杂牌部队,但他们盘踞陕北已久,一直寻找机会进犯瓦窑堡。因此,我们应该先把瓦窑堡东、北各县区的游击队组织起来,集中改编为正规红军,然后再把南部县区的游击队上升为正规红军。这样,我们的主力红军就可以来回机动作战,不受一面之敌的牵制,也可以使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大。”听完刘志丹的一席宏论,周恩来击掌称道:“好!你还有什么高见?”刘志丹微微一笑继续说道:“我听总书记张闻天说,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搞统一战线。我看先从大处着手,能不能先和张学良、杨虎城谈一谈,据了解他们是不反对抗日的。另外,中央虽然召集受冤的同志开过一次平反会,但同志们的怨气还没有放完,心里不痛快。陕北人就这性格,心直口快,有气放完就没事了。是不是找个机会再开个座谈会,开导开导?”周恩来站起来拉着刘志丹的手说:“你是一个襟怀坦白的好同志,你的看法和见解,我一定向中央其他领导转达,供决策时参考。等毛泽东回到瓦窑堡,我带你去见他,再商量怎样开座谈会,行吧?”老师把学生一直送到军委大门外,才恋恋不舍地握手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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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在志丹县金丁镇芦子沟的旧居

  老师为普天下劳苦大众的解放,不远万里来到自己的家乡,作为学生应该尽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夫妻吃上一顿饭。刘志丹看着家中的家当满拦全一毛驴驮子,心想招待客人特别是自己的老师可不能寒酸呀!还是妻子同桂荣有办法,她说:“买一件子羊肉熬汤,再来剁荞面。我看到瓦窑堡街上小吃铺里有卖荞面碗坨的,有卖绿豆凉粉的,也有卖猪灌肠的,各样买一点你们下酒。”刘志丹看着妻子点头说:“这样也好,可咱屋里没酒啊。”“活人能叫尿憋死,你找一找供给部白如冰,叫他想办法买上一两瓶。”同桂荣说完,刘志丹一揭门帘就消失在瓦窑堡沙家巷的尽头,只有职业军人才有这样灵敏快捷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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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从直罗前线回瓦窑堡旧居。中山街中盛店大门

  瓦窑堡沙家巷刘志丹家,一间房顶一边倒的小屋炕上,大碗、小碗里盛满调好的碗坨、凉粉、灌肠,还有一小碟腌萝卜丝,白如冰带着黑瓷瓶西凤酒也来凑热闹。刘志丹引着周恩来、邓颖超,还有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走进小院就喊:“准备好了吗?”白如冰抢着一揭门帘回答:“只等贵宾一到就能开伙。”一看刘志丹身后跟着周副主席,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赶上来迎接。

  刘志丹举起酒杯说:“咱们共同举杯,一是为我的老师接风洗尘,二是为陕北根据地的大发展干杯!”周恩来对这几样下酒菜赞不绝口,“瓦窑堡的凉粉、碗坨爽口解酒……”邓颖超和同桂荣在锅灶上忙活。刘志丹的女儿小贞子嚷着要给叔叔们敬酒,邓颖超把小贞子揽到怀里高兴地说:“我们的小红军,贞娃子真懂事……”热腾腾、香喷喷的羊肉剁荞面,使这几位风里来雨里去的老红军吃得直冒汗。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由南部前线秘密回到瓦窑堡。没有迎接的人群,也没有欢迎的唢呐。毛泽东只电告张闻天、张浩在真武洞会面,所以已到真武洞的总书记张闻天,没有想到毛泽东早他们一步,悄悄地进了瓦窑堡。

  12月14日,周恩来和刘志丹来到中山街中盛店后院,由于事先已取得联系,毛泽东已站在窑前的月台上迎接了。周恩来指着刘志丹向毛泽东介绍:“这就是刘志丹,他是我们这个新家的主人啊……”毛泽东微笑着伸出他那宽大厚实的手。走进会客室,毛泽东端详着刘志丹说:“我是来投奔你的呀!”贺子珍闻声从中间过洞走过来端茶倒水,她上下打量着刘志丹,怎么也不会想到,陕北人民的群众领袖就是这么衣着朴素,面容清瘦。与她在四川两河口见到的张国焘相比,刘志丹的身体显得有点单薄,但慈祥的目光里袒露着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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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在瓦窑堡

  周恩来指着贺子珍向刘志丹说:“她是我们红军中的女英雄,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很大方地伸手握住刘志丹的手说:“你们创造并保存下来这块根据地真不容易呀!”毛泽东接过话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你们创造和保存了这块根据地,才使党中央有了落脚地。”听着毛泽东情真意切的话语,刘志丹难以抑制激动之情:“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我们,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接着说:“你和陕北的同志为创造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功劳不小嘛!你和恩来的谈话,他都告诉了我,我们和闻天同志商量过,中央决定任命你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和你的老师搭伴,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党中央驻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你看如何?”刘志丹回答:“服从党的安排,坚决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这时刘志丹才看到毛泽东脚上穿着一双张了口的破布鞋,这在滴水成冰的陕北怎能受得了呢。临别时,毛泽东握着刘志丹的手说:“我们委托周恩来同志这两天召集一个陕北同志代表座谈会,让大家说说心里话,出出气,你也要出面做做他们的工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嘛。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就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休息。陕北这个地方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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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

  街上的狗又咬了起来,刘志丹深夜才回到沙家巷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里,屁股还没坐稳,就对妻子说:“你赶快收拾点布,给毛主席做双棉鞋,要做厚点。他们南方人没有过惯咱们这儿寒冷的气候。千万要快些,他现在还穿得那么单薄。”同桂荣起身穿上棉衣,一边东翻西找,一边唠叨着:“你叫我怎做吗?做得小了穿不上,做得大了用不成……”这时,刘志丹才恍然大悟,光叫人做事,不给人交代办法,往往会把事情弄砸的。“尺码比我穿得鞋要大一点,他约有1米8以上的个头。你看着做,我又不能再去量人家的脚……”刘志丹比划着说。同桂荣心里有了底就忙活开了。她生火打浆糊,把碎布块一层又一层地刷糊在案板上,放到用清涧石板打磨的大锅盖上炕干,又找了块新黑市布做鞋面。剪鞋样,摊棉花搓麻绳、纳鞋底,一针一线做鞋帮。整整忙了两天才把一双大棉鞋做好。这几天刘志丹又不着家,同桂荣只好拉着贞娃子,抱着棉鞋出了家门。一出沙家巷到大街往南一拐就是中盛店。贺子珍听警卫员说刘志丹的妻子和他们的小女儿来了,赶忙走下月台迎接。正在埋头写文章的毛泽东闻声也从办公室走到会客兼开会用的中窑里。同桂荣把棉鞋递给毛泽东说:“老刘给我布置的任务,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你试穿一下,不行我再做一双。”毛泽东一边往脚上穿鞋,一边说:“志丹是个有心人,你刘嫂子也是个热心人。”同桂荣说:“老刘说怕你受不了这里的寒冷天气,把脚冻烂。我们陕北有牛皮、驴皮,可人都不爱穿皮子做的鞋,这布鞋穿起来没脚汗,没脚气。新鞋穿上两天就舒服了,上山下坬又不硌脚。”毛泽东穿着新棉鞋在地上来回走着连声说:“这鞋做得很合脚,谢谢你家老刘,谢谢你刘嫂子。”

  12月16日下午,座谈会在军委大院会议室召开。刘志丹来了,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杨琪他们也走进了会议室,聂洪钧、戴季英耷拉着脑袋坐在自己应该坐的位置上,董必武、王首道、贾拓夫、张云逸、郭洪涛陆续走进会议室。

  周恩来首先说明为什么要召开这次座谈会,主要是让大家坐到一块谈一谈,把窝在心里的疙瘩解开……大家先让戴季英说一下,他还是不疼不痒,躲躲闪闪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做法。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坐不住了,站起来当面怒斥戴季英:“像刘志丹这样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一个没有才好……”与会同志的发言大都心平气和,认识到这是路线问题,而不是个人恩怨的事情,借机泄私愤也不是不存在的。刘志丹站起来发言:“……过去了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以大局为重,还是团结对敌。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按照中央的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工作。”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他在高度评价陕北同志的革命精神时语重心长地说:“要是叫‘左’倾机会主义把这块根据地搞掉,中央歇脚的地方也没得了……”

  经过这次座谈会,受气的同志怨言少了,怨气也消了,按照组织分配有的奔赴前线作战;有的则留在后方工作。

  就在周恩来到达瓦窑堡的当天,即将离开甘泉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商量。我们刚到陕北时就发布了一些文告,争取了民心。目前战事可能缓和一段时间。我们要在陕北扎根,队伍就得扩大,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很难办到的。我们应该和刘志丹联名再向陕北劳苦大众发一文告。其意有二,一是刘志丹在陕北很有号召力;二是让老百姓知道刘志丹仍然是他们的领导人,这样可以消除错误肃反在老百姓中造成的影响。彭德怀认为,发文告可以,但一定要取得刘志丹的同意和支持。毛泽东说:“那当然,文告起草好后,电报瓦窑堡,让闻天、恩来找到志丹谈一谈,若同意就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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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中盛店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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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中盛店后院陕甘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们: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总不会忘记国民党统治下面所受的无比痛苦吧?那时军阀官僚怎样压迫我们来,出说不尽的捐款,催款的人像毒虫那样咬着我们,一次捐款还没付清,下次捐款又已派到。赶付不起时就立即把我们捉去坐牢,或枪杀!——同志们,这些我们不能忘记!

  记住豪绅地主怎样凶恶地天天的上门来催我们的租,迫逼我们债,缴不出租债时,我们的牛羊牲口家里器具都被牵去拿去,甚至我们的儿女都抢去卖掉。同志们,这些我们怎么能忘记!

  更伤心的,白军来时把我们的粮食、牛羊、鸡仔,猪仔一起吃完。把我们的牲口赶走抢去,把我们的房屋拆净烧毁,将我们的壮丁,拉去当兵,将我们的妇女轮奸奸死!同志们,这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是要使我们死亡!

  我们忍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痛苦,我们勇敢的起来革命,推翻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再没有催我们捐款,逼我们租债了,我们分得土地房屋,我们获得了自由解放,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要以一切的牺牲,用一切的力量来保获我们的土地和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受着帝国主义指挥,向我们苏区残酷进攻。国民党匪军到处乱抢乱捉,大烧大杀,豪绅地主要抢回我们所得土地,要我们加倍交租还债,要剥夺我们一切革命利益。国民党匪军非但要恢复地主资本家统治,而且还引帝国主义进来屠杀我们。蒋介石正在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使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宰割摧杀残害,使我们灭族灭种。

  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国民党匪军和日本强盗来屠杀宰割我们吗?我们难道能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吗?万万不能!

  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获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卫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应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

  同志们,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的出路只有当红军!

  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呵!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

  十二月八日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2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九章  国际代表

<标题>=第九章  国际代表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唯共产国际马头是瞻,言听计从,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的裁决。在党的组织领导层中,不论是谁得到共产国际的默许和认可,那谁就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尚方宝剑。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却一跃而成为党内负总责的太上皇,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所以在党内统治多年,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5年7月,正当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领导,为北上与南下争论不休的时候。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8月25日正式闭幕。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就《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作了报告。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才能有效地战胜法西斯。并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交的《八一宣言》大加赞赏:“我赞成英勇的兄弟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倡议,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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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9月29日,林彪(林育蓉)、张浩(林育英)和毛泽东在延安

  《八一宣言》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酝酿、起草,并通过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审阅后,于8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题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

  处在中国大西南偏僻一隅的,正在争吵的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等是无法知道形势正在发生变化,“宣言”已经发表。因为与共产国际的各种联络已中断近一年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后,争论并没有因为分道扬镳而停止。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国来到瓦窑堡,成为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克星”。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岗人,与林育南、林育蓉(林彪)为叔伯三兄弟。大革命时期并称林氏三杰。他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化名林仲丹,从苏联回国时改名张浩。

  1935年9月初,张浩在陈云、陈潭秋的欢送下登上莫斯科东行的列车。从莫斯科出发前,陈云曾向他介绍过红军长征,说了遵义会议以及挥军北上的情况。可是红军现在何处?境况又如何呢?这对张浩来说却是茫然无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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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在瓦窑堡

  越过中蒙边境进入内蒙后,张浩就寻思着先到陕甘一带,找不到红军再去南方。要跨过内蒙进入陕甘地区,前边有狂风漫卷的沙漠,茫无边际的草原,连绵的大山,纵横的河谷。还要受到寒冷的威胁,敌人的盘查,土匪的杀戮。这一切随时都会成为张浩寻找红军的泡影;这一切也随时可能让张浩抛尸荒野,成为荒原上到处飘荡的孤魂野鬼。然而这一切没有让张浩望而却步,他凭着坚定的信念和毅力,足够的盘缠,高大魁伟的身躯,热情爽朗,易与老百姓打成一片的性格,踏上了通向中国西北部的漫漫路途。

  就在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走进瓦窑堡的时候,1935年11月7日,张浩也巧妙地穿过了内蒙与甘肃的三角地带,进入陕北定边。这时的他脸色黝黑,反穿光板羊皮袄,挑着货郎担,活脱脱地一个蒙古人。定边一个有着不过10多孔窑洞和数间房屋、一二十户人家的小集镇里,张浩看到了墙上新贴的欢迎红军的标语和早些时候贴过的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的布告,也看到了戴红袖章的赤卫队员,这一切让他兴奋。他对马列主义传播陕北早有所闻,但不知道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已打出了一片新天地,新近又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他挑着货郎担在小街上走来走去,他想这里可以找到党的组织,便径直来到赤卫队队部。

  “我要见你的领导。”

  “你是什么人?”门口的岗哨拦住了他。

  “我叫张浩,是党派来的,具体情况,见了你们领导会说的。”

  岗哨见这个肩挑货郎担,反穿羊皮袄的黑汉子,口气又这么大,把他当成奸细,便召唤来一大帮子人围住他。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人群中浓重的陕北口音问道。

  “我叫张浩,来干什么,见了你们的领导我再说。”张浩怕他们听不懂南方话,说得很慢。

  “我就是领导,你进来说吧!”赤卫队长让张浩进了窑洞,窗棂外围着一大群人看这稀罕人在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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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在瓦窑堡二道街田家院的旧居

  “我要找党中央,你们赶快把我送到中央,一到那里,他们会认识我的。”赤卫队长见他一副神秘模样,听了这话,心弦也绷紧了,态度立马严厉起来。

  “找党中央?你要找党中央?快说你叫什么?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

  张浩一看事情闹复杂了,可有些话是不能对他说呀,只好耐着性子说:“我叫张浩,是有重要事派来向党中央汇报的。好同志,请你快一点把我送到中央去。”

  赤卫队长并没有轻信,仍反复追问,张浩只是这么回答,一个劲请求把他送到中央去……赤卫队长只好一边审查,一边给省委发电报请示处理办法。

  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接到定边发来的电报,反复思考,左右掂量,张浩何许人也,虽然怀疑,却又觉得事关重大。于是便拨通张闻天的电话请示。张闻天也想不起张浩是谁,来人既然请求立即送中央,觉得事出有因,便回答:“要赤卫队赶快把人送到瓦窑堡来。”郭洪涛立即回电:“速由赤卫队把人安全送来。”

  赤卫队长把张浩从定边送到瓦窑堡省委驻地时,已是11月11日,郭洪涛没有耽搁,立即带张浩去见张闻天。穿过二道街不一会就到了张闻天的住处,进了大门张闻天正在月台上散步,他停下脚步把目光聚集在郭洪涛身后,那个挑着货郎担的人脸上。他觉得这个人十分眼熟,除了憔悴和满脸风霜外,精神气质还是他多年前见到的一样,突然大喊:“林仲丹,是你呀!”郭洪涛听到林仲丹的名字也觉得似乎耳熟,忙回过头来看身后的人。此时,张浩也认出喊他的就是张闻天,撂下货担跨上月台,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洛甫(张闻天)同志,终于找到你们了。”张闻天也动情地说:“听说来了个张浩要找党中央,我想是谁呀,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就让洪涛同志发电报把你送瓦窑堡,却原来是你呀!”张浩笑着说:“赤卫队好厉害哟,要审查我,什么也不让我问,我也弄不清是你们领导的红军在这里,那敢暴露身份和真实姓名。”“你不是去了苏联吗?什么时候回国的?怎么找到这里的?我们也是11月7日才到瓦窑堡的,先你一步呀。”听说张浩是苏联回来的,张闻天忍不住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新婚不几天的刘英听说来了客人走出窑洞,张闻天忙向妻子介绍:“这是张浩同志,就是那位搞工人运动出了名的林育英,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刘英握着张浩的手对张闻天说:“人家长途跋涉步行而来,好不劳累,你就问个没完,让人家洗一洗,吃点东西,再说不迟。”张闻天忙说:“对,对,先吃饭休息,有话慢慢谈。”又转向张浩说:“你还得向毛泽东同志好好谈谈,他和恩来同志正在前线指挥作战。”“噢,洪涛同志也陪国际代表吃顿饭,再走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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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闻天和夫人刘英

  在刘英的张罗下,警卫人员把货担送到窑里。张浩就住在张闻天的住房隔壁窑洞,一日三餐也安顿在张闻天家里。刘英到供给部领来一套灰色的红军服装,张浩穿在身上越显得精神焕发。第二天张浩挑着货郎担,连同剩余的针头线脑等货物卖给了设在瓦窑堡中山大街的供销合作社,卖得2块银元,笑嘻嘻地交给了刘英:“这就算是我所交的伙食费。”刘英上街买回鸡、猪肉、豆腐,给他和张闻天改善伙食。

  陕北的冬天虽然寒冷,但张浩却感到特别温暖,因为他回到了党中央新安下的家。尽管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城瓦窑堡与大都市莫斯科无法相比,可这里却有着与莫斯科一样的自由,一样健康向上的风气。瓦窑堡的人们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他们不是开会就是宣传,到处能听到激昂的演讲和嘹亮的歌声;他们连明搭昼夜为红军赶做冬装,筹粮筹款,动员扩红,大街小巷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张浩看到这一切感到振奋,感到鼓舞。我们共产党人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吗!如今这红色政权就出现在了陕北高原。张浩很快就把自己融入其中,风风火火地忙活开了。

  刘英关切地问张浩:“你是怎么走到这里的?”“有车坐车,没车走路。”对路途的遥远和艰险张浩却没有多说,但是他从欧洲的莫斯科走到了亚洲的瓦窑堡。一路上的苦头该从何处说起呢?进入中国境内肯定是没有车让这位国际代表四平八稳地坐着,就是凭这两只脚一步步丈量着大地走了过来。

  张闻天当然最关心的是张浩带回来的政治问题,他们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促膝长谈,白天谈不完的话题,晚上接着谈。张浩谈得最多的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张闻天不停的作着记录,偶尔提个问题讨论。刘英有时也坐在旁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替丈夫作记录。

  《八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4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我五千年古国将完全被征服,四万万同胞将都变为亡国奴。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八一宣言》号召: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宣布: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军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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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过长征的红一方面军女干部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每长谈一次,张闻天都把主要内容整理成要点致电通报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因此,直罗战役一结束,毛泽东就给东北军董英斌军长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

  张浩侃侃而谈,张闻天越听越激动,越听越高兴,不时和张浩展开讨论。张闻天用痛惜的语气说道:中共中央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虽然发表过一系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文告,但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根据地的围攻,又由于中央苏区远离抗日前线,我们无暇顾及对日作战,就是真正要抗日,蒋介石也不会让我们到前线去。19路军曾打出抗日的旗号,结果呢?被蒋介石剿灭了,冯玉祥、吉鸿昌不也是在察哈尔高举抗日义旗吗!蒋介石还是把他们分化瓦解了;李宗仁也曾提出要抗日,同样没有什么结果。蒋介石的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所有这些外部环境,使我们的抗日呼吁只能成为口号而已。在党内的关门主义使我们丢失了与友军订立停战协定和联合抗日的机会,他们断言任何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按中共中央提出的条件,同红军订立抗日协议。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遇,无不使人痛心疾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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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9月,郭述申(左)、张浩、徐海东(右)在延安

  张浩是1933年初离开中国到莫斯科去的,所以对国内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的。他精辟地分析道:《八一宣言》与以前我党发表的文告,是有着许多不同点。其一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大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其二是不局限于只订立协定,建立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抗日国防政府,争取民主自由和民族平等,释放一切政治犯;其三是虽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比以前的抗日文告有了进步;其四是联合抗日不能再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要真诚的付之实施。

  张闻天击掌叫好:“还是国际代表对《八一宣言》理解得深透呀,这正是当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和毛泽东多次谈到革命的策略及统战工作,但那只是一种初步形成的想法。现在才知道这种初步的想法,同共产国际确定的策略、方针基本一致。国际又有具体指示,争取新的胜利信心就更足了。这几天,瓦窑堡与前线的电讯联络从未中断,他们之间通过电文交换意见,制定重大决策。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瓦窑堡正式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了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从这开始,不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瓦窑堡,大家都围绕抗日统一战线这一主题,开展了与东北军、西北军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统战工作,党和红军的宣传舆论工具也开动起来,众口一词地宣传统一战线,举办被俘东北军军官学习班,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呼声,在西北高原像春雷般的滚动着。

  工作虽然很繁忙,但张闻天和张浩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他们推心置腹地交谈。一有空就坐在一起,谈了国外谈国内,谈话的主角也在交替变换。

  张闻天向张浩讲述着让他刻骨铭心的长征:红军大搬家式的撤离,在过湘江时损失了三分之一。这残酷的现实,让我和毛泽东、王稼祥走到了一起,讨论红军到何处去?怎样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换红军指挥员,而且下边要求撤换领导的呼声也很大。这一天终于来了,打下遵义后,我们就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选举毛泽东进入政治局常委。不久常委分工时我接替博古负总责,恩来、泽东、稼祥负责军事指挥。在指挥红军作战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被中央和红军指战员认可,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和权威。我们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到达四川北部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本来是党和红军发展的一个大好时机,却被自恃人强马壮的张国焘给破坏了。张国焘找理由拒绝北上方针,认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现在要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肆无忌惮地向党要权。我说干脆把总书记位子让给他。毛泽东劝我说总书记的位子不能让。我们说服恩来同志让出了红军总政委让张国焘当。现在看来,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要不然我们也许不可能在瓦窑堡见面并畅谈了。

  张浩专注地听着张闻天的叙述,急着问:“后来张国焘又怎样呢?”

  中央北上方针不变,当了总政委的张国焘却坚持南下,并发电报给陈昌浩:中央不改变方针,就坚决开展党内斗争。幸好电报先被剑英同志看到,他乘机把电报送给我和毛泽东他们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北上,到了哈达铺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还有一大片根据地,我们就奔向这里来了。前几天,张国焘还以他自立的“中央”给我们发号施令。张国焘如果能像陕北红军这样好,像陕北人民这样厚道,就不会发生分裂。我们今天谈联合抗日不就有雄厚的资本了吗!

  张浩情不自禁地说:“的确是这样,现在四方面军虽然在大西南徘徊不前,但中央和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我们有了根据地,有了自己的家。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开创统一战线的新局面,至于张国焘那边我可以做一做工作。”

  好!你现在是佩带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国际代表嘛,他张国焘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嘛,张闻天高兴地说。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从前线回来,我们一块坐下开个会,认真研究一下今后的战略问题和发展方向,来指导全党和红军的工作和战斗。张闻天关心地问张浩:“听刘英说,你常常忙得回来的很晚,把吃饭都耽误了,伙食不行的话,就让刘英多加点蛋、肉,可不能把身体搞坏了。”

  张闻天、张浩二位夜以继日地工作,谈话讨论,不知不觉中为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铺垫了一定的基础。

  直罗战役告捷后,毛泽东的心情颇为舒畅,很想早日见到这位国际代表,便于12月8日电约张闻天、张浩、博古于14日在安塞会面。接电后他们三人如约抵达安塞,谁知毛泽东的心情更加急切,抄近路于13日赶回瓦窑堡。已在安塞等候的张闻天他们深夜接电,立即策马打道回府,直接去中盛店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握住张浩的手,注视着他那黑瘦的脸,热情地说:“我道是哪里又拱出个张浩来了,原来是老朋友林育英、林仲丹呀!我们的工人朋友呀!”毛泽东没有忘记恽代英向他介绍林育英时那个亲切的称呼,无限感慨:“眨眼就是10多年没见面了,听说你这些年为革命吃了不少苦?”

  张浩也非常激动地说:“那算不了什么,真正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是你。从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到扭转长征的被动局面,你是正确的。没有武装夺取政权,就谈不上革命的胜利,世界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这都是无数同志从革命实践中,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你从莫斯科归来,一路吃苦不少吧?”

  张闻天接过话头:“是的,他从蒙古过来,穿草原,越沙漠,翻山涉水,顶着飞雪,冒着严寒,不容易呀。”

  毛泽东:“你这次艰苦跋涉,给我们送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功劳不小啊!”

  张闻天:“张浩同志也急着向你汇报,他带来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还有外界很多新鲜的情况。”

  “好啊,我这么急着赶回瓦窑堡,就是想听张浩同志的传达。这样吧,把恩来喊来一块听听国际代表的高论。”毛泽东幽默地说。

  不一会儿周恩来就从军委大院兴致勃勃地赶来了,他和张浩曾在上海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彼此也是熟悉的。他们几个人就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倾听张浩的传达。

  “我亲自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是在季米特洛夫主持下召开的。会议认为:鉴于各国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情况也不同,决定改变过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今后各国党要根据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各国的具体实践中去,共产国际在基本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上给予指导。机械地模仿,简单的抄袭沿用别国现成的革命经验,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兴奋地说:“太好了,太正确了!革命的实践证明,正确的斗争策略的制定,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只能在群众的实际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已经14年了,也不再是小孩子了,小孩子学走路扶一扶是应该的,长大了就应该让他自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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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中央红军司令部旧址

  “共产国际代表会议,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批判了关门主义,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我党驻国际代表团提出的《八一宣言》受到大会的好评和赞扬……”张浩自豪地叙述着。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各自也在思考如何开创新局面,发展壮大红军的问题。“现在又有了根据地,这里的红军和人民的觉悟很高,他们的行动使我们很受感动。劳山、榆林桥、直罗战斗使东北军受到重创,暂时不会有大的冲突。本来就地瘠民穷的陕北一下来了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呀,不能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了。我们要开辟一条新路子,得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了。”周恩来提议。

  张闻天说:“我和张浩也讨论分析过如何发展的问题。就等你们回来咱一块定夺吧。开会的基础已基本形成了,咱是不是分工准备,一旦成熟就开会。我和张浩、博古负责政治方面的材料,泽东和恩来负责军事行动方面的材料。这样分工行不行?”

  “就按虚心纳谏地明君总书记闻天同志说的办吧,抓紧准备,尽快开会。解决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问题,还得请我们的国际代表张浩同志出面了。我们要在西北开好头,大闹一番,没有正确的路线是不行的。”毛泽东这番近乎总结的发言,可以说是他们这次谈话讨论的终结。

  这一夜,瓦窑堡中盛店窑洞里的灯光彻夜通明,来自共产国际的信息,使他们鼓舞,也让他们反思。从这一夜开始,他们都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华,绘制美好的蓝图。

  1935年12月17日的晚上,张浩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中盛店去找毛泽东。“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毛泽东站起来说。“我回国汇报传达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考虑让我这个党员再干什么?”张浩坦然地说。毛泽东说:“你的国际代表的任务还没有完,还有重要的工作等你去做。眼下我们党内有一个盛气凌人的人,就是拥兵自重,自立中央,坚持搞分裂的张国焘。闻天和我说过,你和张国焘都是湖北人,又在一块从事过工人运动,相互比较熟悉。现在你又是国际代表,张国焘还可能尊重你的意见。我看就按闻天、恩来他们几个的意见,由你去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大体情况,闻天、恩来都跟我说过。我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容许分裂,不容许有两个‘中央’。”张浩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敌斗争张浩有丰富的经验,也有对付的办法,但对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事情,还是第一次。虽说有一顶国际代表的桂冠,但他总觉的底气有点不足。这之后,张浩穿梭于瓦窑堡的大街小巷,他一会儿找毛泽东详谈,一会儿又找周恩来了解情况,还到博古的住处讨论,一有时间就和张闻天研究。并把张国焘与中央往来电文一一过目。夜以继日的工作,张浩自觉底气足了,对如何解决也成竹在胸。

  张国焘在中央一大时,就与陈独秀、毛泽东同是中央局的委员,并担任组织部主任;中共二大时,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长;中共四大时,为中央局五位委员之一,同时兼任工农部长、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军事部长;中共五大时,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共六大后,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这些张浩是清楚的,但到鄂豫皖之后的所作所为,他就不了解了,因为他已到东北工作。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问周恩来:“一方面军现在有多少人?”周恩来没有急于回答,警觉地反问:“四方面军有多少人?”本来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张国焘却有意夸大说:“有10万人。”周恩来也顺着竿子往上爬,把只有1万余人的一方面军人数说成:“有3万人。”张国焘在与朱德交谈时问一方面军的情况,朱德从被迫长征的10万人,一路拼杀过来:“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了。”朱德根本没有想到,张国焘问这些是另有图谋。当张国焘知道一方面军的底细后,心里就打起了小鼓鼓,盘算着凭自己的实力,也应在中央占相当的地位,企图统帅指挥两支红军。

  1935年6月29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张国焘对这个位子很不满意,愤然离开两河口拂袖而去。7月1日,张国焘致电周恩来等,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他把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解决组织问题就是自己想当主席。其间张国焘按兵不动,以至《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行而放弃。7月6日,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到四方面军去慰问,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方案: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此刻的张国焘言下之意已毫无遮掩而剔肉露骨了,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想当最高统帅。

  7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联名电催张国焘率部北上:“速调速进,勿在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对此,张国焘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无动于衷。

  张国焘看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在中央没有引起回应,便唆使陈昌浩向中央提出要求。7月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并转朱德:“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歼敌。职意请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任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张国焘想吃油糕又怕把嘴油了,转个弯让别人替自己把说不出口的话说出去。朱德接电后找张闻天、毛泽东商讨处置办法。张闻天提出:“干脆,我把位子让出来,让他当总书记好了。”毛泽东说:“不行,他想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还说不定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的。他想当军委主席,可现在这个职务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让他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又不甘心。”张闻天说:“那咋办?”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朱德说:“那恩来怎么办?”毛泽东说:“我们一块找恩来谈一谈。”

  周恩来正在患病,几乎无法行动。周恩来看完电报抬起头说:“这张国焘真是节外生枝,到底要什么位子,才能满足吗?”毛泽东向周恩来说了他们几位刚才的分析讨论后,又说:“军权不能让他抓去,让他当总政委行吗?”周恩来说:“这么安排好,我就把总政委的位子让给他。”当天,在芦花(今黑水)周恩来的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此后,张国焘才调动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7月21日,张国焘又提出了一个9人名单,要求中央批准进入政治局。中央认为目前军事统一问题最为迫切,所以没有同意张国焘的要求。7月26日,张国焘借口:组织问题没有圆满解决,下令前线部队停止前进,因而一再贻误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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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陈昌浩

  8月4日至6日,中央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张国焘表示怀疑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提出召集红军高级干部讨论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苏区已丧失,红军损失重大,苏维埃已经失败。张国焘借题发挥,目的就是要大家拥戴他当党和红军的领袖。张闻天、毛泽东驳斥:遵义会议已对中央的政治路线作过检讨,等有了安定的环境坐下来再行解决。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的政党,中央不仅是一、四方面军的,因为还有红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所以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西北,首先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为实现新的战略方针,特别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为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特殊情形下,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增补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于策略性的让步,会议才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找不出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只好待机而动。

  这以后,张国焘视中央无能,得寸进尺,借口统一指挥,利用总政委的名义收缴了各军团、各军的电台密码,企图切断中央与红军的联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忍无可忍,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决不能任其无所不为。为顾全大局,中央在张国焘置《决议》于不顾,拒不北上的情况下,还是耐心地做工作,等待他的转变。

  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要其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后大吃一惊,字里行间隐藏着杀机,便将内容暗记在心,去找陈昌浩。正在会上讲话的陈昌浩,挥手示意叶剑英完了再说。叶剑英就立即赶往中央驻地,将电报送给张闻天、毛泽东他们看,毛泽东随手抄了一份,要叶剑英迅速赶回,不露声色,以防意外。

  经过紧急磋商,认为继续说服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中央必须率一、三军团立即北上。当天晚上的半夜三更以外出打粮名义迅速脱离险境。陈昌浩得知中央不辞而别,立即找到徐向前问怎么办,徐向前说:“要走就让走吧,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如果张国焘的密电直接让陈昌浩接到;如果叶剑英没有立即告诉中央;如果徐向前不说这句话;如果不是彭德怀殿后保驾;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早已改写了。之后中央发给张国焘的电报口气就变为命令直接下达了,可张国焘仍执迷不悟。

  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俄界,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为教育争取张国焘,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一级,暂不作组织结论。9月14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张国焘:要求总政委放弃错误立场,执行中央路线。张国焘接电后仍不思悔改,于9月15日在阿坝召开会议,打出“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标语,批斗朱德、刘伯承,逼他们表态支持南下。他们二人顶住压力:“毛儿盖会议,我们举手同意北上。你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当时你张国焘也举了手。从全国形势看北上才有出路,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打得不好还得转移北上。”会议认为毛泽东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并通过了《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张国焘不顾众人反对,私欲膨胀,做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他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地做法能说比毛泽东他们高明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露出了可供抓住的尾巴——反党。

  就在张浩即将到达瓦窑堡的1935年11月5日,张国焘致电彭德怀、毛泽东:他已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毛泽东等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张国焘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狐狸尾巴越露越长。党中央虽然把家安顿在了瓦窑堡,但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严重挑战和分裂。

  1935年12月18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诸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我已带着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给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的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接电后张国焘十分得意,自以为与林育英有多年的交情,便立即向国际代表致电告状:毛泽东等是右倾机会主义,北上行动是逃跑,要尽力反对毛、周、张(闻天)路线,提出陕北苏区及红军接受其领导……并要共产国际承认他宣布成立的“中央”。

  张浩深思熟虑之后,于12月22日又致电张国焘:一是希望党内争论目前不应该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对敌。党内可有争论,对外应一致;二是党的组织问题,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土地广大,交通不便,政治经济不统一,发展不平衡,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代表团代管。此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请认真考虑后答复。

  12月24日,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张国焘致电,表示了必要的妥协;同意张浩的建议,如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你处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瓦窑堡)发生横向关系。张国焘感觉到事态的发展已不可逆转,便自找梯子下楼。于1936年1月22日,向张浩、张闻天致电:此处对兄等决议详细讨论的结果,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准备成立西南局,同时提出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可以看出张国焘对自己成立的“中央”已产生了动摇,但又一时拉不下面皮承认瓦窑堡的党中央。

  1936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张浩也认为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已不是进军路线之争,而是事关党和革命的前途、命运之争。他又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这给张国焘以当头棒喝,他感觉到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在改变了。张浩抓住张国焘心态的变化,2月14日,他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一致,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并望兄等速率部北上参加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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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团长王泉媛。

  这是王泉媛老人在讲述战斗故事时,向战士们演示当年英姿

  就在党中央率领红1军团、红15军团渡河东征的时候,张国焘所率南下部队由8万人减至4万余人。南下的方针自然宣告失败,只得率部向西北转移。1936年6月6日取消了自立的“伪中央”,6月19日张浩在瓦窑堡向张国焘发出最后一份电报,便随党中央转移到陕北保安,继续做张国焘的工作。1936年12月2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一部(另一部西征)回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期间的一年多里,张浩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密切合作,既唱白脸,又唱红脸,一张一弛,终于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毛泽东曾吟哦着郑板桥:“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安心,非图后来福报也”的诗句,戏称张浩是革命的“和事老”。如果没有这个革命的“和事老”,张国焘能俯首称臣吗?在瓦窑堡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吴亮平,几十年后在纪念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浩同志座谈会上说:“张浩帮助党中央做了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工作,促成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的确,张浩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成功地为解决党中央初到陕北瓦窑堡所面临内部分裂的威胁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TH8166000101110001**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3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章  重新开张

<标题>=第十章  重新开张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颠沛流离,在黄河西岸群山环抱的瓦窑堡找到了家。一年的行军走路,一年的冲锋陷阵,除此之外中央的其他各项工作近乎瘫痪半瘫痪。一部分工作人员永远地倒在了行军的路上,一部分工作人员补充减员扛起了枪走到了终点;一年从南走到北,一年形势由阴转晴。一年来办公物品丢失殆尽,除徐特立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的公章,用绳子拴在衣兜里带到了瓦窑堡,其他的不是焚于战火之中,就是撂在了匆匆忙忙的行军路上。

  **TH8166000101120003**

  西北军委大院礼堂(作战室)

  有了稳定的家,中央国家机关就要对内对外开展工作,共和国的国家机器就要运转。所以必须重新搭架子,铺摊子,开张“营业”。

  1935年11月8日,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的第二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命令;决定在瓦窑堡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由副主席周恩来兼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其后不久聂洪钧的职务被撤销,由刘志丹为办事处副主任。张云逸任后方办事处参谋长,供给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兵站部部长杨立三,政委李文楷,后方卫生部部长贺诚,政委姜齐贤,动员部部长戴季英,政委黎林,后方政治部主任先后由钟赤兵、袁国平、罗荣桓担任。和谢子长一块参加清涧起义时就担任排长的安定县人雷恩均出任办事处四科科长,不久又担任西北军委四局(管理局)队列科长、局长。

  **TH8166000101130001**

  西北军委大院 周恩来、林彪旧居

  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在瓦窑堡二道街前河滩,紧靠东城墙的大院内办公。院子里有砖、石窑12孔,军委会议室设在大门一侧一间较大的平房式窑洞中。周恩来到瓦窑堡以后就一直住在军委办事处大院。

  西北军委决定将一方面军长征随营学校(即长征中的干部团)与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组建红军大学。校址设在瓦窑堡旧堡城米粮山关帝庙,学员宿舍和办公地址紧靠关帝庙右侧。校长周昆,政委袁国平。

  1935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在瓦窑堡组建成立。毛泽东虽然没有辞去从瑞金开始就担任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但在瓦窑堡实质而又具体的工作却由博古主持,因此,博古成为西北办事处主任。瓦窑堡龙虎山下的一个基督教大院就成了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办公地址。这里与中央党校只有一巷之隔,有鸦片战争以后一个法国传教士修建的坐西向东的基督教礼堂,成为当时瓦窑堡召开大型会议,能容纳数百人的大会堂。礼堂南北两侧建有一排瓦房和砖窑洞,这在瓦窑堡可算得上窑洞房屋多而集中,建筑规模较大的院落群。

  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为谢觉哉,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土地部部长王观澜,粮食部部长邓发,司法内务部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局长罗梓民,以上各部局都在西北办事处大院办公。财政部部长林伯渠,国民经济部部长崔田民,不久毛泽民接任部长。这两个部与瓦窑堡陕北苏维埃银行合署在中山大街一处停业的客店办公。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办公地址在瓦窑堡南门口陈家院。劳动部部长邓振询,与总工会合署办公。

  **TH8166000101140001**

  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安定县瓦窑堡第二高级小学)

  这一天,重新恢复的陕北省委、省政府在瓦窑堡龙公城米粮山挂牌办公。省委书记郭洪涛,省政府主席马明方,秘书长马文瑞兼白区工作部部长,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部长钟赤兵,妇女部长史秀云,省工会主席兼党团书记高长久,团省委书记慕纯农,省委巡视员强晓初。新成立的陕甘省委、省政府设在甘泉县下寺湾,书记朱理治,省政府主席王生玉。新成立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书记杨和亭。新成立关中特区委员会,书记贾拓夫。新成立三边特区委员会,书记谢维俊。之后,中央陆续配齐了这些新成立机构的工作人员,分别到各自的地域开展工作。同时恢复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的工作。张闻天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吴亮平;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中央两部的办公地址设在瓦窑堡二道街距张闻天住处不远的樊家院。

  11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担任委员长。总工会与劳动部合署在瓦窑堡龙公城铁狮子巷北头魏家院办公。

  中央决定将陕北党的干部学校并入中共中央党校,董必武任校长,成仿吾任教育长。新组建的中央党校设在瓦窑堡书院巷的安定县立第二高级小学内,恢复了中止一年多的教学工作。

  少共中央在瓦窑堡二道街胡家院开始办公,书记凯丰,组织部长刘道生,宣传部长刘英,秘书长胡耀邦,儿童书记赖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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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民在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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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苏维埃邮电局旧址

  苏维埃国家银行是跟随毛泽民一起长征的,原有14人,因为战斗的激烈和自然条件的艰苦,一路上先后牺牲了7人。到达瓦窑堡时,只有毛泽民、钱希均、曹菊如、任远志、黄亚光、郭金水、曹根全7人了。从瑞金出发时编为第15大队的国家银行的100多名挑夫队员,到达瓦窑堡时只剩下邱端阳和黄德泉两个班长了。他们在毛泽民的带领下,从瑞金挑着国家银行的文件资料和黄金珠宝,一直默默地挑到瓦窑堡,完整无损地交到了陕北根据地。陕北苏维埃银行和钞票印刷厂就设在瓦窑堡中山街一家店铺里。中央进了瓦窑堡后,市场上使用的除银元外,有瓦窑堡的纸币,也有瑞金带过来的纸币。

  为此,11月1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布了第一号训令:“为着金融流通的便利,发行票币是必需的。但票币形式急需统一,发行数量应不超过市场的需要,以免发生其它弊端。”

  中央决定由毛泽民负责恢复国家银行的工作。他和长征过来的伙伴找到陕北苏维埃银行干部李青萍、崔德全、魏德希,多次商讨如何进行改编?顺利开展工作的问题。他们又到陕北苏维埃银行印刷厂和10多名工人座谈了解情况。两个根据地的银行很快就合并编制在一块,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林伯渠兼任行长。印刷所所长由券务科科长曹根全兼任,后来由贺子珍担任印刷所所长。

  陕甘晋省苏维埃邮电局更名为中华苏维埃西北邮电管理局,曹世华任局长。与此同时,陕北苏区比较稳固的县也设立了邮电局,在比较大的村镇设立了邮电所。这不仅方便了苏区内部的通信联络,而且也方便了苏区与外界的联系。

  11月17日,长征到达瓦窑堡的兵工技术人员和工人,与陕北红军兵工修械厂在安定城东十里铺合编,成立了红军兵工厂。

  瓦窑堡红军总医院在军委卫生部的组织协调下,在水沟坪成立,一大批重伤病员由战地医院转往这里治疗。

  党中央在瓦窑堡短短的10天当中就着手恢复了许多工作,组建了新的工作机构,让苏维埃国家机器停转一年多后,又迅速地运转起来了。有这样一块根据地和没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是大不一样的。在长征的过程中,脱离原有的根据地,打得一直是无后方的仗,没有可靠的给养来源,不容易得到群众的掩护和支援,伤病员更是无法安置。现在好了,有这样一个新的起点,共产党人就能在历史舞台上再创辉煌。

  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工作的需要,党中央在瓦窑堡还组建了许多办事机构和工作委员会。不论是合并还是合编的机构,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党的工作,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工作都很快的融合到了一起。他们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奋斗打开了新局面,得到陕北苏区广大老百姓的认可和拥护。

  一个国家,一个家庭的机器如果停止运转。那么他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虽然瓦窑堡在中国版图上并不显眼,甚至找不到它的位置,但是它却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办公机构的开张,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并为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一点难道还要用过多的语言笔墨来叙述和描写吗?在瓦窑堡,一个党员一面旗,不用扬鞭自奋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4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一章  以诚相待

<标题>=第十一章  以诚相待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陕北人既有性格豪放,急公好义的一面,又有逞勇好斗、疾恶如仇的一面,只要认准一个理,他们会跟着走到底的。《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抗金名将韩世忠、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张献忠,以及近代的谢子长、刘志丹,他们都生在陕北,长在陕北,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TH8166000101170003**

  瓦窑堡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邓发签署的米票

  军旅作家杜鹏程在陕北乡下体验生活时,曾写下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在农村几年,常常住在老乡家,他们说:这条炕上毛主席住过。周恩来同志在这孔窑洞里住过,他在前面那个山上,指挥过部队作战。我在乡村工作,影响最深的是,军属多,烈属也多。一位老太太经常让我给她儿子写信,我笑着写了信,背着她,又把信烧掉。因为她的先当红军,后当八路军的儿子早已战死在吕梁山上!我几次参加过征兵工作,看到他们是如何把子女送上前线的。我也征过几次救国公粮,老乡们口里挪,肚里攒,把那金黄的小米送到军队上。陕北的父老兄弟,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多少优秀的子弟啊!献出了多少粮食啊!他们流过多少血和泪啊!全中国的老干部有几个没有吃过陕北老乡的小米?有几个没有穿过陕北老乡做的鞋子?有几个没有用他们的毛驴驮过自己的行李?当时,陕北人民养活了党中央,养活了许多元帅、将军和干部、战士……”

  这支中国人民希望所在的队伍会解散吗?千锤百炼的革命会垮台吗?不,不会散,不会垮,反而要生存,要奋斗,要兴盛,要胜利。

  一进陕北根据地的大门,陕北人民就箪食壶浆、杀猪宰羊,迎接中央红军。赤安县、区、乡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派出大批干部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支援中央红军。他们披星戴月,筹集粮食、布匹,连夜奋战碾米磨面,赶制冬装。他们吆驴牵马,肩挑人扛,崎岖的山路上送东西的群众川流不息。定边县宁赛川200多名游击、赤卫队员,使用300头牲口送粮4万余斤;乱石头川区送粮3万余斤;赤安县六区三个乡送粮2.8万斤,猪50多口,羊270余只;保安县游击队送羊300余只;定边县苏维埃政府送土布3大卷、红洋布和黑市布3匹,苏区政府组织毡匠把5000余斤羊毛赶制毡衣、毡鞋送给红军。

  中央红军带来的一批伤病员,也由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安置到群众家里调治,仅赤安县六区就安置了200多名。蛇圪塔村的雷梅英当年只有15岁,她和爷爷收养了3名伤病员。当敌人进村搜查时,她和爷爷就背着伤重的,扶着伤轻的,把他们藏在山水洞里。一个叫雷保根的红军又偷偷地爬回窑里,睡在炕上。梅英和爷爷回到家时,敌人正在拷问雷保根,他闭着眼什么也不说,敌人嚷着要杀他。梅英急了便说:“这人害得流水病(瘟疫),传染得厉害,再说也活不了多久,你们放了他吧。”这一说敌人都害怕得闪开了。事后雷保根才说:“我当时害怕敌匪到处搜查,连累你爷俩和已藏好的战友。”听他这一说,他们都哭了,以后这三位红军养好伤又分别回到队伍上。

  张沟岔村的张德元收割完庄稼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掉队的红军小战士倒在路边昏迷不醒。这个只有11岁的小战士骨瘦如柴,穿一条单裤和一件破山羊皮背心,腰里系一根草绳,脚上的草鞋也烂得不成样子了。张德元把他背回家才知道他得了黑水病(痢疾),夫妻俩给他换衣服,找中药,精心调治。这位小战士姓王名国来,湖南人,他感激不过老两口的恩情,就认张德元夫妻干大(爸)干妈,并改名张明华。在张德元家里一住就是6个多月。1936年5月红军西征又到吴起镇一带,政府要求长征流落的战士归队。张德元听到这个消息就把明华叫到跟前说:“孩子你走吧,还是参加革命有前途。”换了一身新衣服的明华骑在干大吆着的毛驴背上来到了罗崾峻兵站。分手时,明华跪在地上说:“爸爸,我永远忘不了你,我一定回来看望你和妈妈。”说完磕了一头,张德元抱起明华也哭了起来。这一深深地磕头,不仅是明华而且也是中央红军对陕北人民的感谢。在陕北人看来磕头是最大的礼节,一个人一辈子只跪天地父母。

  1971年冬,四川省交通厅来人调查张明华的历史问题,失去近40年的联系又接上了。在明华的多次催促下,张德元去了成都,已是父亲的张明华将干大换下的衣服,一件一件洗干净,说:“我当年在家时,你老人家接屎倒尿服侍我,不知给我洗了多少次衣服。今天,我给干大洗一次是完全应该的。”

  **TH8166000101190001**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时的粮库旧址

  中央红军进了家门,所到之处,都是欢迎的人群,热烈的场景。不论在甘泉,还是在富县到处有热腾腾的饭菜,到处有滚滚的开水。他们被这久违了的热情所感动,一把拉住亲人的手,知心的话儿说不够。

  党中央来到瓦窑堡时值隆冬,嚎叫的西北风夹裹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仿佛要把大地上的一切都要冻僵似的。得不到足够补充的红军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单褂在严寒中煎熬。到达瓦窑堡的当天晚上,张闻天就召来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陕北供给部长白如冰商议解决部队的衣食问题。郭洪涛要求白如冰和财政厅长艾楚南赶快清点库存,有多少拿多少,动员群众做鞋缝衣服。瓦窑堡市委、市政府按照省委的安排,层层召开动员会,男女老幼齐上阵。市政府组织了一个缝衣大队,由党玉兰、石翠女、贾香负责,所属3个乡也各成立了缝衣队。缝衣大队从供给部领回布匹、棉花,由心灵手巧的妇女统一裁剪,再分配到各个缝衣队,分发到家户制作。她们把白布用谷草烧成灰加黑豆煮染成鸽灰色。瓦窑堡供给部的库存是远远不够的,白如冰找到陕北省贸易局的门上,要求他们想方设法供给3000套衣服的布匹和棉花。贸易局立马组织商贩从白区、红区购买所需的东西,以解决红军过冬穿衣的问题。

  瓦窑堡龙公城老城畔居民小组只有12名妇女,市委要她们10天做鞋58双。高兰英就把姐妹们召到一块开了个会,大家提出5天完成任务。她们采用协作的办法,纳底、做鞋帮,上鞋各干一行,白天黑夜赶着做,4天就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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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干部纺线织衣

  瓦窑堡一下子人多口稠,又值寒冬腊月,红军吃菜也成了问题。高兰英和小组的4个党团员上门动员群众捐菜,一天就收集腌白菜两担,洋芋一担,还有鸡蛋等送给红军。高兰英还组织妇女到红军住处打扫卫生,拆洗缝补衣服。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扣押刘志丹是个别人干的,中央红军反对他们这样做,毛委员派人给老刘赔了情,平了反。我们要相信红军,和红军一起闹革命。”这样一宣传,人们就从心底里拥护红军,关系搞得相当好。瓦窑堡市二区是紧靠城东比较富庶的一个区,这里素有种植蔬菜的习惯。区委书记李春方身体力行动员群众捐粮捐菜,而且说服家庭成员,带头捐献粮食12石(约4000余斤)并亲自把捐粮送到瓦窑堡中央粮库。在他的带动下,二区群众积极踊跃给党中央、中央红军送粮送菜、生豆芽、磨豆腐。时值寒冬腊月,区委书记李春方又发动群众将藏在菜窖里准备过年的新鲜蔬菜拿出来送到瓦窑堡。

  瓦窑堡附近村庄的群众也主动生豆芽、做豆腐、加工粉条慰问红军,比较远的村庄就把慰问品集中起来,由政府统一转交。

  陕北省原拟一个月捐粮食770担(1担为300余斤),由于群众有热心、有爱心,结果捐献粮食970担,超出计划200担。瓦窑堡市、安定、赤源、秀延、子长等县,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下至十五六岁的小姑娘都投入到缝衣做鞋的队伍,20天内赶制棉衣5000套,棉鞋5000双。陕北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红一方面军和党中央,他们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作战,做出了永垂史册的重大贡献。

  刊登在193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主编的《红色中华》报第一版,题为《五十天中再送三千新战士到前方去》!

  全省书记联席会议上的决定:为要迅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三次“围剿”,猛烈发展中国北部的苏维埃运动,现在陕甘苏区各地的党和政府正在以最大力量动员群众武装上前线。特别是陕北省的党,在结束了十月扩大红军的冲锋运动以后,又在中央西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本月十五日在各县书记联席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大动员,在明年一、二八前(从十月革命节起)再扩大三千新战士到前方去。各县的数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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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各县县委书记对这次动员的计划都觉得比前次还更有把握,他们还提出:不送一个妇女娃娃和年老病弱的来完数!

  陕北各县区苏维埃的负责同志们!响应陕北党的这一号召!帮助当地的党,在当地党的领导下,坚决的为完成这一号召而斗争。

  这篇通讯报道的事情是这样的:中央红军一路走来,有在战斗中牺牲的;有因伤病留在地方的;也有失散落伍的。总之减员十分严重。张闻天到达瓦窑堡的第5天,也就是陕北省委恢复挂牌工作的那天,张闻天总书记找李维汉谈话,要他联系陕北省委,参加省委的会议和一些工作。谈罢话他二人又来到米粮山省委大院,一是对新恢复的陕北省委表示祝贺;二是召开座谈会商讨当前应着手的工作。因为都住在一个城里,所以会议很快就召集起来了。省委书记郭洪涛首先向与会的省委各部长,市委各领导介绍了张闻天和李维汉,并对他们在百忙中关心支持省委工作,表示感谢。在热烈的掌声中张闻天简明扼要地讲述了长征……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找到了根据地,有了安定的家。从进吴起镇到现在20多天过去了,这20多天里,根据地人民在陕北党的领导下,给红军送衣送粮,问寒问暖,场景使人感动,以诚相待之情让人难以忘怀。陕北人民是厚道的,是忠诚于革命的。国际代表张浩给我们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国际国内的形势就要发生重大变化了,我们要组织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惩卖国贼蒋介石,没有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目前省委主要的工作就是猛烈扩大红军,用实际行动驳斥蒋介石说我们走到了死亡之地的预言。中央将逐步对苏维埃政策作必要的调整和改变,使之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富农政策和发展经济政策的改变。这次座谈会根据总书记的要求,决定15日召开陕北省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安排部署征兵和扩大红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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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郭洪涛在山东莱芜祖莱山起义纪念碑前与夫人赵淑媛合影

  一封封鸡毛信很快地传到了县委书记们的手中,11月14日下午,县委书记们齐刷刷地来到了瓦窑堡。15日早晨,陕北省征兵扩红会议开始。郭洪涛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征兵扩红的意义,具体要求作了重要讲话。马明方下达任务,并要求把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对完成好的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同时做好烈军属的优抚工作,帮助他们生产、生活,使他们感觉到苏维埃大家庭的温暖。李维汉向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介绍了瑞金中央苏区征兵扩红的经验。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从今年末到明年初扩大红军7000人,这在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难度很大,也可以说是一项经验不足的新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对革命忠诚的陕北人民就一定能够积极踊跃的加入红军队伍,完成扩红计划。

  吃早饭时,县委书记们端着粗瓷大老碗圪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谈论如何完成任务,你说办法,他谈想法。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我们先要动员自己的亲属上前线,才能带动群众的参军热情。再加上优抚政策的感召,完成任务问题不大,力争超额,县委书记们形成了共识。中央和省委也抽调了大批干部深入各县区帮助工作,一时间陕北大地迅速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加红军的热潮。一个月时间,陕北省就扩红3600人,超额600人。

  12月5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瓦窑堡召开了红军家属代表会议,马明方到会讲话,阐述了当红军的意义,宣布了优抚红军家属的政策和办法,号召全省老百姓积极参军参战,实现全省县委书记联席会上提出的扩大红军的目标。

  12月6日,李维汉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要上游击队!更要上大部队!》的文章:“……必须纠正工作人员和党员中,对于扩大红军犹疑不前的态度,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怕当红军的落后观念,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去说服群众,推动群众的扩红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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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秀延县玉家湾村村主席魏俊武在县上扩红任务下达后,自己首先报名应征。在他的带动下,村里青年踊跃参加,家属也积极支持。1936年1月12日,秀延县委将玉家湾一带80多名应征青年集中起来编成一个连,魏俊武担任指导员。大家换上了新军装,发了路费开拔到瓦窑堡附近的桃园村编入新成立的红军补充师。中央红军派来姓李的营长担任师长,魏俊武担任了政委。腊月二十五日补充师在老百姓沿路敲锣打鼓地欢送下,经永坪到延长编入红一军团。

  瓦窑堡市土地部长郝振廉被派到安定县中区高家沟一带扩红。他宣传:“对红军家属在分地、分粮时优待,派人送炭,组织人耕种……等优抚政策”,这样一宣传解除了群众的后顾之忧。李生华的妻子一身担当了抚育儿女,赡养老人的责任,支持丈夫参加了红军。郝振廉1人就完成扩红任务21人,受到了省政府主席马明方的表扬,不久他的事迹又坐了“飞机”——即登载到《红色中华》报上。

  延水县北区六乡一个52岁的农民报名参加红军,扩红队嫌他年龄太大,婉言拒绝。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却说:“如果你们嫌我老了不让参军,叫我儿子去总能行吧!”就是这位慈祥善良的老农亲自把两个儿子送到了队伍上。延安县南区二乡一个12岁的小娃娃坚决要报名参加红军,扩红干部因他年龄小不让报名,争来争去弄得小娃娃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大哭起来。在乡、村干部的一再劝说下,答应小娃娃先参加儿童团,扛红缨枪,才算把这场争着参军的“闹剧”收了场。

  1935年12月8日,周恩来从直罗前线回到瓦窑堡,关心的也是扩红问题。他接连两次亲临陕北省委大院,了解扩红进展情况,布置扩红工作。他的办法到底比别人多,要求:首先整顿乡、村赤卫队和少先队,从中选拔优秀人员参加红军,指定贾拓夫起草整顿决定。第一次扩红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和李维汉又来到陕北省委大院布置第二次扩红工作。他说:最近中央决定东征山西,一是打通抗日道路;二是补充兵员和给养。红军东征需要兵力,保卫根据地也需要兵力。省委要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为着东征抗日的胜利和发展巩固根据地做出贡献。他对郭洪涛说:“陕北第二次扩大红军工作由你这个省委书记负总责,李维汉协助,两个月内再次扩大红军6000人。这个任务对陕北省来说是有点大,是不容易办到的,但是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人民的积极参与,我看任务还是能如期完成的。”

  1936年4月29日《红色中华》第二版,题为《欢迎红五月带来新的扩红计划》的文章,真实地再现了陕北又有多少优秀儿女扛起枪走进了红军队伍。

  红五月到来了,红五月是具有极伟大的革命历史意义的一月,我们应该纪念他。

  怎样纪念他呢?用什么实际工作来纪念他呢?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这样告诉我们:

  纪念红五月应该热烈的进行一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动员广大的苏区民众加入红军去!赤少队也应该整排报名当红军。陕北省委这样决定,由五月十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止,两个月中扩大四千五百人到方面军去,扩大一千六百余人到独立团(营)中去,各县书记已在各县书记联席会议中自己承认应扩大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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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欢迎与拥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这一号召啊!立即开始准备工作,加紧宣传和动员,争取计划如期完成!

  在苏区猛烈扩红的同时,中央和陕北省委也改变了对俘虏的政策。这之前抓到的俘虏,凡是自愿留下当红军的就让参加红军,不愿意留下的,每人发给两块大洋遣散回家。为扩大红军队伍,建立统一战线,党中央在瓦窑堡举办白军军官学习班和白军士兵培训班,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先后争取3000名俘虏参加了红军。

  新兵补充部队时,有些陕北的新战士不愿意到红一军团去,他们觉得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争着要到陕北红军部队去。这一情况反映到郭洪涛那里,他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建议是否把陕北新兵单独编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新兵单编没有战斗力怎么打仗?编入中央红军可很快把他们带出来,马上就能打仗。再说,我们红军是阶级的队伍,参加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阶级兄弟,在部队这个大家庭里彼此照顾,很快会习惯的。而且我们部队还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有些同志带点小农意识,很快就会克服掉。”

  郭洪涛听了这番话,心悦诚服地回到省委立即布置干部分头马上到新兵集中的村庄展开编前教育。“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不仅要在根据地周围打仗,将来我们还要到全国各地去打仗,只要哪里有反动派,我们就要到哪里去消灭他。所以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同志们一块相处久了就会觉得革命战士会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的。”灯一拨就亮,话一说就明。闲言碎语自然就消除了,新兵们高高兴兴服从组织分配,接受编制,很快就融入了这支战无不胜的伟大军队。

  在时过70年的今天看来,那一担担粮食、那一件件衣服、那一双双鞋袜,那一队队走进红军队伍的陕北子弟,虽然值得称道、颂扬,但似乎并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今天公款大吃大喝浪费掉的,也能让数万人活得人模人样,不至于吃不饱,穿不暖。可是在那段水火煎熬的岁月里,陕北人民本身就不宽余。大多数人民在吞糠咽菜,有的人家连夜晚盖的被子都没有,天灾人祸已经使他们难以维继,喘不过气来。建国后统计,仅子长一县就有数千名青壮年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数万名青壮年又踏着烈士的血迹,扛着枪走上战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一切党中央的领袖们,中央红军的战士们心里最清楚,当他们急需救助的时候,是陕北勤劳善良、朴实无华的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才使他们能吃得饱,穿得暖……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5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二章  高举旗帜

<标题>=第十二章  高举旗帜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时间可以过去,但历史不能忘记。党中央一到瓦窑堡就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先声夺人地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这不仅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且凝聚了中华儿女的力量,反映了他们的心声。1934年7月党派遣由方志敏率领的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却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阻截而被打散。在这个多事之秋的1935年,一场求生图存的大转移(即长征)也是为了北上抗日。

  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终点——瓦窑堡的时候,正是国共矛盾、中日矛盾同时尖锐的时候。共产党、蒋介石、日本三角斗争构成了当时中国政治的时代内容。随着华北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国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走向。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不能接受的事情。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督师率军“围剿”红军,这也是全国人民不愿意看到的强盗已进了家门,兄弟之间还在厮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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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军民大会会场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江西瑞金发出了抗日的号召,那时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和策略而已。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抓住了日本入侵对中国时局和国人心理造成的变化,将民族利益与党的利益巧妙地结合起来,高举起了民族抗日救国的大旗。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下的一着绝妙活棋。这也是党中央、中央红军、陕北红军摆脱被动的开始,摆脱挨打的开始,凝聚力量走向胜利的开始。

  张浩从莫斯科回到红都瓦窑堡,总书记张闻天即召集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中央委员董必武、李维汉等认真研究了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提出的方针,根据国内正在变化着的形势,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电传正在直罗前线的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征求他们的意见。11月13日,党中央在瓦窑堡发布“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愿意抗日的政党、武装部队,人民团体,爱国人士广泛地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反蒋斗争。同时,明确指出: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山城瓦窑堡向世人宣告,共产党人将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抗日之重任,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同胞集合在瓦窑堡城头高高飘扬的抗日大旗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奋起而战斗。

  1935年11月2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从直罗前线发回的电报,摆在了张闻天总书记的案头。他把吴亮平和郭洪涛找来说:“前方来了捷报,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准备一下,在瓦窑堡召开盛大的庆祝会。告诉苏区人民并通过他们告诉全中国人民,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威武之师,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军。”

  11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陕北省委、中共瓦窑堡市委在瓦窑堡北齐家湾坪上举行盛大的祝捷大会。这一天陕北人民奔走相告,直罗大捷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根据地沸腾了,红色首都瓦窑堡沸腾了。主席台前上方悬挂着“粉碎第三次‘围剿’祝捷庆功大会”的横幅;主席台两边张贴着“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的大幅标语。这是党中央到瓦窑堡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庆祝集会,所有中、省、市机关干部,回后方养伤休息的红军,红军大学学员,瓦窑堡市赤卫队,少先队都整队进入会场;白军学习班的学员也被带到了会场;瓦窑堡市民和附近村庄闻讯赶来的老百姓10000多人整齐的排列在主席台前已经收割了的庄稼地里。

  瓦窑堡市委书记崔田夫宣布祝捷庆功大会开始。吴亮平首先讲话,这位出生于浙江奉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年仅26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直罗大捷粉碎了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直罗的胜利给我们奠定了抗日的基础。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陕北人民热情而又积极支援下的一次大捷。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并吞我华北河山,是心甘情愿地当亡国奴呢?还是奋起抗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要抗日,但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却反对抗日。他们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时,东北的满洲就落入日本人的手里;第二次“围剿”时,上海遭到了日本人的侵犯;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放弃了热河省,被日军占领;第四次“围剿”时,我们又失去了冀东,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关内;第五次“围剿”北上抗日的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又受到很大的损害。就在我红军在直罗作战的时候,日本侵略者也发动了对绥远北部的进攻,绥远必然丢失。因此,抗日反蒋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方针……

  陕北省委组织部长王达成也讲了话,瓦窑堡市少共书记郝玉堂代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作了表态发言。在过去的一个月中,陕北红军在甘泉劳山伏击敌人取得了胜利,接着又攻下榆林桥,直罗战役也取得了胜利,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不敢再轻举妄动。会议号召苏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慰问红军,扩大红军,支援前线,团结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工农剧社演出了《慰问红军》、《送郎当兵》、《我的家在松花江上》等活报剧。祝捷大会在群情激昂的“打倒卖国贼蒋介石!”“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支援红军争取更大胜利”的口号声中结束。

  1935年12月1日,《红色中华》报以《陕甘苏区的空前大胜利——消灭奉军一师零一团》为题,报道了直罗之战的胜利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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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盖群儒”的吴亮平

  前方来电:我军自本月二十一日在直罗附近消灭伪一○九师两个团,伪师长牛元峰即率残部约七百余人退守直罗镇土寨,二十四日晨我军乃继续向其猛攻,不过数小时,即将土寨打开,寨内白军全部缴枪,伪师长牛元峰也于带花后被俘。于是一○九师完全被我军消灭了。

  驻扎太白镇前面董英斌敌本欲赶往直罗镇应援一○九师,我军乃于二十四日下午乘胜猛追,结果在太白镇附近又消灭一团,缴获各六百余。

  同志们,庆祝前方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成千成万的报名当红军去,增加新的力量到前线,争取更伟大更光荣的胜利去!

  祝捷大会之后,陕北省委和军委后方办事处联合组织大批工作队,深入到乡、村宣传红军的胜利,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群众慰问红军,开展军民联欢,一时间陕北大地上到处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的热潮。

  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办的《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复刊,任质斌担任报社社长。停刊一年多的《红色中华》报首先登载了直罗大捷的辉煌战果,报道了瓦窑堡市万人庆祝大会的盛况。

  11月27日,少共中央局,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和陕北省委联合发起成立“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的号召。12月1日,瓦窑堡召开“反日讨蒋同盟”代表大会。刘少奇、胡耀邦出席会议,郭洪涛作报告,他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的罪恶行径和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之后他又阐述了成立“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的重要意义,旨在团结全体中华儿女为祖国图存而战。会议选举蔡乾,成仿吾等17人为“西北反日讨蒋同盟”筹备委员会委员。

  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这是继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讨蒋宣言》之后时隔只有半个月,又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呼吁,这个宣言较前更加具体,政治主张更加明了。再次号召一切愿意抗日的同胞团结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并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宣言”成为党的政治路线的起点和基础,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战斗檄文。这一“宣言”发表的时候,毛泽东在直罗前线,朱德也还在四方面军。刚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是党中央面临张国焘分裂阴谋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因为远在四川西北部的张国焘正在咄咄逼人地叫嚷不承认中央,而且自立了“伪中央”。另一方面是对内对外为缩小目标,便于在陕北根据地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如果张闻天、毛泽东他们提出既然张国焘反对中央,谁是谁非搞清楚了再说,这样事情就会复杂起来。在内部暂时这样做是高明的,但对外则坚决使用党、政府,军队的统一名称,所以毛泽东、朱德,当时不在瓦窑堡,但对外发布宣言时,仍需要他们署名。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新的高潮,可以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发生在这一年12月9日的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就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举动代表了民意,反映了民声。与此同时,抗日救国的呼吁,很快就得到宋庆龄、鲁迅等中国名流的回应。为此,党的领袖们一改过去“远交近攻”的方针,首先在部署于根据地周围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实行联合。《抗日救国宣言》仿佛一块巨石,击起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数万将士心中的层层波澜。尽管当时距直接抗日还为时尚早,但这一主张不仅唤醒了民众,分化了敌人,而且极大地缓解了蒋介石集团对根据地的压力,从而使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从容不迫地发展壮大。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啧啧称道和大加赞颂。瓦窑堡因此而载入史册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6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三章  保卫瓦窑堡

<标题>=第十三章  保卫瓦窑堡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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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东城墙

  是巧合,还是想让毛泽东吃一个下马威?天意乎?人为乎?就在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从根据地南部前线经真武洞回到瓦窑堡的第二天,国民党井岳秀部从根据地北面进犯瓦窑堡。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面对来势汹汹企图一网打尽党中央的来犯之敌,赤源、秀延县的地方游击队、赤卫军虽然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气焰嚣张的进犯之敌还是推进到距瓦窑堡东北面30里的黄家川一带。红军主力大部驻防甘泉一线,瓦窑堡附近只有陕北省委指挥的独立团。面对突如其来的进犯之敌,军委后方办事处、陕北省委、瓦窑堡市委紧急动员,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一切力量迎击敌人的进攻。从瓦窑堡东面的吴家寨子到北面赵家台一线,到处是各区、乡征调来的赤卫队、少先队。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保卫瓦窑堡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加以叙述,还是请看1935年12月16日,《红色中华》报的详细报道:

  望窑堡群众武装保卫望窑堡的经过,动员了一千五百多赤卫军配合红军作战,敌人因见武装力量雄厚连夜逃去!

  井匪进攻望窑堡:

  井匪岳秀自从退出望窑堡之后,屡次表示不肯甘心。因此,便于本月十号左右派白匪一团,协同靖边一带反水之豪绅地主由秀延和赤源方向向望窑堡进攻,一路上因为没有遭受秀延和赤源地方武装的坚决抵抗。所以于本月十四日顺利的进到离望窑堡只三十里之玉家湾和黄家川地方。

  望窑堡赤卫军的紧急动员:

  军委后方办事处和望窑堡市政府在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调动了独立团去迎击敌人。同时又紧急的征调各区乡的赤卫军,各乡接到征调令以后,便立即派人到各村各屋子宣传,把敌人进攻的情形和保卫望窑堡的意义告诉各赤卫队员,各赤卫军听到宣传后,一般都兴奋得很,个个都停止了本身的工作,拿起刀枪,矛子到政府去集中,甚至连饭馆里的大师傅也都去了,所以不到一天,县政府便集中了几百名赤卫军,由郭洪涛同志带领扰乱敌人后方去了。

  机关学校也都编成了赤卫军:

  第二天,独立团和敌人打了一仗,把敌人打退了几里路,但是没有把敌人击溃,所以敌人仍是和我军对抗着。为要增加新的力量上去打敌人,军委后方办事处乃把卫戍城内的队伍也调到前方,而城内的巡查和守哨,则由各机关的工作人员临时组织赤卫军来担任,各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平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但是一夜的工夫(十日夜)也就组织起来了,编成了一个营,由邓发(营长)、罗迈(李维汉,政委)二同志率领担任放哨警戒巡查及各种卫戍工作,当时这些工作人员每个都兴奋激昂,努力的担负自己的任务,并各执武器倒也相当整齐,并立刻成立了支部,小组、列宁室等组织。

  白匪跑了:

  白匪之所以敢孤军深入,本来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一带都很空虚。但是现在看到当地政府能够动员这么多兵力来抵抗,生怕反倒吃了当地红军的亏,所以十五日早,便偷偷的向绥德方向跑去了。假若敌人不是当时跑的快,很有被我军消灭的可能呢!于是,望窑堡就在这样的紧急动员下安全保卫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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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28军军长刘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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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8月12日,肖劲光(左)以红29军军长的身份,在宁夏预旺堡西征红军司令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切交谈

  党中央进驻瓦窑堡近一个月就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尽管有惊无险,但根据地和瓦窑堡的安全不得不引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重视和思考。主力红军只能对付来自一个方向的侵犯,不可能多方向出击,以致首尾不能相顾。瓦窑堡西北面的驻敌虽属杂牌军,但对红色首都瓦窑堡也能构成威胁;瓦窑堡东面的晋军阎锡山部随时也有渡河西进的可能。为了完成保卫、扩大陕北苏区的战略任务,中央决定把各县、区骨干游击队改编为主力红军。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刘志丹、阎红彦、肖劲光三位将军的肩上。瓦窑堡军委大院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张云逸、刘志丹、阎红彦、肖劲光、宋任穷、蔡树藩、谢嵩、郭洪涛、马明方、钟赤兵等人在研究讨论县区游击队升格与改编问题。周恩来说:“前几天我和志丹同志谈话时,他就提出了这一设想,还没等我们着手的时候,敌人就来进攻了。为了保证瓦窑堡和整个苏区的安全,现在刻不容缓的要求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请同志们把好的想法和具体改编的方法讲一讲。”郭洪涛说:“按区域召开县委书记、军事部长、游击队队长会议,把中央的决定讲深讲透。首先把这些人的思想搞通了,一切都好办。”与会同志还讲了许多具体性的意见,比如改编以后立马就要进行纪律教育、军事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等。

  军委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瓦窑堡卫戍司令刘志丹负责组建红28军,将横山、米西、绥德、靖边一带的独立部队、游击队集中改编为红28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杨森任副军长兼参谋长,下辖3个团,共计1200余人,担任瓦窑堡西北部的防御任务。由肖劲光负责将甘泉、富县、红宜一带的游击队集中改编为红29军,下辖两个团700余人,军长肖劲光,政委朱理治,副军长兼参谋长谢嵩,担任瓦窑堡南部的游击任务。刚从苏联回到瓦窑堡的阎红彦负责组建黄河游击师,将清涧、延川、延长、延水、延安游击队联合起来,改编为黄河游击师,下辖3个营,共约600余人,阎红彦任师长,蔡树藩任政委,担任黄河沿岸的警戒游击任务。1936年红军东征不久,将黄河游击师扩编为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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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

  1936年1月1日,西北军委和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联合发出关于组建红色骑兵的通知。这对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来说,正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俄国革命战争期间李德参加了红军,后来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他在来中国之前又被派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遵义会议上他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一直默默无闻地跟着长征队伍走到了瓦窑堡,被安排在红军大学任教。在闭塞的瓦窑堡,这位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李德,的确有点鹤立鸡群,他的出现吸引了不少没见过洋人的瓦窑堡人的围观。只要李德一出现在瓦窑堡街道上,屁股后边总有一群人跟着观看,尤其是八九十来岁的小孩更是前呼后拥看这奇怪的洋人。以至于李德轻易不敢上街露面。李德奉命在红军大学之下办了一所骑兵学校,马背上的驰骋能手李德自然成了训练红军骑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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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崇德)(1905—1954)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26军政委,西北军委副主席,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历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员,边区参政会议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委。1945年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委主任。与饶漱石一起进行反党活动,妄图用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罪行,同年8月因坚持其反党立场自杀身亡。195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其开除出党。

  另一位则是刚从肃反监狱里走出来的陕北大汉高岗【高岗,原名高崇德。】。他于1905年出生在陕北横山县与内蒙古交界的地方,从小放过羊,砍过柴,扛过工,也上过学,2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高岗体魄剽悍,性格豪爽,骑术精湛,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从小就在三教九流之中滚打摸爬的结果。他的任务是组建一支精良的红军骑兵部队。高岗在陕北也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虽然于建国之后不久便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但他对中国革命是做过一定贡献的。他小时候出天花时,由于治疗不及时,脸上留下了让他终身懊恼的小麻点,因此,陕北人都叫他高麻子。谢子长在陕北闹红时,他就参加了革命队伍,然而高岗在生活上的不检点,或者说好色已经是历史悠久了。有一次谢子长派高岗到一个叫水晶沟的村子办公事,他却和一个地主的儿媳勾搭上了,以至彻夜未归。当他被拉到谢子长面前时,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愤怒地指着高岗的鼻子呵斥道:“高麻子呀,高麻子,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然而这并未使他引以为鉴。他天生就对女人有一种敏感,喜欢在女人中间混,只要看到有几分姿色的女人,双眼就会放射出淫邪的光,腿也挪不动,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开起粗俗的玩笑挑逗。尽管高岗浑身毛病不少,但他敢说敢干、风风火火的工作能力和魄力也是被认可的。因为他对陕北、内蒙一带山水地理、人情世俗十分熟悉,所以党中央在考虑组建骑兵时,他就成为合适的人选之一。

  内蒙古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背靠,谢子长在陕北闹革命的时候,就把武装斗争的火种播撒到了内蒙古大草原,组织建立了骑兵游击队。党中央到瓦窑堡后为保证陕北苏区和红色首都瓦窑堡北面的安全,多次讨论要派得力人员开辟内蒙工作。这位在根据地算得上风云人物的高岗被相中了。因为考虑到高岗对陕北三边、内蒙一带情况熟悉,工作又有一定基础。其后这位骑兵司令就成为中共内蒙古工作委会员的首脑。

  瓦窑堡红军骑兵学校的任务是培养骑兵干部和骨干。高岗很快就从游击队中选拔招收了一批生来就会骑马奔跑的陕北汉子,走进了骑兵学校。战马是从马鸿逵那里俘获来的,也有从何柱国那里夺取来的。骑兵使用的马刀是十里铺红军兵工厂打造的,虽然质地有些粗劣,但使用起来却也非常实惠。

  对外宣传红军骑兵第一师组建成立,实际上其核心只有两个营。第一营、第二营就在瓦窑堡骑兵学校组建而成,开始了短期的正规的训练。李德讲授骑术和战术,当过政委、政治部主任的高岗自然是发挥他的特长,搞骑兵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营的战马全部是白色的,二营的战马则一律是黑红色的。他们除了在教室里学习布兵排阵的骑兵战术,战马的饲养和保护知识以外,主要的却是野外训练。模拟实战演练是很辛苦的,他们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在瓦窑堡附近还没有耕种的川道里,山坡上纵横驰骋。马背上的汉子挥舞着闪着寒光的马刀,一会儿奔向山坡,一会儿又冲到川地上厮杀,一会儿在山沟里隐蔽的无影无踪。马蹄嘚嘚,杀声阵阵吸引了许多老百姓的围观,他们高兴地说:红军有了这样一支快速机动的部队,就不怕敌人进攻咱瓦窑堡了,四只蹄子毕竟能跑过人的两条腿。

  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训,高岗就率领着骑兵师开赴三边与宁夏、内蒙交界的三段地,与陕北省委领导的伊盟曹动之骑兵游击队会合。从此,红军骑兵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1937年11月,毛泽东、张闻天、肖劲光联合致电高岗,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任务是率领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出动,战斗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内蒙古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7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四章  瓦窑堡会议

<标题>=第十四章  瓦窑堡会议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一个多月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根据地的形势日益宽松,相关大政方针的问题,也迫切需要召开一次重要的会议,把它确定下来,得到全党上下的认同,并尽快付诸实施。这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过无数次会议,但是最为著名却又载入史册的却是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

  陕北根据地的局势初步稳定下来之后,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从甘泉前线陆续回到了瓦窑堡,中共中央就立刻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2月17日上午,会议开始举行,25日结束,主要研究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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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会议”会议室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呢?

  一是,遵义会议纠正了军事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改变了领导,但当时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党的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加上战争形势紧迫,没有对政治路线问题展开讨论,所以一直存在认识上的差别与分歧。甘泉下寺湾会议上,周恩来就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将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但由于战事紧急,这次会议又被延搁下来了。直罗战役后陕北根据地形势初步得到好转,因此,召开这次会议自然就又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是,红军长征以来,国内局势变化很大,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地进一步入侵中国内地。国难深重,使整个中国为之震动,轰轰烈烈的12月9日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热潮。红军在陕北的主要对手东北军内部也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如何对待他们的这种要求,建立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陕北苏区所必需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课题。11月29日、12月6日,张闻天在瓦窑堡先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讨论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形势下的统一战线问题和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客观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之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来。

  三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国际代表张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瓦窑堡,传达了国际代表大会精神,使国内的中共领导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出路。中央红军到陕北后,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又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详细说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条件、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强调不仅要有下层的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的统一战线,要和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11月13日,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这一切都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的准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机遇对于一个人、一个团体可能只有一次。有的人善于抓住机遇,制定方略发展自我,有的人则错过机遇,给自己带来麻烦,造成千古遗恨。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难得的智慧。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是在瓦窑堡用他们的智慧抓住了机遇,不但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并使其迅速发展壮大。正因为抓住了这一机遇,才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共和国的大厦奠定了厚厚的基石。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瓦窑堡二道街前河滩田家院召开的。坐西向东一排5孔灰蓬蓬的新砖窑,因主人的出走而成了张闻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中间那孔窑洞里的两张八仙桌一对便成了会议桌,6条长木凳就是与会人员的座椅,窑洞后堂的火炕上摆放着一张小炕桌。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组织部长李维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西北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为会议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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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革命旧址,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子长县,是1935年11月至1936年6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其中包括“瓦窑堡会议”会址、西北军事委员会旧址、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和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旧居。中共中央在此期间,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开展了重大的政治与军事斗争,为实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作了转达汇报。并以《在历史转折关头》为题作了精彩的发言。张浩为这次决定历史转折关头关系党和红军的以及国家命运大事的会议起到了积极而又不可磨灭的作用,事隔许多年之后,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张闻天高兴地和我谈到张浩对会议的胜利召开,《决议》形成所做的贡献。他讲张浩回国对我们帮助很大,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帮助我们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的成功召开,张浩功不可没。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事实上,除了在政治和战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外,军事行动往往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毛泽东深知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他当然熟记于心并应用的天衣无缝。军事目标如果是盲目的,要达到明确的政治目标,则是困难的,甚至会把政治目标引入歧途。这一点不仅毛泽东是清楚的,就是张闻天、周恩来和所有与会人员也是清楚的。因此,在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后,作为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便针对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思考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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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就是要把扩大红军和对日作战结合起来。战略任务是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红军要到冀、察、绥去抗日,就得走山西出河北,或由山西达绥远,以策应北平学生、华北群众的抗日要求,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要在运动中巩固扩大苏区,而不是蹲在原地巩固。另外,红军要生存,要扩大,山西汾河流域人口众多且又富庶。我们的行动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所以,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就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毛泽东这一招确实比别人高明。在随后组织的渡河东征,正好使红军既得到了充分的给养和兵员补充,又把抗日救国的实际行动展现在了国人面前,反而让蒋介石、阎锡山等辈一夜之间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说:“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宁都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当使全党了解并作活的运用,集中主力于一个主要方向”。毛泽东提出的军事行动战略,在党内、军内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理由是:红军到陕北后,好容易有了根据地,长征中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怕再失去根据地。其二是:红军体质弱,人数也少,主张先巩固陕北,然后再图发展。

  经过讨论分析,分析讨论,23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为了慎重起见,中央政治局要求毛泽东、周恩来根据《决议》精神,共同拟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在广泛征求红军高级将领对军事行动战略的意见后,中央再行讨论决定。

  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目前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的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将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世界法西斯正磨刀霍霍向社会主义阵营发起了进攻,各阵营的政策随着形势的骤变也在调整。从国内看,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有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民族革命阵线是扩大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此,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时,就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中间势力有两重性,是可以争取的。而博古则仍然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态度,引用斯大林关于中间势力最危险的论断,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说三道四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又一次遇到了喝过洋墨水,且自以为是精通马列主义,死抱住老祖宗经典不放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但毛泽东是注重实践的,他要用血的事实来驳倒只懂马列词句而不懂与实践相结合的论调。第二天毛泽东在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再次发言,举例说明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我们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福建19路军曾要和我党联合反蒋,遭到当时的中央拒绝,使我们失去了同盟者,是错误的。现在要停止关门主义,不要再犯。说到此处他言词尖刻地反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毛泽东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说明“左”倾关门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损害,正好揭到了博古的短处。此刻的博古却默不做声,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毛泽东大义凛然地发言,正好印证了1909年16岁的他到湘乡东山高小求学时,写下的托物言志的那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

  从江西瑞金走到陕北瓦窑堡。时过境迁,毛泽东不会忘记剥夺他发言权的就是博古。现在到了他一时为快,发展宏图的时候了,你博古还能像在瑞金一样再搞一言堂吗?这一切将一去不复返了……

  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称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实行十大纲领。决定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决议》要求:全党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最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去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此,必须同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同时要警惕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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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在陕北(1936年)

  遵义会议只是改变了军事指挥者,也可以说是确定了新的军事路线,但没有触及到党的政治路线。瓦窑堡会议虽然也没有系统的批评之前的党的路线,但却制定了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应该看到瓦窑堡会议对于中国革命的极为重要性。认识其重大意义就在于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是满意的,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12月19日20时,毛泽东给正在指挥围攻甘泉县城的彭德怀司令员发电报:“政治局会议开了3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参加。”过了4个小时,毛泽东又给林彪、叶剑英、程子华发去电报:“政治局已开了3天会,很好地讨论了当前形势、力量与任务。”

  里程碑式的瓦窑堡会议载入了史册,而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也被载入了史册。后者可以说是党中央抓落实的具体行动。

  瓦窑堡会议之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传达,贯彻和抓落实之中。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即12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中央机关科长以上,省委、市委机关科部级以上,红军大学团级以上,中央党校县级以上干部400余人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身穿黑色制服军装,头戴红星八角帽,站着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长篇报告。他神采飞扬,以手势助说话,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即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第一个特点。又一个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个特点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下午,省委、市委各级参加会议的干部随中央各机关、办事处各部进行小组讨论,学习《决议》讨论“策略”。第二天,少共中央机关就到张闻天住处的会议室继续讨论,张闻天坐在床上参加讨论。凯丰、刘英、胡耀邦,瓦窑堡市委的干部郝玉堂、廖以光先后发言,张闻天不时插话。大家认为:这是毛泽东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后,进一步正确分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重要文献。大家表示: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向国民党上层,一切爱国人士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统战工作。同时中央应派得力干部去领导华北抗日救亡的工作。

  1936年1月2日,中央根据讨论中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作了《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整个政治形势的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战争。一切抗日斗争都应有共产党在那里领导;无论在哪一条战线上,都要无孔不入地去做工作。考虑到中国地区广大,社会经济和革命发展又不平衡,党在陕北地区掌握了政权,而在其他地区还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党生活。因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指导工作。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红军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党的干部大多数随红军行动。中国工农红军不仅成为革命的领导与组织者,而且是党组织的恢复者。为此,要改变对阶级成分的机械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长期斗争中选择干部。

  **TH8166000200260001**

  瓦窑堡龙虎山、七塄山

  瓦窑堡会议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党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抗日战争作了直接的准备。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8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五章  开创华北

<标题>=第十五章  开创华北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就在党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根据地之时,日本侵略者也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在这即将沦亡的时刻,华北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民众、开展抗日救亡示威集会。为了将党在瓦窑堡制定的新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及时而准确的传达到华北,组织领导华北人民抗日救国。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奔赴华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开创华北抗日图存的新局面。这是党中央在瓦窑堡采取的明智的又一个重大举措。

  **TH8166000200270003**

  刘少奇

  1932年一个严寒的冬日,刘少奇告别了妻子何葆贞,只身离开上海,潜往去中央苏区瑞金的地下交通线。1933年春何葆贞被捕,1934年秋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到达中央苏区的刘少奇自始至终走完了长征路,这期间他先后担任红8军团、红5军团的党代表,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直接与彭德怀搭班子,离开红3军团后刘少奇又担任了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1935年11月7日到达瓦窑堡,中央恢复工作机构的时候,刘少奇这位党内闻名的工人运动的领袖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他立即着手主持恢复、整顿陕北苏区的工会组织,并在乡村雇农工会中发动开展土地斗争,动员他们参加红军,组织他们为缺衣少鞋的红军赶制冬装。11月下旬,中共中央,陕北省、瓦窑堡市在中央党校礼堂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刘少奇作了《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会的作用与任务》的报告。

  在瓦窑堡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的办公地方,刘少奇与长征前就在苏维埃政府国家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工作的谢飞结了婚。那天谢飞把简单的行李搬到瓦窑堡龙公城铁狮子巷城畔总工会大院,没有响吹细打的隆重迎送仪式,只是总工会的干部凑了点钱到瓦窑堡街上买了些风味小吃,大家热闹了一番就算正式过门结婚了。

  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转变白区工作问题,具体研究中共北方局的组织和工作方针。张闻天说:“北方局管理范围很大,与满洲、太原、热河、察哈尔都有关系。为加强北方的领导需派得力同志前往,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少奇可以去,已得少奇同意,去可代表党中央在那里领导。那边的工作,主要是加强对学生运动及游击战争的领导。学生运动要提高,要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除北平外,还要加强热河、察哈尔、山西等地下党的领导。”会议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决定派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去领导北方局工作,推行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是中共中央为扭转白区工作被动局面,促使白区工作策略转变而采取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的重要一环。

  **TH8166000200280001**

  刘少奇在瓦窑堡居住过的民居(大门洞)

  北平、天津及整个北方的工作,尤其是华北的工作已成为牵动全局的关键。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之后,得寸进尺地向关内进攻。1935年又策动了华北事变,进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却步步退让,指派第29军军长宋哲元成立适应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忍无可忍的北平爱国学生于12月9日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却遭到了反动当局军警的严厉镇压。12月11日消息传到瓦窑堡,《红色中华》报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为题,报道了一二·九运动的全过程,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坚决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愿做爱国学生的后盾,号召华北人民团结起来,誓死不做亡国奴。这一天山城瓦窑堡人如潮涌,各界4000余人沿街举行反日讨蒋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游行队伍又齐集瓦窑堡中山广场,刘少奇登台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发介绍了1927年12月广州起义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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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12月9日,北京城里游行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一二·九运动很快波及全国,北平、天津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然而这时的中共北方局以及北方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绝大多数被破坏,即使保存下来的,也从1935年5月起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既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又得不到活动经费,在白色恐怖下苦苦挣扎。

  刘少奇出发前,专门召见继任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委员长的邓振询和他的爱人李坚真。他们围坐在火炉前谈了很多。刘少奇谈了当前形势和工会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为实现党的统一战线而努力,迎接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央派我到华北去也是这个任务。邓振询说:“你这次去,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哪!”刘少奇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和过去不同了,有了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一定能够改变白区的局面。”

  瓦窑堡到天津路途遥远,敌情严重,中央对护送刘少奇作了周密的安排。过黄河越山西到天津虽然路途较近,但只能步行,山高路险,况且阎锡山能放过这样一支神秘的队伍吗?显然费时又危险。护送最终选择了瓦窑堡经耀县到临潼,再乘火车去天津的路线。中央考虑到北方地下党经费困难,还让刘少奇带了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金银首饰。

  1936年1月中旬,快过春节的时候,刘少奇一行离开生活工作了两个多月的瓦窑堡,踏上了积雪覆盖的山道。中央派往关中的特委书记贾拓夫、特委组织部长张德生,中共渭北工委统战委员淡国帆等也要到关中开展工作,所以刘少奇和新婚妻子谢飞就与他们同行。一行人马在几个游击队员的护送下,避开大路沿着坑坑洼洼的山间小道疾行。一路上晓行夜宿,住住停停,不到半个月时间就赶到了临潼。关中特委特意为刘少奇一行挑选了几名党内久经考验的特工人员护送,这时刘少奇已装扮成身穿绸面皮袍,头戴礼帽的茶叶巨商。他们一行巧妙地应付了敌人的盘查,登上东去郑州的火车。2月中旬,刘少奇、谢飞终于安全到达天津,住进了北洋饭店。

  在和河北省委秘密接上头后,刘少奇自己物色到天津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一个裁缝店二楼的房子,化名周教授住了下来。天津市委书记林枫、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和省委负责组织工作的柯庆施,负责宣传的李大章先后来到小裁缝店二楼同刘少奇谈话。从此,北方的学生运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按照瓦窑堡会议的部署要求,刘少奇派周小舟,吕振羽密赴南京展开了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洽谈联合抗日的问题。

  北平北海公园西侧,西什库教堂旁边,有一条狭小僻静的胡同,叫草岚子胡同。这个胡同里有一个外表很不起眼的院落,人们偶尔从开启的大门向里张望,可以看到一座灰色的两层小楼,一排平房和一个面积不大的院子,院墙上架着道道电网,给过往的行人带来了几分恐怖。这个院子就是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是关押政治犯的监狱。1931年北方共产党组织两次遭到敌人的破坏,一批中共干部先后被捕后关押在这里。他们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刘少奇到达北方局的时候,还有60多位同志被关在草岚子监狱,他们有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张友清等。

  1936年4月的一天,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的住处汇报工作时说:“北平草岚子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同时把这批同志的情况一一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最后他问刘少奇:“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刘少奇觉得作为中共代表机关的北方局,应该尽力保护和营救这批同志,尤其目前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让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很难生还。再说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大量有斗争经验的干部。这批同志又在白区城市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如能救出来正好解决干部奇缺的问题。当然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刘少奇问柯庆施:“你的意见如何?”

  “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柯庆施回答。

  于是刘少奇写信报告中共中央,还把狱中同志提出的三个条件也附上,请中央决定。

  党的总书记张闻天在瓦窑堡收到了刘少奇的信函报告。张闻天便召集在瓦窑堡的中央主要领导开会讨论,决定批准刘少奇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办法。张闻天在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上签字同意。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心里很高兴,就将这件事交给柯庆施迅速办理。这批同志出狱后,很快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加强了共产党在白区的领导力量。

  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件事过去30年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康生之流为给刘少奇罗织罪名,诬陷刘少奇30年前就招降纳叛,把狱中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整得死去活来。刘少奇作为提议人当然在劫难逃,终究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而置于死地。当时在陕北的林彪还不是中央领导,所以他不知道中央的决定。党中央在瓦窑堡时,康生还远在苏联莫斯科,江青也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可是为了剪除政见不同者,有的人是什么事情也能做得出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甚至于置事实于不顾。

  1969年2月16日,一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冲进张闻天的住处,要他交代61人出狱的事情。张闻天不愿意说假话,也不愿意加害已陷绝境的刘少奇等人,便说:“我是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这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造反派哪肯就此罢休,把张闻天又拉到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审讯。“我们是康生派来的,你张闻天在61人出狱问题上不老实,是想把水搅浑。这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出路。”面对两个穿军装人的责问,张闻天严辞拒绝了,他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因为张闻天不说假话,从此他便失去了自由,以至被迫害致死。

  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是党中央在瓦窑堡下的又一着绝妙的好棋、活棋。一个陕北、一个华北,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争取到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民众团结在共产党高举的抗日大旗下。中国最大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因此丧失了民心,让千千万万的人民唾骂为卖国贼。

  历史雄辩地证明,谁赢得了民心,谁就赢得了天下。就在日本侵略者张牙舞爪,企图占领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试看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瓦窑堡!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19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六章  又一国际代表

<标题>=第十六章  又一国际代表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瓦窑堡会议结束的那天,即1935年12月25日,阎红彦回到了瓦窑堡。他没有走进近在咫尺的家门,看望一眼5年没有见面的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而是径直地走进了他并不陌生的中山街中盛店毛泽东的办公室。当毛泽东得知站在自己面前的身材魁梧,目慈面善的汉子就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共产国际代表的阎红彦时,高兴得又是倒水,又是沏茶。他喊来警卫员吩咐道:“快叫闻天、恩来他们迎接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

  张闻天、周恩来赶到中盛店和毛泽东一块听取阎红彦的汇报: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为了接通与中共失去的联系,派我和刘长胜回国,专程给中央送电讯联络的密电码。为慎重与保险,我和刘长胜商量,他转道南方寻找中央,我到北方寻找中央,于是我们二人就在兰州分了手。我取道银川,包头到达北平后,才得知中央已到陕甘一带,我于是返银川步行到三边……阎红彦一字一句地从头背诵着深刻在脑海里的密电码,译电员迅速地记录在了电码本上,接着他又从后往前背诵,让译电员核实,生怕漏掉和弄错一个电码……坐在旁边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哪里知道,这位倒背如流、喝过洋墨水的阎红彦,在他们栖身的瓦窑堡却只念过两年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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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莫斯科回到瓦窑堡的阎红彦

  毛泽东对阎红彦说:“感谢你千辛万苦完成了共产国际交给你的大任务,你为革命立了一大功。”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有国际,愁国际;没有国际,想国际。”毛泽东一语道破了共产国际的那些不切实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代表曾在苏区的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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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上将 阎红彦

  阎红彦问:“我路过三边时,听说瓦窑堡正在搞肃反,我一进苏区也被扣押了一下子,幸亏我的部下认出了我。不知刘志丹这些同志现在怎样了?他们可都是好同志呀!”张闻天说:“中央一到陕北就下令‘刀下留人’,肃反问题已经解决了。”见阎红彦绷着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对阎红彦说:“中央决定东渡黄河出河北抗日,你对此有何看法?”阎红彦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很好!红军应该担负起这个重任。另外陕北根据地面积虽然不小,但土地贫瘠,人口有限,物产很少,人民生活也很困难,养活不了这么多的部队……”周恩来兴奋地说:“好!你是否能去组织一个黄河游击师,我们正在考虑物色一名既熟悉情况,又在当地有号召力的老革命前去。你回来的正好,你去是比较合适的。”张闻天、毛泽东当即表态,同意周恩来的意见。阎红彦二话没说就愉快的接受了任务。离开中盛店阎红彦急急忙忙回到久别的家中,亲人们多年不见,想让他多住些时日。可他却说:“中央给了我重要任务,要去完成呀。”阎红彦风风火火走出家门很快就找到了老战友郝怀仁,他们一块顶风冒雪奔走于清涧、延川、延长等地,为组建黄河游击师紧张地工作起来。

  阎红彦这位共和国的上将,1909年出生于陕北安定县瓦窑堡西城门下河水冲积的小坪西门坪村。1924年阎红彦报名投军,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清涧起义,失败后东渡黄河组织晋西游击队,转战于黄河两岸。因此,阎红彦对这一带的风俗人情,山形地貌比较熟悉。中央瞅准他组建黄河游击师也就是这一点,另一点就是别看他只有26岁,但革命的资历,从军的生涯在党内军内也是挂上号,数上名的。他曾在红26军的前身陕甘游击队担任过主要领导。到上海中央局“受训”时曾安排他担任除奸打狗队的领导。他考虑人生地不熟,且语言又有障碍,在东方乐园的大上海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困难的。因此,他选择了到察哈尔抗日前线去工作,去奋斗。和阎红彦一块“受训”的还有陕北群众领袖谢子长。上海中央局准备派谢子长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谢子长以生活不习惯为由没有到瑞金去,而到了察哈尔。

  1933年8月,抗日同盟军在被蒋介石分化瓦解的危险情况下,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于8月27日于张北县北部二泉井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所掌握的部队撤退问题。谢子长、阎红彦提出:“到河北一带很危险,那里离敌人统治中心太近,敌人力量强大,我们很难站稳脚跟。应当将部队拉过平绥线到陕北与红26军会合。陕北不仅有一块根据地,而且还有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老百姓也支持共产党和红军。”看到好多人对他们的话毫无反应,阎红彦接着说:“现在孙殿英部正在包头一带,距陕北比较近,我们还可以进行策动,再拉走其一部分,如果领导同意,我愿意再去孙殿英部进行兵运工作。”

  谢子长、阎红彦的意见却遭到陈伯达的训斥,他指责说:“你们懂什么?只知道你们陕北,是大西北主义。当前时局艰难,斗争复杂,党应退出同盟军,把部队完全交给吉鸿昌指挥。”面对戴着厚厚眼镜片的陈伯达的无端指责,年轻气盛的阎红彦就和他激烈地争吵起来。陈伯达自以为喝得墨水多而显得盛气凌人,阎红彦看不惯他骄横的表演,便愤然退出了会场。同盟军失败后,谢子长、阎红彦在北方局碰到陕西省委贾拓夫,陕北特委崔田夫来汇报工作。北方局决定谢子长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工作,阎红彦再度到孙殿英部搞兵运工作。

  1934年7月,北方局指派李华生找阎红彦谈话:“第一,中央确定你为共产国际七大代表,派遣你徒步出国赴苏联;第二,向共产国际汇报西北和华北敌、我、友情况,同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阎红彦从天津出发徒步穿行东三省,越过中苏边界才登上了去莫斯科的列车。阎红彦完成汇报的使命后,被安排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后又转入共产国际在苏联红军陆军大学设立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军事。

  1935年4月下旬,阎红彦、刘长胜经阿拉木图取道新疆回国。他们二人买了5匹骆驼和皮货,化装成商人从迪化闯入无边无垠的大戈壁。河西走廊的风沙,杀人越货的土匪都被这两位打过硬仗,出生入死的汉子所克服。快到兰州时他二人将骆驼卖掉,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头寻找党中央。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给远在四川巴西的朱德发电报:“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了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国际派林育英(张浩)回来之后,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阎红彦从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家乡、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整整走了8个月,行程数万余里,完成了党交给他的特殊任务。

  严冬季节的陕北高原风雪交加,阎红彦和清涧起义的战友郝怀仁,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就将清涧的2支队,延川的17支队,新一支队和当时驻在黄河西岸的山西游击队组织起来。军委又从红27军81师调来一个营合编为黄河游击师。阎红彦率领黄河游击师除担任黄河沿岸的警戒外,另外一项任务就是协助周恩来为红军渡河准备船只和粮食等物资。

  周恩来、阎红彦在延川召开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县委书记会议。周恩来要求:要实现全国抗日,就必须扩大苏区、扩大红军。现在山西是个空子,蒋介石的力量还没有进来,阎锡山的军队腐败,没有战斗力,所以中央决定渡河东征。限期20天必须完成60条渡船,20万斤粮食,2万双军鞋,黄河游击师协助各县完成任务。阎红彦也发了言,他说:阎锡山吹嘘山西是钢铁的山西,人过要留钱,鸟过要拔毛,我们就是不留一个钱,不拔一根毛,一定要打过黄河去。

  为此,黄河游击师在驻守河段紧密配合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造船、筹粮。游击师还派精干小分队偷渡黄河,侦察敌之兵力部署,碉堡构筑等情况,为红军过河提供了情报资料。后来在延安一次研究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县警备区工作的会议上,毛泽东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问题主要是靠他去解决的。阎红彦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能够顺利地完成东渡抗日救国的任务。”

  1936年2月21日,黄河游击师奉命东渡黄河。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交给他们的任务是:

  一、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

  二、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

  三、发动新关、老娃关、清水关、义牒镇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游击队。

  四、保持主要渡口。

  黄河游击师过河后,在阎红彦的指挥下,迅速扫尽了沿河一带的残敌,守卫主要渡口维持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的联系通道。不久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30军,阎红彦任军长。兑九峪战斗后,阎红彦率领的红30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8军为中路军,随抗日先锋军总部行动。

  1936年4月下旬,中央决定红30军政委蔡树藩调任红28军军长,宋时轮任红30军军长,阎红彦改任政委。在抗日先锋军总部阎红彦见到了宋时轮,彭德怀司令宣布了中央的决定。

  阎红彦沉思了一会儿问毛泽东:“主席,可不可以提意见?”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彭德怀快人快语地说:“这样确定不好吗?提什么意见嘛!”

  毛泽东:“有意见就讲吧,今天找你来就是商量嘛。”

  阎红彦:“我这个人一贯搞军事,是个粗人,读书少,还是做军事工作好。”

  毛泽东:“你到苏联不是学习了政治嘛,你还住过学校,我可从来没有学过这一门呀。”

  阎红彦:“那是本本上的,我不会运用。”

  毛泽东:“学了就是要用嘛,现在给你提供了一个实践的机会,学用结合嘛。”

  阎红彦嘿嘿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宋时轮是很会打一下的,你们合作一段时间,就了解了。你还是当政委吧,怎么样?”

  阎红彦:“那就照办吧。”

  毛泽东:“好!这才是一个政委的表现。”

  事情定下来后,毛泽东、彭德怀招待阎红彦、宋时轮吃饭,桌上摆着一盘辣椒,阎红彦边吃辣椒边喝酒。

  彭德怀看到眼里,不由地对阎红彦说:“你这个人才怪,吃辣椒还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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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上将 宋时轮

  阎红彦回答:“矛盾呀,矛盾统一了。”

  毛泽东笑着说:“哦!你不仅是一个政委,还是一个哲学家。”

  在座的红军将领们哈哈大笑起来。

  以后的日子里,阎红彦和宋时轮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东征红军回师西渡时,红30军奉命担任后卫,在黄河东岸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西渡。完成了牵制阻击的后卫任务后,红30军被敌分割包围,展开了生死大搏斗,参谋长杨森壮烈牺牲。红30军在阎红彦、宋时轮的指挥下,冲破敌人5个旅的包围,最后一批渡过黄河胜利回到陕北。

  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曾想到6年之后的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阎红彦受到不公平待遇。事情是这样的,高岗来到中央党校找阎红彦证明他是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委员。不管高岗怎样软硬兼施,阎红彦还是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将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也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根本不是队委委员”。就这样两人争吵了一夜,阎红彦没有证明而得罪了高岗。其后高岗到处造谣、陷害阎红彦,说什么:“阎红彦有野心,要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事实是这样吗?不是的!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进行改编,陕北一些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议论:一方面军有115师,二方面军有120师,四方面军有129师,陕北红军也应该编一个师。阎红彦就把这些意见向肖劲光作了反映,这样做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尽管中央没有采纳这个意见,但陕北红军还是服从改编开赴抗日前线。阎红彦因此而遭到了康生、高岗之流的围攻和抵制。党的七大时,高岗一跃而成为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就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高岗的问题,他说高岗个人品质不好、诡计多端,要中央注意。又是事隔6年之后,高岗的问题终于暴露,中央从翻开的档案中看到阎红彦当年的意见,能说什么呢!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当面向阎红彦赔礼道歉并说:“怪我当时瞎了眼,没有看清他……”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所以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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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森(杨声/杨宗揩)(1909—1936)红军第30军参谋长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0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七章  政策调整

<标题>=第十七章  政策调整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张浩的回归不仅带来了希望,而且也带来让党中央值得反思和检查的问题。总书记张闻天不得不审时度势考虑调整一些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政策。

  陕北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没有任何重要意义上的机器工业。中国共产党从城市活动转入农村,主要依靠的对象是农民。因此,要唤醒千千万万农民加入革命队伍,当然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土地和租税。共产党人把分配土地看成是争取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最终目的是建设一个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

  陕北苏区(包括党所建立的其他苏区)从一开始就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更广泛地扩大革命。而这个革命之所以得到群众的拥护,首先是大张旗鼓地开展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再就是分配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和消灭剥削阶级。苏维埃是工农政权,但在实际工作中主要体现的是农民政权。在其全部选民中不论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职业上来说,农民占压倒多数,因此,政权就得与此相应。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把农村人口划分为几个阶层:即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教员、医生、农村知识分子)者。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苏维埃所依靠的当然是贫雇农和手工业者居多。政权建设也是从村到乡(区)、县、省一直到中央苏维埃。这种政权的建设是匆忙的,往往是红军占领一个县城或乡村之后,经过一阵子紧张的宣传动员,召开群众大会选举出来的。这样的政权得不到长期的巩固,时而存在,时而会消失,反复性较大。

  有了陕北这块稳固的根据地,局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党中央就从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得进行大踏步地调整。张闻天他们到达瓦窑堡不久,就把这件事摆上了议事日程。1935年11月13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邓发、张浩、贾拓夫、刘道生、刘英、徐特立、王观澜、郭洪涛、马明方、强晓初及陕北省委常委一块研究讨论陕北根据地的工作。郭洪涛报告苏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在反对国民党苛捐杂税时,陕北的绝大部分富农是拥护我们的。1934年秋天,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在清涧县袁家沟村、秀延县玉家湾村搞土地分配试点工作。当时采取对参加革命的和不参加革命的有所区别的办法。规定了凡是参加革命的富农和贫雇农一样分好地;不参加革命的富农分坏地。在此之前,绥德、清涧县委由于不懂得如何分配土地,有些地方没收地主土地后未分给农民。绥德县委负责人李景林诉述:1934年春,因为正值春耕紧张,敌人“围剿”,地富土地没收后无人耕种,我们只有土地革命的口号却无办法。群众问我们,地没人种荒了没粮食怎么办?县委要我写土地革命的具体办法……大家同意了我的第三个办法,实行了集体种地,同时也推广到清涧县境。秋后,收的粮食除了军工烈属的交军工烈属外,地主地内的粮食除给地主口粮外,都作为公粮用了,问题也不大。没收地主土地以后,未分给农民,没有确定土地所有权,主要是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

  分配土地试点的主要政策和作法是:

  一、没收豪绅地主和富农的土地。

  二、中农的土地不动。

  三、红军、贫雇农分好地。

  四、参加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富农及其子弟可以一样分地,其他富农分坏地。

  五、参加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地主及其子弟一样分地,其他地主不分地。

  六、单身汉分双份地(考虑以后成家即“结婚”)。

  事实上试点村的地主、富农都参加了革命工作,一样分到了土地。苏区其他村庄的地主、富农除已镇压和逃跑的以外,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或拥护苏维埃政权,也一样分到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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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发在瓦窑堡

  经过试点取得了经验,编成教材培训各县土地部长和干部。经过1934年冬和1935年春,陕北根据地全部分配了土地。收到中央《土地法》后,省工农民主政府下文转发,要求按《土地法》的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办理。因为已经分配了土地,所以没有进行重新分配。

  土地政策在某些方面虽有缺点,但总的说这次分配土地是陕北历史上的第一次土地改革,成绩巨大,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了地主豪绅统治的经济基础,废除了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特别是把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使之得到实惠,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把革命利益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陕北红色根据地才更加巩固和发展。

  结合郭洪涛对陕北省土地革命工作的汇报,与会人员展开了充分讨论。张闻天指出:“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富农政策过‘左’的错误必须纠正,制定新的政策。”他又指定李维汉、王观澜、郭洪涛对陕北土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张闻天在肯定陕北的党过去在创建苏区方面的成绩时指出:“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抗日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他还就如何抓住中心推动面上工作做了具体指导。这次会议是党中央初到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把中央工作与地方工作有机结合到一块的重要会议。

  1935年12月6日,总书记张闻天召集博古、张浩、邓发、刘少奇、李维汉、王观澜、郭洪涛等再次开会。张闻天首先作了《关于富农问题》的报告: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要把过去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变为联合富农的政策,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斗争或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因此,在土改中只没收富农的封建部分,包括出租土地和高利贷在内;至于富农经营的土地、商业及其他财产均不没收。并保障富农扩大再生产(如租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等的自由。大家讨论时,多数与会同志同意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博古却说:“政策可以这么定,但如果经过群众斗争也可以把富农的农具等生产资料多搞一点出来。”张闻天坚决不同意这种仍带“左”倾的意见,并强调各级政府、工会都要纠正“左”倾的富农经济政策。

  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为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改变对富农的策略为“没收其出租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的政策。这是党中央到瓦窑堡后的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①出租土地一律没收;②牲口不没收;③不加税;④在不反对苏维埃前提下,保障经济自由;⑤与农民一样分土地;⑥无权参加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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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观澜

  土地部长王观澜是这样解释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因为这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土地重新分配使贫雇农的当前要求得到了满足,看到眼前的利益,他们不再受在乡小地主或富农的干扰。因此,红军不仅由于给贫雇农和无地农民土地而得到他们拥护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由于取消捐税剥削而赢得了中农的感激,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同样原因或者通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宣传,而争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

  1936年1月1日,苏维埃中央西北办事处公布《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及如何具体划分农村阶级都作了明确的规定。1月3日,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土地部召集赤源、子长、延川、秀延、安定、瓦窑堡六县(市)贫农团大会,贯彻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新决定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土地改革、审查划分阶级的工作在陕北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同时一场更深层次的变革也在陕北农村出现。对于贫雇农政府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予额外的帮助,高利贷被完全取缔,私人借款年息不超过百分之十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百分之五,红军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这一工作。红军兵工厂制造的好几千套简易农具和上万磅种子供应给了无地农民,鼓励他们开荒耕种。苏维埃政府为适应农业生产高潮的到来,开办了一所短期培训而又简单的农业学校和一所畜牧学校。

  1936年2月10日,陕北省属10县市贫农团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布置春耕生产工作。会议涉及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在陕北来说是破天荒的。指导农民从事耕种的通知、文告、宣传材料也从瓦窑堡发到各个基层苏维埃政府,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扩大劳动力,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参加红军而男劳力少的地方,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种。大脚妇女和年轻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主要生产劳动,组织小脚妇女、儿童、老人除草、积肥等辅助劳动。这样一来就有效地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任务的社会活动,但他们大多数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政府指导他们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集体耕种公共耕地和红军土地,组织劳动互助组,这种形式的合作,使大片的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中耕种,集中收获,一些农民农闲时无事可干的现象也不再出现。

  1936年2月15日,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发出通令,要求后方机关工作人员,都要组织红军家属礼拜(星期)六队,帮助红军家属种地,挑水、砍柴以及料理日常家事等。为此,苏维埃各级机关在农忙季节里采用“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把儿童、干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红军都动员起来,每星期至少有一天参加劳动,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也参加了这样的劳动。这是张浩从苏联带回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在根据地的实践和应用,也可以说这是共产主义思想形式在根据地的最初尝试。

  在瓦窑堡共产党播下了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和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了初步的尝试和初步的教育。这样一来,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的意识深处,因为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是被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牢牢的占领了农村阵地,组织和吸引了许多农民加入其中,并按照其要求生产、生活……正是如此,才凝聚了广大的农民为之冲锋陷阵。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1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八章  发展经济

<标题>=第十八章  发展经济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党中央在瓦窑堡办的第二个民心工程就是发展经济。当时,至少有两个基本而紧迫的任务摆在了面前:必须完成给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这两个任务有一项没有完成,苏维埃的基础就会崩溃。为了保证这两项任务的完成,党中央到瓦窑堡之日起就认识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必须开始从事新经济工作,开始新的生活。

  1935年11月2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颁布《关于发展苏区工商业的布告》:第一,把一切工商业的捐税完全取消,甚至于连“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第二,苏区的大、小商人有充分的营业自由,“白区”的大、小商人也可以自由地到苏区来营业。第三,除了粮食及军用品外,苏区的生产品均可自由输出。第四,允许苏区内外正当的大、小资本家投资各种工业。70年前在瓦窑堡就做出了这样开放的政策,说明共产党的精英们的眼光是远大的,与今天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相对照,又是何等的相似。为了达到迅速恢复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中央对国民经济部的领导进行了调整,原部长崔田民调军队工作,毛泽民继任部长,钱希均任国民经济部党支部书记,黄亚光任中央财政部秘书长,任远志调财政部做税收工作。陕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就在林伯渠、毛泽民的具体组织领导下,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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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国民经济部旧址

  毛泽民说:“人,是成就一切事情的重要因素。”所以他走马上任的第一步,就是设立科室机构和物色配备领导。刚从汇川通放出来的蔡子伟被任命为国民经济部秘书长。国民经济部下面设了贸易总局,局长由钱之光担任;农林牧场科由姓唐的兴国县人担任科长;工矿科由高登榜担任科长;经济合作社由蔡子伟负责;管理科由吴吉清担任科长;钱希均兼任财务科科长;另外,还组建了一支运输队。

  陕北根据地私人兴办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受到鼓励,物品交易也得到允许。与此同时,政府拥有和开发如油井、盐场、煤矿等企业的主动权,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但政府在这些物品交易中没有垄断专卖,私营商业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竞争。遍布根据地的经济合作社是政府和群众入股合伙经营的,起着互相补充作用的经济组织,可以说这是陕北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为此,国民经济部于1935年11月在瓦窑堡制定了《合作社发展规划》,《规划》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制止商人对群众的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创造有力的条件,使这一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省、县、乡、村都组织了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每个农民入社每股低到5角,有时甚至只有2角,但在信用合作社的义务却非常广泛。每一入股者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政治生活。虽然对个人购买股票没有限制,但入股人不管股票有多少,选举或决定重大事项时只有一票的权利。每个合作社都选举了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下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工作机构,配备了工作人员。国民党南京政府禁止红白两区间的贸易,并从经济上对陕北根据地进行封锁。合作社就帮助群众组织偷运队,利用山间小道、贿赂边境哨兵等有效的办法,从苏区运原料出境,换购急需的物品再运回苏区,这样就弥补了政府运输队运力的不足,也使他们得到了实惠。

  经济贸易工作首先是解决红军穿衣越冬的问题,新上任的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理所当然地担负起解决红军冬装的任务。为了能尽快采购到棉花和布匹,毛泽民把外出采购的同志找到一块,他说:“现在同志们身上都是衣衫褴褛,怎能挡得住刺骨的北风呢?战士们都在挨冻,盼着我们弄回棉花布匹。我们必须突破封锁线,深入国统区去搞棉花、搞布匹,一定要设法采购回来”。毛泽民亲自带队到设在清涧黄河畔马筏坪村的国民经济部联络处,他让黄德泉等人化装成商人在黄河边溜达,假装做生意,以引诱对岸敌人的注意。不几天,敌营长果然与这边隔河搭话了。一来一往的语言沟通,敌营长偷偷过河找联络处的人打牌,我们的同志故意输给他,敌营长输了也不要钱,他回去时还送些土特产品。毛泽民的“收买与教育”相结合的策略有效了。采购人员在黄河东岸的中小城市购买到了两千多匹布和许多棉花,经敌营长帮助运过黄河,运到了瓦窑堡。毛泽民立刻找到陕北省妇女部长史秀云,要她发动妇女为红军赶制棉衣。史秀云二话没说就带着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走出省委大院,动员妇女,安排缝衣事宜。当时只有10岁的谢绍明也不甘落后,他扛着布匹,抱着棉花一趟又一趟往阿姨、婶婶家里送。他在想父亲奋斗一生盼中央、想中央,今天中央终于来到了父辈们创建的这块根据地,我要尽微薄之力,让红军叔叔们不要挨饿受冻……妇女们不分昼夜飞针走线,她们的眼睛熬红了,手指被扎破了,可是她们毫无怨言。这一针针、一线线都凝结了苏区人民对红军的深情厚爱,她们任劳任怨都是为了让红军战士穿上她们缝制的新棉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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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这个庞大的无遮无盖的黄土高原,虽然是个既贫困又寒冷的地方,但地下资源却是丰富的。毛泽民到当地干部群众中调查,在一次座谈会上听了大家的讨论后,他拳头一挥:“对,应该先开发工矿,朝地下要宝。”毛泽民和高登榜一行翻山越岭到永坪,去延长找工人了解座谈生产情况,研究开发新的生产项目。1935年4月28日,陕北红军解放了延长石油厂,5月初建立了石油厂党的组织,工人出身的延长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郝巨才兼任石油厂厂长。不久陕北省委又派高登榜任石油厂特派员、党支部书记。石油厂解放后,政府优待工人,工作时间减少了,生活有保障了,工人的地位提高了,可以向油厂提意见,可以随时找厂长拉话反映意见。勘探事务所主任严爽是石油厂的大知识分子,他被送到瓦窑堡党校学习之后任命为石油厂厂长。

  经过毛泽民和高登榜的努力工作,使采油炼油时断时续生产很不正常的现象很快得到改变。工人们提炼的煤油、汽油,赶制的凡士林、蜡烛送往瓦窑堡。

  印刷书报、纸币没有油墨,工人们就研发油墨生产技术,从油渣中熏收炭黑。一个工人一天熏收2~3公斤,有的能熏收7公斤,满足了印刷需求。同时还为红军生产擦枪油,达到了每个班一瓶油。1935年冬到1936年春,在永坪开凿了两口新油井,产量比以前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个月内增加石油2000担。生产出头等油25000担,二等油13500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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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春,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在延安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从这流传很久的民谚中,可以看得出瓦窑堡的石炭是驰名陕北的。党中央还未到瓦窑堡之前,民间私人企业主就凿井开采石炭,但生产规模很小。夏季山洪过后人们还可以在河道里捡到裸露的石炭。毛泽民在恢复了石油生产之后,又把眼光盯在了煤炭上。他把煤炭企业主召集到一块,鼓励他们扩大开采规模,资金不足的可动员经济合作社或个人入股经营。毛泽民、蔡子伟、高登榜商量决定由经济合作社投资在栾家坪村挖一矿井,以保证中央机关、军需和民用煤炭。为此,毛泽民立即聘请了技术员,请来有经验的挖煤工人,又从红军中抽调一部分管理干部,组成了实力很强的采煤队伍。“瓦窑堡生产的煤炭是中国最便宜的,1块银元就能买到800斤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说。由于埋藏浅,矿井很快就建成出煤了,而且成为陕北地区唯一产量大,规模大的煤矿。老百姓看到一车又一车的煤拉出煤矿高兴地说:“还是公家人有本事。”离瓦窑堡不远的水沟坪村有一家庭作坊式的造纸厂,只生产老百姓过年糊窗子的麻纸和上坟祭祀用的纸钱。毛泽民知道以后,就找造纸能手,改造传统造纸方法注入新的工艺,使纸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虽然满足不了党政机关的使用,但根据地毕竟有了自己的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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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苏维埃货币印刷厂

  陕北的定边、宁夏的盐池在当时有西北最大的盐滩。毛泽民率领一支30多人的队伍开到定边蹲点。将这两处生产盐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开发,充实人力扩大队伍,提高了生产食盐的数量。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毛泽民理顺了盐业生产以后,又分派30多人到三边一带农村发动群众开展种植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于是这一带男女老少在南方上来的红军指导下,兴修水利,试种水稻,扩大养殖业,兴办加工业。一时间以瓦窑堡为中心的根据地办起了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坊;纺纱、打铁、木工、烧木炭、农副产品粗加工等。产品由经济合作社统一收购,除对外贸易外,也为部队解决了急需的物资。农闲时,农民们赶上毛驴走“三边”,去驮盐,换回物品给红军,百姓贩运赚大钱,逐渐成为苏区人民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

  国民经济部在安定县城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招收了100名女学生,每天上3小时文化课,5小时纺织训练课。学完3个月后就被分派到各处办手工纺织厂。毛泽民预计这样下去,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要的布匹。红军东征山西时缴获的机器、工具、原料用骡子驮回瓦窑堡,按需要分配到各个工厂。苏区的工业都是手工业,有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制毡厂、毛纺厂……

  根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第一号训令,财政部长林伯渠起草制定的《关于苏区货币政策》(载瓦窑堡编辑印刷的《党的工作》第十二期)的发布,对促进商品流通起到了很大作用。苏区边境各县通用白区纸币外,一律通用苏区纸币。为此,林伯渠将中央苏区带来的纸币和陕北苏区的纸币合二为一,重新设计,重新印刷。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被任命为瓦窑堡印币所所长。由于纸质低劣,有时也用布来印刷,所以纸币的印制就很粗糙。瓦窑堡印刷的钞票不仅成为等价交换的凭证,而且适合时宜的印上了发行者的口号:“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革命万岁!”就这种粗糙的货币在陕北根据地到处都被接受,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因为根据地的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因此,瓦窑堡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

  如果商人们把货物从白区运来根据地,出售之后所得到的是一种在苏区以外无交换价值的货币,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就由银行来解决,财政部长兼银行行长的林伯渠当然是十分精明的,他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平衡。根据地货币与国民党货币的兑换率为1.2元对1元,并规定:“凡是从白区进境的一切货物如直接售给国家贸易局就以外(国民党)币偿付;必需品进口后如不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是通过合作社或私商出售者,必须先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所售收入可兑换成白区纸币;其他凡证明必要者亦可兑换。”

  林伯渠编著的《预算制定大纲》详尽地介绍了方法和防范措施。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财政部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都要接受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而篡改账目是极为困难的,任何舞弊也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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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印制的布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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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流通的银币

  免除税收之后,钱从哪里来呢?林伯渠是这样说的,在陕北根据地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对群众不收税,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地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国民党由工人和贫农承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的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很少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被取消了。另外一项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觉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群众的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他们认识到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大量的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当然最大的收入还是来自没收。没收是在财政委员会指导下进行,每一次都要上报政府。没收所得主要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所以不要工资,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有节余可发给少得可怜的津贴,也叫伙食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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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印制的布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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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

  在瓦窑堡,共和国为了生存而战斗,为了生存而制定发布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一系列政策。有理由可以这样说,瓦窑堡不仅是党中央重整旗鼓、大展宏图的地方,而且在这里尝试制定了在今天看来都比较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今天共和国实行的招商引资、股份制、减免农林特产税,早在70年前的瓦窑堡就已经实行了。60年轮回,世事之变迁真让人感慨万千。后来如果我们的党没有头脑发热,不搞穷过渡,从瓦窑堡起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共和国的经济腾飞或许早能实现。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2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十九章  文化教育

<标题>=第十九章  文化教育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4年之前,瓦窑堡就设有安定县第二高级小学和一所私立平民小学,但相对来说文化教育还是落后的。在陕北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达百分之九十左右。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一些较大的村庄办了一些冬学扫盲班,没有固定的教师,苏维埃干部就一边工作,一边教书认字。这种文化教育时断时续,没有形成固定的阵地。党中央来到瓦窑堡以后,红军中教育专家和知识分子不仅带来了文化教育的新方法,也给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陕北的教育和文化与瑞金相比显然是落后的,一切得从头开始。苏维埃教育部长徐特立当仁不让地担负起迅速改变这种状况的重任。先抓点、再带动,后辐射这是年近60岁的徐特立所采取的方法。

  没有快速的印刷机器,就用油墨滚子或石刻来印刷;没有质地好的纸张,就用瓦窑堡制造的粗糙纸张;缺少教师就自己培训,很快县、乡、村几十名识字的年轻人集中到了瓦窑堡教育部的学习班里。这一切都是在徐特立的张罗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识字课本一级一级地发下去了,掌握了新的教学方法的教师也被分派到了各乡村,他们又在各地培训义务教员。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学校、识字班、扫盲班就这样如雨后春笋般地办了起来。瓦窑堡发行的《红色中华》、《党的工作》、《斗争》等成为识字班学习的主要报纸杂志。当然这种识字的初步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因为党和政府会利用一切机会对老百姓进行革命教育。徐特立这样评价陕北人:“他们也不笨,学得很快,只要把道理对他们说清楚,他们就改变了习惯。在这里的老苏区,你看不到姑娘缠足,你会看到许多妇女剪短发,男人们也把辫子剪掉了。许多人在共青团和少先队那里学读书写字。”

  在战争时有发生的紧急状态下,陕北根据地的教育形式分为三个部分:即学校、军队、社会。第一部分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办的;第二部分是红军办的;第三部分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办的。教育的内容主要放在政治方面,连最小的儿童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教学的。识字达到一定程度就接着读红军和国民党、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冲突的故事,以及共青团员、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和将来苏维埃政权下人间乐园的描绘。诸如“只要革命成了功,一人一个女学生”,“三十亩耕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等等。应该说,这种教育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它不仅教会了农民认字读书,而且教会了农民热爱什么,憎恨什么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共产党的首府瓦窑堡徐特立可是个大忙人,他不是到乡下调查督导,就是在瓦窑堡大街小巷跑来跑去协调解决相关问题。就要到神俯特区走马上任的特委书记杨和亭,于1935年12月初在瓦窑堡街上看到了徐老:“当他从瓦窑堡街上走过来时,只听大家说是徐老来了,我方知道他就是徐老。他身着一件旧军服,脚穿一双草鞋,腰间扎着一根麻绳,完全像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他虽已年近花甲,却神采奕奕、目光炯炯,真可谓老当益壮。”就是在这位朴素而又貌不惊人乐于奉献地教育家的推动下,根据地各类专业学校、民办小学、冬学、识字班、读报组、业余学校、夜校办了起来。为更快地扫除文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他废寝忘食地开始研究汉语拉丁化拼音,用28个字母编了一本袖珍小字典,并在瓦窑堡师范学校试讲。党中央转移到保安后,他就挑选了一个班学生进行拼音教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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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毛泽东和他青年时期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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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拉丁文

  在学校教育方面,苏维埃办了约200所小学,并为此而在瓦窑堡为培养小学教师办了一所师范学校。同时党中央还办了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5个年级的工会学校,一所有400名学员的党校。所有技术学校的课程为期只有6个月,他们只能在短时间内学会技术工人应该掌握的简单技术,但深层次的理论和精密的技术,则是在短期内很难学会和掌握的。

  根据地的军事教育当然是教育的重点,尽管瓦窑堡困难重重,但还是办起了红军大学,骑兵学校,步兵学校。兴办的一所医科学校,实际上只培养护士和训练战地救护人员。还有一所工程学校,学员接受的只是学徒工的基本训练。然而这一切却很实惠,又很实用,因为红军的高级将领和低级军官都需要军事基础知识的提高和培训,一大批,又一大批新入伍的战士需要有人训练。所以尽管随时都有战争发生的危险,但他们还是抓紧一切时间,把各级指挥员送到后方瓦窑堡学习提高,他们也深知这样做即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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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人的孩子进学堂

  在社会教育方面,苏维埃当然是“鱼”与“熊掌”兼得,在识字中融入政治内容,字也认得了,政治觉悟随之也提高了。由瓦窑堡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少先队、游击队、村苏维埃发出的插图简单而又粗糙的识字课本,就是政治与识字相结合的教材。在每一个识字教学点上,他们是这样教学的: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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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一问一答的教学方式,不仅让人学的快,而且还记得牢。对学会五六百个字的就给予奖励,当然奖品是极其简单的铅笔、本子之类。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后,他们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认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和为什么要教给他们,使他们掌握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陕北教育的落后有目共睹,即使考上中学也要到数百里之外的西安、榆林去上。高小毕业就算文化人、知识分子了。因此,陕北人的文化生活当然也十分贫乏,除了农民自乐班于逢年过节热闹一阵子之后,人们只好在劳动之余吼上几句乱弹,唱上几句道情,哼上一段酸溜溜的信天游,用以排遣生活中的郁闷,抒发自己的情感。能登大雅之堂的文艺作品少得可怜,大都是吼、唱、哼随意性很大的口头即兴作品。又没有一份像样的文艺期刊用以记载和传播。陕北闹红之后,随着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陕北才有了自己的文艺专业队伍——列宁剧社,文艺作品也不时出现在苏维埃出版的刊物上。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来到瓦窑堡,环境相对安静下来,他们在思考制定大政方针之外的闲暇之余,在总结长征的时候,也写下了一些诗词、散文、诗歌等,为繁荣瓦窑堡及根据地文化事业,可以说起到推动和锦上添花的作用。

  毛泽东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用诗一般的语言纵论一番长征之后,才切入发言的正题。他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再次把长征写进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并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长征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大渡河边,在金沙江上,在雪花飞舞的岷山之巅。毛泽东或骑马,或坐担架,或策杖而行,他是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写诗作赋的,但是在这位政治家兼诗人的大脑中已经有了腹稿。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在瓦窑堡的新窑洞里,他诗兴油然而生。他把一张木凳拉到松木桌旁,让警卫员点上煤油灯,这盏灯从红军跨过于都河上的浮桥之日起一直陪伴他,他从锡制文具盒里取出砚台,研好墨,用驼毫小楷笔蘸了一下墨汁,开始在一张宣纸上写了起来,诗句一气呵成: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首《七律·长征》是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之后的当天夜晚,写下的一首气壮山河的诗篇。到陕北一个多月的此刻,毛泽东感觉到他又要在党的舞台上唱主角了,因此,诗兴大发,挥毫泼墨,借诗以抒怀。此时此刻不仅胜利到达陕北的红军将士尽开颜,毛泽东则更为开颜。

  直罗战役的胜利,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当前军事行动计划,毛泽东的心情自然舒畅开朗了许多,创作的欲望怎么也按捺不住。在毛泽东身前马后走到瓦窑堡的警卫员陈昌奉详细地回忆了毛泽东过六盘山,并在瓦窑堡写下《清平乐·六盘山》的经过:“那是1935年9月的一天,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过六盘山时,我们一边听毛主席说古论今,一边观赏着六盘山区的风光山色。在越过一道山卡之后,毛主席一边歇息,一边眺望远方,高兴地说:‘这里真是个好地个,以后可以好好地写一写。你们看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六盘山的景色多好啊……’过了很久,我才明白毛主席这是在酝酿吟诗作词呢。”1935年12月的一天,也就是党中央驻在瓦窑堡期间,毛主席没有开会,也没有看书,静静地坐在桌前,反复吟诵,挥笔写下了《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是个十分自信的人,当他在瓦窑堡挺直了腰杆,说话算数的时候,他更加自信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确立,红军东征抗日在即,缚苍龙的长缨握在了共产党人的手中,擒住祸害人民的“苍龙”指日可待。夺取胜利的坚定信念便跃然纸上。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军出发东征时,毛泽东为了使瓦窑堡北部国民党第84师师长高桂滋不至于趁火打劫,侵扰我之东征后方大本营瓦窑堡。就写了一封信给高桂滋,向他说明实施共同抗日的具体事项,信中有四句韵文,成为一首小诗:“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日甘受亡国奴之辱乎?”政治家兼诗人的毛泽东在给对方写信时也忘不了吟哦几句,以他优美的文采赢得对方的重视。前两句以鸟儿嘤嘤寻友鸣叫声象征友好和平,以团结抗日,颇有新意;后两句以残恶的“暴虎”比喻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入门,”虽是“懦夫”也要“奋臂”与其搏斗,赶杀敌人。一般就事论事之作能与之相提并论吗!

  除毛泽东以外,红军中的文人墨客也纷纷拿起案头的笔写长征、颂长征。林伯渠的一首《初抵吴起镇》,表达了回到家的愉快心情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

  一年胜利到吴起,陕北风光慰所思。

  大好山河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

  坚持遵义无穷力,鼓励同仁绝妙诗。

  迈步前进爱日永,阳关坦荡已无岐。

  谢觉哉的一首《追赋》,道出了革命者的乐观精神:

  板桥诗有“天明始觉满身霜”句,一九三五年到吴起镇,宿麦地甚暖,天明始见霜满衾追赋:

  露天麦地覆棉裳,铁杖为桩系马缰。

  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

  陆定一、贾拓夫合编的一曲《长征歌》唱红了瓦窑堡,唱红了陕北大地: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

  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十一月来走湖南,宜(章)临(武)兰(山)道(州)一齐占,

  冲破两道封锁线,嚇得何键狗胆寒。

  十二月里过湘江,广西军阀大恐慌,

  四道封锁线都突破,势如破竹谁敢当。

  一月里来梅花香,打进贵州过乌江,

  进占黔北十数县,红军威名天下扬。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

  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

  三月打回贵州省,二次占领遵义城,

  打坍王家烈八个团,消灭薛吴两师兵。

  四月里来向南进,打了贵阳打昆明,

  巧妙渡过金沙江,浩浩荡荡蜀中行。

  五月里来泸定桥,刘文辉打得如飞跑,

  大渡河天险从容过,十七个英雄姓名标。

  六月里来天气热,夹金山上还积雪,

  一四两个方面军,懋功取得大会合。

  七月进入川西北,黑水芦花青稞麦,

  艰苦奋斗为那个,为了抗日救中国。

  八月继续向前进,草地行军不怕冷,

  草地从来少人过,无坚不摧是红军。

  九月出发潘洲城,陕甘支队东北行,

  腊子口渭河安然过,打了步兵打骑兵。

  二万里长征到陕北,南北红军大会合,

  粉碎敌人新“围剿”,统一人民救中国。

  小小山城瓦窑堡一时文风蔚起,你写我唱,不甘落后,陕北文化人也用特有的方式民歌来表露陕北人民欢迎党中央、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心迹: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

  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

  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

  围定亲人热炕上坐,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

  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千里雷声万里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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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

  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在1935年即将离去,1936年就要到来的辞旧迎新的时刻,写下了一篇《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的文章,刊登在红军《战士报》1935年12月30日第206期,同样也是让人读来朗朗上口的优美散文:

  呵,一年!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这一双脚一支枪,经历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省,360余天,两万五千余里。这一年我们击溃了十几个省数十万的白军、民团土匪和一切反动武装。这一年我们占领了大小54个中心城市,筹款数百万,扩红数千,建立数百处的地方政权、武装及群众组织。这一年我们历尽了险山恶水,走遍了五岭山脉,苗山、娄山、雾云山、大凉山、大小相岭、邛崃山、秦岭、六盘山;渡过了于都河、信丰河、潇水、湘水、清水江、乌江、赤水、北盘江、普渡河、金沙江、大渡河、黑水、白龙江、渭水。这一年我们接触了苗、瑶、僮夷番民各种少数民族地区。这一年我们千千万万的亲爱的指挥员战斗员粉身碎骨的最后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这一年,我们以一双脚一支枪,百战不死的身完成了人类空前伟大艰苦神圣的远征。

  一年过去了,我们的艰苦奋斗,我们的牺牲和我们一点一点的汗,一滴一滴的血,一片一片的脚印,将在广大南中国和西方盛开着繁荣的苏维埃之花!

  1935年过去了,1936年展开在面前,莫忘我们过去一年的艰苦奋斗,铁一般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和指挥下,向前、向前,把苏维埃的胜利带到全中国去!

  教育和文化是未来发展民族振兴的基础,尽管党中央初到瓦窑堡时工作千头万绪,但他们没有忘记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们牢牢地占领住这块阵地,唤醒千百万人民群众,为党的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奋斗,去牺牲。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3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章  抗日剧社

<标题>=第二十章  抗日剧社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5年春,西北工作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提出: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由工委宣传部组建一支宣传队,蔡子伟部长具体负责。

  陕北这块古老而神奇的黄土地孕育了粗犷、雄浑、质朴的黄土文化。这里不仅有民间演唱艺术的民歌、秧歌队,也有自发形成的说唱自乐班。他们在劳动之余,或逢年过节,或遇红白喜事,或人请,或自去助兴,唱一曲吼一段,深受十里八乡群众的喜爱和欢迎。陕北虽然地域辽阔,但又偏僻而闭塞,平日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漫长的黑夜里在麻油灯下哼上几句以解心焦,打发着枯燥无味的时光。陕北闹红一浪高过一浪之时,在外的知识分子接连不断地回到陕北,他们在战斗之余给老调注入了新鲜的说唱内容,成为陕北革命斗争的历史见证: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跟上共产党把革命闹。”

  “镰刀斧头老镢头,砍开大路穷人走。”

  “陕北游击队,老谢总指挥。”

  “四月里来四月八,谢子长要把绥德打。”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1934年腊月廿八,陕北红军第84师(后改为红81师)在南沟岔歼敌高桂滋一部,毙敌20余人,俘虏7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300余支。在战后的祝捷会上,部队的宣传队员就用民歌调演唱《打南沟岔》:

  三四年腊月二十八,

  打开南沟岔,

  老百姓欢迎谢子长。

  推麦子(磨面)把猪杀,

  苏区扩展大……语言亲切朴实的歌曲,不仅具体描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且很快在群众中传唱,对发动群众鼓舞斗志起到了比一大篇动员讲话,还要生动形象,还要快捷的作用。这些对宣传部长蔡子伟来说并不陌生,他就遇到过费半天时间把群众找来,再讲半天道理,还不如形式活泼、内容通俗的一场演出,群众接受得快,传播得快,一唱十传在自觉不自觉中就懂得了革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现在要组建一支专业宣传队伍,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有了这支队伍再不用急来抱佛脚手忙脚乱了。

  说干就干,很快蔡子伟就组织了10多人,成立了由西北工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列宁剧团。从此陕北红军、陕北人民有了自己的剧团,王幼功被任命为团长。1935年夏,随着演出任务的加大,演出内容需要不断更新,农民出身的团长王幼功文化低不适宜剧团工作。蔡子伟就到在永坪镇举办的党员培训班,动员有文艺特长的学员参加列宁剧团,从事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经过选拔10多个报名参加的人,每人唱一支歌,演一小段活报剧(也叫独角戏)。

  杨醉乡脱颖而出,他从小就喜欢文艺活动,吹、拉、弹、唱的基本功在报名人当中属佼佼者。杨醉乡到列宁剧团不久,宣传部就调离了王幼功,由他任团长并兼党支部书记。杨醉乡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列宁剧团演出人员就增加到20多名。结合形势的发展,战争的需要,他们演出了活报剧《今日之农民》、《一·二八抗战》、《穷人的出路》三本戏。演出没有道具、服装怎么办?杨醉乡就带领演职人员找木板或硬纸片根据剧情制作,彩画假山、房屋。他还带人到西北军委后勤供应部翻找缴获敌人的服装,找不到的就自己设计缝制。

  1935年4月28日,刘志丹率领红2团、红3团,在赤卫军的配合下攻打延长县城,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将驻守的反动民团李铭武部调出县城,全歼于贺家原,第二次解放了延长县城。其后在秀延县玉家湾村举行的祝捷会上,杨醉乡根据战斗经过编写了小合唱《红军打延长》:

  李铭武走狗牛皮大,

  提起红军他不怕。

  酒瘾刚过烟瘾发,

  红军来把延长打。

  刘志丹来计谋大,

  引上那李铭武钻山坬。

  一引引到烟雾沟,

  李铭武怎知中埋伏。

  后沟里枪声震山吼,

  前山里手榴弹扔满沟。

  前不让你前来后不让你后,

  关住大门好打狗。

  红军的火力实在硬,

  打得那白军撑不定。

  弟兄们都说快缴枪,

  李铭武龟孙他不让。

  李铭武开枪打弟兄,

  吓得个营长钻水洞。

  弟兄们都看没活路,

  乱枪先打死李铭武。

  打死了团长缴了枪,

  一团弟兄得解放。

  烟雾沟里烟雾散,

  军民拥护刘志丹。

  台上唱得激情高昂,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剧团同志辛苦了,再来一段好不好!”“好,好!!”拉歌的欢呼似报春的雷声在山间旷野回荡。“列宁剧团唱得好,再来一段要不要!”“要,要,要!!”蔡子伟和杨醉乡看到台下战士和群众不依不饶地拉歌高呼,就临时派演员来了个《打寺儿畔》男女二重唱:

  敌人扎在寺儿畔滩,

  上来些红军要共产。

  共了安边共横山,

  一心要打寺儿畔滩。

  长枪短枪马拐子枪,

  跟上共产党咱打胜仗。

  阳湾里的核桃河畔上的柳,

  共产党来了咱跟上走……

  《穷人的出路》表演得惟妙惟肖,形象逼真,台下观众悄无声息,看得认真,自己的同胞倒下了,观众流下了痛惜的眼泪。这场戏颂扬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拿起大刀长矛与反动派殊死搏斗的情景。演出刚结束,台上台下就响起了“打倒反动派!”“跟着共产党坚决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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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郭洪涛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旧址前

  祝捷会上,西北工委组织部长,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宣布:西北革命领袖,军委主席谢子长、百姓爱戴拥护的谢青天已于2月21日因伤不治离开了我们。为防止敌人的疯狂反扑,我们一直没有公布他牺牲的消息,只说他到苏联治病去了,对外发布告仍用西北军委主席谢浩如的名字。谢子长去世后,陕北红军在前敌总指挥刘志丹率领下,从东打到西,从北战到南,解放了6座县城,反“围剿”战斗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为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西北工委决定刘志丹同志任西北军委主席,高岗同志任军委副主席。

  刘志丹在蔡子伟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职人员,他高兴地说:“你们演得很好,老百姓很喜欢,刚才我就在台下和他们一块看演出。列宁剧团组建不久,进步却很快,希望你们的表演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东西就找后勤供给部。”他和演员一一握手后,拉着杨醉乡的手说:“你们20多人干的事可不小呵!会后要多宣传谢子长,他对革命贡献不小,以至生命。你们每到一地要帮助当地组织宣传队,壮大我们的宣传队伍。”杨醉乡回答:“希望总指挥多提意见,我们一定按照你的要求使剧团工作,演出水平更上一层楼。”

  ……

  老刘爱穷人,

  穷人对他亲,

  盘腿坐在热炕上,

  就像一家人。

  《拥护刘志丹》的歌声响彻黄土高原,这之后刘志丹指挥红军接连击溃消灭了敌高桂滋部和晋军李生达部,陕北革命中心瓦窑堡东北暂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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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红军第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

  列宁剧团除集中排练和演出外,还分成小分队走一路演一路,协助地方政府组织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帮助训练地方宣传队员。陕北群众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他们对剧团演员却十分热情,南瓜籽、煮鸡蛋硬往演员手里塞,就连晚上睡觉也是东家拉、西家扯,为什么老百姓这么喜欢他们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1935年9月18日,先期到达陕北永坪镇的红25军与陕北红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红25军和庆祝红15军团的成立,列宁剧团慰问演出。夏末秋初的陕北还是酷热难当的,听说剧团来唱戏,群众顶着烈日带着干粮从七八十里之外翻山越岭赶来看戏。永坪镇小小的露天剧场挤满了近万名群众和排列整齐的数千名红军战士,就连山坬上、脑畔上都站满了人群。演出进行到一半时,防空警报的钟声敲响了,一部分红军战士迅速组织群众疏散,一部分红军战士赶往附近高地架起了机枪,演员也不顾卸装带着道具与群众一起躲避飞机。敌机在空中绕了几圈丢下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不到10分钟广场上又站满了群众,那些爬上四周山头的红军战士却没有下来,为观众警戒。演员们重新登台献艺,演出结束了,有的群众还不愿意离去,跑到后台问:下次到哪里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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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成仿吾在陕北

  1935年11月7日,党的中央机关在瓦窑堡安下了家,重搭台子重唱戏,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开始。瓦窑堡中山广场欢迎党中央进驻瓦窑堡的联欢会上,列宁剧团登台表演的富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文艺节目和地方小戏,引起了党的总书记兼宣传部长张闻天的兴趣和重视:“全国仅存的陕北根据地不简单呀!竟然还有专业搞宣传的剧团,从观众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的宣传效果是有成效的,是很受群众的欢迎和认可。”张闻天的思绪又回到了中央苏区,那是1931年党在瑞金组织了红军剧社,在苏区又训练了约60个小规模剧社,到农村和前线巡回演出,为革命斗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村苏维埃纷纷邀请剧社到他们那里演出,因为农民文化生活贫乏,所以对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这种娱乐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唤醒他们对反动派的憎恶,使他们同情革命并走上革命道路。长征途中这支红色宣传队伍到瓦窑堡时已所剩不多,可陕北却有着出色的宣传队,二者合一队伍不就壮大了,水平也不就提高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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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与夫人危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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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仿吾在课堂上

  想到这里张闻天便通知危拱之、西北工委宣传部长蔡子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教育部长徐特立、中央党校成仿吾等开会商量两支宣传队伍的组合问题。不一会郭洪涛领着杨醉乡来到张闻天的住处,会议桌旁已经围坐着七八个人,张闻天问郭洪涛:“你们的宣传部长哪里去了?”“蔡子伟同志在肃反中被关了禁闭,放出后没有分配工作,后来被毛泽民要到国民经济部工作去了。”郭洪涛回答完张闻天的问话又介绍坐在身边的杨醉乡:“这是列宁剧团的团长杨醉乡。”张闻天说:“好,你把团长带来想得真周到。今天找大家来一块商量两个剧团的合并问题,这样既可以加强宣传力量,又能互相学习,提高宣传质量。”杨醉乡和危拱之分别介绍了列宁剧团和红军剧社的情况。与会人员纷纷发言表示同意:现在环境相对比较稳定,革命队伍里既有北方人,又有南方人,将两个剧团合而为一是件好事。张闻天听完大家的发言说:“随长征到陕北的男女文艺兵只有10多人了,列宁剧团现有40多人,合起来力量就大一点,以后还要扩大,以适应不断发展着的形势。我看重组后就叫工农剧社吧,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直接领导,剧社主任就让危拱之担任,她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一直在江西苏区从事文艺工作,杨醉乡同志如何安排,让亮平和拱之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后决定。徐老和仿吾同志要发动能写的同志结合目前形势多写一些剧本出来,帮助指导剧社排演,大家看行吗?”郭洪涛接着说:“中山门内民教馆我让他们搬出来,就让剧社住在那,上下两层有人住的、有排演场地。”张闻天马上表示赞成:“洪涛同志可解决了个大问题——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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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

  剧社的机构组建起来了,分编为歌舞班和戏剧班,刘保林任歌舞班班长,杨醉乡任戏剧班班长。在危拱之的统一领导下,不仅增加了新的演出内容,而且演出水平也大大提高。不久李志钦带延长董芳梅、董丰一等10多名男女演员加入了工农剧社。戏剧班董芳春扮演汉奸特务反面角色形似神似。刘振武扮演的老汉角色也形象逼真,他和杨醉乡合演的《小先生》、《死亡线上》的老汉老婆两口子,观众称赞把老汉老婆演活了,真像生活中天生一对老两口。董芳梅、李芝芳、杨玉英、白凤莲等是工农剧社的名演员,她们把人物性格、唱腔、道白都能表演的有独到之处,深受群众的喜爱。

  中央领导对工农剧社的成长很重视,从人事组织、思想教育,剧本创作,排练演出都经常过问。徐特立、吴亮平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到剧社指点排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支持教务主任成仿吾,教员冯雪峰为剧社编写剧本。成仿吾的话剧《三姊妹》中烈属李大娘重男轻女,认为女儿只能围着锅台转,但三个姑娘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老大成为慰劳红军的模范,老二成为劳动模范,老三成为宣传模范,苏区政府给她们全家发了奖状。冯雪峰创作的《苏维埃活报剧》反映了工人、农民、士兵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粉碎了敌人一次次破坏活动。中央粮食部长雷经天,创作了《战场上的婚礼》,中央军委王世荣创作了《军事活报剧》、《海军活报剧》、《统一战线活报剧》,危拱之编导的《丰收舞》等都丰富了剧社的演出形式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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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抗日剧社演出人员

  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也经常邀请剧社给白军军官学习班演出。这些军官大都是在劳山、榆林桥、直罗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营以上军官。台上演台下哭,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上台下一齐唱。军官中有人振臂高呼:“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鬼子!还我河山救我父老兄妹!”

  剧社演职人员踏积雪顶严寒行程数百公里到前线慰问红军指战员,他们从北走到东再转向南,一路走一路演。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叶剑英、徐海东、刘志丹、阎红彦等红军将领站在群众当中一块看演出。越是贫穷落后的地方,那些达官显贵越爱摆谱显阔,他们有时心血来潮也请戏班子以笼络民心,结果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戏总在观众前面……老百姓心里能舒坦吗!蒋介石悬赏数百万大洋买红军将领的人头,可他们却和群众站在一起有滋有味地看戏,难道他们不怕人头落地吗?因为他们心里有老百姓,而老百姓也在保护他们。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后,为适应形势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1936年1月党中央决定将工农剧社改名为人民抗日剧社。1936年的春节,也就是1935年的腊月三十过大年,陕北人对过年最为讲究,别看他们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过年时却显得出奇的大方,宁穷一年不穷一天,人们图得就是过个富年。从腊月廿三开始到正月十五年才算过完,这里的人们除做好年茶饭,缝新衣裳外,一是走亲访友;二是自愿组织起来闹秧歌、耍狮子、舞龙灯,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这一年的春节对瓦窑堡来说的确是一个特殊的春节,一下子走来这么多南方人,语言南腔北调,习惯南辕北辙,本来就好客的瓦窑堡人端上油糕、米酒慰问红军。为了使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根据地过好第一个新年,陕北省委、瓦窑堡市委提前就做了安排,要求各乡秧歌队轮流进瓦窑堡表演。中央宣传部长吴亮平也要求人民抗日剧社从腊月廿九到正月初一在中山广场连演3天大戏。盛况空前地军民大联欢在瓦窑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TH8166000200690001**

  冯雪峰

  瓦窑堡市委秧歌队里一个人表演的“二鬼打架”最引人注目,也让刚到不久的南方人赞不绝口。“二鬼打架”的表演形式基本上与猪八戒背媳妇的表演一致,区别就是“二鬼打架”是一个人钻在两个模特之下表演,观众只能看到表演者的腿部,表演者穿的裤子,鞋却与模特的上身相配套,其中一个模特是有头有身子还有腿,另一个模特只有头和身子,腿却由表演者的两腿代替。观众只能看到两个模特一上一下,一左一右随着旁白变换着的姿势和各种动作。如果在场地表演,就有人模仿模特的口音在旁边道白。市委特地挑选了3名表演能手,依照画报上蒋介石、日本鬼子的模样用纸、布、木条精心制作了“二鬼”,秃顶的蒋介石穿长袍马褂,满脸横肉蓄着小胡子的日本鬼子一身戎装。随着表演的变化旁白:日本鬼子问蒋介石,你把东三省让给了大日本帝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同意怎么办?蒋介石摇头晃脑地回答,你没看见我正在“剿共”吗?哈、哈、哈……“二鬼”一阵狂笑……

  人民抗日剧社演出了《亡国恨》、《侵略》、《统一战线舞》,歌曲演唱,诗歌朗诵。萧向荣同志专门为这次联欢创作了《长征胜利歌》,南方演员合唱了《送红军》,陕北演员独唱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翻身道情》。瓦窑堡市秧歌队到军委大院拜年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看完“二鬼打架”的表演后,反复观看着道具说:“这种表演形式好,很有创意也很直观……老蒋和日本鬼子制作得有点像。”周恩来拉着表演者的手说:“一个人表演很辛苦,唱口水吧。”秧歌队女演员边舞边唱《齐心合力打老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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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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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战线舞

  煤油灯儿明又亮,

  妹在灯下做活忙。

  飞针走线缝军装,

  红军穿着上前方。

  机枪大炮轰轰响,

  红军打了大胜仗。

  胜利消息传后方,

  妹妹碾米送军粮。

  军民团结坚如钢,

  齐心合力打老蒋。

  这边歌声刚落地,那边男演员又唱起了《人民翻身把权掌》:

  白羊黑羊四眉子羊,

  揽工放羊上山岗。

  天上乌云遮太阳,

  穷人日子真栖惶。

  地主恶霸狠心狼,

  欺压百姓丧天良。

  直罗镇上炮声响,

  来了救星共产党。

  打倒土豪得解放,

  穷人分田又分粮。

  陕北遍地红旗扬,

  人民翻身把权掌。

  最后一曲是男女二重唱:

  …………

  二月里来刮春风,

  江西上来个毛泽东。

  毛泽东来真威风,

  他坐上飞机在空中,

  后带百万兵。

  …………

  慰问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把张闻天、毛泽东等让进军委作战室,拉着市委书记崔田夫的手深有感触地说:“陕北人不夸张,不张扬,做什么说什么。这块根据地的人民很好,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战士越冬就没有棉衣穿,吃饭也成了问题,不是冻死也会饿死……”崔田夫接过话头说:“这点小事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长途奔袭,咱们的目标不是一致吗!”“这里的各项工作都做得很好,不亚于中央苏区的瑞金”,张闻天说。毛泽东说:“如果没有陕北这个家,我们还可能要到中蒙边境的荒原打圈圈,应该感谢谢子长、刘志丹为革命创建的根据地和勤劳朴实的陕北人民。”是的,十数年后,当毛泽东和他一块长征到达瓦窑堡的南方同志,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时,也不会忘记,当年,正是北方的陕北根据地接纳并养活了已经军装褴褛,少气无力的他们,他们才有天高云淡的今天。也就是在瓦窑堡,才使他们站稳了脚跟,得到休养生息,从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

  1936年春节刚过,人民抗日剧社就随抗日红军东征山西,他们过一村演一场,走到哪唱到哪,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剧团,结队成群来看演出。他们的设备虽然简陋,却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他们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物质享受是可怜的,心情却是愉快的。他们演出之余分成若干小分队走村入户教育发动群众参军参战,保家卫国,拿起刀枪与侵略者战斗。红军东征扩充兵员8000余人,人民抗日剧社功不可没,不言而喻与他们的精彩的宣传教育密不可分。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4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一章  绝对保证

<标题>=第二十一章  绝对保证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结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便忙碌起来,全身心的投入到贯彻会议精神中去。毛泽东、周恩来共同起草的《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和会议通过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会议要求印发红军高级将领征求他们的意见。

  1936年1月,正在甘泉前线指挥围城的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和红1军团、红15军团的军事、政治领导者,都收到了中央从瓦窑堡送来的“计划”和“决议”。同时也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从瓦窑堡发来的电报:“中央决定红军东渡黄河进军山西抗日前线,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务请前线军事指挥者提出意见,说明自己的看法……”作为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员、军委副主席的彭德怀当然不会人云亦云或沉默不语。因为他是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红军的生死存亡他不仅要考虑,而且还要为之付出精力和心血。对中央的这一决策,彭德怀进行了认真的反复思考。1月26日电复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以后,部队的给养问题仍然很困难。这些实际问题,也经常使人考虑着红军的行动方向。

  陕北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东侧黄河、北靠沙漠、西面荒凉人烟稀少,虽不易形成白军四面“围剿”的局面,但红军本身的发展也有困难。向南发展就要同东北军和西北军打仗,且陈诚于洛阳及其以西控制三个军,放在机动位置,这是专门对付我军的,向南发展就会把蒋军嫡系引进西北。这些,对于当时发展和总的局势都不利。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再向晋中和晋东南发展比较理想。东征可以把抗日主张发展到华北去,可以解决给养问题,补充兵员问题,以及筹款和其他物资问题。但是,东征必须保证部队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彭德怀的这篇电文只有300多个字,他从陕北的人力、财力以及陕北的战局、红军的发展方向作了全面而又精辟的论述,结论是必须保证东征与根据地的联系。红军的司令员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说是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无可厚非,但是却引起了军委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的不高兴,他回电:“你去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事过几十年后,这位叱咤风云,刚直不阿地彭大元帅被关在狱中,用血和泪写成了《彭德怀自述》一书,其中对他从甘泉发往瓦窑堡的电报“甘泉对”,也可以说是“东征论”作了很好的注脚和说明:

  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东征)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余人。如受挫折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必须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根据地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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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将领彭德怀在瓦窑堡住过的民居

  从当时或现在的角度来看,彭德怀所提出的问题是在情理之中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站在一个指挥员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明他不仅关心1万多红军指战员的安全,而且又关心全国仅存的这块根据地的存亡。如果彭德怀是一介武夫而又盲从的人,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就不会在以后的日子导致一场误会。一个敢于直言袒露心迹说真话的人,往往会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自古而然,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

  所谓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是一要渡得过去,二要能回得来,根据地不可丢。上述两点是关于东征胜败的关键问题。要渡,就能渡得过去;要回,就能回得来,有了这两条保证,东征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否则红军又要进行无根据地的作战,这是中央红军离开瑞金根据地后被迫作战的血的教训。

  政委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和自己搭伴的司令员彭德怀提出这样的非议呢?毛泽东当然没有忘记遵义会议之后不久,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写信要他把指挥权交给彭德怀。现在毛泽东又遇到了相似的挑战,这回不是要他交权,而是反对他提出的东征战略。所以毛泽东误认为彭德怀对东征提出要有绝对保证,是对东征决策有保留、不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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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人李德在瓦窑堡

  反对东征的理由是:“红军到陕北后好容易有了根据地,长征中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怕再失去根据地。红军体质弱、人数也少,主张先巩固陕北,然后再图发展。”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与彭德怀的观点也有些相似。

  遵义会议上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反对东征最为激烈,理由也极其荒谬。就在彭德怀提出意见的第二天即1月27日,李德提出口头反对,遭到毛泽东否定后,李德又写了《对战略的意见书》送给中央军委,再次提出反对意见。

  李德说:“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是从两个基点上出发的:一是苏联与日本的战争在今年(1936年)必发生;二是与苏联直接建立联系及从苏联得到技术上的帮助。红军东征的战略目的就是要唤起日本……并推动其直接反对苏联。我们……做了日苏战争的挑拨者,过早地挑起苏日战争。”他歪曲事实地把毛泽东的东征战略说成是挑动日本进攻苏联,中国红军企图从中得到好处,这完全是血口喷人。阎红彦虽然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电码,但是因为没有大功率电台,所以电讯联系没有接通,直到1936年3月之后才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如果当时已与共产国际有了联系,那么毛泽东的战略方针以及李德的反对意见一并送共产国际裁决的话,结果又会是如何呢?

  李德又说:“我们只有13000人,阎锡山有80000人,红军渡到黄河东岸去是不可能的,主力红军回渡的可能性很小,东征的战略方针是冒险性的。”李德的《对战略的意见书》共6000多字,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主观妄断,前言不搭后语、逻辑紊乱。毛泽东对此很为恼火,置之案头不予理睬。1936年5月初,东征红军胜利回师陕北,在瓦窑堡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总结东征的伟大胜利时,李德不得不承认政治局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的“意见书”是无的放矢……

  毛泽东的爱将林彪对东征抱什么态度呢?他没有明言支持,也没有明言反对,只是又一次向中央写信要求派他到陕西南部打游击,理由简单而又明白,就是陕北太穷、太艰苦,从中可以看出林彪对东征也没有多大信心。毛泽东对自己戏称是娃娃的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被毛泽东誉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塗”的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对东征战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意见,洛甫(张闻天)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3天会,很好地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后天讨论军事问题,详情后告。”毛泽东提出在发展中求巩固,而叶剑英等人却提出巩固好再发展,问题的焦点就在这里。

  由于党内和红军内部对红军东征作战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于统一认识。又因为红军大部集结于延长一线,只留一个师对甘泉实施包围警戒。所以毛泽东、周恩来相继离开瓦窑堡到延长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再次征求他们对战略行动的意见。

  1936年1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延长县城召开了红军高级将领会议,着重讨论东征作战的战略问题。会议围绕“巩固地向前发展”还是“从发展中求巩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东渡黄河打阎锡山,在发展中巩固陕北根据地。一些同志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持有异议,有人说:“我们刚到陕北,自己的队伍少,也很疲劳,陕北群众工作没做好,因此要巩固。”有人说:“阎锡山统治山西几十年,他们的保甲政策行之有效,堡垒很多,黄河不容易过,过去也不容易立足。”有人说:“我们过黄河有东北军在我们后面,他拦头一将,我们的老帅就没地方跑了。”不难看出这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就是要先巩固后发展,巩固地向前发展。参谋长叶剑英觉得这些同志说得似乎也有道理。毛泽东却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必须进入山西,在发展中求巩固。他说:“在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巩固的向前发展,这是一般的有道理。但是在今天的陕北特殊情况下,必须从发展中才能求巩固。”

  毛泽东从来不是就打仗论打仗,他总是从政治上看军事看作战,军事政治仗,政治军事仗,是他作战指导上颇具特色的一个内容。这就是毛泽东比别的军事家聪明和杰出的地方,在他的脑海里经常装着:“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

  对于为什么要东征?陕北的特殊情况又是些什么呢?毛泽东心知肚明当然很清楚,他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向与会人员阐述出征的道理:出师东征首先得将士用命,将士用命就得明白出师的理由和道理。是的,红军刚刚结束长征,实力受到削弱。现在,前面有阎锡山,后面有张学良,但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这就是民心。为了争取民心,顺应历史潮流,只有表示我们有力量,表示我们真诚的抗日向北走,才能团结东北军。坚持抗日的方向,才能振奋人心,争取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在这特定的条件下,不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而是相反,是从发展中求巩固。红军渡河东征,就是在黄河那边站不住脚,也可以制造很大的声势,可以扩大红军,缴获武器装备,解决一部分物资给养问题。保证渡得过去回得来,我们也是有着周密考虑的,有阎红彦的黄河游击师,还有两岸的劳苦大众,恩来同志留在后方作协接指挥工作。至于后边的东北军,中央正在考虑做工作,已有同志到了他们那里搞统一战线。孰利孰弊,同志们应该看到。

  听了毛泽东一席有理有据的分析,红军将领们茅塞顿开,觉得这才是大道理、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参谋长叶剑英首先表态:“主席,我原来坚持老原则,也认为要巩固的向前发展,没有看到这种特殊情况,我现在懂得了要从发展中求巩固的道理。我想通了。”彭德怀则按照毛泽东的心里话也罢,气话也罢……“你去绝对保证”,带领一班参谋人员从延长到绥德沟口的黄河西岸检查渡河准备工作了,侦察东岸敌之部署情况,他到处奔波着,真正要绝对保证了。

  方向已经选准,认识得到统一,目标也已明确。红军的高级将领们全力以赴、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各级地方党政机关也加紧了渡河前的各种准备工作。根据地人民群众更是热情高涨,支援红军东征。军政、军民一条心,加强了对渡河先锋队和船工的技术训练,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TH8166000200770001**

  子长剪纸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5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二章  箭在弦上

<标题>=第二十二章  箭在弦上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5年,是陕北红军大发展的一年,势力范围愈扩愈大,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蒋介石岂能坐视陕北越来越大,危及自己的统治,急忙电令张学良从安徽一带率部北进,并命阎锡山派兵过河赴陕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围剿”陕北红军。阎锡山对蒋介石的这一政策是十分赞赏的,认为自己在山西防共,不如主动出击,把红军消灭在陕北,以解除后顾之忧,也不用提心吊胆。自以为精明的阎锡山,便以孙楚为进陕“剿匪”前敌总指挥,率晋军5个旅西渡黄河分别进驻吴堡、螅利峪、宋家川、义和镇、榆林等地,与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南北遥相呼应。

  在东北军还没有深入陕北之时,刘志丹就指挥陕北红军迎头痛击晋军。干脆利索地消灭了马延守一个旅,晋军方才知道红军的厉害,再也不敢轻举妄动,龟缩不前。阎锡山这时才知道自己的如意算盘上的那一颗颗珠子,并不是想怎样拨动就怎样拨动。他想起了10多年前那个秦人在晋的《言志书》:“鹿死谁手,岂在一时。”今天莫非秦人要占领晋地吗?10年前的话莫非就要应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难料啊!

  那是1923年的秋天,陕西安定县学子谢子长赴太原报考学兵团,遭到一群趾高气扬的阎锡山的兵士奚落,便愤然写下了《秦人在晋言志书》:

  秋到落叶萧萧下,不尽黄河滚滚来。昔重耳于秦之北(吾家乡)避难,还晋而终成霸业;今秦人赴晋投笔从戎,岂料尔等以貌取人,不问鸿志与否?实有违秦晋之好。人岂可貌相,海水又何斗量。历来成就大业者不在体貌伟岸,而在是否立远大志向也!人言吾体小弱瘦,安知吾红心跃动,热血沸腾乎!中原逐鹿,谁主沉浮,貌美体壮而胆小如鼠者能担此任乎?治乱在于军,救民出水火,吾辈之重任也。呜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中华大地任吾驰骋。鹿死谁手,岂在一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鼠辈能知乎!

  阎锡山思来想去深感情况不妙,黄河西岸的秦人正在秣马厉兵随时东顾,于是于1936年1月召开军政会议,研究如何凭借黄河天险把红军堵在河西。他在开场白中就道出了那个“言志”的秦人,想当初谁能想到就是那个秦人谢浩如(子长)创建了红军和根据地,听说是陕北红军的首领,近来又与南方上来的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会合,大有进攻我三晋的可能。2000多年前也是秦人始皇帝把我晋国纳入了他的版图。今天,召集诸位就是讨论209旅旅长温玉如提交的河防计划。

  晋军的将领多数认为红军充其量不过三四万人,南面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正在加紧由南向北进攻,北面有我孙楚所率4个旅由北向南压去,红军穷于两面应付自顾不暇,根本不可能渡河与我作战。

  温玉如则力排众议,慷慨陈词:“我固然不敢肯定红军一定会东渡,但红军在河对岸的兵力日渐雄厚却是事实,并且东渡是红军发展的唯一出路,也不能断定其必不东渡。你们认为我的河防计划如果是小题大做,那么如果红军真的东渡,现在河防上的兵力,是绝对不能担负起阻止红军东渡任务的,就是警戒的任务也达不到。大家都知道中(阳)离(石)两县河防约有400里长,就是非渡口的地方,只要能登岸到处可渡。我今天也不一定坚持我的计划,只是如不实行我的计划,另有其他巩固河防的办法也可。如果置之不理,我还是要在这里提出请求,红军如果东渡,河防一旦失守,会议应明确谁来负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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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权山西三十八载的阎锡山

  我们不能说晋军的将领都是饭桶,如果温玉如的计划被采纳实施,红军就不会轻而易举地渡过黄河,顷刻之间就将其防线撕破而向纵深发展。尽管温玉如一再强调加强河防的重要,但是刚愎自用地阎锡山却按照自己的意图,在汾阳、离石、孝义、中阳交界的山区给红军摆了个“口袋阵”。阎锡山认为:黄河虽为天险,但防线太长,弄不清红军从什么地方渡河?若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不但需要大量兵力,而且减少了集中打击红军的力量。他还扬言:咱们有优势的山炮兵和大量的手掷弹,在山区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作战可稳操胜算。

  这位自辛亥革命后一直统治、经营山西20多年的民国军阀阎锡山,有自己的兵工厂、完整的金融以及官吏体制。他在山西修筑的铁路路轨都比别处的窄,外边的火车是进不了他的地盘的,就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他。因此,这位不倒翁自信红军即使插上翅膀也绝难飞渡而来。

  阎锡山错了,自己摆下的口袋阵,红军会钻进去吗!阎锡山又错了,凭着山炮、手掷弹就能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吗!他的算盘珠子再次拨弄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他如果不请蒋介石这尊“神”来帮忙,恐怕三晋尽入东征红军之手了。

  就在阎锡山日谋夜算阻拦红军的时候,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抗日东征的准备工作。1936年1月1日,是我国阳历辞旧迎新的日子,也叫元旦节,陕北的老百姓对这个节日不怎么看重,可公家人却很重视这个节日,总是要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这是党中央到陕北的第一个元旦,庆祝的方式也是围绕着军事工作展开的。瓦窑堡北面的齐家湾坪上工农红军举行盛大的运动会。红军团以上体育代表队高举着标志鲜明的旗帜,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嘹亮的口号走进运动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运动会的陕北老乡也从四面八方赶来凑热闹,看希罕,中央机关,省委机关,市委机关的年轻小伙子们也来到运动场呐喊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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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运动会

  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领导红军全体指战员宣读抗日誓词:“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集合在黄河西岸的瓦窑堡,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我们要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团结起来到抗日前线去,用我们的血肉筑起钢铁长城。”宣誓结束,周恩来宣布红军运动会开始。比赛项目有徒手格斗、障碍赛跑、接力赛跑、负重5公里越野长跑,跳远、跳高、手榴弹投掷、拔河、射击等。射击比赛场设在齐家湾村走马梁山下,一溜儿插着日本侵略者、蒋介石、阎锡山漫画的靶子,每个参赛队员枪里的子弹分别射向3个不同的靶子。这样做既提高了战士的射击水平,又激发和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红军是不会放过一切机会让战士们懂得现在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干!在瓦窑堡举行的运动会上也充满了政治教育的色彩。

  1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命令:“红一军团向洛川、宣川、韩城一带出击,以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进行抗日宣传为主要任务。红15军团继续包围攻击甘泉县城,红军总部应驻甘泉一线,指挥两军团作战。”这一天,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也展开了政治攻势。彭德怀、毛泽东联名发出《为告进攻陕甘苏区与红军的各部的官长及士兵弟兄们的通电》,再次重申一致抗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张。

  1月1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题讨论东征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时,提出阎锡山有四个优势:一是优势兵力;二是本身作战能力;三是防御力较强;四是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看到他还有五个弱点:一是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二是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三是人民一般不满;四是作战指挥差;五是攻击精神差。

  我们呢?我们有六项长处:一是进攻的;二是能打运动战;三是有侦察条件;四是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五是有人民援助;六是红军能作战。毛泽东又从目前所处的形势分析说:“可以这样估计,2月至7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的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的帮助,我们要下决心到山西去。”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主要是做好后方保障和支援前方的工作。同时还要做好与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我们的原则是:向张、杨两将军提出瓦窑堡南线全部停战,全力抗日讨蒋,原防互不进攻,互派代表商讨停战办法。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主动联络争取他们,解除他们对我根据地和后方瓦窑堡的威胁。

  周恩来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征兵工作、兵员补充情况、筹粮筹款以及供给与补助的具体准备工作的报告。他说:“尽管陕北物质基础较差,人力资源匮乏,但陕北人民热情高涨,倾其所有支援我们。这是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有力保障。”

  会议决定红军的战略放在黄河东面。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做好思想认识工作,力求统一认识,形成合力;由周恩来负责后方及后勤工作,做好物资准备工作,保证渡得过去还能回得来。

  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宣布了红军东征的人事安排。张闻天提议彭德怀,张浩参加政治局工作,经与会人员表决获一致通过。会议决定: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张浩、凯丰随东征红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守瓦窑堡,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会议还讨论了东征渡河的具体时间。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了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暂时只发到军团一级领导,直到2月20日东征红军渡河前一刻才正式公布:

  一、英勇的抗日红军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同志们,英勇的抗日民众,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日子呢?现在是我们中华亡国灭种的日子了,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北平及华北占去,他还要占全中国,要把四万万人都当亡国奴。亡国灭种的大祸压在我们头上了,危急情形到了极点了。

  二、四万万同胞都不肯当亡国奴,偏有一班汉奸卖国贼丧尽天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来灭自己的中国。没有这班汉奸卖国贼,我们中国的地方是不会亡到日本手里的,不打倒这班汉奸卖国贼是不能保护中国地方的。汉奸卖国贼的头子是蒋介石、还有阎锡山、宋哲元一班大头子,他们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公敌。

  三、阎锡山同蒋介石、宋哲元搭伙,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他在山西、绥远卖了二十四年地皮,害得两省人民怨天恨地。他养了许多兵不去打日本,单来打同胞。他指挥孙楚、李生达等拼命进攻抗日根据地的陕北苏区,害得陕北人民妻离子散。最近得到惊人消息;阎锡山接了日本皇帝的命令,秘密把陕西卖去,又在太原开会,要趁着黄河结冰大举进攻陕西省。因此黄河两岸人民纷纷告急,纷纷请求本会出兵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救山西救陕西。

  四、本会接受山、陕两省人民的请求,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这个万恶的阎锡山,打倒阎锡山救山西,打倒阎锡山救陕西,打倒阎锡山救华北,打倒阎锡山救东三省,打倒阎锡山剪除蒋介石的爪牙,打倒阎锡山响应全国抗日运动,打倒阎锡山好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快些赶出中国去。

  1936年1月26日,也就是1936年的古历正月初三日,毛泽东、杨尚昆离开瓦窑堡当晚住延川县冯家坪村,27日晚住文安驿村,28日到达延长县城。28日,周恩来离开瓦窑堡前往延长参加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虽然在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中央就军事行动广泛征求过红军指挥员们的意见,但都是通过电报、书信交换意见,没有机会坐在一块面对面坦诚直言地交流讨论。延长会议就是中央和军委为让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而搭建的一个平台,可以说这是长征以来,规模之大,争论之激烈的一次军事会议。与会人员围绕《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谈看法、提建议。有的提议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打通国际联系,背靠苏联;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则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以巩固陕北根据地;也有的干脆认为刚到陕北站住脚,巩固一段时间再求发展。更有人担心红军东进之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提出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应该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4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虚心而又耐着性子听取大家发言。那时候为了生存与发展,不论高级领导,还是中级指挥员,大家想什么就说什么,谁也不计较谁,也不存在打棍子、戴帽子之类的事情。

  面对这一堆堆的意见,毛泽东总是耐心的,反复地陈述中央决定的正确性。那场面、那情景还真有点“舌战群儒”的气氛和味道。经毛泽东循循善诱地说明,大家原则上同意东征,但仍然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有!”怎样才能克服这个有呢!毛泽东坚定地说:“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

  既然同意东征,就必须作充分的准备,而且要作得又快又好,因为时不我待。一生做事谨慎而又细心的周恩来想得比谁都多,而且事必躬亲。他从部队的编制,干部的配备,游击队的配合,造船和船工的征调,兵站和医院的设置到被服、军鞋的供应,都一一考虑周全并列入了计划。毛泽东那句:“我保证不了,你去绝对保证”的气话,使彭德怀感觉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他又是怎样“绝对保证”的呢?

  在《彭德怀自述》中他说:

  我到无定河的大相村后,即率电台去无定河上下游各数十里,详细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到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发现才造了15只船,每船乘30人,来往一次需1点20分钟,全军14000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要回师的安全。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军、民全力以赴,星夜赶造百只船。

  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这样的准备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这样才有了东渡的胜利保证和必要西渡返回的安全,不然,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就成了一句空话。

  除彭德怀自述的情况外,我们还可以从彭德怀司令员给张云逸、杨立三、宋裕和的信中看到,他对绝对保证的部署是多么周密。信中对编组、船工的政治教育和生活伙食都作了详细交代,某船坐多少人,隐蔽地点、登陆码头都要求进行检查。渡河的技术准备,掩护阵地的指挥点都一一过问。红军渡河时西岸掩护阵地由张云逸指挥,东岸掩护阵地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一位统率全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这样深入前线阵地,对渡河做这样周密的部署、检查,的确古今少有。也许是毛泽东的那句话激发了彭德怀,但纵观其一生,他就是这样一位爱兵如子,为民说实话、办实事,说一不二的堂堂正正的中华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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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云逸在瓦窑堡

  历时5天的延长会议于2月4日结束。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改组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组织部长黄克诚,敌工部长李涛,民运部长刘晓,宣传部长陆定一,后勤部长杨立三,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浩,副主任李富春。会议决定周恩来、张云逸等留守陕北苏区,以保证牢牢巩固黄河渡口和抗日先锋军的后勤供应。会议还就东征的战略方针,渡河时间和保障,过河后的突破方向、行军路线都进行了认真讨论和研究,向各级指战员作了详细的部署。

  会议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要求抗日先锋军各部抓紧思想政治工作和新政策的教育。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知识分子要按照中央的政策办事,做好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团结更广泛的阶层和更多的人一致对付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要想革命取得胜利,政策是关键。2月10日,毛泽东电示红一军团,红15军团及其他各部政治委员,要求他们在渡河前抓紧对战士的教育:“政治上解释新政策,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对知识分子新政策的教育。”同时询问了各部队对这方面具体政策了解的情况。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东征宣言》,宣告红军抗日先锋军“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

  渡河前夕,毛泽东、彭德怀在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部驻地古峪村又一次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作进一步动员,再次叮嘱东征的任务和注意事项。为实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我们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这次东征有三个任务:一是从外线分散敌人兵力,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全国反内战、反饥饿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当前,我军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渡过黄河。强调渡河地点、渡河时间要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

  要做到统一时间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红军各级指挥员所用的怀表、手表都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破旧表,快慢不一,那时又没有广播电台校对时钟,因此,部队经常为时间问题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按我的表我们还是提前到达呢!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即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对表。所以红军中有这样一句话,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毛泽东说:“渡河时间不得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于是红一军团、红15军团的师首长们不时电请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报时对表。这一佳话在军内迅速传开,聂荣臻一时成了红军中最大的官。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6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三章  还看今朝

<标题>=第二十三章  还看今朝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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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毛泽东在东征时期

  延长会议之后,毛泽东率总部人员沿黄河西岸一路北上,检查预定渡口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各路红军抗日先锋军也奉命向指定地域集结,待命出征,“大军日日向东行,直指黄河问渡津。”在“北上无平地,连山走穷谷”的黄河西岸,一时间剑拔弩张,人喊马嘶。

  毛泽东一路走来,一路感慨万千。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仿佛一条桀骜不驯的游龙,在晋陕狭谷里咆哮着、翻滚着,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向西,弯弯曲曲地奔腾着向南流去。淡黑色浓云遮盖下的陕北群山,背洼上的积雪失去了在阳光下耀眼的光辉。一行10多人抽调的船工,在乡长的带领下也向北赶来,与毛泽东他们不期而遇。毛泽东披着破旧的青布棉大衣,坐在废弃多年而又残破断续地土城墙上,吸着烟卷身心贯注地望着山脚下拐来拐去的黄河。乡长和船工们看到有背电台的、也有背短枪的一行红军,便认定坐在城墙上的那位是个大首长,停下来朝城墙瞧望。毛泽东看到这群陕北汉子就走下城墙来到他们中间。一位20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快嘴快舌地自我介绍起来:“首长,我们是梢道河一带的船工,上级要求我们到延水关兵站报到,送红军过黄河打不抗日的龟儿子阎锡山。”说着他又指着头拢羊肚子白毛巾的中年汉子向毛泽东介绍:“他就是我们的乡长。”“唔,”毛泽东握住乡长的手说:“你们的觉悟蛮高的嘛!能懂得阎锡山不抗日,我们却要抗日。”乡长说:“阎红彦在我们这一带不是开大会,就是开小会,群众都知道红军要过河抗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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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乾坤湾

  毛泽东指着脚下的黄河问乡长:“这个大转弯可有点名堂呀!”乡长来了劲头,手舞足蹈地向毛泽东一行讲述着他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故事:“上边靠河西岸的那个村子叫伏羲河,据说远古的伏羲氏就住在这里,教人种庄稼,打猎捕鱼,农闲时伏羲常到我们站的这个山坡上仰观宇宙,俯察大地,看着转来转去的黄河出神的想啊想,终于悟出了阴阳八卦来,所以黄河这个大转弯也就叫乾坤湾了。老辈人常说天下黄河99道弯,我们脚下的这个弯你看像什么?”毛泽东这位饱学之士是被乡长叙述的神话迷住了,还是被眼前这神工鬼斧般的大自然造化迷住了,他回过神:“唔!有道理,真有点像。文王羌里厄而演周易,伏羲却在黄河边悟出了八卦的真谛。”伏羲演赴乾坤湾,俯仰天地出奇观。

  天空飘起了雪花,毛泽东一行和船工们沿着崎岖的山道向北行进。乡长的兴致仍然很高,大约是得到这位红军首长的夸赞,他带头唱起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九十九道弯里九十九条船,九十九个梢公呀么把船扳……”这粗犷豪放的歌声,毛泽东一进陕北,在行军的路上就不时听到陕北汉子的吼唱,今天的这歌声对他来说更加觉得亲切入耳,优美动听。或许是因为渡河在即,梢公们又要扳船送红军的激情所感染,毛泽东也哼起了:“我站在城楼观山景”的京剧。在延水关红军抗日先锋军兵站与船工们分手后,毛泽东一行在飘飘扬扬地雪花中继续向北前进。

  1936年2月7日傍晚,毛泽东一行来到清涧县黄河岸边的袁家沟村。这一天天公也仿佛发现了红军行动的秘密,竟然帮起了忙来,飞飞扬扬的大雪把整个西北黄土高原遮盖得到处白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在冰天雪地的时间里,黄河东岸的晋军根本想不到红军会马上出现在他们面前。因此,大都龟缩在碉堡里,外面很少有人活动。

  袁家沟村东距黄河20华里,东北一道山梁把村子劈成两半,山的东边叫东沟,山的西边叫西沟。在山梁两侧的沟壑深处,分散居住着数千户人家。东西沟里的小溪在村南汇合,又折向西南蜿蜒注入元定河。溪流两岸丘陵纵横,山势险峻,羊肠小径像蛛网一样向外伸张。这个小山村便于防空隐蔽,真是个进战退守的好地方。毛泽东被安排住进了白治民家。这是一个坐东向西有5孔窑洞的院落,毛泽东住在中间窑里,两边窑洞分别住着秘书、机要员和一个警卫班的战士。总书记张闻天,总司令彭德怀和电台工作人员住在沟的对面,一出院子站在硷畔上就能和对面喊话。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踏着厚厚的积雪,到黄河岸边的铺子洼观察敌情、查看黄河水流情况。他们一步三滑地爬上袁家沟东北的脑畔山,毛泽东双手叉在腰间站在山顶,放眼望去,皑皑白雪把起伏不平,蜿蜒曲折的山势装扮成一片银色的世界,山低下的河道里也堆满了积雪,黄河也像一条驯服的蛟龙失去了往日喧腾欢闹,不可一世的气势。壮丽异常的北国风光,与江南的绿色相比实在是别有一番情趣的崭新天地。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吐了出来,他极目远眺,胸中不免升起一股浩然之气,嘴里吟哦着来到黄河岸边那片枣林中的破石窑。

  窑洞里只有老两口,蓄着胡子的老头蹲在脚地【陕北窑洞里除人睡的炕以外的地面称脚地。】摆弄着他那好久没有使用的羊皮筏子,满头银发的老太婆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老头见到来人便站起身来招呼“稀客”,老太婆也放下手中的活计,点火烧水。“雪这么厚,天又冷,你们不宽宽身在窑里,跑出来就不怕山高路滑,”老头看着毛泽东一行先开口说。毛泽东和气地说:“老人家,我们要过河去打日本,打阎锡山,来看看黄河水流情况。”“再忙也得天晴了,你们就不怕跌跤掉下山崖,”老头关切的说。毛泽东问:“老人家你说说怎样才能过黄河?”老头一边给鼓胀的羊皮筏子抹油,一边回过头说:“能是能过去,没急事的人都在流凌时不过黄河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又问:“黄河上冻过冰吗?”老头头也没抬就说:“水流慢处冻冰,水流急处很难冻住冰,几十年也看不到一回,只听老辈人说闯王李自成过黄河时,一夜里冻了一座冰桥。”毛泽东来了兴致:“你老说说。”老头好像抓住了炫耀的机会,让客人也知道他肚子里的学问:李闯王起事不久,也就是过年后的这个时间,他兵败关中道,带数万人马奔向黄河。面对滔滔的河水,闯王仰天长叹,急得就地团团转。只好扎住营盘,放了后哨,命黄河边的探哨每一时辰报告一回。天快明时探哨报告:闯王啊!黄河冻起了冰桥,我们有救了……闯王跑出大营一看,见一行狐子(狸)的爪印一直伸向对岸,火急下令沿狐子的踪印赶快过河。太阳升了半竿子高,闯王的队伍才过完……毛泽东感叹道:“天道如此呀,可惜我们没有这个机会,但我们有人民架起的冰桥,我们一定能越过黄河。”毛泽东又问:“老人家你现在摆弄筏子,莫非要过河去?”老头回答:“我看守这片枣林,弄了个筏子渡人过河,好主家给点钱,穷人拿不出钱我也渡他过去。前一向,乡上来人说红军要过黄河,叫我把筏子弄好,等用时好集中。”毛泽东此时显得有点激动:“多好的人民呀,怪不得陕北这块根据地能保留下来,成为我们抗日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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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龙虎山

  事后这位老人才知道和自己拉家长里短的,就是江西上来的毛泽东,老头逢人便说,“真后悔没有好好招待咱们的毛主席。”

  当天一抹黑,毛泽东一行返回袁家沟。窑洞外虽然寒风凛冽,但窑洞里却灯火通明,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毛泽东仍然精神矍铄,毫无倦容。这大概是白天那位老头的表现感染了他。他时而站在悬挂的军用地图前凝神沉思,时而俯首案头批阅电文。值班警卫员多次进窑送开水、剪灯花、给火盆里添木炭。秘书黄友凤送来彭德怀批转的几份急电,当他看到红军抗日先锋军已经做好渡河前的一切准备时,激情兴奋。在这时局大变动的前夜,由谁来主宰国家民族的命运呢?不是长眠在唐陵汉琢里的那些英雄豪杰,也不是那些口衔无宪的独夫民贼,而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夜已经很深了,小炕桌上那盏油灯的火苗一闪一闪,把半个窑洞照得通明。炊事员送来的小米饭和几块干馍片,仍然盛在搪瓷茶缸里。毛泽东无心用餐却点燃了一根烟,对着摆在炕桌上一尺见方的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的公用笺沉思,不一会儿毛泽东一手夹着烟卷,一手挥毫写下了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赞美祖国北方雪景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袁家沟这个在陕北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村庄,村里有地主,有富农,但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大都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在部队上扛枪打仗,有的在地方上担任领导职务,可以说袁家沟是一个革命的村庄。建国后这个村子就有四位白姓的子弟担任了省委书记,有人说这是沾了“真龙天子”毛泽东的光,也有人说袁家沟白姓家族的祖坟风水好。不管别人怎样猜测,怎样议论,袁家沟白姓子弟大都是在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他们的升迁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毛泽东在袁家沟居住了10多天,而且就住在白姓家族的窑洞里,这一点倒是千真万确的。

  这一天,正好是193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为了保密的需要,这一天的秧歌就不闹了,但家家户户的窑窗上都挂上了各色各样的灯笼。雪停了,十五的月亮在一块块浓云中,时而露出光灿灿地笑脸,时而又像害羞的少女,把圆圆地脸盘藏在了云彩的背后。毛泽东放下笔来到硷畔上,望着远山近村。那一座座蜡像失去了白天的活力,好像在月光下休息;那一条条银蛇也失去了白天的动感,如同静卧在月地里冬眠。此刻,毛泽东的激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中央苏区他失去了权力,几乎成了一个没有发言权的闲人;长征路上他能说话了,可是张国焘却不依不饶地找他的麻烦;来到陕北几个仗打下来,他的权威树立起来了,但在眼前东征的问题上大家虽然议论这、议论那,他终归还是说服了他们,只要东征取得胜利,他的才能会被更多的人所认可,他的权威也会越来越巩固。毛泽东兴奋的心情理所当然地要表露于他触景生情写下的千古绝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5年的秋天,在千里为重,重山重水的重庆府,毛泽东10多年前在黄河边的小山村填写的《沁园春·雪》。不仅帮了自己的大忙,而且轰动了国民党陪都山城重庆。许多文人墨客赞不绝口,真乃前无古人之千古绝唱也;不少达官显贵惊呼:词中透露出一股锐不可当的帝王之气也。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乘机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9月1日柳亚子前往重庆曾家岩拜访毛泽东,相见赠诗云: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收。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柳亚子称赞毛泽东以弥天大勇,深入虎穴,使苍生如旱苗得雨,希望国共合作,建立一个新中国,使战争早日结束。

  9月8日,柳亚子向毛泽东索句,毛便顺手将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抄写送给他。柳亚子在《索句后记》中说:“1945年重晤渝州,握手惘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行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高如苏辛犹未能抗耳,况余子平,效颦枝痒,辙复成此。”

  10月24日,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在重庆联合展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与重庆读者见面。11月14日,张恨水主编的《新民报晚刊》首先登载了毛泽东的词,按语云: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随后《新华日报》予以转载,士民争相传阅,轰动山城。

  蒋介石看到毛的词后,如芒刺在背,如鱼骨鲠喉,嘴里说不出来,心里却老大不痛快,决不能让毛泽东占了上风。于是他找来秘书杨永泰布置,名曰研究,实则网罗一批文人步原韵替他作词,好把毛泽东比下去。无奈这帮文人搜肠刮肚,无病呻吟,怎么写,怎么描,也比不上毛泽东这阕气贯长虹的《雪》,只好草草收场作罢。就是《沁园春·雪》成为毛泽东在山城重庆的亮点,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蒋介石说:“天无二日”,毛泽东偏不信邪,这阕词明确地告诉蒋介石,偏要闹个太阳出来让他看看。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7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四章  鼓劲助威

<标题>=第二十四章  鼓劲助威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前方弯弓待发,后方声威更壮。就在红军抗日先锋军集结于黄河西岸的万山丛中严阵以待,整装待发的时候。后方瓦窑堡为了鼓舞根据地人民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向全国人民表明红军团结抗日的决心。在毛泽东刚离开瓦窑堡,就接二连三地举行集会和纪念活动。

  **TH8166000200930001**

  瓦窑堡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旧址

  1936年1月27日,古历新正上月的初四日,西北军委在瓦窑堡举行庄严的抗日誓师阅兵式。这一天瓦窑堡城里人山人海,口号声、军号声、哨子声随处响起。人老祖辈都没有见过这么大阵势的瓦窑堡人到处传颂,咱们的队伍势力壮,誓师东征去抗日。瓦窑堡的城墙徒然长高了一截,因为城墙上站满了群众。大街小巷到处是赶来观看阅兵的群众。红1军团、红15军团分别选派装备精良,战斗英雄连队前往瓦窑堡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陕北地方部队也选出军纪严明,作风过硬的独立营开进了瓦窑堡。距瓦窑堡不远的子长县、安定县、赤源县、秀延县、延川县、清涧县以及瓦窑堡市也把自己的独立大队或游击队组织起来,进行了短暂的操练后,便送来接受中央和军委的检阅。瓦窑堡市的少年先锋队可算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当然十分引人注目。生龙活虎地少年更想在大人面前表现表现自己,所以他们跃跃欲试,更加显得生气勃勃。刚刚组建的骑兵队伍也派出了自己的连队走进接受检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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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甚了,村里来了秧歌队!

  上午10点钟,接受检阅的部队统一在瓦窑堡南门外后桥坪上集中,过瓦窑堡中山大街,到齐家湾坪上的检阅台。军委参谋长阅兵总指挥张云逸把部队集合完毕,宣布了行进次序和注意事项后,一队队受检阅部队依次出发。走在前面的是由20名红军司号员组成的军号队,一支支闪着亮光的小铜号虽然没有按音符的孔眼,但却在他们的嘴上吹出了催人奋进的号声。

  瓦窑堡市委的大秧歌队跟在军号队的后面扭过来转过去,秧歌队传统的花伞头换成了象征工农的斧头和镰刀。领头的男女伞头分别高举斧头和镰刀,随着鼓点的变换,秧歌队男女演员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交叉奔跳舞动。红15军团的陕北子弟兵过来了,他们在一名旗手和两个护旗兵的引导下,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号前进,不时还向街道两旁观看的父老乡亲举手敬礼。红一军团南方长征过来的战士唱着“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走来了,他们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个个精神饱满,肩膀上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随着指挥员的口令,枪支整齐地换左换右,不时统一挥手向陕北老乡致意。

  各县游击队的服装虽然不够统一,但所带的武器却是鸟枪换成了炮,不是汉阳造就是七九步枪。他们一队接着一队走过瓦窑堡中山大街。没有上过这么大阵势的游击队,也不慌乱,一个个全神贯注地看着指挥员的手势变换着事先排练的动作。瓦窑堡赤卫队员统一拢着白羊肚儿手巾,扛着红缨枪,背着大刀,他们的武器装备虽说差了一点,但扛在一二十岁的陕北年轻汉子的肩上,倒也显得很是威风。少年先锋队员脖子上统一围着红领巾,扛着的长矛比人还高,这些天真无邪的十二三岁的孩子,在家乡父老和红军叔叔面前当然不会嘻嘻哈哈,一脸的严肃和认真。他们喊着一、二、三、四,唱着大人教会的歌子,告诉人们革命后继有人,我们就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骑兵队的战士牵着战马步行走过街道,正规的骑兵部队是第一次出现在陕北人民的面前,战士们背着短枪和马刀,再配上经过炮火洗礼的战马,让人感到新奇而又威武。走在最后面的是瓦窑堡的舞狮队和跑旱船的男女青年。狮子是用细麻编扎而成再涂上各种不同的颜色,虽说有点土气,但在陕北青年的卖力舞动下倒也十分逼真。以往闹秧歌跑旱船,常是姑娘坐船老艄公扳,今天却换了个,坐船的成了红军战士,陕北大姑娘当了艄公来扳船。编导者的用心很清楚,就是号召陕北人民一定要冲破惊涛骇浪,把抗日的红军送过黄河去。

  齐家坪上的检阅台前,张云逸向张闻天、周恩来敬礼报告:“总书记、周副主席,受检部队列队完毕,请你们检阅。”张闻天,周恩来在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军委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的陪同下,走下主席台,走过一队队受检阅的队伍面前。“同志们好!”“首长好!”的问候声此起彼伏,围观的群众也情不自禁地高呼口号……接着总书记张闻天围绕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精彩而又激情洋溢地讲演。周恩来则重点讲了红军东渡抗日,号召陕北父老乡亲用实际行动支援红军东征,保卫根据地。这一天,瓦窑堡大街小巷人流如潮,到处是看热闹的人群,一些小孩子爬上了光秃秃的树杈欢呼助威。瓦窑堡沸腾了,瓦窑堡人民的抗日热情鼓动起来了,参军支前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前方打胜仗,后方支前忙……的歌声到处传唱。

  瓦窑堡向来就有闹社火的习俗,一般都在正月十五日元宵节黑夜进行。今年瓦窑堡人一改以往的习惯,提前了10天于1936年正月初五日举行,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瓦窑堡市委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要求,为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日血战4周年,而安排的提灯游行活动。

  这一年的春节是瓦窑堡最热闹、最红火的一个春节,因为是瓦窑堡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长征红军到陕北过得第一个春节。虽然南北风俗不尽相同,但南方来的红军还是按照当地的习俗过春节。瓦窑堡街上的大小店铺,张灯结彩,家家户户都贴上了辞旧迎新的大红春联,挂起了吉祥如意的大红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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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丹窗花

  提灯游行是在天一摸黑即傍晚7时开始,大人小孩提着自家精心制作的各式各样的灯笼走出家门,到指定地点——瓦窑堡中山广场集中。广场的边角上4个一米多高,用石炭垒成的大火塔正在熊熊燃烧,火光映照着广场。瓦窑堡城乡群众有个传统习惯,即使光景再不好的人家,过年时也都要在自家的院子里垒个火塔,当然火塔的大小也随主家的能力有大有小。因为那时没有电灯,夜晚照明只靠瓦窑堡瓷窑烧制的小瓷壶,给里边倒上老麻油或煤油,再搓一根棉花绳插进去点着照明。所以过年时火塔一闪着就满院通明,瓦窑堡人把垒火塔叫做打野火。八九十来岁的小孩围着火塔跳啊,闹啊,其乐融融,更加增添了和谐、热烈的年节气氛。

  中山广场灯笼和火塔互相映照、市委书记崔田夫登台作了简短的讲演。参加提灯游行的队伍就在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出发了。他们一路高呼口号沿大街向南门行进,又从二道街走回中山广场才宣告结束。站在瓦窑堡城对面的黄家山观看,城里城外到处是一片火的海洋,一条条火龙在漆黑的夜晚游动。游行人群所提的灯笼都是自家用竹条、柳条或粗铁丝绑扎而成的,外边糊上五颜六色的纸张,上面写着“团结抗日”、“打倒卖国贼”、“支援红军”、“参军参战”等政治性很强的口号。灯笼里点着蜡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烛光一照不仅灯笼纸的颜色分明,而且写在上面的字也十分显眼。

  瓦窑堡城外的后桥、河东、齐家湾坪里也燃起了一堆堆熊熊的大火,从附近村庄赶来的老乡们高举火把绕着城外小道游行,远远望去宛若一条条火龙在瓦窑堡城外飞舞飘游。火把本是瓦窑堡城乡群众,在每年古历二月二日夜晚登山祭风的照明工具。老百姓不用花钱,只费点苦力就地取材,一绑扎就能使用。他们白天上山砍柠条捣成片状,外边再用高粱秆一裹绳子一绑扎就成,柠条油性大,燃烧时间比较长。所以老百姓黑夜赶路点燃举着,一是为照明,二是壮胆子。

  陕北二月二登山祭风是从很远的时代传下来的。以附近村庄为单位,今年登这个村庄最高的山,明年登那个村庄最高的峰,这样周而复始轮换着登山,轮到那个村庄还要给登山祭风者吃一顿饭。夜幕降临时,在村里年长的老者带领下,青年小伙子们便举着火把鱼贯上山,因为十里八乡都这样搞,所以附近的山道上都能看到火龙在山间上下流动,这可以说是陕北一道独特的景观。到山的最高处,要点燃一堆火,等火势过去以后,年长者便把火灰分成5个等份,外边4堆,中间一堆,按照中国的五行东西南北中分布。他们从火堆的明暗来判断年景收成的好坏,据说还十分灵验。如果东面的火堆暗就说明东边多雨,如果西面的火堆明就说明西边干旱少雨。这就是陕北二月二龙抬头的火把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的巧媳妇都要准备好红红绿绿的一块块布,再用白纸黄纸剪成龙眼样,或自己上山或委托别人上山,在香火上度龙眼兜肚。第二天,巧媳妇们便把龙眼绣在兜肚上,有的还绣上鸟虫花草。兜肚做好后,就让老人、小孩戴在胸前,据说戴上龙眼兜肚可以长命百岁,这虽是美好的愿望,但龙眼兜肚却也暖心护肚,自然对人的健康有很大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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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城墙一角

  提灯游行队伍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瓦窑堡市委、市政府组织的龙灯队,瓦窑堡人称舞龙为耍龙灯。瓦窑堡的龙灯制作得很奇特,能工巧匠们用竹条扎成龙的样子,再用白布套在竹条扎成的龙身上,然后用各种颜色涂染出龙鳞样,把干电池和小灯泡连接在龙身内不同部位,由耍龙灯者掌握,这样就可以上下盘旋,左右舞动,电泡一闪一闪很是好看。

  根据地人民坚决支援前线,根据地人民是东征抗日红军的坚强后盾。瓦窑堡一系列声援红军东征抗日的消息传到即将踏上征程的参战部队,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志。“有陕北这样好的人民,我们还怕打过去回不来吗?”1万多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谋划着、等待着那冲锋陷阵的时刻。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8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五章  渡河东征

<标题>=第二十五章  渡河东征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黄河对陕北人来说并不陌生,而对长征到达陕北不久的南方红军来说,却是感到新奇的,因为北方的景致与南方迥然不同。红军东渡的码头都选在了黄河上气势最为壮观的晋陕峡谷,这里两岸群山逶迤,黄河水蜿蜒曲折地从山中流过,历经数万年冲刷形成石崖对峙锁河身的奇险景观。岸边巨石嶙峋,有的如神龟探水,有的如仙女望月,千姿百态,叫人浮想联翩。

  1936年2月20日晚8时,红1军团、红15军团,在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指挥下,隐蔽于黄河西岸多日的13000名抗日红军战士奋勇而起,从绥德沟口到清涧河口100余里的渡口上,乘坐木船、羊皮筏子向黄河东岸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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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东征时经过的黄河渡口

  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和红2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莆华在瑟瑟寒风中来到渡口,亲自为红5团的24名突击队员送行。这时团政委吴文玉(法宪)正在用不太好懂的江西话向即将上船的突击队员讲话:同志们,长征千难万险都过来了,这次东渡黄河有什么可怕的。大家一定要沉着镇定,坚决完成渡河任务。到了黄河那边,就像我们家乡一样,是鱼米之乡,到那时穿得好衣服,吃大米、白面,人人都能用上好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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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抗日先锋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消冰季节的黄河上,白雪覆盖着大块大块的浮冰,形成一幅奇特的景象。一座座小银山在河水里缓缓浮动,急浪拍来浮冰猛的碰撞,溅起很高的水花和冰碴,发出咔嚓咔嚓动人心魄的响声。水花和冰碴溅在红军和船工们的身上,打在脸上,他们全然不顾。船工们奋力摆动着木桨,躲避着大块的浮冰,战士们的双眼紧盯着对岸雪地上的黑点——敌人的碉堡和游动的哨兵。

  万箭齐发的渡船行到河中心时,对岸的枪响了,偷渡不成就改为强渡。架在船头的机枪喷出了猛烈的火舌射向对岸的碉堡。第一批渡船在枪林弹雨中靠了岸,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缴枪不杀”的喊声响成一片,把夜宿山崖的水鸟惊得叽叽乱叫着飞向远方。渡船又迅速划回西岸,一批又一批红军抗日先锋军的战士被送到了东岸。拂晓时分,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黄河防线全线崩溃,红军大部队长驱直入,乘胜追击。留守河东滩头阵地接应的红军战士正在扫清残敌。黄河两岸到处响起了胜利的歌声:

  密云遮星光,

  万山乱纵横,

  黄河上渡过抗日英雄们。

  摩拳擦掌杀气高,

  吓掉汉奸魂,

  猛虎扑羊群,

  冲锋向前进。

  又见那白军连跑又带滚,

  猛打猛冲又猛追,

  追到石楼城。

  2月21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占领了黄河畔附近的乡镇三交、留誉、义牒等地,到23日已控制了纵深35公里、宽50公里的大片地区,同时包围了石楼县城。至25日已消灭击溃阎锡山河防军5个团,缴获枪支800多枝,俘虏敌人1200余人,取得了突破河防的第一个胜利。当地老百姓到处传说:“红军飞过黄河来了!”行军路上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宣传队员也用快板诗鼓舞战士、宣传群众:“披星戴月过黄河,粉碎日寇救中国……”“陕北革命闹成功,要到你们山西省。打日本、除汉奸,解放全国老百姓。”山西群众也唱道:“正月二十八,红军结屹<img src="816600020001.gif"/>,沟口渡的河,坪口往上爬……”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成功并取得阶段性胜利后,先锋军总部通电全国,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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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 1936年2月,20岁的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从瓦窑堡出发参加了75天东征。因他率领的石楼工作团扩红成绩最好,毛泽东于5月份亲自主持的瓦窑堡东征工作团总结会上,点名表扬了他卓有成效的工作

  1936年2月21日黎明前夕,张闻天、毛泽东、贺子珍、张浩率领总部人员赶到辛关渡口,与刚从甘泉城撤围参加东征,正在过河的陕北红27军第81师会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先、政治部主任李宗贵(赤然)向张闻天、毛泽东、张浩简要汇报了部队及渡河情况后,他们一块登上了驰向对岸的渡船。过河后天已大亮,张闻天、毛泽东一行站在雪地上,吃着已经结了冰的早饭,一盒小米饭、一茶缸腌咸菜,他们边吃边还不时地询问部队过河的情况。领袖们与指战员同甘共苦地俭朴生活,鼓舞了正在行进中的部队。

  黄河岸边毛泽东因急着要去已被红15军团包围的石楼县城,就把夫人贺子珍托付给张闻天夫妇随后跟进,他便跨上战马随红81师急驰石楼前线。

  2月25日,红1军团在关上村歼灭阎锡山“王牌军”独立二旅第4团,整体俘虏一个炮兵连。旅长周源健只身逃脱,阎锡山恼羞成怒将其革职拿问。

  红15军团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将驰援石楼县城的晋军69师405团先头营全歼于隰县蓬门村,迫使后续晋军闻风逃遁。

  红军抗日先锋军进入山西以后所向披靡,围困石楼城,前锋直指抗日前线,一时全国轰动,成为各大报刊争相刊载的新闻。全国各地,特别是华北地区的爱国人士和高校学生纷纷通电撰文声援红军抗日壮举,谴责阎锡山不抗日,还阻拦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卖国行径。共产党及其红军东征预计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3月初,红1军团和红15军团长驱直入孝义县兑九峪一带。抗日先锋军总部则随红15军团越过同蒲路进驻孝义城西南的大麦郊村。3月10日,东征最惨烈的兑九峪大战打响。毛泽东、彭德怀原估计晋军只有四五个团,但战斗开始不久,才发现加入战斗的晋军是3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兵力。兑九峪大战空前的激烈,战场上飞沙滚滚,尘烟漫漫,天昏地暗犹如沙尘暴一般,四五米开外都笼罩在烟尘之中。

  为保证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的安全,红81师派出王思谦、薛玉瑞率领的241团向大麦郊北山指挥部运动警戒。当他们接近指挥部时,突然发现一股敌人偷袭总部,叶剑英参谋长正在组织警卫人员正面抵抗。王思谦、薛玉瑞二话没说就率领241团适时发起攻击,消灭了这股顽匪。之后红81师又派出李仲英带领的423团去保卫总部。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为避免得不偿失的消耗战,毛泽东、彭德怀当机立断下令红军抗日先锋军立即撤出战斗。兑九峪一仗,虽然只消灭了敌人两个团,红军亦有伤亡,但这一仗把阎锡山打得晕头转向,他才尝到了红军的厉害。精于算计的阎锡山害怕蚀掉自己的老本也不敢命令部队贸然进攻。

  就在兑九峪战斗激烈进行的当天,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布了布告: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人仁,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卫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辨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新的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

  总司令: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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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态势图

  兑九峪大战之后,先锋军总部于双池镇研究决定:红军抗日先锋军一分为三。红15军团北上晋西北,直逼太原;红1军团沿同蒲路南下,活动于汾河流域;总部留在吕梁山中与敌打圈圈牵制敌人。阎锡山对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道红军要干什么?于是一边组织反动民团配合其主力沿同蒲路、汾河设防,阻止红军东进,一边发电报请求蒋介石派兵火速增援。

  蒋介石早想染指山西,无奈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处处设防、刁难阻拦,心想而事不成。机会终于送给了蒋介石,他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以陈诚为总指挥率汤恩伯13军两个师,关麟征、朱怀冰、李仙洲各1个师,商震32军2个师共7个师的兵力、10万多人马分三路向山西铺天盖地般的扑来。一路由风陵渡过黄河,经洪洞、赵城等县直指隰县方向;另一路由平汉路转正太路入晋;一部经河南新乡、焦作由晋城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电令东北军、西北军、高桂滋、井岳秀部向陕北根据地中心瓦窑堡推进。一时间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蒋介石集团企图切断抗日先锋军的退路,歼灭抗日红军于黄河两岸。

  红27军81师在兑九峪战斗后归红一军团建制,沿汾河流域一路南下。红81师指战员绝大多数为陕北贫苦农民,他们对旧社会,对地主老财、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刻骨的深仇大恨,在革命斗争中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东征时,红81师师长贺晋年、政治部主任李宗贵(赤然),241团政委薛玉瑞,423团团长李仲英,244团团长贺吉祥,师宣传部长高维嵩,民运总干事吴士芳以及营、连、排及战士大都是陕北安定县人。1955年安定(子长)县授将军衔的7人中就有4名来自红81师,他们是贺晋年、李宗贵(赤然)、贺吉祥、高维嵩。

  3月中旬,红81师奉命开到浮山县马壁镇,按照总部的要求,立即开展各项工作。制裁了当地欺压百姓,恶贯满盈的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没收其财产分给了穷苦人民。查封汉奸的当铺,收回10000多件各类物品散发给典当者;没收一个劣绅存粮50000余斤、食油4000多斤,还有其他浮财,除留部分供部队使用外,大部分给群众。红军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联合抗日的新政策、新方针,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阎锡山散布的:“红军杀人如割草,穷富一律都糟糕”的谎言,不攻自破。当地群众中流传着:“红军是穷人的知心人,拉了地主打豪绅,分了粮食分财物,穷苦百姓才翻身”的歌谣。高维嵩带领师政治部宣传队以及连队宣传组,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宣传标语,用演唱等形式教育群众。马壁镇人民敲锣打鼓扭秧歌送亲人当红军,他们说:“人老祖辈没见过这样动人的场面,青年人报名要当兵,跟上红军闹革命。”红81师在短短的10天中,补充新兵800余人,筹款(黄金)2000余两,光洋10000余元,粮食40万余斤。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29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六章  将星陨落

<标题>=第二十六章  将星陨落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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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28军军长刘志丹

  东征渡河前夕,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给在瓦窑堡的周恩来发电报:“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红28军主力应移至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晋绥军第72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牢牢掌握渡口。建议你应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1936年2月下旬,红28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指挥下奉命由吴堡北上,打通陕北苏区与神府特区的联系,巩固抗日后方,策应主力红军东征。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红28军先后在清涧、绥德、吴堡、米脂等20多个城镇打击敌人,胜利进入神府特区。

  宋任穷政委后来回忆说:“一个月来,陕北红军的同志们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战斗的实践表明,陕北红军是一支政治素质良好,战斗作风硬朗,很有战斗力的部队。”

  3月31日晚,红28军在窟野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天台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开始渡黄河参加东征,拂晓前攻占罗峪口,接着北上攻打黑峪口,进入白文镇。这时刘志丹接到中央军委急电:“令红28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机攻占中阳县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刘志丹、宋任穷即率部出发,沿途接连打败消灭小股之敌后,于4月13日到达三交镇附近的留誉镇。

  三交镇是坐落在中阳县西部靠黄河岸的一个重要渡口,南北环山,西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镇子里有重兵把守,沿河有坚固的工事。刘志丹军长在战前动员时讲道:“我们越向南走,离中央总部越近,一定要打好三交镇这一仗,打通山西前线和陕北苏区的联系。”动员会后,刘志丹亲自带领团首长和参谋人员到前沿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一团攻打南山,2团攻打北山,3团为预备队并警戒阻击增援之敌。这一切都在刘志丹、宋任穷的策划下,安排的妥妥当当。

  4月14日凌晨,攻打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不多时攻击受到了挫折,刘志丹离开军指挥所,跑到一团阵地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小庙旁碉堡内的机枪火舌封锁了攻击道路。刘志丹把参谋拉到身边用手指着小庙说:“你快去告诉黄光明团长,要他组织突击队去消灭那个机枪火力点,另外再组织几个战斗组,分路向敌人碉堡攻击,这样目标小,可以把敌人各个击破。”听完军长的吩咐参谋即刻向一团指挥所飞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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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阳县三交镇老爷庙战斗遗址

  大战未捷身先死,英勇红军泪满襟。就在刘志丹指挥红军战士对敌重新发起攻击的时候,又是小庙旁碉堡里的机枪突然射来一连串罪恶的子弹从刘志丹左胸部穿过,夺去了他年仅33岁的生命。中央派驻红28军特派员裴周玉曾多次拉过刘志丹的衣服,要他的姿势低一点,再低一点,防止危险。当裴周玉最后一次拉刘志丹的衣角时,看到他两手往胸前一抱,踉跄着要跌倒下去,赶忙上前把他抱住,大喊刘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快去叫医生。”裴周玉抱着刘志丹下到小山包后边时,刘志丹的脸色迅速变得蜡黄,呼吸极度微弱。停了一下,他用劲挣扎着低声告诉裴周玉:“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只见他嘴唇嚅动,却再也听不到声音了。当医生赶来时,刘志丹已经完全停止了呼吸。

  宋任穷政委赶来了,一团王再兴政委也来了,一层又一层红军干部、战士无限悲切的围拢在刘志丹的遗体前。宋任穷脱下军帽默默致哀,有很多陕北来的战士还没有军帽,就把头上的羊肚儿手巾取下来,俯首饮泣,向敬爱的首长告别。战士们把刘志丹的遗体抬上担架时,宋任穷从警卫员谢文祥手里拿过那件刘志丹穿过的旧大衣,轻轻地盖在刘志丹的遗体上,目送着担架愈走愈远。

  黄河的咆哮声,狂风的呼啸声,都掩盖不住陕北子弟兵红28军将士心中的悲痛,唯有前沿阵地上激烈的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才让人们从沉痛中骤然惊醒。一种由于强烈悲愤所产生出来的力量,使顽敌胆战心惊,三交镇被红28军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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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第28军政委宋任穷

  宋任穷政委命令谢文祥带一个排把刘志丹的遗体当晚运过黄河,迅速护送到瓦窑堡。谢文祥是安定县小沟村人,1935年2月年仅18岁的他被调为刘志丹的警卫员。放羊娃娃出身的谢文祥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刘志丹一有时间就教他认字学文化,给他讲革命道理,在刘志丹的教育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军长牺牲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瓦窑堡周恩来副主席那里,他怀着沉痛的心情给延水关兵站部长杨立三、政委李文楷发电:刘志丹军长遗体将于明晨运抵延水关,请准备上好棺木,新军服一套装殓,运回瓦窑堡。

  谢文祥带领一排红军战士,把刘志丹的遗体抬上从黄河西岸过来接送的渡船,从三交镇渡口出发顺流而下。这时船工们才知道运送的是刘志丹军长的遗体,他们眼里噙着泪花,稳稳地掌舵扳船,沿着水流缓慢的地方向前划行。

  4月15日早饭后,船到延水关码头,已在岸边等候的杨立三、李文楷和当地老百姓拥向前来,把刘志丹的遗体抬进临时搭起的灵棚里。两个年长的老头一边流泪,一边按陕北的乡俗,洗净遗体,穿上灰色的新军装,安放在棺材里,用麻纸包裹着干草填充好,生怕山路颠簸使遗体在棺材里晃荡摔打,让亡灵不得安生。有人搬来一小条桌摆放在灵棚前,上边放着枣、馍、酒等供品,老乡们轮番点香烧纸祭奠,两个老婆婆边烧化纸钱,边悲悲切切地哭诉道:“枪子呀,怎不长眼,不把阎锡山打死,偏偏要了咱老刘的命……老刘呀,30刚出头就殁了,老百姓刚过上好日子,你就走了呀……”吃罢午饭,这一排陕北年轻后生正准备起灵柩动身,上午给刘志丹遗体装殓的老头领着一大群百姓跑了过来,他们要最后一次向老刘告别。一个老头把一只红花老公鸡绑在棺材盖上,说让它给刘军长引路,怕有迷魂招不得。另一位老头把用白纸、黄纸剪成的纸钱塞给谢文祥说让他边走边撒,这是给刘军长的买路钱,叫小鬼们不要沿路拒拦刘军长的英灵。他们帮忙把灵柩抬上骡背,一直送到10余里开外,才依依不舍地扭头往回走。

  天黑的时候,送灵队伍走到张家河镇。吹手(唢呐)班子和数百名群众已等在镇口迎灵,一直把灵柩迎放在镇中的灵棚,还不愿散去。本来缺煤的老乡,凑了上百斤石炭在灵棚前垒起了一个大火塔。

  4月16日一早,送灵队伍向延川城进发,张家河的吹手班子一路遇村庄就吹打,百姓沿路烧纸点香迎拜。下午抵达延川县城,百姓扶老携幼沿街迎候,在县城广场,延川县委、县政府举行了简短的公祭仪式,三四班子吹手吹奏着哀婉凄凉的曲调,引得群众纷纷落泪叹息。

  送灵队伍快到永坪时,沿路村庄群众在路口摆香案祭奠,场面十分感人。永坪曾是西北军委的驻地,刘志丹在这里生活战斗过一段时间,当地老百姓对他很熟悉,又很热爱。以至送灵队伍经过永坪镇时,道路为之塞堵,人流拥挤不退。送灵队伍只好放慢了脚步,在唢呐的引导下,缓慢的向前行进。

  刘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一路抛撒着买路钱,含着眼泪念叨:“老刘啊!咱回家吧,回家看看同嫂子和小贞娃……”

  4月20日,送灵部队到达瓦窑堡南面的黑山子梁北山角的砖瓦窑,谢文祥和排长把灵柩安放在瓦窑洞里,就去瓦窑堡二道街军委办事处,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谢文祥汇报完刘志丹牺牲经过及送灵沿途情况后,周恩来副主席悲痛地流下了眼泪,一时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儿,他说:“刘志丹同志牺牲的电报接到了,志丹同志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他的牺牲是红军的重大损失,我们要永远纪念他。”接着他又指示:“刘嫂子病重正在住院,等几天病好一点再开追悼会。灵堂的设置,追悼会的准备,我已给陕北省委、瓦窑堡市委打过招呼,你们与他们联系,尽快把志丹的灵柩安放在灵堂里。”

  谢文祥和排长又到米粮山见到了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瓦窑堡市委书记崔田夫。他们二位听了汇报后,当即决定:在瓦窑堡戏台前广场,按陕北乡俗搭置灵堂,当晚必须把灵柩安放进去,同时安排了送灵部队的住处。

  瓦窑堡,中央、省、市机关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灵堂搭置的格外庄严肃穆,灵堂前用白布和柏树枝扎成花墙,正中悬挂着刘志丹将军的遗像,两边分别挂着党旗和红28军军旗。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送来的:“志士求仁飞渡黄河勤讨贼,丹心救国誓扫倭奴不顾身”的挽联悬挂在灵堂两侧的立柱上,当晚12时,郭洪涛、崔田夫、马文瑞、强晓初亲自到黑山子梁砖瓦窑迎灵,安放于灵堂之中,红军战士持枪站岗守灵。

  刘志丹遗体运回瓦窑堡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遍十里八乡,清涧、绥德、横山、安塞、延川的群众代表赶来了,瓦窑堡附近的群众提着献子(供品)香纸赶来了,21、22日为群众祭奠的日子,10多个唢呐班子只要有人祭拜就吹奏哀乐哀调,这班子吹过那班子吹,悲痛的泪水满脸流。瓦窑堡一时沉浸在悲哀的海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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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举行刘志丹追悼大会

  4月24日上午8时,瓦窑堡中央机关,省、市委机关和红军部队3000余人及上万名群众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戏台前广场人站不下,有的群众就自觉站在街道里。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和呼喊,人们都低着头默哀自己的领袖刘志丹。追悼会由崔田夫主持,郭洪涛首先介绍了刘志丹将军的生平事略,周恩来副主席致悼词,他满怀深情地说:“……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英雄,要数刘志丹。”接着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主任博古也讲了话。他们都高度评价了刘志丹将军一生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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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丹烈士塑像

  出殡仪式开始了,人们自动闪开了一条路,唢呐队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祭灵》、《吊孝》、《送丧》等悲哀而又催人泪下的曲牌。据说唢呐队吹奏的这些曲子,以后在延安被一个音乐爱好者谱成了哀乐,几经完善一直沿用至今。刘志丹的小女儿6岁的贞娃戴着重孝,小脸蛋上挂着泪珠,抱着父亲的遗像走在灵柩前,街道上送行的人群看到这一幕都流着眼泪哀叹。周恩来、郭洪涛、崔田夫、习仲勋、马文瑞、张云逸等亲自执拂扶柩,军民人等随行,无不为之感动流泪。刘志丹将军的灵柩安葬在瓦窑堡南门外水沟坪对面的刘家渠山坡上,墓地周围桃、杏、梨,果树盛开着白色的、粉红色的花朵,老天也对这位过早离开人世的英雄感到惋惜,一夜之间催发了满山遍坡的野花。千树万树梨花开,朵朵祭奠将军来。

  迟到的送行。1936年4月22日,刘志丹的弟弟刘景儒正在甘泉桥镇忙活着搬运军需物资,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紧急电报:“刘志丹同志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牺牲,通知刘景儒立即动身来瓦窑堡参加为烈士举行的追悼会。”这一惊人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刘景儒顿时感到浑身瘫软,不寒而栗,失声痛哭。他多么希望这一切都是误传啊,然而中央军委的电报,白纸黑字明明摆着,怎么能是假的呢!他日夜兼程赶到了瓦窑堡,兄长的遗体已于昨天安葬了。最终没能见到哥哥一面,刘景儒又跑到城外不远处的坟头上大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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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子长陵园位于陕西子长县城东北齐家湾。始建于1942年,1947年国民党军占据瓦窑堡后被毁,1952年重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定名为子长烈士纪念馆

  军委参谋长张云逸接待了刘景儒,他向刘景儒谈了刘志丹牺牲经过和另时安葬的情况,因蒋介石命东北军进犯苏区,形势紧张不容延缓时日,24日已开了追悼大会。张云逸又问:“你有什么意见?”刘景儒回答:“组织上考虑的十分周到,我一切服从领导的决定。”当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儒。他询问了刘家的情况后,接着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革命事业继续奋斗。”临别时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对刘景儒说:“如有什么困难,可以给组织上讲,组织上一定会尽力帮助解决。”

  1943年4月19日,刘志丹的遗骨从瓦窑堡墓地起出,运回志丹县陵园重新安葬。

  后来谢子长陵在瓦窑堡北齐家湾坪修建竣工后,移灵场面也十分宏大,沿途老百姓自发举案烧纸点香进行祭祀。安葬仪式举行时数万名各界群众齐集灵前,白天黑夜自觉为谢子长烈士守灵。从山沟里远道而来的薛光兰老汉背着干粮为谢子长守灵,他饮泣着叙说:“是老谢把一床自己盖的破棉被留给了我家;是老谢把我的孩子送到学堂念书;是老谢让我家过上了好日子;是老谢……”

  有的人“离去”的时候,老百姓说,老天爷不睁眼怎就叫好人走得这么早;有的人“离去”的时候,老百姓说,老天爷才睁开眼,这号人早该走了。祈祷与诅咒泾渭分明,可见谁孬谁好,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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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0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七章  回师陕北

<标题>=第二十七章  回师陕北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4月中旬,蒋介石督10师兵力进入山西,阎锡山也调集了5个师又两个旅分别向抗日先锋军进攻;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地方军阀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北上南下,企图卡住黄河渡口,妄想把红军抗日先锋军围歼于吕梁山区。基于对我不利的形势,毛泽东、彭德怀于4月22日发出《为突破封锁线或西渡给军团行动方针的训令》,果断作出了回师陕北的决策。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在瓦窑堡的周恩来和各军团首长:“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因此,我军决定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同日,毛泽东、彭德怀又给总书记张闻天致电:“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决定西渡。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与相关问题。”

  4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永和县赵家沟村召开,会议通过对国内外形势以及各种因素的全面分析讨论,决定西渡黄河回到陕北根据地再图发展。各军团按照总部的统一部署,甩开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向指定渡河地点集结。阎红彦指挥的由陕北子弟组成的红30军在吕梁山区迷惑、牵制、抗击敌军,掩护主力红军渡河。

  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西渡命令,当晚开始,红军抗日先锋军从清水关、永和关、平渡口、辛关渡,于家咀等渡口过河,进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域休整。吕梁地区的地方党政干部和游击队1000余人随同红军撤到陕北。毛泽东、彭德怀率总部人员夜宿永和县上退于村,指挥全军渡河后,于3日从于家咀渡口过黄河。5日,毛泽东、彭德怀一行抵达延川县杨家屹台村,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阻拦抗日去路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至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胜利宣告结束。东征历时75天,击溃了阻拦红军东进抗日的晋军5个师,歼灭其5个团1.7万余人,迫使阎锡山把进攻陕北的4个旅调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红军扩充新兵8000余名,筹款40多万银元,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红军在吕梁山区唤醒了民众,组建了数县的县、区、乡、村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抗日的大旗插到了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高潮的到来,扩大了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并为1937年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军挺进抗日前线冲破了反动派重重封锁的铁幕,犹如春雷震动华夏大地,好似火种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烈火。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公报》、中央社、斯诺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以及路透社、巴黎的《救国时报》纷纷报道了红军东征抗日的消息。《大公报》于2月25日、26日、27日连续以头条要闻刊发红军突破黄河天险,东进抗日的新闻。3月3日《大公报》说:“毛泽东等在三交镇,(共军)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中央社太原3月9日电:“阎军在晋西与共匪激战,我方伤七、八千名,亡五千余名,实为空前未有之激战。”这些爆炸性的新闻等于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没有被赶尽杀绝,而且更为强劲有力了。现在又组成了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人民群众看到这些报道消息后,纷纷写信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热烈祝贺红军的伟大胜利。

  身患重病的鲁迅,在红军东征胜利消息的鼓舞下,不顾赢弱的身体,拿起如椽之笔和茅盾联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祝贺红军东征抗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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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向瓦窑堡发来贺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告:热烈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鲁迅 茅盾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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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的鲁迅

  鲁迅的信是3月29日写的,4月10日左右才转到了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1936年4月17日全文刊载了鲁迅、茅盾的贺信。

  由于当时的恶劣环境,鲁迅、茅盾信的原件未能保存下来,记下来的只是别人文章中引用的几句话。当事人茅盾也记不得信的内容,鲁迅准备写信时对茅盾说过,茅盾说:“很好。”信写好后,没来得及给茅盾看,鲁迅就把信寄走了。解放后,茅盾回忆信的内容时,认为是祝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冯雪峰也是这样认为的。1996年,西北大学教授阎愈新在一所档案馆发现了《斗争》95期上此信的全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5月20日,在瓦窑堡林育英(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红二、四方面军任弼时、贺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说:“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鲁迅的这封信不仅是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救国的战斗檄文,而且也成为促进红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砝码,其伟大的意义就在于此。

  1936年5月14日,回师陕北的红军团以上干部齐集延川县太相寺开会。大厅中央挂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的会标,两根大木柱上分别贴着:“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的标语。上午10时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宣布会议开始,主要内容是总结东征,动员西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红1军团林彪、聂荣臻,红15军团徐海东,程子华,红28军宋任穷、红29军肖劲光、李富春,红30军阎红彦率领团以上干部100多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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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峰一家与鲁迅一家的合影

  毛泽东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在总结东征时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缺点:红1军团有本位主义倾向。聂荣臻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一缺点,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政治委员,这“舵”没有掌好。而作为军团长的林彪此时却一声不吭,装聋作哑好像与己无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东征时红15军团在北线打仗伤亡比较大,又在山区活动,筹款、扩兵不多,总部来电要红一军团拨兵给红15军团。林彪接电后气呼呼地把电报一摔说:“有鸟的几个兵!”聂荣臻拿过电报找下边的同志了解情况,反映有困难,连队也不充实,建制编不全,就想少拨点款或不拨兵,于是打电报给总部要求免拨。

  在关于下一步红军该向哪里进攻发展的讨论中,毛泽东提出:我军主力应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经过讨论研究,会议提出红军西进征战的三大任务是: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张闻天、彭德怀等也在会上作了讲话。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报告,介绍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全面阐述了我党统战工作的政策与策略。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二是决定将瓦窑堡红军大学改称为红军抗日大学,任命林彪为校长,抽调大批红军高、中级指挥员到红军抗日大学学习。

  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打倒了本位主义,我们都有了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纠正了自由主义,使我们加强了党性锻炼,增强了党性修养。”毛泽东还特别向与会同志通报了红二、四方面军挥师北上的情况,提出要准备在西(安)兰(州)公路一线开辟战场,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来促进抗日高潮的到来。

  5月17日,太相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成立陕豫鄂省委(亦称陕南省委)、贾拓夫任书记。会议还研究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下一步工作方针和西征计划及人事任免问题。

  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组织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左路军由红1军团组成,左权代理军团长,政委聂荣臻;右路军由红15军团和红28军、红30军组成,由徐海东、程子华统一指挥。西方野战军第一步任务和目标是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了,然后稳步推进。

  从5月19日起,红1军团、红15军团在西方野战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分别向吴起、靖边方向进军,正式拉开了红军西征的序幕。

  5月21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陆续回到瓦窑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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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征后毛泽东在瓦窑堡二道街刘家院的旧居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1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八章  西北大联合

<标题>=第二十八章  西北大联合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瓦窑堡后,中共中央就着手系统解决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问题。进驻瓦窑堡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发出了许多重要宣言,决定、指示。向共产党各级组织发出号召,要求做“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包括国民党官员,要人、中上级军官、中央委员等,特别强调把争取国民党军队放在首位。与此同时,为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本身也在调整自己过时或有碍形势发展的政策。比如《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等。尽管瓦窑堡会议还没有改变对地主阶级的政策,没有放弃反蒋口号,没有把英美派和亲日派区分开来,但因“八一宣言”更加切合实际,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问题。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6年开始,中共中央逐步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这一年的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对《红色中华》报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明“联蒋抗日”的态度。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也不得不接受中日战争不可避免的这一现实,由于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同样受到损害。因此,1935年9月,蒋介石在《经济往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日本侵略所表示的强硬态度。1935年11月举行的国民党五大上,蒋介石也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虽然蒋介石也对日本步步紧逼表示义愤,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他也派出一些使者与中共联系,但骨子里却要把红军一网打尽。当然蒋介石集团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失地丧家的东北军、素有仗义行侠的西北军就有了松动。

  党中央在瓦窑堡与时俱进,不失时机地高举起团结一致,对外抗日的大旗,加之抓住机遇、艰苦细致地工作,很快就形成了西北“三位一体”的大联合。

  一、董健吾瓦窑堡之行

  1970年,金秋10月的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热烈、亲切地交谈着。“我十分想见一见我尊敬的老朋友王牧师。”谈话间斯诺突然提出这样一个请求:“许多年了,不知王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王牧师?!”毛泽东闻言微微一怔,不觉自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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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斯诺亲切会见

  “噢——就是35年前护送我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的那位王牧师先生。”斯诺见状紧接着补充了一句。

  “35年前,35年前……王牧师,牧师……嗯——是他……”毛泽东追忆着往事,他回忆起了他。

  1970年董健吾身处逆境,厄运缠身,斯诺的一句话,改变了他凄惨的境遇。

  事情是这样的——

  董健吾1890年出生于上海青浦县董家大院,他后来成为共产党上海特科人员,长期战斗在秘密战线,公开身份为基督教牧师,他受家庭影响信仰了基督教。董健吾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曾与宋子文、顾维钧是同班同学,彼此交往亲密。他曾加入过上海青帮,并有相当的关系和地位,上至蒋介石、下至杜月笙,从上海警察局到租界巡捕房均有结交。这些特殊关系,为他后来从事中共地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8年在开封冯玉祥部,董健吾经刘伯坚、浦化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开始了自己新的“传教布道”的工作。

  1932年冬,中共中央特委二科派董健吾担负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的私人联系工作。当时担任机要交通员的是董健吾的女儿董惠芳。她在上海国民党工部局中学读书时,就经常到宋庆龄的住处玩耍,叫宋为二姨妈。她年龄小不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因此,就成为宋庆龄与董健吾之间的秘密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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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10月,宋子文前排(右一)、蒋介石在重庆与来访的英国东南亚战区统帅蒙巴顿合影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山河破碎,华北危急,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冲击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蒋介石也企图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进行抗日。在这种情势下,国共双方都在寻求各种途径相互接触。中共中央在瓦窑堡频频发出团结抗日的呼吁信号,并付诸行动。此时,国民党中央在宋庆龄、冯玉祥等左派人士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出几路人马寻找与共产党接触的线索,开始寻找国共两党再度接触的机会,共商抗战大事的渠道。

  1935年底,蒋介石委托宋子文与宋庆龄磋商和中共中央再行联系事宜。宋子文来到上海,把蒋介石的心思转告给了二姐,请她设法与中共联系把国民党愿意谈判的消息传递给陕北。宋庆龄欣然同意出面斡旋。宋子文与董健吾有同窗之谊,素有交往。他与二姐庆龄商量研究之后,决定托董健吾前往陕北瓦窑堡找中共中央。宋庆龄嘱董惠芳转告董健吾来自己家商讨要事。1936年元旦刚过,一个寒气袭人的夜晚,董健吾应约来到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府。没有太多的寒暄,宋庆龄就拿出一封信,开门见山地说:“董先生,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请您务必尽早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去,当面把它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先生。”

  这是一封由火漆印封的密信,“这件事如果能够办成功,益国匪浅,先生千万要仔细”,宋庆龄再次郑重地嘱咐道。董健吾手持密信,看着宋庆龄严肃的神情,深感责任重大。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函,它是一封与国家命运前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重要信函,它是国民党中央要求同中共中央进行接触谈判的信号。

  宋庆龄又对董健吾说:“董先生,这次瓦窑堡之行除送信外,另有一事相托。美国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希望去陕北苏区进行实地采访,斯诺先生是一位同情中国革命的富有正义感的国际友人,他希望通过实地采访和真实的报道,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告诉世人。请你给中共捎去这个信息,征询中共对斯诺先生赴苏区采访之事的意见。”“夫人请放心,我会尽力办好这些事情的。”董健吾自信而又坚毅的回答。

  **TH8166000300050001**

  宋庆龄

  宋庆龄交代完任务又说:“董先生,现在我们再研究一下其他问题。为了任务能够顺利完成,保证先生的人身安全,我们需要商议确定送信的路线,并且给你取得一个合适的身份……”这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很有必要的。蒋介石虽然在寻求国共两党的接触联络,但尚未公开停止对红军的武装进攻,联络处于秘密状态鲜为人知。所以完成这高度机密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不能不谨慎行事。他们反复研究了几条不同的送信路线,最后确定借道西安直驱红都——瓦窑堡。

  如果从上海到北京或石家庄借道阎锡山地盘过黄河去陕北,到太原有铁路,其他地方就得步行,何况阎锡山能爽快的支持吗?从北京到包头然后南下到瓦窑堡,只有公路而无铁路,太费时间,且又人多眼杂不安全。还是沿陇海铁路直达西安,这样可以节省路途的时间,及时送转信函。驻守陕北苏区以外的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受中共的影响,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愿望。东北军中打回老家去的呼声接连不断,所以走这条路估计不会有多少麻烦。他们把中国地图折起来放好,宋庆龄又关照董健吾第二天来拿证件和东西。

  **TH8166000300060001**

  张学良

  次日,董健吾拿到宋庆龄通过宋子文联系,又由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孔祥熙签发的“国民党财政部派赴西北经济专员”的证件。“有了这个身份,路上可以减少一些麻烦,到西安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以官方身份直接去见张学良将军”,宋庆龄这样嘱咐董健吾。

  董健吾让夫人黄雪光把密信缝进贴身的背心,便和内弟黄杏南踏上了去瓦窑堡的旅程。他化名周健吾,绰号“周二胖子。”

  一路风尘仆仆,董健吾、黄杏南抵达陕西省会西安,住在圣约翰大学同学,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钟可托家中。一天董健吾在西安钟楼下碰到张子华,他二人到僻静处一谈才知道也去陕北。1935年12月,张子华受上海党组织委派到南京与国民党方面代表曾养甫接触,亦有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给林伯渠的信函,要送往瓦窑堡。他们二位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就认识了,这次在西安相遇,又有相同的任务,于是二人便寻找机会前往苏区。

  时值隆冬的北方,大雪纷飞,铺天盖地,陆路受阻。董健吾望着窗外银白色的世界,心急火燎。“此行成功,益国匪浅……益国匪浅……”宋庆龄的嘱托一次次在他耳边回响,震撼着他那焦虑的心。“大雪封道,陆路难以通行,怎么办?这鬼天气,天?!——对‘从天上去’”,自言自语的董健吾眼前一亮,“找张学良将军借他的私人飞机去。”

  董健吾与张学良曾在网球场上相识,而且过从甚密。他来到西安东城张公馆,没绕弯子直接就说:“张将军,我是来向你借飞机到陕北苏区去的。”“什么?”张学良吃了一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站起来瞪着眼睛说:“你竟敢到这里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不知道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我知道,但你会这样做吗?”董健吾神情自若地反问:“难道张将军不愿意抗日吗?将军忘记了家仇国恨吗?”一连串的反问,倒使张学良有点回不过神来。见张学良欲言又止,董健吾又说:“我与共产党方面有点私人联系,知道你想知道的情况。比如红军愿意作出很大的让步,条件是南京方面必须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冷静地听着董健吾的每一句话,心里却似打翻了五味瓶……但去红区“通共”的罪名可不是闹着玩的。

  董健吾亮出证件说:“张将军不必顾虑太多,我这次是有国府西北经济专员身份的,去红区之事,南京方面是同意的,蒋委员长也是点了头的。”这时张学良心里想,既然南京方面可以与中共联络,我张学良为什么还执迷不悟呢?你找你的,我找我的,不抗日的黑锅让别人背去吧!

  1936年2月21日,董健吾、黄杏南、张子华被张学良的私人座机送到延安。就在他们一行飞往延安的前一天,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已率领红军抗日先锋军打过黄河去了,因此,董健吾与毛泽东失之交臂,没有见到面。延安距瓦窑堡不到100公里,但风雪连天,道路泥泞,张学良又电令驻延安的东北军派骑兵送董健吾一行去瓦窑堡。红军边防军指挥员李景林在延安至瓦窑堡之间的青化砭接待了董健吾一行。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黄杏南在瓦窑堡受到林伯渠、李维汉、吴亮平、袁国平、毛泽民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董健吾把宋庆龄托带的慰问红军将士的云南白药和其他物品交给了林伯渠。

  天气虽然依旧寒冷,但瓦窑堡的窑洞内却温暖如春,林伯渠、李维汉、邓发、毛泽民、吴亮平、伍修权等和董健吾、张子华谈得非常热烈,他们从国内形势谈到国外形势。董健吾还问起了在上海一块战斗过的周恩来副主席,特科负责人陈赓等战友。“周副主席现在陕北前线黄河边检查工作,陈赓师长已经率军突破黄河天险,正在东进途中。”在上海就认识董健吾的毛泽民不紧不慢地回答着董健吾的问话。临别时,毛泽民邀请董健吾到国民经济部一叙,有事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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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民(1896—1943)中国共产党金融事业的先驱

  国民经济部坐落在瓦窑堡中山街合作社后院。夜很深了,下弦的月亮已经隐没在龙虎山的背后,但瓦窑堡街上的小吃铺里仍然亮着灯光。毛泽民的夫人钱希钧上街买回来绿豆凉粉、荞面煎饼,毛泽民拿出一瓶西凤酒招待战友董健吾。

  毛泽民有什么事情相托呢?事情却原来是这样的。1930年底,党中央委派董健吾以牧师身份在上海开办“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职业革命者的子女和烈士遗孤。董健吾担任园长,夫人黄雪光、李立三和恽代英的夫人担任保育员,宋庆龄题写了园名。1930年11月,杨开慧在湖南长沙惨遭反动军阀何键杀害,遗下毛岸英(8岁)、毛岸青(6岁)、毛岸龙(4岁)兄弟三人。中共地下组织几经辗转联系把兄弟三人转移到上海。1931年年初的一天,董健吾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立即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毛泽民将三个侄儿托付给董健吾。时至1934年春,国民党特务已觉察到“大同幼稚园”的内情,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董健吾当机立断解散了幼稚园,疏散了革命子弟,毛岸英、毛岸青留在自己家中抚养,毛岸龙已于1931年入园不久便病死。董健吾一家含辛茹苦抚育毛氏兄弟二人。1936年,出现了转机,董健吾不仅与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而且还肩负使命来到了红都——瓦窑堡。

  毛泽民十分感谢董健吾对侄儿的养护,满怀深情地说:“你们受累了,我和大哥毛泽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你是否帮忙将岸英兄弟送苏联上学,他们也该上学读书了。”董健吾点着头端起酒杯与毛泽民一碰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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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岸英和父亲毛泽东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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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岸青和父亲毛泽东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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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大同幼稚园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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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健吾》一书的封面

  董健吾到达瓦窑堡的第二天,林伯渠就陪同他来到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向博古转交了秘密信函。董健吾向博古、林伯渠等谈了他到瓦窑堡此行的任务,还谈了上海、西安等地的情况,他们一块讨论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博古、林伯渠觉得董健吾此行事关重大,所带信函和反映的情况又很重要,便立即电告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请他们拿主意作决策。

  李维汉陪同董健吾到水沟坪红军医院拜访了在那里治疗养病的王稼祥。他们讨论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民心所向等问题,偏居一隅的王稼祥他们对外边所发生的变化十分感兴趣,董健吾也谈了他在瓦窑堡的观感,称赞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生气勃勃、精神高涨,到处可以看到团结抗日的标语口号和实际行动。

  在博古、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的邀请下,董健吾在办事处礼堂向中央、省、市委数百名干部作了《上海对敌斗争与民众心声》的报告。生动的事例、精辟的分析,有根据的说理,不时赢得阵阵掌声。

  董健吾送来的密信,党中央迅速予以回应。周恩来建议: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统战工作应分别进行。对蒋介石方面可答应派正式代表到南京谈判,谈判条件应依照拟定的抗日救国通电及宣言所定,而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则为根本之点。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于3月4日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博古转周健吾(董健吾):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交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1936年3月3日,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给宋庆龄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庆龄同志:

  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上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众欣然腾欢,奚喾挟纩,感慰无亟。九一八事变后,苏维埃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形格势禁,未遂所怀,不得已绕道二万五千里,访问了瑶、苗、蛮、番藏、回诸民族,凭吊了石达开殉义之遗墟;跨过亘古不化之雪山和千里无人之草地,到达了预定地点,开始直接向日作战之神圣民族革命战争。国魂犹在,华族不亡。革命主张已为全国所共识,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及召集抗日救国会议,已得到各方拥护。此固又可为先生告慰者也。

  先生自大革命失败后,艰苦奋斗,姜桂之性老而弥辛。痛山河之变色,愤大盗之横行,午夜闻鸡岂能自己。如何而领导民众实现此间提出救亡之组织和纲领,其有赖于大力者正多。苏区民众和红色战士对先生实抱有无限之敬意也。

  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智识出智识”,举国一致而救亡。财政有待各方面援助,毋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划也。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国民族爱国人民,已继承太平天国以来之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致之于富强隆胜之域。革命全国胜利之时,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卖国政府引导华侨于沦亡,于奴隶牛马之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之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除之侨胞,苏维埃给托庇之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此一政策希详为海外华侨宣布解释。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旌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市

  1936年3月10日,董健吾携带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和林伯渠写给宋庆龄的信及他送给宋庆龄的苏区制造的刻有镰刀、斧头的银币3枚和瓦窑堡印刷的大小零整纸币、《红色中华》、《斗争》等数份刊物,以及中央同意斯诺前来采访的信息由红军骑兵送往延安,依旧搭乘张学良将军的座机飞抵西安。

  张学良在家中设宴为董健吾瓦窑堡之行接风洗尘。席间,董健吾转达了博古、林伯渠、张云逸等人对张学良的致谢和问候,并回答了张学良提出的一些问题。张学良旧事重提,感谢董健吾当年馈赠古玩之事,向他表示:“董先生如果有什么事情,尽管告知学良,必当尽力为之。”“区区小事,敢劳将军费心记念,”董健吾婉言谢过。张学良是个很重义气的人,恳请再三,董健吾突然想到毛泽民在瓦窑堡相托之事,便顺口说:“既然将军如此坚持,恭敬不如从命。我有个共产党朋友,现在已经牺牲了,生前他托我照料他的两个孩子。”为了安全起见董健吾没有透露岸英兄弟的真实身份。“既受朋友之托,我不敢大意,现在上海局势恶化,国府的特务,军警到处都是,我怕孩子在上海不安全,出了事我也对不起朋友在天之灵。”董健吾呷了口茶,看到张学良的表情没有什么反常,又接着说:“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将军把这两个孩子送往国外求学,这样既可以脱离险境,又能使孩子学到知识,日后有出息,也不虚好友之托呀!”张学良慨然应允,并表示一有机会即找董健吾商洽。这一年五六月间张学良因公到上海,向董健吾表示愿出10万法郎资助两个孩子出国读书。经请示党组织,同意董健吾的安排,并派张子华和董健吾去见张学良商议具体办法。张学良送给他们10万法郎的支票说:“李杜将军不久将以商人的身份赴法国公务,我已请他们协助办理此事,李将军已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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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1901—1930)与他们的儿子毛岸英(右一)毛岸青于1924年在长沙

  1936年6月,李杜将军携岸英、岸青兄弟和董健吾之子董寿琪登上法国的一艘邮轮,安全抵达巴黎。后经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联系申请,只同意毛岸英兄弟入境赴莫斯科,董寿琪则随李杜回国。

  董健吾此次瓦窑堡之行,除接通了国共两党中断了近10年的联系,为日后促成双方酝酿合作抗日之重大意义外。还有一件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和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得以发生,即宋庆龄得知中共中央表示欢迎斯诺进入苏区考察时,便再度要董健吾去护送斯诺到红区。

  就在董健吾回到上海时,中共中央向宋庆龄致电,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1931年斯诺和宋庆龄相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了。这几年中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斯诺这个清醒的旁观者,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希望不在国民党,而在中国共产党,近闻陕北抗日呼声惊天动地。斯诺便向宋庆龄提出,我渴望亲自到陕北去看一看,宋庆龄满口答应了斯诺的请求。

  董健吾与斯诺从未谋面,所以宋庆龄在一张俄文名片上题写了两句英文诗,一剪两半,一半交给董健吾,另一半托人秘密转交在北平燕京大学的斯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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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

  1936年6月3日,斯诺以再次去内蒙古采访的名义为掩护,从北平启程赶往西安,与此同时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从上海直达西安。在西安的西安大旅社,斯诺见到了一位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来访者,他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走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斯诺打招呼,自称姓王,拿出俄文名片的一半,斯诺也拿出另一半,就这样自称王牧师的董健吾与斯诺结识了。与董健吾同行到西安的还有宋庆龄推荐的一名美国医生马海德,他从美国来到上海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不久这个诊所就成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或开会的场所。马海德早就渴望到陕北去看一看,前不久他曾经尝试过到陕北去,可是到了西安却因为过不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而又折回上海。这次宋庆龄安排他去陕北,正合了他的心愿,因此,马海德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欣喜若狂。

  董健吾又去找张学良要飞机送斯诺和马海德去延安,这次张学良颇感为难,他说:“一个美国驾驶员,把两个外国人丢在红区,能保密吗?这样会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再说,蒋介石近来不断电令我军进逼陕北苏区,大战在即能逃过那帮特务的眼睛吗?”董健吾体谅张学良的难处,当即改变了计划。

  董健吾通过西安地下党组织很快与中共中央派到西安接斯诺和马海德的邓发取得了联系。后来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王牧师告诉我坐飞机的计划告吹了,这样做很有可能引起少帅的难堪,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国人丢在前线不回来,他的美国飞行员可能很快说出来。一天早晨,王牧师同一个东北军军官来见我,建议到西安城外汉朝古城遗址一游……”在这堆秦砖汉瓦的废墟上,斯诺见到了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邓发。他们熟识之后,斯诺戏称邓发为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头子。他们决定搭乘东北军往前方运送物资的卡车。一辆道奇卡车载着斯诺等人驶上了新修的汽车路,当天晚上斯诺一行在洛川住宿,第二天下午到达延安。这时斯诺获悉党中央撤离瓦窑堡,正在向保安转移。于是斯诺和马海德便去安塞方向寻找党中央和红军。他在苏区90天的采访中接触了中共上层人物,也接触了普通士兵和老百姓,写下了著名的、轰动一时的长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报道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

  二、张子华往来瓦窑堡

  张子华,真名王绪祥,1935年底任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1935年11月,谌小岑和左恭商量如何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谌小岑虽与周小舟已有了联系,但曾养甫嫌周小舟年轻,想直接找共产党的主事人,于是便找到了张子华,请他到瓦窑堡传递信息。

  1936年初,谌小岑委托张子华带着口信启程入陕,在西安与董健吾相遇,2月27日他们二人同行抵达瓦窑堡。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西北办事处,博古单独会见了张子华,他向博古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所持的态度,谈了陈立夫等人希望与中共谈判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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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子华(王绪祥)(1914—1942)

  2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正在洛川与王以哲谈判的李克农,向他通报了国民党各政治派别的主张及东征战况,张子华和周(董)健吾两人已抵达瓦窑堡,据说蒋介石和陈立夫主张联红抗日。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共同抗日,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毛泽东、彭德怀给李克农的这份电报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李克农告诉东北军,南京方面都有意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东北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样一来就自然加重了谈判的砝码。

  3月4日董健吾准备离开瓦窑堡返沪时,张子华则随博古去山西东征前线。3月中旬,张子华在山西交口镇向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报告了蒋介石等国民党要人想与共产党谈判的最新动态。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派冯雪峰到上海,南京进行统战联络并恢复地下党工作。3月16日,张子华回到瓦窑堡,他和冯雪峰同行,带着林伯渠写给宋庆龄、覃振、于右任、孔祥熙的亲笔信,经洛川、西安返回南京。冯雪峰启程南下前,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和他谈话,交代任务:一是同南京方面联系,促进联合抗日;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领袖,群众团体建立关系,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扩大统一战线组织;三是恢复党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建立上海党的工作,发展上海原来已有的工作;四是附带管一管文艺界的工作。此外,要建立一个电台,以便及时将情报报告中央、同中央联系。冯雪峰到上海后住在了老朋友鲁迅的家里,他们之间谈长征经过、谈遵义会议情况、谈党中央在瓦窑堡的作为……当时鲁迅虽然重疾在身,但他还是认真地谛听着冯雪峰的讲述。之后冯雪峰就去拜访宋庆龄……党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可以说也是党中央在瓦窑堡做出的一件值得称道的事。由于党在上海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联合抗日,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4月底,曾养甫在南京家中会见了张子华,他向曾养甫转达了中共中央的5条意见(即与中央要董健吾带去的意见相同)。5月中旬,谌小岑将陈立夫提出的意见抄录。找到张子华让他再到瓦窑堡去送国民党方面的4条意见,同时捎口信约中共主要负责人见面。5月底,张子华第二次来到瓦窑堡,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与曾养甫,谌小岑谈判的情况及国民党上层各界人士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和态度。同时转交了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4条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从这4条意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上层一部分人士的确想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抵御外来侵略,振兴中华民族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国共的第二次握手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然而独夫民贼蒋介石却不是这样想的,他是想把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慢慢使中共及其军队名存实亡或者名不存而实亡。

  在张子华第二次到瓦窑堡前的5月15日,周恩来已给在“觉悟社”时就相识的谌小岑写了一封信,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希望他能继续为推动各方“迅谋联合,共促事成”。信中邀请并欢迎曾养甫、谌小岑到瓦窑堡来商讨大计。

  6月初,张子华带着周恩来写给陈立夫的亲笔信返回南京,将信交给曾养甫。6天后,张子华回到上海,编了联络电台的密码,由谌小岑转交曾养甫。谌小岑要张子华向中共转达请周恩来到南京面谈……之后张子华成为周恩来的信使,穿梭往来于陈立夫、曾养甫、谌小岑之间,为国共第二次握手而奔走。

  三、脚踩“三个鸡蛋”的阎锡山

  山西五台县人阎锡山老谋深算,精于权术,他信奉“存在就是一切”。并说:“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要准备反共。”阎锡山能在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三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吗?他把这比喻为自己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踏破哪一个都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然而老于世故的阎锡山认为脚踩的“三个鸡蛋”,哪一个都不能踏破,他能做到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做到,抗日战争刚结束,他为了讨好蒋介石指挥军队向上党地区解放军进击,被打得焦头烂额,损失惨重。事实说明一个八面玲珑、四面讨好,没有是非观念的人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东征回到瓦窑堡的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二道街刘家院会见了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毛泽东没有客套,而是很爽快地说:“郭团长,我要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郭登瀛显得有点不自然,他在山西前线被红15军团俘虏,送到瓦窑堡接受教育,对红军的优待政策很是感谢,马上表示:“有什么事需要干,我愿意效劳。”

  毛泽东抽着烟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准备放你回去,你帮我送一封信给阎百川(锡山)先生。另外还有一些意见在信上没有写得那么具体,请你代为转达。敝党敝军进入山西只为抗日别无他求,但抗日得有块地盘,否则,打完仗没个睡觉的地方怎么行呢?因此,第一希望能在绥远让给我们十几个县,作为红军的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行,那么第二在雁北让给红军一条路,到河北、察哈尔去打日本;第三是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共同抗日,我们之间化干戈为玉帛,联合起来共同打日本。”

  毛泽东一席话让郭登瀛感动不已,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到了瓦窑堡又亲眼看到他们和士兵一样穿着补丁衣服,吃着一样的饭菜,人格高尚而又毫无个人私利。亲眼看到苏区人民是如何支援红军而不惜代价,赤色首都瓦窑堡到处生气昂然,抗日救国如此深入人心……郭登瀛激动的表示:“我一定一字一句记下你的话,回去后劝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再也不要打内战了。”

  郭登瀛回到太原立即求见阎锡山,在幕僚面前阎锡山当然是要面子的,他要耍耍自己的威风。没等开口阎锡山就大声申斥郭登瀛:“你既然被俘,还有何面目回来?”并声色俱厉地要把郭登瀛军法从事。郭登瀛也不是一个怕死的软蛋,他泣诉道:“等我把话说完,再杀再剐也不迟。”当着众人的面,他向阎锡山报告了被俘前后的情况,复述了毛泽东的三点建议和要求,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五月五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逼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力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勋祺,不一!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阎锡山看完“回师通电”和毛泽东的信后,不禁感叹到:“毛泽东好眼力,够水平,把我的心病把诊得一清二楚。”事情就是这样,红军西渡回师后,蒋介石的中央军却赖在山西不走,陈诚还拉拢阎锡山的高级将领,策动河东晋南独立,极尽分化瓦解之能事。阎锡山深感后悔,犹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啊。“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阎锡山自己的苦处只有自己才知道。

  日本人重兵压境,要想蚕食侵占他的地盘以至消灭他;蒋介石一石二鸟,在挖他的墙脚,想挤掉他;共产党要打日本,全民响应,东征就是显示实力的表现。阎锡山考虑再三,三条出路选哪一条呢?一是联共抗日,二是联蒋剿共,三是联日反共。他思前想后,最终选择了联共抗日,说白了阎锡山的目的就是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不至于使自己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家业拱手让给别人。从这以后一段时间内。阎锡山与黄河西岸的红军基本上相安无事。东线无战事,这倒使蒋介石捉摸不透盟兄阎老西的底细,他在干什么勾当呢?

  阎锡山没有直接给毛泽东写回信,也没有把郭登瀛军法从事,而是派人前往天津邀请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赴晋商谈。朱蕴山与阎锡山多次商谈,达成了三点协议:一是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是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是组织一个抗日民众团体,发动群众开展抗日运动。这一年的秋天,薄一波应阎锡山之邀,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他到山西开展统战和抗日活动,为日后八路军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张学良家仇国恨集一身

  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虽然在蒋介石、阎锡山那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回应,但地处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紧迫的任务是生存,为此,首先要做好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西北大联合是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也被称为“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这是逼蒋抗日的重要一环。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瓦窑堡之后,面对蒋介石妄图一举歼灭的险恶环境,当然首先要争取张、杨部队的支持,才能实现立足西北和准备抗日的方针,才能发展自我,领导民族革命运动。没有西北这3股力量的联合,就无力逼蒋抗日。共产党自己又如何图生存求发展呢?国共第二次合作也是一句空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和发展,首先在东北军的工作中取得了突破。

  直罗战役结束后不几天,即1935年11月26日,毛泽东就致信给东北军57军军长董英斌,表示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与其建立友好关系。从这一封信开始,党中央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1931年之前的张学良是一个受人爱戴,为人慷慨,年轻有为的东北军少帅。日本人制造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东北军老帅张作霖之后,又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在危机到来时,依靠了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然而蒋却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来扼制日本的侵略。几乎没有放一枪就坐失了满洲东三省,几十万东北军被迫入关,而使东北沦为日本之手。为此,张学良便在国人面前替他的“大哥”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的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全国人民为此而义愤填膺,面对严惩不抵抗罪魁祸首的呼声日益高涨,总得有人下台以平民愤,以谢国人。因此,张学良代人受过,遭人辱骂只得去欧洲“考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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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本来可以“朝天阙,收拾旧河山”,率十几万东北子弟兵打回老家去。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极力拥护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认为消灭中共后就可以集中力量去打日本。然而日本人不是听他们指挥的,不是等待他们准备好了再来进攻。于是张学良到汉口就任副总司令,把14万东北军摆在了鄂豫皖剿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工农红军并不是一触即溃的“土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蒋介石费尽心机,东奔西跑也没有把他认为的“匪”剿灭,又将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西北“围剿”红军。此时的张学良还没有识破蒋介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剪除异己的阴谋诡计。便在西安府安营扎寨就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他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匪’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至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三战中,东北军连连败北,损失兵力近三个师,两个师长被击毙,近万名士兵成了红军的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这时候他的“大哥”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还宣布撤销了被歼两个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横加申斥。这一切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他的思想开始转变。面对残酷的现实,蒋介石仍然一再命令他“剿匪”,日本侵占华北,红军高举着抗日的大旗,张学良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了。这样继续下去,他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就会像杭州西子湖畔那个跪在岳武穆王面前的秦桧一样任世人唾、任世人骂。

  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不久,为适应形势和统战工作的需要,成立了中共中央联络局,李克农这位红色“特工”被任命为局长。因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响亮的口号,所以联络局也就自然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和关注。联络局设在瓦窑堡中山街一所较大商铺院内,对外有个响亮的名字——“外交部”。但这个“外”是相对根据地来说的,所有进入根据地瓦窑堡的重要人物和中央的外派干部都归联络局管,董健吾、张子华等到瓦窑堡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除了迎来送往的外事活动,联络局还有一项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任务,那就是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瓦窑堡会议决定的另一个重大事项,就是成立中央白军工作委员会,之后不久即改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后由叶剑英接替张浩任副书记,李克农等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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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

  李克农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瓦窑堡举办训练班。其中一班是由红军俘虏的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组成,共120人,被称为“白军军官学习班”。这些东北军军官是在劳山、榆林桥、直罗战斗中被俘虏的,在中央红军快进陕北根据地时,雷恩均就奉命在瓦窑堡西栾家坪村训练他们。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就把这些被俘东北军分成了两个部分,军官们都集中在瓦窑堡办学习班,士兵们则分散在瓦窑堡周围的村庄,由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教育训练,愿意参加红军的就留了下来,愿意回家的则发给路费……

  开班的第一天,120名军官抬头四看,见四周墙壁上贴满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花花绿绿的标语,他们刚坐下突然又响起了熟悉的乡音,瓦窑堡抗日剧社的小演员们放声高歌:“打回老家去”、“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歌声震天动地,撞击着120名东北汉子的心灵。接着小演员们又表演了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活报剧,真实感人的场景使120名东北军军官不禁热泪盈眶,群情激奋。

  这,就是李克农开班给他们上的第一课。

  李克农还邀请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邓颖超、张浩等人给学习班讲课。毛泽东也来了,他说:“拿起枪是敌人,放下枪是朋友。”就在瓦窑堡办学习班的同时,前线阵地也对东北军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统战工作,他们从喊话、唱歌、演戏到开放边贸,互相往来、互赠物品,一直到停止敌对,甚至情报都相互交换,打假仗交差,不一而举。

  经过不长时间的学习、参观,白军学习班的军官们感动了,醒悟了。他们自发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找李克农要求参加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的还要求回东北军去做工作,争取东北军把枪口对外不对内。李克农也在其中物色人员,他要在东北军中打开一个缺口,开辟一条能坐在一起谈判的路子。

  此时的败军之将张学良焉敢言勇,他痛苦、他彷徨。成千名被歼被俘官兵的家属到西安“西北剿总”门前哭诉……他又能如何呢?1935年11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09、110两个师的番号被幸灾乐祸地蒋介石一笔划掉,就连牛元峰、何立中两位师长家属的抚恤费各10万元也被驳回,这深深刺痛了张学良的良心。会后,张学良托故到上海秘密会见老友杜重远,想听一听他有什么高明远见。老朋友之间肝胆相照,开诚布公,杜重远毫不客气地批评:“你张学良过去几年的‘剿共’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在西北搞大联合,共同抗日。只要你汉卿老弟下决心走抗日这条道,共产党一定会跟你联合,这一点不用怀疑。”张学良频频点头,要同共产党联合,需要一个穿针引线的人物。

  莫道前途无知己,西出阳关有故人。同共产党联系的这根线,还是由他的爱将、老部下,被红军俘虏的619团团长高福源给牵上了。

  1935年10月初,红15军团继劳山战役之后,攻打榆林桥,高福源所率团悉数被歼,他本人也被红81师生擒活捉。当天晚上,高福源被送到红15军团指挥部,程子华、郭洪涛、崔田民一边让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一边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高福源说:“东北军是抗日的,打红军是被逼的。”要求放他回去做抗日工作,程子华不同意。“既不同意放,那么就把我杀了!”高福源懊丧地说。程子华说:“不能杀,我们有个红军干部学校,你到那里去教书,为抗日培养军事人员。”“我是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定能教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高福源有点喜出望外地回答。随即郭洪涛给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写了一封介绍信。第二天吃罢早饭,高福源随回瓦窑堡的红军干部向瓦窑堡赶去。

  瓦窑堡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没有歧视这位俘虏的特殊教员,从生活上关心他,政治上开导他。教学之余,吴岱峰和高福源两位军校毕业生谈排兵布阵,谈攻防坚守……瓦窑堡白军军官学习班举办时,高福源自然成为该班的第一批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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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吴岱峰

  高福源四十出头,长的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一眼望去一副标准的军人形象。他禀性爽直,浑身透出一股东北汉子的血性。在被俘的两个多月中,他亲眼看到红军互相友爱,生气勃勃,瓦窑堡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感受到红军对他的宽宏大量和细致周到的照顾。他深感痛悔,和这样一支坚决抗日的军队作战,什么时间才是个完。学习班上高福源忍不住提出要见红军负责人,说有要事商量。

  李克农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两个人坐定后话匣子就打开了。高福源把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变化一古脑儿向李克农抖了出来。李克农确信高福源的思想转变是深刻的,立场也是真实的。临别时,高福源拉住李克农的手诚恳地说:“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衷心佩服。我相信这些做法和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佩服,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我现在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表示:“你的建议符合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但是我本人倒很为你回去后的生命安全担心哩。”高福源自信的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再说即使杀头我也不怕。”

  李克农很快就把高福源的要求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张闻天、毛泽东也对此十分重视,他们迅即研究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在这之前,彭德怀要求把高福源送到围攻甘泉县城的前线,让他去做围在甘泉城内的110师的工作。彭德怀认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仅仅发宣言、布告是不够的,两支在战场上你死我活斗争的军队,要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更需要做具体细致的工作。高福源到了前线彭德怀把他待之如宾,多次和他采取讨论的方式交谈目前的形势和应选择的道路,请他参观红军营地,观看红军的演出。高福源进了甘泉城,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向守敌军官游说。甘泉前线出现了相安无事的局面。甘泉守敌可以得到红军送给的粮草,而红军也可以得到对方送来的药品和弹药。高福源的工作得到了彭德怀的赞扬。

  1936年1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时李克农叮嘱他:“你回去后,先用自己的身份试探一下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真有和平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和他谈判。”在洛川东北军67军军部高福源见到军长王以哲,他们二人交谈之后认为去西安人多眼杂,就在这里面陈张副司令。随即王以哲给张学良发去密电:“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次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抵洛川,67军军部大院戒备森严,闲杂人员一律不准靠近。张学良一脸严肃,没有半点笑容坐在八仙桌旁。王以哲领着高福源走进大厅。高福源“啪”一个立正:“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不想让部下看出他有心与共产党联系,也想考验一下高福源的心里到底埋藏着什么。张学良便一拍桌子佯怒道:“高福源,当了俘虏,你还有脸回来!你想叫我通匪吗?我枪毙你!”高福源向前一步,恳切地说:“等我说完再枪毙也来得及,张副司令,我怕死就不回来干这事。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张大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呀。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要帮咱打回老家去,副司令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还有什么理由骂人家是土匪?继续打内战,我们东北军都快打完了,还怎么能打回东北啊!”这位七尺汉子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中国要继续内战下去,不只是东北军有灭顶之灾,东北失地也没有收复的日子,就是整个中国也危在旦夕。副司令,我们应该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合起来与全国人民携手抗战,洗去背在身上的历史罪名。”

  高福源说完双膝跪地久久不肯起来,他知道这些话一出口,性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跪着等待副司令的发落裁定。

  “说得好!说得好!我就想试试你的胆量,接着说下去。”张学良向前扶起高福源。张学良、王以哲两人也已潸然泪下,高福源又一五一十地把他在瓦窑堡几个月的感受娓娓道来。从上午到下午,从下午到晚上,张学良、王以哲、高福源一直聊到深夜,直至东方发白。

  张学良站起来对高福源说:“你回来很好,你谈得很对,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再到瓦窑堡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你今后放心去做这一工作,如果你遇有不测,你的家属生活,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1936年1月16日,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瓦窑堡,轻车熟路,高福源径直找到李克农把详细情况一一作了汇报。李克农很高兴的招呼他吃过饭,就领着他去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

  瓦窑堡中盛店院内,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已在等待这位信使的到来。郊外不时传来排练秧歌的锣鼓声,离开瓦窑堡半个月的高福源发现到处都贴着抗日的标语,飘着鲜艳的红旗,人们正在全力以赴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李克农领着高福源走进那深深的大门洞时,高福源跨步上前举手行礼,在李克农的介绍下,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高福源怎么也不会想到,共产党的三个“巨头”竟然这么平易近人,礼贤下士,他又一次被感动了。

  中盛店后院的会客窑里,地灶子烧得满窑暖气洋洋,高福源不打折扣地汇报了与张学良见面的情况,并把张学良的要求作了转达。中央领导十分赞赏高福源的这一举动,他们感谢高福源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所干的这件大事。毛泽东说:“关于谈判条件嘛,昨天中央已致电彭德怀,明确提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电讯联络密码。至于商谈人选嘛,请闻天和恩来商定。”周恩来说:“彭总来电,建议李克农为代表前去洛川。”张闻天、毛泽东当即拍板,决定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周恩来建议:“在克农准备时间里,高团长是否可到学习班作一次报告,让东北军的军官们知道他们的少帅在想什么?干什么?”高福源不等张闻天、毛泽东表态,就站起来说:“我讲完全可以,但要求他们暂时保守机密……”张闻天说:“这事我看以后再说,如果不慎传出去,对张汉卿不好……”为了保密起见高福源只能悄悄地呆在李克农的住处。

  1月19日,李克农带着4个随员和高福源骑着快马直奔洛川。21日李克农一行风尘仆仆地赶到67军军部。事有不巧,此时张学良因事去了南京。王以哲根据张学良的指示,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67军抗日合作局部关系问题。

  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转李克农(因他要途经甘泉):“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危险的。”

  经过反复磋商,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了关于双方防区界限等口头协议。

  1月21日,李克农致电中央,报告了同王以哲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张学良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的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这期间,王以哲掩护红军人员到西安采购了两批物资,收集了一批全国各地的报纸,赠送了山西、河北、绥远等省的军用地图。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刘志丹,阎红彦等26位红军将领不失时机地于1月25日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张副司令: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他的发展和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贤孙,甘心做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的汉奸卖国贼是没有的。

  只要我们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的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这封《致东北军将士书》言辞恳切,说理透彻而又明确,张学良的心弦被其拨动的久久不能平静。

  1936年2月21日,周恩来安排李克农再次前往洛川,他叮咛:“克农啊,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精神,这次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这一天,漫天飞雪,陕北大地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银白色的雪被。从瓦窑堡到洛川的羊肠小道上,一阵阵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沉寂的山沟。李克农身穿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圆形的厚玻璃片眼镜,显得气宇轩昂、庄重大方,秘书钱之光也着中山装紧随其后。译电员戴镜元只有17岁,个子不高,穿着学生装像是要出远门的学生娃。警卫员和马夫头上拢着白毛巾,身穿陕北对襟厚棉袄,腰里系着布腰带,一副陕北汉子的装扮。高福源也是一身便装骑马走在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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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农在瓦窑堡

  2月22日,李克农走到半路上接到了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从黄河东岸前线发来的训令:

  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李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李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制度;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这一篇训令充分显示了中共领导人高超的外交才能,也好像给蒋介石、张学良把了一次脉,把他们的心病诊断得一清二楚;设想得也是如此周到,一环紧扣一环,逻辑严密,推理得当;显示了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他们灵活机智,不墨守成规,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事情都能办的现实主义精神。

  2月25日下午,李克农一行踏着盈尺厚的积雪来到富县,早就奉命的东北军67军某团长亲自出城迎接。吃过饭稍事休息后,李克农一行又往洛川赶去。深夜时分,他们赶到寒气袭人,滴水成冰的洛川县城。军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热情迎接李克农一行,并立即密报张学良,回电要求王、赵二人妥为招待,先谈具体问题,重要事项等他回来再行相商。

  2月26日,李克农、王以哲、赵镇藩就67军与红军局部合作问题进行谈判,双方开诚布公、反复协商,达成口头协定:

  1.确立红军与67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包括67军在陕北及关中区的防地)。

  2.红军同意恢复67军富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延安、甘泉两地67军所需粮食、木柴等物,一是67军自己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二是红军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送粮送柴进城出售,以便利东北军。

  4.双方都可互派人员到对方驻地办货。双方对办货人员要负保护之责,并给予方便。但为掩人耳目,办货人员应着便装。

  5.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达半年之久的67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6.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就在李克农与王以哲会谈的当中,中央从瓦窑堡及时将董健吾、张子华处了解的国民党各派政治主张和东征战况通报李克农,为早日实现西北大联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月29日,李克农将初步形成的6条协定草案电报党中央,经研究修订形成4条意见:

  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抗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区和关中区)。

  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往来。

  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

  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

  3月3日,党中央批准了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的口头协定。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等人:“我军与王以哲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请通知陕甘省委等,凡属王以哲部的,均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接待;另要派人去洛川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

  3月4日,张学良自己驾机飞到洛川。就在这天,中央把给董健吾带回上海的谈判意见电告李克农,要他向王以哲通报并转达张学良。

  张学良穿着一件做工精致的长衫,手里拿着一根手杖,打扮的像个商人。他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的说:“你和老王、老赵搞的那几条,我都知道了,完全同意。不过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说完哈哈哈大笑起来。李克农也风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

  下午3点会谈开始,张学良虽只有30来岁,但绝非等闲之辈。他首先开言:“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海陆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不要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策。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呢?”

  李克农回答:“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则全力‘围剿’。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当然不能逾越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方针“反蒋抗日”,因此,双方争论的比较激烈,不管李克农如何解释,也没有说服张学良。李克农表示: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团结全国人民抗日,中共可以重新考虑对他的态度。

  张学良问:“要抗日如何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李克农答:“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问:“共产党既然抗日,为什么要走山西去东征?从山西走一定会遭到阎锡山的有力遏制,何不走宁夏、绥远?那里与外蒙、苏联靠得很近,不是更顺利些吗?”

  李克农答:“红军东渡抗日,一是为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二是为了解决红军军需和兵源问题,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

  张学良还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同时要求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扶施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定。

  双方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双方联络。3月5日凌晨4点会谈结束,成果:一是政治上东北军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主张;二是军事上互不侵犯;三是经济上同意为红军运输物资,并由东北军予以保护。李克农电告中央会谈情况,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接电后非常欣慰,同意谈判结果,电告李克农直接赴山西石楼详细汇报谈判情况。

  3月7日,李克农离开洛川取道延长渡过黄河,于3月16日到达晋西石楼,他向正在这里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中央领导汇报了与张学良会面经过及要求。中央认为张学良的抗日要求是诚意的。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到扶施与张学良共商大计。中央立即致电王以哲,将上述决定告知张学良。

  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支小部队回到瓦窑堡,具体安排赴延安谈判的事宜。3月18日,周恩来电示苏区各单位:决不应组织或同意在东北军中的兵变和士兵暴动,以免影响统一战线的进行。3月20日,毛泽东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呼吁他们仗义执言,劝阻阎锡山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起执行抗日任务。

  4月6日,中央以毛泽东、彭德怀的名义给张学良、王以哲发去电报: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于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谈之问题,敝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请预告为盼。

  4月7日一大早,周恩来、李克农率领工作人员及一小部红军骑兵从瓦窑堡出发。这几天,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通往延安的山道更加泥泞难行。中午时分他们在羊马河村小憩,老村长带着几个赤卫队员走了过来,邀请这支红军小部队到庄上吃饭。周恩来说:“我们都带着干粮,稍事休息还得赶路呢。”村长再三说:“雨雪路滑,就是不吃饭,热水总得喝一口吧。”推辞不过周恩来一行进了路边的窑院,便与老村长拉起了家常。

  “你们村子怎么叫羊马河?莫非这里马、牛、羊多吗?”李克农问坐在旁边的老村长。这里早先叫饮马河。传说杨家将被潘仁美陷害,六郎独自回京都向八贤王告状。宰相寇准带着八贤王赐给的尚方宝剑到边关鄰州察问,他和杨六郎押着潘仁美回京问罪,路过这里歇息饮马。潘仁美到了流泪坡时自知死罪难逃便放声大哭,好赖走到官路坡,也叫杀人坡,潘仁美死活不走了,六郎一怒之下挥刀砍下了他的头,人头被带回京城交差,尸体却抛在路边,因其恶臭无比,乡人便葬于蟠龙附近……老村长将前辈人传下来的故事向周恩来一行讲述了一遍。

  周恩来说:“我在《安定县志》上看到一首:‘落日潘林暮霭昏,太师遣冢至今存。陈留垄上洛阳道,又为何人谀墓门。’莫非就是说奸相潘仁美死在了这里?”

  傍晚周恩来一行赶到瓦窑堡南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蟠龙小镇住了一夜。4月8日黄昏时,周恩来一行到达延安东20里的川口,与前来迎接的东北军人员接上头,才知道张学良已到洛川,明天才能到延安。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建议先不进城,住在城外,等待张学良到来后再行定夺。

  张学良以“督师剿共”为掩护先到了洛川,4月9日下午又从洛川飞抵延安。当晚8时,周恩来、李克农只带了几名随从人员,跨过架在延河上的小木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延安城二道街天主教堂。天幕低垂的时候,周恩来、张学良的手握在了一起。在偌大的教堂里参加会谈的只有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和党中央从上海选派到张学良身边联络的刘鼎。二道街天主教堂周围早已壁垒森严,禁止行人往来,人们不知道这里又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

  周恩来早已赫赫有名,此刻他刚毅的脸庞上蓄着长长的胡须,更加显得神采飞扬。他热情地握住张学良的手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岑说起过,”张学良说。周恩来奇怪地说:“怎么,张伯岑也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岑的劝告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同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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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的会谈地点

  一阵笑声过后,周恩来首先问:“张先生,你看国家的前途如何?”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回国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与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当前的中国,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40年的革命经验,我们不能放弃。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当面谈一谈。”

  “好嘛,多接触接触,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周恩来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该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实际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玉祥)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张学良说。

  周恩来说:“蒋介石集团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奉行的‘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政策。对日步步妥协,对内残酷镇压群众爱国运动,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国家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应到:“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想尽一切办法来争取。”

  周恩来答道:“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个力量争取过来抗日救国,也是我们所十分希望的。可是他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雄厚力量。要用什么办法才能争取过来呢?张先生知己知彼,可以多谈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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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右一)到西安督战,张学良、杨虎城与其合影

  张学良说:“蒋介石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仇恨。但他有个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这就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依据。”

  周恩来站起来严肃指出:“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啊。”

  这时聪明的张学良转了个话题,问周恩来、李克农:“你们共产党是否真心抗日?”

  周恩来坚决地回答:“真心!”

  张学良步步紧逼:“是否倒蒋方能抗日?”

  周恩来坚定地回答:“是的!”

  张学良的心一沉:“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人是绝对不会干等着你们去倒蒋或是‘剿匪’的啊!”说完张学良哭了起来。

  周恩来看到张学良一片赤心热胆,也不禁陪着落泪。他表示:“如果蒋介石能放弃剿共政策,我个人表示同意联蒋抗日,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新受他的领导。旧账,我们不算了!不过,这一问题事关中共的方针政策,必须将意见带回中央,再作最后决定。”

  周恩来的表态让张学良由忧转喜,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劝,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这一年的12月12日,张学良劝蒋无效果,只得扣蒋介石的原因也与这次会谈有关,因为堂堂血性男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更何况军中无戏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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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肖劲光、毛泽东等到机场欢迎周恩来从西安回到延安。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周恩来和张学良还谈了许多国际国内的问题,如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战略,苏联援助中国抗日,中国抗战如何进行准备,全国红军集中等问题。周恩来温文尔雅,侃侃而谈,使张学良十分折服,以至后来他们二人相互敬重,关系密切。就是这次会谈奠定了张学良、杨虎城“把天戳了一个窟窿”和推进抗日进程的基础。

  10日清晨4点会谈结束,当周恩来一行人与张学良、王以哲等握手依依惜别时,一抹朝霞已染红了东方的天际。在回瓦窑堡的路上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三人谈笑风生,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和联共抗日的积极态度使他们感到欣慰,而周恩来高屋建瓴、深刻透彻的言谈,考虑问题的精细周到也让张学良心悦诚服。周恩来在马背上说:“谈得真好啊,出乎意料,想不到汉卿是这样爽快、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啊!”

  他们会谈的结果是:

  1.张学良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谓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将更有力量。

  2.同意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张学良认为这是中国当时的唯一出路。

  3.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决定去河北,他可通知驻保定一带的万福麟部不加阻挠。四方面军出甘肃东北军可以让路;至于在云南的二、六军团北上路线问题,因须经过国民党中央军防区,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张愿意负责斡旋。

  4.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目前张学良尚做不到反蒋,如蒋降日,当离开蒋;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为此,张准备以王以哲继续驻防延安,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之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

  5.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的代表由他派人送至新疆。

  6.关于通商问题,普通货可由红军自己设店采购,军用品由张代办。

  7.双方互派代表常驻。

  1936年4月12日周恩来回到瓦窑堡,13日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开会,周恩来就会谈情况作了报告。会议决定: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与王以哲保持密切联系;邓发作为中央代表经西安、新疆赴苏联;在延安、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区的交通机关。同时决定加紧抗日宣传工作,争取东北军不打红军。周恩来将会谈情况及中央决定致电通报山西东征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周恩来指示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物色一名技术较好的报务员,由地下交通送西安建立电台,密码由李克农交刘鼎带西安。4月22日,周恩来、李克农找刘鼎谈话,周恩来说:“中央决定你去担任驻东北军代表,这很重要,是我党第一次做这样的统战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并把亲笔信交刘鼎转张学良。

  刘鼎离开瓦窑堡到西安张学良处,“我估计你会回来,也盼望你回来。好哇,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这要谢谢周先生。”张学良高兴的握着刘鼎的手说。刘鼎掏出周恩来的信递给张学良:“……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威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统战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张学良看完信,感慨良久,“周先生比我想像的好得太多了,会谈后我很愉快,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他是这样的友好,说话入情入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若早见到他该多好啊!”张学良对中共决定采纳他逼蒋联蒋的建议感到很高兴:“我和蒋先生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共我不仅知道他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5月初,中央决定逼蒋抗日的方针后,认为与张学良再度会谈极为必要,讨论东北军与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东北军准备抗日的具体步骤,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等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于是电召刘鼎回瓦窑堡。

  刘鼎坐张学良的飞机到延安然后回到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等接见了他。要刘鼎把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转告张学良,请他今后全力劝蒋抗日。刘鼎汇报:“张学良让我请示中央,即万一东北军与蒋介石决裂,东北军是否可以同红军一起去打游击,去抗日?”毛泽东回答:“现在大家都要团结抗日,东北军与蒋介石的关系不要破裂,但应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团结。”

  刘鼎很快返回西安,把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与他的谈话告诉了张学良,张很高兴地随口哼起了京剧。以后,中央又派叶剑英作为红军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他和张学良住在一个大院里,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国内的大事。

  6月20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和对待同盟者的具体态度。而且让做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志有章可循,不至于政出多门,你吼乱弹他唱戏的不和谐不统一的声音出现。《指导原则》指出: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第三,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是做耐心的政治工作,关键是使其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红军的命令。

  正是因为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叶剑英、高福源等人的出色工作,使东北军一步步觉悟,基本上解除了敌对行动,红军东征才无后顾之忧,根据地才得以有安全保障。

  五、杨虎城侠肝义胆照后人

  1935年以前,共产党与杨虎城的早期合作,主要是地方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虎城接触共事。长征结束,党中央就利用各种关系和寻找渠道开展了与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杨虎城、陕西蒲城县人,出身贫寒,一贯行侠仗义,疾恶如仇。他从士兵一步步走到权力的最高峰,1930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总指挥,之后又兼任陕西省主席,成为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首领。不管是谁,要在别人的地盘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巧妙的对待这个地盘上的主人,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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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虎城

  党中央在瓦窑堡纠正错误肃反时,红26军政委汪锋也被释放。党的总书记张闻天找汪锋谈话,一番安慰之后张闻天向他介绍了《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征求汪锋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看法。汪锋直言道:“我们要在西北站住脚,粉碎蒋介石剿灭的图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好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谈话间张闻天萌生了要汪锋出面做杨虎城工作的想法,便用征询的口气说:“你是否可以出面做杨虎城的工作、你们是同乡吗?”“杨虎城仗义勇为,我可以试试。”汪锋说。谈妥后张闻天立即与直罗前线的毛泽东、周恩来联系,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二位。1935年12月1日,汪锋打扮成商人模样,从瓦窑堡出发匆匆赶往甘泉前线。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前线指挥部会见了汪锋,他们首先安慰汪锋,说他在错误肃反中受苦了,现在好了,我们纠正了错误肃反,你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我们同意闻天的意见,要你去做做杨虎城的工作。接着他们一块分析了对杨虎城工作的可能性:

  1.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处心积虑,谋算着想排斥削弱他们,所以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

  2.东北军反战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西北军是陕西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们要扩大自己的实力,控制地盘,因此同中央军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很突出。

  3.杨虎城先生和他的中下级军官有反蒋抗日的思想,如果我们提出联合一切抗日力量的方针,一定会在这些部队中产生影响,我们的口号应当是西北大联合。

  这一分析精湛而缜密,讨论之后毛泽东文思泉涌,一挥大笔给杨虎城、邓宝珊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汪锋为防万一将信缝在棉袄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只身前往西安面见杨虎城。汪锋虽然曾在17路军做过地下工作,但他对乡党杨虎城并不是十分熟悉和了解。等了几天,杨虎城在止园家中秘密约见了汪锋。

  他们都是军人,便少了许多繁文缛节,单刀直入,汪锋把毛泽东的信交给杨虎城,他看得很仔细、很认真,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毛泽东道出了我的心语,”杨虎城来了精神。汪锋抓住杨虎城的心理变化,适时代表红军将领向他问候致意,说明当前的形势和红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杨虎城全神贯注地听完汪锋的陈述,快人快语直言不讳地说:“在这种时候,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联合抗日的方针,我表示赞赏和同意。”接着他又对红25军在长征途中的陕南战役中,将部属警二旅旅长张汉民(中共地下党员)等20多人当作反革命处决表示耿耿于怀和不满。原本不在红25军工作的汪锋只得详加说明原委,并当面承认了错误,才取得了杨虎城的谅解。重归于好,他们二人就抗日救国问题,第17路军与红军如何合作等问题谈了很多。最后,杨虎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问候表示谢意,并要汪锋和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接着商谈。

  会谈后,在蒋介石与东北军夹缝中生存的杨虎城找来几个智囊商量,有人提出对汪锋的来历不敢深信。毛泽东的信会不会是蒋介石方面为了侦察杨虎城的态度而弄得假信?在形势复杂而又瞬息万变的情况下,这种质疑是不是多余的呢?为此,杨虎城派崔孟博到天津找南汉宸,要求派中共负责人到西安面谈,并请他派一个共产党员到瓦窑堡核实汪锋的身份和真实情况。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每个人都会自我保护,不至于被别人暗算。

  根据杨虎城的安排,王菊人两次找汪锋会谈,汪锋提出在前线西北军中开辟秘密交通线,双方提供军事情报,运送物资等问题。王菊人把汪锋提出的问题一一向杨虎城作了汇报,杨虎城都予以口头答应。

  南汉宸派王世英和崔孟博一起去西安,先和杨虎城会面并进行初步谈判,然后去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为了绝对保密,杨虎城指示王菊人作周密安排。1936年2月初,杨虎城在西安九府街新落成的公馆会见了王世英。他问:“汪锋是什么人?”“汪锋是中共党员,但他在红军负什么责,我也不清楚。”王世英答道。杨虎城表明了自己愿同红军合作抗日的愿望,他和王世英广泛交换了看法,达成一致意见:

  ①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和17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

  ②互派代表,密切联系。

  ③第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④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应该说豪放爽直的杨虎城是真心联共抗日的,只和中共的汪锋、王世英会谈之后就很快达成这样的协定,这足以说明杨虎城的心胸是坦荡的,爱国行动也是真诚的。

  2月中旬,王世英决定去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商谈结果,杨虎城送给王世英500元,让王世英和汪锋一起去瓦窑堡,要求王世英汇报之后回西安再次见面。他又派人把汪锋、王世英护送到阎揆要团淳化驻地进入陕北苏区。经过10多天的艰难跋涉,他们二人于3月初到达瓦窑堡,李维汉接待了他们。汪锋、王世英向李维汉汇报了与杨虎城会面商谈的结果,李维汉觉得事关重大,中央政治局正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这样的大事应由中央定夺,于是立即安排他们二人赶赴山西石楼,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当面汇报。听取了汪锋、王世英的汇报,中央决定:《关于与17路军建立统战关系,实行双方初步商定的各项原则》:

  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告,放空炮、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

  三、第17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中央因为华北地处抗日前线,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所以决定王世英返回华北,路经西安把上述同意的原则转告杨虎城,并特别提出要杨虎城提前建立交通站,而且是愈快愈好,提醒杨虎城注意搞好与东北军的关系,促成西北大联合局面的形成。

  王世英随周恩来一行从山西石楼返回瓦窑堡,4月7日他和周恩来,李克农同行到延安,经过与东北军的交通关系王世英返回西安与杨虎城会面。此时,杨虎城借口北上督师,进扰红军后方为名来到韩城,实际上是静观形势,等候王世英带来的消息。

  王菊人陪同王世英转道韩城同杨虎城再次密谈,王世英把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杨虎城,他非常高兴,并表示完全同意。当他得知东征抗日红军取得的节节胜利以及张学良也同红军谈判搞联合,更是精神振奋。当即答应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此事要做到人先,决不能落到人后。慷慨的杨虎城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婆婆妈妈,而是快刀斩乱麻,说干就干。之后,西安甜水井以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成立了红军交通站,西安城隍庙西道院的第17路军宪兵营营长的住宅也成了红军的交通站和招待所。除此之外,在宜川也建立了与红军联系的交通站。6月初,驻防富县的第17路军王劲哉旅部,在富县城里开了一家军用合作社,杨虎城为此还专门拨了一部分资金和一辆卡车。这个合作社就是第17路军与红军的交通运输站。

  1936年5月,陕西地下党负责人孙作宾去瓦窑堡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前,杜斌亟、孙蔚如找他谈话,希望他向中共中央转告17路军同意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红军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孙作宾到瓦窑堡后,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听了工作汇报后,对杜斌亟、孙蔚如团结抗日的政治态度极为赞许。毛泽东写了一封密信交孙作宾面呈孙军长: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孙君传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

  毛泽东赞扬了孙蔚如深明大义的爱国热忱,并对孙作宾的传话甚感欣慰。

  邓宝珊军长积极拥护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

  红军与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杨虎城实行与红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方针,全体官兵都很拥护。第17路军进步将领赵寿山、孙蔚如、邓宝珊在内部推动;杜斌丞、申伯纯、王菊人、米暂沉等进步人士在外部促进;加之共产党人汪锋、王世英、孙作宾从中奔走联络,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和红军的联合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不仅前线没有发生大的误会和冲突,交通站也办得顺利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人言陕西冷娃好打交,杨虎城的美德大概就在这里。

  经过共产党的一系列周到细致的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夕,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西北大联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这极大的减轻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武装压力,而且为准备抗日奠定了良好的开端,赢得了人民的响应和支持。“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形成,使西北地区成为全国坚强而又最稳固的抗日基地,壮了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胆量,坚定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信心。如果没有西北大联合,要发动西安事变那是不可想像的。张学良、杨虎城为应付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希望红军撤出某地时,红军都给予了方便与支持。在万一需要向红军进攻时,他们事先向红军通报行动,以免误会。总之,西北大联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朝着共产党设计的方向,摧枯拉朽般地向前猛进。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2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二十九章  领袖情怀

<标题>=第二十九章  领袖情怀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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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

  党中央到达瓦窑堡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直罗战役后,王稼祥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于1935年12月8日回到瓦窑堡。这位曾在遵义会议上反戈一击,果断地站在了正确路线一边的安徽泾县人,却被伤病击倒了,不得不住进瓦窑堡南门外水沟坪红军医院接受治疗。他的伤口又发作了,肠子穿孔,得了脓毒败血症,高烧达40℃。

  长征后的整编中,毛泽东找到彭德怀:“陕北的部队这样多,打仗又频繁,根据地医疗条件又差,部队又刚走完长征,伤病员比较多,需要培养医务人员和加强医院建设。这就需要选一个卫生部长,你看谁能胜任?”彭德怀笑着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他准行。”彭德怀所推荐的这个人就是黄克诚。

  带着司令员和政委的重托,黄克诚从前线来到瓦窑堡军委卫生部上任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带兵打仗的人却要和医院伤病打交道了。黄克诚的工作习惯是无论做什么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是开始工作的前提条件,他一上任第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战士们打仗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让他们因医疗条件差和医务人员技术素质低而影响非战斗减员。“来!我们一起对下一步医疗工作的开展研究一下。”他把卫生部工作人员找到自己的办公室,呼啸的老北风刮得窑里也不怎么暖和,但同志们的建议想法却是热情的。

  后勤机关被黄克诚鼓动起来了,群众也被发动起来了,大家齐心协力在距瓦窑堡3里远的水沟坪村找到了10孔刚修起不久的新砖窑,办起了瓦窑堡红军医院。接着他们又在附近的村庄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一些小医院,同时还办起了一所卫生学校,培养医护工作者。一批又一批红军伤病员被陆续送进了各个医院。王稼祥因病重被黄克诚安排住进了水沟坪医院。这时他们互相更加熟悉和了解了,因为黄克诚一到医院就去看望王稼祥,有时他们一块谈长征,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医护人员才知道住在他们医院的这位重病号是个“大官”。面对不断改善的医疗卫生环境,黄克诚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容。他虽然只在军委卫生部工作了3个月,又改任为红军抗日先锋军组织部部长,参加渡河东征去了,但他与王稼祥在医院病床边的谈话的确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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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克诚

  黄克诚叹道:“从江西出发到哈达铺休整,已经是两万多里的行程,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见到,不想却在陕北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对红军来说,不可谓不叫‘绝处逢生’。多亏了谢子长、刘志丹建立的根据地。”王稼祥:“是啊!这块根据地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立住脚,重整旗鼓指日可待呀。”

  是的,正是这块根据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新整装出发,为尔后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石。谢子长、刘志丹的不朽功绩正是在这里。

  在瓦窑堡水沟坪红军医院,医生王斌采取保守治疗,打针服药的办法,王稼祥的病情才得以稳定并有所好转。要治本,当时根本没有条件,也无法为他做手术。

  王稼祥身居窑洞病房,可心忧天下。他把目光盯在了内蒙古。1933年日本侵略者夺取热河省后,就策划了对绥远的进犯。1935年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同时扶植民族败类。成吉思汗第30世孙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成立所谓“蒙古军总司令部”,收买伪军头目王英组织“蒙汉西北防共自卫军”和“大汉义军”。1936年初,日军指使李守信部侵占了察哈尔以北6县,妄图进占绥远大青山以北各县,进而推向甘、宁、新三省区边境,阻塞西北对外交通,割断与苏联的联系,实现其“满蒙政策”。

  王稼祥躺在病床上思考着,一笔一笔写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内蒙》一文,刊载于瓦窑堡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第106期。

  王稼祥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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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黄克诚同杨尚昆(前排坐者)等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二排左起:李伯钊、邓小平、杨奇清、陆定一;三排左起:罗荣桓、黄克诚

  占领内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日本占领全中国计划中重要一环。内蒙的占领,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上的阵地,以便征服全中国,以便进攻苏联与外蒙,以便割断苏联、外蒙与中国的地理上的联系。若不认识日本侵略政策的全部本质,而只看其一面,那便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

  最近中国有一些报纸评论内蒙事件,认为日本占领内蒙是加紧日苏冲突,好像与中国无关。这当然是错误的,有意无意转移读者的目光,替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内蒙的罪恶辩护,凡是幸灾乐祸的人希望日苏战争爆发,好像这个战争会给中国机会,以争回失地。因此,正是无抵抗地出送内蒙,以加速日苏战争,这实际只是汉奸卖国贼的理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

  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征服全中国与进攻苏联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计划,而占领满洲与蒙古,便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只要看看鼎鼎大名的田中奏折与1934年霸占中国的声明就够了!

  王稼祥为此而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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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稼祥在瓦窑堡

  中国人民应当援助与联合内蒙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苏维埃红军早已号召全国红军和全国军队集中河北,反抗日本占领河北,现在正在号召与要求山西军队、在陕西、甘肃的中央军队、东北军及宁夏军队再不应当继续进攻红军,中国人打中国人,而对日本帝国主义近在咫尺的绥远、宁夏大肆侵略,置而不问。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片刻容忍这种祸国灭种,帮助日本,自己屠杀中国人的“安内攘外”的事件继续下去了。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应与外蒙人民及苏联联合,共同来对付日本强盗。我们不准日本帝国主义来隔离我们,我们应当把地理上的联系握在我们手中,以便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支柱与重要阵地。

  时机紧迫了!全国人民和全国军队立刻与苏维埃红军联合起来,开始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保卫华北与内蒙!联合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稼祥的分析和见解是多么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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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大学负责人 袁国平

  1936年4月底,军委政治部在瓦窑堡城门滩中心广场举行红军东征胜利庆祝大会。驻守瓦窑堡的红军指战员,红军大学学员、瓦窑堡市赤卫军、少先队、市民、机关干部万余人参加大会。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红军大学负责人袁国平先后讲话。他们讲道:“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在山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捷会上,在山西前线缴获的火炮,轻重机枪,新式武器与群众见面,看到这一件件战利品会场上响起了“红军万岁!”“支援红军争取更大胜利”的口号声。当杨尚昆列举了红1军团、红15军团、红28军团、红30军团在战斗中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消灭了敌人武装了自己时,会场上掌声雷动。当杨尚昆讲到我们红军回师陕北是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实现时,会场上又响起了“打倒日本侵略者!打倒卖国贼蒋介石!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奋斗”的口号声。

  红军各部队代表也用生动的事例讲述了他们在战场上如何与敌人搏斗,缴获武器弹药、俘虏敌人人马的数量。每个代表上台讲完,都是在热烈的掌声中又一个代表登台。这是在瓦窑堡举行的一次庆功大会,也是声援红军西征出师的誓师大会。

  1936年5月1日,对瓦窑堡来说是个值得特殊纪念的日子。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已经半年了,这半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半年。因为在这半年里中国共产党以务实的作风、求实的态度、扭转了乾坤,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出了困境,走向胜利。

  4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定举行五一全苏区赤少队总检阅。

  一个组织或一个人,只要给他机会,他就会尽本事展现自己的风采。陕北省各县接到军委命令后,都想把自己最好的队伍送到瓦窑堡,在中央首长和家乡父老面前露露脸。人,谁不想往人前走,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他们把区、乡赤卫队、少先队逐一分类排队、筛选集中训练。他们借鉴了上次瓦窑堡阅兵的经验教训,精心编排过街,过检阅台队伍的步伐、姿势、呼喊的口号,可谓考虑得滴水不漏。

  1936年,因为是闰三月,所以春天姗姗来迟。在南方“春江水暖鸭先知”,而在北方春天的脚步却“先到柳梢头”。河畔上,沟湾里柳树正在抽条,毛茸茸的柳絮随风飘舞,白杨树长出了肥大的叶片,阳岸里小草冒出地面。陕北的早春正是“春色遥看近却无”。瓦窑堡齐家湾坪还没有耕种,所以阅兵场就设在那里。

  5月1日早晨6点钟,瓦窑堡就喧闹开了,各地选送的队伍开始集合,远远的传来锣鼓和集合的号子声。7点半钟受检阅的赤卫军、少先队全副武装,迈着嚓……嚓……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大街进入检阅广场。扛着红缨枪,背着大砍刀的赤卫队和唱着歌子的少先队,一队接一队让人大饱眼福。

  四五十里开外的男女老少,有的拿着慰问品,赶着猪、拉着羊,抱着鸡,提着蛋,妇女们拿着鞋袜赶来了,检阅广场四周站满了群众。8点半钟,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张闻天等中央负责同志进入检阅场。周副主席骑着枣红大马,身材魁伟,美髯飘扬,戴着红五星帽,着一身军装,更加显得英姿飒爽。检阅台上站着张闻天、博古、王稼祥、董必武、杨尚昆、张云逸、袁国平、冯文彬以及陕北省委的郭洪涛、马明方、钟赤兵等同志。

  9时,阅兵总指挥周恩来致词并发布阅兵开始的命令,然后骑马绕场一周才走上检阅台。军乐队领着刚组建的炮兵和骑兵、赤卫队、少先队经过检阅台,队队整齐,步步紧跟,每过一队,检阅台都呼口号致意。顷刻间全场沸腾起来了,锣鼓喧天,口号震地,红旗招展,群情激昂。阅兵结束后,瓦窑堡抗日剧社表演了精彩的节目。此刻,张闻天、周恩来感慨万千,如果有人给我们一个支点,共产党人就可以挑动地球,把中国闹个天翻地覆……这个支点就是陕北。

  1936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太相寺部署好一切之后,率总部人员动身向瓦窑堡进发。临行前,毛泽东要工作人员检查群众纪律,把住过的窑洞,院落打扫干净,用过的东西摆放整齐,就连水瓮里也担满了水。看到红军忙里忙外,老乡们猜出毛泽东要走了,不约而同地站在山坡沟旁、道路两侧等候送行。10天的相处,村民对红军和他们的首长有了感情,毛泽东边走边向老乡们挥手告别,此情此景,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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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周恩来初到陕北

  为了缩小行动目标,毛泽东身边只有警卫人员贺清华等,马夫及挑夫10多个人。贺清华是陕北土生土长的红军战士,东征前组织选派这位忠诚憨厚的战士去给毛泽东当警卫。毛泽东一行时而穿沟走川,时而爬坡翻山。一路上他谈笑风生给身边的战士讲故事,逗得大家笑个不停。在陕北大山沟里行走说笑可以使人不觉得寂寞和疲劳。快到永坪时,毛泽东说:“贺清华,一会儿路过永坪时,你可以回家去看看。”贺清华回过头说:“永坪离我家贺家崖还有好几十里路呢。”“噢,那就等咱们到了瓦窑堡之后,给你几天假吧”,毛泽东若有所悟地说。

  过源流湾村时,天空突然传来嗡嗡的马达声,大家喊道:“飞机!”仰头搜索,不知谁喊道:“在那里!”顺着手指的方向望去,只是一架飞机像只绿头苍蝇在天空窜来窜去寻找攻击目标。毛泽东抬头看了一下飞机,镇定自若地说:“大家散开,找个地方歇一歇,不要让它发现我们。”路旁正好有一孔破旧的石窑洞,贺清华跑过去一看没有坍塌的危险,就转回来请毛泽东他们到里边隐蔽,外面留下一个警戒、监视敌机。毛泽东坐在地上点燃了一支烟与警卫员拉起了家常。过了一会儿轰鸣声渐渐远去,毛泽东在窑洞口向空中看一眼诙谐地说:“敌机飞走了,我们也休息好了。它要是赖在这里不走,我们就把它打下来,吃一顿飞机肉,你们吃过飞机肉吗?”毛泽东的幽默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过了新寨河村前面就是横卧在瓦窑堡南面的黑山子梁,翻过梁就是瓦窑堡了。当毛泽东一行走上王家湾枣树梁时,远远看见骑兵列队迎接。大家牵着马翻过山梁,先期回到瓦窑堡的周恩来等都在山下等候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后缓步向瓦窑堡走去。

  去年冬天毛泽东悄悄地进了瓦窑堡,没有声张,没有欢迎的人群。今年5月21日,从东征前线归来的毛泽东成了陕北人民心中的大英雄。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南门城墙,大街两旁,南河两岸迎接毛泽东。城里城外的墙壁上,树干上到处张贴着“团结一致、枪口对外”……花花绿绿的标语,山城瓦窑堡充满了团结抗日的气氛。

  欢迎场面很大,路边站满了手舞小旗的群众,小学生们打着洋鼓、吹着洋号,口号声此起彼伏。毛泽东微笑着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在周恩来他们的陪同下走进瓦窑堡南门。

  自中共中央进驻以来,瓦窑堡热闹非凡,何况很早以前就成为陕北的大商埠,这里人口多、店铺多、外地商人、艺人常来走集串镇经商卖艺。毛泽东去东征后,他原来住的中盛店院子被外交部交际处占用,接待前来联络的客人。这次把毛泽东安排在二道街张闻天住处与军委驻地中间的刘家院5孔砖窑居住。在这个院子里一排5孔窑洞中,毛泽东住中间那孔与左边有过门相通的窑洞。陈设很简单,一个三屉桌,两只装书和文件的铁皮箱。土炕前边脚地有一面积只有2平方米防空用的地下室,每逢拉响空袭警报时,毛泽东就到里边办公。毛泽东的行李也很简单,连个枕头都没有,睡觉时不是把棉衣一卷,就是用几本书垫在包袱下当枕头。已到了陕北青黄不接的春荒三月,加之部队不断扩大,所以毛泽东吃的也就是小米干饭,菜都很少见。有时办公实在太累了,就到大街上走一走,买点瓦窑堡的风味小吃改善一下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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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子珍在瓦窑堡

  有一天下午,毛泽东只身走出刘家院,沿二道街向中山门广场走去。城门洞下几个老汉圪蹴【圪蹴——即蹲着。】在一起天南海北地嚼闲传(说话),毛泽东好奇地凑了过去蹲在旁边听他们闲聊……有的说红军在山西打了大胜仗,有的说狗日的阎锡山这才晓得红军的厉害……一个老汉装好烟点着火吧嗒吸了两口就顺手把旱烟锅递到这位长头发的中央红军手中说:“抽一锅旱烟吧,这可是玉家湾九殿坪出的好烟叶。”毛泽东接过烟锅狠劲地吸了几口说:“这里的老百姓就是好,我们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给你们添麻烦喽。”其中一个老汉回应道:“这算什么麻烦,要不是老谢打下这个天下,我们还能过上今天的生活。”接过老头的话,毛泽东深深感触地说:“你们这里出了个谢子长,他败不丧志,胜不骄傲,开辟了这块根据地,了不起哪!”太阳躲在了七塄山的背后,毛泽东才站起身和老汉们告别。这几个老汉谁也没有想到和他们拉话的人,就是南方上来的毛泽东。

  回到瓦窑堡,贺子珍渴望在新的环境中干一番事业,一再向组织申请要求分配工作。但她又一次怀孕了,就是在保安出生的娇娇李敏。组织部分配她给毛泽东当秘书,她不同意。说:“我不愿意当家属,我要同大家一样做公开的独立工作。”组织部只好分配她到瓦窑堡苏维埃国家银行做印刷所所长工作。贺子珍以极大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她带着10多个人,白天印钞票,晚上检查印刷数量和质量,忙得连家也很少回。有时毛泽东晚上办完公,步行到印刷所去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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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印刷厂

  毛泽东对瓦窑堡不再陌生了,他离开两个多月发现唯一的变化是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红军战士、老百姓都在忙碌自己的事情,都在谈论统一战线、打日本侵略者的话题。加之有了落脚点之后反“围剿”、东征的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威信进一步树立起来了,地位也更加巩固了。所以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心情却是舒畅的。

  去年,毛泽东来到瓦窑堡,有一件事让他的警卫员陈昌奉着实高兴了一阵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活条件比长征路上好多了。因为警卫员吴吉清调到国民经济部管理科工作,管着首长们生活用品这一摊子事,国民经济部的贸易公司七七八八的东西很不少。毛泽东的菜金就那么一点,陈昌奉就去找吴吉清想办法。吴吉清说:“瓦窑堡这地方出的好煤,擦根火柴都能点着,你们多拉一些走,把主席的炕烧得热热的。”有一次吴吉清看到陈昌奉只买白菜、豆腐,就说:“到我这里来,有油炸豆腐,有牛肉、猪肉、羊肉。”没过多久,这一情况被毛泽东发现了,他不高兴地问陈昌奉:“我们那点菜金,你们这个搞法够用吗?”陈昌奉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吴吉清在管理科,他说了我们要什么告诉他就行了,不用算细账。”

  “那怎么行?”毛泽东说:“他吴吉清的管理科又不是富农和小地主,我们现在对富农也要先看一看他是不是愿意抗日,然后才按政策对待他们嘛!你去把这些日子的账和他算清,以后不能这样搞了。”陈昌奉来到管理科,吴吉清带着气说:“你这个人比江西的毛竹还直,以后有事别找我了。”陈昌奉赔着笑脸说:“不找你找谁?现在就找你帮个忙。”吴吉清马上转怒为喜地问:“什么事?快说。”“你得想办法给我弄几瓶墨汁,要不,就给弄块砚台,我们可是给钱的。”毛泽东在瓦窑堡多半用毛笔写作,一写就是一夜。当时瓦窑堡没有墨汁,警卫员只好天天用粗瓷老碗磨墨,磨起来费劲不说,磨多磨少总没个数。所以陈昌奉才要墨汁和砚台。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从周恩来住处回来,见陈昌奉正在磨墨,就一边整理办公桌上的东西,一边问:“陈昌奉,你们参加不参加部队的政治讲演会呀?”“参加呀。”陈昌奉抬头回答。“大家都讲了些什么?你把他们叫来说说我听听。”毛泽东说着点燃了一支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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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安定县故城遗址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争论的问题说了一遍。“你们几个人怎么想的?”毛泽东问。“我们恨东北军,他不打日本打我们,”大伙说。“他为什么来打我们呢?”毛泽东吸了一口烟问。“他们是反动派嘛!”大伙说。“你们知道反动派的总头子是谁吗?”大伙抢着说:“这还不知道,我们的老对头蒋介石嘛。”“对了”,毛泽东说:“东北军、西北军都是蒋介石指挥的队伍,所以我们才恨他们。”毛泽东指着陈昌奉问:“在你们江西宁都起义的那个队伍,原来是谁指挥的?”“也是蒋介石指挥的呀!”“他们怎么起义了呢?”毛泽东又问。“咱们党做了工作,教育了他们。”陈昌奉又回答。毛泽东笑得很开心:“这就告诉我们,国民党那个碉堡,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也会裂缝的。”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张学良的士兵大都是东北人,他们的家已经亡了,被日本帝国主义占了,他们的父母兄妹现在已经过着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的日子。他们是愿意在这里打我们呢?还是愿意打日本呢?东北军的士兵想打日本,蒋介石却让他们来‘围剿’红军,我们做好工作,联合他们一起打日本有什么不好?”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可是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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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西门城墙

  毛泽东就是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把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事应用的淋漓尽致。

  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中,他的案头上又多了一本清·道光本《安定县志》,这是保卫局长周兴在瓦窑堡名儒杨如震家借来的。“县北八十里有川名重耳,昔晋公子重耳避难于此……”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历史上,陕北人就很重情义,终使重耳成就了霸业……历史又是如此的巧合,重耳在晋呆不下去了,西渡黄河来到这里。我们共产党人为了北上抗日也来到了这里,看来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又记:秦始皇在这里置县阳周,派太子扶苏为监军,大将蒙恬为驻守,筑长城,修直道,被秦二世毒死于此。阳周县城南有山名桥,黄帝葬于此。司马迁有“黄帝崩葬桥山,”《水经注》却说“桥山在阳周南。”天下黄帝陵寝多矣,有拥土为陵祭祀的缘故吧?毛泽东读着,读着无不感慨。

  一天,毛泽东喊来警卫员说:“我把《安定县志》看了一遍,这里历史悠久呀!今天下去走走,搞搞调查研究。”陈昌奉、贺清华随声附和道:“主席整天呆在窑洞里,是应该出去走走了。”瓦窑堡西门坐落在堡城最高处,毛泽东一行走上城门楼,极目远眺。毛泽东数着一个高于一个的山头,最高处挡住了视线,他噢了一声说:“这就是县志上记载的日长一阶的七塄山了,仙家也看准了勤劳善良的陕北人呀。”陈昌奉指着山头的红旗说:“那里有一个排的兵把守呢!你们看,这七塄山和龙虎山连在一起,势若游龙而来,米粮山就是龙头了,一直伸向两河交汇处,仿佛饥渴难捺呀。”毛泽东笑着说:“昌奉这几年进步不小嘛。”“我是跟主席学的,你每到一地都观察山形地理、河道水流……”贺清华指着东南面的小山包说:“它叫文昌庙山,早些时候那座山上有座供奉文昌帝君的小庙,旁边有一塔叫文笔塔,可惜现在都废了。”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司职文章天下事的文昌君遭如此厄运,看来文章不值钱呀,战争结束了恢复它也是这里的一个景观嘛。”毛泽东指着河对面齐家湾坪上那座孤独的小山说:“那大概是中原山了?”贺清华接过话头说:“听老辈人讲,很古的时候太上老君见陕北到处是山峁深沟,便吆牛拉耱,想把山头耱平,一路从南上来,走到这里牛乏人困,停下来歇息顺手把鞋里的土一倒便成了这个小山峁。”

  毛泽东他们说笑着骑上马向瓦窑堡西川奔去,一路上老百姓耕地播种,担水浇灌绿油油的蔬菜,玉米苗已冒出地面一拃多高了,30里路快马一会儿就驰到了安定。毛泽东一行牵着马走进安定县城,他们看了宋朝修的城墙,又到县衙转了一圈。毛泽东特别对沿街店铺前的铺号、对联看得很仔细,边走边说这里的字写得好,那里的字还欠点功夫……出了东门他们又到了万佛岩,毛泽东在“开方便门、登欢喜地”的石牌坊前站下说:“这对联写得好,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就是为一切爱国人士开了方便之门呀。”走上残破的石阶,毛泽东进了石窟,他看得很仔细,兴趣盎然地说:“古代劳动人民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遗产,你们看,在这整块石头上凿洞雕刻出上万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石像来真不容易呀,应该好好保护它,让它为人民造福。”在回程的路上毛泽东仍然赞叹不已。他们又到十里铺红军兵工厂参观,看到工人们忙着修理枪械,制造炸弹,毛泽东高兴的问这问那。贺清华开口向人家要几个手榴弹,人家回答,没有供给部的条子不能拿。警卫员们谁也不愿意暴露毛泽东的身份,只好作罢。太阳落山时,毛泽东一行回到了瓦窑堡。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3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三十章  红军大学

<标题>=第三十章  红军大学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3年10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叶剑英任校长兼政委。后来何长工任校长,徐梦秋、彭雪枫先后继任政委。1934年10月,红军大学改称为干部团,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率领下随军参加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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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米粮山抗日红军大学旧址

  长征结束不久,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就考虑将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作为种子,加以培训,提高他们的水平,使之成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的骨干。因此,开办红军大学就开始酝酿。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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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大学师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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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军事高参、开国中将郭化若

  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后,中央机关陆续与陕北的机关对口合署办公,干部团即与吴岱峰为校长的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编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红军大学。学校设一个步兵营,下辖两个军事连、一个政治连;一个地方干部营,下辖三个连;一个特科营,下辖工兵连和重机枪连;一个骑兵科。周昆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处长。其后,宋任穷改任红28军政委后,红军大学政委由袁国平接任。

  头上还戴着一顶“托派”帽子,又不是党员的郭化若,接到任命后思想上有些顾虑,觉得很难开展工作,还不如仍然搞教学工作,他只好去向毛泽东汇报。

  翌日夜晚,清冷的月光撒满瓦窑堡的大街小巷,人们还在忙活着自己的事情。郭化若踏着月色向龙虎山下的中盛店走去。他走进窑洞时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谈论事情,欲转身离去。毛泽东看见了他,和颜悦色地问:“化若有什么事吗?”“主席、周副主席,我考虑再三还是当教员好。”毛泽东回答:“你不要顾虑太多嘛,你的历史问题会搞清楚的,要大胆工作,发挥你的特长。”周恩来走过来微笑着说:“化若,目前中国正处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交替阶段,为适应新时期的转变,我们要大办抗日学校,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由你抓学校的训练工作,很重要嘛。”毛泽东接过话头说:“你去后还要注意总结军事教育经验。”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任与鼓舞,使郭化若心里热乎乎的,他想再不能说什么了,不管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障碍,自己都得克服和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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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

  郭化若走马上任了,设在米粮山关帝庙的红军大学,训练无器材,教学无教材。面对新的作战对象,原先的一些教材有的已不适用,实际上,原来的教材在长征途中也遗失的差不多了。郭化若一方面组织人员收集国外的教材,借鉴外国的经验;一方面自己夜以继日编写新教材。经过多方努力,苏联红军的条令,条例和野外勤务教程;德国步兵操典;日本的战斗纲要等摆在了郭化若的办公桌上。他根据红军的作战经验和实际情况,结合案头的资料,编写了步兵、炮兵、工兵等教材,送交军委批准后正式施教,解决了学校“有枪无子弹”的困境,满足了教学的需要。没有器材,郭化若就组织学员上山砍木料,自制单杠、木马等;用石块、黄土制作沙盘。有一次他教学员制沙盘时说:“我们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管用的东西,别看我们现在的训练器材土了些,可训练的效果用到战场上就能打败敌人。”

  1936年春节刚过,天气依旧十分寒冷。郭化若就带领学员进行野外演练,夜间训练,力求使大家掌握夜战、伏击战、游击战等战斗中的攻、防、守、追、退、藏等战术要领。

  春节后的一天,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来找郭化若,叫他草拟招生布告,并把招生要求、条件和具体事项向他作了交代。郭化若把布告写好后交给罗瑞卿。1936年2月上旬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审阅签发: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在尽心竭力要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已经临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保障各个战线上的急需指挥员,迫切要求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解放。

  学员条件是:

  一、性别不限,年满16至28岁,高小毕业以上的干部、战士或地方青年。

  二、在抗日游击队或义勇军当过干部的不限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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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刀出鞘,准备肉搏(抗大学员练兵)

  布告发出之后,地方苏维埃政府,各部队和游击队积极响应,指定专人负责落实。但东征大战在即,部队和地方政府都紧张的行动起来,一切为渡河,一切为东征,所以招生任务没有圆满完成,只陆陆续续来了一部分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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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大二分校训练

  东征胜利回师后的1936年5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红军大学的问题。毛泽东再次提出:“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办红大,就要像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和教员,一军团作风雷厉风行,很能打仗,校长就选林彪。学校还需要有教育长,这是负责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这也十分重要。我们要选一个像邓演达那样精明强悍、雷厉风行的干部当教育长,罗瑞卿颇像邓演达,建议选他作教育长。”毛泽东又提议周昆任校务部主任,何涤宙任教务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任。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浩、何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郭化若、李德担任教员。政治局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并要求尽快实施。

  毛泽东还就红军大学的学习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提出了建议。富于远见的共产党人们,要用“红埔”战胜“黄埔”,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红埔”就是战胜了“黄埔”。

  1936年6月1日清晨,瓦窑堡天蓝蓝、水清清,米粮山上绿茵茵,树干枝头绿叶片片,小鸟飞来穿去,欢快啁啾。上午8时,关帝庙前的空地上红旗飘扬,人声鼎沸,坡上坡下站满了前来观看的人群,这里就要举行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了。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两侧贴着一副对联:

  欢迎新学员、迎接新胜利!

  高举抗日旗、创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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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2月,叶剑英(左起)同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在福建建宁合影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走上主席台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们先后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示祝贺。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讲道:“……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最后充满激情地说:“孙中山办黄埔军校,共产党办瓦窑堡红军大学。黄埔的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殷切的期望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就是在瓦窑堡创办的这所学校,先后办学八期,并在全国创建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为党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军政人才基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军摇篮。

  晚上,举行开学庆祝晚会,节目有李克农导演的以统一战线为主题的活报剧和双簧,有抗日剧社的歌剧和舞蹈。红大师生演出了由张爱萍、宋裕和编写的话剧《要钱》,耿飚演蒋介石,宋裕和扮演宋美龄,罗瑞卿干脆就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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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罗:(右手指八字叉开于耳朵与嘴之间作打电话状)喂,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哟?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电话)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美龄)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你们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你一分也没有发,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用哩!

  此时罗瑞卿仍在绷着脸,但台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有的学员干脆跳上舞台,作夺下蒋介石手中的电话状,问:“喂,你把钱弄到哪里去了?”

  台下七嘴八舌地问:“快说!”“快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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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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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宋裕和(左三)周子昆(左四)去新四军工作前和郭化若(左二)的临别留影

  这已经超出了剧情的范围,耿飚只得应付一句:“我都抽了大烟啦。”

  一出小小的话剧如此引逗人,这也是寓教于乐的一种好形式。是的,蒋介石悬赏数百万元要这些红军将领的脑袋,他不仅没要去,而这些将领却在瓦窑堡的米粮山上成为引人注目的英雄。

  晚会结束后,罗瑞卿、李克农陪同邓颖超到后台看望演员。

  抗日红军大学下设三个科,第一期共招收学员1063名。一科主要培训团以上高级干部,招收38人。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刘亚楼、杨立三、耿飚、张纯清、张爱萍、杨成武、赵尔陆、王平、张经武、苏振华、陈士榘、郭述申、黄永胜、彭加伦、周建屏、符竹庭、邓富连、杜理卿、张达志、童小鹏、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肖文玖、边章武、罗宝连、武亭、洪水。科长由陈光兼任,政委由罗荣桓兼任。二科主要训练营连干部,招收225人,科长周士第。三科主要训练班、排干部,招收800人,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

  在抗日红军大学一科学习的有安定县人,红81师师长贺晋年,他在家门口坐下来读书学习,倒使这位能征惯战的将军念叨起了自己的儿子。1929年的初秋,贺晋年的妻子卞氏生下了一个小男孩,不久贺晋年便跟随谢子长到宁夏搞兵运工作,从此夫妻,父子再未见面。1931年卞氏染上了鼠疫,撇下刚懂人事的儿子撒手人寰,现在儿子在哪里呢?贺晋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相继失去祖母,伯母的小贺毅到处流浪。1936年初贺毅被玉家湾村魏明雪老人收留。时隔不久魏明雪听同乡说:“贺晋年东征回来了,在瓦窑堡红军大学念书……”打听到贺晋年的下落,魏明雪一家欢天喜地。

  第二天一大早老人就领着贺毅向瓦窑堡走去,新雨初晴的陕北大地,天朗气清,阳光和煦,一条条小溪欢快活泼地跳跃着,流向它们该去的地方。小贺毅听说找父亲更是高兴的不得了,一路上蹦蹦跳跳跑在魏明雪爷爷的前边。跑了一半路小贺毅便累得走不动了,魏明雪就把他背起来继续赶路,临近中午爷儿俩才走到瓦窑堡。东城畔上一溜排着五六个铁匠炉,炉火一闪一闪,光着脊梁汗流浃背的师徒抡着铁锤,在砧子上乒乒乓乓有节奏地打造着锄、镰、镢头……街面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在一堆青菜萝卜摊位前,魏明雪碰到了一位买东西的红军战士,才打听到红军大学的地址。他爷儿俩穿街过巷来到米粮山,见到了贺晋年和他的同学童小鹏。贺晋年一把拉住和父亲同是清末同科秀才的魏大叔的手感激地说:“大叔,你老人家受苦了……”魏明雪拉过躲在身后的贺毅说:“晋年,我把孩子交给你……”贺晋年抱起儿子端详着说:“家里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下父子团圆了。”贺晋年和童小鹏在红军大学灶上招待了魏明雪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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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红校学员谢立全吹号的英姿被斯诺选作《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封面,谢立全的军号吹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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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少将谢立全

  第二天,贺晋年、童小鹏就去找徐特立部长,请他帮忙让小贺毅上学读书,因为红军大学的学习生活紧张有序,是不能带着孩子去教室啊!从此,年仅7岁的小贺毅就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10多年后,贺毅和李鹏、邹家华、谢绍明到苏联学习深造,归国后投身于水利电力建设,成长为一名武警水电少将。贺氏父子一门三位将军,这确实在中国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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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少将贺晋年

  米粮山上一下子集中了1000多人,这在红军大学是无论如何也住不下的,因为红大只有前后院10多孔窑洞和关帝庙大殿作为教室。所以这么多的学员只能分开来住,有的借住民房;有的干脆架起行军帐篷,好在天气也暖和了;有的就自力更生在龙虎山、西门坪、齐家湾山崖根打土窑洞居住。就这样世界上唯一的一所窑洞大学在瓦窑堡诞生了,以后发展成为闻名全国、闻名世界的抗日军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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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左一)同彭德怀(左二)、彭雪枫(左三)、郭述申在一起

  抗日红军大学的设备可想而知也是十分简陋的。罗瑞卿在《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回忆:“学校第一期的物质上的苦况,那是很令人难于想象的。他们没有必要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窑;他们没有任何校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台子,便是学员们在课堂上听讲的座位,学员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用来作笔记的唯一活动书桌了。”

  校舍尽管简陋,教员却是第一流的。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徐特立、杨尚昆、李维汉等中央领导人都到红大讲过课或作过报告。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即是他在红大讲课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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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红军大学在保安旧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旧址,在县城南端桥沟口。依红石崖而凿教室、岗哨、办公窑,地势峭拔隐蔽,令人叹为观止,亦能防空。现存有原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等人的旧居和大杨树下的“露天讲堂”。红大第一期学员在这里学习,人数达1063人。毛泽东曾给学员讲课。】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纸张笔墨严重匮乏,学校要印讲义,给学生发一个笔记本都很困难。可蒋介石经常派飞机前来骚扰,撒传单进行反动宣传。这些传单是用油光纸印刷的;背面虽然很毛糙,但可以用来印讲义,写笔记,部队就搜集传单送给红大使用。一天,罗瑞卿拿着一沓花花绿绿的传单对大家说:“快来看呀!你们的身价又提高啦!”大家一看,是国民党悬赏的价码,对共产党的干部无论是打死,还是活捉,都按职务大小各奖大洋若干。大伙一算,仅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就值好几百万。有的学员对罗瑞卿说:“老罗,你去给蒋介石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份先支出来,我们买点纸笔也好哇。”罗瑞卿风趣地说:“对,我就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

  统率红军的彭德怀从前线回到瓦窑堡,总要在百忙中抽空到米粮山看望红大学员。有一次他对彭雪枫、张爱萍说:“我这个人好批评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我们在一起工作没少骂过你们,有骂得不对的地方,你们就批评我。”彭雪枫、张爱萍异口同声地说:“你没骂过我们,有些时候批评也是关心。”彭德怀笑着说:“不对,就批评嘛,别不好意思。现在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形成了统一战线,张国焘也取消了自立的‘伪中央’。红军西征一是扩大根据地;二是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因此,你们要安心学好本领,在抗日战场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言谈中彭雪枫、张爱萍深深感到彭老总对部下的那份真情和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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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

  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后,校长林彪写信给毛泽东,就红大的课程设置等有关事宜作了汇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他的计划,并认为文化教育即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重要途径,这应是三科教育计划中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部分。信中建议林彪、罗瑞卿在制定教育计划中,相应增加三科学员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并把文化学习作为对学员定期检查的一个重要标准。

  瓦窑堡米粮山上抗日红军大学的校歌嘹亮而豪迈,激励着这一批民族的精英,为着祖国的明天勤奋学习,努力训练。

  红大同志,

  我们是抗日的先锋,

  民族革命的领导者。

  干部决定一切,

  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致要团结。工作紧张,生活活泼,严肃纪律,努力前进。我为全国红军的模范,武装上前线!

  1936年6月21日,抗日红军大学随党中央转移。一、二科转移到了保安县城,第三科迁移至甘肃环县木钵寺。抗日红军大学这个造就抗日将领的摇篮,带着烽火,带着硝烟,带着满腔的激情离开了瓦窑堡,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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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长剪纸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4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第三十一章  撤离瓦窑堡

<标题>=第三十一章  撤离瓦窑堡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1936年5月,红军组成西北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指挥下。左路军红一军团夺取陇东曲子、环县、豫旺等地,军威大振,如入无人之境,继续向靖远、海原挺进。右路军红15军团连续攻克解放靖边、安边、定边、盐池四城,使敌闻风丧胆,不敢与之正面接战。他们一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乘胜西进,攻占惠安堡、同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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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与张闻天在陕北

  西北野战军的辉煌战果使蒋介石寝食不安,急调胡宗南部北上进至山城堡一带。同时严令东北军,西北军攻占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张学良不得不挥师北上,但他与红军有约在先,通知党中央撤离瓦窑堡做做样子给蒋介石看。

  1936年6月15日,叶剑英、李克农奉党中央之命,去蟠龙、流泪坡、石家砭一带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通报敌情。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第107师,第117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叶剑英、李克农为阻止、延缓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14封信,派卢伟良等人送往瓦窑堡。这些信的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情况,不仅反映了当时统战形势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教育以及协助瓦窑堡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摘录其中3封信,就能一目了然地知道当时的形势。第一封信这样写道:

  毛、周主席:

  克农尚未回来,我特务队等在高山亦未打枪,黄振堂同志已到我处。

  依目前情况看,永坪方面独一团,将因一一七师进永坪,而自然地接受掩护永坪及追阻一一七师的任务……

  安塞方面,已有一二九师及一○五师之一旅,则红一团任务不仅掩护真武洞,且要继续追阻该敌北上,以掩护整个后方西进(因为该方面除红一团外无其他部队),因此,我决心住黄青圃……

  瓦市是否决心移动?需几天搬完?请预告以便计划工作。

  六里(流泪)坡可以阻塞蟠龙到瓦(瓦窑堡)道路,我处没有人,各地群众跑的跑了,有些带路去了,要动员他们筑工事颇困难,请予派队来负责。昨天卢伟良带四个通信员,没到半路逃回两个去。请云逸同志加派四人来医治。

  致以布礼

  叶剑英

  六月十五日

  第四封信:

  毛、周主席:

  朱连生昨夜一时三十分到达青化砭,与师长谈话结果:刘说命令限他十五号到瓦窑堡,这是不能而且无法改变的……

  朱与他们谈话后,约四时回来。据说,他的部队四时三十分出发,经蟠龙向瓦窑堡前进。

  …………

  伤兵,干部带了一些,据院长说,大部分没法搬,马亦不能骑,人亦抬不出,因此,大部仍在现地。供给部骡子十七个,已驮走十七人到榆树坪……

  我在此尽一切办法,进行外交与防御,但瓦市的布置,请考虑——以即动为好。

  经永坪的部队,昨天早上已由青化砭开向永坪去了。

  致以布礼

  叶剑英

  六月十六日于蟠龙北

  第八封信:

  毛、周主席:

  本日到派何副官来,约克农见面。我乃化装偕刘到朱团部附近与刘、朱等三人谈问三小时,刘多提出关于苏维埃运动中一些原则问题……

  刘说,军部令一一七师撤出蟠龙以南待命,时间要在一、三日后,因后面挤不下,前面易买粮。我想这种事,要王(以哲)决定,因此,我并不提出要求,只说以后建立联络问题。

  …………

  刘惠农在准备接收刘家坪伤病员,接收后,即继续转送。我拟见部长后即回瓦。

  致以布礼

  叶剑英

  六月十九日十七时

  这期间,蒋介石还威逼晋军李生达部集结柳林、军渡一带,伺机过黄河袭击瓦窑堡。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东北军、晋军和北面的杂牌军,东、南、北三面的进攻,毛泽东、周恩来运筹帷幄。电令阎红彦率领红30军从延长火速赶往宋家川,形成红军主力与敌决战的声势,迟滞蒋、阎敌军过黄河,保卫瓦窑堡党中央的安全。阎红彦命令政治部主任杜平:“你们马上组织人到街上张贴标语,发动群众,大造舆论,说红军主力即将进攻河东地区。”

  红30军的突然出现与进攻,加之强有力的政治宣传,使晋军惊恐万状,不知所措。李生达电告蒋介石:“红军主力突然出现,已经占领宋家川,即将渡河同国军决战。”蒋介石信以为真,回电:“不要贸然渡河,抓紧抢修碉堡工事,防备共军过河。”就这样,红30军成功地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继续迟滞了敌人西渡黄河进攻瓦窑堡的企图。

  6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根据东北军三路来攻的态势,电告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定撤空瓦市,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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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进驻、撤离瓦窑堡路线图

  1936年6月21日,杂牌军高双城部张云衢营偷袭瓦窑堡。这个营曾经多次与谢子长指挥的陕北红军作战,对瓦窑堡一带的地形又非常熟悉,陕北人也都知道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炮兵张营长的突然出现,打乱了党中央撤离的部署。当敌人袭来的时候,瓦窑堡只有一个警卫营和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员,情况是异常严重的。周恩来、张云逸急忙喊来军委四局局长雷恩均说:“你是陕北人,在当地人地两熟,你赶快带几个人骑马先行,为中央机关选择营地,安排食宿。”没等雷恩均离开,周恩来折转身向已集合待命的警卫连、通信连下达命令:“你们立即上七塄山去警戒,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撤退,什么时候撤完,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撤离!否则,就是死也要死在山上!”

  警卫营和林彪指挥的红大学员坚持抵抗,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与此同时,阎红彦接到中央万分火急电令:“国民党张云衢部队偷袭瓦窑堡,命令红30军撤回瓦窑堡增援。”阎红彦当即命令部队突破敌人封锁线,昼夜兼程强行军,直奔瓦窑堡而来。

  6月21日,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三,距我国民间传统节日——端午(阳)节只隔一天了。这里的五月端午节虽比江南逊色了许多,但一些习俗还是相近的,虽然没有江南赛龙舟的场面,但瓦窑堡人,家家户户都忙活着绣香包、搓五色长命绳,包粽子,拔的艾蒿往门上插,处处是和谐的节日景象。然而反动派的枪声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搅乱了人们的生活。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正在睡觉,大部队已经转移,警卫员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毛泽东一起床便立即转移出发。

  砰!砰!砰……瓦窑堡西北方向突然传来枪声。打枪,在战争年代本来算不了什么。但红军指战员一向纪律严明,加上子弹匮乏,没有特殊情况,他们是不会随便开枪的,何况瓦窑堡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更不能随便开枪。

  贺清华听到枪声感觉情况不对,就急忙跑进窑洞轻声叫道:“主席、主席!”酣睡中的毛泽东听到警卫员的呼喊,一下子坐了起来,因为他知道,没有紧急情况,警卫员是不会轻易打扰他的。“什么事?”毛泽东定了定神。“主席,可能有敌情,安定川那边在打枪。”毛泽东呼的一声从炕上下来,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看了一会儿,转身向贺清华招招手:“请参谋长来!”

  贺清华跑到不远处的军委大院去找张云逸参谋长,没有找到。原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周恩来副主席、张云逸参谋长一听到枪声,周恩来直奔米粮山红军大学,张云逸便亲自带领通信连、保卫队赶往西门外,同来犯之敌作战去了。这时枪声更加密集了,从激烈的枪声中可以判断来犯之敌不少,可又不知道交战情况,贺清华心急如焚。瓦窑堡中央身边只有通信连、警卫营和红大一科、二科学员百把人。人少、枪少、子弹少,每人只有三粒红军兵工厂土造的子弹和很少的一点手榴弹,一旦敌人打进城来,那可就糟了!

  过了一会儿,张云逸骑马赶了回来,气喘吁吁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敌人是驻守石湾镇的一个炮兵营和一部分地主武装,有上千人,不仅人多,他们的火力也很强,我看现在就转移。”这时,周恩来也匆匆赶来了,他一进门就劝毛泽东:“这次是突然袭击,我想战士们很难坚守很长时间,主席你赶快转移吧!”毛泽东沉思片刻,镇定自若地说:“别着急,叫战士们再抵挡一阵子,马上转移机关和其他同志,等他们撤完了,我们再走也不迟。”说完毛泽东、周恩来、张云逸走到地图前,研究如何撤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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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1月彭雪枫(左)和陈毅、张云逸(右)在一起

  瓦窑堡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了,而且响声越来越近。几个警卫员早已把毛泽东的文件、用具收拾好,牵来小黄马等待毛泽东出发。看到毛泽东还在和周恩来、张云逸没完没了的研究工作,贺清华便走进窑洞,请求道:“主席,该走了吧!敌人就要从西边进城了。”毛泽东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没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就从南门出去嘛,等敌人来了我们再走!”

  贺清华只好又回到院子里,摸摸小黄马,看看已经收拾齐全的行装,坐立不安。他爬上窑顶向米粮山方向望去,只见不远处冒起了滚滚尘烟,敌人快要冲进城里了。贺清华跳下脑畔,把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毛泽东、周恩来、张云逸报告:“一分钟也不能等了,再晚一会儿敌人就要攻进来了,就没有机会出城了。”大家都感到情况紧急,再三催促毛泽东动身。

  这期间,叶剑英带领一个警卫连已到瓦窑堡南面黑山子梁庙院安营扎寨监视永坪东北军的动静,李克农则在流泪坡、羊马河一带指挥部队阻滞东北军前进。好在统一战线工作起了作用,东北军没有趁火打劫。

  在大家的催促下,毛泽东平静如水地问:“机关都走了没有?”“早走了,就你不着急。”“主席,动身吧!”周恩来、张云逸也催促着。毛泽东一边仔细检查窑洞,没有发现遗落的文件和其他什么东西。“恩来,给阎红彦发报了吗?”毛泽东问。周恩来回答:“阎红彦已率领30军大部强行军向瓦窑堡赶来。”毛泽东扳着指头说:“看来阎红彦最早得明天下午才能赶到,现在不走不行了,小鬼们下命令了,好,咱们就走吧。”

  离开刘家院,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沿着二道街向瓦窑堡南门走去。周恩来的警卫员任铁栓是瓦窑堡街上打铁出身的年轻汉子,他背着一把自己打制的大砍刀,挎着一把盒子枪,怀里抱着一挺轻机枪走在最后面。就要离开家乡了,什么时间再能回来……他不时回过头来向自己的家米粮山张望。街道上空寂寥落,不见有人走动,昔日的繁华热闹就这样被来犯之敌破坏了。敌人的子弹嗖嗖的从头上飞过,大家手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心也都快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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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窑堡南城墙一角

  久经沙场的毛泽东、周恩来、张云逸始终是那样镇定,那样从容不迫,他们也不骑马跟平时行军一样,不急不忙地迈着步子,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枪声。毛泽东、周恩来还在边走边说着话:“电告阎红彦,让他赶到瓦窑堡把这股来犯之敌坚决消灭,再打个假仗把瓦窑堡暂让给东北军,好让张学良给蒋介石交个账。”周恩来说:“行,等我们脱离险境就给红彦同志发报,等东北军进了城,让红彦率部紧随我们之后向西转移。”果然不出所料,当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刚走出瓦窑堡南门时,敌人之一部已攻进西门,枪炮声、厮杀声震耳欲聋……

  与敌人失之交臂的毛泽东大摇大摆地继续向前行走,忽然发现从半山坡上顺着城墙根背下来一名伤员,他马上走过去。陈昌奉认出伤员是保卫局的李科长。他伤势很重,由于失血过多脸色煞白,呼吸微弱,已经昏迷。毛泽东、周恩来蹲下身子仔细察看伤口,毛泽东抬起头招手叫把自己的担架抬过来,帮忙把伤员抬上担架。伤员的鲜血染红了铺在担架上的毛泽东的被褥。这时,长征老红军李科长醒了过来,微微睁开眼睛,一见毛泽东、周恩来站在他面前,不禁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周副主席还留在后边!但是李科长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吃力的摆了摆手,示意他们赶快离开这里。毛泽东亲切地安慰李科长,转身嘱咐抬担架的战士路上要小心些,好好照护伤员,直到担架走远了,毛泽东才移动了自己的脚步。

  沿着公路走了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就拐进后桥村头的张李子沟,这条沟有一里多深,山畔沟坬到处长满了树木和灌木丛,隐蔽性极好。毛泽东、周恩来一走进沟里,警卫员们紧张的心情才略微松弛了一些。周恩来的警卫员任铁栓把机枪架在沟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向其他警卫员说:“大家不要害怕,这一带我太熟悉了,为了家里生活,小时候常来这里砍柴,以供家里烧火做饭,有时还卖给人家得点零花钱,打起仗来我任铁栓可不是软蛋。”陈昌奉凑过来问道:“你见过谢子长吗?”“见过,我们陕北红1团成立时还是他授的旗呢!”任铁栓自豪地回答。陈昌奉又问:“听说谢子长打仗很勇敢,你知道吗?”不等任铁栓开口,贺清华就抢着说:“在我们延川黄河畔打河口镇时,老谢胸脯负了伤还往前冲,他侄儿要给他包扎伤口,他一把推开吼道:‘不要管老子,赶快消灭敌人’……”听到小鬼们的谈话,毛泽东,周恩来会心地笑了。

  太阳已经隐没在七塄山的背后,夜色渐渐笼罩了山川,周围的景物也逐渐模糊起来了。突然左侧山畔上有响声,可能是沿山搜索的敌人。警卫员们的心一下子又绷了个紧,个个握枪在手,子弹也上了膛,任铁栓则拔下背上的大砍刀瞪着双眼朝山畔上看,做好了出击的准备。“沉住气,不要先开枪,敌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发现不了我们。”毛泽东在安慰神情紧张的警卫战士。陈昌奉把毛泽东拉进一个较深的山水渠隐蔽起来;任铁栓紧贴着周恩来,生怕出个万一,其余警卫员严密监视着敌人的行动。不一会儿,敌人骂骂咧咧,脚步杂沓地走过山畔。转危为安的毛泽东、周恩来才起身追赶走在前面的张云逸他们。

  踏着夜色,他们到达阎家枣林。担架员向毛泽东报告:“保卫局的李科长牺牲了。”毛泽东静静的伫立了一会儿,沉痛地说:“把他好好掩埋起来,在坟前立个牌子,并且通知他的单位开个追悼会。他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老干部。对那些为革命英勇牺牲的同志,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应该好好地纪念他们。”

  当晚半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住在了雷恩均为他们选择的营地李家清哨村,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率部翻过一座大山住进凉水湾村,他们要在这里等待阎红彦的到来,他们还要看看东北军是不是守信用,可依赖的盟友。直到1936年6月29日才离开安定县境。陕北省委机关在郭洪涛、马明方、钟赤兵、强晓初的带领下,为分散进犯之敌的注意力,转安定县城从麻河川的三十里铺,到安塞谭家营与周恩来一行会合。

  阎红彦率红30军昼夜兼程赶到瓦窑堡时,党中央已经动身转移了,只剩下地方武装部队、赤卫军在顽强地与敌人战斗。“好险!如果我们晚来一步,刚刚转移的党中央的安全就会受到直接威胁。”阎红彦说着,当即命令262团何团长:“立即投入战斗,打垮敌人的轮番进攻,保卫正在转移路上的党中央的安全。”何团长领命而去,带领部队进入阻击阵地。阎红彦又命令263团迂回到安定川向瓦窑堡包抄过来。进犯之敌在瓦窑堡西北成批成批的倒了下去,敌人认为我军不放弃瓦窑堡,更没有发现党中央已经撤出瓦窑堡。偷袭之敌张云衢只带着几个贴身人员望风而逃。

  “阎军长,电报。”参谋将电报呈上。

  阎红彦一看,又是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万分火急电令,指示红30军分兵进至玉家湾一带,去主动遭遇由老君殿到南沟岔开向瓦窑堡的敌人,以减轻对瓦窑堡的威胁,分散敌人的力量,转移敌人的视线。他把电报递给蔡树藩政委说:“你把263、264团带去吧,给军部留一个排的预备队,这里的战斗由我负责。”蔡树藩看完电报说:“看来,只有这样了。”

  阎红彦指挥的瓦窑堡阻击战,打出了我红军的威风,在党中央尚未脱离危险区域之前,敌人始终没能前进一步。阎红彦亲自到阻击阵地前和战士们同甘共苦。蒋介石对瓦窑堡迟迟攻不下来十分挠头,强令张学良:“你立即攻占瓦窑堡,活捉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否则……”瓦窑堡保卫战血战两天两夜,262团一连撤下来的只有5个人,3连撤下来的只有15个人,全团牺牲一半以上。撤下的战士向阎红彦哭诉:“何忠谣团长、冯盛昌政委都壮烈牺牲了。”阎红彦双眼喷火,大吼一声,抢过一挺机枪冲出指挥所,对冲上的敌人猛烈扫射……在他面前敌人一层层倒下了。在这两天的宝贵时间里,中央机关安全地行进在向西转移的路上。也在这两天时间里,东北军中的顽固分子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在猛将阎老虎面前又一次知道了红军的厉害。

  6月23日下午,东北军王以哲部占领了瓦窑堡。夜里10时30分,毛泽东、周恩来向阎红彦来电:要红30军开到瓦窑堡和安定县城之间的十里铺,严防瓦城敌人西出游击与夜袭。党中央转移到保安,毛泽东给阎红彦发电报:命红30军选一个100人以上的精干连,配足子弹偕同炮兵排开赴保安城担任卫戍。蔡树藩同志另有任务,红30军政委暂由阎军长兼代。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位陕北虎将阎红彦是十分信任的,就连中央所在地的保卫任务也要他来负责。

  瓦窑堡被占领之后,张学良向蒋介石既交了差,又驻原防不动。从此,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山城堡一战消灭了蒋系胡宗南部一个师,迎接红二、四方面军胜利北上。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太上皇”蒋介石,驻守瓦窑堡、延安的东北军南撤西安附近。瓦窑堡半年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党中央也进驻了延安。中国革命的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共产党人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将又一次勇立潮头!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5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再回瓦窑堡

<标题>=再回瓦窑堡

<类型>=g1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党中央撤离瓦窑堡后的1947年2月,蒋介石调兵遣将纠集20多万兵力进攻延安。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党中央在部署保卫延安的同时,也在做着撤出延安的准备。离开延安的第一个指挥部放在哪里呢?毛泽东及其同事们再一次把目光聚集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他们大概没有忘记11年前,长征落脚瓦窑堡的254个日日夜夜;没有忘记当年瓦窑堡人民真心实意为党中央分忧的情景;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走向成功。大兵压境,暂先把指挥部设在瓦窑堡一带是比较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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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这是转战陕北的毛泽东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向胡宗南面授机宜:“集中全力攻打延安,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于是,胡宗南集中西北的36个旅,组成南、西、北3个军团,以西北的二马和晋绥的邓宝珊钳制配合,胡宗南率其主力从南面向延安突破。

  3月8日,在保卫延安的万人大会上,彭德怀挥着手臂豪迈地说:“11年前,国共兵力是20比1,我们东渡黄河到山西,挥师西征到甘肃、宁夏,无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胡宗南志大才疏,纸老虎一只”。3月14日,胡宗南以近百架飞机轮番轰炸延安,命令刘戡率整编29军,董钊率整编1军共15个旅,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发向北推进,采用钳形攻势猛扑延安。

  针对敌众我寡的形势,党中央高瞻远瞩,从全国战局出发,作出了:“存人失地,地终可得”主动撤离大本营延安的战略决策。党中央一分为二,由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工作人员先行瓦窑堡王家沟办公,毛泽东、周恩来暂留延安和彭德怀一起指挥延安军民抗击胡匪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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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南

  1947年3月12日,太阳还没有从东山冒头,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行就从枣园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咸榆公路向北行进。陕北大地,春寒料峭,虽然已到春分时令,但满山遍沟仍看不到一丝绿意,山坡上的野草仍在沉睡不醒,灌木的枯枝败叶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山洼背阴处残留的雪迹,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黄尘,寒风裹夹着尘粒迎面吹来,使人脸上冷飕飕的。太阳快落山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率队翻过黑山子梁到达瓦窑堡。他们没有进城,牵着马沿城东南的公路边走边谈笑风生。长征落脚瓦窑堡的那段日子里,朱德滞留于四川西北部的红四方面军,任弼时却与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转战在长征途中。刘少奇边走边用手指着瓦窑堡北城畔说:“党中央到瓦窑堡,我就在那里住了70余天,亲眼目睹了瓦窑堡人民欢迎党中央进驻的热烈而盛大的场面,以及群众为我们缝棉衣、送粮食、积极参军支前的动人故事。经中央决定,我从这里出发去天津北方局,组织领导华北抗日救亡工作。瓦窑堡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啊,我们不应该忘记陕北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朱德、任弼时随声附和道。在文昌庙山底,任弼时隔河眺望着弹痕累累的城墙,无限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战事紧急,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进城看一看当年毛泽东、张闻天他们住过的地方,少奇可是名副其实的向导”。“现在不行,以后有机会我带你们到瓦窑堡到处走走看看。”刘少奇笑着说。转过河东村,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跨上战马向东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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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在陕北高原,历时1年零5天,行程2000余华里。途经12个县,驻留守38个村庄,时间最短的仅几个小时,最长的达4个月

  迎着初升的月亮,披着满天的星斗,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行与先期到达王家沟的工作人员会合,住进事先号下的窑洞。位于瓦窑堡东面20华里处的王家沟,是一条南北走向,深不过10华里,宽不过2华里的支毛小沟,沟里山畔下面坐落着任家山、王家沟两个小村庄。咸榆公路从沟口王家坪村前穿过,秀延河顺着川道奔向黄河,涉水过河的斜对面便是好坪子沟村。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而又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因党中央先遣队的进驻,人口的骤然增加,一下子变得热闹沸腾起来,平时闲置的窑洞及饲养牲口的圈棚也打扫得干干净净,住满了南腔北调,年龄不一的干部、战士。夜幕像一张黑色的巨网,把黄土地上的山峁沟壑裹罩得严严实实。往日平静的山沟不时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对口令的喝问声,窑洞里灯火彻夜通明,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碌着。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听完先遣人员的汇报,雄鸡报晓的叫声已在寂静的夜空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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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第一个指挥部王家沟、任家山

  3月13日早饭后,刘少奇通过电台与延安联系,并向晋绥等革命根据地发出指令。朱德这位职业军人的习惯,就是每到一地首先是熟悉这里的山形地理,做到心中有数,进退有据。于是他带领警卫团团长和一班参谋人员沿着小沟四周的大山峁梁走了一圈。任弼时则忙活着安排随后跟进的战地医院和战备广播电台的办公住所。为便于收治伤病员,战地医院就设在咸榆公路边的王家坪村。出于保密考虑,战备广播电台就住进了王家坪斜对面的好坪子沟村,窑洞脑畔及其山顶上架起了各式各样的接收发射天线。3月14日,为迷惑敌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止播音,好坪子沟战备广播电台接替播出。因此,一段时间内,党中央的声音,野战部队作战胜利的消息,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先进事迹从这里传向祖国各地,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共产党员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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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弼时与朱德

  1947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成立“延安各界慰问团”,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阎锡山军队作战获得重大胜利的王震纵队和陈赓纵队。慰问团由延安各界代表组成:有陕甘宁边区工会崔田夫,农民劳动英雄吴满有,延安商会张喜林,陕甘宁边区妇联白凌云,中共西北局孙君一,陕甘宁边区政府黄静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霍仲年,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孟洁,新华社缪海棱,党中央直属机关张仲实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9名工作人员。团长由崔田夫担任,张仲实,黄静波为副团长。

  慰问团携带猪羊肉3826公斤,慰问信200多封。于1947年1月13日从延安出发,17日从宋家川(吴堡)过黄河,20日从离石附近的吴城分头到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开展活动。他们对王震、陈赓部所辖旅、团、营部以及驻在各地的连队,医院伤兵进行了广泛的慰问。2月4日至18日,副团长张仲实带队在文水县境慰问活动期间,看到(1947年2月5日)《晋绥日报》刊载新华社记者李宏森的文章《刽子手阎锡山大肆屠杀文水人民》以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报道,深受感动。他当即向陪同慰问的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刘胡兰被捕杀害详情,并要缪海棱,白凌云深入云周西村调查刘胡兰牺牲经过。

  1932年出生的刘胡兰,14岁时(1946年)就在本村积极领导群众投人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工作,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云周西村,来不及转移的刘胡兰被捕。面对穷凶极恶的匪徒,刘胡兰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气急败坏的阎匪当场铡死了6个同时被捕的农民,企图威慑刘胡兰。惨不忍睹的刑场上,刘胡兰毫不畏惧,厉声痛斥万恶的敌人,当敌人要对她行刑时,她轻蔑地说:“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她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壮烈牺牲。

  张仲实听了白凌云、缪海棱的调查汇报,感动不已,眼里噙着泪花说:“一个15岁的小姑娘面对死亡,竟能表现出如此的民族气节,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好榜样”。他转身对坐在旁边的解学恭说:“吕梁区党委决定将刘胡兰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是对的,建议你们应把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说完他又对白凌云、缪海棱说:“你们再返回云周西村,一定要见到刘胡兰的双亲,当面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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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江青与女儿李讷在陕北

  这之后,张仲实向慰问团团长崔田夫汇报了刘胡兰的英勇事迹;解学恭也向吕梁区党委汇报了张仲实的建议。崔田夫、黄静波赶到文水城东南10多里的麻家寨独立第5旅旅长贺炳炎的驻地,召开联合座谈会。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吕梁区党委决定给刘胡兰烈士墓立一块石碑,请你为烈士撰写碑文。”张仲实谦虚地回答:“我写不合适,等我们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崔田夫随即表示赞同并表示:“为了向刘胡兰烈士表示敬意,全团同志前往云周西村悼念并当面慰问烈士家属。”贺炳炎再三劝阻说:“云周西村刚解放,你们去不安全,我派一排战士代表你们前去慰问……”慰问团只好把晋绥钞票1000万元,白洋布两匹及其他各种慰问品、挽联一副交给战士们送给烈士父母……

  慰问团完成任务后,组成人员各回各单位。1947年3月16日,张仲实回到瓦窑堡王家沟,17日他就向任弼时汇报了慰问团在吕梁地区活动经过,刘胡兰的英勇事迹,就义情形以及吕梁区党委要求党中央为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答应:“我一定将你的意见和刘胡兰的事迹转报毛主席。”

  1947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4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一由彭德怀指挥。

  3月18日清晨,激烈的枪声越来越近,我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在延安外围的三十里铺、湫沿山一带顽强阻击胡宗南匪军。战斗呈现白热化状态,如同拉锯一样,你把我推过来,我把你赶回去,战况紧张激烈而复杂。傍晚,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和市民转移了,延安已成为一座空城。然而在王家坪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灯火依然通明。警卫战士的催促,已到耳畔的枪炮声,处惊不乱的毛泽东全然不顾。夜里9点多钟,毛泽东听完王震关于部队作战情况的汇报,又找来周恩来、彭德怀一块研究撤出延安,要在青化砭附近狠狠教训一下胡宗南部,才同意动身转移。裹着一身硝烟的车队,在忽明忽暗的战火闪烁下,一直往东行驶。彭德怀送到机场尽头,看着汽车在咸榆公路上默默前进,渐渐远去,才折过身直奔王家坪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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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震

  毛泽东、周恩来为和王震谈话方便坐在第一辆车上,江青抱着李讷也坐在上面。其他人员坐第二辆车,后边还有一辆拉着电台和警卫战士的大卡车,毛岸英也挤在卡车上。为了保证毛泽东一行的安全,彭德怀特意派了一个骑兵排在前边开道。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周恩来、王震说:“这次撤离延安,多则两年,少则一年,我们还是要回来的!蒋介石既然能够打到延安来,我们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谈笑着车已到姚店,毛泽东、周恩来下车同王震握手告别,敬罢军礼,王震转身跨上战马往东朝甘谷驿方向飘然而去,他的队伍已在那里待命隐蔽。毛泽东、周恩来的车队则往北一拐驶进了近百里长的蟠龙川,两边的大山夹着一条长长的河谷,咸榆公路沿着河谷蜿蜒。抬头看去,许许多多的峁梁在朦胧的夜色中犬牙交错,隐约可见暴雨山洪冲刷而成的圪<img src="816600030001.gif"/>、悬崖和沟壑。汽车开得很慢,像一个耳聋眼花的老人在漆黑的山路上摸索着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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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3月19日凌晨,毛泽东到达永坪镇刘索黑村。图为刘索黑革命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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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毛泽东到达清涧县的徐家沟村。图为徐家沟革命旧址

  终于走到了天亮,汽车停靠在永坪南四五里地的刘家渠村。没有了夜幕的掩护,汽车无论如何是不敢再走了,因为,胡宗南的飞机一定会来寻找撤离延安的共产党队伍,毛泽东、周恩来只好在刘家渠村住了下来。果不出所料,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中吉普车虽然被战士们用柴草遮盖伪装,但敌机还是发现了目标,俯冲低空扫射,吉普车的挡风玻璃被击碎了。周恩来对警卫战士们说:“敌人已发现了目标,这里不能久停,今晚主席要转移到清涧县的徐家沟,你们要随时做好一切准备,确保毛主席的行军安全”。午饭后,毛泽东登上汽车,看着破碎的挡风玻璃问司机:“老周,敌机打中了我们的汽车,你害怕吗?”周西林笑着回答:“怕啥!反正是美国的飞机打了美国人送来的汽车。打坏了旧的,胡宗南再给咱们送新的来。”毛泽东笑了:“说得对,说得对!……”车队经过永坪向东驶去,插过延川城北黑龙关折向北直驱徐家沟。3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得知胡宗南部已配备有测量电台方位的设备后,下令中央电台停止工作3天。这一天,周恩来经清涧西南山间小道,抄近路来到瓦窑堡东王家沟,部署电台防测工作,并通过好坪子沟电台向各野战军负责人发出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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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1日转移到了高家硷村。图为高家硷革命旧址

  3月21日傍晚,毛泽东乘车转移至清涧河东岸的小村庄高家硷村。在这里等待彭德怀的来电,静观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后的动向。就在这一天夜里,西北野战军电台截获胡宗南发给31旅的电报。彭德怀、习仲勋立即走进作战室查看地图,分析敌情,部署口袋阵地,伏击歼敌。22日凌晨,彭德怀电告中央并毛泽东:“胡21日令27师31旅于24日前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决心歼灭该敌。”这天上午彭德怀、习仲勋联名致电中央军委:“胡宗南似判断我主力在安塞及其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之企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31旅。”彭德怀在给中央通电报告的同时,命令各部于22日晚至23日拂晓,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并封锁消息。为确保初战胜利,彭德怀从青化砭西北的梁村出发,带领旅以上指挥员到青化砭四周查看地形,现场交代战斗任务。

  与住王家沟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电商讨后,毛泽东于23日在高家硷村复电彭德怀:“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为便于指挥青化砭战役,毛泽东于3月24日从高家硷村乘车出发,经清涧城驶向咸榆公路朝西直奔瓦窑堡东王家沟。下午抵达王家坪村,隐蔽好汽车,毛泽东就与前来迎接的刘少奇、任弼时步行到王家沟。晚上他和江青住进了事前为他们准备的距王家沟一二华里的沟掌任家山村的两孔土窑洞。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咸榆公路,南北走向的蟠龙川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坡峁梁,是打埋伏的理想战场。3月24日拂晓前各参战部队进入伏击阵地,严阵以待。可是到下午5点时,还不见敌之踪影,彭德怀令各部撤出阵地休息。这一下子就议论纷纷,有的怀疑是否走漏了消息,有的在问情报是否准确……彭德怀胸有成竹地分析道:根据地的群众是可靠的,情报也不会错。胡宗南虽是草包,但他的主力北上安塞后,派兵保障其侧翼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有的,不然怎能捞个陆军上将呢?他一定会来的,今天没来。可能在中途补给粮食(事后得知,敌31旅于3月24日在延安东川口宿营补给)。王家沟中央军委总部也在焦急的等待,毛泽东和同事们深信彭德怀的分析是正确的。于是,彭德怀命令前线指挥员:“明日仍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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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江青在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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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毛泽东到达子关县任家山村。图中两孔土窑为任家山革命旧址

  陕北早春的夜晚还是很冷的,参加战斗的指战员们蹲在山畔上的战壕里,顶着寒风等待着敌人的到来。3月25日清晨6时,两架侦察机在青化砭上空盘旋一圈后,飞走了。10时左右,敌31旅大摇大摆地进入我阵地之中。彭德怀一声令下,我西北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沟底,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指挥失灵,乱作一团。激战1个多小时,全歼31旅及1个团,击毙俘敌2993人,敌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92团团长谢养民等无一逃脱。缴获炮10门,步马枪1210支,子弹30万发及其他武器装备。这在我军缺少弹药,补给困难的情况下,为改善我军装备,提高战斗力,鼓舞士气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华社称这次战役消耗少、缴获多,不漏一人一枪,打得干净利索的“模范战役”。当天晚上,毛泽东等在王家沟收到彭德怀、习仲勋:“今日歼灭之敌军为31旅直属队与92团全部,旅长李纪云以下无一漏网,战斗时间短,子弹消耗少,缴获多”的大捷报告电,非常高兴。中央五大书记聚首一起,为夺取撤离延安仅6天的第一个胜利祝贺,围着地图策划下一步行动计划。3月2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致彭德怀、习仲勋的嘉奖电:“庆祝你们歼灭31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同时提醒:“敌135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31旅,望准备打第二仗。”

  给彭德怀、习仲勋发了电报后,任弼时抽空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汇报张仲实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和吕梁区党委的要求。毛泽东被刘胡兰的事迹深深感动,初战告捷的兴奋,顺手欣然挥笔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毛泽东的题词和刘胡兰的英雄事迹,经好坪子沟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后,各解放区迅速掀起了学习刘胡兰烈士的热潮,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进攻的信心和决心。毛泽东于1947年3月26日给刘胡兰的题词,后因战争关系,原件不慎遗失。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做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编写了宣传提纲,提出请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的要求。毛泽东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呈交的报告后,于1957年1月9日提笔重写在瓦窑堡王家沟写过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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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5日晚,毛泽东来到子长县王家坪村。图为王家坪革命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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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朱德在陕北

  胡宗南部在青化砭遭到重创,当头棒喝使这位来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指挥官聪明起来,他感觉到中共及其总部就在延安东北地区活动,杀鸡的牛刀向他的头上挥来。他匆忙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向瓦窑堡、延川、清涧进攻,没有了往日长驱直人的霸气,变得胆小谨慎,整体搜索推进……蒋介石在庆祝攻占延安的酒会上预言:从此中共的“首脑部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即使他有广播宣传,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和它发生联系,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捕风捉影地报道中共中央的行踪,中央社西安3月27日电:“毛泽东等在晋西北兴县”。中央社太原又电:“延安光复后共军节节败退,陕北不易立足,拟在晋西北地区建立新根据地。闻毛、朱已于3月29日,由佳县南端螅蜊峪渡河,到达临县部署一切”。尽管蒋介石高兴的有点过早,但中共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前往华北呢?这个问题显然是要讨论讨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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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铜像2006年1月13日在延安枣园革命旧址落成并对外开放

  3月26日,驻在瓦窑堡王家沟的党中央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们心里清楚,残酷的战斗还在后面。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忙完自己手头的事情、聚集在一起研究党中央的去留问题。

  深夜,窑洞里的油灯冒着青烟。党中央究竟放在哪里最好?持续的争论使会议出现了僵局。毛泽东倒背着双手踱到窑门口,望着夜空闪烁的星星。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已考虑很久,成竹在胸。一旦延安守不住,中共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姚店与王震分手时他就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针对中央过黄河的意见,他反复阐述中央留在陕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中央留在陕北的理由有二,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离开,我无颜面对陕北乡亲啊!我决心与陕北人民一道,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其二,胡宗南投入陕北的军队有二十来万。我们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的部队调往别的战场。我们拖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周恩来打破了沉默:“现在有三种意见争论不下,一是党中央放在晋西北,我们五人都过黄河……”

  “反正我不过黄河!”毛泽东回过头说:“要走你们走,我一个留在陕北。”

  任弼时不冷不热地说:“坐下来,有话慢慢讲,好好商量商量嘛!”

  毛泽东走到座椅边,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

  周恩来接着说:“二是,我们五人都不过黄河,党中央坚持在陕北。”

  刘少奇紧接着说:“这样比较好。”

  毛泽东语气缓和下来:“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

  刘少奇回答:“这不大可能吧。”

  毛泽东吐出一口烟:“当然,没有我们,革命照样前进!”

  任弼时幽默地说:“上帝保佑,千万不能出现这种局面。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新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听一听小孙子怎么叫我爷爷呢!”话音还没落地,大家哄堂大笑,会场上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

  周恩来趁热打铁地说:“三是,我们五人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陕北,一部分过黄河。”

  言语不多的朱德说:“黄河,不知过了多少次,这回我可不想过了!”

  刘少奇接着说:“我再次请求中央,让我留在陕北。”

  任弼时激动地说:“我主张大家都过黄河,党中央放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眼看毛泽东又激动地站了起来,周恩来急忙提议:“天快亮了,是不是暂时休会,睡上一觉起来接着讨论?”

  朱德猛地甩出一句:“睡了觉我还是那句话,不过黄河!”

  毛泽东急着说:“朱老总呀,你已经六十多岁了。”

  “我的身体比你好,不信你来试试!”朱德说着伸出了右手。

  毛泽东看着朱德着急的样子,笑着拱手道:“小弟甘拜下风!”

  3月27日早饭过后,谁留在陕北?谁东渡黄河?领袖们之间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说:“党中央这棵大树,只有深深扎根在人民的土地上,才能经得起狂风暴雨。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很多,但第一位的是从军事上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现在大兵压境,党中央必须和陕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没有这一条,其他一切无从谈起。我分工负责军事,首先应该留下来!”

  周恩来说:“蒋介石想把我们赶过黄河,以便在政治上欺骗人民,打击我党!”

  刘少奇说:“如果党中央离开陕北,那就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对陕北和全国的民心、军心都是不利的。”

  朱德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不过,弼时同志提出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也必须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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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毛泽东说:“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是有保障的。”

  任弼时说:“如果敌人确实知道你还在陕北,就会像疯狗一样扑过来的。”

  毛泽东笑道:“我是一块肥肉,走到哪里苍蝇就会嗡嗡着飞来。让他们来吧!我们正要借此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减轻山东和其他战场的压力,便于刘(伯承)、邓(小平)进军中原。好得很啊!”

  任弼时、朱德几乎同声向毛泽东说:“你不能留在陕北,应该过黄河到比较安全的华北去……”

  眼看争论的火药味又要浓烈起来,周恩来一锤定音的说:“中央留在陕北,大家的意思比较一致了……”

  任弼时头也没抬就说:“我保留意见,但是,少数服从多数,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

  “这就好!”周恩来说:“我们五个人分成两组,有的留下,有的过黄河,这一点大家也一致了。那么,剩下的问题是谁留下,谁过河呢?”

  朱德猛地站起来说:“我要留在陕北!”

  毛泽东笑着说:“按弼时说的,坐下来,有话慢慢说,好好商量嘛!”

  没等朱德再张口,刘少奇便抢着说:“我还是希望留在主席身边,在战争中学习军事,协助主席做一点具体工作。”

  周恩来说:“弼时同志血压很高……”

  “我们五个人当中,恐怕数你身体最差啰!”毛泽东指着任弼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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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刘少奇也说:“医生早就要他休息了。”

  朱德也同情地说:“他不能留在陕北!”

  任弼时急得一捋胡子说:“看样子又是四比一了,不过我还不服输呢!正因为我血压高,所以一看见黄河的浪呀我就头晕……”在众人的笑声中,任弼时接着说:“我分管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怎么能离开边区呢?更何况中央机关的工作杂得很,少奇也好,总司令也好,你们不能代替我这个‘管家婆’啊!”

  窑洞里又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

  谁去谁留的争论仍在继续,不知不觉中太阳就要落山了。作战参谋走进窑洞将一份材料递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迅速看了一遍,抬起头说:“胡宗南的一个旅进占永坪等待补给。有东下延川黑龙关,向清涧方向移动的可能。我们应在敌到达之前迅速东进。至于去留问题再作从长计议。”

  毛泽东站起来说:“好啊!敌人果然被拖过来了,我们又要搬家了。但是,我必须留在陕北!同时,我们应该考虑中央一部过黄河……”

  周恩来接住话头说:“中央和军委机关不应过于集中,我去晋西北部署,你们到安全地方后再讨论中央一分为二的问题,这样好吗?”

  毛泽东立即提议:“恩来说的对,中央一部还是坚持在陕北,我这就给彭德怀发电……”

  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认为现在只有这样了。

  3月27日黄昏,毛泽东代表中央和军委发电报给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接着毛泽东又秉烛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只要打破胡宗南军即可改变陕北局面》的电报。明确告诉贺龙、李井泉等人:“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同时中央一部向晋西北转移,恩来到来部署一切……贺龙、叶剑英、杨尚昆应迅速将机关移至太行,暂时留在晋绥的中央、军委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电报同时告诫各解放区负责人:“敌在占领延安后是计划继续进攻陕甘宁和晋西北,企图摧毁我首脑机关和所在地区……你们在思想上要作好充分准备……”

  3月28日,吃罢早饭,已经准备妥当的周恩来,带领一个警卫排和打前站的工作人员离开瓦窑堡王家沟,前往晋西北,代表中央部署一切,安置中央一部东渡后的驻地。

  3月29日傍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步行走出王家沟,登上了已在沟口王家坪等待的6辆吉普车,经清涧岔口转而向北行驶。两个多小时的奔波,他们到达清涧县石咀驿北5华里处的枣林沟村。征尘未洗,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就来到村头毛泽东居住的小院继续讨论中央去留问题。

  毛泽东仍然坚持在瓦窑堡王家沟提出的意见:“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胡宗南的部队就会对其他战场造成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烟又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定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也的确有好处……但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面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

  任弼时急着说:“我和老总、少奇留在陕北,你过黄河吧!这样总可以了吧?”

  毛泽东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想法,任弼时拗不过毛泽东,只好又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彻夜的争论拉锯式的僵持着。

  朱德说:“我见恩来在王家沟提出的意见就很好,中央分成两部分,我们几个人分一分工,去留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刘少奇随即附和道:“老总提的办法好……”

  任弼时则坚持说:“我说过,毛泽东不走,我也不走……”

  议论来,议论去,毛泽东对自己坚持的意见似乎有了松动:“你们看这样分工行不?以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朱老总也一起去,好不好?”

  任弼时立即表示赞同,朱德却有点不高兴地说:“有什么好不好呢?一比三嘛!”

  “好”。毛泽东接着说:“由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率领中央和军委直属机关大队人马驻扎晋西北,保证和各个战场的联系……”

  3月30日上午,最终作出决定:组织前委(即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组成,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组织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书记,率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前往晋察冀解放区找地方办公,领导全国群众运动、土地改革、根据地建设等工作;组织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叶剑英为书记,驻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担负留陕北中央的后勤保障,通讯联络,敌情侦察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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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同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县)

  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如释重负,事情终究有了结果。毛泽东、任弼时当即致电贺龙转周恩来:

  (一)中央决定组织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刘少奇两同志明晚由石咀驿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

  (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石咀驿附近。

  (三)敌已占两延(延长、延川),下一步行动待侦。

  (四)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之间。为免被敌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毛、弼

  寅三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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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3月起,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3月31日,清涧被敌占领,中央决定从枣林沟动身转移。出发前,朱德在中央警卫团连以上干部会上讲道:“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这一天黄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离开枣林沟,乘车到达绥德西南部的田庄村头岔路口。他们互道珍重后,毛泽东说:“我们是一分为三,不见不散”。他和任弼时目送刘少奇、朱德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工作人员登上汽车,大张旗鼓地沿咸榆公路向黄河进发。毛泽东、任弼时才骑上战马溯淮宁河向重耳川西进。有趣的是在山的南面,胡宗南一部也溯着秀延河直扑瓦窑堡,正如毛泽东所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毛泽东、任弼时率中央前委昼伏夜行,经子洲县邱家坪、高家塔村,于1947年4月3日早晨再次转移到瓦窑堡北面的涧峪岔村。在这里的一天一夜时间里,毛泽东就西北野战军的作战问题,电示彭德怀、习仲勋:

  1.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

  2.敌占瓦窑堡后动向如何?速告。

  3.我们现在瓦窑堡东北地区,二局无法侦察,敌情完全不明,望派一个营附电台到瓦窑堡以西安定城附近担负侦察及掩护之责。我们尚须两天至三天时间,方能移至安定以西安全地区。

  4.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4月4日下午,毛泽东、任弼时从涧峪岔动身、穿行在白于山区的深沟大山里,当晚,进驻瓦窑堡西北的石家湾村。警卫员忙着安顿行李,毛泽东吸着烟对任弼时说:“我们刚告别了重耳川,就又来到了轩辕黄帝的葬地。”任弼时惊讶地反问:“此话怎讲?”毛泽东吸着烟不紧不慢地讲述道:“长征落脚瓦窑堡后,我从《安定县志》上看到,晋公子重耳就在我们住过的涧峪岔一带避难,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淮宁河流过的川道改名为重耳川。现在我们又住在了埋葬黄帝的高柏山脚下,山的北坡就是秦始皇设在这里的阳周县城,扶苏、蒙恬就被毒死在那里。”任弼时感慨地说:“主席,真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啊!黄帝陵不是在中部县吗?怎么又到这里呢?”毛泽东笑着说:“关于黄帝陵就有陕西、河南、甘肃、河北说,在陕西就有中部和安定之说。”任弼时接过话头:“老祖先不管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祭祀呀!”毛泽东接着说:“是呀!黄帝的陵寝就让后人去考证吧,我们是没有时间做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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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阳周县城遗址

  4月6日上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突然向石家湾扑来。在万分危急之时,毛泽东、任弼时当机立断,率队向青阳岔转移。由于是白天行军,不多时他们就来到阳周故城所在地曹家洼村。在沟底行走中,他们望着半山腰上的断墙残壁,毛泽东自言自语:“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下午到达靖边县东边的青阳岔村。周恩来从山西三交镇渡河,于4月11日赶到青阳岔,与毛泽东、任弼时会合。

  4月12日,中央前委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率领下,转移到安塞北面,瓦窑堡西北只有17户人家的小山村王家湾。4月14日,指挥了位于瓦窑堡西南30华里处的羊马河战役。此战打死打伤敌军1900人,俘敌2800人,俘获敌135旅代旅长麦宗禹、少将参谋主任朱相舒、少将政治部主任王文之、404团团长成耀煌、405团团长陈简均等。首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

  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先后在瓦窑堡东面,北面住了20多天,实现了战略转机。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6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主要参考书目

<标题>=主要参考书目

<类型>=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红军长征到延安》 中共延安党史办

  《周恩来传》 金冲及主编

  《西行漫记》 埃德加·斯诺著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

  《毛泽东生平全记录》 柯延主编

  《新写长征图文档案》 李镜著

  《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 贾章旺著

  《命运》 石永言著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 陕西人民出版社

  《群山》 忽培元著

  《中国工农红军各革命根据地简介》 盛仁学 张军孝编

  《毛泽东之谜》 晓峰 明军主编

  《刘少奇一生》 黄峥著

  《忆延安》 西安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子长文史资料》 第二辑

  《延安秘事》 梅剑 主编

  《毛泽民传》 朱天红 逸晚著

  《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吴志渊著

  《红日照陕北》 杨和亭著

  《我的回忆》 王腾波著

  《阎红彦传略》 毕兴 贺安华著

  《毛泽东的军事高参郭化若》 常建忠著

  《王稼祥传》 施昌旺著

  《毛泽东踏遍青山》 陈左思著

  《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红军长征到延安大事记》 中共延安党史办

  《回忆杨虎城将军》 陕西人民出版社

  《刘志丹纪念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书法赏析》 石磊编

  《张浩传奇》 鲁之洛 梅门造著

  《盖世英雄彭德怀》 林杰 王乃英著

  《国共两党关系史》 王功安 毛磊 主编

  《毛泽东遇险实录》 苏北编著

  《红都瓦窑堡》 姬乃军编著

  《万众瞩目的延安》 文辉抗 叶健君 主编

  《李克农传》 徐林祥 朱玉著

  《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张聿温著

  《中共特工秘录》 明军 地久主编

  《共和国上将之死》 贺安华著

  《世纪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

  《我的回忆》 张国焘著

  《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 党史出版社

  《郭洪涛回忆录》 党史出版社

  《彭德怀自述》 人民出版社

  《岁月如流》 马兆祥著

  《阎锡山传》 王振华著

  《蒋介石大传》 刘红著

  《黄埔将帅》 时事出版社

  《一名女兵眼中的黄克诚将军》 丁继东著

  《无衔将军、百姓公仆——雷恩钧光辉一生》 雷鸣著

<人物编号>=

<REC>

<文章编号>=ZZGTDZYZWYB0037

<书名>=《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参考文献>=《转折关头:党中央在瓦窑堡》

<目录>=后记

<标题>=后记

<类型>=

<作者>=强铁牛

<发文单位>=

<姓名>=

<内容>=

  70年前,党中央、中央红军在瓦窑堡奇迹般地走出了困境,从此,中国革命一路高歌猛进……但是有许多人对这一段历史知之甚少,只知道党中央在这里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他方面则鲜为人知了。瓦窑堡为什么成为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因为瓦窑堡当时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笔者就生于斯、长于斯,利用工作之余搜集整理党中央、中央红军在瓦窑堡的故事,目的就是将这一段历史准确地告诉后人。

  父亲、伯父都是1935年前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伯父后来又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员,他们参与了迎接党中央进驻瓦窑堡的活动,目睹了党中央在瓦窑堡的生活情景。母亲是老支前模范,她为红军碾小米、缝衣、做鞋、掩护伤病员。因此,小时候我常听父辈们说不完的故事。“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我考进了县城中学,看到了党中央在瓦窑堡居住过的院落、街道。后来我教了几年高中语文,又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开始了对党中央在瓦窑堡资料的搜集、调查、走访、整理工作。尽管变动了工作岗位,但二十多年来从未间断。耳濡目染地激动,使我更坚定了动笔的念头。2005年赋闲在家,我便拿起笔来涂鸦。一桩桩落地生根的事实,一幕幕生动鲜活的情景,不仅跃然纸上,而且让我悟出了主题——转折关头,谁主沉浮?长征落脚瓦窑堡的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用智慧,用力量告诉世人: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当我把书稿交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时候,心踏实了许多,因为我的劳动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同时,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震撼,历史不应遗忘,人民应该牢牢记住:70年前抗日战争的序曲就是在瓦窑堡奏响!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号角就是在瓦窑堡吹响!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尽,但党中央在瓦窑堡的壮举,依然闪耀着智慧的灵光。7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段不能忘记的日子,就是让人们记住那段血与火,泪与笑的难忘岁月。因为,今天是昨天的承继,明天是今天的延续。

  今天的瓦窑堡已今非昔比,在中共子长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子长23万人民的努力下,瓦窑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的街道拓宽了,高楼栉比,人流如潮;那时的阅兵场也成为街道纵横的繁华闹市;过去的红军医院已扩在了城市之内。石油、煤炭的开发利用使人民的生活日渐富裕;招商引资,开放搞活成为人们的话题。瓦窑堡人民牢记和继承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向着美好的明天阔步前进!

  强晓初、王巨才不仅对该书的写作极为关心支持,而且在百忙中为该书写了情文并茂的序言。谢绍明也多次与我商讨该书的内容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资料搜集,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县委书记的张宏霖、副书记李文浩就曾对我说过:“党中央在瓦窑堡干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们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搜集整理出来……”2005年,县委书记杨军宪、县长杨继武鼓励我:“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原貌,写作中有什么困难当尽力帮助。”与此同时,县人大主任齐建国、政协主席郝生荣,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杨应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杜建军、副县长周进党,县城建局长李建中,粮食局长谢成岗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除此之外,延安市卫生局局长刘海宽,纪检书记王兴如,卫生监督所所长呼世斌,延安市土地局局长徐文岳、延安市政策研究室主任邓世宏,洛川县委副书记任小林。我的老同学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郝飚、延安市外贸加工厂厂长栾泽民、市委党校副校长南兆旺,市资金局副局长张云飞,延安大学副教授侯新儒。我的老师徐文智,我的学生延安腾格尔公司老总续海中,吴起县副县长张智慧等也对该书倾注了心血,给予了支持,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杨应东,他在休息日帮我翻山越岭拍摄书中照片……瓦窑堡革命旧居、李福行也为该书提供了所需照片,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的妻子一人承担家庭事务,抚养小孙子,使我有宽裕的时间静下心来笔耕。女儿、女婿利用节假日誊写资料、打印书稿,为此也付出了心血和劳动。

  在此,我要对主要参考书的作者、本书编辑张克敏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2006年5月

  于瓦窑堡龙虎山下

<人物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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