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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艰苦复杂的环境中,在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政治上和理论上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吴起镇,于是,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战斗和生活了近13年。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土地革命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转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解放战争头两年对国民党的作战,迎来了中国革命走向全面胜利的曙光。毛泽东曾把延安比作英国的伦敦。任弼时更明确地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和抗日根据地来说,处于一种领导各根据地的神圣地位;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处于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在这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升华,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理想追求、思想品德、工作作风的精华和结晶。

   一、延安精神形成的客观条件

   延安地处陕西西北部、黄河中游,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这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轩辕氏栖息和活动的地区,黄帝陵就在延安的桥山。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战的地区。从商伐鬼方、周讨猃狁,直到秦灭魏国,始终是征战不已。司马迁曾总结出中国传统政治更替的一种规律,即发始于东南,收功于西北。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在这片黄土高原上落脚、生根,并且从这里走向中国革命的胜利的。

   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延安所在的陕北地区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区域之一。这里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千百年来的水土流失,使大部分地区终日是漫漫黄土和滚滚流沙。这里气候恶劣,春季多风,夏季多冰雹,秋季降霜早,冬季冰雪覆盖,旱涝雹冻等灾害频仍。加之军阀、地主、土匪的横征暴敛,使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生产水平十分低下,人民群众长期过着“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身穿羊皮垒补丁”的艰苦日子。周恩来曾经谈到陕北地区农民的贫困状态,说他们“极端贫困,土地产量很低……在江西和福建,人们参加红军的时候,随身带着包裹。这里,他们连双筷子也不带来,他们简直是一无所有。”到1939年时,陕甘宁边区一般亩产量还只有20公斤左右。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除粮食、羊毛外,其他一切日用所需,从棉布到针线,甚至吃饭用的碗,全靠小米来换。”

   在大革命失败后,就是在这种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陕北共产党人,举行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保留下来一片火种,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也为历时一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骤然增加了这一地区的人口,加之周围有着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近乎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为此,中共中央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想借以扩展根据地,但终未能够实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总后方和一切进步人士、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一时间,延安人满为患,延安的干部常年维持在7万人左右,最多时达到13万人,这使得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经济状况十分恶劣。

   特别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寇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国民党方面也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加上华北地区不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八路军从40万人降至30万,根据地人口也从近一亿减少到五千万以下。

   面对饥饿与生存的威胁,在能否坚持抗战胜利的巨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正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精神风貌,这就是延安精神。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经受各种考验,战胜艰难险阻,不断争取胜利的精神力量。

   二、延安精神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正确分析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成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的客观现实,及时地实现了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的根本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形成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这次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能够解决的中共的政治路线与政治策略问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延安。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开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经历过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终于捐弃前嫌,共御外辱,正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延安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就显得十分突出。

   第一,延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艰苦恶劣的条件下,面对国际国内异常复杂的形势,面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矛盾和斗争,不仅坚定地领导着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而且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紧紧把握住抗击日寇这一大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坚持抗战、推动抗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步步推动和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的一切方针和政策都是在延安产生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战役是在这里指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所有重大的行动也是在这里部署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1935年到1948年中国革命的中心,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重庆谈判和解放战争初期的指导中心。

   第二,延安是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地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总后方。1937年8月,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陕北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共4.5万人。从当年9月开始,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从陕北出发,奔赴山西,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从而形成对日作战的敌后战场,并逐渐建立了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八路军坚持敌后作战的战略总后方,为各敌后战场和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输送了大批的干部,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第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和各类人才的革命大熔炉。毛泽东曾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民众的伟力只有通过千百万干部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才能真正释放出来,成为战无不胜的物质力量。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就把培养千百万抗战急需人才的任务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为此,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区域,成为培养抗战干部和人才的革命熔炉。

   正是延安所处的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了延安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同时也使延安精神能够超越地域和时间的局限,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风貌的典型代表。

         三、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1927年和1934年两次失败的教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深刻地总结了这些经验教训,而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破除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科学的把握,这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重要条件之一。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盲目指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相对比较成熟和稳定的领导集体,加上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的实践和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空前增强了对理论的需要,以及延安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都为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活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写的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1~4卷中就有112篇,占总篇数159篇的百分之七十多。

   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的发表和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系统完整的阐述,以及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

   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性质,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以及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奋斗目标,这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共同追求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引导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和强大富裕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在指导延安整风运动中写下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以及此前写成的《实践论》、《矛盾论》,不仅对在中共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批判,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最终在党的七大上,实事求是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中,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到世界观、人生观的高度,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成为共产党员的人生坐标。

   在延安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创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奇迹。毛泽东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文章和一系列讲话中,对艰苦奋斗的作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看做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

   总之,延安精神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的理论基础,延安精神是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