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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的政治准备

  1948年上半年,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发生冲突并导致双方关系公开破裂。根据苏联的主张,刚成立不久的欧洲九国情报局所属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南斯拉夫共产党除外)于6月下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九国情报局的决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及关系破裂给欧洲各国共产党,特别给南斯拉夫共产党以深刻影响。苏南冲突发生后,欧洲各国共产党普遍清洗所谓南斯拉夫分子。南斯拉夫共产党与欧洲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普遍恶化。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受到严厉谴责和沉重打击。后来事态的恶化使得苏南两国濒临全面武装冲突的危险。

  苏南冲突及关系破裂也给中国带来重大影响。苏南冲突事件发生,引起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更深的怀疑,因为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幽灵”早就存在于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早就在抵制苏联的发号施令。现在,已经直接影响和控制之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竟然敢于抵制苏联和背叛苏联,走独立自主的道路,那么,在远东的、实际上已经脱离苏联控制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更敢于同苏联相抗衡,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早就这样做了,现在和将来依然会这样做。这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深感不满但又无可奈何的。对于苏联的不满,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等早已感觉到,所以才提出亲自赴苏联向斯大林当面做解释的建议。但这一建议也被斯大林婉转拒绝。针对中共可能出现的铁托主义现象,苏联当时特别向中共发出了警惕的信号。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表文章刻意强调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制订党的纲领及革命运动中各个不同的阶段的策略上,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仍保有其全部伟大的意义。”【《东北日报》1948年11月29日。】对于这篇文章,国民党人都觉察到苏联的这种情绪。当时,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彭昭贤在与苏联驻华大使谈话后,觉得苏联对中共有怀疑,怕中共或许走南斯拉夫路线。【《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8卷,华盛顿1957年版,第360—361页。】

  苏南冲突事件的发生,给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他们深深认识到,尽管苏联对中共有怀疑,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它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习和仿效的榜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强大后盾和国际援助力量;没有苏联同情和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以及目前中共领导人民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取得最后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识到,目前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所处的地位毕竟是不同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领导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共产党还正为建立这样的共和国浴血奋战。尽管中共已经领导人民群众树立起反美倒蒋的必胜信念,但是,面对依然强大的美蒋反动派,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有半点的松懈和疏忽。因此,如果说南斯拉夫共产党还有条件同苏联对抗,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绝没有这样的条件;不仅不能与苏联发生冲突,而且还要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尽可能地继续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在与美蒋反动派的最后决战中取得胜利。如果没有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如果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破裂,那么,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将会十分困难,即使取得了最后胜利,要建立和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也是很成问题的。

  基于上述考虑,中国共产党在获悉欧洲九国情报局关于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后,很快就召开会议并通过决议,表示“完全同意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各国共产党所参加的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东北日报》1948年7月13日。】随后,中共在《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铁托反革命集团的假面具撕掉了》、《失败在等待着叛徒》等文章,并在一些大城市召开各界群众集会,斥责“铁托集团背叛人民,卖国投降帝国主义的行径。”【《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第562页。】后来,中国共产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长篇论文,代表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背叛”,尤其着重批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反苏立场;【《东北日报》1948年11月8日。】决定由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发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一是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苏联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立场,表明中国共产党要坚定不移地要以苏联为榜样;二是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坚决反对“第三条道路”,主张与苏联合作。【《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的决议、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文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苏南冲突事件的鲜明立场。当时,正忙于同美蒋反动派进行最后决战的中共领导人绝无可能对远离中国的苏南冲突事件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了解,但它却如此迅速地做出决议并发表文章表明态度,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努力排除苏联对中共也走南斯拉夫道路的怀疑,避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发生冲突。这是对苏联和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理论的进一步支持,并公开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这就完成了走向“一边倒”政策的第二步,即在政治上为走向“一边倒”政策做好了重要准备。

  就在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政治上支持苏联时,毛泽东再次决定赴苏联访问。他向自己的卫士们说:“我是想到苏联去,要求它能带个好头,承认我们的新政府。成立联合政府,不仅国内要做好准备工作,在国际上也要做好准备工作。美国是支持蒋介石的,不会支持我们。苏联可以支持我们,苏联带了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能这样做。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不能孤立,在国际上有人支持才能更好地站稳脚跟,说话才能更有力量。”【李银桥著:《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03页。】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就致电斯大林,说:“我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拟于月初从河北省石家庄北100公里处阜平县出发,在军队掩护下过平张铁路……可能于6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贵国……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此外,如果可能,我还想往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一行,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他工作形式。”当时,毛泽东打算带任弼时和陈云,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无线电报务员。他在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路——我只身前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1,页30—31。见[俄]AM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7月4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25日前后到蔚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在本月底派船赴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电报中还说将有20人与他同行,如果乘飞机前往,请派两架飞机。【《斯大林与中国》,第55页。】这一次毛泽东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他都得去。他已开始装箱子了,甚至还买了皮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走。当斯大林再次拒绝了他的要求后,其不满的情绪可想而知。他在向留驻中国共产党地区的苏联代表说,如果在1947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1948年,形势变化了,他想尽快到莫斯科去。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涉及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总之,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应该达成协议,让我们的政治方针与苏联完全一致。”【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1,第41页。见《斯大林与中国》,第57页。】9月28日,毛泽东再电莫斯科,称:“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为得到)指示,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他们给予我们指示。”【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1,第42页。见《斯大林与中国》,第57页。】以上电报说明,毛泽东赴苏联的愿望已是十分急迫。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能够如此表示愿意以苏联为“头”,亲切地称斯大林为“大老板”,并愿与苏联在政治方针上达成完全一致,的确是不容易的,即使这样,也未必能使斯大林和苏联方面信任。10月,11月,12月,毛泽东又连续几次致电斯大林,通知他赴莫斯科访问的具体日期。【《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17页。】可惜,直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赴苏联访问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