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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国家关系的演变

  1931年在中国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成了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为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1932年,中苏两国政府进行了复交谈判并在这年年底宣布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但在中苏复交后,苏联又不惜以牺牲中国主权的方式而与日本改善关系,其主要表现就是,未同中国政府协商,擅自将中苏两国共同经营而主权属于中国的中东铁路出售给日本,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国国家关系不可能向前发展。但这时,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集中精力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对苏联牺牲中国主权的行为采取了隐忍的态度,而使中苏国家关系不至于恶化。随着日本进一步侵占中国的华北地区,对苏联控制的外蒙古产生了直接威胁,才迫使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直到1937年两国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条约签订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就特派军事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商谈购买武器弹药和聘用军事技术人员问题。在苏联期间,代表团受到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双方就苏联如何援助中国抗战问题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一系列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在几年内将向中国提供几亿美元的贷款,以作为中国向苏联购买军火的费用。随后,苏联“大规模的武器运往中国,为中国装备了24个师的军队。这些交易在贷款的具体协议尚未签订时就实现了”【此资料为程天放提供,程曾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见程天放著《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Public Affairs Press,Washington,D.C.P.211.】。

  1938年1月,孙科代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请求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更多的援助,同时希望苏联尽可能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斯大林在一次从午夜到凌晨五点的长时间谈话中说:苏联面对不稳定的欧洲形势,不能卷入远东的战争,但是,苏联愿意尽最大努力以武器援助中国。斯大林宣称:“只要中国支持抗战到底,并且不为暂时的挫折和敌人占领领土而泄气,那么,最后胜利就一定是中国的。”【《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P.213.】当时,斯大林就估计,苏联已经向中国运去了价值3亿卢布的武器和弹药,这些武器包括炸弹、飞机、坦克、机枪和步枪等。【《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P.213—214.】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又建议敲定两笔数额均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孙科请求将第二笔贷款增加到1亿美元。斯大林答应在第二笔贷款用完后再提供第三笔贷款5000万美元的协定。1939年4月,在孙科的再次请求下,苏联第三笔贷款实际上为1.5亿美元。6月,双方签订两项协定:一为《中苏货款协定》,商定中国用茶、木材、锡、钨、锑等物资偿还苏联货款,贷款使用期限为30年,年利为3%;二为《中苏贸易协定》,规定两国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相互进出口及征收关税等问题上,双方都享有相互权利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据协定规定,苏联在中国的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商务代办处。商务代办处享有外交特权。【《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1933—1941),selected and edited by Jane Degra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341—349.】

  由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使得中国政府能够向苏联购买大批武器弹药用于对日抗战。据统计,从1937年10月到1941年,中国向苏联购买的飞机共1235架,各种口径的大炮1.6万门,汽车和拖拉机1850辆,各种型号的机枪1.8万多挺,子弹1.8亿发,飞机炮弹3.16万枚,普通炮弹200万枚以及其他装备和器材。由于中国军人一开始并不会使用苏联的飞机,所以,苏联又向中国派来大批飞行员直接驾驶这些飞机对日寇作战。从1937年到1940年,在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志愿飞行员达700多名。他们为保卫兰州、重庆、成都、西安和其他城市免遭敌机袭击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他们还对敌人后方执行轰炸任务,仅1938年5月至10月,他们驾驶的飞机就击沉了70多艘日本军舰和运输船,消灭机场上的敌机20多架,击落敌机近20架。另外,根据中苏协定,苏联从1937年11月底开始还向中国政府和军队派来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到1941年初,仅军事顾问就有140多名,各种专家上千名。他们在组织部队和战斗训练方面,在建立军事服务和后勤工作方面,都给中国军事指挥部以很大帮助。除此之外,苏联政府还多次表示,在适当的时机可能直接出兵参加对日作战,以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抗战的信心。《中苏贸易协定》则发展了两国间的商务关系,促进了两国的经济交往。这在日本封锁中国海岸线的不利情况下,使中国保持对外贸易往来,这是有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总之,苏联的援助和各方面的支持,使抗战前期的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密切的国家关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服从于中苏两国国家关系发展的需要,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政策,实现了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并在蒋介石发动几次反共高潮时继续努力维持双方的合作关系,还在苏联政府实行重视国民党和轻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继续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

  抗日战争后期,由于美国参加了中国的对日抗战,并取代苏联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要援助国,而苏联却因与纳粹德国战争的爆发,无暇顾及中国问题,中国政府在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的同时,曾一度疏远了与苏联的关系。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前夕,苏联和美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进行交易后,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密切接触与谈判,并于1945年8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苏美两国交易的产物,其实质并不是真正的中苏友好,而是以牺牲中国的革命利益和国家主权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和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在牺牲中国革命利益方面,主要是美国敦促苏联向蒋介石做出保证,苏联在道义和物质上对中国的援助将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党政府,而不会给予中国共产党。在牺牲中国主权利益方面,主要是苏联从中国所获得的权益,一是中国政府同意苏联的建议,即在打败日本后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外蒙独立问题;二是苏联与中国共同使用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三是将大连港“指定码头及仓库租与苏联”,港口主任“在苏籍人员中遴选”;四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归中国和苏联“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42—650页。】条约也有积极意义:一是进一步追认苏联在此之前就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从而加速了中国抗战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二是确定了苏军撤出中国东北的期限,以确保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第504页。】

  然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的实践证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根本原因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锤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它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独立自主的行动,使蒋介石没能在苏联和美国的支持下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目的。而且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了追随美国和疏远苏联的外交政策,使苏联继续保持对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的支持。当中国共产党最终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统一中国大陆以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就将自己失败的责任归结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于1949年9月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控诉苏联违约支持中国共产党案。【《蒋廷黼在联大四届常会第一委员会发表之我控苏侵略案之声明》,载[台湾]外交部编印,《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中华民国90年12月,第306—319页。】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上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我控苏案之说明》,载《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二册:《中苏关系卷》,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