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四十年
    •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史二志
    • 十九大学习
    • <
    • >

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发展

  中苏两个国家之间外交关系建立的过程与苏联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发展过程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早在苏俄新政权成立之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就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进行了联系。据记载,1905年,孙中山为发动中国革命而游历欧美时,就同一批俄国革命者进行了大量接触,特别重要的是他同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后来成为苏俄新政府外交人民委员的齐切林进行了交往,相互交谈革命情况。这也是后来苏俄新政权建立后,孙中山与齐切林之间来往通讯最为密切的原因之一。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立即致电祝贺。1918年1月和3月,苏俄新政权刚刚成立,孙中山就指示他领导下的中华革命党人密切注视俄国革命动向,以期双方的互相支援。当中国北洋政府封锁中俄国境,拒绝与苏俄新政府建立进行外交交涉时,孙中山却致电列宁,称赞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给东方人民树立了榜样,使他们有信念去建立与苏俄“同样新式的和巩固的制度”【 Г.В.Чичерин—Статви и РедиПо ВопросамМеЖдунадныйЛоликц.МоскВа,1961.pp59—61.】。孙中山的电报在苏俄领导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始悉远东亦有赞助其主义之友党存在”【Lyon Sharman,Sun yat—Sen:His life and its Meaning,London,New York.Pro.1934.P241.】。与此同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李大钊在积极传播俄国十月革命思想、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努力探求同俄国革命的联系。

  苏俄新政权建立后,一方面连续发表对华宣言,努力争取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积极寻求与中国北洋政府对立的中国革命力量的支持。由此形成了苏俄政府的双重对华政策。在开始阶段,苏俄在争取同中国北洋政府进行外交交涉和建立外交关系方面进展缓慢,而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却发展迅速。1920年中俄国境打开后,苏俄政府就派俄共(布)小组使华。该小组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中国先进分子李大钊和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并帮助他们在中国创建了后来对中国革命影响巨大并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这是苏俄与中国革命关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与此同时,苏俄还与中国南方以广东为基地长期从事革命运动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力量建立了联系。1921年和1922年,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代表马林、越飞等先后在广西桂林和上海与孙中山会见,商谈双方的合作问题。此间,苏俄政府还曾派出代表与北洋军阀中有一定革命倾向的人物吴佩孚和南方军阀中有一定革命倾向的人物陈炯明进行联络,寻求他们对苏俄政府的支持。1923年,新成立的苏联政府和俄共(布)中央又派出鲍罗廷和魏金斯基为全权代表,分别帮助孙中山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促使国共两党合作以及这两党联合的革命力量支持苏联。而这两党合作的革命力量就成了中国的内部压力,迫使中国北洋政府与苏联政府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由于中国北洋政府继续实行追随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因而使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苏联与国共两党联合的革命力量之间的关系却发展迅速。1923年下半年和1924年上半年,苏联政府决定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援助。为此,孙中山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和访问。苏联则向孙中山和国民党派来以鲍罗廷为首的政治顾问团和以巴甫洛夫为首的军事顾问团。1924年7月巴甫洛夫逝世后,苏联又派来著名的红军将领加伦(即布留赫尔)接任顾问团团长。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1924年5月,苏联还帮助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苏联为黄埔军校提供了200万卢布作为开办经费,先后有十几名苏联政治、军事顾问在军校任教。而在苏联的军事院校,如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和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也开办了中国班,为中国广东革命政府训练军事干部。1924年10月,苏联援助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第一批武器运抵广东,此后陆续运来多批武器和弹药。正是在苏联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的援助下,国共两党联合的革命力量很快就举行了以推翻北洋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北伐,并取得了胜利。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苏联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失败。蒋介石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实行反苏反共政策,中苏两国的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苏两国彻底断绝了外交关系。随后,两国军队又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1929年8月16日,苏军进攻满洲里,18日进攻绥芬河。中国方面报道:“9月6日,俄军又大举进攻我国边境,6、7两日绥芬河与满洲里二路均有大战,9、10两日扎兰诺尔方面亦有俄军进攻。”【王勤堉著:《满洲问题》,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73页。】苏联方面报道:华军“自9月10日至23日止,攻击俄境,向苏俄边防军及备办粮食人员开枪事件,共28起”【《真理报》1929年9月20日。】。实际上,从7月20日至11月,苏军攻占了中国边境重要城镇后,不断向前推进,深入绥远,并占领满洲里及扎兰诺尔。在扎兰诺尔一昼夜的激战中,中国军队7000人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第阵亡。【《中国外交史》(1911—1949),吴东之主编,第331页。】

  中苏国家关系恶化并断绝外交关系时,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则继续保持着。在1927年以后,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192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失败后,得到了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共产国际的大力支持。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再派代表罗明那兹来华,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战争。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分别在江西、湖南、广东发动了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以此为开端,在全国开始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苏联为榜样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亲临大会指导,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和进行组织建设。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和中苏国家关系破裂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又发动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声援和军事进攻等多方面援助苏联的行动。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几次实施“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政策的由来。由于这些政策严重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导致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严重削弱,到1934年,党在红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损失90%,白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100%。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行动却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之间的交涉和双方发生的武装冲突。

  尽管苏联及其影响下的共产国际的政策指导给中国共产党从事的革命运动带来巨大损失,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却毫无怨言,并继续努力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战争中失败,并且丢失了在中国南方的大部分革命根据地,从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其前进方向仍是中国北方靠近苏联的地区。这样,一是可重新建立在战略转移过程中中断的中共与苏联的联系;二是容易获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在这次战略转移过程中之所以能够胜利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仍然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继续支持这样一种坚强信念。党领导红军到达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又进行了几次北征行动,希望打开与苏联之间的直接交通线。当苏联和共产国际派出的新代表于1935年底来到陕北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喜出望外,以为再次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救星。当时,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的报告中,对于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联系的恢复,表示了由衷的高兴。他在报告中说:“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毛泽东表示欢迎苏联的援助,他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休戚相关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