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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

  俄罗斯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研制开发能力,另一方面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在从国外购买武器装备和引进先进军事科学技术中,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转让和武器出售方面对中国的严格限制,除了少量武器装备向西方国家购买外,俄罗斯是中国技术引进和武器装备采购的主要来源。另外,中国现有的许多武器装备是在50、6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武器装备基础上仿造、改进的,在改善、提高这些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方面,俄罗斯是能有所作为的。而俄罗斯这些年来由于经济上面临的困难局面,外汇的短缺,军工企业的不景气,也使技术转让和军火出口对俄罗斯经济具有重要积极的作用。中俄在这方面的合作既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体现,也成为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动力。中苏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开始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的协商和取得的共识为此打下了良好基础。1992年11月下旬,俄副总理绍欣访华,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双方对利用国防工业潜力为国民经济服务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一致表示将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军转民领域里的合作。这实际上成为后来建立的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1993年5月,俄罗斯在北京举办了武器展览。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器展览,这使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能够有一个比较直接深入的了解。1993年6月23日—7月5日,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俄,与绍欣副总理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双方就两国工业、科技合作、军工技术转为民用以及其他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就扩大军转民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协议。刘华清还参观了俄罗斯的军事院校、部队、军工企业和科研机关。1994年6月28—29日,俄副总理绍欣访华,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与他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双方回顾了近年来两国在经济、科技,特别是军转民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示将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加强两国在军转民领域的合作。1995年6月21—29日,俄国家军事技术政策委员会副主席帕霍莫夫访华,为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做准备。1995年12月2—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俄,与俄第一副总理索斯科维茨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刘华清等参观了俄罗斯一系列国防企业,同俄国家军事技术政策委员会官员进行了会谈。经过会谈,双方就中国获得苏—27型战斗机的生产许可权达成了协议,还就军事院校学员的交流问题达成了协议。【《参考资料》1995年12月8日。】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会见刘华清时表示,俄方希望在军转民方面同中国进行合作,并请刘华清向李鹏总理转达俄方的这一愿望。1996年12月9—14日,俄副总理博利沙科夫率领俄政府代表团访华,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举行了中俄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双方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议定书。【《参考资料》1996年12月13日。】1997年5月29日—6月6日,国防科工委主任曹刚川访俄,就中俄军事技术合作问题与俄有关部门领导人举行了会谈。8月24日—9月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军技合作分委会中方主席刘华清上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俄,与俄副总理乌林松举行了军技合作分委会第六次会议。1999年8月24—28日,俄副总理克列巴诺夫访华,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共同主持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军技合作分委会第七次会议。2001年2月19—2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上将访俄,与俄副总理克列巴诺夫共同主持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军技合作分委会第八次会议。

  在符合双方和全球安全与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和不违反双方承担的国际义务范围内,根据双方所达成的协议,这些年来,中国从俄罗斯购买了苏—27、苏—30战斗机、IL—76型运输机、S—300与Tor—M1防空导弹、956E型(现代级)驱逐舰、Kilo(基洛)级潜水艇等比较先进的武器装备。另外,双方也进行了军事科技人员的交流与合作研究。苏联解体后,总计有数千名的俄罗斯军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访问了中国。大多数人是作短期的访问。有数百人是较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军事院校或科研机构中从事科技交流工作。中国也向俄罗斯的军事院校和科研机构派出了数百名军事专家。他们主要集中在莫斯科、萨马拉、梁赞和萨拉托夫等地的航空航天研究和发展中心。另外,数十个中国军事代表团曾对俄罗斯的军事院校、军事科研机构和军工企业进行了参观访问。

  1989年5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在中苏高级会晤期间,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双方应采取措施将中苏两国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两国正常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并为在边境地区加强信任、保持安宁做出努力的共识,决定由外交和军事专家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谈判。1989年11月,中苏外交和军事专家小组第一次谈判在莫斯科举行。1990年2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谈判。在两次谈判的基础上,1990年4月在李鹏总理访苏期间,中苏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双方同意在原先的外交军事专家小组的基础上成立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就上述内容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时为止,中苏两国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已举行了五轮谈判。谈判一直是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在确定裁减对象和采取信任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俄建交后,俄罗斯政府继续了这项工作。1992年3月21日—4月16日,中俄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第六轮谈判。由于苏联解体,中俄边界已分解成为中与俄、哈、吉、塔四国的边界,经过俄方的努力,从第七轮谈判起,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也派出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与俄罗斯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组成四国联合代表团与中国进行关于相互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谈判。1992年7月20日—8月4日、11月9—27日中与俄哈吉塔四国联合外交和军事专家代表团举行了第七轮、第八轮谈判。在上述谈判的基础上,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期间,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主要内容包括:双方指示各自的代表在谈判中加紧工作,以在1994年底前达成两国政府间的协议;双方同意,根据上项所说的达成协议,到2000年时实现将两国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削减到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边境地区的军队只具有单纯的防御性质;双方认为,最大限度地消除军事方面的不稳定因素和大大降低军事活动是在这一地区增强相互信任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双方认为,继续进行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武装力量的谈判是朝着在亚太地区的真正的裁军迈出的一大步,也是对巩固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的贡献。【《外交通报》1993年1—2期合刊第15页(俄文)。】

  1993年,中国与四国联合代表团举行了第九、十、十一轮谈判。1994年,中国与四国联合代表团举行了第十二、十三、十四轮谈判。1994年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时,中俄两国领导人表示要“努力加速制定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在协定基础上,把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减少到同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使保留在边境地区的军队只具有防御性”。【《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1995年6月李鹏总理访问俄罗斯时,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在继续进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谈判的同时,制定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的信任的协定并将其作为单独的军事政治性质的文件是合适的。”【《人民日报》1995年6月27日。】1995年,中国与四国联合代表团举行了第十五、十六、十七轮谈判。在9月1—1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七轮谈判中,双方就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内容达成了一致。1995年11月,中、俄、哈、塔、吉五国草签了这一协定。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中国上海会晤,并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为另一方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协定的基本内容包括: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双方不进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限制军事演习的规模、范围和次数;通报边境100公里纵深地区的重大军事活动情况;相互邀请观察实兵演习;预防危险军事活动;加强双方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之间的友好交往等。

  1997年4月24—25日,五国元首又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并以中国为一方,以俄哈吉塔为另一方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根据协定,双方将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水平,使其只有防御性;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双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互不进攻;裁减和限制部署在边界两侧各100公里纵深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边防部队的人员和主要种类武器数量,确定裁减后保留的最高限额;确定裁减方式和期限;交换边境地区军事力量的有关材料;对协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等。协定规定在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各自一侧100公里范围内,裁减后每方保留的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的总人数不超过13.04万人。规定双方定期交换边境地区的有关军事资料。协定的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

  上海合作组织是在“上海五国”合作机制基础上、在中俄两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1996年4月在上海会晤时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1997年4月在莫斯科会晤时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彻底结束了冷战时期中苏边境地区多年来形成的军事对峙状态,为毗邻五国携手维护地区的共同稳定和深化安全领域中的合作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和军事基础。1998年7月,“上海五国”元首在阿拉木图举行了第三次会晤。根据各国对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共同要求,会晤的主要议题中增加了安全合作问题。会晤后发表的阿拉木图联合声明表示将联合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共同努力制止核军备竞赛,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等。1999年8月,“上海五国”元首在比什凯克举行了第四次会晤。会晤后发表的比什凯克联合声明正式提出采取联合行动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三股邪恶势力。2000年7月,“上海五国”元首在杜尚别举行了第五次会晤。会晤后发表的杜尚别联合声明中郑重重申了联合打击对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以及非法贩运武器、毒品和非法移民等犯罪活动的决心,并提出将尽早制定相应的多边纲要,签署必要的多边合作条约与协定,定期召开五国执法、边防、海关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会晤,视情在五国框架内组织反恐怖和反暴力活动演习。另外,这次会晤与以往不同的是,由于俄罗斯总统更迭,俄罗斯新总统普京首次与会;中亚的另一个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也首次参加“上海五国”的活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作为观察员参加这次会晤。

  2001年6月15日,当“上海五国”元首再次在上海会晤时,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也参加了会晤。这次会晤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会议宣布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宣言包括了该组织的宗旨、任务、运行机制、基本原则和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等重要内容。

  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鼓励各成员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及其他领域的有效合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海合作组织的任务是重视并尽一切必要努力保障地区安全,遏制非法贩卖武器、毒品、非法移民和其他犯罪活动;利用各成员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互利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广泛机遇,努力促进各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合作的多元化;加强各成员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行动,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支持和密切合作,共同促进和巩固本地区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行机制包括:每年举行一次成员国元首正式会晤,轮流在各成员国定期举行政府首脑会晤。为扩大和加强各领域合作,除业已形成的相应部门领导人会晤机制外,还可视情组建新的会晤机制,并建立常设和临时专家工作组研究进一步开展合作的方案和建议。上海合作组织的原则是: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平等互利,通过相互协商解决所有问题,不谋求在相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是: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吸收认同该组织框架内合作宗旨和任务,成立宣言第六条阐述的原则及其他各项条款,其加入能促进实现这一合作的国家为该组织新成员。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至今已有两年时间,还处于初创阶段,主要是通过举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议、外长会议、国家协调员会议等进行组织机构的完善和法律文件的制定工作。

  2001年9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第一次会议在阿拉木图举行,主要讨论如何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趋势,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问题,会后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备忘录。此会正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因此与会的六位领导人于9月14日发表了联合声明,对恐怖袭击行动表示极其愤慨,向美国人民及受害者表示慰问和同情,并表示上海合作组织准备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采取有效措施,为根除恐怖主义带来的全球性危险而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2002年1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外长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对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建设等迫切问题进行详细研讨,通过协调立场达成了广泛共识,并为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元首会晤—圣彼得堡峰会做了准备工作。六国外长签署了联合声明,通过了应急机制原则。该原则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1.如遇重大突发事件,两国以上外长可提出倡议,召开六国外长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协调立场;2.可以外长声明的形式,阐述组织对事件的看法和主张。这是上海合作组织在尚无宪章和常设机构的情况下采取的重要措施,使之能迅速应对紧急事态发展、挑战和机遇。4月26日,第二次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审议了在圣彼得堡峰会上要签署的基础性法律文件和政治文件。2002年11月23日,六国外长开会通过了有关与其他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开展交流的临时方案。

  2002年6月7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二次会晤在圣彼得堡举行。元首们就当前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在总结上海合作组织一年来工作的基础上,从战略高度规划该组织下一步的发展,并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采取了重大的实质性步骤,使上海合作组织稳健地向前迈出一大步。这次会晤签署了三个文件,《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是一纲领性的文献,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该组织的宗旨和任务、指导原则、合作方向、机构设置和运行规则。《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使自1999年开始酝酿组织的比什凯克反恐怖机构终于决定正式建立。这将使上海合作组织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整体反应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大大加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总结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了上海合作组织下一步的发展构想,并就地区形势和国际形势、反恐斗争、安全合作、经贸合作、文化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

  2003年5月29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第三次会晤在莫斯科举行。六国元首审议了上届峰会提出的按照宪章规定尽早启动本组织所有机制这一任务的落实情况,批准了即将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常设机构—北京秘书处和比什凯克地区反恐怖机构等活动的法律文件,及上海合作组织徽标方案,通过了关于批准张德广(前中驻俄大使)出任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的决议。强调常设机构的启动不应迟于2004年1月1日,商定了该组织预算编制与执行原则并签署了相关协定。会晤后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

  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一次重大变化。“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更加证明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上海合作组织倡导并实践新型安全观和新的国家关系理念,致力于探求和发展新型区域对话和合作模式,有益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将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起到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