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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在中国的扩张

  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清朝政府从18世纪中叶前后实行的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使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作为一个天朝大国的落后,落后于时代,落后于那个时代崛起的英法俄德日意美等大国。落后必然挨打。到19世纪中叶,中国终于沦为饱受大国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19世纪下半叶沙俄帝国趁火打劫,大面积地抢占中国领土就是中国饱受大国欺凌的显著标志之一。

  早在18世纪50年代,俄国政府就提出了通过阿穆尔河(黑龙江)解决向俄新占领的鄂霍次克海沿岸和勘察加半岛地区运送粮食和其他物资的问题。这一提议当然受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因为根据《尼布楚条约》,俄并无在黑龙江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而且这时中俄两国经历了一段密切来往后,其争端开始增多。正如俄方人士所说:这时“由于边界冲突,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不好”。鉴于这种情况,俄政府西伯利亚地方长官进一步提出了武力占领黑龙江流域的方案。色楞格斯克警卫官雅考比在1756年给俄枢密院的一份报告中说:“关于要求在阿穆尔河航行的问题,我国无需与中国朝廷硬办交涉。首先需要在色楞格斯克和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边界的适当地方建立粮库;然后从俄国派出相当数量的、配备着大炮的全副武装的军队。只有这一切必要的措施付诸实施,才可向中国理藩院提出要中国政府准许在阿穆尔河自由航行的要求。假如中国政府竟然拒绝,则可下令在阿穆尔河沿岸建造要塞和多面堡。只有这一切都办好,才可指望成功。”【《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49页。】然而,当时的俄国政府经过反复考虑没有采纳这一提议,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中国在黑龙江流域有着强有力的防卫力量,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兵力不足以战胜这一力量;二是对于黑龙江河口“还完全没有考察,还不知道该河口能否通行海船”【《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51页。】。

  1775年,沙俄女皇叶卡捷林娜再次钦命一批武装分子去经略黑龙江流域,考察黑龙江河口,并口谕,如果海船能进入阿穆尔河,则应占领其河口。但这次经略活动由于中国政府的威胁抗争而被中止。1802年,沙俄政府再次派人考察黑龙江河口,该考察团由于误入歧途,而且“担心再继续考察招致中国政府的怀疑从而有损恰克图贸易,以及最后担心碰上阿穆尔河口的中国军队”,而没有完成此次考察任务,但却得出了“阿穆尔河口湾布满浅滩”,因而不利于海船航行的错误结论。【《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54页。】这再次打消了俄国政府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念头。

  1840年英国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并迫使中国“这个高傲的难以接近的国家交付巨额赔款,并为欧洲贸易开放五个港口”。“远东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变化”给俄国政府以巨大的震惊。【《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66页。】于是,在1844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顾可能与中国的决裂,不顾可能引起英国的不满,也不顾这种行动可能毫无裨益的进谏,先命令在黑海装备一个由巡航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国家考察队,而后又改为由俄美公司承担这项任务,即奉命考察黑龙江河口湾和河口,以便证明海船不能进入该河口的结论是否正确。但这次考察结果仍维持上述结论。这次考察使俄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做出最后决定:“阿穆尔河流域因阿穆尔河口不能行海船,其沿岸又无港湾而对俄国无用”,所以应当将“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交给中国”【《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79页。】。

  直到1849年俄海军军官涅维尔斯科伊考察黑龙江流域之后,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的欲望之火才真正被燃起。在此之前,涅维尔斯科伊曾向俄海军参谋长缅希科夫提出考察黑龙江河口的请求,参谋长却回答说:“像探测阿穆尔河河口这种事情不会带来什么益处,因为已彻底查明,该河河口为浅滩所封,就连皇上对此也深信不疑;还有,提出测绘作为中国河流的阿穆尔河河口问题,会引起与中国政府不愉快的公文来往。”【《俄国海军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83页。】然而,涅维尔斯科伊却在俄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支持下率船考察了阿穆尔河河口。他在给沙皇的报告中不仅彻底否定了过去各次考察所得出的结论,而且提出占领阿穆尔河流域,特别是阿穆尔河河口对于俄国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重要建议。涅维尔斯科伊的建议很快得到俄国政府的批准。涅维尔斯科伊本人也因此而受到沙皇的褒奖。

  从1849年到1852年,在沙俄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沙俄武装分子对阿穆尔河沿岸和阿穆尔河河口实施了武装占领,随后又对库页岛实施了武装占领。直至1858年和1860年,英法两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胜中国以后,沙俄政府趁机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俄国从中国东北地区获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这两个条约实际上只是对沙俄武装分子对这些领土占领在法律上的确认。在此期间,沙俄政府逼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又为俄国“取得了中国可能给予外国人的一切政治的、贸易的和其他的权利和特权”【《俄国亚洲边区旅行记》1868年彼得堡出版,第326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页。】。参加签约的俄方代表在条约签订后指出:沙俄在这些条约中获得“如此满意和迅速的成果,全赖大不列颠和法国的巨大恩惠”【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二卷,第163页。】。而后不久,沙俄政府又逼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和《中俄伊犁条约》(1881)。根据这两个条约,俄国又从中国的西部先后割占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和七万多平方公里,两项加起来共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此不到30年的时间,沙俄政府就从中国获取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种大面积强行占领别国领土并以条约形式予以确定的现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由于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1895),由于在八国联军的干涉下被迫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其半殖民地国家的性质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列强由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沙皇俄国是“最先伸出魔掌”的国家【《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俄国先是挑动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以图坐收渔人之利,战争结束后,又联络法、德两国干涉中日两国之间的协议。在三国干涉中,俄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首先,俄国政府利用中国举借外债支付日本赔款之机,勾结法国与清政府签订了4亿法郎的贷款合同,同时在中国创办由法国资本支持、由俄国政府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其次,俄国利用中日争端获取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占地筑路的权利,即中国允许俄国越过黑龙江、吉林达海参崴建一条铁路,该路的建造和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50页。】。另外,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1896),俄国不仅获得在中国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还获得了在该路沿线采矿、经商、开厂和设置警察等特权。第三,中国将辽东半岛的旅顺和大连湾及其附近地区,租借俄国;租借地以北的广大辽东半岛内,中国不得驻兵,亦不得让与别国。反映这些内容的有两国政府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和《南满支路合同》等。根据这些条约,中国除保留有限的筑路权外,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全部控制在俄国手中。

  在1900年中国与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中,俄国获利最多。条约规定清政府向各列强赔款4.5亿两白银,俄国占29%,达1.3亿两,比任何国家都多。条约签订后,俄国又乘机派兵入侵中国东北,企图将该地区变成俄国的一部分。当时,部分沙俄人士已狂妄地将中国东北称为“黄俄罗斯”,说俄罗斯既然有“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可以有“黄俄罗斯”。直到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的东北地区才由俄国独占变为日俄共管。

  这一时期,中国清朝政府的外交政策主要采取“以夷制夷”之法。甲午中日战争前后,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是联合俄、法、德等国以对抗日本,于是有了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问题。《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则是联合德、美等国以对抗俄、日。在此过程中,中国清朝政府与沙俄政府又就外蒙古自治、新疆和西藏的权益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并签订的《中俄蒙协约》、《中俄声明文件》、《呼伦条约》等,使中国清朝政府在与沙俄政府的交往中进一步丧失领土和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中俄两国关系不可能有正常的发展和友好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