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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三十九岁

1月3日 南京政府调集三四十个师的兵力,向西安进逼。

  1月4日 杨虎城、王以哲请红军主力迅速开到关中地区,全力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共同拟定三方面的联合作战方案:在东线渭南的赤水直至长安构筑七道防线。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红军秘密集结后依情况或参加渭北决战,或从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①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陈先瑞部及杨虎城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滞李默庵纵队前进。西线红军一小部积极监视钳制胡宗南部后尾。此方案报告中共中央后,次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复同意。

  备注:

  ①李默庵,时任国民党军第八纵队指挥官。

  1月5日 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杨虎城、于学忠①撤职留用。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

  备注:

  ①于学忠,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

  1月7日 派罗瑞卿到三原迎接红军。随后到咸阳看望红军指战员,并筹划部队的装备和弹药问题。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表明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主张南京政府应令张学良回陕,率领东北军和西北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张共同救国的意见。如南京政府企图以武力解决,内战应由其完全负责。次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通电要蒋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月9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我们应力主和平解决。同日收到回电,称“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

  △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1月10日 致函张学良:“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军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如蒋介石“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

  1月11日 致函蒋介石,指责其背信弃义,敦促实现诺言,要蒋完成和平、统一、撤兵,释放张学良。

  1月12日 和杨虎城、王以哲研究甲、乙两案及杨虎城驻南京代表李志刚带回的蒋介石十日来信(信中再次表示张学良不能回陕),决定派人到南京、奉化见张学良及宋子文、蒋介石,要求行营主任以张学良为正,杨虎城、顾祝同为副;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东北军驻咸阳、平凉、固原、兰州、凉州、天水,第十七路军驻韩城、华县、西安、泾阳地区,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西。

  △ 和王化一、吴瀚焘谈话,要他们回南京后,有和平希望再来。

  1月13日 和彭德怀、贺龙同杨虎城会谈。次日,商定只要中央军一发布进攻令,红军即向富平、蒲城开进,支援关中。

  △ 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派张云逸到广西联络。

  △ 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延安。

  1月15日 杨虎城收到张学良十三日的来函。函称:“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周恩来同杨虎城谈话,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在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次日杨、于发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革职留任处分,取消双十二以来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1月16日 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将领开三方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和平方针;联络川、桂、粤、晋、绥及南京抗日派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共同提出改变国策,改组政府;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会后和博古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电告津、沪转晋、绥、直、鲁、川、桂向三中全会提提案。并说:此间左派坚主战,态度强硬,但少具体办法,“对军事又少了解”。

  1月17日 西安方面派出的李志刚、鲍文樾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者设西安行营主任,张正,杨、顾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驻。东北军驻宝鸡到武威,第十七路军驻关中、西安,红军驻陕北、陕南、凉州。在商谈期间,中央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国策,抗日、联俄、容共。蒋表示难以接受。

  1月19日(或20日) 蒋介石为离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故意冷淡东北军代表鲍文樾。鲍先回西安。晚,东北军一批青年军官向周恩来、博古等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十分不满。周恩来分析了目前军事、政治形势,指出不能打仗,劝说他们从大局出发力争和平解决。

  1月20日 李志刚回到西安,传达了蒋介石的态度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群情激愤,杨虎城对于是打或和表现犹豫。周恩来闻讯后,和杨详谈,说服杨下决心不打仗。

  1月21日 出席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政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李志刚携杨虎城的信飞奉化,表示接受甲案,并要求:(一)中央军暂退华县,待西安方面军队移定后再行动。(二)潼宝线上,中央军不多驻兵。(三)东北军留一部在咸阳到邠州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军留一师在西安。(五)给不允回陕的张学良以名义。(六)在三中全会未决定国策之前,由杨虎城接济红军。二十二日,蒋介石决定由顾祝同在潼关和西安方面谈判,并电告顾:(一)东北军可留一师在咸阳到邠州段,第十七路军可留一二团在西安附近。(二)张学良问题待西北问题完全解决后另定。(三)中共部队将通过杨虎城接济。

  △ 收到毛泽东、洛甫电:如确能停止战争,可保证让步。如要出现“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左派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

  △ 和博古电告毛泽东、洛甫,今日阎锡山致电杨虎城,主张应接受甲案,并愿代向蒋介石斡旋。杨回电提出:甘肃境内胡宗南部全部退出,请南京发六百万及预发三个月军饷,并派人来陕宣抚。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并坚决要求蒋同意:(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三)暂时容许一部分红军在陕南驻扎。(四)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五)亲笔复恩来一信。后蒋介石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联合抗日。

  1月23日 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商议红军作战计划,并致电毛泽东。电文指出,据徐海东、程子华谈,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等地均大山,人少粮缺,不宜屯大兵。提出,此地脱离两个同盟军甚远,“我们主张主力暂不南移,二方面军可先移至蒲城、富平地区,使威胁渭洛间敌人,巩固友军”。同日中央书记处复电:“红军目前在原地不动,二方面军也不要去蒲城。”

  1月25日 李志刚从奉化回到西安。西安方面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派东北军的米春霖、谢珂到潼关谈判,二十八日,双方达成东北军七天内将渭河南岸部队撤到北岸的协议。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李志刚到潼关商谈,决定采取甲案。

  1月27日 东北军青年军官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五十余人向周恩来请愿,激烈反对和平解决方针,主张等张学良回来再撤兵,要红军支持。周恩来说服无效。深夜,南汉宸报告说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月29日 东北军团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因应德田等人坚持反对和平解决,会议决定在张学良未回来之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决一死战。

  1月30日 和博古、叶剑英到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问题。会后和博古、彭德怀、任弼时、洛甫等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张浩、凯丰等: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本党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参加或不参加同友军一同打,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我们在力求和平中仍不愿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使友军变为敌军。因此,今天只有同他们一同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红军仍同南京进行和平谈判,要求放张学良,我们可保证甲案的实现。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我们应力争第一前途的实现。你们的意见望立复。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当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赶回西安,把这一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

  △ 通过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三十一日,蒋介石同意并电告顾: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二十万至三十万的经费。李克农到潼关后,顾又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以第十七路军为掩护。二月四日,李回到西安后,周恩来和代表团人员从金家巷迁到七贤庄一号,设立红军联络处,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2月1日 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分别代表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应德田等人也参加,共商行动计划。会上,于、王、何仍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应德田等人没有表示异议。周恩来再次阐述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强调要维护内部团结,多做思想工作,防止分裂活动。

  2月2日 晨,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枪杀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王以哲。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此事,并和刘鼎等立即到王家吊唁,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中共的误解。随后,到新城和杨虎城商议。杨虎城派李志刚到潼关继续谈判。

  2月3日 驻防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得知王以哲被杀,自动撤出渭南,立即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刘澜波到渭南说明情况,劝以大局为重,维护东北军团结。因东北军西撤,四日中央军开进渭南。

  △ 为避免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派刘鼎将孙铭九等人暂时送到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红军驻地。

  △ 因西安局势紧张,和博古等商议,决定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人员撤到三原红军驻地。自己坚持留在西安,力挽危局。

  △ 和博古将西安情况电告彭德怀、任弼时,建议“请毛下令彭、任从明四日起,各军团即向预定地域转移,十五军团由周令其经咸阳到叱干镇集结。”

  2月4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分析目前形势,指出: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愈加分化,张学良更难回来,东北军有东调安徽的可能。第十七路军一时不会分化。中共难以公开立足。国民党三中全会只能做到宣布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不能提出容共案。并提出党的方针是: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东北军开甘肃以避免分裂;欢迎中央军,避免对立;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西路军的问题拟和顾祝同面商,送钱接济。

  2月6日 杨虎城回到三原。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从西安向邠州撤退。周恩来电告彭德怀、任弼时、洛甫、毛泽东:二二事变后,少壮派溃乱,高福源被杀,特务团、抗先队开邠州,沈克等师长投降南京,于学忠无力统一东北军。如再批评东北军的两派,则便利南京政府各个收买与分别指挥。我们现仍努力团结东北军,树立领导中心,反对分裂。第十七路军暂难立足,我们鼓其勇气坚持。除在西安建立办事处外,派叶剑英到三原、泾阳建立办事处,并连接淳化、延安。

  2月8日 南京政府一个师开入西安。九日,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西安。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也到西安。潘汉年同日到达。

  2月9日 听取潘汉年汇报后判断蒋介石能否停止“剿共”的方针须看情势发展,目前只是准备抗战。随即将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提出:如果蒋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要我方在其三中全会后派人到南京出席参政会,我拟回答,只出席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十日,洛甫、毛泽东复电同意,并指出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可参加政府。

  △ 会见顾祝同。顾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等,并说蒋介石原定约周恩来十日赴杭州谈判的计划推迟,要他先同周谈。

  △ 收到毛泽东、洛甫来电:请以即将发出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①的精神作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政治立场。军队拟编十二个师,四个军,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德为正,彭德怀为副;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八十万至一百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备注:

  ①中共中央在该电中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樟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并表示,如国民党以此为国策,中共愿提出四项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此电于二月十日发出。

  2月11日 同张冲、顾祝同会谈。张冲表示:蒋介石前所提甲、乙两案,甲案是临时的,乙案是基本的。并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的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要求以甲案为基础交换意见,并提出:(一)释放被捕中共党员,保证不再逮捕,不破坏中共党组织;(二)中共不再暴动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抗日纲领;(三)苏区改特区,实行民主制度,受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但军官不变,政治领导不变;(四)中共代表可以苏区和红军名义参加国民大会、国防委员会和军委会,目前不参加政府。

  2月12日 同顾祝同继续会谈,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顾。会谈结果如下:(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党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团队。(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2月14日 会见杨虎城,劝杨加紧巩固和训练部队及地方团队,加紧团以下的工作。

  △ 鉴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将派人以新闻记者身份到延安参观考察,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应根据新政策在延安、甘泉等县群众中进行解释和动员,做好接待工作。

  2月15日 会见美国新闻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向她宣传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战的主张,“颇得其同情”。十六日,电告洛甫、毛泽东等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将至苏区访问。建议:在红军中深入宣传新政策;从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对延安、淳化、栒邑等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幕。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十四人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于二十一日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但此决议案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共中央提议的国共合作的主张。

  2月16日 同原黄埔学生、南京政府军将领关麟征、宋希濂等交谈,他们都表示“愿和平,准备抗战”。

  2月18日 决定派张子华①到宁夏同马鸿逵建立联系。

  备注:

  ①张子华,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副局长。一九三七年七月到宁夏,同马鸿逵商谈改善红军同马鸿逵军队的关系及边界问题。

  2月1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我党所提四项保证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既不能封锁,亦不好再“剿共”,因此蒋对国共两党谈判采取拖延政策;对东北军、西北军实行分化政策。我党应采取的对策是:(一)团结东北军,促其全部开入甘肃境内,避免被蒋分割;(二)巩固和训练第十七路军现有部队;(三)要顾祝同迅速解决红军防地和接济粮食;(四)努力宣传新政策,欢迎各方到苏区参观,以扩大影响,同时加紧训练红军;(五)积极做黄埔系和南京各派的工作。二十一日,中央复电同意。

  2月20日 安排从延安到西安的周小舟到山西购买粮食,以解决陕北的急需。二十八日,建议中共中央在山西设立坐商,购买所需的物资。

  2月20日 前后连日同北平、天津的新闻记者谈话,并会见广州中山大学参观团。

  2月22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明蒋介石在接受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主张的同时“树起了根绝赤祸的旗帜”。我们应在不失立场不放弃原则的情况下接受对国民党一切可以让步的条件,以求重登全国政治舞台,参加和组织全国的抗日运动。

  2月23日 得知东北军即将东调安徽,主要军官中发生分化的情况后,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东北军中新的中心不易树起;目前在东北军中工作的原则是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以谋较远的发展;许多事要准备重新做起。

  2月24日 就同国民党谈判的方针问题,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国民党不得派政训人员,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并称:“红军可改编为四个师,其余地方部队可改编为民团及保安队。”

  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提出同国民党谈判方针的补充意见:如国民党不承认中共独立和最低限度之红军人数,则表示无法续谈。电中还指出,我们必须加快向非苏区布置党和群众的工作,加强对宁沪地区的工作和对黄埔系的上层活动。

  2月26日 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谈判。张冲介绍三中全会的经过,说明国民党容共的基础已定。周恩来对三中全会通过的宣言和《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的措词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还表示: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同张冲谈判的情况。并说:如顾祝同无法停止统治甘肃、青海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红军只有自己增援①。

  备注:

  ①红军西路军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的高台之战失利后处境险恶。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和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进行营救。

  2月27日 同张冲继续会谈。向张提出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至少六七万,以六个师计,每师三个团,总指挥部在外。张说,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恐其壮大,红军改编后最多只能编四师四万人。周答不能接受,请张从速解决临时接济红军给养和停止进攻西路军问题。

  2月 多次同在西安的黄埔学生交谈,并请中共中央派陈赓①来西安,以加强对黄埔系的工作,影响南京政府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

  △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国民党方面多次谈判停攻红军西路军问题。同时设法派人去做马步青、马步芳的工作。

  备注:

  ①陈赓,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员是红军军、师级干部)队长。

  3月1日、2日 连日同张冲谈判。张冲提出红军主力编四个师十六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八个团,共六万人。并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①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当即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建议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商量。

  备注:

  ①蒋经国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从莫斯科抵达上海。

  3月3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来电:同意张冲对红军改编问题的意见。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 同樊崧甫、康泽交谈。樊表示其第七十九师接防高陵、富平(原东北军防地),愿同中共“互通声气”。康对中共新政策持怀疑态度。

  3月4日 继续同张冲会商。张冲转告:南京政府来电只允许中共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九个团。经谈判同张冲达成如下协议:(一)将现有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四个步兵师,计四万余人,并设某路军总指挥部;(二)将现有红军精壮者编为两个徒手工兵师,计二万余人;(三)原有红军军委直属队改编为统帅四个师的某路军总指挥部的直属队;(四)原有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保安队及特别行政区的警卫队;(五)原有红军学校保留,办完这一期后结束;等。周恩来请张冲催顾祝同从速解决停攻红军西路军问题。

  3月6日 《大公报》、《益世报》、《北平晨报》等报刊近日陆续发表评论,讨论统一救国问题。本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等:“为争取全国统一,我们应参加这些讨论。”建议中共中央派人化名向各报投稿,文章要避免党八股的笔调。电中请求派廖承志或邓小平为自己的助手,负责开展宣传工作。

  3月7日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编制仍以四(个)师为宜”,“但如蒋坚持三个师时,亦只得照办”。

  3月8日 和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决定将一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主要内容为:(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其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三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3月9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在新的历史阶段党必须警觉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说:目前的新环境与新的政策的转变,是十年来所未有的。当前,党的基础和力量,党的组织情形,党员的思想生活及其对新政策的了解程度,党内生活及教育状况,干部的质量和数量,党的领导和威信及其困难,党内的倾向以及党外的影响,都成为急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不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新政策的实施将无从保障,党内将可能发生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危机。并指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及与工人联系的薄弱,党在长江、珠江流域领导力量几乎没有,党内生活不健全,党员多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之划分与配合等问题。请中共中央在最短期内准备讨论上述诸问题。

  3月10日 会见张冲。得知顾祝同约张冲、贺衷寒对三月八日提案作了重大改动,如:将“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取消“民选制度”;裁减红军定员,一师一万人,共三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西路军;等。当即将修改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提出:在小问题上可作些让步,惟上述重大问题须中央考虑。认为这些争执基本还是民主政治和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同顾、贺谈判能够解决的。

  3月11日 会见贺衷寒、张冲。收到贺交来的对三月八日提案的书面修改案。

  △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论拖延或接受修改案意见,我党均宜在政治上争取主动,率先实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争取在全国进一步的公开和影响,造成国民党重新“剿共”的困难。

  3月12日、13日 连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顾、贺所改各点太不成话,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可声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两星期内,周恩来回延安开会。

  3月13日 会见张冲,与张约定致信顾祝同,说明修改原方案使一切有根本动摇之虞,要求将三月八日提案报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次日,按照中央中央指示,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不承认顾、贺方案,谈判须重新作起的电报转给张冲。

  3月14日 和原黄埔学生李默庵、关麟征等南京政府军将领谈话。他们表示不愿内战,“情意甚殷”。

  3月15日 同张冲谈判。张冲申明贺案作废,改以三月八日提案作谈判基础。周恩来说明三月八日提案只是对原已谈定的内容作一总结,现又被贺案推翻;加以进攻红军西路军问题拖延至今,使我方怀疑国民党方是否有诚意。目前只有回延安重新讨论。张冲提出改政训工作派人联络为派人参加;改红军学校办完这一期为准备结束;红军改编后,国民党派副佐人员到任。周恩来表示不能同意。

  △ 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国内正在酝酿分裂运动,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敌人而不利于团结救国。为顾全大局,请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继续谈判,并要求迅速见蒋介石当面解决同顾、张不能解决的问题。次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主要内容同三月八日提案相同,增加的内容有:要求国民党彻底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方针;全国停止“剿”共;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修改国防会议条例等内容。

  3月中旬 听取朱理治汇报东北军东调的详情。同朱理治等研究对东北军的工作方针,同意在目前情况下朱理治、刘澜波、宋黎不随东北军东调。

  △ 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东北军和东北人民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在十三日、十八日两次致函刘少奇①并转中共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信中提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强调在进行这一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团结整个东北人民与军队。在东北军中党的工作要以做下级官兵的工作为基础,同时加紧上层的活动。提出调宋黎、袁晓轩②到中共北方局参加对东北军的工作。信中还提出必须把东北军的上、下层工作分开,上层工作由上层工作委员会负责,党的工作由工委负责。

  备注:

  ①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春到天津,先后任中共中央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②后来改为宋黎和刘澜波,袁未去。

  3月下旬 由于国共谈判问题已需同蒋介石直接商谈解决,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要求,飞抵上海。先同宋美龄会晤,将根据中共中央十五项谈判条件拟成的书面意见交宋,请她转交蒋介石。宋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周恩来在上海还同宋子文、蒋鼎文、东北抗日将领李杜等会晤。

  △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和蒋介石谈判,表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说明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重申中共中央提出的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蒋介石在谈话中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但要中共检讨过去的决定,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拥护他为领袖。还说具体问题好解决,如: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四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决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等。要中共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以制定共同纲领为最好办法。

  3月底 从杭州到上海,听取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关于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之行的汇报后,说:你们的任务是组织东北救亡团体,在党的领导下,促成蒋介石早日抗战。具体口号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共同建国;支援东北抗日联军;营救张学良。四月,李延禄向各省发出通电。六月二十日,在高崇民、杜重远、李延禄、阎宝航、刘澜波等人的发起组织下,在北平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

  在上海期间 秘密会见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同志。

  3月30日 携带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飞回西安。当晚,同顾祝同谈判接济红军给养等事项。

  4月初 回到延安。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及张国焘的错误问题。周恩来在会上汇报杭州谈判情况。会议认为“结果尚好”,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会议分析了晋、陕、冀、川、桂、沪各地情况,并决定党的策略中心是彻底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加紧从各方面进行抗战准备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会后,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4月4日 得知红军西路军约六千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后,致电顾祝同,要顾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允其转赴新疆。随即和毛泽东派张文彬赴平凉开展营救工作。

  4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修改国民大会①选举法与组织法。周恩来发言指出,要利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来争取民主。并提出修改选举法的原则:容纳各党派意见;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年龄均为二十岁,不分差别,不受宣誓的限制;通过人民选举、职业团体选举、特种选举等办法来推出候选人;取消圈定;等。

  备注:

  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

  4月9日 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并说会后即将南下晤蒋。

  4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青年工作。周恩来发言指出,青年工作的纲领应拿到青年中讨论,多方面听取意见,使之既适合指导苏区工作,也能影响白区工作。强调青年的政治任务同党的总任务是一致的;在青年中应扩大民主生活;苏区的青年不仅要做民主的模范,同时要做学习文化的模范;青年组织的发展要重在下层;对青年中的“左”倾思想应很好说服。

  4月11日 得知苏州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提起公诉后,致电张冲,指出国民党此种作法“大失国人之望”,希望张“进言当局,断然改变此对内苛求政策”。十五日致电蒋介石,指出沈钧儒等七人“其心纯在救国”,“锒铛入狱已极冤”,苏州法院的作法“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要求释放。并取消对陶行知等五人①的通缉。

  备注:

  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后,正在国外访问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陶行知受到通缉。与此案有关受到通缉的还有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人。

  4月12日 致电叶剑英,告以为沈等七人被捕及通缉陶行知等事,毛泽东已电潘汉年赴南京谈判,并准备发动援救沈钧儒、陶行知等的运动。要叶通知中共西安地下党组织准备响应。

  △出席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并讲话。

  4月13日、14日 毛泽东、周恩来连日致电叶剑英,要叶向顾祝同交涉:在红军李先念、李卓然余部到甘肃敦煌后,要顾令马步青、马步芳不得为难。

  4月16日 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在西安的叶剑英,可同张冲去沪见蒋经国,希望蒋经国以民主思想影响蒋介石。同时指出,“一切工作要适应环境去推动蒋,不要操之过急”。随后又去电改派李克农同张冲到上海。

  4月20日 在四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开始修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吴亮平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本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此纲领和民族联盟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对纲领的细则作了详细说明,并指出中共在党的问题上坚持了独立性、国际性和阶级性三个原则,认为这些原则必须要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他为领袖。关于联盟的组织原则:凡各党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在联合形式上要利用上层的联合来推动下层的工作。

  4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组织问题的报告大纲。

  4月25日 乘汽车赴西安,在甘泉县劳山附近遭土匪伏击,随行人员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十余人在战斗中牺牲。周恩来脱险返回延安。后来,红军歼灭了这股土匪。

  4月26日 携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西安。草案的内容包括:对外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实施宪政,保障民权自由,发展国防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民生幸福,以彻底实现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使中国复兴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

  4月26日、27日 鉴于蒋介石逼杨虎城出国,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文章对南京政府逼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

  5月1日 在《解放》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内容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确认男女平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使国民大会建立起民主统一的政治基础,以加紧加快发动抗战。

  5月5日 因在凉州被俘的部分红军西路军人员已在送往西安途中,和叶剑英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速派人到平凉调查并设法接回。

  5月6日 同张冲谈判,坚持在确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由国共两党共同发表宣言。

  5月8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就如何答复华北救国联合会关于召开各种力量代表会议的提议,提出意见:今天的民主问题已不仅是宣传而是实际运动,必须引导他们集中注意力到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及讨论共同纲领方面较有实效。

  5月9日 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同蒋介石会谈时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的具体步骤是(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名单;(四)红军实行改编,南京释放政治犯。

  5月15日 同顾祝同、张冲谈判。对他们所提的视察边区问题,提出两条原则:(一)不能称视察团,应称考察团;(二)不能让康泽和中共叛徒参加。谈判中要求交还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

  5月16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朱德等来电:同意南京政府派考察团,考察的目的为增进团结。五月二十九日,考察团到达延安。

  △ 鉴于东北军东调后,南京政府计划将它改编淘汰三分之一,周恩来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5月23日 致电中共中央:准备赴庐山见蒋介石,商议共同纲领、联盟或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停止全国“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改编红军、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七君子”等问题。

  △ 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提议边区政府委员会由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高岗、郭洪涛(或马明方),以及国民党方面的张冲、杜斌丞组成;红军编为四个师,分别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师长。

  5月24日 致电蒋介石,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原则是:使此次国民大会真正民主化;使各党各派各民众职业团体及各武装部队都能有代表参加;过去的选举一律作废,选举前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并提出十项具体意见。

  △ 连日与顾祝同谈判,商定红军的经费再给五万元;红军夏衣在六月中旬发放;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到兰州的,可送西安或发衣被。周恩来并提出和南方各苏区联络事,首先派人去鄂豫皖和湘鄂赣。顾答已电蒋请示。商定由叶季壮到行营办理领款、运输事。

  5月25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博古,提出同蒋介石谈判内容还包括外交问题,本年内第一步外交方针是:促成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协定,以中苏协定为基础,坚决反对日英勾结,要求收回冀东、察北及领事裁判权,取缔九一八事变以来中日双方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等,严禁日机在华北飞行,解雇日本顾问,严禁同日本订立任何丧失主权的条约、协定和契约。电文还提出当前最中心的是要求召开各党各派联席会议和国防会议。

  △ 收到洛甫、博古、毛泽东复电:现在应力争办到,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为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到设政训处),增加红军防地等。

  5月 为促进南京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使国民大会成为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的开始,致信胡适①等各界知名人士,以取得各方舆论的支持。

  △ 派张文彬、彭加伦等到兰州筹建红军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和营救被俘与失散的红军西路军人员,特别是要查找不明下落的西路军主要领导人。七月,谢觉哉到兰州。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统战关系,陆续找到失散的二百多位西路军指战员,并营救出数干名被俘人员。

  备注:

  ①胡适,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独立评论》周刊主编。

  5月下旬末 飞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的数天内,同各方人士谈话,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宣传抗日的刊物。同时还会见了中共在上海的部分秘密党员。

  6月4日 抵庐山。

  6月8日-15日 同蒋介石多次会谈。向蒋提交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蒋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的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等。并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行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同盟会将来可扩大为国共合组的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与中共的关系。对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周恩来明确表示不能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意见,坚持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

  △ 同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再三陈述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具体磋商。但蒋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政训处。周恩来声明回延安再行讨论。

  6月16日(或17日) 回到西安。在西安期间见到徐向前,详细了解红军西路军的情况,并对徐的生活给予关心和照顾。

  6月18日 回到延安。随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对谈判问题的讨论,并于二十五日起草关于谈判的新提案。新提案在国共两党合作问题上,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承认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一些具体问题的主张是:准备七月中旬发表宣言;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月一日自行宣布改编;陕甘宁边区七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官,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到适当时机不去;不放弃国民大会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但要注意联合各民众政治团体,以促进蒋的转变与扩大统一战线。

  6月22日 电告蒋介石,中共中央认为如红军改编后三个师上边无指挥机关实无法进行改编,朱德不能离去。

  △ 致电顾祝同、张冲等: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6月23日 会见美国学者T·A·彼森,向他介绍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并谈了对当前统一战线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看法,说明中国的统一战线同欧洲或美洲的人民阵线从形式到内容都很不同,目前统一战线的建立还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但日本的侵略损害了中国各个阶级,为进行了十年军事斗争的国共两党提供了重新合作的基础。指出这种合作只能逐步地实现,要先准备抗战,然后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运动。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提出:上海是政治舆论的中心,须特别看重,应加强上海的工作,建议中央派人指导。

  △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要张同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联络时,坦率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落后,则只有失败”。并要张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方面的政治人物应邀参加蒋介石即将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谈话会上应注意宣传救亡纲领,开放爱国的言沦思想自由,撤销“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释放政治犯等。

  6月26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从延安到南京之间的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再去庐山。

  6月27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政治报告《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指出:和平是基本上取得了。彻底的和平需要对外抗战对内民主。南京政府有被迫抗战的准备,但尚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然而那些进步已经可以运用之以扩大抗日运动了。在和平道路上发动抗战需要民主运动来推动,没有民主抗战的发动不能广大深入,甚至抗战发动不起或者遭受挫折,脱离抗战来谈民主将更失去中心、失去领导而流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民主运动的目的是在发动抗战,扩大抗战的力量。最彻底的民主共和国也只能在抗战彻底胜利中取得。

  6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请何柱国电告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省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贺耀祖,将集中兰州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电文并要叶向到达西安的被俘人员进行慰问和解释。

  6月29日 中共中央收到南京政府电: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决定: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万一争不到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即自行改编。

  △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闽西南、鄂豫皖及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谈判的情况,认为目前主要问题是军队问题,如果只能设政训处,建议在谈判中要把政训处的权力确定下来。

  △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如西安行营允许办理去南方各省联络红军游击队的护照,为保守秘密,将去鄂豫皖联络的郑位三改为李涛,去闽西南联络的方方改为刘仲山,郑、方分别以随员身份同行。

  6月30日 因暑期来临,各地学生陆续到陕北苏区参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通过西安办事处介绍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定专人同学生谈话,讨论各种问题;如有愿留下短期训练者可安排一、两周训练,择其中最好者到延安参观。

  6月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

  △ 驻河北丰台的日军不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7月1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却承袭了中国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报告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是“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7月初 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初稿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

  7月3日 因国民政府准备重新审查沈钧儒等“七君子”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经“七君子”坚决斗争和各界人士的援助,七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7月4日 和博古、林伯渠从延安到达西安。

  7月5日 和博古、叶剑英同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7日 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

  △ 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进攻,驻守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所属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0日 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

  7月上旬 和博古、林伯渠探望宋庆龄,征求宋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表示支持。

  7月13日 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7月13日(或14日) 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4日 会见张冲。张说,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十五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指出蒋介石上述要求同六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7月17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 和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不允许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当时在庐山召开的有各方面军队要员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实质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7月18日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①,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于僵局。

  △ 离庐山,赴上海。

  备注:

  ①十八县包括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

  7月20日 在上海收到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电文同时要求周、林暂留沪观察形势。

  7月21日 和博古、林伯渠电告洛甫、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电文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在上海期间 和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指出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7月27日 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针对蒋所说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没有问题,但要对方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28日 和博古、林伯渠返抵延安。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7月30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红军高级将领,对红军东进抗日后留在后方保卫苏区的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军及陕甘宁地方部队驻防问题作出安排。

  7月底 鉴于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局势危急,和博古赴云阳镇,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7月31日 收到叶剑英从西安来电,得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国防会议的消息后,同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洛甫,提出中共亦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并建议由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

  8月1日 收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 洛甫、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以发挥红军特长;依此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

  8月2日 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四日收到张冲复电: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

  8月3日 收到毛泽东、洛甫来电: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 将同朱德商讨过的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内容电告毛泽东。提案内容包括国防会议组织机构案,重新确定战时编制案,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确定华北抗战计划案及红军担任一方面独立作战的任务、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及武装民众参战计划案等。

  △ 就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地区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博古致电叶剑英并转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对华北联络局①及河北各地联络局的工作作出安排。要求派人到平、津组织情报机关。并指出:关于平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应联合各方坚决抗日的分子和团体,建立联合行动的组织;协助抗日的民众运动;协助军委组织和发动冀东、平、津、察东、察北的游击战争;做好全华北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备注:

  ①华北联络局,在北方局领导下,负责情报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8月4日 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对日抗战的方针是(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布置”;(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三)“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为此,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不拖延改编,但要求宣言名义及全部名单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费用,以便开动。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

  8月5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关于红军参战问题的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要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

  8月6日 同朱德等到西安。

  8月7日 得知一千多名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从兰州到达西安,被关押在西安行营监守所的消息后,曾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本日,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释放。当天,有三十名西路军干部获释。八日,有二百一十余人获释,其中包括黄鹄显等三十三名营以上军事干部。此后,周恩来会见出狱人员,表示安慰和鼓励。

  8月9日 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十一日,同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10日 致电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迅速营救被俘后编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部九十七师新兵营的原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师长邵力坤等五名干部。

  8月12日 和朱德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朱德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意见报蒋介石。

  8月13日 淞沪抗战爆发。

  △ 和朱德、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等。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中旬 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请嘱准备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和去闽西南的方方以及去其他地区的派出人员速来南京。以后,郑、方等人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 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八月二十四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8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训令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此后,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同国民党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 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并转彭德怀、任弼时、博古、林伯渠:南京已决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仍以速开为有利。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同日,毛泽东电复彭、任,“同意恩来提议”。

  △ 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经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当场使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荆获释。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彭镜秋等以后也陆续出狱,一部分回到延安,一部分被派往国统区工作。

  △ 和叶剑英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十四日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到南京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不久,张琴秋获释。

  在南京期间 和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商谈了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 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双方商定相互派人建立联络关系。以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到刘湘处工作。还和朱德、叶剑英会晤冯玉祥、白崇禧、龙云①等,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

  △ 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不久,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

  △ 和朱德探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商谈中共准备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事,并请于为该报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以后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又多次同于恳谈,并通过王炳南、屈武同于保持联系。

  △ 会见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的张爱萍等。指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战争,并要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工作。

  备注:

  ①龙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8月 在上海会见叶挺,请叶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

  8月21日 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离南京抵西安。谈判中的未了事宜,由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

  8月22日-24日 出席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说: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二十五日,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共中央公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4日 致电张冲、康泽并转蒋介石,说明八路军先头师(指第一一五师)已于二十二日由陕西三原出发向指定区域开进,希望蒋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表示赞同此宣言的谈话。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与国民党及南京谈判结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第一二○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九月十一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8月29日 抵西安,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三十日,会见蒋鼎文。蒋答应即日通知各方不再称共产党、红军为“伪党”、“匪军”,以后遇到行政、民运、党务事都同林伯渠面商解决。

  8月30日、31日 连日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

  9月2日 从西安行营处得知国民政府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的消息,当即致电康泽转蒋介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赞同此宣言的谈话应依庐山谈定方案即时签字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共方面推荐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即日颁令;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由中共推荐的任弼时为正,邓小平为副。

  9月3日 晚,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乘火车进入山西。五日,抵太原。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及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初步交谈。七日,同彭德怀、徐向前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商。随后到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同阎锡山、傅作义就八路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商定:(一)八路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四)给红军补充物品,兵站帮助运输。

  9月8日 致电何应钦:八路军正开赴抗日前线,准备长期作战,请速解决粮饷和武器。同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名义,以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

  9月9日 和彭德怀从晋北前线回到太原。电告朱德、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十三县发动群众的工作,阎锡山答应同八路军合作。

  9月上中旬 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工作纲领的核心内容是:(一)积极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二)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等。提出动委会应由各省政府代表、各地军队代表以及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县区一级动委会应有县政府、区公所的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中应有民众选举的过半数代表参加。

  △ 多次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中共北方局委员交谈,确定参加政权的原则: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名义参加政府机关者,须先确定一共同纲领做标准;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工作者,须在抗战中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因私人关系在政府中工作者,须不失我们的立场等。并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中心,同时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在河北南部、山东南部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为最急。

  9月13日 派南汉宸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向阎指出时局的危机,建议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脉;不应死守雁门关,宜实行出击,以侧击和扰击的方式作战。并向阎锡山提交动委会工作纲领。

  △ 将和阎锡山谈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洛甫,提出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依傍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情况。可依山西向南发展。建议调游击干部至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并说拟由聂荣臻或邓小平代表八路军方面主持动委会的工作,请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成立政府组织等。

  △ 大同失陷。

  9月14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八路军在第二战区驻地即成为政权力量,因此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区动委会最适宜,这样可使新政权组织逐渐替代旧行政机关。

  9月中旬 布置华北联络局的工作。

  △ 在太原国民师范礼堂向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和群众讲演,分析抗战形势,阐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学会打游击战,到敌后去发挥作用。

  △ 和彭德怀等出席由文化、教育、新闻各界人士召开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9月16日 和彭德怀到保定会见徐永昌、刘峙等河北省军政官员,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的布防和作战问题。十九日,经石家庄回到太原。

  9月20日 同阎锡山多次商议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等职。以后动委会在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等地,在配合八路军、牺盟会①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备注:

  ①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薄一波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山西统一战线工作时,组织起来并担任领导的。薄一波并组织和领导本年谱后文提到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决死队第一纵队政委,指挥所部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9月21日 陪同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的朱德连夜前往太和岭口行营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 返抵太原。

  9月24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平型关,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宋时轮支队出晋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第一二○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建议第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中共中央采纳这一建议,令第一二九师在九月底从陕北开出,先往正太路一带,以后向太行山区转移。

  9月25日 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

  9月下旬 和阎锡山、黄绍竑等商谈作战动员和山西持久抗战等问题。在作战问题上,双方约定八路军在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作运动战。关于山西持久战问题,周恩来指出必须节节抗击敌人前进,战术上尤重在侧击、伏击与发展在敌人侧后方的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最好最实际的政权组织,它作为统一战线的“初步政权”能把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群众与地方当局几方面结合起来。为督促上述计划的实现,使华北游击战争局面得以开展和持久,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暂留太原。

  △ 鉴于沿平汉、津浦线进攻的日军占保定、沧州后继续南犯,国民党部队向石家庄、德州以南撤退,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武装民众,组织河北游击战争。同时派边章五、李锡九等前往河北驻军赵寿山、孙殿英等处督促这些部队背靠太行山作游击战争准备。

  △ 致电阎锡山,建议阎命令从平汉路退下来的晋军进行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同时致电黄绍竑,请黄催桂军北上增援娘子关,同八路军协同作战。

  △ 派邓小平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动员同蒲路东、正太线北各县民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 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璋的请求,派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前往协助工作。

  △ 会见晋军将领陈长捷等人,向他们说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强调“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9月27日 应薄一波之请,出席山西全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抗战必须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必须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军队。鼓励牺盟会担当起领导与组织山西民众抗日的责任,完成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大业。

  9月28日 阅报获悉项英、陈毅在南昌同国民党接洽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后,分别致电项英、陈毅、傅秋涛、叶挺等,要他们立即相互取得联系。

  9月29日 会见第一战区程潜部高级参议何遂,分析河北战局,指出:支持华北抗战必须开展游击战争,并不断增加生力军。

  9月底 和中共北方局讨论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为便于发展,拟将华北划为九个战略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十月一日,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告朱德、彭德怀,报告上述讨论情况,说已派人在这些地区进行组织游击战争和影响友军的工作。提出在这些地区若因统一战线的政治关系,中共不能以八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可以通过战区动委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并建议中共中央即派得力军政干部(师、团级)十人速来太原加强工作。

  10月初 忻口战役前夕,在太原会见阎锡山和卫立煌,指出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即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在防御当中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针对阎、卫提出调第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意见,说明今天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现日军向太原方面进攻,我们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第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它能迂回于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10月4日 鉴于日军主力进攻崞县(今原平县),直逼忻口,和阎锡山等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令晋军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小部守崞县牵制当面之敌,大部星夜回击攻原平镇之敌并消灭之,以稳住中路;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左翼;请南京另派三师主力北上出击;立即组织、武装正太路、同蒲路的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煤矿等。并将此计划报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同意。

  10月5日 和卫立煌、傅作义等商谈忻口会战作战计划。提出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至代县、忻口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处于左右两翼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同时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敌人,协同友军作战,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卫、傅等表示同意。

  10月6日 和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定,统一指挥参加忻口会战的部队,右翼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守太原。

  △ 致电毛泽东、洛甫,说明将率领数人并带一电台随阎行动。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10月7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九月二十五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出两点补充意见:(一)对国民大会,我们应力争民选或按规定自选,如系谈话机关则我们不参加;(二)军队及边区代表争取参加到有利于抗日的军事、民众及政治机关中去。

  △ 致电朱德并转彭德怀、刘伯承,告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等愿同八路军建立联络。

  10月12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敌逼近娘子关,以太原为中心的内线作战缺少回旋余地,必须转向外线,因此游击战的配合更加重要。主张向阎锡山、卫立煌说明:(一)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石岭关等地区求得小胜利;(二)保卫太原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众多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三)开展游击战对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抗战有重要作用,请阎放手武装民众,布置山西的持久战局。此外,还建议八路军应以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敌近后方,配合中路作战;如中路战况激烈,林彪师实行原订计划,求得繁峙以东胜利,以振奋全国。王震部到达后,仍暂时钳制宁武之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10月18日 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转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报毛泽东:请注意支持与发展晋军中的左派力量,凡在八路军驻地及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无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应积极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有时用他们的名义帮助其发展,如此方能推动阎锡山的进步。同日,在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转八路军各师军政首长电中指出,在友军中,中共党的组织要保持极端秘密,采取垂直线的个别领导,不宜发生多方面横的关系。

  △ 和阎锡山、黄绍竑具体研究在太原不守情况下的分区防卫问题。

  10月19日 鉴于日军在十月攻势中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南京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加上国际上的引诱,国内妥协和平空气逐渐抬头等情况,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博古、叶剑英,指出中国战局已转入新的危机,建议:(一)我党公开发宣言,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二)向南京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进一步提出保卫华北的计划。(四)致电蒋介石要求增加生力军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反对各军退到黄河南岸。(六)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七)根据我党宣言及抗战方案在全国公开批评不积极抗战的错误。(八)在全国加紧进行组织民众及统战工作等。二十二日,洛甫、毛泽东电复:“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

  10月中下旬 同彭德怀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卫立煌,商谈作战问题。随后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对东线作战提出建议。

  10月21日 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复电说明,十多天来均本此方针,严防挑拨,严拒阴谋,在党内军中既反对政策上的右倾,又注意纠正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关门主义等“左”倾表现。

  10月22日 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0月25日 鉴于日军已占包头,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提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指出:敌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西北少数民族,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我们决不能因沙漠地带气候寒冷就不发展游击战争。

  10月26日 娘子关失守。

  △ 同阎锡山、傅作义、黄绍竑共商作战部署和太原城中居民撤退计划以及山西的持久抗战问题。

  10月27日 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罗荣桓转中共晋察冀省委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阐明在不同地区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和开展党的工作原则:(一)在敌占区,公开以共产党和八路军名义直接领导群众。(二)在八路军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三)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四)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五)八路军在各地努力扩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参军。(六)在游击区要注意筹措经费。

  10月底 会见《大公报》派驻山西战场的记者孟秋江、陆诒,向他们介绍山西的战局,着重指出: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并嘱咐他们到前线后同部队一起行动,做好战地报道工作。

  10月 根据周恩来指示,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钱之光、许涤新等陆续聚集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后因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筹备工作移武汉继续进行。

  11月初 会见从忻口撤回太原的卫立煌。卫感谢八路军对忻口正面作战的有力配合①,同时对太原的形势表示忧虑。周恩来指出:胜败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只要我们继续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最后定能改变不利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

  备注:

  ①忻口战役期间,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夺取浑源、应县;令第一二○师主力位于岱岳(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三五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一二九师以一部进至正太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11月2日 应邀参加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守卫太原问题。对傅作义接受守城任务,坚持抗战的精神表示敬意。后来在撤离太原前又同傅晤谈,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11月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东线八路军应以一个支队向山西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侧翼的运输和收容散兵。

  11月5日 和彭雪枫、边章五等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 日本政府鉴于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的失利,认为诱降时机成熟,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七项条件。本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对德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日本能“恢复战前状态”。

  11月6日 到山西交城县。

  △ 鉴于阎锡山退到晋南企图保存余力,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提出:为稳定局势,准备同卫立煌会商,建议卫对守城的傅作义部多作鼓励和督促。还建议令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加入雁门关方面打敌援军。

  11月8日 太原失守。

  △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八路军各部迅速派部队收集溃兵、散枪及一切资材,以发展游击战争。

  △ 就东北军中一部分抗日干部参加八路军的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毛泽东、洛甫:这批人中大多数在双十二事变中同我们有联系,得到过我们的帮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

  11月9日 抵汾阳。

  △ 鉴于晋察冀军区于七日成立后,需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聂荣臻,就政权民主化的实施步骤提出建议:先从县、区做起,成立抗日的县、区、乡政委员会,由各团体推举代表,做到民选议会。再由各县的民主政权产生省、区的民主政权。但在目前亦可依情况成立省政权委员会或临时行政委员会。区一级机构可以由驻军代表、动委会代表及中心县的牺盟会等民众团体代表组成,由行政专员任主席并呈报阎锡山批准。

  11月11日 到达在太原失守后成为山西抗战政治中心的晋南重镇临汾。在临汾期间,会见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谈话中说坚持华北抗战最要紧的是加强中国的军队,发展群众运动。指出: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八路军身上。并一起看了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将领坂垣征四郎的副官的日记。

  11月12日 上海沦陷。

  11月13日 致电毛泽东等,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十五日,毛泽东复电说:周恩来所述各条是完全对的,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

  △ 同卫立煌、黄绍竑谈部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政权和民运的开放、后方的补给、黄河北岸分区指挥和南岸成立预备军区等问题后,即将情况电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提出: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

  11月15日 鉴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失守,绥远形势混乱,敌伪有可能派骑兵近扰陕北,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加强陕北防务并派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

  △ 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日军占领华北后必以大力压迫和引诱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并收容部分军队,以便全力对付八路军。因此,目前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号召是完全正确的。

  11月16日 和刘少奇联名致电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如何进行抗日政权的建设问题提出:立即颁布临时分区政府的组织法;向国民政府提议颁布劳动、土地等各种法令;准备公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筹备组织各群众团体;在筹备成立分区政府、军区司令部的同时争取蒋介石、阎锡山的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取得接济和推广到其他分区。

  △ 在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指出:抗战局势出现“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的危机,列举当时出现的严重现象和各种具体危机,号召人民“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有利条件及其前途,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坚持华北战争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华北游击战争将有胜利的前途。强调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还提出坚持华北抗战的几项工作:(一)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改善部队的生活,发挥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争人不争地;(二)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地方自治自给,实行抗日纲领;(三)开放民运,宣传、发动、组织、武装民众;(四)肃清汉奸,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

  11月20日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部分军政机关迁到武汉办公。

  11月25日 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11月29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陈云①也同机到达。

  备注:

  ①陈云,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受命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已先到新疆迪化。

  12月2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告杨尚昆、彭雪枫:在日军缓进,阎锡山继续留在山西的条件下,八路军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注意同阎的关系,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磨擦。

  △ 蒋介石再次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表示愿以日本提出的七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同意派亲日分子为华北行政首脑;同意与日本共同反共。不久,日本再次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谈判条件,因内容苛刻,遭到蒋拒绝。

  12月6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告杨尚昆、彭雪枫:日军正在进攻八路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都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破坏敌人阴谋,要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九日,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十一日,周恩来就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就准备同蒋介石、蒋鼎文和阎锡山会谈的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的几个组织机构和派往各地的工作人选。会议通过《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等。会议还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①。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备注:

  ①根据博古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报告”,长江局工作范围包括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以及上海市、河南省和新四军。

  12月10日 和博古就发展江浙地区游击战争问题致电任弼时转叶剑英等:必须注意同国民党方面合作,一切游击队都应取得合法地位,力求依靠山地为根据地。在我们影响下的友军部队也要尽力保持同国民党政权的良好关系,反对一切妨碍统一战线的作法。

  12月13日 南京沦陷。

  12月中旬 为了同国民党协商国共合作事并准备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离开延安前往武汉,途中在西安停留两天。十六日,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谈话,初步协商国共两党合作及参加民运等问题。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强调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12月18日 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

  12月21日 和王明、博古等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就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出具体说明。王明说明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某些提议。博古谈陕甘宁边区、联络参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共商一切。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参加人员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兼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宣传部、王明、凯丰先后任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兼主席。会议并决定将以上各项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关于新四军问题,会议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等。江南部队在各战区的分布数目待部队集中后再定。

  △ 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林伯渠,要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速到武汉。

  12月24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人来武汉领导工人运动。

  12月下旬 和董必武、项英、叶剑英、叶挺等商谈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12月26日 和王明、博古、叶剑英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人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会上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长江局应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会议决定派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赴两广巡视工作,并决定在武汉开办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教育和培养职工运动骨干。

  12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2月30日 主持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 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由于国民党方面将会议议题转到请求中共帮助达到使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而未能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一九三八年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又共同协商和草就一个共同纲领草案,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始终未提出正式意见。

  12月31日 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为此,中国青年今天努力的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

  冬 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