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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

  从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华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到1994年江泽民主席访俄和中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提出,中俄两国关系在不断地发展着。然而,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俄总统1992年底对中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访问“实质内容较少,形式主义居多,总的政策还是面向西方的”。实际上,叶利钦要把俄国建成一个完全符合西方文明的民主欧洲国家的战略方针并没有改变,而且仍坚持把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当作外交战略的重点。《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仍强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处于“优先地位”,要实现同他们的“协作和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在1992年底,中俄两国建立了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但比俄美关系仍低了一个层次。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仍然认为,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是民主俄罗斯的“天然友邦和最终盟友”,认为“伙伴关系是俄美两国的最佳战略选择。如果拒绝接受这种关系,那将意味着失去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来促使一个民主的开放的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并推动一个动荡的、不再对抗的世界向一个稳定的和民主的世界转变”。科济列夫还认为:“实现这些目标对现在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俄美两国来说是至关紧要的”,而且“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两国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不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补充”【[美]《外交》杂志1994年5—6月第1期。】。1994年9月俄美两国总统又签署“经济进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重申他们恪守1992年6月签署的美俄伙伴友好关系宪章的目的和原则。两国总统在1993年4月签署的温哥华宣言和1994年1月签署的莫斯科宣言的目的和原则,“期望建立两国间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伙伴关系”;“俄罗斯感谢并欢迎美国支持它为改革而做的努力,并继续与美国密切合作,以找到两国能够携起手来加速俄罗斯向市场体制转变的途径”。与此同时,俄美两国还就核安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愿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

  1994年下半年,俄美两国开始发生争吵。12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北约制定的逐步接纳东欧新成员的决定使俄罗斯国内的反美、反西方的情绪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俄领导人一方面指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冷和平”,提出俄罗斯可能采取军事反措施;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西方国家支持的“制裁”波黑塞族方案。另外,在经济关系、独联体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俄都采取了与美国对抗的政策,从而使美俄之间的关系逐步疏远。1995年伊始,美俄两国在俄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问题上发生争执,从而导致双方关系的紧张。3月,俄外长科济列夫说,莫斯科同华盛顿的蜜月已告结束。为了改善美俄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克林顿于5月份在莫斯科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庆典,而后又与叶利钦总统就涉及双方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95年,美国同俄国和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而促使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日益接近。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说:“使中俄两国关系如此紧密的,乃是两国都对美国幻想破灭。”

  1995年,俄罗斯领导人决定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并将这一年确立为发展中俄关系的“政治年”。整个1995年度,俄中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俄外长科济列夫、俄议会“亚博卢”集团领导人亚夫林斯基、俄农业党主席拉普申、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等分别访问中国;俄总统叶利钦原定11月份访问中国,因病未能成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外交部长钱其琛、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司令杨玉书等应邀分别访问俄罗斯。一年间,双方先后签署了《中俄引渡条约》、《中俄两国国防部长会谈纪要》、《中俄联合公报》、《中俄关于共同建设黑河一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阿穆尔河)界河大桥的协定》、《中俄关于在信息化领域合作的协议》、《中国机械工业部和俄机械工业委员会建立和发展合作关系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这些协定推动了两国实质性合作关系的发展。在美俄两国关系逐步疏远而俄中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俄罗斯开始调整外交战略,调整的标志就是撤换以亲西方而著称的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代之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并积极主张与中国等东方国家发展关系的普里马科夫。

  在俄罗斯调整外交战略的过程中,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关系的问题就逐步提上日程。1995年2月,俄外长科济列夫访华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俄罗斯执行对华睦邻方针具有战略性,认为俄应当奉行同中国保持“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方针”。同年5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庆典再次会晤叶利钦总统时,叶提出“俄罗斯希望与中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进一步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实际上是希望在双方已经建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更进一步。6月下旬,李鹏总理访问俄罗斯。为实现叶利钦提出的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双方签署了以发展经贸关系为主的一系列协议。这次访问促进了中俄双方“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因而对外部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日本《每日新闻》在评价李鹏总理访问俄罗斯时写道:“从中俄领导人密切交往的动向中,可以隐隐约约看出中俄两国针对美国的意图”,这是因为台湾李登辉访问美国和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核反应堆,使得“中俄两国都同美国有争执,立场相似”,所以双方“加强友好关系似乎目的在于牵制美国的动向”【[日]《每日新闻》1995年6月23日。】。9月份,埃菲社也以《莫斯科与北京寻求联盟以反对美国霸权》为题,说明近一时期中俄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以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即将访华的目的都是为“促进两国关系和加强反对美国霸权的联盟”。针对这种中俄两国可能结成联盟的议论,中俄两国外长都公开做了说明。9月22日,两国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说,俄中两国都不谋求在亚洲建立军事联盟或集团。中国外长钱其琛说,自从1989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突破性的访问以来,两国关系已改善。但是,钱外长排除了两国迅速改善关系有朝一日可能导致恢复过去的联盟关系。他说:“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中国绝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尽管如此,两国关系仍继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1995年底,俄罗斯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阿法纳西耶夫和该处处长洛格维诺夫发表文章,全面评价了俄中两国关系已经达到的水平。文章指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中国方向,就其水平和集约程度而言,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其他方向”;“到今天为止,俄中关系中存在着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没有任何‘秘密地带’的、进行互利合作和协作的各种政治前提。两国关系正进入伙伴水平。双方都同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俄]《国际生活》1995年11—12期。】

  1996年初俄罗斯外交战略再做重大调整后,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飞跃。3月下旬,俄罗斯《今日报》发表题为《莫斯科和北京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文章,说“面对北约东扩,俄罗斯处于极端孤立的状态”,要摆脱这种状况,必须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即使关于建立亚洲的新战略伙伴体系的计划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彻底实现”,俄罗斯将“并非最新的军事和核技术出口到中国和其他几个稳定的亚洲国家”,也可使俄罗斯摆脱地缘政治孤立,并“可以向西方显示,莫斯科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孤立和虚弱”。随后不久,俄罗斯副总理达维多夫也发表谈话,说俄罗斯把中国看做是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伙伴”【《人民日报》1996年3月30日。】。4月初,俄罗斯外交部一高级官员发表谈话,明确指出:俄罗斯与中国发展非意识形态的互利和睦邻关系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而制定这一政策的依据是:“邻居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大国,俄罗斯改革的命运、对外政策以及与西方的关系都取决于俄对华关系”;说俄中之间的联系已经可以“与俄美以及俄与其他一些大国建立的联系相媲美”。俄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发言人则认为,叶利钦总统即将对中国的访问将是中俄“更密切有效合作的新起点”【俄外交部官员1996年4月4日同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谈话。】。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在4月初应邀出访俄罗斯,与俄罗斯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乔石在访问时指出:“要从战略角度发展对俄关系,全力加强在国际问题上的相互合作。”他还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加强同俄罗斯进行战略合作的方针。【俄外交部官员1996年4月4日同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谈话。】

  1995年12月,俄罗斯就宣布,中国将是叶利钦总统1996年出访的第一个国家。4月下旬,叶利钦总统访华终于成行,并在赴中国的途中向中国正式提出了建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议。中国领导人经过研究后同意了叶利钦的建议。叶利钦访华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广泛的会谈。会谈后中俄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叶利钦在会谈时高度评价了俄中伙伴关系。他说,俄中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关系,是俄中两国作出的战略选择,符合俄中两国的共同利益。他认为,俄中两个友好大国间不存在任何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相互信任的战略合作关系”;两国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使俄中关系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江泽民在会谈中也指出,中俄关系已经有了稳固的条约法律基础,已经发表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加强和深化;此次即将发表的联合声明所确定的新型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两国共同作出的“正确的历史性选择,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完全符合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客观规律和要求”。会谈结束后,双方签署了联合声明。叶利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刚刚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规定俄中关系是“平等、相互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关系的新水平。

  应当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建设性伙伴关系”是有差别的。首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更高层次的关系,它比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水平更高;其次,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多以长远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而建设性伙伴关系则讲求平等互利,发展关系多以互惠为基础;第三,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利益共同受损时,并不完全排除针对第三国或国家集团,以求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而建设性伙伴关系一般不针对某特定的第三方。

  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他还说过,美国总想与中国搞战略关系,不是过去没搞过。毛主席的时候搞过,但现在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包括美国。现在绝不能与美国搞战略关系,我们既不与苏联搞,也不与美国搞,我们是独立自主。【丛风辉主编:《和平与发展》,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中国与其他国家既不结盟,也不建立战略关系。俄罗斯独立以后逐步形成的外交战略被称为“伙伴关系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俄先与美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不久,俄又与中国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是中国坚持不结盟、不搞战略关系的结果。随后,中俄关系迅速发展,中俄双方,特别是俄方不断有人建议两国建立战略协作关系,认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提法不能反映中俄关系快速发展的现状或密切程度。于是就有了1996年4月26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关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中俄双方领导人积极努力的结果,也是俄罗斯调整外交战略的结果。这种关系比“建设性伙伴关系”更进一步,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叶利钦总统在1995年5月向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建立双方“真正的伙伴关系”的建议。主要的是,这种关系完全可以与俄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提并论。但是,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是同盟关系,与邓小平所说的那种“战略关系”也有区别。这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是强调了两国之间政治关系的和睦,其次是表明双方愿意从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问题,进行长期的和全方位的合作。当然,这种关系明确地含有双方合作共同反对世界依然存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意义。

  根据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同意保持两国间各个级别、各种渠道的经常对话,认为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级、最高级接触和协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决定为此在北京和莫斯科建立中俄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为加深两国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的基础,双方商定将建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根据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认为,当今世界仍然存在霸权主义、屡施压力和强权政治,加上集团政治有新的表现,因而使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严重挑战。为此,双方呼吁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密切合作,共同致力于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为实现上述目标,双方同意在立场相近或一致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立场不同的方面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双方重申,相互尊重和平等是保持和发展正常、健康的国家关系的重要原则。国家不分大小,不分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经济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模式。

  根据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将就战略稳定问题积极对话,以具体行动促进并加快裁减军备和裁军进程,首先是核裁军进程。双方对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制度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并呼吁不是该条约成员国的国家加入该条约。

  根据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同意在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和行动能力方面加强合作。双方主张,还应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效率,并愿为此进行合作。双方还主张在公正、平等、互利合作和在国际贸易中不采取歧视做法的基础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双方还表示或商定在反对国际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在保障航运安全和反对海盗、走私、非法贩毒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进行双边或多边合作。

  根据新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愿相互促进参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中国方面重申支持俄罗斯申请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双方愿继续致力于加强东北亚的安全、稳定与经济合作,并愿为此目的相互间和与所有有关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

  总而言之,1996年4月26日《中俄联合声明》的发表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是中俄两国关系走向新阶段的标志。从此以后,中俄两国必将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推动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