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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华东,张慧玲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群体性事件,是群众和党政组织矛盾的突出表现,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近几年,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多发和激化的态势。正确有效地处理群体性事件,应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的重要内容。从根本和长远看,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要靠经济社会的改革发展,既提高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又体现公正公平;要靠政治体制改革,既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又建立符合宪政要求的法治体系,使公民的利益和利益诉求得到有效保护和实现。但这些都是很大的课题,要靠长远之功才能完成。这里仅就当前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在着力解决群众具体利益诉求的同时,也要切实关注社会心理问题

  当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其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利益问题,特别是物质利益问题。因此,各级党政组织,在决策及其落实过程中,要真心实意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使群众真正受益,而不是受损;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更要认真听取和解决群众具体利益诉求,不合理的就要做耐心的说服工作,合理的就要认真解决。为此,要建立健全群众利益问题诉求和解决的体制机制。目前,有关各级党政组织都在向这个方向积极探索。

  但是,有一种情况必须注意,即在实践中存在着“唯利论”倾向。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普遍有着“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一遇群体性事件,他们只盯住事件参与者的具体利益要求,而忽视绝大多数“无具体利益要求”的事件参与者,使事件很难有效平息。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是,据有关调查,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或对腐败现象、贫富差距等不满,长期积累下了对立情绪,一旦有事件发生,他们便借机宣泄,推波助澜,扩大事态。比如,前几天在广西博白县爆发了民众围攻镇政府事件。据说,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当地政府向超生群众强征超生罚款,致使有3000余民众包围镇政府,他们用砖头和木棒打向政府大楼,打烂门窗,并与在场的数百名公安、武警爆发冲突。可以说,在这个事件中,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只是3000余人中的极少数,但是,当少数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与政府一旦发生冲突,平时积有怨气的民众便马上借机而动,唯恐事不闹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据有关调查发现,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他们一旦参与群体性事件,危害更大。

  因此,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党政部门要在决策符合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克服“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心态,充分把握群众情绪,了解群众心理,听取群众呼声,做经常性地、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为此,要构建党政部门特别是基层党政部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的常态机制。

  二、既要加强群体性事件的即时处理,更要建立健全常规预防工作

  研究群体性事件即时处理的成果很多,实际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根子在日常工作。从“治本”的角度看在决策及其执行符合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主要应抓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上面提到的要做经常性地、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要特别向群众讲清改革得失,坚定群众改革闯关的信心。现在一些群众对究竟谁是改革的受益者认识出现偏差。每一项改革措施,究竟谁得益、谁受损,得益的如何回报社会、受损者如何合理补偿,应该坦诚地向群众说清楚,而不是简简单单冷冰冰地用一句“改革的代价”来敷衍。要用人民群众“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加大对改革利弊得失、改革前景的宣传力度,使群众理解暂时的困难,坚定整个社会对改革闯关的信心。干部要带头承担改革成本,巩固同舟共济的社会信念。目前的一些地区和领域,改革决策者不参与改革的现象比较突出,只同甘,不共苦,导致群众怀疑改革,丧失信心,不同群体之间误解、偏见加深。因此,当前必须营造干部率先承担改革成本,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共闯改革难关的舆论氛围。要大力倡导人文关怀,决策要摆脱单纯的利益导向,建立价值观导向。近三十年的效率优先原则,在执行中的人文关怀、政策配套不足,导致单位内部竞争压力无法化解。

  第二、要建立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常规机制。在这一点上,浙江枫桥经验值得学习。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浙江枫桥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经验材料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从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在新时期,“枫桥经验”又有了新发展,其基本的内容,就是“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这一基本经验,要以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创造浓厚的民主法治氛围,畅通社情民意表达渠道,健全解决矛盾的法律程序、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为基础。这一基础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常规机制的基本内容。

  三、既要分析导致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因素,也要充分正视处理群众利益诉求工作本身的因素

  随着改革的深入,群众的个人主体意识、利益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维权”成为社会群众的共识。这是历史的进步。在“维权”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地认识自身权利、提出非正当利益诉求,并且以不合法的手段去争取这些利益,从而引起群体性事件。但是,必须注意,一些矛盾开始时,可能不大,但由于处理群众利益诉求工作本身存在着问题,而使矛盾激化成群体性事件。

  第一、一些基层部门和干部在处理涉及群众利益时,缺乏责任心。首先这表现在一些基层政府在群众维权行动面前的畏难心态。去年《瞭望》第42期,登载了记者的一篇文章:《社会矛盾新警号》。在调查的基础上,文章指出,一些基层政府在群众维权行动面前感到左右为难,既不能反对,因为维权是民心所向;又不敢支持,因为维权行动针对的往往是基层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导致一些基层政府把维权列为“敏感问题”,予以回避。结果,小事变大,甚至激化。因此,基层党政组织需要转变观念,引导全社会鼓起勇气正视社会矛盾,以干群同心同德的姿态,站在维权第一线,因势利导,理直气壮地主动协调、支持、帮助利益主体实现正当的维权诉求,尽量使事态处理在萌芽状态。其次、一些基层党委政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有“漠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刁官心态”。一些基层干部由于缺乏危机感,不太珍惜群众基础,出台一个政策措施得罪一批群众。特别是群众利益诉求于法无据时,政府向“更有利于谁”的方向裁决。另一方面,一些基层部门干部不仅不化解矛盾,还不断向群众“伸手”,对普通群众处罚过滥过重。计生、工商、城管、税务、卫生、治安、出租屋管理……,这样,群众对受处罚、违法犯罪就会习以为常,从而蔑视法制,产生与党和政府对立的情绪,埋下新的隐患。有的基层单位回避矛盾,侥幸过关。不少群众利益诉求,实际上并不复杂,一些拖上很长时间的“难题”,实际上干部到实地去调研几天就可以解决了。之所以久拖不决,是因为没有机制促使干部在第一时间化解于萌芽状态,部分基层干部面对风险因素时,存在着回避矛盾、侥幸过关的心态,以至于小事拖成大事,普通利益诉求酿成群体冲突。一些基层部门在调节利益时,说不服就压服。能压服时似乎快速平息社会矛盾,表面上事件解决了,实际上群众“口服心不服”,埋藏下不满情绪,会损坏党和政府形象。因此,要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健全相关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落实责任,强化责任心。

  第二、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手段也比较单一。目前,群众寻求救济的途径依然主要局限在“信访”上,手段比较单一。当普通来信来访不能解决问题时,群众不知道到哪里求助,只好一味采用“升压法”:反复信访、集体上访,采取过激手段等。而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手段也比较单一,通常是由政府工作人员谈判,下级谈不通就请上级谈,外地籍干部谈不通就调集本地籍干部出面谈,再谈不通、劝不散就强行驱散。因此,这样的群众工作方式应当改变,各地党委政府在拓宽维权渠道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瞭望》介绍了一些地方的经验。江苏省信访局对复杂信访案件采取听证会制度,利益冲突双方及其律师、亲友、政府相关部门代表、工会、妇联、共青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等社会各方人士共同会诊,裁决结果在媒体公布。深圳、广州等地全面推广“市政设施规划公示制度”,拟建市政设施规划草案向社会公示,并在相关地区居民中广泛讨论听证。这种民主协商、群众教育群众的做法,能有效地息讼止争,化解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为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