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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应对方针

  苏联是在沙俄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沙俄帝国内部民族关系十分复杂。俄罗斯民族对于非俄罗斯民族的殖民统治,使沙皇俄国成了俄国各族人民的监狱。民族主义情绪、民族间的长期历史积怨,成为俄国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苏联建立后,虽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加强各民族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指导思想上,过高估计苏联民族关系的成就,忽视了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斯大林认为,“私有制和资本必然使人们离散,燃起民族纷争,加强民族压迫,而集体所有制和劳动却必然使人们接近,去除民族纷争,消灭民族压迫”,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各民族人民都享有同等的权利;赫鲁晓夫宣布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勃列日涅夫则声称“苏联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这些认识,实际上忽视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民族的不同特点、特殊利益和不同要求,否认了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各共和国与中央关系上,背离了联邦制原则,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结果,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地位受到极度削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紧张。在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上,用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去处理解决民族问题,激化了民族矛盾。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把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斯大林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则压制和镇压非俄罗斯民族维护、捍卫自己主权的反抗活动。结果,加剧了民族隔阂和民族对抗。在反对民族主义错误倾向时,重心偏颇。列宁以后的苏联领导人及理论界很少批评和注意防止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而且大力宣扬俄罗斯的民族领导地位,突出俄罗斯人的丰功伟绩,强制推广俄语为苏联国语。结果,在非俄罗斯民族中竭力维护本民族利益,希望民族独立和民族分离的逆反心理和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形成一股潜在的民族分离思潮。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已经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由于实行“公开性”、“民主化”的政策,民族主义思潮抬头,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迅速崛起,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倾向日益明显。1989年8月,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五十周年之际,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人链活动。活动公开提出了“脱离苏联”的口号。这三国的举动很快涉及全苏联。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也先后发表声明提出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对于愈加严重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多次批评谴责分离主义路线和活动,力图阻止这一倾向的发展。1989年9月,苏共召开了专门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会议提出了新型的民族政策,决定扩大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坚决制止分裂苏联的行动。但由于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后来没有真正采取有力的措施,使得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活动的势头有增无减,影响不断扩大。

  1990年3月,立陶宛首先宣布独立。立陶宛不仅废除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宪法,而且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独立的实际步骤。面对这一现实,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构想,主张各共和国作为主权实体,可以不同形式同中央政权建立关系。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得到大多数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首肯,并同意组成专门班子制订新联盟条约。在此后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草案几经周折,三易其稿,各方代表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中央政府作出重大原则让步、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大大扩充的基础上最后完成定稿,并订于1991年8月20日起开始签约。“8·19”事件的发生,使这一计划落空。“8·19”事件后,苏联境内掀起第二次独立浪潮。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22日,拉脱维亚宣布独立。24日,乌克兰宣布独立。25日,白俄罗斯宣布独立。27日,摩尔多瓦宣布独立。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31日,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宣布独立。9月9日,塔吉克宣布独立。23日,亚美尼亚宣布独立。10月27日,土库曼宣布独立。到1991年10月底,苏联境内除俄罗斯和哈萨克之外,其余13个加盟共和国都已宣布独立(格鲁吉亚于1991年4月9日宣布独立)。

  为了阻止联盟的瓦解,1991年8月底,戈尔巴乔夫呼吁所有加盟共和国继续保持军事和经济联盟。1991年9月2日,戈尔巴乔夫和10个加盟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签署了:“10+1”声明,声明表示同意在各共和国之间建立新型的政治和国家关系,尽快签订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其中每个国家都能独立地确定自己加入联盟的方式。9月6日,在西方的政治压力和经济援助的诱惑下,出于无奈,苏联政府宣布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独立。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同8个共和国的总统签署了建立经济联盟条约。由于乌克兰没有签署上述条约,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呼吁乌克兰加入联盟,表示“没有乌克兰的联盟是不可想象的,乌克兰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因素”,另一方面进一步迁就各共和国的权力要求,以吸引乌克兰加入。11月26日公布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规定,联盟除在国际关系中继承苏联和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外,其他所有权力都由各主权国家独立行使。联盟实际上只成为一个协调机构,起中介作用。尽管如此,乌克兰还是拒绝了一切建立联盟的建议。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以绝对多数赞成独立。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立即宣布,乌克兰将不在任何形式的联盟条约上签字。这给予戈尔巴乔夫建立联盟国家的计划以致命的一击。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协定宣布:“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曾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发起国签署过1922年联盟条约,现在我们三国明确指出: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将停止存在”,“意识到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负起责任和实际实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迫切必要性,我们声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之外的11个共和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定的议定书》,宣告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国旗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楼顶上降下。苏联从此不复存在。

  对于苏联的解体,中国比较早就有了清醒的预见和一定的思想准备。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就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8·19事件后,苏联国内掀起第二轮独立浪潮时,中国领导人又准确认识到:从目前看,苏联演变的进程加快。原来存在的三大危机:联盟解体、经济衰退、政治动荡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不论以后搞什么样的新联盟条约,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原先的联盟已不复存在,各共和国都将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在对苏联解体有所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对苏联解体将给世界和中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看得更重一些,因而深深地感到忧虑。对于国际局势,中国认为,苏联解体,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会从这一概念出发来处理国际事务。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是世界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世界第二核大国的苏联在解体后对核武器的控制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此众多的核武器由谁控制?是否有效控制?是否扩散?都是令人担忧的;原苏联只有30%的共和国边界作过明确划分,其余都是行政划界。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民族矛盾必将进一步显露,国内的民族问题也会进一步发展,整个前苏地区将是一个火药桶,不仅可能引发内战,而且可能发生国家间的战争,从而给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

  苏联解体带给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中国更为关注的问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和严重的挫折。不少西方政治家预言,20世纪社会主义将从地球上消失。这对共产党执政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处于不利的局面和面临严峻的考验。另外,中亚国家的独立也会促使中国边境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加剧,从而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面对这一复杂而不利的局面,中国的应对方针是坚定而明确的。这就是早在1989年事变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内外有别、绝不当头”的方针。冷静观察就是要正确认识暂时的曲折,认真分析吸取事变的教训,从而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稳住阵脚就是不要惊慌失措,不要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不要过高估计事变的影响,从而保持和坚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沉着应付就是要积极采取各项有力的措施,避免重蹈苏联、东欧的历史覆辙;韬光养晦就是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做好中国自己的事;内外有别,就是要把内政与外交区别开,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绝不当头,就是不要由中国出面扛起社会主义大旗。为了阻止和减轻苏联解体带给中国的消极影响,中国首先注意加强了思想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党内和干部中加强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社会主义必将得到发展的历史总趋势不会改变。并要求党政高级干部认真研究苏联、东欧的教训,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划清界限,坚定立场。其次,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中共中央要求新疆、内蒙、黑龙江、吉林等同苏联接壤的边境地区一方面继续按照中央授权的范围和有关规定进行经济合作和友好往来,另一方面要加强边防管理,重大问题和敏感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决心继续认真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党的基本路线,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从根本上避免苏东事件在中国的重演。

  在针对苏联解体而做的外交准备方面,中国的政策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不因意识形态的分歧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1989年邓小平就提出,“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1990年3月,邓小平再次强调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页。】因此,面对苏联起伏不定的复杂形势,中国是以不变应万变,反复申明不干涉内政、尊重苏联人民自己的选择的立场。例如: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国家中的执政党地位。4月,李鹏总理在访苏期间回答西方记者的提问时回答说,苏联是否实行多党制,这应当由苏联的党和苏联人民来作出选择。改革采取什么具体步骤,每个国家应根据其具体情况来决定。【《人民日报》1990年4月27日。】1991年“8·19”事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8月20日即明确表示: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内部的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日报》1991年8月21日。】但从另一角度讲,中国对苏联解体后必然要与俄罗斯联邦打交道这一点的认识,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期间,当时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希望会见江泽民,为以后同中国打交道奠定基础。然而,考虑到叶利钦当时激进的反共立场,又是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强硬对手,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地位,维护中苏关系的大局,中国方面没有接受叶利钦的要求。中国对叶利钦的冷淡态度受到了俄罗斯联邦激进民主派的报复。当江泽民总书记访问列宁格勒时,激进民主派成员、列宁格勒市负责人索布恰克起初尽力想回避与江泽民见面,后来也只是勉强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晤,江泽民一行在列宁格勒的访问活动都没有给予妥善安排。

  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中国没有对选举结果公开发表评论。叶利钦当选后立即前往美国进行访问。与此同时,与叶利钦对立的俄共第一书记波洛兹科夫率团访问中国。苏联大使馆在宣布上述访问时说,波洛兹科夫和叶利钦的访问是没有联系的。与叶利钦在美国的访问受到重视一样,波洛兹科夫在中国受到热情的接待。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见了波洛兹科夫。江泽民在会见时说;苏联和中国之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睦邻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共同任务是使这种传统发扬光大。江泽民还表示,中国愿意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但是只能在整个中苏关系的范围之内。

  1991年7月,中国外交部没有给莫斯科市长波波夫拟对北京的访问发放签证。作为俄罗斯民主派成员的波波夫曾在1990年10月前往台湾访问。后来,同为俄罗斯民主派成员的列宁格勒市长索布恰克因故取消了他对上海的访问。

  中国对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所作所为虽然在外交场合不想说三道四,但在实际看法上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这种看法和情绪的影响下,中国对于同俄罗斯联邦增加接触和了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然打了折扣。1991年12月6日至13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和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卢金率团访问中国。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探询中国对发展与俄罗斯关系的态度。中国只是由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会见了卢金,并且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卢金回国后对记者说,我们将同中国友好,至于我们双方接近的速度则不完全取决于我们,中国做出决定的过程是缓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