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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体系成熟的历史过程

  随着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毛泽东思想也从形成到成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是有一个历史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思想从被教条主义者排斥开始变为党中央的主导思想的转折点。它也成为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到成熟的起点。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着手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党也总结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斗争的经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统一的认识。尤其党中央率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以后,这种总结更加紧密地结合新的革命形势而进一步深化。

  1935年冬,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华北,民族危机加深,全国出现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这种情况下,迫切要求党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然而,当时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党中央于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正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分析和政策,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已抛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同时,当抗日战争即将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努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了提高全体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大力进行理论研究工作,着重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于1936年底和1937年夏,先后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军事上来,阐发了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具体化这一重要思想,从军事上清算了“左”倾错误。《实践论》、《矛盾论》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阐述马列主义一般原理具体化的原则,从思想路线上清算“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

  因此,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撰写的上述重要著作和党的许多决议,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正如邓小平指出:“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0页。】这也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成熟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抗日战争爆发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发展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和一系列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两次国内战争的经验,掌握中国抗日战争的规律。8月,在党中央的洛川会议上,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入战区和敌后。党在抗战到来的新时期中的战略方针是:在敌人后方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党中央也及时地由内战后期集中力量打运动战向分散兵力打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洛川会议后,集中在陕甘宁边区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迅速进入敌后的广大农村。1938年春,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同年冬,华南抗日游击队组建后,立即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这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系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马列主义哲学原理为指导,于1938年先后写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著作。这些著作,从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对比中,进一步论述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又根据抗日战争的新情况,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理论以及抗日战争全过程中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

  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共产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出现,并日益成为主要的危险。1937年11月,王明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到延安,贯彻所谓的“新政策”。这个“新政策”的实质,就是把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不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王明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2月底、3月初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根本不讲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推行右倾投降主义。于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的总结报告。毛泽东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投降主义错误倾向,并根据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占据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进一步论证了抗日战争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和可能。还阐述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战略问题。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同亿万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华北、华中和华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全国部分地区铺开,已成为现实。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不断总结白区工作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套斗争策略和农村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从而使毛泽东的军事理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得到成熟和发展。

  (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为迎击国民党顽固派政治思想的进攻,促使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研究多方面展开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以后,日本侵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策略,转变为对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逐步转移其主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的政策重点也就相应地由抗日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大肆宣扬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法西斯谬论,并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于是,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在此前后,国民党集团收罗了一批反动政客和文人,以三民主义为幌子,鼓吹法西斯主义,疯狂反对共产主义,挑起了关于三民主义和中国命运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是直接涉及中国向何处去和中国抗战的指导思想问题。为了彻底消除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宣传造成的恶劣影响,批判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理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复杂的斗争中明确中国的前进方向。同时,也为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去进行认真的理论思考和创造。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写了许多著述,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尤其毛泽东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

  这三篇著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革命论”的谬论,把抗日战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部分。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因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性质、领导、动力、对象、前途、道路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四)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全党思想的统一,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1941年开始,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创造性地发动了整风运动,以加强党的建设。

  在延安时期,从总的看,我们党的路线已经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但是,党内遗留下来的“左”倾错误的余毒尚未完全肃清,其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仍在影响党的路线的贯彻。为了使全党在世界观和作风上有一个彻底的转变,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明确提出了促进这种结合的具体方针和方法。毛泽东的报告,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实际上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开端。

  7、8月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至10月,在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成立了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领导党内高级干部整风性的学习。党内高级干部经过整风性的学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基本方向上统一了认识。在这基础上,于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和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先后展开。在整风运动的后期,从1943年冬至1945年春,党中央领导高级干部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

  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党内思想的大解放。它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特别是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广大党员和干部真正认识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而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达到统一的认识。

  在整风运动期间,党的一些政治工作者和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开始发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如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并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刘少奇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论述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并指出:“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以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王稼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1943年7月11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通知中,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思想。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决议还精辟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指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会上通过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了党章。这是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化、完全成熟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达到成熟,也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发展,以保证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轨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