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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站在人民大众一面(1923—1926)

  李鼎铭先生出生在清末的封建社会,拼搏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奉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自幼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遭受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众过着水深火热的悲惨生活。内忧外患的国情,在他的心灵上打上了深深的爱国主义烙印。他立志要实现教育救国的夙愿,唤起民众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人。

  1913年,他被米东区7万人民无记名投票选为区长。这个区比较大,南至吉镇(现属绥德县),东至峁沟(现属佳县),北至海会寺(今米脂李站乡),东西长100公里,南北宽50公里,区公所设在桃镇。他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主张区的中心工作应以发展生产、兴办教育为中心。因此,他号召全区人民精耕细作,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有条件的地方做些生意买卖,大力发展运输业。对一些耕读之家的典型做些宣传,号召群众学习。对一些种地能手、纺织能手,动员各村组织参观学习,交流经验。他特别注重修路架桥,把这作为人们行善做好事的重要内容。更注重人民内部的团结,要求人民团结一致,和平处事,免得闹纠纷。全区做到小案不出村、中案不出区、

  大案不发生或少发生。在他任区长时,每年经区处理的案件只不过是一两件,他亲自调查和处理,没有到县上诉的案件。他积极主张发动人民移居到延安地区人稀地多的地方落户。那时全区每年要有上百户群众移居延安,这样既解决了困难户的问题,又减轻地方压力。群众说李鼎铭看得远,为人民找到了一条谋生存的道路。

  1918年,李鼎铭由榆林中学辞职返回桃镇时,继续担任区长。他看到米东区离县城较远,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农民山货出不去,生产资料、民用品进不来。为了促进流通,繁荣经济,他领导全区群众创办集市贸易,先后集资在桃花峁村的戏路湾砌石帮畔,平整场地,共建桥梁五座,把桃花峁村的四沟八岔联成一片,他亲自为最大的“通济桥”写了碑记,以勉后人。

  市场建成后,规定每月农历逢四、九为集日,三月初八、七月初三为大集会日。方圆四五十里的群众逢集遇会进行贸易,使周边群众生活活跃,经济繁荣,四方群众交口称赞。

  1920年,国民党省政府向米脂县征收杂税2700元银币。县政府实行包税制,由私人承包征办。承包人狐假虎威,贪污勒索,不择手段,群众叫苦连天。李鼎铭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决定发动东区群众抵制私人包税制。由区公所向县上包了750元,然后按基数分摊到全区各村,只留桃镇、海会寺两集市由区公所直接征收,其所收费用于补充办学经费。这样减轻了农民负担,免遭勒索。

  当时,米脂县的政权由县城几个主要豪绅控制。他们有意制造城乡差别,视乡民为奴隶,有了权利乡民不能享受,有了义务乡民加倍承担。城绅为了转嫁城镇居民的赋税,要将原来

  城郊5公里村庄归城区改为15公里村庄都归城区。李鼎铭清楚地看到城绅的伎俩,他据理力争,坚决主张城区划分依旧不变。县政府经过四次专题会议讨论,多数人赞成李鼎铭先生的意见。但部分城里豪绅却组织了自治协进分会,以组织的名义向榆林自治协进会呈文,绘地图控告李鼎铭,以实现他们的阴谋。榆林道两次派人调解,都被李鼎铭顶住了,他说:“这是关系到人民大众的权利问题,我没有理由包办代替,由县政府发布告,征求民意,归城归乡由民众自上请愿书。”他们知道乡民不愿归城区讨苦吃,便把布告压住未发。不久,李鼎铭代表乡民呈文榆林道请求采纳民意,公道划分区域。当时,舆论一致骂城绅欺压乡民,榆林道觉得民意难欺,只好批准区域划分依旧不变。

  李鼎铭先生为人清廉,疾恶如仇。1921年,群众反映县财政有巨额贪污。李鼎铭便联合各区发起了清理县财政的斗争。县政府在各区的压力之下,只得组织清理。由各区推举公正无私的十余人组成清理小组,确定清理1912年至1920年县财政账目。结果从1912年到1916年4年间就发现贪污银币达7000余元。城绅见机不妙,借口“有碍于全县名誉呀!”“算得太多补不起也是枉然呀!”妄图阻挠清账工作的进行。李鼎铭冲破城乡封建势力的重重压力,奔走呼号,支持清查组坚决清算,结果查出贪污13000元银币,如数退出。民众无不赞誉李鼎铭敢于同贪污腐败不法分子作斗争的精神。

  1916年8月(民国5年),陕西督军陈树藩委派陆军混成旅四团团长井岳秀①出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到职后,对陕北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当时,井岳秀为增加税收,公开放种大烟(鸦片),实行大烟田亩登记征税制。同时放出一群饿

  狼似的所谓“禁烟委员”到处敲诈勒索,李鼎铭就是不让他们到米东区横行霸道。王公甫是榆林道委任的禁烟督察员,实际上是放种大烟的税收员。王公甫到米东区登记烟亩时,弄虚作假,借机勒索烟民。他将烟亩丈量超出实际数,烟民要求减少,王一面残酷打骂烟民,一面暗地指使手下人向烟民索贿。只要烟民送贿就减少烟亩数,烟民恨之入骨,早把这些情况告诉李鼎铭。李鼎铭先生明察暗访,掌握了王公甫贪污受贿的大量事实和数据。王的手下人也不满他独吞钱财的行径,有一天趁着王不识路,借机把他带进区公所。这时适逢何岔分区区长刘青宣领着被勒索的烟民王宏业来到区公所。李鼎铭先生将王公甫的贪污受贿事实当众戳穿,王公甫只好直认不讳,但却捏造:“上级命令每亩另收坐销费两元”,并称政府有印花税。次日,李鼎铭先生带着王公甫贪污受贿400余元大洋的花名单和敲诈勒索的罪恶事实材料,走进县政府。王公甫这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又说是县长王登甲②叫他这样干的,贪污的大烟款上交县长。王公甫又说:“请你给王县长留点面子,你需要向他要求减少亩数,我当然会同意的,这有我帮忙说话,王县长会答应的。”李鼎铭先生立即和他去见王登甲,经一番激烈的辩论,王登甲答应减少48亩,每亩减税20元,共减少960元。王公甫吐出213元银币和银手镯一对。李鼎铭回区后,向烟民宣布烟亩减少数,全部由各村按照烟民的实际亩数比例减少到户,银币、手镯,物归原主。烟民无不感激李鼎铭先生为他们出了口气,说他为民作了主。大家主动将减少和退回的钱物作为办学的补充经费交给区公所。

  1925年,军阀井岳秀部下一个外号叫“石拐子”③的人,带领戏班子借唱戏为名到处欺压乡民。他想到哪里唱戏,就到

  哪里唱。要多少钱,就得给多少钱。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次,戏班子在杨家沟唱完戏又要去看牛沟唱,途经桃镇歇脚后,让该村村民李善兵帮助抬戏箱子,李因病没有抬,“石拐子”骂李善兵是不给官戏带面子的刁民。当场李善兵被“石拐子”打了一顿。“石拐子”的暴行激起村民的公愤,便打起了群架。群众把戏箱子推下了沟。“石拐子”恼羞成怒,借机说打了他们的人,扬言要用武力报复村民。李鼎铭先生挺身而出,公开站在村民一边,亲自去榆林找井岳秀。经多方交涉,才使事态平息,村民无不感激。

  李鼎铭先生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离桃花峁十里地的刘家峁,有个大地主叫姜某,他占地3000多亩,兴建豪华山寨一处作为自己的庄园。这人心狠手辣,独霸一方,他使用大斗小秤盘剥乡民。李鼎铭早就切齿痛恨了。一次,他的管家们带着一帮人马,耀武扬威地来桃花峁讨租逼债,李鼎铭先生发现他们大斗(秤)进,小斗(秤)出,顿时怒发冲冠。于是他带领村民先砸了姜家的斗秤,夺过姜家的假账假约就地烧毁。并正告姜家:“以后,再不许这样行事了。”还在民众大会上公开揭露姜家胡作非为、横行乡里的丑恶罪行。从此姜家再也不敢大斗小秤盘剥农民了。

  牛沟村申某买了姜某的5垧山地。姜某说,我穷了,要将摊给自己的负担按亩撂给申某。经过李鼎铭先生一番唇枪舌剑的论理,姜某只得认输了。

  又一次,李鼎铭先生去榆林后,正好区上又派来捐款。东区的富户组成“富翁团”到区公所闹事拒绝捐款。李鼎铭闻讯赶回,批评了富翁的做法,富翁们只得认了摊派。

  李鼎铭先生的举措赢得当地群众的拥护,他们说:“李鼎

  铭先生为我们惹了一些人,要是谁敢动李先生的一根毫毛,我们就要和他拼到底。”

  李鼎铭先生对贪官污吏、地主的残酷剥削刻骨仇恨,对贫苦百姓却十分同情。桃花峁村有个贫困佃户李善昌,家中人口多,又无地种,妻子还是个残疾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李鼎铭先生让他无偿地开垦自己在村西梢峁沟的荒地。李善昌年轻力壮又勤于劳动,一两年后生活好转了。还让李善昌、李福政弟兄俩在自己的地边沟畔栽了100多棵柳树、水桐树,并讲清产权归李善昌弟兄俩所有,自己一棵也不要。有一次,李善昌得了重病,生命垂危,李鼎铭先生上门给他看病,扎针吃药,连一点费用也没收。李菩昌十分感激,病好后,买了一只羊腿送给李鼎铭。李鼎铭说:“你的日子还很穷,你病好了,比给我吃羊肉都高兴,现在你不要感谢我了。”李善昌临走时,李鼎铭先生如数付了钱。这件事李善昌经常对村人和孩子们讲。

  李鼎铭在乡间兴办学校,修建市场,行医治病,扶正祛邪,伸张正义,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民众的爱戴。1926年,乡民们为报答李鼎铭先生的恩情,以全区公民的名义,敲锣打鼓、披红挂彩地为他送上一块蓝底金字,7尺长、3尺宽、1寸厚,写着“造福桑梓”的大匾。赞词中写到:“自来豪杰英雄,其远而在上,莫不以富教,本兼善之心,行兼善之事,如我为先生者。先生从希表之士,以树国人权利,为桑梓造福,亦不外富教新端原夫。条陈长官,改建已废之桃花镇,为实行富教之起点。为扩市场抬高贾地,方于以繁荣。兴学校,造人才,风俗因而丕变。先富后教,富在其中矣。至于保持团体,排解纷争,口碑载道,无庸赘述。噫,如我先生者,可真谓为识时务之豪杰,造时势之英雄,设使得志,岂仅造福桑梓而已哉!公民等衷心悦服,用特悬匾记

  功,以昭来许,非敢言极,略表崇敬之意耳。致词赞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地不在大,得人则灵。异口同声,称颂李鼎铭功。读古人书,北怀济世,志后未登午台,号称布衣士。惟其重气节,有识力,无折腰之取辱。碑从心所欲,地方祯以富教育,赖以兴君,予日莫大之功。”这块匾至今仍高悬李鼎铭先生旧居正中央。

  1926年家乡人民为李鼎铭赠送的巨匾

  李鼎铭先生一生淡薄高官厚禄,求得一身正气。1923年,杜斌丞通过榆林道尹景岩征,推荐李鼎铭先生担任了榆林道尹公署民政科长。1925年在八十六师银行行长马禀初的推荐下,又受聘于榆林道尹公署顾问。在民国官场几年,他清楚地看到当时官员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投机钻营,只领俸禄,不能为民作主,为此他深感不安。当道尹公署委任他为神木县长之时,他拒绝到职。有人问他:“以先生之天才,治一小县自是胜力,为什么不去?放下荣华富贵不享,偏要在这里受苦呢?”他说:“县官不好当。当官不能为民作主,还要溜官,我从不

  溜官。现在做好官又做不成,做坏官百姓骂,这个官不能当。我只会做事,不会做官。做官,官官相护,必定要坑害民众。我不愿意,害民问不过良心,还不如我当个平顶子百姓。”

  在他任道尹公署顾问期间,定边县县长李英想去宋家川当税务局长,送他70两大烟土,当即遭到李鼎铭先生的拒绝。

  绥德、米脂一带人稠地少,群众生活难以维持。李鼎铭想如能移民,到延安一带开荒种地,不仅解决绥、米群众的生活问题,而且可取得经验,为开发陕北准备条件,于是苦心起草了一份报告,由榆林道尹公署上报陕西省政府。结果一年过去了,石沉大海,不予批准。李鼎铭先生气愤至极,深感这伙狗官只当官不做事,置民众生活于度外,他对当局政府彻底失望了,遂于1926年称病,辞官返里。

  注:

  ①井岳秀(1871—1936),字菘生,陕西蒲城县人。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后,被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任命他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编缩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其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岳秀镇守榆林初期,时局动荡,军阀混战。他先依附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拜为门生,被赐“岳威将军”头衔。稍后,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订立私约,建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借阎之力,成立军官教育团,设立炮厂;督办民团,剿灭盗匪段茂功、杨谋子、曹老九、李青兰

  等。倡兴教育,任用才识宏博的杜斌丞执督榆林中学。此外他捕杀了暗害井勿幕的元凶李东材;保护了革命将领杨虎城。国民党时期,他镇压“清涧起义”,诱杀石谦旅长,株连杀害众多将士,制造“东山事件”,还杀害地下共产党员何格兰、张怀树等十多人;设圈套围攻、瓦解红二十四军,捕杀该军军长、政委窦世雄、谷维一,参谋长蒲子华。制造“米脂十里铺惨案”,杀害陕北各县党组织领导人崔明道、王兆卿、高录孝、毕维周、王守义、高庆恩等6人;还杀害了共产党员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绥德县委书记白明善,陕北游击大队队长任志贞、白德胜等;发动了延长、石家湾、瓦窑堡、靖边等反共战役十多次;围攻神府特区。他强征烟亩、斗捐、屠宰、军役等苛捐杂税20多种。不过他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建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一月二十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②王登甲,陕西礼泉人,前清廪生。1923年9月至1925年5月任米脂县县长。曾为米脂县城铺石板街,筹兴水利。

  ③石拐子,原名石谦,原系国民党第十八师第六旅旅长。大革命失败后,井岳秀奉蒋介石旨意,疯狂进行“清党”活动,石不满,常谋反井。共产党员李象九、谢子长利用井、石矛盾,在石谦部队建立了两个倾向于革命的连队,李、谢分别任连长,在部队中广泛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力量,为发展壮大党团组织,为起义作准备。1927年8月22日,井岳秀将石谦谋杀于榆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