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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关系的发展

  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中俄之间签订的几个条约精神的指导下,中俄两国关系获得了较长时期的稳步发展。

  在这些条约签订之前,中国在与俄国的交往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早期接触中,无论是武装接触,还是外交接触,俄国都处于主动地位。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前,除派往中国属下的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进行探访的使团之外,沙俄政府派往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的使团就有4个(分别在1656年,1660年,1670年,1675年)。从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728年《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的40年间,俄国出使中国北京的使团或使臣就不少于4个,“其中有一次的规模及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各次”,而且,俄国官方的商队,或较次要一些的俄国官方使团到中国访问的则有12次之多。【《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第1页。】但是,在这一百多年间,仅有一次中国的官方使团出使俄国,而且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与俄国政府探讨建立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是为了劝说俄国允许已移居俄境内的中国厄鲁特蒙古的土尔扈特部返归中国。该使团只是途经俄新征服的西伯利亚地区,其出使的终点是已移居俄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

  然而,在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形成的总条约《恰克图条约》签订之后的第二年,中国中央政府就主动派出了官方的外交使团正式出访俄国。1729年6月,中国清朝政府理藩院根据两国新近确立的外交方式致函俄国枢密院,说明将派遣中国使臣前往俄国朝廷和土尔扈特(卡尔梅克)人那里,祝贺俄国新皇帝继承皇位,并说明中俄两国商人在恰克图确实进行了友好的双边贸易。俄国枢密院在接到中国的公函后答复说明,枢密院已把理藩院的来函内容奏禀俄国皇帝,俄国皇帝把中国皇帝对两大帝国所签订各项条约内容的说明看作是中国皇帝陛下对俄国皇帝陛下保持永恒友谊的极好标志,并保证自己保持这种和平神圣不可侵犯。复函中还说,俄皇已谕令在边界接待中国使团,充分供应他们粮秣和车马,并护送至莫斯科,为此,由宫廷特派一位要员专程前往色楞格斯克。对此,中国的雍正皇帝非常高兴,并在复函中说明,如果俄国人不破坏和平条约,那么中国人也将永远加以维护,复函进一步说明,中国的使臣和54名随员已启程前往俄国。中国使团于1729年8月抵达恰克图。他们路经很多俄国城市,每到一处,都受到欢迎、盛筵款待和隆重护送。直到1731年1月才抵达莫斯科,受到俄国政府极为隆重的接待。【《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92—205页。】

  中国使团第一次出使莫斯科对于促进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这次派遣使团前往莫斯科,名为祝贺俄国新皇帝登基,实际上是为了增进双方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并争取俄国方面对中国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支持。具体来说,中国当时希望俄国能在两个方面支持中国的平叛:其一是希望在中国军队攻打准噶尔在俄国边境附近有所行动时,请俄国朝廷不要有任何怀疑,这一点得到了俄皇的理解和支持,并指出,中国朝廷关于准噶尔人的这一通知当作仁慈的中国皇帝愿意维护中俄之间持久友谊与和平的标志,而且此种做法是极其符合友好与维护和平之道的,所以遇有这种情况,俄皇也将同样对待。其二是要求俄方能将在中国平叛过程中逃往俄国的有关头目交还中国,其中的一般人,虽不要求交还中国,但希望俄能保证他们不在中俄边境地区从事破坏行为,这一点也得到了俄皇的支持。当时俄皇谕令西伯利亚省长,使逃往俄国的中国敌人不能对中国和中国属民进行任何敌对活动,如果是在中国朝廷与敌人的交战期间,届时中国朝廷可就从俄国方面交出逃人一事友好协商。【《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06—208页。】

  可以说,中国使团第一次出访莫斯科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离开莫斯科时还受到了俄国皇帝的接见。俄皇托中国使团转告中国皇帝,请中国皇帝确信,俄皇陛下必将努力保持中俄两国的友谊和遵守条约。就在中国第一次派往莫斯科的使团回国途中,中国朝廷由于收到俄国枢密院通知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继位的来函,于是又派遣第二个使团前去向女皇祝贺并赠送礼物。该使团由两名重要人物组成:内阁学士德新和侍读学士巴延泰,还有秘书福卢及随从人员20名。他们于1732年4月先后抵达俄国的圣彼得堡和首都莫斯科,得到了俄国方面对第一次中国使团同样的热情接待。为表示对俄国的友好情谊,第一次赴俄的中国使团赠送给俄国人值银10万两的礼品,主要是生皮、银锭和织锦缎料等,相当于13万卢布。第二次使团赠送俄国人的礼品有十九箱,主要是石制器皿、瓷器、革制器皿、涂漆器皿、玻璃器皿和木器等。【《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18页、第231页。】

  除上述两次派往莫斯科的两个使团外,中国清朝政府还有一个使团到达已迁移至俄境内的卡尔梅克(土尔扈特部)那里,其目的是要武装卡尔梅克以反对准噶尔人并说服他们归顺中国。中国理藩院曾就派遣该使团之事向俄国枢密院发了四封公函,主要是告之俄方关于该使团所负的重要使命,并要求俄方对使团的往返给予良好的给养、接待和在旅途予以护送等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就在以上中国政府的几个代表团往返俄国之际,中国雍正皇帝发动了对噶尔丹的战争。中国为此照会俄方,如中方建筑要塞和沿边界部署军队,请俄国边防官不要对此产生误会【《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21页。】。

  中国主动派遣使团出使俄国以及双方之间的频繁交往,极大地促进了双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充分体现了两个大国之间相对而言平等的关系,标志着中俄两国政府根据新近确立的外交关系框架开始发展新的相对正常的外交关系。

  中国连续派遣使团赴俄主要是为了争取俄方支持中国平叛和稳定中国边疆。而在中俄《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条约》签订的过程中及其以后,俄国则频繁派出商队来华,以发展对华贸易。正如俄国的一位学者在19世纪70年代所写的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二百多年以来,同中国通商一直是俄国政府所关注的问题,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在同中国的所有外交交往中,从1653年巴伊科夫使团起直到最近的伊犁条约为止,我国始终把通商的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因为从中国这个邻国身上,我们除了可以得到领土方面的好处外,还可以通过贸易取得更大的利益。”【《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535页。】《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商就以尼布楚为对华贸易重镇,以北京为双方交易中心,迅速推动对华贸易的发展。到1697年,俄国对华贸易总值就超过24万卢布,比俄国对整个中亚贸易的总值还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沙俄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6页。】为了发展对华贸易,俄皇彼得一世于1697年12月发布命令:西伯利亚各地统领如有阻挠商队去中国贸易者,将处以巨额罚金。1698年2月,彼得一世再次命令:俄商去北京贸易不必远道来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以免“浪费时间和遭受损失”【《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33页。】。据俄国国家档案统计,从1697年到1718年这20年间,由沙俄政府直接派往中国的国家商队就达10次之多。而据中国官方记载,从《尼布楚条约》到《恰克图条约》缔结期间,来华俄国商队的数目不下50起(其中包括私人商队)。【《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第27页。】18世纪20年代,两国曾因边界纠纷而一度中断了中俄贸易。但在1727年8月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一签订,俄国使臣“就努力设法尽速派商队带着货物前往北京”【《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68页。】。9月13日,一个庞大的商队就从中俄边境出发前往北京。该商队有各种人员205人,马1650匹,货车470辆,粮秣车162辆,牛羊565只。【《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69页。】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俄方就按照条约规定,每隔三年就派遣一支庞大的官方商队来北京进行贸易活动。到50年代中期的20多年间,北京成为中俄两国贸易的中心。

  有人认为,从18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清朝政府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指出,“从雍正到乾隆年间,清朝故步自封,以为一统天下的中华帝国地大物博,已能自给自足,不必与‘外夷’建立正常邦交和发展经济及文化关系,因而长期闭关自守,使中国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潮流。”【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国王要求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一封信中说:“在统治这个广阔的世界时,我只考虑一个目标,即维持一个完善的统治,履行国家的职责:奇特、昂贵的东西不会引起我的兴趣。……正如您的大使能亲眼看到的那样,我们拥有一切东西。我根本不看重奇特或精巧的物品,因而,不需要贵国的产品。”【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乾隆皇帝的这种态度当然也对中俄贸易关系产生影响。1755年以后中俄北京贸易的中止,除其他方面原因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的清朝政府对发展与俄国的贸易不感兴趣。过去,中国清朝政府为实现平定国内叛乱和稳定边防的需要,对中俄贸易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政策,但由于中国内部没有促进和刺激贸易发展的内在机制,只是由于政治需要,所以在对俄贸易中往往做的是赔本的买卖。这在政治危机时是可以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一旦政治危机结束,这种贸易往来中的赔本买卖是绝对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18世纪中期,在最终解决了准噶尔的叛乱问题后,中国的对俄贸易方针就转趋强硬,至少是不再愿意做那种赔本的买卖了。这样,中俄之间北京贸易的中止就在所难免。

  18世纪50年代中俄官方的北京贸易中止后,中俄边境地区的民间贸易仍继续发展着。这种边境贸易主要集中在恰克图地区。从此,恰克图地区就成为中俄贸易的中心。据记载,在40年代,两国在恰克图的年贸易额就超过国家商队的北京贸易,达50—60万卢布,50年代达80—90万卢布,60年代达110万卢布,70年代则超过220万卢布,80年代初增长到600万卢布。到19世纪上半叶,年平均贸易额突破1000万卢布,最高年份超过1600万卢布。18世纪下半叶,恰克图贸易占俄国对亚洲贸易的67.6%,占俄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9%。1802年,在俄国对亚洲各国的商品输出中,中国占63%,1807年,这一比重又增至70%。【《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第31页;《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69页;《沙俄侵华史简编》(增订本),第83页。】

  与中俄政治和经贸关系同步发展的,还有中俄之间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在一开始是通过传教的方式来实现的。17世纪60年代,俄国武装分子在占领中国的雅克萨城之后,在该地建立了一座“基督复活”的教堂,1671年又在城郊高地建立一座“仁慈救世主”的修道院。他们曾强制当地居民改信东正教,俄国的文化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就开始了。后来,随着中俄两国来往的增多,在中国境内逐步积聚了一些俄国东正教徒。这些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徒,既包括中俄两国在边境战争中中方俘获和招降的俄国军役人员,也包括在两国官方或民间交往过程中自愿来华生活的俄国普通民众。这些信仰东正教的俄国军役人员和普通民众开始曾被中国清朝政府编入满清军政合一的“旗”制中,称为俄国佐领,享受旗人待遇,驻防北京东直门一带。他们在北京等地建立东正教教堂,并通过教堂的传教活动,传播俄国文化。俄国通过传教活动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活动得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较大支持。如在北京建立的“圣索菲亚教堂”是在中国清朝政府办理俄事大臣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又如在1712年,中国出使已移居俄境内的中国土尔扈特部的特使图理琛返回时,还从俄国带来修士大司祭1名,司祭1名,辅祭1名,教堂辅助人员7名和仆役等,以促进北京地区俄国传教工作。这些俄国宗教人员在北京“备受礼遇,供给丰厚”【《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01—102页。】。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对俄国在华传教活动有明确规定。除规定“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将协助盖庙于俄馆”之外,还规定“现在住京喇嘛(神父)一人,复议补遣三人,来京居住此庙,供以膳食,与现住喇嘛同等”。据统计,从1715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沙俄先后共派遣12届传教士团前来北京。【《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77页。】

  教徒的生活和教堂的建立必然带来俄国语言文化的发展,以及一批俄国汉学家的产生。《恰克图条约》规定,俄国还可随教士团每次派遣4名学生到北京学习语文,并居住于“俄馆”(即教堂),“由俄皇室供其膳费,学成后,即允其如愿回国”【《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91页。】。另外,中国清朝皇帝还曾将北京的一所学校委托给一名耶稣会教士管理,在这所学校里教授中国学生,为中国与俄国政府间的来往公函作翻译服务【《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44页。】。据统计,从18世纪30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37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周远廉、孙文良主编,《中国通史》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这些学生在华期间搜集了大量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并从汉、满文中翻译了几十种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法律、哲学、中俄关系等著作,如《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四书》、《大学》、《中庸》等等。他们还将中国第一个出使俄境的清朝大臣图理琛编撰的《异域录》翻译出来,于1764年出版。这些学生中还有很多人回到俄国后都担任了汉语和俄语的翻译,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来华的传教士和随团部分学生有的还成为著名的汉学家。比较著名的有第九届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比丘林。他在华十几年间翻译和编写了几十种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民族、风俗习惯等著作,如《蒙古志》、《西藏志》、《自古以来厄鲁特人或加尔梅克人历史概述》、《中华帝国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志》、《西藏青海史》、《东土尔克斯坦和准噶尔志》等等。第十二届传教士团的随团工作人员、俄国科学院院士瓦西里耶夫,在华期间醉心于搜集中国的宗教和历史文化,回国后写了不少关于中国问题的书,如《佛教的教义、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播》、《元明时期的满洲人》、《中国文学概论》、《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等等。他还将中国的《大学》、《中庸》、《论语》等译成俄语。他在把《三字经》译成俄语时称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第293页。】。与此同时,中国清朝政府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24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另外还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中国通史》第十卷,第395页。】

  18世纪中叶以后,中俄之间的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随着中国清朝政府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而趋缓。在政治关系方面,从30年代开始,俄国政府屡次提议两国互派使节来往。清朝的乾隆朝统治者对此总是不感兴趣。1864年,中国清朝政府干脆拒绝了俄国派遣使节来华的建议。当时,在中国清朝理藩院致俄国枢密院的一封公函中说:“俄国是否将派使团来中国,对博格德汗(即中国皇帝)来说,这毫无必要;而中国是否派使团去俄国,这将取决于俄国派遣来的使团提出什么建议。”【《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53页。】这时,清朝政府还以轻蔑的姿态对待俄国。当俄国枢密院在来函中声称幅员辽阔的俄国几乎占有整整半个地球,因此清朝不应把这样的帝国与准噶尔人和鞑靼人的小小汗国相提并论时,清朝理藩院的复函中则说:“真是可笑之极!现今有哪个国君能与我专制君主博格德汗相比,何况统治俄国的乃女流之辈”;并说:“俄国公函中竟把俄国称为幅员辽阔和伟大的国家,实则只有中国才能被尊为真正幅员辽阔和伟大的国家。”【《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52—353页。】这样的态度当然会对两国之间的外交来往产生严重影响。

  在经贸关系方面,由于以上所述原因,“在中国统治者眼里,恰克图互市只是对俄国人的格外施恩,是怀柔俄人安定边陲的政治手段,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对于俄国无所需求”。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仅不鼓励中国商人赴边境贸易,而且一旦两国在边境地区因越界渔猎、引渡逃犯、惩处罪犯等事发生冲突时,便关闭恰克图贸易”【《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第32页。】。1764年,中国第一次关闭恰克图贸易。据俄国档案记载,在1744—1792年间,恰克图贸易先后中止过10次,时间短则一天或数天,长则达数年。由于频繁关闭两国贸易市场,大大影响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