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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评价。《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多次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军队和国家,为我们党和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这些卓越的功勋和重大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是党的创建人之一,是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在五四运动中,他就以一个革命家的姿态,积极投入建党工作。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李大钊、陈独秀一道,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党成立后,他一向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在各个革命时期,根据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革命任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党的建设问题,为我们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几十年来,我们党在毛泽东党建思想的指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越来越成熟。现在,我们党已由创立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000多万党员的大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继续高举革命旗帜,缔造了人民军队,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大屠杀,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提出建军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思想,制定了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这支军队在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指引下,从小到大,越战越强,在抗日战争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解放战争中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很快就站住了脚,日益发展壮大。这个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而且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建党、建军、建国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整整一、二代人,培养大批的领导骨干。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所以,我们“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6页。】

  第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转折时期和危机关头,以革命家、战略家的大无畏气概,顶住了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压力,正确地解决了革命的关键问题,挽救了革命的危机,拨正了革命的航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曾给予了帮助,他的一些指示和意见也是正确的,曾经起了好的作用。但是正如《决议》指出的“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王明等人是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培养和扶持起来的。1931年1月,米夫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强令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等人参加并给予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果王明等人成了政治局委员,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地位。王明的小册子、讲话基本上是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起草的。在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上,强调反资产阶级、反富农、反中间派别;在革命道路上,强调城市中心,农村武装斗争只是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在革命形势分析上,说革命“新高潮,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些都是共产国际错误的指示。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还强调要加紧反对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的必要性,王明等人就在我们党的全国各级组织中大反右倾,结果搞夸了白区的党,也葬送了苏区,使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境地。在这个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这种教条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在长征途中,由于他的耐心工作,终于1935年1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挫败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的航船,挽救了党和红军。西安事变后,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以革命家的胸怀和战略眼光,抛弃与国民党蒋介石多年血战的恩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在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既要求中国能拖住日本的后腿,要我们武装保卫苏联,但他们又看不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而是依靠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曾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部分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反对和清算了共产国际和王明的错误,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战的胜利。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企图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就使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毛泽东以革命家的坚定立场和战略家的气魄,顶住了国际、国内的各种压力,在战争与和谈两条战线上同美蒋反动派进行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正如《决议》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793页。】

  新中国诞生之后,全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破坏和武装挑衅,完成了民主改革,恢复了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为了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此期间,毛泽东为了维护民族的独立,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干涉、破坏、颠覆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又在我们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尽力支援了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称赞和爱戴。尽管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历经坎坷,犯了严重错误,但他领导我们仍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初步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就是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刻毛泽东的功绩。

  第三,毛泽东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在长期的多方面的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使之成为完全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4页。】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他以无比坚强的政治毅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的艰巨事业。他不但敢于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某些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原理和结论,而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并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建以及哲学等各个领域,都有一系列创造性的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多方面的贡献。他的理论建树之多,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外,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的科学著作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客观而清醒的剖析,制定出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其中包括:关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理论,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理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的理论,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的正确性,已经由历史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中国现在还是四分五裂,不但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下同),第52页。】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提出了关于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理论,关于通过互助合作把个体农民引上集体化道路的理论,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内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论等等。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是在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时候,他还指出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强调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并经常提醒要注意克服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的阴暗面,防止在中国出现导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等正确论断。所以毛泽东不愧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作为党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这就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