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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下)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8226;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但是,性格耿直的邓子恢,却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七月十七日,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③(③《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页。)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指邓子恢。——引者注)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弛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④(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董必武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5日。)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①(①《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②(②毛泽东同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要点,1962年7月20日。)

  毛泽东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①(①毛泽东对《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手稿,1962年7月22日。)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开了一个月。会议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为止,主要是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商业、工矿企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干部交流等文件。这些文件加起来,大大小小有二十个之多,光是关于农村工作的就有十五个。在这些文件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号楼的会客室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中央局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上议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国际形势到莫斯科和平裁军会议,再到国内形势、东南沿海备战、党内出现一些右的苗头、精简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

  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七千人大会”以后,王稼祥等多次就对外关系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向中央陈述意见。他提出:“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还提出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页。)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和起草文件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分别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属的省市区负责人谈话,听他们汇报情况,议论一些问题,谈自己的看法。他把这个过程称作“周游列国”。

  这是毛泽东常常采取的一种方法。他要在会议上发表一篇重要讲话时,先要分别与地方上的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起一种“吹风”的作用。

  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不完全。下面是现有材料中那几次谈话的主要情况。

  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

  他先问目前的生产情况,又问到农村单干的情况。河北、山西、内蒙古、北京的负责人一一作了回答,说明山西、内蒙古和北京的单干情况并不严重,河北有少数生产队有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①(①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区负责人谈话。

  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有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参加。这一次,比较系统地讲了他的意见,问题越来越集中到阶级和阶级矛盾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主要是从包产到户引出的。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毛泽东在这里用提问题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见。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彭德怀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怀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对庐山会议问题、高饶联盟问题、“里通外国”问题、军事路线问题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申诉,要求组织专案小组对这些问题逐一审查。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①(①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这次谈话,是为八月六日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最后的准备。

  为了更深入地讨论和研究一些问题,刘少奇提议、中央常委一致赞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负责人成立核心小组(又称中心小组)。中心小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由22人组成,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陈伯达、罗瑞卿、谢富治、谷牧、陆定一、杨尚昆、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宋任穷、李雪峰、刘澜涛。)

  这段时间,毛泽东接连批了几个材料,印发会议。其中有:安徽省太湖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新华社关于南共联盟领导人谈南斯拉夫经济情况的一篇综合报道,新华社播发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报道,以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刊载的一篇访问记《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还有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是专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①(①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来说,实际上是起点题作用。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在会上我只是提了个题目,投有表示态度。只是在光明和黑暗的问题上露了一点。等一两天再讲一点。”这个讲话后,会议便转到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且形成一边倒的形势。

  八月九日中心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从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内,中心小组共召开八次会议。每次中心小组会一结束,参加会议的中央局第一书记就在小组会上分头传达,组织讨论。毛泽东通过这种办法,来指导和推动中央工作会议的进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六个组汇报讨论情况,谢富治讲了敌我矛盾问题,罗瑞卿讲了部队对单干的看法,陈伯达讲了合作化的历史,康生讲了苏联集体化的历史。毛泽东随时插话。他对这两天各组讨论的情况,认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些沉闷。他提出,现在需要务虚,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被忽视。

  李井泉说,单干以后,两极分化很厉害,只要两年就很明显。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9日。)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在听取了各组汇报以后,刘少奇、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发言。

  大家汇报说,根据主席指示,集中讨论了原则问题,很有兴趣,热情很高。毛泽东满意地说:“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邓小平发言说:“主席这次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很及时。不只是讲国内问题和单干问题,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整个国际国内的一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叫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还有阶级、阶层,还有阶级斗争。”邓小平还讲到,无论在国际斗争方面,还是在国内问题上,都要看我们的旗帜鲜明不鲜明。左派旗帜不鲜明,歪风就厉害。

  刘少奇说:“主席提出的这些问题,在长时期内,一直到消灭阶级都是管用的。我们这个国家阶级存在的时期还是很长的,因此,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关于形势问题,他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毛泽东插话:“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毛插话:“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

  刘少奇说到这里,毛泽东又插了一段话,说:“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刘少奇谈到在经济上、在党内都会产生资产阶级分子时,毛泽东说:“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刘少奇谈到农业是关系我国命运的问题,非搞社会主义大农业不可。只能这样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泽东又插话说:“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①(①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这一次,毛泽东点名批评了田家英。

  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对他提出严厉批评。又说他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并且提到所谓砍二十万个合作社的历史旧账。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1日。)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泽东找来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印发过的一个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当时曾经写过一个批语,肯定了这个文件。这一次,毛泽东要求重新印发,并写了一大段批语批评邓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谓砍合作社的1日账,还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账。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罗瑞卿、彭真等作了发言,邓子恢再次作检讨。

  罗瑞卿发言,在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时候,毛泽东插话,提出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罗瑞卿谈到钱让能在信中说,不按他的办法搞包产到户,农业就不能恢复。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罗瑞卿还谈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于把形势讲得很坏有意见。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当他谈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难的材料,又听到黑龙江、四川等粮食基地垮了的时候,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3日。)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李富春、谭震林和康生发言。

  李富春发言,首先肯定毛泽东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很深刻,很及时。接着说,要抓生产,工农业生产要抓十年。这时,毛泽东插话,讲了一个重要思想:“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农业恢复时间问题,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跟后来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全面好转了。

  谭震林发言,批评包产到户,批评对困难的估计多了。

  康生在发言中,主要讲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他说,过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每当我们党内搞出缺点、错误和困难的时候,党内党外总要起风波。②(②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5日。)

  从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会议转入讨论商业、物价、粮食等问题。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李先念、周恩来发言。

  李先念讲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李先念讲到粮食问题,说征购任务减少了,夏收的产量原来估计低了,现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进口粮食五百四十万吨,今年进口四百七十万吨,减少了七十万吨。逐年减少。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他问周恩来:“今年进口粮食减少七十万吨,明年能减多少?”周恩来比较谨慎,说账还没有算,可先减少七十万吨,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说:“自由市场的物价下降一倍。猪肉价格下降了一半,粮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李先念带有检讨的口吻说:“我们做财贸工作的看问题多,看困难多。”毛泽东说:“讲形势让谭震林讲,讲困难让你讲,这可能有职业病。”

  当时商业工作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同时存在两个市场(国家计划收购市场和自由市场)、两种价格(国家计划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李先念提出一个问题:粮、棉、油是否进入自由市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泽东说:“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刘少奇说:“自由市场事实上是存在的。你不让搞,它有黑市。不让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17日。)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刘少奇就会议传达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容易划分不清,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应该规定个传达范围。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要写一个决定。

  刘少奇的这个建议极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后在全党立即出现反右。

  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②(②指邓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①(①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记录,1962年8月20日。)

  这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讲的中心问题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已经出现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绝对化的情况。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陈毅作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从思想上、理论上、政策上为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当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将在北京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八届十中全会先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从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议的前期,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从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的开法基本上是大会发言。

  二十四日的全会,由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

  “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到五天。”接着,他对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接着谈形势问题,对几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很概括的论述。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这两年是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毛泽东谈到第三个问题,矛盾问题。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毛泽东接着说: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尽管毛泽东重申延安整风时期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正确方针,但是由于前提搞错了,甚至是颠倒了,把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分岐,错误地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或叫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这就不可能做到正确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分歧,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党蒙受重大的损失。

  毛泽东还特别提醒大家: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这是注意了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教训,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而提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表示了这样一种鲜明态度,才使得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的几年内,经济调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计划进行,没有受到正在发展的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

  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批判彭德怀所谓“翻案风”中间,康生等人利用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提出了小说《刘志丹》(上册送审样书)有严重政治问题,说这本小说是在为高岗翻案,向党进攻,以此陷害支持这部小说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在这次全会上设立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一个是彭德怀一案,另一个就是习仲勋等人一案。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②(②据薄一波回忆,在毛泽东这次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个条子。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页。)这是搞上层建筑。”接着,他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①(①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讲完话,由陈伯达对《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说明。毛泽东又有一些插话。,当陈伯达谈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纠正错误的过程时,毛泽东说:“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至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一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陈伯达谈到经过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条”、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条”,错误在根本上纠正了,我们的情况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泽东说:“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在陈伯达谈到要逐步实现水利化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用机械化、电气化的劳动来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毛泽东又插话说:“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在陈伯达谈到国际上修正主义也要封锁我们时,毛泽东说:“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在这里,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从六十年代起,中国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了大量成套设备。一九六三年六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采用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随后,又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矿山、电子和精密机械等八十四项成套设备和技术。①(①《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页。)

  陈伯达在讲话中还提起一九五八年大办人民公社时,他去河南嵖岈山调查的往事。他说:“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错误。当时有一股风。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里都是预先布置了的,干部已经说好了的,有些农民跟我谈话,也是已经说好了的。我以为就有那么一些事情,生产了那么一些东西,做了调查,结果是一个完全失败的调查。回来又在主席那里胡说八道了一通。主席当时就顶了我。”毛泽东说:“我就批评他。”陈伯达说:“主席那个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情况,说我那些看法不对。”毛泽东:“还有吴芝圃。”陈伯达:“这事实上都是吴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②(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9月24日。)

  毛泽东在插话中,继续批评了邓子恢。他把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实际上是作为当时党内主张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三个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身份不同,他们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主张的表达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泽东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对待方法。陈云,是党的副主席,他只是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个人建议,而没有到其他场合去讲。因此,不论是大会还是中心小组会,毛泽东都没有指名批评他,只是在一些小范围的会议上,不指名地批评过。田家英,是他的秘书,也是当面向他提建议的,所以对他仅仅在中心小组会上点名批评,语气也不那么严厉。而对待邓子恢则不同。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和军队系统多次作报告阐述和传播包产到户主张。在毛泽东看来,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并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不仅在中心小组会上,而且在大会上,指名批评。在各小组的讨论会上,对邓子恢也开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还相当猛烈。

  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随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浪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毛泽东总结经验,找到以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的体制,作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他认为就当时来说这是比较理想的形式。应当说,这种体制,由于基本核算单位规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较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较,甚至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相比较,都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继续举行全体大会。二十五日的大会,由李先念对《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作说明。随后,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继发言。二十六日的大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讲话。二十七日,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通过十个文件①(①这十个文件是:《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前,柯庆施、刘澜涛、彭真、李富春先后发言。

  在这些讲话和发言中,以及在全会的其他发言中,一致赞成毛泽东所讲的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这三个问题的意见和观点,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直至取得全国政权的。阶级斗争观念深深地印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头脑中。他们的工作经验,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经验。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对于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在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并经他修改审定的。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654页。)

  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