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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发毛泽东党内和谐思想探微

  对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实现党内和谐,不仅是领导人民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因此,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党内和谐的思想和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毛泽东关于党内和谐的目标设计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内和谐建设。早在1938年他就提出了“党的生活的民主化”的问题。到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毛泽东已认为,共产党创造和实践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方式,将是中国社会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有效途径,即把人民当家作主与政府认真负责的良性互动,作为社会和谐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的1957年,毛泽东在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同时,对我们党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目标,作了一个科学完整的设计,那就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⑴,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讲民主集中制问题时再次重申了这目标,并强调指出:“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⑵这一目标实质上包含着构建党内和谐的目标,它包含着丰富的和谐理论:其一,它使党的发展的和谐目标与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二,它反映了党的政治生活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设计使组织的整体目标与个体的内在需求达到了和谐协调统一,即它较好地实现了参与者的政治意愿表达和精神需求实现与组织机构运转有序高效的有机统一。其三,它揭示了民主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生活和谐的目标与状态——“六个又有”,以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意愿与集体意志的和谐与统一。其四,它是语意和谐与语感和谐的统一。这一科学设计文字不多,但语意准确,概括性强,内涵深厚,把国家和党的政治民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都蕴涵在其中,可谓言简意赅,意义深远。同时这一设计既科学准确,又语言生动,用“6个又有”,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语感亲切,意境性好、示范性强,很容易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实质,而且能够使人们产生一种向理想目标奋进的使命感和向往性。

  二、思想和谐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必要前提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要求我党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认为这些非无产阶级意识一定会反映出来,这就决定了“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⑶毛泽东曾经讲过,有了“主义”,人们才有所指望,有所趋向。“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一篇光辉文献,他在这个决议中明确规定,党的领导机关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一定要铲除各种错误思想的根苗,把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理论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构建党内和谐,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和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我们党的建设才能够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少走弯路,沿着正确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

  应该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动摇地占据着我们党内的主导地位和领导地位,这是主旋律,但在主旋律上,夹杂着噪音,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观念还一定程度存在于我们党内。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思想意识,在党内形成和谐统一的思想氛围,就必须大力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使他们筑起坚不可摧的思想大堤。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关系。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灵魂。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和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二是正确处理好党性和个性的关系。各级党组织要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在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实践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个性。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物质和意识的关系。要形成党内思想上的和谐统一,不仅需要各级党组织通过政治动员,把广大党员的思想统一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上来,同时还需要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千方百计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让人民群众真正尝到和谐社会带来的实惠,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和凝聚到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上来。

  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内在要求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早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到党的纪律的“四个服从”时说:“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⑷建国初期,他在总结高饶事件教训后,建议七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这一点,不但被我们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也被世界上其他政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党的团结和统一,始终是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我们这样的执政党来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既是全党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所以,江泽民指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出凝聚力,出战斗力,出新的生命力,革命时期这样,建设时期也是这样。”⑸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就要维护中央权威。要严格遵守党章规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的要求,时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级党组织应该充分尊重和听取下级的意见,关心、帮助和指导下级工作。要正确划分各级组织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要不断促进党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和谐。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充分保证和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为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提供场所和途径。要不断促进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和谐关系。党组织既要强调党的纪律的严肃性,严格要求每一个党员履行义务,又要不断疏通党内民主渠道,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鼓励党员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指导下思考问题,独立负责工作的创造精神,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发展党内民主是实现党内和谐的重要途径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是党的活力的源泉,更是党内和谐最重要的基础。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党内民主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述。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为了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⑹首次明确使用了“党内民主”这一概念。“党内民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我们党发展党内民主,为保证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是一个党员对待党内其他同志应当具有的态度,即平等的态度。具体地说,就是一个党员对待党内其他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⑺平等是民主的基础,采取平等待人的态度对于居于领导地位的党员干部来说尤为重要。他提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积极性的发挥,则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他特别强调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⑻毛泽东科学地阐述了党内民主的内涵,从党的事业的全局高度论述了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提出了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正确处理党性和个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少数人和多数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一系列正确主张。

  毛泽东指出,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说话,要明确两个界限。“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⑼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有两方面好处:一是错误的意见只是暂时保留,经过时间推移和实践检验,最终会得到改正,这样照样达到了纠正错误的目的;二是少数人的意见在许多时候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形下,允许少数人保留不同意见,实际上就是坚持真理。发展党内民主,重点是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各项具体制度,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一,建立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⑽为完善这一制度,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常任代表制度的设想。近年来,我们党在市县进行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正是对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常任制的恢复和具体实践。第二,建立和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了个人决定重要问题的危害性,提出健全党委制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毛泽东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⑾毛泽东的党内民主思想,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五、健全党内监督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必备条件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党内监督问题。他不仅从理论上作了许多深刻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还创造了一系列党内监督的形式。他不仅强调党内监督对确保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克服腐败现象、做合格的共产党员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通过党纪监督、制度监督、机构监督、舆论监督等途径以实现党内监督。毛泽东认为,要确保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共产党就必须加强党内监督。“党要管党”,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党的“八大”重点讨论了党内监督问题,把“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写进了党章。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为我们党探索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使党的监督能够做到有章可循。一是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他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需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⑿党委集体领导是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对于克服专制独裁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了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毛泽东对这种制度很是赞赏,他说:“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进党和国家事业迅速发展的好办法。”⒀三是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毛泽东认为,为了克服各级领导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必须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各中央局、分局和各战略单位,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⒁一切带有全国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一律由中央决定,各地党委不得自作主张。四是建立了受理群众来信来访制度。早在1932年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不久,身为主席的毛泽东为了监督和防止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官僚腐化,加强工农检察工作,在政府中设立了“控告局”,专门受理群众的举报,还组织了“突击队”,及时查清群众检举揭发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地必须实行人民通讯员制度和建立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立举报箱,鼓励群众举报,并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1953年1月,毛泽东在曾严厉批评了部分领导干部不重视群众的来信来访问题,要求各地重视人民来信来访并形成制度。五是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这是党内监督体系的主干部分,在维护党的纪律和加强党内监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27年党的“五大”决定在中央设立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党的监督。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亲自领导政府组建了工农检察机构——工农检察部,以加强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工作的监督。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县级以上建立了党的各级纪检组织。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对监察委员会的权力作了新的规定,各级监委不仅有权检查和处理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而且上级监委有权检查下级监委的工作,并有权审查、批准和改变下级监委对案件所作的决定。

  六、严肃党的纪律是保持党内和谐的重要保障

  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实现党内和谐的保证。毛泽东反复强调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亲自为我们党和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长期以来,它成为我党和我军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有力武器。对于不自觉遵守党纪的人,毛泽东主张,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查办,决不姑息,以维护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毛泽东在1938年10月《论新阶段》中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党的纪律是带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1951年3月,在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所制定的共产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第四条规定: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战胜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是,毛泽东对战胜腐败有着充足的信心。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接见中国留学生时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⒂因此,毛泽东主张对腐败分子一定要严惩,决不姑息。反对腐败要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打“大老虎”,以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建国后不久,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还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毛泽东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⒃毛泽东认真严肃地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同意法院对他们作出死刑判决。毛泽东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之前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够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⒄通过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同时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

  今天,我们党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要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克服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问题。对违反党纪国法的,不论涉及哪一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都要严肃查处。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党的纪律的严肃性,才能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成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强有力保证。

  注释:

  (1)⒀《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6—457、156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9页

  (3)(6)(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6、278、529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8页。

  (5)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7)《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7页。

  ⑽《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⑾⑿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0、1341、1264页。

  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51页。

  ⒃《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1页。

  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2页。

  (作者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