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一图片
    •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一史二志
    • 十九大学习
    • <
    • >

同盟主体的不平等性及其后果

  作为两个差异较大而且处于平行位置的国家,如果双方在同盟中都能平等相待,在国际形势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同盟也比较容易维持。但在同盟运行过程中,中苏两国的地位又是不平等的,因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一直处于领导地位,结盟之后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虽然都很注意与中国的关系,但中苏双方一直无法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关系。另外,中国又是一个长期受到列强侵略刚刚独立的大国,民族自尊心特别强烈,以至于中国领导人对中苏关系的不平等特别敏感,而在苏联人看来这种不平等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直到今天俄国学者中仍有人持这种看法,例如俄国学者尤·米·加列诺维奇在《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中将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出席斯大林葬礼的行动理解为“毛泽东要在斯大林别离人间之刻起,打算同莫斯科建立的关系,将主要和首先是两个平等和独立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从而暗示在此前苏联和中国关系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这就使双方特别容易产生矛盾,而不利于同盟的维持。

  从中国方面来看,由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传统和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对苏联需要远远超过苏联对中国的需要,使中国要争取与苏联在同盟中的平等地位很难做到。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看,联共一直处于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导位置,中国共产党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是联共“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双方的地位从没有平等过。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对苏联的需要表现在战略安全、经济等各方面,要远胜于苏联对中国的需要。在两国交往中,中国一直处于受援助的位置,从各方面都需要来自苏联的援助,中国能对苏联提供的帮助相对较少。这一切使中国在与苏联交往中以处于弱势地位。

  在中苏同盟形成以及发展过程中,苏联首先在意的是美国的反应,这使中国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在毛泽东赴莫斯科谈判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初期,斯大林害怕中国与苏联修改旧的中苏条约会触及雅尔塔协议给美英提供借口,一开始便拒绝签署新的中苏条约,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时,对东欧国家领导人讲:“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7—628页。】毛泽东在1958年7月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时就讲到,他曾对赫鲁晓夫谈到中苏两党的关系说“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5页。】。而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的不良做法也使许多中国人感到不满。一些前苏联学者也承认:一些苏联专家“坚持让中国人执行他们的指示,并且在中国方面不服从的情况下就向斯大林抱怨。他们要求加速土地改革,向资产阶级施加压力,消灭平均主义,清除党内‘坏分子’,甚至批评中国的某些领导人。经常让中国人表示出对苏联援助的感谢,让他们承认苏联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所起的决定作用”【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中苏结盟初期某种程度上的不平等使中国在与苏联交往中特别敏感,特别是苏联提出建立涉及中国主权的长波电台、特混舰队问题时,中国领导人更加深了这种不平等的感觉。甚至一些苏联学者也认为“苏中关系是不平等的”【巴扎诺夫:《苏中关系的历史教训与现实》,《近现代史》1989年第2期;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第101—102页。】。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也有类似看法,一些条约和协定“例如禁止外国人进入新疆和满洲,建立中苏合资的股份公司,确定卢布和人民币的比价等其他类似的协定”,“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做法,严重地损害了中苏关系在完全平等、自愿和互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前夕苏联外交部对中苏关系的评价》,载《党史研究资料》1999年第7期。】。而一些小事也从侧面说明中苏处在不平等的位置,如作为双方为显示友好关系发行的《中苏友好》和《苏中友好》的小册子,中方发行的《中苏友好》里面刊登大量有关中苏友好和介绍苏联的文章,而苏方发行的《苏中友好》里面却很少见到有关中国或者中苏友好的文章,里面绝大多数文章仅仅是对苏联的介绍。【参见当时发行的《中苏友好》和《苏中友好》。】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另一方面,处于强势地位的苏联也有不平等的感觉。苏联认为在与中国结盟的过程中,苏联在各方面给予中国巨大的援助,中国就应给予苏联相应的回报,对苏联的政策予以配合,对苏联的要求给予满足,然而中国的许多做法使苏联感到失望。这种看法不仅体现在当时中苏双方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也体现在许多苏联学者的相关论著中。他们都认为苏联给中国的很多而中国给苏联的很少。【具体可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苏中关系》等。】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时,中国对苏联提出的利用中长铁路调动军队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后,苏联方面谈判代表就发牢骚说:“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载《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进一步加大,苏联认为中国在许多问题上不与苏联配合,如斯大林评价问题、苏共二十大的方针路线问题、对美政策问题、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等许多方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苏联对中国也特别不满,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响尾蛇”导弹事件。1959年初美国发射的一枚先进的“响尾蛇”导弹落在了中国,但没有爆炸。苏联方面得知情况后,马上要求将导弹交给苏联进行研究,中国方面把导弹交给苏联后,苏联发现导弹缺少了导引头部的敏感元件,再次向中国索要,中国方面表示已全部移交。这件事使苏联方面十分生气,赫鲁晓夫为此大动肝火。他埋怨苏联无偿地向中国提供知识、图纸、工艺,什么都毫不隐瞒地如实相告,而中国方面对苏联却不信任。【[苏]谢·赫鲁晓夫:《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9页。】

  由于中苏双方都感到不平等,因此他们都对现状感到不满,都要求按自己的意愿改变同盟的现有状况,但改变的结果要使双方都满意显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有可能使双方对同盟现状更加不满。

  本来同盟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是同盟主体间关系的一个常见情况,一般讲同盟国之间力量有明显差距时维持更容易,这样,同盟的核心国可以牢牢控制同盟中的其他国家使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对其构成挑战。但由于中苏同盟主体关系的平行性,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就使同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