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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思想体系是逐步形成的,它的历史过程是:

  (一)从党的创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探索,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

  在党的成立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列宁主义已经产生,特别是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学说已传入中国,并武装了中国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在中国革命的初期斗争中,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对中国革命中所员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但是,党的“一大”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还是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在列宁与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党已经开始重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对民主革命问题的探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转变政策。到1922年党的“二大”前夕,党对中国革命开始有了如下基本正确的认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封建军阀;革命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对现有资产阶级党不应采取排斥、攻击的政策,而应采取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态度。

  党的“二大”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任务,主要理论成果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对革命动力作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开始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先搞民主革命,再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途径;正式确定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原则。党的“二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表明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革命。为了促进大革命的兴起,1923年召开党的“三大”,正式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这对于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党的“三大”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农民土地问题,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党的“三大”前后,陈独秀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公开打出“二次革命论”的旗号,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忽视农民阶级,以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建立的联合战线中,“资产阶级是居领导地位,而无产阶级是附属的”。因此,赞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他看不见民主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主张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再进行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二次革命论”是大革命时期在党内占有明显优势的主导思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大革命后期发展为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

  然而,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瞿秋白、李大钊、蔡和森等,在理论上和党的实际工作中,为克服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张,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许多斗争。他们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5年1月,党的“四大”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问题。到了党的“四大”前后,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领导、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有了比较明确和基本正确的认识,陆续解决了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党的许多领导人继续撰写文章,深刻论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瞿秋白、邓中夏、李大钊、周恩来、恽代英、蔡和森等在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思想,并开始注重农民土地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党的“四大”的理论基础上,集中全党的智慧,进一步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都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认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初步的阐述,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党逐步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萌芽。但是,当时的党毕竟还是处在幼年时期,对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还缺乏完整统一的了解。不仅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懂得不多,而且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也懂得不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革命基本问题也缺乏经验,也还不能独立地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毛泽东思想还不可能形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后期的紧要关头,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领导,不能正确集中全党的智慧,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相勾结,并向革命猛扑过来的时候,幼年的党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终于不可能挽救革命的败局。

  (二)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创造性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促使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形成。

  在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特别是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部队攻打长沙受到挫折以后,率领工农革命军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反动的地方政权,建立湘赣边区工农政府,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全国共产党员由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人发展到30万人,全国红军也发展到30万人。这就表明: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功地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毛泽东是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主要代表。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最早找到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而且最早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土地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作了创造性的理论概括,阐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一系列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理论,使毛泽东思想体系进入了形成阶段。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普遍原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实践中的经验,把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概括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独创性理论,开辟了一条“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实现第一次历史飞跃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对中国革命的其它主要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一是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因为土地革命始终是与武装割据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毛泽东不断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二是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建设一个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是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在思想上,要坚决纠正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在组织上,要历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纪律,正确开展党内的批评等。三是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的问题。这是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关键,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不仅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军队内的民主制度,加强政治工作,遵守群众纪律,从而形成了一条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毛泽东还规定了红军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创造了一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但是,继以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之后,1931年到1934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第三次占据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正确领导地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照搬苏联的经验,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和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强迫红军集中力量攻打中心城市,在国民党统治区大力推行“左”的冒险主义政策,使党和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经过斗争实践的比较,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上述表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坚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敢于以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去代替马、恩、列、斯“本本”中的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断和结论,因而开创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新局面,并系统地形成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