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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基础的脆弱性

  实践证明,作为中苏同盟基础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这两个方面是十分脆弱的,根本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双方在这两个方面很容易出现分歧。当这两方面的认同出现问题时,同盟自然也就随之破裂。

  中苏双方后来之所以会在意识形态的认同方面出现问题,其中原因很多。有些人认为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冲突发生的原因在于两国对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确切地说,两国对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只是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分歧后产生的影响。

  两国的意识形态认同发生分歧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主义理论发展问题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它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完善。囿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对每个国家怎样进行革命没有具体的描述,对革命胜利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只做了一些简单的设想,因此每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还要依靠每个国家的革命者自己去探索,一百年前的人无法预言一百年后发生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如此,各个国家在革命建设的不同阶段都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成果,这也符合实际的情形。但当中苏两国的理论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而发展时,双方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就有可能出现分歧。因为中苏之间的理论发展不是同步的,苏联要早于中国一个时间段:当苏联革命胜利后建立政权后30多年中国的革命刚刚胜利,中间要隔着30多年的时间差。当苏联的意识形态建设开始由巩固“革命”成果向适应“建设”的形势转轨时,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才刚刚确立。这个时刻双方不可避免会出现分歧。

  当时意识形态泛化的时代背景,对两国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危机也起到一定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中,一般国家间完全可以做到求同存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对双方不构成致命伤害。但在当时情况下,意识形态的认同对双方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对苏联的认同表现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实力仅次于苏联的中国承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否则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看来就意味着中国对苏联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挑战;苏联对中国的认同则涉及到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正确性的承认问题,这历来也是中国领导人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所以一旦这种认同消失,就标志着中苏两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就不再是同一“阵营”中的“同志”关系,而且都认为对方背叛了“社会主义”,双方的关系变得甚至比与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关系还要紧张,想要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都很难,不但同盟无法维持,而且双方关系容易走向敌对。

  另外,国家利益的许多内容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语言来表达的。当时的意识形态认同与国家利益的许多内容搀杂在一起,意识形态的分歧又与战略利益的冲突纠缠在一起两者很难分清楚。正如有的苏联学者认为的60年代的中苏之争首先是战略利益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只是战略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不是论战导致了破裂,而是破裂导致了论战”【卢金:《苏联的中国学与政治》载《东方》杂志1991年第2期。】。因此当作为同盟基础的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分歧时,同盟的破裂也就不可避免。

  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认同上出现问题是从斯大林逝世之后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中苏双方对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理论和赫鲁晓夫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认识上出现分歧。中国方面认为苏共二十大提出“和平过渡”理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在批判斯大林问题上中国认为苏联既“揭了盖子”,又“捅了篓子”,在部分肯定的基础上,指出苏联方面采取秘密报告的方式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一是在批判斯大林这样对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巨大影响的重要问题上事先没有同兄弟党商量,搞了突然袭击;二是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斯大林。【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中国在内部批评苏联的做法,并先后公开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婉转地表明了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大会,中国对苏联起草的《宣言》中重提和平过渡问题表示不同意见,要求苏联方面进行修改。对中国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运动等苏联也无法表示认同。

  随着在两国军事、外交等领域冲突范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也进一步公开和加剧。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际路线和理论提出系统批评;在同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对中共代表团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在发表的书面声明中提出“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事后中国还将苏共在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定性为“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0页,第74—75页。】。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在“和平过渡”之外又进一步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中国认为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两国的意识形态认同更加背离。到1963年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已经完全公开化,中苏之间转入公开的论战。

  中苏两国力量发展是不平衡的,对对方的依赖程度也不是相同的。在中苏同盟中,中国对苏联的依赖要远远大于苏联对中国的依赖。在中苏结盟和两国同盟关系发展比较顺利的时期,也是苏联力量与美国相比处于较大劣势的时期,那时苏联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认同上逐步出现分歧的时候,也是苏美力量对比向有利于苏联一方倾斜的时期。战后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在朝鲜战场上受到一定的打击,而苏联在战后短短十来年里,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力大大增加。苏联不但拥有了原子弹、氢弹,而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在50年代末还掌握了核潜艇技术,这使苏联领导信心大增。所以在1957年毛泽东问赫鲁晓夫,苏联和美国在力量对比上谁强的时候,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就整体看美国经济要领先,但在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方面,苏联要领先一些,苏联有信心在15年赶上并超过美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14页。】所以后来才有了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结论。而这个时刻苏联在对抗美国方面不再像原来那样需要中国的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力量的增长,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也在逐步降低。

  中国和苏联在战略利益认同上出现分歧与中国和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也有联系。在国际社会中,苏联是与美国并列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是联合国安理会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其地位和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属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和既得利益者。从苏联的角度出发,自然希望维持这种格局保持一种缓和的局面,尽可能避免与相同重量级的美国发生正面和直接的冲突,这是苏联二战后一条不成文的政策,而且这也符合苏联的最大利益。如果说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和西方的关系以对抗为主,斯大林之后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合作的迹象,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口号,主张同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与苏联相比,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一个明显的弱者和“受害者”,先不说中国当时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承认,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被西方国家封锁制裁,使中国处于国际社会之外,而且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长期得不到恢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中国统一大业由于美国的阻挠也无法实现,再由于美国长期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使中国领导人在美国不改变对华政策的情况下无法像苏联那样采取一种对美缓和的政策。并且中国一旦接受对美缓和政策,则意味着中国接受一种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国际现实,就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正如世界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如果哪一个国家认为力求变革国际体系是有利可图的,当它可望得到的利益大于所需要付出的成本,这个国家就将力图变革现存的国际体系。【[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对中国而言,现存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维持现状就等于损害中国利益,因此中国力图改变这种不利于自己的国际现实。它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就是“不怕紧张,‘不放弃武力抵抗’,‘反对和平主义’。……中国‘并不信任美国’,坚持反美政策。……中国要联合反帝力量打击美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开展革命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中苏同盟关系最紧密的一段时间是两国与美国最紧张的时期,而同盟出现分歧甚至同盟关系破裂是两国对美国政策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是说两国已经进入完全信任的时期,苏联仍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怀疑,苏联对中国态度的改变是在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之后。正如毛泽东后来讲的,只有到朝鲜战争时期中苏携手共同与美国在朝鲜开战时,斯大林才改变对中国的看法,“从那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了苏联对中国大规模的援助。【《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5—326页。】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国对美国的认识和政策出现分歧。随着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体系,苏联不再是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孤立的苏联了,苏联的常规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了考验,战后在发展热核武器方面赶上了美国。在这种基础上,苏联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1955年8月13日,苏联政府宣布,到1955年12月15日以前,将单方面裁减武装力量64万人,以便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家间的信任。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苏联从冷战对峙转向缓和对话。苏联在苏共二十大开始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实行对美缓和,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建设问题。

  中苏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出现在要执行一种什么样的对美政策。中国领导人无法接受苏联对美“缓和”的战略,认为应实行“革命”的对美战略,要“斗争”而不是要“缓和”。到1958年中国在台湾海峡发动的炮击金门事件后两国的政策分歧进一步凸显,中国领导人认为“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而且对我们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使人们觉醒,下决心同帝国主义斗争。【《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4页。】而且,“对待美帝国主义态度如何”,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不容置疑的,对苏联的对美缓和战略中国领导人自然无法同意。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炮击金门破坏了苏联的缓和战略,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而且中国想用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利用中苏间的同盟关系将苏联拉入与美国的军事对抗。【[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合著:《苏中关系:1945—1972》,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苏联领导人因此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要求中国配合苏联对美缓和的战略,并以此为由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这是“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国达成协议上面,而不是依靠进一步增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和同帝国主义斗争上面,这是同美国一道采取反对中国的方针。【吴冷西:《十年论战》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208页。】到后来甚至不顾中国的极力反对与美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举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苏美要联合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要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这表明苏联出卖了中国这个盟友。两国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