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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当代意义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状况及其表现做出了较为全面地揭示和描述,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具体方针和政策。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构成了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起点,它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也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一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找到了内在的动力,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依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邓小平在系统总结我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并作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要论断,指导我们党和国家走上了以全面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学说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依据。

  毛泽东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7页。】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理两类矛盾时,要注意划清两种界限。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要防止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同时促进敌我矛盾向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他强调:“关于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6页。】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为我们科学判断现阶段我国社会内部矛盾,加深对“矛盾凸现期”的认识,提供了一把钥匙,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原有的“两阶级一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已经细化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军人五大阶层,并且衍生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不同利益必然带来不同的权利意识,而不同的权利意识必然导致不同的政治诉求,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大量出现。主要表现有:作为党执政基础的工农基本群众的收入增长缓慢,一些群众的权益相对受损;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城乡差距以及不同地区、所有制、行业、部门和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非公有制企业工人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工农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缺乏政治参与和沟通渠道,人数庞大的农民工、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则缺乏参政议政、反映意见的合法渠道,形成“边缘人阶层”。其他还有诸如:人口安全隐患凸显,资源危机问题困扰国家安全;公共突发事件增多,极大危及民众的生产财产安全;腐败在一些领域仍然处于高发多发期;就业形势严峻等等,都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些矛盾和问题,都是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这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重要发展。

  三、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丰富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2005年2月21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他强调“要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特别是深层次原因的分析研究,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转变工作作风,健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系列方针的论述,对于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毛泽东在科学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特点的基础上,提出要把民主的方法作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针,并就如何解决不同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如在政治生活中,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作为处理人民内部是非矛盾的基本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要提倡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分配上,要兼顾国家、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在科学文化上,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有了普遍提高。但是,我们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处理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时,必须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出发。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96页。】这就告诫我们必须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的历史方位来看待当前中国的实际,正确认识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要坚持“两个务必”,要有节俭意识是对毛泽东关于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的继承和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的利益格局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物质利益矛盾进一步凸现,呈现出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差别敏感化、利益冲突公开化的局面。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我们应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在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的前提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思想工作等各种综合手段,化解矛盾,努力寻求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最佳结合点,统筹处理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城乡协调发展的关系,地区协调发展的关系,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等。

  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艺术界和科学界问题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时,不仅阐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而且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否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是否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和国际和平力量的团结作为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他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六条标准”实际上孕育了作为我们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精髓,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雏形,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的变化、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改变以及国内外各种思想变化的相互激荡,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着深刻影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特点日益明显,独立思考的意识不断提高社会思想文化进入多元碰撞期,形成社会共识的难度加大。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复杂的价值追求之间的矛盾,呈现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创新与守旧、科学与迷信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状况,进而引起人们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上的矛盾和冲突。在社会思想文化日益多元多样的情况下,如何巩固和发展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应根据毛泽东关于“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论述,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其他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加强自主创新,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对于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发展统一战线,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执笔人:刘喜发,法学博士、教授,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南京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